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2 09:57:56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委托管理；资金治理；托管人；职责定位
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是指保险公司(委托人)将保险资金委托给专业投资管理机构(管理人)实施投资运作，并对保险资产进行独立第三方(托管人)托管的保险投资管理模式。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中的资金治理，是指保险资金管理的各方当事人，因参与保险资金管理活动而确立的责权利关系，以及当事人履行职责、行使权利和承担责任的有效保障机制。目前，委托管理已成为国际保险业的主流投资管理模式。
一、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中的资金运作机制
(一)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中的投资委托机制
投资委托机制，又称第三方资产管理，是指保险公司自己不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而是将全部或部分保险资金委托给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投资运作，保险公司按照一定标准向受托机构支付管理费用。投资委托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保险公司设立或控股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将资金委托其运作；另一种是保险公司通过市场化方式选择与自己无任何股权关系的投资管理机构进行投资运作。从国际经验看，规模较大的寿险公司或保险集团一般采用第一种方式，再保险公司、产险公司和小型寿险公司一般采取第二种方式。
(二)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中的资金托管机制
资金托管机制，又称独立第三方托管，是指保险公司将保险资金的保管、清算等职责委托给托管银行，建立独立于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及有关专业投资管理机构，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机制。保险资金托管分为全过程托管和全金额托管。全过程托管是从保费收取开始，按照不同保险产品，分别开设账户、快速上划资金，归集到总公司托管账户，做到统一资金调度、统一资产配置、统一投资运作、统一收益分配的过程。全金额托管是将保险公司总部统一归集的资金，包括已委托和尚未委托投资的全部资产，实施第三方独立托管。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下的资金托管是指保险公司将以投资为目的的保险资金的保管、清算等职责委托给银行等金融机构，由其实施独立第三方托管的机制。保险资产委托管理中的业务关系模式见图1。
二、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中的三方法律关系
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下的当事人主要包括委托人、管理人、托管人三方。各方当事人应按照科学、高效、规范的原则和标准，建立良好的保险资金治理结构，以书面协议方式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
(一)委托人职责定位
1.搭建委托管理框架。委托人作为保险资金的最终所有者，享有委托资产的投资收益，并承担委托资.产的投资损失，因而在委托管理框架中居于核心地位。委托人的首要职责是按市场化原则自主选择管理人和托管人，签署受托协议和托管协议，建立相互制衡的规范的资产管理框架，协调三方关系，确保保险资金的安全完整，并实现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2.战略资产配置。所谓战略资产配置是指委托人在分析自身负债特性和资产收益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对资本市场的分析判断，合理匹配资产和负债，科学确定一级资产配置种类和投资比例限制，并制定投资策略的过程。委托人一般按年度进行战略资产配置，并将主要数量限制和目标要求通过投资指引的形式在年初下发给投资管理人并要求其遵照执行。投资指引体现了委托人对保险资产管理的目标要求，是投资管理人进行投资运作的主要依据。
3.投资监督。在委托管理模式下，委托人不直接进行投资操作，但必须承担管理人投资操作带来的收益和损失，因此，委托人必须对管理人的投资操作进行监控，主要体现在：(1)监督管理人操作中各投资品种及比例是否符合相关监管规定和投资指引要求。(2)监督管理人资产战术配置和投资策略是否符合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大致变化趋势。(3)监督管理人的投资决策及操作流程设置是否存在明显漏洞。(4)管理人是否建立了科学的风险管理机制，管控措施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4.绩效评估。在委托管理模式下，保险资产的运作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委托人对管理人的投资绩效进行科学评价。目前，基金业已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估体系，这对保险资产管理提供了有益借鉴。但保险资产管理绩效评估有其特殊性，即不仅要体现安全性、收益性等一般投资特性，还要满足保险产品开发和保险经营的特殊要求。如保险资产管理要注重资产负债合理匹配，以满足保险经营正常赔付的资金需求。此外，保险资产管理的绩效评估应体现委托人的投资理念，并应有利于激励管理人取得持续、稳定的投资收益。
(二)管理人职责
1.投资操作和组合管理。管理人作为受托方享有保险资产投资管理权，但这种权利是一种有限权利，主要体现为：管理人应当以实现委托人的投资目的为宗旨，为委托人的利益对委托资产进行管理和处分，不得超越委托人授权处分受托财产，不得利用受托保险资金谋取不当利益。管理人的投资管理权主要体现在：(1)进行组合管理。根据不同资金来源、不同投资品种对保险资金进行分帐管理。(2)开展投资研究。建立规范的研究体系，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经济金融形势、资本市场走势和各投资品种进行研究。(3)进行投资决策。根据相应的研究结论，确定具体的投资操作策略。(4)实施投资操作。交易人员根据交易指令，通过交易系统实施投资操作。
2.风险控制。在金融投资日趋国际化、金融产品日趋复杂化的背景下，风险控制是管理人的必要职责，也是委托人选择管理人的重要参考依据。管理人的风险控制职责主要体现在：(1)树立科学的风险控制理念。即通过全员参与、全程管理、多重手段、持续控制的运行模式，对涉及投资运用的各个业务领域和环节进行全方位的风险控制。(2)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规范和流程。即在投资决策和投资操作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嵌入相应的风险控制流程，通过标准化的措施在业务一线实现对风险的控制。(3)搭建健全的风险控制组织架构，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4)引入先进的风险控制技术手段。即引入或开发综合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通过科学手段进行风险点识别和风险度评估，实现对投资风险的事前评估预测、事中实时控制和事后及时分析。
3.信息披露职责和保密义务。(1)管理人应建立规范的业务报告制度，确定报告的频率和形式，确保委托人及时获得投资策略、交易操作等相关信息资料。(2)管理人应根据有关协议规定向托管人提供财务报表等信息资料。(3)管理人应确保提供信息资料的准确和完整。(4)管理人应对受托保险资金投资情况依法保密，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擅自向第三方泄露。
(三)托管人职责
根据其他行业和国际经验以及托管协议有关规定，托管人职责可分为基本职责和增值服务两类。
1.基本职责。托管人的基本职责是指根据托管协议规定，托管人必须提供的基本服务内容。一般来说，托管人的基本职责包括：(1)资产保管。即安全保管委托人托管的资金、证券及保险资金运用形成的其他资产。(2)帐户开立和管理。即托管人应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开立专用存款帐户和证券帐户。(3)资金清算交割。即根据管理人的投资指令，托管人应及时办理托管股票资产、债券资产及其它资产的清算交割。(4)投资监督。即监督管理人的投资行为是否符合投资指引和相关监管规定，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委托人和监管机构报告。(5)信息披露。托管人应及时向委托人和中国保监会提交保险资金托管报告，托管人对保险资金托管情况依法保密，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擅自向第三方泄露。
2.增值服务。托管人的增值服务是指根据托管协议规定，托管人需额外收费方可提供的托管服务内容。常见的托管增值服务有：(1)资产估值。为保险公司托管的股票资产、债券资产及其他资产进行估值。(2)绩效评估。即协助委托人科学评价管理人投资绩效。(3)风险评估与管理。(4)技术支持。(5)其他增值服务。
三、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的制度优势
(一)科学的资金治理结构
1.分工明确。委托管理模式下，由于涉及多方当事人，如何合理界定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职责定位，成为这种模式有效运行的关键和核心。借鉴国外同业先进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磨合和摸索，我国保险业已逐步形成了以委托人为核心，委托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各司其职的三方法律关系定位，即委托入主要负责资产战略配置、投资监控和绩效评估；管理人主要负责具体的资产战术配置、投资策略制定、投资操作、风险管理；托管人则负责资金保管、清算以及部分投资监督职能。
2.相互制衡。委托管理模式下各方当事人各有分工，相互制衡，没有一方能够实现对保险资产的任意处置，在制度设计上确保了保险资金的安全运行。主要体现在：(1)委托人和管理人间的相互制衡。如管理人的投资操作必须遵循委托人的投资指引；委托人可随时对管理人的业务操作流程等进行现场和非现场检查，提出整改意见并要求管理人定期整改等。(2)委托人和托管人之间的相互制衡。如托管人有权检查委托人所提供财产及相关凭证的合法性，而委托人则有权对托管人的资产保管情况、资金交割清算系统的安全情况进行检查。(3)管理人和托管人间的相互制衡。如托管人有权根据托管协议和其它相关规定审核管理人交易指令的合规性，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委托人报告。但对于管理人的合规交易操作，托管人必须及时履行清算职责并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二)专业化的投资运作机制
将保险资产委托给专业投资管理机构运作，实现了保险资产的专业化运作，有利于保险资产的保值增值。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1.有利于降低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成本支出，使其专注于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组建自己的资产管理部门需要投入高额的人力资本和信息技术成本，其投资经验的成熟也需经过一段较长周期。而保险公司采取委托管理模式，只需支付少量的管理费和托管费，保险公司内部的资产管理部门主要从事资产战略配置、投资监督和绩效评估，从而大大减少了各项成本支出，使保险公司能够集中精力开拓保险业务。
2.有利于充分利用投资管理机构的专业知识和成熟经验，改善投资收益水平。(1)保险公司可通过市场化选择机制，遴选信誉优良、业绩卓著、与自身投资理念相契合的投资管理机构作为投资管理人。(2)保险公司可将性质、来源不同的资金委托给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不同投资管理机构实施管理运作，充分攫取资产管理市场的细分收益。(3)保险公司可充分利用资产管理市场的竞争机制，淘汰业绩不佳的投资管理机构。
(三)可控的风险制度安排
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与否不仅事关保险企业的经营成败，更关系到广大被保险人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在机制设计上充分体现了风险可控优势，主要体现在：
1.风险分散和隔离机制。在保险公司自营模式下，投资的研究、决策、操作、资金清算等一系列流程皆由保险公司负责，风险高度集中，而委托管理模式则在制度安排上设计了有效的风险分散和隔离机制。(1)投资流程分散。委托人负责资产战略配置，投资管理人则根据具体的投资策略实施资产战术配置，从而实现了投资流程的分散化。(2)资金有效隔离。引入独立第三方托管后，管理人仅负责投资决策和下达交易指令，资金交割清算职责则由托管人承担，从而实现了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分离。
2.三重监控机制。委托管理模式中的各方当事人在不同层面发挥风险管控功能。(1)委托人的投资管控。委托人制定资产战略配置方案，在宏观配置层面掌控风险，同时对管理人的具体投资操作实施严密监控。(2)管理人的风险管理。管理人作为专业的投资管理机构，实施风险控制是其必要职责。(3)托管人的投资监督。托管人作为独立第三方，需要根据管理人的交易指令实施资金清算。在此环节，托管人可发挥投资监督功能，监督管理人的投资操作是否符合委托人要求和监管机构规定，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及时向委托人及监管机构报告。
四、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的制度成本
(一)成本
保险资产委托管理模式中的成本是指为确保管理人按照委托人利益和意图进行投资操作，防止管理人转移利润、恶意亏损等道德危险以及由于决策失误、操作失误等行为造成损失，委托人所支付的相关费用和监督成本主要包括：
1.管理费用。委托人将保险资金委托给管理人，利用其专业投资技能获取投资收益，必须向管理人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这是委托模式中基于关系而产生的必要支出。
2.监督成本。为使管理人根据委托人利益和职业操守进行勤勉操作，委托人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监督管理人的投资行为，从而需要付出成本和代价。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主要有如下几项：(1)托管机制的引入和托管费用支出。托管人提供的服务需要收取一定费用，即托管费用。(2)委托相关资产管理部门的人力成本。保险公司虽然不直接投资，但仍必须配备一定数量专业人员承担相关职责。(3)信息技术投入。委托人要实现对委托资产的严密监控，需要与管理人和托管人之间建立信息技术平台，及时获取委托资产的交易信息和会计信息。
(二)道德风险
委托人和管理人之间关系的产生，使得委托人不直接进行投资操作，管理人成为委托资产的实际控制人，这就为管理人道德危险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制度空间。根据委托理论，投资管理人作为经济人，会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可能使得投资管理人行为不符合委托人利益而导致道德危险。尽管委托人会采取各种方式对管理人的投资行为进行监督，但并不能完全杜绝道德危险的产生。管理人的道德危险主要体现在：
1.内部人控制。内部人控制是指在保险资产的所有权和投资管理权相分离情况下，作为管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作为保险资产所有者的委托人利益的现象。如投资管理人可能会尽量降低向委托人报告投资信息的频率和详细程度，采取各种方式降低委托人的干预程度和监督力度，从而增大自身的投资自由度。在极端的情况下，投资管理人甚至有可能违反职业操守和投资指引规定，进行各种黑箱操作，利用委托资产为自身谋取不当利益。
2.多委托关系下的“揩油选择”问题。“揩油选择”是指在同一投资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多家保险公司投资资产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的利润转移现象。如管理人受托管理的不同保险公司的委托资产投资收益大相径庭，管理人就有动力在不同保险公司的委托资产之间进行利润转移，使得所有委托资产的投资收益情况平均化。再如投资管理人为委托人的控股子公司，受母公司向心利益的影响，管理人有可能将其他委托人的投资收益向母公司转移。
(三)信息不对称
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委托关系的产生会导致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保险资产管理的运作效率，主要表现为：
1.委托人无法准确获知管理人的专业知识和资质水平，从而导致逆向选择。投资管理人相较委托人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最清楚自己的素质和经营能力，为了获取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人有可能会采取各种方式隐蔽不利信息，粉饰投资业绩，从而可能导致保险公司选择那些专业能力不强的投资管理机构。而当委托人发现管理人投资技能无法达到预期水准时往往悔之晚矣，因为委托人变更管理人的成本相当高。
2.委托人无法及时、准确获知保险资产具体交易信息，从而无法进行有效监督。投资管理人在投资技术和具体投资交易方面具有绝对信息优势，而委托人则可能由于信息技术、投资人员专业水平等方面的劣势而无法对投资交易进行实时监控。同时管理人为追求自身利益，会产生故意隐瞒投资信息的动力。投资信息传递方面的效率损失，会降低委托人投资监督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瑞士再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的第三方资产管理[J].sigma，2002，(5).
