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农村教育目的的理性思考

有学者认为，农村教育不能以损害农村未来发展利益为代价，单纯满足城市对人才的需求；需要抛弃会使进入城市中的孩子成为脱轨者的教育模式，保障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让“寒门能出贵子”。教育应该适应包括乡土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的需要，积极开发承袭传统的乡土教材，既是对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可以帮助无法通过升学之路而向上流动学生，找到实现自我幸福的途径，拥有过硬的技能和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生活。传统的“离农”教育不利于农村社会发展，“为农”教育不利于学生个人发展。

承认城乡教育差异的现实，采用“和而不同”的教育形式，在教育制度设计上消除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协调以乡土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性知识到农村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材中去。⑥刘铁芳也认为应该关注农村学子的生存状态，使他们中的部分人享有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又使不能升学的孩子拥有一段美好的教育记忆，⑦成长的快乐属于每个人。实际上，适合才是做好的，农村教育内容只有关照农村实际生活、切合农民及其子女的需求，才能真正为农民谋幸福，成为改善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必需品。

农村教育目的的应然取向

基于对理解教育目的、教育内容立场和所处阶层利益，对农村教育目的的理解有差异。庄孔韶认为农村教育应该跳出“离农”或者“为农”的选择漩涡，代以“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眼光重新反思我国农村教育目的的发展方向。重点讨论农村教育的功能和目的。⑧不可否认，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单一路径选择会造成农村教育的封闭性和约束性，压抑寒门莘莘学子接触社会而自由发展的机会。当前农村教育目的应统一在关照生命的实践中，因为只有尊重教育对象的个人选择，让农村学生自主自由地选择未来发展的路向，才能真正解决农村教育问题。

第一，以连续发展观点谨慎选择农村教育目的。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显著、民族众多、族群文化多元复杂，城乡地区发展差异显著，而且城乡差距有多样性，并有拉大的趋势。因而需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和地区文化特点，探寻“离农”和“为农”目的选择的适合点。

第二，用长远动态眼光协调农村教育目的地区差异。沃尔夫(EricR.Wolf)曾从人类的演化角度指出，乡村并不能直接从“传统”跳跃至“现代”，因为如果这种跳跃是不自觉的，会带来诸多弊端。农村正向工业化发展，但基础是农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必然需要持续变迁，⑨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当下，现代化是农村发展的必然走向，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必然会打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化会逐步改变农民就业结构和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光是身份的改变不是真正的改变。基于城乡二元对立出现的“离农”与“为农”的农村价值悖论，将农村教育放置于农村发展史与快速变迁的城乡建设背景中动态而全面性的考察应是农村教育目的价值定位。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县级图书馆；新乡村建设

1县级图书馆在建设新乡村中的作用分析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的20字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概括了社会主义新乡村的基本内涵，事关我国乡村全面小康建设的根本。推进新乡村建设，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建立新乡村文化，形成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观。而在建设新乡村过程中加强文化建设，全面提高广大农民素质，增强乡村人口生产生活中的科学含量，至关重要，在新乡村建设中，图书馆的职能凸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1能够有效弥补学校教育的缺陷

我国农民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受教育难的问题仍未从根本得到解决，阻碍了乡村经济发展步伐。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系统地接受学校教育显然是不现实的，图书馆这座“没有围墙的学校”，具有全民性、终身性、灵活性、多样性的教育职能，对于个体潜能的发挥和全面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着学校、家庭以及其他类型教育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1．2具有提升乡村综合功能的作用

文化在凝聚、同化、规范社会群体行为和心理功能方面的独特作用，其他社会要素无法取代。建设新乡村，需要乡村基层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在加快经济发展、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乡村建设的文化观念，一旦这种文化观念形成并深入人心，就能在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层面上发挥其广泛、稳定而持久的影响。如果说经济、环境等要素是新乡村建设的“硬实力”，那么文化则是新乡村建设的“软实力”，尤其在各种思想意识、价值取向、发展观念互相冲击碰撞之际，文化的特质更显示出“硬实力”不可替代的特质。

1．3修复和重塑文明乡风

由于城乡发展差距日趋拉大，农民开始产生失落、苦闷、失衡等心理裂痕，盛行，封建迷信活动沉渣泛起，破坏了淳朴的乡风。文化活动具有娱乐身心、移风易俗、沟通人际关系、提高文明素养的特殊功能，这些问题是经济手段所不能解决的。精神生活的丰富，能够粘合心理裂痕，增进乡村的和谐和安宁，给弱势群体带去人文关怀、感情抚慰和思想启迪，为农民奋发图强提供精神动力。图书馆通过为农民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持之以恒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可以帮助农民划清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塑造积极、和谐、健康、文明的乡风民风，积极应对时代娈迂带来的文化挑战，增进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同和理解，新卡寸建设的文化根深叶茂，滋养着一个社会主义新农；互步发展起来。

1．4提高农民参与民主管理的水平

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通过图书馆各种文化教育和活动，对农民进行政策宦传和法制教育，及时地传递致富信息，农民视野开阔了，观念开放了，能更好地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自觉地执行政策，积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权，在参与民主管理过程中更加理性，从而发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付民自治作用，缓解乡村社会矛盾，减少不稳定因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1．5提升农民生活质量

新乡村建设中的“生活宽裕”，不仅是指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温饱问题的解决，而是在生活富裕的同时，农民鹋文化需求也同步得到提高。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广大’村、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但精神文化方面明显滞后，文化生活贫乏，精神窘迫困顿，降低了农民的“幸福指数”。图书馆能够通过开展优质高效的文化服务．使文化产品、文化消费品惠及广大农民，真正体现新乡村农民生活的宽裕。

2县级图书馆在新乡村建设中的定位分析

过去，县级图书馆的实际业务活动主要面向城市读者，广大乡村读者却被忽视了，服务定位产生了偏差。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这盘棋里，县级图书馆要找准坐标。

2．1找准结合点，做好转变服务观念和方式文章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业、乡村、农民问题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始终占有特殊地位。作为县级图书馆，必须结合乡村人口众多的国情，必须结合占绝大多数的服务对象在乡村的实情，转变脑筋，更新观念，调整思路，把服务重点转移到乡村，服务于农民，为新乡村建设出谋划策。只有发展好乡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不断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2．2找准切入点，做好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文章

建设社会主义新乡村的关键在培养新型农民，希望在于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我国13亿人口，9亿在乡村，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的文化底子薄，基础差，平均受教育年限约为7年。据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达到了4300万，初中以下劳动力比重高达79％，而乡村初中以下劳动力比重更高达91．2％。乡村4．97亿劳动力中，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不足5％，受过技能培训的仅为1％，造成乡村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严重匮乏，使“三农”问题的解决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县级图书馆服务工作的切入点，应当紧紧围绕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来进行，着力塑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现代农民，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了解国家方针政策，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市场发出的信号反应灵敏，熟练掌握一项或多项生产技能和技巧，具有一定的经营和管理能力，能合理配置人、财、物和土地资源，组织生产和参与市场活动，真正让乡村也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2．3找准推进点，做好促进县级图书馆快速发展文章

新乡村建设说到底是发展问题，如何能更快更好地发展，是始终困扰着县级图书馆的课题。不发展，大困难，大发展，小困难，创造条件，加快发展，是县级图书馆的必由之路。新乡村建设给县级图书馆提供了历史契机和发展良机。(1)几十年的发展使县级图书馆的藏量上升，特别是城市读者很少使用的乡村读物和农业科技资料有了相当的积累，这些资源长期处于休眠和沉淀状态。如果充分利用乡村点多、面广、线长的特点，图书馆的服务空问和辐射范围数倍放大，传输这些乡村读物、农业科技和其他图书资料，闲置资源被激活，能够培育和做大“市场”，有效地满足乡村对文献信息的旺盛需求，极大地提升图书馆服务功能。

(2)随着县级图书馆队伍的壮大，由于业务范围狭窄，服务半径长期限制在狭小的中小城市里，出现了有人无事做，有事无人做的通病，缺乏内在活力，造成了人力资源浪费。把业务范围拓展到乡村去，文献信息收集、加工、整理、传播的服务链条被纵深延长，各个环节都需要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有利于充分发挥富余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各尽其才，各显其能，进一步促进图书馆提速增效。

(3)过去，由于国家强调发展重工业，投资重城市轻乡村，造成乡村公共基础设施严重短缺，由政府投资兴建的公共图书馆，至今在乡村乡镇还没有零的突破。据有关专家论证，读者距离图书馆在4公里之内，利用频率最高，即以4公里为半径的地域内应设一个图书馆，而我国平均3500多平方公里内才有1个图书馆，广大农民群众读书难的问题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经过多年的努力，县级图书馆在乡村的图书站建设方面有了一定基础，如果能长期坚持建站抓点工作，形成覆盖乡村的服务网络，农民读书难问题就能得到很大改善。农民获得的文化知识和科技信息丰富了，能够促进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致富本领的增强，加快了建设新乡村的步伐。县级图书馆对社会的贡献率增长，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作用愈显突出，以“有为”促“有位”，进而推动自身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3县级图书馆在新乡村建设中发展对策

3．1依托文献资源优势，积极为乡村提供致富信息

图书馆作为文献收集、存储、传递和开发的服务机构，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和专业人员，在服务乡村方面优势明显。要放下“架子”，迈开“步子”，进一步拓宽服务乡村的“路子”。一是服务农民。收集、整理、开发有关科技新技术、致富信息等信息，编辑编编制专刊、小报、光盘等多载体的信息，为农民发家致富传递信息。二是服务党政机关。及时了解各级党政领导的信息需求，充分利用报纸、杂志等数据库，做好信息的筛选、分析、加工、综合工作，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推动新乡村建设健康发展。三是服务科技人员和乡镇企业。为科技人员提供信息检索、信息分析、资料提供等跟踪服务，推动农业科学研究、新产品开发和生产经营，积极主动地与企业联姻，为企业提供高效、实用的情报信息服务。

3．2依托职能优势，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

县级城市中的欠发达地区多，图书馆要突出转变农民思想观念这个重点，将“送文化”和“种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实施文化扶贫，引导农民树立自主自强、崇尚科学、诚信友爱、知法守法意识。在帮助乡村加快经济建设和脱贫致富的同时，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灵活多样、寓教于乐的活动，引导农民讲科学、爱科学、用科学，营造乡村浓郁的学习环境和知识氛围，丰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综合文化素养。

3．3依托服务网络优势，增强图书馆辐射作用

针对一些县级图书馆只藏不用，造成资源闲置和乡村图书资源紧缺并存问题，县级图书馆应依托分布全市的文化馆站，对县级馆内的设备、人员、活动和经费作统一调整，将服务触角延伸到乡村。根据乡村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以及不同层次的读者需求，有针对性地为镇村图书室选配图书，在不改变所有权的前提下，采取流动图书站或流动图书箱的方式，定期输送给镇村图书室，组织村与村、乡与乡之间的图书定期轮换，使图书在乡村转起来。提高图书利用率。要积极推进网络化数字化，整合镇村图书馆以及个人图书室，建立县、乡、村三级图书馆网络，实现与国家农业文献信息体系互连互通，资源共享，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最新、最多、最实用的科技信息和市场信息。

3．4依托教育培训优势，大力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

按照培育新型农民的要求，图书馆要突出抓好对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的教育培训。要优化读书环境，合理调整配置书报知识结构，改善馆员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将农民读者吸引到图书馆来，培养读书兴趣，积极开展馆内借阅活动。要加强对镇村图书站的业务辅导，坚持开展正常的图书借阅活动，方便当地农民就近获取所需知识和技术。对书报资料短缺，难以维持开展借阅活动的，可以送书下乡，开展巡回借阅活动。与劳动、科技、农业等部门密切配合，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本着实际、实用、实效原则，理论培训以录像传播为主，专业内容以面授辅导、现场实习为主，实用新技术采用专题讲座为主，致力于提高农民的技术素养，结合读者在新乡村建设中对致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迫切需求，讲授实用技术，为新乡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持。

3．5依托文化共享工程优势，积极传播先进文化信息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字：乡镇环境污染；问题分析；策略探究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 view of the present our country villages and towns and backward area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appeared in the process made a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 first of all is the villages and towns in China was introduced in detail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s, then according to the reasons of the rur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more in-depth analysis, an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domestic rur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the serious situation and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in China.

