余光中诗歌范文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1篇

关键词：余光中；诗歌；土地意识

一、引言

余光中的诗歌是我国诗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它表达了作者对故土大陆的热爱，也突出了我国地域文化的差异，作者借着美妙的语言和细腻的感情，并且运用了精纯的技巧，最终打造出了一些列的旷世之作。余光中借着手中的比，表达出了自己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这浓浓的乡愁也是他成功的基础。余光中的诗歌风格也浓缩了半个世纪台湾的诗坛风格，他的一些经典作品也被选入了大陆的语文课本当中。乡愁诗歌成为中国人通向世界的心灵邮票，余光中对土地的记忆和地图的书写也秉承了中国传统依恋故土诗歌的艺术表现。

每一位优秀的诗人都会通过手中的笔来表现自己独特的感物，余光中同样在诗歌中以土地的记忆为内核，用地理意象的乡愁式咏叹来实现了自己对祖国故土的怀念，从而对抗现有地理秩序与空间的区域矛盾，这也是诗人追求历史和文化认同的主要通道。

二、余光中诗歌中内化的土地意识

土地的核心内容就是，一个群体的人长期在一起生活的地方。由于人长期在一个地方生活以后，对其周围环境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从而激发出土地意识，使得土地和人都产生现代性意义。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理论，我们知道“现代性”由“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反思性”三个因素组成，时间和空间的纽带就是地点。这里“地点”的含义内容比较丰富，既可以表达实际意义上的土地，也有虚指土地意识的含义，但是“place”的含义多一点。

人们对故土的眷恋是一个人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价值。在余光中的《白玉苦瓜自序》这一作品中，就表达出了他在异土生活的失落心理，体现出了时空差异在人们心中的影响。地域差异对于诗人来说更是诉不尽的乡愁，故土是治疗诗人心灵创伤的良药。比如现代城市的人，虽然住在高楼大厦上，但是依然喜欢在阳台上种一些花花草草，这都是人们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与表征。

人们对于土地的这种记忆就是人本意义的体现，这种意义不是体现在个人身上，而是体现在族群这一群体当中。余光中也曾经说过，他也是突然意识到了他的中国情结。意识是早存在于人的大脑当中，只是由于某件事或某个场景突然触发了人的这种意识。诗人在异地生活，他的思乡之情就会触发他对土地的记忆。这就是时间与空间、人的形体与心理双方面的体现。当故土的环境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意识就成为个人意识和民族一时的纽带，也是个体身份认同的起点。余光中就把自己身体里的血管比喻成黄河的支流，这就充分展现了他的对故土的眷恋。

三、意向书写与“土地符码”

余光中在它的作品中，选择了用中国的土地影像为书写的凭借，这是独出心裁的写作手法。历史把中国的大陆和台湾分隔开太久的时间，大陆故乡在台湾游子心中很长时间只能存在于记忆当中。余光中通过中国的地图抒发出自己怀念故土之情，他怀念着大陆，怀念着过去的中国。

这样中国地图在余光中的心中就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成为作者心灵在土地上遨游、俯瞰祖国大地的象征。所以焦桐评论余光中的作品说，地图在余光中这里就是一种图腾，这种图腾表达出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含义，表现出了余光中对故土的思念之情，也表达出了他对过去的时光的怀念之情。

我从余光中的作品中感觉到，他做出这一作品之时是保持着一种平和、娴静的心态，所以他的作品也表现出了一种淡然、自由，作品中对地域的各种风情的描述，对故土的描述，更加突出了他生于斯、长与斯的赤子情怀。在很多时候，作者喜欢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流浪者，这样就更能强烈地表达出他对故土的怀念。

同样我国的田园诗人也经常在作品中体现了故土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虽然说诗人对杏花春雨的故土印象比较单薄，但是他们是想在这里面追求一份熟悉的感觉，它能蚋诗人以熟悉的感觉，这种平淡与安宁往往带给作者以思想的惆怅情绪。自古诗人对故土都有着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但是他们又不得不时刻做好离开故乡的准备。这种地域和空间上的折磨都给诗人了巨大的折磨，他们只能用文字来表达他们的悲伤。

四、结束语

余光中诗歌中的土地大概分成了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方面是人内心生来具有的地理感。二是诗人游历与异域空间上的地理感，三是拨开历史的沉淀，通过诗歌追求追寻失落的故土。总之，余光中在诗歌中以地名书写代表着他对土地的记忆，也是抵抗外域文化和构建自己文化的重要依据。

参考文献：

[1] 宋颖.“冷面笑匠”余光中――浅析余光中散文创作中的幽默[J].青春岁月.2015（03）.

[2] 石丁斯.余光中的幽默[J].晚报文萃. 2014（09）.

[3] 李军.余光中散文瑰奇的感性创造[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4] 李阳波.阅读余光中[J].审计月刊.2009（05）.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2篇

关键词：余光中；诗歌；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1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2-0241-02

一、传统文化的濡染

在余光中的精神脉络里，有着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气质。他自小就接受了中国文化的濡染。他说：“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淳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中文。”综观其少年时期的中文教育，可分为三部分：　一是古典散文，如《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等；　二是旧小说，如《三国》、《水浒》等；　三是古典诗词。余光中觉得“　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起初也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自小所受的古典文学的熏陶，使余光中在投入新诗创作之后，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用传统美学观念来鉴定新诗。

如果说中国古典文学赋予了余光中诗歌浓郁的东方气质和不断创新的意识，那么，深入诗人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思想则构成了其诗作的文化内核。

首先来说儒家的“入世”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史中形成了关注社会并积极投身其中的思想传统，这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自觉追求和理想人格，在文学中则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执着的历史使命感。余光中作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学者型诗人，也时时流露出强烈的现实悲悯情怀。即便历经了离桑田赴沧海的流转，漂泊海外数十载，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也依然不能忘情于祖国，一直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熔铸在民族之魂中。体现在艺术上则是从唯美转向唯真，不但思考个人命运和永恒时间，更追索生命的价值，咏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作为由大陆漂泊到台湾的“　流亡贵族”，余光中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心中都怀着浓重的寻根意识。百川归海，落叶归根，无论是在台湾、香港，美国或是在世界的任一个角落，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深深扎在故国大地里。

再来说道家的“逍遥”精神。余光中十分推崇中国传统文人追求理想的人格和逍遥的人生态度，他尤其对魏晋名士与李白的空灵玄远、清拔飘逸大为赞赏，因此他的诗中常追求一种独立于世的人生情怀。如他的“　李白系列”——《梦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篇，以新的视角对传统题材进行创造性的运用，表达了对李白人格精神的向往。这也是余光中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与历史归属感的流露。余光中有很多诗歌典型地传达着“天人感通”的理想人生。庄子哲学中的这种理性精神和人文意识曾一度给余光中以莫大的情感慰藉。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彷徨与困惑、失落与迷茫之后，终将内心思想指向自我超越。在散文《逍遥游》中他曾写道：“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由此可见，余光中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参天地、赞化育，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逍遥情怀。

二、西方文化的渗透

对于余光中而言，从大陆辗转赴台，一种近似文化移民的心路历程和沧桑巨变后的“　边缘处境”，构成了他创作心态的基础。这种“　边缘处境”的内涵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空间的边缘处境。当诗人远离本土，甚至可以说是被放逐于孤岛后，其心态也就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天涯游子漂泊的身世，构成一个反传统情思的意象原则，一种对命运的隐喻。其次是文化的边缘处境。这迫使诗人重新进行文化时空的自我心理定位，正如叶维廉所言，“　文化移民的心态意味着置身于文化环境的边缘处境”。在由西方文化时空与东方文化时空构成的文化坐标系中，余光中一直以高扬个性为超越边缘的第一要义。但是，艺术的边缘处境又不可能因为个人而改变，在这样两难状态中，他不得不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西方之行，为余光中提供了一个吸收现代艺术营养，进行多方位艺术尝试的机会；，对西洋现代艺术的大量吸收，使得余光中的作品有抽象化的趋势。如《芝加哥》、《我的年轮》等诗，充满了奇特的意象、欧化的句法和大幅度的跳跃。当时正值台湾现代诗运动兴起之时，余光中作为被称为现代诗“　三驾马车”之一的《蓝星诗社》的创办者和活跃代表，参与了现代诗的重要论争，成为新诗传统的反叛者。诗人曾一度沐浴在欧洲文化的氛围中，自然受到包括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创作也吸收了超现实主义、唯美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养分，诗歌作品充满前卫意识和现代气质。

三、中西文化的融合

西方现代艺术使他进入了一个观念和感情互相冲突的二元艺术世界，西方艺术虽攫住了他的心神，但在本质上却始终是一种“　文化充军”。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让处于夹缝中的余光中体验到了难以契入的痛苦。就价值观而言，西方现代主义者强调个人潜力的发挥、个人目标的实现以及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对个人及其价值的强调和张扬，固然使人类获得了根本性的解放，但是这种个人意识的扩张，也带来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虚无、与社会的对立，不知何处是边际、何处是归宿。而要使现代人逃离这绝境，余光中认为，必须要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指引，因为传统儒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使他发现个性与民族性、人性与时代性是可以相通的。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价值观更多地派生出的是孤独的、平面化的自我形象，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孕育出的则是“　一个集认知主体、道德主体、政治主体、历史文化主体于一身的完整的自我形象”。余光中在文化上“　西奔东回”的结果就是《民歌》、《乡愁》等一批散发着中国古典情韵的现代诗的诞生。这些诗作就是在经过古今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火葬”之后更生的凤凰，显示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朽的生命力。

