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9 13:42:05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陶渊明真的彻底与官场的朋友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来了吗？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真的对那个曾经熟悉的官场一无所求了吗？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陶渊明真的能从天伦之乐中获得他在人世间所需要的一切温暖吗？又真的能从琴与书的世界中获得他所希望的慰藉吗？
陶渊明，其实是一位尴尬而又孤独的隐士。
归隐田园的陶渊明其实仍是一位与世有争的隐士。
阳光会让树木投下倩影，清风会让江河泛起波浪，空谷会让鸟鸣留下回响。
人非草木，他怎能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即使是隐士也不能例外。
正如“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一样，隐士仍然是人，他仍生活在帝王的版图之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稍稍聪明一些的封建帝王即使是出于标榜自己的目的，也要装扮出一副礼待天下贤士的样子，要让天下人说他所统治的王朝做到了野无遗贤。
因此，每一位不是智商有问题的皇不会允许他的任期内有大量的隐士出现，也正因为如此，陶渊明回到柴桑之后不久，朝廷就征召他任著作郎。
历史没有记载陶渊明是怎样应对这次征召的，但可以想象他是不敢或不能硬着脖子说一个“不”字的，他必须拿出不去赴任的充足理由，或父亲年老病笃啊，或自己抱病在身啦。另外，恐怕还得托托人情，走走后门，否则朝廷加一抗旨不遵的“大不敬”的罪名，陶渊明恐怕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这样的推断不是没有道理的，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的确说了一句让人肃然起敬了一千多年的话——“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但不要忘记，陶渊明的这句话是向谁说的？他是说给他的下属听的。读梁代沈约编的《宋书》，我们就会明白这个语境，当时地方巡察官“督邮大人”将要巡察他的彭泽县，要对地方官进行年终的政绩考核品评，陶渊明身边的人说陶大人“应束带见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穿西装打领带去迎接这位督邮大人，于是陶渊明就有了上面所说的那一声长叹。但陶渊明辞职的理由是什么呢？读《归去来兮辞》，我们知道陶渊明辞职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奔丧”，因为他的“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当然啦，或许还有其他的理由，为妹妹奔丧还不是最充足的。
再读比陶渊明更早的李密的《陈情表》，我们就会更加理解陶渊明的尴尬。李密被晋武帝征召为太子洗马，他是怎么推脱的呢？不也是以要为祖母尽孝才得以摆脱吗？
中国的帝制时代，是一个欲做真隐士也困难的时代。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陶渊明之所以能得以顺利辞职，虽然没有向督邮低头折腰，但至少也曾向一位他喜欢的长官弯过腰的。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争取了官方批准，得以比较顺利地回归田园的隐士。如果不信，下文即有详细的推断依据。
读“请息交以绝游”，如果不能读出陶渊明的内心伤感与无奈，就没有真正读懂他的心。
一个“请”字，其中有挣扎，有矛盾，这是诗人的内心独白——正因为难以摆脱官场的交际，才需要自己对自己盟誓，才需要告诫自己一定要摆脱那些看不顺眼的追名逐利之徒、尔虞我诈之辈。
但是你能放弃那些值得以心相托的知己吗？而且这样的朋友恰恰又奔波于仕途，让你无法躲避，那又该怎么办呢？
陶渊明就遭遇了这样的尴尬！
朝廷征召陶渊明赴京城就任著作郎被他婉拒之后，江州刺史王弘仰慕他的大名，千方百计想结识他，但苦于没有介绍人。王弘最后还是想出了一个绝招，陶渊明一次出游庐山，王弘委托陶渊明的老朋友庞通在半路上设下酒宴先接待陶渊明，并吩咐庞通不要暴露是刺史大人的主意，要做得不露声色。等到庞通与陶渊明把盏共酌聊得正欢的时候，王弘就露面。我想王弘露面的那一刻，该是一种很尴尬的场面吧。不过陶渊明惊讶之余，并没有给王弘难堪，也没有对王弘表现出丝毫的不尊重，但就是不肯与之深交。
王弘这样的刺史大人陶渊明可以不理会，可以不再有深交，但颜延之却是一位陶渊明想躲也躲不开的朋友。颜延之曾于刘裕军中任职，刘裕何许人也，就是后来废晋恭帝自立为帝的宋武帝。其实，陶渊明在辞去彭泽县令之前也曾在刘裕军中任过参军。总之，颜延之与陶渊明的私交极为深厚。后来颜延之离开刘裕，转任始安郡守，赴任途经浔阳，每天都去拜访陶渊明，而且每天都醉。最后离开浔阳时，颜延之还“留二万钱与渊明”当酒钱，陶渊明也没有嫌人家的钱肮脏，他“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由此可见，陶渊明隐居田园之后，并没有真正做到与官场中人彻底断绝交往，只不过是有选择性地交往罢了。
陶渊明，是诗人，诗人是最容易受伤的。慰藉一颗受伤的心，有多种药方，友情就是疗效最佳的药方之一。
鲁迅先生曾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狂狷傲岸如鲁迅者，不也特别珍重友情吗？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真可以称得上是一段佳话。
颜延之与陶渊明也是这样一对知音，陶渊明辞世后，颜延之亲自为陶渊明写了墓志铭，还写了一篇饱含深情的诔文，篇尾还赠给陶渊明一个谥号——“靖节居士”。从年龄上说，颜延之虽然较陶渊明为晚辈，但南朝刘宋时代，颜延之却是文坛的领袖啊，有了颜延之的推重，陶渊明想不朽都难啊。
这样惺惺相惜的友情，这样彼此知心的相交，不正是陶渊明所珍重的吗？如果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如他自己所说的“息交以绝游”，让颜延之一次次吃闭门羹，一次次受冷落，能有后来颜延之对陶渊明的深情而又沉重的追悼吗？
陶渊明不是无所求，也不是无所珍重，他并非无所争，他争得了弥足珍贵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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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陶渊明性情冲淡平和，诗风也如此，这的确没错。
陶渊明的确没有东汉末年的祢衡那样击鼓骂曹的表现，也没有嵇康那样断然与朋友山巨源绝交的愤激，更没有像阮籍那样佯狂扮出一副穷途之哭的癫态。陶渊明将自己的双脚深深地立于田园中，他陶醉于“亲戚之情话”，他“乐琴书以消忧”，但是他的心仍关注着时代的变化，他的心仍表现出对儒家礼教的十二分尊崇。既然如此，谁又能说陶渊明真正与世无争了呢？
这也有事实为证。
隐居柴桑的时候，又有江州刺史檀韶苦苦劝陶渊明入仕，遭陶渊明拒绝。不过，当檀韶组织一场讲礼大会邀请当时的著名隐士周续及祖企、谢景夷讲学时，陶渊明对此还是有所反应的。陶渊明写下了一首诗：“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表达了自己对上述三人的敬重，并将这首诗于朋友中传阅。陶渊明怎能说创作诗文全是为了“娱己”，他分明仍在朋友间寻求同类、寻求回声啊！
孔学成为宗教，其对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孔教的忠君思想自然也深深地影响着陶渊明。后来刘裕代晋，做了开国皇帝，对此陶渊明也表现了自己的不满。
《宋书·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为东晋立下赫赫战功，最后官至大将军，谥封为大司马，生前享受“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殊遇，陶渊明的祖父陶茂也曾官至太守，也就是说陶渊明的家族世代享有晋朝的信任与宠幸。对此，陶渊明是怀有一颗感恩之心的。因此，当刘裕当上开国皇帝之后，尽管他曾是刘裕的老部下，尽管刘裕也曾征召他赴新朝任职，但陶渊明拒绝了。为什么？他是在为东晋的皇帝守节！
《南史·陶渊明传》记载：（陶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东晋安帝年号）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宋武帝刘裕年号）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这段史料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了陶渊明当时的心迹，陶渊明写诗作赋有一个习惯，诗文都会题写上创作时间，东晋时期创作的诗文他都以当时东晋皇帝的年号来标注时间，但是当刘裕继晋为帝之后呢，他却以干支纪时的方法来标注创作时间，这当然既是对东晋的追悼，也是对刘裕的不承认。
由此可见，陶渊明还是抱着一颗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心，还是抱着一个“忠”字没放，还是冷眼热肠地关心着那个时代、那个社会。
他怎么能与世无争呢？他仍在争一个“忠”字名节啊，他仍在争一个“东晋遗民”的称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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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曾于《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是啊！陶渊明的确是一位没能忘却政治忘却人事的隐士，他一生留下了那么多的诗文，就是明证！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大将，要了解陶渊明的趣味、立场，就不得不提到陶侃在盘根错节的东晋王朝中的位置。陶侃出身贫寒士族，且可能有江南蛮族（溪族）血统，这在门阀贵族把持朝政的东晋王朝中是很难立足的。
琅琊王氏家族中的大将军王敦主政其间，为了扩充势力而将陶侃排挤至边陲广州担任刺史，这无疑是门阀政治对陶侃的一次无情摧残。后来王敦叛乱被平定，陶侃被任命为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但琅琊王氏与陶侃之间的宿怨却一直难以弥合，以至于新兴贵族庾亮向琅琊王氏家族的宰相王导发难时，陶侃坚决站在了庾亮一边。应该说，与琅琊王氏的对立态度，成为了陶氏一脉的家族记忆，也最终导致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发生。