[2]张洪涛，王国良.保险资金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王文钦.公司治理结构之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杨瑞龙，杨其静.企业理论：现代观点[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杜，2005.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1、企业物业管理的内涵比较
企业对物业进行自行管理，也称之为自管，是由企业业主直接管理自己的物业。根据物业管理实施主体的法人地位，可以划分为企业下属物业子公司、企业物业管理项目部或管理中心，但随着物业业务的不断发展，无论项目部门或是管理中心，都必须发展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司。物业管理的委托管理模式是基于物业管理权利主体与业务实施主体的分离，由企业委托专业物业公司或机电、保洁、绿化等专业公司从事项目管理。委托管理模式分类较多，分为全权委托、委托监管、并行委托等主要形式。
2、企业物业管理模式的优劣势比较
企业物业自行管理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从属于或曾经从属于企业本身，物业管理的机构、人员以及财务系统都与企业是一体的或与企业是集中管理模式下的分支体系之一，因此，企业物业的自行管理存在天然的优势———与企业业主的密切联系。从经济意义出发，企业业主作为物业权利所有者，物业管理公司或部门作为物业业务实施者（管理者），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所有者———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矛盾，这就会导致信息不对称容易引起的管理成本问题。显然，企业物业的自行管理，可以减轻信息不对称问题引起的主体之间的矛盾问题。如企业内部上下级沟通的便利性，信息的互通性，无论是物业管理运作上的便利性还是体现企业管理文化的直接性，都可以予以实现；同样，物业管理过程中如果需要上级企业的支持，无论是新制定制度的批准还是某些服务功能的增加，相对于呈分离状态的独立物业管理机构来说，自行管理模式有明显的优势。并且，从成本角度，与企业呈一体化的物业管理，能够为企业节约成本费用。但是，应该看到企业物业自管，由于企业自身的持续而欠缺物业管理专业性，物业管理的低效而导致额外成本过高是企业物业自管存在的问题。另外，企业与物业管理的一体化，责任实施主体与权利主体的一体容易导致责任的推诿，从而致使物业管理责任由于“搭便车”的存在致使物业管理效率低下。显然，自管模式的良性发展需要企业自身拥有专业的物业管理队伍，并通过物业人员培训或引进补充管理队伍，不断强化物业管理部门的管理经验。物业管理的委托管理模式是基于物业管理权利主体与业务实施主体的分离，由企业委托专业物业公司或机电、保洁、绿化等专业公司从事项目管理。委托管理模式分类较多，分为全权委托、委托监管、并行委托等主要形式。相较于企业物业的自行管理模式，首先是企业从附属的物业管理业务脱离出来，而从事于自身长期进行的且最具有专业性的主营业务，提高了企业经营的效率；其次是物业管理业务方面，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具有专业的物业管理队伍，高效的物业管理业务流程；再次是多样化的委托管理模式，丰富了物业管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社会化专业分工的优势基础上，真正实现了“权责分开，效率优先”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发展需求。但是，企业物业委托管理模式也有显然的缺点，相对于自行管理来说，物业管理费用十分高。另外，企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物业公司的项目运作并不完全可控，可能造成物管费用过高；同时，企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沟通不顺，企业不断更换物业管理公司的情况也较为常见，会造成企业支付的费用进一步增高。
二、企业物业管理两大模式的发展趋势比较分析
就我国目前物业管理行业的现状来看，企业物业自行管理的模式仍然占企业物业管理市场的一部分份额，尤其是企业自建，物业也就顺其自然以自管模式为主。这与我国企业发展的现状有密切联系，即如前所述，企业可以节约成本，可以实现对物业管理的无信息损失“上传下达”，可以有效管理物业项目部门的服务项目规划或实施等等。而且，对于我国早期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通常是艘“航空母舰”，经营的业务除了主营业务，几乎都是作为企业的自营项目。另外，相较于物业管理的委托管理模式，即专业物业管理公司对于企业也是有一定的选择的，如研究发现，物业管理具有规模效应，如果物业管理面积未达到其管理的盈亏临界点，专业物业管理公司不会接受这样的委托业务。因此，就成本角度企业物业自行管理仍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但从专业化分工视角，委托物业管理将成为企业物业管理的未来主要模式。而在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与城市，企业物业委托管理模式已经开始发展甚至成为主要的物业管理模式，这与物业委托管理的效率是密不可分的。如前所述，企业若要克服自行物业管理模式效率的低下，需要培养自身的专业物业管理人员，或是通过培训或是引进模式。诚然，相对于自行物业管理，企业委托物业管理中由于具备专业的物业管理人员而效率较高。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自行物业管理还是委托管理，专业的物业管理人员成为关键，那么，两种模式的优劣势共同决定了处于效率考虑，企业物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将出现“职业物业管理经理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物业管理实践来看，专业化也是物业管理行业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以美国为例，物业管理公司一般只负责小区的整体管理，具体服务内容由业主委员会征求业主意愿后决定，有关业务则由物业管理公司聘请专业的清洁、保安、设备维修等服务公司承担。我国在借鉴西方国家先进制度的基础上，已从2005年开始推行物业管理师制度，也称之为物业管理职业经理人制度，并于2007年培养出第一批专业化的注册物业管理师队伍，这些注册物业管理师基本上都隶属于专业化的物业服务企业。企业物业管理势必往更高效的模式发展，预计独立的物业管理CEO会像注册会计师一样，受雇于物业管理公司或物业管理事务所，成为物业管理行业发展趋势中的关键一环。正如前文比较的一样，企业主营业务与物业管理业务的分开，适应了社会化专业分工的发展趋势，能够提高物业管理效率也使企业自身专注于主营业务，提高企业的经营绩效。而企业委托物业管理模式分类较多，根据委托权利的是否继续细分分为的全权委托、并行委托等方式。可以看出，全权委托模式对于企业来说较为简单，而对于物业管理公司来说则需要具有较强的统筹管理能力，如果物业管理公司采取聘用专业物业管理人员针对项目进行管理，将企业物业中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包进行有效组合与管理，将不断提高物业管理的专业化与效率，促使企业物业管理具有明显的现代化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早期国有企业或是当前小企业采取的物业自行管理模式，还是在我国物业管理市场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采取并流行的委托管理模式，都朝着物业管理效率这一目标发展，因此，可以预期未来企业物业管理会在效率上进一步突出，即物业管理公司会进一步剥离出除了管理之外的业务，分包或是外包给专业服务公司；对专业的物业管理人员进行认证，并由物业管理专业人员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设计、咨询服务，甚至是项目定制服务，实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真正独立物业管理服务。进一步来看，物业管理行业在当前物业服务价格水平综合偏低的情况下，对于专业物业管理公司来说，简单的依靠扩大物业管理的规模也很难持续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的经济效益，物业服务企业需要通过一系列举措创新经营模式，以现代化物业管理模式经营物业服务企业，实现并扩大盈利。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失控
>> 微软能否东山再起 欧典能否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 反败为胜 东山再起 出狱企业家能否东山再起 二维码：能否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的盖丽丽 数据研究东山再起 帅车东山再起 福汉东山再起 鲁酒力谋东山再起 李鸿章何以东山再起 彩妆市场东山再起 东山再起的公司们 东山再起后的疯狂 卡特皮勒东山再起 穆沙拉夫:东山再起乎? 国家干预主义东山再起 项羽为什么不想东山再起 章子怡 如何东山再起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东星能否东山再起 东星能否东山再起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周夫荣")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东盛案法律关系图
失控悬转三年半的命运罗盘终于停下，停在8月7日这一天。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被判入狱四年的兰世立因“病残”提前3个月出狱，走到了人生新的转折点。
更大的转折出现在20天后。8月27日，东星集团收到最高人民法院对“东盛案”的《民事裁定书》，最高院认为一审“基本事实不清”，从而裁定该案发回湖北省高院重审。此前不久，东星集团与钟祥政府下属的钟祥旅游投资开发总公司钟祥风景区经营权一案也被裁定发回荆门市中院重审。
此案的陈有西律师认为“基本事实不清”短短六字，给了湖北省高院一记重重的耳光，而最高院将全部上诉费退还给东星集团说明，东星集团在此次最高院的上诉中“完胜”。
时光倒退四个月，当此案在北京东交民巷最高院开庭时，彼时律师陈有西也指出，“这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例。”言下之意，即使获胜，已经消失的东星航空也无法重生。
自兰世立被抓5年来，东星集团第一次得到了好消息。2008年，面临资金链绷断危险的东星航空危机重重，为保住航空公司，兰世立四处筹措资金。兰世立走出了危险的三部曲：“借钱——股权托管——股权转让”，他以抵押的名义曾三次向融众借钱7500万，因还贷不力，2008年4月18日，双方签署《委托管理合同》，这份附条件的合同实质是要求3个月内若不能还款，就要将东盛房产100%股权以100元人民币无条件转让给融众。其核心资产为“武汉光谷花园项目”，当时市值约9亿元。
最终融众如愿以偿。3个月后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合同，转让价从最初的100元变成了3.15亿元。股权受让人为李军、杨嫚，都为融众职工。但至今无人见过这俩人，这被最高院称为“影子交易人”。
这一由借款到卖楼的连锁反应，被律师陈有西称为病急乱投医，实质与借高利贷无异。但是，若兰世立真的以当时超过16亿元的房地产资产换得3.15亿元流动资金，则东星航空或还能周旋于世。
急于救火的兰世立没想到的是，他拿到手的只有8550万元，这份《股权转让协议》不仅没让他筹到足够资金，最后还让他失去了东星集团最优质的资产东盛地产，后持续升值超过16亿元，兰世立自己又身陷囹圄，被判入狱四年。他曾经坐拥20亿资产，如今只剩一个年营业额不过400万元的景区还在经营。虽然兰世立在企业经营上多为人诟病，但陈有西指出，无论如何，以8000多万元的对价就换得一家民营企业20亿元的资产，这样有违法治精神的事情不该发生在当下中国。
失去自由的兰世立从未淡出公众视野：三年前的2010年4月，兰经历三次被抓被放后第四次进入监狱。次年3月，服刑不到一年的兰世立便以一份遗书展开自救，遗书以太太、女儿、东星员工、母校武汉大学等为倾诉对象，高调表达其情绪与诉求。两个月后，兰世立因不满东星航空被勒令停飞控告民航中南局的案件开庭，也创造了中国民航史上第一例民告官案件。2011年9月，兰世立通过其侄女、东星航空母公司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举报时任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挪用公款、索贿”等问题。袁也是介绍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结识兰世立的中间人，最终，事情以袁的退休而告终。
东星集团的诸多诉讼和自救，共有三个方向，分别涉及兰世立本人的刑事
定罪问题（已不可逆转）；东星航空之死的程序违法问题（败诉）；东星集团的资金问题。这三大问题分别涉及刑事诉讼、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动用了一个民营企业所能动用的全部法律武器。几年来东星屡战屡败，但谁也没有想到，在行政力量干预最薄弱的民事诉讼中，最终出现了缺口。兰剑敏说，案件发回重审意味着“东星40亿资产失而复得”，有可能东山再起。
发回重审的看点在哪里？最高院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东盛地产的股权转让是否是真实意思表示？陈有西看来，东盛地产的股权转让合同是个“影子交易”合同。买股权人没有参加谈判，没有当场签字，没有支付一分对价，名义上股权转让协议的受让人是李军、杨嫚，但是与转让方兰世立等进行谈判的是谢小青，支付转让款的是融众集团及其关联公司等，因此东星集团认为谢小青难脱干系，这是“一个放高利贷者参与绞杀一个遭遇危急公司的商战掠夺行为”。
与在最高院应诉时强调融众已支付股权对价不同，这一次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否认股权转让与己有关，他告诉《中国企业家》：“事实终归是事实。8550万元跟融众集团没有任何关系，跟我也没有关系，我相信司法。”而陈有西对重审结果非常乐观，陈有西认为，对于东盛地产，东星集团当时只是委托管理，因此东星集团有权把房产股权拿回来，即使房产已被出售，东星集团也可执行回转，全部追回。
东星航空在上诉中还提出了新的证据，2008年7月8日《湖北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变更登记资料中，《出资转让协议》、《股东会变更决议》上的兰世立签名并非出自兰世立，《出资转让协议》中使用的湖北东星集团有限公司公章也和工商登记的不符，且没有法定代表人签名。对此，谢小青告诉《中国企业家》说：“那是在诽谤。”
这一案件的典型意义还在于，受困于资金之渴的民营企业常常出现“病急乱投医”的做法。陈有西指出，东盛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东星集团对于东盛地产是抵押还是股权出售，被转让股权的是融众集团还是李军、杨嫚。在民间，这种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为借款合同，用来解燃眉之急的情况不是个案。甚至有人在做所谓的抵押时，连房产过户手续都办了。这种看似疯狂不理智的行为，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近年来，面对民营企业的经营困境，通过司法手段剥夺民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权的案例屡见不鲜。由于司法机关的介入，使得这种剥夺更具有形式上的正当性。有研究者称之为，“当暴力革命不可行时，就开始用司法手段均贫富”。比较典型的是湖北荆州天发集团龚家龙案，目前已被证实是错案，龚家龙被宣判无罪。在龚先被判刑期间，其上市公司的所有财产先被政府托管，后被剥夺。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针对近年来金融“脱媒”现象的出现以及投资基金能否替代商业银行的争论。传统的金融机构理论已不足以解释现代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从风险管理的视角指出，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管理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个性化工具和风险内化器的制度设计。加快风险管理技术的创新是新时期商业银行的生命线。
关键词：商业银行；核心功能；风险管理；新视角
引言
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一直是金融机构的主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在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1868年世界上第一只投资基金——“海外和殖民地信托”在英国诞生以来，投资基金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长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势头更为猛烈，并对商业银行的生存空间形成持续压力。新世纪以来，美国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更是超过了长期处于金融系统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由此引发了商业银行是否会消失，转而由投资基金所替代的广泛争论。
一、对传统理论的简要梳理
商业银行的核心价值或者说功能究竟何在，理论界众说纷纭。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有以下三种理论：
（一）“资产转换”功能说
“资产转换”功能是由格利和肖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金融中介和储蓄—投资过程》以及托宾在1963年发表的论文《作为货币创造者的商业银行》中提出并作出论述的。他们认为各种金融中介都是为财富拥有者提供资金组合，并通过竞争获得自身在市场中的发展空间，各种金融中介在开展金融业务时，都必须尽可能满足储蓄者与投资者的偏好，这种竞争的方式或满足的方式就是进行资产转换。不同的资产转换方式造就了各种金融中介之间存在的差别，银行主要是通过满足支付要求而提供负债。
（二）“降低交易成本”功能说
1976年乔治·本斯顿和小柯利福德·斯密斯在发表的论文《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中提出交易成本应为金融中介理论分析的核心内容。他们认为，金融产品的制造取决于其未来销售价格能否弥补该产品生产时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金融中介之所以能够制造适应上述特殊要求的金融产品，是因为它有三大优势：其一，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其二，更容易以低成本获得大量信息；其三，减少搜寻信息的成本。交易成本与金融产品种类、消费者偏好之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将使成本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商业银行调整产品，因此，降低交易成本将是商业银行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三）“信息处理”功能说
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对分析金融机构存在和功能的视角产生了很大影响。1977年勒兰与佩勒的论文《信息不对称、金融结构与金融中介》分析了事前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认为借款人如何能够获得信贷，依赖于作为信号的企业内部投资信息非常困难。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搜集信息的人组成专门的金融中介，以使贷款的资产组合和投资充分吸收这些信息。戴蒙德在1984年发表的经典论文《金融中介与监督》中分析了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认为只有借款人能够无成本地获得投资的最终结果，才会使金融合同对具体借款人活动适用的约束降低。
二、对传统商业银行功能理论的重新认识
（一）对信用中介功能的再认识
信用中介功能是指促进资金融通的功能，即促使货币资金从盈余单位流向赤字单位，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资金融通过程中所涉及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三大类。由于金融风险的投机性、市场主体风险偏好程度、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性、金融风险的可单独交易性，以及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的上升超过信息成本的下降，市场主体对金融机构管理金融风险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
（二）对支付中介功能的再认识
支付中介功能是指银行客户进行现金收付或存款划转的功能。虽然支付中介功能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本身为商业银行带来的收入只占极小比例。美国所有商业银行存款账户服务费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比例，虽然整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中，但其绝对水平仍然只有4%左右（Fed，2000）。支付中介本身仍然是银行的一个成本中心，而不是利润中心。银行提供支付中介服务是因为它能使银行增加存款，并从存贷款利差中获得收入。
（三）对信用创造功能的再认识
信用创造功能是商业银行通过其存款和贷款业务，创造出数倍于原始存款的派生存款的功能。实际上，信用创造只是银行从事存贷款业务的一种客观结果，而不是其主动追求的一种目标。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也只是其管理金融风险这一核心功能从而寻求利润过程中的的一种附属功能。
（四）对金融服务功能的再认识
金融服务功能是商业银行提供除存贷款业务、支付结算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的功能。大部分金融服务业务，如收付、基金销售、保险销售、基金托管等等，与支付中介业务一样，不是单独的盈利中心。是银行利用其在存贷款等风险管理业务中形成的已有优势，投入少量的变动成本所增设的盈利业务。可以看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对银行提供这类服务的需求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三、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特点——与投资基金的对比分析框架
（一）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个性化工具
1.与投资基金相比，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突出特征是它所使用的工具——贷款是个性化的。严格说，银行所发放的每一笔贷款都是根据借款人的具体需要所设计的，无论是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发放贷款时的信息依据、调查、审查、发放、回收过程，还是其提款安排和偿还安排，都与借款人独特的未来现金流相对应。这种非标准化的特征使得贷款这种工具适合于所有规模、所有类型的企业和消费者。然而，有价证券的标准化与银行贷款的非标准化形成鲜明对照。证券的标准化存在巨额固定成本，且必须要使社会公众普遍认可，这使得证券融资只适用于大企业的巨额融资项目和成熟产品的融资。
2.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银行在资金融通中的核心作用。贷款证券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将非标准化贷款转化成为标准化证券的过程。在贷款证券化后，银行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其以非标准化方式管理风险的全部工作。银行所需要的只是资金以及相应的风险。这实际上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的表现：银行提供的是管理金融风险的服务，资金本身只是银行管理风险的一种工具一个载体，提供资金本身并不是银行服务的目的。
（二）商业银行“风险的内化器”的制度设计
1.从对风险的吸收方式来看。投资基金的机制设计就是要由基金持有人分享所有风险收益，同时直接分担所有风险损失，而基金管理人只能收取固定的管理费。商业银行的机制设计要求银行本身承担风险。首先，银行以到期无条件还本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承诺从存款人处吸收资金，然后按约定条件将资金贷放给贷款人，其后若贷款人违约，银行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存款人违约，从而承担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其次，银行按约定要保证存款人随时提取存款的需要，却不能因此向贷款人收回未到期贷款，这样银行就承担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
2.从商业银行承担“风险内化器”这一角色的合宜性上看，商业银行风险内化器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银行和基金经理与资金盈余单位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委托关系，委托关系的核心是激励机制问题。只有在委托人能够低成本地观察到人的努力程度，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向人支付固定报酬的激励机制。在不能低成本地观察到人的努力程度的情况下，将人的收益与其努力程度完全挂钩，是一种最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银行的主要资产是非标准化、不透明的贷款。所以，风险内部化是银行与其资金盈余单位之间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种委托安排。
3.因为没有考虑风险处理因素，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地位其实是被低估了。大部分商业银行管理风险功能的业务，都没有反映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例如，贷款证券化的发展使得银行已经通过调查、审查、设计等方式管理过风险的贷款，不再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如果仍然运用资产规模来作为衡量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重要性的标准，必然会低估商业银行应该有的地位。也是近些年商业银行功能弱化说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与启示
商业银行的核心价值在于管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通过商业银行制度与投资基金制度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管理金融风险的个性化方式和风险内化器的制度设计。商业银行的未来，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以贷款方式管理风险的能力。尽管迄今为止商业银行制度并不完美，商业银行体系依然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但这只能通过金融改革与创新来加以修正和完善。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通过对投资基金制度与商业银行制度的比较分析，得出二者有交叉与融合发展趋势的结论（何德旭，2004；曾康林，2002）。对研究新时期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可以在发展投资基金的同时积极发展商业银行，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不断地提高其风险管理的能力，做到二者兼顾。可以预见，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仍将把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放在一个突出和重要的地位上。
参考文献：
[1]代军勋.商业银行积极风险管理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曾康霖.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基金的兴起是否能取代商业银行[J].财贸经济，2002，（7）.