因此，从文化层面看，余光中的诗歌真正做到了古今中西文化的交融，从他的诗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丰富多彩的“　西方”——凡·高的梦幻世界“五月画会”笔下的凝练和谐的美、艾略特的忧郁、弗洛斯特的亲和、摇滚乐的现代，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历久弥新的“　东方”——人与自然的默契、天人合一的空灵简洁。仿佛向你开启一个五彩纷呈的世界。

就像这句诗一样：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3篇

从文化学心理学角度看，安土重迁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于是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思乡心态要更强烈。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具有选择性：凡是人们喜好的记忆表象更多地保存在大脑皮层中，长时间积留下来的多为美好的回忆。人成为异乡游子时，往往因生活习惯、文化氛围、人际关系等原因，感到孤独无依，心理上往往寻求安全、温暖、依托。此时，故乡的景物，亲朋故旧便以一种温情的回忆占据心头，这就是诗人所“离群托诗以怨”的动机了。余光中写乡愁，也是基于这种心理根源的。

“中国诗人似乎永远悲叹流浪和希望还乡”。这便使寻根念祖、返本思归的羁旅母题成为中国历代文学的传统。古诗有云：独在异乡为异客。但是对于“众在台湾”、特别是跟大陆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们来说，有家不能归的境遇强化了他们对乡国的渴望，也许海峡越是清浅，旅人越是要苦闷――跨越为何如此之难？在台湾文坛，余光中堪称是吟唱思乡之曲的高手。在众多的诗文里，他以一行行自胸中淌出的文字，演绎着浓浓的乡愁；又以一缕缕从体内抽出的丝线，缝缀着密密的亲情。从杏花春雨的江南到《长城谣》中的塞外关山；从古长城的汉家陵阙、灞桥涸柳到淮扬二十四桥明月夜，说不尽的乡情、乡恋、乡思、乡愁。这种空间上的隔阂引诱着作家的追忆，借助诗句神游大地。

诗人出身在江南，因此江南的一切又特能引发出他的乡愁。“江南，唐诗里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吴王、越王、西施的江南，遍地垂柳、太湖渔港的江南。江南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使诗人日夜萦怀。然而，现实的他只能“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诗人禁不住发出慨叹：“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钟声里的江南！”（《春天，遂想起》）对江南的乡愁、乡情、乡音、乡景的呼唤动人心旌。

不仅江南，诗人对黄河两岸、长城内外同样充满了眷眷的深情。“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从青海到黄海/风也听见/沙也听见”（（《民歌》）。而一旦黄河冻住，还有长江、心的血海、民族的血海来传唱，诗人固守着民族的渊源，并且推而广之，把民族的传统凝聚在简单的诗句中，诗中的龙的形象更是把中华的文明生动地表现在文字之间，令人宛如看见了这样一条薪火相传的巨龙。《乡愁四韵》中，酒一样的长江水、血一样的海棠红、信一样的雪花白、母亲一样的腊梅香，四个中国文化味十足的意象在诗人笔下反复咏叹，那是充满深厚底蕴的情谊。而《乡愁》一诗,更是将思念故园、追怀亲情的心绪，表达得细腻生动、深婉含蓄。诗人以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作为情感的具象载体，随着时空的不断变化，乡愁的内容不断加重，当乡愁成为“一方矮矮的坟墓”时，诗人对母亲的感情是多么深沉而歉疚，其中包含着多少血泪与呐喊！最后，诗人的感情由对自己亲人的思念升华为对整个大陆同胞骨肉的思念以及对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殷切希望。空间上的分离把诗人眷恋的胃口一再勾起，真实的土地此时代替了中华的文化，对文化的眷恋落实在土地上，乡愁油然而生。

余光中一生，在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之间出出进进，往返游离，但最终他做了一个“回头浪子”。个中原因非常清楚：对祖国的热爱，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使诗人即使在最为“西化”的时期，他的思想与精神也并没有真正地在西方文化中“错位”，而是在“西化”的表象之路上不断抛却、突破西方文化语境，努力使自己的创作“回归”到母体文化中去。他说：“新大陆和旧大陆，海洋和岛屿已经不再争辩，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国的。这比一切都重要……每一次出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因为泥土在这里，落叶在这里，亦永远永远播扬自这里。他以中国的名字为乐。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为乐。”（（《蒲公英的岁月》）这是余光中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一种特别敏感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的表现。正是怀揣着这颗以民族自尊为内核的爱国之心，他的许多作品总是饱蘸着悲愤来叙写民族的忧患。这是他诗歌抒写的最主要形式，由悲而痛，痛之至极，哀之至极，则爱之至极。他在诗中吟唱：“在长城，不，长江之南，但是那歌调/每一次，都令他心酸酸，鼻子酸酸”（《在冷战的年代》）；诗人为我们民族“皮鞋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白玉苦瓜》）而悲愤，但同时也渴盼着我们的民族能以顽强不衰的生存意志重新振兴。忧虑本身是来自眷恋，忧虑更加催生着眷恋，两者互相交织，更加刺激着诗人的乡国情怀。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4篇

关键词：张振民 余光中 传统精神 生命感悟 审美特征

台湾诗人余光中在西方与现代的“火浴”中铸炼，但其诗歌核心精神依然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对家乡深深的思切之情；对人生理想的热烈追求；对超然物外的清新飘逸的人格境界的升华。当代著名诗人张振民出生在儒家之乡的齐鲁大地，浓郁的传统民族文化熏染与积淀，使他人格个性充满了对民族的真诚热爱，对祖国的赤诚情怀，对家乡的无限眷恋及对生命的执著奋斗。“风把诗歌吹进了春天/田野绿了许多/……诗歌像玫瑰园一样开满花朵/……诗歌啊，我的诗歌/诗在路上傲慢艰难地走着”张振民的诗歌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精神家园与他一生的爱恋！余光中与张振民虽然是隔代人，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大陆，但其作品表达的传统理想与精神是一致的。

第一，执著的乡土情节与追求。对故乡的眷恋与热爱，是无数诗人吟咏的主题。余光中祖籍虽是福建永春，但他本人1928年出生于南京。青少年时代就浸润在江南水乡的秀丽景色、风土人情及悠久历史文化之中。21岁时，诗人离开大陆移居台湾。由于两岸的政治隔离，他始终不能重归故里。故乡情结、爱国情怀是余光中诗歌的灵魂。《乡愁》是他的最代表名作，是一篇怀念祖国、渴望回归大陆的爱国诗章，它以民谣的歌调深沉而忧郁地倾诉了诗人对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另一首代表作品《春天，遂想起》里写道：“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 / 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蜒于其中/江南 小杜的江南 /苏小小的江南 /遂想起多莲的湖，多菱的湖 /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诗人沉浸在江南水乡的秀丽景色、风土人情及悠久历史文化中，这一幅幅江南水墨画，让读者也随着余光中沉浸在对故乡的美妙的遐思之中。

张振民是在海峡的这边，是一个堂堂北方男儿，青春美好的岁月是兰州度过的，西北的飞沙，大漠的浩大，飞天的灵秀，黄河的奔涌，都曾触动着他的诗情。兰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当他再次踏上这块粗砺的土地时，诗人的眼泪在涌动。《重返故里》深情地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炽热的情怀：“沿黄河流向/自东向西/你看一看吧，请听一听/屏住气息/我感喟/我流泪/激动难抑/那里曾有我亲手垒起的石级/那里曾有我亲手扫净的土地/我曾发疯般地酷爱那棵小树/我，生命的绿叶中/我不能没有你……我亲爱的黄土地/ 我以一个山东大汉的身躯/向你鞠礼……”诗人对“兰州”的深沉眷恋之情让读者看到一个远去的游子归家时对母亲的真诚热烈的真情流露。与余光中一样，张振民也写了一首春天的诗歌，《我心底里的春天向外喷火》中写道：“我心底里的春天向外喷火/我，一手抚摸阳光/一手抚摸生活/美和爱把善良团团围住/围住米、酒、油、馍、围住蜜和梦以外的山坡……”虽然没有杏花江南的悄丽，没有“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缤纷色彩，没有“南朝四百八十座，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迷朦，没有余光中笔下的风筝、燕子、亭台、钟声、吴王、越王，但张振民的春天依然是那么生机昂然，那么撩人心魂，在温暖的春色阳光里，诗人内心燃烧着，他希望的春天是人性的春天，是真、善、美的春天，是四季花香能给最普通的平民带来快乐与幸福的最普通的春天。

第二，爱情的热烈憧憬与渴求。余光中与张振民都写了大量的爱情诗歌，余光中的诗歌热烈而精致，浪漫而古典；张振民直接而率真，朴实而动情。余光中《等你, 在雨中》是他爱情诗歌中的名篇，其意境之美，其情感之执著使首诗成了其最打动人心的“绝句”。“等你, 在雨中, /在造虹的雨中/蝉声沉落, 蛙声升起/一池的红莲如红焰, 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 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 隔着这样的细雨/永恒, 刹那, 刹那, 永恒/等你, 在时间之外在时间之内,／ 等你, 在刹那, 在永恒/……”初夏黄昏，细雨霏霏，彩虹垂照天穹，荷塘蛙声一片，你妩媚动人，艳若天仙，一池的红莲如红焰，你如朵朵红莲，那么美丽，那么圣洁，那么古典，那么清香，那么芬芳，诗人在红莲与情人中如痴如醉。这首诗歌既表达了对爱情的痴迷，又象征着诗人对高洁的人生境界的追求。