研究魏晋文学的大家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给出的一段考证，陶渊明29岁时任江州祭酒，但他的顶头上司江州刺史王凝之却恰恰是琅琊王氏的一个不肖子孙。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应该理解为“不为信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折腰”。
当然，如果仅仅是家族记忆的牵绊，陶渊明的伟大还是有限的。陶渊明不仕祖仇只是其高风亮节的一部分，“不仕二姓”才是陶渊明隐居的最终原因。曾祖父陶侃虽然在东晋王朝仕途偃蹇，但毕竟是东晋王朝的臣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东晋王朝成全了作为寒门和蛮族的陶侃。对东晋王朝某些门阀贵族的不满，并不能盖过其对东晋王朝的忠诚。但东晋王朝最终却被刘裕建立的刘宋王朝取代，陶渊明偏偏经历了这一历史剧变。这使得陶渊明的隐居不仕由起初的书生意气变成了最终的遗民心态，家族记忆升华为更大的家国情怀。
应该说，陶渊明的“不仕”经历了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嬗变。在由鄙视王凝之造成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之后，陶渊明的仕途并没有从此断绝。隐居之后几年，陶渊明妻子去世，隐居的草庐也因失火而毁坏，穷困之中的陶渊明不得不再次出仕以求生存。34岁那年，陶渊明在江州刺史桓玄的邀请下出任幕府。桓玄谋反之际，陶渊明便趁机因母丧而辞职。桓玄不久篡晋，刘裕大破桓玄，并提拔陶渊明为镇军将军参军。后来陶渊明一度担任建威参军，在刘裕做大做强之后，陶渊明似乎嗅到了点什么，于是辞职，终身不仕。
陶渊明的隐逸高名，使得他成为了权臣们争相笼络的金字招牌，但陶渊明对这两位“恩主”却一直处于依违观望之间。一方面，这个时候的桓玄、刘裕虽然已是权臣，但仍然是晋室的臣子，陶渊明接受他们的征召并不缺乏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另一方面，桓玄、刘裕二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既可能成为“治世之能臣”，也可能成为“乱世之奸雄”，当最终后者被证实，桓玄、刘裕均篡晋之后，陶渊明才选择了真正的归隐，从此不复出仕。
刘裕篡晋建立刘宋王朝后，曾派人再次到山上邀请陶渊明做他的著作郎。陶渊明自然不会答应。正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不可”是作为东晋遗民的陶渊明的绝对律令，而“不忍”则是作为诗人陶渊明的个体选择。“不可”和“不忍”构成了陶渊明作为政治诗人的底色。
此后，陶渊明拒不使用刘宋王朝的年号，而以甲子纪年，这在以年号建元的王朝兴替中，无疑表达了对刘宋王朝合法性的否认。几乎所有研究陶渊明的文献都跳不开《南史・陶渊明传》的这一段：“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这不是文人对陶渊明的定义，而是史家对陶渊明的定义。如果把传统史学当作善善恶恶、贤贱不肖的经学图解，就能领会这段文字的分量。
可以补充的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总被我们解读成一种遗世独立的趣味，但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中别开生面地告诉我们，桃花源其实是东晋期间滞留在中原的汉人为抵御五胡乱华而构筑的坞堡，“避秦”所避的秦不是焚书坑儒的秦王朝，而是当时氐族人建立的蛮族政权前秦。这种传统的华夷之辨，乃是陶渊明家国情怀的延伸，也是陶渊明现世关怀的体现。
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使得陶渊明不可能脱离天下国家去书写布尔乔亚式的田园牧歌，去政治化不是诗的升华而恰恰是诗的堕落。贺麟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中说：“轻蔑政治比反对政治还要坏。”可以说，晚年的陶渊明的确是反对刘宋政权的僭政，但陶渊明并没有脱身，也没有逃避，因为不合作也是一种态度。写诗和归隐，都是以另一种形式对政治的参与。
关键词：陶渊明甲子忠君思想耻复屈身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118-02
陶渊明（365年-427年），浔阳柴桑人（今江西省九江市星子县），又名潜，字元亮。因宅边种植五棵柳树所以号五柳先生，东晋著名田园诗人，也是一代隐逸诗人。《宋书・陶潜传》说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代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以后萧统的《陶渊明传》也有“耻复屈身后代”的说法，以后附和他们的说法甚多。
《宋书》的评论实质上是关系到了陶渊明的“贞节”即忠君思想问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个人的思想是会受到社会环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的，要想了解《宋书》的说法是否正确，应从陶渊明的身世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出发。考查陶渊明的思想情况，这样才能客观评价他的“忠君”问题。
我们先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即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晋哀帝兴宁三年），上距公元317年东晋王朝的建立有四十八年，下距东晋的灭亡（公元420年）有五十五年。东晋王朝是大世族地主的封建王朝。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柱是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中从北方逃到江南的司马氏、王氏、谢氏等大世族地主，也有南方的朱氏、顾氏、陆氏等大世族地主。由于北方统治者忙于混战，无暇南侵，东晋的统治逐渐趋于稳定。但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却不断加深，愈演愈烈。陶渊明生活的时代，则是东晋王朝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化，在人民起义力量严重打击下日益土崩瓦解的时代。公元389年，镇北将军王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等起兵反晋，王恭事败被杀后，桓玄入据江州，被各世族推为盟主，继续阴谋反叛。在公元399年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汹涌澎湃之间，桓玄乘机杀了殷仲堪，入据荆州，公元402年举兵东下，进入建康（今南京），公元403年实行篡夺，改国号为楚。在平定孙恩和桓玄的过程中，刘裕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公元420年，刘裕就废晋恭帝自立了。在东晋统治范围内。荆州和扬州是最为富庶的地方。和东晋对立或造反的军阀如桓温、桓玄、殷仲堪等，往往占据荆州这块上游之地，招兵买马，对抗王命。陶渊明的家乡浔阳郡，属江州，在荆州、扬州之间，虽然经济落后，但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却很重要，屡屡被王朝和割据势力所觊觎。这就是陶渊明生活的政治背景。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急剧败落的非门阀世族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元勋，以军功显赫，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经济上也曾豪富一时，“媵妾数十，家童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晋书・陶侃传》）。但陶侃死后，其子嗣或因罪被诛，或自残而没，家境急剧败落。陶渊明八岁丧父，少年时代，多随母亲在外祖父为官的江州和邻县阳新的孟嘉原籍生活。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经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是一个有气节修养，又非常从容坦率的人物，也是一代风流名士。孟嘉的妻子，陶渊明的外祖母，是陶侃的第十个女儿，所以，陶渊明的母亲，不仅是陶侃的孙媳妇，还是陶侃的外孙女。应该说，陶渊明受其祖父陶侃、外祖父孟嘉的影响是很深的。他二十九岁写的《命子》里，极力称颂曾祖父的功勋，并引以为傲，还为外祖父写了传记《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对孟嘉的人品和风度都极为敬仰。
了解了陶渊明生活的政治环境和他的身世背景后，我们再来分析《宋书》里对陶渊明的这段评价。首先从陶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代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来讲，宋代的僧人思悦已经为我们论证了这一观点的错误，指出陶渊明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从庚子（公元400年）到丙辰（公元416年，即义熙年后），按照时间顺序，这九首诗分别为《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400年）、《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401年）、《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403年）、《乙巳q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归去来辞》《归园田居》（405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408年）、《庚申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410年）。宋吴仁杰提出陶渊明集中诗文无一处题宋年号，清人赖义辉“遍读陶集，其可知为宋时作者，固不皆称甲子，然有题甲子岁月者，必不书写年号。”证实了吴仁杰的看法。可见，从赵宋以来，对于“陶渊明的诗文中从来没有署过刘宋永初的年号”这一论点。见解是一致的。故而可知沈约在《宋书》中的说法是错误的。陶渊明在刘宋之前的诗作或书晋年号，或题甲子，然而到了宋永初以后，则一律书写甲子，不题宋代年号，确是实际情况，从这一点来看，陶渊明对晋宋两代的感情还是有些区别的。