[3]何德旭.商业银行制度与投资基金制度：一个比较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2，（9）.
[4]王维强，于振玫.投资基金制度会取代商业银行制度吗——关于两种制度的比较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03，（12）.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工程项目 环境绩效审计 风险导向审计 公平与效率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基本共识和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中共十五大报告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定义可持续发展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引自“百度百科”――可持续发展）。工程项目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在其资源获取、环境利用过程中，对环境产生影响甚至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目前普遍采用的评估与控制工程项目环境影响的方法是编制环境评估报告，即论证并评价工程项目近期及远期环境影响，提出相应防治方案。1998年我国颁布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1998年12月）第三章明确规定，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的竣工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竣工验收同时进行。
但是，环评报告的执行落实仍是一个难题，有些工程项目甚至根本不重视环评工作，如颐和园湖底防渗工程，工程开工却被证实未经环评程序，就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毋庸置疑的是，由于政府承担公共受托责任，政府对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估及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审计是确保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的有力保障，公平与效率构成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基本要素，因此，政府也要以此为导向，开展工程项目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工作。
一、工程项目环境管理的政府公共受托责任
（一）政府公共受托责任
“受托责任”源于“问责”（accountability）。Sherer and Kent（1983），Mckinney and Howard（1998）分别从广义的权力授予与期望，公司经营中的两权分立等角度界定受托责任。我国学者杨时展（1990）认为，受托责任由于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委托关系可由聘请、任命建立，亦可由民主选举而建立。一旦建立委托关系，受托人就要以最大的善意及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严格按当事人的意思完成委托人所托付的任务。
公共部门承担维护、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维持公平、有秩序的社会的使命，实质是承担公共受托责任。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政府应具备五项基本职能：建立法律基础；维护非扭曲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投资基本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保护弱者；保护环境。美国审计总署认为，受托管理并有权使用公共资源的机构有向社会公众说明其全部活动情况的义务。最高审计机关亚洲组织认为，公共受托责任是指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机构报告管理这些资源及其有关的规划、控制、财务的责任。
（二）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两个基本要素――公平与效率
对公平与效率的追求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人类社会也因此不断迈进文明和繁荣，可以说，公平和效率是人类追求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传统观点认为，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评价标准是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乔治・弗雷德里克森（1971；1980）批评这种评价标准缺乏社会公平，效率和经济之外，社会公平应成为公共行政的第三大理论支柱。
1.公平及其评价。古往今来，很多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对公平作出了各种阐释。一般认为，公平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正确方式，同时公平也是保护每个人自然权利的一个原则，公平是人们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最基本渴望。保护环境，关心后代，就是公共行政所应具有的一种伦理公平观。代际公平和环境伦理构成伦理公平观的基本内容。卡拉汉曾经列举四条对后代的责任，第一条就是不应该做任何危及后代的事情，包括不过度开发自然资源，造成环境污染等。如果公共部门没有尽到保护环境的责任，则可能不仅是代际不公平的问题，也是当代人之间的不公平问题。破坏环境往往基于对个人利益的追求，环境破坏的不良后果却要他人承担。钱伯斯（1987）从环境伦理角度定义公平，认为公平是计划投入与计划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企业从环境和社会中获取资源，同时将产出回馈给环境和社会，如果这种获取和给予相互对等，就是公平。反之，企业过分地消耗有效的自然资源，或生产有害的副产品，就是不公平。
2.效率及其评价。效率来自英文“efficiency”，最先出现在拉丁文中，通常指有效的因素。目前学术界对效率有三种观点：（1）投入产出效率；（2）帕累托效率；（3）社会整体效率。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提高效率尤其重要，不仅是节约精神的体现，更是对后代人的负责任。因此，我们强调效率，不仅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共同利益方面，也体现在节约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3.公共受托责任对公平和效率的追求。公共受托责任的核心在于“公共”两字，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共包含两重古典含义，一是“成熟”，二是“关心”。成熟意味着个人跳出自我利益的圈子，懂得关心他人，具有公平意味。关心意味着公众不仅关心个人利益，也积极支持政治共同体朝有利于公民的最大利益方向努力，而最大利益内含有追求效率的思想。公平和效率相互依存，追求效率是由于对公平的追求，也是实现公平的手段，两者共同统一在公共一词中。因此，正如托马斯・阿奎认为的那样，承担公共受托责任的政府至少应承担两项基本职能，一是维护社会秩序，二是推进社会公共福利，推进社会公共福利就有了公平和效率的双重体现。因此，公平和效率是公共受托责任的两个基本要素。
4.政府对工程项目环境管理的公共受托责任。工程项目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与作用，受环境约束，也不可避免地对项目所在地大气、土地及水源等产生重大持续影响。国内外学者先后从不同角度论证工程项目环境影响，如Cole and Rousseau（1992）注意到，建筑项目的环境影响，并以四个相似的商业建筑为例，设计环境审计模型。李山梅、赵昱博（2007）指出，一些项目对生态资源环境有严重影响，却并不重视环境影响评价。对工程项目相关环境影响的评估、控制、保护与治理，政府担负不可推卸的公共受托责任。
二、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应以公平和效率为导向
工程项目立项前，要经过环境影响评价，要求项目开发主体在作出开发决策前必须考虑可能的环境影响的信息和可行的替代方案以及减少环境影响措施，一般要求向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环境影响报告。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是环境风险预测和管理，目的是优化决策，实现利益均衡。由于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行业主管部门预审的落空、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缺乏环境保护影响评价的执行力及对公众的信息不透明，导致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项目决策的影响有限，许多项目建设者不重视环境评价工作，甚至将环评工作视为项目实施道路上应被清除的管理障碍。
由于项目对环境的影响是持续的，在运营中及项目结束后继续存在。需要落实环境评估报告中关于环境保护的内容，使环境政策及方案得到充分有效执行，并保障环保资金及环保设施利用的效益。由以上分析可见，由于环境的公共性，政府必然承担工程项目的环境管理责任，相应地，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绩效审计。
环境绩效审计源于环境审计，而环境审计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加拿大，最先是企业规避环境风险的内部审计形式之一，后逐渐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1995年在开罗召开第十五届大会，研究并制定了环境审计定义的框架，包括：（1）国家环境政策与项目的审计；（2）审计政府部门、国有公司、私营公司遵守国家环境法律和规章的情况；（3）审计本国政府遵守国际协议的情况；（4）评估协议的国家政策和项目的影响；（5）审计本国政府遵守国际协议的情况；（6）国有企业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7）审计非环境政策和项目的影响；（8）审计地区或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和项目；（9）鼓励政府制定新的环境政策或修改现有的环境政策和项目（张英，2005）。
概括而言，环境审计包括财务审计、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并认为环境审计中的“可持续发展”不应处于独立地位，而应是被审事项目标的一个明显部分。此外，美国环保局、国际商业学会、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先后从不同角度界定环境审计。我国对环境审计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1994年9月，审计署在《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中，提出四个环境审计示范工程，初步架构了环境审计基本框架。学者陈淑芳、李青（1998），陈正兴（2001），李雪、杨智慧（2004），朱萍、（2004），蔡春、陈晓媛（2006），李永臣（2006）先后界定环境审计定义，并对环境审计结构、本质、目标等进行梳理。
而从审计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环境行为的合规性开始，环境审计逐渐融汇绩效审计，演变出环境审计的较高级形式――环境绩效审计。对环境绩效审计的定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环境绩效审计是对环境经济活动的审计；二是将环境绩效审计界定为环境管理活动的审计。概括而言，环境绩效审计是一种综合性审计，由政府环境绩效审计、社会环境绩效审计和企业内部环境绩效审计联合构成，对被审计单位的环境管理活动进行综合、系统的合规性检查；审查分析并对照标准评定环境管理的现状和潜力，出具相关报告；发现环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
环境审计产生于环境受托责任，而环境绩效审计则为环境审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环境问题威胁社会公众利益，受托环境责任是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重要内容。随着大众对于广泛影响人们生活的环境保护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环境问题实质是公平问题已得到广泛确认，在资源受限的前提下，注重效率也是为了实现公平。因此公平和效率是公共受托责任的两个基本要素，公平和效率也应成为工程项目政府环境绩效审计的基本原则。
三、风险导向的工程项目政府环境绩效审计模式
审计模式又称审计方式模式、审计取证模式，是指为了实现特定的审计目标所采取的审计策略、方式和方法的总称。从审计活动诞生以来，审计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账目基础审计阶段、制度基础审计阶段和风险基础审计阶段。其中风险基础审计是指审计人员在对审计全过程中各种风险因素进行充分评估分析的基础上，将风险控制方法融入传统审计方法中，进而获取审计证据，形成审计结论的一种审计取证模式。
在我国，《审计法》赋予了审计机关对环境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审查的权利，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是环境保护部门的主要职责，审计机关行使其环境管理工作监督检查职责的主要方式是对环境保护有关的经济业务、国家环境保护部门的业务活动甚至工作业绩进行监督审查。因此，从审计机关行使环境监管职责的方式看，是一种“再监管”，是对环境保护部门工作的再审查，依赖于环保部门的工作，表现出独立性不够。从政府受托环境管理公共责任以及环境绩效审计实施策略看，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应以风险为导向，坚持公平和效率原则，审计部门与环境部门合理分工，共同管理和控制工程项目环境风险。
风险导向模式的环境绩效审计相关工作包括环保专业性和审计专业性工作。环保专业性工作由环保部门实施，主要为审计部门提供环境风险专业线索，验证被审计单位与环保相关的技术标准，并进行环境违法裁决和处罚工作。审计部门对环境部门提供的工程项目环境风险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审计，包括项目立项论证阶段的程序审计，主要是《环评报告》的编制和审批程序审计；项目实施阶段的资金审计，主要是以《环评报告》及环保部门提示的工程项目环境风险为指引，开展相关政府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审计，国家投入环境保护资金实施效应审计；项目结束后，因为项目对环境的持续影响，审计部门还需要配合环境部门监控重大项目环境遗留影响及相应治理措施的程序和资金审计。
在开展以公平和效率为基本指导原则，风险导向的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过程中，由于其缺乏实践应用措施和效果的检验，还存在一系列难题。首先是审计方法的开发和选择问题，风险导向模式的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中，审计方法必将突出对环境要素的考虑，如对工程项目环境要素使用资金的合理性考量，如果不了解基本的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势必难以完成合理性审计任务。因此，对审计方法的探索研究是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的重要环节。我国审计署《2003至2007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中着重提出要大力推广先进审计技术方法，积极探索信息化环境下新的审计方式，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和质量。其次是审计评价标准确定选择问题，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评价标准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和专业性特征，不仅同一项目可能有多种不同衡量标准，环境监测指标也自成体系。只有标准化，才能保证审计结果的公平公正性，因此，环境绩效审计评价体系的标准化成为开展风险导向环境绩效审计的难点。据此，我们所思考风险导向工程项目政府环境绩效审计模式及其运行原理，如图所示。
四、结论
工程项目重大而持续的环境影响已经多方证实，而政府在评定、控制和治理项目环境影响中具有责无旁贷的公共受托管理责任。政府在行使工程项目环境管理公共受托责任时，必须牢牢把握公平与效率两大基本原则。环境绩效审计是国际上新兴的环境经济活动审计和环境管理活动审计，从我国现实状况看，政府在环境绩效审计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是保障政府履行项目环境管理公共受托责任的有效措施。由于环境影响评价及相关技术方法的专业性，引入风险导向的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模式，由环保部门审慎作出环境影响风险评价，由审计部门以环境风险为导向，开展环境绩效审计，能充分发挥审计部门和环境部门的专长，节约审计成本，充分发挥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的效果。
（刘爱东教授系博士生导师、湖南省审计学会副会长；覃盛华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讲师）
参考文献
[1] COLE P J & ROUSSEAU D. Environmental auditing for building construction： energy and air pollution indices for building materials[J].Building and Environment，1992，1（27）：23-30.