张振民的诗歌同样创造了美好的意境，并表达了对古典纯洁美女的理想期盼，《意境》中他抒发了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下午的彩虹，你的裙，飘逸的云/……/一个梦境，从柔软的枕边/送来清晨/送来/爱情的的娇嫩，远来的声音……那个被香皂洗涤过的人/手举初夏/正温情地，火苗闪闪地/照亮/一只迷途蝴蝶轻盈的夜身”依然是余光中等你在雨中的初夏，依然有天上的彩虹，姑娘衣裙漫飞，虽然不是雨后的“一池红莲”，却犹如天边的彩云，轻盈的蝴蝶，一个温柔的梦境，“正温情地，火苗闪闪地”照亮夜身。张振民与余光中诗歌意象对象不同，但彼此都充满了古典，充满了纯真与纯洁的向往。张振民的爱情诗歌，有时候充满了伤痛、孤独、甚至无可奈何的哀怜。有一首《缠身》，把爱情比作丝棉和针，针针刺心，“每隔一段时间/你就会把温暖的语言做成丝棉/再过一段时间/你又把刻薄的语言做成针/你就用这针，对我/万箭穿心/每一根针尖上/都闪着血红的牙印/我是个悲伤的恋人/这样的命运/蛇一样缠身”把爱情的伤害与复杂，爱情的痛彻心扉，爱情的“心有千千结”表达得十分透彻。《桃花作伴》等诗歌中，张振民表达了同样的爱的憧憬、美丽、伤痛、希望、彷徨甚至孤独的情怀。

第三，热烈的爱国激情与抒怀。余光中与张振民都是民族的优秀的知识分子，都在心中把祖国时刻咏怀。“位卑未敢忘忧国”，无论是在黄河岸边，还是日月潭边，祖国在诗人心目中永远是亲爱的母亲形象。1952年余光中出版第一部诗集《舟子的悲歌》，就饱含着对祖国的期望之情，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其创作中始终如一的主旋律。余光中在长诗《敲打乐》中高昂地唱道“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在《当我死时》热切地期望着“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和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黄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诗人想象之奇丽壮阔，对祖国豪迈的情感与气魄，非常真挚深厚。《蓝色的羽毛》、《钟乳石》、《莲的联想》、《五陵少年》、《天国夜市》、《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等诗歌集表达了一个杰出诗人对国家、民族、人民及自我命运思考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情。

张振民作为大陆诗人，他的诗歌表达了与余光中一样的爱国之情。在《唱给祖国》中，他欢乐地唱着：“我歌唱阳光/我歌唱阳光一样的党/我歌唱红旗/和红旗一样的武装/我歌唱人民/和人民一样的土壤……”诗人对祖国及人民充满了满腔的赤诚情怀。《黄河壶口断想》、《我想耕耘一块国土》、《你在我心中》等诗篇，表达了诗人对民族的凝思，对祖国的关怀与自己与祖国融入一起的血脉情感。读余光中与张振民的诗歌，我们就仿佛听到了乔羽的《我的祖国》，艾青《土地》、骆一禾的《大地的力量》、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江河的《从这里开始》、杨春光的《黄河摇篮》，这些诗歌植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基础，根植于诗人对祖国深深热爱的心灵深处。

第四，积极的生命感悟与追求。在余光中与张振民的诗歌中，当人生经历了众多的体验后，其生命达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本真的体验之中。其中，包含着一种个性的豪情与狂放；一种自然的静思与感悟；一种生命的哀怜与体恤。在逍遥中寄托着浪漫；在浪漫中蕴涵着抱负；在抱负中追寻着隐遁；在隐遁中实现着超逸。余光中与张振民在诗歌中，都在寻求自己的精神本体。作为敏感、激情、热烈及睿智的诗人，余光中在对诗仙李白的膜拜追寻中找到生命精神的本体寄托；张振民则在对大自然的情与景中感悟到生命的真谛。余光中的不少诗歌自觉地求李白的超脱，杜甫的凝重与苏轼的豪迈达观。如：《寻李白》、《戏李白》、《念李白》是诗人直接对诗仙的膜拜与推崇他与李白虽然纵隔千年，但生命与灵魂早已经融入一体。张振民的诗歌，虽然没有去梦李白、追李白与颂李白，但对生命的感悟与超逸，对孤独与价值的思考，对人生的感慨与无奈，依然跃然于诗上。余光中诗歌中更多的是一种接近李白的旷达豪迈，而张振民诗歌犹如月夜小曲，清明沉静，幽远俊朗，思悟瞑觉。

总之，中华民族共同的血脉让余光中与张振民的诗歌闪跃着相同的精神旨趣与追求。在艺术上，他们的诗歌既沉静洒脱、细腻热烈、清冽甘醇，温婉轻灵，既有西北的黄河浩荡，也有江南细雨春风；既有和煦温暖的春天，也有风雪弥漫的冬天；既有对孤独生存的思考，又有爱情热烈的追求……但无论那种意象情景，诗人尽量用心灵的真、善、美去点染诗歌意境的优美与内蕴的绮丽幽深。走进文学的苗圃里，诗歌象玫瑰园开满花朵，余光中与张振民浇灌的诗园花香四季，永远流彩溢光。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 余光中先生以诗和散文成名，然而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翻译领域也颇有建树。不仅译介了大量英美文学作品，同时还发展成一套自己的译论。本文以他关于翻译与创作关系的论述为主线，阐述其主要译学思想，并通过分析他翻译的英美诗歌，看其翻译思想在实践中的应用及体现，以及对于后进译者的现实指导意义。

提到余光中，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他那些家喻户晓、广为传诵的诗篇，还有那些气势雄浑、色彩瑰丽的散文。然而，余光中先生不仅是成功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还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和翻译家。他学贯中西，在文学的教学、创作、翻译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逾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除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创作，余光中也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翻译。其翻译范围广泛，包括诗歌、传记、小说、戏剧；产量颇丰，至今已出版翻译集十一种；并且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译学思想。

余光中认为，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而为艺术，则必有其创造性。翻译与创作有相通之处，两者都是要将一种经验转换成文字。不同的是，作家是将自己的经验翻译成文字，一切全在自己掌握之中，是一种“不拘的翻译”、“自我的翻译”。而译者要进行翻译的这种经验，已经有了文本，有其既定的内容和外貌，容不得译者擅自变更。然而，译者在将这种经验从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文字时，在字词的选择、句子结构的安排、整体风格的把握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创作。他在谈自己译诗的经验时说：“翻译的心智活动过程之中，无法完全免于创作。……一位译者必须斟酌上下文的需要，且依赖他敏锐的直觉。这种情形，已经颇接近创作者的处境了。”因此，“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有限的创作’”（余光中，2002：34）。

在文学翻译中，诗歌翻译最难，也最能体现译者水平。余光中以诗人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兼具深厚的国学和西学功底，翻译了大量英美现代诗歌。凭借严谨的态度、醇厚的语言修养、天赋的艺术才能，他翻译的英美诗歌质量上乘，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享受。本文拟从余光中翻译的英美现代诗歌入手，分析其译学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和应用。

一、文学翻译需要“变通的艺术”

关于翻译，余光中有很多精辟的譬喻。“翻译如婚姻，是一种两相妥协的艺术”。“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余光中，2002：55）。既然如此，这种双方之间的妥协应该达到什么程度；而“巫师”应该如何用人话传达“神谕”，既要忠于神，又要让人听得懂？这就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的“变通之道”。在翻译中，究竟应该靠近源语多一点，还是靠近译入语多一点？应该“直译”多一点，还是“意译”多一点？这也是译界中争执得最多、最久的问题。余光中提出鸠摩罗什“翻译为嚼饭喂人”的比喻，并转化译文“生”与“烂”的问题。他说：“译文太迁就原文，可谓之‘生’，俗称直译；太迁就译文所属语言，可谓之‘烂’，俗称意译。”他认为理想的译文，既不能生，也不必烂，够熟就好（金圣华，2006）。他说：“我做译者一向守一个原则：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只顾表面的原文，不顾后面的原意，就会流于直译、硬译、死译，最理想的翻译当然是既达原意，又存原文。”如果遇到难以两全的时候，“只好就迳达原意，不顾原文表面的说法了”（余光中，2002：126）。

在一般的文学翻译中，要把握好这种“变通的艺术”已是不易。而诗歌，作为各种文学体裁中语言最精粹凝练、艺术技巧最丰富多样的一种，其翻译更是难上加难。中英两种文字，在形、音、文法、修辞、思考习惯、美感经验、文化背景上相距甚远，而在诗歌翻译中，既要传达原诗的思想内容，又要尽量贴近原诗的形式，更要再现原诗的意境与神韵，做到“诗美再现”，这种心智活动的过程，似乎比创作更加繁复。下面，我们将通过赏析美国女诗人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一首名诗《殉美》（i died for beauty）的两种译本，看余光中是如何以驾驭两种文字的深厚功力，在翻译实践中贯彻自己的翻译原则的。

原诗：i died for beauty——but was scarce/adjusted in the tomb/when one who died for truth，was lain/in an adjoining room——//he questioned softly “why i failed”？/“for beauty”，i replied——/“ and i——for truth——themself are one——/we brethren，are”，he said——//and so，as kinsmen，met a night——/we talked between the rooms——/until the moss had reached our lips——/and covered up——our names.

