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财产权范文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私人财产权；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保护

一、何谓私有财产权

1．英美法系的私有财产权形式：私人财产权。在英美法系的概念中，往往是以私人财产权的概念去代替私有财产权概念的。私人财产权和日耳曼部落文明进程同步发展。凯撒约在公元前49年完成的《高卢战记》记述到，苏维汇人（西日耳曼人的一支）多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但对农业“并不特别关心”。在他们进入村落社会——马尔克公社制度以后原始社会的许多习惯仍然保留下来。这一制度下个人是团体的基本要素，由马尔克公社将土地和基本的生产资料分配给个人占有和使用，由大家共同劳动进行生产，马尔克公社是财产的所有者。其具体体现之一就是个人无财产的自由处分权。到了公元5世纪，日尔曼部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侵入不列颠并建立了英吉利封建王国。直到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第一次实现了国家和法制的统一。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比较完整的保存了日尔曼人的原始习惯，所以，英国形成了较纯粹的日尔曼法体系。这种保有权往往附有种种条件，即领主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对土地进行司法和管理上的实际控制，可见，“保有制是封建土地持有体制的基础，而这种土地持有体制本身又是英国土地法建立的基础。”因此，也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权，但通过保有制强化了以占有为核心和实现对土地有效利用为目的的私人财产权。这种制度是当代英美法系私有财产权的来源。

2．大陆法系的私有财产权形式：私有财产权。在大陆法系的历史传统中，则强调私有财产权而少有提及私人财产权。众所周知，大陆法系以罗马法为基础。古罗马是商业发达的社会，各种商品市场和奴隶市场一派繁华。商业的繁荣一方面促进了古罗马的强盛；另一方面又使更多的财富进入流通领域。这既对私有财产提出了要求又提供了产生私有财产权的动力。因此，在罗马法中已经使用财产这个概念，奴隶和羊群归奴隶主所有，表明古罗马社会以法律形式确认了私有财产权的存在。中世纪，整个西欧在教皇统治下进入了法学的黑暗时期。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庄园经济尤为发达，庄园成了独立的小王国并自给自足。私有财产权在庄园内部依然存在。著名的中世纪西欧神学家阿奎那认为：“人对财富的统治权符合上帝的意志”，又说：“私有权虽起源于人的法律，但它不违背自然法，它是由人类的理性所提出对自然法的补充”。

二、我国对于私有财产权保护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私有财产权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权，理应受到政治社会的保护，这不仅是西方现代国家社会制度的根基之一，更是促进西方经济飞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处速变化的现代中国，因历史的影响和认识的滞后，且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无论在理论里，或者在实践中，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足。

1．我国对私有财产权认识上的误区。其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确立之前，我国对于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存在一定的偏见的，认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应该完全以私法为主，并且总觉得私有财产权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国家不应对之予以重视，或者说，不应以国家的公权力予以保护。私有财产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国家的整体计划。这种理念导致了我国的私有财产权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更毋论保护了。在自然法学派的看来，生命权和自由权是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一个有生命的、有自由的人当然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身心，随着自己的意志去决定自己的行为，一个自然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所获的一切，都应当归他所有；另外，私有财产权又是生命权和自由权的物质保障，如果一个人不能正当地占有和处分自己的劳动所得，那他将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其他所有的自由也会因为没有物质基础而无法实现，是没有价值的。人的生存离不开财产，失去了私有财产权，生命就没有了应有的尊严，自由也就成了纸上谈兵了。因此，私有财产权是可以视为人的权利的核心和基础的，也是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

2．我国对私有财产权保护措施上的不足和缺陷。新中国在民法上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可以追溯于1986年《民法通则》制定，随后相应的民事法律的出台，到2009年侵权行为法的通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体系已经大致建成。因此对于私人之间的私有财产权的侵犯，我国已经基本确立了良好的法律保障体系。就目前而言，我国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不足，更多的体现为公权力侵害救济的缺乏。我国从1990年开始，陆续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等，并且在2004年将保护人权写入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中去，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说明我国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和深度的加强。但是，这些法律或制度，不仅在内容上有不合理之处，很多规定在程序上更是难以运作的。如受案范围狭窄、救济制度相互之间不可调节，进而各自为政等等，很难达到现代社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需要。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转型期的到来，社会经济中不安因素在增多，贫富差距在扩大，私有财产权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屡屡发生，对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体系的完善就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了。

三、英美法系的私有财产权保护

英美法系认为，“财产是一组权利。这些权利描述一个人对其所有的资源可能占有、使用、改变、馈赠、转让或阻止他人侵犯”。这里财产是作为法律制度上的私有财产权来理解的。因此，英美法系并无严格的“所有权”概念，亦未形成固定的人和物两种观念。原因是英美法系中的所有权具有普遍性和隶属性。封建所有权观念在于，“所有权并非仅仅是各种经济特权的结合，而是一项负有责任的特权。其存在理由不仅在于收入，还在于服务”。而英美法系却是以抽象物为基准，对各种具体私有财产权利予以平等保护。在英美法系中，“所有权一词纯粹是作为占有的对应词，所有者比单纯的占有者地位高，但在恢复占有的诉讼中，所有权并无任何技术性的意义”。“至于物的利用，则很少会发生所有权的问题。基于物的所有权而派生出来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由多人分享，因而将所有权归诸其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合适的”。所以，所有权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由于抽象物是作为理论性概念存在的，人们可以随着时间和社会的变化而灵活的解释和理解它。正基于此，英美法系的私有财产权制度是目前相对最符合人类发展前景的。此外，财产法的内容仅是当合同关系涉及享有支配物权的第三人时才可以适用，而特定主体之间的关系均属于合同法的调整对象。“如果合同所创设的权利可以转让，法律就将其作为一种财产来对待。”

英美财产法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避免了大陆法系在强调物的所有权的同时却筑起阻碍财产相互利用的屏障。这一点对以资源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为中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尤为重要。其次，英美财产法缺乏严密的成文法体系，反而摆脱了束缚。比如它可以根据社会需要，以契约形式设定私有财产权，以保证人们对财产的充分利用。因而，英美财产法具有更强的概括性、灵活性和生命力，其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历史连贯性即为例证。

四、对于我国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几点建议

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转型的步伐正一步一步往前迈，重塑私有财产权理论、完善私有财产权法律制度，是改革和开放中的题中之义。

1．私有财产权范围的科学界定。现代社会，私有财产权种类和形式日益复杂，主要表现为三种趋势：第一，私有财产权的多层次化。这是由市场经济主体和交易的多元化决定的。各种新型财产性权利的出现客观上要求财产法予以正确引导和规范。第二，私有财产权的体系化。越来越多的权利已不仅限于在“绝对物权”或“相对债权”中寻找其法律性质，而是表现为包含着多种财产利益的成体系的权利。第三，私有财产权的现实利益化。私有财产权已由原来注重对标的物的绝对支配的具体权利，演变为注重于收取代价或获取融资，因而对新型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由恢复原状和返还原物转为更多地采用赔偿损失的方式。由此可见，现代社会对财产的衡量已由对实物的占有让位于主体实际享有利益的多少，并抽象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

2．所有权的地位和效力。所有权仍作为私有财产权的一种重要权利而存在。传统民事关系中，所有权仍具有相当深厚的存在基础。人对物实行充分占有和支配时，不赋予其所有权是不合理的，因而诸如传统领域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等仍适用传统制度。但当所有权的处分权丧失，而同时并未有他人依法取得该物所有权时，就会出现新的权利。这种新的权利与原所有权相平等，所有权追及力却不及于新权利，善意第三人因支付等价而能对抗所有权。原所有权因处分权的丧失实际上也变成了一种新的私有财产权，两个权利主体之间实际上就是一种利益互换，所有物已无须再归还于原所有人。所有权与债权因互相渗透而界限日益模糊，在诉讼上不再有大的区别。所有权作为一种完整的物权，与其他各种私有财产权共同构成私有财产权体系。而且在新型权利出现的法律关系中，新型权利和所有权是平行关系，即在所有权人丧失最终支配权而又存在一个新型私有财产权主体的情况下，原所有人也不再享有严格的所有权，这时财产关系已由法律得到清楚界定，不应再受所有权法则的约束。

3．私有财产权立法体系的构建。《物权法》和《担保法》仍有重要的适用范围，如何与未来民法典配套以完善财产法律体系是一个重要问题。现代社会中新型私有财产权利大多产生于商事领域，近代大陆法系通行民商分立主义使新型财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传统民法，而在立法上单独予以规定。现代社会的民法商事化趋势使民商合一主义成为法律发展潮流，商法的有关内容被并入民法典一同规定。是否将商事法律全部容纳于民法典，各国的立法有所不同。总的趋势是商事法律采取特别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实施，这是由于商事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使其需要专门的法律规则。在我国，物权法和债权法均不能涵盖新型关系，因而新型私有财产权宜用特别法予以规定。基于民法典的基本法地位，为体现民商合一的立法宗旨以及保持立法的统一性和科学性，仍应于民法典中将各种新型私有财产权利予以总体规定。关于私有财产权是否法定的问题，由于“物权法定”依然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因而只有在法律上对新型私有财产权利予以法定，方能对抗既有的物权效力，从而取得独立地位。

私有财产权是现代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的重要基石。私有财产权制度的变革将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动力之一。

参 考 文 献

[1]吴于廑，齐世荣[M]．世界史（第一版）．2011：9

[2][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1999：125

[3][美]泰格，利维．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M]．学林出版社，1996：189

[4][英]F.H.劳森，B.拉登．财产法[M]．1998：3，79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2篇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土地使用权；公共利益；商业拆迁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09-02