Key words: rural environment pollution; Problem analysis; Strategy to explore

中图分类号：X5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国内乡镇环境污染问题的现状

目前，我国乡镇由于环保投入比较少，尤其是在一些硬件设施的投入是十分少的，由于最基础的设施的建设没有能够跟得上乡镇的发展，难免出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基层政府提供环保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能力薄弱，乡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处于空白状态。农村乡镇的环保设施和环保队伍没有能够给出一个比较合理科学的建设制度和规范。具体表现在没有乡镇配备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工作乡镇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场所，是农民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主要基地，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乡镇经济不断的发展，乡村不再是像以往那样的落后，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伴随着经济迅猛增长和乡镇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乡镇生活水平及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了，不过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污染成为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逐渐凸显，乡镇生态环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威胁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迅猛增长已经对中国的城市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如果再任由中国的乡镇环境被环境污染所污染和破坏，可以想象经过一些时间之后，也许我们赖以生存和繁衍中华大地，可能真的会没有一片净土。因此，发掘乡镇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将有助于新乡镇建设的顺利进行、“村容整洁”一、环境污染污染环境的现状。

乡镇环境污染污染环境的原因

1、一个典型个案——某乡镇的环境污染处理

笔者在河北某镇工作时，镇政府所在地叫长寿，处于河北省会的北面。长寿的工商业尽管不是很旺盛，但仍然是46万多人口的政治、经济中心，只有少数的外地人口。由此而来的环境污染处理，面对的现实问题是需要镇政府解决的。在漫长的一段日子里，环境污染的处理就是抛入河里。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垃圾相应增多，在镇政府的要求下，镇里的人们集中的把垃圾丢在一个大的空地上；然后由乡政府承包给一个有小货车的农民：每周运一次，每次100元，把垃圾运到离长寿2公里的沙坑中倒掉。由于镇政府管理不好，财政收不抵支，曾经想在各行政单位中分担些垃圾费用的办法没有得到实施，倒至拖了半年之久的垃圾没有转运。由于该镇处于交通要道，堆积如山的垃圾发出难闻的臭味，不仅引来了漫天飞舞的苍蝇，而且引起了居民对镇政府的抱怨和上级领导的重视。镇政府在无奈之下，只得承担运垃圾运费的支付责任。

2、从城市到乡镇——环境污染污染环境的整体情况

城市转移垃圾的首选是乡镇。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带来了城市环境污染的迅猛增长，由于城市处理垃圾能力有限，城市环境污染开始“上山下乡”，直接漫延至郊区和乡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5年我国城市环境污染清运量为15576.8万吨，环境污染无害化处理率仅为51.7%。[2]大量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环境污染转移到了乡镇！一些郊区和乡镇已成为城市环境污染的存放地，使得土地减少，道路被占用，水资源和空气也受到了严重污染。

1、政府资金投入少

目前，乡镇环保投入严重溃乏。基层政府在环保这块投入的比较少，更不用提环保设施上的建设了，乡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总体上处于空白状态。几乎没有乡镇配备专门的环保机构和队伍，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工作尚未覆盖广大乡镇地区。

2、乡镇环境污染普遍化

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市场主导着乡镇生产、生活消费的各个方面都是被市场主导着。市场上的消费品越来越多，尤其是一次使有产品，由于一次性使用的包装商品均是廉价物品，因为乡镇是贫困群体最多的地方，所以消费群体最广，因而，现代化的市场消费给乡镇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

乡镇环境保护责任出现缺位

新乡镇建设，对农民看病难的问题相当重视，但保护农民身体的健康，以及改善乡镇环境卫生等方面，似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乡镇环境保护意识不够，使得保护环境的能力大大的减弱，这是不好的一个现象。建设新乡镇，即是要加快乡镇的发展。

4、乡镇环保治理措施缺位

由于受传统城乡两者结构的影响，城市往往成了环境保护的重点，乡镇的环境保护成了空白，这是当前乡镇环境治理上的典型病症。显然，乡镇环境污染污染问题的关键是环境治理措施的滞后，环保投入不足，基础建设溃乏，也使得相应的治理措施跟不上，不能从根本上化解环境污染的根源问题。

三、乡镇环境污染污染的治理对策

（一）政府部门的强力监管

要严格地建立治理乡镇环境污染污染的相关法律法规，针对乡镇环境污染的处理作为公共品的属性这一特点，需要从制度安排上做，建立乡镇环境污染的处理系统，加快设立各级环保机构，提高环境检测站的监控能力。

（二）县市指导、乡镇负责、村级执行——规划协调环境污染的处理

对乡镇垃圾的要处理方法和放置地点，要采用科学的合理的环保方式。政府要倡导群众和企业对垃圾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回收利用，扶植或帮助建设废品回收处理中心，增加垃圾的综合利用率，促进垃圾资源化。

（三）政府加大投入，完善环境保护的基本设施

乡镇环境既要从思想上得到重视，更要落实在行动上，但首要的问题是资金的投入和设施建设的事项。对于资金投入这块来说的话，因为绝大多数乡镇的财政债务很重，在“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新乡镇建设的战略中，更多的责任还是要有上级政府来承担的。

（四）通过制度和教育培养干部和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

改变传统的政绩观念，就是要发展当地的经济，同样环境保护也是其政绩的范畴，干部考核也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列入了其中。对环保工作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号召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地参与新乡镇环境保护工作，引导农民群众关注、理解与支持环保工作，提升乡镇整体环境质量。

结论：本论文主要对我国目前存在的环境污染处理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这是属于环境工程中的一个焦点所在，论文主要针对目前我国乡镇和落后地区环境污染的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论述，首先是详细介绍了我国目前乡镇环境污染问题的现状，其次根据乡镇环境污染产生的原因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最后根据目前国内乡镇环境污染的严重现状和原因分析后，提出解决我国乡镇环境污染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高永宏;王志科;姜守君;胡小耕；兰州市城市环境污染监测调查及分析[A];甘肃省化学会第二十七届年会暨第九届甘肃省中学化学教学经验交流会论文摘要集[C];2011年

[2] 许晓毅，杜永林;对照国际环境管理体系，浅析我国环境管理现状[J];云南财贸学院报;2001年S2期

[3] ;浅议我国畜禽养殖业带来的污染问题及主要对策[A];农业机械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成立40周年庆典暨2003年学术年会论文集[C];2003年

[4] 郁晓冬;;论我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构[A];林业、森林与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法制建设研究——2004年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年会）论文集（第四册）[C];2004年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职业教育;乡村治理;赋能;策略

一、研究背景

党的报告提纲挈领地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强化规划引领，科学有序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一步细化指导“三农”工作重点，强调将高校、企业、返乡下乡人员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培育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产学研合作。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建议中，再次明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民科学技术文化水平，广大乡村地区在新蓝图中可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供新土壤，大力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的当下，广大农村地区将有更大发展空间，可以大有作为，职业教育作为面向人人的教育，借助职业院校的自发优势，其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可以起到市场与生产之间信息的有效传递、社会资本与农业资源之间搭设桥梁的积极作用;通过职业院校在新理念、新工艺、新方法方面的技术加持，可以将乡村资源更高效地配置，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乡村社会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进一步拓展职业院校教学育人、文化宣传、知行合一的社会场域，将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创新创业精神厚植乡村大地。真正发挥出职业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效对接的功能，从而能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尚缺完善，自我内生性增长仍然乏力，缺乏稳定可持续的支柱产业;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能力有待提高，多元主体间缺乏协同配合机制等问题，依然束缚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效果的提升。

二、研究现状

(一)从乡村治理的历史出发

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脉络中找寻乡村社会治理的进程，从古代中国乡里制度、血缘宗族影响到近代中国对乡村社会的改造，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学者沈费伟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乡村治理主要是以乡里制度为载体，乡里制度作为乡村社会管理的组织制度而存在，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及家族组织在乡村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美国学者杜赞奇通过对1900年至1942年华北农村的相关资料研究，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代表各宗派、集团以及国家政权的通俗象征的部分重叠及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乡村权威所影响控制［2］。赵一夫、王丽红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大规模改造，乡村治理发展大致经历乡镇自治、人民公社制、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等四个阶段［3］。随着近代中国对乡村社会化改造的推进，强制性的公共生活和集体生产方式改变了中国农民长期以来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而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随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地区的村民自发成立了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翻开了崭新一页，我国1982年《宪法》也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来自基层民众的智慧创造。学者邓廷涛因此认为国家的整合从此也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给式整合”转变［4］。

(二)着力构建乡村治理体系

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后，学者们对乡村治理体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尤其着重对“三治结合”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郑会霞认为，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面临管控模式与现念错位、单一主体与多元事物冲突、僵化体制与开放格局断裂、文化断裂与多元价值冲突、人才队伍与社会发展脱节的现实困境［5］。李小艺、金江峰指出，在“三治”融合机制中存在权威互嵌、规则调适、话语转译等三条路径［6］。在“三治结合”内部关系上，郁建兴、任杰认为，自治、法治、德治存在内在逻辑强关联，自治是基础，法治是边界和保障，德治是较高追求，三者互相影响促进［7］。黄爱教通过对传统乡贤理念、不同历史时期形态上的比较及社会变迁发展，提出亟待新乡贤的“返场”，激发新乡贤的新时代作用［8］。胡鹏辉、高继波强调新乡贤的“在乡性”、资财、知识与道德，新乡贤的核心作用在于凝聚乡邻，以优秀传统道义整合利益，可延展出共享价值［9］。吴理财、解胜利从文化治理的维度认为，乡村文化的式微已阻碍乡村治理，乡村文化振兴已深刻影响到国家对乡村治理振兴的有效机制影响因素中［10］。

(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思考

赋能一词源于英文单词Empowerment，从其动词语法结构看，由em和power组成，理解为“能量”与“使动”功能。赋能也称授权赋能，可从个体与组织两个维度综合将赋能解释为授予员工职权并提高其能力，最终使组织获益的过程，可分为结构性授权赋能、心理授权赋能及领导授权赋能［11］。赋能最开始在管理实践中得到运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格局，企业多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授权赋能极大释放了员工潜能。步入21世纪，学者们将赋能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拓展到了除了管理学以外的护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从党的以后开始，学者们陆续关注到职业教育对乡村治理的积极影响，首先关注到的是职业教育对乡村治理的价值影响，然后是借助多中心治理理念提出协同治理以及培育乡土精英来参与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如刘奉越认为，职业教育与乡村治理尤其是农村“空心化”治理存在功能、结构、要素等三个维度的耦合，职业教育可通过在文化、经济、社会等功能推动农村“空心化”治理进程，反之农村治理过程中也在促进着职业教育知识和技术的创新，进而积极影响职业教育发展［12］。唐智彬、郭欢认为，职业教育还可以在乡村社会发挥“人心优化”“秩序生产”“能力生成”的价值功能［13］。部分学者意识到职业教育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应持多中心治理的理念。在多中心治理理念下，学者们提出还应关注各内部因素的协同关系。马建富、吕莉敏提出应明确多元实践主体，凸显技术治理价值，构建反贫教育共同体，形成乡村贫困治理有效［14］。沈军、陈慧认为，职业教育在乡村治理中应完成“系统性”的治理与“造血式”的自主创生的转变，实现多元协同中的分工负责［15］。还有学者对职业教育在乡村群体中乡村精英的培育进行了关注。如陈春霞提议从培训制度、培训模式、职教方案供给的维度为乡村精英创造环境，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服务，充分发挥乡村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16］。