余光中译：我为美死去，但是还不曾/安息在我的墓里/又有个为真理而死去的人/来躺在我的隔壁。//他悄悄地问我为何以身殉？/“为了美，”我说。/“而我为真理，两者不分家；/我们是兄弟两个。”//于是像亲戚在夜间相遇，/我们便隔墙谈天，/直到青苔爬到了唇际，/将我们的名字遮掩。

张国海译：我为美而死了——但刚刚/安躺在坟墓里/便有一个为真理而死的人，躺下/在我的隔壁——//他轻声地问起“我为何而死？”/“为了美”，我答曰——/“而我——为了真理——两者为一体——/我们是兄弟”，他说——//于是像亲戚，相遇在夜里——/我们隔墙谈天说地——/直到青苔爬上我们的双唇——/将我们的名字遮蔽。

狄金森的短诗，风格独特，以文字细腻、观察敏锐、意象突出著称。她的诗大都采取童歌（nursery rhymes）的形式，单数诗行为“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双数诗行为“抑扬格三音步”（iambic trimeter），形成独具特色的“四行体”（quatrain）。她的诗中多用破折号，是因为创作时常常思如泉涌，来不及标点，便以长划代之。她的创作打破了传统，句子常常不合文法，用韵也往往是邻韵（para-rhyme）。然而看似不合章法的创作手法，产生的却是清新隽永、灵气逼人的诗作。

从两段译诗的形式上来看，张译似乎是对原诗的绝对“忠实”，从字词的排列，到句子结构，甚至是标点符号，几乎都与原诗一一对应。然而，诗歌是一种最感人的文学形式，诗人运用的一切语言和艺术技巧，都是为了创造一种整体的效果，而诗歌的翻译，也要努力去再现这样一种效果。张译看似与原文形式一一对应，实则没有体现出原诗的节奏感，所选字词平庸，句子结构松散，未能再现原诗那种轻盈、空灵的美感。这其实正是对原诗的“不忠”。在余光中的翻译中，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述习惯，以及结构的紧凑，所有破折号均省去，在尽可能贴近原诗形式的前提下，部分字词的位置作了必要的调整，以满足音韵、节奏上的需要。每一节中双数行押韵，单数行以“四顿”代“四音步”，双数行以“三顿”代“三音步”，较好地体现了原文格律上的特征。在用词上简洁凝练，“不曾”、“安息”、“以身殉”、“唇际”，这样的字句朴实又有诗意，句子结构紧凑而有节奏感，从整体上再现了狄金森的风格，使读者完全感受到女诗人对美与真的执着追求。读他的译诗时，似乎可以想象诗人的灵魂附着在译者身上，译者“成了天才的代言人，神灵附体的乩童与巫者”（余光中，2002：177），达到了傅雷所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傅雷，1984：80）之境界。

二、用优美地道的中文，做英汉文学翻译

既然文学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创作，那么译者就算不是作家，也要有作家一般驾驭文字的能力。表现在文学作品的英译汉中，就是要有相当的中文水平，能用地道、流畅、优美的中文来再现原作。

谈到中文的地道和优美，就不能不提到余光中先生对于中文西化趋势的关注。他在一系列文章中谈到了对于目前中文发展趋势的忧虑。他指出，从新文化运动至今，白话文一直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可以分为“善性西化”和“恶性西化”。“善性西化”可取，“恶性西化”则不可取。造成“恶性西化”的原因，一是读英文的直接作用，二是看翻译作品的间接影响。因此他认为，对于维护中文的简洁、优美，译者负有重大责任。

余光中认为，当今中文受到的严重污染，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公式化“翻译体”的泛滥。他举了大量实例来印证这种机械套用式的“翻译体”对中文的危害。例如，见“when”就“当”，见“and”就“和”，见“-ly”就“地”，见“if”就“如果”，还有遇到名词复数一律加“们”，不适当地套用被动语气，滥用代名词、介系词等。此外，目前中文的翻译和创作作品中，“的”字的使用可说是泛滥成灾，因此他特别提出著名的“的的不休”之说。英文形容词在词尾和语法组成上变化多端，而中文里全都交给“的”字去承担的话，则往往造成句子冗长繁杂，文意纠缠不清，失去了节奏和美感（余光中，2002：178）。

余光中不仅对公式化的“翻译体”进行讨伐，呼吁译界人士为维护中文的纯洁而努力，自己也身体力行，在翻译实践中为广大译者树立了值得效仿的榜样。下面就以他翻译的英国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一首变体十四行诗《英伦：一八一九年》（england in 1819）为例，看他如何巧妙处理原诗中大量出现的形容词和定语从句，从而避免陷入“的的不休”的困局。

原诗：an old，mad，blind，despised，and dying king—/princes，the dregs of their dull race，who flow/through public scorn—mud from a muddy spring；/rulers，who neither see，nor feel，nor know，/but leech-like to their fainting country cling，/till they drop，blind in blood，without a blow；/a people starved and stabbed in the untilled field—/an army，which liberticide and prey/makes as a two-edged sword to all who wield—/golden and sanguine laws which tempt and slay—/religion christless，godless—a book sealed；/a senate—time’s worst statute unrepealed—/are graves，from which a glorious phantom may/burst，to illumine our tempestuous day.

译诗：又狂又盲，众所鄙视的垂死老王——/王子王孙，愚蠢世系的剩渣残滓，/在国人腾笑下流过——污源的浊浆；/当朝当政，都无视，无情，更无知，/像水蛭一般吸牢在衰世的身上，/终会朦朦然带血落下，无须鞭笞；/百姓在荒地废田上被饿死，杀死——/摧残只有，且强掳横掠的军队/已沦为一把双刃剑，任挥者是谁；/法律则拜金而嗜血，诱民以死罪；/宗教无基督也无神——闭上了圣经；/更有上议院——不废千古的恶律——/从这些墓里，终会有光辉的巨灵/一跃而出，来照明这满天风雨。

原诗在语法结构上十分复杂，翻译难度相当大。全诗是一个完整的长句，前十二行是八个名词中心词构成的长长的主语，第十三行才出现了谓语“are graves”。这样庞大的结构在中文里是无法保持的，余光中在译诗中便化整为零，用一串的短句来对应。原诗中有六个作名词修饰语的定语从句，四个所有格形容词，九个动词分词，还有15个正规形容词，如果都用“的”来翻译，则一共要出现34个“的”字，这样的译诗会让读者读得万分吃力，诗歌简洁含蓄的美感荡然无存。以第一句为例，如果简单地译为“一位衰老的、疯狂的、瞎眼的、被人蔑视的、垂死的君王”，这样的中文就实在是太可怕，更谈不上什么诗性的语言了。余光中在翻译中省去了不定冠词“an”，将“君王”缩成“王”以直接搭配“老”字，再用一个“又……又……”的结构，将原来长达21字的句子缩短至13字，原来的六个“的”也只剩下了一个。结果经过余光中的巧妙处理，整首译诗中只出现了七个“的”字，全诗结构紧凑，语言流畅，诗意盎然，显示出余光中高超的中文水平和非凡的创作才能。

三、英美诗歌翻译中的格律问题

一般说来，作家而兼事翻译，难免会让译文受到自己创作风格的影响。特别是在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诗是相当感性的，译者自己的格调就更容易渗透到译文中去。余光中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又举出了“性格演员”与“千面人”这一对譬喻，来阐述对于诗歌翻译的见解。他说，如果译者在翻译各种风格的诗歌时都脱离不了自己的调调，那就只能算是个“性格演员”，演什么角色都摆脱不了自己的味道。而真正理想的译诗中，“最好是不见译者之‘我’的。在演技上，理想的译者应该是‘千面人’，不是‘性格演员’”（余光中，2002：36）。

因此，他主张译诗应尽量注意原文的格式与音律之美，译文体裁以贴近原文为依归。凡是韵律诗译出来必然押韵，译自由诗则不然。译者必须细心领会和分辨不同诗人的风格，如爱伦·坡擅长头韵，佛洛斯特爱用单音节的前置词和副词，艾略特喜好复音节的名词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译者的风格笼罩原文（金圣华，2006）。

以下便以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名诗《大鸦》（the raven）第七节的翻译为例，探讨余光中在诗歌翻译格律转换方面的技巧。

原诗：open here i flung the shutter，when，with many a flirt and flutter，/in there stepped a stately raven of the saintly days of yore，/not the least obeisance made he；not a minute stopped or stayed he，/but，with mien of lord or lady，perched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 upon a bust of pallas just above my chamber door——/perched，and sat，and nothing more.

