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探讨论文范文

研究探讨论文篇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在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随着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详细内容请看下文研究与开发费用会计处理的探讨。

企业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企业之间产品品种和质量的竞争愈演愈烈。在企业产品乃至生产经营的竞争中，先进科学技术的开发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许多公司不得不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究与开发活动。研究和开发活动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因此，一些企业每年会发生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费用。这些研究与开发费用往往占企业经营支出的很大比重。因此，对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财务报告的质量。为此，加强研究与开发费用会计的理论探讨非常必要。

企业(不包括从事采掘勘探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等的企业)研究与开发活动的含义。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分研究活动和开发活动两部分来界定。研究活动是指为取得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做的努力，这种努力是有计划的、创造性的。把研究活动按是否为解决特定实际问题而展开，又可以分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前者的费用支出与未来的收益之间通常没有直接的联系;而后者的费用支出往往有直接的受益对象。开发活动是指为了在商业生产或使用之前形成新的或实质性改进的产品、工艺等，而把科学技术知识有计划地付诸实践的活动。尽管研究活动与开发活动不同，但它们是紧密相联的：研究活动是开发活动的前奏，通过前者获得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再通过后者将新的科学技术知识即研究成果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常常把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看成一个整体，当作一个项目的两个阶段。

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会计处理方法。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往往要进行计划、设计、论证、研制、实验、定型、测试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会产生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费用。例如科研人员、服务人员(如科技管理人员等)的工资费用，耗用的化学试剂、仪器配件等各种材料，自有设备、房屋等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维修费，租赁设备、房屋的租金或使用费等。研究与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就是对企业在研究与开发活动中发生的这些费用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关键是第一步，即确认，也就是将研究与开发费用确认为资产项目还是作为当期费用。

研究探讨论文篇2

1实证会计的概念及研究发展的概况

“实证研究”在英文中为“empiricalstudies”和“positivestudies”,它和“规范理论”(normativestud-ies)是相对立的,这一概念来自于美国经济学家M•弗里得曼1986年发表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作了系统化阐述,奠定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学术地位。实证会计理论不同于传统的规范性会计理论,后者着重于为会计实务进行论断并开出处方,即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应当采用何种最佳的会计方法程序,实证会计理论侧重于解释和预测现实中会计方法程序的应用。实证会计的理论研究经历了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研究会计和资本市场的行为。这一阶段主要讨论的是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的信号作用,人们试图在所报告的会计收益和股票价格的反应中找到某种联系。第二阶段着重试图解释和预测企业的会计实务,即公司会选择什么的会计政策或对会计准则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2实证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2•1实证会计研究的理论基础实证会计研究的兴起与西方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借鉴和吸收了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特别是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人理论等成为实证会计研究和理论构建的基石。

2•1•1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shypoth-esis,EMH)有效市场假说是西方经济学和财务学中广泛接受的一个基本理论概念。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Fama)的定义,如果资产价格可以迅速和充分地对全部可获得的信息作出反应,资本市场就是有效的。由于信息系列存在三个层次,法玛提出市场有效性亦可分为三种不同形式:(1)弱式效率:市场价格充分体现过去(历史)交易活动;(2)半强式效率:市场价格充分体现全部现时可公开获得的信息;(3)强式效率:市场价格充分体现全部已知的信息,包括未公开的(内幕)信息。目前,西方经济学和财务学的实证结果支持弱式或半强式的市场有效性,对于强式EMH的证据尚不充足。根据弱式的EMH,一系列的过去证券交易(包括价格变动)不能用于成功地预测未来股票价格,投资者无法利用这些信息在市场上系统地获取异常收益。在半强式的EMH条件下,资本市场充分地反映了全部可公开获取的信息,因此不能预期市场参与者可利用这些信息系统化地获取异常收益。市场有效性假设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基础。

2•1•2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是从西方财务学中的“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中衍生出来的,由W.夏普(W.Sharpe)和J.林特勒(J.Lintner)提出,旨在表示证券的预期收益及其风险结构的内在关系。根据CAPM,个别证券的价格或收益和它的风险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高风险高收益。一个证券的风险可以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表示在既定的范围内某种证券(企业)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因素,并可通过市场组合而分散(diversi-fied)。CAPM定价模型为实证会计研究提供了预期证券市场收益以及市场对会计数据反应的计量模型。CAPM模型为验证市场假设提供了可能,其在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应用包括:(1)确定一个证券(企业)的预期收益及其异常收益;(2)验证会计数据能否传递信息函量(即会计数据可以大致反映证券的预期收益);(3)确定会计盈利与证券系统化风险的关联关系,或者说,会计盈利变动幅度可能反映企业的风险水平,从而与该企业证券的市场价格变动相关联。

2•1•3人理论(agencytheory)人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简森和麦克林提出的。它强调人们的行为为其自身效用(利益)所驱动,不同个人和利益团体又受制多种契约关系的约束。企业管理者作为业主的人管理企业资源,管理者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情况下采取行动促使企业资源增值,但是,在缺乏有效的监控机制时,管理者可能会通过:将企业资源转移给自己(如利用奖酬计划)和逃避职责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业主也会作出理性的反应,他们可能削减管理者报酬或是拒绝为企业提供资源,因此,管理者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不考虑所需承受的人成本,从而愿意接受一定的监控机制,借以减少其人成本,会计成为有助于各种契约关系运作的一种监控机制。财务报告或会计数据成为各方面当事人衡量比较自身效用与成本、监控和评估有关契约关系执行情况的重要手段,会计数据可用来界定这些数据后面可能产生的当事人行为或经济后果。由于不同会计方法程序将导致不同的会计数据或信息披露,会计政策的制订或选择将涉及不同人士或团体之间的利益比较与权衡。因此会计实务中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或是对相关会计准则效用的实证研究,大都是基于契约关系及人成本而展开的。

2•2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内容目前,实证会计研究仍然存在着多元化的研究方向或研究结论,其理论构建包含两个主要的分支:信息含量研究和经济后果研究。

2•2•1信息含量研究实证会计研究的早期形成侧重于验证资本市场对会计数据的反应,又被称之为“市场基础会计研究”,财务会计主要服务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在资本市场进行的投资决策(买卖证券或股票)。如果会计信息具有效用(即信息含量),应当对资本市场上的证券价格变动及其收益产生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实证会计研究集中于观察许多企业的股票价格变动及其投资效益和会计盈利这一总括性指标之间的关联关系来确定或验证会计数据的信息含量。关于会计信息含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有:(1)企业的会计数据(盈利)与证券价格变动及其收益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2)会计盈利对证券价格及收益影响受传导因素制约。(3)资本市场可以“透视”会计方法的本质。

2•2•2关于经济后果的研究所谓经济后果是指会计准则或企业财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面的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实证会计研究的重点转向应用人理论来验证企业管理者及其他利益团体选择会计方法或会计准则的动因,旨在构建可用于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影响要素的理论假设,并且通过实证研究确定这些理论假设的有效性。这方面的研究结论包括三个理论假说(hy-pothesis):(1)奖酬计划假说(bonusschemehypothesis)根据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管理者和业主(股东)之间的契约关系侧重于管理者(尤其是高阶主管)应用受托资源的绩效及相应的酬金。

管理者酬金,如红利或其他福利是由企业经营效果来决定的,而衡量经营绩效的基本指标主要借助于财务报表或会计数据。而管理者是最大效用的追求者,为达到自身效用或利益最大化,管理者具有选择较有弹性的会计政策的内在动因,管理者通过会选择可增加报告盈利的会计方法程序,如计提折旧时用直线法而不用加速折旧法,存货计价用先进先出法而非后进先出法。(2)债务契约假说(debtcovenanthypothesis)与企业相关的不同个人或团体之间亦存在利益冲突,例如,债权人关注企业能否按期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或企业的偿债能力,业主关注企业的支付能力或股本增值。这两方面有着一定的利益冲突,如果缺乏必要的监控机制,企业的管理者具有将债权人的权益向股东权益转移,借以增进自身利益的动因,因此,债权人和管理者之间亦形成一种契约关系,债权人可能通过正式的债务契约,对借款企业提出一些约束条件,如限制企业的股利支付,股票回购或举借新的债务等。

这些限制通常是依据会计数据(如特定的盈利水平)或相关的财务比率(如流动比率、速动比率、产权比率等)加以监控。显然,会计政策选择决定这些监控指标的计量和评估,从而对评判即定债务契约的履行或违约有着直接的影响,债务契约假说认为,企业的管理者具有选择可降低违约可能性的会计政策的动因,例如,负债比率高的企业的管理者更倾向于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可增加本期盈利报告的会计方法程序,或者是增加资产或减少负债的报告方式,借以降低因为违约而导致的“人成本”。从一定程度上讲,企业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就是为了契约成本最小化。(3)政治成本假说(politicalcosthypothesis)西方管理学理论认为,企业可能因政治程序而加大经营成本。在特定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家或立法者可能为提高自身利益,往往通过行政或立法手段干预企业行为(如争取选票或执政机会等)从而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因此,对政治程序较敏感的企业将倾向于选择可能减少报告盈利的会计方法程序如多计费用、递延收益或提取准备等,借以降低其承受的政治风险或政治成本。

政治成本假设给会计选择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许多实证会计理论以上述三个理论都做过检验,证明这三个假设在解释经理人员会计政策选择方面是经得起实证检验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会计学界开始意识到会计信息的经济影响。不同的会计准则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不同集团的利益。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有直接的经济后果和间接的经济后果之分,直接的经济后果是指不同的利益集团所取得的经济利益,恰当的会计准则有利于维护各方正当、公平的经济利益,不当的会计准则可能引起不平等、舞弊和欺诈。间接的经济后果指会计信息利益。西方会计学者关注会计准则的信息利益,其研究侧重于通过不同的会计信息,诱导出不同的经济后果即信息利益,从而影响到市场上各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会计政策选择为不同的利益团体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提供了条件,因此,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是通过不同的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的。

3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现状

我国会计界接触实证研究方法始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一些学者尝试将实证会计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包括翻译了瓦兹和齐默尔曼合著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以介绍为主。最早出现的,可称之为实证研究的论文,应当是赵宇龙发表在《经济研究》1998年第7期上“会计盈余披露的信息含量”一文。该文的发表,标志我国会计界对实证会计研究从方法介绍进入到实际应用。

3•1关于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近年来,在我国,有不少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如吴世农的系列研究(1993,1996,1997)表明,1993年以前,深市每天的股票价格并不是随机的、独立的,有许多已公布的交易信息并未反映在当时的价格中或被当时的股价所忽略,掌握过去的一些信息仍有可能获得非正常回报,因此,深市并未通过弱式效率检验;1996年的结论是,我国股市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弱式效率;1997年的研究结果表明,沪市未达到半强式效率。沈艺峰和孙铮的研究也表明了我国股市对历史信息的反映效率较低,未达到半强式效率。而陈小悦等人的研究显示,深市较早地达到弱式效率,沪市在1993年逐渐达到弱式效率,总体结论是我国股市已经达到弱式效率。赵宇龙的检验(1998)也不支持沪市具有半强式效率。

3•2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会计政策的选择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我国对会计政策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传统的规范性研究。为规范市场经济,维护会计秩序,我国先后制订和颁布了会计基本准则和一系列的具体准则,会计准则是关于价值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规范。它对企业应传递哪些会计信息以及如何展示这些会计信息,都做出详细的规定,自1993年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基本上是遵循会计理论研究的演绎法,即以会计目标、假设等为先决条件,推导出基本会计准则,再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最后再通过具体会计准则来指导会计实务。这种构建会计理论的演绎法是以来自外部客观环境的会计假设作为前提命名,所以强调客观环境对财务会计或会计准则的制约作用。在我国,构建会计理论的演绎法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规范企业会计核算的是分行业的会计制度,主要解决会计的记录和报表的编制问题,会计准则是从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另一方面,我国的市场环境的特殊性也需要在理论前提,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会计信息质量不高,决定了作为理论和实务桥梁的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具有现实意义。根据我国客观环境制定会计准则,就可以很好地指导会计实务。孙铮、王跃堂(1999)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上市公司存在操纵利润的倾向,上市公司利用变更会计方法、成本法与权益法的核算、预提大修理费用、利用或有损失、所得税返还、不良资产挂账、虚增无形资产、关联交易等手段虚饰利润。在制度的实证研究上,对10%现象的研究比较成功的。10%现象是指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使其净资产收益率达到配股及格线要求的10%。这一现象的产生,与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制度环境有关,即:中国证监会1996年起要求上市公司连续三年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10%方可申请配股。有学者发现,这一制度出台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分布朝10%的区间集中,且略大于10%的比率显著高于往年。10%现象的提出,不仅对实践具有较好解释力,也可用以预测上市公司的未来行为:那些距离配股及格线不远的上市公司;总是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将净资产收益率提高到10%;以达到配股的目的。该研究的政策性意义也很明显,中国证监会接受了学者有关10%的研究成果,逐步降低配股的门槛要求(如最低6%),甚至基本取消这一要求(增发新股)。

4实证会计的局限性及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的问题

4•1实证会计的局限性在当今的西方会计学界,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已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主导力量,会计论文几乎都带有实证研究的印记,但实证会计研究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无法避免归纳逻辑的缺点。实证会计研究,遵循的研究模式是由个别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的归纳模式。用观察到的有限的事实或现象去证明一个理论或假设的正确与否,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归纳缺点。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概率性和偶然性。

2•过会偏重研究的定量化与模型化。经常忽略某些想当然是次要的因素,结果有时会导致研究对象过于简化和研究的系统性差。

3•实证会计研究在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过程中完全排除价值判断也有不合理之处,因为会计信息具有经济后果,作为“经济人”的会计研究者,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的过程之中,不可能完全避免个人偏好所带来的先入为主的干扰。