[2] BUNCH J & GURR T. Environmental auditing as an effective management tool for the Mining Industry[J].SOC OF MINING ENGINEERS OF AIME， LITTLETON， CO（USA），1990（11）：13.
[3] CARTER S， BALL D， BARON P & ELLIOTT D. Environmental auditing： Management strategy[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1995，2（4）： 86-94.
[4] 杨时展.世界审计史[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
[5] 王光远.受托管理责任与管理审计[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
[6] 李山梅，赵昱博.纳入环境因素的绩效审计与评价探索[J].昆明：生态经济（学术版），2007（2）：57-59.
[7] 陈淑芳，李青.关于环境审计几个问题的探讨[J].南昌：当代财经，1998（9）.
[8] 陈正兴.环境审计[M].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47-113.
[9] 李雪，杨智慧.对环境审计定义的再认识[J].北京：审计研究，2004（2）：26-30.
[10] 朱萍，.构建我国环境审计理论结构的构想[J].太原：会计之友，2009（6）.
[11] 蔡春，陈晓媛.环境审计论[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
[12] 李永臣.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
[13] 李山梅.环境绩效审计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硕士论文，2006-05-01.
[14] 刘爱东，覃盛华.工程项目环境绩效审计立体网络的构建[C].长沙：第五届工程管理论坛论文集，2011.
[15] 刘爱东，赵金玲.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效益审计评价体系设计[J].北京：审计研究，2009（1）：15-19.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法规矛盾、信托困境、公平竞争、委托理财、纯粹信托、法律定位
我国信托业自1979年恢复以来,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位,最初是作为银行传统业务手段的补充,或者是作为政府筹集资金的工具。2001年后,随着《信托法》的颁布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信托业开始逐渐向其本业回归。但是,随着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相继开展委托理财业务,信托业经营的法律定位又开始模糊起来。最近证券投资类信托业务被严格限制开设证券账户的数量,信政合作业务由于受到财政部 “担保禁令”的影响严重下降,银信合作业务被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等,使业界再一次关注我国信托业经营的法律定位与不同金融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本文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此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我国信托业务经营的法规矛盾
我国不同金融行业之间的基本经营原则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务机构应分别设立 [1]。同时,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 [2]。由此可见,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中,信托业应该是一个独立的金融行业,信托业的核心业务应该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核心业务有所区别,形成在主营业务上各有侧重的部门格局。
(一)信托业经营范围的法规依据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具体规范信托业业务范围的法规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 [3]。在该办法中规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之外,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公司”字样 [4]。并且,在该办法中对信托业的业务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经营以下部分或全部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5]。同时,在相关法规中还对资金信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信托公司在办理资金信托业务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以发行委托投资凭证、投资凭证、受益凭证、有价证券代保管单和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办理负债业务;不得举借外债;不得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也不得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他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信托投资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按非法集资处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投资者承担 [6]。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信托公司有权经营几乎所有的信托业务。其中,除去非典型的信托业务其他金融机构也可以经营外,所有典型的信托业务都应该属于信托公司的专营业务,只有依法设立的信托公司才能经营,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否则,就构成非法经营。同时,由于我国在企业业务范围上实行的是工商业与金融业较为严格的分开经营,工商企业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金融企业也不得经营工商业务,工商企业也不具有经营金融信托业务的资格。另外,我国的民间金融主体也不得经营金融信托业务,在我国只要是经营性金融业务就必须由专门设立的金融机构经营,非依法设立的金融主体,不得从事经营性金融行为,只能从事非经营性的民间金融活动。否则,也是非法的金融行为 [7]。就此而言,我国的信托业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一样,也有自己专营的核心业务。并且,按照我国现行金融法的一般原则,某金融行业的核心业务,其他行业不得经营 [8]。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不仅信托法规中明确规定了信托业的业务专营性,同时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相关法律中,也对其经营信托业务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 [9]。证券公司也只能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以及其他证券业务。保险公司只能经营: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业务);以及监管机构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 [10]。按照我国金融法的法理,法律没有明确授权可以经营的或者经法律授权的机构批准可以经营的金融业务,就是法律禁止经营的金融业务。就此而言,我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都不得经营信托业务。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我国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各自都有其专门经营的业务,从而实现了核心业务分业经营,非核心业务混业经营,各金融行业公平竞争的业务经营框架。
(二)委托理财对原有法律框架的突破
按照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和金融法的法理,信托业务是信托公司的专营业务,其他主体不得经营金融信托业务。但是,这种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公平竞争的局面却被此后出台的各种法规中规定的委托理财业务所打破,出现了各类金融机构都事实上可以经营信托业务,然而在名义上都不称之为 “信托”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使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竞争不再公平,更为严重的是它造成了我国现行法律关系的严重混乱,给我国的立法与司法 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题。在立法上,曾经有人主张制定“委托理财管理办法”,统一委托理财业务规则和监管。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在法律关系上如何定性问题无法解决,到今天相关规定也没有能够出台 [11]。在司法实践上,由于无法对委托理财定性,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12]。
我国最早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非信托类金融机构是证券公司,我国的部分综合类证券公司于1995年经中央银行批准就可以从事“资产管理”业务。但是,1998年实施的《证券法》禁止证券公司开展此项业务 [13]。2001年和2003年中国证监会却先后颁布多项规章,允许综合类证券公司经批准后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14]。并且,证券公司的这一业务被2006年实施的新《证券法》所采纳,在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中明确规定了“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目前,委托理财业务已经成为证券公司的三大业务之一{1}。同时,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来经营,并由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进行托管 [15]。
我国商业银行在2004年以前基本上不经营委托理财业务,2004年以后,开始申请理财业务资格,部分银行经批准开始经营委托理财业务 [16]。这一时期理财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主要是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产品。由于这类理财业务能给银行带来的收益较少,理财业务并没有作为银行的主要业务来经营。2006 年以来,随着我国银行业监管机关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法规 [17],商业银行尝试并批量推出了与黄金、汇率、利率、商品等各种基础资产挂钩的理财业务。各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量呈几何增长,理财产品给银行带来的收入比例不断上升,委托理财已经成为许多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与此同时,保险业在经营保险投资业务的过程中,也大量推出了投资型保险,开展委托理财业务 [18]。
二、信托业发展困境与公平竞争
在此条件下,信托公司的信托专营权不断被蚕食,具有专营权的业务主要是非货币财产信托业务,货币财产信托业务多数都有其他金融机构与之竞争。并且,即使是产业投资业务,在《保险法》修改后保险公司也能够经营 [19]。同时,我国占主流地位的法学理论是大陆法理论,不承认信托法律关系,至少是不把信托法律关系作为一种基础法律关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同信托相关的法律制度中并没有为信托保留存在的空间,缺少对信托关系的特别规定。如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信托财务会计制度和信托税收制度在我国目前根本不存在,这些制度的缺失更进一步加剧了信托业经营的困境。
(一)信托业发展的困境
目前,我国信托业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为,客户来源上的困难、业务品种上的困难和自身竞争能力上的困难。在客户来源上,由于信托机构既不是社会的货币流通中心,也不是货币融通中心,更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基础性金融行为,普通社会公众通常难以在办理其他金融业务中了解到信托机构的信托产品。并且,我国现行规定要求信托机构对资金信托产品,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他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再加上我国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人们对信托的认识普遍不足,通常不会想到通过信托的方式来管理其财产。更重要的是,作为货币流通中心和融通中心的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作为危险管理机构的保险公司事实上也都经营大量的“信托”业务,信托公司又不能向投资人提供网络化营业场所的理财服务,必然会使信托业出现客户来源上的困难。
信托机构不仅不具有客户来源上的优势,再加之具有客户来源优势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都有其相应的货币性委托理财产品,也就必然会给其产品设计带来困难,除动产和不动产信托外,信托机构所能够经营的信托产品都有在客户资源上明显占有优势,同时在专业能力上也具有经营优势的机构经营。在此条件下,信托机构在不与产业投资直接相联系的资金信托产品上所能够做的,只有假借“信托”之名行实质上违法或违规操作之实的所谓信托业务,为具有客户优势和资金优势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实质上违法或违规业务服务。否则,难以开发出其他的信托产品。最近被监管机构要求暂时停止的所谓“银信合作”业务,实质上就是假借“信托”之名帮助银行突破监管机构控制的贷款规模,实质上是假借“信托”之名逃避宏观调控监管的行为。信托机构的信政合作业务,实质上也是为地方政府非法担保举债提供方便 [20]。信托机构的房地产业务,许多也是为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房地产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也是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 [21]。而这三项业务是许多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
信托的核心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是其业务能力,即信托财产的实际投资收益能力。在正常情况下,投资人将资金投入银行业和保险业,除需要办理这些行业的自身业务外,主要是为了投资的安全。投资人将资金投入证券业和信托业,除要求资金应有一定程度的安全外,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高于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收益。如果信托机构没有专业的投资能力,其经营的信托产品不能给委托人带来超过其他金融行业的收益,就不可能有资金来源和客户来源。但是,我国信托业目前的专业投资人员状况是难以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相比的。因此,我国信托业经营的最核心困境还是自身能力的困境,没有超出其他金融行业的盈利能力,是不可能取得理财事业的最终发展的。既没有业务经营上的专营特权,又没有超过特权机构的营利能力,信托业是无法同其他金融行业竞争的。
(二)金融业的公平竞争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造成我国信托业经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疑竞争的不公平是其重要原因。公平正义是法所追求的目标,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公平的竞争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中,金融领域经营权上竞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商业与金融业竞争的不公平;二是金融业内部竞争的不公平。工商业与金融业之间竞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工商企业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金融企业不得经营工商业务 [22]。这种不公平竞争,导致我国金融业的利润和收入远高于工商业,金融业可以利用它的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利润。虽然暂时来讲这是为了金融安全的需要,但它事实上确实给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危害。因此,从长远来看,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实现工商业与金融业的公平竞争,至少同类主体应有相同的准入机会。
在金融业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竞争,不同金融行业之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行业壁垒,特别是对不同的金融行业规定有不同的专营权。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银行业具有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和办理结算的专营权;证券业具有经营证券经纪业务的专营权;保险业具有经营保险业 务的专营权;信托业具有经营信托业务的专营权 [23]。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规定,各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专营业务,也还可以称之为是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公平竞争,至少可以是同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但是,随着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被不断地授权允许以委托理财的名义经营信托业务,信托业的信托业务专营权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它所形成的现实结果是,其他金融行业都可以事实上经营信托业务,信托业绝对不可能经营其他金融行业的核心业务。在此条件下,信托业的生存和发展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信托业业务经营的法律定位问题。业内人士已经开始担心:“如果信托公司不尽快制定清晰的战略模式,继续摇摆不定,或者跟在别人后面模仿,将难免遭到淘汰。”{2}
三、信托业业务经营范围的法律定位
我国目前信托业经营的困境和不公平竞争的局面主要是法律形成的,要改变这种局面也必须进行法律层面的思考,结合现实情况给信托业的业务范围一个相对合理的法律定位。本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给委托理财一个明确的法定定位,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如果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不明确,信托业业务范围问题就失去了讨论的前提条件。
(一)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分析
我国现有的委托理财业务主要包括四大类,即银行业理财业务、证券业理财业务、保险业理财业务和其他主体经营的信托理财业务。银行业的委托理财业务主要包括:一是委托贷款;二是个人理财;三是代客境外理财。保险业的委托理财业务,主要是通过投资型保险品种来实施的,保险业其他的委托理财业务与其他行业没有本质区别。目前,主要的投资型保险品种包括人身类投资型保险和财产类投资型保险。其中,人身类投资型保险具体包括分红型保险、万能寿险和投资联结险等。证券业的委托理财业务,主要是指现行法规规定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目前,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主要有三种:一是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二是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三是为客户办理特定目的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此外,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还大量存在其他主体以“委托投资”、“合作经营”、“合伙经营”、“借款”、“私募基金”等名义的委托理财,这些委托理财业务的经营主体各异,有些是有监管机构明确授权的“合规”经营,更多的则是没有任何监管的 “民间金融”属性的无序经营。
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这些金融机构或其他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这些机构或其他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特定主体的利益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 [24]。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信托行为应有核心标准和纯粹标准之分。信托行为的核心标准,是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信托的核心准则。它主要包括:受托人是否享有受托财产一定的财产权,受托人是否有权在授权范围内独立经营受托财产,受益人的受益权是否与财产经营结果直接相关,受托人是否遵守《信托法》规定的基本法定义务。达到上述标准的理财行为就满足了信托的核心条件要求,就应该认定为是信托行为。信托行为的纯粹标准,是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纯粹信托的准则。它主要包括:信托财产完全独立于信托当事人的财产,受托人仅收取财产经营管理费用,受益人完全承受财产的经营管理结果。如果某种理财行为既符合信托行为的核心标准,同时又符合信托行为的纯粹标准,就是纯粹的信托行为;如果某种理财行为仅符合信托行为的核心标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信托行为的纯粹标准,该行为就是一种非纯粹的信托行为,.或称之为“准信托行为”{3}。在我国现行的委托理财业务中,基本上都是非纯粹的信托行为。
在我国目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非金融业的委托理财业务中,尽管在名称上都尽量避免使用“信托”的字样,在实际操作中有些也加入了许多非纯粹信托的成分,如保障本金的回收、受托人参与收益分配、受托人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对受托财产不进行独立性管理等。这些虽然从表面上看不符合纯粹信托行为的要求,不完全符合《信托法》中关于信托特征的规定。但是,保障本金的回收、受托人参与收益分配、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等,实质上是关于受托人受托费用的约定,不是判断其是否为信托的核心标准。受托人对受托财产不进行独立性管理,虽然也违背《信托法》的要求,但是,《信托法》并没有因此否认它是信托关系。只是它不是纯粹的信托关系,而是加入了借贷性关系和合伙性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借贷性信托和合伙性信托。但是,绝对不能否认它们就是信托。事实上,这种行为就是假借委托理财之名行信托之实的行为,是有意规避我国金融法律规范的行为。