译文：霍地我排开了百叶窗，忽然，以阵阵的拍翅与扑响，/一只庄严的大鸦踱进房来，那来自神圣的古代的大鸦。/他丝毫都不肯向我鞠躬，也不肯止步或驻足一分钟，/但是以贵族或贵妇的面容，在我房门的上端栖下——/在帕拉斯的半身像顶，正当我房门的上端，栖下——/栖止而坐定，更无其他。

这首《大鸦》 是爱伦·坡的代表性作品，是为怀念死去的情人丽诺（lenore）而作。爱伦·坡特别注重诗歌的形式和韵律，这首诗也是格律严谨，节奏规整。余光中自己也在这首译诗的注释中说：“《大鸦》一诗，韵律至严，翻译最难。”（林以亮，1989：39）然而难虽难，却因难见巧，这首诗的翻译充分体现了余光中无与伦比的翻译和创作才华。全诗共十八节，每节六行，其中前五行为“扬抑格八音步”（trochaic octameter），第六行为“扬抑格四音步”（trochaic tetrameter）。译诗的前五行用八“顿”来对应原诗上的八个音节，第六行用四“顿”来对应原诗的四音节。全诗通押more韵（每节第二、四、五、六行），译诗中用“大鸦”、“栖下”和“其他”等来体现原诗中押more韵的句子。原诗每节第一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押韵，如此段中的“shutter”、“flutter”，第三行中间之字与行末之字及第四行中间之字也押韵，如此段中的“he”，“he”，“lady”。译诗中分别用了“百叶窗”、“扑响”来对应“shutter”，“flutter”，用“鞠躬”、“分钟”、“面容”等词来对应“he”，“he”，“lady”。原诗中“头韵”（alliteration）运用极多，译诗中也将“flung”，“flirt”，“flutter”译为“排开”、“拍翅”、“扑响”，“stopped or stayed” 译为“止步或驻足”来加以体现。译诗不但准确传达了原诗的意义和精神，同时在语言形式上也努力再现了原诗的特征。余光中翻译的这首《大鸦》，可说是“形神兼备”的典范之作。

四、做文学翻译需要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严谨

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对余光中翻译的《大鸦》作了专门分析，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余光中的译文是“译得很好的诗”，“说明了译者对所译作品研究得深，加上他本人的诗才，结果出现了这样的译文”，“这种态度是值得别的诗歌译者学习的”（王佐良，1990）。

余光中对于翻译，一直抱持着学者的严谨态度。他翻译的英美诗歌都是译、注并行，翻译与解说兼备，在翻译之余，对原诗的内容、作者的生平及诗作的背景都详加剖析。如《大鸦》一诗，译文前的题解和注释就长达一页多。读者一边欣赏诗歌，一边增加了许多知识，对诗歌的理解也大有帮助。

余光中认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需要兼具作家的才华和学者的严谨，方能出好的译作。他说：“成就一位称职的译者，该有三个条件。首先当然是对于‘施语’的体贴入微，还包括施语所属的文化与社会。同样必要的，是对于‘受语’的运用自如，还得包括各种文体的掌握。这第一个条件近于学者，而第二个条件便近于作家了。至于第三个条件，则是在一般常识之外，对于‘施语’原文所涉的学问，要有相当的熟悉，至少不能外行。这就更近于学者了。”（余光中，2002：172）而余光中本人正是兼具了作家与学者之长，所以翻译出的英美文学作品才会有如此高的艺术水平。

其实，关于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在余光中之前的其他翻译家，也表述过类似的意见。例如，郭沫若对此曾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郭沫若，1984：22）茅盾也说：“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是一种“艺术创造性的翻译”（茅盾，1984：10）。而余光中则根据自己在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透彻、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同时，余光中自己的翻译实践，就是对“翻译也是一种创作”这一说法最好的证明。

探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对于学翻译、做翻译的人来说，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诚然，并不是人人都能有余光中先生那样的诗才与文采，但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学习，了解一些创作的原理；通过阅读，加深自己的文学修养；通过练笔，使自己的文笔流畅。翻译工作者应如余先生所言严格要求自己，在态度上向学者靠近，虽不如学者之满腹经纶，却有学者之严谨态度；在文字功底上向作家靠近，虽不如作家之才华横溢，却有作家之驾驭文字的能力。翻译的最高境界应是译作读起来“像读原作一样”，译者只有通过上述两方面的不断努力，才能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译文质量，使自己翻译的作品能无限接近于这一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ferguson，margaret.，mary jo salter，and jon stallworthy，eds.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z］.4th ed.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6.

［2］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3］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4］金圣华.余光中：三“者”合一的翻译家［a］.http：///ygz.htm.2005.

［5］林以亮编选.美国诗选［z］.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茅盾.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c］.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7］王佐良.汉语译者与美国诗风［j］.读书，1990，（4）.

［8］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

［9］张国海编译.英语诗歌菁华［z］.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6篇

《乡愁》在华人世界脍炙人口

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表示，北大师生期盼余光中先生能作为北大和宝岛台湾文化交流的领军人物，团结两岸有识之士，合力凝聚起对中华文化的共同体认和担当，齐心传续中华文化的薪火，向世界展现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传统。

余光中的诗歌影响了中国诗坛一代人的创作风格，其中他的诗歌名篇《乡愁》在华人世界脍炙人口，广为流传。之后，余光中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谢冕进行了“乡愁会云彩”为主题的对话。

时隔40年，余光中再谈乡愁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40年前，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乡愁》，写出了海峡两岸同胞的心声。“西湖潭印月／日月湖印潭，你我同是，天上一抱云彩。”40年后，大陆杭州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的一首《云彩》。再次在两岸引起共鸣。

4月20日，一场名为“乡愁会云彩”的对话在北京大学举行。隔着一湾海峡，跨越40年，余光中、朱炳仁与著名文艺评论家谢冕，3位文化名人的对话引人关注。中国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均致电、题词，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更是亲临对话现场。

大陆在2007年向台湾赠送了用10吨铜铸成的“同源桥”，桥身一侧雕刻着日月潭，一侧刻上了西湖“三潭”。“同源桥”首度在台湾亮相时。当天就有7万名台湾同胞兴致勃勃地登桥览赏。4年后，朱炳仁以“同源桥”为内容写就《云彩》，并将其与《乡愁》写成两幅书法作品赠予余光中，余光中在两幅作品上欣然题字：“两岸交流日，乡愁自解时；海峡有隔阻，不阻云彩飞。”朱余的酬唱在两岸诗友中传为佳话。《云彩》也被两岸诗坛视为40年后与《乡愁》遥相应和之作。

20年前，余光中曾到访北大，那时人山人海，人人会背《乡愁》。20年后，当84岁的余光中再次朗诵时。再次引发全场学生齐诵。让刚刚受聘为北大“驻校诗人”的老人颇感欣慰。

“乡愁”会“云彩”时，两岸交流与合作也日益迈向深入。余光中表示，最近这些年，自己写了许多“还乡诗”，包括重登中山陵、登长城、访故宫、游漓江……他说，大陆各地他都去过了，走得越多，交流得越深入。越解了那萦绕半生的乡愁。因为。“50年的政治阻隔不了五千年文化的一脉相承。”

诗歌没有衰落，但创作式微

记者：现在诗歌在年轻人中的影响力不如以前了，您认为这个时代，诗歌衰落了吗?

余光中：诗在这个时代好像被冷落了。我知道刚刚改革开放时，那时北京的《诗刊》印20万份，非常流行。那时诗歌是大众化的。但现在。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喜欢体育就看体育报。越来越小众化。具体到诗歌，比较广义来说，一般人喜欢听流行歌曲。流行歌词就是他们的诗了。他们要不要更高层次的诗呢?也许不需要。所以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拿唐诗宋词来说。也有白居易的民谣体。李白的许多灵感也来自乐府，乐府就是民间流行的歌。我的诗。还有郑愁予、三毛的诗被谱成了歌。还有很多人在写旧诗，很多人在读唐诗宋词，所以整个加起来，我不认为诗歌是被冷落了。英国有6000万人，在英国，诗一般就印500到800本，如果能印到2000本就要偷笑了。在台湾地区，单本一种诗卖到1万本的诗人有二三十位。我的诗选这么多年销售5万册，郑愁予比我销的还多，席慕容就更多了，此外还有上百种文学奖，这个不能叫小众化。

记者：当代华人诗坛为什么出现作品数量多而质量不高的情况呢?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古典意象；民族记忆；归属；人生理想；独立人格

Abstract：The thick national memories are contained in Yuguangzhong’s pomes, he tries to read history and culture poetically, proving himself-consciously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his article wants to analyze the classic image of Yuguangzhong’s poems, realizing the classical complexity. This classical complex boils down to three dimensions: first, the strong national belonging; second, the free and unfettered ideals of life and the universe of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thirdly, the deep remembrance of homeland country.

