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01:56:55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1篇
内容提要: 通过对2000-2009年间cssci法学核心期刊上刊发的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数量、学科分布、文献类型、语种分布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较大的法学学科依次是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和宪法与行政法学，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较大的外部学科是经济学、哲学与环境科学；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的主要表形式是论文与专著，教材的影响力显著下降；环境法学论文引证外文文献的比例高于法学论文的平均水平，但以英语文献为主，存在结构性缺陷。
作为研究环境问题对策的法学分支学科，环境法学被视为一门交叉学科。从纯理论分析的角度看，所谓交叉既指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又指环境法学与其他法学分支学科的交叉。交叉学科的性质，自然就决定了环境法学研究必须建立在多学科知识基础之上。环境法学的交叉学科性质给研究者出了一道难题：什么是环境法学研究的“正统”？环境法学研究到底应当研究什么？或者换一个角度：环境法学者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环境法学研究成果又是否体现了交叉性的知识基础？本文将通过对2000—2009年间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情况的统计分析，从定量的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与解答。
一、方法与过程
(一)为什么分析引证？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引证的分析多专注于分析样本的被引情况，即通过引证表明哪些学者、哪些作品的影响力大，进而通常会有一个影响力排名。[1]近几年这种研究进路受到了一定的批评，[2]因为作品被引用只是判断学术影响力的一个因素，甚至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更何况，在我国的学术环境中，引证也并没有完全真实的反映引用者和被引者之间的学术影响关系，权威引证、装饰性引证、互惠引证等现象依然大量存在。
因此，本文对于引证的分析，采取了与主流做法相反的进路。如果说主流做法是分析“谁被引”了，那么本文就是分析“引谁”了。与之相对应，本文的统计结果并不体现学界的座次排名，而是对于从事环境法学研究的学者群体的知识结构的静态分析。因为，引证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规训，后来者通过引证表明对已有资料的学习掌握。[3]引证还可以揭示出对作者撰写研究成果产生影响的文献及其学科分布，进而反映了作者的知识范围和结构。同时，考虑到论文相对于专著的快捷性、前沿性、广泛性和规范性，本文选取学术论文的引证作为分析对象。
(二)如何选取论文？
要保证引证分析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必须选择质量较高且引证较为规范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然而，何谓“规范”、“质量较高”并无统一的、客观的评价标准，自行选择无疑会有主观臆断之嫌。因此，本文借助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索引(cssci)的评价结果。
基于此，本文将样本论文的来源期刊锁定为2000-2009年间均被列为cssci来源期刊的法学期刊，共计十五种刊物(按照刊名拼音排序)：《比较法研究》、《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学》、《法学家》、《法学评论》、《法学研究》、《法制与社会发展》、《现代法学》、《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政治与法律》、《知识产权》、《中国法学》、《中外法学》。考虑到《知识产权》与《行政法学研究》两种刊物的专业性，本文最终将样本论文来源确定为其余的十三种综合性法学期刊。
至于来源期刊中的论文是否属于“环境法学”论文，其唯一的标准在于论文内容，即是否以环境问题所引致的法律问题为分析对象。至于其作者是否是所谓的“环境法学家”或专以环境法学研究作为主要研究领域，则对论文的选取不产生影响。根据上述标准，本文从上述十三种法学期刊中共识别出239名作者的360篇环境法学论文。[4]
(三)如何识别、统计引证？
由于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引证分析环境法学研究群体的知识来源，因此本文所谓的引证并不单指通常所谓的注释或参考文献。引证强调的是为证明或说明某个问题而对其他文献的引用，其有可能表现为注释，也有可能表现为参考文献。本文所称的有效引证是对某种学科知识的引用，不包括对政策、政论、工具书、法律法规、新闻报道、官方文件等信息资料的引用。由于本文试图分析其他学科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因此本文在统计引证时排除了作者自引。如果同一文献在同一篇论文中被多次引用的只计一次，而同一问题引证多篇文献的则分别计数。引用论文集中的论文的，只计论文本身，而不计论文集。
本文所称的外部引证，如无特别说明通常是指对法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引证。但是，为充分体现环境法学之交叉学科属性，外部引证在特定情况下也指对环境法学之外的学科知识(含其他法学学科)的引证。
法学之外的学科按照通行的分类方法被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工程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与哲学等。考虑到学科性质，本文在统计引证时对自然科学不再细分，而将人文社会科学细分为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其他法学学科按照通行分类法包括法理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刑事法学、民商法学、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国际法学、军事法学。考虑到军事法学的独特性与相对独立性，本文在统计引证时不再单列军事法学类别。
在统计引证文献的学科属性时，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第一，如果所引文献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则以《学科分类与代码》的分类为准，如政治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属经济学，环境社会学属社会学，法社会学属法学，生态伦理学属伦理学等。第二，在统计引证文献的学科属性时以该文献的整体学科属性为准，而不再细究所引文献中被引证的具体内容的学科属性。第三，如果被引证的法学文献属于各法学二级学科的交叉研究成果，则在统计时以该文献的研究结论的实体内容的学科属性为准。例如，以环境侵权为研究对象的论文，若其结论旨在阐释环境侵权的理论或实践问题，则应归为环境法学；若其结论旨在讨论一般意义上的侵权责任或特殊侵权理论与实践问题，则应归为民商法学。
二、结果与分析
(一)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数量
360篇样本论文的有效引证总数为4055个，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11. 26个。考虑到本文在统计时排除了作者自引以及对官方文件的引证，因此环境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只略低于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5]
尽管引证数量的多少与论文质量的高低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如果考虑到下面两个因素，那么环境法学论文平均引证数量略低于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量，可能确实意味着环境法学的研究水平低于时下法学研究的平均水平：第一，环境法学研究历史积淀较浅，还没有形成关于学科基础知识的通说，因此在撰写论文时需要更多地注明各种论点的出处，从而会增加引证数；第二，作为交叉学科环境法学研究需要更多地引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知识对于论文撰写者和主要的阅读者而言都是外部知识，需要借助引证增强其说服力和权威性，这样也会增加论文的引证数。
事实上，环境法学尽管已经晋升为法学二级学科，但是与民商法学、刑事法学等传统学科相比，却还是不折不扣的小门小派。无论是教师数量，还是核心期刊发文数量，[6]在法学的各二级学科梯队中，环境法学无疑是排在最后几位的。
还需要指出的是，各期刊的平均引证数差异较大。最高的是《法制与社会发展》，达23. 21个；最低的为《法学》，仅为5. 93个。如此之大的差异，恐怕很难用期刊风格不同进行解释。因为，即使前者再偏重于发表理论性文章，而后者再偏重于发表实践性文章，其引证数均已严重偏离了正常的波动范围。这表明，环境法学论文撰写中可能存在对于引证数量的选择性控制，即为了增大的可能性而刻意地增加或减少引证数量，以迎合拟发表期刊的风格或惯例。
(二)环境法学论文引证的学科分布
总体上看，环境法学论文的引证分布于法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三大领域。其中法学学科的引证有2866个，占到了总引证数的70. 68%，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7. 96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证有938个，占到了总引证数的23. 13%，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2. 6个；自然科学的引证有251个，占到了总引证数的6. 19%，单篇论文平均引证数为0. 7个。
这个统计结果表明，法学知识是环境法学研究最重要、主要的知识源泉。当然这个结论的适用范围可能需要有所限定，因为本文所选取的样本论文都是发表在法学期刊上的论文，如果将非法学期刊上的环境法学论文纳入统计范围，法学引证在总引证中的比例可能会降低。但是，考虑到发表于法学核心期刊上的环境法学论文应当代表了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先进水平，那么这至少说明环境法学研究者中的“精英”们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得环境法学研究逐渐回归法学的正统，这应当是环境法学研究的走向。[7]
同时对于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29. 32%的外部引证率，要比法学论文的平均外部引证率高出不少。[8]如果将二级学科作为标准来界定外部引证的话，则环境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要远远高于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因为，绝大部分法学论文的法学引证都是小学科内的引证，如民商法论文引民商法的、刑法论文引刑法的、法理学论文引法理学的，而对于其他学科的引证是很少的。[9]与之相反，环境法学论文的引证中，对本学科的引证不足引证总数的三分之一，而对其他法学学科的引证则占到了总引证的38. 69%。如果加上对自然科学的引证，则环境法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更是高达68. 01%，不仅远远高于法学论文的平均外部引证率，也高于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证率。[10]
这就用定量的方式证明了环境法学的交叉性，或者至少证明了环境法学相对于其他法学学科具有更强的交叉性。更多的外部引证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的开放性姿态，意味着环境法学者对于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努力吸收各学科养分以促进本学科理论发展有着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尝试，同时也意味着环境法学研究者应当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
环境法具有很强的科学技术性特征，这是环境法学界的通说。依此通说，环境法学论文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引证应当高于法学论文的平均水平。这一点也到了统计数据的支持。环境法学论文对自然科学的外部引证率为6. 19%，远高于法学论文整体对自然科学3. 67%的引证率。[11]这表明，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自然科学对环境法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明显影响，环境法的科学技术性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但是，通过对239名作者的学历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绝大部分作者并没有受过系统的理工科教育。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环境法学研究者可能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从自然科学知识中吸取支撑环境法学研究的养分，并使两者融会贯通。这也表明，环境法学论文远高于法学论文的自然科学引证率，可能掩盖了真实的情况：自然科学引证只是作为装饰，其与法学原理之间可能只是两张皮。
在法学类引证中，环境法学学科的内部引证是最多的，有效引证总数是1297个，占法学引证的45.25%。其他法学学科中，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四个学科的引证数排在前列，分别占到了法学引证的15. 11%、14. 55%、13. 64%和5. 44%，合计48. 74%。而经济法学、诉讼法学与刑法学的引证数都比较少，在法学引证中所占比例均在2%左右浮动。上述结果表明，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的较大的其他法学学科依次是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
法理学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较大可能是因为，环境法学研究者在进行环境法的革命时，往往是从对传统法理学的革命开始的。这时就需要引用更多的法理学著述，或作为批判的对象，或作为某种新思想的历史探源。而在三大传统部门法中，民商法和宪法与行政法对环境法影响较大，这也印证了“环境法是问题对策法”的论断。[12]面对环境问题，公法与私法之手段皆在环境法学研究范围之内；作为公私法之典型代表，民商法和宪法与行政法学引证在环境法学论文引证占有较大比重，也就不难理解了。
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环境法学论文对于民商法的引证率要高出宪法与行政法学近10个百分点，这与环境法规范中公法规范远多于私法规范的现象刚好相反。这种现象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解释：
第一，民商法毫无疑问是当今中国法学界的显学，为谋求发展与创新很多民商法学背景的学者开始转向原属于环境法学的地盘，其撰写的论文的引证中，民商法方面的引证自然要大大高于环境法学论文的平均水平。再加上民商法学科及学者自身的学术影响力，其论文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的难度要大大小于“正规”的环境法学者，这也无疑增大了民商法学引证在本文统计的样本中的比例。而受此影响，越来越多的环境法学者也认为通过私法的方法来解决环境法问题才是环境法学研究的主流，也将其学术精力集中于环境私法方向。