(二)享有信托专营权的业务定位
从我国现行金融法律框架体系来看,我国信托业是有信托专营权的,只是这种专营权被以“委托理财”之名行“信托”之实的许多部门规章所打破。同时,我国信托业的专营权又没有由更高层次的法规所明确。这样,信托业的信托专营权之争,事实上就变成了各监管机构出台的部门规章之争。并且,各部门规章之间关于信托专营权的内容实质上是相互矛盾的,甚至从实质意义上理解是违反法律的。从法学的基本理论上来理解:法律原则应服从法律目的,法律规范应服从法律原则,行政法规应服从国家法律。这是由于,目的是法的上帝,“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4}。“……使手段适合目的是法律中所使用的证明合理的唯一手段”{5}。同时,“大家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利用这些规定,只是为了在体系上支持—超越这些规定的法律原则” {6}。但是,在事实上,赋予我国信托业信托业务专营权的是国家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剥夺信托业信托业务专营权的则是监管部门的部门规章,以及“民间金融”中的没有取得任何授权的金融信托行为。
为改变我国信托业经营的这种混乱局面,贯彻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归还信托业的业务专营权,许多人主张尽快制定“信托业法”,对信托业的业务专营权给以统一规范。业内曾有人向国家提出过《关于建设信托金融理财市场公平环境的议案》。要求建立统一的信托市场准入制度,改变目前信托市场秩序的混乱局面;尽快出台《信托业法》,从法律上给予信托公司应有的金融机构地位;改善监管,引导信托公司健康发展;完善信托业的配套制度,如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信托产品税收制度、信托会计核算制度、信托从业人员准入制度等{7}。学术界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制定“信托业法”,认为它是建立理财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需要,是在混业经营条件下明确信托业市场地位的需要,是明确信托业法律地位、实现信托市场规则统一制度完善的需要{8}。从国际上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信托法》之外制定了《信托业法》,这也是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本意。
(三)没有信托专营权的业务定位
按照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所要建立的是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核心业务分业经营,非核心业务混业经营的金融业务制度体系。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和制度与监管的完善程度来看,这种业务制度体系是有利于我国现阶段金融经济发展的,它可以使金融机构集中力量做好自身的核心业务,在核心业务的经营上尽快达到国际水平。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适当的混业经营有利于金融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来必然与国际经济体系、金融体系实现全面融合的背景下,从相对比较安全的信托业入手,不断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程度,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并且,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情况来看,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是混业经营的。
考虑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律框架下,以“委托理财”之名,打破现有法律体系对其他金融业经营信托业务的限制,打破非金融业经营信托业务的限制,作为一种逐步实现混业经营的尝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按照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则必将完全打破信托业对信托业务的专营权,使社会上任何金融机构都有权经营信托业务,甚至是非金融机构也有权经营信托业务。在此条件下,由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具有其核心业务的专营权,信托业没有信托业务的专营权,现有的信托机构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作为银行业、 证券业或保险业的附属机构,被这些行业所吸收;二是以某信托业务为核心,完全依靠自身强于其他主体的信托业务经营能力而独立存在。就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的信托业都是这样一种局面。既存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兼营信托业务的情况,也有个别独立存在的专业信托机构,专门经营某类信托业务。这种专业信托机构不是因为法律赋予其信托专营权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其特有的业务能力而独立存在。
(四)信托业经营定位的现实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各类社会主体需要进行专业投资经营的财产数量的不断增加,需要以信托的方式管理的财产数量会不断增加。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积累的民间资本已逾12万亿元{9},到2009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26万亿元{10}。再加之不断出现的各种基金,以及大量存在的权利人不能亲自管理或者不宜亲自管理的财产,信托业的发展是有广阔前景的。同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开始再一次强调金融安全问题。再考虑到我国金融业与发达国家的差异,特别是我国的金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公众对金融安全的期望值普遍较高,金融风险意识普遍较低的现实,应客观评价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的合理性,严格限制银行业和保险业从事信托业务活动,维护基础性金融行业的安全与秩序。银行业和保险业只能经营与其专营业务有直接联系的、相对比较安全的信托产品,严格限制银行业和保险业利用信托进行产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禁止在银行业务、保险业务与信托业务之间进行关联关系,禁止利用信托业务规避法律和宏观调控。这样,不仅会有利于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也使信托业有一定的业务空间。
信托业、证券业的客户是具有共同属性的,他们都是比较纯粹的投资人,自身的投资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强。因此,应允许证券业兼营与证券业务直接相关的信托业务,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但是,考虑到其业务性质也应禁止证券业利用信托进行产业投资,产业投资是与证券业务非直接相关的信托业务。信托业在有权经营全部信托业务的基础上,具有的专营业务是与产业投资直接相关的信托业务。这样规定有利于信托业的专业化发展,提高自身的专业投资能力,更好地为客户和社会经济提供专业,也避免同其他金融行业的信托业务在核心业务上重叠。同时,还能够充分发挥其他金融行业的自身业务优势,实现符合自身业务特点的混业经营,满足其自身合理业务发展的需要,保障社会金融安全与秩序。另外,对于经营私募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主体,以及专业经营投资理财业务的公司,只要是以信托为核心业务的就必须登记为信托机构,或者证券业中的信托业务机构;禁止没有取得信托业务经营资格的机构,以委托理财、投资理财的名义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维护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合法利益。总而言之,我国信托业发展的核心,在于信托业的经营必须有利于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在于信托业自身投资收益能力的提高,只有具有超出非专业理财机构的投资收益能力,将客户的信托财产投资到社会发展最需要的领域,才能最终保障信托业的兴旺发达。
注释:
[1]参见我国现行《证券法》第六条,《保险法》第八条的规定。
[2]参见我国现行《信托法》第四条的规定。
[3]该办法于2007年实施,它由2002年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修改而成。
[4]参见《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
[5]参见《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6]参见《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7]参见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
[8]参见我国《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关于业务范围的限制性规定。
[9]参见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10]参见我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保险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11]早在“2005年上海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就指出,应该制订《金融机构从事理财业务管理办法》,规范不同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业务。
[12]最高人民法院虽于2001年正式立项起草关于委托理财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但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重大问题存在分歧,故该司法解释稿尚处于继续论证阶段。最后,只得以高民尚法官的一篇论文作为法院的司法参考。参见2006年《人民法院报》“关于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
[13]参见我国1998年《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二到一百四十四条等的规定。
[14]参见《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现行《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第四条,以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15]参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关于基金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办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规定。
[16]2004年9月底,光大银行首先取得了银监会的批复,开始了人民币委托理财业务,试点发行人民币委托理财产品。2004年11月4日中信实业银行也收到银监会批复,成为国内第二家正式开办人民币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
[17]如《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18]参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分红保险管理暂行办法》,《投资联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等的规定。
[19]参见20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中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
[20]我国《担保法》第八条明确规定,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之外,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因此,政府财政部门不具有充当保证人的资格,该保证在法律上应认定为无效。
[21]也正是因此,在2010年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强调,要重点关注银信合作、信政合作、房地产等热点业务,防止非银机构成为银行规避政策的通道。
[22]参见我国《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关于业务经营范围的具体规定。
[23]参见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保险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以及相关金融 法规等的规定。
[24]参见我国《信托法》第二条和《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二条的规定。
【参考文献】
{1}周书民.试论证券市场委托理财的民事赔偿责任[A].规划·规范·规则: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优秀论文集[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周小明.信托机构的四大软肋[N].中国经济时报,2008-04-01.
{3}刘少军.委托理财的性质分析与法理思考[M].[日]《亚细亚法学》(株)骏河台出版社,2009.
{4}[德]鲁道夫·冯·耶林.法的目的[M].[美]博登海默着.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109.
{5}[美]波斯纳着.法理学问题[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38.
{6}[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9.
{7}“‘两会’呼吁:建设公平理财市场出台信托业法”[N].证券时报,2006-03-08.
{8]李勇.论我国制定《信托业法》的必要性[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
{9}“沿海民间资本犹如笼中虎 政府可将引导其投资西部”[N].金融时报,2010 -06-08.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内容提要: 按照我国现行的金融法律框架,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信托业享有完全独立于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业务专营权。但是,这种专营权逐渐被各种部门规章以“委托理财”之名打破,使非信托业事实上都享有了经营信托的权利,再加之信托业自身能力的限制,必然出现业务经营的困境,甚至不得不事实上违规经营。“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非纯粹信托或称准信托,是对现行法律的有意规避,是造成信托业困境和不公平竞争的主要根源。因此,必须明确信托的认定标准,给信托业经营一个合理的法律定位,实现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基本公平的竞争。
我国信托业自1979年恢复以来,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位,最初是作为银行传统业务手段的补充,或者是作为政府筹集资金的工具。2001年后,随着《信托法》的颁布和《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信托业开始逐渐向其本业回归。但是,随着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相继开展委托理财业务,信托业经营的法律定位又开始模糊起来。最近证券投资类信托业务被严格限制开设证券账户的数量,信政合作业务由于受到财政部 “担保禁令”的影响严重下降,银信合作业务被采取了严格控制措施等,使业界再一次关注我国信托业经营的法律定位与不同金融行业之间的公平竞争问题。本文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此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我国信托业务经营的法规矛盾
我国不同金融行业之间的基本经营原则是分业经营、分业管理,按照现行法律规定: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务机构应分别设立[1]。同时,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采取信托机构形式从事信托活动,其组织和管理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2]。由此可见,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中,信托业应该是一个独立的金融行业,信托业的核心业务应该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核心业务有所区别,形成在主营业务上各有侧重的部门格局。
(一)信托业经营范围的法规依据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具体规范信托业业务范围的法规是《信托公司管理办法》[3]。在该办法中规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之外,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任何经营单位不得在其名称中使用“信托公司”字样[4]。并且,在该办法中对信托业的业务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信托公司可以经营以下部分或全部本外币业务: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5]。同时,在相关法规中还对资金信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信托公司在办理资金信托业务时,不得以任何形式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不得发行债券,不得以发行委托投资凭证、投资凭证、受益凭证、有价证券代保管单和其他方式筹集资金,办理负债业务;不得举借外债;不得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也不得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他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信托投资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按非法集资处理,造成的资金损失由投资者承担[6]。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信托公司有权经营几乎所有的信托业务。其中,除去非典型的信托业务其他金融机构也可以经营外,所有典型的信托业务都应该属于信托公司的专营业务,只有依法设立的信托公司才能经营,其他金融机构不得经营。否则,就构成非法经营。同时,由于我国在企业业务范围上实行的是工商业与金融业较为严格的分开经营,工商企业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金融企业也不得经营工商业务,工商企业也不具有经营金融信托业务的资格。另外,我国的民间金融主体也不得经营金融信托业务,在我国只要是经营性金融业务就必须由专门设立的金融机构经营,非依法设立的金融主体,不得从事经营性金融行为,只能从事非经营性的民间金融活动。否则,也是非法的金融行为[7]。就此而言,我国的信托业同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一样,也有自己专营的核心业务。并且,按照我国现行金融法的一般原则,某金融行业的核心业务,其他行业不得经营[8]。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不仅信托法规中明确规定了信托业的业务专营性,同时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的相关法律中,也对其经营信托业务作出了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商业银行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9]。证券公司也只能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以及其他证券业务。保险公司只能经营: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财产保险业务(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保险业务);以及监管机构批准的与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10]。按照我国金融法的法理,法律没有明确授权可以经营的或者经法律授权的机构批准可以经营的金融业务,就是法律禁止经营的金融业务。就此而言,我国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都不得经营信托业务。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我国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各自都有其专门经营的业务,从而实现了核心业务分业经营,非核心业务混业经营,各金融行业公平竞争的业务经营框架。
(二)委托理财对原有法律框架的突破
按照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和金融法的法理,信托业务是信托公司的专营业务,其他主体不得经营金融信托业务。但是,这种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公平竞争的局面却被此后出台的各种法规中规定的委托理财业务所打破,出现了各类金融机构都事实上可以经营信托业务,然而在名义上都不称之为 “信托”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使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之间的业务竞争不再公平,更为严重的是它造成了我国现行法律关系的严重混乱,给我国的立法与司法 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难题。在立法上,曾经有人主张制定“委托理财管理办法”,统一委托理财业务规则和监管。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在法律关系上如何定性问题无法解决,到今天相关规定也没有能够出台[11]。在司法实践上,由于无法对委托理财定性,也给司法审判带来了较大的困难[12]。
我国最早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非信托类金融机构是证券公司,我国的部分综合类证券公司于1995年经中央银行批准就可以从事“资产管理”业务。但是,1998年实施的《证券法》禁止证券公司开展此项业务[13]。2001年和2003年中国证监会却先后颁布多项规章,允许综合类证券公司经批准后开展“资产管理”业务[14]。并且,证券公司的这一业务被2006年实施的新《证券法》所采纳,在证券公司的业务范围中明确规定了“证券资产管理”业务。目前,委托理财业务已经成为证券公司的三大业务之一{1}。同时,证券投资基金业务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来经营,并由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进行托管 [15]。
