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论文范文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傅葆琛;教育思想

傅葆琛（1893――1984）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民主教育家，毕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而奋斗。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有相关文集、著作、论文都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然而学界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重视不够，研究成果不是太多，视角也比较单一，具体如下：

一、有关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

关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文集比较系统而权威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陈侠、付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和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冯克诚主编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这两本文集简述了傅先生从事教育的经历，选辑了傅葆琛各个历史阶段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著，内容包括论文、演讲、书信、日记、序跋、教育改革建议、教育调查报告等，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总体图景。这两本书均从6个方面介绍了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一、关于对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的信念。二、关于对平民教育特别是乡村平民教育的主张。三、关于对民众教育特别是乡村民众教育的论述。四、关于扫除文盲的研究与论述。五、关于乡村建设问题的主张。六、关于识字教育工具的研制。

以上两本文集为我们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提供了指南，但由于篇幅限制，许多有价值及深层次的论著没有被编入其中，这就限制了我们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在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时，我们要以两本文集为基础，发掘更多的史料。

二、研究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期刊论文

学界有一些论文对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并试图从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有益于当今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启示。

刘军、杨志军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论略》和李亚男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主要是从傅葆琛开办乡村教育的原因、乡村教育的目的和范围、乡村教育的方法和使命等几个方面构筑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但是在论述其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借鉴作用时缺乏深入分析。张澎在《平民教育家傅葆琛》一文中，通过介绍傅葆琛一生的教育活动来阐述其乡村教育思想，使我们可以一览傅葆琛生平的教育概况。李浩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农村体育生态环境构建的启示》，通过解读傅葆琛关于乡村教育意义、乡村教育历史使命、乡村教育环境的重要性等内容，认为傅葆琛的乡村教育理念可以为我国现代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指导，并提出了具体措施。王有春，肖蓓的《傅葆琛与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创办》，论述了抗战期间傅葆琛在私立华西协合大学主持创办教育研究所并主要从事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研究的情况。张改娜的《浅论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该文简要论述了傅葆琛社会教育思想的重要性，乡村教育的中心、弊端、使命以及其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以上这些论文篇幅都较小，多是就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进行简要的介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论述，而且对傅葆琛思想的介绍也只局限在乡村教育，主要是乡村教育的原因、方法、目的、使命、意义等方面，对于傅葆琛教育思想的民众教育思想没有涉及，难以全面展现傅葆琛的教育思想。上述论文的参考文献多集中在张陈侠、傅启群主编的《傅葆琛教育论著选》一书，还有傅葆琛大量的原著没有发掘，因此论述较为单一浅显，缺乏深度性学术性。

三、研究傅葆琛乡村教育的学位论文

付卫华的《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研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我国新农村建设起来，主要从五个部分展开研究：一、绪论;二、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进行的乡村教育活动;三、从乡村教育的原因、途径与使命三个方面论述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四、从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对其思想进行评析;五、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付卫华的论文较为客观、全面地论述了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内容，并将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与现今我国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总结出其思想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是一个创新，并且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乡村平民教育、乡村民众教育，且在不同时期教育思想的内容也不一样，作者在这里直接笼统的冠以“乡村教育”，使得概念区分不清，而且参考史料较为单一。作者对傅葆琛的教育思想评价有一定的创见，但局限在具体的方面，缺乏宏观与整体的考虑。

四、涉及傅葆琛教育思想的著作

有关傅葆琛教育思想的研究在一些民国时期的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运动的作品中也多有涉及。李帆主编的《民国思想文集・乡村建设派》把傅葆琛的乡村教育思想归结为乡村建设派，辟专章介绍了傅葆琛关于农村社会的改造与民众教育的实验。吴星云著的《乡村建设思潮与民国社会改造》认为傅葆琛因参与“洋博士下乡”运动引来中外世人赞叹的目光，又以其十数年从事乡村建设的坚韧毅力，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该书对傅葆琛的教育活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天津出版社出版，宋恩荣主编的《晏阳初文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涉及傅葆琛留学期间从事华工教育的经历以及晏阳初对傅葆琛从事平教会工作的肯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的《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5辑和第13辑分别记载了傅葆琛先生在华阳县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活动和追忆了傅葆琛毕生教育经历。周慧梅著的《“新国民”的想象 民国时期民众学校研究 》研究了傅葆琛的民众教育思想和活动。朱煜著的《民众教育馆与基层社会现代改造 以江苏为中心 1928-1937 》记叙了傅葆琛的民众教育思想以及普及民众识字教育的活动。以上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并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研究视角。

综上所述，这些著作和论文梳理了傅葆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傅葆琛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有益的指导。然而文集选辑的文章篇幅有限，著作涉及的文章只局限在某一方面，论文多是笼统地通过几个方面阐述乡村教育问题，没有对乡村平民教育和民众教育概念的进行界定，缺乏学术的严谨性。同时，现有研究多从乡村教育出发，站在教育的角度去谈乡村教育问题，而忽视了农村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经济、组织等方面深层底蕴和复杂联系。从总体上说，对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研究从系统性上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如在分析其思想时不能脱离其生活的社会背景，深入挖掘傅葆琛乡村教育思想的时代内涵等。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定县实验 乡村平民教育 教育论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各地乡村教育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26年，平民教育派代表人物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深入河北定县与农民同吃同住，开展“实验县”工作。他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提出以“文化、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方式，医治农民中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弊病。定县实验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逐渐产生论争。

一、论争缘起和发展过程

1931年，国际教育考察团柏刻氏等奉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之命来华考察教育，于次年发表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对“定县实验”进行评论。首先，报告书认为定县每年预算达数十万元，其普及全国的计划必因人民无力付此巨款而失败。其次，该运动的领袖人物不甚与其他专家切磋，不能获得科学的批评。[1]再次，定县实验选择较简单、学习费时较少的文字教育农民，易将全国民众分为知识较高和教育程度极低两部分，成效可疑。[2]

由于国际联盟是权威机构，《中国教育之改进》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方对定县平民教育的批评接踵而来。1933年中央委员张继发表谈话，认为定县实验不啻一种骗人东西；虚糜公帑数百万而成绩有限；村治学者整日试验研究似办理太难，实则可借鉴欧美经验。[3]北大法律系教授燕树棠认为定县民众不信任平教运动的领袖；平教会把定县固有建设冒充自己的成绩；在定县制造教党与非教党的冲突；潜伏反对势力；提高定县生活水平，使定县奢侈之风日甚一日等。[4]

针对上述批评，了解定县实验的学者撰文反驳。任鸿隽指出平教会事业经费大部分是私人募捐来的，不是“虚糜公帑”；平教会花钱多、计划须时太久，是因为平民事业以整个农村建设为目的，要研究出中国各地可以普遍利用的方法；乡村教育必须乡村化、地方化，不能照搬欧美经验。[5]《独立评论》代主编蒋廷黻批驳燕树棠，认为他偏袒地主和债主，其批评是失意绅士和地主恶感的反映；关于潜伏反动势力，则是燕树棠“故意中伤”。蒋廷黻指出“改革总要使一部分人不满意”、“对试验只应有善意的贡献意见，不应有恶意的破坏”。[6]

随着乡村建设的发展，大部分人认识到平教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力谋农村的复兴，精神与人格无讥讽的余地。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平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定县实验招致更多人尤其是中国农村派和独立评论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以千家驹、李紫翔、吴半农等为代表，因其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独立评论派以陈序经、吴景超等为代表，因其文章主要发表在《独立评论》。

1934年，吴半农发表《论“定县主义”》，千家驹发表《定县的实验运动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吗？》，他们认为定县工作的整个哲学和理论不正确，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错误的，由此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愚穷弱私”只是中国社会四个病态的现象，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

批评定县实验的另一种论调来自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认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7]他反对从乡村入手救济中国，1936年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批评乡建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工作，对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悲观。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平教会在《民间》2卷24期刊出短评《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和《陈序经先生的将来》，解答陈序经的问题。接着燕京大学杨骏昌发表《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傅葆琛发表《众目睽睽下的乡村建设运动》，对陈序经批评乡建工作的观点予以答辩或反驳。瞿菊农在《民间》先后发表《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和《以工作答复批评》，阐述乡建运动成功的条件和对于社会的要求。针对平教会的反驳，陈序经又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理论的检讨》和《乡村建设的途径》等文章，对乡建理论进行评论，认为乡建运动在理论上有复古的倾向，乡村建设的前途如何主要看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等。[8]

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后不得不中断，但有关论争没有完全终止，只是规模和声势小了许多。

二、论争的焦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论争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各方针对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争辩。

（一）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下乡。

定县实验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晏阳初主张知识分子下乡。他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以农民为主，也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他认为“极大鸿沟存在于上层少数受教育者与基层以千万计的未受教育人民之间”[9]，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可以沟通上下。

独立评论派和中国农村派对晏阳初的观点提出质疑。1933年，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下乡的原因是：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缺乏知识分子研究学问的设备，如实验室、图书馆；乡村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知识分子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不希望他下乡。[10]中国农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孙晓村认为知识分子进农村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是有意义的，但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只要剥削阶级存在一天，农民受教育就受限制”[11]，在社会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改良工作不会有结果。

乡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平民教育派抛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到农村工作，其精神令人敬佩。但吴景超的分析颇有道理，甚至晏阳初也承认，一些知识分子不能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最后又回到城市。不仅知识分子下乡难，下了乡工作也难。乡村教育家傅葆琛承认知识分子到乡下宣传“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吃了多少哑子说不出来的苦”。[12]燕京大学学生伍伯禧在《下乡工作的困难》中讲述遇到的困难，如言语隔阂，行为举止带有书生色彩，与农民打成一片困难重重等。[13]

（二）以乡村教育为重点还是以城市教育为重点。

晏阳初等平民教育派主张教育的重点在乡村，要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理由是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心理。所谓民族自觉是自力更生的觉悟。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民族的基本力量蕴藏在他们身上，故必须通过乡村教育提高农民觉悟，开发民力。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中国近代“文化失调”，这就需要“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中国“人”的基础是农民，因此乡村平民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14]

陈序经则发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一文，主张重点发展城市教育，理论基础是文化中心论。他认为都市是文化的中心，“文化中心不但是文化集中与优高的地方，而且是文化向外辐射的地方”[15]。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教育是从都市向乡村辐射。他认为都市是人才和经济的中心，从经济供给、设备便利、人才集中来看，乡村远不能与都市相比。因此，乡建工作要以都市为起点，教育的现代化要从都市入手。

（三）乡村建设运动是否有前途。

1936年，陈序经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对乡建运动的前途抱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第一，乡建工作没有成绩表现，有了很多失败。第二，乡建工作偏重于理论的发挥，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第三，乡建困难太多，不易发展。第四，乡建工作者不能“自家创造出饭来吃”。第五，乡建运动好像已到了专为着维持工作人员保持乡建机关而工作的地步。[16]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平民教育派的观点是：第一，乡建工作中的困难是任何建设所不能免的。第二，乡建运动的成功要靠多方面的力量，政府要倡导与推动乡建工作；大学要给予学术合作与领导，供给人才；知识分子在工作上给予赞助倡导和同情的批评。[17]第三，一切工作都要有理论根据，乡村建设理论是从社会事实中观察体验的结果。[18]第四，乡建运动并不汲汲于求得零星和皮毛的成绩，目标是以推动和促进乡村建设来改进中国社会，完成复兴国家民族的使命。第五，乡建工作者先吃饱了去做事，给薪是必然的。第六，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责难，但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乡建工作或进行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批评。[19]

三、现实启示

定县乡村平民教育论争影响深远，论争各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有价值。

（一）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通过农村教育的发展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改革的精英，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需要知识分子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深入农村工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抛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深入农村，为发展农村教育和建设乡村而努力奋斗，这种精神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

知识分子应该愿意深入民间，但冷静分析可以发现吴景超所说“知识分子下乡难”、伍伯禧所说“知识分子下乡工作难”等问题至今仍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比如对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实施优惠政策；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等。

（二）重视发展农村教育，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乡村教育运动是从乡村教育入手，以乡村全体人民为教育对象，培养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国民，推动和促进农村建设，目的是复兴中华民族。现在我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依然有较大的差距，农村教育的落后是制约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民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主要靠教育，故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应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而奋斗。

（三）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民国乡村教育论争的焦点之一是“乡村建设是否有前途”，分析其论争内容可以发现乡村建设的成功并非易事，不能单靠乡村建设本身，要依靠学术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乡村教育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建设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政府、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不仅要关心新农村的建设，还要真正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从而加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M].国立编译馆，译.1932：215，35.