第二，与之相反，宪法与行政法学尽管发展很快，但本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完善性以及学术影响力还未达到民商法学的水平，因此宪法与行政法学背景的学者最多只是偶尔关注于某个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公法问题，而很少有转行专做环境法学研究的。
第三，“正规”的环境法学者往往也只是在本科阶段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而很少有在硕士或博士阶段接受过系统的民商法学或宪法与行政法学训练，因此其在选择以公法或私法作为研究对象时往往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与民商法学相比，宪法与行政法学的要求更高，研究者除了具备良好的法理学基础外，尚需对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有着相当的把握。因此，在撰写论文时，更多的环境法学者都避难就易将选题定位为私法方向。
苏力的研究曾指出，国际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影响力显著下降，[13]然而本文的统计结果却表明：在环境法学研究中国际法的影响力却不容忽视。在环境法学论文的法学引证中，国际法所占的比例只略低于民商法和法理学，而远高于其他学科，这是值得深究的现象。仔细想来，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由于国际环境法成为了国际法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者开始专注于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无形中增大了国际法引证在本文统计样本中的比例；另一方面，与其他学科相比，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具有更多的互通性，即使没有经过系统的国际法训练，以往只关注国内环境法的学者也可以写出较好的国际环境法论文，而国际环境问题的持续升温又无形中增大了国际环境法论文的发表概率。
令人惊讶的是，在环境法学论文的法学引证中刑法学的引证率居然排在倒数第二，仅为1. 92%，这与刑法学在我国法学界的学术影响力反差着实太大！这或许是因为作为一类具体的犯罪形态，环境犯罪并不被刑法学者视为值得特别研究、具有理论增长点的问题。另一方面，环境法学者又普遍认为环境犯罪属于刑法的研究范畴，而且限于知识局限，环境法学者又很难写出能够达到刑法学研究平均水平的论文。因此，发表于法学核心期刊的环境刑法方面的论文数极少， 10年间仅为7篇。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学的学术影响力小。而可能只意味着，在当下的环境中，刑法学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力较小，而且这种小可能只是暂时现象，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环境犯罪的特殊性日益彰显，刑法学对环境法学研究的影响力会逐渐增强。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环境法学论文引证较多的三个学科依次是经济学、哲学与政治学，三者合计占到了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90%。其中经济学引证最多，有效引证共计476个，占总引证数的11. 74%，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则的50. 75%；哲学次之，有效引证数为284个，占总引证数的7%，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30. 28%；而政治学引证共有85个，占总引证数的2. 1%，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9. 06%。尽管相关研究表明，没有任何一个外部学科已经开始稳定的影响法学研究。[14]但是，本文的统计结果说明，至少就环境法学研究而言，经济学无疑是过去10年中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学科。因为，经济学引证不仅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中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且在总引证中的比例甚至比民商法学引证还高一个百分点。这也再一次证明，经济学帝国主义确实正在或者已经形成。
前文已经述及，无论是从理论研究的理想状态看，还是从本文的统计结果看，环境法学研究都应当是开放式的，不应有任何门户之见。因此，我们理应为环境法学者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问题感到欣慰。然而，我们又不能过于乐观，以为环境法学研究进入了百花齐鸣的良好状态。事实可能仅仅是：鉴于经济学理论的巨大影响力，环境法学者也被迫时髦一些，在撰写论文时找些经济学的论著做点装饰；而从实体内容上看，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有机的融入环境法学研究之中，尚未成为发现新的知识增长点的有力武器。
除了经济学之外，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最大的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就是哲学，占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引证的30. 28%。值得指出的是，哲学类引证在总引证中也占到了7%，即使与除环境法之外的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其引证比例也相当可观，略低于排在最前面的民商法学、法理学与国际法学。
这表明环境法的革命可能正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因为任何理论上的转型与传承都是从最基本、最抽象的哲学起步的。而环境法学论文对于哲学的高引证率，表明环境法学者不仅注意到了传统法律规则对于环境保护的不适应，而且已经超越了具体规则关注到了更为形而上的原理部分，试图从根基上探寻传统法学理论之局限，进而构建环境法作为后现代之法的正当性基础。尽管这场革命可能还远远没有接近成功，甚至连星星之火都谈不上，但是本文的统计表明这种革命正在或已经具有了形式上的表征。
(三)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文献类型分布
在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中，论文、专著、教材所反映的学术研究广度的深度是不同的。通常而言，论文所研究的论题最为具体、研究最为深入；而专著在保持论文研究深度的前提下扩展了研究范围；教材则在涉及该学科几乎所有问题的同时，并不展开深入分析。在所有样本论文的4055个引证中，论文类引证共计1721个，占42. 44%；专著类引证共计1651个，占40. 72%；教材类引证共计683个，占16. 84%。
苏力教授的研究曾表明，法学论文的引证中著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远远高于期刊论文被引数量。[15]而汪劲的研究也发现，从cssci引证检索的来源文献看， 1998-2003年间被引次数排序前5位的环境法学著述均为著作。[16]上述两项研究均表明，法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尤甚)中，著作包括教材的学术影响力要大于论文。
然而，本文的统计结论表明，至少就近十年来的环境法学研究而言，著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与论文被引数量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大。论文引证数甚至略微超过了专著引证数，两者共同构成了影响环境法学研究的各学科知识的主要载体。与之相对应，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教材的学术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远低于论文和专著。
如果我们再对所有的环境法类引证的文献类型进行分析，结果就更明确了。在环境法学论文所引的环境法引证中，论文类引证超过了半数，达到了52. 2%；而教材类引证仅占到了17. 66%。可见，就学术影响力而言，环境法学论文已经远远超过了教材。论文学术影响力的上升与教材学术影响力的急剧下降表明，跑马占地式的环境法学研究方式、靠着一本教材建立学术地位时代已经过去了。环境法学研究或许已经度过了学术恢复和重建时期，大量学术论文与专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个数量竞争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这种数量的竞争是否能够演化为质量竞争，其都反映了环境法学研究的进步，值得肯定。
通过对各类型文献的学科分布进行比较，本文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专著类引证与论文类引证中各学科的分布比例，与总引证中的相应比例差异不大；而教材类引证则不然，教材类引证中的法学引证比例高达91. 65%，远高于法学引证在总引证中70. 68%的比例。
通常而言，如果各类型的文献中各学科引证的比例，与各学科引证在总引证中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各学科研究成果对环境法学的影响力在不同类型的文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第二，环境法学者获取各学科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的难易程度差异较大。
上述第二种解释似乎很难合理解释教材类引证中法学引证明显偏高的现象。因为随着电子期刊的发展与普及，获取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论文的难度大大降低，而专著又与教材的发行与获取渠道相同。因此，很难说教材就比专著和论文更容易获取。
若根据第一种解释，则表明对环境法学研究而言，法学教材比其他学科教材的影响力大，并且其幅度明显大于法学与其他学科总体影响力差异的幅度。换言之，环境法学研究者需要引证法学知识时选择教材的可能性，要远大于需要引证其他学科知识时选择教材的可能性。这一点也得到了统计数字的证明：法学引证中，教材引证占到了21. 84%，明显高于总引证数中教材类引证16. 84%的比例；而经济学引证中，教材引证仅占5. 67%，哲学类引证中，教材引证仅占3. 52%，均远低于总引证中教材类引证的比例。然而，数据所揭示的现实似乎又与学术研究的常理不符。以笔者的研究体验看，如果以总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为参照系，各学科引证中教材的比例会上下浮动，而其摆幅应当与研究者对该学科的熟悉程度成反比。研究者对某学科越熟悉，就越容易获得该学科中与研究主题相关的最新文献，其结果就是更多的论文或专著被引用；反之，研究者对某学科越不熟悉，就越难获得该学科中与研究主题契合的最新文献，只好引用内容更为全面的研究成果，其结果就是更多的教材被引用。
一般而言，环境法学研究者应当对法学学科的知识更熟悉，而对经济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相对陌生。因此，正常情况下，法学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应当低于总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经济学与哲学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应当高于总引证中教材所占比例。
但是，统计结果却恰恰相反。或许以下两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现象：第一，其他法学学科与环境法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太少，特别是关注于某个具体问题的论文或专著更少，因此环境法研究者只能更多的引用内容更为丰富的法学教材。这也说明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其他法学学科研究者的充分重视，环境法学还处于被影响者的地位，还没有对其他法学学科产生实质性影响，远没有形成互动之势。第二，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使得环境法研究者在需要引证相关知识时可以较为容易的找到与研究内容相关的专著或论文，而不必引证教材。[17]这也说明，环境法研究者对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的熟悉程度，可能超过了对其他法学学科的熟悉程度。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学者在撰写论文时对于外部学科知识并不求甚解，因此与其辛苦去翻阅教材，不如直接引用其他论文中看似已成结论的论断，并以此减少犯逻辑错误的风险。无论如何，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知识的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丰富了研究范式与思路；但又值得担忧，因为环境法的法学正统何以为继？
(四)环境法学论文引证文献语种分布
按照语种不同，引证可以分为中文引证与外文引证。在360篇样本论文的引证中，中文引证共计2780个，占68. 56%；外文引证共计1275个，占31. 44%。需要说明的是，中文引证澳台引证共计204个，占总引证的5. 03%。港澳台著作虽用中文写作，但与我国大陆的学术渊源明显不同，还需将其与大陆的中文引证区别对待。如无特别说明，下文所谓的中文引证不包括港澳台引证。而在外文引证中，原文引证共计674个，占52. 86%；译著引证共计601个，占47. 14%。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法学研究者撰写论文时利用的主要是中文文献。但是，环境法学论文31.44%的外文文献引证率远高于社会科学对外文文献的平均引证率，[18]表明环境法学研究在法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国际化程度较高。这也确是事实，国际环境法与国内环境法的互动性、各国环境法之间的可借鉴性、各国环境法理论之间的互通性，要比其他法学学科更强。
但是，外文文献的高引证率并不能说明环境法学研究已与国际接轨，实现了充分的融合。而至多说明，相比其他学科尤其是法学学科，环境法与国际接轨的程度更容易或者更好些而已。一方面，更多的外文引证看起来表明了作者掌握了更丰富的文献资料，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外文引证多的论文更可能被录用。基于此，我们需要对数字所表现出的繁荣保持足够的谨慎。另一方面，环境法学研究者对外文文献的引证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外文引证过分的集中于英语作品，英语原文及英语译著引证合计占到了外文引证的74. 67%。日语作品与德语作品处于第二集团，其引证所占比例分别为10. 67%、8. 32%。这说明环境法学研究者的语言结构存在缺陷，[19]对于德语、日语、法语等其他主要语种研究成果的借鉴程度根本无法与英语相提并论。如果认为英语著作代表了英美法系，而德、日、法语著作代表了大陆法系的话，那么上述统计结论的引申含义就是：对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来说，英美法系的影响要远大于大陆法系。
从中外文引证中专著、教材与论文三种类型的文献的比例分布看，中文引证中三种类型文献的比例与总引证中的比例基本一致；但是外文引证中论文与专著所占比例刚好与总引证的相应比例相反，外文专著引证比例54. 67%，高于外文论文引证比例30. 12%。
由于论文反映了学科的知识前沿，因此更新速度较快，影响力的持久性较差；而专著则是对某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更新速度比论文慢，但影响力更持久。外文专著引证比例高于论文，说明我国的环境法学研究乃至法学研究尚未完全与国际同步，还不能捕捉并跟进发达国家环境法学研究的最前沿。这一点也可以从外文引证与样本论文的时间跨度得到一定程度的佐证。样本论文所引外文文献与样本时间差在5年以上的占到了外文引证的65. 4%， 5年以内外文文献仅占34. 6%。而能够反映最新国际动态的文献，即与样本时间差在2年以内的引证仅占外文引证的10. 3%。除去文献获取难度和速度等客观因素问题外，这是否表明我国环境法学的课题大多数都是外国学者5年之前就已经研究过的主题？