财产权是人与生俱来的不可或缺的基本人权。从宪法意义上来看，财产权是一种复合型的权利，其一是国家不能任意干涉和侵犯个人的合法财产并负有保护的义务和职责，可以说财产权具有消极保护的特点；其二是财产权利人可以在市场机制许可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财产权又有积极行使的特点。所以公民财产权同时具有了对抗国家公权力和他人私权利不法侵害的双重属性。但事与愿违，现实生活中侵犯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行为屡见不鲜，有的来源于制度上的障碍，有的是由于法律不完备、制度不完善造成的。

一、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尚未独立成编

一个国家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力度越大，其国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就越高，而从立法上就可以看出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我国2004年修订的宪法是把私有财产权放在“总纲”确认的，第13条列举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范围：一是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二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

可见，我国虽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予以最高法律效力的肯定，但也只是在宪法的“总纲”中加以了确认，而不是像其他权利一样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章中予以保护。这就使得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大打折扣，只对其进行纲领式的确认，没有上升到基本权利层面。初看起来张力很大，但由于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法律条款，在司法实践中依据宪法保护条款往往显得刚性强且难以操作。

因为我国缺乏违宪司法审查程序和，当涉及财产权违宪时只能转移到侵权法诉讼中获得救济，这就局限于民事或者刑事责任。在我国宪法条款是否能作为审判依据尚有争议的背景下，对于像受教育权这样的宪法基本权利还没能得到有效的救济，我们怎能期望埋藏于“总纲”里的私有财产权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

所以，我国宪法虽然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促进和民主建设，为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对公民私有财产权予以原则性的保护，但这还远远不够，应当将其列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章中，与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一同构成宪法学权利话语体系的四大基本人权事项，这样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首先在立法层面得到完整的保护。只有将公民的基本财产权作为基本权利的一种规定在宪法里，财产权具有的人权价值才能在现实中得到真正的实现，因为基本权利是宪法中规定的首要的、根本的权利。

“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这是八百多年前王安石的感慨，这个“义”按当时的理解就是规范和法义。所以我相信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的不断完善，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完全可以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而得到保护。

二、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分离

抽象的国家土地所有权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陆续派生出各种较为明确具体的财产权，在公有的土地上存在着私有的用益物权，这无疑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但是这种积极的作用并不能掩盖矛盾的产生。由于我国没有将民法上的用益物权与特别法上的用益物从立法技术上进行区分，导致在土地利用关系上的权益划分缺乏科学性、系统性，这进一步说明了我国现行的土地使用权是一个大而空的概念。

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有的制度，随着房地产开发的愈演愈烈，由征地、拆迁引起的纠纷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我国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分离，前者属于国家，后者属于个人。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所有的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房制度的确立，国家允许城市住房通过合法的市场流通转化为公民私人所有，也就是说公民仅对土地上的房屋有所有权，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城市房屋拆迁实质上涉及两类不同性质的客体，即国有土地使用权和居民的房屋所有权。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而言，拆迁是收回该权利；对于居民房屋所有权而言，拆迁是剥夺该权利。

具体到土地征收的实践中，《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均规定了房屋与占用土地使用权一体化转移的原则，在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之前，不会出现房屋转移时房屋与土地权利之间的冲突，但自1988年国家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以来，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矛盾日益凸显。对于特定的某块土地，国家享有所有权，土地之上的房屋所有人仅拥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当国家要收回该土地使用权时就需要另行安置房屋的所有者。房屋所有者在购买商品房时的价格包括该土地使用权的拍卖价格，但拆迁补偿仅仅给予房屋价格的补偿，剥夺了土地价格并且不考虑该土地的市场增值价值，这就造成了在拆迁过程中拆迁人与被拆迁者之间的旷日持久的矛盾，从这个角度上分析，要解决土地征收中产生的冲突，根本上恐怕要改革我国的土地所有制方可。

还有一点，在我国，土地使用权是有年限的，房屋所有者对其房屋之下的土地最长有70年的使用权，而当公民购买房屋时名义上是对该房屋享有无限的所有权，当土地使用权到期时，国家就可以收回土地，在土地之上的房屋自然也被收回或拆除，这就意味着当土地使用权到期时公民将丧失建筑物所有权，这是难以让人接受的。现实生活中不用等到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政府便以公共利益之名收回土地，公民的私有财产权被肆意的践踏。

综上，正是由于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导致土地使用权与土地上建筑物所有权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土地使用权期限的有限性与建筑物所有权期限的无限性之间的冲突；二是公民、法人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对价性与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国家取得建筑物所有权的无偿性之间的冲突。

三、土地征收的黑洞——公共利益

2004年4月，开封市38户居民，为抵制强制拆迁，在位于龙亭区的一大片正在拆迁中的断壁残垣前，摆出一条写着“捍卫宪法”的红条幅、一块贴着报刊文章的展板、一台录音机和两个大音响，宣传《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内容。也许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当拆迁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着强制拆迁的行动时，公民为保护私有财产权却祭出了宪法的大旗。当所谓的公共利益遭遇宪法的时候，推土机、《宪法》文本、红条幅、强制拆迁构成了中国语境下的绝妙意象。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对待公民房屋拆迁问题上一个最常用的理由就是公共利益，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现在公共利益被一些政府官员肆意滥用，比如新建开发区、旧城改造，那么这些改造的目的真的就是为了公共利益吗，如果将这些拆迁的房子改成豪华商场和私人豪宅，这是公共利益吗？之所以将公共利益喻为天体上的黑洞，主要是公共利益内涵和外延的不确定性。公共利益作为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很难从立法上将其穷尽，因此要想提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共利益的客观定义是不可能的。这才导致公共利益容易成为被国家公权机关滥用权力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

一、私有财产权的概述

（一）私有财产权的概念

在不同的部门法之中，财产权有着不同的定义。人权法中的财产权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权利，是人出生就具有的权利，着重于财产权的自然属性。在民法中，民法是调整人与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那么财产权就是一种以民法上所称的所有权为核心、调整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一项权利。而在宪法中规定公民的权利，旨在保护私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本文主要探讨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那么财产权的定义应从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为出发点。国家根本大法之中对于私有财产权的规定所表现出的是一个国家对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宪法中规定的财产权也是权利享有者公民对国家所享有的一种权利，公民是权利主体，国家是义务主体。宪法中对于财产权的保护规定，可以有效地防范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侵犯，设定合理的界限，明确公民个人行使权利的范围。

（二）私有财产权的价值

私有财产权为人格的独立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理前提。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财产权与人权之间的关联性。可以说没有财产权作为后盾，人权就不可能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在美国奴隶制被废除之前，特别是美国南部的州，黑人奴隶的人权得不到保障，尤其财产权，黑人奴隶本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是作为奴隶主的财产。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可以分析看出，因为没有财产权的保障，就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比如奴隶和奴隶主、农民和封建资产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财产权为人类的机会平等、独立自主的生存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私有财产权得到宪法的保障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法治建设的基础。宪法中规定了，“公民合法所有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规定国家征收、征用私有财产须要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能够使得公民安心地创造财富，国家的经济才能上升。当公民物质生活丰富了才能进一步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才能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财产权受到保护可以稳定人心，人心得以稳定可以稳定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秩序方能发展法治。

（三）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现状

1．私有财产权的性质：我国宪法中私有财产权不是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看待的，将公民财产权规定在宪法的总纲之中，这样的做法可以看出当时立宪者把财产权看作是所有制的一种，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虽然也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一种肯定，但是将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不列在公民基本权利之内，是对公民基本权利完整性的削弱，也是对宪法整个构架的逻辑严谨性的削弱。2．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宪法进行完善之后，将《宪法》第十三条原本较为具体的列举了财产所有权的范围，改为原则性的、概括性的表述“合法的私有财产”，扩大了私有财产权的范围，国家保护公民权利的范围扩大了包括私有财产权。还明确了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征收征用需要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的条件。该项修改，是建国以来首次在宪法的层面上规定了私有财产权的征收补偿条款。3．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我国宪法规定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必须出于公共利益的须要。而对于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复杂多样，需要结合具体行政征用的情形来予以选择。当发生洪涝灾害、地震等险情时，可以以紧急状况需要为标准征收公民私有财产；当城市规划需要，进行旧城改造，以能使社会公众受益为标准对土地进行征收征用。公共利益的判断主要在于能够使得社会公众受益，而也不乏存在部分地区为了区域经济发展而对土地实行征收征用，公众能否获得收益是一个疑问。征用的土地可能被用来建造污染企业，而这些污染企业能够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

二、域外私有财产权保护的宪法实践

（一）美国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第五条规定了，“norshallprivatepropertybetakenforpublicuse,withoutjustcompensation”，其中对“publicuse”学者翻译为“公共用途”或者“公共利益”。在此将其翻译为“公共用途”，以便于与我国宪法征收条款中的“公共利益”相区分，便于更好更方便地研究。美国政府对于私人住宅和土地的征收权值得学习研究。在美国判例史上，对于“公共用途”概念的界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议会是由美国公民选举产生的，根据民主原则，美国法院一般认为凡是由议会决定的征收都是符合“公共用途”宪法概念的。各州的法院对“公共用途”界定的标准要求放宽得很低，联邦最高法院也是对“公用”的含义采取了极为宽松的标准，即“米德基夫标准”，“只要征收权的行使和可见的公共目的理性相关”,似乎只需具有关联性即可，这种关联性并不需要较高的标准，法院就必须判决征收符合公用目的。美国法院在审查此类案件时，主要审查政府征收目的是否正当，征收目的正当、符合“公共用途”的要求就判定政府的征收合宪，对政府征用的手段不采取审查。此外，法院的重点也放在征收的补偿上，之所以对征收目的的审查标准很低，是因为美国法院认为议会对“公共用途”的判断就是人民代表的判断，在法律界定不明确的时候就应该尊重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所做的决定。

