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程序论文范文

研究生程序论文范文第1篇

推高中国坝位：从百米到三百米

作为我国著名高坝及岩土工程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周维垣教授，在高坝岩石力学理论与数值方法、高坝结构与复杂岩基工程的研究、高坝整体稳定破坏仿真分析设计系统、地下结构和边坡工程、岩基加固和反馈计算等方面，有着重要建树。他将学识5，~验并用、理论与实践共存，对推动我国高拱坝从百米高度向世界水平的300米高度的跨越过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维垣教授推出高坝结构细观开裂模型及宏观破坏路径搜索法，求结构随机安全度。1990年“拱坝坝肩岩体破坏及可靠度分析”获全国水利学会优秀论文奖，创新细观损伤断裂到开裂破坏模型。用细观损伤力学引入有限元数值模拟节理岩体的本构弹塑性力学关系，开创节理岩体的数值模拟力学方法。他在我国首先引入流形元法，无网格数值方法，应用于锦屏、溪洛渡、拉西瓦等300m级高拱坝坝肩岩流层的稳定分析；并提出渗流的多重网格，分析小湾及拉西瓦拱坝的裂隙岩体渗流场。推出渗流场与应力损伤场耦合模型。损伤局部化梯度力学模型方面的创新：建立塑性局部化多重屈服面模型，多尺度屈服面效应；对于开裂高梯度计算做了分析，并获2007年度国家教委自然科学―等奖。

近三十年我国新建一批高拱坝，为此需要研究大坝整体稳定设计及计算方法，创建高坝整体稳定破坏数值仿真设计系统。周维垣教授带领研究小组参加为二滩组织的“75”、“85”科技攻关项目，研究建立三维有限元弹塑性，断裂损伤仿真破坏设计方法。1984年起首次对二滩高拱坝进行了整体稳定破坏仿真分析。由自编的TFINE程序论证了二滩双曲拱坝的可行性和安全度大坝的建基面岩体强度予测参数及大坝浅开挖的可行性，从而可节省开挖60万方及回填混凝土30万方。之后为二滩拱坝进行了基础加固设计计算，坝线优化计算。1990年二滩开工，到工地进行开挖录像，并在蓄水期进行监控分析。1989年“双曲拱坝整体应力稳定分析技术”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从二滩拱坝设计勘探到施工蓄水历时18年全部过程为其服务，经济效益巨大，

“高坝坝基岩体稳定性评价及可利用岩体质量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其创新点在于首次用岩体网格开裂破坏模型仿真坝踵开裂长度和失稳过程。此系统应用予拉西瓦高拱坝，东风双曲拱坝，节约开挖7万m3及混凝土16m3，应用于李家峡、紧水滩、溪洛渡、锦屏、小湾拱坝、拉西瓦、大岗山、马吉，论证了稳定超载能力。经济效益巨大。近几年参与论证了溪洛渡拱坝基础利用¨级岩体和上部高程部分利用Ⅲ2级岩体作为大坝基础的可行性；建基面优化方案较可研方案减少基础开挖和大坝混凝土工程量达100多万m3，节省直接投资约7亿元。

笃行实践：十年十是三个断面

从试验技术理论到实践，周维垣教授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大坝脆性结构模型试验便是其中之一。在这期间我国修建和待建的高拱坝几乎都运用过他的模型破坏试验，如二滩拱坝、青石岭拱坝、古城拱坝安康重力坝、风滩空腹坝、紧水滩，东风，李家峡、铜头，小湾、渔子溪、锦屏、拉西瓦、溪洛渡、大岗山等32项，周教授因此成为我国大坝地质力学模型破坏试验的奠基人之一。他还对材料试验理论，材料相似理论，数据量测理论等进行了摸索创新，对我国的高坝建设做出了贡献。1986年《高坝水工结构模型试验》成果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主要成果也已编入水利部《混凝土拱坝设计规范》(SL282-2003)，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行业标准《混凝土拱坝设计规范》(DL／T5436-2006)。此技术在“二滩双曲拱坝整体地质力学模型破坏试验”项目获能源部1992年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周维垣教授对二滩拱坝在十年内进行了13个断面，和两个整体模型试验和计算，首次论证了二滩超高拱坝双曲拱坝坝型的可能性，使研究高坝水平达到国际先进的地位。为李家峡拱坝做了三个整体破坏模型试验研究河床岩基软弱带的处理，坝肩的锚固处理。为蓄水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运用地质力学模型研究高边坡的稳定度，2007年模拟锦屏l级高边坡的溃塌机制，开创三维边坡滑坡模拟的先河。用结构断裂的极限分析方法在模型试验中验证，创新的引入复合体块模拟岩体力学特性。