汪劲教授的研究曾表明，影响较大的环境法学研究成果中，教材类著作最多，理论性专著较少，而译著则更少。随着最近几年一大批环境法学术专著的出版，以及大量环境法论文的发表，教材的影响力已经明显下降，这一点也得到了本文统计数据的支持。但是，译著少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方面，从样本论文所引法学译著的学科分布看，法理学方面的译著占到了47. 45%，而环境法译著仅占到了13%；另一方面，从样本论文所引的环境法外文引证中原文与译著的分布比例看，原文占到了87. 38%，而译著仅占12. 62%。这说明环境法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时，并无多少环境法译著可供参考。事实也确实如此，目前市面上可得的环境法译著屈指可数。造成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学者愿意翻译外文著作。一方面，翻译费时费力， 实在是件苦差。另一方面，在各高校及研究机构的职称评定中，译著并不被计算在科研成果之中，翻译可以说是吃力不讨好。从学术发展的需求看，译著是缩短与先进国家研究水平差异的捷径，犹如跨越大河的桥梁，使后来者省却了绕路渡河之苦。因此，学术史一定会为译著者记上浓重的一笔。在这个浮躁、功利的时代，我们迫切的期盼，环境法学界出现一批淡泊名利的学者，翻译更多的外文环境法著作，为环境法学研究之繁荣奠定基石。
三、结论
法学就是环境法学的“正统”，这是环境法学的应然状态，也是本文所揭示的实然状态。在法学大家庭中，对环境法学研究影响较大的依次是民商法学、法理学、国际法学、宪法与行政法学。这个结果也契合了环境法公私结合的性质及其对传统法学理论的“革命”需求。而环境法学论文远高于法学论文平均外部引证率的结果表明，环境法学在保持了法学正统之余，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引入外部知识对传统法学进行着“革命”。其他学科对环境法学研究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尤以经济学、哲学和环境科学为胜。对引证文献语种分布的分析表明，环境法学者的语言结构存在严重失衡，环境法学研究存在言必称“英美”的现象。随着旅日、旅欧学者的增多，这种现象会有所改观，但短期内仍将继续存在。
如此看来，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环境法学研究者：或者应当具备扎实的法学功底，即使不能成为法学通才，也要至少精通某一法学二级学科，在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的同时，打通环境法学与该二级学科的经脉；或者应当能够至少熟练运用某一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对环境法问题展开研究，并进而能够发现新的环境法学研究范式、方法、理论；或者应当掌握基本的环境科学知识，能够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中获取环境法学研究的灵感和素材；或者应当能够从非英语的研究成果中吸取必要的理论素材与灵感，反哺国内的环境法学研究范式与方法。
上述几点的核心就是环境法学者应当如何通过自身的研究活动践行环境法学的交叉性。事实上，本文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的环境法学者看起来已经很好地践行了这种交叉性。但不可讳言的是，相当一部分环境法学研究成果中，外部引证只是游离于论文主题之外的时髦点缀，只是一些其他学科的新名词与环境法学研究对象的简单叠加。
可见，问题的要害之处并不是我们有没有借鉴的愿望和勇气，而是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和过硬的学识根基，能不能够“随心所欲不逾矩”将所借之“物”为我所用并且不失法学思考的本真，在交叉研究中实现诸种知识资源的创造性融合。[20]任务很重、道路很远，但我们必须担当，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是为此文，与诸君共勉。
注释:
[1]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研究现状考察之二》，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凌斌：《中国法学30年：主导作品与主导作者》，载《法学》2009年第6期。
[2]参见刘磊：《我国法学引证研究之省思》，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2期。
[3]参见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4]可以说，这239名作者囊括了我国环境法学界的中坚力量，目前活跃于环境法学研究一线的学者都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 360篇论文中共有70篇合作作品，其中70%左右的合作者之间都具有师生关系。
[5]据相关研究，法学论文的平均引证数为13. 93个。参见前注③，成凡文。
[6]本文选择的13种法学核心期刊十年间总共发表了360篇环境法论文，平均每种期刊每年只发不到3篇环境法论文。如果环境法学研究水平达到或高于法学研究的平均水平，恐怕所发表的论文绝不止这个数。年均36篇cssci法学核心论文的数量，已经比过去有了大幅增长。据汪劲教授统计， 1998年-2002年发表于cssci法学核心期刊上的环境法论文共计78篇，年均仅16篇左右。参见汪劲：《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1998年-2003年中国环境法学研究状况调查报告》，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4期。
[7]参见前注[6]，汪劲文。
[8]据相关研究，法学论文的平均外部引证率约为16. 67%。参见前注③，成凡文。
[9]与之相应的现象就是尽管同为法学，但是各二级学科之间很难交流，隔行如隔山，远没有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
[10]据p. eaele和b. vickery的相关统计和研究，社会科学论文的外部引证率大致处于42%的水平。参见王崇德：《文献计量学引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144页。
[11]参见前注[3]，成凡文。
[12]参见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3]参见前注[1]，苏力文。
[14]参见前注[3]，成凡文。
[15]参见前注[1]，苏力文。
[16]参见前注[6]，汪劲文。
[1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环境法研究者对法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借鉴存在着机会主义倾向。由于对所引外部知识一知半解，为了装饰论文不得不引用，而教材则没有对论文的具体问题进行阐述，因而只好引用对该问题有具体论述的专著或论文。
[18]据相关研究，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外文文献引证率为13. 86%。当然，考虑到时间因素，需要对这个比较结论进行限定。参见崔旺来：《<中国社会科学>1994-1998年作者及引文的统计分析与评价》，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9]这与我国高等教育的导向和课程设置有关。对于英语的极端重视，无疑使得通晓其他外语的成了稀缺人才，既通晓其他外语又从事法学研究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使有，也从事的是法学中的“显学”，如民商法、行政法等。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记者（以下简称“记”）：张老师，能大概介绍下您的求学经历吗？
张民安（以下简称“张”）：我是1965年出生的，正式高中毕业是在1983年7月份，当时的高中学制是两年。我们那时参加高考要事先进行筛选，一个文科班总共七八十个人，通过筛选只留十个名额，这十个名额还要分情况，每年都有复读生和应届生，复读生与应届生一起竞争这十个名额，竞争十分激烈。我当时是应届生，高考筛选考试我是第十一名，按理是没有资格参加高考的。后来听说，当时考虑到前十名都是男生，要找个女生进来。查一下成绩排名，发现那个女生是第十二名。班主任说既然第十二名都进来了，那第十一名的张民安没有资格岂不是不公平吗？我就这样捡了个高考资格并且在1983年参加了那年的高考。不过，我那年考得很差，之后，我又复读一年，被现在的湖北黄冈师范学院英语系录取了。
现在教育界有一个说法，黄冈有两所名校，一所是黄冈中学，一所是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即黄冈师范学院。没有当时的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和现在的黄冈师范学院，就没有当时和现在的黄冈中学，黄冈教育。
记：您当时为什么会对民商法产生兴趣？
张：我选择法学、选择民商法和选择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是很偶然的，偶然的选择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当时，我准备以后去报考研究生，经常到学校的图书馆查询资料，慢慢发现自己对民法很有兴趣，而且我觉得法学我记忆起来、学习起来很快。而且，我所在的乡当时有一个兄长考到了吉林大学的法律系，十里八乡都在宣传他的事迹。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在吉林大学学法律以后出来应该会有很好的工作。
记：能不能介绍下您读研和读博时的情况？
张：经过四年半的自学，我是在1991年9月考到了吉林大学法学院，攻读民法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李忠芳教授，方向是婚姻法。当时吉林大学法学院总共招收12名民法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我是6名公费生当中的一名。
我是1994年7月份研究生毕业的，毕业后就到中山大学教书了。1999年9月，我在职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民商法专业的博士学位，导师是梁慧星教授。在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不久，法学所召开新生入学会议，梁慧星教授在会议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博士论文要引用两种外文，要出版一部专著，要获得一张博士文凭。因此，我进入社科院研究生院之后就着手学习法文。从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简明法语教程开始，到逐渐阅读北京外国语大学主编的法语教材，最后到开始阅读法国民法、债法和侵权法方面的教科书、专著，我的法文阅读能力在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突飞猛进。在社科院的三年内，我除了通过博士论文之外，也将三年期间整理的法国侵权法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加工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部有关法国侵权法方面的专著《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
记：您在吉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哪位老师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吉林大学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的导师李忠芳老师。李老师为人和蔼可亲，他很欣赏我，觉得我这个南方人既聪明也很有毅力。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我考吉林大学时连续考了三次，其中第二次考上了自费，我当时经济不宽裕就不愿意自费，第三次又以很高的成绩考上了公费。这个给李老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第二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王卫东老师，很遗憾她已经过世了。她同李忠芳老师一样也是教婚姻法的。王卫东老师与我曾有过学术上的争论，我当时在吉林大学的硕士论文是关于非婚同居方面的，这应该是国内第一篇涉及非婚同居的论文。我在吉林大学期间读了很多英美婚姻法的资料，发现在英美婚姻法中，非婚同居方面的法律占有很大的比重。我认为，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流动人口很多，非婚同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很大的研究意义。而王卫东老师则与我在“非婚同居”方面存在较大的分歧：第一，王卫东老师认为 “非婚同居”的概念不准确，认为“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无法区别。我认为“非婚同居”与“事实婚姻” 在主观上是有区别的，“事实婚姻”主观上有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非婚同居”在主观上没有这种受婚姻关系约束的意思表示。第二，王卫东老师质疑我资料的来源，认为这些来源于英美法的资料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不能引进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非婚同居”的研究在中国没有现实意义。由于这两方面的观点不同，王卫东老师在开题报告时建议我不要写“非婚同居”，她还警告过我，如果我固执己见，将来硕士论文答辩她会投反对票。我听了王老师的话很紧张，只好打电话向李老师求助，将我的想法与思路向李老师汇报了一下，李老师考虑了之后最终就同意了我的开题报告。最后，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也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答辩。这是令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位老师，我们之间的观点分歧可以看做是我国法治进程的一个缩影。
“在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印象很深的是看史尚宽的民法专著时，封面上有两行字——‘内部资料，批判使用’。”
记：您之前的英语学习经历对您的学习和研究有什么帮助吗？
张：我在黄冈师范专科学校的英语学习经历让我对民商法的研究得心应手，顺风顺水。从1995年开始进入中国民商法领域以来，我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都会大量援引英文资料，从比较分析的角度来讨论英美法系国家的民商法律制度对我国民商法的借鉴意义，我所出版的几乎所有民商法专著都会大量引用英美法系国家的最新资料；同样，从2005年以来，我每一年出版的《民商法学家》和《侵权法报告》都是直接使用英美法系国家的资料。如果没有当年的英语学习经历，恐怕这些论文、专著和系列出版物都无法发表、出版。因为这样的原因，有人开玩笑说，我现在吃的不是法律饭，而是外语饭。
记：对于中国民法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发展历程，能否谈谈您的看法？