4•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相比往往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如对与具体某项会计准则相关的问题研究总是在会计准则公布之后若干年,确切地说总是等到有足够的样本数据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验分析时才能得以实施。

4•2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存在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对实证会计研究,主要仍停留在模仿阶段,即运用西方成熟的实证会计研究的方法,以我国资本市场的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假设,甚至,一些研究问题也是模记性的,绝大部分研究问题都是“引进的”,没有形成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和会计政策选择的理论与假设。比如,赵宇龙的论文(1998)模仿鲍尔和布朗(1968),开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之先河,但后续的很多研究也是如此。以我国资本市场数据来验证西方已有的成果,有些适合,有些不适合。但是仅仅停留在验证西方现有的理论何者在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下具有解释能力,何者不具备解释力,显然不能形成真正基于我国市场环境的理论与假设,从而也就无法形成对我国经济现象具有解释、预测能力的理论。实证会计研究的重心是会计选择行为,其目的在于解释和预测会计和审计实务。

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说,其目的就是解释现行会计准则赖以存在的理由和作用,预测未来会计准则制定的走向。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为了研究证券市场的会计选择行为,实证会计理论引入了有效市场假说。对有效市场假说的检验,决不是研究的终结,而恰恰是研究的开始。目前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中存在绕着EMH打圈而不再深入的现象。今后在实证会计研究中,应该加大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不同组织形式、不同规模的企业对会计政策会有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对会计准则的实施会有不同的反应。近几年来,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和实施得比较多,其效果如何,有待于理论界多做些实证分析,为会计准则,特别是具有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依据。

5正确构建我国会计研究的方法体系

5•1对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都予以重视,不可偏颇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由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两个部分组成。规范会计研究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而实证会计研究则代表了会计人员对会计现象的本质特征由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根据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对会计现象的认识是由一般到具体和由具体到一般的有机结合,因此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不应有所偏颇。实证理论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做些什么。可以说,实证会计研究使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从理想转向现实,从而弥补我国规范会计研究的不足。

5•2在不同的层面上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从较高的会计理论层面上来把握整个会计理论框架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往往会作为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往往是针对具体的会计理论如存货发出的计价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先进先出法,在什么情况下采取后进先出法等。近年来,实证会计研究的趋向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致,一些规范会计研究者借此攻击实证会计研究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没有贡献。实际上,实证会计研究是规范会计研究的基础,因为实证会计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会计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只有掌握了各种会计现象的本质,才能从逻辑高度上探讨会计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规范会计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和终极目的,因为研究会计现象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探讨会计是什么,而必须研究会计应该是什么。可以说,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与会计目标系统的层次相关,会计目标层次越低,其研究的实证性就越强;会计目标层次越高,越需要对之进行评价,越具有规范性。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是对会计目标不同层次上的研究,角度不一、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研究整体。超级秘书网

5•3创造条件,构建合理的会计研究方法体系目前,我国的会计研究,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会计只是引入阶段,因此,对会计理论的研究有些滞后和空泛,需要引入实证会计研究,弥补规范会计研究的不足,拓宽会计研究领域。实证会计研究是与西方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有其存在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性效应十分明显,非会计性信息对市场的影响较大。

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数据有相当程度的失真,大大影响了统计样本的可信度。这是我国实证会计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不能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而应更多地根据我国的国情,摸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西方实证会计研究迅速发展与其发达的计算机网络、完善的数据资料检索系统有关,而我国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会计报表是不公开的,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尽管是公开的,缺少专门的机构收集、整理,不利于用模型分析处理,这需要我们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会计理论•厦门大学出版社

[2]魏明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3]陈国辉•会计理论体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4](加)WilliamR.Scott著•陈汉文译•财务会计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5]李明•西方实证会计理论与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

研究探讨论文篇3

关键词：活动教学德育策略

近年来，我国的学校德育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道德教育脱离学生的生活实践，缺乏学生主体性的充分调动，致使道德教育的实效性不高，制约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与学生道德素养的提高。因此，打破在德育中也采取单一灌输式的教学方式成为必需。

一、活动教学理论思想

(一)活动教学的内涵与本质

活动教学是一种以在教学过程中建构具有教育性、创造险、实践性的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以激励学生主动参与、主动实践、主动思考、主动探索、主动创造为基本特征，以促进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为目的的新型教学观和教学形式。它主张通过教师积极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各种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创造性，以活动促使学生和谐发展。活动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思想，它视教学过程为一种特殊的活动过程，强调活动在学生认知、情感和个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教学认识的关键就在于建构学生的主体性学习活动，在于通过活动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它对一切形式的教学活动具有指导意义。

(二)活动教学的历史背景

活动教学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卢梭，他的自然教育观可以说是活动教学最早的萌芽。他从自然教育理论出发，反对从书本中学习，主张学生到大自然中通过身体锻炼、劳动、观察事物等行为获得经验、吸取教训。裴斯泰洛齐和福禄贝尔也深受卢梭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教育应以儿童的活动为基础。德国赖伊基于“行动教育学”的理论，反对赫尔巴特以获取书本知识为主的教育理论，主张以活动为教育的基础，认为感觉、活动是构成意识及获取知识的根本条件，应当特别注意活动性的课程。美国杜威对活动教学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在“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从做中学”等一系列原则指导下，坚决反对学科教学，主张活动教学，让学生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获得个人经验。杜威的学生克伯屈倡导设计教学法，把活动教学进一步具体化了，由儿童决定活动目的、制订活动计划、执行活动、评价活动效果。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教学改革为后来的活动教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活动教学的特点

首先，活动教学是一种倡导以活动促发展的教学。活动教学的宗旨是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各种教学活动，从而实现人的发展，超越了狭义的“活动”概念，突出了对主体意识发展的追求。因此，活动成当代教育体现人本化思想，充分表现人的本质的重要的教学思想和形式。其次，活动教学是以弘扬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和发展其各方面的素质为目的的教学。活动教学在客观上弥补了以往教学的弊端，使学生的主体性得以发挥，探究精神得以彰显。由于活动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教学活动的和谐性，使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得到了充分和谐的发展。第三，活动教学是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师生互动互惠的教学。活动教学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新师由命令者变为引导者，学生由静听者变为参与者，教师还可以从学生创造性的活动中得到启发，不断丰富、完善活动内容和计划，师生教学相长，学生的主体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第四，活动教学是各种外显活动与内隐活动相结合的教学。活动教学中的活动不单纯局限于学生外显的活动，即操作活动、言语交流活动和感知活动，还关注学生的内隐活动即思维活动。既增加了学生动手动口的机会，又促使内外活动及时转化；既使学生掌握了技能，又培养了其创造精神。

二、我国学校德育的困境

(一)学校德育观念陈旧落后

我国学校德育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传统的精英教育的做法，在内容上注重政治要求、思想信念而忽视道德规范，把政治教育等同于道德教育，德育成了政治的附庸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独特的价值。同时，学校教育一直奉行社会为本的教育思想，德育理论以社会需要作为论辩的逻辑起点，过于注重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德育内容往往忽视学生个体合理的心理和生理需要。

(二)德育的某些内容脱离实际

一是由于德育教材部分内容滞后老化，只是死板地谈一些陈旧的、脱离社会现实的东西，已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致使学生对脱离社会发展需要的德育内容产生怀疑，也不能将社会需要有效地转化为自身修养的动力。二是德育的某些内容不能满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精神需要。道德教育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如果德育内容的设置脱离学生成长实际，忽视学生的精神满足和心理需要，不能有效回答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学习、生活、工作、交友、择业等现实问题，就会使学生产生疏远、不信任感，影响德育的实效性。

(三)教师主体意识缺失和学生主体性失落

反观我们的学校德育，一方面，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行为规范、德育大纲等内容条目而进行，教育者不过是传递社会要求的传声筒，淡化甚至是忽视了教育者的主体意识，片面强调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和支配作用；另一方面，我们的学校德育片面强调受教育者对社会负责，而忽视学生对自己负责；注重受教育者对社会的绝对服从，而忽视学生主体意识、主体精神、主体人格的培养，学生主体的德性没有得到主动、积极的张扬。

(四)德育方式、方法不科学

德育方法单一和简单化，使得学校德育忽视学生个体的心理特点。如果将复杂的德育过程简单等同于道德知识的掌握，对学生个人的“管束”，忽视学生日常在社会、学校、家庭生活中多样化的道德实践，道德规范就不能有效地内化为学生自身的道德信念，也就人为地削弱了教师在德育过程中的引导作用。

三、德育中实施活动教学的原因

(一)德育问题的解决需要教学方式的改变

长期以来，德育工作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机械刻板、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人云亦云，缺乏灵活性与多样性；德育方式静止僵化、墨守成规，缺乏针对性；德育方法存在误区，灌输多，引导少，思维单向。而在德育方法上只是采用灌输的方法，即把一些具体的相对固定的道理原则和美德灌输给学生，并通过训练、榜样、惩罚、考试等方式巩固和强化灌输的内容，造成德育缺乏实践性，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隔太远，因而得不到学生的共鸣，学生难以产生道德体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因此，必须采取一种能够贴近学生生活，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积极性与主动性的教学形式来弥补灌输式德育的不足，从而促进学生道德水平的真正提升。

(二)德育中的活动教学，能够突出道德教育的主体性本质

活动教学运用于德育中，能够反省传统道德教育的基础，避免过多地灌输说教，注重弘扬人的主体性，挖掘和引发人的自觉性、积极性、独特性和创造性。从学生兴趣出发，从学生的情感需要、意志、理想出发，在活动中为学生提供发展的空间，进行独立思考和选择的道德实践机会，使他们在实践中借助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和智慧努力探索，在活动中不断强化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促进自身品德的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对学生主体的尊重，体现了德育工作的人本化特征。

(三)德育中的活动教学，能够突出道德教育的实践性

认知主义道德教育理论认为，知识和认知能力在个体道德和道德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行为训练，也不是情感的激发，而是道德认知能力包括道德判断、道德推理以及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但是仅仅是知识和认知能力的道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德育实效性低下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太注重道德知识的教育，而忽视了道德其实是一种实践的教育，一种情感的教育。而活动教学由于具有活动的特点，因而突出了道德教育的实践性，使道德教育能够回归生活，更有利于学生的道德发展。

(四)德育中的活动教学，体现了道德的发展性

把活动本身作为目的，其深刻的内涵在于认定道德、道德生活本身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发展的而非静止的。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任何道德标准都随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同，任何道德价值都向未来开放，向变化发展开放。把道德教育的过程转变为一个主动的、实践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过程，把道德的发展变成学生自身生活的一部分，使其更好地负起自己的道德责任。

(五)活动过程本身就具有道德教育价值

学生素质中最重要的态度、情感、能力以及与他人的合作、责任心等个性品质的培养都是在活动过程中实现的。实现的程度与水平如何，取决于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选择与发展机会。因而，活动的价值并不在于活动结束获得某种有形的结果，而体现在易被人们忽视的过程中。活动教学将教育目的蕴于活动过程之中，不只是看重学生获得知识的对与错，完成作业的优与劣这些有形的结果上，而是关注学生参与活动的态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性；关注活动过程本身对于学生态度和行为方式的价值；注重学生对过程的主体眭体验对于生命成长的意义；注重给完满人格的养成提供更多机会、更大空间和更多的自由和选择。这也正是道德的要义所在。

总之，由于道德内在的实效性低下，不能满足社会的道德要求，使受教育者的道德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因此，必须对德育进行改革，而方式之一就是对德育方法的改变。活动教学有着诸多的优点，有利于改变学校德育实效性低的问题，促进道德教育的发展，更有利于促进学生的道德进步，活动教学应该在德育中倡导。

四、德育中实施活动教学的策略

(一)主体参与策略

主体参与是在学校德育中实施活动教学的前提和保证。活动教学要体现学生的自主参与，主体参与策略要求明确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形式，变以教师为中心为师生、生生间的互动，使整个教学过程成为师生信息交流、思想情感的互相感染、角色的互相变换、行为互相促进的双边活动过程。学生通过在活动中的自主参与，在活动中的自我感悟，激发相应的道德情感，内化相应的道德认识，从而在活动中完成学习对象与自我的双向建构，实现自我发展。德育活动教学的最大变化是师生关系的变化，它要求教师走下讲台，与学生展开平等的对话，从而使课堂出现师生互动、平等参与的生动局面。主体参与策略就教师而言，要在充分明确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根据学生道德学习的兴趣和需要，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参与氛围，形成轻松、自然、和谐、民主的教学气氛。要求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学生的现实生活中寻找活动的主题，保证学生参与活动的整体性。主体参与策略就学生而言，则要树立积极参与的意识，勇于质疑，大胆提问，把活动中产生的情感体验积极表达出来并相互迁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作用。

(二)感悟导行策略

感悟是德育中实施活动教学的内化机制。感悟导行策略是指学习主体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感知和情境的感染来领悟道德知识，接受道德观念，践行道德规范。学生是在有真情实感的前提下去实践道德行为要求的，是在活动中真正实现了道德的内化，真正把课堂上所感受的道理和激发的情感转变为学生自身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形成道德信念，从内心产生履行道德准则的自觉性，形成道德动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才能形成持久的道德动机和行为。感悟导行策略要求教师在活动教学中，为学生提供充分感悟和体验社会生活的机会，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上贴近学生的生活，反映学生的需要，让他们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社会，用自己的方式研窖社会。