Key words：classic image; National memory; belonging; The ideal of lif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余光中早年的诗歌传承“五·四”新诗和欧美浪漫诗派的传统，渗入了许多西方诗歌的元素，使语言中散发出浓烈的西方气息。但自进入60年代，从《莲的联想》、《五陵年少》到《与永恒拔河》、《隔水观音》、《紫荆赋》，诗集中多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皈依，诗歌创作大多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灵感，陶然于古典文化的氛围中，力图用诗歌的形式解读深刻的民族印记。

一、古典意象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涵

余光中敏于观察，长于记忆，善于联想，唐马、汉驹，魏臣、宋将，华山夏水、历史古迹，诗人信手拈来，以古典意象或与古代文化有关联的意象为诗，成为余光中极富个人特色的诗歌美学。

(一)自然意象

余诗中的长城、故宫、玄武门、西湖、太湖、吴宫、唐三彩、嫦娥、莲花和蝉等物象都被他视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象征。

“是以东方甚远，东方甚近/心中有神/则莲合为座，莲叠如台/诺，叶何田田，莲何翩翩/你可能想象/美在其中，神在其上/我在其侧，我在其间，我是蜻蜓/风中有尘/火药味，需要拭泪，我的眼睛”（《莲的联想》）。自古以来，“莲”就是东方美的象征。诗人化用“莲”这个物象，这时的“莲”不再单单是自然形态的莲花，也象征着纯洁的爱情，在更高的层次上，“莲”象征着诗人对于佛家净化和超脱的向往。“莲”是美、是爱，“莲”即“怜”人之意。诗人神游于故国江南，抒发对莲的情思，最终归附于传统文化的美妙和超越。

“骁腾腾兀自屹立那神驹/刷动双耳，惊诧似远闻一千多前/居庸关外的风沙，每到春天/青青犹念边草，月明秦时/ 关峙汉代，而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自古驿道尽头吹来，长鬃在风里飘动/……/只为看台上，你昔日骑士的子子孙孙/ 患得患失，壁上观一排排坐定/ 不谙骑术，只诵马经。/ （《唐马》）通过咏唱一座放在香港某博物馆玻璃柜中的唐三彩陶艺马，诗人联想到古代战场上“骁腾腾”的战马，秦关汉月，现代古代，时空交错。

（二）人物意象

余光中倾注了极大的激情对众多中国历史文化人物进行了诗意重塑。其中，有“前有古人，后又来者/中间的一炬火你擎传”（《诗人》）的诗人陈子昂；有“那独夫在喘气，断袖的手中/还横着长剑，一滴滴，刺客的恨血”（《刺秦王》）的荆轲，有“一出塞无奈就天高地邈/一把慷慨的琵琶/凭她纤纤的手指/拨拨刮刮”（《昭君》）的昭君；有“从灞桥到灞陵/他的长臂比长城更长/胡骑奔突突不过他臂弯”(《飞将军》)的飞将军李广；有“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水仙操》)的屈原；有“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寻李白》)的李白；有“城破时你火烫的头颅/裸昂向四面的刃锋”(《梅花岭》)的史可法等。

在众多人物意象中，余光中对屈原、杜甫、李白的重塑尤为经典。写屈原，余光中先后就有《竞渡》、《水仙操》、《漂给屈原》等；写杜甫，有《湘逝》、《不忍开灯的缘故》；写李白，余光中在1980年4月四天内就分别写了《戏李白》、《寻李白》、《梦李白》，题材虽一，但特色各异。杨景龙在《蓝墨水的上游——余光中与屈赋李诗姜词》中就写到：“他那永不释然的祖国情绪主要来自屈原赋，他那天马行空般的纵逸才气主要来自李白诗，而他的雅致琢炼的语言风格则来自姜夔词。”①

（三）文学意象

这里的文化意象主要指余光中对对古典诗词意境的化用，对古典诗词语汇的沿用。江天、冷月、孤舟、寒鸦、秦关、汉月、芳草等等, 在余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落月淡下去，如一方古印/低低盖在，一幅佚名的画上”，“把漂泊的暮年托付给一掉孤舟”，“汀芷浦兰流芳到现今”，“青青犹念边草，月明秦时/关峙汉代，而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自古释道尽头吹来”等等。

《回旋曲》是一首爱情诗，表达了对意中人的倾慕与追寻:“音乐断时，悲郁不断，如藕丝/ 立你在雨中，立你在波上/ 倒影翩翩，成一朵白莲/ 在水中央。”诗人化用了《诗经·蒹葭》中的意境，让诗歌充溢着一种优美的、迷茫的、古典意味极浓的氛围。它是对古典文学中许多其它意象的整合与重组。②

《欢呼哈雷》中“至少我已经不能够，我的白发/纵有三千丈怎跟你比长”是李白诗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巧妙翻用。诗人对“哈雷彗星”的咏唱，极具现代意识，但在这现代宇宙意识中又表现了中国诗人传统的精神。

“十六柄桂浆敲碎青琉璃/几则罗曼史躲在阳伞下/我的，没带来的，我的罗曼史/ 在河的下游/如果碧潭再玻璃些 /就可以照我忧伤的侧影/如果蚱蜢舟再蚱蜢些/我的忧伤就灭顶”（《碧潭》）这首诗歌的副标题即为“载不动，许多愁”，直接借用了李清照的词《武陵春》，诗中的“玻璃”使读者直接想到欧阳修的“无风水面琉璃滑”，而“舴艋舟”更加熟悉，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早已成为表达忧愁的名句；诗歌中的“桂桨”、“猿啼”、“织锦”、“弄笛”，这些词也都是对古典诗词语汇与意境的化用和重新组合。

余光中诗中繁复绚丽的古典意象，沉郁浓厚的民族情结，使得其诗歌呈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传统人文精神。

（四）神话意象

除开现有的事物，余光中还把神话传说、传奇人物如后羿、蚩尤、大禹、、夸父纳入了他的意象群中，以表达其作为炎黄子孙的情愫。

《羿射九日》塑造了一个勇敢叛逆的屠日士后羿：“拉开乌号的神弓，搭一枝棋卫的劲矢/仰视九日，以清秋雄雕的眼睛/……我愤怒，我憎恨，我鄙视暴君群的太阳／愤怒赋我以屠神的胆量；我竟敢／ 以一个凡人邀九尊火神来决斗／以一支箭要射落十分之一的宇宙／不畏天谴，不畏焰狱的无期徒刑”作者用了详尽的笔触虚构了射日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后羿这个叛逆者的形象，借此传达出一种无所畏惧，敢于反抗的精神。

这里，我们看出，余光中不是墨守成规地就传统写传统，而是在这种古典语境中表现出当代人的主体意识和现代精神。

二、深沉的中国情怀

余光中的古典情结，通过一系列的古典意象得以呈现，最终归结为诗人对于整个民族整个中国的情感。他书写的，一直是他内心说不尽的中国情结。这种情结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的内涵：

（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主要表现为忧郁的民族意识与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起源于忧患意识的人的自觉，是我们民族文化、精神文明的重要元素。中国历代经典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悲愤忧愁之作，即使在那些超脱淡泊的境界背后，仍旧横亘着历代文人对民族苦难和国家兴衰的的深思。余光中作为当代诗人和学者，其创作中饱含了民族的忧患意识与自尊意识。

一湾浅浅的海峡把台湾和大陆隔绝开来，这使在台湾这片美丽而苦难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悲怆色彩。迫于时世离乡去国的余光中，置身满目异俗的他乡异国，常有一种文化放逐感，他爱中国的荣耀与辉煌，更与中国苦难共忧患，他以流放诗人自居，屈原被他称之为“最早的流放诗人”。余光中对于乡国的怀念与眷恋，让他无法不想到屈原并自比屈原，在家国之思上，他们有着一样的忧郁和悲伤。余光中在《诗魂在南方》中说：“屈原一死，诗人有节。诗人无节，愧对灵均。滔滔孟夏，汨徂南土，今日在台湾、香港一带的中国诗人，即便处境不尽相同，至少在情绪上与当日远放的屈原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余光中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衰败，现实的封闭与贫弱，也有深沉的忧虑、讽刺和批判。《哀龙》中写道“曾经是海的荒地上曝着／曾经是龙的一堆破碎／沙是时间，风是记忆／拾不起，一爪一鳞的史诗。”诗人所哀的，是中国文化的衰落，批判了极端的保守、泥古的文化态度。在《森林之死》中，大雪中倒塌的森林也引起作者对中华民族历史的惋叹:“曾享圣经族长三位数的年龄/多少截中断的历史……伟大的横断面啊,多深刻而秘密/ 多秘密的年鉴/ 这一年，郑成功渡海东来/ 这一年，太阳旗红如血。” 在诗人眼里，森林之死是台湾和大陆同根同族的中华历史的断裂，余光中以其独特的情感和思维，把森林的命运和历史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表达对民族未来的忧虑。

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不仅表现在忧郁的民族精神上，诗人也以积极的态度对中华民族进行新的审视，肯定了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拼搏进取精神。其中《夸父》最为突出，诗人突破传统思维定势中肯定的“夸父追日”的执着精神，反而看到其中的悲剧，得出了新的人生领悟:“与其追苍茫的暮景/埋没在紫蔼的冷烬/——何不回身挥仗/迎面奔向新绽的旭阳……壮士的前途不在昨夜，在明晨/西奔是徒劳，奔回东方吧/既然是追不上了，就撞上”。

（二）逍遥宇宙的人生追求，独立于世的人格情怀

余光中散文《逍遥游》中说：“ 当我死时, 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 我必归彼大荒， 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 我必须塑造历史, 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 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③这种追求逍遥的情怀在余诗中通过对李白、屈原的造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在《隔水观音》中，余光中一连写下了《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三首诗，足可见他对李白其人其诗的仰慕。

《寻李白》一诗以李白失踪开篇，以李白乘风归去终结，选取了几个典型的片段把李白传奇的一生描述出来：高力士脱靴、贺知章认作谪仙、流放夜郎、江中寻月。余光中以其绚烂的文笔，让读者充分领略了李白的狂放、李白的豪情、李白的抱负、李白的奇异、李白的痛饮、李白的失意。诗人用充满豪放与浪漫之气的诗句把李白的仙风傲骨、诗才的大气磅礴表现得极为精彩——“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其中“酿”、“啸”、“吐”三个动词的运用，堪称绝伦，把李白特有的傲气和神采生动地刻画出来，不凡的风度、独特的气质、飘逸的胸怀、洒落的心神，让人千载之下，追慕不已。