张：我在《现代法国侵权责任制度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对此也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中国的民法学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内地的民法研究以前苏联民法理论为主；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内地的民法研究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理论为主。最初援引、抄袭或者改写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学者的理论，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也具有极大的政治风险。在吉林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印象很深的是看史尚宽的民法专著时，封面上有两行字——“内部资料，批判使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民法研究已经国际化、多样化，包括向德国、法国、日本、瑞士、英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当然，应当强调的是，我这样的分类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在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的时候往往采取粗线条的方式，这就是，将大的原则规定下来，将大的制度规定下来，至于说这些大的原则如何落实，这些大的制度如何具体适用，立法机关往往不规定，他们有意将这些问题留给最高人民法院去解决，使人民法院成为事实上的立法者。”
记：据悉，您有参与过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能否谈下对这部新“重量级”的法律有什么看法？
张：2008年5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到广东人大常委会来就侵权责任法进行调研，我应邀参与了此次立法调研活动。2008年9月23日至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邀请了大约10名法官、10名民法教授等一起召开侵权责任法的专家讨论会，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2008年9月23日修改稿）。我作为北京之外唯一的民法教授参加了这次闭门会。
我所提出的某些意见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重视，被规定在侵权责任法中。在这里我只谈其中一个条款，即现行侵权责任法第49条。该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个条件现在非常合理，对于保护机动车的出借人、出租人都非常有好处，因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49条的规定，只要机动车的出借人、出租人在出借或者出租机动车的时候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他们就无需就其借用人、承租人使用机动车引起的损害事故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不过，在草案修改稿中，这个条款可不是这样规定的，当时规定：出租、出借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所有人与承租人、借用人承担连带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的，向受害人赔偿之后，可以向承租人、借用人追偿。针对这个条款，我当时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个条款让机动车的出租人、出借人就其承租人、借用人引起的机动车事故承担严格责任是不对的，既违反了侵权法的一般理论，也打击了商人的从商积极性，对出租人、出借人不公平，应当改为过错侵权责任。我的意见发表之后马上遭到了一个大人物的强烈反对，他认为，机动车的出租人、出借人之所以应当承担严格责任，是因为他们从事的出租行为、出借行为是高度危险行为。我对这位教授的意见作出了反驳，我指出，机动车的出租行为、出借行为不是高度危险行为，否则，机动车的生产行为也是高度危险行为，汽车生产商将会对其生产的任何机动车引起的事故承担严格责任。因为我的坚持，这一条款被修改为正式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的第49条。
我认为，作为一部新的法律，我国《侵权责任法》虽然在众多方面存在着理论创新，但是，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可以预料，在《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后的若干年内，最高人民法院将会大量起草相关司法解释，对此法进行解释、补充、完善，并且同样可以预料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未来若干年内起草的有关侵权责任法方面的司法解释条款会在数量上超过侵权责任法本身规定的条款，使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条款被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条款架空而处于休眠状态。当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侵权责任法方面的司法解释条款数量超过了侵权责任法本身的条款数量时，我不知道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究竟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还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我也不知道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机关究竟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全国人大！
记：我国未将《侵权责任法》的很多规定具体化，是否和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完善有关？
张：在我国，许多侵权责任制度在立法的时候就已经成熟。为什么我们的立法机关不将这些成熟的侵权责任制度规定在侵权责任法里面？这同我国的立法机关对待侵权责任法的立法态度有关系。在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的时候往往采取粗线条的方式，这就是，将大的原则规定下来，将大的制度规定下来，至于说这些大的原则如何落实，这些大的制度如何具体适用，立法机关往往不规定，他们有意将这些问题留给最高人民法院去解决，使人民法院成为事实上的立法者。立法机关这样做，存在两个风险:其一，民事立法与其说是立法机关在做，不如说是司法机关在做；其二，司法机关承受了大量原本不应当承受的风险，使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不满。
记：您觉得当今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在学术研究的时候是否存在浮躁心理？
张：我本身就是中青年学者。我觉得中国的绝大多数中青年学者做学问是很浮躁的，但这种浮躁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因素。一个青年学者从大学毕业后进入高等院校，他们经常在花多少时间做学问和花多少时间解决生计之间权衡，而两者很难统一，甚至可以说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将做学问当做谋生的手段就会导致中国特有现象的出现，这就是，一旦青年学者通过千辛万苦当上了教授尤其是当上了博导之后，他们就不再做学问了，不再发表学术文章，也不再出版学术著作了。
记：您认为理想的学术评价机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张：中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和中国整个社会的评价体制是有关系的，中国学术评价主要由行政官员主导，学术管理按照行政管理的方式进行。一个理想状态的学术环境，首先要把学术管理去行政化，把学术问题学术化。但是，由于中国大学体系是中国行政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行政化氛围很浓的情况下，单单把大学去行政化存在很大困难。
记：能谈谈您的研究领域以及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吗？
张：1995年以来，我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固定在三个方面。第一，从1995年到2003年，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法领域；第二，到北京师从梁慧星先生之后，他要求我的研究领域应该“纯民法”，我就选择了侵权法，研究开始侧重于侵权法方面；第三，基于兴趣，我也对商法总则方面进行过一些粗浅的研究。我之所以对商法总则进行研究，是因为在中国，商法研究的队伍虽然很庞大，但主要集中在研究公司法方面，而商法总则的研究很薄弱。我国商法学者之所以无法深入商法总则领域，一个主要原因是外文水平存在欠缺，我刚好利用自己在法文方面的优势，对法国的商法总则进行了研究。
我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会是从传统债法延伸开去，逐渐将研究领域延伸到整个传统民法领域。我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债法总论，返还法，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传统债法。当然，如果精力允许，我可能也会做一些商法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法国商法、公司法方面的研究。
记：最后一个问题，您能否给我们年轻的法科学子提出一些建议？
张：我给我们的年轻法科学子提几个建议：其一，坚信法律的力量尤其是民法的力量，无论我们的法律尤其是民法在适用当中存在怎样的问题，法律至上仍然是法律人的理想。其二，我建议法科学子大量阅读外文资料，尤其是有关德国法、法国法、英国法和美国法方面的资料，因为这些国家是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是民法理论非常深厚的国家，是对其他国家的民法制度产生过和产生着重大影响的主流国家。其三，不要迷信法学教授的理论，包括大人物的理论，要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学术批判，吸取其精华。如果整体沉迷在大人物的理论当中，民法理论如何创新，民法制度如何发展？
张民安：
湖北黄冈市人，法学博士。1987年毕业于湖北黄冈师范学院英语系。曾分别就读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民商法专业硕士、博士。现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法学会民商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张民安的研究同时跨越民法和商法领域，提出了众多新的侵权法理论，有的理论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并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当中；其所提出的众多公司法理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采用。
主要著作：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商法教学创新；实训
当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是，高职法律专业的现状却令人堪忧。据(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年高职高专法律类毕业生就业率为75％，在所有高职专业中排名倒数第一，工作与专业对口率为29％，排名倒数第一。法学专业就业难，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但是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没有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难以适应社会对高职法律人才的要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职法律教育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找准专业定位，切实强化实践环节教学，提升其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商法是法律专业的主干课程，商法教学改革是法律专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结合自己的商法教学实践，谈一谈商法的职业化教学问题。
一、高职商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高职法律专业以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高职商法教学与本科商法教学应当体现出差异性，如果说法学本科应偏重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尚存争议，对于高职法律专业是职业教育应当没有异议。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教科书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但实践中，高职商法教学成了本科商法教学的缩编版，除内容简单点，课时少了点外，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多数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以讲解法律条文、法学理论为主，缺乏与实践的衔接。学生只重视法学理论的掌握，却不知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这些理论知识，面对个案不知如何着手。而案例教学，小组讨论，模拟法庭、法律实训侧成了形式主义走过场，不是在课时上保障不了，就是资金保障不到位，导致教学效果低下。
其次，商法是一门与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商法的实践化教学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它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元化的知识背景。而现在高职法学教师队伍基本是理论型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朝清一色的理论型、研究型发展，这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教师因为所学专业的局限缺乏对法律之外的经济专业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没有律师、法官、公司业务等实务经验，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难以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
再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扎实的民商法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人才中的需求比例将越来越大，民商法是有利于学生就业的课程。因此在高职院校应当确立民商法学在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大课程比重。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高职院校，往往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轻视应用部门法课程的开设，在部门法课程中，民商法课程所占比重并不大。以我院为例，商法课程为64学时，内容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内容多，时间紧。教师在教学中讲述原理和条文后，往往没有时间进行实际操作技巧的训练。