(四)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目前赋能理论在乡村治理研究主要局限在乡村扶贫领域。一方面是从技术赋能的维度，如沈费伟认为应从个人、组织、社区等三个维度的技术赋能助推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目标［17］;另一方面，是从文化赋能的维度，如王德胜、李康认为当下扶贫赋能可从乡村文化传播中注意主动融入、多方体验的需求，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精神动力。目前的研究也存在研究内容涵盖较广但深度不够的问题，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研究仍然较少，主要是从职业教育对乡村治理的价值功能、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职业教育对乡村精英培育等维度进行，学者们更多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理论分析，缺乏动态的研究;在多元治理理念下，缺乏对职业教育赋能乡村过程中冲突解决的探讨。

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

1．职业教育为乡村治理搭建起产学研用创的聚智桥梁借助职业院校的自发优势，其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可以起到市场与生产之间信息的有效传递、社会资本与农业资源之间搭设桥梁的积极作用。如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电子商务专业群“实境式”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中，通过对接农村电商产业链建专业群，解决了单一专业培养定位模糊、就业竞争力弱的问题;真实案例融入开展“实境式”人才体系培养，解决了学生实战能力弱的问题;政校企协同共建共享“实境式”基地，解决了人才培养缺乏实战场景的问题。该校经济管理学院农村电子商务团队自2016年以来，在国家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指引下，瞅准农村电商发展的大好时机，深耕韶关翁源兰花电商技术帮扶，以“五同(育人思想同心，培养目标同向，专业活动同力，培养方法同频，人才质量同步)•智慧学习工场”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模式，打造接地气的“泥巴农匠”，帮助当地兰花种植企业和农户搭建电商销售平台、提供专业培训。经过近7年实践，案例实施应用见实效:学校商科类专业实现以电子商务专业为龙头带动，整体提升，建成省级重点专业2个;获得以教育部新商科智慧学习工场为代表的75项省级以上标志性案例成果;实现了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领域专项(乡村振兴)课题零突破;公开发表68篇论文，其中7篇见于中文核心期刊;学生实践能力显著提高，为产业兴旺集聚人才势能，3000多专业群学生受益，学生在职业技能、创新创业等赛事，获部级奖3项、省级奖40余项;在众创杯等农电商赛事金银铜奖8次，居广东省农村电商方向专业首位;每年约50名学生在农村电商领域就业，并有约5%的学生选择自主创业，用人单位对我校毕业生质量的满意度超过90%。案例成果对全国商科职教推动产业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示范作用。10多所兄弟院校交流学习，12所院校应用本案例成果，其中2家获广东省教育厅高水平中职学校立项。该成绩还得到了中央电视台、南方日报等十余家国内主流媒体，以及省教育厅和韶关市县等政府部门和省市县电视台宣传。

2．职业教育优化乡村资源配置通过职业院校在新理念、新工艺、新方法的技术加持，将乡村资源更高效地配置，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乡村社会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常言道，乡村要想留住人才，必须靠产业做基础支撑，而产业如何在乡村地区扎根结果又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维系运转。如以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商业学校、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等职业院校在地方党委及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不断探索出乡村振兴战略中能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让当地盛产的螺蛳粉切切实实地取之于民、造福于民，致力构建“校企合作，双(多)主体育人”平台，持续探索和破解校企深度合作瓶颈，创新校企双主体育人模式，签订《校企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基地”，正式组建订单班招募学员、订单班人才培养实施“学校导师+企业师傅”的双导师制，培养全过程充分践行了校企多主体育人模式，“校企合作，双(多)主体育人”平台的优势和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大幅提升，通过校企人员长时间交流、产教对接、撮合利用各方资源优势，以螺蛳粉全产业链为主线，致力乡村振兴建设，打造出集传统特色、技术加持、社会培训、电商物流加码协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螺蛳粉标准化示范基地，让小小螺蛳粉成为网红产品，螺蛳粉的生产集散地也成为打卡旅游地。

3．职业教育为乡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进一步拓展职业院校教学育人、文化宣传、知行合一的社会场域，将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创新创业精神厚植乡村大地。北京市昌平职业学校在协助当地康陵村规划和落实新农村建设中通过“文化引领、项目带动”的方式开展“引智扶贫”工作。该校先是通过聘请专家学者对康陵村进行考察调研，通过深挖康陵正德皇帝从南方引进“春饼”的历史逸事，开发“春饼宴”农家乐。同时该校发挥学科专业优势，通过技术帮扶农业产业，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30+30+30”方式即30户农户制作春饼、30户农户提供食材保障供应、30户农户餐饮服务维保的方式打造春饼制作、销售、维护全过程、全产业链就地取材发展乡村旅游经济［18］。2018年实现了全村年旅游收入超1000万元的巨大飞跃。这是又一个主动对接中“一职多岗”的人才诉求，通过对接乡村旅游资源，实施课程建设、资源整合、教学提升，“活化”了课程教学、岗位师资、实践学习等“三大”资源，构筑了课堂教学、岗位实践、能力拓展的生动职教实践。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反思

在看到职教赋能乡村发展进步的可喜成绩时，我们也发现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中，仍然存在职业教育适应性不高的问题，职业教育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效对接的功能还未能完全发挥，部分职业院校在乡村振兴的实践舞台上依旧有缺席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职业教育赋能基础条件有待完善、职业院校赋能领域狭窄、赋能本领不足、赋能机制有待完善等方面。

1．职业教育赋能的理念落后国民对职业教育的充分认识需要时间的沉淀。随着新《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但民众长期固有的对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认知偏见，对职业教育认可度的提高仍需假以时日，传统学历教育倚重的思想还未得到根本转变。不管是在城市抑或在乡村都希望引进高学历人才，技术技能人才依旧被冷落的境遇并未得到根本扭转。不同地区职业教育定位还需更进一步精准明晰。职业教育院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存在雷同现状，不能有效及时地根据当地经济、产业、文化、地区优势等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动态化调整，农业类职教专业比较少，职业教育要做到真正服务于地方经济，还需要一定的发展时间。

2．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基础条件、赋能机制仍有待完善党的以来，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的电力设施、道路通信等得到较大程度加强和巩固提升，但与城镇地区的发展成熟度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部分乡村地区存在乡居建设缺乏科学规划、散点随意性高，村民生态保护意识有待加强，也未能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教育、医疗、休闲、文化等资源投入不均，乡村公共服务投入力度亟待强化;以上基础条件欠缺完善既影响留乡返乡人员置业就业创业热情，也制约职业院校向乡村地区输出资源、技术、人员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当下，需要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乡村、涉农行业企业、农民等社会多元主体的“同频共振”“齐抓共管”，然而现实中职业院校与乡村之间存在信息沟通不及时与不顺畅、多方交流缺乏平台助力、相关帮扶政策未能及时有效落地等情况，严重制约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实际运行效果。

3．职业教育赋能客体呈现“空心化”趋势，内生动力不足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镇化进一步加速推进，城市集群现象愈发突显，城市通过其自身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网络、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积聚丰厚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源等优势，是导致乡村青壮年人口外流的重要原因。目前，乡村普遍存在“村里的房子盖得越来越好，但人却越来越少，留下的大都是老人”［19］的情况，乡村“空心化”严重制约乡村治理。“精准扶贫”理念提出后，各地响应以“不落下一个群众”要求，创新扶贫工作帮扶机制，开展脱贫攻坚，沿海与内陆地区交流日益频繁，大大改善贫困落后地区经济现况，但一些乡村地区村民也暴露出自身仍然残留浓厚的“坐、等、靠、要”的落后思想，科学文化素质不高、技术技能水平无法有效跟上社会所需，乡村传统优秀文化失语、“亚健康”庸俗文化侵袭乡村时有发生，巩固脱贫成果显得尤为迫切。

4．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领域狭窄，赋能主体本领亟须强化目前，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实践中以技术输出为主，集中在职业教育与产业经济发展领域，而在人文交流、社会共同利益挖掘上有待延展;另外，职业院校长期以来服务更多的地域是在城市地区，培育行业人员面向集中在机械制造的工厂、商业服务领域的城市企业，缺乏服务乡村地区、与农民打交道的实践经验;职业院校教师服务乡村的意识、热情等尚需提高，不曾想过、不愿、不会服务乡村及村民的现象多有发生;职业院校涉农专业开设明显跟不上乡村发展需要，对涉农领域人才培养缺乏考究，不能真正有效照顾农民学员对其生产、生活时间、地域、教学方式、教学语言等特殊需求。

四、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优化策略

(一)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理念的更新适应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既要求战略性任务适应，又要求操作性能力适应。在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过程中，“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三农问题”，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功能，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需求，学会理解乡村、培植善待乡村情感，用乡村通用化术语去主动融入乡村治理实践，营造“重农、知农、爱农、亲农”的浓厚氛围。加大对涉农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供给以及制度设计协同性思考，从法律上明确社会多元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法律地位、权利及义务。新《职业教育法》已明确深化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业成果融通互认，使得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有了更切身的法律依据，提高实践效率。下一步更应细化落实配套政策，加快推进制度的有效供给。

(二)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机制的打造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需有政府、行业协会、职业院校、乡村、农户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上述利益主体在乡村社会中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应构建有利于发挥职业教育赋能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曼瑟•奥尔森认为:“组织或集团代表的利益愈广泛，会更倾向于增加社会总收益。”［20］因此在多元协同治理的赋能机制上首先应重视党委、地方政府对利益整合和调整的领导力量，紧紧依靠我国各地广泛建立起来的基层党组织制度优势，坚持“以2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各方利益进行平衡，破解“集体行动的困境”。可着重借助涉农职业教育集团这一多元办学的重要资源平台，职业学校可以通过与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进行共同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开展合作。在职业教育集团方面，基于集团运作的产业学院，促进了职业教育集团内部成员扁平化，使各个成员内部关系形成网状结构，更有利于打破合作壁垒、增进资源互补、紧贴产业需求，提升集团实体化办学能力，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在产业学院方面，基于职业教育集团平台上的产业学院建设，资源整合更具优势，发展维度更多，稳定性更强，成本更低，能够更好地实现跨专业、跨领域的融合，实现政、校、行、企各方利益最大化。从《民法典》第八十七条规定的“为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的法人，为非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内容来看，我国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社会服务机构(民办非企业单位)为非营利法人。因此，以校企双(多)主体运行的利益共同体多以学校牵头，组织关系较为紧密、对接产业精准的产业学院可以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身份形式存在，这就极大破解了其定位不清、地位模糊、治理不善、效能偏弱、持续性差等现实掣肘，进一步使得职业教育集团与产业学院互促互进、相融共生，强化教育链与行业链、产业链深度联结，提高现代职业教育为乡村产业体系发展服务的水平与质量。一是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大数据平台建设，及时把农业生产数据、电商数据、人员培训需求数据、生态资源数据等收集进大数据平台中，充分实现数据资源的实时共享，降低多方交流的信息交易成本;二是充分利用各方已有资源优势协同发力，重视多渠道筹资来改善乡村基础设施条件，强化乡村道路、信息通信、数字政务等建设力度。