[3]张继普及乡村建设[N].天津：大公报，1933-10-1.

[4]燕树棠.平教会与定县[J].独立评论，1933（74）：4-7.

[5]任鸿隽.定县平教事业平议[J].独立评论，1933（73）：8-9.

[6]蒋廷黻.跋燕先生的论文[J].独立评论，1933（74）：9-11.

[7][8][16]余定邦.陈序经文集[Z].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61，113-119，106-112.

[9]马秋帆.晏阳初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292.

[10]吴景超.知识分子下乡难[J].独立评论，1934（62）：11.

[11]千家驹.中国乡村建设批判[M].上海：新知书店，1936：36.

[12]傅葆琛.下乡者的工作与乡下人的心理[J].民间，1936，三卷一期：5.

[13]伍伯禧.下乡工作的困难[J].独立评论，1936（198）：18-20.

[14]詹一之.晏阳初文集[Z].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258-260.

[15]陈序经.文化学概观（第三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17.

[17][19]瞿菊农.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J].民间，1936，三卷一期：3-4，4.

[18]黄省敏.读《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敬答陈序经先生[J].独立评论，1936（216）：11.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3篇

对于郭声健教授来说，能够一辈子从事音乐教育，是他生命中最幸福、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他将自己的生命意义与音乐教育高度融合，可以为音乐教育付出一切，包括名、利，乃至生命。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有人问我为什么对这份职业如此执着和投入，其实理由很简单：当一个人一旦意识到命中注定为此而生时，他就必然会心无旁骛、无比专注，犹如对待自己的终身伴侣。”郭教授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有如此高度，绝对不是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他从长期的艺术实践和艰难的人生思索中获得的真情实感。通过《守望音乐教育》的开篇《让生命融入音乐教育》一文，我们可以读出一个音乐教育专家的“平民情怀”：出生在湖南一个偏远小镇的他，既没有显赫的祖辈音乐基因传承，也没有良好的音乐环境熏陶，但他从小就喜爱唱山歌和花鼓戏，还自学了拉二胡、吹竹笛。长大后，他进过地区剧团，上过中等师范学校，教过中小学音乐课，自学过作曲，上电大学习过英语，还曾经幻想当一名作曲家，真正接受正规音乐教育是在读硕、读博期间。所有这些经历，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之处，是他内心深处拥有着一份对音乐的热爱。正是这一份对音乐炽热的爱，让他在音乐教育的道路上表现出无比的勇往直前和义无反顾。

中师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的他，因故由镇完小调到了乡下中小学任教，使他远离音乐课堂达三年之久。也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自学歌曲创作，并陆续在省级音乐刊物发表和在电台录播了几首歌曲作品，于是，他对音乐教育又多了一份眷恋。他经常这样告诫学生：“不与人比较，那叫消极，那就没有进步的动力；但比较并不意味着与人相争，与人争，往往争的是虚荣，争的是一口气，争的是自己不该得到的东西，因为属于自己的利益用不着去争，不属于自己的荣誉地位则是争不来的。”正是由于他对音乐教育充满了爱，对生活充满了正能量，他从音乐教育中获得了无比的快乐，体会到了音乐教育带给他的生命价值。

在《守望音乐教育》一书的附录中，郭声健教授对《艺术教育论》有过专门的解读。郭声健教授作为国内培养的第一个专攻艺术教育学方向的教育学博士，较早涉足了艺术教育规律的探索和研究。《艺术教育论》这本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博士论文，提出了“中小学艺术教育为审美教育而存在”、“艺术教学三原则：参与、融合和愉悦”等观点。这些理论的提出，得到了论文答辩会专家的充分肯定：“从若干时间来的理论徘徊中，拔群而出，富有创见，堪称精彩之笔”；“论文逻辑严谨，观点具有新意，结论正确，将中小学艺术教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艺术教育论》出版后，被确定为“园丁工程”中小学艺术教师继续教育教材和部分省市音乐教师的必读教材。

艺术教育规律的掌握、教学原则的提出，是他多年扎根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长期从事音乐教育研究、虚心向一线音乐教师学习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经验是教育规律掌握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教育规律可以指导个体实践。郭声健教授着眼于音乐教育中个体实践的每个细节，从细微处入手，从音乐课堂的每一个教学环节入手，鼓励教教学“用心”、“入情”，鼓励“大胆”、“创新”，充分发挥老师、学生的能动性，发挥音乐课程中“享受音乐”的特殊作用，让学生在音乐课堂上充分地享受艺术、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他的理念和指导，让许多一线老师受益，也得到了音乐教育理论界的好评。

“高高在上的理论说教，我做不来，老师们也害怕；空洞无物的夸夸其谈，我不愿做，老师们也反感。那么，唯有与老师们以心交心、以诚相待、平等交流，才是我的唯一选择。”《守望音乐教育》没有空洞的说教，没有深奥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向人们呈现出当代音乐教育的整体状况。书中故事的主人公形色各异、丰富多彩：有从农村中小学音乐教师成长为艺术教育专业博导、专家的郭教授本人，有他攻读硕、博期间的导师，有网络上进行教学交流的一线教师，也有他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甚至还有他那位武汉大学测绘专业毕业后继续到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就读的儿子。这些人都与“故事”中的音乐教育有关，他们都在“故事”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本书的故事直接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书中的“故事”，以学术探讨为目的，没有虚构，没有升华，音乐教育过程中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恰好是音乐教育的本真。这些故事中，既有成功的范例，也有失败的身影；既有年轻教师努力追求音乐教育理念的进步、实现人生理想的感人事迹，也有利用音乐教育放弃“教师底线”、赚取学生生活费用的“黑心”老师。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乡村建设；平民主义；杜威；格龙维；新村主义

作者简介：孙诗锦，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广东广州　510631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3―0092―0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乡村建设团体各具特色，但从其改造乡村的理念与思想渊源而言，却极为复杂。它们不仅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主张建立以“伦理本位的社会”为特征的“特殊的中国文化”，即“高度的乡村文化”1，形成了以梁漱溟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学院为代表的“旧派”，而“直接依赖‘国际’之物质和人力的帮助”2，并接受了西方的理念与方法，形成了以晏阳初的平教会为典型代表的“新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尽管具有儒家民本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出于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其中20世纪上半叶世界性的平民教育浪潮更是推动其乡村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当时正值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始独立，如土耳其等国家，这些国家在建国期间也面临着国家重建问题和平民教育问题，因此西方很多学者也就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进而“在西欧和美国兴起一场旨在改革传统教育，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教育革新运动。这场运动，在西欧被称为‘新教育运动’，在美国则被称为‘进步教育运动”1(P33)，而地处北欧的丹麦由格龙维领导创办的庶民高等学校，更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榜样。

一、杜威(John Dewey)与平民主义

世界性的平民教育运动思潮来源于资产阶级民本主义思想，其代表人物有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贺锐斯・曼和杜威，其中以杜威为代表。在美国，“进步教育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潮下开展的。“进步教育运动”主要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理论基地，在这里有集欧美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之大成的学者杜威，还有美国“进步教育运动”的猛将孟禄等人。这些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思想给中国学子以深远的影响：“一是政治上为他们展现了一个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世界；二是在教育上为他们展现了一个教育革新运动的新世界；三是在哲学上为他们展现了一个试验主义思潮的新世界。”2(P9)

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他认为教育即是生活、生长、指导与经验的改造，主张从做中学，使知行合一，提倡儿童中心主义，即整个教育过程都应围绕儿童这个“太阳”转，但是他又认为教育本身是没有目的的，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的历程，而不在于教育本身。同时杜威还提出平民主义教育，“就是我们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织社会各分子着想，使得他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3(P13)。杜威的实用主义与平民主义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平民教育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晏阳初也有重要影响。

1919―1921年，杜威在中国进行了长达3年的游历和讲学活动。他的思想，特别是实用主义哲学轰动了整个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尤其是在教育界。他主张：“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4(P741)杜威认为，在贵族制度统治下的平民，唯政府之命是听，毫无自动精神；而共和国民则有自动的能力。共和国家之事业，多从平民发生，政府只起鼓励和辅助的作用；而贵族国家，则百事都由政府发动，人民不过听命而已。共和国家的教育经济等事业，“大半由人民振作其精神，从事组织，纯出于人民之自愿，且有乐于为之之兴趣”。所以，一国之民应先受互助教育，养成互助习惯，这样无论是平时还是战时，都可应付。而养成互助的能力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共同利害的观念；第二舍己之小利，顾全多数之大利；第三互相信任，遇事当公共商酌4(P24―25)。

此外，杜威还认为，平民主义和教育关系很密切，共和国家是平民主义的国家，必须实行平民主义的教育。而平民主义教育应该注重对个性知能的发展，不应该像“老鸟哺雏”那样，雏鸟最终只是把食咽下去，故执教者必须注重个性主义的教育，把个人所有的特性发挥出来，因为个性的发展是共和国的基础，是平民主义的真髓。但是发展个性“不是互相冲突的个性，是要相互吸引的个性”，这就要求“养成共业的习惯”，人人都应“共同作业”，分工合作配合要默契。杜威指出，平民教育要针对大多数的平民的生活，这就要把教育普及到大多数的平民身上去，用教育的方法“感化他们”，并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使他们也能拥有“优美的情感”。总之，平民教育的宗旨，就是“要个个人受切己的教育”；而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则“是要使学校的生活真正是社会的生活”4(P354―359)。

杜威的实验主义尤其影响中国乡村建设派，特别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在杜威看来，实验主义就是把科学精神应用到社会和事情上去，认为科学的精神在乎方法，而精神和方法，与结果不同；科学的结果，有理论的和实际的两种，理论的结果，演成种种学说、种种定理；实际的结果，对于人生日用上，增加种种辅助人力的利器。而对于某一事情采取什么态度，须先从观察下手，观察后所得的实际情况作为决定计划的依据，再通过试验来检验其是否与事实相符，并决定取舍。科学的应用虽然表现在物质方面，但是精神方面也不可忽视，而且要“知行合一”，“以思想指导行为而以行为试验思想才好”。中国正处于过渡时期，应该极力提倡“试验主义”，特别是在教育方面，组织学校不可盲从欧美学制，应该考察英美日等国的教育制度并参酌国内习性，而后再制定教育方针；由于中国地域辽阔、风情各异，所以地方办教育也需因地制宜，而不可盲照中央规定的教育制。总之，科学精神只有及于全社会，教育及其他问题才能得以解决4(P273―275)。

杜威来华正值中国思想界新旧交替之际，中国学术和思想上正需要注入新鲜的血液，杜威的实用主义无疑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和理解西方文化以寻求中国出路提供了方便，而且实用主义在中国已被杜威的弟子们，诸如胡适、陶行知等人所大力宣传，所以杜威的此次访华注定会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一阵波澜。首先，他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来对待中西文化，并提醒人们在批判传统文化时也不能盲目地接受西方文化，而应采取批判的态度，而且他

反对“中体西用”的观点，认为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应该是科学的方法，要触动传统的社会机制就必须革新社会生活的观念。其次，实用主义进一步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儒教的权威。杜威号召对待一切事物都应采取实验的态度，这就是说即使统治中国几千年之久的儒家思想，也需要通过实验来得出结论。杜威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教育，他认为实行民主就必须进行“普遍的教育”，推行“白话文”是普及教育的基础。很快，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广为传播，中国的平民85％以上都集聚于农村，所以中国的平民教育实质就是农村教育，因此，后来兴起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就是吸收了杜威的教育观点。杜威还积极推动中国男女同校，并担当了中华改进社等多个教育团体的名誉董事4(P10―17)。