最后，是关于商法教材建设的问题。虽然一些学院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编写了一些教材，但是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迹，教材的内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职的特点，适应不了市场的需求，跟不上法制发展的步伐。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法的重心也发生转变，从贸易法转到企业法再转到金融法。公司融资、并购、金融衍生工具的膨胀、电子商务等都成为商法的新课题。与此同时，传统的票据制度已随着交易电子化的发展而萎缩，在商法体系中的地位在逐步下降，为适应这种变化，高职商法课程在教材上应体现出来。目前的情况是，教材老化，授课重点不突出，直接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二、高职商法教学改革的建议
商法教学改革应体现出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其实际运用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并且应当有助于学生在学习期间形成对未来工作至关重要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改善商法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
调整教师队伍知识结构。高职法律专业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而培养这样的学生需要有既懂理论又会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使法学职业教育适应这样的教育目标，就必须改造现行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加强教师培训，与其他院校进行交流、合作、学习。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商法课程是全国唯一的商法部级精品课，江西财经大学的商业法律网络模拟课程十分新颖，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我们要与其他高职法律院校合作，共同探索高职法律教育的发展路径。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允许教师适度兼职，从目前我国的国情看，主要是兼职律师，从发展趋势看也可兼职法官、检察官。笔者主张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培训一批专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类似理工科的实验教师，专门带领、指导学生从事法律实务模拟训练。除此而外，还可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教师。
(二)大力加强教材建设
促进教学内容不断丰富与更新，教学内容要涉及学术前沿，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的法律问题，电子商务，法律全球化等问题。要鼓励教材不断更新，强化教材对实践法律运用技巧的讲解。推出更多、更适用的商法案例教材。关于教材编撰的问题，虽然目前统编和自编的商法教材数量很大，但是，深入反映商法实践中的问题、信息量大、视野开阔、适合高职教学的教材却为数很少。笔者主张高职院校商法教师应当与司法实践部门合作编撰适合高职教学的经典化教材。推出符合职业化教育需求的特色教材，除传统的基本概念说明、主要学说梳理外，特别需要突出判解研究的说理、示范功能，以及重大实务问题的指引和动态研究。
(三)改进教学方法
变教师讲、学生听这种单向的教学方法为教师学生交互式教学方法，应提倡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进而改善学习态度，学会自主发展，提高实际能力。课堂讲授要从纯理论的讲授方法向理论结合实际的讲授方法转变。商法教学中应当吸收实践性的内容，商法教师应当注意收集分析司法实践中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可议性的商法案例的裁判规则，把这些典型案例运用到商法教学中去。案例教学法的目标，不仅是使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所得结论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感受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从而获得职业技能方面的发展。改进教学手段，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解决学时少课时紧的方式之一，更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法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要加强高职法学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和教学手段、如幻灯、投影录像、计算机教学软件等，这将会大大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四)进行商法课程设置改革，提高商法地位
目前看来，商法课程所占课时仍然偏少，急需加强。笔者认为应当把商法分为三门课，商法一(总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商法二(证口法、票据法)，商法三(破产法、保险法)。每门课48学时，都是必修课，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商法一，第二学期开设商法二和商法三，这样可以把商法各部分讲透，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除此以外，还应当在三年级开设金融法选修课，内容包括信托法、期货法、电子商务法、银行法等内容，以适应商法发展和创新的实际需求。还应当鼓励开设实践性、技术性强的法律运用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课程。
(五)开展商法实训
商法实训已经在许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展开，目前商法实训主要采取模拟法庭形式，模拟实际审判程序，由学生担任法官、律师等不同角色，达到以案学法的目的。许多学校在实训课分类上采用民商合一形式，即民商法实训，在案例选择上，以人身损害赔偿、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等为主。真正体现商法内容的保险案件、破产案件、公司案件等少之又少，再如公司并购，公司上市，公司设立程序等非诉商事案例在商法实训中更是鲜见。如何把商事法律实践真正通过商法实训展开，使学生获得商法的技能，是值得商法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商法教学创新；实训
当前，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但是，高职法律专业的现状却令人堪忧。据(2009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08年高职高专法律类毕业生就业率为75％，在所有高职专业中排名倒数第一，工作与专业对口率为29％，排名倒数第一。法学专业就业难，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但是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没有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难以适应社会对高职法律人才的要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高职法律教育必须结合自身特点找准专业定位，切实强化实践环节教学，提升其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商法是法律专业的主干课程，商法教学改革是法律专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结合自己的商法教学实践，谈一谈商法的职业化教学问题。
一、高职商法教学存在的问题
首先，高职法律专业以培养具有法律实际运用能力的实用型人才为目标高职商法教学与本科商法教学应当体现出差异性，如果说法学本科应偏重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尚存争议，对于高职法律专业是职业教育应当没有异议。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上，教科书选择等方面的差异。但实践中，高职商法教学成了本科商法教学的缩编版，除内容简单点，课时少了点外，没有体现出职业教育的特色。多数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以讲解法律条文、法学理论为主，缺乏与实践的衔接。学生只重视法学理论的掌握，却不知在实践中如何利用这些理论知识，面对个案不知如何着手。而案例教学，小组讨论，模拟法庭、法律实训侧成了形式主义走过场，不是在课时上保障不了，就是资金保障不到位，导致教学效果低下。
其次，商法是一门与金融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密切相关的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商法的实践化教学操作起来并非易事，它要求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元化的知识背景。而现在高职法学教师队伍基本是理论型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朝清一色的理论型、研究型发展，这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教师因为所学专业的局限缺乏对法律之外的经济专业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没有律师、法官、公司业务等实务经验，教学内容与实践脱节，难以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训练。
再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扎实的民商法专业理论知识的应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人才中的需求比例将越来越大，民商法是有利于学生就业的课程。因此在高职院校应当确立民商法学在教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加大课程比重。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高职院校，往往重视理论课的开设而轻视应用部门法课程的开设，在部门法课程中，民商法课程所占比重并不大。以我院为例，商法课程为64学时，内容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内容多，时间紧。教师在教学中讲述原理和条文后，往往没有时间进行实际操作技巧的训练。
最后，是关于商法教材建设的问题。虽然一些学院根据高职教育的特点编写了一些教材，但是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迹，教材的内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职的特点，适应不了市场的需求，跟不上法制发展的步伐。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商法的重心也发生转变，从贸易法转到企业法再转到金融法。公司融资、并购、金融衍生工具的膨胀、电子商务等都成为商法的新课题。与此同时，传统的票据制度已随着交易电子化的发展而萎缩，在商法体系中的地位在逐步下降，为适应这种变化，高职商法课程在教材上应体现出来。目前的情况是，教材老化，授课重点不突出，直接影响了教学的效果。
二、高职商法教学改革的建议
商法教学改革应体现出思想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其实际运用不仅有助于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并且应当有助于学生在学习期间形成对未来工作至关重要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应着力做好以下几点。
(一)改善商法教学队伍的知识结构
调整教师队伍知识结构。高职法律专业培养的是技能型人才，而培养这样的学生需要有既懂理论又会实务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使法学职业教育适应这样的教育目标，就必须改造现行的法学教师队伍。因此，要加强教师培训，与其他院校进行交流、合作、学习。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的商法课程是全国唯一的商法部级精品课，江西财经大学的商业法律网络模拟课程十分新颖，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同时我们要与其他高职法律院校合作，共同探索高职法律教育的发展路径。鼓励教师参加社会实践，允许教师适度兼职，从目前我国的国情看，主要是兼职律师，从发展趋势看也可兼职法官、检察官。笔者主张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培训一批专职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类似理工科的实验教师，专门带领、指导学生从事法律实务模拟训练。除此而外，还可聘请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担任兼职教师。
(二)大力加强教材建设
促进教学内容不断丰富与更新，教学内容要涉及学术前沿，如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的法律问题，电子商务，法律全球化等问题。要鼓励教材不断更新，强化教材对实践法律运用技巧的讲解。推出更多、更适用的商法案例教材。关于教材编撰的问题，虽然目前统编和自编的商法教材数量很大，但是，深入反映商法实践中的问题、信息量大、视野开阔、适合高职教学的教材却为数很少。笔者主张高职院校商法教师应当与司法实践部门合作编撰适合高职教学的经典化教材。推出符合职业化教育需求的特色教材，除传统的基本概念说明、主要学说梳理外，特别需要突出判解研究的说理、示范功能，以及重大实务问题的指引和动态研究。
(三)改进教学方法
变教师讲、学生听这种单向的教学方法为教师学生交互式教学方法，应提倡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解决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进而改善学习态度，学会自主发展，提高实际能力。课堂讲授要从纯理论的讲授方法向理论结合实际的讲授方法转变。商法教学中应当吸收实践性的内容，商法教师应当注意收集分析司法实践中具有新颖性、典型性、可议性的商法案例的裁判规则，把这些典型案例运用到商法教学中去。案例教学法的目标，不仅是使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所得结论来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感受获得这些法律知识的过程，体验法律职业的思维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具体运用，从而获得职业技能方面的发展。改进教学手段，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不仅是解决学时少课时紧的方式之一，更是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途径。法学的内容包罗万象，要加强高职法学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和教学手段、如幻灯、投影录像、计算机教学软件等，这将会大大提高课程的教学质量。
(四)进行商法课程设置改革，提高商法地位
目前看来，商法课程所占课时仍然偏少，急需加强。笔者认为应当把商法分为三门课，商法一(总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商法二(证口法、票据法)，商法三(破产法、保险法)。每门课48学时，都是必修课，二年级第一学期开设商法一，第二学期开设商法二和商法三，这样可以把商法各部分讲透，也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案例教学。除此以外，还应当在三年级开设金融法选修课，内容包括信托法、期货法、电子商务法、银行法等内容，以适应商法发展和创新的实际需求。还应当鼓励开设实践性、技术性强的法律运用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课程。超级秘书网