（二）英国

英国在其宪法层面上确立了公民私有财产权不容侵犯的地位。最著名的就是一句“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这一句话生动地表现了就算穷人的房屋再怎么寒酸，风可以吹进来，雨可以落进来，但是它仍然可以拒绝国王进入，有对抗国王的权威。宪法起源于英国，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的《自由大》中就包含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明确了国王不能任意侵夺、占有公民的私有财产，成为了英国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开端。

（三）法国

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发动了革命，此后公开的《人权宣言》是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它反映了反对封建专制与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更多地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人权宣言》的第十七条规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nécessitépublique），且在公平与事先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法国在这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中是以“公共需要”而不是“公共用益”来表述征收的条件，是其一大特点。这里的“公共需要”可以看出这是剥夺公民私有财产权时必须有的条件，而剥夺私有财产权时所采取的方式必须是无法回避的、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止的，这样的条件是立法者在极力维护私有财产权、防范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法国最初对不动产的征收是由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一起对不动产的征收与补偿进行运作的，这个制度是法国对不动产征收补偿的一大亮点。首先，行政机关对某项征收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作出裁定；其次，当行政机关认为符合公共利益时，接着就由法院负责不动产的转让，确定征收补偿的金额。虽然法官宣布产权的转移，但是实则对于征收补偿的权力在由普通公民组成的“征收陪审团”的手中。法国的征收经过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两个步骤、公民陪审团决定补偿金的做法，能够使得公民私有财产权得到充分的补偿，公民作为陪审团能够使得补偿金大大提高以补偿公民私有财产权所为公共利益作出的牺牲。

（四）德国

1949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第十四条第三款和第四句规定了，“只有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才能允许征收财产。对财产的征收只能通过和根据有关财产补偿形式和程序的法律进行。确定财产补偿时,应当适当考虑社会公共利益和相关人员的利益。对于补偿额有争议的,可向普通法院提讼”。该条规定的功能主要在于保障现有财产权利,即只有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才能允许将私有财产收归国有,否则财产所有人可以拒绝,即使公民能够得到补偿且补偿金额公正、充分。

三、马克思私有财产思想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应该坚持不懈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私有财产思想，强化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一）马克思私有财产思想的概述

在马克思私有财产理论中，将私有财产划分为两类，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现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看法，“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他们认为应消灭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即消灭人剥削人因而妨碍人的自由发展的资产阶级私有制，而不是消灭普通劳动者所占有的私有财产。马克思私有财产理论可能更多地是从宏观层面上分析社会经济形态及其演变规律。此外，马克思财产理论中还谈到了政治解放，值得当代中国学习借鉴。政治解放的意思就是要实现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政治权力不再具有经济属性，防止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的损害，表现出具有经济属性的公权力容易导致公权力通过侵犯私权利获取灰色收入以及公权力在经济运行之中发生问题。

（二）对当代中国的重大意义

我国传统的观念就是一种崇公灭私的、否定私有财产权的思想，对于马克思财产理论思想的解读也不完全正确，倾向于认为公有制至善而私有制邪恶的心态，使得我国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能合理建构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首先，要厘清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私有财产权的关系，要冲破原有思想的束缚。马克思的财产理论并不是对私有财产权的否定，马克思主义思想注重人的尊严和个人的全面发展，那么人的主体因素投射在客体上就是人所享有的私有财产权。马克思财产理论肯定劳动者享有的私有财产。此外，从马克思理论中以人为本的意识出发，就能够正确认识私有财产权的作用，推动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此外，研究马克思财产理论还有助于建构和谐社会。马克思曾提出的两个蕴含财产思想的解放理论也有助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这两个解放理论分别是政治解放和社会解放。政治解放在前文已经阐述过，而对于社会解放实则对于我国人们来说也是非常熟悉的。社会解放主要批判资本主义对劳动的非正义剥削，主张重建个人所有制，这自然也就为缩小收入差距提供了理论基础。

四、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历史变迁及现状分析

（一）我国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历史变迁

在古代，我国私人财产甚至生命都属于君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直到近代我国开始移植西方观念时才在法律中有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在中国首次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了。在“附臣民权利义务”中规定了，“臣民之财产及居住，无故不加侵扰”。回顾我国建国后的历史，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三条规定了，“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以及第二十七条规定了，“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在当时人们财富状况相差很大，但是起码基本做到了法律上给予一体保护。我国1954年《宪法》中第十一条规定了，“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以及第十二条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而在该宪法颁布之后，在当时我国的社会环境中，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名存实亡。1982年的宪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全人大对此作出调整。首先在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肯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其次，在1993年的第二个宪法修正案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使得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更具有可能性；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修改，使得公民的私有财产自然也就不再局限于依靠按劳分配所取得的生活资料，还包括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需的生产资料；最后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表明了我国在宪法层面上已经建立了私有财产权保护体系。

（二）现行宪法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的局限性

1．宪法文本中对私有财产权的定位不明确：在前文所述，我国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肯定是放在宪法的总纲中，对于立宪者来说，私有财产权是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然而经济制度会根据国家发展情况作出适当的改变的，换言之，经济制度是可以废止的。张千帆教授曾提出我国宪法的篇幅应该越短越好，不应该将经济制度写入宪法之中。张教授在其《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一文中提到了，“宪法不是国家政策，因而不应该规定经济制度的细节”。所以，按照现有的宪法，规定在总纲之中属于经济制度组成部分的私有财产权就具有不稳定性，在国家修宪的时候依赖于国家的决定得以“生存”。2．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待遇不平等：首先，在宪法的条文中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规定存在歧视性。在《宪法》第十二条的规定中，“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在第十三条中“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前者“神圣不可侵犯”的斩钉截铁的语气态度，与后者“合法的”限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在现实社会中，对我国国有企业的保护和对私有企业的保护相比差距也是非常大的。我国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等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通过设置行政许可为代表的行政壁垒来阻止民营企业进入相关的市场领域。在税法执行上，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税收差别待遇也十分明显。

五、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制度建构

（一）公、私财产权应平等保护

前文所述，私有财产权应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之中，应呼吁立宪者对宪法进行修改，将私有财产权纳入基本权利体系，才能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私有财产权作为其他权利的保障因此能更好地使其他权利得以发展。公有财产实则是私有财产的集合体，体现了众多公民的利益。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对于焕发生机的民营企业也应施与对国营企业的待遇，要大力保护民营企业的发展，以此带动各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关于私有财产的征收补偿

1．对征收的目的进行审查：美国对于征收条件“公共用途”的标准把握宽松，是因为美国法院尊重议会的决定，对于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代表着人民的意志，那么议会决定的征收行为就应该具有合理性，应符合“公共用途”的目的。那么在我国，代表着人民意愿的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是否可以来借鉴美国的经验，由我国各级人大和常委会来决定土地征收和补偿方案呢？从对美国判例史的研习看来，政府和法院都不能发挥对于“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用途”的充分界定，这不是两者的职责范围，而对于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机关，在我国是我国各级人大代表，若由各级人大代表来决定征收目的的合宪性，是可以期待各级人大能够公正、合理地衡量利益，来充分保护被征收者的利益。2．制定相关的法律救济机制：对于我国征收土地发生的惨案不胜枚举。云南农村因征地发生冲突事件，造成八死十八伤，让社会再次反思我国的土地征收问题。虽然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中都有国家赔偿、行政补偿、民事救济等途径来保护私有财产权，但是在土地征收的问题上，公民私权利的渺小在国家庞大的公权力面前是无法匹及的。采用上述的救济措施并不能使被征收者得到公正的待遇。我国没有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是我国法律中所遇到的问题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没有有效运行的宪法审查机制就缺乏宪法的保障，那么在现实中行政机关就可以肆意以其标准判断“公共利益的需要”，就造成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在土地征收上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和国家赔偿制度，就使得私有财产权没有程序法上规范体系作为保障。权利没有程序法的保障，在实体法上赋予权利主体一项权利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当确定了私有财产权的地位之后，就应该确立相应的权利救济机制以更好地保障私有财产权。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个宪法修正案．其中倍受关注的是完善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本文从中西方有关财产保护的思想文化对比出发，揭示我国对私有财产进行宪法保护滞后性的文化因素。阐述新宪法在私有财产权保护上的进步性及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必将产生的影响。

一、中西方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思想文化对比

(一)西方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文化渊源

财产权观念是人类文明最古老的信条之一，重视财产权问题一直是西方的传统。柏拉图在其《法律篇》中指出“如果不免除债务和重新分配财产，负债人就不可能以一种自由精神享受他们的权益，因此改革者希望他们获得某种适度的财产．确信贫困的产生更多在于人们的贪婪．而不是更多的在于个人财产的减少。这样的确信确实是社会安全最稳定的根源．使人们保持这样的信念是后来建立一切政治制度最稳固的基础”因此他指出“必须用某种制度来确定财产”

亚里士多德发扬了西方传统的财产权观念．认为私有财产会使人感到“人生的快乐”他指出了美德与财产之间的联系“巨富者倾向于傲慢和自负的卑鄙．赤贫者倾向于下贱和恶毒的卑鄙．而不正义的行为要么通过傲慢产生。要么通过恶毒产生，因而中产阶级更倾向于理性的行为”

洛克开创了“自然权利说”的财产权理论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普遍的自然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侵犯。即使进人市民社会以后．人们仍然具有这些基本权利者的权力是由人民赋予的．这种权力决不容许扩张到公众福利的需要之外．而是必须保证每个人的财产他奠定了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的理论基础