然而，陶渊明的不书宋时年号，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真的忠于东晋王室还是无意书写。却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陶渊明在其13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五次辞官还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对政治的不满。这里的政治，既包括东晋王朝的腐败与倾轧斗争.又包括桓玄、刘裕的篡位夺权，改朝换代。从整体上说，陶渊明对当时社会是极为失望的，其有关现实的基本看法，就是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所说的“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的失望，不仅是因为看到东晋王朝的衰朽不可复振。更是预感到刘宋军阀集团将以暴易暴，无力真正鼎新，人民生活将继续水深火热。而这与他奉行的儒家仁爱思想和墨家尚道抗恶的任侠精神是相违背的。
陶渊明对东晋王朝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看见东晋末政治腐化黑暗，世族、军阀专权营私，自己济世理想无法实现，就不肯同流合污，坚决辞官归隐，拒绝出仕；另一方面，他曾祖、祖父、父亲，以至他自己都作过晋朝的官，他和晋朝又有割不断的感情上的联系。组诗《拟古》就写于永初元年即公元420年东晋灭亡之际，其中第九首云：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以桑树象征晋朝，是有来历的。西晋傅咸《桑树赋》序说：“世祖（晋武帝）昔为中垒将军，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年，其茂盛不衰。皇太子（即晋惠帝）入朝，以此庐为便坐。”后来陆机、潘尼都作过桑赋，都以桑渥魑晋朝兴起之象征。本来希望晋恭帝在三年内政治上有所建树，固本自立，不料毫无成绩，即遭，根株全毁。陶渊明认为东晋的灭亡，在于不该种桑江边（意指不该倚赖刘裕），当时既未植根于高原，如今遭遇，已爱莫能助。比兴之中，寄托了一片沉痛的心情。诗中“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的句子。隐隐写出了诗人在故国倾覆后所感受到的那种“皮已无存。毛将焉附”的漂泊无依与失落怅惘。
笔者以为。陶君还是有些“忠君”思想包含在里面的，只是在江山易主之时，在“主乱臣昏，未有如斯不亡者”的现实面前，他的“忠君”又多少显得有些无奈。他忠于东晋，然而东晋统治者的荒淫，不思进取却又时时困扰着他。尤其是在刘裕篡权后残忍杀掉零陵王之后，陶渊明的悲愤之情就更加不可遏制。陶君作于永初二年的《述酒》，运用大量隐语和晦涩的典故，让人难以理解。按照南宋汤汉的注释，明确指出此诗是有感于刘裕弑逆而作：“晋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恭帝为零陵王，明年，以毒酒一罂授张炜，使鸩王。炜自饮而卒。继又令兵人逾垣进药，王不肯饮，遂掩杀之。此诗所为作，而以《述酒》名篇也。”陶渊明本来是像鲁迅先生所说：“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在政治面前是心情比较平静的，但是在这场惨剧之后，他平静不下去了，写下这首《述酒》，感叹“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以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的事来影射晋恭帝之被废为零陵王。甚至比汉献帝之得善终的结局更为悲惨，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篡晋的刘裕，陶渊明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他曾作过刘裕幕僚，对于刘裕的功绩还是相当肯定的，刘裕消灭篡位的桓玄、抵御北方异族强敌、北伐收复关洛，都让诗人心情震撼，歌咏赞叹的同时，又对以后形势的发展和晋室的最终命运抱有隐忧。刘裕的最终篡位，似乎也在诗人的预料之中，尽管忠于晋室，却又无法改变历史，只能徒增悲伤，用“不复肯仕”来表明自己与刘裕决裂的心情。然而刘裕的弑逆零陵王，却彻底震撼了诗人，在此之后，陶渊明的诗里就渐渐流露出较多的“金刚怒目”式的篇章。如《读》第十一首中：
“臣危肆威暴，钦胚违帝旨。（穴契）窳强能变，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覆。长枯固已剧，Q鹗岂足恃。”
陶渊明通过对神话传说中一些凶暴之徒的贬斥来影射刘裕之流的欺天为恶的行为。在这组诗的第十首中，陶渊明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著名诗句，借对古代神话中身死而精神不灭的神话人物的吟咏而彰扬一种忠臣烈士生死以之的猛志气节。反抗精神极为强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选自《陶渊明集》)
1.解释下列加着重号的词语的含义。
（1）造饮辄尽 造饮：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短褐穿结 穿结：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每有会意 会意：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衔觞赋诗 觞：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翻译下列句子。
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译文：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你眼中的五柳先生是怎样的人？尽可能依据文中的语言想象出来。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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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据说诸葛亮少时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三人一起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正是这种“观大略”的读书法，使诸葛亮学了一肚子文韬武略。你认为诸葛亮的读书方法与陶渊明的读书方法是否有相同之处？请简要说明理由。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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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东晋以后，很多文人欣赏陶渊明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以陶渊明自况，这正是中国文人张扬个性、自我欣赏的“风骨”。下面，我们再看一篇《老舍自传》(节选)。
二十七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三十四岁结婚，今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笑。闲时养花，不甚得法，每每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收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能有点出息。
请你想一想两篇传记在语言风格上有什么相似点？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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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陶渊明对后世的影响极大。李白曾说：“何时到彭泽，狂歌五柳前。”白居易也曾说：“常受陶彭泽，文思何高玄。”请你结合已学过的陶渊明的作品，说说陶渊明对你的影响。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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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陶渊明的《饮酒》，备课的时候笔者思考：学生已经对陶渊明有相当的了解了，这篇诗歌我们要学什么呢？虽然这首诗结构精妙，意境高远，但是如果让八年级学生来花上大半节课时间，云里雾里的来探讨这些东西，未免有点得不偿失。但如果只让学生就文句去感受诗人此时此刻的情感，又未免太过容易，难以吃饱。怎么办？从哪入手呢？突然，笔者脑子里灵光一闪：不是要从学生以前学过的陶渊明的诗文导入吗？为什么不让学生将所有陶渊明的诗文都找出来，再翻开这首诗，将它们联系起来对陶渊明做个立体的认识呢？虽然文本资料是少了点，但学生最起码能对陶渊明及其艺术特点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这对学生应该更实惠吧。最后，笔者先把初中阶段学过的陶的诗文先复习了一下，然后就通知学生做点准备工作，当然如果有可能多找一些课外的陶渊明的诗文就更好，不过要先做些理解。
上课了，笔者单刀直入：同学们，今天我们又要学习陶渊明的诗了，你们对陶渊明到底有多少了解？
同学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了，不等他们举手发言，笔者又发话了：你们都找来了陶渊明的诗文吗？发言请联系文本作具体的分析，不要泛泛而谈。最好依照课内学过的先后顺序谈，大家会听得更明白些。
同学：那我先说《桃花源记》，我认为我首先看到一个对现实非常不满的陶渊明，因为他虚构桃花源的故事就是曲折的表现这一点。
同学：他对现实社会不满却又无力改变，所以我看到一个非常苦闷的陶渊明。
笔者肯定了他们的发言，并进行了简要的板书。接着，笔者进一步启发他们：陶渊明不满现实却又无力改变，我们来看一下，陶渊明脚下有几条路可走？他又选择了那一条？
同学们沉默了一会，还是没人发言。笔者再提醒：陶渊明不是做过县令吗？为什么他挂印而去？
同学：他不想与官场上那些人同流合污。
笔者说：对，他可以与那些人同流合污，这是一条路。但他没选择这条路。还有什么路？
同学：它可以揭竿而起，像那样带领一群人那个社会。
笔者说：这的确也是一条路，但你太抬举了陶渊明，他可能缺少那种政治抱负或政治野心，所以他也没选这条路。那么他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稍停了一下，很多同学都在小声地说：他可以逃避。
笔者问：他逃哪去呢？一个同学抢着说：桃花源。
笔者说：要真有桃花源，他肯定去。――那个渔夫莫非就是他？――他逃到我们江西的庐山脚下，过起了一种――
大家异口同声：田园生活！
笔者引导：对，所以才有了《归园田居》和《饮酒》等诗文，你们觉得《五柳先生传》是否也是写在这之后呢？下面请大家继续按顺序说。
同学：我在《归田园居》里看到了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看到了他回归田园后的轻松惬意。
笔者板书并提示：联系课文。他继续说：“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就是。劳动时间那么长，可见他兴趣很高。带月而归也是一种享受吧。