(五)开展商法实训
商法实训已经在许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展开，目前商法实训主要采取模拟法庭形式，模拟实际审判程序，由学生担任法官、律师等不同角色，达到以案学法的目的。许多学校在实训课分类上采用民商合一形式，即民商法实训，在案例选择上，以人身损害赔偿、劳资纠纷、合同纠纷等为主。真正体现商法内容的保险案件、破产案件、公司案件等少之又少，再如公司并购，公司上市，公司设立程序等非诉商事案例在商法实训中更是鲜见。如何把商事法律实践真正通过商法实训展开，使学生获得商法的技能，是值得商法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探索的重要课题。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5篇
第一部分关于毕业论文的选题
法律的学习和研究，以及写作法学论文，最重要的是选题。一般的学习法律者除外，凡是涉及到法律要深入做的时候，那么，无论确定专门的学习、研究方向，还是写作论文、谋划长篇巨制，都首先面临的是选题的问题。法学院学生写作毕业论文，同样也是这样。因此，法学院学生写作毕业论文，首先要确定好选题，然后才能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的搜集资料、谋篇布局、开始写作。不然的话，上来就写，写完了就撕，很难写出好的作品，毕业论文也就很难过关。有些同学经常到了开题的时候，找到我，央求说，老师给我出一个题目吧！可是，论文题目不是那么好出的，而且学生自己究竟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有积累，并不完全清楚，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好好地进行选题。
一、作毕业论文选题的一般考虑
法学院学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在开始进行学习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指导硕士研究生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和学习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确定研究的方向。例如有的学生愿意做抽象的民法研究工作，我给他确定民法总论的研究方向。为什么要给他确定这个方向，就是因为我对他的学习和研究很了解，他对民商法的基本问题都是很精通的，基础很好，尤其是处理具体问题，应用民商法的理论得心应手，这也使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这个同学是很有才气的，要研究一个一般的题目是很不成问题的。所以，选择民法总论这个方向给他，既有难度，他又是能够胜任的。还有一个同学，他的特点是修养很好，基础很好，特别是在哲学的层次上，有很敏感的感觉，也是很有前途的。而民法哲学这个题目是很难做的，几乎是一个新的领域，现在没有多少人能把这个问题做得好。他有这个实力，那就让他做。应当说，在选择方向上，因为都是民商法专业，选择什么专业，只要结合自己的特点、长处和爱好，就行了。
更重要的是选择具体的题目。
选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专题确定为自己学习、研究的具体方向。法律的问题内容极其繁杂，就是确定一个大的方向，里边的内容也是十分复杂的。比如说，我们选择物权法作为研究的方向，作一个20多万字的专著，不可能写《物权法论》。如果20万字写成一部《物权法论》，那就是普及的教材，而不是法学专著。湖南大学的屈茂辉教授是我们学校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学之前，他寄给我一本《用益物权》，大概有40万字。这种著作，分量与内容是一致的。同样，如果选择侵权行为法作为研究方向，也只能选择一个具体的题目，比如特殊侵权行为啦，归责原则啦，构成要件啦，赔偿范围啦，等等。我欣赏王卫国教授的《第三次勃兴—过错责任原则》，就是专门研究过错责任原则的专著，一个归责原则写了20多万字。题目好，写的再好，就是一个出色的作品。民法总论的题目很多，可以做很多选择。我原来想过的有民事主体、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等。但是如果选择是《意思自治原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如果把这个题目做好了，不仅是成功的作品，而且对民商法的进步也是有推动作用的。本科生的选题就为宽泛，可以选择的问题很多，涉及到全部的法律问题，因此应当很好地斟酌，确定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本来就是有研究方向的，选题相对较为容易一些。
那么，法学院的学生做毕业论文进行选题，要注意几个问题呢？
第一，选题要小。
正如刚才说的那样，选题一定要小。只有选题小，才能够在有限的论文字数的范围内，做最大程度的展开，增加文章的容量和论述深度，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价值。例如，如果用20多万字的篇幅，整整写了一部侵权行为法，那就是本科的教材，而不是法学专著，各个问题都点到了，但是没有什么深度，没有学术上的价值。所以，写作毕业论文在选题上，更是这样。一篇论文，字数是有限的。本科生的毕业论文10000字左右，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30000字左右，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100000左右，篇幅都不大，容量并不多，如果没有很好的设计，很难写出有深度的东西。按照一般的写作规则，学术论文通常要说清楚一个问题，大约要8000字，要把一个问题说得很透，大约要10000字以上。当然，也有几万字的论文，那样的论文，要内容很多，质量又要好（长文章可以看一看我写的《中国合同责任研究》和《动物人格权之否定》这两篇文章，前者发表在《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上，后者发表在《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上），否则，编辑会给你那么多的版面吗？现在一般作者写的文章，10000万字的文章就很难发表了。多数给你5000字左右的版面就不错了。要在5000字的篇幅中，写清楚一个问题，要有多好的文字功力，是可以想象的。为什么现在有人写文章没有人愿意看呢？就是又瘦又小，干干巴巴的，没有嚼头，看了头就知道尾。这样的文章，就是没有人愿意看。同样，毕业论文的题目也要选得小，在有限的文字中，尽力地展开，扩展它的深度和广度，文章才能够做好。
小要小得适当，与自己所要说的内容相适应。例如，要写一部20万字的“意思自治原则”，那就要下很多功夫，没有功夫，写不出来20多万字。可是，要选择大一点的，像“民法的基本原则研究”，要20万字，就好像差点意思了。文字不够，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很平，没有深度。自己要仔细斟酌一下，根据自己的题目，掌握的材料，要与论述的深度相一致，这样就很好了。选择毕业论文的题目，更要注意这些，题目就更要小，能够用万八千字说得很透。即使是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篇幅较大，但是题目也不能大。题目做大了，就做不到这一点了。有一个比较通俗的比方，就是刀越锋利，刀刃就越窄，好钢就集中在刀刃上了。写文章大概也是这样的道理。
第二，思路要宽。
题目小了，内容就要深。要想把文章写得深，只有思路宽，想的问题丰富、深远，历史的，现实的；横向的，纵向的；中国的，外国的；理论的，实践的；统统都要想到。
做一篇学位论文，上面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考虑得不周到，都会影响论文的质量。
当然，做不同的文章，要根据不同的内容对上述问题有所侧重。比如，写一篇法制史的文章，当然侧重的是历史的内容，但是要注重历史上的这种制度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写外国的东西，同样要注重研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有一名研究生写的一篇论文，介绍的是美国的信托制度，历史到现实，说得很详细，说得也很好，但是没有写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这样，就仅仅是一篇介绍性质的文章，降低了文章的分量，充其量是将外国的制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我提的意见是，如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信托制度对中国法律的借鉴意义，以及怎样借鉴，写得好，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了。
二、选题的主要方法
我在给一些研究生讲法学论文写作的时候，谈到具体的选题，都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经验，给他们介绍我的具体方法。下面我介绍自己应用最多的三种方法。
一是“夹空”法。
所谓“夹空”，其含义，就是选题尽量在理论的夹空中选择，在别人都没有选择过的空间当中选择。在现在的理论研究中，大量发展的是边缘学科，最引人注目。而且研究边缘学科最容易取得成功。在传统的学科中，也有这种“边缘”的题目。比较形象地讲，就是挨近的两个问题都有人研究了，但是，在这两个题目中间，还可以发掘出一个既与两个题目有联系，又与两个问题不同的题目。这就是夹空中的题目。选择这样的题目，我曾经说过，就像的“一点两面”战术一样，是包打胜仗的战术，是包打天下的题目。我在部队的时候学过军事学。的“一点两面”战术，批判尽管批判，但打仗是非常管用的。它的核心，就是攻击一处敌人，首先要选择一个点，作为主要的攻击点，然后再选择至少一个或者更多的“面”来配合，辅助进攻。可以试想一下，一个人，一个军队，如果腹背同时受敌，那他就只有一个选择：“跑”。所以说，“一点两面”是打的击溃战，不是歼灭战，但是确实如所说，是包打胜仗的诀窍。“夹空理论”也是包打胜仗的诀窍，应用于选题上，选得好，题目确定得好，文章就有了一半以上的成功率。
我在1987年写作《试论共同危险行为》这篇文章时，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确定的题目。在研究侵权行为法的时候，我找遍了所有的文章，发现在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中，都没有写过这个问题。其原因是，前苏联的民商法学界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重视。而在大陆法系，这个问题几乎是一个常识。因为是在侵权行为法理论的夹空中的问题，我就参照大陆法系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写出来这篇文章，就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现在，很多法院判这种案件，都是引用我的文章中的观点，做出判决。200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中，确立了这个侵权行为制度，这是在我的研究16年之后，变成了司法实践的现实。这是我很得意的一个研究成果。这是比较大的题目。再说小的题目。在中国的侵权行为法中，没有人提到“霍夫曼计算法”和“莱布尼兹计算法”，到现在，也只有在海商、海事案件的赔偿中，才应用这个规则。在二十年前，这两个概念还是十分陌生的，当时我问过很多人，都说不知道，甚至是大教授也不知道。我就想，既然这样，那这个问题肯定是一个夹空中的问题。我做了研究之后，写过几篇小文章，强烈要求在实践中采用。但是，这种国外的司法常识，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是得不到理解，到目前还没有在民法实践中采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写文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选择专著的题目，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现在的专著何其多，虽然精品不多，但是很多问题都有人论述到了。在选题的时候，要注意运用这种方法，选择最容易突破的题目，最好是没有人做过的，做起来，才有前途。写作毕业论文，根据自己的论文容量，选择夹空中的问题写作，是最成功的方法。
应用这种方法选题，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写的《侵害自由权及其民法救济》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我很满意的文章，在《法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评选中获得优胜，得到这一荣誉。这一篇文章，就是对人身自由权及其保护的题目，是以前从没有人写过的。我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个题目，并且把它做出来，可以说是成功的。这篇文章说的案件，就是我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张莉莉案件，是一个典型的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但是，在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却没有人支持，最后以侵害名誉权的案由结案。这一点也说明了“名誉权是一个大破筐，什么难理解的问题都可以装”的这个结论。最近我在人民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召开的名誉权隐私权国际研讨会上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应当对名誉权开展一个瘦身运动”，就是要对名誉权进行减肥，使其名副其实。《侵害自由权及其民法救济》这篇文章，也是夹空理论的成果。
介绍一个选题内容，就是写作毕业论文是不是可以写人物。我们的法学毕业论文，一般都是论述制度，没有论述人物的。但是我想，写作一位学术人物，写出他的学术思想，也是很重要的选题。因此，我确定我的一位博士生，就写《佟柔民法思想研究》。我看是一个很好的选题。
采用夹空法选题，基础是能够找出夹空。这就需要有学术的修养。没有很深的学术修养，找不出来夹空。因此，在平时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搜集资料，掌握住研究防线的学术动态，才能够应用夹空理论选出自己的选题。
二是“超越”法。
在写作毕业论文的选题中，也可以选择大家都论述过的题目，在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超越前人所有的论述，做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我把这种方法叫做“超越法”。
这种方法与“夹空法”正好相反。夹空法是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东西，包打胜仗。超越法则是对大家都说过的东西，说出比别人更高明的意见，超越前人的议论。这种方法选题有其难处，这就是要在研究了全部、所有的同类著述以后，才能够做出这样文章来。因此，用这种方法选题，写作时下的功夫就要更深。没有实力，用这种方法选择题目，做起来很艰苦。但是，在现在，我国学术界的法律研究是很深入的，绝大多数的题目都被别人做过，要选择一个别人没有做过的题目，是很难的。大概在行政法和商法中，这样的题目还很多，但在传统民法、刑法中就很少见了。因此，在毕业论文选题中，超越法是经常用，当然也很难做好的一种方法。
运用超越法选题，首先要很好地看书，积累资料，掌握这一专题的来龙去脉，各家各派的学说观点，综合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看看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超越各家各派的理论，自成一说，自成体系，别有新义。如果有这个能力，就可以选择这个题目。现在的积累资料掌握学术动态，方法简单多了，上网、GOOGL、百度，等等，一搜，有关的论文就出来了。不像我们那时候，天天蹲在图书馆，一张一张地记卡片，没有多少天的苦读，选不出来好的题目。