(三)合作探究策略

合作探究是德育中实施活动教学的基本形式。活动为学生提供更广的人际交往机会，与同学的交往、与教师的融洽、与他人的合作，都会使学生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感到心情舒畅。这不仅使学生热爱生活，也易于形成活泼开朗、积极主动的品质。更为重要的是，合作学习和探究活动，有助于促进集体与个体的共同进步，有助于学生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的形成。合作学习主要是以小组活动为主体教学形式，强调的是小组问的竞争，小组内的合作，这就为每一个学生的参与提供了机会。合作探究策略解决的是德育中活动教学过程中学生道德发展的自主建构问题。活动教学的过程其实就是学生间相互合作与探究的过程。通过彼此合作、互相启发，在探究中发现和解决问题，通过各种尝试和有创造性的思考，得出有价值的观点或结论。教师可以将课堂活动的空间延伸到课外、校外，让学生就某一主题，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组合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明确责任分工，从不同的角度搜集相关的资料和信息，共同探究，得出有价值的结论。也可以变换课堂组织形式打破学生学习空间的僵局，从而有利于学生间的合作学习，共同探讨。

(四)创新发展策略

研究探讨论文篇4

科学价值中立说

关于科学的价值中立的观点，在西方哲学思想中在较长时期内影响了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观和认识论。一般认为马克斯•韦伯引入了现代的事实—价值两分的观点。他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这一经典论文论述了两方面的观点[1]。第一点他吸取了休谟的思想，认为在规范与描述之间、在断言某物实际上是什么与理想上应当是什么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我们加于事物的价值不属于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学关心的是描述实际发生了什么，并且解释为什么。自然，科学能够而且必须注意个人和团体在事实上怎样做出评价，但他们却不能从根本上真实地记录这个或那个事物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因而是在范畴上应当被评价的。韦伯的第二个论点是有规定性的。他从不认为价值是无足轻重的，也从不宣称每个人，特别是社会科学家应当总是避免价值判断。与此相反，他坚持提出指认与评价的区别，二者不容混淆。一个人在表达价值判断时，不应当自称这种判断是得到科学地确认的；因为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当社会科学家推崇某种行动时，他们应当尽力地说明自己所说内容中哪些是科学的发现，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议。这是知识分子的真诚品质与尊重真理的原则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学与价值、描述与规范、实然与应然判断的严格区别，要求社会科学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亨普尔指出，有关科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可以说是围绕着两个不同的方面而展开，这就是：(1)科学家的实际研究行为，和(2)批判评价和论证科学断言和程序的方法论标准。在科学家的实际行为层次上，价值评价作为科学研究的一个诱导因素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准则、审慎的思考和个性等等显然会影响科学家对所研究领域、问题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选择。社会和政治价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问题领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励人们赞同某些并无可靠根据的理论。当然，作为一种规律，科学研究中决定采取或放弃一个特定的假设或理论，将强烈地受到认知价值或准则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坚持某种方法论程序的标准上。[2]

正是在构成研究行为的重要的诱导因素这个问题上，价值评价与科学研究相关联。因此，必须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科学史解释科学研究行为时考虑价值评价的作用。然而，这种科学解释在谈到科学家受价值影响的时候，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它在解释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时，并不论证这个理论的合理性，或表明这是个不合理的科学程序。而合理性问题要求的是在可以获得的证据和其他系统的根据的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批判的评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科学观，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主张科学理论与证据关系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种标准可用证据与理论之间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逻辑关系来表示，由此而为科学的客观性与价值中立说提供了依据。按此观点，恰当的科学研究及其结果是独立于研究者个人的成见、信念或态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违反了科学规范，并可以用对科学以外的价值观的过度依赖来解释研究者违背恰当的科学行为的动机。

与上述科学哲学观点相类似，现代知识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的鼻祖卡尔•曼海姆也把自然的与文化的区别了开来，把数学、自然科学与宗教、道德、实践领域等其他方面明确区分开来。“可以说，形式知识在本质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内容并不受个别的主体及其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但在另一方面，显然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主体事务，它只能由某些主体、或在某些历史时期被接受，而且从个人的社会目的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3]他认为，自然科学具有可重复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领域则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断言，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真理的。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的特征是对其范围广泛的对象进行高度明确的阐述，对其追随者有权威的明确的命令性。与其他类型的信仰相比，意识形态更加系统化，围绕一个或数个突出的价值观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变革，它的接受或推行还往往伴随着鼓动性的宣传。谁接受它，谁就要完全服从它，谁的行为就必须完全渗透着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与该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开。意识形态故意掩盖人们的动机与利益，这就迫使利益与对抗着的人们相互欺骗，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盖狭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识形态不会把系统地追求真理当作自己的一项义务，因而采取取教条主义的认识态度，不愿接受新经验和真理。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意识形态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尤其明显。

曼海姆坚持认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观的一切知识，不可避免地都是有党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论点是，像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均无法摆脱意识形态和党性的束缚，所以他也承认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这些观点引起了美国实用主义者胡克的争论。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开创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难在于，曼海姆承认，表现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导致在科学意义上被认为“真”的那些关于事物性质的理论和发现，因此，问题就转移到这些“真理”是否取决于导致探索和发现这些真理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一点上。“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既然随着历史时期而改变，曼海姆认为这问题就成为一个知识社会学的问题。……现在假定科学的处理方法和客观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头痛的问题是：任何一种的科学知识是怎样成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书中，不同的一页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读者对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独特形态的科学主义思想，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实际认为，即使存在阶级或党派观点的相对性，科学(包括社会科学)仍然存在超越主观价值的客观性基础，比如根据经验基础所作的证实或证伪的判定。这是我们过去在认识实用主义时所忽视了一个重要论点。

因此，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观点，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学发展以后对其根本任务的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在科学知识系统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动排除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干扰，以相对纯化的方式对待其研究，以便适应客观性的要求。

对绝对价值中立说的批评

韦伯和逻辑实证主义者关于科学价值中立说的观点，在近数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学家主要是历史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的批评或挑战。库恩以来的历史主义学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学的积累发展观，论证了科学理论的根本转变不简单地只是对关于事实的增长了的知识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学不同学派之间的转换更像是信仰的转变，没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础可言。劳丹则提出了一种关于科学家理的适中的观点，指出理性的行动者持有各种目的和关于世界的预设信念，为了合理地接受一个信念，他必须能够限定与自己的目标和信念有关的推理范围。劳丹试图把科学合理性的一般要求与价值论、方法论和事实层次的共识统一起来。

科学实在论者普特南对事实与价值关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独特的意义。他公然声称自己要为一种几乎被了的观点恢复名誉，这种观点认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无论如何也是模糊不清、无法实现的。因为事实陈述本身，以及人们据以决定什么是事实和什么不是事实的科学探究实践活动，都预设了价值。普特南指出，关于科学价值中立的传统观点是建立在科学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数人的一致意见基础上的。怀疑价值判断具有认识功能的一个理由是，它们不能用“科学方法证实”，而且在福柯所讨论的伦理学观点中还强调调，在伦理问题上，人们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许多人相信科学理论的正确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满意的论证。但在事实上，对于任意选取的一个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人们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许多人对于科学和很多理论都是可悲地无知，至于科学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学的意义决非仅限于它的实际应用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学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与多数主义来证明科学真理的合理性和价值真理的非合理性，这是站不住脚的。[5]

普特南强调，至少有些价值必定是客观的。精确科学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像“融贯性”和“实用的简单性”之类认识上的优点，因此，至少有些价值词项不仅仅代表使用这些词项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们适用的那些事物的属性。如果这些词项不代表理论的性质，而仅仅代表有关人对理论所持有的“态度”，那么像“正当的”、“充分确证的”、“最有效的解释”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观的。因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赖的参项更为客观。因此，至少这些价值词项具有某种客观的用法，即某种客观的正当性条件。同样，对于伦理学判断的主观方面也不能强调过分了。如果说，在科学领域坚持科学是一项客观的事业，并不等于认为每一个科学问题都有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学问题也许有一些客观的、不确定的答案，那么，在伦理学领域，某些价值见解是确真的，某些是确假的。“总而言之，某些价值见解(以及某些意识形态)肯定是错误的，某些见解肯定不如其他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坚持伦理学探究是客观的，同坚持根本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情况这种愚见，是两码事。”[6]

由此可见，普特南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竭力从两方面来阐述二者之间的融合、统一与制约。一方面，他不同意证实主义和旧实在论把事实与价值截然分开的观点，而坚持科学对客观真理的追求与融贯性、正当性、实用简单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要求的统一，科学的客观性与多元性要求的统一。另一方面，从伦理价值的角度来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而认为至少有些伦理价值是有客观标准或依据的。就认识而言，对于概念构架的任一选择，都是以价值为先决条件的，在选择一个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的构架时，在众多的因素中首先会涉及到人们的道德价值。因此，真理理论以合理性理论为先决条件，而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先决条件。

普特南试图把事实与价值、真理与价值有机地、内在地统一起来，既不放弃实在论的客观真理论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实一价值两分的传统观点。其观点属于一种形式的价值真理论，是对那种离开人的能动的认识过程，而仅仅在本体论上强调真理是对实在或事实的纯客观描述的传统实在论的批评。它告诉人们，追求直理的科学不是与人的价值无涉的中性活动。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对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由此而彻底否定事实与价值、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呢？显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断言的，每一个事实都有价值负载，每个价值又都负载着某个事实。这后一命题说明，没有客观性依据的价值不能算作真正的价值。因此，这里的价值又与传统的事实价值两分观点所说的价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观价值。可见对价值的不同解释预设了不同的结论。而从根本上说，价值具有主观与客观两重属性，纯粹的主观价值显然无法与客观性或科学性相统一。这里便存在不同层次的价值问题，客观性与价值只能在科学发展的高层次上统一起来。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

前面论述了当代西方哲学有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为我们合理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问题提供了借鉴。

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科学是以社会为对象的系统的知识探究，因此它在实质上与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有所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基本立场、态度和方法上。从基本立场来看，社会科学以追求关于社会的事实知识或确切知识为基本任务，因而一般不预设立场。真正的社会科学是真诚而无畏的，无须迎合某些特定的个人或社会集团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态度是合理的怀疑。研究无，一切似乎已成定论或天经地义的东西或结论，都可能成为社会科学家的怀疑对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结论或成见，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会科学家是“无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社会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方法论上，社会科学多用归纳法、统计法等科学方法，以便从具体的社会现象中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尽管归纳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为了探究事实，社会科学家仍然频繁地使用，包括统计法等科学的归纳方法。

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的追随者则与此不同。他们固执地追求信仰，从抽象的观念、原则、口号出发，竭力为某些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服务，因而他们采取的是教条主义的顽固态度，对既成的传统和信念不敢怀疑或质疑。其方法大多为演绎法，即从抽象的大前提出发，推演出脱离现实的结论，所以意识形态等主观价值体系尽管也打着科学的旗号，但其论证方式却十分繁琐，追求华丽的词句或动听的口号，实质则空洞无物，思维也不讲究逻辑，经常出尔反尔。归纳法和统计方法在意识形态那里只具有纯粹工具的意义，事实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还存在一定的区别，前者指的是像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更为接近的学科，可以采用经验研究和统计学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等更具有文化特点和包含更多价值判断的学科，往往与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分不开。然而，当代的一个发展趋势是日益要求人文学科也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学方法和论证方式。比如，伦理学曾被认为只是关于规范价值的学问，但是，20世纪的科学主义者提出了伦理学不能与现实生活相脱离的任务，伦理价值前提应从实际生活的伦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学科如仍停留在传统的相对价值的水平，永远自说自话，无法像科学那样可作广泛而重复的比较和讨论，那显然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将人文和社会科学只当作特定社会集团的学问，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现，甚至提出所谓民族特色的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这实际上是将这些学科降至不具普遍意义的私学的水平，与占星术、风水术没有多少区别了。一门学科只有在成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讨论和验证的学问时，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社会科学也许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价值因素的考虑，从而有可能影响研究者对具体社会问题的看法，但每门科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则、范畴或概念，以及公认的研究和验证方法，包括共同的逻辑工具。比如政治学中的国家、政体、民主制、权利等概念及相关学说，用于民意调查的统计方法和一般数学及逻辑方法，便属于这种共同基础性的东西。

当然，如前所述，纯粹的绝对的价值中立在科学研究中也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类似于乌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说，从更高的境界来看，脱离客观性的价值只是主观价值，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然而，这仍然不能说明科学研究丝毫不需要警惕主观价值的束缚或影响，妨碍认识客观性的实现。而且，人的认识与科学发展的高低阶段之分，在时间上也有侧重点先后的区别。可以说，只有在较低层次上解决了事实与价值相对区分的问题之后，才能实现较高层次上统一的任务。

由此来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处于较低层次的主客不分、科学与意识形态混淆的状况。举例来说，伦理学几乎还没有脱离规范伦理的阶段，对于当前人们实际上如何处理或对待人伦关系，较少作实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从抽象规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诚然，规范伦理是伦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作为科学的伦理学还要从事认定事实的工作，这就需要进行某种程度上价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伦理的“应当”误作“是”。在传统伦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实与规范不分的情况，例如有人把写在经典中的规范伦理与中国社会实际处理人伦关系的事实混为一谈，几乎不指出两者间的区别；更有人将战后日本等东亚社会的成功归结为孔孟之道，对于这些国家在长期传统中形成的带有自身特点的伦理道德作如此轻率的概括，更显出概括者社会科学研究常识的欠缺。

至于像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事实与价值混淆、应然判断与实然判断不分的情况。一些人不懂政策宣传与事实认定之间的区别，硬是把“应当”当作“是”，不懂得意识形态与科学并不是一回事。立场相对中立的问调查和事实报告，特别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问题上，做得还相当不够。有时候则以感情代替法律判断。例如，某个新兴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资和城市建设及环境卫生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长期要求机关干部普遍加班加点，休息时间极少，在维护城市卫生时采取了一些明显违反法律规定的严厉惩罚措施等。这些都是涉嫌违反现有法律、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但有研究者写文章把这些归结为“善良违法”，试图以其行为结果的某些成绩来论证其违法行为的合理性。请注意这里的“善良违法”这一提法，这是用伦理价值判断来限定事实判断。如果有点现代科学的常识，便不会这样来认识问题。因为事实首先是，这些规定违反了我国现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动者的动机是否善意，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以对动机的价值判断来为违法的行为作辩护，显然是难以服人的。