二、格龙维与丹麦庶民高等学校

丹麦的格龙维(Grundtvig)创办的庶民高等学校一直被中国的许多乡村教育先师所推崇。丹麦是北欧一个小农业国，其国土面积只有6600平方英里，人口320万，其中，57％生活在农村中。自从19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20年代，在格龙维和他的弟子柯尔德的带动下，丹麦共创设了57所民众学校，学生达3856人。这种学校主要设在农村，不用传统的入学试验鉴别学生，也不用毕业试验发文凭；学生来自田间、商场和工肆，多是18岁以上的农人，毕业后依然回到田间、商场和工肆；学生出校后成为各试验农校的创办人和教师，以及农村各种合作制度的组织者和经营者。用雷沛鸿的话，他们是“田夫的平民政治”的中坚分子，“她是教育的最好榜样的一个”。学校是私人经营，所以政府只给津贴而不加干涉。学生在校时间不长，一般每年11月1日至第二年4月1日的5个月为男生期，5月1日至8月1日的3个月为女生期。学校的教育目的，“只是教人爱上帝、爱邻人、爱丹麦”，所以学校教育在于以教师人格的力量，引发学生求知向上的要求。课程注重丹麦语文、历史、音乐诗歌、体操等，教师在教学中注重“活的语言”。师生共同饮食起居，过着家庭般的亲切生活，几个月后便带着宗教的灵感各自回村，努力于自己的生活和农村教育1(P35―37)。

丹麦的这种民众教育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如挪威、瑞典等国的一种普遍教育形式，此外，德国、捷克、英国也都推广或效仿丹麦的办法。美国还有人特意到丹麦留学和考察，回国后根据格龙维的教育理念，办了许多民众学校，如波柯诺民众学校和康勃尔民众学校。

格龙维的教育理念和庶民高等学校尤其影响了中国的乡村教育事业。雷沛鸿完全接受龙格维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精神，他认为中国教育要走的道路正是丹麦的道路，“这个榜样给我们一种无穷希望，就是教育的能事足以改造社会，又足以改造国家”5(P280)，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人人有工可做”、“人人有学问可做”的社会。民众教育家俞庆棠曾考察欧洲，她认为世界的成人教育运动主要有三大潮流：一是英国工人教育运动；二是丹麦的农人教育运动；三是苏联的扫除文盲运动6(P176)。俞庆棠认为由于丹麦与中国国情较接近，所以丹麦的农人教育“足为全球表率”6(P15)，“丹麦的农人教育运动的事迹为最著”。而这种农人学校“是农人所进的有学期的可以住宿的，以文化陶冶、精神感发为主旨的一种学校，丹麦农业的复兴，以此为一个原动力，其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又是成人教育上一个特异的形式”6(P173)。所以俞庆棠回国后从事的民众教育事业就是以丹麦的农人教育为典型，希望中国也能和丹麦一样，由“农村复兴而造成民族的繁荣和强盛”6(P178)。丹麦的教育也引起梁漱溟的关注和“不胜景仰”，他说：“我因忖思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而注意到农业与农民合作；因留心农业与农民合作的事，而注意到丹麦这个国家，并听得丹麦农业之发达、合作之隆盛，皆以其教育为原动力。”7(P56)

三、武者小路实笃与新村主义

新村主义是流行于世界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思潮，早在19世纪上半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就曾先后在美国做过新村试验，结果虽失败，但其影响却遍及全世界。他们主张避开喧嚣世俗的城市，找一块新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体脑对立的和睦新村。在这里，人人可以工读、人人都享受平等的待遇。当第一个新村建立了，就会陆续有许多新村建立起来。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深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新村主义理论。

武者小路实笃于1908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科，次年退学，与木下利玄、志贺直哉等办《同人杂志》，并发表处女作《芳子》。1910年，《同人杂志》成员和有岛武郎、有岛生马兄弟等创办文艺刊物《白桦》，提倡新的理想主义的文艺，形成“白桦”派，武者小路实笃是它的代表作家。他早期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天真的人》(1911)，长篇小说《幸福者》(1919)，剧本《他的妹妹》(1915)、《一个青年的梦》(1916)以及《》(1926)等，作品文体平易，表现作者对人生明朗而强烈的愿望。

武者小路实笃不仅在创作上，而且在生活上，表现为一个乐观的理想家。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8。他于1918年创办《新村》杂志，为建设乌托邦式的社会，他在日本九州的日向地方创办劳动互助、共同生活的模范的“第一新村”，掀起了一场新村运动。他还梦想将新村推广到全世界。1925～1936年，他主办杂志《大调和》和杂志《独立人》。后来马克思主义逐渐在日本普及，他的新村运动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遭到批判。但在这次批判的风暴中，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思想影响了许多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中国知识分子。王拱璧早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他曾慕名拜访过武者小路实笃，并实地考察了“第一新村”。回国后，王拱璧效仿武者小路实笃，在家乡河南省西华县孝武营村首创新村试验，并把孝武营改名“自治青年村”，建立村委会，王当选村主委，建立青年自治会和保卫团，教育上创办以“有教无类”为宗旨的“青年公学”，还在村里实行减租减息和移风易俗等，但是新村试验最终还是夭折了。

由上可知，五四前后的乡村教育家们所形成和创立的乡村教育或平民教育思想及实践并不是他们凭空想象的，而是在吸收、借鉴、消化和融汇国外的教育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经过创新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教育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理论。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造社会运动也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世界背景。当时整个世界处于转型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经过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经济发展极为迅速。但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却与本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素质的相对低下很不相称，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也面临着如何提高国民的综合文化素质的问题。于是人们开始关注教育，特别是民众教育、农村教育、职业教育等各种社会教育。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面临着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强的目标，也存在着改造国民、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的问题。可见，中国的“走向民间”式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是属于国际范围内的社会教育和社会改造的一部分。以晏阳初为杰出代表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贤们从运动的一开始就与世界联系在一起。

参考文献

[1]苗春德，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2]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九五”教育规划课题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

现代价值[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3]江明渊，民初陶行知、晏阳初教育理论与民间文学之关系研究

[硕士论文][z].台北：国立花莲师范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

2004.

[4]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韦善关，马清和，雷沛鸿文集：上册[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

社，1990.

[6]茅仲英，唐孝纯，俞庆棠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1992.

[7]马秋帆，粱漱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朱哲，中国现代史名词解释[EB/OL].http：//bbs.省略/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周作人；民国；小学语文

小学语文教育中“国语”教学的推广和儿童文学的兴起是清末民初社会变革思潮在教育界和文学界引发的新事物。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领域，促使小学语文教育日趋“儿童文学化”。在此过程中，周作人独树一帜的儿童文学研究及其教育思想发挥了相当的作用。本文拟探析周作人在1920年代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并探索小学“国语”教学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关系。

一、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现象

1920年是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关键的一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1月训令全国国民学校“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国语”取代“国文”，是“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进入小学语文教育的开始。

实行白话文教学使得小学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均出现了暂时性空白：传统的以德育为主导的古代圣贤文章不用了，分科教学以来的识字教材和综合知识教材也不用了，拿什么来教小学语文?又该怎么教?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人提出了用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主要内容的设想。1920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儿童的文学》，指出了小学教育、小学生和儿童文学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儿童的文学，换一句话便是小学校里的文学。”周氏理论一石激起干层浪。胡适于1921年指出：“近来已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周作人也说：“从这时候(民国十年至十三年之间)注意起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出现”。其中，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现象尤其引人瞩目。

首先，教育学上出现儿童文学研究热。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1909年创办)和中华书局《中华教育界》(1912年创办)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教育杂志。姑以此二杂志为例。创办之初的十余年间，《教育杂志》刊登有关儿童文学教育的文章只有寥寥数篇。但在1921年至1930年间，该杂志上刊登儿童文学教育论文20篇以上，如余尚同《国语教育的新使命――养成文学趣味》，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王志成《儿童文学的重要》，钟子岩《童话在教育上的价值之研究》，贺玉波《儿童的文学教育》，等等。几乎与此同时，《中华教育界》也大张旗鼓宣传儿童文学教育。1922年初，该杂志更以专刊“儿童用书研究号”(第11卷第6期)集中发表了20余篇儿童文学教育论文。

其次，小学国语教材的编写渐趋“儿童文学化”。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清末民初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和教辅材料的大户，其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体例颇有代表性。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12年出版《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编辑意图为“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之常识，按照程度分配”，“本书注重国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等俱择要编入”，还注重“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的实业学习内容如书信、账簿、票据等应用文章。它代表了民国初期以综合知识为教学内容的小学语文教育模式。1923年商务出版《新学制初小国语教科书》，选材标准是“顺应儿童心理发达之次序，分别选用材料，以满足儿童的好奇心、求知心、扩充儿童的想象力，诱导儿童的直观判断，使儿童自有动机，自愿努力为主要目的”，教学内容分为文学和语言两大类，所选材料则是童话故事、儿歌、小说、儿童剧本等儿童文学。小学语文教材采用儿童文学选文方式，语言教育通过儿童文学材料完成，建构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模式。商务版小学语文教科书先前的“综合知识”编写模式遂被后来的“儿童文学”模式取代。这种以儿童文学教育为主的编写体例逐渐成为20世纪小学语文教材的基本模式，沿袭至今。

第三，初步展开了小学语文教育中儿童文学教学方法的研究。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提出了教学方法改革的问题。以识字和综合知识为教学内容的教学法不再适应以儿童文学为主的小学国语教学。1920年代，教育学界展开了小学儿童文学教学方法的研究，如陈一鸣的《革新文艺教学法的建议》，沈炳魁的《文艺表演教学法》，周法均的《小学低年级的文学教学法》，张九如的《儿童文艺教学法》，沈百英的《小学读文教学的新贡献》，郑振铎的《儿童文学的教授法》，等等。他们提出并探讨了小学儿童文学教育中的识字、儿童文学欣赏和阅读等多个教学问题。

第四，小学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创作逐渐活跃起来。儿童文学进入小学教育后，很快激发了小学语文教师创作儿童文学作品的热情。叶圣陶、陈伯吹等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经历较有代表性。1921年，叶圣陶发表《赶紧创作适于儿童的文艺品》，并在两个月内写出了《小白船》、《芳儿的梦》、《梧桐子》、《大喉咙》等9篇童话。次年，叶圣陶又创作了他的童话代表作《稻草人》，1923年出版了儿童文学作品集《稻草人》，共收23篇童话。叶圣陶回忆自己童话创作时说：“我写童话，当然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陈伯吹也说：“我的儿童文学工作，几乎总是伴随着我的教育工作而进行，两者密切相联系，互相配合着的。”

第五，儿童文学刊物开始作为小学语文教学的辅助读物。20年代初期多种儿童文学刊物创刊。以上海出版的儿童文学读物为例，有《儿童小说》、《世界童话》、《中华童话》等。此外，还有《小说月报・儿童文学》(1921)、《小朋友》(1922)、《儿童文学》(1923)、《晨报副刊・儿童世界》(1923)等。这些刊物很快就成为小学语文教师进行教学的辅助材料。1922年，陈伯吹在家乡小学任教，在教完教科书后，他便选择《儿童世界》、《小朋友》等作为教材。叶圣陶尝试将儿童文学引入小学国语读本。1932年，他编写了《开明小学国语课本》。他说自己的编写意图是：“小学生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叶圣陶的小学国语课本编写是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的一个典型实例。

综上可知，20世纪20年代，小学语文教育界已然形成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文学教学的探索风气，小学语文教育的“儿童文学化”现象在教学实践层面呈现出迅速发展的趋势。毫无疑问，这种趋势与周作人《儿童的文学》等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有关。周邦道、饶上达等人的儿童文学教育研究都申明参考了《儿童的文学》。赵景深、郑振铎等儿童文学专家也承认他们在研究初期深受周作人的影响。