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经常是运用这种方法来选择题目的。特别是选择做驳论的文章，更是要用这种方法，把要反驳的问题说透，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张。我有一个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经常是批判了这个学者，再批判那个学者，几种观点都批判完以后，至于自己是什么观点，他说：“那还没有想好。”我反对这样做学问。但是也有人主张这样的做法也是必要的，因为不破不立，先破了大家的观点，然后给别人立论就打下了基础。还有一位老师讲课，每次都是“某某说”不对，“某某说”不对，“某某说”也不对，“我的观点永远是折衷的意见”，即“折衷说”。这种说法也不值得提倡，然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超越法的应用，不过是没有应用好而已。
应用这种方法选题，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写的《论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这篇文章，发表在《法学研究》1995年的哪一期上，可以查一查。这篇文章就是用的超越法选题，对以往的这类学说都做了分析，提出了延伸保护的主张。从题目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可以成就一篇较大的文章，因而就写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制度中，选用的就是我的人身权延伸保护的理论。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得意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有人在批评，但是，这种观点的认识，总还是比以前的一些说法有所进步。
三是“综合法”。
我先介绍两种不适合毕业论文选题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综合法就是对一个问题进行综合论述，综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自成一体。在每年结束的时候，总是有学者对某一类的问题进行综述，指出一年来，这门学问取得了哪些进展，取得了哪些成果。这是最典型的综合法的运用。还有，在一个讨论会上，对那些讨论的问题有哪些意见，各种意见的根据是什么，综述出来，也是很好的资料。不过这种选题方法，不适合做毕业论文，因为毕业论文不准许写综述的文章。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船舶优先权是船舶物权制度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海商法中最具有专业特色的法律制度之一，其内容丰富的同时也是海商法中争议较多制度之一，因此本文讨论与之相关的船舶优先权的优先顺位问题。船舶优先权作为海商法中重要的特有制度,其优先顺位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海商法;船舶物权;船舶优先权;受偿顺序
1. 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项目优先顺位研究
1.1国际海事法关于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的相关规定
船舶优先权作为一种法定担保物权,其担保的海事请求项目由法律直接规定。回顾各国海商法的规定以及国际公约,可以清楚的看出其普遍的一致性，总结来说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项目主要有：司法费用、船员工资、港口税费、救助报酬、人身伤亡赔偿、侵权行为引起的索赔等等。同时《1993年公约》规定享有船舶优先权的项目包括:船舶工作人员如船长、船员的工资报酬及其相关的社会保险费用的索赔；与船舶营运有关的人身伤亡索赔;就船舶救助报酬提出的索赔；就港口费用、引航费用等提出的索赔请求;对由船舶营运直接造成的侵权行为的索赔。
1.2我国《海商法》对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项目设置而我国《海商法》中关于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项目的规定与《1993年公约》的规定十分相似,为船长、船员的劳动报酬、遣返费用以及他们的社会保险资用支付请求、船舶营运过程中发生的人身伤亡赔偿请求、船舶营运过程中的相关港口费用支付请求、海难救助的救助费用的支付请求以及船舶运营运过程中因侵权行为所产生的赔偿请求都设置了船舶优先权进行保护。我过虽未将实现船舶优先权的司法费用列入船舶优先权担保的债权项目,但我国《海商法》第24条规定了: “因行使船舶优先权产生的诉讼费用保存、拍卖船舶和分配船舶价款产生的费用,以及为海事请求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其他费用,应当从舶拍卖所得价款中先行拨付。”总的来说,我国《海商法》对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项目与国际公约的规定基本是一致的。
2. 船舶优先权与其他担保物权的优先受偿顺位研究
2. 1船舶优先权与船舶抵押权优先顺位研究
在海事实践中,极有可能出现船舶上既依附着优先权,又存在抵押权的情形；二者受偿顺位如何,是否仍依成立先后决定受偿顺序,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但绝大部分国家都规定船舶优先权要优先于船舶抵押权受偿。我国《海商法》第25条规定：“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置权受偿”,当然的赋予了优先权优先于抵押权和船舶留置权得到受偿的地位。
2.2船舶优先权与船舶留置权优先受偿顺位研究船舶留置权与船舶优先权都都属于法定船舶担保物权的范畴,因此它们具行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二者都是以船舶作为客体,并且从属于一定主债权,受二者担保的债权相对其他无担保的债权均具有优先受偿性等等。但足,的区别也十分明显，那就是船舶优先权不以占有船舶为要件,而船舶留置权必须占有船舶才得以产生。所以,如果同―船舶上同时存在船舶优先权和船舶留置权,其权利人之间就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相对而船舶优先权具有严格的程序性和强大的追及性,这使得船舶优先权只能通过船舶扣押、拍卖这一法定程序得以实现；并且除非船舶灭失,无论船舶所有权发怎样的变化,船舶优先权都不会因此消灭,而是一直附着于船舶之上。相反,船舶留置权权的效力具有很大局限性。船舶留贸权人为行使其留置权而处分船舶的行为,很可能将受到船舶优先权的限制。船舶留置权人虽然有权拒绝船舶所有人返还船舶的请求,也有权拒绝一般第三人对其行使权力的干涉,但其船舶留置权不能对抗船舶优先权,而只能在船舶优先权实现后,在其拍卖所得价款有所剩余时,从中的到清偿。即使船舶留置权人对船舶进行了非诉讼程序的变价、折价处理,船舶的买受人依然不能对抗船舶优先权的追及效力,船舶优先权人仍可就船舶行使优先权。
3.我国船舶优先权担保海事债权的受偿顺序的相关立法完善
我国《海商法》第23条关于受船舶优先权担保的不同海事债权之间的受偿顺序有着明确规定,但其中有些问题仍然存在。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海商法》对于船舶优先权所担保的海事请求的优先顺位问题规定的较为笼统,没有考虑到海事实践中复杂的实际情况。例如,甲船从M国启航(发生港口费用1),航行途遇难(发生救助费用1),途径经A港(发生港口费用2),到达B港的中途,发生了海难故造成了人身伤亡损害。系我国《海商法》将“海难救助的救助款项的给付请求”列为被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事项,:并列为支付第四类;与此同时规定,若相关救助报酬在第一至第三类海事请求之后发生时,则应当先于第一至第三类海请求受偿。这样,如上海事请求之间受偿顺位为: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港口费用2、救助费用、港口费用1。但根据该条第2款“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一)、(二)、(三)、(五)项中如有两个以上海事请求,不分先后,同受偿。第（四）项中：若两个以上海请请求,后发生的先受偿。”,即港口规费1和港口规费2应不分先后,同受偿。因而根据该条得出的结论是矛盾的。又如,某轮先后两次造成人身伤亡,并在两次人身伤亡事故之间又进行海难救助。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根据我国《海商法》第23条第1款规定,相关救助报酬应该排在第一次人身伤亡之前,同时又必须排在第二次人身伤亡赔偿的后面;另一方面,依据该条第(2)款:二次人身伤亡赔偿要求又必须不分先后,同时受偿。
解决这一矛盾，建议今后在考虑救助款项采用倒序原则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参照英美法中的“航次原则”,对我国《海商法》中船舶优先权担保的海事请求受偿顺位进行修改。我国台湾地区即是如此,对船舶优先权依航次进行划分,《台湾海商法》第29条规定了同次航行优先权之位次:“属于同次航行之海事优先权,其位次依第二十四条各款之规定。一款中有数债权者,不分先后,比例受偿。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三款所列债权,如有二个以上属于同一种类,其发生在后各优先受偿。救助报酬之发生应以施救行为完成时为准。共同海损之分担,应以共同海损行为发生之时为准。因同一事变所发生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各款之债权,视为同时发生之债权。”第30条规定了异次航行之优先权之位次:“不属于同次航行之优先债权,其后次航行之优先债权,先于前次航行之优先债权。”建议在我国《海商法》中也将船舶优先权的受偿顺位通过航次进行划分,这样规定在实践中不易造成混乱,上述复杂的情形也可以得到解决。这样做既可以避免优先权担保的各海事请求优先受偿顺位的混乱现象,又不违背船舶优先权设置的初衷,较好的平衡了各方利益,更有利于航运事业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
[1]司玉琢.新编海商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
[2]王甜.船舶优先权制度的若干法作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2006年.
[3]徐望景.论船舶优先权效力冲突与衡平：(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08.
[4]杨智样.船舶优先权若干法律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海运学院：2010
[5]刘切琪.船舶优先权项目的比较分析.法制与社会.2008, 22期：34-46.
[6]刘怡如.船舶优先权优先顺序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学院：2004
[7]〖JP3〗孙琪,孙玮.船舶优先权项目比较研究.时代金融.2007,05:34.
[8]单贤定.船舶优先权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政法学院:2004.
[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远程教育；法学；课程；改革
一、新课程设置的构想
新课程专科阶段最低毕业学分拟定为76学分，共1368课时。其中公共课程全部为必修课程共6学分，108学时；专业必修课程51学分，918学时；专业选修课程1分，342学时；取消毕业论文和社会实践课程。
公共课程开设大学语文（3学分、54学时）、政治理论（3学分、54学时），取消开放教育入学指南、外语等课程。
专业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必修课程开设宪法学（3学分、54学时）、刑法学理论与实践（15学分、270学时）、民法学理论与实践（15学分、270学时）、诉讼法学理论与实践（15学分、270学时）、法理学（3学分、54学时）共五门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开设婚姻家庭法学、环境法学、法律调解学、中国法律思想史、司法口才、国家赔偿法、物证技术学、刑事侦查学、犯罪心理学等课程，学员从中选取至少1分的课程修读。
新课程本科阶段最低毕业学分拟定为71学分，共1 278课时。公共必修课程共6学分，108学时；专业必修课程55学分，990学时；公共选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最低选修10学分，180学时；取消毕业论文和社会实践课程。
公共必修课程开设应用文写作（3学分、54学时）、政治理论（3学分、54学时），公共选修课程开设外语、计算机应用、逻辑学等课程，取消开放教育入学指南课程。
专业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其中专业必修课程开设中国法制史（5学分、90学时）、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理论与实践（15学分、270学时）、经济法学理论与实践（15学分、270学时）、证据法学理论与实践（15学分、270学时）、国际法学（5学分、90学时）共五门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开设世界贸易组织法、人权法、海商法、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商法、知识产权法、外国法制史、婚姻家庭法学、环境法学、法律调解学、中国法律思想史、司法口才、国家赔偿法、物证技术学、刑事侦查学、犯罪心理学等课程，学员从中选取至少10学分的课程修读。
二、新课程设置的理论基础
（一）取消毕业论文必要性
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毕业生提交的一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的文章。它是大学生完成学业的标志性作业，是对学习成果的综合性总结和检阅，是大学生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初尝试，是在教师指导下所取得的科研成果的文字记录，也是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基本能力的一份综合答卷。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知识能力进行一次全面的考核。二是对学生进行科学研究基本功的训练，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撰写专业学术论文打下良好的基础。毕业论文具有三个特点：指导性、习作性、层次性。
从目的上看，成人学员大多已经在工作岗位上撰写了论文，部分学员还参与了各级各类科技项目的攻关。仅仅以本科课程、甚至专科课程是否可以应用到具体问题上来总结和检阅学员的学习成果，显然略失偏颇。
从特点上看，指导性做不好。远程教育师资的数量和质量不能保证学员的论文质量，甚至有些指导教师自己撰写论文都存在很大的困难。习作性没必要，前面说了，好多学员已经写了不少的论文，个别学员公开发表的论文无论其理论性，还是实践性都强于指导教师的论文。
（二）取消外语必修课程的必要性
学以致用是学习最根本的目的，远程教育专科培养的是低端的人才，这些毕业生在毕业以后几乎不会接触到外语，即使真的需要用到外语时，我们学的外语知识根本解决不了学员的需要，因为学员遇到的外语专业性太强，而我们现在设置的外语课程根本谈不上什么专业性。
学习、借鉴外国的先进知识是必要的，但并不需要人人成为外语专家，也不可能人人成为外语专家，与其通过自己一知半解的外语水平学习借鉴外国法律知识，倒不如通过专业化分工方式，将那些有外语天赋的外语尖子培养成为职业地翻译人员，将国外先进的知识准确的翻译成为汉语文章，供工作一线的每一位人员参考、借鉴。
（三）减少专业课程数量而增加学分和学时的必要性