同学：“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也能说明问题。
笔者插话：这个“愿”我们是怎么理解的？他想了一下，继续说：应该是他不想再回到那讨厌的官场，希望这种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不要被打扰。
笔者表扬：你理解得很好。――那大家再说说《五柳先生传》吧。
同学很快举手：不慕荣利，率真自然。
同学：好读书，不求甚解。
同学：常著文章自娱。
……甘于贫困。
可能是上单元刚学的原因，学生对文章都很熟，一下子噼噼啪啪地说了很多，笔者板书都应接不暇。
板书后，笔者要求学生注意联系前后所学，形成立体印象。
笔者问：陶渊明又会读书又会写文章，却只用来自娱，这是不是太可惜了？这与古代提倡的学而优则仕不相符啊。这与前面我们看到的哪方面有关或相应呢？
同学说：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不慕荣利，他厌恶官场。
笔者继续问：他生活那么贫困，却“晏如也”，这在前面的诗文里已经作了哪些注释？
同学说：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热爱田园生活。
笔者表扬：很好，看来同学们已经能将学过的东西进行综合分析并抽丝剥茧了。这是一个进步。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学习新课就容易多了。
接下来笔者让同学先对诗句作了初步的理解。然后说：同学们，我们头脑中已经有了陶渊明的基本形象，但可能还不够完整清晰。就好比绘画中人物的轮廓已经画好，就差进一步渲染、润色了――下面我们一起讨论一下：看这首诗中又让我们多了解了陶渊明的什么？或者又印证了前面看到的什么？
略作讨论后，有同学举手了：
――我再次看到了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官场生活的厌恶。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资料里说，这个“车马喧”正是指“上层人士之间的交往”，“而无车马喧”指作者疏远了奔逐于俗世的车马客，看淡了权力、地位、财富、荣誉之类了。“心远地自偏”的“心远”也正是指远离官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体现了他此时此刻的悠闲自在。
笔者要同学为发言的同学鼓掌。
笔者问：说到他的轻松愉快，我觉得这首诗中有一句景中含情的句子与《归园田居》中的一句作用完全一样，知道是――
――飞鸟相与还。学生又是异口同声。
笔者问：田园诗人是不是都对田园很喜欢？
――那是肯定的。
笔者补充说：查了一下资料，知道此诗写于陶渊明归隐田园 20年时，20年了，他老人家竟然还是如此执着，可见他真是地地道道的田园诗人了，他爱田园简直就是老鼠爱――大米了！（笑）
笔者问：有没有新的发现？
同学们在俯首思考，好久没声音。笔者只好又提示：最后作者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你们是怎样理解这个“真意”的？以前他还只是一种“愿”，现在已经悟出了“真意”，这说明了什么？
笔者看到同学仍然回答不出，只好再提醒：大家认为“此中”的“此”是指什么？大家讨论后，笔者又问：“此中有真意”要怎么理解？
迂回了一下后，大家终于明白：“真意”就是陶渊明理解的生活的真谛。笔者抓住机会启发学生理解：从有这个“愿”到明白“生活的真谛”，可以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一种人生的升华，是所谓的“得道”。这种人就是我们说的高人。
最后，笔者请学生对这个“高人”再进行了一个小结，要求大家从人生观、生活观、性格特点等多方面构建自己对陶渊明的立体印象，从而完成这节课的主要目的。同时布置了课后作业：阅读陶渊明的其它作品，进一步完善这种立体印象（课堂上时间不够）。
一
一千多年以来，关于陶渊明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但在阅读的过程中，越发觉得围绕着陶渊明充满了谜团，越发理不清他的面目。本以为陶渊明是个简单的隐士，但发现从陶渊明的名字，到他的享年，到他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再到他的生平，都有许多让人进一步思考的谜点。
首先，我们来看陶渊明的名字，他的名字在文献上就有多种不同的记载：
颜延之《陶征士诔》：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
沈约《宋书·隐逸传》：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
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
房玄龄等《晋书·隐逸传》：陶潜，字元亮。
李延寿《南史·隐逸传》：陶潜，字渊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
佚名《莲社高贤传》：陶潜，字渊明。
以上记载，没有一条是相同的，而且还有很多“或云”。所谓“或云”，相当于“有的人说”，“有的书说”。如此众多的分歧，正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陶渊明的信息在六朝时已经比较混乱了。其原因就在于陶渊明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这与他出身于寒族家庭有关。家庭出身导致他只能沉沦于官场的下层，为官基本上也是事务性的下级官吏。六朝时的正史基本上都是根据六朝时期家族的族谱或家传编写而成的。陶氏家族在陶侃之后，一蹶不振，没有再出现过振兴家族的人物；而且陶氏家族也没有实现从所谓“武力强宗”到“文化世族”的转变，也就无法实现从文献上进行家族传承的理想。关于陶渊明生平的混乱在其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朋友颜延之所写的《陶征士诔》已经有不少地方语焉不详，比如诔文仅称陶公卒时“春秋若干”，具体的享年，不得而知。
以上记载，都是正史或比较可靠的文献留下来关于陶渊明名字的记载，我们也无法说哪一条是准确的，或哪一条可靠。现在我们只知道，大概一千六百年前，有一个人，可能叫“陶潜”，可能叫“陶渊明”，可能叫“陶元亮”。至于他的真实名字及号，仍然是一个谜。
陶渊明之形塑与他所撰的《五柳先生传》有很大的关系，《宋书》、《晋书》、《南史》的本传在引用了这篇文章之后，都说“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萧统的《陶渊明传》也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从“自序”、“自况”、“实录”这些字眼可以看出当时人认为“陶渊明=五柳先生”，也就是说作为作者的陶渊明与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实为一人。其实，这一点很值得商榷，日本学者一海知义在《陶渊明——情寓虚构的诗人》（载《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中华书局2008年版）中认为：
阅读渊明的全部作品就可得知，《五柳先生传》既不是只描写诗人的虚像，也不是只描写诗人的实像。这里的“传”，实质上更接近于虚构。
当时的人们，如前所述把《五柳先生传》看成是渊明的“记实”，这可谓是一种象征性意义上的“记实”。
一海先生发现，《五柳先生传》中使用的叙事结构以及词汇，都来自前代的文学作品。另外，传中描写的五柳先生的生活与陶渊明其他诗歌中描绘的生活并不一致。所以，《五柳先生传》说到底只是一篇文学作品，或者说是陶渊明用来表现其理想人格的文学作品，与其真实的陶渊明还有一定的距离。
千百年来，我们阅读陶渊明时总有一股冲动，就是将真实的陶渊明与虚构的五柳先生混融起来。从而造成一种循环论证，用《五柳先生传》中的内容去证明陶渊明，再用陶渊明的行为去印证《五柳先生传》的“记实性”。
不过，否定掉这一点后，我们又要问到底谁是陶渊明？
二
陶渊明生平中，还有不少让我们困惑的谜。
《晋书·隐逸传》载渊明“既绝州郡觐谒……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但后来江州刺史王弘要与他结交，陶“称疾不见”，于是有《晋书》下面的故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宠（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乃令一门生二儿共舆之至州，而言笑赏适，不觉其有羡于华轩也。”如果我们翻看《陶渊明集》的话，就会发现，其与王弘的交游并不止于此，陶集中还有《于王抚军座送客》一诗。读至此，我们就要发问：身为隐士的陶渊明，为何要到江州城中，并且成为王弘的座上宾，而且还参加了一些社交应酬活动。同时，我们还要问，为何同为江州刺史的檀道济去见陶渊明，并馈之以“粱肉”，陶渊明并不领情，且“麾而去之”？王弘，何许人也？据《宋书·王弘传》记载：“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导，晋丞相。祖洽，中领军。父?，司徒。”王弘出身于东晋南朝第一高门琅?王氏家族，其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重臣王导。陶渊明的曾祖陶侃也是东晋的开国功臣，可见王弘与陶渊明的年纪应该相差不大，但两者的政治倾向并不一致。陶渊明对东晋王朝还有一丝留恋，而王弘则是刘裕的心腹，据《宋书》本传载：“义熙十一年，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从刘裕遣其回建康请求九锡之事可以看出，刘裕对其的信任。王弘在晋宋易代之际，为刘裕的顺利登位做了很多工作。刘裕即位后，“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可见，王弘彻头彻尾是刘裕的党羽，而《宋书·隐逸传》特别说，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以来，唯云甲子而已”。尽管陶渊明入宋以后只书甲子的记载并不一定是事实，但陶渊明在感情上同情晋室应是没有疑义的，为何陶渊明与刘裕的心腹王弘有一定的交情？