最近正在针对小湾拱坝把肩的加固处理措施，锦屏一级拱坝的三维整体稳定与高边拨开挖联合作用，大纲上山三维稳定，锦屏二级深埋长隧道开展大量研究工作。2005年在意大利都灵国际计算成就的第11届大会上，周维垣教授获得了“卓越成就奖”，表扬了他在高坝结构及基础整体稳定分析研究方面的贡献。2007年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IACMAC本构关系学术讨论会议上作大会特邀报告。其主编的《高等岩石力学》被学术界引用1000余次，成书20多年来，在水利水电、采矿、交通、铁道、国防等领域的岩石力学科研教学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影响长久不衰，是我国岩石力学发展过程中的奠基之作。

在科学的道路上，周维垣教授以严谨治学、勇于开拓的科学作风，而达至成就斐然。在共事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心目中，他既是严格的师长，又是德高望重的前辈。周维垣先生为学生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先后开出岩土力学数值方法、大坝模型试验、岩石力学、计簧机方法等课程，培养研究生26人。他的许多学生已成长为学术界的精英或工程界的栋梁。周维垣教授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传道授业、诲人不倦的师者风范。

研究生程序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字：行政救济；行政诉讼；前置

一、“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概述

在美国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中，“穷尽行政救济原则”是法院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先决条件。其基本涵义是当事人没有利用其可以利用的一切行政救济途径之前，不能申请法院对行政行为做出裁判，当事人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必须利用行政内部存在的、最近的和简便的救济手段，然后才能请求法院救济。行政纠纷的产生是由政府的行政行为违法或者行政侵权引起的，所以行政机关有权加以解决。能够由行政机关处理解决的问题，法院作为司法机关从一开始就介入会有越俎代庖之嫌。在行政程序下，行政机关有不当之处，犯了错误，可以自己发现并加以纠正，此时法院过早的加入是不必要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给了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机会。另外，还可以加强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监督权的行使。上级机关发现下级机关的错误及时地加以纠正和撤销，并不需要法院过早地司法审查。同时，“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对事实和证据的搜集和分析，必要时方便接下来的司法审查。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也存在着例外的情况。主要例外情况有：（1）行政机关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行政救济；（2）案件涉及到刑法，属于刑事案件；（3）案件仅仅涉及到法律争议；（4）行政机关对争议的事项没有管辖权；（5）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违宪。

二、我国行政诉讼前置程序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多元化的救济途径当中，行政诉讼前置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也是国内大多数行政法学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是关于在提讼之前是否应当将行政复议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

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可以得到我们经常说的，在相对人寻求救济时，选择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以当事人自由选择为原则，以行政复议前置为例外。在允许当事人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间进行选择，可以使相对人在受到行政机关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时多了一条救济途径，更是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暂且不论这样的选择会给相对人在实体权利上带来多大的有利影响，至少可以保证当事人在程序上的选择权。允许当事人选择救济途径，也避免了当事人对上级机关偏袒下级机关的合理怀疑。但是，目前我国行政诉讼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仅仅规定为审查其合法性。而当法院面对行政机关合法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做出的行政行为是否合理的审查，却无计可施。当相对人因为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产生纠纷而直接选择向法院时，其合法权益一般是无法得到保障的。而行政复议的审查则是既要进行合法性审查，又要进行合理性审查。这样就会发生相对人因为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局。笔者认为为了尊重当事人对救济途径选择的权利，却产生殊途不同归的效果，不是立法者的本意，也不符合法律的精神。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行政诉讼对行政行为不进行合理性审查，那么当因为合理性而产生纠纷时当事人可以选择行政复议。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建成的时期，全民的法律素质、法律观念和意识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我们不能苛刻的要求相对人都熟悉行政法的知识，在他们选择救济途径时左右他们的是自身的利益能够得到多大的保障，而不是考虑自身所处的纠纷是行政机关因为不合法而导致的还是不合理的自由裁量权导致的。当相对人直接选择了法院进行救济，却因为属于合理性的问题而得不到救济，也不能回流到复议的途径，只能通过上访的途径去寻求救济，往往会导致一些极端的事件发生，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除此之外，当事人在面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两种救济途径时，我国法律还规定了其他的模式。一种情形是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选择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但一旦当事人选择了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做出的决定即为终局性裁决，具有最终法律效果，对复议不服不能，当事人因选择复议而丧失权。另一种模式是当事人只能通过行政复议途径寻求权益保护，即使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也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三、适用“穷尽行政救济原则”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如前所述，当事人在请求法院对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进行裁判前，其必须寻求利用一切尽可能的途径，否则就不能申请法院加以救济。上文所提到的三种模式都没有完全地适用“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笔者认为，这一原则在我国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以适用：针对一些依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可以向法院提讼，但是通过行政诉讼实际上并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行政纠纷案件，尤其是涉及到行政行为合理性的问题，可以适用“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当事人在提讼前必须申请行政复议。而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复议行为不服的，可以就行政复议行为提讼，请求人民法院对该复议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此时将行政复议设置为行政诉讼的前置性程序。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审查的同时，不可避免的要对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加以审查，这样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双重的审查，发挥两种救济途径的作用，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更好的衔接起来，能够将行政诉讼的功能加以发挥，从而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如果当事人因为法律知识有限，无法辨别合法性问题还是合理性问题，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一次初步审查。如果涉及到合理性问题时，法院无法对案件进行审理，这是法院有义务告知当事人撤回，转而进行行政复议。告知其对复议决定不服时仍然可以就该复议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讼。