(三)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领域的深化拓展

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不应只局限在乡村经济产业发展维度，还应在育人价值观引导、人员综合素质提升的独特赋能维度上深化拓展。首先，尊重乡村社会的传统与优秀文化的传承，“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1］，不应过分夸大乡村的“文化落后”，注重引导乡村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与现代生活场景对接，在尊重其乡土性的同时，也应大力培植现代契约精神与公民意识，提高乡村法治观念，降低其与城镇交流过程中的不适感;其次，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劳动光荣、劳动伟大”的劳动精神，将“扶智与扶志”相结合，逐步消除乡村文化生活陋习对乡村治理的负面影响，推动地方职业院校与乡村优秀文化相融合，深挖乡村传统朴实民俗，解决民俗产业人才短缺问题，带动产业产品创新;最后，借力职业教育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优势，大力培养敢闯会创的高素质涉农技术技能“在乡”人才，完善涉农创新创业平台，不断激发村民参与涉农科技创新的热情，提升其创新创业能力。

(四)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主体本领的提高

提高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适应性，强化赋能本领的提高。一是职业院校应重视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治理的价值，把握在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中自己所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端正态度;二是增强涉农专业及课程同乡村经济发展的匹配度，“打铁还需自身硬”，深入乡村考察并积极研究，可通过乡村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校村党建共建等形式多方位多渠道了解涉农职业教育的需求，充分考虑乡村学员在教育背景、年龄阶段、从业经历、认知特点、发展期望等方面的差异，在涉农专业课程开设、课程内容安排、授课方法与时间、评价标准等维度进行精心打磨设计，按照涉农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三是有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打造全时段、跨时空适合乡村学员网络学习平台，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统合多媒体、多形态、多层次的教学资源，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手段，广泛开展耕读传家教育，厚植学知识、懂情理、能成才的家庭教育氛围，降低乡村学员的学习成本;四是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聘请乡村本土(返乡)优秀人才如新乡贤进入兼职兼课教师队伍中，同时开展职业院校教师“进村挂职”，实现人才的双向流动。

参考文献:

［1］沈费伟．传统国家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与运作逻辑［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2］［美］杜赞齐.文化、权力与国家［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赵一夫，王丽红．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发展的路径与趋向［J］．农业经济问题，2019(12)．

［4］邓廷涛．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郑会霞．构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意义、困境及对策［J］．学习论坛，2018(12)．

［6］李小艺，金江峰．差序协同:村庄地权纠纷处理的“三治”关系实践［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

［7］郁建兴，任杰．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自治、法治与德治［J］．学术月刊，2018(12)．

［8］黄爱教．新乡贤助推乡村振兴的政策空间、阻碍因素及对策［J］．理论月刊，2019(1)．

［9］胡鹏辉，高继波．新乡贤:内涵、作用与偏误规避［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10］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6－23，162－163．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乡村旅游； 模式；保护性

近几年，旅游业开始成为辽宁经济进步的的重要推手，辽西北地区凭借大量的宗教和历史文物资源，加上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了促进辽宁经济发展的主力之一，而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在乡村的遗留也更便于辽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灵活的旅游推广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一、乡村旅游在辽西北新农村建设推广的可行性

1.丰富的宗教、文化资源。

辽西北地区乡村历史遗迹众多，如盘锦的田庄台集中了辽河文化、古建筑文化、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为一体，史上有“九庙同镇，五教合一”的盛誉；属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阜新瑞应寺始建于清康熙八年（1699年），为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之一；绥中前所古城（又称中前所城）为当今唯一保存完好的明代所城，具有重要的军事考古价值；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建平县城西部，被誉为中华文明的曙光，位列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全国100个大遗址名单之中；朝阳市发现的锭光佛舍利和七宝塔，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葫芦岛新近发现了建昌东大杖子战国中晚期墓，无论规模和保存完好性在中国东北部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都十分罕见，被评为“201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2.优秀的地理环境资源。

辽西北地区拥有丰富的地貌环境，四季分明，春夏秋三季植被群落和生态自然景观面貌和色彩多变，拥有山峦、林木、药草、花果资源的特有的生物群落。可分别建立林木生产基地、药林生产基地、果品生产基地、花卉生产基地，以资源为基础可以持续进行原材料的深加工，适合形成集观赏与农业贸易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

3.独特的少数民族人文景观。

辽西北地区是满族和蒙古族少数民族集中的地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宗教文化和民族L情。辽西北地区的乡土文化气息浓郁，拥有豁达粗犷的性格、独特的饮食习惯、鲜艳多姿的民族服饰、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趣的乡土建筑，他们现今仍然保留的传统的农耕和畜牧方式，都是辽西北地区乡村旅游的开展带来了丰富的素材。

在为这些优质资源窃喜的同时，其实辽西北乡村旅游开战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比如，政策的支持力度与开发节奏的同步性上的不对应；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受陈旧观念的制约；对乡村旅游资源的优势拓展的局限性等问题。

二、基于保护性原则的辽西北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乡村旅游发展的适应模式

推动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问题是促进辽宁省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总结和归纳，辽西北地区乡村旅游目前的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公司及企业化”模式、“社区化”模式和 “农户化”模式类型，这些模式存在各自的问题和优势，在选择使用的过程中要配合区域和位置进行组合。

实际上针对辽西北地区不同位置条件组合选择发展模式的同时应注意以文化和如何保护两方面问题的贯彻和具体实施。

针对辽西北地区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建设历史乡村、文化乡村则能更持久的带动新农村建设等各项工作，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村民素质的提高，集中辽西北地区乡村文化遗址和非遗资源，形成集群优势，打造区域化、国际化品牌。目前仍旧面临的辽西北地区乡村文物遗址受损严重、保护意识淡薄等问题，如葫芦岛市南票区金星镇新庄子村的大量汉墓和古代寺院遗址地貌损毁严重，未经修葺等问题，国家与政府应积极加大资金和调整政策，需要高度关注，尽快加以改善。

循环经济力求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而且与社会系统之间也要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问题的关注上与“新乡村旅游”的发展内涵相一致，这种理论应渗透在乡村旅游发展的整个进程之中。

三、乡村旅游推动辽西北地区农村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

1.乡村旅游的区域化整合与协作。

所谓的乡村旅游的区域化整合与协作主要指的是加强城乡之间的交流合作，这种合作包括网络平台的互助与活动的互通。针对于乡村旅游知名度普遍不高的现状，需要将发展视角转移到与优势城市链接合作之中，比如乡村旅游可以与城市著名旅游景区联合构建历史文化旅游线路，建立城乡之间的信息网络，实现旅游信息共享与客源共享，在这方面实际上辽宁省已经有所行动，比如位于省会地区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游客参观时设置了辽河文化历史演变展厅，而辽河文明的发源地朝阳则成为了国际游客来沈阳游览之后的另一个必去之处；应围绕主题品牌构建旅游大品牌，按地区划分后使乡村旅游资源和旅游产业协调发展，力推乡村旅游地品牌，兼顾其他相关系列品牌的开发与发展。

2. 乡村旅游季节性调整与劳动力转换。

辽西北地区受自然气候条件、农事季节的影响，乡村旅游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旅游淡旺季之间的矛盾非常明显，村民在淡季时收入不保，经济收入不稳定，因此，除了提倡季节性旅游项目转换的同时，除了冬天设置冬季如滑雪等运动项目之外，针对辽西北宗教文化资源进行调配，如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掌握了本地的宗教资源，大力发展明性寺宗教文化，此地一年四季香火旺盛，各地信徒积极前往。

而那些宗教遗迹缺乏的乡村则可以综合考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衍生品的生产和销售，依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典故，更完整和系统的开发相关内容，并且吸收国外在这方面的优秀经验，如日本熊本县吉祥物熊本熊衍生品的开发，加深了世界对这个地区的印象，进而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另外，解决冬季劳力闲置的问题，其生产模式也不可主要停留在家庭作坊水平，更多考虑手工性和民族元素的深化。

乡村旅游在辽西北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进一步的开发和经营也随之会更深入的影响辽西北农村产业发展的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的演变，针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各地区的区位特点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是推进产业经济良性、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这种模式的科学化势必会给整个辽宁省的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和新农村改造带来前所未有的时机。

参考文献：

[1]张海霞，《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张建雄，《关于乡村旅游若干问题的思考》，《大理学院学报》第21期.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存在人类社会，便不断地上演各不相同的纠纷。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是早期人类面对纠纷的普遍选择，在后来的国家法建立的过程中和之后，尽管国家法试图将这一领域纳入到自己的治理范围，可是调解的方式仍然顽强而富有生命力，内容逐渐丰富，方法日渐多样化而趋成熟。

对于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中的活生生的纠纷案例，比虚拟的案例更有价值，比逻辑推理更有血色，纠纷案例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丰富与真实，因而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背景出发，去揭示纠纷案例背后所掩藏的行为逻辑。本文是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纠纷研究的一项研究，其中将不涉及具体案例，展现纠纷研究的不同学科、研究成果，并试图对其进行简单评述。

一、村落社会纠纷研究的社会背景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及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为了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社会性质的经典著作{1}.费孝通先生是通过绅士权力在乡土社会的运作的分析，揭示中国社会中央官僚制帝国与皇权不下县的背后逻辑{2}.但是当前中国村落社会与费孝通先生所述“乡土社会”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迁，以至于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试图揭示变迁中的村落社会的现实情景。弗里德曼的《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试图通过对地域化的宗族组织的结构认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成法则，从宗族的视角揭示了汉人社区是如何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关联{3}.杜赞奇试图从“国家政权建设”与“权力的文化网络”来认识传统乡土社会的变迁、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4}.黄宗智则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变迁中乡土社会是如何突破了“过密化”的运作方式{5}.事实上，这些研究将研究点放在乡土社会，而研究的对象则是“村落”。村落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观察、分析村落便可以折射出中国乡土社会本色和乡土社会的变迁。

对于是否可以将村落作为研究乡土中国的出发点存在着不同的争论。也有学者跳出村落，从其他方面来解释乡土社会的结构。魏特夫从水利的角度，认为中国乡土社会可以通过大江大河——大水利——小水利到基本农田的灌溉形成农耕社会的图景，从而形成了东方特有的专制主义{6}.施坚雅则从市场出发，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市场结构理论。他认为“基层市场共同体”是中国乡村的基本单位，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首府，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图景{7}.

尽管分析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可是对于解释乡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变迁对于乡土社会的分化、解构、重建的影响，这些模式难以让人信服。自20世纪40年代（恐怕还要往前推至20世纪初）以来，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事件主要有两件：国家政权建设{8}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贺雪峰先生在对中部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生存方式的区域分析中，称为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化约能力一步步消释、瓦解乡土社会的传统，构建新的乡土社会，提出了“新乡土中国”{9}，从而有了重新认识中国乡土社会的认知，研究转型期乡土社会的性质的学术使命与命题{10}.但是对于国家政权建设或曰吉登斯民族——国家形成与市场经济是如何化约乡土社会的传统，重新构建新乡土中国却未展开论述。

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化约与瓦解的背后是现代化，是通常所说的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化为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到近年来极为流行的“后现代”、“知识经济”、“新经济”时代。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断裂社会中，如何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断裂的背景下，在由生活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消费方式的转变，在资源重新聚集下，底层社会（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构成）形成的背景下能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则是另一个问题{11}.