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百家争呜”时期多种学派并存竞争，源于民间的学问可以被某些统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现官方垄断学术的局面。只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切学问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结果是历史、文学、哲学都摆脱不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广义的统治术的一部分，更不用说法学和政治学了。这种情况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学，如天文学为皇帝订立历法服务。当西学经过外国传教士之手传到中国时，官方思想已严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态度。直到20世纪初的政治和文化变革，才最终冲破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才得以在在中国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争取相对独立的奋斗史。实事求是的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真正得到贯彻，经历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项艰巨的任务。一些人习惯于唯上、唯书，偏偏不唯实，连面对现实的勇气都没有，制造了许多指鹿为马、改事实、严重脱离实际的“研究成果”，以“遵命为术”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项长期的任务，需要克服传统的体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摆脱各种束缚，取得真知。

由此可见，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较普遍的事实与价值不分的问题。当然，社会科学中的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二者在更高层次上可以统一起来。但在较低层次，在社会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注意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更为重要的任务。只有解决了低层次的区分问题，才能解决更高层次的统一问题。另一方面，绝对化地理解科学的价值中立，在两者之间划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样也会陷入乌托邦主义，因为我们只能做到大致的区分。

因此，问题正在于掌握一个合适的度。如果把纯粹的绝对的客观性与完全的主观价值当作两个极端，那么实际的研究者总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在相当程度上还处在靠近主观价值的一端，有必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观性那一端，当然，谁也无法奢望达到彻底的客观性这一理想状态，只能尽力做到比较高的客观性。反之，毫无客观性的自觉要求，让科学与主观价值混淆不清，那就连起码的科学性也无法保证。

注释：

[1]论文载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译本，第1—47页。

[2]亨普尔：《科学中的评价与客观性》，载科恩等编《25年概览》英文版，第277页。[3]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页。

[4]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译本，第34页。

研究探讨论文篇5

关键词：公益诉讼；教育公益诉讼；制度建构

Abstract:

Publicinterestlitigationisasignificantjudicialmeanstoprotectpublicbenefitsandrealizestatutoryrights,whoseintroductionintoChinaisdeemedareformintheadjudicativeregime.Thispaper,startingformananalysisoftheproblemsarisingoutoforpertainingtocasesinvolvingeducationalissues,observestheconceptandapplicabilityofthelitigationandthequalificationsoftheproperparties,andputsforwardsomeproposalsinviewofimprovingtheinstitutionofpublicinterestlitigationinvolvingeducationalmatterssoastorealizefullyequalityandjusticeofeducationinChina.

KeyWords:publicinterestlitigation;publicinterestlitigationinvolvingeducationalissues;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各地法院先后受理了若干起关于义务教育学校或当地人民政府学生家长拒绝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案件。(注:《中国教育报》1992年2月28日报道：贵州修文县大石乡8名辍学儿童的家长因不送孩子上学，违反了《义务教育法》、《未成人权益保护法》，侵犯了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而被大石乡人民政府。)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已屡见不鲜，判决结果大都是维护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但是，家长拒不送子女上学能否由当地人民政府或学校以及教育行政机关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类诉讼是什么性质等有关问题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回答。对此，教育法学界也有人提出了异议和质疑，但是还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这种特殊（教育）诉讼的性质和特点。有学者曾专门分析了“学校家长不送子女入学问题”［1］。作者最后提出了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不送子女入学的家长是违法的，但是，依据现行法律，学校是否具有家长的资格呢？

《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被监护人的资格。”但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院可以因法定监护人不送子女入学而撤销监护人资格，而且学校家长绝大多数并不请求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所以，学校因家长不送子女入学家长似乎在法律上缺乏依据，合理而不合法。同时，根据《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权利能力以及监护制度的规定，监护人有权利和职责维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受教育权。也就是说，只有家长有权利他自己不送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显然这是个逻辑上的怪圈。

1992年3月14日国家教委的《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40条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城市由市、市辖区人民政府或者其他指定机构，农村由乡级人民政府，进行批评教育；经教育拒不送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的，可视具体情况处以罚款，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因此，有学者认为：“虽然有些学校的教师和校领导的职业道德促使他们以学校的名义家长，但是依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学校并无权家长，这一问题应由相应级别的人民政府来解决。”［1］352-353

根据《义务教育法》(注:1986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2006年6月29日通过修订并于2006年9月1日起实施。遗憾的是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教育公益诉讼没有作出规定。)、《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对于拒绝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家长或其他监护人，教育行政部门有权直接采取罚款等行政处罚措施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方式，要求家长送子女上学接受义务教育，并没有规定教育行政部门针对家长不送子女上学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司法实践中，这类案件一般是作为民事诉讼对待的。按照现有的诉讼资格理论，教育行政部门（或履行一定教育行政职能的乡人民政府）以及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与拒不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家长的违法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这种行为也未导致侵犯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民事权利或其他权利的事实与后果，不是适格原告。

因此，我认为按照现有的诉讼理论与法律规定，无法确定这类诉讼的性质，同时，作为原告的教育行政部门（乡政府）或学校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与诉讼权利义务都是无法界定的。实际上，作为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家长不是因为自身的权利或利益受到侵害，而是为了保证适龄儿童接受法定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虽于法无据，但合情合理，这应当是理论典型的、但实践中待建立的教育公益诉讼制度。

二、公益诉讼与教育公益诉讼

古罗马时代就产生了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之分，前者旨在保护个人所有权利的诉讼，仅特定人才可提起；后者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意大利罗马法学家彼德罗·彭梵得指出：“人们称那些为维护公共利益而设置的罚金诉讼为民众诉讼，任何市民均有权提起它。受到非法行为损害（即使只是私人利益受损）的人或被公认较为适宜的人具有优先权。”［2］

20世纪以来，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向福利国家的转变，社会公共利益成为现代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普通现象，基于公共利益而产生的法律纠纷大量涌现，传统上着重于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公共权利的法律诉讼制度产生了失灵现象，现代公益诉讼制度应运而生。“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除了通过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但由于这类权利往往并没有直接的代表人和请求人，因此必须赋予普通公民为公益提讼的权利，这是公益诉讼制度得以确立的法理基础之一。”［3］

在德国公益诉讼称为团体诉讼，将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法律主体提讼的权利“信托”给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由该社会团体提起符合其章程、设立目的的诉讼。有利判决的效力间接地惠及于团体的成员，产生“事实上的既判力”。同时，德国宪法诉讼，有学者称之为“民众诉讼”，它是指公民因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或其他权利受到某项法律的侵犯，而向提出诉讼，要求宣布该法律违宪而且无效的一种诉讼制度。任何公民，只要认为某项法律侵犯了宪法保障的权利，无论侵权案件是否发生，也不论是否涉及到本人的利益，都能提起这种诉讼。很明显，德国的宪法诉讼属于公益诉讼范畴［4］；在美国，公益诉讼称为公共诉讼（publiclawlitigation），《美国区法院民事诉讼法规》第17条规定：“在法定情况下，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也可用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提起”；在日本，公益诉讼仍称为“民众诉讼”，它是指“请求纠正国家或者公共团体机关的不符合法规的行为的诉讼，并且是以作为选举人的资格或者其他与自己的法律上的利益无关的资格提起的诉讼”；我国台湾地区也称为“民众诉讼”，其“行政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事项，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得提起行政诉讼。但以法有特别规定者为限。”

美国学者Chayes提出了公共诉讼的概念以及8个特征：（1）诉讼的框架超过了以往的围绕个人权利、义务的纠纷和解决的范围，由法院和当事人加以决定；（2）不能像以往那样把当事人当作对立面加以考虑，当事人的范围也随着诉讼的进行而扩大；（3）与以往那样通过事实审理明确过去的案件的内容相比，更注重考虑将来应该采取的必要措施，与其说带有司法性质不如说带有立法的性质；（4）救济，是在预计将来的情况下弹性地形成的；（5）救济内容无法像以往那样单凭一个意思决定，而是在诉讼有关人员之间经过交涉决定；（6）法院在作出判决之后还继续保留管辖权；（7）法官的作用从中立的转向积极的，具有构成诉讼、组织、形成的责任，并进一步参与救济的履行；（8）诉讼的对象，是对于政府和大企业的活动中有关公共政策内容的不满。像在这种公共诉讼中作为有特征的救济方法常常被提及的，是制度改革的禁制命令（structuralinjunction）。这不同于一般的禁制命令，不是一定的明确的作为、不作为，而是为了制度的改革、改善而发出的［5］。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在阐述1978年1月新的法院规则关于司法审查权的简单验证方法时认为：“作为新程序的结果，我希望我可以这样说，在英国，我们有了一种为全体公众利益，每个普通公民都可以运用它使法律得到实施的公众权（actiopopularis），以此与未履行其法定职责的公共权力机关抗衡。”［6］丹宁勋爵在“检察总长诉独立广播局案”判词中就这种司法审查问题作了阐述：“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宪法原则的问题，即如果有充分的理由假定某个政府部门或某个公共权力机关以伤害千百万女王陛下臣民的感情或他们利益的方式，正在违背法律或将要违背法律，那么作为最后的方法，任何一位受到伤害的人都可以使法院对这种情况予以关注，并力求使法律得到实施。但是我必须强调，这种最后的方法只能在没有其他适当的法律援助可以保证法律得到实施时使用。”［6］145

目前，国内有的学者将公益诉讼定义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的行为提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之活动。相应地公益诉讼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公益诉讼仅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广义的公益诉讼既包括前者，又包括任何个人、组织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即类似于“私人检察官”提起的诉讼。也有学者认为：公益诉讼是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司法活动［3］9。

相对于传统的私益诉讼，公益诉讼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公正、公平；（2）利害关系的不特定性和广泛性。法律允许在特定利害关系人不愿、不敢或不便提讼时，普通民众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3）公益诉讼的发起者不一定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4）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已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是尚未造成现实损害，但存在损害发生的可能；（5）在具体的原则和制度方面，公益诉讼有其特殊性，如对处分原则有过多的限制。

当今世界各国立法日益重视社会公共利益。以当代宪法为例，在社会利益方面的规定有大量增加，涉及“公共福利”或“促进公共福利”的规定在被调查的157部宪法中有85个国家的宪法，占总数的59·9%；涉及“公共利益”或“一般利益”之规定者有96个国家的宪法，占总数的67·6%［9］。

我国学者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孙笑侠教授的观点。“社会利益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它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4）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竞争社会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的保障；（5）公共道德的维护；（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8］

教育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公益事业之一。一般认为，义务教育是纯公共产品，非义务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公民接受教育不仅涉及到本人的利益，也关系到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也成为各国政府和社会的一个共识。而且，教育实践中大量违法行为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破坏教育秩序，单靠传统上狭义的权利或利益关系人诉讼，很难改变教育法制无力的现状。因此，有必要引入教育公益诉讼。

教育公益诉讼，是指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对教育领域内违反教育法律法规、侵犯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公民受教育权等合法权益的行为，即使与自己无法律上的直接利害关系，也可依法提讼的制度。它是一般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制度在教育诉讼案件中的适用。因此，教育公益诉讼应当包括教育行政公益诉讼、教育民事公益诉讼。

三、国外教育公益诉讼制度

（一）国外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规定

国外教育公益诉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普遍适用诉讼法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一般法律规定，但也有少数国家在专门的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公益诉讼制度。比如：

《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第49条第1款规定：“国家教育管理机关作为国家的全权代表，对经国家评估确认资格的教育机构毕业生培养工作质量低下者，有权对该机构提讼，要求其补偿在其他教育机构重新培养这些学生所需的补充经费。”确立了国家教育管理机关直接针对学校教育机构提起教育公益诉讼的法律资格。

巴西1996年制定的《全国教育方针与基础法》第5条规定：“参加基础教育是客观公共权利，任何公民、公民团体、地方社团、工会组织、学生团体或其他合法组建的团体，甚至检察院均可状告政府要求获得此项权利。”该条第2款规定：“本条款所述各方均有权要求司法部门，免费地通过诉讼程序采取有关法律行动。”这一法律规定肯定了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是可诉的，同时除受教育者本人以外的任何公民、公民团体、地方社团、工会组织、学生团体甚至检察院等均可作为原告提出要求实现此项权利的公益诉讼。

（二）国外教育领域的公益诉讼实践

为了实现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的可诉性，一些国家法院开拓了一些新的诉讼方法。这方面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公益诉讼，拓展传统诉讼主体资格的范围，以实现对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的司法救济；二是通过对自由权作延伸性解释，受教育权的丧失也可以解释为其人身和财产利益受到侵害，从而将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纳入自由权的范围之内，确立了对这类权利的司法保护。保护新型利益，特别是那些受益于政府的关系中的利益的需要，导致了资格的回应性扩展，这一扩展使得像受教育权这样的积极权利受到侵犯之时，个人或团体可以诉请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传统理论认为国家机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和保护人，而新的理论则认为，行政机关不再是公共利益的惟一保护人，相关的个人、团体、都可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9］。

国外教育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大体上涉及到以下几类：

一是保护公民义务教育权提起的公益诉讼。如当公民的受教育权被侵犯时，印度最高法院就使用公共利益诉讼开展对此项权利的司法救济。这一诉讼就是赋予一些社会团体以诉讼资格，允许其作为原告，法院受理这样的案件，从而保护失学儿童受教育权。