二、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等对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影响和意义

周作人关注儿童文学由来已久。1906年至1911年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就开始关注人类学、儿童

学著作，安特路朗用人类学方法解释神话、童话的学说对他影响很大。后来，他进一步接触哈忒兰《童话之科学》和麦扣洛克《小说之童年》等著作，并逐步形成了“救救孩子”的思想。周作人能成为中国最早的王尔德和安徒生童话翻译者，即与此学术背景有关。民国二、三年间，周作人在翻译外国儿童文学的同时，还写了《童话研究》、《童话略论》、《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等儿童文学教育论著。但是，他的儿童文学研究热情曾受到抑制，这与所谓“退稿事件”有关。周作人回忆说：“《童话略论》与《研究》写成后没有地方发表，商务印书馆那时出有几册世界童话，我略加以批评，心想那边是未必要的，于是寄给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信里说明是奉送的，只希望他送报一年，大约定价是一块半大洋罢。过了若干天，原稿退回来了，说是不合用，恰巧北京教育部编纂处办一种月刊，便白送给他刊登了事，也就恕不续做了。”退稿事件虽然使周作人“不续做”儿童文学研究的文章，但他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并未停止。如191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家麟、陈大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文言译本《十之九》，周作人很快写就批评文章《安德森的》并发表在当年9月的《新青年》杂志上。此后，周作人还翻译了《卖火柴的女儿》等童话。但是，相对于民国初年而言，周作人研究儿童文学的步伐明显放缓。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热情再度高涨是在1920年。以《儿童的文学》为标志，1920年至1922年间，他写了《神话与传说》、《读童谣大观》等6篇有关儿童文学研究的论文，正如他自己所言：“在一九二年我又开始一一这说是开始，或者不如说是复活更是恰当，一种特别的文学活动，这便是此处所说的儿童文学与歌谣。”按照周作人自己的说法，他的儿童文学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是在民国初年，后阶段则从民国九年开始。前阶段周作人儿童文学研究惨淡经营，乃至论文被退稿；后阶段在《儿童的文学》发表后，立即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儿童文学研究如火如荼开展起来。1920年底，周作人、朱希祖、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等12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研究会负责出版的《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并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家和学者的摇篮。《晨报副刊》于1923年7月24日开辟“儿童世界”专栏，其创办宗旨为：“从今日起，我们添设儿童世界一栏，先陆续登载周作人先生的《土之盘筵》，以后凡有可以为儿童读物者，或创作或翻译均当多多登载，那非儿童读物，而如有关儿童学问的评论者，如承赐下，本刊亦所欢迎。”《土之盘筵》是周作人收集整理的民间童话和儿歌集。《晨报副刊》还推出了冰心《寄小读者》等。《小说月报》从十五卷一号(1924年)起开辟“儿童文学”专栏，在十六卷八、九号刊出《安徒生号》，十七卷一、二、三号还连续出版了“儿童文学”专辑，影响甚大。

其二，出现了大量儿童文学教育论著。赵景深于1924年初编著的《童话评论》搜集了民国早期较有影响的儿童文学研究论文，其中收录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研究论文11篇，均出自《儿童的文学》之后。具体情形为：严既澄《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的价值》(《教育杂志》1921年11月)和《神仙在儿童读物上之位置》(《教育杂志》1922年7月)，戴渭清《儿童文学的哲学观》(《初等教育》1923年)，章松龄《关于儿童用书之原理》(《中华教育界》1922年1月)，周邦道《儿童的文学之研究》(《中华教育界》1922年1月)，饶上达《童话小说在儿童用书中之位置》(《中华教育界》1922年1月)，陈学佳《儿童文学问题》(《出版界》，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应在1921年之后)，赵景深、周作人《童话的讨论(三)》(《晨报副镌》1921年2、3月)，赵景深《童话家格林弟兄传略》(《晨报副镌》1922年5月26日)，郑振铎《童话世界宣言》(《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12月28日)，胡适《儿童文学的价值》(《晨报))1921年)。

此外，培养小学师资的师范教育开设儿童文学教育课程，出现大量相关论著，如魏寿墉、周侯予《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商务印书馆)，朱鼎元《儿童文学概论》(1924年中华书局)，张圣瑜《儿童文学研究》(1928年商务印书馆)，张雪门《儿童文学讲义》(1930年香山慈幼院)，赵吕青、徐迥千《儿童文学研究》(1933年中华书局)，陈济成、陈伯吹《儿童文学研究》(1934年上海幼稚师范学校丛书社)，等等。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阐述了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规划出小学不同年龄阶段的文学教学内容和教学要点，奠定了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基础。首先，《儿童的文学》将儿童文学定位为“小学校里的文学”，明确地将儿童文学与小学联系起来，使得儿童文学不再是游走于文学、儿童学、民俗学、人类学、教育学等多种学科间的“流浪汉”。其次，《儿童的文学》论述了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上的价值。作者强调儿童的生活需要文学，这是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的价值所在。他用人类学原理解释儿童精神生活，他认为人的童年与人类的童年即原始人相似，而儿童文学也与原始文学相类，如童话与神话。周作人认为“儿童的生活，是转变的生长的”，“(儿童)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几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得时期，是真正的生活”，等等。他还指出，儿童的想象力非常重要，既不能被压迫，也不能被放纵，需要通过正当的文学教育加以开发和引导。因此，儿童文学能满足儿童生活的需要。最后，《儿童的文学》规划出小学不同年龄阶段的文学教学内容安排。周作人认为，儿童有其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儿童教育应“本儿童心理发达之序”，顺应本性加以教育。小学阶段一般为6岁至12岁。6至10岁时，儿童的观察力和记忆力逐渐发达，想象力也由被动向主动性发展；10至12岁，儿童在观察、记忆、想象诸方面与前者相近，但自我意识和社会道德意识开始发展。针对小学生这种心理发育渐变的过程，作者主张在6至lO岁时的教育应以诗歌、童话、天然故事等儿童文学为主，10至12岁时应以诗歌、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为主。

清末民初，关注儿童教育和研究童话已经出现在文化学界，代表人物有梁启超、黄海锋郎、孙毓修等人。但是，将儿童文学解释为“小学校里的文学”，并主张将儿童文学作为小学语文教育的内容，周作人无疑是第一人。

三、周作人儿童文学教育思想发生影响的社会生态

比较周作人民国早期前后两个阶段儿童文学教育论著，我们发现，除文句表达上的差别外(前阶段论文采用文言文写作，后阶段采用白话文写作)，思想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二者产生的社会反响却有云泥之别。是什么导致了一被冷落、一被推崇的不同效应呢?

周作人以《儿童的文学》为代表的后阶段论著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并非完全出自个人力量，而是与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有关。1920年，教育界、学术界、文学界发生了三件事：一是1920年1月，

教育部修正《国民学校令》，改初等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普通语体文”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语体形式；二是1920年6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教育哲学》在中国正式出版；三是1920年12月，周作人《儿童的文学》发表。三者同年发生，并非巧合。

初等小学“国文”改为“国语”，是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共同努力的结果。清末民初实行分科教学，小学语文名为“国文”。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成立“国语研究会”，主张改小学“国文”为“国语”。1917年第三届全国教育联合会议决了《推行国语以期言文一致案》，主张“改国民学校之国文科为国语科”。1919年，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在第一次大会上，刘复、周作人、胡适、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其中议案三是“改编小学课本”：“把小学校所用各种课本看作传播国语的大本营”，“把《国文读本》改为《国语读本》”等。此项议案获大会通过，并被呈交教育部。1920年教育部改小学“国文”为“国语”的法令即源于此。国语运动的倡导者们大多是白话文运动的健将。1917年初，蔡元堵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他主编的《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大，新编辑委员会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沈一默等组成。1917年《新青年》先后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8年1月第四卷第一号《新青年》改用白话，采取新式标点符号，白话文运动全面展开。周作人先后发表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阐述了“人的文学”思想，这些文章奠定了周作人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和文艺理论家地位。由于周作人、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双重身份”，遂使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逐渐合而为一，白话文借助国语运动顺利进入了小学教育。《儿童的文学》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表的②，它不单是一篇儿童文学教育论著，而且是周作人新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钱理群指出：“《儿童的文学》一文与《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圣书与中国文学》一起，成为周作人‘五四’所建立的‘人学’的主要代表作。”《儿童的文学》在文学、教育等社会各界能一呼百应，实与它所代表的新文化思想有关。

此外，杜威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中国弟子中著名的有胡适、蒋梦麟、郭秉文、陈鹤琴、陶行知、张伯苓等。杜威教育思想被其中国弟子多方面实验，对民国时期中小学教育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如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推行的“壬戌学制改革”，舒新城推崇的“道尔顿制教育改革”，陶行知、晏阳初倡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等等。杜威于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亲临中国讲学两年。《杜威五大演讲》在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共印了11次。杜威教育哲学的两大基石是民主信仰和科学精神。杜威的儿童中心教育学说主张客观认识儿童和尊重儿童，将儿童从桎梏其身心的旧式教育中解放出来，使少年儿童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人。杜威教育哲学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五四”时期普遍关注青少年儿童教育的社会风气，提升了儿童教育的理论层次，为周作人小学儿童文学教育思想的传播和接受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周作人早期儿童本位思想既有现代西方儿童学说中的客观认识儿童和尊重儿童的成分，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童心说”因素。1914年7月周作人主持了绍兴小学成绩展览会，他在《成绩展览会意见书》中表示：“今对于征集成绩品之希望，在于保存本真，以儿童为本位。”他在《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中说“于疏末处见其真率”、“真纯可取，其稚气殊不可及也”、“乡村儿童便于自然观察，胜于城市远矣”。在周作人看来，儿童因未受传统熏染，保存了更多自然美好的本真人性，此种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赤子之心”、“童心说”等学说有相通的一面。在批判封建专制和促进人的解放方面，周作人与杜威的儿童本位教育思想有了更深的契合。周作人儿童文学教育思想也因此由客观认识儿童、尊重儿童、回归童心走向了解放儿童的更高层次。《儿童的文学》发表次年，周作人将其解放儿童的思想明确地表述为：“近代的文明实在只是从女人除外的男人的世界所成立，而这男人的世界又只是从儿童除外的大人的世界所成立的。现在这古文明正放在试验之上了。女人的解放与儿童的解放，――这二重的解放，岂不是非从试验之中产生出来不可么?”在周作人看来，女人和儿童因弱小而被男人和“大人”所奴役和束缚，妇女解放和儿童解放遂成为其人的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语文界的国语运动、文学界的白话文运动、思想界的新文化运动共同促成了民国早期小学语文教育的剧变。国语运动变革了传统小学语文的文言文教育的语体形式，白话文运动为小学语文提供了语体文儿童文学的教学内容，新文化运动确立了小学儿童本位的教育思想。周作人等人顺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流，树立起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的大旗，为儿童文学在小学教育中的发展搭建了宽阔的平台，将儿童文学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与“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关联起来，揭示出“五四”新“人学”思想在儿童教育上的基本观点和态度，成为小学儿童文学教育的理论先锋。

四、余论

20世纪20年代儿童文学进入小学语文教育，使小学语文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学语文教育“儿童文学化”现象也引起过社会上的不同反响，如30年代初发生的“鸟语兽言”讨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以“五四”新文化为背景的小学儿童文学教育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读经教育在小学语文教育上发生的一次比较大的冲突。这场古今新旧的文化之争持续多年，许多文化名人都参与其中。这场学术气氛浓厚的争论后来被日本侵华战争打断，此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让位于中华民族的存亡抗争。抗战之后是内战，这场小学语文教育的重量级学术探讨最终因连绵战争而不了了之。