当前乡村社会的纠纷研究所面临的正是这一背景：现代化及现代化过程中，后发外生型国家通过国家政权建设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而呈现的纠纷。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国家法与民间法等相互之间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新乡土中国的景象，只是学者们知识背景不同，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所关注的焦点不同而已。

二、法律社会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法律社会学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律社会学是将法律现象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与法学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特点在于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

1.关于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的研究

这是对于纠纷解决研究中一个独特的视角。体现这种关怀的著作或论文很多，影响较大的有：梁冶平的《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2}中的文章、范愉的“代替式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3}、《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14}、谢晖编《民间法》{15}、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16}、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17}、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18}、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19}等。

杜赞奇认为：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与实现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20}，“在新的民族国家成长并试图确立其合法性的过程中，历史被重新定义，社会被重新界定”{21}.中国由于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社会变迁呈现出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行和实现，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费孝通）。乡土社会代表着传统的习俗、习惯被视为旧的、落后的，而被所谓新的、先进的所替代。在国家法大规模“下乡”的过程中，即苏力之送法下乡，蕴涵的正是“规划性的社会变迁”，国家法与民间法在法制化进程中已经定下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然而，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法治、依法治国等口号下，国家法形成侵蚀之气势，但是伴之而来的是民间传统、习俗复苏的现象，如王铭铭在闽台三村的观察{22}.家族法规、村规民约等民间法遭遇到国家法借助政权下沉而形成的“重创”之后，逐渐退居为内在的观念形态，但是并没有彻底消失，而是形成“地方性知识”，并在纠纷的调解过程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在人情、面子的关联下{23}，在秋菊打官司的分析中{24}表现出来。国家法与民间法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历史命运成了纠纷观察者的理论关怀点。

2、法治与本土资源

“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苏力的贡献在于对盛行的法制建设的“现代化方案”——法律移植的反思与批判，提出了法治及本土资源理论。《秋菊打官司》与《被告山杠爷》两部作品，折射出的正是乡土中国里的日常生活，及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纠纷，而国家法介入之后，纠纷的处理却是产生了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旧的民间法纠纷调解机制被正式的国家法否定之后而单一的国家法调解机制又不能完成纠纷的妥善调解{25}.

问题何在？从某种意义上看，这正是“中国当代法律日益西化，即强调正式法律制度，强调西方式的纠纷处理办法，强调西方的那种权利观念，强调国家对司法权的垄断型控制”。在进行法律移植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心态和行为方式以及中国人思考问题的习惯、看待事物的角度，以至于“良法”不成为良法。于是中国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地有了私了现象，有了在知法的情况下对国家法的规避。因此，在制定法律和应用法律时，应充分挖掘一个民族的生活，挖掘本土资源，国家法是深深扎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土资源中。而当下，最为显著的生活，则是在于转型期的社会变迁之中，法制则应根植于这一转型的大背景之中。

3、纠纷的解决方式

纠纷的解决方式上存在正式纠纷解决方式和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或曰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正式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是通过国家司法系统进行的解决，它具有较高的系统性、制度化水平，普遍主义的价值趋向，讲究程序正义。而在依法治国的方略下，司法改革有向一元化的趋向。

与正式纠纷解决机制相对应的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长期以来，村落社会的纠纷一般是不会裸地表露在国家面前，而是在“自治”背景下的调解。因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最大的特点是富于地方性，“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生活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26}.历史在不断地延续，这使得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关于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中具有了历史合法性。现实上，由于通过诉讼程序或司法程序需要负担相应的诉讼费、执行费，以及承担着司法的不确定性的风险，这对于现金收入有限的农民来说，是面临纠纷时寻求正式解决机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现实性上也具有了合法性。

三、法律人类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法律人类学是法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学科。它秉承了人类学研究的风格与传统，研究对象主要是非西方的民族或某个小范围的特定区域的人们的日常秩序和纠纷解决过程。研究者也不仅仅是异文化者，也包括本文化者研究自身文化。从“小”中抽象出“大”的命题与结论，在大传统与小传统方面同样延续着人类学的方法，解决“大传统”（一种与国家相关的存在）与“小传统”（一种与民间社会相关的存在）的关系问题。关于纠纷解决方面，主要是探讨从某一空间范围内的权力格局出发或从纠纷解决的某一特定场所出发，来抽象出普遍性的命题与结论。

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包括：邱梦华：“‘讨价还价’：国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过程”{27}；赵旭东：“习俗、权威与纠纷解决的场域——河北一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一项理论探讨”{28}；陈心想：“一个游戏规则的破坏与重建——A村村民调田风波案例分析”{29}；强世功：“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30}；梁冶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31}；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32}等。

人类对于纠纷结局研究的介入，通常是对于纠纷的事件进行详细的过程——事件分析，在具体的过程——事件中，对各种社会因素，包括场景、权力格局、文化条件、物质因素等展开人类学的分析。如强世功在“‘法律’是如何实践的”一文中，对炕上开庭、法律运作的场景组织的描述；在权力格局上，吴清军在“乡村中的权力、利益与秩序——以东北某‘问题化’村庄干群冲突为案例”中，对“三甲村”村庄中权力资源分配的描述。

四、政治社会学的纠纷解决研究

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产物，不过还是在不断完善的一门学科，“‘政治社会学’这一术语与其说代表了一门学科的严谨体系，不如将其视为一连串既彼此独立，又互相关联的研究活动的通称。”{33}.但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学科交叉使得研究的范围和主题大大扩展，“政治社会学的发展，有点参差不齐……这些有点杂乱无章的课题和思想特征与其说是一种障碍，倒不如说是一种挑战。”{34}

关心秩序与冲突既是政治学，也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冲突是由秩序运行中的次生因素引发的，冲突最终需要走向秩序的恢复和再生。纠纷只是冲突的初级形态，而纠纷是否会向上延伸至冲突，则需要看纠纷的解决状况，从而形成纠纷——冲突——秩序的动态关系。

张立伟从韦伯关于权威的三种类型中受到启发，认为在乡村社会里公共秩序的维持归结于三个相互关联的纬度：统治权力、乡村权威、规范性知识。统治权力代表的是乡村社会里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控制关系；乡村权威既包括体制精英也包括非体制精英；规范性知识则被认为是乡民们对于社会秩序的理解。由此，在纠纷的调解中，形成了力量介入的先后次序及各种力量介入所凭借的规范性知识的选择，从而实现纠纷的调解，完成了乡村秩序的恢复和再生{35}.另有学者从政治稳定视角探讨乡村社会中纠纷调解的利益关系的重新配置。利益与利益分析方法是社会学界广泛接受和使用的分析范式，这里亦是与政治学对秩序的关心相连，形成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讲究政治稳定，实际蕴涵了对秩序的关心。从纠纷的主体对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对利益的关注而选择了纠纷的当事人视角，从而克服了张立伟的研究中，人被角色化，国家、社会与地方文化的逻辑成为个人的逻辑，社会整体的行为模式、价值判断取代个人的行为模式、价值判断，使得个人成为纠纷及纠纷解决中无关紧要的方面的问题，在纠纷的结构功能框架中显现出个体的价值。在纠纷的解决中讲究利益分配与重构，重新发掘个体存在的价值和重要性，有利于实现纠纷的解决，实现秩序与稳定的诉求。

贺雪峰与董磊明先生也对村庄纠纷的调解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做了初步的探讨。当然，两位学者并不是将目光仅仅局限于村庄的纠纷调解，而是以纠纷为视角，来窥探中国社会是如何形成非均衡这一状况的，为农村基础政策研究提供更为基础的研究。这也是当前纠纷研究所缺乏的一种学者人文关怀精神和研究的大器。在“村庄政治社会现象排序研究”一文中，他们提出了村庄政治社会现象域的三大要件：一是讨论框架，二是特定村庄内生因素的状况，三是相关政策在不同村庄实践所造成的特定现象{36}.在村庄纠纷调解中，讨论的框架在于现代化基础中的乡村社会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是各种现代性因素通过国家政权自上而下的传输与变革的过程与地方性知识在变革中存在、延续、发挥作用的另一景象。纠纷解决的特定村庄内生因素包含着众多方面，如村庄生活的面向、村庄人际的社会关联度、村庄共同体等{37}.由此构建了从纠纷现象——村庄内生资源——普适性与地方性知识的这一政治社会现象域的由外向内的排序。

五、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对当前关于乡村社会纠纷研究进行了分学科的研究，但在具体的分析中也是相互融合的。苏力在探讨送法下乡时，其学科背景是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基层司法，探讨的是法制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但是在探讨原因即为什么送法下乡时也暗含了对政治学、政治社会学、历史学所关注的国家政权建设、国家、权力等的关注{38}；贺雪峰与董磊明先生从政治社会学学科出发探讨乡村社会的纠纷，在探讨纠纷调解方式期间也有对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39}.因此，上述研究的分类是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学科及分析纠纷中运用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围绕纠纷解决问题，已有的理论与经验性的探讨，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虽然少有通过纠纷观察乡村社会从而系统反思当前的“现代化方案”，为基础政策研究提供更为基础的研究的人文和学术抱负，但是对于分析和评价我国农村社会的纠纷是大有裨益的。

注释：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

{3}弗里德曼：《东南中国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1—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年版。

{6}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7}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1—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9}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形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页。

{12}梁冶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14}范愉：“代替式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载郑永流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谢晖：《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6}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7}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8}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20}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1—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1}梁冶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467页。

{22}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3}强世功：“‘法律’是如何实践的”，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96—512页。

{24}{2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0页。

{26}详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关于乡土社会、差极格序、无诉社会的分析。

{27}邱梦华：“‘讨价还价’：国家与农民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2期。

{28}赵旭东：“习俗、权威与纠纷解决的场域——河北一村落的法律人类学考察”，《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一项理论探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8年第2期。

{29}陈心想：“一个游戏规则的破坏与重建——A村村民调田风波案例分析”，《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

{30}强世功：“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知识、技术与权力——一起乡村民事调解案”，《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

{31}梁冶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2}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0年版。

{33}景跃进：“政治社会学：主体、取向与学科”，《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34}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青、孙嘉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第67页。

{35}张立伟：“乡土社会的秩序与纠纷处理”，载谢晖：《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151页。

{36}贺雪峰：《农村政策基础研究纲要》（未发表）。

{37}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形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相关部分。

{38}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3页。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7篇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 on settlement and dwelling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takes settlements and residential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in the "Architecture Journal"， "Time + Architecture"， "Architect" for 36 years from 1980 to 2016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reveal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rural settlements and dwellings in China， and reveals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mainly from descriptive to logic， from top to bottom to the bottom up， from the thinking mode of " theme" to the "class".

关键词： 建筑学报；时代建筑；建筑师；民居；聚落；研究趋向

Key words： Architectural Journal；Time Architecture；The Architect；dwelling house；settlement；research trend

中图分类号：C912.82；TU2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8-0230-04

0 引言

到目前为止中国乡村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还是很大，乡村聚落分布在我国的大江南北，民居形式各具特色。而乡村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央还提出过建设新农村、美丽乡村、乡愁等表达对乡村发展的美好愿望。

作为建筑学界重量级刊物如《建筑学报》、《时代建筑》、《建筑师》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着乡村和聚落的研究，本文以1980年到2016年36年间在以上三个刊物上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建筑学报》334篇论文、《时代建筑》21篇、《建筑师》17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整理和归纳，对论文进行了数量和内容上的一个梳理，了解专家学者在不同时期对聚落和民居研究方向、所取得的成果、研究中不足之处和需要研究的薄弱环节。

从论文动态梳理图（图1）可以看出，《建筑学报》在民居和聚落的研究上有三个高峰期，分别是1980年～1984年，1986年～1996年，2005年～2016年；《时代建筑》有两个高峰期1986年～1996年，2005年～2016年；《建筑师》有一个高峰期2008年～2013年。同时2008年到2013年三个期刊在民居和聚落研究上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潮期。

1 1980年之前聚落和民居研究发展轨迹

新中国成立之前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建筑师开始对中国的历史建筑进行深入研究，到了20世纪40年代刘致平教授对云南、四川等地的民居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写出了：《云南一颗印》论文和《四川住宅建筑》学术论稿。1957年刘敦桢教授从平面功能分类来论述中国各地传统民居的著作并完成了《中国住宅概况》一书。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民居处于测绘调查研究阶段，范围遍及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要有资料（历史年代、生活使用情况、建筑结构、构造和材料、内外空间、造型装饰、装修）、图纸、照片。1980年开始中国民居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2 1980年之后聚落和民居研究趋向