现代学者立足于现实需要．使财产权理论日益世俗化。边沁认为．财产权同法律是共生死的。财产权是财产在法律上的表现．是法律对财产的认可和确认．从而直接揭示了财产权在法律中的重要位置。

伴随着理论的日益成熟．西方国家也早就在宪法中提出了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的条款英国是第一个把私有财产纳入宪法保护的国家1625年的《权利请愿书》就开始了对私有财产的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受侵犯”最早被规定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书》中，随后载人1791年的法国宪法。美国宪法虽未明确规定．但其关于财产权保障的内容亦蕴含在宪法修正案的第5条和第l4条的“正当法律程序中”．“任何人…不得未经法律正当程序既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

(二1中国有关财产保护的文化精神

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直到2004年才在宪法中明确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滞后性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文化传统中本身就缺乏这种思想背景。

自西周以来．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统治者奉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把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则处于辅助的地位。传统的“义利观”占据道德体中的核心地位。孔子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不义而富贵，为君子所不耻”，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而后取”。法家在治国上也重视“功利”，与儒家对立．但法家的废私立场，与儒家一致。韩非子以“法”为“公”．合称“公法”。常常以“法”与“私”对立．认为法的功能是“去私”

道家的立场是义利两忘．即所谓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道家是“忘利”的，且不分公私两利实则“去私”也是道家应有之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发展到宋代，理学明确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存之所欲。”此处的“理”．即为“公”，“欲”即“私”。宋明理学将义与利的对立推向了极端．进而影响了后来人的思想观念绵延了两千多年“义利”之争有一个共识就是“去私”而“倡义”。当然．笔者对传统的“义利”．“公利”之分析并不是对“倡义”这种传统的否定我所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对“公私”，“利义”，“理欲”过分的对立和对“利”、“私”和“欲”的过分抑制。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长期未能摆脱传统“公”与“私”对立思想的桎梏．认为社会主义就应该实行公有制．个人就理所应当的服从集体。认为私有财产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追求私有财产是自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侵犯私有财产的事例不绝于耳对个人利益的忽视和在法律上对私有财产保护的缺乏，对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宪法中确立私有财产保护的原则是国情的需要。

探究中西方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文化渊源．可以看出两种法律文化演进的路径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倡导自由的个人主义．崇尚法治．历来强调私权利对公权力的约束和限制其法律较早地凸显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成为必然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历来被我国所倡．进人社会主义阶段．此价值观与马列主义理论有契合之处．集体主义又成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对集体主义的高扬必然会抑制个体对私权利的追求．甚至以谈私权利为耻．此种观念难以催生出私有财产宪法保护的立法行为这也是导致我国私有财产宪法保护的历程如此艰辛之所在。

二、宪法修正案在私有财产保护方面的进步性

此次修改弥补了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不周的缺陷．为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

首先．修正案进一步提升了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一是将私营经济以强调“监督管理”到增加了“鼓励”和“支持”的内容。表明了国家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政策导向的变化二是从财产权的角度将私有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在法律上予以同样地对待，即只要是合法财产就一概受法律保护

其次．扩大了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范围。在此之前．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仅限于所有权和继承权方面，限于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如果仍然按照传统的观念势必会对各类财产的有效利用和增值速率产生影响有鉴于此．宪法确立了“私产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以“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以“概括式”代替“列举式”．在扩大私有财产权保护范围的同时，也为私有财产权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法律保障。

再次．实行了私有财产权与其他财产权的平等保护。财产权是民事主体进入市场的基础，对财产权进行平等的保护．使各种财产处于同一的平等的竞争序列当中．让它们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自身的优势．最终建立起一个互相竞争的链条．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

最后．完善了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和征用制度。具体来说。此次宪法规定征收、征用的前提是：第一．征收、征用必须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只有是对公共利益的追求才表明征收和征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第二，征收、征用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私权利和公权力的碰撞不可避免，然而由于私权利难以形成可与公权力相对抗的聚合力。这就需要对公权力做出必要的限制达到保护私有财产权的目的。对征收和征用程序的规定，必然会增加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砝码第三．对征收和征用要给予补偿。国家实施征收和征用的行为．体现着某种公共意志，代表着公共利益。但是，征收和征用的对象却往往与私人利益攸关，为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毫无代价的剥夺私有财产．因此必须给私人一定的补偿。

三、宪法修正案对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意义

现行宪法修正案不仅完善了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而且将合法私有财产纳入宪法，列为专门条款，无疑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

首先，有利于完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护私有财产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土壤和前提在宪法-中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对公民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可以使他们大胆的投资经营．同时也有利于引进和吸收海外资本．进而解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后顾之忧

其次．有利于进一步调动民众将富裕资金投人到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性过去对合法的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保护。仅限于国家政策．未提升到宪法的高度．私有财产面临着许多潜在的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热情和能动性．使得民众即使有大量的闲散资金．也不愿意冒险将其用于投资现在拥有了保障条款这把“尚方宝剑”．民众就可以放心投资了

再次，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推进依法治国。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并称为公民三大基本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基础．拥有财产权就意味着有了实现自身合法权益的物质保障。卢梭也曾叹言：“财产权的确是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更重要。”因此．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对保障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必然会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进而推进依法治国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5篇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它理应对作为公民一项重要权利的私有财产权予以明确规定,使之获得最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从而充分发挥其在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中的作用。回顾我国的历程,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1982年宪法和前三次宪法修正案的基础上,2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显然,第四部宪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保护的财产对象增多了,既包括生活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保护的财产权利范围扩大了,用内涵广泛的财产权代替了内涵狭窄的所有权;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这个概念。毋庸置疑,24年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性。虽然如此,本文认为,现行宪法有关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规定与我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及公民私有财产数量不断攀升、人民群众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所产生的需要相比,仍然不能完全适应当今时代的潮流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和必要。

一、宪法应进一步加大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

虽然24年宪法修正案加大了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但与对公共财产的保护相比,仍然是不平等的,对公共财产的保护积极、主动,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则显得消极和被动。1982年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24年宪法修正案将1982年宪法第13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毫无疑问,从上述两个条文的表述可明显看出,现行宪法给予了公共财产更为积极的评价,赋予其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而对于私有财产的规定则显得不够力度,原则化、一般化。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依旧过分强烈,这不利于对私有财产的平等、有效保护。[1]由于宪法规定的保护原则不平等,实践中,在具体保障措施上就会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打着维护公共利益的幌子恣意侵吞公民私有财产,频频引发有关私有财产的纠纷,甚至步步升级;私有财产拥有者因对国家相关法律心存疑虑,对拥有的财产缺乏安全感,而怠于主动发挥私有财产对国家经济建设的作用,等等。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与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与对公民私有财产缺乏有效的保障有关。[2]以上问题的出现,主要是由于人们长期受公大于私、先公后私等道德规范的影响,对于私有财产的认识依然存在偏差;加上长期以来的极左宣传,人们对于消灭私有制与保护私有财产的关系等问题还存在着诸多疑惑。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剥夺公民的私有财产,相反,我们应该着重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有效地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应把公共财产权和私有财产权处于同等保护的位置,应将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的观念明确体现在条文之中。现行宪法第12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表述值得斟酌。宪法应对所有权主体不同的财产予以同等保护,不应分为公和私而差别对待,区别保护的依据只能是财产的类型,而不能是财产权主体。

二、宪法应将私有财产权当做公民的基本权利来规定

我国24年宪法修正案虽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作了较完善的规定,但并没有改变该规定在宪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仍然将其放在第一章总纲部分,属于社会经济制度的范畴。并且在我国大部分宪法学著作和教材中,私有财产权也未被当做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来阐述,这割裂了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整性。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在我国现行宪法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反映了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这样的结构安排是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采用的通例,并与这些国家公有制经济占绝对支配地位的现实相适应。而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并且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这样的结构安排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第二,这样的结构安排不利于发挥私有财产应有的作用。因为私有财产权没有上升到公民所享有的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高度,从而大大影响了公民将其所拥有的财产用于扩大生产规模的积极性,进而不利于社会的经济发展。[3]166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不可缺少的权益,它直接反映公民在国家中的法律地位。基本权利所直接否定的对立物是奴役人、束缚人、禁锢人,对人实行差别对待,不把人当做人的特权制度。[4]公民私有财产权完全具备基本权利的特征。1.私有财产权是公民其他权利的物质基础。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三大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的物质基础。拥有了财产,人们就具有了实现自己合法权利的物质条件;享有私有财产权,公民就有权依法支配属于自己的财产,以保障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并排斥他人的非法剥夺。没有财产权作为基础的生命权和自由权只能是空中楼阁。2.将私有财产权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法治的核心就是要限制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将私有财产权提升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能有效遏制公权力专横。美国新论者安东尼#奥格斯曾指出:确认财产权是划定我们免于压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5]在一个将私有财产权确立为基本人权的社会,就能实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6]的理想。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把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由宪法具体条文加以明确规定,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和真正实施依法治国的战略。3.将私有财产权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揭示出这样一个客观真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应以作为主体的公民享有完整的财产权和充分的自由权为前提条件。公民只有享有完整的财产权,才能作为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自主选择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激发内在动力和创造欲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因此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宪法应完善对私有财产征收征用的补偿条款及正当程序规定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6篇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宪法国外宪法宪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改过去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结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财产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如何从宪法的高度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必然引发我们对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始于《共同纲领》，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真正确立是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从第8条到第14条比较集中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及其限制作了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制定了八二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通过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不再局限或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的产权维护，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置于同等位置。另一个可见的变化为，现行宪法对财产的维护，不再像以往仅驻足于所有权，通过宣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实现了以内涵更丰富的“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从而扩大了宪法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从文本上分析，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沿袭以往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不断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将公民的私有财产纳人宪法的保护范围川。