余光中对屈原的推崇不亚于对李白的喜爱，他对屈原代表的爱国爱民、纯净高洁的人格也有着无尽的崇敬与向往。他称屈原是“高洁的烈士“，“不朽的汨罗江神”，“ 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净你，是你净湘水/ 你奋身一跃，所有的波涛/ 汀芷浦兰流芳到现今”（《漂给屈原》）。在《水仙操》中，余光中以水仙譬喻屈原“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洁癖……清芬从风里来，楚歌从清芬里来”诗歌中的每一个意象无不清丽脱俗，水仙“叶长似剑”、“花开如冕”。屈原人格的美，美得晶莹剔透，毫无瑕疵。余光中对屈原的钦仰、敬佩，溢于言表。

（三）浓厚的故土意识和乡国情怀

羁旅母题是中国历代文人的传统主题, 是漂泊游子的一种故园之情与忧国忧民的情感再现。台湾当代众多诗人作家在海峡对峙的历史语境中力求突破这种限制，从文化层面“寻找家园”，回归故土。

所以，余光中对历史的反思和对传统文化的重塑和造像，其实终归于他内心对故土乡国的怀念。余光中曾说过：“目前我写的诗大概不出两类：一类是为中国文化造像，即使所造是侧影或背影，总是中国。忧国愁乡之作大半是儒家的担当，也许已成我的基调。”④所以，余诗中的一系列怀古咏史之作，其实都是假借古典的回归表达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怀念，对祖国大陆的怀念。

在《春天，遂想起》结尾里诗人禁不住发出慨叹：“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这首诗充分展示了余光中对古典诗词意境与意象的化用，诗歌中描述的江南，虽然有着诗人对江南的回忆，但更多地是唐诗宋词里那如诗如画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杏花春雨的江南，多莲多菱多螃蟹多湖的江南，多亭多寺多风筝的江南，钟声里的江南。”通过对故乡的艺术重塑，寄寓了诗人对故乡深深的依恋和赞美。

《五陵少年》中，诗人用燧人氏、大禹、后羿、黄河一系列的古典意象，抒发了浓浓的乡愁。“我的怒中有燧人氏，泪中有大禹/我的耳中有涿鹿的鼓声/传说中祖父射落了九只太阳/有一位叔叔的名字能吓退单于”这一类咏史诗不同于历史上同类题材诗作,它们不仅是作者对历史的回顾与思考，而且往往与现实相伴相生。《五陵少年》中的历史自豪感是诗人身在美国、遭遇冷落、借酒浇愁的情境下抒发的。“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黄河太冷，需要掺大量的酒精/ 浮动在杯底的是我的家谱/喂! 再来杯高粱”，远离故土，流离他乡，面对完全不同的地域和文化差异，情感的交织使得对祖国的自豪感变得悲怆而苦涩。

余光中在诗集《白玉苦瓜》的自序中写道：“少年时代，笔尖所蘸，不是希颇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也无非是1842年的葡萄酒。到了中年，忧患伤心，感慨始深，那支笔才懂得伸回去，伸回那大大陆，去蘸汨罗的悲涛，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隔着千年，跟中国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杠。怀古咏史，原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主题。在这类诗中，整个民族的记忆，等于在对镜知鉴。这样子的历史感，是现代诗重认传统的途径之一。⑤对传统文化，余光中数十年来无日或忘，一直有着深沉的钦仰和敬畏。他用自己的笔尖描述记忆中的中华文明，给读者以纷繁思绪的同时，也完成了诗人从现代到传统的回归。

【注释】

[1]杨景龙.蓝墨水的上游——余光中与屈赋李诗姜词.诗探索,2004.(330)

[2]张景兰.论余光中诗歌的祖国情结.淮阴师范学院学院学报,2002.(4)

[3]余光中.左手的掌纹.江苏: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83

[4]余光中.隔水观音.台北:台北洪范书店,1984.10

[5古远清.余光中诗书人生.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45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8篇

关键词：真实性 古典与现代性 口语化

1982年流沙河出版的《台湾诗人十二家》将余光中介绍到大陆，其中就有《乡愁》。不久，《乡愁》便写入中学语文教材。这首诗曾经被一代又一代的人吟诵，尤其成为海外游子思念故乡的最佳“代言人”。为何这首诗如此家喻户晓？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诗歌的真实性

李元洛先生说：“诗歌创作，是最个性化最富于个人才气的事业，它要表现诗人对于生活新鲜独特异于常人的艺术感觉和美学思考。”可见，同一主题不同体裁的作品，甚至是同一主题不同诗人的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是新鲜、独特的审美体验，这就是诗人的个性所在。余光中的这首《乡愁》与诗人同一主题其他作品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诗歌的真实性。余光中本人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邮票是写实，那时寄宿于学校，离家十几里山路，有时候周末没回家，就写信与母亲联系”;[1]P78长大后余光中与范我存新婚不久就去了美国，经常来往于美国与台湾之间;而“母亲的逝世使得北回归线成为余光中灵魂中一根最敏感的神经”。[2]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人生。虽说这是二十分钟写出来的诗，诗人却酝酿了二十年。这首诗不仅仅是诗人二十年情感的沉淀，更包含了诗人四十多年的人生故事，这些就是围绕着余光中自己真实的四个人生阶段展开的。亲情、爱情、爱国情，情感的真实坦露来自于诗人内心的剖白与人生经历的深思。正是因为这首诗是诗人真实的情感体验，才使得这首诗具有强大的感染力。

二、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性

余光中在评论诗歌时说过：“一位当代诗人如能继承古典的大传统和‘五四’的小传统，同时又能旁采域外的诗义传统，他的自我诗教当较完整。”正如他所说，余光中的诗便是融汇古今，贯穿中西。他的作品无不体现着古典诗歌的韵味，甚至“能用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衡量新诗”。而这种古典与现代的融合主要体现在意象层面。

分析诗歌必然要分析诗歌的意象，在这首诗中诗人就将思念浓缩成了一个个意象，即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其中“船”、“海”这两个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就已经出现，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连余光中自己也说，之所以采用船票不用机票是因为船票有古典诗歌的意味。而这两个意象传承到本首诗中则变化为“船票”、“海峡”，这些是现代化的代表，但含义仍与古代相近，这既是传承又是创新。

三、诗歌的口语化

笔者赏析本首诗时特别注意到了“这头”、“那头”这几个字。众所周知，原本“这”的读音是zhè，“那”的读音是nà。但是在听过所有的朗诵音频，甚至余光中先生自己朗读《乡愁》后发现，朗读者都将这两个字的读音处理成了“zhèi”、“nèi”。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在第1595页中为“这”字释义时，特别提到：“在口语里，‘这’单用或者后边直接跟名词时，说zhè;‘这’后面跟量词或数词加量词时，常常说zhèi。以下【这程子】、【这个】、【这会儿】、【这些】、【这样】各条在口语里都常常说zhèi。”同样，在908页为“那”字释义时，也如是解释。“这头”“那头”自然也属以上情况。这种娓娓道来的亲切感自然很容易触发所有敏感的心灵，让愁绪直逼每一个有着离乡经历人的心头。

《乡愁》的巨大成功虽然使得余光中一下子家喻户晓，却也遮盖了他身上其余的光芒。的确，余老写诗近千首，其中乡愁题材的占据了十分之一，除了《乡愁》其他写乡愁的诗却成为了遗珠之作，无人问津，比如《当我死时》。此外，除了余光中先生，席慕容，戴望舒也都有乡愁题材的佳作，虽然在技术手法和表达效果上与《乡愁》相比稍有逊色，但是笔者认为在文学评论中少不了“艺术容忍力”，更少不了对比阅读的价值。所以笔者建议不管是在中小学教材中还是现代诗歌乡愁题材的范畴中，可以打破“乡愁体”一家独大的局面，百家争鸣。

参考文献：

[1]古远清.《余光中评说五十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337，78，37，26.

[2] 陈君华.《望乡的牧神・余光中传》[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1.76.

[3]《现代汉语词典》[S].商务印书馆，2002.1595，908.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9篇