我国商业银行在2004年以前基本上不经营委托理财业务,2004年以后,开始申请理财业务资格,部分银行经批准开始经营委托理财业务[16]。这一时期理财产品种类较为单一,主要是投资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产品。由于这类理财业务能给银行带来的收益较少,理财业务并没有作为银行的主要业务来经营。2006 年以来,随着我国银行业监管机关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法规[17],商业银行尝试并批量推出了与黄金、汇率、利率、商品等各种基础资产挂钩的理财业务。各银行理财产品的发行量呈几何增长,理财产品给银行带来的收入比例不断上升,委托理财已经成为许多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与此同时,保险业在经营保险投资业务的过程中,也大量推出了投资型保险,开展委托理财业务[18]。
二、信托业发展困境与公平竞争
在此条件下,信托公司的信托专营权不断被蚕食,具有专营权的业务主要是非货币财产信托业务,货币财产信托业务多数都有其他金融机构与之竞争。并且,即使是产业投资业务,在《保险法》修改后保险公司也能够经营[19]。同时,我国占主流地位的法学理论是大陆法理论,不承认信托法律关系,至少是不把信托法律关系作为一种基础法律关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同信托相关的法律制度中并没有为信托保留存在的空间,缺少对信托关系的特别规定。如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信托财务会计制度和信托税收制度在我国目前根本不存在,这些制度的缺失更进一步加剧了信托业经营的困境。
(一)信托业发展的困境
目前,我国信托业的发展面临着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为,客户来源上的困难、业务品种上的困难和自身竞争能力上的困难。在客户来源上,由于信托机构既不是社会的货币流通中心,也不是货币融通中心,更不是现实生活中的基础性金融行为,普通社会公众通常难以在办理其他金融业务中了解到信托机构的信托产品。并且,我国现行规定要求信托机构对资金信托产品,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他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再加上我国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人们对信托的认识普遍不足,通常不会想到通过信托的方式来管理其财产。更重要的是,作为货币流通中心和融通中心的银行、证券公司,以及作为危险管理机构的保险公司事实上也都经营大量的“信托”业务,信托公司又不能向投资人提供网络化营业场所的理财服务,必然会使信托业出现客户来源上的困难。
信托机构不仅不具有客户来源上的优势,再加之具有客户来源优势的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都有其相应的货币性委托理财产品,也就必然会给其产品设计带来困难,除动产和不动产信托外,信托机构所能够经营的信托产品都有在客户资源上明显占有优势,同时在专业能力上也具有经营优势的机构经营。在此条件下,信托机构在不与产业投资直接相联系的资金信托产品上所能够做的,只有假借“信托”之名行实质上违法或违规操作之实的所谓信托业务,为具有客户优势和资金优势的其他金融机构的实质上违法或违规业务服务。否则,难以开发出其他的信托产品。最近被监管机构要求暂时停止的所谓“银信合作”业务,实质上就是假借“信托”之名帮助银行突破监管机构控制的贷款规模,实质上是假借“信托”之名逃避宏观调控监管的行为。信托机构的信政合作业务,实质上也是为地方政府非法担保举债提供方便[20]。信托机构的房地产业务,许多也是为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获得资金的房地产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而这也是违反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21]。而这三项业务是许多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
信托的核心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信托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是其业务能力,即信托财产的实际投资收益能力。在正常情况下,投资人将资金投入银行业和保险业,除需要办理这些行业的自身业务外,主要是为了投资的安全。投资人将资金投入证券业和信托业,除要求资金应有一定程度的安全外,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高于银行业和保险业的收益。如果信托机构没有专业的投资能力,其经营的信托产品不能给委托人带来超过其他金融行业的收益,就不可能有资金来源和客户来源。但是,我国信托业目前的专业投资人员状况是难以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相比的。因此,我国信托业经营的最核心困境还是自身能力的困境,没有超出其他金融行业的盈利能力,是不可能取得理财事业的最终发展的。既没有业务经营上的专营特权,又没有超过特权机构的营利能力,信托业是无法同其他金融行业竞争的。
(二)金融业的公平竞争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造成我国信托业经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疑竞争的不公平是其重要原因。公平正义是法所追求的目标,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公平的竞争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中,金融领域经营权上竞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商业与金融业竞争的不公平;二是金融业内部竞争的不公平。工商业与金融业之间竞争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工商企业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金融企业不得经营工商业务[22]。这种不公平竞争,导致我国金融业的利润和收入远高于工商业,金融业可以利用它的垄断地位取得垄断利润。虽然暂时来讲这是为了金融安全的需要,但它事实上确实给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危害。因此,从长远来看,应该努力创造条件,实现工商业与金融业的公平竞争,至少同类主体应有相同的准入机会。
在金融业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竞争,不同金融行业之间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行业壁垒,特别是对不同的金融行业规定有不同的专营权。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银行业具有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和办理结算的专营权;证券业具有经营证券经纪业务的专营权;保险业具有经营保险业 务的专营权;信托业具有经营信托业务的专营权[23]。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规定,各金融机构都有自己的专营业务,也还可以称之为是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公平竞争,至少可以是同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但是,随着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被不断地授权允许以委托理财的名义经营信托业务,信托业的信托业务专营权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它所形成的现实结果是,其他金融行业都可以事实上经营信托业务,信托业绝对不可能经营其他金融行业的核心业务。在此条件下,信托业的生存和发展就成为严重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信托业业务经营的法律定位问题。业内人士已经开始担心:“如果信托公司不尽快制定清晰的战略模式,继续摇摆不定,或者跟在别人后面模仿,将难免遭到淘汰。”{2}
三、信托业业务经营范围的法律定位
我国目前信托业经营的困境和不公平竞争的局面主要是法律形成的,要改变这种局面也必须进行法律层面的思考,结合现实情况给信托业的业务范围一个相对合理的法律定位。本人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给委托理财一个明确的法定定位,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如果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不明确,信托业业务范围问题就失去了讨论的前提条件。
(一)委托理财的法律性质分析
我国现有的委托理财业务主要包括四大类,即银行业理财业务、证券业理财业务、保险业理财业务和其他主体经营的信托理财业务。银行业的委托理财业务主要包括:一是委托贷款;二是个人理财;三是代客境外理财。保险业的委托理财业务,主要是通过投资型保险品种来实施的,保险业其他的委托理财业务与其他行业没有本质区别。目前,主要的投资型保险品种包括人身类投资型保险和财产类投资型保险。其中,人身类投资型保险具体包括分红型保险、万能寿险和投资联结险等。证券业的委托理财业务,主要是指现行法规规定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目前,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主要有三种:一是为单一客户办理定向资产管理业务;二是为多个客户办理集合资产管理业务;三是为客户办理特定目的的专项资产管理业务。此外,在我国现实生活中,还大量存在其他主体以“委托投资”、“合作经营”、“合伙经营”、“借款”、“私募基金”等名义的委托理财,这些委托理财业务的经营主体各异,有些是有监管机构明确授权的“合规”经营,更多的则是没有任何监管的 “民间金融”属性的无序经营。
信托是委托人基于对这些金融机构或其他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这些机构或其他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为特定主体的利益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24]。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信托行为应有核心标准和纯粹标准之分。信托行为的核心标准,是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信托的核心准则。它主要包括:受托人是否享有受托财产一定的财产权,受托人是否有权在授权范围内独立经营受托财产,受益人的受益权是否与财产经营结果直接相关,受托人是否遵守《信托法》规定的基本法定义务。达到上述标准的理财行为就满足了信托的核心条件要求,就应该认定为是信托行为。信托行为的纯粹标准,是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纯粹信托的准则。它主要包括:信托财产完全独立于信托当事人的财产,受托人仅收取财产经营管理费用,受益人完全承受财产的经营管理结果。如果某种理财行为既符合信托行为的核心标准,同时又符合信托行为的纯粹标准,就是纯粹的信托行为;如果某种理财行为仅符合信托行为的核心标准,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信托行为的纯粹标准,该行为就是一种非纯粹的信托行为,.或称之为“准信托行为”{3}。在我国现行的委托理财业务中,基本上都是非纯粹的信托行为。
在我国目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以及非金融业的委托理财业务中,尽管在名称上都尽量避免使用“信托”的字样,在实际操作中有些也加入了许多非纯粹信托的成分,如保障本金的回收、受托人参与收益分配、受托人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对受托财产不进行独立性管理等。这些虽然从表面上看不符合纯粹信托行为的要求,不完全符合《信托法》中关于信托特征的规定。但是,保障本金的回收、受托人参与收益分配、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等,实质上是关于受托人受托费用的约定,不是判断其是否为信托的核心标准。受托人对受托财产不进行独立性管理,虽然也违背《信托法》的要求,但是,《信托法》并没有因此否认它是信托关系。只是它不是纯粹的信托关系,而是加入了借贷性关系和合伙性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借贷性信托和合伙性信托。但是,绝对不能否认它们就是信托。事实上,这种行为就是假借委托理财之名行信托之实的行为,是有意规避我国金融法律规范的行为。
(二)享有信托专营权的业务定位
从我国现行金融法律框架体系来看,我国信托业是有信托专营权的,只是这种专营权被以“委托理财”之名行“信托”之实的许多部门规章所打破。同时,我国信托业的专营权又没有由更高层次的法规所明确。这样,信托业的信托专营权之争,事实上就变成了各监管机构出台的部门规章之争。并且,各部门规章之间关于信托专营权的内容实质上是相互矛盾的,甚至从实质意义上理解是违反法律的。从法学的基本理论上来理解:法律原则应服从法律目的,法律规范应服从法律原则,行政法规应服从国家法律。这是由于,目的是法的上帝,“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4}。“……使手段适合目的是法律中所使用的证明合理的唯一手段”{5}。同时,“大家必须承认:我们之所以利用这些规定,只是为了在体系上支持—超越这些规定的法律原则” {6}。但是,在事实上,赋予我国信托业信托业务专营权的是国家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剥夺信托业信托业务专营权的则是监管部门的部门规章,以及“民间金融”中的没有取得任何授权的金融信托行为。
为改变我国信托业经营的这种混乱局面,贯彻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归还信托业的业务专营权,许多人主张尽快制定“信托业法”,对信托业的业务专营权给以统一规范。业内曾有人向国家提出过《关于建设信托金融理财市场公平环境的议案》。要求建立统一的信托市场准入制度,改变目前信托市场秩序的混乱局面;尽快出台《信托业法》,从法律上给予信托公司应有的金融机构地位;改善监管,引导信托公司健康发展;完善信托业的配套制度,如信托财产登记制度、信托产品税收制度、信托会计核算制度、信托从业人员准入制度等{7}。学术界也有学者提出应该制定“信托业法”,认为它是建立理财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需要,是在混业经营条件下明确信托业市场地位的需要,是明确信托业法律地位、实现信托市场规则统一制度完善的需要{8}。从国际上来看,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信托法》之外制定了《信托业法》,这也是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本意。
(三)没有信托专营权的业务定位
按照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它所要建立的是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核心业务分业经营,非核心业务混业经营的金融业务制度体系。从我国目前的金融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和制度与监管的完善程度来看,这种业务制度体系是有利于我国现阶段金融经济发展的,它可以使金融机构集中力量做好自身的核心业务,在核心业务的经营上尽快达到国际水平。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适当的混业经营有利于金融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提高。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来必然与国际经济体系、金融体系实现全面融合的背景下,从相对比较安全的信托业入手,不断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混业程度,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并且,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情况来看,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都是混业经营的。
考虑到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律框架下,以“委托理财”之名,打破现有法律体系对其他金融业经营信托业务的限制,打破非金融业经营信托业务的限制,作为一种 逐步实现混业经营的尝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如果按照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则必将完全打破信托业对信托业务的专营权,使社会上任何金融机构都有权经营信托业务,甚至是非金融机构也有权经营信托业务。在此条件下,由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具有其核心业务的专营权,信托业没有信托业务的专营权,现有的信托机构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作为银行业、证券业或保险业的附属机构,被这些行业所吸收;二是以某信托业务为核心,完全依靠自身强于其他主体的信托业务经营能力而独立存在。就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的信托业都是这样一种局面。既存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兼营信托业务的情况,也有个别独立存在的专业信托机构,专门经营某类信托业务。这种专业信托机构不是因为法律赋予其信托专营权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其特有的业务能力而独立存在。
(四)信托业经营定位的现实选择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各类社会主体需要进行专业投资经营的财产数量的不断增加,需要以信托的方式管理的财产数量会不断增加。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积累的民间资本已逾12万亿元{9},到2009年底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26万亿元{10}。再加之不断出现的各种基金,以及大量存在的权利人不能亲自管理或者不宜亲自管理的财产,信托业的发展是有广阔前景的。同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也使人们开始再一次强调金融安全问题。再考虑到我国金融业与发达国家的差异,特别是我国的金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公众对金融安全的期望值普遍较高,金融风险意识普遍较低的现实,应客观评价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的合理性,严格限制银行业和保险业从事信托业务活动,维护基础性金融行业的安全与秩序。银行业和保险业只能经营与其专营业务有直接联系的、相对比较安全的信托产品,严格限制银行业和保险业利用信托进行产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禁止在银行业务、保险业务与信托业务之间进行关联关系,禁止利用信托业务规避法律和宏观调控。这样,不仅会有利于银行业和保险业的稳定发展,也使信托业有一定的业务空间。
信托业、证券业的客户是具有共同属性的,他们都是比较纯粹的投资人,自身的投资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都比较强。因此,应允许证券业兼营与证券业务直接相关的信托业务,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但是,考虑到其业务性质也应禁止证券业利用信托进行产业投资,产业投资是与证券业务非直接相关的信托业务。信托业在有权经营全部信托业务的基础上,具有的专营业务是与产业投资直接相关的信托业务。这样规定有利于信托业的专业化发展,提高自身的专业投资能力,更好地为客户和社会经济提供专业,也避免同其他金融行业的信托业务在核心业务上重叠。同时,还能够充分发挥其他金融行业的自身业务优势,实现符合自身业务特点的混业经营,满足其自身合理业务发展的需要,保障社会金融安全与秩序。另外,对于经营私募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的主体,以及专业经营投资理财业务的公司,只要是以信托为核心业务的就必须登记为信托机构,或者证券业中的信托业务机构;禁止没有取得信托业务经营资格的机构,以委托理财、投资理财的名义经营信托投资业务,维护委托人和受益人的合法利益。总而言之,我国信托业发展的核心,在于信托业的经营必须有利于经济和金融业的发展,在于信托业自身投资收益能力的提高,只有具有超出非专业理财机构的投资收益能力,将客户的信托财产投资到社会发展最需要的领域,才能最终保障信托业的兴旺发达。
注释:
[1]参见我国现行《证券法》第六条,《保险法》第八条的规定。
[2]参见我国现行《信托法》第四条的规定。
[3]该办法于2007年实施,它由2002年颁布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修改而成。
[4]参见《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七条的规定。
[5]参见《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
[6]参见《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7]参见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文件的规定。
[8]参见我国《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关于业务范围的限制性规定。
[9]参见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10]参见我国《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保险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11]早在“2005年上海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女士就指出,应该制订《金融机构从事理财业务管理办法》,规范不同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业务。
[12]最高人民法院虽于2001年正式立项起草关于委托理财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但因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重大问题存在分歧,故该司法解释稿尚处于继续论证阶段。最后,只得以高民尚法官的一篇论文作为法院的司法参考。参见2006年《人民法院报》“关于审理证券、期货、国债市场中委托理财案件的若干法律问题”。
[13]参见我国1998年《证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2005年《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二到一百四十四条等的规定。
[14]参见《关于规范证券公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的通知》,现行《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第四条,以及《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15]参见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以及《关于基金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办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的规定。
[16]2004年9月底,光大银行首先取得了银监会的批复,开始了人民币委托理财业务,试点发行人民币委托理财产品。2004年11月4日中信实业银行也收到银监会批复,成为国内第二家正式开办人民币理财业务的商业银行。
[17]如《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商业银行开办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18]参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分红保险管理暂行办法》,《投资联结保险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金间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试点管理办法》等的规定。
[19]参见20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中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