私有财产权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宪法的私有财产权规定也是其他具体财产权的基本依据。本文认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来实现，我国虽已进行了4次宪法修正，并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与西方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国外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是作为基本人权被加以保护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1793年雅各宾派宪法在修改后的《人权宣言》中更进一步宣称“财产为一切公民得自由处分其财富、其收益、其工作与职业所收人的权利”，强调了私有财产的无限制性。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的搜查与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据荷兰的亨利·范·马尔赛文和格尔·范·德·唐的研究，截至1976年3月31日，世界上156个国家的宪法资料中，有118部宪法规定了私有财产权，占总数的83.1%，没有规定的只有包括中国1975年宪法在内的24部，占16.9%。在最近的26年里，又有50多个国家制定或修改了它们的宪法’。

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的《自由大》，其核心内容就是关于自由和财产的保障，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国王任意侵夺。在英国国王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和臣民反侵犯的斗争中，最终确定了近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是英国也是世界近代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开端。

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虽未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认为私有财产权保障体现在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之中。1787年《联邦宪法》也未提及私有财产权。为了弥补宪法缺陷，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凡是私有财产，非有正当补偿，不得收为公有。”第十四修正案:“各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法国现行宪法是1958年颁布的。对于财产权，由于《人权宣言》中已有规定，故法国宪法正文未再重复。《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受英、美、法三国影响，西方各国纷纷立宪规定私有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于1949年颁布，实为德国的宪法。关于财产权，德国的基本法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该法第14条对“财产、继承权和征收”进行了规定，第巧条对“社会化”进行了规定。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1)财产权和财产继承权受到法律保护，其内容及范围由法律规定之。(2)财产权负有义务，即其使用应有利于公众。(3)为公众利益起见，财产可予征收。征收应依法实行，并依法确定征收方式和赔偿金额。偿付时应恰当考虑公众和有关各方的利益。”

日本现行宪法于1946年颁布。关于财产权，日本宪法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的内容，应当符合公共福社，由法律予以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

《俄罗斯联邦宪法》在确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原则的基础上，第35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第35条第1款强调“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改变了以往只强调“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并在该条第2款中对私有财产权的权能做出了规定，即“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为其所有的财产，有权单独地或与他人共同占有、使用和处置其财产”，“继承权受保护”。为了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实现，第3款指出:“任何人均不得被剥夺其财产，除非根据法院决定”。“为了国家需要强行没收财产只能在预先做出等价补偿的情况下进行”，限制了国家利用其特殊地位可能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

从现代宪法的规定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体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私有财产权不得侵犯;二是对私有财产权征收的制约条件是有利于公共福利;三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公平或正当补偿的情况下，可以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简而言之，不可侵犯条款、限制条款与征收、征用补偿条款共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二、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缺陷

1.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依旧过分强烈，平等保护不够充分

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实现财产权价值。在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保护上，过去长期采用的原则是不平等的，在对公共财产的保护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则显得消极和被动，不仅如此，在具体保障力度上也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导致两种财产权保护的不平等。由于保护原则的不平等，客观上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缺乏安全感等。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与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与对公民私有财产缺乏有效的保障有关。

2.没有凸显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

当前的宪法修正案虽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做了相对完善的规定，但是并没有改变该条规定在宪法中的位置。修正后的宪法仍然将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规范被安排在总纲的根本经济制度下，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未曾涉及。而按照世界各国宪法文本规定的惯例，公民的私有财产权都是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一章中，强调其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可侵犯。但在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却没有相应的规定，这割裂了公民人权体系的完整性。私有财产权在人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价值，没有私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

3.关于征收、征用的补偿规定较为模糊，并缺乏正当程序规定

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虽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乏一般性的规定。无法确定究竟是采用正当补偿、完全补偿还是适当补偿标准，可能造成具体部法和实践中补偿标准的混乱。不仅补偿条款模糊，我国宪法还缺乏征用补偿的正当法律程序规定。

从世界各国的宪法文本看，首先做出补偿规定的是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财产。尽管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把正当法律程序当成实质性的或程序性的法律原则，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在宪法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上大都试图引进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遗憾的是，我国宪法对此仍然缺乏基本规定。

4.“公共利益”的范围难以界定

经修正后的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0条第3款);“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征收或征用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因此，公共利益的界定至关重要。

那么，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呢?美国的经验可以带给我们部分启示。首先，“公共利益”是一个弹性很大和难以界定的概念，因而不太可能得出一个普遍接受的明确标准。第二，应由人民代表而不是政府来界定“公共利益”，因为议会相当于一个“公益机器”，而代表是“公共利益”的最可靠的保障者。第三，法院应该对政府的征收行为施加一定的司法控制，但其工作重点是保证被征收者获得“公正补偿”。第四，中国所面临的任务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合理地界定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与义务，使征收的“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都得到有效保障。

三、对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基本思考

我国现行宪法在财产征用制度上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存在的不完善，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又是宪法理论与实践不发达的反映，需要通过进一步修改宪法和实现民主予以弥补。

1.明确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主体范围

私有财产权的主体范围应当包括所有国民，而且应当不分政治态度、、文化程度、居住期限、城乡户口、性别、民族，一律平等。这是各国宪法所通行的原则，尽管不一定写在条文里面。

2.明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

“由于我国是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体，这就必然使宪法规范体系中关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规定仅仅处于从属于公有财产权的地位。这与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在人权价值体系中所具有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在宪法中明确划定公民和国家的权利界限、限制和防范国家权利的无限膨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基于财产权是个人自由权和生命权的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私有财产权应纳人公民基本权利范畴，这样我国的人权体系也将更加完善。宪法规范才能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明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将是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基本物质保障，使整个人权具有扎实的根基。

3.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在我国，除土地征用外，大多数征收、征用均无程序控制，或程序规定非常简单，不利于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美国宪法文本中有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修正案第5条、第14条)，它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对行政机关的拘束，而是应现实需要衍生出的功能。正当程序原则所表达出的理念即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认知和尊重，也正因如此，人们对程序的正当性的关注才会经久不衰。宪法中应确立正当程序原则，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公民的私人财产。不仅如此，我国还可以在征收、征用中实行公民参与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公民权益保障制度，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与此同时，公民还可以通过行使这些程序抗辩权和防卫权，制约和抗衡政府的征收、征用权，以有效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权不受政府的非法侵犯。

4.重新界定“公共利益”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财产权是公民最终保障自己基本权利的基础，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为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完善和实现提供了契机和物质前提。

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典型的宪法基本权利之一便是经济自由。所谓经济自由，其实指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自由，具体包括择业自由、营利自由、合同自由、居住和迁徙自由以及财产权等有关自由权利。小林直树指出，这些自由权被认为近代立宪体制的基本价值，并且构成了私法自治原则的基础。日本的田中英夫教授曾指出:经济活动自由的确保，可以说是形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确立之基础的东西，而构成其核心的，则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保障。

通常意义上对财产权的保护主要指的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尤其在我国，对私有财产权一直次于公有财产，国家对两者的保护呈现巨大的差异。

一、我国宪法对公私财产权的保护之差异

建国以来我国历次宪法制定及修改关于公私财产权保护的规范调整，体现了我国对私有财产权日益重视的态度.可是，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相对于公有财产权来说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受保护的程度与公有财产权相比还是比较低的。

2004年《宪法》第13条作了如下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而公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条款仍是“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从现行宪法第12,13条规定看来，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没有神圣性，或者至少说明私有财产权没有公有财产权那么神圣，而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也只是依照法律保护，缺少禁止性的规定，这样的条款使得私有财产权难以抵抗公权力或非法的入侵。

二、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公私财产权的宪法地位不平等。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条文中，既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样，也没有禁止条款，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力度要明显低于公有财产权，公有财产权优先于私有财产权受保护。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但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排斥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相反只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个人获得发展，整个国家和社会才能获得发展。这表明公私财产权并不存在谁优先于谁、谁的地位高于谁的问题。

其次，各国宪法大多承认私人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并将其放在基本权利中加以规定，而我国宪法私人财产权保障条款则是放入社会经济制度的规范体系之中。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是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没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把私有财产权排除在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外，就必然导致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缺失，不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应当把私有财产权纳入公民基本权利体系，这样才能给予公民基本权利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涉及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征用征收制度之完善

现代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其规范的内容主要蕴含了三重结构，即:不可侵犯条款(或保障条款)、制约条款(或限制条款)、征用补偿条款(或损失补偿条款)。可见，宪法上的私有财产权属于一种特殊的“防御权”，即公民于国家公权力对其私有财产所实施的不当侵害时做出防御，并在实际侵害发生的场合下可获得救济的一种权利;

政府的财产征收征用权构成对私有财产权最严厉的制约，而对征用权的宪法上的限制，反过来则是对财产权的宪法保障。我国现行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条款虽然包括了上述三重结构，但是仍存在以下两个缺陷:一是，我国宪法缺乏对“公共利益”明确具体的确定。相关规定只涉及了“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其中“公共利益”没有用法律来详细界定，缺乏操作性。二是，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的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失一般性的规定。不合理的补偿也是一种剥夺。实践中对私有财产权救济时就缺乏根本性的法律依据，补偿是否公正、合理无从认定。

所以，要保护私有财产权，首先就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所谓公共利益，一是必须要有公共性，而不是只针对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必须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二是必须要有必要性，而这种必要性必须是基于公众利益或社会发展需要的必要性，不是基于少数特定的个人或单位需要所产生的必要性。应在立法上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的规定.