不仅如此，从陶渊明仕履中，我们还发现，陶渊明还先后做过颠覆晋朝统治两位军阀的幕僚。陶集卷二有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此诗作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据同卷之诗《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一首》，此诗作于隆安五年（401）。“江陵”即荆州治所，此时的荆州刺史正是桓玄，陶渊明此时正在桓玄幕中。可见，陶渊明在桓玄幕中至少有一年时间。桓玄占据着长江中上游的军事要地荆州，掌握着所谓“西府兵”，此时正在酝酿晋王室的阴谋活动。陶渊明在桓玄幕中看到了什么、接触到什么，在他的诗中，没有一点线索。他又是何时离开桓玄军幕的，亦不得而知，但可知的是，不久桓玄就起兵造反，后来又兵败被杀，而陶渊明则非常有先见地躲过了这场危及生命的劫难。而且，他很快又投入到打败桓玄的另一派军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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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集同卷还有《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一首》一诗，据《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云：“宋武帝行镇军将军。”据《晋书·安帝本纪》记载，元兴三年（404）三月：“桓玄司徒王谧推刘裕行镇军将军，徐州刺史，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假节。”陶渊明在刘裕镇军将军幕中大概一年时间。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在陶诗中亦一无反映。“曲阿”即今天的丹阳，陶渊明的目的地是刘裕的驻地京口，即当时的南徐州，南徐州是刘裕军团的根据地，即所谓“北府兵”的所在。山谦之《南徐州记》说：“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世说新语·捷悟篇》注引）陶渊明也对这段生活只字未提，这也是他生平的一个谜。
问题是，陶渊明在较短的时间内何以能从一个军阀集团投入到另一个敌对的军阀集团，陶渊明是如何实现角色与心理上的转换的？虽然，我并不认同日本学者冈材繁在《陶渊明新论》提出的观点，即“渊明实际上是一个并不按节操行事的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在陶渊明仕宦生活中，“其为人处世是相当不顾节义并十分功利主义的”。他在上面几首诗中，反复咏叹的是对田园的怀念，对归隐的渴望。对于从小就怀抱儒家理想，同时又受到其曾祖父因军功起家影响的人来说，这两次入幕都给了他很好的机会，但陶渊明又都激流勇退了。陶渊明在这两大军事集团中的幕僚生活确实是一个谜团。
陶集卷一《答庞参军》诗序云：“庞为卫军参军，从江陵使上都，过浔阳见赠。”这里的卫军将军就是兼任江州刺史的王弘，王弘自义熙十四年（418）为江州刺史，宋武帝永初三年（422），进号卫军将军。庞参军见陶渊明之时，正是宋高祖死后，少帝及位之时。景平元年（423）春，王弘命庞参军使江陵，见宜都王义隆（后来的宋文帝）。后来庞参军又受刘义隆之命，出使京都，此即《答庞参军》诗中所说的“大藩有命，作使上京”。庞参军衔王弘、刘义隆之命往来于江陵、浔阳及建康之间的时候，正是京都与地方酝酿废少帝而立刘义隆为帝的谋划阶段。一年后的景平二年（424）五月，徐羡之等谋废立，召王弘入朝；七月，废少帝，立刘义隆为帝。论文联盟所以庞参军活动于王弘、刘义隆以及京都之间，极可能衔有重要的使命。庞参军与陶渊明一见如故，先后两次与陶渊明过从，他在与陶渊明酬酢之时，有没有透露使命方面的消息？陶渊明知不知道庞参军的任务，知道后又做何想，这些都是谜，在陶诗中没有一丝反映。
从陶渊明的仕履可见，虽然他不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人，而且一生大部分时间都选择隐居，但他在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并不完全是一局外人。他先后任职于当时最有势力的两大军事集团，又与当时的权臣结交。其中有多少故事，陶渊明的心路历程何在，我们都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陶渊明是有一点政治敏感的，在桓玄未起事时，就已经感觉到他可能失败，因而及时全身而退；而在刘裕军幕时，也觉察到刘裕的动作，因为政治理念不合，也没有积极参与到刘裕取代东晋政权的活动中。
这些谜团，正说明了陶渊明人生的丰富性与矛盾性，也告诉我们不能用静止的眼光去看待陶渊明，而应用动态的、变化的眼光去观照他。
三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一个作家在其生前并不知名，但在他身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陶渊明就是一个典型。在传统的文学史建构中，作家居于中心地位，他不但决定作品的价值，而且阐释作品也要通过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来解释。但陶渊明及其作品成为经典，并不仅仅因为陶渊明个人的缘故，其实可以说，陶渊明是被选择的结果。他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符号，不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后世读者选择他的结果。从这一点可见，读者，特别是像萧统、苏轼这样的强势读者，他们在文学史运动或文学经典建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今天已经公认陶渊明是中国文学的经典作家，但其经典地位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可以说陶渊明最终成为经典/典律是在宋代，而且其经典地位形成之后，就呈现一定的固化现象，也就是说，宋人塑造了我们今天的“陶渊明观”，而我们对陶渊明的认识、认知尚未脱离宋人的范式。“经典”或“典律”指的则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及（其）经典作品（classics），“经典化”或“典律化”（canonization），是指“某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steven?totosy?de?zepentnek演讲引itamar?even?zohar说，马瑞琦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所谓“被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就包括得到重要文学选本或掌握话语权的评论家的接受。
陶渊明生前是一介隐士，他的传记在正史的“隐逸传”，而不是“文苑传”，正说明了他在中古史官的心目中是一个隐士的形象。最早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是兰陵萧氏家族，特别是萧统对陶渊明的经典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萧统就是所谓“文化的主流圈子”的代表者。在中国文学批评中，选本具有强大的筛选裁鉴功能。正如《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序所说的，选本可以“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具有“文章之衡鉴”的功效。编选者根据个人的欣赏品味、趣味对存世的文学作品进行裁剪，选择出能反映时代审美风尚及个人兴趣的作品。由于选本流传比个人的全集要广泛和方便，所以其影响力更大。萧统是文学史上陶渊明最早的知音，他不但编纂了《陶渊明集》，而且撰写了《陶渊明传》，更重要的是在《文选》中选入了陶渊明八首诗和一篇散文：《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挽歌诗·荒草何茫茫》、《拟古·日暮天无云》、《饮酒·结庐在人境》、《饮酒·秋菊有佳色》、《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咏贫士·万族各有托》、《归去来兮辞》。这些作品都是表现陶渊明希企隐逸的作品，或是出仕时，希望回归田园的愿望；或是归隐时，对隐居生活的讴歌。总而言之，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一种对主流社会的疏远，以及对主流价值的疏离。萧统虽然贵为太子，但因为身处政治中心，所以一直面临着很多政治斗争。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萧统生母丁贵嫔去世，萧统在丁贵嫔墓侧下埋蜡鹅等物以厌不祥，最后引起了多疑的梁武帝的猜忌。萧统也因为这次“蜡鹅祷厌事件”不能自释，最后郁郁而终。处于政治漩涡之中的萧统，对超尘物外，不受政治羁绊的陶渊明之喜好，也不是一件意外的事了。毋宁可以这样说，陶渊明对仕途之厌倦，对田园之欢欣，正吐露了萧统的心声，萧统也借陶渊明舒缓了精神上的焦虑。在萧统眼中，陶渊明还有一个社会道德净化剂的作用，他在《陶渊明集序》中说：“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此亦有助于风教尔。”可见，萧统的陶渊明，隐士的形象大于诗人，陶在文学上的价值，只得到了萧统部分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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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经典地位的最后确定与苏轼文人集团有很大的关系，用宋人的话说，就是陶诗得到苏轼的“发明”，而不是“发现”。美国读者反应批评家斯坦利·费什（stanley?fish）曾说过，文本的意义是由拥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和审美习惯的“解释团体”（interpretive?communities）所创造的。这里“解释团体”就是苏轼文人集团，“创造”就是宋人所说的“发明”，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苏轼对陶渊明的发明有几种方式，其一就是著名的和陶诗，他在《与苏辙书》中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吾。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东坡续集》卷三）苏轼不但开创了与古人唱和之先例，也开启了和陶诗的传统。其二就是对陶诗进行评论，这种评论一般都以题跋的形式出现。如《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认为“此东方一士，正渊明也”（《东坡题跋》卷一），看法非常准确。又如《题渊明诗》云：“陶靖节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同上）此是通过个人经验来验证陶诗的妙处。其三就是“修辞性阅读”（figurative?reading），即一种主体性的强力阅读，阅读者可以通过个人的感受与理解改变阅读的文本。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苏轼的《题渊明饮酒诗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同上）从历代的陶集版本来看，此处皆作“见南山”，而非“望南山”，苏轼根据他本人的审美，而以强力的方式改动了此字。而又因为苏轼巨大的影响力，从此之后，陶集的版本都改作了“望南山”。其实苏轼才是真正“妄以意改”者。这种修辞性阅读的方式塑造而成了“苏轼的陶渊明”，从而极大改变了陶渊明的形象。宋人也继承并发挥了苏轼的这种阅读方式，陶渊明《述酒》向以晦涩难懂著称，其中有句云“平生去旧京”，“平生”被宋代江西诗派诗人韩驹改为了“平王”，这样才好和刘裕先废晋恭帝而自代，最后又酒耽杀恭帝的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