[20]我国《担保法》第八条明确规定,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之外,国家机关不得作为保证人。因此,政府财政部门不具有充当保证人的资格,该保证在法律上应认定为无效。
[21]也正是因此,在2010年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上,银监会主 席刘明康强调,要重点关注银信合作、信政合作、房地产等热点业务,防止非银机构成为银行规避政策的通道。
[22]参见我国《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关于业务经营范围的具体规定。
[23]参见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三条,《证券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保险法》第九十五条、第九十六条,《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十六条,以及相关金融法规等的规定。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国家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性养老保险计划，属于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二支柱。1991年《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国发[1991]33号)中，第一次提出“国家提倡、鼓励企业实行补充养老保险”。2000年，国务院《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方案》(国发[2000]42号)，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正式更名为“企业年金”，并提出“有条件的企业可为职工建立企业年金，并实行市场化运营和管理。企业年金实行基金完全积累，采用个人帐户方式进行管理，费用由企业和职工个人缴纳，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2004年劳动保障部颁发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同年劳动保障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颁发《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这是我国目前对企业年金监管的主要法律法规。
截至2004年3月，我国有22000个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参加者达600万人，全国企业年金资产474亿元。有关专家预测，到2010年，我国的企业年金资产的总规模将突破10000亿元人民币。目前企业年金的发展体现出如下特点：第一、行业发展快于地方。2000年底，行业参保人数为395.7万，占参保总人数的70.6%；行业累积基金149.3亿元，占全国企业年金累计积累基金（191.9亿元）的77.8%，且主要集中于电力、石油、石化、电信、民航、铁道等国有的效益较好的行业。第二、经济水平决定企业年金发展水平。第三、国有企业的参保积极性高。至2000年底，全国已建立起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共有16247家，其中参保的行业企业中国有企业占93％，参保的地方企业中国有企业占55％。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外资大量涌入、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所有制格局和企业产权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有企业比重逐渐下降，但与国企比重不协调的是参与建立企业年金的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特别是集中于国企垄断行业。企业年金的建立有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企业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并能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保险金。这是建立企业年金的最基本条件。第二，企业具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由于企业年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法定公益金以及部分未分配利润。所以，建立企业年金要求企业具有一定的经济承受能力。第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健全，具备诸如职工代表大会、工会、集体谈判制度等民主管理机制。由于年金本身属于一种对雇员的补充养老计划，国家法律没有强制要求，同时，由于年金支出的负担，手续较为复杂，需要企业具备较为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满足以上三个前提条件的企业很多，例如一些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受国外公司影响的跨国公司、三资企业；成熟的大中型民营企业；较高利润率的高科技企业等等，国有企业为什么能先于这些企业建立企业年金？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现代产权经济学认为，企业的实质在于依赖权利关系维系联合起来的合同 。企业所有者直接管理的企业，存在由于监督而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所带来的收益全部归监工（雇主）而不是在全体成员之间分配，雇主拥有全部的剩余索取权(residual claimant right)，不存在“委托－”(principal-agent)成本。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企业制度下，企业管理者没有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企业管理者的目标函数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工人平均收入最大化。因为管理者和其他要素所有者一样怀有偷懒的动机。另一方面，工人将产生以各种手段将企业全部收入蚕食分光的动机和趋势。因为，工人投资于企业的资本是社会资本，工人偏好于把收入分光。
20世纪70年代的经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认为，经理的目标除收入最大化外，还包括权势、地位、名声等。中国国有企业管理者一般由政府任命，而且职位与相应行政级别挂钩，例如有副部级、省级的总经理等等，企业所有者国家（表现为政府专业管理机构如国资委）为防止“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必然要掌握剩余索取权，对企业管理者采取利润最大化的考核指标；但对于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者来说，要满足个人效用最大化，除工资收入外，还包括政治资本、地位名声、有利的人际关系等等。这完全符合经理主义理论。而同时，国企工人也追求个人收入最大化，并有蚕食所以收入的动机。由于个人的追求和工人的压力，促使企业管理者将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工人平均收入最大化。
企业年金的出现，给予国企管理者一个非常好的利用平台。从本质上来讲，企业年金是对国民收入的分配，属于社会生产初次分配的范畴，可以被认为是企业用利润留成发放奖金的一种形式，是企业雇员分享企业利润的一种延迟收入。《公司法》规定，企业对净利润的分配为：按净利润10％提取法定公积金，按5～10％提取法定公益金，其他为未分配利润。其中法定公积金主要拥有弥补企业亏损或转增资本，从而，企业年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法定公益金以及部分未分配利润。一方面，国企利用企业年金变相给员工增发现金，往往采取虚报职工人数等方式。另一方面，国企管理者在涉及企业年金制度时，偏重于高收入阶层，使现期收入增加。除了这两方面的违规现象外，根据经理主义理论，为达到工人平均收入最大化，年金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
根据劳动力市场补偿性工资差别理论，职业地位的追求会导致补偿性工资差别的产生。诸如地位、声誉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当缺乏这种地位时，必须用更高的工资予以弥补；补偿性工资差别是一种工人可以购买的好工作条件的价格。由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行业的企业管理者的地位、声誉和政治资本所具有的价格性，管理者倾向于建立企业年金。而工人的直接目标就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所以，从劳动经济学角度来看企业年金大量分布于国企也是有依据的。
尽管理论上国企管理者和工人偏好于建立企业年金，部分侵蚀了国有资产的剩余索取权，但实际上，建立企业年金制度还是有其建立的必要性。第一，从整个养老保险体系来看，如果整体工资总水平一定，建立企业年金可以降低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从而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反过来实现企业年金增加，如此往复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系统。第二，从企业角度来看，建立企业年金有利于增强管理体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利用企业良性发展；从中长期看，企业年金计划可以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来为职工谋福利；可以提高职工生产积极性和对企业的依赖性，创造更多价值 ；从人力资源管理角度，可以利用企业年金的“金手铐”效用利于吸引、留住优秀人才，企业年金实质上也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计划， 因为个人储蓄的银行存款对利率风险的规避能力有限，而且存款的长期增值能力较弱，养老能力不足，所以年金制度从一开始就对职工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第三，从社会角度看，年金计划有利于应付人口老龄化冲击。
鉴于企业年金的重要性，对企业年金在国有企业的广泛实行还是应该肯定而不是否定，更不能借此否认我国的国企改革。我国目前经济体制还是以公有制为主导，对我国国企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要寻找一种适应大生产发展和市场经济要求、具有较高效率水平的产权形式和企业制度 。所以，为建立规范的国企企业年金制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利于年金制度在我国其他类型企业的顺利推广，2004年颁布《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了企业年金基金管理的信托模式，对企业年金基金的资产组合做了具体限制，规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等 。为促进企业年金制度的良性运行、预防和制止国有资产流失，并借以推进年金制度在社会全行业的广泛拓展，还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
第一，要营造良好的配套环境。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完善的多层次法律体系来弥补单个
法律监管的不足。企业年金涉及到多个包括社保、信托、证券、基金、审计、监察等等多个领域，《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可能在某一问题的规定有重合或遗漏之处，需要建立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来弥补单个法律对监管的真空和不足 。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借鉴如EET/TEE等征税模式；在缴纳企业年金时如何进行减税、免税和延税，是影响企业和职工建立企业年金计划的重要因素。按照2000年的规定，企业缴费在工资总额4%以内的部分，可从成本中列支，并且仅限于试点地区。而面对逐步扩大的企业年金市场，如何在从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在现行的管理办法中还没有明确体现。尽管从税收方面对企业年金给予优惠能够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但是具体的税收环节、优惠比例以及限制条件都必须有明确的规定，防止一些垄断型的国有企业借机会大幅度增加员工福利，也防止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的差距继续拉大，原因在于大部分的年金缴费与员工的工资收入成比例。改善投资环境，健全资本市场；营造良好的市场供求环境，以免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包袱过重。
第二，降低企业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偏好，努力使剩余索取权内化，克服“道德风险”和管理者短期化行为；将监督权和剩余索取权结合，靠外在竞争力和内在的合作利益有机结合，做到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主要为纳税关系，彻底割断“父爱主义”对企业的影响。
第三，制定合理的年金设计方案，完善职工薪酬结构，在公平基础上体现效率，防止年金向高收入阶层倾斜。
第四，完善资本市场，实行年金基金的社会化运营，并与公务员职业年金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巴曙松，陈湘永，陈华良，贾蓓：《企业年金与基金、信托管理制度比较研究》，国研网，2004年10月26日
2. 白冰：《中国建立企业年金的微观基础及其政策探讨》人大硕士论文，2003年
3. 曹钢：《产权经济学新论－产权效用、形式、配置》，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4. 刘俊延：《对我国企业年金现状的思考》，《管理科学文摘》，2004年3期
5. 唐昌凯：《我国企业年金发展中的税收优惠问题研究》，人大硕士论文，2003年
6. 王俊：《发展我国企业年金问题研究》，《商业研究》，2004年11期
7. 王贞琼：《中外企业年金制度的比较及启示》，《江汉论坛》2004年5期。
8. 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 兴业银行同业大计 “质变”的银行同业业务 银行同业新规威力 监管层“痛击”银行同业业务 中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发展研究 银行同业代付业务风险点分析 工行基层行应对银行同业竞争的策略 完善银行同业拆借会计信息披露研究 银行同业业务：虚实背后的风险 银行同业竞争的五种不良现象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风险管理探讨 银行同业业务创新收益和风险并存 银行同业业务状况及发展路径选择 银行同业业务与流动性风险研究 以产品创新应对银行同业竞争 银行同业结算账户管理亟待规范 中小银行同业业务风险防范及建议 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营销策略 银行同业存单的脱轨与校准 银行同业10亿理财资金谜团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银行同业去杠杆 银行同业去杠杆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董欲晓 由曦")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不断围堵银行创新“类信贷”业务失效后，监管层对于此次整肃的监管思路或有转变，将更倚重“疏导治本”。
在中国经济去杠杆大幕拉开之际，数年狂飙突进的银行同业融资业务，亦迎来了密集的监管政策。
《财经》记者获悉，银监会有关部门起草的《商业银行同业融资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已成形，并于11月上报银监会决策层，有望在近期获批，并于2014年2月开始执行。
这一国内首份银行同业融资业务指导办法，是银监会继3月就规范银行理财非标业务发行8号文后，针对银行 “类信贷业务”的新一轮监管反制，意在促使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去杠杆、斩断银行类信贷业务的扩张冲动。
《办法》除了对合同签订、业务期限、会计核算等方面做系统规定，还明确叫停诸多灰色操作手法：比如不允许银行接受或者提供“隐性”或“显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禁止同业代付业务和买入返售业务中，正回购方将金融资产从资产负债表中转出。
对于业务风险管理，《办法》提出了“业务期限”、“集中度管理”的量化标准，并要求商业银行将同业融资业务纳入全行统一授信体系，计算资本和拨备。
《办法》一旦出台，将对占银行总资产比例12%的同业业务的当头棒喝。
在信贷规模管控的近两年内，银行同业业务一路狂飙，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从2010年的5.25万亿元至2012年猛增一倍达10.52万亿元。央行在其近期的《2013年第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部分商业银行利用同业业务开展类贷款融资或虚增存款规模，加大了流动性管理和风险防控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效果。
银监会于今年初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将同业业务风险列入重点监管内容，但由于所涉及业务类型和变通手段复杂多变，系统性的管理办法迟迟未出。
“同业去杠杆是方向性的，《办法》的监管导向非常清晰，对行业的长远发展有积极意义。”一位获知文件内容的大型国有银行高管说。 “类信贷”新渠道
同业融资业务主要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存放、买入返售、同业借款等，是金融机构间资金往来的常规业务。但近两年却迎来了超常规的规模膨胀。
16家上市银行年报数据显示，同业资产在银行总资产中的占比，由2010年的8.2%，上升至2012年的12.2%，其中八家股份制银行比例上升得更快，由17.6%上升到23.2%
同业类信贷业务迅速膨胀，背后是两股推动力。一是为规避监管机构对贷款额度和投向的诸多限制；二是为应对资本充足率和存贷比考核。
银行通过同业业务来规避信贷管控的套路大致如此：商业银行向非金融企业提供类信贷融资，并通过一定的会计操作，将这些业务在资产方记录为同业资金运用科目，并不计入贷款，以此达到降低资本占用，不计提拨备的目的；在负债方记录为派生后的非金融企业在商业银行的存款。
操作方式包括“买入返售银行承兑汇票”、“同业代付”以及“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等，信用风险逐渐累积。
以“买入返售信托受益权”的交易为例，该交易涉及“三方协议”：A银行作为过桥银行，认购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随后A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真正提供融资的B银行，同时另有C银行为融资项目出具担保协议。背后的关系则是：C银行是融资项目的起点，有客户但没有足够的贷款额度，为维护客户关系、获得存款，设计了这条曲折的融资链条。
C银行给B银行提供担保，实质上是C银行对项目进行了一次信用升级，但信用升级本身并非没有减少风险。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实质上就是评级公司对于很多原本没有资格获得抵押贷款的客户进行了信用升级，而这种信用升级在中国则呈现出银行提供“明保”或者“暗保”的样本。
信用升级只是掩盖信用风险的一个方面，反映资产风险程度的风险资产权重指标也因这种结构设计而被减损。
过桥银行A的作用是，将风险权重较高的信托受益权资产转化为“同业资产”，其风险资产权重因此降至25%甚至更低，资本占用下降四分之三。对于银行业监管机构来说，资本充足率指标的核心要义是银行要有充足的资本抵御风险，如果一个本该是100%风险资产权重的类信贷资产因为这样的腾挪而被计入同业资产，银行本身的信用风险敞口被大大低估。
更值得担心的是，项目背后的资金投向，一位信托公司内部人士透露，在他经手的项目中，80%的资金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被国家限制的房地产企业。
这种风险往往被忽视。一位国有大行分行人士坦言，在年中的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时，分行的两个省级龙头企业客户相继无法按时还款。而这两家客户的部分资金正是通过同业科目筹措的。“真是想不到，这么好的客户，这么大的平台竟然为5亿元的资金愁得几天睡不着觉，现在想想都后怕。”
根据上市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2年底，15家上市银行同业业务规模达到10.44万亿元，其中，容易藏匿“类信贷”融资的科目——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规模达到4.74万亿元，占比近一半，高达45.4%。
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说，利用金融市场中的同业交易，使资金流向更高效益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利率市场化的体现，但由于其与传统存贷业务有着诸多风险特性上的差异，超速发展中也累积了不可小视的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
一些银行在一端做资产，另一端做负债，用长期资产匹配短期负债，累积了不少的流动性风险。与此同时，项目只要产生收益，当年业务人员就能分红，并没有审慎的风险准备。 新规“排雷”
银行同业业务迅速积累的风险，引起了监管层的关注。据《财经》记者了解，11月初，银监会召集主要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负责人开会，主要议题即为规范银行同业融资业务。
“同业业务类型较多，且其中一部分是有合理性的，如何厘清区别并有针对性地管理有一定难度。”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说，这也是监管层年初就关注到风险，但年尾才最终敲定治理框架的原因。
《办法》多处规定的意图是还原“类信贷业务”，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其真实风险。其中，明确指出“同业代付”业务中的委托银行要将相关款项确认为“信贷资产”；另外，“商业银行开展同业融资业务，应当与交易对手金融机构逐笔签订合同或协议”。这相当于叫停过了此前常见的“三方协议”，禁止两家银行之间直接互相接盘信贷业务，将信贷业务化装为“同业资产”。《办法》同时不允许商业银行在开展同业融资业务时，接受或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
针对同业业务的期限错配风险，《办法》对同业资金融出业务期限做了规定，要求按照审慎原则“最长不得超过一年，且到期后不得展期”。
“现实中确实存在很多两年甚至三年期限的同业融资业务，违背了同业业务短期资金融通的功能，这些对接了长期项目的资金今后要另外寻找途径了。”一位国有大行金融市场部人士说。
针对各家银行开展同业业务的管理、流程任意性较大的现状，《办法》规定，商业银行要建立全行统一的同业融资业务授信管理政策，并将同业融资业务纳入全行统一授信体系，不得办理无授信额度或超授信额度的同业融资业务。
“这对于各家银行影响不同，”上述金融市场部人士说，“一些银行已经是这样的做法，但做法比较激进的银行，估计业务受冲击比较大。”
“这项规定涉及最多的是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借款，另外是信托公司融资借款，还有商业银行头寸拆借，后两类目前很少有授信覆盖。”另一位国有大行人士说。
《办法》还对同业融资业务提出了资本占用和拨备的计提要求，规定同业融资业务应该计算资本占用，且根据交易对手履约能力和减值影响因素，对存续期内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和坏账准备，但是并没有明确计提的比例。
在最近各地银监局对于同业业务的风险排查中，已对部分银行提出了资本占用和拨备计提的监管意见。部分省份银监局不准许同业融资业务对接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两高一剩”项目。
对于市场颇为关注的集中度管理，银监会列出了三项具体比例。《办法》规定，单家商业银行对单一法人金融机构融出和融入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该银行资本净额的100%；单家商业银行对所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出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该银行资本净额的25%，单家商业银行对全部法人金融机构的融出资金余额不得超过该银行各项存款的50%。