其次，补偿立法进行标准细化.我国己制定并实施了《国家赔偿法》，但赔偿与补偿毕竟是不同的概念，适用范围也不同，当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利受到侵害时，寻求公正补偿缺乏具体可行的法律依据。因此，我国可制定一部《国家补偿法》或者相关行政法规以弥补宪法规定的不足，对公正补偿的基本原则、补偿的标准、补偿的范围以及损失大小的认定标准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之间维系动态的平衡。

再次，重视征收征用的正当法律程序。可以在征收征用中实行公民参与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公民权益保障制度，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公民通过行使这些程序抗辩权和防卫权，制约和抗衡政府的征收征用权，有效地保护自己的财产权不受政府的非法侵犯。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8篇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私有财产曾长期被视为“万恶之源”，无论是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还是民间的公共舆论，都对私有财产怀有根深蒂固的“傲慢与偏见”。“抄家”就是中国源源流传的一大恶习。

早在20__年初由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与央视《中国财经报道》节目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就表明，有93％的城市居民希望通过修宪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可见，通过修宪和立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是顺应民心的明智之举。

私有财产权的存在是抵制政府权力扩张的坚固的金质屏障。财产权开辟了公民私人自治领域，勘定了政府公权力的范围。的真谛就是“限政”———限制政府的权力，呵护公民的权利，现代政府是权力受到制约的“有限政府”，政府存在的正当理由是保护公民的包括财产权在内的各种权利，为公民私有财产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倘若说“限制”是政府必须承受的压力，那么“节制”则是政府应有的美德。政府征收的赋税应当在合理且民众可以承受的限度之内，否则毫无节制的苛捐杂税、乱摊派、乱罚款都是对公民财产权的裸的侵蚀，是一种打着“合法”旗号对公民财产裸的公然夺取。

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府应当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持一种尊重乃至敬畏的态度。18世纪英国一位名为老威廉皮特的首相在一次演讲中曾如此地诠释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即使是最穷的人，在他的寒舍中也敢于对抗国王的权威。风可以吹进这间房子，雨也可以打进这间房子，房子甚至在风雨中飘摇战栗，但是国王不能随意踏进这间房子，国王的千军万马也不能踏进这间门槛早已磨损的破房子。这就是经典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寓言，它彰显了一位政治家自知之明的智慧和理性。对庶民财产权的尊重，是执政者真正难能可贵的大智慧。

一言以蔽之，财产权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权利，也是维系人类自由与尊严的根基。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9篇

现代社会对于私有财产权进行剥夺的最经常的方式是税收，当然，这种剥夺是一种合法的剥夺，也是具有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的剥夺。因为人民需要国家提供公共物品，而国家本身并不进行生产，因此，提供公共物品的资源必须由享受公共物品的人民来提供。税收就是人民享受公共物品所支付的价格。用德国著名税法学家霍姆兹的话来讲，就是“税收是文明的对价”。

虽然税收是必要的，但是，并不是任何形式的税收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因为税收本质上是对人民财产权的剥夺，因此，必须经过人民或者人民代表的同意。而人民同意的方式就是由代表民意的议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税收的基本事项，如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税目和减免税等。这一原则被称为税收法定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最高原则，也可以称为税法的“帝王条款”，它是税收具备形式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最有力武器。古代帝王大都是横征暴敛的，人民包括处于统治阶级的贵族、宗教人士等对付国王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权的基本手段就是税收法定，英国1215年的《大》、1689年的《权利法案》，美国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1787年的《宪法》，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所确立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税收法定原则。正是税收法定原则才使得私有财产权获得切实保障，并最终实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度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议会立法征税也并非可以恣意妄为，也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存权保障原则。这一原则在税法中具体化为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即国家征税不能触及维持纳税人最低生活水平的最低生活费，否则就侵犯了纳税人的生存权，而生存权是现代社会普遍承认的基本人权。税法中体现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的制度很多，特别体现在个人所得税中的工资薪金所得扣除额制度，即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先将维持纳税人基本生活的费用予以扣除。税法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还规定了赡养老人的扣除、抚养子女的扣除、医疗费的扣除、教育费的扣除等等，充分保障了纳税人的生存权。我国税法所规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制度、消费税中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不征税制度等都是税法中保障纳税人基本生存权也就是基本财产权的制度。

在现代国家，税法既是国家征税之法，也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它在表面上是剥夺纳税人的财产权，但在实质上，它是保护纳税人财产权的重要法律。因为政府必须“依法”征税，没有法律依据，政府不能征税，否则就是违法和违宪，美国1894年的所得税法就曾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而无效。这样，税法就保障了纳税人的财产不被政府任意剥夺。同时，税法中的最低生活费不课税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等，则保障了纳税人的财产不会被议会肆意剥夺，国家征税必须是“有利”、“有理”和“有节”的。

私有财产权范文第10篇

三个案例

案例1：

1999年9月8日，侯瑞昌产权纠纷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第一次开庭。此 案原告是公民侯瑞昌，被告是北京市民政局。

据原告侯瑞昌向法庭陈述：1988年2月侯瑞昌与黄小群等人自愿投资3.7万元，组建合 作经营组织市政施工经济施工实体，并已承包工程。1988年3月，原告方与北京民政局 建设处达成横向联合协议：与民政局共建一联合体，由民政局负责将联合体注册成立市 政工程公司，原告方负责联合体的经营，原告方每年交给民政局10万元，每年递增10% —15%的利费。在确保上交国家税费和民政局的利费之后，其余资产归原告方所有。在 双方合办的市政工程公司注册成立前，由民政局负责暂借民政局建安公司四处的公章和 执照，为该联合体的经营代收代交税费事项。此后，从1988年4月至1995年8月，该联合 体共完成市政工程产值8000多万元，上交国家税费460余万元，交民政局利费213万元。 联合体资产发展到1400余万。1995年7月，原告方向朝阳区工商管理局申报成立“北京 市民建市政建筑工程公司”，工商局已受理，1995年8月，民政局建设处新任领导对原 告宣布，该联合体的资产为国有资产，查封帐号，将公章、权力交给民政局的工作委员 会接管。

而被告方民政局反诉说，侯瑞昌本人是国家正式干部，所从事的工作是正常职责范围 内的工作，不存在个人投资、个人经营的性质，不承认侯与民政局建设处达成的“联合 ”协议。从1997年8月到1999年4月，侯瑞昌先后5次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立案申 请，前4次皆被驳回，第5次申请终于被法院受理。

1999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侯瑞昌诉北京市民政局建设处侵占其财 产权案第5次开庭，经过原告、被告的相互质证，合议庭休庭合议，审判长宣布裁定结 果：此案应该由国有资产管理局处理，不归法院审理，不服可上诉。①

案例2：

70年代初，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赵志强凭自己的技术能力，带领20多名知识青年创办 了哈尔滨卫健药厂。由于多种原因，该药厂曾多次变更主管挂靠关系，经历了好几个“ 婆婆”。1997年党的十五大以后，厂长赵志强向挂靠的主管部门提出对工厂的产权进行 界定，该厂工人得知这一消息后，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罢免了赵志强的厂长职务，发生了 当地著名的“争夺工厂事件”。被罢免的赵志强四处奔走，到处喊冤。不久，哈尔滨市 香坊区检察院又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于1998年6月将赵志强拘审，产权界定从此搁浅 .界定不了产权，就界定不了该药厂的所有权性质，实质上也无法确定赵志强是否贪污 .赵志强被拘押100天后取保侯审。1999年8月，74岁的赵志强因病去世。临终时，他的 取保候审也未解除。②

案例3：

吴安民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农业机械总公司党委书记、法人代表。据吴安民介 绍，农机公司建于1964年，属国企。该公司近年因市场不景气及管理、用人等体制上的 弊端，效益连年下降，至1997年10月底已亏损约70万元。经巴州政府有关部门、吴安民 、公司代表多次讨论、研究，决定由吴安民买断公司，实现公司改制。

1998年1月15日，巴州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会议，通过了《巴州

农机公司现有净 资产由现任经理吴安民买断经营的改制方案及协议书》，农机公司的价格为150万元。1 月23日，吴安民以农机公司为担保从农业银行贷到150万元。1月25日，巴州国资局代表 政府与吴安民签订了个人买断农机公司的协议书。吴安民将150万元当场支付给国资局 ，双方履行了交接手续，同时报请工商部门办理了企业变更登记。

改制后，吴安民在经营机制上做了一些尝试：如销售人员按比例提成；对确有特殊情 况不完成任务者，实行300元的保底工资制等。此后，公司状况开始好转，有的职工月 收入甚至达上万元。但也有职工每月只拿300元。于是，当初拥护吴安民买断企业的一 些职工发起了反对个人买断，上告吴安民的浪潮，提出“要当主人，不当马仔”、“要 国有，不要资本家”。

1998年4月，巴州政府派检查组到公司调查核实，并写出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 在此基础上，巴州深化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再次肯定了“农机公司改制符 合党的十五大精神，在改制过程中，资产评估基本准确，实施程序完备，协议签字符合 法律程序，具有法律效力，应该继续执行”。然而，职工反对吴安民的浪潮并未停止。 1998年8月，政府再派农机工作组进驻农机公司。这次，工作组态度开始转变。工作组 组长、曾参加过公司改制会议的州农机局党组书记陈柱甚至对吴安民约法三章：不准离 开单位；职工意见不准解释；吴安民在会上要说什么话、提什么意见须事先汇报工作小 组，经同意后才能讲。