在江西诗派始祖黄庭坚看来，陶渊明诗歌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可以消解过分强调声律的拗峭以及无节制地摄取前人的创作资源而带来的文学内部的紧张。他在《题意可诗后》（《山谷集》卷二十六）中说：“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道者道哉！”陶诗中看似不经意的“拙”有力地挽救了江西诗派刻意求工、求奇带来的弊端。
经过苏轼文人集团的揄扬之后，陶渊明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从一位普通的六朝诗人一跃为整个汉魏六朝最伟大的诗人。《?斋闲览》云：“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诗林广记》卷一引）曾?亦称渊明“真诗人之冠冕”（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宋人甚至认为苏黄都不如渊明：“东坡豪，山谷奇，二者有余，而于渊明则为不足，所以皆慕之。”（吴可《藏海诗话》）陶渊明已经成为可以和杜甫比肩的经典诗人，脱离了中古以来隐士大于诗人的形象，同时与历史上真实的陶渊明形象也有了一定的距离。
陶渊明入刘宋后不书甲子之事在宋代经常讨论，很多学者在理性上都不相信此事的真实性，但在感情上却当作事实，这一点在晚宋遗民身上表现最为明显，如舒岳祥（1219—1299）《阆风集》卷二《解梅嘲》云：“难学夷齐饿首阳，聊效陶潜书甲子。”牟（1227—1311）《牟氏陵阳集》卷一《九日》诗亦云：“终身书甲子，凛凛义形色。”卫宗武（？—1289）《秋声集》卷三《和叶干庆七?诗》前两韵云：“不图闻达老何求，久矣甘为农服畴。晚岁但知书甲子，希年徒自富春秋。”俞德邻（1231—1293）《佩韦斋集》卷六《次韵陈教授见寄二首》其二亦云：“笔在不妨书甲子，诗亡谁为作春秋。”宋代以后，陶渊明又增加了不与新政权合作的遗民形象，附着上一层道德色彩。
至此，陶渊明形象基本上已经定型。作为隐士，他拒绝与政治同流合污，同时感情上同情于东晋王朝，不与篡夺皇权的刘宋王朝合作，所以人格上有“清”和“义”的一面。作为诗人，他的诗歌游离于六朝世家大族控制的注重辞藻的诗坛，从而创作出一种经过淬炼而以不经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田家语”和质朴平淡的诗风。
陶渊明形象固定之后，很长时间，我们接受的陶渊明都是宋人形塑而成的。近年以来，海外出版的陶渊明研究著作中，开始对陶渊明进行了重新解读。如日本学者冈村繁的《陶渊明新论》，这本“新论”几乎颠覆了我们传统的陶渊明观。这本书主要从陶渊明的诗文中发现陶渊明思想性格中矛盾的一面，并与当时的政治历史结合起来，从而认为陶渊明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甚至有点“卑劣”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做出一些违背社会道德的事。也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投靠不同的人。当然，他的说法并没有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再如田晓菲的《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她用一种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思路来看历代的陶渊明研究，她解构掉了因为规避陶集中的大量异文，而造成陶渊明面目的单一性，而认为每个异文后面都折射出一个不同的陶渊明，所以她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性的陶渊明，却拥有多个陶渊明。”同时，她又启用中国文学研究者关注较少的手抄本文化去观照陶渊明。她说：“在抄本时代，一个抄写者作为一个特别的读者，可以积极主动、充满自信地参与文本的再创造。”又说“《尘几录》的主要目的，是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作品，它对过往的陶渊明研究作了一个切割，有意识地重新阐释宋代以来已经意识形态化的陶渊明研究。
在学习《归去来兮辞》这篇课文时，笔者组织学生分析本文的思想情感。过了一会儿，有学生举手发言，认为陶渊明在文中表达了自己辞官回田园时的愉悦、欣喜之情。并指出这一点可以从“载欣载奔”、“眄庭柯以怡颜”以及“悦亲戚之情话”等诗句中充分体会到。他的发言有理有据，得到了同学们的充分认可，于是我按照教学设计，准备进行下一项内容。
就在这时，有同学举手，笔者让他起来发言，他说：“老师，我觉得陶渊明在这篇文章里除了抒发愉悦、欣喜之情之外，还抒发了另一种情感。”
笔者问：“抒发了什么情感？”
他回答说：“是忧愁。”
这一下，好多同学都笑了。笔者也笑了，说：“不会吧？大家认为他的看法正确吗？”
“不正确！”话音未落，就听到大家响亮的回答，有的同学一边喊一边还举起了手。
笔者示意其他同学放下手臂，摇了摇头说：“嗨，孔子曾经批评‘率尔而对’的子路，教导弟子要‘敏于思而慎于言’，真是用心良苦哇。”一句话让大家立刻静了下来，有的同学还在下面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这就对了，”笔者说，“那么，现在我们该做什么呢？”
“听理由。”
“很好！”笔者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对刚才发言的同学说，“大家想听听你的理由。”
“因为陶渊明归隐田园后，没有了五斗米的俸禄，又不大会干农活，他自己曾写诗自嘲，‘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所以只好过着贫穷的生活，史书上就写他有时想饮酒而没有酒，有时甚至还挨饿呢，这怎不叫他忧愁呢？”
“嗯，表述很清楚，”笔者请他坐下，然后问其他同学，“这回，你们觉得他回答的正确吗？”这一下他们学乖了，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一边翻书，一边讨论起来。
过了一会，有同学举手发言。“老师，我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但不够全面。”
“好，请你谈谈，”笔者说，“请大家注意听。”
“我觉得陶渊明弃官归隐时对日后过苦日子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此前他就曾因为穷苦而几度出来做官，而这一次是他彻底归隐，在陶渊明看来，尽管过苦日子的滋味是不好受，但总比在官场‘心为形役’要好得多，所以应该不太会因此而忧愁。”
“好，用语严密，那他到底为何而忧愁呢？”
“嗯，这个问题，我还是先听听其他同学的意见吧。”
“哄”的一下，我们都笑了，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笔者觉得这位同学的思路很好，于是决定组织学生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好，同学们，这回，你们觉得他的想法有没有道理？”
“有！”简直是异口同声。
“有进步，”笔者赞许地点点头，然后问，“那么谁知道陶渊明为什么忧愁呢？”
一片沉静，显然大家都陷入了沉思。
“怀才不遇！”突然，一个悦耳的声音打破了沉静，就像一个智慧的火花点燃了同学们思维的火炬，大家热烈地讨论起来。
经过研究讨论，同学们认识到陶渊明在这篇课文里抒发了很复杂的思想情感，除喜悦外，自然也包括忧愁―――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忧愁。至此，笔者见时机已成熟，于是便根据学生的讨论情况进行总结：“同学们，以往有分析者认为，陶渊明是因讨厌官场而忧愁，而回归田园后则十分快乐。通过探讨，大家认识到这一说法是不全面的。因为从诗中可以体会到，在陶渊明终归田园之后，内心仍萦绕着忧愁。为此，我们要进一步进行探究，请大家结合课文思考一下。”
“老师，”一个同学说，“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您解答。”
“好的，你说。”
“我不大明白‘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这两句诗表现的思想情感 ，如果说诗人是因在官场‘心为形役’而内心忧愁的话，那么此时诗人已决意辞官而回归田园，理应高兴才对，为什么还要发出‘奚惆怅而独悲’的感叹呢？ ”
“问得好，”笔者回答说，“其实，陶渊明这两句诗，貌似之语，实则反思之辞，同时，对读者也有一定的暗示作用。作者是在反躬自问，自己讨厌官场，久慕田园，今日终于如愿，‘求仁’业已‘得仁’，为什么心里还会失意忧愁呢？要解答这一疑问，需要进一步了解陶渊明辞官归田园的具体背景。大家知道，陶渊明是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愤然去职的。然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陶渊明亦具有读书取仕，辅君济世的宏图大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渊明亦有‘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的豪迈诗句，他原本是一个‘金刚怒目’式的人物。只是当时社会动荡，官场黑暗，令他无法实现伟大的抱负，壮志未酬身先隐，安得不忧？如果我们不顾这些背景，而单纯认为陶渊明本心不愿意出仕或觉悟到过去出仕是做错了，那就真的错了。”
“那么，怎么理解陶渊明回归田园的喜悦呢？” 又一个同学问。
“陶渊明从小就喜欢田园，他回归田园的愉悦、欣喜之情是发自内心的。这从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诗句中就可以体会到。然而，热爱田园与出仕并不矛盾。我们知道，谢灵运做永嘉太守时‘凡永嘉山水，游历殆遍’（沈括《雁荡山》），欧阳修、苏轼也都是如此，还有李白、杜甫、王维和孟浩然这些大诗人，个个热爱田园山水，但同时又都有出仕的愿望。例如孟浩然就曾以‘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诗句表达自己渴望出仕，希望得到张丞相引荐的愿望，陶渊明自然也不例外。”
“那陶渊明在本文中抒发的情感到底是喜悦还是忧愁呢？”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内心充满矛盾：爱田园而又渴望干一番事业；想出仕而又有志难伸，不出仕就意味着放弃了济世的理想。因此，本诗于喜悦之中又有排遣不去的忧愁，这种情绪如草灰蛇线，时隐时现。试想，第二段中，诗人在黄昏‘抚孤松而盘桓’，只是因为热爱自然美景而留恋不去吗？第三段‘乐书琴以消忧’，所消何忧？如果说他回归田园是快乐的，那么，此处又何谈‘消忧’呢？在‘善万物之得时’之后，为何紧接着一句‘感吾生之行休’？特别是最后一段，更是充满这种惆怅之情：‘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这分明是诗人内心情感的自白，年老而功业无成的感慨，其难以自解的无奈、失落与空虚，凝结成深深的悲愁。”
“老师， 对于诗的后两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
疑’，有人认为其包含悲观消极思想，您怎么看？”