通过将行政复议设置为行政诉讼的前置性程序，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优点：

1、保障公民的权利。将一些没必要通过行政诉讼的行政纠纷案件在前置性程序中加以解决，这样法院就可以集中司法资源，用心的对案件进行审理，更好的保障对公民的权利救济。另外，诉讼程序的繁杂不然会拖延对相对人的救济，通过行政机关的高效率，也是对公民权利救济的一种保证。

2、加强了行政机关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行政救济制度建立的目前就是为了在行政权不断扩大的今天，防止行政权对公民合法利益的不法侵害。行政机关有权也有能力来处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管理权而产生的纠纷。如果不让行政机关对自己的错误自行纠正，不利于行政机关的改进工作。另外，对行政纠纷的最终裁判还是掌握在法院的手里，也没有违背“不得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自然正义。

3、减轻的法院的负担。相关国家的司法实践表明，由行政机关现行处理纠纷，对相对人加以救济，穷尽救济后再提讼，不仅可以节省司法资源，也减轻了法院的负担。

参考文献：

[1]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M].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3]毕可志.论行政救济[[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沈福俊.论“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在我国之适用――我国提起行政诉讼的前置条件分析》[J].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

[5]郑磊.宪法审查的穷尽法律救济原则[J].现代法学，2009年1月第31卷第1期.

[6]蔡文斌.行政诉讼先行程序论[D].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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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程序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重婚 处理 管见

当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外出就业人员增多,致使两地分居的夫妻人员数量也大为增加,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两性观念通过文化传播涌进开放的国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这种夫妻两地分居后一方与他人重婚的现象并不少见。据报载:“包二奶”是当前妇女投诉的热点,有的犯罪分子甚至胆大妄为公开…包二奶”、“包三奶”、招摇过市,愈演愈烈,甚至有的妻妾同室,公然向法律挑战,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近年来重婚案件逐年呈上升趋势,就重婚罪的认识及处理笔者试作以下论述。

一、重婚罪的理解及认定

{一}重婚罪的概念和构成

重婚罪,是指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

本罪的构成要件:

1、本罪的主体,由于重婚罪具有对合偶性的特点,单个人不能陶成,因此,本罪主体为两种人:一是重婚者,所谓“重婚者”,是指有配偶而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结婚的人。“有配偶”是指男有妻,女有夫。这种夫妻关系,是指经依法登记而成立的夫妻关系,下包括事实婚姻。二是相婚者。所谓“相婚者”,是指本人无配偶,但明知他人有配偶与之结婚的人。无配偶的。人、原无婚姻关系的存在,与育配偶的人结婚也只有一个婚姻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无婚可重。但根据刑法规定,如果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可能构成重婚罪。根据法律要求,此种情况必须以明知他人有配偶为要件,不明知者则不构成重婚罪。①