《办法》还规定，办理买入返售和卖出回购业务，正回购方不得将业务项下的金融资产从资产负债表转出。在诸多业界人士看来，这是《办法》中“最猛”的一招。
此前，商业银行通常用开放式回购或者买断式回购的方法，将资产先找机构代持，转出表外，并在之后进行回购。比如银行持有信用债的话，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压低信用债敞口。《办法》的出台将堵住这个大多数银行绕规模、逃避监管的出表“口子”。
“预计随后会根据银行同业业务的规范化进度以及规模增长速度，适时推出更细致和有针对性的政策。”上述大行人士说，“而《办法》本身是提纲挈领的第一步。”
虽然监管机构层层设防，可以预期的是，监管者与金融机构的“猫鼠游戏”还将继续下去。
“常见的同业创新融资，也就是类信贷业务减下来，可以变身应收款项投资。”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透露。而根据今年上半年的经验看，银行应收款项类投资中大量配置了信托受益权、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类贷款资产。 冲击货币政策
同业业务扩张也受到央行关注。
在《2013年第三季度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指出，同业业务已经成为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管理资产负债、创新产品和拓展利润增长点的重要渠道。但部分机构在开展同业业务中也存在操作不规范、信息不透明、期限错配较严重和规避监管等问题，部分商业银行还利用同业业务开展类贷款融资或虚增存款规模，加大了流动性管理和风险防控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的效果。
一位央行内部人士称，同业业务纳入央行的视野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同业业务频繁进表出表，导致货币供应量忽上忽下；二是同业业务发展对于银行现金管理和资金清算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近两年来，从货币金融统计数据来看，频繁出现M2等金融数据大幅波动的现象，银行的同业业务等“冲时点”的行为，让货币当局颇为挠头。
对于货币统计的干扰只是一方面，央行还担心过度高杠杆的金融机构的备付问题。上述央行人士说，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在1%时，就可以大致满足流动性备付的需求，但在“钱荒”过程中，一些杠杆率比较高的金融机构则出现了清算方面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不去杠杆的话，这些高杠杆的金融机构在月末、财政存款缴存的时点都容易发生类似的问题。
为了促进银行同业业务去杠杆，央行力图维持一个相对较紧的流动性环境，意图把相对“空转”的资金转出。在2013年6月，当金融市场利率大幅飙升的时候，同业业务的发展势头确实有所减缓，但是到了7月和8月的时候，势头又开始恢复。事实上，商业银行首先保证资金的盈利性，所以，其一直有从同业拆出资金，然后通过资产的运用去盈利的冲动。
央行表示，下一步，应进一步完善同业业务管理制度，将标准化、透明度作为规范和加强同业业务管理的抓手，健全相关考核和监管机制，引导其在规范基础上稳健发展。完善金融统计和会计制度，以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商业银行的信用扩张和经营行为。
“央行其实想用一种发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上述央行内部人士称，“金融创新是不可避免的，人民银行的思路不是限制而是规范。”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早在两年之前就着手对同业市场进行调研。据《财经》记者了解，利率市场化重要一步——同业存单（CD）将于近期推出。此业务本身将成为同业资金融通的另一条通途，是解决银行负债压力的一个有效工具。而在此次同业融资业务管理办法中，关于业务定义中并没有包括CD。
“可以理解成，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打开另一扇门。”一位大行金融市场部人士评价道。通过给特定的同业存款以正道，来避免很多扭曲的行为。 信贷“变脸”
“类信贷”业务在监管夹缝中寻找新渠道并不是新故事。同业渠道只是这一监管博弈下的第N个版本，且越来越复杂隐蔽。
近年来，从银信合作，到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非标资产，至银行同业项下的各种类信贷业务，直至新的升级版“应收款项投资”，各类操作的不断变种演绎出了一条越来越复杂的“类信贷”融资链，同时升级的还有背后的流动性和信用风险。
这一融资演变始于2010年盛行的银信合作理财，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并作为委托人将资金提供给信托公司，发行单一信托购买银行的信贷资产。其中，信托公司获得通道费，银行获得管理费和托管费等，理财投资人获得银行给定的“预期收益”，而企业绕道获得了融资。
2011年末，信托资产规模飞增至4.8万亿元，较之2009年增一倍有余。同期新增信贷7.5万亿元。
随着银监会强制要求银信合作信贷业务回归资产负债表内，这一融资模式渐渐势弱。
2011年开始，农信社票据业务成为新的渠道。利用卖断和回购的模糊界定，银行将贴现票据卖断给农信社，与此同时做一笔逆回购，将票据资产转变为同业资产，减轻资本压力。
随后银信合作出现多种多样的升级版，银行理财资金的不透明操作使得表外资金通过信托收益权、各类交易所市场、上市公司股权质押融资等方式对接企业资金需求，本质上仍然是信贷业务，但方法推陈出新。
截至2012年末，银行理财资金余额突破7万亿元，同期信贷新增量为8.2万亿元。
2013年3月，银监会强力推出8号文，对银行理财提出投资非标资产规模不得超过理财产品总额的35%或总资产的4%，并要求理财产品必须与投资的资产一一对应，实现每个理财产品单独管理、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其列出的非标准类囊括了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票等几乎所有形式。
随后数月，银行掀起非标资产清理大行动，部分银行通过做大分母降低非标占比达标，大部分银行则等待相关理财计划到期，自然压缩非标资产规模。但更多的做法则是通过层出不穷的创新规避8号文限制。
在此前后，同业代付业务风生水起，银行通过开出信用证或者承兑汇票等方式，以自身名义委托另外一家银行为自己的客户提供资金，委托行将此业务计入应收款项，而代付行计入同业科目。对开证行而言，开立信用证属于表外业务，不受贷款规模和存贷比约束，且可获得存款沉淀和手续费收入；对代付行而言，由于有开证行担保，其代付资金计入“应收账款-同业代付”科目，不受贷款规模限制，也不纳入存贷比考核，成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的重要捷径。
银行谋求利润增长，对接强烈的社会融资需求，在严格的信贷管理环境中，演变出花样繁多的融资工具和路径。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纷纷争做通道，风险则隐藏在银行体系的表外业务中，无从准确计量。
截至2013年上半年，16家上市银行同业科目下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规模已突破5万亿元。这并非“类信贷”融资的全部。“表外融资很多并没有反映到业绩报告中，另外一些银行项目直接对应第三方理财机构，就更无从查验了。”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说。
“风险越来越隐蔽，”一位国有大行风险部人士说，“一旦出了问题，银行、信托、证券都可以说风险不在我这里，法律责任和实际的信贷关系往往又难以对应。”
6月发端于银行间拆借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席卷而来，短债长借的错配风险迅速暴露，使得一些银行同业业务操作趋向审慎。此前较为激进的浦发银行已放弃城商行的同业相关业务，交易对手限于国有五大行和股份制银行。部分银行则收紧项目审查，建设银行二级分行的同业项目统一上收省分行批准。
“如果再细看，一些银行在经历了短暂压缩后，七八月份再次反弹。”一位股份制银行金融市场部人士说。而同业业务中，最常被用以隐藏贷款业务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项目压缩幅度较小。兴业、光大、浦发银行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此项仍继续增加。
对于融资类业务，监管层一直强调“实质大于形式”的监管思路，“但在实操中如何认定哪些是信贷类业务则存在难度”。一位银行业资深人士说，以“围堵”为主要手段的监管思路必然面对“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窘境。 以疏代堵
不断围堵银行创新“类信贷”业务失效后，监管层对于此次整肃的监管思路或有转变，将更倚重“疏导治本”。
9月下旬，银监会召集多家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部负责人，召开理财资产管理试点会议。
由工商银行、光大银行等牵头行提交的一整套规范性方案意在开辟理财资金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明渠”。第一批试点银行获准发行总计100余亿元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完成基础资产从非标准化变为标准化产品，从而突破此前“8号文”对于“非标”占比的数量限制。
在整个制度框架设计中，通过创设“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并在中债登集中登记托管，在专门的交易平台上交易流转，实现了标准化金融产品的生产。从风险分散角度来看，这为打破理财“刚性兑付”魔咒，解决信用风险积聚银行系统不能分散的问题提供了前提：可交易的标准化融资工具在流转中产生公允价格，这使得风险和收益被同时公平合理转移变得可能。
这一创新赋予了银行资产管理业务和资产管理计划相应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其与券商资管、基金专户、保险资管具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和竞争起跑线。
“以往，银行理财创设的非标投资工具，实际上是中国目前资产证券化的本土解决方案。”光大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张旭阳说。
银行理财资产管理试点计划，则是将这一“本土化解决方案”还原为最有效且最短的投融资中介链。在清除各类融资”通道的同时，也将风险关系变得更明确和透明。
整个制度设计的现实突破点在于，摈弃了以往“叫停”和“围堵”银行理财“非标”资产的做法，为理财资金对接企业融资开辟了“阳光大道”。随着“非标”业务摆脱各类暗渠通道，“隐形”风险浮出水面。而监管思路也从“消灭风险”转到“实现风险可见、可控”。
据了解，目前该理财资管计划正在筹谋扩大试点规模和范围，相关进展有待高层统一意见。
另一种更为直接有效的解决方案是，直接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常态化发展，理财资金可以在金融市场中直接配置证券化产品解决“非标”的问题。证券化的常态化发展在今年7月国务院公布的“金十条”中已经明确。
“如果信贷资产证券化发展成熟，那么理财直接融资工具这种过渡性质的产物也就自然谢幕了。”张旭阳说，“但这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耐心等待。”
在理财直接融资工具试点的过程中，央行和银监会二者的协调问题仍待关注。《财经》记者了解到，银监会对于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的试点，引起了人民银行一定的质疑，作为金融市场的建设者，人民银行认为，银监会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实质上是一种债券，商业银行相关产品的发行，可能会再建一个新的债券融资市场，并人为造成市场的割裂，二者未来的互动值得关注。
对于同业业务科目下充当“类信贷”融资渠道的部分业务，监管层也有意广开明渠。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应该将除用于清算、结算及头寸拆借之外的同业往来，均视为一般资产和一般存款，反映资金的真实用途。”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破除存贷比指标和贷款规模控制等桎梏。
委托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文章来自文秘站
摘要:当前,我国担保体系发展在金融领域内占重要位置,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促进金融公平,尤其是为焕发金融担保市场多元主体活力,增加就业岗位,推动经济整体发展而实现的一种创新产物。
关键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在满足居民个性化需求、实现社会化专业协作、进行科技创新、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突出的作用。
一、我国信用担保体系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我国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探索,初步确立“一体两翼”的信用担保体系框架。各地信用担保机构数量迅速增长,2000年底为203家,到2003年6月增长为966家,其中95.5%的担保机构分布在地市级及以下地区,共筹集担保资金总额达286.5亿元,累计担保总额1179亿元。但是,各地在推进担保体系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共同的问题,如信用担保机构规模普遍较小,业务品种较为单一;担保经营不规范,担保机构面临的风险较大;政府干预较为严重,一些信用担保机构成为地方政府的附属物;相当部分担保机构勉强维持生存,出现社会效益与自身效益的矛盾。这些问题的出现,较大限制了信用担保体系作用的发挥。
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维持信用担保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供给不足。
(一)政府监督约束机制缺失,以政府为主导的信用担保模式具有局限性。据统计,2003年6月底,在966家担保机构中,政府完全出资的305家,参与出资的321家,占机构总额的64.8%.财政出资的政府担保在整个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对政府行为约束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实现地方利益或集团利益,往往对信用担保机构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这导致了三种不利的后果:一是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使担保机构的代偿风险最终转化为实际上的财政代偿风险;二是引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导致银行的债权损失,从而降低银行参与中小企业融资和融资担保活动的积极性,损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长期发展。三是不利于担保机构自身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内部控制、改善经营管理和担保服务水平。
(二)担保风险控制制度存在缺陷,缺乏风险转移、补偿机制。一是缺乏风险分担机制。据调查发现,与国有商业银行有协作的担保机构不到担保机构总数的60%,尤其是部分地市、县及乡镇的担保机构,国有商业银行与之协作的很少。而与贷款担保机构协作的金融机构中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还是信用社,不与担保机构共同分担风险的也在60%以上。二是缺乏风险转移、补偿机制。目前,许多省市尚未建成再担保制度,信用担保机构缺乏分散风险的渠道。三是缺乏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一些基层担保机构由于没有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存在严重的人情担保和“拍脑门”担保的现象。而人才的缺乏也使得这些担保机构对风险识别和控制能力较弱。
(三)金融支持体系供给不足,信用担保的开展受到限制。我国金融资源主要掌握在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缺乏侧重对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一级法人体制,其业务政策及制度的制定和解释权均在总行,因此,对中小企业贷款压力较大的基层行要对现行制度有所突破,必须层层上报,由总行决定。这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基层行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和与担保机构的合作。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建立起了与大企业相适应的企业评价体系。以这种评价体系来衡量、考察各种类型企业执行信用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将一大批效益好、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拒之门外。
(四)社会信用制度缺失,信用担保机构面临的信用环境较差。信用担保机构提供的是信用服务。因此,决定担保规模的是该地区的企业的总体信用状况。当受保区域内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不佳时,即使资本雄厚,也不能盲目扩大担保规模。然而,我国企业信用状况是令人担忧的。我国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我国年财政收入的3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信用制度建设滞后,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创新
要保持信用担保体系的可持续性发展,我们应对现有不利于信用担保体系发展的制度进行不断地调整和创新,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一)进行信用担保模式创新,优化信用担保体系结构当前,我国建立以政府为主要出资人的信用担保体系是不合适的。一是我国各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差异较大。特别是县级地方政府财力有限,无法满足建立信用担保机构所需要的持续性资金供给。二是计划体制的惯性存在,政企还未完全分开,政府为主导的担保机构可能重新成为地方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干预的一个渠道。因此,应该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模式进行调整和创新。
(二)进行风险控制制度创新,降低信用担保机构的交易风险就担保机构内部而言。我们认为,一是要建立动态的风险监控机制。实行严格的审保分离制度。完善各种预警指标体系,做好事前预防、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督工作。二是要依法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相互监督和约束机制。要建立起产权清晰、职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使一切市场经济关系建立在合同、契约关系的基础之上,真正实现信用担保机构的市场化运作。
三是要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利用预留风险准备基金等 财务手段控制和化解风险。四是要完善资本金补充制度。允许民间资本和企业资金参与各种类型的信用担保机构的建设。五是进行业务创新,分散经营风险。“以担保促进投资,以投资发展担保”。六是进行人才制度创新。各担保机构应制定相应的人才发展战略。不仅注重相关专业人才的引进,更要注重采取各种形式对现有在职人员进行长期的专业化培训,增强职工的业务素质,提高职工发现、控制和处理风险的能力。
(三)进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成为构筑稳定而又充满活力的信用担保环境的制度创新者。首先,政府应该成为一个竞争有序的信用担保法治环境的供给者。政府需要建立健全有关法律体系,使信用担保体系相关机构在经营过程中,有法可依,规范运作;其次,在管理方面,政府对信用担保机构的管理应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对信用担保资金实行委托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信用担保的市场化操作,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信用担保市场;第三,政府应成为担保体系构建中的引导者。我国中小企业量多面广,而政府财力有限,依靠政府完全出资组建信用担保体系是不现实的。因此,政府牵头,注入启动资金或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有利于引导各种资金进入担保行业,建立担保基金。同时,政府应积极组建各级再担保机构,使信用担保机构具有通畅的风险转移、分散和补偿的渠道。
(四)进行金融体制创新,建立完善的金融支持体系信用担保机构作为联系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的桥梁,其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金融制度改革和创新程度的影响。为此,在金融体系建设方面,我们认为一是要加快发展以中小银行为代表的中小金融机构的步伐。中小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上拥有优势,中小金融机构的成长和竞争,有利于信用担保机构担保功能得到更大程度地发挥。二是扩大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尤其是二板市场,一方面扩大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有助于中小企业获得所需的资金,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提供顺畅的通道;同时,有助于为担保基金的运营创造市场条件。三是逐步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信贷利率的开放,在宏观上节省了社会的担保资源。利率市场化使商业银行能够根据信贷对象风险程度的不同制定不同的利率政策,改变风险与收益的非对称状况,增加对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积极性。四是改革商业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建立与中小企业特点相适应的企业评价体系和信贷审核监督制度,有利于商业银行为有能力还贷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改善资产结构,也有利于信用担保机构扩大服务对象,发挥担保的效用。
(五)进行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创新,改善社会信用环境企业信用管理应包含企业授信管理和受信管理两个方面。作为授信方,企业通过收集客户资料,对客户进行信用评级分析,制定出合理适用的企业信用政策,并结合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阶段采取不同措施进行应收账款的有效管理。而作为受信方,企业在对受信数量、期限、种类等进行管理的同时,应该注重运用信用评级这一外部风险揭示工具提高自身的资信水平,以顺畅获取信用的渠道。同时,企业应建立基于伦理优势的竞争战略。企业伦理是树立信用权威的基础,“诚信为本”是企业伦理规范的核心内容。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强化从领导到普通职工的个人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信用担保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在制度上不断突破和创新,才能使信用担保体系的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并使其真正发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陈晓红,中小企业融资创新与信用担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
[2]顾海峰金融交易中信用担保风险形成的外部机制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7):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