在新文化阵营内部，针对当时小学语文教育偏向儿童文学一端的情形也有不同的声音。如鲁迅多次指出：“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得)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理由是“(蜜蜂)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等等。这对于纠正当时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过热症候，无疑乃一清凉剂。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乡村建设运动／研究阶段／主要成果／研究热点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曾经兴起过一场以乡村教育为起点，以复兴乡村社会为宗旨，由知识精英推进的大规模的乡村社会建设运动。但由于种种社会或政治原因，这一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建国后很长时期里鲜有系统客观的研究；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界开始关注这场运动的主要发起和领导者梁漱溟和晏阳初及他们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近年来，学术界对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本文试图对近二十年来学界在乡村建设运动方面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研究阶段

第一个阶段：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对史料的抢救、征集和编辑出版。

随着我国社会科学在80年代初期的逐步恢复和重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重新进入国内研究人员和相关机构的视线。1984年，邹平县政协文史工作者开始重点征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活动的有关资料。1987年，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资料征集协作会”，就有关抢救资料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安排。邹平县政协在会上被指定为重点征集和抢救这些资料的单位之一，并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征集工作，走访了梁漱溟等健在的近百名乡建老人，搜集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1991年，邹平县政协与山东省政协合编了《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一书。该书汇集了四十多位当年参与乡建活动老人的回忆资料，从不同角度，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乡村建设的情况，为史学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研究素材。1989年到199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由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辑的《梁漱溟全集》第1～8卷。1992年，湖南出版社出版了由郑大华等翻译的、美国艾恺著的《梁漱溟传》。80年代中后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成员组成了晏阳初全集编委会，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资料，编辑了《晏阳初全集》第1～3卷，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先后出版。《晏阳初全集》全面而系统地搜集和整理了晏阳初先生七十余年有关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方面的论文、演讲以及其他著作，其中不少是未曾公布的手稿、记录、信函等原始文件。此外，199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袁振国、张癸编著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9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陶行知教育论著选》，田正平、李笑贤编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等等。这些资料搜集和编撰工作，为后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

第二阶段：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较为宏观的初步研究。

1987年10月，邹平政协与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联合发起并在邹平召开了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学者六十多名，来自全国26个单位。这次学术讨论会，围绕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从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的角度，对乡村建设运动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形成了一些共识，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梁漱溟整个思想体系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关系，乡村建设运动在梁漱溟学术生涯以及社会活动中的地位，邹平的乡村建设与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关系，邹平乡村建设与当时中国政治的关系，等等。此后，又多次召开了有关梁漱溟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了更多学者关注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这为后来从更深层次上探讨其思想理论及其乡村建设实验对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时期产生了一系列从宏观上对乡村建设运动的代表人物及整个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有：宋恩荣编的《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宋恩荣、熊贤君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詹一之、李国音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的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介》(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善峰的《梁漱溟社会改造构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郭齐勇、龚建平的《梁漱溟哲学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雷洁琼作序的《晏阳初纪念文集》(重庆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

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今，多角度、多学科地深入探讨和研究。

90年代末以来，有关乡村建设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及乡村建设实验的学术研究从宏观转向了微观，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视角去探索、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性质、历史地位、具体实践及对社会变迁的影响等等。这一阶段涌现了大批学术水平较高的论文和专著，如陈宪光的《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四川师范学院政法系王安平的《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和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郑黔玉的《试论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文化哲学基础》(《贵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马瑞的《梁漱溟儒家政治人格及其乡村建设实践》(《河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熊吕茂的《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季芳桐的《农村革命与乡村建设之比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于建嵘的《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政治结构的影响——对湖南省衡山县的实证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王的《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光明日报2002年3月23日)，李国忠的《苏维埃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比较》(《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李在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3期)，郭蒸晨的《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出版)，鄢烈山的《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李文珊的《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史振厚的《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王国宁的《论晏阳初乡建思想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河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论卢作孚“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创刊号)等。这些学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和出版，把对梁漱溟、晏阳初、卢作孚等的乡村建设思想及实验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一)再现和重审乡村建设运动

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对梁漱溟、晏阳初等代表人物在乡村建设中的实践活动的重现，来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活动的思想理论及成效。朱汉国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研究》、马勇的《梁漱溟评传》、宋恩荣等的《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詹一之等的《一项为和平与发展奠基工程——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评价》、屠茂芹的《梁漱溟在山东做的实验》以及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的相关章节对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旨趣、思想基础、具体方案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再现和评论。旅美华人、历史学家吴湘湘著的《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严谨的史笔，勾画了晏阳初60年间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的伟大实践。吴洪成的《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一文也再现了晏阳初在定县乡村开展平民教育实验的史实，并对其进行了历史的评价及理论反思。此外，陈晓华的《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王安平的《卢作孚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刘重来的《中国近代西部“乡村城市化”的成功尝试——论卢作孚创建北碚城的思想与实践》等文章分别对卢作孚的乡村教育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评论。而郑大华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一书研究了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背景、过程和两种乡村建设思想，具体考察了定县、邹平、无锡和徐公桥、乌江、镇平及江宁的乡村建设实验活动，并围绕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成败得失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李得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探析》则以福建乡村建设的史实为基础，探讨了福建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农村经济衰落的基本原因。这些研究成果为学术界全面认识和了解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从学术界对乡村建设理论和实验成效的评价来看，绝大多数学者都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他们对乡村建设的肯定程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大肯定，小否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观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立足于民族的苦难与危机，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所作的一种选择与探索。虽然乡村建设运动存在诸多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甚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地起到了维护军阀政府的作用，延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但乡村建设实验的许多经验可以为我们采用，有些甚至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借鉴、启迪作用。因此，重新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如熊吕茂认为，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重新考察和审视这一由知识分子自觉发动的民族自救运动，除了指出其缺点和错误之外，还应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去评价它的积极作用[1](PP215～219)。鄢烈山认为，晏阳初的思想与实践至今仍有显著的启迪价值：“一是要真诚地信赖平民，致力于开发民智与民力的基本建设。”“二是退一步讲，从政治技术层面，只有走民主的道路，才能实现国家的安定与繁荣。”“三是精英阶层与强势集团要有远见，舍得抛弃既得利益的包袱，才能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共存共荣。”“今日审视晏阳初的实践，相信可为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2]

第二类是“大否定，小肯定”。这部分学者所持的基本立场是：在宏观上对乡建理论体系及实践活动基本否定，但在微观上，对乡建运动所采取的某些措施给予肯定。如郭蒸晨在其《对邹平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一文中所说：“乡村建设运动不但不能根本救国反而会阻碍和延缓革命的发展。”然而，“尽管我们说乡村建设的路是一条在中国走不通的路，一条失败的路，一条不能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路，但从微观上，从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上，仍不失其进步的积极的意义”。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和主张，仍然值得我们今天去研究继承”[3](pp310～323)。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如张卫军[4]、张国强、钟飞辰[5]等。

第三类是“成败不定”。对乡村建设的成效评价除上述两种立场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能说是失败的，也不能说是成功的。温铁军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举办的“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中国大陆的乡村建设“不能说失败，但也不能说成功”。“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但“为什么它不起作用呢?因为土地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权民主化了，所有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为什么还要搞乡村建设运动，没必要了。晏阳初的那个乡村建设学院就挪到菲律宾去了，其他没有搞土地革命的一些国家要继续接受训练。这些说明，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始终是一个长期的问题”[6]。

(二)对乡村建设运动不同派别模式及思想理论的比较研究

学术界根据背景和动机的差异，从庞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队伍中归纳概括出了许多乡建模式或派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王鸿一的“村治派”、米迪刚的“中华报派”、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派”、陶行知的“教育改进派”、梁漱溟的“乡建派”和卢作孚“经济建设派”等等，同时，对他们的乡建模式形成的文化理论背景、目标及所依赖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他们认为，村治派是中华报派改“头”换“面”而来的。所谓改“头”，是指在新的政治环境下村治派对中华报派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新的包装；所谓换“面”，是指村治派除原中华报派主要成员外，又增加了不少新面孔，其中梁漱溟、吕振羽最引人注目。而在这众多的乡建模式中有明确的乡建方案、长期坚持实践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当数晏阳初“平民教育派”的定县模式和梁漱溟“乡建派”的邹平模式。此外，近年来学术界又提出了卢作孚的北碚模式。

学界认为，梁漱溟曾是民国时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问题的不懈探索者和实践者。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运动的失败等原因，致使他对从前的政治主张逐渐产生了怀疑，他是“抱着‘能替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的志向，开始研究和从事乡村建设救国运动的”。“他的乡村建设运动思想和主张，源于他的哲学思想和对中国的特殊认识”[3](p304)。对于梁漱溟这一思想的转变过程，李德芳在《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一文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7]。熊吕茂等进一步指出，“梁漱溟从中国文化问题入手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精神’的体认与自信”[8](P219)。在梁漱溟看来，中国建设不能走发展工商业之路，也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之路，即“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使中西文化得以融通，开创民族复兴之路”[9]。“其目的是希望在保持现有社会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来振兴中国农村，刷新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进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是梁漱溟文化建国的理想尝试，是他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设计的既有别于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又不同于苏俄共产党的‘儒家社会主义’之路”[10]。熊吕茂认为，梁漱溟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8](P169)。郭蒸晨更明确地指出，梁漱溟“理想的通过乡村建设成的未来社会，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具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3](PP307～308)。

而影响晏阳初一生的中国儒家“民为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平民教育实验的出发点，基督教的博爱、平等思想以及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其平民教育实验的精神动力，而实用教育理论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方法论，对农村问题思想认识上的深化是平民教育实验的思想根源。“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建立起他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的蓝图”[11]。如果把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建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晏阳初与梁漱溟在思想出发点上虽然有着一些重要的共同点，然而在从事乡村建设的出发点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其现代民本政治观。晏阳初继承了传统儒家民本主义思想，并在内涵和精神方面赋予其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从而形成了其现代民本政治观，作为他从事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核心。晏阳初从事乡村改造的核心目标是救治“愚”、“穷”、“弱”、“私”，因此，他开展了对应的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等四大教育，并采取了以学校式、家庭式、社会式三大方式连环推行的基本措施[12]。而晏阳初平教运动的宗旨则是“除文盲，做新民”[4]。

近年来，学界还注重研究卢作孚乡村建设的模式。有学者指出，米迪刚、王鸿一、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等人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虽然各有特色，但就对中国农村问题的总的把握及所提出的解决途径看，他们有一个相同的核心，那就是梁漱溟所概括的：中国农村问题源于“文化破坏”、“教育不兴”，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最要紧的法子是“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的乡建村治模式及实验实际上是由梁漱溟倡导的‘文化教育一乡村社会改造’模式集其大成的”。“而真正与梁漱溟这批知识分子有着共同‘复兴农村’、‘建设农村’目标、但却采用截然不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建路径并且取得较大实践成就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乡建模式就是卢作孚在四川北碚所实验的‘实业民生一乡村现代化’模式”。“而从经济入手，还是从教育入手，正是民国初期两大乡建模式的基本分野所在”。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卢作孚和梁漱溟一样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具有模式意义的代表人物[13]。

(三)对乡村建设运动性质的评价

学术界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运动。“它希望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建设乡村，刷新中国政治，复兴中国文化。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运动相对立的，但它也不同于政府所推行的社会改良政策。在政治倾向上，乡建派是处于共产党与之间的‘中间派’，代表着一部分爱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选择与探索”[3](P67]。宋恩荣在论及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时也说，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实质上是一批怀着赤子之心的爱国知识分子为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愚昧，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14](p23)。王安平在论及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也认为，“他的乡村建设主张带有明显的改良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15](p349)。