2、本罪侵害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

3、本罪在主观上是故意,具体表现为:第一、有配偶的人明知自己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如果行为人基于某些合理的依据,如认为自己的配偶已死亡而与第三人结婚的,不构成本罪,知二,无配偶的人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结婚。如果无配偶的人受有配偶的人欺骗,误认为对方没有配偶而与其结婚的,无配偶的入不构成本罪,而由有配偶的人单独构成重婚罪。

4、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包括两种情况:第一,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相婚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第二,有配偶者又与他人建立事实婚姻关系,相婚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建立事实婚姻关系。所谓事实婚姻,即以夫妻名义同居共同生活的关系。在婚姻法上,对事实婚姻是不予承认和保护的。那么,在刑法上具有事实重婚是否构成犯罪呢?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指出: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按重婚罪处罚。可见,在实践上对事实重婚是以重婚罪论处的,所以,这里所说的“结婚”、“重婚”,我们认为既包括正式登记结婚,也包括未经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关系共同生活的事实婚姻。这并非是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承认,而是为了更好地惩治犯罪,保护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关系。

(二)重婚罪的认定

重婚罪与非罪的界限:

1、重婚罪与重婚行为的界限。因遭自然灾害外流谋生而重婚的,因配偶外出长期下落不明,造成家底生活困难又与他人结婚的,被拐卖后再婚的,因强迫、包办婚姻或者婚后受虐待外逃而又与他人结婚的等,由于受客观条件所追,且主观不断恶性较小,不以重婚罪论。重婚行为应理解为对这些有效婚姻关系的侵犯。在认定重婚罪时,应首先确定哪一个婚姻关系为有效婚姻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结合重婚罪的构成要件确定被告是否构成重婚罪。对重婚罪名做以上理解有助于准确、及时地认定重婚案重婚行为实际上是对有效婚姻关系的侵犯,在重婚案件中只存在一个有效的婚姻关系。

2、重婚罪与非法同居行为的界限。非法同居既可以是指有配偶的人与有配偶或无配偶的他人同屑,也可以是双方都无配偶的人同居。前者,事实上是一种长期与他人的婚外,如果不以夫妻名义,属于一股姘居行为,不构成重婚罪,如果是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成立事实婚姻的,可构成重婚罪。后者,一股下属于婚姻法调整的范围,如果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成立事实婚姻的,可令其补办结婚登记手续,不构成重婚罪。

(三)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第258条的规定,犯本罪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处理重婚案件目前存在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目前建立的是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追诉机制。这体现了国家刑罚权中追诉在国家和公民间的分配原因,②危害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以及侵犯社会公益的刑事案件由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进行追诉,而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益、情节简单轻微的犯罪案件的追诉权则由被害人行使。但是,由于个人利益和国家、社会公益并不是泾渭分明,所以它们之间会出现竞台现象,即侵犯个人利益的同时对国家社会公益也造成了严重侵害。所以,公诉和自诉的区分既表现了国家对私权的尊重,也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运用司法资源的一种理念。而在传统观念里,婚姻家庭犯罪往往被归于轻罪范踌而纳入自诉轨道。重婚案件就其本质而言营应属于公诉范畴,因为重婚案件不仅侵犯了公民个人的台法权益,它破坏了公民之间的台法婚姻关系,给合法婚姻关

系的一方及其子女造成伤害,”而且侵犯了我国婚姻法所保护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⑤严重败坏社会道德风尚,影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故对重婚案件的审理应区别于一股的自诉案件,但现行的理论和实践领域存在种种问题却未能使该类案件得到妥善处理。以下笔者拟就重婚案件处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如何确定重婚案件的主管

重婚案件的主管问题主要是指重婚案件应由哪一职能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受理。刑事诉讼法将重婚案件归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有被害人的重婚案件理应由人民法院受理,但对法律上规定的一些不按重婚论处的重婚行为,被害人就其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一般不做自诉案件受理。需要处理的,只能建议有关机关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行政处罚,若涉及离婚的,可告知被害人向民事审判庭提起民事诉讼。对被害人不的重婚案件则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3年7月26日《关于重婚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规定来确定其主管,即对于被害人不控告,而由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或有关单位提出控告的重婚案件,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应否对案件提起公诉。《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对重婚案末在其中明确管辖,六部委的《规定》和最高院在其《贯彻意见》中确定由法院受理,则上述通知还是舌具有法律效力?六部委规定,对重婚罪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婚姻法》规定,对重婚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检察机应该提起公诉,似乎更偏重公力救济。重婚罪在公、检、法三家中主管范围更加不易区分。