同时，还有一些国家在推行义务教育过程中，规定了严厉的法律责任包括刑事法律责任，相应的法律诉讼可以由有关教育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部门提起。《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2日曾报道“意大利小学生辍学家长被”一案：意大利弗吉亚市警方以“违反义务教育法”罪名，对70名辍学小学生的家长向法院提起公诉。意大利现行《义务教育法》规定，对所有儿童和青少年实行9年义务免费教育，父母或监护人负有监督少年儿童完成义务教育之责，违者属触犯刑律，可处以最高6万欧元罚款。近些年来，由于社会和学校方面的种种原因，大批中小学生辍学。意全国扫盲协会最近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9%的公民完成了义务教育，这引起知识界对国家前途的普遍忧虑。弗吉亚市当局率先采取司法行动，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进行相关调查。

二是学生或家长针对受教育自由权、选择权提出的诉讼。如法国行政法院1941年3月22日受理了学生家长联盟为维护受教育自由提起的诉讼［10］。

三是英国的公法救济（特殊救济或国家救济）以及普通救济中的用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relatoraction）(注:在英国司法制度中，用公法名义保护私权之诉是指检察总长在别人要求禁制令或宣告令时，为阻止某种违法而提起的诉讼。)，都具有支持公共利益的性质，弥补了私法救济的不足。这种性质使得它们对纠正那些并非专门损害某特定个人的不法行为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因此在涉及公益事业的教育诉讼中得到广泛运用。

R.v.BrentLBCexp.Gunning(1985)一案中，该地方教育当局没有充分征询家长意见就着手对一学校进行重新组建，这一行为被认为非法，因为根据国务大臣强有力的建议，习惯上在这类情况下都应征询家长意见；“在许多情况下，个人有特殊的利益而没有具体的法律权利，法院有一种只用根据特殊利益发禁令的趋势。在恩菲尔德一个综合学校案中，已证明地方教育当局的计划不符合法律，法院在一所受影响学校的校长的要求下，下达了禁制令，并认定：该校校长对守法与该校的关系有足够的利害关系。同样，在兰贝恩的综合学校方案由于各项建议、公共通知与国务大臣的批准三者之间互有矛盾而被作废的情况下，仅仅因为这个方案是越权行为，法院判定，家长有权得到禁制令。”［11］

此外，英国1972年《地方政府法》规定：当地方政府认为对促进或保障本地区居民的利益有利时，可以在任何法律诉讼中或者辩护或者出庭，在民事诉讼中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因此，英国教育行政部门可以通过提请法院判决决定私立学校的办学许可或撤销。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国家通常不是由教育主管部门直接行使学校关闭权。“英国决定是否关闭私立学校的权力在私立学校法庭。但由主管教育的大臣提讼。在该大臣认为该学校不适合作为私立学校之际，有权要求其在接到通知半年内采取大臣所要求的补救措施，否则，将被法庭裁决除名。”［12］

四是日本等大陆法系的宪法诉讼或行政诉讼具有公益诉讼的功能，利益相关人可以针对公权力机关包括教育行政机关和公立学校违反教育法同时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提出公益诉讼。比如：1974年6月18日“关于停止执行废除公立小学处分的事件—富山县立町立小学事件”一案中，申请人原富山县立山町立小学学龄儿童的父母接到转学到综合小学就学的通知，为了到达新学校必须走9到10公里的单程道，同时，由于大雪的缘故，校车很难避免迟到或无法到达目的地的可能。而且，该校儿童对原学校报有的亲切感以及原学校具有的良好的教育条件都将丧失，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即立山町教育委员会应停止执行废除原学校的处分决定，否则原学校儿童会因为无法恢复到先有的状态而受到伤害。名古屋高裁金泽支部第一部针对驳回申请停止执行废除公立小学处分的行政上诉事件，决定取消原决定（即停止处分效力），支持学生家长的诉讼请求［13］。

同时，日本法律还规定了纳税人诉讼制度。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对行政机构违法支出公款而提起的诉讼。纳税人诉讼虽不是直接针对教育制度本身，但涉及到教育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从而可能影响到教育制度以及受教育权的实现。因为，国民可以基于纳税人的地位来拥有包括公立学校和接受财政资助的私立学校在内的所有公共设施的使用请求权。进入90年代日本兴起一类以纳税人身份提起的要求公开交际费开支的诉讼。1990年6月25日日本秋田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认为秋田县教育官员召开6次座谈会，座谈会的费用支出巨大。原告即这个县的居民，诉县教育官员开支太大，造成政府教育资金的大量流失。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请求，判决要求被告将多开支的钱退回来，归还县政府。

五是美国教育法领域大量的针对公共教育资源分配、免费入学以及种族和男女性别歧视等有关平等法律保护和正当法律程序问题而提起的公益诉讼。比如，关于公共教育财政资源分配的合法性问题的公共诉讼。在一个州内部的学区之间，平衡教育机会的努力受到一系列法院决议的激励，这些决议在大部分州从根本上改变了公立教育的财政状况。美国1971年塞拉诺诉讼案的里程碑式的决议改变了加利福尼亚州发放教育经费的方案。加利福尼亚州像所有的州一样，依靠地方财产税来资助学校，而人认为这种资助体系导致富裕学区与贫困学区之间的费用的不平衡而且在继续加深。加州最高法院接受了这种观点。1973年最高法院在圣·安东尼奥诉罗德里格斯诉讼案中裁定，以一个州内部学区间的地方财产税的差距为基础而不均衡地分配费用是不违反联邦宪法的，但可能违反州立宪法。自罗德里格斯案以来，许多州规定，如果由于学区的财富差距而造成在每位学生身上花费的费用存在巨大的不平衡，那么，这种学校资助方案就是违反宪法的。例如，在1989年肯塔基州最高法院宣布整个州的教育体系，包括用财产税资助学校的方案是违法的。这一决议促使立法机关提高人均教育费用达30%之多，并承担了一份广泛进行教育改革的计划［14］。

四、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建构初探

（一）在现行诉讼法体系中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三大制度构成的现行诉讼体系中，仅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公诉属于公益诉讼的范畴。刑事自诉、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均属于私益诉讼，主要目的在向个别特定受害者利益提供法律救济与保护。现行《行政诉讼法》，只设立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诉讼种类，即保护当事人权利的诉讼，而没有专门设立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诉讼制度。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特别情况下，有权支持受害者向人民法院，即“支持原则”，但并没有赋予支持者以自己名义代表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检察机关虽然可以对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甚至提起抗诉，但无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提讼。缺少公益诉讼，是我国诉讼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在我国，《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在分别与《民商法》、《行政法》对应的同时，还分别在一定程度上与《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对应。不过，当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分别对应于民商法、《行政法》以外的实体法时，需要有一定的特殊规则。如果要求每一个实体法部门都必须有一个独特的程序法部门与之对应，甚至把有无独特的程序法部门与之对应作为判断一个实体法部门是否独立地位的惟一或主要标准，那么，在实体法部门不断增多的法律体系演变进程中，程序法部门也同步增多，将是不可想象的。一般而言，民事诉讼与私法（民商法）对应，行政诉讼与公法（《行政法》对应），而作为公、私法融合的第三法域中的经济法、社会法，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却难以与之完全对应，也就是说，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都不能完全适应经济法、社会法领域中的纠纷，可以有多种诉讼方式的选择：一是一般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二是特别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三是新型诉讼（如公益诉讼）［5］3。

因此，《教育法》作为第三法域，相应的受教育权纠纷除了通过一般以及特别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途径外，还需要新型的公益诉讼途径。从教育公益诉讼的法律依据来分析，建立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一方面需要在民事和行政诉讼法律中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的一般规定，比如，原告资格、受案范围、诉讼费用等制度。另一方面，需要在教育法律、法规中作出更加具体或特别的规定。

关于诉讼法领域内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问题，首先是要解决民事诉讼中的公益诉讼制度。其实，早在1954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0条就作出规定：对于有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重要民事案件有权提讼或参加诉讼。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试行）》在制定过程中，前6稿均规定了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和提起公益诉讼的内容，其中第6稿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或参加涉及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诉讼。而在最后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中被否定。因此，应当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恢复检察院参与或直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一般制度。同时，作为特别情况，规定在消费者诉讼、环境诉讼、国有资产诉讼以及教育诉讼等诉讼中，扩大提起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范围，包括一般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

在《行政诉讼法》中，应当突破“行政相对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才能提讼”的限制，对于行政机关违反宪法、法律，损害公共利益或个人利益的行为，都应当赋予受害人或其他公民、团体以及检察机关提讼的权利。马怀德教授主张，在《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将我国现有的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变更判决以及确认判决和驳回请求判决等判决形式，修改成7种行政诉讼类型：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公益诉讼、机关诉讼、当事人诉讼等。其中，公益诉讼是指公民为维护公益，就无关自己权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项，对于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允许那些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能够代表公益或者没有能力的弱势群体对行政行为提讼［15］。

（二）在《教育法》中规定教育公益诉讼制度

在教育立法领域，我国正在进行“五修四立”，应当在教育法律的修订和制定过程中对教育公益诉讼制度作出具体规定。

教育公益诉讼原告可以是受教育者、学校、教师、家长、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行政部门、社会团体、检察机关等。比如，《义务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了义务教育学校应当成立学生家长委员会，可以赋予该委员会针对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违反教育法，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等行为直接提讼的权利。而且，关于义务教育学校或当地人民政府学生家长拒绝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案件的性质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教育公益诉讼的应当限定条件。为了协调作为一般公民或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与主管行政机关依法定职权对教育违法行为进行的调查处理权之间的关系，避免教育公益诉讼的随意性和司法资源的浪费，一方面，法院应当严把公益诉讼“立案关”，只有在重要公共利益确实受到违法行为的侵害，影响到公共利益，无法直接根据现行诉讼法规定的情况下才可立案，以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另一方面，可以参照借鉴美国环境公益诉讼规定的具体程序。美国公民提讼前60天必须将通知通告联邦环保局、违法行为所在州和违法者本人。这60天通知期的规定被看作是给联邦环保局一个机会，使其得以在公民前采取相应行动，如果公民没有履行60天诉讼通告期制度，则禁止公民［16］。在公益诉讼程序上应当制定特别的规则，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又适当限制当事人的任意处分权。

教育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主要包括：教育收费、招生录取等教育政策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义务教育领域中的重点校、重点班等导致的择校、分流、分班等政策侵犯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学校安全、卫生措施不力危及到学生安全；家长、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不履行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侵犯儿童受教育权的行为；学校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违反教育法的规定，特别是加重学生学业负担等违背素质教育要求的行为；政府有关部门在学校规划选址、教育经费划拨等影响学校正常办学和学生受教育权的行为；公民个人或社会组织违反教育法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非法招生的行为；社会组织或个人扰乱学校教育教学秩序或者破坏学校校舍、场地、实施的行为，以及在学校周边违规经营、摆摊设点等影响学校正常的秩序和环境的行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体育馆等社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以及历史文化古迹和革命纪念馆等，违反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拒绝对教师、学生实行优待，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提供便利的行为等等。关于教育公益诉讼适用的具体情形：

比如，2001年8月23日，山东青岛3名考生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教育部所做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招生计划侵犯了她们的平等受教育权。因为，全国统一的高校招生考试，两地分数线却差别悬殊。在青岛文科专科提档线是509分，一般本科是539分，重点本科是575分，而北京的重点本科提档线是456分。原告认为：教育部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做不同规定，这种限定使得不同地域考生被划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等级之间分数标准线差异巨大，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3名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法院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实际上，该案应当属于教育公益诉讼，法院可以根据宪法以及教育法关于平等受教育权的法律规定，判令教育部对高考招生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又比如，根据《教育法》第50条规定：“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美术馆、体育馆（场）等社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以及历史文化古迹和革命纪念馆（地），应当对教师、学生实行优待，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提供便利。”如果某博物馆不按《教育法》的规定对学生实行优待，则社会团体或学生及家长以及学校等均可通过教育公益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博物馆履行《教育法》规定的义务，对学生实行优待。

再比如，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33条的规定：“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以及参加先进评选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权利。”如果铁路运输部门在执行在校学生票价减半优惠政策时，对公、民办学校学生实行区别对待，民办学校学生的法定权利可以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

目前，除了家长拒绝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案以外，我国尚没有法院受理其他的教育公益诉讼案件，但是，有些相关案例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比如：2001年8月3日《中国青年报》以《浙江公益诉讼屡诉屡败》为题，报道了几起官司，其中严正学公益诉讼案，虽不是直接针对学生受教育权保护，但客观上二者之间密切相关。这个案件是：一家有行为的“娱乐总汇”，距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中山路小学仅15步之遥，且对中小学生没有任何限入措施。此事引起了有正义感的画家严正学的关注，他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未果，却反被“娱乐总汇”主办单位椒江区文化馆诬告。严正学以“行政不作为”为案由，将椒江区文化馆主管单位椒江区文体局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被告怠于履行法定职责是行政不作为，并判令其限期对实名举报和控告作出查处和答复。一审结果，椒江区法院以严正学没有“亲眼目睹”，没有诉讼主体资格为由，判决严正学败诉。没有亲自受害，便没有诉讼资格吗？严正学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像唐吉诃德一样向着色情业这一“风车”宣战。

总之，不管司法界是否准备就绪，“公益诉讼”已经堂而皇之地走上法庭，走进公众的视线。寻常百姓开始拿起法律这件武器，预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逐步向深度推进，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态度。在这个文明古国，法的意义开始回归到“权利”本原。对社会公众来说，公益诉讼昭示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这是民主和法治建设进一步健全的需要［17］。

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对教育公平的实现，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制度层面讲，学校、教师、学生及其家长以及社会团体、组织和公民个人，对教育领域中违反宪法和教育法规定，侵犯教育公共利益以及学生等教育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通过更加有效的司法程序寻求法律保护，因此，我国诉讼法和教育法应当对教育公益诉讼制度作出积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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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讨论文篇6