对梁漱溟乡村建设活动性质的评价争论较大。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认为，梁漱溟乡村建设，是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现代化”，既保存先贤的“无价之宝”和“真实人性的发现”，又足以使人民“获致富强”，还可以免得在道德上沦为西方的社会悲剧。然而，他的理论和实践充满难以解决的矛盾，所以，梁漱溟终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答案[16](PP291～193)。马东玉认为，梁漱溟“追求的文化实质上是‘唯一真正人的文化’，所以说他是改良主义者，也仅仅是从他当时所搞的乡村建设，比照‘革命’的道路，就中国的暂时框架而言的”。“他的思想跨越了时代，但实际上又无法跨越时代，他总要从中国的实际入手去一步一步地做，他在起步行动时没有真实地把握中国的阶级矛盾的现实，毕竟是依靠了中国的现有国家和政府，从而堕入‘文化至上’、‘行动改良’的窠臼之中。更加可悲的是，既依靠了军阀，便把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的阶级斗争的道路，把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尤其把无产阶级领导和发动农民进行暴力革命，视为‘社会动乱’、‘杀人放火’”，“使他的立场最终站到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的对立面”[17](p99)。

郑大华在分析乡建团体的复杂性和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后提出，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很复杂，模式也具有多样性，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当然各实验区的则重点不完全相同)，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的‘民族再造’(晏阳初语)或‘民族自救’(梁漱溟语)”[18](p473)。

(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变迁的影响

随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把研究视角从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转移到与其相关的其他方面，与乡村建设运动密切相关的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与乡村建设派合作推行的县政建设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开始受到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学术界认为，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单位的乡村教育模式，不仅对中国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验有很多启发和影响，而且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在内忧外患、政权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的历史背景下，为了应对统治危机，加强对乡村的控制，政府开始关注当时已渐成气候、影响日益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定县实验从1924年到1932年期间，所作的努力是自下而上的独立的、学术性的研究工作，没与政府发生任何关系。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渐醒悟到，当初没有注意到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是自己认识上和行动上的不足，并因此开始注意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把目光转向“平民教育运动范围以外”的政治改革问题。1932年，他开始尝试自上而下的县政改革，并积极谋求与国民政府合作[19]。于是，国民政府采用了定县的成果，于1932年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因此，乡村建设运动以晏阳初所提倡的“政教合一”的原则进入到了第二阶段，即县政建设运动阶段。对于县政建设运动，郑大华、李汝东、李志惠、马东玉等在有关专著中都有所论述。

近年来，有关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于建嵘通过对湖南省衡山县的乡村建设实验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下述结论：自乡村建设运动之后，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乡镇，乡镇实现了行政官僚化；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了对保甲体制的控制，“保”出现了半行政化趋向；传统绅权出现了与基层政权合二为一的趋势；宗族组织开始往经济合作组织方向发展[20](PP158～203)。王先明、李伟中选择了五个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基本分析样本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从县政建设形成的历史过程、时代特征，以及由县政建设而引发的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鉴训等整个运动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特别是对由县政建设运动引发的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变迁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他们认为，县政建设运动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规模比较大的一次乡村现代化实验，其运作模式、实验方法和实验内容都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留下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教训[21]。而李国忠把乡村建设运动、苏维埃运动与中国农村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这两种社会运动体现了人类有目的的促进社会变迁的努力；它们所涉及的社会变迁的范围在许多方面是交叉的，从社会变迁的类型来看，它们都是进步的社会变迁，从客观效果来看，它们在推进农业生产，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等方面都起了比较大的作用，这相对于本地区以前的情况和中国农村的其他地区而言，都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变迁。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曾对乡村建设运动表示过部分的肯定。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变迁仍是极为有限的[22]。

参考文献：

[1]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鄢烈山：《超越怜悯：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的实践及其精义》，载《南方周末》2003年7月24日。

[3] 郭蒸晨：《梁漱溟在山东》，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4] 张卫军：《评晏阳初平教会乡村建设的实践和理论》，载《济宁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5] 张国强、钟飞辰：《试论二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运动》，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6]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载《开放时代》2003年第2期。

[7] 李德芳：《试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村治派》，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2001年第8期。

[8] 熊吕茂：《梁漱溟的文化思想与中国现代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9] 陈宪光：《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与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探索》，载《华侨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0] 贾可卿：《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的文化分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11] 吴洪成：《晏阳初的定县乡村平民教育实验述评》，载乡村教育网2005年3月2日。

[12] 李文珊：《晏阳初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比较研究》，载《学术论坛》2004年第3期。

[13] 郭剑鸣：《试论卢作孚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兼谈民国两类乡建模式的比较》，载《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4]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序言》，《晏阳初全集(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15] 王安平：《卢作孚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述论》，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6] 罗义俊：《评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7]马东玉：《梁漱溟传》，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18]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9] 张海英：《“县政改革”与乡村建设运动的演进》，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0]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1] 王先明、李伟中：《20世纪30年代的县政建设与乡村社会变迁——以五个县政建设实验县为基本分析样本》，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7篇

托尔斯泰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县亚斯纳亚・波良纳一个世袭贵族家庭，虽然他一贯反对将人道主义和慈善行为完全等同，但却成功地将二者有机融合。长期以来，他在传播“托尔斯泰主义”的同时，主张贵族平民化，将他的土地分给当地农民，自己亲自耕地劳作，并于1859年起为农民的孩子兴办多所学堂，使其既过上温饱生活又免费得到了良好教育，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慈善作家。

早在1857年第一次出国途中，托尔斯泰就产生了为农民的孩子免费办学的念头。1859年10月，俄国农奴制（1861年废除）尚未废除之际，托翁就大胆地在亚斯纳亚・波良纳创办了一所专收农民子弟的国民学校。校舍设在其庄园的一幢两层楼房里，两间房子作为教室，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另外两间供教师起居。房间宽敞干净，台阶屋檐下挂着一口小钟，每天教务长派一名住校生敲打，楼上摆着学生们劳动用的工作台，楼下则设有各种体育器材，设备相当齐全。

不过，当地农民起初获知这一消息后非但没有欣喜若狂，反而惶恐不安、议论纷纷，甚至一度怀疑这是他们的老爷为讨好沙皇，变相征兵远赴土耳其而精心设置的一场骗局。因此，直到开学那天，学校仅仅招收到22名学生。可托尔斯泰依旧兴致勃勃地料理学校一切事物，亲自编写教材并授课。为了将学校办得更好，他还创办了教育杂志《亚斯纳亚・波良纳》，先后发表了《论国民教育》（1874）等11篇教育论文，并于1860年至1861年4月两次出国，游历德国、法国、瑞士、英国和比利时，访问和考察当地的多所学校。随着这所农民子弟学堂的口碑蒸蒸日上，那里的学生也由最初22名陆续增加到70名，托尔斯泰将其分为大、中、小三个班。在这里，托尔斯泰为学生们设置了阅读、书信、文法、俄国历史、算数、绘画、歌唱、自然科学讲座等课程，还时常给他们讲述自己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亚的戎马生涯。不久，学生们就学会了四则运算，并且能阅读较为浅显的书籍，甚至能写信了。

随着其声誉的不断提升，这所学校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兴趣，学生越来越多，校舍也修缮得更加漂亮，增加了放置各种教学仪器和动植物标本的陈列室，并为学生们增添了一些较为实用的植物学、土地测量和劳动常识等课程，上课时间也应学生们的强烈要求几次延长。同时，托尔斯泰还渴望学生能养成劳动习惯，为此他将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划出来专为学生们练习自己劳作、收割之用。之后，为了满足更多贫苦农民子弟接受教育的愿望，托尔斯泰又从莫斯科等地陆续请来一批大学生担任教师。1861年秋至1862年，托尔斯泰在附近农村先后创办21所学校，让当地许多农民子弟免费接受良好教育。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体系；述评

作者简介：喻忠恩（1970-），男，江西彭泽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09-0030-06

黄炎培（1878-1965），著名教育思想家，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创始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实践的奠基人。作为一位极有建树的教育思想家，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在较长一个时期内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逐渐成为国内职业教育界关注与研究的对象。

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与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在历史中形成的巨大影响使然。教育思想理论家舒新城曾说过：“中国近现代各种教育思想在实际上之影响，无有出乎职业教育思想之外者。”[1]鉴于黄炎培在现代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所处的毋庸置疑的重要地位，黄炎培理及其职业教育思想在一个学术研究已恢复正常的时所当然受到人们的关注。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发展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而职业教育发展又面临着内涵发展乏力、改革举措低效等现实困境，人们迫切需要从前人的思想、理论与智慧中寻找答案或参考答案。

简言之，不管中国职业教育未来发展方向如何、采取何种发展策略，是“照着做”还是“接着做”，近代职业教育思潮及其代表人物黄炎培是我们不应也无法回避的课题。因此，整理、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成果，对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对于推进当下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应不无裨益。

一、成果综述

关于近三十年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相关成果，笔者从论文、专著（编著）、文集以及资料整理等三方面进行简要的综述。

（一）学术论文

在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成果中，数量最大的当属期刊论文。在中国期刊网收录自1980年至今的相关论文库中，输入关键词“黄炎培”，搜索到的文章数达到2299篇；输入篇名“黄炎培”，可搜索文章915篇；输入篇名“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可搜索文章647篇。从论文数量来看，黄炎培研究弱于同时代的蔡元培、陶行知、梁漱溟等中国现代教育思想家，但远多于张伯苓、晏阳初、蒋梦麟、陈鹤琴等人。由此可见，黄炎培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对象，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又是黄炎培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在期刊公开发表的论文外，国内还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集。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朱宗震等主编的《黄炎培研究文集》。该文集首辑于1997年出版，到目前已出版四辑，分别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文集收集了不同时期史学、教育学等领域研究人员撰写的研究论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关于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或实践研究的。2007年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中心整理了由潘懋元、田正平、范唯、马树超等国内教育学界专家学者撰写的12篇文章，编成论文集《溯源与创新――弘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推进新时期高职特色发展》，这些论文基本代表了这一时期教育学术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一系列不同时期的黄炎培职业教育研讨会的会议论文集。其中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参与编辑的有，1987年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专刊（1987）》，1988年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的《黄炎培先生诞生110周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70周年纪念刊》等。由地方中华职业教育社或有关研究机构组织的研讨会的论文不在少数，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没有公开在纸质期刊发表或结集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在此不一一赘述。

（二）研究著作

对黄炎培教育思想体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研究的专著是田正平的《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其中有专章讨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体的内容、发展阶段以及特点。许纪霖专著《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是作者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个案研究，在部分章节对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进行较深入的分析。范旭欣专著《论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陈广庆主编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红旗出版社出版，2006）、唐永泽主编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评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分别系统地介绍、分析了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发展轨迹、基本特点以及对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与意义。

一系列关于黄炎培的综合性的研究也多涉及其职业教育思想及实践。如王华斌的《黄炎培传》（山东文艺出版社，1992），上海浦东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故居管理所的《黄炎培在浦东》（红旗出版社，1995），王华斌、王燕子的《黄炎培》（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陈伟忠、杨正德的《黄炎培故事》（文汇出版社，2000），尚丁的《黄炎培》（群言出版社，2012），谢长法的《黄炎培画传》（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黄方毅的《忆父文集：黄炎培与周期率对话》（人民出版社，2012）。这些综合性著作（编著），不能称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作品，主要对黄炎培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写实性的描述，但其中亦不乏有价值的理论分析以及珍贵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资料。

另外，由于黄炎培在20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几乎所有的中国教育史著作都要不可避免地论述到黄炎培及其职业教育思想，其中多数相关论著中大多单列章节就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介绍与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田正平的《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六卷），孙培青的《中国教育史》，郭齐家的《中国教育思想史》，黄嘉树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陈学恂的《中国教育史研究》，王炳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历史传统与基础》，熊明安的《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以及李桂林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等。

（三）资料整理

中华职业教育社编四卷本《黄炎培教育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是迄今为止国内收集黄炎培教育作品最齐全的资料工具用书，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此前后，还有一些文选性质的工具书出版。代表性的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田正平、李笑贤的《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成思危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文萃》（红旗出版社，2006），冯克诚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2006），中华职业教育社安徽省分社、安徽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的《陶行知、黄炎培、徐特立、陈鹤琴教育文选》（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等。这些文选收录了黄炎培自1907至1949年间的重要代表作，内容涉及论文、演讲、书信、报告、序跋、诗歌以及部分著作的节录。