依据373篇论文定性的分析得出，1980年_始国内对传统民居和聚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研究上，逐渐的专家学者对民居和聚落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表面的描述上升到开始研究其内在的逻辑性，但是研究不会到此就结束，人类研究事物必定是要为人类服务的，部分专家学者结合当时的设计探讨基于传统的现代创造。最近几年建筑界积极回应中央的号召，研究视线落在了怎样才能使聚落、民居活化上。

2.1 民居描述研究

2.1.1 民居保护与发展

民居的保护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开始认识到保护古建筑的重要性，之后1982年到1996年间研究集中在古城的保护、规划上，82年到92年论点主要停留在纯粹的保护上，保持古镇的传统的风貌和地方风格的重要性，94年重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提出具体保护和发展的方法：有将古城保护和现代生活结合的想法，也有政府主导制定政策、法规，建筑师进行规划。96年研究的内容转到城市传统历史地段，能为当今现状服务的更新设计路径多样化。如果说之前的研究的范围过于宏大、宽泛，那从09年之后，其研究内容的视角则大大缩小了从地域主义内涵的剖析，构筑其发展框架，分析童古镇的特征，结合现代生活需求，倡导基于地域主义下古镇文化传承。

根据表格，《建筑学报》在民居和聚落的研究上不论从数量上还是研究的方向都是领先其他两个期刊。

2.1.2 民居特征、风格、分类研究

对于民居特征的研究从1981年到1998年研究的方向主要集中在对地方民居平面、结构、构造、装饰整体的论述。1999年通过实例分析了开合式天井的物理特征，构造制式、设计理念和使用功能，研究者研究的视角开始转变。十多年里专家和学者几乎都没有使用民居特色和相关的词语，直到2015年陈蔚、萧依山对林芝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特征研究和谢燕涛、程建军、王平对赣闽粤客家围楼与开平碉楼的建筑特色研究的发表，由于民居的不断变化，其研究方法也在改变着，有从横向进行民居特色的对比，又有从地理、文化、宗教等角度加强纵向研究深度的。

2.1.3 民居文化研究

《时代建筑》关于民居文化的研究刚开始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传统民居之间的关联性说起，之后研究中国文化背后的世俗性，接着又谈弘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重要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主要集中在儒家、道家， 1993年蔡达峰发表的《与传统建筑文化》，次年王振复书写了《中国建筑文化的易理阐释》都是从道文化的角度；从儒家文化出发的有1991年钱圣豹的《儒家礼乐思想与风水学对北京四合院型制的双重影响》。《建筑学报》从建筑文化存在的特色、品格，建筑文化需要延续性开始研究，逐渐迈向文化与民居之间的关联性，到2016年研究转向民居中某个空间文化。例外一条路线是从哲学、“天人合一”、道的角度出发研究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和民居。《建筑师》主要从人文的角度阐述民居与文化的意义。

2.1.4 其他描述性研究

其他描述性研究主要指百分比低于13%的类型，主有民居材料和技术、装饰、审美、艺术研究、民居空间研究三部分主要介绍民居材料、技术。中国传统建筑主要发展木骨架结构，这和中国以“人”为中心的观念是分不开的，所以当代传统技术研究集中在木结构上，其中以斗拱的研究篇幅最多。主要介绍某个地方斗拱的特点、形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有从民族文化大环境背景出发，谈论传统建筑表现出的地方手法进行分析，以期对木构件的发展有个大致的认识；也有从木作技术的分类和特点来研究。材料就木材、石材、砖这三类从制作工艺、造型和表现手法来研究。

2.2 民居形式逻辑性研究

依据图表，民居形式逻辑研究分为9大类型，下面主要介绍四大类型，所占百分比低于11%的不再具体介绍，主要有可持续、演变、旅游、空间句法和人类学、社会学等。

2.2.1 村落、民居历史文化保护更新研究

早期结合设计，得出具体民居的保护更新方式，中期从技术出发谈论民居的保护与更新，最近几年主要从社区、社会空间视角来倡导。

2.2.2 气候生态研究

民居气候生态研究的角度多样化，从环境角度来研究聚落民居气候的。除此之外民居节能也是研究的重点，05年时黄继红、张毅、郑卫锋就江浙地区传统民居节能技术进行了研究，还有从采光角度研究的，也有探讨民居的气候适应性和技术更新的。

2.2.3 民居技术

研究寒冷气候城市郊区农村住宅节能技术手段并提出相应的策略，2010年何韶瑶、毛国辉、初t君、向正君对湘西传统木构民居节能效果测试与研究，更有学者像金虹、邵腾结合设计发表了《严寒地区乡村民居节能优化设计研究》同时金虹、陈凯、邵腾、金雨蒙也发表了《极寒气候的低能耗高舒适村镇住宅设计研究―以扎兰屯卧牛河镇移民新村设计为例》。

而处于民居逻辑性之下民居技术是对之前技术更进一步的研究。基于传统材料的现代适应性研究基于传统技术的现代适应性研究，还有从传统民居技术的意义、方法、转换来研究的。

2.2.4 民居部分空间研究

其研究角度多样化，有从空间组合模式、空间关联性、空间更新来研究的，也有从空间影响因素的，更有从微气候营造、环境行为等角度研究的。

2.3 基于传统的现代创作研究

哲学观念里万事万物都是有其关联性的，没有直接的联系也存在客观的联系，就像现代创作离不开传统一样，同样的传统建筑步入新时代时，必然要受到淘汰和筛选。新技术和新的物质手段产生了社会的新的审美观。新建筑文化在引进与移植过程中，从雏形到完美，最后成为地区文化的组成部分，也要经过融合与转化，即需要一个成长过程。新旧双方在认同、适应中共生，使旧肌体上长出新的细胞。

所以在民居、聚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有很多建筑界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基于传统的现代创作，让当代的作品中延续着传统的根，而不是让天马行空的想象或空中楼阁占据了现代的设计，那是空洞的、没有支撑的漂亮。基于传统的现代创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内容：

2.3.1 基于传统思想的再创作

王路认为传统村落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建筑文化传统与聚落规划建设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村落未来的建设及当代聚落划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2001年翟辉以迪庆藏族传统民居为例，提出了发展地区主义建筑必须从传统民居中找寻其“自然之根”和“文化之根”的论点。

2.3.2 基于传统物质的再创作

基于传统物质的再创作也就是从传统建筑中进行片段移植和抽象提炼。1981年汪国瑜介绍了传统成都民居在空间处理上的独特之处，认为传统建筑具有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因地制宜等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并提倡从传统建筑中学习空间的处理手法。1995年梁雪通过对传统建筑空间和环境的不断体验和思考，总结出“系列与整体”，“有序的线性空间”，“层次与分隔”，“双重尺度并置”，“光线与视线”等传统形态背后的深层结构，提出在当代建筑设计中应该尊重和吸取这些文化内涵。2006年余啸峰、汤健泓在重庆翡翠湖别墅项目里，建筑师利用了一些老中国的元素来处理一些现代中国的居住问题。

2.3.3 多角度在创作

早在1987年黄为隽从广东民居美的形象、借鉴它好的意境、来继承其行之有效的营造方法，并提出在新农村建设中应该怎样吸取、融合传统，丰富今天的创作。这是基于传统意念和形态的再创作。除此之外1995年沈聿之也有从批判的角度出发，列举一些个人认为成功与不成功的案例，最后提出应该如何创作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建筑观点。而最近几年，传统在当今设计中应如何运用的方向主要倾向于和当今技术的融合。

主要例子有2014年李振宇、李垣通过探讨本土材料运用的方法，针对塑造表面肌理、形成空间氛围、组织结构建造三个方面，认识到本土材料可以成为现代技术与传统建构的结合媒介。2016年王铠、张雷在《当代乡土―云夕戴家山乡土艺术酒店畲族民宅改造》中成功诠释了当代技术和传统是可以融洽结合的。最大限度地保留、保持并加强了原有房屋的结构实体部分，维持地方传统“畲族土屋”的风貌，并通过紧凑而适度的加建（适度技术的运用），现代乡土精品酒店的功能植入，呈现了更加密切的“当代乡土”。

2.4 聚落、民居的活化

2.4.1 单纯物质层面的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方明、董艳芳、白小羽、陈敏在2006年提出新农村社区规划应该从农村经济产业、土地集约、社会结构、生产活动与生态、人文活动这几个方面进行综合思考。同年邵爱云、方明、李霞深入分析村庄存在的问题及发展需求，将重点放在设施配套和环境治理上，改变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上。

2.4.2 村民自主更新下的村落发展

2012年以韦玉姣为主的建筑师通过对广西那坡县达文屯黑衣壮传统麻栏建筑自主更新的考察，指出其延续并革新传统麻栏功能，使用新材料新结构，提高建筑舒适性等特点，同时也分析了不应该忽视传统建筑形式特色，以及村庄的整体环境。新建筑的结构不符合安全规范等问题。村落的发展只靠村民的自主发展，有时也会导致传统文化的丧失，主要是因为当今信息的普及性较高，村民来不及辨别，就被同化了。

2.4.3 乡村建设和当地村民、社会的不可分离性

乡村的建设和当地的村民分不开，还是要以村民为中心，但是社会的适当介入也是很有必要的，有时是不可缺因素。民居和聚落的主体是人类，但是传统的研究很多都忽略作为空间主体的个人生活，更多地强调了研究对象的“器物层”的一面。

早在2005年王晖、肖铭、王乘开始从群众参与的改建方法进行分析，试图探讨我国村落更新的方向。2008年朱建达、陈珍珍、徐国平根据农村村民在住宅需求上的变化，提出在规划设计中应该增强村民的参与，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2011年郑静把具体民居的生活引入到乡土建筑的演变中。2013年王英姿、陈跃涛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村民参与：村民参与不是一种咨询，而是开展协作的一种方式，不是让村民接受命令、执行政策，而是帮助其需要的目标和结果，在乡村建设中应该传承“地域文化心理”。同年孙君等建筑师提出建筑师的参与是必要的，又强调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把“农村建设的更像农村”就是新农村。2015年周凌探索出了乡村建设的一条新途径――一个在制度的框架之内，政府组织，民间参与，专业人员负责的模式。2016年王瑾、刘慧敏、段德罡、黄梅在乡村建设中探讨基于村庄地域特色保护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在《松巴村本土营建策略研究》中倡导构建新时期乡村的本土营建策略。

2.5 其他研究方向

传统村落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演化过程更是受多个因素的影响，陈础⒓ъ稀⒅芎滔、陈未运用CAS（复杂系统理论）对传统村落的演化发展进行研究。王竹、范理杨、陈宗炎从中国江南地区乡村的现状出发，以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为背景，寻找乡村空间的“地方语言”；并提炼出“地区乡村的空间型句法”，提出宜居的村镇“生态人居”分层多元的地域营建体系。任燕、秦丹尼、李斌从环境行为学角度入手研究自然村落公共空间和居住空间。

2.6 小结

民居研究从单一的学科研究走向多角度研究模式，研究层次在逐步加深，从单纯的描述性研究过度到民居内在的逻辑研究，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出现了基于传统的现代传作和聚落民居的活化。从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和“主位”的思考模式转向自下而上的以社区和民生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和 “客位”的思考模式。从强调外来建造体系的植入到认识和开始着手研究村落和民居自主建造体系的原理、方法和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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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8篇

第二天一大早，见温铁军和乡建学院的学员们在操场上做操。50多岁的大学教授，竟和一群青年农民一道“闻鸡起舞”。

接着听他讲课，印象最深的是农民学员听课时的欣喜和热烈――就仿佛找到了成就他们自尊与自信的大家庭；就仿佛当从这个家里走出去时，他们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真正的主人。