【关键词】：配偶配偶权婚姻婚姻法立法

一、配偶权的概念和特征

（一）配偶权的概念

配偶权的概念，乃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我国学者对这一定义有所批评，认为其并不准确。就目前国内法学家争议见解分呈的情况，法学界对配偶权下的定义也有所不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身份说，“配偶权是夫对妻及妻对夫的身份权”；二是陪伴说，“配偶权是指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三是利益说，“配偶权是指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表明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法定说，“配偶权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其他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五是性权利说，“配偶权是项民事权利，夫妻互为配偶，就有配偶权，配偶权的核心特色是性权利”。我认为，配偶权是指法律赋予的夫妻互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身份权，其他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它应该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前两部婚姻法均未作规定；二是这种身份权是互为条件和因果的，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利；三是夫妻以外的任何人均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四是夫妻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具有双重性。

（二）配偶权的特征

配偶权具有以下特征：(1)主体的对偶性。夫妻互为配偶，共同享有配偶权，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这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2)客体的利益性。配偶权的客体是夫妻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不包括财产利益，且这种利益具有独占性，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共享，这是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决定的。(3)内容的双重性，即权利义务的不可分割性。配偶权的核心是性权利。一是这种权利义务的实现需要双方同时履行和协调配合；二是配偶双方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缺一不可。(4)权利的排他性，权利的独占性必须就具有排他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配偶权也是对世权，即夫妻以外的人都是义务主体，都具有不作为的义务，不得实施干扰、妨害．侵犯配偶权的行为。

二、配偶权具体派生权探讨

配偶权是基本身份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但配偶权作为基本身份权还包括诸多派生的身份权。基本身份权确定，则当然发生派生身份权，基本身份权变动，则派生身份权变动，究其配偶权包括哪些派生的身份权利，学者们的主张颇不相同，4配偶权“不独为权利人之利益，同时为受其行使之相对人之利益而存在，”5这决定了配偶权从本质上讲是权利，但却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人在道德和伦理观的驱使下自愿或非自愿地受制于相对人的利益，因而权利之中包含义务，基于此，有的学者称配偶权为“合权利义务为一体的新型权利”，本文认为，配偶权应当派生出下列权利和义务：

（一）夫妻姓名权

夫妻姓名权是指夫妻缔结婚姻关系后，妻子是否有独立姓氏的权利，配偶各自有无独立的姓名权是关系到配偶有无独立人格的标志，也是男女平等原则的具体体现，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取决于法律采取何种夫妻关系基本原则，纵观世界各国关于夫妻姓名权的立法，不外乎有5种基本类型：(1)坚持妻从夫姓原则。如《瑞士民法典》第161条就作此规定。(2)实行从一约定，无约定时从夫姓的原则。如《德国民法典》第1355条第2款就作此规定。(3)允许双方当事人任意约定原则。如《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第18条就作此规定。(4)妻子在姓名前冠以夫姓原则。如我国台湾民法第1000条就作此规定。(5)夫妻婚后保持自己原来各自姓氏原则。如我国婚姻法第10条就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我国法律的规定，完全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当然，法律作出这一规定并不排除配偶之间可以就夫妻姓氏进行约定。

（二）住所决定权

住所决定权是指夫妻选定婚后共同生活住所的权利。婚姻或家庭住所是配偶共同生活的依托，应由配偶双方共同决定。现代各国关于住所决定权的立法，主要有4种：(1)丈夫权利主义。这种立法仍然规定住所决定权由丈夫单方行使，只不过行使权利的专制性质有所改变。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60条第2款就作了如此规定。(2)丈夫义务主义。这种立法规定丈夫有义务为妻子提供住所，而妻子则享有在该住所居住的权利。如英国法律便作此规定。(3)协商一致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婚姻住所由配偶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如前罗马尼亚、法国即作此规定。(4)自由主义。这种立法规定夫妻各方都有选择居住地点的自由，如前苏联。我国《婚姻法》第8条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表明在我国男女双方都有平等决定夫妻住所的权利，即我国立法上采取的是自由主义。

（三）同居义务

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主要内容。此外，配偶的同居义务还包括相互协助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相互支持对方的意愿和活动，共同料理家事，相互抚养、扶助，当配偶一方遭遇危难，对方负有救助、救援义务。同居义务是种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各国法院在规定夫妻同居义务的同时，也规定在一定条件下夫妻可以暂时或部分中止同居义务，这些条件是：(1)因处理公私事务，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合理离家；(2)一方因生理原因对同居义务部分或全部地不能履行；(3)一方被依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履行同居义务。此外，国外民法还规定，配偶一方在其健康、名誉或者经济状况因夫妻共同生活而受到严重威胁时，在威胁存续期间有权停止共同生活；提起离婚诉讼后，配偶双方在诉讼期间均有停止共同生活的权利。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同居义务时，有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后果，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14条第4款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其义务时，他方得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迫其履行。就同居义务而言，主要是申请扣押收入或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再如，英国法律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同居义务，他方享有恢复同居的诉讼请求权；关于恢复同居的判决虽不得强制执行，但不服从这种判决可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

（四）忠实义务

忠实义务又称配偶性生活排他专属义务，是指配偶专一性生活的义务，他要求配偶双方互负忠实义务，不为婚外性生活。广义的义务还包括不得恶意遗弃对方以及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的利益。夫妻互负忠实义务时婚姻关系的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性生活的忠贞不二。如果性生活没有排他性，它虽然不会丧失自己的积极作用，但却扩大了消极作用。笔者认为，忠实的内容应有以下几点：第一，忠实义务是配偶权最基本内容之一，他要求配偶之间互负不为婚外的不作为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违反。第二，忠实义务不仅拘束配偶权的权利主体，而且拘束配偶权的义务主体。一方面，忠实义务要求配偶之间相互保持爱情专一，感情忠诚，相互忠实于对方，另一方面，他拘束配偶权的其他义务人，即从配偶权的绝对权的性质出发，要求对配偶以外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该配偶负有不得破环该对配偶的义务。任何负有这样义务的人，与配偶一方通奸，破坏一方配偶的，就构成对配偶权的侵害。第三，应当规定对违背法定义务违反的制裁措施和责任。

（五）学习、工作及社会活动的自由权

《婚姻法》第15条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这一条是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有些配偶，出于各种各样的心理，比如认为妻子不用工作，只需料理好家务就行了，或者害怕丈夫参加社会活动会发生婚外恋，或者一方要求另一方经常陪伴自己，而干涉对方外出、工作，学习等等。这项权利跟姓名权一样，本来是一般人都享有的。之所以要在婚姻法中再次强调，就是因为一些旧的文化传统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以为缔结了婚姻，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限制或干涉对方配偶的基本权利。当然，对于这个问题，夫妻之间也可以约定一些权利义务，比如尊重参加正常的应酬活动的权利等。

三、配偶权不合我国国情，不应在婚姻法中规定

配偶权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理论上也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并不适合我国国情，一旦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不仅不能达预期的社会效果，反而会有损法律的尊严，其理由：

1、婚姻的契约已默认了同居和忠实的义务，无需再用法律强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第7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一张结婚证如同，一份契约，双方约定(默认)了同居的义务和忠实的义务。因为：一是婚姻是两性的结合，同居是夫妻双方生理上的必然要求；二是婚姻关系又是社会的细胞，任何一对夫妻均应对社会负责，这是婚姻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夫妻间的忠实，不仅是性自私的必然结果，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德的必要约束。对这众所周知的常识和常理，法律无需再作强制性的规定。诚然，社会上也确有少数男女在结婚时出于各种动机和目的，甚至有欺诈，“放飞鸽”等行为，致使结婚契约不能、不愿履行。对这种现象应用道德规范和行政规范来调整，确已构成犯罪的，可用刑法调整，但不应用婚姻法来强制当事人的同居和忠实行为。

2、确立配偶权未必能解决“婚外恋”问题。主张在婚姻法(婚姻家庭法)中确立配偶权的主要理由是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婚外恋”，巩固“一夫一妻”制，一旦发生侵害配偶权，就可及时予以惩治。因为配偶权的重要内容是夫妻双方的义务，其核心是性的独占性。夫妻一方与任何第三人发生都是违背了义务，侵犯了对方的权，依法应受到制裁。这里显然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二为一，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首先，夫妻在结婚登记时虽然都已承诺(默许)或应当承诺(默许)除配偶外不与任何人发生。但是以感情为基础的，这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而感情并非一成不变的。任何一对夫妻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已婚男女与未婚男女依法享有同等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完整的人权，为什么一旦结婚，自己的一部分人权将属于配偶?一个健康的独立人为什么要拥有另一个同样是健康的独立人的部分人权?”婚姻是男女两性的精神生活、性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体而存在。而精神生活、性生活、物质生活在任何一对夫妻的存续期间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永恒的，随着条件的变化，加之“异性相吸”的生理特征不可能因结婚而消失，人的情感和激情丰富易变，需要理智来调节和控制。但一旦出现激情状态下非理智的，就可能使一些当年曾“海誓山盟”的夫妻，在感情上发生异化和关系上的裂变。这种现象并不少见，法院每年受理的离婚案件约占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少当事人均有不同程度的侵犯配偶权，对他们难道都进行惩处?显然不妥。夫妻间的忠诚属于情感领域，不应用法律来强制，情感纠葛应当让当事人自己解决。婚姻关系包含应受社会尊重的个人隐私内容，不宜增加法律干预程度。惩罚第三人者的立法将导致危及个人隐私权，这是不可取的。笔者不赞同有的学者既主张确立配偶权，又主张有例外的观点：“‘婚外恋’如果纯粹是感情上的事，双方并未发生通奸姘居行为，或极其秘密地偶尔发生的通奸行为，实际上并未破坏公民配偶权的，没有必要处罚，是个人隐私问题”。与其这样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处理．不如不对配偶权作出规定。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男女的结婚动机不纯，目的不一，甚至出于被迫无奈，结婚后“同床异梦”也就不足为怪了。在他们之间发生“婚外恋”就更为常见。尤其在社会上还存在着“女”、有夫之妇、有妻之夫等现象，且将会较长时间存在，这些不正常现象绝不可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根治。一旦婚姻法确立了配偶权，上述侵犯配偶权的“婚外恋”及“”、、等行为，必然会“法不责众”，反而影响了法律的尊严。再次，看看早已确立配偶权的一些国家对配偶权的保护又怎样呢?大量的“婚外恋”管了吗?“瞒着老大，供着老二，骗着老三，又搂着老四”的现象比比皆是。据“1995年美国对包括各种婚姻状态的人们的性生活状况所作的抽样调查表明：一年中只有一个的为76％，5年中只有一个的为40％，一生中只有一个的为21％。其中男性有婚外的大大多于女性。”这数字可以说是对他们国家确立配偶权的一个讽刺。当然笔者并不是默许，更不是赞同上述不道德的甚至丑恶的现象，对这种不轨及丑恶的现象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和鞭鞑。如果因此而造成婚姻关系破裂的，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可对有“婚外恋”一方给予一定的民事制裁，并在分割共同财产时照顾无过错一方。然而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总有其自身的规律，婚姻作为两性结合的形式，本来就因其与人最难把握的情感和激情因素相联系而使婚姻的巩固面临着许多难题。对于“婚外恋”要遏制它、解决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应运用多种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绝不能一罚了之，否则只能事与愿违。

3、确立配偶权不利于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既然配偶权的核心内容是夫妻互相享有与配偶进行的权利，反之夫妻也互负有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义务。那么夫妻之间是否又互享有拒绝与配偶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呢?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每个公民均享有人身自由权，回答也应是肯定的。当夫妻这两个权利主体行使各自权利发生矛盾时，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妇女的权益，在修订婚姻法(婚姻家庭法)时是首先应该考虑的。任何一对夫妻在漫长的婚姻存续期间的同居生活不可能不发生冲突，因为每个人的性能力、性观念、性需求、都存在差异，冲突、碰撞是绝对的，只是大部分夫妻都能在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的道德文化和法律文化的影响下自我调节，从而达到和谐和谅解。但也不能排除确有一些素质低下，道德败坏，践踏妇女性权利的人存在。如最近上海浦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一起婚内案(见《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5日三版)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例绝非鲜见。如果法律一旦确立了配偶权，类似婚姻内的行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这时法律又无可奈何，其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苛求每一对夫妻对同居的诺言一成不变。“如果同居是一种永久不变的承诺，势必造成对婚姻以爱情为基础的限制，性便最终成了脱离灵魂的毫无情感、只能满足另一方欲望的工具，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同居之名肆意侵害对方尤其是妇女合法人身权利的手段，同居也就成了婚姻的枷锁。”当然笔者并不认为夫妻之间性生活的不协调，甚至稍有一定强制行为，都用刑法来调整，这显然也是不当的。因为夫妻之间毕竟有一个契约行为，守约是前提，有了矛盾还是应该通过自我调节，达到解决和谅解。但是这种“守约”和“谅解”也是有度的，超过一定的度，就会产生质变，尤其是那些婚姻关系恶化，夫妻感情破裂，夫妻已长期分居，或已进入离婚诉讼阶段，丈夫违背妻子意愿，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应该以罪论处。这是符合刑法理论的，因为刑法关于罪的规定，并未对“丈夫”这一特殊主体作例外规定。对此，即使承认配偶权的国家对夫妻之间的也有例外的规定，以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二项规定“在建立共同的婚姻生活之后，一方如果滥用其权利而提出要求或者婚姻已经破裂，则婚姻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反之，也不能因配偶权的确立，而将那些出于一时冲动，一时激情，一时失去理智的“两厢情愿”的婚外，作为违法犯罪进行打击，这显然也不合情理，不符合刑法的立法原意的。记得在修改刑法时曾有人提出要打击通奸行为，设立通奸或妨害婚姻家庭罪，最后也未被立法机关所采纳。