此外，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许汉三编纂的《黄炎培年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华文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的《黄炎培日记》的整理出版（截止于1949年底）于2008年出版发行。同年，由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等整理编辑的《黄炎培来往书信选辑》于2008年作为内部资料印行。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极大地丰富了黄炎培研究的史实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在网络媒体时代，网站是一个受众面广、信息包容量大的载体。“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资料文库”、“黄炎培纪念馆”等网站也为黄炎培研究资料的整理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这些网站也不仅提供了定数量可观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相关史料，也为国人了解黄炎培及其普及黄炎培教育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二、研究特点

综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最初的“学院派”研究逐渐向“大众化”研究过渡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研究阶段的时效性

从总的趋势来看，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呈现增长的态势，但是时效性非常明显。从中国期刊网文库所收录论文的发表时间分布上看，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100周年以及黄炎培诞辰130周年前后，比较集中。其中，仅2009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多达151篇；而专著和资料出版也比较集中于2006-2008年。最近几年，无论是、专著出版，还是资料整理，都处于下降的态势。

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有赖于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不断地坚持向前推进。与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等教育家及其思想研究相比，这种时效性、波动性比较明显。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我国当代学术界跟风式研究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还未进入稳定、成熟的发展阶段。

（二）研究群体的多元化

高校教育理论研究界尤其是教育史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员较早也较深入地开展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划时代意义的范式。他们包括国内几大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或历史专业博士、硕士点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代表性的学者是田正平、熊贤君、高奇等。不过，由于年龄精力、学术旨趣等方面的原因，能够持续续坚守在这一领域的中老年专家学者已经越来越少。

相关专业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逐渐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领域的新生力量。到目前为止，已有2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撰写了这一领域的学位论文。相对而言，这些专业人员具有理论功底、研究方法以及学术态度等方面的优势，他们的研究成果数量虽然不算多，但其研究成果史料扎实、立论有据、观点鲜明，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准，在当前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领域中发挥着支柱性的作用与影响。

近些年来，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极力推动之下，各级地方中华职教社分社的日益增多，其成员规模也快速扩大；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理论研究，类似“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所”或“中心”之类的研究机构日益增多，研究黄炎培思想与实践的队伍也开始不断壮大。此外，由于职业教育已经成为近十多年来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其他专业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教师也加入到这一研究群体中来，从而大大充实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队伍，同时也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

（三）研究内容的细分化

如前所述，前期的研究体现了明显的专业化、“学院派”特征。作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拓荒者”，他们的研究路径主要是，结合晚清民国时期的大背景，在黄炎培原著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着力于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做基础性的、宏观性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发展阶段，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特征，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等。

近些年来的研究内容明显出现了“细化”的特点。一方面，随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人们需要在原有基础性、宏观性的研究范畴之外寻找更多的新领域、新角度以求自身的学术研究空间，因此尽管研究领域的选择面在不断地扩大，但着力点却越来越微观。从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专著（编著）来看，研究者除了少数继续试图深化老一辈专家学者前期的研究外，更多的研究是在做“填补空白”的工作，即将研究兴趣点放在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中前人没有涉足或研究比较薄弱的地方，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成果。

（四）研究取向的“务实化”

如果说前期的研究者更注重对原著文本的解读与研究，近些年来研究者的价值取向越来越趋于“经世致用”，即更多结合当下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问题而开展相关研究。很显然，这与职业教育在当前越来越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密切相关，人们试图从前人的智慧中得到启发而去解决现实中的职业教育发展难题。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标题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对当代职业教育的意义”或近似标题的是发表数量最的论文，也是学位论文以及专著（编著）的重要内容。比如，针对当下职业教育关门办学、人才培养不高的问题，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根据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职业教育的“社会性”要求，试图推动旨在整合社会资源的“大职教”的发展。又如，针对目前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偏差问题，许多研究者结合黄炎培的个性发展人才观，提出从课程、教学方法等方面入手，调整和完善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此外，黄炎培职业道德教育思想，黄炎培的职业指导理论，黄炎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等等，

三、存在问题

今天中国的职业教育界对于黄炎培的熟知程度，说到了言职教必称黄炎培的地步是不为过的。但毋庸讳言的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还很不成熟，绝大多数的论文、专著（编著）的学术水平不高，非但没有真正深刻地认识到黄炎培的思想真谛和精髓，反复阐述一些业已成为常识的理论见解，同时不可避免地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给忽略了，从而呈现在今人面前的黄炎培仅仅是一位见解平庸的教育者形象。

与前述同时代的其他教育家及其思想研究相比，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质量还有较大的距离；与黄炎培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也还存在着明显的水平差距。既缺乏像朱宗震、俞润生这样功底扎实且相对专注于黄炎培研究的学者，也缺乏像《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黄炎培与国民参政会》（王凤青著）这样系统而深入的高水平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理论研究还不深入。这种初期阶段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原创性不足

较早期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的同时，也成为了后人继续深入研究的一个无形的障碍。从现有研究成果的观点、结论的角度来看，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者绝大多数缺乏基于独立思考之上的原创性，在对作为学术界权威人士的早期研究者的解读亦步亦趋中迷失了全面、深刻认知的方向。

仅以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研究为例。这是近年来学术界试图深入讨论的重点问题。但是，绝大多数论者只强调黄炎培所论述的职业教育“社会化”要求，即职业教育应与社会相结合，应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培养人才，而对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形式社会化、多样化要求没有足够的关注，更忽视了黄炎培当时所强调的以改造社会为职业教育创造环境的原意。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造成职业教育发展举步维艰的背景下，黄炎培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之时更强调的是后者。诚然，在此之前的学术前辈确未曾系统地论述过这个问题，但是作为后学不能仅囿于前人的陈说而裹足不前，一任黄炎培的这一观点被狭隘地解读。

学术进步的最重要表现是不断超越前人所取得的成绩。囿于“我注六经”的乡愿式研究只能导致研究的学术矮化。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是当代的研究者无意或无力去超越前辈已达到的研究高度，以致于裹足不前、陈陈相因，窒息了学术研究应有的生命与活力。

（二）系统性不够

中观、微观研究是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不断推进相关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其潜在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即对某些中观、微观问题的过分专注而影响对整体思想体系的把握，论者往往只能就事论事，尤其是脱离研究对象的特定的历史条件而造成对研究对象的误读，这样反而不利于研究水准的整体提高。从现有的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成果来看，多数作品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导致对黄炎培某些观点的误读。

比如有论者提出，“在《办职业教育须下三大决心》里，（黄炎培）主张‘办职业教育须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但是由于他世界观的影响和所处的社会地位的限制，尽管在主观上，他力图通过职业教育解决中下层人民的生计问题，并且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确实起过一定作用。但实质上他仍然是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来办学设厂的，‘总是为资本家增加获得利润的有利条件’。”[2]

引用这些话确实是黄炎培所说的。但是我们今天在理解他所说的这些话的时候，一是要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如果今天还以当时的政治观点与思维来解读这些话，并以此作为评价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践的依据，其结论是荒谬的。二是要结合黄炎培关于这一问题表述的前后文，了解其真实意思。黄炎培在同文中又明确表示，“职业教育，不但是资本制度下的产物，而且还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但它本身是平民化的，是为解决平民生计问题而产生出来的，是进步的。”事实上，前者可以认为是黄炎培的政治表态，后者则表明了他对职业教育的真实态度并据此力争职业教育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位。如果不用联系的观点来进行研究，不仅很容易造成对黄炎培的误读，也容对读者产生误导。

（三）功利性过强

理论研究的“经世致用”化，表明了实践对理论研究产生了需求。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走出书斋，关注当下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时展的需要，也是学术进步的表现。但是，成熟的学术研究是理论走出书斋基础和前提。如果前提不充分，片面强调“六经注我”，很容易造成对研究对象的扭曲，从而丧失学术研究的底线，也不可能具备理论应有的现实指导意义。

比如在对黄炎培关于人的个性化发展的问题上，比较多的论者有意或无意将其片面理解，对黄炎培的相关观点任意裁剪、为我所用。在强调职业教育的个性化发展为目标时，以中华职业教育社早期的教育宗旨为佐证；而当需要论者职业教育即“就业教育”时，则用30年代的教育宗旨作为依据。其实在职业教育谋求个性化发展和谋生技能发展的目的之间，黄炎培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相较而言更倾向于后者，而对前者是本着有保留的支持态度。黄炎培不止一次地说，“苟并个人生活之力而不具，而尚与言精神事业乎，而尚与言社会事业乎？职业教育之效能，非止为个人谋生活，而个人固明明藉以得生活者。以啖饭教育概职业教育，其说固失之粗浮，高视职业教育，乃至薄啖饭教育而不言，其说亦邻于虚骄。”[3]黄炎培始终都是在“乐业”的前提下讨论个性发展的，片面的、功利的引用都会曲解他的真实意思。

还有一种功利性的表现是，在已经发表的成果中，存在数量不小的发表在非专业杂志上的篇幅短小、“点到即止”的应付式的论文。这些论文中的绝大多数在缺乏必要的论证的情况下，只作一般的叙述与评价，甚至随意发挥，为写论文而写论文的现象比较突出。

笔者认为，造成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水平不够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资料整理的滞后。一方面表现为资料零散。除了有重印黄炎培早年出版的单行本，还有各种后人整理的文选，而这些文选不全面且交叉重叠较多。此外，还有一系列的作品没有被收集到已出版的文选之中。如果能整理出版一套系统的《黄炎培全集》，应大有益于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表现为资料不完备，资料的整理工作滞后于研究的需要。如《黄炎培日记》到目前只整理到1949年。资料的不完备给人们全面了解、研究黄炎培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从事研究的专业队伍结构出现断层。在任何学科领域的研究中，研究者是最关键的因素。如前所述，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由于教育史学科式微等原因，研究者的专业背景、职业背景越来越多元化，整个研究队伍的专业学术成分不断地被稀释。毋庸讳言的是，目前充当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主力军的主要是各级各类学校尤其是职业类院校中的一线教师。一般来说，当学术研究领域内的某一对象开始成为人们争相关注的“明星”之时，往往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走向平庸化的开始。

四、一点思考

观照我国职业教育当下的发展现状，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尽管我国职业教育比现代普通教育开创的时间更早，在我国历时已整整150年，但我们的职业教育发展仍然难以适应新型工业化的需要，仍然难以适应广大学子成才的需要。可以说，黄炎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许多问题，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而另一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许多难题，黄炎培在他那个时代就开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因此，研究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为当下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是当代学术界的重要使命。

如何在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方面取得更有成效的突破？笔者认为，官方的推动固然对学术研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关键还在于研究队伍的自律、自觉以及自我成长。笔者认为，作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者，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应有所努力。

（一）在研读原著上下功夫

研读原典是深刻了解、理解思想家，并由此汲取其思想精华的前提。对于黄炎培原著缺乏足够的研读，尤其是对于其中较多的资料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也是导致研究陈陈相因的重要原因。从现有成果的文献引用可以看出，论者使用较多的是《论著选》和《文萃》，本来四卷本的《黄炎培教育文集》所收集的作品相对齐全得多，但引用相对少。至于十卷本的《黄炎培日记》，内容详实，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引用者寥寥。这说明多数论者只乐于利用最便捷的资料，而不愿意在研读原著上下功夫。

笔者认为，欲提高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水平与质量，我们需要对现有史料进行深入的、全面的解读。不仅要研读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观点性的文字，还应善于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践活动中把握、提炼其思想实质和理论精髓。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了解真实的黄炎培及其教育思想的真实内容，才能真正为当下的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资源。

（二）勇于突破现有的研究范式

如前所述，目前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者主要还是将上个世纪90年代的学术成果视为圭臬。这种认识、解读在当时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条件下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是作为基础性的研究其深度仍有所欠缺。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应该突破平面解读的研究范式，建立多元化的解读路径。

以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体系为例。笔者认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是以其民族主义、科学主义以及人道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基于这三个方面，黄炎培将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构建于职业教育与国家、与社会以及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进而提出解决职业教育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以及培养什么样的人的一系列问题，从而系统地、全面地诠释了职业教育体系所包含的内涵、方法、宗旨。而黄炎培所有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观点，均可以在此框架下得到合乎逻辑的理解。

学术创新不是简单的别出心裁，也不是刻意的追求新奇，而是为了更好地接近与把握真实的理论。上述解读方式固然是笔者在学习、研读黄炎培作品过程中的体会和对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体系的一种尝试性的解读。这种尝试未必就比现有的认知更科学或合理，但是这种努力对于研究者提高研究水平而言确是有意义且必要的。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29：218.