“这个说法似乎不妥。结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结句，同时也是诗人内心情感矛盾斗争的结果。至此，作者终于认识到‘帝乡不可期’，感悟到‘宇内’的永恒与生命之短暂，所以非常珍视有限的生命。既然官场黑暗，壮志难酬，再出仕无异于浪费生命，不如及早回归田园，在心灵与自然的交融中感受物我两忘的境界，在自己与亲友的交往中体味浓浓的亲情。更为可贵的是，陶渊明在仕途不得志的情况下，于无奈、惆怅之中又表现出不屈与反抗。他热情讴歌田园山水，分明是以田园山水之清洁、美好来反衬官场的污浊、丑恶。同样，他的桃花源的理想画卷不也正是对当时动乱的、不平等的黑暗现实的有力嘲讽吗？由此可见，陶渊明绝不是什么隐士，他分明是一个斗士，用他归田园的行动和他清新的诗文与那个腐朽、污浊的社会斗争，以他博大的胸襟与深邃的思想，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人生价值进行了探求，千载之下，犹令人感怀。同学们，这正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通过上述研讨分析，学生兴致盎然，对陶渊明的思想情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思维与表达能力也得到了提高，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陶渊明 “金刚怒目”式 认识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09(2010)07-0050-03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其为人所知的多是他的归隐诗与田园诗。但随着时代推进与社会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作品。并在充分肯定陶渊明的诗歌平淡冲和、静穆自然的同时,逐步探究其“金刚怒目”式诗歌的根源。
一、认识过程
张爱玲是幸运的,她作为作家,在现世就享受到了盛名。同张爱玲所说的“出名要趁早”不同,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作家都是经历了一番曲折后才被人们认识的,因时代不同,认识便也有不同。陶渊明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的诗现今读来,颇有隐逸之意,有的人也多是喜欢他的诗中的那种恬淡自然,因为如今讲的最多的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陶渊明生活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风骨、魏晋遗风也是对一个人的褒奖了。由不为人知到被人认识再到被人接受,这要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痛苦的。还是朋友比较可靠,好友颜延年要帮扶一下陶渊明,或者他真的是欣赏陶渊明的诗,他说:陶渊明的诗“文取指达”,字虽不多,只有四个字,但对于像陶渊明这样的天下还不闻其名的诗人来说,也可告慰其心了。凡事要合潮流,人都有从众心理,曲高和寡历来不受重视。当时东晋盛行玄言诗,陶渊明做的却是什么归隐诗、田园诗,大家的目光自然不在他这里。但没办法,诗人都是充满了个性的人,若让他顺从潮流,他的个性便会被淹没了。但总还有个把知音,如钟嵘,他推崇陶渊明,认为陶渊明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个评价就很高了。比起那位颜延年,钟嵘的评价又向今天对陶渊明的认识更进了一步。但陶诗在钟嵘的《诗品》中也只不过列在中品,地位还并不是很高。
到了唐代就不一样了。唐代是文艺大繁荣、大发展时期,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时代,陶渊明的诗开始受到大家的重视,逢有应酬唱和,他的诗是少不了的。连诗仙李白对陶渊明的诗都充满了向往,他说:“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何日到彭泽,长敬陶令前”。但是王维、杜甫、李白等人对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也有不欣赏的一面,王维在《与魏居士书》中云:“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恤其后之累也。”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云:“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杜甫也在《遣兴五首》(其三)中表现了唯一一次贬低陶渊明的思想:“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盛唐人所理解的陶渊明,是旷达知足,怡情于酒,遗世独立,怡然自得的典型形象。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和陶渊明的很接近,因此他对陶渊明的人生观很有认同感,不爱名利,只爱酒,洒洒脱脱,活个超然。
人们开始注意陶渊明诗歌的风格,并对其诗歌风格研究有重大突破的时期是在宋代。苏轼在《与苏辙书》中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轼把陶诗放在李白、杜甫之上,有失公允,但他用“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八个字,概括陶诗的艺术风格,还是非常准确的。朱熹也喜欢陶渊明的诗。诗魂恰似每个人的心灵,若你读得懂它,说明这首诗与你的经历、与你的感情、与你的痛、与你的愁、与你的价值观有吻合之处。朱熹认为陶渊明的诗是真性情,是本相,不只平淡,还豪放。他尤其喜欢《咏荆轲》一篇,认为平淡的人怎能说出这首诗中那样的言语。这个说法就有意思了,较前人的认识更加全面了。由于朱熹的地位从而奠定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位高的人更有话语权嘛!何况朱熹说的话真是有道理。
清代诗人龚自珍对陶渊明很推崇,关于陶渊明的诗他有很独到的见解:“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意思是说:陶渊明的诗,动如卧龙,静如松菊,哪里只是平和,分明是“二分梁甫一分骚”。这个评价是入木三分的。他看出了陶渊明诗的平和,也看出了这平淡背后暗涌的春潮,厚实的土地下躁动着的是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大志,还有想要在更广阔天空中飞翔的野心和苦闷,牢骚当然也有。自古文人都不是甘于只当一个文人的,诗不过是一块敲门砖,陶渊明也想藉此推开仕途的大门。
“”以后,鲁迅有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在其中提到陶渊明,认为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时代变迁之时,世事变化极大,但陶渊明好像没有更多的慷慨激昂,诗一如既往地淡然平和,好像真的遗世了一样,因此便有了“田园诗人”的美称。其实,他并没有将世事遗忘,只不过表达得比较自然而已,没有那么激烈,因此不招人注意。文人是善用曲笔的,但总还是有踪迹可寻的。鲁迅的看法比较辩证,其实陶渊明不只淡然也很“愤愤不平”。哪一个人是平面的呢,何况一个诗人?哪一个诗人是平面的呢,更何况陶渊明?
为此朱光潜和鲁迅还打过笔头仗。在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撰文评说陶渊明,他眼中的陶渊明是个浑身静穆的人,不像屈原、阮籍、李白、杜甫,总是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所以陶渊明伟大。鲁迅不认同他的观点。鲁迅认为陶渊明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并非浑身肃穆,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金刚怒目”式的论断,因其诗不仅仅有“悠然见南山”的静穆一面,也有“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目”式的另一面。可见,鲁迅对陶渊明的认识更加辩证全面,也更明确、客观。如今也已成为正确评价陶渊明的定论。
二、根源与表现
陶渊明“金刚怒目”式的诗歌,主要出现在他的咏怀诗、咏史诗中。在一些优美的田园诗中也有体现,只不过表现得比较隐晦曲折。究其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黑暗社会的反抗
陶渊明出生于东晋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作为东晋元勋之后,虽不是世族,但也是名族,是介于庶族和世族之间的阶层,对世族既仰羡也倨傲,对庶族又瞧不起。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色彩的阶层,从而在陶渊明心里埋下了消极和积极的两颗种子,它们同时发芽,同时生长,在他的心里相互作用着。他的理想是什么呢?在他的诗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有所表达,“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他的志向被压抑着。他对能施展抱负的人是羡慕的,大丈夫横刀立马,封侯祭祖,才不枉来这人世一遭。可世事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总是那么复杂和不可掌控,能将手中的笔化作一柄长剑吗?即便化作一柄长剑又有谁需要呢?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恩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首诗写于陶渊明四十岁时,往昔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官场的黑暗已经有了十分深切的了解,口腹自役,这与作者的本性又格格不入。行经曲阿,壮志难成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苦楚,才对田园生活产生了回归的依恋。隐逸常属于失意之人,踌躇满志的时候哪个人还有功夫理什么田园情怀呢?无可奈何的味道在诗中悠悠环绕。这时候正值晋室内乱,遍地杀戮,为避祸陶渊明应征入伍,这显然不是他最初的设想,只不过是避祸的需要而已,因此充满了委屈和不甘。不甘又怎样,政事如此,一人奈何?
(二)怀才不遇的遗憾
大丈夫是要“治国平天下”的。平凡人也幸福是现世人的理想。因为人忙忙碌碌的,其实一辈子也干不成什么大事,随着年龄增长,以往的大抱负越来越被现实的需要遮蔽。但显然,陶渊明没有。他是受儒家思想熏陶长大的,他饱读诗书,他有政治抱负,他壮怀激烈,他志在四海。但可惜的是现实与他的理想之间的差距太遥远,他的一生都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摇摆着、矛盾着,田园生活只是个借口而已,但不这样又有那条路能走得更好呢?