2003年7月，温铁军资助一批志愿者，在河北定县翟城村集资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训农民骨干的教育基地――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乡建学院的宗旨是鼓励和发动农民合作，团结起来自助图存，在建设家乡的实践中寻求自我发展，从而为中国找到一条农民不必远离乡土，而是靠提高自身素质来形成建设性的力量，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改良式”新乡村建设的道路。

晏阳初乡建学院的建立，是温铁军迈出农村政策研究领域和为农民立言的学术领域，进入乡村建设实践的标志性拐点。这为他，也为乡建学院本身，带来了种种赞誉和诋毁――九亿农民的代言人、用脚做学问的人、最具行动能力的中国三农人物、我们这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农民的黄埔军校、乌托邦、行动派、做秀、炒作……

对于外界的褒贬，温铁军“从来都不在乎”。这位人称“温三农”的专家级人物，自诩只不过是个“doer”（做事的人）：“我就是一个干活的。在我有生之年能干多少干多少，愚公移山，挖山不止。”

温铁军的这种坚韧似乎有足够的支撑――他多年来坚持的观点和努力，与国家“十一五”规划中的新农村建设部分“不谋而合”；三农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内容，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成为主流了

玛雅：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有不少地方仍然十分贫困，所以三农问题成为国家重中之重。你是有影响的三农问题专家，但是至少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你的观点并非主流，这是为什么？

温铁军：我们今天学术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或者比较中性些，是工业化、城市化、资本化、现代化，非主流的五花八门。我们这些人可以被归类为非主流，是因为我们埋头搞新乡村建设，主张人民生计、联合协作与多元文化。

有人认为，应该建设一套非常标准的西方制度，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然而，中国的现实是，仍然有大约8亿农民生活在分散的农村。无论这个国家的大城市怎么变，乡土中国的村社还是村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传承的小农村社制度作为农村的一般经济基础，至今基本没变，还是2亿多小农户生活在380万个自然村，行政性地集中为60万个行政村。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农村地方性的差异非常大。既然是数千年来形成的制度，既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能不能简单化地把这种传统的村社制度直接和所谓的现代法治社会对接？中共中央已经明示，真正要让全国人民的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得到2050年前后。然后再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到21世纪末才有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有没有可能今天就把发达国家的现行制度照搬过来，就实现现代法治了？如今，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还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哪个都比中国照搬得彻底，可哪一个不是30％以上的贫困率，严重的50％多？哪一个全面完成了工业化？而且甭管人均收入有多高，仍然是城乡二元结构，靠大型贫民窟集中贫困人口。比如印度，全面继承了殖民主义时期宗主国的上层建筑，自由选举、多党制议会民主、私有化和市场化早都落实了，但是被主流肯定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如中国。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到底要什么？乡土中国到底要什么？2004年我出了一本关于宏观问题的文集，书名就叫《我们到底要什么》。如果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得到的必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玛雅：如果照搬西方行不通，你认为中国的事情应该怎么办？

温铁军：邓小平当年曾说：要摸着石头过河。我是个搞农村实验的，脑子里更没有什么一定之规。我觉得，先实事求是地去做调查研究，把情况搞清楚了，才能逐渐得出接近客观事实的理性认识。

方法论告诉我，不能承认照搬的东西就都有普适性。做实验的人片面不得，也照搬不得。我对一些主流派说，不要在乡土社会强制推行你们照搬的理论、规范和标准。也许在大城市，你们可以按照美国的标准来，但千万别让中国农民也必须那样，否则，这个国家非乱套不可。

总理讲过，我们国家这么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经济结构也不同，怎么可以靠一个政策、一声号令就一刀切地解决问题？但是那个年代延续下来的一刀切的思想，至今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我觉得，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新的一套治理办法，都有一个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的问题，都需要一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不断实践、检验的过程。既然这样，我们做的农村实践当然应该成为主流了。

在三农领域做调查研究大有可为

玛雅：学界对你们的乡建实践似乎还不太认同，除了主流非主流之分，有没有这个原因：因为你过去一直是做政策研究的，进入高校的时间还不长，政策研究更注重实践经验，学术研究更注重理论？

温铁军：我到学校工作后，有人说，温铁军的研究是“行动派”，意思可能是说，温铁军没有理论，只是行动。在高校干了两年之后，我切实知道自己没有理论，所以2006年1月我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言结束时，我郑重地说：温铁军是中国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界最没有学问的学者。

确实，如果按照西方的学科思想和评价标准来看我们的研究――如何开发乡土资源进行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如何转化乡村社会的对抗性冲突，这算什么学科研究呀？我现在做的乡村建设实验研究，是怎么才能形成一种良性的、符合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的乡村治理结构，用什么方式才能把农民的自组织发展起来，这些都是长期的、见效非常慢的工作，没有学术成果，也得老老实实地做下去。我搞了11年农村实验才写出很少的几篇文章，如果按照现在高校的学术评价标准，每年必须有科研论文、科研成果，越是著作等身，就越是麻烦大了。所以，今天学术界浮躁到急功近利的地步，是现行的教育制度和科研考核评价制度逼的，才造成高校和科研机构普遍是“有大楼无大师”。

玛雅：但你毕竟是在这个圈子里，不可能完全不顾它的规则，按照你自己的一套玩儿。

温铁军：你说得没错。我在这个圈子里，太受它的规则限制了。说实话，我过去很有做点比较研究的想法，但却无法符合现在的学术规范，要有多少外国人文章的引证等等。外国人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研究上，没谁干过基层实验这种苦差事，就凭一己之绵薄，我拿什么去做欧美模式的那种国际比较？2004年是我到高校工作的第一年，我的科研考核情况很差，只是在国家985计划中报批了一个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的项目。到学校3年之后慢慢熟悉了，才开始以我的学术思想为设计依据来申报课题，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连续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

在三农领域做调查研究是大有可为的。上一代产生了一批像晏阳初这样的大海归、梁漱溟这样的大儒、卢作孚这样的大实业家、陶行之这样的大教育家……这些真正的大师，哪一个不是乡村建设实验的发起者和参与者？陈翰笙、薛暮桥、费孝通等先辈知识分子也是从乡村研究起步。中国革命的领袖早期也受过乡建思想和平民教育的影响。这些成功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回过头来反哺乡土社会，动员那么多人搞乡村建设，就是因为中国社会城乡差别越拉越大，贫富差别越拉越大，需要缓和各种矛盾。他们做的不就是改良吗？当年的主流是工业化、实业救国、科技教育救国，非主流的就是乡建。当今世界的主流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就是所谓的“西式四化”，但我认为，这些“化”未必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

“西式四化”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玛雅：“西式四化”既然是主流，为什么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温铁军：“西式四化”从逻辑上说是成立的――只有先私有化了才能市场化；有了市场化的自由贸易，“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新生的中产阶级就必然要求政治自由化，最后通向全球一体化。但是，麻烦出在这个过程必然形成的制度成本会惯性地转嫁到农村，于是就有了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近年来有人甚至希望一步到位，把美国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复制到中国来，以为中国只要照搬美国的制度就万事大吉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常识，“中国无农场，美国无农民”。中国有两亿多农户，美国仅有17万农场主，难道能把针对农场主的美国农业政策和理论照搬过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吗？

中国的现实是，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1/8，而水、土、光、热这四种适宜农业的资源比较匹配的平原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不到10%。沙漠、山区和高原肯定不是企业家办工厂的首选地，所以工业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城市也必然集中在平原和沿海，这样，农业、工业、城市和人口都主要集中在平原和沿海。因此，中国的区域差别拉大，本来应该是中国经济地理条件制约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人为的结果或者制度之祸。

很多人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谨慎些。因为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城市化是成功的。

玛雅：你评判它们不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温铁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大都是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的，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转移到城市，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比如印度，无地农民缺乏生存条件，农村贫困人口高达36%，他们部分地流动到城市的贫民窟，仍然缺乏生存条件。这就叫城市化？印度农村的土地是私有的，城市的土地也是私有的，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求生计，进入私人所有地就是侵犯私有财产，是要被捕的，所以他们只好居住在公路、铁路、河道两侧的公有土地上。印度要搞基础建设，首先遇到的困难是怎么对付大量的贫民窟――住在里面的人上百万，拆迁的困难和引发的冲突可想而知。没有基础建设，就没有外国的直接投资，尽管印度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可FDI（外国直接投资）连中国的1/10都不到。只要到印度的贫民窟看看，就知道为什么它工业化发展不起来了。

印度这种“空间平移贫困”是个规律，类似情况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比如孟加拉、墨西哥、巴西等。我这几年去过许多国家的贫民窟考察，那里的生活简直不堪入目。近年来批评我的人很多，确实没法应对，因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没有“眼见为实”。

农村政策的底线是不搞土地私有化

玛雅：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呼吁土地私有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你认为土地私有化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

温铁军：中国农村一旦以土地私有化推进兼并，那就不是贫民窟的问题了，而是暴力冲突。我曾多次考察墨西哥的农民起义、埃及农民的地权斗争、印度的游击区，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农民对抗性冲突，根本的制度原因就是资本主义与土地私有化结合。2004年我写的印度考察报告，题目就叫《无地必反》。

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只有中国真正完成了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因此，在发展中人口大国中，唯独中国不存在发生农民起义的制度环境，政府至少还可以通过大幅度增加新农村建设投资，来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其他国家凡出现农民起义的地方，至今暴力冲突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农村政策的底线就是不搞土地私有化，否则，我们牺牲了几千万人的生命才完成的民主革命又会倒退回去。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今后无论谁谈土地私有化，就让他去其他国家的贫民窟看看。中国的问题，是一个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业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和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如果政策失误，制造出一两亿无地农民，聚集到城市形成贫民窟，就要出大乱子。

玛雅：黄赌毒在城市泛滥，在农村一样可能泛滥。这类问题通过加强司法和思想教育来解决，是不是比土地制度更能奏效？

温铁军：一般来说，我国农民在自己长期生存的社区内部基本上不犯大罪，个别小偷小摸可能有。为什么？这首先是地权在起约束作用。从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的角度来说，我国现在这种农地制度的基本作用是什么？是国家稳定。获取这种制度收益的就是国家。在中国这么突出的人地（人口与资源）矛盾之下，能够这么短期完成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而农村仍然能够维持安定，靠的不是司法，不是警力，而是地权的约束。在当代的改革中，很多农村基层治理所依据的乡规民约都明确写着，一旦刑事犯罪，其地权形成的股份收益，或者村社内部分配的福利随即丧失。尤其是在有一定工业收益的乡村，比如广东珠三角农村实行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一般都把村社土地和工业资产做成股权分给每家每户。这种股份合作制就有一条共同约定：村民如果刑事犯罪，股权将被取消。因此广东的刑事案件虽然高于其他地区，但主要仍是外来人口犯罪。

农村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按户占有产权，这是中国特色的农地制度安排。这种制度有效地稳住了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农民人口，直到1990年代末期产业资本大规模扩张之前，避免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无序流动下形成的贫民窟，从而也就避免了社会性犯罪和政治动乱。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刑事犯罪增加是规律，既不是伦理道德和教育问题，也不是法制建设不足的问题。

中国现在13亿人口，2020年以后达到15－16亿，无论搬来的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能稳得住吗？十几亿人在这么点资源的地方共生，如果是在所谓制度优越的欧洲，早就打翻天了。中国最大的一个稳定器就是农民平均占有的土地制度。所以，千万不能简单化地给三农问题开药方。新时期已经不再是三农问题能否缓解，而是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的问题。

“改良式”新乡村建设的理念与实践

玛雅：“改良式”乡村建设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你们是怎么做的？

温铁军：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人民生计，强调民生，强调一套和民生有关的制度，比如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内容今天仍然是我们的任务。第二是人民合作、联合，强调合作才能和谐，联合才能稳定，一盘散沙不可能稳定。第三是人民文化多元性，中国400万个自然村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就要强调多样性，而不是一味地标准化、一元化。