[2]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M]//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31.

[3]黄炎培.职业教育谈[M]//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集（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254.

[4]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集（一―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

[5]田正平，周志毅.黄炎培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6]许纪霖.无穷的困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7]成思危.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文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8]陈广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

[9]朱宗震，等.黄炎培研究文集（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9篇

1900―1919中国教育科学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界基本采用“拿来主义”，大量翻译介绍日本及西方的教育学说，来不及也尚无力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吸收，研究范围很狭窄，一本教育学讲义即可窥视教育科学发展的全貌。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突出表现为移植性，主要是通过日本传播德国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赫尔巴特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以伦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教育学体系，其代表作《普通教育学》（1806）的问世标志着科学教育学的诞生。百年之后，我国早期教育学者缪文功1919年―1949年是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时期。从1919年起，中国教育科学由原来经由日本间接传播赫尔巴特教育学到直接接受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教育界有识之士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反思，已不满足于“拿来主义”，力图在借鉴和运用西方教育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注重形成自己的理论及特色。此期间除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外，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针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而提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传统理论的弊端。更由于他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氛围合拍，因而在当时中国教育学术界起了支配作用。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指导思想的教育学也获得了独立的发展。这主要以杨贤江在1930年所编著的《新教育大纲》和1934年钱亦石编著的《现代教育原理》的出版为标志。嗣后教育界还出现一种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指导的教育学派别，1942年汪懋祖所编著的《教育学》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个学派力图以儒家思想为主旨来阐释教育问题，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明德”，在于“亲民”，在于“至善”，提倡“礼仪廉耻、忠孝、信义、和平”的传统教育内容。另外，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在中国也逐步得到了建立和发展。可以说，中国教育科学从移植走向了创建，西方教育理论和一本教育学讲义的僵死局面已被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学派和多学科取代，从而也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这一时期，中国改革教育的主张纷纷出台，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论、梁漱溟的乡村教育论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这是中国教育家解决中国教育具体问题过程中提出的，反映了中国教育家此时理论上一种极为可贵的独立自主、积极创新意识，是中国教育理论界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1949年至今60年，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教育理论界则以引进、传播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标志。1956年以后由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日益加剧，结合中国实际，对学习苏联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的影响明显减退，中国教育科学也开始了中国化的探索。1963年，由刘佛年教授牵头主编了《教育学（讨论稿）》，在教育学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66年至1976年关于教育的论述成为教育科学的主要内容，对教育科学的学术探索中断了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学教材编写盛况空前，教育科学内部不断分化与综合，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争鸣如火如荼，通过争鸣促进了各家学派的形成。尽管目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不高，在政治与学术、移植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科学性与非科学性诸多关系的处理上，仍有许多历史和传统的遗痕，我们所期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百年的教育科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教育科学历程，为我们在21世纪初面向世界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拉开了序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该书绪论最后指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遗产和教育经验，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世界化’和‘现化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将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一套自已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本学科固有的概念、范畴、理论预设、研究方法和手段，中国教育科学将无法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立足，也无法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客观形势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将使中国教育科学日趋‘系统化’”。该书从绪论到每章都以其详实的历史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反映出中国教育科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教育科学逐步移植和创新探寻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过程。同时，教育科学的每门学科亦然是在探寻自身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成长成熟的。纵横于该书的字里行间，无不被它详实的史料、犀利的争鸣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的评价性所折服。该书虽然没有给中国教育科学勾划出合理的学术体系，亦没有展现出每门学科的学术体系，但能站在历史的、客观的立场，揭示中国教育科学及每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21世纪发展的趋势，对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和发展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尽管该书编委会在前言中说：“要想全面把握和论述中国教育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此自然不会不清楚”。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点修改的建议，既然书名叫《迈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就必须对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有个合理的交待，并在此科学体系“统帅”下叙述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哪怕这个体系只代表编委会甚至主编的观点也罢，这样就便于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教育科学的全貌及该书所选学科的理由。我们虽然不能像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那样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合理体系，但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一种分类意见统帅全书，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争鸣和发展的基调。我认为这是该书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一个地方。该书列出的21门学科与附录《我国教育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所列的12门学科都有出入，肯定与万紫千红的实有的教育科学出入不小，让人说不清该书为何选择了这21门学科而不选择其它呢？！这个选择标准是应该说清楚的，否则，人们会误以为百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就探讨（成熟）了这21门学科，这显然不是。我想在此提出教育科学的体系，供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教育科学

教育理论：教育原理、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德育论……

教育哲学：元教育学、教育方法论、教育价值论……

类教育理论：学校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职技教育学……

交叉教育理论：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

社会教育理论：职工教育学、社会教育学、家庭教育学……

教育史论：类教育史（各类教育史）

教育史学

教育评论：类教育评论（对一切教育的评论）

教育评论学

从上述教育科学体系看，该书述及的教育科学的21门学科仅是以交叉教育理论的大部分为主，涉及到了教育原理、教育哲学和教育史学的一部分，离涵盖教育科学仍有较大差距，下一步修改的话，还需补充较多的学科内容。

平民教育论文范文第10篇

一、起步阶段：1868―1886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在政治上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新业，文明开化”①三大方针。从1872年公布学制②开始，文部省于1875年派伊泽修二赴美国调查师范教育制度，此举成为西洋音乐大量输入日本的开始。回国后的他痛感教师和教材的重要性，向文部省提出了三项提案：1．将日本传统音乐和西洋音乐互为融合进行新教材的创作；2．认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积极培养音乐教育人才；3．在各类学校实施规定的音乐教育。该案得到文部省的关注和全力支持，并于明治十二（1879）年创立音乐研究所，伊泽修二任所长。其随即开始调查国内外的音乐状况，并于1880年聘请了第一位外籍音乐教师梅逊（L W Mason）在东京男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和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进行唱歌教学，这也是日本最早的唱歌教学。明治十三年九月他又开展了对音乐教师的培养工作，在全国召募了22名音乐传习生进行培训，开启了音乐师资培养的先河。二战之前的日本初高中音乐教师的培养均由该所承担。第三项工作是把传统音乐为中心的东洋音乐翻译为五线谱，并进行两者间的比较，由此证明东西方音乐的相同性，同时设立了田中正平邦乐研究所，记录了大约300首以五线谱为记谱法的日本传统音乐③，为五线谱的推广与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不容忽视的是最初在渗入西洋音乐时，日本人是不习惯和排斥的。当时很少有人进入演奏厅去欣赏西洋音乐会，而传统音乐如歌舞伎、能乐等则大量充斥着文化市场。这反映了日本人对西洋音乐最初接受时的态度④。但从明治二十三年开始，出现了鉴赏意识的萌芽。鉴赏教育是日本音乐教育中迟到的春天，日本人意识到了世界上存在着美妙的西洋音乐，应该用心耳去倾听。这些观念的转变归功于收音机的普及、吹奏乐的大众化（如日比谷的公园奏乐）以及西洋音乐鉴赏的启蒙书《音乐通解》的出版等，它们为西洋音乐的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成长阶段：1886年至二战结束

在日本政府大力的财务支援下，日本人对西洋音乐创作的需求日益增多，他们惊讶于西洋的交响曲、歌剧、钢琴和小提琴等音乐表现形式。1903年，东京音乐学校上演了格鲁克的歌剧《奥菲欧与尤丽迪茜》，社会思潮开始以崇尚西洋音乐为荣，日本逐渐走向了全盘西化。此时的高等音乐教育也在西洋音乐为中心的主导下发展，在音乐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上也全方位地呈现了西方化的倾向。

1898年，东京大学外聘了德国人豪斯库涅齐讲授教育学，把福禄贝尔的教育学理论带到了日本，并指出该教育学理论同样适用于音乐教育学，从此教育学理论在日本盛行⑤。日本在教育思想上受到了西方先进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的影响，除了有福禄贝尔的教育学理论，裴斯太洛齐的教育学理论也慢慢得到了传播。到了明治中期，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⑥又再一次在日本教育界引起了轰动。

明治二十年，以外国教师为中心的东京音乐学校，在曾经留学德国的第二任校长村冈范为驰的带领下，改前任伊泽修二提倡的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为德国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德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受到威廉•洪堡的教育思想的影响，提倡大学的本质是“客观的学问和主观的教养相结合”⑦，即通过学习知识来获得教养。继村冈校长之后的乘杉嘉寿校长彻底地贯彻威廉•洪堡的思想体系，在其著作《社会教育之研究》中阐述了教育的民主和教育的机会均等是每个人应得到的权利，每个日本人都应该获得知识，从而扩大了平民学习音乐的权利，拥有了提高自身音乐教养的机会。具体措施除了在学生中加强学校音乐教育和家庭音乐教育之外，加强社会普通人群的音乐知识和道德修养，这些思想的产生和贯彻对日本高等音乐教育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威廉•洪堡的另一观点是提倡“孤独和自治”，也就是追求最高形式－纯粹的知识，这可以在东京音乐学院师范部的课程设置变迁中得到证实。明治二十（1887）年的科目中开设了声乐、器乐、音乐理论、音乐史、体操，除此之外的教养课程涉及到了伦理、文学、教育、英语。明治三十三（1900）年，除教养课程，在声乐、器乐、音乐史等基本课程之外，还增设了唱歌、乐理、和声、体操、唱歌教学法等。这是因为当时学堂乐歌的出现，对唱歌的演唱技巧和音乐理论知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正十二（1923）年的课程设置又加大了音乐专业化的力度，除上述设置的科目外，还增添了音乐通论、音乐教授法，还可选修音响学。到了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增设了指挥法、音声学。由此可见，威廉•洪堡的“追求最高形式的纯粹的知识”的理念在加强音乐的专业性方面得到了验证。值得关注的是从1900年开始文学这门课程从此删去，但仍旧保留着英语、伦理、教育、体操。令现代人质疑的是非音乐专业的体操课程缘何在音乐专业中频频再现而从不忽略？原因在于师范生要求一律住宿，应向士兵一样服从集体的领导，要求培养集体观念来获得集体协作的能力，而这些课程的保留与“脱亚入欧”及国粹主义的师范教育的思想观点有关。该时期音乐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国家主义”，即国家利益至上。由于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音乐教育开始偏离本来的方向，成为国家主义的音乐教育。东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现茶水女子大学）教授小松耕辅曾戏言：“虽然音乐教育目标仍是德性的涵养和情操教育，但音乐中添加了国防的使命，培养灵敏的听觉是为了能够正确知道飞机和潜水艇的动静，能辨明机器的故障。”

西洋音乐的大量普及是从大正时期开始的。1925年，从东京放送局开始到日本放送协会，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往往以西洋音乐为主。从1926年7月开始一共12回的西洋音乐史讲座由音乐家山田耕i、堀内敬三、野村光一主讲，西洋音乐从此变得更深入人心。在教材选择方面，有10家出版社对教科书作出检定，每个学校可以选择通过检定的任何一种作为本校的教材，教材内容仍以西洋音乐为主。

三、发展阶段：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

二战的失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这既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高等教育的转折点。这一时期日本人试图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具有丰富内涵和蕴藏丰富文化底蕴的国家。从1947年3月制定的《教育基本法》第一条阐述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个性全面发展、身心健全及热爱真理和正义、富有高度责任感、具有独立精神社会的建设者。”⑧从中显示出了要注重社会民主和教育民主，发扬独立精神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