在归隐后,陶渊明虽然一直在歌咏田园生活的安逸美好,且呈现出了自然平淡的诗风。但是他并不甘心隐逸,壮志豪情一直存于其心中。既然这种矛盾在现实中无法调和,陶渊明便到主观世界中寻找方法。所以在他的诗歌中不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及理想不得实现的焦虑与愤懑。他的真性情开始在诗中渐渐浮现,不再曲笔,曲笔作甚?无论是他的咏怀诗、咏史诗,都表现出壮志难酬的愤懑。陶渊明要将自己的不屈的抗争精神表露出来,无一处不流露出“金刚怒目”的豪放。在《读山海经》这组诗中,陶渊明写了很多神奇怪异的事情,而且主人公多是些冤屈、失败的英雄。联系陶渊明少怀济世之志,最终因时事混乱而未能伸展的现实,那么在“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的叹息中,人们读到的就不仅仅是对神话人物的惋惜,更是陶渊明对自己深沉的身世之慨了。诗人已在不知不觉中表现了他的“潜在意识”,也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是陶诗除温文尔雅外的另一种“金刚怒目”式。因为在他的血管里,毕竟还流淌着晋国开国名臣的热血,而时不我待的悲壮,在神话传说与现实之中同样存在。这也为诗人抒写无法抒发的幽恨提供了一个最恰当的切入点,使我们看到了他性格中激烈的另一面。陶渊明是在借精卫、刑天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他在告诉世人,其实自己跟精卫和刑天一样燃着永不熄灭的抗争精神。
再看他的《咏荆轲》:“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秦。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身后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整首诗叙事简洁,毫无矫揉造作之感,看似平淡的言语中饱含着满腔的激愤。这就是陶渊明“金刚怒目”的另一面。人生最可贵的是知遇之恩,可惜的是陶渊明一生也未遇到,这就是一个人的际遇。陶渊明写荆轲,不只是对他的侠义、英烈之举表示赞叹,更主要的是咏叹其中的“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大丈夫留威名、创奇功、立伟业。千载以下,余情是什么呢?是渴求抱负得以施展的人的共同心声。若“我”遇到这样相知之人,为什么不能也有一番成就呢?那“我”的一生是否该是另一番样子。可是人只活一世,真是白白地浪费了。唉,空有一番志向有什么用呢?还不是空对着悠然的南山,发一番无人能解的慨叹,年华悠悠,所有的凭寄都是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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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年5月31日
关键词： 教材 淡泊名利 渴望和平自由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
在新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一共收录了陶渊明的四篇文章。分别是《桃花源记》、《归园田居（其三）》、《五柳先生传》《饮酒（其五）》。
从节选的这几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淡泊名利、崇尚自然、热爱祖国山河、渴望和平自由生活的陶渊明。那是不是陶渊明从小就是一个把名利看得很淡、不热衷于做官的人呢？其实，这跟他生活的当时的社会有着极大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在和平的年代，人们对功名的追求欲望都是相当大的，但是，要是在战乱的年代，想出仕入官场的人却是寥寥无几，哪怕是才华横溢的才子，也只想远离尘世的喧嚣，找一块属于自己的乐土，与世无争，宁静平和地度自己的一生。正如三国时诸葛亮所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给我印象最深的要数唐代的大诗人杜甫，他出生在和平的盛世年代，当他饱读诗书，准备为自己的国家尽一份力的时候，正好赶上“安史之乱”，他年轻时的抱负在此时随之一扫而空，看尽民间疾苦，他对社会不再抱任何希望，也不想出仕，对仕途之路看得很淡，只想在乱世中做个农民。
那么，陶渊明呢？
他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就死了父亲，与母妹一起在外祖父家里生活。在外祖父家里，他得以饱读诗书，为自己的学识打下坚实的基础。安帝隆安四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三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十斗米向乡里小几折腰。”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自此，他过上了隐居田园的生活。
陶渊明的归隐既是他自料不能见用于时，大济天下的理想无法实现的独善其身的儒家举动，又是他“少小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返朴归真的道家行为。他的“自然”首先表现在他的诗歌作品的语言上，“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无一语不天然，清新如甘泉。陶渊明的自然本性不是矫揉造作的，而是情真意切的。缕缕炊烟，萋萋芳草，浓浓香醇，涓涓细流都成为他情不自禁的理由。
在初中教材里体现的陶渊明，应该说是后半生的陶渊明，因为从这几篇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与世无争、隐居田园、渴望和平幸福生活的一个东晋才子。
《桃花源记》是我们新人教版接触的第一篇陶渊明的文章，它以渔人进出桃源为线索，以时间为先后顺序，叙述了发现桃源到访问桃源，再离开桃源的经过。文章一开始，便虚构了渔人打鱼时的所见：“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滨纷”，正因为在当时，如此美景，而且没有人为的破坏的自然景观罕有，才激起了渔人的好奇心，想要去控寻一下前面的未知路程。当渔人继续前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想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桃花源”。在当时，这样和平、宁静的地方应该说是没有的，我们也都知道这是陶渊明为了不想与俗同流污而虚构出来的，不过，通过这些景象，我们看到了一个向往宁静、和平的乡村生活的一陶渊明。文章里还写到当渔人问桃源里的人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朝代，他们却回答，不知道有过汉朝，更不必说魏和晋朝了。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都有他虚构的理由。从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想过着与世隔绝，向往和平、宁静生活的陶渊明。
在《归园田居（其三）》中，他的田园生活的想法更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句“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清晰地表达了陶渊明“即使农民生活相当辛苦，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行”那种超然脱俗的志趣。这首诗表面写的是田园劳作之乐，但是把这首诗和作者其他的诗结合起来看，作者的“愿”其实有它特殊的内涵——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想在那污浊的现实世界中失去自我，即使做一个农夫也比在官场“为五斗米折腰”强。
在《五柳先生传》中，他已经把自己隐姓埋名，一开始，就写道：“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以宅边五柳为号，随意、自然、淡雅、简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喜欢喝酒：“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饮酒也是他的一大志趣。虽然他的生活过得并不理想：“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但是他乐于过这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再加上有亲戚、朋友的接济，他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写文章可谓是他的第三志趣，虽然不能出仕做官，但能够借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想法，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自娱最好的方法。本文描述了五柳先生的生活状况非常窘迫，而五柳先生却能对此坦然自若。不是他没有能力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他曾经当过官，是他自己辞官归乡的；而且后来当政者多次请陶渊明出去做官，都被陶渊明拒绝了。他之所以拒绝，就是不堪忍受官场的腐败。他在辞官的时候就明知归隐之后自己必定要过一种极清贫的日子，所以当他身处窘境之时也全然不在乎，只为能过上淡泊宁静的生活而欣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正是他一生生活的真实写照。文章最后说“他大概是无怀氏的百姓吧？或者是葛天氏治下的百姓吧？”体现了他对宁静、淡泊、安定生活的向往，烘托出五柳先生安贫乐道，不追求荣华富贵的隐士品质，表达了作者不想与世俗同流合污来取得富贵，而要独善其身的情感，也委婉地表露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
中国的土壤，从根上就不适合小布尔乔亚生长。如果说我们祖上的生活包含诗意与放达，那也是绝对中国特色的，和小资不沾边。聂生提到的九种人，第五种是隐者，特地提到许由、陶渊明与陈抟老祖。这三个人，都是有素材可以说道说道的。只是聂生说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是因为“他根本不需要这五斗米，他家的产业足够他过着诗酒花草的风雅生活而无后顾之忧”，这种观点则是大错特错了。许多人以为陶靖节家里很有钱，所以他得以超脱世外，其实不然。
陶渊明的家里有过钱，不过那是他曾祖父陶侃时候的事。陶侃由一介寒士步步发迹，在军中四十一年，文功武治，颇为世人称许，政绩卓著而官运亨通, 家富几可敌国。只是那个时代门阀之风盛行，朝廷用人只看出身，不讲才能，陶侃权倾一方，仍被温峤之流称为“小人”和“溪狗”。侃死后家道迅速败落，其嫡系子孙至刘宋代晋后已被“降为醴陵县侯”，及至陶渊明，家中已经贫苦不堪，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说他“少而贫病，居无外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给”――吃了上顿没下顿。
陶渊明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生年至今学界无定论。不过他生活的大的时代背景却极其混乱。东汉以来，黄巾起义，五胡乱华，孙恩作乱，战争频仍，水旱灾害不断，民不聊生。百姓生了儿子，怕被征去当兵或服徭役，往往就要丢弃或弄残，或者早早卖给大户人家为奴，很多妙龄女孩找不到对象，更有很多光棍不敢娶老婆。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全国有5648万人，到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经过一百多年，人口只剩下1616万。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说这是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代”，生命价值得不到任何尊重，200多年间有30位皇帝在位，平均每人执政时间为10年，年号变更近50个，陶渊明本人一生也经历了10位皇帝在位，政权更迭频繁，当权者都朝不保夕，普通人就更没有什么保障了。这个时候，隐士也不是好当的。像嵇康之死就是一例。
司马氏集团掌权后，文人们出现了两极分化，贪图眼前利益的都投靠了新贵，而那些固守正统观念的仍效忠于曹魏。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向秀两人私交很好，嵇康与曹家有姻亲关系，自然不肯归顺司马氏。但他又得罪不起人家，就天天在家和向秀打铁，有时候和吕安一起去南山上浇菜园，想借此远离政治。结果就这样司马氏也没放过嵇康，找个理由把他杀了。吓得向秀赶紧去洛阳做官。晋文帝笑话他说：“你不是有箕山之志吗？不在山里隐居，跑洛阳来干什么？”向秀说：“巢父、许由那些人目光短浅，我可不想学他们。”向秀当上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却天天不上班，可见他对做官司根本没兴趣。陶渊明乃一介儒生，儒家的道德观是积极进取的。他本来也想有一番作为，只是生不逢世。他一生做过五次官，第一次当“州祭酒”， 是因为家里穷，要养活老人。后来几次，他都是为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只是现实让他太失望：他曾为追随桓玄，为他出使健康，然而桓玄却背叛朝廷，废掉晋安帝自立；镇军参军刘裕起兵伐桓玄，陶渊明给他当镇军参军，然而刘裕也于402年即帝位，陶渊明性格孤介，岂可依附于这种人？一首《感士不遇赋》表明了他弃仕归隐的决心。
归园田居的陶渊明生活得经并不轻松。他种田并不是把好手，又有五个孩子，他割稻，锄田，起早贪晚，辛苦劳作收获却并不丰富，“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说，自己到南坡上种豆子，可是豆子长得不如草多。早上起来去锄地，晚上月亮出来了才回家。山路细窄长满野草灌木，夜露把衣服都拉湿了。衣服湿了不可惜，就怕庄稼收成不好。收成不好就要不饿肚子，有时因为打仗，早稻要到九月才收，已经倒在地上捡不起来了。陶渊明常常饿肚子，有时晚上饿醒了，紧紧腰带再睡。陶渊明不少诗作中都描写过挨饿的生活，说晚上就盼天快点亮，白天又盼天快点黑。年年缺粮年年借，陶渊明向村里的乡亲都告借遍了。――他去借粮，不好意思张口，往往全凭人家给，给多少算多少。冬天没有棉衣穿，夏天没有茶喝，以凉水解渴。戊申年（408年）他44岁那年寄身的草屋又被大火烧毁，老来孩子不争气，自己又疾病缠身，这日子过得苦啊。陶渊明爱喝酒，做彭泽县令，离家不远，公田里收的粮食可以饱腹，还能酿点酒。可是陶渊明不愿侍候“郡遣督邮”，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只做了80天就“自免其职”，一生甘做“荷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