1999年1月18日，工作组以吴安民离开企业、“撒手不管企业”等为由，宣布单方终止 合同，并在职工大会上宣布企业已恢复国营，任命职工王安申为经理（后任命工作组成 员刘应利为经理）。1月25日，吴安民把巴州国资局告到新疆高级人民法院。

1999年12月29日，新疆高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巴州国资局在与吴安民签订 的《协议书》中，将1200多万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出售给个人， 系双方恶意串通故意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属无效民事法律关系，且吴安民作为企业法 定代表人以改制前的国有公司财产为其个人贷款担保，并用该笔贷款购买国有公司，违 反了《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故原、被告双方所签的协议书应属于无效合同，原告要求 继续履行合同及要求被告承担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③

一、宪法的核心问题

上述三个案例都涉及到一个复杂而又简单的法律问题：公民的私人财产权和国有资产 的法律界定与保护问题。在中国有没有法律来确定和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如果没有 ，应该由什么法律来划定私人财产权与公共财产权的界线？又是由什么来划定个人自由 与政府权力的合法范围之界线？政府的自由裁量权是谁给他们的，又有多少自由裁量权？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法院和检察院是根据什么母法或者法律原理来决定是否受理和怎样 处理类似案件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法律依据？有人说上述三个案例所涉及的问题，现 有的法律都没有规定，所以也无法很好地解决。也有人说上述三个案例带来的问题，远 远超出了法律问题的范畴，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事实是如此吗？

确实，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来，中国人释放了巨大的能量，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从计 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以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由于改革带来的多元利益主体 的出现，各种利益冲突也日渐增多。传统和现代，保守和改革，处于不断的冲突和演化 之中。经过20年的改革路程，积累了许多现在无人解释、无法处理的社会矛盾和纠纷。 如果不及时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将会酿成更大的社会问题。上述三个案例的处理就给我 们提出了许许多多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法律上的一些基本问题 ，或者说涉及到法律的母法-基本法即宪法的问题。中国20年的改革已经对中国的基 本法律和宪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可以这样说，快速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正在面临一个 非常紧迫的问题，即私有财产和财产权的保护问题。它已经成为现有法律一个巨大的空 白，是我们许多法律面对的一个重点和基本的问题，更是作为所有法律母法的宪法所面 对的核心问题。如果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宪法和基本法律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话，所谓 经济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等等都是一句空话，公民的权利、政府的分权以及对政府 权力的监督等等也无从谈起，建立体制更是遥不可及。

二、中国私有财产发展的现状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利益群体和新的社 会阶层。原来那种“个人”属于“单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现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人们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行业、不同所有制“单位”甚至无单位之间自由流动。也 可以说，在新的市场条件下，个人就是个独立的单位。他们有的是政府机关干部，有的 是国有公司的普通员工，也有的是私营企业家、外资企业的雇员、个体户或者中介服务 组织的律师、会计师，甚至有的是自由职业者或无业游民。这些新的市场经济利益群体 和社会阶层中的每一个个体，通过他们自己勤奋诚实的劳动和工作以及各种复杂的原因 ，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私有财产和私人财富。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私营企业达到 150多万户，从业人员2000多万人。④中国个体工商户已达到3000多万户，从业人员600 0多万人。据统计，在

国民经济比重中，私有经济占33%，工业增加值每年的60%由私有 经济提供，居民的储蓄存款达7万多亿元。这些私有财产和私人财富主要是通过以下途 径获得的：

（1）通过个人勤劳工作致富获得的财产；

（2）通过改革获得的私有财产，如住房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中获得的财产，农村承 包的土地等收入；

（3）公民的发明与创新等知识产权收入；

（4）继承、赠与获得的财产；

（5）通过当股东、储户等获得的红利收入；

（6）商业交易中获得的各种差价收入；

（7）非法收入。

在计划体制下，只讲“大公无私”，不承认私有财产，不承认私有制。中国20多年的 改革实践证明，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要有私有财产，必然要承认“私有”这个概念，就 必然要保护私有财产权利。过时的所谓“公有”制的理论应该被抛弃。事实上也是如此 ，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公民有大量私有财产这样的现实。财产和权利关系密切，实际上 ，在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已经出现大量侵占私人财产、侵犯私有权利的事例 .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有财产权及其保护问题突显出来，有必要在理论与实践中解决这 个问题，因此，宪法和私有财产权的关系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

三、宪法与私有财产的保护

（一）私有财产权与宪法关系密切

各国宪法都把财产权问题作为其的基石之一。1789年8月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 庄严宣布：“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 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人权宣言》发表以来 ，把保护私有财产权规定于宪法之中，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此后，很多国家的宪法 都对私有财产及私有财产权进行了规定。例如，1791年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是私有财产非有公正的 补偿，不得收归公有。”该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各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行 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946年的联邦德国宪法第14条规定：“财产和财产 继承权受到法律保护。”1946年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私有财产权不得侵犯，私有财 产权在正当赔偿下得收归国有。”1946年以《人权宣言》为序言的法国宪法也确定了“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⑤195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当时全世界有效的成文 宪法中约有44个国家的宪法（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成文宪法）有类似的规定。这些规定的 表述尽管各有差异，但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私有财产受国家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⑥这都说明，保护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权是各国宪法重要的中心内容，在各 国宪法中处于首要位置。

（二）中国近年修宪的中心议题

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动与深化，经济与财产权问题一直是宪法修改的中心 议题。近年来，中国宪法的剧烈变动与修改主要围绕经济改革与财产权问题展开，中国 八九十年代的三次修宪，都以财产权内容为中心，这反映了财产权与发展之间的内 在互动关系。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四部宪法，即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 法和1982年宪法，这些宪法对经济的基本思路是以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线 ，但又各有差别。1954年宪法提出消灭私有制，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也基本上是这 个意思。1982年宪法规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利”，1988年的修宪规定“土地使用 权可以有偿出租、转让”，第一次部分承认私有财产，使之有了得到宪法保护的可能性 ；1999年修宪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定“国 家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不容否认，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1982年宪法有一条值得关注，即其第13条承认了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国家保护公 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私有财 产的继承权。”对这一条文，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发生了认识上的分歧。经济学家说：中 国没有任何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定。法学界的一些学者说：1982年宪法第13条承认了 公民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然而，分歧的焦点也就在这里。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想说的 是，中国宪法应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将保护私有财产放到和保护公有财产同等的地位 ，使之成为宪法的中心内容之一。但目前他们还没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而法学 界部分学者认为宪法已有保护私有财产的内容，没有必要把“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规 定到宪法条文中。法学界这些学者实际上是断章取义，是对其他国家相关宪法条文的不 完全理解。中国宪法中体现出来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有限的，对私有财产的界定也只 是列举性的，没有将财产权问题提到宪法结构的突出位置和中心内容。

四、宪法保护私有财产的理由

为什么宪法要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呢？

（一）自由与个人自治的需要

德国哲学家康德和英国思想家哈耶克都认为：确认财产权是划定一个保护我们免于压 迫的私人领域的第一步。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本要素，是不可剥夺的天赋的自然权利， 对私有财产权的承认是阻止或者防止国家政府强制与专断的基本条件。如果不存在这样 一种确获保障的私人领域，那么强制与专断就不仅会存在，而且还会成为司空见惯的现 象。换句话说，如果财产权与物质财富处于某个机构或某个个人排他性的控制之下，个 人自由将不复存在。⑦可以说，个人自治的核心是个人对其财产的独立的排他的支配权 ，连治产的权利都没有，就不会有治身的权利。没有私有财产，个人会缺乏起码的自由 活动的空间，个人价值不受尊重，个人自治的能力受到限制。

（二）追求效率和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目的

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保护是生产和竞争的发动机，它能够确保市场效率的提高和社会 福利的增长，是社会向前的动力。它能促使社会财富由无效领域流向有效领域，由低效 率的领域流向高效率的领域，使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化，使财富的社会效应最大化 .私有财产权往往比公共财产权具有更为明确的利益动机和监督成本。激励约束机制， 使得私有财产权更容易实现经济目标-利益最大化所隐含的效率的提高。而公共财产 权使得任何人都具有进入财产领域的自由和无限制使用财产的权利，这样的财产权制度 安排只会产生低效率的结果。

（三）个人致富的动力

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权的存在，能够促使个人勤奋工作，勤劳致富。鼓励个人努力、 创新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由于自利的动机使人们会为自己而勤劳工作，为自己的现在和 将来而工作。他们会心情愉快而不斤斤计较，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生活在一 种理性和个人自尊的环境之中，而不担心自己的劳动会毫无价值，自己创造的成果会被 人突然剥夺。当法律不能确认和保护私有财产时，个人的价值不获承认，人们则会丧失 致富的动力和降低工作的积极性，工作时则会无精打采，毫无效率，对自己和社会的未 来逐渐丧失信心。

（四）界定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基础

私有财产及其保护的存在，使公民的权利具体化，使政府的权力有限化。当然公民的 私有财产权也不是无所限制的，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政府对私有财产具有征用权。问 题是政府的这种征用权须受到两个限制。其一，它必须经过“正当程序”，诸如听证会 等类似程序，以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其二，政府的征用要进行“公正补偿”，也就是 说国家或者政府对私有财产进行征用，必须进行充分的、合理的补偿。对私有财产的保 护制度，划分了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界限，有效地限制了政府的行为。

（五）私有财产及其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没有私有财产就不会有公民的政治、经济等权利，也不会有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市 场经济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财产权和契约，它排除血缘、地域、门第、信仰、语言、种 族之间的差别和特权，市场经济首先认可的便是利益多元化和人的自利动机。保护私有 财产并承认财产权是一种可让渡的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五、中国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财产权保护的缺乏与不平等