(二)重婚案件的管辖如何确定更利于保护受害人权益

管辖包括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专门管辖。重婚案件作为自诉案件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所以重婚案件的管辖问题主要焦点是重婚案件的地域管辖如何确定,即同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重婚的犯罪行为地有可能为多处,即多处重婚。地区管辖的分歧主要是在对“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理解不一,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与犯罪行为地通常是一致的,故由被告人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有的法院认为被告人居住地应指被告人重婚前最初居住地,也即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故由被告人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更为适宜;对管辖权理解的差异易导致同级人民法院互相推诿管辖责任,既不利于被害人{于使自诉权,又不利于人民法院及时、准确地查明案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基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更为适宜”应理解为更为有利于被害人,因为刑诉的任务即是为保证准确,及时查明犯罪事实保护公民的各种权利包括诉讼权利得以实现,在重婚案件中,被告人居住地应包括有重婚犯罪行为的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各重婚犯罪行为地。所有被告人的原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犯罪行为地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对被害人选择其中之一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都应当受理,而不应互相推诿。对被告,人多处重婚,被害人向多处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自诉的,应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管辖,其它已受理的人民法院可将案件移送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若从法院的角度来理解“更为适宜”就易导致管辖权的互相推诿,若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更为适宜”,及时受理重婚案件,则不仅便于重婚案件被害人及时行使自诉权,而且可以避免管辖权的推诿,提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效率,还有可能防止和制止因重婚纠纷导致的一些不法行为及犯罪行为。

(三)质疑重婚案件的可分性

自诉案件具有可分性的特点。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93条规定“自诉人明知有其它共同侵害人,但只对部分侵害人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视为自诉人对其他侵害人放弃告诉权利。共同被害人中只有部分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他被害人参加诉讼。被通知人接到通知后表示不参加诉讼或者不出庭的,即视为放弃告诉权利。”这条规定可以说是自诉案件可分性的具体体现。自诉案件育公诉属性的重婚案件是否具有可分性。

在重婚案件中,二者共同实施的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可以说相婚者和有配偶的人在主、客观方面具有一致性,若允许自诉人选择,自诉人可能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考虑做出选择,如欲与配偶和好故只相婚者,或对配偶十分痛恨、同情受害者而只要求追究其配偶的刑事责任等。这种选择首先对被的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相婚者和有配偶的人实施了同一行为,而且情节,性质相同,缘何厚此薄彼,一方而不另一方,而且同样的犯罪不受同等追究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法律的公正性令人怀疑;其次,在有配偶的一方多处重婚的情况下,若赋于自诉人选择权,其配偶可能通过各种途径与自诉人达成妥协,导致自诉人放弃控告,从而给肓配偶的重婚人以舰避法律的机会,使其逍遥法外,而且这些人可能继续恣意妄为,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因此,对重婚案件的共同被告人不宜适用自诉程序中的可分性规定,即不应允许自诉人选择,对共同侵害人应同等追究,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若自诉人只控告有重婚行为的一方,人民法院应对其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动员其对有重婚行为的另一方一并,若自诉人坚持只一方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追加另一方为共同被告,若有配偶一方多次重婚且情节严重、社会反响强烈但自诉人不对其而另一方的,人民法院经劝说无效后可驳回其自诉并建议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决定是否提起公诉。但由法院追加被告又有法院也分了追诉权,而非居中裁判运用审判权之嫌,故似以有上述情况出现时均建议检察院审查是否提起公诉为妥。

(四)重婚案件中证明责任的承担原则存在弊端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第170条、第171条的规定,在自诉案件中,自诉人负有证明责任。⑧“人民法院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育足够证据的案件,应当开庭审判;对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自诉,或者 裁定驳回。”重婚案件虽属于自诉案件,但若完全适用自诉案件证明责任的分担将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保障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④由于重婚一方往往与其配偶分居二地,且对其配偶通常采隐瞒和警惕性的态度,所在实践中被害人掌握的大多为证据线索,再加上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并没有调查取证权,要掌握重婚行为人重婚的确实、充分的证据甚为艰难,若人民法院对缺管确实,充分证据的被害人的都作说服其撤回自诉或者裁定驳回处理显然将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难于惩治和遏制呈蔓延之势的“包奶”行为,甚至可能助长其发展态势,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引发其它刑事犯罪),诸如为抢妻之恨和夺夫之分仇而酿成殴斗、伤害、仇杀等)。因此,笔者认为对重婚案件不能完全适用自诉案件证明责任的分担,人民法院应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人民法院受理重婚案件后,如果被害方提不出确实、充分证据但能提供相应证据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调查取证,而不宜轻易作裁定驳回或劝其撒诉的处理。但这样又有“包揽诉讼”之弊,也与现行诉讼改革之大趋势,背道而驰。故应考虑自诉与公诉的衔接,规定公安机关在此情况下必须立案侦查为妥。