4、确立配偶权将使公安机关难以招架。在修改婚姻法(婚姻家庭法)过程中，有人建议增加侵犯配偶权的处罚规定，如“夫妻有互相忠贞的义务，一方对另一方不忠时，另一方得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笔者认为这种建议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首先，在理论上它违背了婚姻的基础是爱情，“捆绑不成夫妻”。如果一对夫妻关系要用警察来排除妨害，这对夫妻关系能持久吗?相反，会使一些本来可以挽救的婚姻加剧破裂。因为夫妻之间的纠葛事出多因，大量的还属隐私范畴，或者说有的还处于隐私阶段，即使一方出于一时的冲动暴露了部分矛盾，在外界未介入之前往往容易调和。特别是因一时激情状态下的非理智行为，只要对一方幡然悔悟就能使其理解和谅解的。而一旦外界介入特别警察进行干预，就可能使缝隙难以弥合，甚至矛盾激化。其次，公安机关一旦介入大量的这类婆婆妈妈、妻妻妾妾的家庭纠纷，就会顾此失彼，大量的案件和复杂的调查取证、说服教育工作，靠目前本来已紧张的警力是无法招架的，况且，公安机关总不能常常介入“床上”的行列，这势必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

5、侵犯配偶权的争议法院较难决断，影响诉讼效果。既然配偶受到侵害时，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排除妨害”，公安机关查证属实，自然要作出排除妨害、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还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旦受理必然遇到三难：一是取证、认证难。侵犯配偶权的行为往往是因一方的“婚外恋”引起，这类案件不但原、被告举证较难，证人一般也不愿作证，更不愿出庭作证。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调取某些证据，法院无从下手，必然影响案件的准确处理。二是定性难。由于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困难，无疑使法院对案件当事人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带来困难。无论是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支持原告的请求，都感事出有因，又缺乏证据，难以下判，因此不能达到预期的诉讼效果。三是分清责任难。婚姻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它受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婚外恋”也有多种情况，有的因一方放荡行为引起，有的可因对方过错激起，有的因第三人的诱惑引起，审理这类案件确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感，要分清责任，有其特殊性和难点，尤其当妻子被他人，不通情理的丈夫得知后反以妻子侵犯其配偶权而请求保护，更会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不受理不行，受理嘛本来已被害的妻子，却成了配偶权的侵权人，显然不合情理，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不能取得好社会效果。

研究探讨论文篇7

"反智论"译自英语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称为"反智识主义"。与其认为它是种学说，倒不如视之为一种态度。在古代中国，始终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这种现象却一直存在于政治，文化等领域。（1）

在禅宗中，反智论的表现最为突出，不仅在"智性"层面，更是牵涉到"理性"层面。

禅宗"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教义，千百年来始终流传。成为"反智论"的旗帜，在其之下，各代禅僧依据自己"参悟"，把"反智论"主义推拓尽致。本文就将探索禅宗"反智论"的发展历程，并就其缘由试作一分析

二菩提只向心觅

菩提达摩以降，历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后。六祖慧能在韶洲曹溪开始了禅宗"顿悟"一派的传法活动，逐渐建立了后来的南宗禅。安史之乱后，又历肃，代，德三朝，南宗愈加兴旺发达，甚至淹没了禅宗以外的各个佛教流派。

由于六祖慧能本身一字不识，对于如何成佛自有不同前人的认识。因此，禅宗反智识主义至此真正发端。据《坛经》"我心即佛"或"本心是佛，佛即本心"即说是人如果认识到了本心，发现真性，就自然成了佛道。

由"本心是佛，佛即本心"可认识到六祖慧能极其重视本心的作用。在他看来，大千世界不过是本心的产物，"心量广大，遍周法界"（2），外部一切都是虚幻，所以它的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并引经据典地指出："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3）既然"种种法"是由心而产生，要觉悟，同样必须回归到"心"的范畴，所谓："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4）在这里，诵读，戒律，禁欲皆可不要。甚至不识字也不成为能否成佛的障碍！例如：

"志略有姑为尼，名无尽藏，常诵大涅槃经。师暂听，即知妙义。遂为解说。尼乃执卷问字。师曰：字即不认，义即请问。

尼曰：字尚不认，焉能会义。

师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5）

识不识字没关系，佛理依旧可得。慧能所代表的反智识主义已显端倪。然佛理如何而的？光凭几句话布道，仍还不够。六祖慧能又提出了"顿悟"。"本心是佛，佛即本心"。要觉悟，何必绕大弯子，每日坐禅，诵读实在太麻烦了，只要只指本心不就行了吗？每人都有佛心，"若起真正般若关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心，一悟即至佛。"（6）为此，坐禅的教义也被打破，本来在印度，坐禅本已有之，并已有一套完整理论。据《坐禅三昧经》《安般守意经》等记载，可知这套方法大致是这样的--

坐禅，把双腿叠于大腿上，挺直脊梁骨，颈稍屈于前下方，气沉于下腹部，静静的呼吸，目光散视或集中于某一个定物，排除一切杂虑。此外另有"五大法门""四禅定"等。

可见，在印度，坐禅只不过是一种方法，通过人们在这过程间的调息，静虑，因缘来达到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即成佛）。而慧能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印度的原始坐禅既是"著心"又是"著净"。并斥照此法修行的北宗是："一具臭骨头，何谓立功课"（7）。在《坛经坐禅品》中提出："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於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坐禅中无须思考，只要屏息本心，不为外界所左右。坐禅目的就可达到。慧能的弟子怀然与弟子的弟子道一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怀然）一日将砖于庵前磨，马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作什么？师云：磨作镜。马祖云：磨砖岂能成镜？师云：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能成佛？"（8）

坐禅不能成佛，诵读不能成佛，识字是否更无关成佛。禅宗的反智识主义在理论上已经相当成熟。在唐代，它受到极大的欢迎，乃至于后来成为释子的大都是禅僧，称为禅宗的全都是南宗。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六祖坛经》开了禅宗反智识主义的滥殇。

三：我手何似佛手

"（惠南）室中常问僧出家所以，乡关来历，复扣云：''''人人尽有个生缘处，哪个是上座生缘处？''''又复当机问答，正驰机锋，却复伸手云：''''我手何似佛手？''''又问诸方参请宗师所得，却复垂脚云：''''我脚何似驴脚？"

此即是著名的"黄龙三关"个中内容，有正常思维的人往往会大惑不解："我手"与"佛手"有何干系？"我脚"与"佛脚"更是相距千里！但这正是宋代禅僧所热衷的内容。

北宋禅宗由五家分为七家，临济宗中分出了由袁洲杨歧方会创立的杨歧派，有宁洲黄龙慧南创立的黄龙派。表面上看，禅宗似乎更兴旺了，由五家增为七家。但在实际理论和方法上并没起太大的变化，只是越来越从将哲理转向讲机锋，从直截转向神秘，由严肃转向荒诞，反智识主义的气氛愈发浓厚。

即以前述"黄龙三关"为题，北宋禅僧纷纷以自己直觉体验解答：

"我手佛手，谁人不有，直下分明，何须狂走。"（海印信禅师）

"月下弄琵琶"（隆庆闲禅师）

问即不知所云，答更匪夷所思。这就构成了北宋禅的特色，"我所持者，非他人能解，"而能解开的，也是得道之人。

"（李弥逊）一日早朝回，至天津桥，马跃，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宁寺，适圆悟出门遥见，便唤曰：且喜居士大事了毕。似之厉声曰：和尚眼花了么？圆悟便喝，似之亦喝。于是机锋迅捷，每与圆悟问答，当机不让。"（9）

当时禅宗虽无病，而在禅理上无大的进展，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都趋之若骛，王安石，程颐，苏轼，黄庭坚普遍对禅宗发生兴趣。尤以苏轼为例，广泛的与禅僧交流，斗机锋，留下不少的公案，"（东坡）抵荆南，闻玉泉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仰之，即微服求见。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枰，乃枰天下长老底枰。泉喝道：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10）

宋代禅宗热衷于参公案，斗机锋，以自己直觉体验作为解脱，开悟标准，而不重经书，比之唐代更甚一筹。禅宗的反智识主义更为得到发展。

四若能护念，骂佛犹益真修

宋代之后，随理学运动的兴起，禅宗日益衰微。禅悦之风再盛，乃是在明朝中叶之后了

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禅宗不仅突然席卷江南，而且同时还出现了好几位大师，如洪恩（即雪浪），真可（达观），德清（憨山），李贽。其中尤以达观，李贽锋芒最盛，并称为"两大教主"，受到无数士大夫的顶礼膜拜。即《万历野获编》所说"所在皈依""无不心折"。

为何历经数百年之久，禅悦之风重现。让我们进入当时社会大环境作全盘考虑。明中叶之际，"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唱其心说，鼓动海内"。（11）阳明以"尊德性""致良知"为大纛，横扫了占统治地位的朱子之学。把儒学内部的反智识主义推拓尽致。

"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12）

在王阳明的宣扬鼓动下，明中叶之际，反智识主义的气氛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国，前如陈献章，后有刘宗周，都对读书穷理的朱子之说持怀疑态度。白沙说：

"学劳攘，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13）

在此大环境下，禅悦之风再盛，也不足为奇。正如陶望龄所说：今之学佛者，"皆因良知二字诱之也"。（14）然当时禅悦风行，无论从形式，内容，比之前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达到呵佛骂祖的地步，就本质而言，也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别求新格。

"竺乾一时尊夙尽在东南，最著者则为莲池，达观两大宗主，然二老行径迥异，莲专以西方之学化诱后学，达则聪明超悟，欲以机锋言下醒人，莲枯守三条，椽下跬步不出，达则折芦飞锡，大抵莲老一派主于静默，惟修净土者遵之，而达老直截痛快，佻达少年骤闻无不心折。"（15）

同为两大宗主，莲池格守前代教义，不越雷池一步。因而追随者并不多。而达观却另辟新径，在思想界刮起一阵旋风：

薛元初（太春）"习举子业，始见老，庄书及《维摩》、《园觉》诸经，辄以孔孟之语解之，一夕豁然有醒，自是慧辨无碍。"（16）

杨起元（贞复）"居闲究心宗乘，慕曹溪大鉴之风，遂结屋韶石。"（17）

然而当时江南大批禅信者，并没停止在谈禅，交禅的程度。而在强调"本心"、"护念"的大旗下，骂佛，童心说，维护个性、情感的理论都粉墨登场。更有甚者，走上了的个人享乐主义的道路。就以前述的达观为例，《万历野获编》记载说：（达观）"心佻达，不拘细行"。既赴宴，又观戏，还有几个穿红着紫的侍者，得了个"摩登鸠摩罗什"的浑号。还有当时非常有名的理论，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养了十几个婢妾，但将来决不妨碍我们超生西方极乐世界（18）。

此都是由当时"致良知""我心即佛"所衍生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反智识主义气氛最浓重的明朝，上述现象的出现毫不为奇。禅宗信徒完全抛弃了佛教的传统，以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为目标，掀起了思想界的层层异潮，称之为"狂禅"。禅宗的反智识主义至此达到了其顶峰。

四：结论与结局

禅宗作为本土化很浓厚的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印两种哲学的混合物。因此要考察禅宗的反智识主义，必须全面从两国哲学文化中求索。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法家的反智识主义气氛最为浓厚（19）。尤以道家对禅宗影响最大，翻开老子《道德经》，关于反智识主义的例子不胜枚举："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

虽然道家的反智识主义集中在自然层面和政治层面，对于佛教关注的心性层面涉及很少，"但禅宗把反智识主义从自然层面统一到了"宇宙精神"和"自家精神"。它把老子的"道"转化成一种不可言说，无所执著，只可体悟的内在精神。"（20）即慧能门下最喜欢用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似一物既不中。"另举一例，"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十年卖炭翁，不知枰畔星（21）。对于佛教的最高教义，回答却玄而又玄。但这就符合无所执著，只可体悟的禅宗精神。是对中国哲学的继往并又进行了开来。

禅宗一方面从道家中汲取反智识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以它所传播对象来看，基本上是以下层民众为主。在古代中国，知识获得不是普及的，被特权阶级所特享，因此，禅宗所面对的，是知识程度不高的大众，这个禅宗带来了两大难题，一：如何避免阅读书本而得到"真理"二：如何避免"终极理想"的遥不可及。为克服这两大难题。禅宗不得不摒弃"智识主义"（至少对于市民阶层），采取"反智识主义"这一终南捷径。

当时，六祖慧能身处曹溪说法，强调"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眼前"的简便法门。（22）摒弃了求知于书本的必要性，强调"西方世界"的可见性，使得禅宗在当时社会大获成功。这正是禅宗针对其对象，采取"反智识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与此相反的时，慧能弟子神会，其后北方传法，虽在一定时间极其威赫，但时间不久，便日趋衰落，最终连后传法脉都不可考，虽然有"武宗灭佛"的因素，但与其缺少一定的社会基础，"反智识主义"的禅法无法推行也不无干系。和其同时，南方的禅宗却仍然发展的如火如荼：南岳怀然和青原行思二派。其盛景可引《景德传灯录》卷六刘轲语："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橦橦，不见二大夫为无知也。"他们两支继承了慧能"反智识主义"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另作一定发展："全身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根强调从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政悟自己本来是佛，佛就是自然自在的自身全体，任运为任身心自运。（23）。在与市民性的结合下，禅宗的反智识主义在理论上达到了高峰。