最初，余光中作品传入大陆，也就是诗歌《乡愁》，散文《听听那冷雨》等极有限的几篇。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其鲜明的逆旅异乡的愁思永昼，故园依稀的梦魇，乡愁的文化附庸，越来越像一种工具，一种政治的需要。因此，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歌《乡愁》，却在各种各样的场合或谱曲，或传诵，就不太奇怪了。如果按照诗歌的真正的质地来比较的话，洛夫的《边界望乡》要比《乡愁》高出很多，无论意境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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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创作的指称有很多，什么“四度空间”、“艺术上的多妻主义”、“左手为文，右手为诗”等，但这除了说明他的涉猎的领域宽广之外，和他的创作成就好像关系不大。只要认真读过余氏的人，应该都能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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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诗歌，除了它的主题能满足一些需要外，似乎找不到什么经典之作。像那首《乡愁》就不必说了，还有《风铃》、《等你，在雨中》、《连环》、《算命瞎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等都只能说是及格水平。倒是有几首，像《碧潭》、《五陵少年》、《问烛》、《永远，我等》等还有些意境，但比起同是宝岛的诗人洛夫、郑愁予、商禽还是要逊色许多。老余的诗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太注重音韵和节奏了，这样大概容易害义，往往流如一般的歌词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余更适合当一个出色的词作家，真的那样，台湾的庄奴怕是要掉饭碗了。余光中还有一点和南朝的谢眺类似，就是诗中的佳句很多，而整体的效果平平，像“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回去夹在唐诗里/扁扁的，像压过的相思”（《满月下》），“黑蟠蟠的松树林的背后/那一截断霞是它的签名/从艳红到烬紫。有效期是黄昏。”（《山中传奇》）等等，很多。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估计与老余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有很大的关系，从炼字到铸境都是那样的雅致，古风浩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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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样的古典修养，加上西学的穿凿，用之于散文的写作上，必定会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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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一直认为，余光中的散文创作成就远远高于他的诗歌，高于他的其他“两度”（翻译和评论）。早期的《逍遥游》、《听听那冷雨》、《南半球的冬天》、《山盟》等，八、九十年代的《催魂铃》、《我的四个假想敌》、《山色满城》、《日不落家》、《何以解忧》等一些，文情挥洒，琼思玉想，妙语天成。特别是在新世纪，余氏的如掾之笔更是炉火纯青，像《萤火山庄》、《思蜀》、《金陵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弟江湖客》成了散文的终结篇章。如此厚学，至情至性的文字，估计能与之比肩者寥寥。大概香港的董桥还有点可比性，但董桥过份的掉书袋，占故纸堆，显得性情不足，旧文人的痕迹太重。董桥的学识绝对不输老余，只是他们走的路线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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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有点可惜的是像余光中、董桥一类的文人好像在慢慢消匿，一种轻佻颓废的文风正在养成，散文也能写得读不懂，只知道“诗无达诂”，没想到散文也要去诂，祸兮？福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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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余光中，有一事不说，心里有点堵。不久前，学者赵稀方一篇文章《揭开余光中的另一面》，使文坛上下开了锅，一些无事生非的家伙开始蠢蠢欲动。文章的中揭开的，又是国人很感兴趣的“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竟而质疑余氏的“人格问题”。我想，不敢是谁，只要摊上了这个敏感的问题，你大概就会百口莫辩了。不敢余氏早期的文章中有没有“政治问题”的思想，那终归是历史的问题，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政治氛围中，谁能保证自己不陷入困境，与统治者同调呢？历史的问题就留给历史去审判吧。还是回到文学话题上来解读余光中，余氏既不是神话，也不存在什么神话的破灭，给海峡游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余光中一点宽容吧。

相关资料

余光中：《乡愁》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余光中诗歌范文第10篇

佘光中

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几十年前，一首《乡愁》，让台湾诗人余光中为全球华人所熟悉，所喜爱。

《乡愁》的发表让余光中在华人世界中家喻户晓，他也因此被人们称为乡愁诗人。但是余光中生平所作的90。首诗中不止于乡愁，他所著上百部的作品也不止于诗歌。余光中通晓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他的译著《梵高传》影响了台湾文艺界的几代人。他的散文集《左手的掌纹》也在海峡两岸赢得了众多的知音。在高雄，人们甚至把他的诗印在茶杯或者纪念品上。不过文坛的成功并不能代替他对家乡的眷恋。为解乡愁，1974年余光中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从此11年“每依北斗望京华”。而介绍余光中毫无例外仍然是从他的作品《乡愁》开始。

“乡愁诗人”

1928年，余光中在重阳节这个充满诗意的日子出生，他与诗的缘分似乎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余光中在南京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22岁那年，余光中随家人离开大陆迁到台湾，从此他的心里埋下了思乡的种子。

他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我的血管里头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余光中说：“我喜欢地理，所以对于中国的河山有很深的认同感，我说黄河就在我们的旧小说里，《七侠五义》里，《三国演义》里，这个《二十四史》翻的时候，里面都是黄河波浪的声音，长江的声音，这对我们等于一种胎记了，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余光中血液中黄河的澎湃更加汹涌，他的思乡之苦也越来越浓，越来越烈。1972年，在离开家乡22年后，余光中长久积蓄的乡情终于凝结成一首《乡愁》。

他是在台北的乡下写出的《乡愁》，当时之所以写“乡愁”，很大的原因是那个时候他离开大陆已经有20多年，还看不出任何回家的迹象，当时感觉蛮伤心。

20多年的思乡之情，让余光中感情喷薄而出，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就写出了这首经典的诗歌。余光中说：“思乡的这种感觉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了20年了。有那么深厚的感觉，我只要把架子搭好了，一段段就自然就出来了。”

如今他所有诗中最流行的仍然是这首。1991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人唱《乡愁》，之后这首诗被收入大陆教科书。这么多年，它被谱成10多种歌曲，目前有十五六种教科书都收录过这首诗。面对这一现状，余光中解释说：“我写过很多类似题材的诗，其实都不错，《乡愁》只是其中之一。之所以这么流行，除了感情上的原因，还因为它的语言非常单纯，背一段，四段都能背，好记，而且容易谱曲。”

乡愁，深沉的情长

余光中说，“我的大学时代，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完成。离开大陆时，我已经20多岁了，那时我的中国意识已经很深了。如果当年还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的话，当然写不出像《乡愁》这类作品，因为对文化的认同，历史的感觉不够。而作为一位青年，当时对中国文化艺术等，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

在余光中看来，“乡愁”有不同的层次，像同乡会之类的乡愁，是地理上的乡愁，人之常情。而更高层次的，则包括文化、历史、习俗的乡愁，对文化传承、对历史背景的认同。“乡愁可大可小，可以平面，可以立体。不过，文化人的乡愁，更包括文化的和历史的。”

写下《乡愁》后，余光中又苦苦等了20年才终于得偿所愿。1992年他的双脚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这一天，他阔别祖国大陆已经42年了!

尽管时下经常往来于祖国大陆与宝岛两地，余光中的心中却仍然藏有深深的乡愁情结。当然，这种乡愁不再是离愁别绪的乡愁，而是一种缠绵着思愁与国愁、更深层次的文化、历史乡愁。

余光中挚爱中华传统文化，赞叹“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的名言“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广为流传于世界华人文坛。

“中国”这二字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余光中说：“我心目中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是古人到现在的中国，是从边疆一直到中原的中国，包括海岛，也是各民族合在一起的一个中国。所以我的感性里面的想象，所谓中国或者中华文化是一个奇大无比的圆，圆周无处可寻，圆心无所不在，这个半径是什么，半径就是中文。我希望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个半径拉得更长一点，这个圆就可以画得更大。”

余光中也有自己的担忧。在台湾，除老一辈的民众外，在台湾长大的青少年，如果没去过大陆，只能从父母或祖父母口里，听到以前的种种，他的乡愁情结就要少些。台湾是个小岛，外来文化冲击较大，如果他们不读文言文，自然会与祖国文化渐行渐远。

“诗坛”最近不是很顺

余光中说，自己以后还要写诗，写到90岁。对于现在诗这种形式的没落，余光中认为，现在流行歌曲很盛行，其实歌词也是一种诗。“没有歌词就没有歌。”他说，从唐朝开始，就有很多诗变成了歌。如《渭城曲》。一个社会只要歌还发达，就不能说诗没落了。

余光中认为，现在诗歌被边缘化，变成了“小众”的东西，“诗运”不是很畅，“诗歌的黄金时代目前来说没有可能，或者说还很难指望。现在整个文化界所遇到的问题很多，因为网络开辟了另外的一个阅读空间。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作品，也不需要编辑的取舍等等，你说这个诗歌的标准在哪?”

他说，诗人本身也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接受诗的人不多，自己是不是可以把诗写得更雅俗共赏一点?如果能够写得更雅俗共赏，让一般读者更容易接受，那也许能为“诗运”打开一点局面。

“长销作家”的苦恼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梁实秋称誉余光中先生，“左手为文，右手为诗，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被誉为世纪诗人的他已82岁高龄，他笑称自己是一个“跨世纪的诗人”，虽然作品丰硕，但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却也不会饿死。因为他不是畅销作家，但是个长销作家。也就是说，不会很卖座，但也不会消失。

他透露了自己“幸福的烦恼”，就是因为曾经写了太多的东西，几乎天天都能收到信件要他同意将其作品收入课本或是选集，签同意书，“几无宁日”。“因此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我是余光中的秘书》，我请不起秘书，我只好做自己的秘书，我的时间大部分消耗在我做秘书的工作上，因此能真正坐在书桌前好好写文章和思考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余光中很无奈。

对于以后会不会有新的写作计划，余光中很无奈地说：“不可能有计划了。现在活动多于写作。许多人邀请我去演讲、访问，以前我都答应去，现在太多了，只能挑一些去。我很想在家里写点东西，但是接二连三的邀请实在推都推不掉。我的年纪也太大了，所以现在的日子是得过且过。”

面对近年来受困于社会活动过多，无法安心写作这一情况，他自嘲：“自己现在就好像鲁迅说过的空头作家了。”

希望建立华语文学“诺贝尔奖”

前两年，曾有一名德国汉学家抨击中国当代文学没有思想，缺乏好作品，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提及此事，余光中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不是为了让外国人垂青而写作，至于说中国没有散文、没有什么好的文学，简直是胡说八道1我觉得中国人要自信一点，不能因为外国人说你不好就不好了。

余光中认为，中国的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也不要那么看重，“它既是幸运之星，又是死亡之吻”。西方有些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就江郎才尽，最有名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川端康成，一个就是海明威，两个人都是得了奖之后自杀了。

“不要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世界文学奖，把它当做西方文学奖就比较好一些，因为它主要就是给西方语系的，重心在西方，所以自然会有所偏向。这是中国人很难拿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