三、建议将重婚案件纳入公诉范围

但在更多的主观恶性深、犯罪情节更重的重婚案件中,有些重婚案件被告人受到了法律惩处。有些人却能逍遥法外,这不能不让公众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其实,法院的裁判并没有差错,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的法律对重婚案件的管辖规定出现漏洞。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重婚案件虽不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但仍属于自诉案件的范踌,如果检察机关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则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笔者认为,这种两可式的管辖规定不利于对重婚案件的处理,建议将重婚案件直接纳入公诉范围。理由如下:

1、实行重婚案件公诉制是遏制“包奶”现象的需要。足够的震慑力,这既有实体法上的原因,也有程序法上的原因。就诉讼程序而言,检察机关对重婚案件公诉的“另眼相待”,使得重婚案件主要靠被害人的自诉才能呈上法庭,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多重婚案件的受害人由于受到恐吓威胁、出于对配偶生活上的依赖或者为家庭、子女的名誉着想等种种原因,不愿将自己的配偶告上法庭,使得这些犯罪分子能够从容地逃避法律的制裁,公开养妻纳妾。所以,为有力地打击“包二奶”现象,对重婚犯罪分子形成强大的压力,有必要将重婚案件列为公诉案件,由公权直接介入处置。

2、从重婚罪犯罪的客体来看,宜将其作为公诉案件。司法解释列举了八项 案件作为“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自诉案件,仔细分析这八项案件所侵犯的客体,主要是私人的人身健康、通信自由、受扶养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等私权,只有重婚案件、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三项案件是既侵犯私权,又侵犯公权,而司法解释明确其中的后两项案件如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则不在自诉案件之列,唯独没有将重婚案件与之等同,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有缺陷的。因为重婚案件不仅侵犯了私人的婚姻家庭关系,而且还侵犯了国家的一夫一妻婚姻管理制度,既是对公民私权的侵害,又是对社会公共秩序的公然践踏,对这类损及公权的刑事案件应当通过公诉渠道追究刑事责任,不应转嫁由被害人承担起这个责任,否则就是对危害公权的犯罪行为的放任。

3、实行重婚案件公诉制也是“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按照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来追究与之相适应的刑事责任。在一般的重婚案件中是有主犯和从犯之分的,有配偶的人与婚外异性以夫妻名义同屑生活的,在整个重婚的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与有配偶的人进行重婚的人则起次要作用、辅助作用,是从犯。对主犯和从犯在处刑上必然要有所区别,为避免出现象全国首例研究生重婚案中从犯受刑、主犯安然法外的尴尬,应实行重婚案件公诉制,由检察机关直接进行公诉,按照犯罪分子罪行轻重追究其刑事责任,保障“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实现。

4、将重婚案件直接纳入公诉范围有助于增强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责。按照现厅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任何一件重婚案件均可以不提起公诉,待由被害人忍无可忍时提起自诉,避免卷入到是是非非的婚姻家庭纠葛中去。事实上,很多检察机关是不愿意主动介入重婚案件,公诉的重婚案件也确实是凤毛麟角。设置两可式的管辖规定,公诉与自诉可以相互扯皮推卸责任,为检察机关不积极办理重婚案件留有余地。而将重婚案件直接纳入公诉范围,则当社会公共秩序中的国家婚姻管理制度受到侵犯时,要求检察机关:必须代表国家利益主动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别无推处,这样能够增强检察机关对重婚案件的公诉责任心,保障国家婚姻管理制度的稳定性和公权的严肃性。立法上将重婚案件归屑于自诉案件主要是考虑到其具有自诉案件的一些点,如情节简单、处罚较轻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等,且将其归属于自诉案件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由于重婚案件的公诉属性决定其不宜完全适用自诉程序,因此,在实践中应注意将此类案件与一般自诉案件的加以区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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