自宋承唐五代后，一批儒家卫道者不满本国哲学居于次席地位，大张旗鼓的发动了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追求"道学问，尊德性"尤以"道学问"为"尊德性"前的第一要务。推崇"智识主义"，又以程颐，朱熹为甚。突出了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的重要性，深埋了个人的本性，欲望等。市民的自觉性，在宋代被无情的打压下去，"反智识主义"的禅学虽仍存在，但已下降为文人士大夫闲时斗机锋的乐趣所在。

所以我们说，禅宗的盛衰与各时代的市民性的强弱与否大有关系，而在背后操纵这层关系的，就是"反智识主义"。籍此，我们也不难理解明代中叶那场狂飙似的禅悦之风，其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沉睡在内心深处的市民性犹如久旱甘霖，重新觉醒，焕发，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阳明心学对封建伦理摧枯拉朽打击后，禅宗又回到历史舞台第一线。再次在反智识主义的大纛下，抒发个人情感，宣扬个性解放。当时禅宗主将李贽则说："私者，人之心也。人心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24）公开为市民性觉醒张目造势。在明代反智识主义极其浓厚的基础上，禅宗又为其厚厚涂上了一笔。

以上，本文追溯了禅宗反智识主义在各朝代具体表现，并探讨了反智识主义在中国哲学上渊源和市民性对其重大推动作用，从而把握禅宗反智识主义的大致规律，特点，这正是本文目的所在。但我们同样可看到，无论禅宗，还是反智识主义，或两者兼而有之的话，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未长时间居主导地位，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思想界的伏流。以明代来看，狂禅之风，其历时二十年不到，随当权者的严厉镇压，两大教主达观，李贽不得善终，竟也偃旗息鼓。由这，也能适当了解"反智论"在古代社会后期的终局。

注释:

（1）《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61页江苏

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3）《景德传灯录》卷五《慧能传》

（4）《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5）《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

（6）《六祖坛经般若品第二》

（7）《六祖坛经机缘品第七》

（8）《古尊宿语录》卷一

（9）《居士传》卷三十一

（10）《须传灯录》卷二十

（11）《日知录》卷十八《心学》

（12）《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13）《明儒学案》卷五

（14）《歇庵集》卷十六

（15）《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

（16）《居士传》卷三十八

（17）《居士传》卷四十四

（18）葛兆光《禅宗与中国文化》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9）详细可参阅《从宋明理学的发展论清代思想史》，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

诠释》第17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20）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29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21）《景德传灯录》卷八

（22）《六祖坛经疑问品第三》

（23）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第29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研究探讨论文篇8

关键词：LAN;威胁；信息安全；病毒防治

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扩展，各类网络版应用软件推广应用，计算机网络在提高数据传输效率，实现数据集中、数据共享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络与信息系统建设已逐步成为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础设施。为了确保各项工作的安全高效运行，保证网络信息安全以及网络硬件及软件系统的正常顺利运转是基本前提，因此计算机网络和系统安全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

1局域网安全现状

广域网络已有了相对完善的安全防御体系，防火墙、漏洞扫描、防病毒、IDS等网关级别、网络边界方面的防御，重要的安全设施大致集中于机房或网络入口处，在这些设备的严密监控下，来自网络外部的安全威胁大大减小。相反来自网络内部的计算机客户端的安全威胁缺乏必要的安全管理措施，安全威胁较大。未经授权的网络设备或用户就可能通过到局域网的网络设备自动进入网络，形成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局域网络安全隐患是利用了网络系统本身存在的安全弱点，而系统在使用和管理过程的疏漏增加了安全问题的严重程度。

2局域网安全威胁分析

局域网（LAN）是指在小范围内由服务器和多台电脑组成的工作组互联网络。由于通过交换机和服务器连接网内每一台电脑，因此局域网内信息的传输速率比较高，同时局域网采用的技术比较简单，安全措施较少，同样也给病毒传播提供了有效的通道和数据信息的安全埋下了隐患。局域网的网络安全威胁通常有以下几类：

2.1欺骗性的软件使数据安全性降低

由于局域网很大的一部分用处是资源共享，而正是由于共享资源的“数据开放性”，导致数据信息容易被篡改和删除，数据安全性较低。例如“网络钓鱼攻击”，钓鱼工具是通过大量发送声称来自于一些知名机构的欺骗性垃圾邮件，意图引诱收信人给出敏感信息：如用户名、口令、账号ID、ATMPIN码或信用卡详细信息等的一种攻击方式。最常用的手法是冒充一些真正的网站来骗取用户的敏感的数据，以往此类攻击的冒名的多是大型或著名的网站，但由于大型网站反应比较迅速，而且所提供的安全功能不断增强，网络钓鱼已越来越多地把目光对准了较小的网站。同时由于用户缺乏数据备份等数据安全方面的知识和手段，因此会造成经常性的信息丢失等现象发生。

2.2服务器区域没有进行独立防护

局域网内计算机的数据快速、便捷的传递，造就了病毒感染的直接性和快速性，如果局域网中服务器区域不进行独立保护，其中一台电脑感染病毒，并且通过服务器进行信息传递，就会感染服务器，这样局域网中任何一台通过服务器信息传递的电脑，就有可能会感染病毒。虽然在网络出口有防火墙阻断对外来攻击，但无法抵挡来自局域网内部的攻击。

2.3计算机病毒及恶意代码的威胁

由于网络用户不及时安装防病毒软件和操作系统补丁，或未及时更新防病毒软件的病毒库而造成计算机病毒的入侵。许多网络寄生犯罪软件的攻击，正是利用了用户的这个弱点。寄生软件可以修改磁盘上现有的软件，在自己寄生的文件中注入新的代码。最近几年，随着犯罪软件（crimeware）汹涌而至，寄生软件已退居幕后，成为犯罪软件的助手。2007年，两种软件的结合推动旧有寄生软件变种增长3倍之多。2008年，预计犯罪软件社区对寄生软件的兴趣将继续增长，寄生软件的总量预计将增长20%。

2.4局域网用户安全意识不强

许多用户使用移动存储设备来进行数据的传递，经常将外部数据不经过必要的安全检查通过移动存储设备带入内部局域网，同时将内部数据带出局域网，这给木马、蠕虫等病毒的进入提供了方便同时增加了数据泄密的可能性。另外一机两用甚至多用情况普遍，笔记本电脑在内外网之间平凡切换使用，许多用户将在Internet网上使用过的笔记本电脑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接入内部局域网络使用，造成病毒的传入和信息的泄密。

2.5IP地址冲突

局域网用户在同一个网段内，经常造成IP地址冲突，造成部分计算机无法上网。对于局域网来讲，此类IP地址冲突的问题会经常出现，用户规模越大，查找工作就越困难，所以网络管理员必须加以解决。

正是由于局域网内应用上这些独特的特点，造成局域网内的病毒快速传递，数据安全性低，网内电脑相互感染，病毒屡杀不尽，数据经常丢失。

3局域网安全控制与病毒防治策略

3.1加强人员的网络安全培训

安全是个过程，它是一个汇集了硬件、软件、网络、人员以及他们之间互相关系和接口的系统。从行业和组织的业务角度看，主要涉及管理、技术和应用三个层面。要确保信息安全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注重把每个环节落实到每个层次上，而进行这种具体操作的是人，人正是网络安全中最薄弱的环节，然而这个环节的加固又是见效最快的。所以必须加强对使用网络的人员的管理，注意管理方式和实现方法。从而加强工作人员的安全培训。增强内部人员的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内部管理人员整体素质。同时要加强法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关于网络安全的法律，以便更有利地打击不法分子。对局域网内部人员，从下面几方面进行培训：

3.1.1加强安全意识培训，让每个工作人员明白数据信息安全的重要性，理解保证数据信息安全是所有计算机使用者共同的责任。

3.1.2加强安全知识培训，使每个计算机使用者掌握一定的安全知识，至少能够掌握如何备份本地的数据，保证本地数据信息的安全可靠。

3.1.3加强网络知识培训，通过培训掌握一定的网络知识，能够掌握IP地址的配置、数据的共享等网络基本知识，树立良好的计算机使用习惯。

3.2局域网安全控制策略

安全管理保护网络用户资源与设备以及网络管理系统本身不被未经授权的用户访问。目前网络管理工作量最大的部分是客户端安全部分，对网络的安全运行威胁最大的也同样是客户端安全管理。只有解决网络内部的安全问题，才可以排除网络中最大的安全隐患，对于内部网络终端安全管理主要从终端状态、行为、事件三个方面进行防御。利用现有的安全管理软件加强对以上三个方面的管理是当前解决局域网安全的关键所在。

3.2.1利用桌面管理系统控制用户入网。入网访问控制是保证网络资源不被非法使用，是网络安全防范和保护的主要策略。它为网络访问提供了第一层访问控制。它控制哪些用户能够登录到服务器并获取网络资源，控制用户入网的时间和在哪台工作站入网。用户和用户组被赋予一定的权限，网络控制用户和用户组可以访问的目录、文件和其他资源，可以指定用户对这些文件、目录、设备能够执行的操作。启用密码策略，强制计算机用户设置符合安全要求的密码，包括设置口令锁定服务器控制台，以防止非法用户修改。设定服务器登录时间限制、检测非法访问。删除重要信息或破坏数据，提高系统安全行，对密码不符合要求的计算机在多次警告后阻断其连网。

3.2.2采用防火墙技术。防火墙技术是通常安装在单独的计算机上，与网络的其余部分隔开，它使内部网络与Internet之间或与其他外部网络互相隔离，限制网络互访，用来保护内部网络资源免遭非法使用者的侵入，执行安全管制措施，记录所有可疑事件。它是在两个网络之间实行控制策略的系统，是建立在现代通信网络技术和信息安全技术基础上的应用性安全技术。采用防火墙技术发现及封阻应用攻击所采用的技术有：

①深度数据包处理。深度数据包处理在一个数据流当中有多个数据包，在寻找攻击异常行为的同时，保持整个数据流的状态。深度数据包处理要求以极高的速度分析、检测及重新组装应用流量，以避免应用时带来时延。

②IP?URL过滤。一旦应用流量是明文格式，就必须检测HTTP请求的URL部分，寻找恶意攻击的迹象，这就需要一种方案不仅能检查RUL,还能检查请求的其余部分。其实，如果把应用响应考虑进来，可以大大提高检测攻击的准确性。虽然URL过滤是一项重要的操作，可以阻止通常的脚本类型的攻击。

③TCP?IP终止。应用层攻击涉及多种数据包，并且常常涉及不同的数据流。流量分析系统要发挥功效，就必须在用户与应用保持互动的整个会话期间，能够检测数据包和请求，以寻找攻击行为。至少，这需要能够终止传输层协议，并且在整个数据流而不是仅仅在单个数据包中寻找恶意模式。系统中存着一些访问网络的木马、病毒等IP地址，检查访问的IP地址或者端口是否合法，有效的TCP?IP终止，并有效地扼杀木马。时等。

④访问网络进程跟踪。访问网络进程跟踪。这是防火墙技术的最基本部分，判断进程访问网络的合法性，进行有效拦截。这项功能通常借助于TDI层的网络数据拦截，得到操作网络数据报的进程的详细信息加以实现。

3.2.3封存所有空闲的IP地址，启动IP地址绑定采用上网计算机IP地址与MCA地址唯一对应，网络没有空闲IP地址的策略。由于采用了无空闲IP地址策略，可以有效防止IP地址引起的网络中断和移动计算机随意上内部局域网络造成病毒传播和数据泄密。

3.2.4属性安全控制。它能控制以下几个方面的权限：防止用户对目录和文件的误删除、执行修改、查看目录和文件、显示向某个文件写数据、拷贝、删除目录或文件、执行文件、隐含文件、共享、系统属性等。网络的属性可以保护重要的目录和文件。

3.2.5启用杀毒软件强制安装策略，监测所有运行在局域网络上的计算机，对没有安装杀毒软件的计算机采用警告和阻断的方式强制使用人安装杀毒软件。

3.3病毒防治

病毒的侵入必将对系统资源构成威胁，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特别是通过网络传播的计算机病毒，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整个计算机网络处于瘫痪状态，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失。因此，防止病毒的侵入要比发现和消除病毒更重要。防毒的重点是控制病毒的传染。防毒的关键是对病毒行为的判断，如何有效辨别病毒行为与正常程序行为是防毒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防病毒体系是建立在每个局域网的防病毒系统上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有针对性的防病毒策略：

3.3.1增加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对工作人员定期培训。首先明确病毒的危害，文件共享的时候尽量控制权限和增加密码，对来历不明的文件运行前进行查杀等，都可以很好地防止病毒在网络中的传播。这些措施对杜绝病毒，主观能动性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超级秘书网

3.3.2小心使用移动存储设备。在使用移动存储设备之前进行病毒的扫描和查杀，也可把病毒拒绝在外。

3.3.3挑选网络版杀毒软件。一般而言，查杀是否彻底，界面是否友好、方便，能否实现远程控制、集中管理是决定一个网络杀毒软件的三大要素。瑞星杀毒软件在这些方面都相当不错，能够熟练掌握瑞星杀毒软件使用，及时升级杀毒软件病毒库，有效使用杀毒软件是防毒杀毒的关键。

通过以上策略的设置，能够及时发现网络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快速有效的定位网络中病毒、蠕虫等网络安全威胁的切入点，及时、准确的切断安全事件发生点和网络。

局域网安全控制与病毒防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不断的探索。随着网络应用的发展计算机病毒形式及传播途径日趋多样化，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化，网络安全建设已不再像单台计算安全防护那样简单。计算机网络安全需要建立多层次的、立体的防护体系，要具备完善的管理系统来设置和维护对安全的防护策略。

参考文献

[1]冯普胜。ARP病毒处理方法[J].内蒙古电力技术，2008,（5）。

[2]王秀和，杨明。计算机网络安全技术浅析[J].中国教育技术设备，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