立法上缺乏对私有财产的基本尊重。首先公与私之间的身份就不平等，长期以来全民 所有制、公有制的身份最高贵，享有的优惠政策无以记数，集体所有制次之，而私有制 则不被承认。后来，个体和私有经济渐渐有了法律地位，但也只是公有经济的“有益补 充”和“重要组成部分”，总摆脱不了它对公有制的依附地位和服务作用。在私有财产 和公有财产的保护上，法律也是实行差别待遇。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等级、血缘 、门第、地域、信仰等的差异，缺乏物权法等保护公民基本财产权的法律。

（二）财产权界定不明确

这是当前中国财产权保障的突出问题，它导致的一个重大后果是：产生大量的财产权 纠纷与冤狱，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农民土地承包权、公民的各种收入、知识产权和剩 价值索取权的归属、界定与纠纷上，如，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私营企业因为害怕受 到歧视，而纷纷戴上“红帽子”（指挂靠政府主管部门和集体控股的模式），酿成了目前 财产权纠缠不清难以界定的局面。有些人甚至为此蒙冤入狱十数年。⑧由于部分私营企 业家对国内的法律环境感觉不好，担心私有财产不被保护，于是纷纷采取购买外国“绿 卡”或出逃资本到国外的办法，以求自保，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据民主建 国会北京经济学院支部、海淀区中关村实验区支部的联合调查表明，在北京资产达500 万元以上的私营企业家中，“开天窗”者已占三成以上，而且这个数字呈上升趋势。据 统计，1994年，中国的资本外逃率（资本外逃增加额与国家外债增加额之比例）就已经达 到了52.3%，超过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到1997年， 中国的资本外逃率更是直线上升接近世界之最。1999年3月“修宪”之后，这种现象才 略微缓解，但更多的是观望。⑨

（三）私人企业进入市场受到歧视

由于政府政策对私营企业实行差别待遇和“双重标准”，私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受到 歧视。尽管中共十五大已经明确了私营企业的地位，但是私营企业仍然低人一头，比如 说由于私营企业获得外贸经营权的门槛太高，限制了其外贸产品的出口。外商投资10万 美元，就可以获得自营进出口权，而私营企业投资100万美元，还拿不到自营的进出口 权。根据国家外经贸委1998年的有关规定，私营企业必须注册资金和净资产都达到850 万元人民币以上，连续两年销售收入、出口进货分别达到5千万人民币、100万美元以上 ，上报外经贸委审批后才可获得自营进出口权。而去年底，外经贸委两次发文，对全国 范围内国有、集体生产企业的自营进出口权由审批制改成登记制，条件是注册资金不少 于500万元，但私营企业并未被列入其中。浙江建德建业有机化工有限公司中，其业主 私人占有70%股份，虽然产品已经通过外贸公司出口澳洲、韩国、日本等十多个国家， 但由于还没有获得自营进出口权，他们甚至连广交会都进不了，丧失许多商机。⑩企业 为了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在摘掉“红帽子”以后又纷纷冒充集体控股企业，重戴“红帽 子”。

（四）缺乏对财产侵权行为的审查和有效的司法救济

由于政府的强大与私人的弱小，政府侵犯公民私人财产权的行为，在实践中层出不穷 ，对政府侵犯公民私人财产权的行政行为（抽象与具体的）缺乏审查制度，行政程序漏洞 很多。行政机构的恣意妄为，往往是对私有财产权的最大伤害。对非法剥夺和合法征用 私有财产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和国家赔偿制度。程序既不“正当”，赔偿也不 “公正”。在实践中对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缺乏国家补偿方面的具体操作步骤。

六、法律建议

（一）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在近期尽快修宪

建议国家立法机关明确把“私有财产不得侵犯”的条文列入宪法，并以这条宪法条文 为原则去删改、制定各项相关法律和法规。

其一，如果我们不否定这20年来改革开放政策的合理性和市场文明进展的现实性的话 ，那么非法或不合理的私有财产的增长毕竟不占主流。公民的绝大多数私有财产是通过 合法的、正当的、合理的途径取得的。其二，退一万步说：即便公民的所有私有财产都 来路不明或者是来路不正，那么这也是既定的中国事实，这个事实的造就有深厚的体制 和文化原因，不能因此去抹杀一个公民个体的基本人权。这种天赋权利的价值，远远高 于一个团体和一个社会的短期物质利益。从宪法价值角度来说：对基本人权价值的损害 大于对不合法的私有财产权加以确认所付出的代价。两害相权取其轻。其三，经济转型 过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相对的。有时候是效率第一，有时候是公平优先，关键是 要维持一种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关系，法律的正义性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时间 的推移和文明的进展而不断变化。因此不能说“保护私有财产”是“只讲效率，不顾公 平”。其四，有人说，现在公有财产都被瓜分完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说“保护私有财 产”，实际上是保护非法的私有财产。这种说法实际也是没有依据的。据国家统计局统 计，在2000年，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39570亿元，比上年增长9.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14032亿元，增长10.1%，是1994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 ，（11）据1998年的统计，现国有存量资产有6万多亿元。这些资产难道都变成了私有财 产了吗？另外，在前几年国有企业转制和股份化期间流到私人手中的一部分国有资产， 也不是私下瓜分的结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现有法律未得到严格实施的结果。

（二）加快改革中的财产权界定立法

现在大量财产权纠纷和矛盾的产生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缺乏与经济改革过程同步的财 产权界定方面的法律，现有的关于界定财产权的政策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加快制定财 产权界定方面的法律法规很有必要。现在财产权界定立法的重点在集体所有制企业、民 营科技企业和事业单位，对于“假全民”、“假集体”等“红帽子”企业的财产权界定 ，立法时应该区别类型，做出具有操作性的详细规定。对于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也要通 过立法来加以解决。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出现了如下的悖论：如果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 资本就只能依附于权力；权力资本获得的非法性又使得由此产生的私有财产不应该得到 法律的保护。（12）因此，为解决此悖论，财产权界定立法应该具备把权力和资本结合产 生的财产权区分开来的操作步骤，与现有的反腐败法律法规结合起来，遏制和打击“权 力寻租”现象。另外，对于传统计划体制下拨（款）、贷（款）、投（资）关系混乱和“私有 歧视”带来的财产权不清问题，应制定分门别类的财产权界定操作规则，如全民所有制 企业的财产权界定实施细则，集体所有制企业财产权界定实施细则，乡镇企业财产权界 定实施细则，民营科技企业财产权界定实施细则，事业单位财产权界定实施细则，等等 .

（三）应尽快制定政府减持国有股和将城市土地所有权部分私有化的立法和政策

现有的国有存量和增量资产由政府代表国家持有股权，实际上政府

没有必要持有和经 营如此庞大的国有资产，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持有的国有股一般在20%以下 ，而我们国家政府持有的国家股在50%以上，这大大超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政府所能持 有和经营国有资产的能力。因此，政府应制定减持相当一部分比例的国有股的计划，通 过在A股、B股市场出售、转让国有法人股，协议转让部分未上市的国有股份公司的股权 ，关闭、破产一批没有经济效益的国有企业，将政府控制的国有股的比例降到30%以下 .

另外，应加快制定将城市土地所有权部分私有化的法律和政策。现在社会保障基金来 源严重不足，我们目前又面临着产业结构大调整的关键阶段，加之中国加入WTO以后， 许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面临着激烈竞争的冲击，失业率将大幅攀升。政府减持国有股 所得到的收入，填补不了因为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所带来的资金缺口。因此应将城 市国有企业的土地所有权部分予以私有化，即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将 部分城市国有企业土地所有权永久地转移和让渡给私人。也就是说，要突破现有国家转 让部分国有企业土地使用权，以获得破产企业职工安置费用的政策。具体做法是：（1） 由中央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可由财政部和国土资源部负责筹划）来负责国有土地的出售计 划和具体实施；（2）出售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试点企业，可在当年向中央政府申报破产的 国有企业项目中予以选择；（3）进行严格的土地评估并在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的基础上 ，拟定国有土地所有权出售的底价；（4）公告和通告并设立严格的招、投标和拍卖程序 ；（5）出售土地所有权所得根据出售土地所有权的国有企业的性质、状况的不同，在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比例分成，列为专项基金，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比例投 入，作为国有企业失业和下岗员工的安置、生活和保障费用。

注释：

[①]案例可参见《北京经济报》，“非公经济周刊”2000年1月10日头版报道。

[②]见《北京经济报》，“非公经济周刊”2000年1月10日头版报道。

[③]见《北京经济报》，“非公经济周刊”2000年3月20日头版报道。

[④]见新华社北京2000年11月28日（记者李术峰）报道。

[⑤]北京大学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三至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 社1981年4月出版；另见赵宝云：《西方五国宪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 994年12月出版。

[⑥][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与权利》，郑戈等译。安东尼 ？奥格斯“财产权与经济活动自由”，三联书店1996年12月中译本。

[⑦][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第9章，“强制与国家”，三联书店， 1997年12月中译本，第171—174页。

[⑧]王军平：“红帽子换来3个月牢狱之灾”，《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10月13日第4版 报道。

[⑨]邢毓静：“当前学术界对中国资本外逃测算的比较与评论”，《开放导报》2000年1 2月第12期，第24—26页：“私有财产亟待神圣不可侵犯”，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 圳）主办：《北京经济报》2000年7月17日，第B2版。

[⑩]上海时代信息社编辑：《时代信息》，2001年1月23日，第392期。

[11]《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00年2月28日公布。

[12]季卫东：“中国宪法改革的途径与财产权问题”，《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3期 ，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