当年晏阳初、梁漱溟等先辈知识分子所做的乡村重建，英文是“rural reconstruction”，我在2003年意译成“新乡村建设”，完全吻合后来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的内容。2003年7月，我们与农民联合创办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宗旨就是坚持“人民生计为本，多元文化为根，互助合作为纲”的原则，以推动中国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这几年来，我们组织了各种各样的青年知识分子下乡，已经在全国100多所高校建立了支农社团，上万名学生参与支农活动。很多市县的领导要求和我们共建市县级的新农村建设实验区，在福建、海南、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有了一批试点县、试点区、试点市。

目前，我国农民还处于高度分散、无组织状态，因此要帮助农民，就要帮在根本上，那就是在农村发育各种社会主义因素，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因为，高度分散的农民不可能和外部成规模的主体之间，通过谈判形成正常的契约关系，面对2亿多分散的农户进行交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农民形成合作社组织后，各方面的事情都会有他们当中产生的骨干来操作。因此，我们对农民进行培训，培养“种子”，派青年志愿者去帮助他们形成经济合作社，组建文艺队、老人、妇女协会等。这些方式是低成本的，农民能够接受，也比较容易见效益。

玛雅：你们是通过乡村建设培养农民的组织化意识？

温铁军：稳健地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稳健地推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让政府的投资落到实处，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好政策才有得以贯彻下去的载体。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才能降低形成有效合约的交易费用，才能使中央良政被人接受。一盘散沙，两亿多农户，绝对不可能成为农村真正稳定的载体，这个基础30年了还没建立起来呢。所以说，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通过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用农民自己产生的种子回到本乡本土去做这件事，这个社会就会通过对话出现协调，出现和谐，逐渐地走向稳定。这和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

玛雅：农民在家乡开展乡建，也得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做事。

温铁军：所以我们才要先搞合作社。任何组织创新、制度创新都离不开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资金。中国现在每年通过商业银行系统，包括邮政储蓄系统，抽走几千亿农村资金，当然农村的事就搞不成。别提致富，连起码的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了。在国家不出钱的情况下，只能我个人先出钱垫底。搞合作社，农民来入股，我先拿1万，算我入股，农民一户拿100，100户就有1万块。我跟农民承诺，如果发生亏损，拿我的1万块钱先去顶账，减低大家的风险损失。这样大家就愿意入股了，就干起来了。有了这2万块钱，够10户人养鸡，大家组成一个养鸡组，统一去卖鸡蛋，降低市场风险，不必被小贩欺负了。这些事情都是潜移默化自然生长起来的。

其实我们做的，就是按照经济学最起码的道理，给他注入一个小额的具有组织作用的资金要素。有的地方无外乎就是先搞个妇女协会，买点鼓锣、小喇叭，大家聚在一起扭个秧歌什么的。这点投资不大，几百块钱，但总得有人给，都是不发达地区的农民，你让谁拿钱？在安徽、山东等地，我先后直接资助了10个合作社，一共拿出6万块钱。这10个合作社有1/3原来是维权组织，现在变成了改良的乡建组织。农民开展新农村建设，基层政府也愿意跟他们合作了，甚至有些农口的部门还愿意出点资金，帮助他们发展合作社。农民说：“我们过去哭着维权，现在笑着乡建。”

愚公移山，挖山不止

玛雅：我一直关注新乡村建设，在北京、山东、河北多次观看你们对农民培训。有人说，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很认同。我钦佩你和何慧丽、贺雪峰这些“乡建派”带头人，以及追随你们的青年志愿者，可是始终有一种书生气的印象。就像你说的，三农问题尖锐复杂，关乎中华民族能不能稳定地、可持续地走下去的问题，像你们这样一点一点地做，真能解决问题吗？什么时候才能见成效？

温铁军：愚公移山，挖山不止呗。我们上一代知识分子曾经有过很大的成绩，如果没有抗日战争，至少有梁漱溟在山东把邹平搞成县治乡治村治的三治模式，还有晏阳初他们在河北把定县搞成了村治模范县。上一代人做过的事情，其实已经是历史经验了，只不过我们一段时间革命话语比较强烈，把改良的记忆也抹掉了。

我为什么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反复强调三农问题，就是因为那个时期的盲目照搬不符合国情。三农问题后来变成了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当然不是我一个人，只要下乡搞调研的人都觉得有问题。我个人能力微乎其微，无能扭转，但提点问题总可以吧？同时身体力行。坐着说不如起来行。做得成做不成，总之是让大家看得见，这样做是可以的。那么我这么点微薄的力量、这么点微薄的财力都有了经验，那国家一年多少百亿的农村投入，如果稍微朝这方面倾斜一点、转移一点，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矛盾，社会不就稳定了吗？

尽管有些人认为我目前所做的事是乌托邦，但是，农民的响应程度是相当高的。如同我们三年前开始新农村建设试验一样，相信再有三年，通过城乡良性互动来形成有效经济的实验也会产生初步的经验。

玛雅：下一步你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政策建议？

温铁军：我们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进一步加强城乡之间在安全食品的生产和消费上的良性互动，以便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只有切实地形成了城乡之间的统筹协调，那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和谐社会。

我还打算通过中国人民大学上报教育部，想把乡村建设或者农村发展列入教育部重点学科。我觉得，应该在农村基层建立创新基地，我也希望教育部能够批准，看是不是能有组织地动员一些知识分子来和农民结合。这是一条大路。前面说到的那些大家，无论是费孝通、薛暮桥、陈翰笙，包括晏阳初、梁漱溟，几乎都是农村研究起家的。今天还是在这方面多做点事情，慢慢来，急不得，大国是犯不起大错误的，小错误可以不断犯。我刚才讲到的一些问题，现在已经开始解决。1990年代盲目地大规模洋跃进，终于得到纠正，指导思想上、战略上变化了。我觉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很聪明，也很有远见，是很值得欣慰的一件事。没跟上的人是落伍者，作为一个实践者，应该超前，应该早做。

在政策建议方面，我们进入了后农业税时代，应当重视自下而上地促进农民中的良性组织的发育，填补乡村治理功能相对弱化留下的组织空间，防止和抵制各种不良势力借机扩张、占领农村阵地，与政府对抗。尤其应该强调的是，我国农村是以两亿高度分散、兼业化的小农户为基础的，国家对那些弱势小农自愿联合所形成的任何良性组织，都应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和保护。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小农经济国家普遍的政策。为此，有必要在“农民合作社法”的执行和修订中尽力体现党和政府关于“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指导思想，使法律所规范和保护的农村主体及其经营领域准入相对更宽泛些，注册登记更容易些，国家提供的财政、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更多些。还建议全国人大和有关部门在审查修改与三农有关的法律内容时，需要特别避免以往城市知识分子过分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弊病。

玛雅：经过这几年的努力，你对新乡村建设的前景乐观吗？

温铁军：我从来没有什么乐观悲观，没想着能干出什么气候来。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给后人提供坚实的铺路石，让他们踩着走过去的时候稳一点。我们经历了这个国家的风风雨雨，有的只是一种责任感，就是让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让我们的后人走得好一点、稳一点。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9篇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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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乡村旅游休闲度假金融危机

新乡村建设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当前，在金融危机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乡村旅游能否长远地抓住当前的发展契机，本项目组认为乡村旅游应该由传统的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乡村旅游本身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一、乡土性与现代性；二、物质性与精神性；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最近，国家旅游局对外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月份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为1033.19万人次，同比下降4.42%；过夜旅游人数392.44万人次，同比下降10.82%；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27.69亿美元，同比下降18.99%。作为弹性消费品，旅游行业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比较密切，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旅游消费较为旺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全球旅游市场正进入寒冬时期。但是，整个旅游市场并非铁板一块，根据《经济日报》2009年2月1日的报道，乡村旅游正成为居民欢度春节的重要选择。许多乡村旅游点、温泉度假地、滑雪度假村等预订爆满。乡村旅游已成为拉动内需、扩大消费的关键角色。

乡村旅游在金融危机中所面临的发展契机并非偶然。黄洁根据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jung) 的情结理论，认为乡土情结是引发乡村旅游的根本动机。2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城市居民其实承受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蕴藏着贴近自然、贴近泥土的渴望。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的速度慢下来了，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也随之慢下来了，人的心态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怀疑、犹豫之后会变得从容、淡定。在这种时候人们开始有时间回过头来观察、反思过去的生活，重新思索生活的意义。乡村区域优美的自然景观、清新洁净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独特的农家情调都在吸引着城市居民疲惫的身心。

尽管乡村旅游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返观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对乡村旅游能否抓住机遇，我们尚无法作出肯定的答复。从总体上来看，我国目前乡村旅游点大多处于初级阶段。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发展我国乡村旅游？本文认为，乡村旅游地大多环绕城市、与中心城市交通联系便捷，具有观光、度假、娱乐、康体、运动、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别适合“短期休闲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间。在金融危机下，政府方面应加强规划，加大对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投入，经营者方面应不断创新乡村旅游经营模式，提高服务质量，这是目前发展我国乡村旅游的根本途径。具体说来，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相互矛盾、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乡土性与现代性

毫无疑问，乡土性是乡村旅游的根本属性。，保持乡土性应防止标准化、商业化和城市化等现代性对乡土性的侵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度强调乡土性、强调乡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审美心理。虽然城市居民是为了体验乡村的乡土味而来，但是作为本身已经高度现代化的人，对乡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无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乡村是诗意的乡村，与我国现阶段真实的乡村距离遥远。乡村旅游点如何在真实性和理想性之间定好位，是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根本问题。为此，政府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在建筑风格改造、公共厕所、停车场、垃圾处理、清洁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设施设计成与农村的乡村性和谐的形式，如麦秸垛式的停车场、豆栅瓜架下的餐厅、拱顶绿坡式的垃圾场等等。

二、物质性与精神性

目前，我们注意到，全国各地、市相继推出了旅游消费券，这些消费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乡村旅游点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还特地推出了专门的乡村旅游消费券。消费券一般和现金套用，在给游客以实惠的同时，也确实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地现在正在蓬勃开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如果乡村旅游点仅仅以物美价廉的农贸市场样态存在，那么是不会长远的。乡村旅游本身应该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乡村旅游的内在价值及附加值都经由文化表现出来。精神资源永远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诗歌、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民间文化为乡村旅游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和传奇色彩。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当然，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音乐、舞蹈、雕塑等狭义的文化范畴，也包括手工艺品、方言、饮食、历史遗迹、建筑、宗教、服饰等都可被视为文化范畴。纵观国内外乡村旅游胜地，无不以文化特色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石。

处理好乡村旅游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几种类型的资源可以挖掘：一、节事活动；二、饮食文化。乡村旅游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产生吸引力的关键所在。饮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乡村饮食文化资源的挖掘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古代菜谱；2、文人诗词；3、地道祖传。

三、功利性与非功利性

要处理好乡村旅游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的关系，本项目组认为应强调乡村旅游的休闲审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乡村旅游的经营理念与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目前中国的乡村旅游大多还停留在以“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为主要内容的农家乐水平上。实现乡村旅游由观光游览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本项目组认为当前应抓住金融危机契机。

首先，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乡村旅游点卫生环境的整治，同时注意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当前金融危机下，对乡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为当前政府加大投资、拉动内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统筹管理力度，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整体规划。

其次，乡村旅游点本身应抓住契机，提高自身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实现城市和乡村生活的对接，本项目组认为目前应充分利用农民工资源。金融危机下，大量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阶层和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农村与城市的连接者，对农村非常了解，对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如果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行乡村休闲旅游管理人员岗位职务培训，不仅对推动乡村旅游的管理规范化、提高乡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旅游市场：实现“开门红”，经济日报200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