1.课程数量的设置要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通过对普通高校高等教育法学专业和现代远程教育法学专业培养目标、业务培养要求及毕业生应获得的知识和能力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普通高校要培养部级的高层次人才，甚至是国际级的高级人才，它是一种精英教育，其毕业生部分将成为法学专业的职业研究人员、教学人员，而非一线工作人员，另一部分将成为实务界领军人物。它要求学员知识面广，课程覆盖法学专业各领域；要求学员有较高的理论研究能力，课程理论性要强；要求学员具有比较法研究的能力，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外语课程必修。所以普通高校除了设置宪法学、法理学、刑法学、刑事诉讼学、民法学、民事诉讼学、行政法学、行政诉讼学、商法学、经济法学、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十四门主干课程外，各普通高校依据自身教育目标的侧重，设置了不同的课程，比如，邮电大学培养能在信息产业部门从事相关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具备认识和处理信息时代来临所产生的新问题，如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和通信市场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等的基本能力。其在主干课程之外开设信息产业法律法规和相关信息技术课程。经济类院校法学专业在主干课程之外开设知识产权法、保险法、金融法、海商法、劳动法、公司法、国际经济法等课程。还有些学校开设律师实务、法律文书、秘书理论与实务、社交礼仪、计算机应用基础、文献检索与利用、专业英语等课程。 而现代远程教育培养的是有利于当地经济建设、留得住、用得上的具有一定法学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在固有单位发挥自己法学专长的基础人才，它是一种大众化教育，毕业生绝大部分是已经有稳定职业和一定的工作经验的在职人员，另一部分还有稳定职业的毕业生也将成为基层人员。它不要求毕业生知识面广，更不追求毕业生有很高的理论研究水平。所以，现代远程法学教育课程设置应区别于普通高校法学课程设置。
2.课程数量和深度的设置要与学员求知状况和基础相适应
电大法学专业专、本科学员中不仅有在职人员，还有下岗、待业人员。他们为了调整知识结构、学习新知识，甚至是为了解决就业，选择了教学方式灵活的、教学内容个别化的学习方式继续其学业。这个群体的学习目的不是要成为国家高级人才，而是要成为当地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有用人才；这个群体，他们在选择专业时是有的放矢，并不盲目的，他们几乎全部是有过法律实践的法律实践者。
鉴于现代远程教育面对的群体自身的条件和追求的目标，以及中央电大的培养目标是“各类应用型高等专门人才”，就应该把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作为现代远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要改革现有的课程体系，真正实现课程数量以“必需、够用”为原则。课程深度以能完全、彻底解决实际问题并且能被学员掌握、应用为原则。
3.课程数量的设置要适应教学方式和技术的要求
现代远程教育是通过提供视频和授课讲义，同步播放自主学习课件。课程讲解是网络课程的主体部分，现代远程教育的主要途径是网络学习，它具有虚拟性、兼容性、开放性、支持协作和信息资源的丰富性，
在教学方法上提倡创新性，在教学手段上倡导多媒体和网络教学，大力推动教学研究、教育技术应用和多媒体教学资源建设。要求教师自行开发多媒体课件。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远程教学工具将日益完善，网络教学资源也将逐渐丰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将日益多样化、层次化、专业化，万金油式的基层法律工作者将会被社会彻底淘汰。真正为社会培养大量的留得住、用得上的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才是现代远程法学教育的终极教学目的。只有对现在的远程法学课程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体现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
参考文献：
[1]卢锋，吴伟敏网络学习环境的特征与设计[J]．中国远程教育，2001，(7)21-24.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商法学教学 难点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8.034
1 商法学在教学中的所存在的问题
1.1 随意的借鉴国外教学方式
美国的诊所式教学方法被我国使用，此方法能够接触到真实的案例，学生们参与实践活动的机会增多。可是就目前来看，不适用于我国的教学。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都是进行单独性教学方案，需要具备较高的成本。并且一位教师只能对3名左右的学生做指导，需要的师资力量过大。适用于我国的教学方法提倡案例教学法，在教学成本上不需要增加，可是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课时过多、不能够包含所有的商法学内容等。因此，不能够随意的借鉴国外的教学方式，要针对本国的实际情况，创新适合的教学方式。
1.2 缺乏实务能力的培养
商法学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味的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教学的过程中没有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只是在不断的灌输理论知识，学生呈现被动的接受状态。学习的方式为记笔记以及背笔记，这样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的记忆能力得到了提升，可是实务能力却被严重阻碍。一些概念熟记，可是不知道该怎样的应用。
1.3 教材不能够推陈出新
部分的高校教师所使用的教材还是传统型的内容，没有新意，虽然在当前商法学教材中，有着较多的种类，可是在教材内容上还是偏重于理论知识，一些实践上的内容较欠缺，所以在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方面，不能够有效的实现。
2 商法学在教学中的难点
2.1 商法学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
商法学与市场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如：票据、证券、保险等领域，那么就需要学生有着一定的实践能力。所以，商法学在教学过程中，有必要培养学生相应的实践能力，让学生可以在以后从事法律职业的过程中，能够尽快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实践能力是商法学教学过程中的难点和重点。
2.2 所涉及到的内容较抽象
商法学一方面包含着总论，还包含着投资基金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保险法、公司法以及经济合同法等30多个单行商法。学生想要将所有的商法都理解是比较困难的，同时，所涉及到的法律条文也较多，修改较频繁，学习的负担逐渐加重。教师也要不断的更新授课内容。因此商法学在教学中是非常抽象的。
2.3 商法学和其他的学科进行交叉教学时，存在较高的要求
商法学中所存在的单行商法较多，可是商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并且商法学和经济法、民法都是互相紧密相连的。学生一定要具备较多的基础知识，对于教师而言一定要具备更高的教学标准，对每一类法律法规都要透彻了解，在商法学上和其他学科上都要有所了解。
3 商法学在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难点的解决对策
3.1 学生的知识面要拓宽，大力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商法学在教学的过程中，存在着只注重技术和理论知识，缺乏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的了解，促使复合型人才缺乏。所以，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选修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让学生的知识面能够拓宽，大力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3.2 实践教学力度要加大
在商法学教材中存在着理论大于实务内容的问题，所以在商法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掌握教学内容的侧重点，不应该只是按照课本的内容灌输，要把理论知识的教学作为基础，侧重于实践教学的分量，让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得到提升。
3.3 教学的实习环节要落实，学生的实践能力才可以切实提高
教学的实习活动是每学年必须具备的环节，诊所式教学法相比较，教学的实习是最为适合我国的教学理念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可是一些形式化的实习活动，不能够将预期的目的实现。所以想要将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教师一定要在商法学的教学过程中，准确的落实实习环节，让实习内容突出，让实习计划详细。实习之后有必要让学生们认真写实习报告，实习中所产生的问题就会被解决。
3.4 师生之间在教学中要增加互动
教师在商法学教学中往往会存在以自身为主体，只讲解不互动，促使学生的学习兴趣降低。所以，要在教学时增加提问和分析讨论的环节，让师生之间能够具备充足的互动。那么课堂就会营造轻松氛围，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才会得到有效的提高。
3.5 提倡应用案例教学，教学的内容会更加丰富
在商法学教学的过程中，适当的提供相应的案例，师生共同对其分析探讨，在分析探讨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引导提示，让结论能够正确得出。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并不是非常关注答案是怎样的，最关注的部分是学生们能够提升自身的推理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能够让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激发，让课堂气氛轻松愉快。一方面理论知识会吸收，另一方面主观能动性也会得到完善。
3.6 教学手段尽量使用多媒体，让创造性的教学能够持续进行
我国已走向信息化的时代，在商法学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将多媒体的教学手段合理运用。可以利用视频或者PPT等方式，让学生能够对商法学内容轻松的吸收和理解。商法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国际性较强的学科，在多媒体教学的使用中，一些地理位置的局限性就可以被突破，能够合理的使用国外以及国内较适合的教学资源，让部分学校所缺乏的资源短缺现象得到改善。
4 总结
根据以上的论述，就商法学而言，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不能够全面让商法学产生效用的。想要提升新型法律人才的实践能力，并且让理论的基础知识掌握，一定要严格关注商法学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难点，让教学方式不断创新，使学生能够积极主动的学习，力求将我国的商法学教学质量提升。
参考文献：
[1]马斌.试论商法学教学中的难点、问题与对策[J].教育探索，2010，（5）.
[2]荆珍.思维导图在国际经济法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第5界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工程学术年会论文集，2012，（12）.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9篇
文献引证是衡量学术着述之影响的一个重要维度,特别用来研究一些本来非常难于定量研究的现象,例如声誉、影响、威望、名望、学术产出的质量、杂志的质量以及学者和大学院系的产出;在一些学科,引证数一直都是获得较高学术荣誉(比如自然科学中的诺贝尔奖)的一项有效预测。[1]在国外法学界,至少在美国,这类研究已经相当普遍。[2]国内近年来,即使在法学界也有人一直在坚持这样的研究。[3]但是,就总体而言,在法学界这种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很少。
很少的原因很多,但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看不出这类研究的效用。如果说通常的法学研究对法学知识体系直接作出了贡献,那么对法学研究的研究,似乎就如同为柏拉图反对的“艺术”一样,并不产生“知识”。但是这种理解是应当改变了。因为在今天,法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产业”,生产着各类知识产品。因此,研究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要素,从宏观上理解法学知识生产的一些特点和基本状况,或者说反思学术,已经成为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构成;这种研究不仅具有理解世界的意义,而且可能作为一个决策参考因素,影响和调整法学研究资源的配置和管理。本文就试图显示这种研究的效用。
另一个原因,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这样的学术传统,缺乏相关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资料。特别应当指出,引证在中国大陆法学界作为一种制度也就是近十年左右才真正发展起来,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尽管还不完备的学术规范。只要看看90年代初期之前的法学着作,特别是法理学着作,但也不限于法理学着作,主要是引证马列经典作家、中共中央或中国政府的文件,即使引证“纯学术着作”也往往限于一些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或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赞扬的中外思想家;同时引证习惯也受传统人文学科的引证习惯(以引证经典为主)影响。引文基本是作为权威的结论,作为真理的化身出现的;引证者诉诸的是被引者的地位,而不是其思想。正如我先前说过的,其关注的是作者的话语,而不是作者的话语。这种引证风格是一种“信而好古”的知识传统和体系的产物,属于一种威权主义的知识传统。在今天看来,当年法学研究中的引证模式极不规范,非“学术”,往往牵强附会,更常常各取所需,在学术论争中,常常注重所谓的微言大义、强调正确理解,强调思想的精髓。80年代后期关于马克思的法律本质之引文的理解和翻译就是这种引证的一个极端例子。[4]
19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西方学术制度的导人,这种状况开始有所转变。首先是在高鸿钧、贺卫方先后主持的《比较法研究》,他们推行了、坚持了并且大力提倡了学术引证。此后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提倡和其他学科(特别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影响,[5]中国法学界的引证状况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已经有了较多的改观,诸多期刊都推出了自己的引证体例,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学术引证的惯例。
但是如今问题仍然不少,例如,随机的引证比较;正面的引证比较多(还是引证作者心目中的“权威”学者,无论中外,无论古今,也无论意识形态倾向);批评性引证很少,最多是“有的同志认为”之类的,至于这“些”或“个”同志是谁,让人莫名其妙;引证观点的多,引证材料资料的少;引证外国学者的多,引证中国学者的少。到了世纪之交,在某些文章中,甚至引证有成为一种学术装饰的嫌疑,甚至(在其他学科)出现了“伪住”的现象。[6]本文后面汇集的数据和相关分析还会表明其他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引证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和制度,在中国法学界,就普遍而言,基本上是一种模仿或移植的产物,因此许多人对学术引证的学术创新功能或效用并不理解。在“信而好古”的知识体系中,很容易变形;在学术市场的竞争中,也很容易成为一种包装。这种状况只有在今后的实践才能完善。
尽管存在着许多问题,却不意味着应当拒绝对当代中国法学的状况进行引证研究。因为严格说来,任何数据或资料都不是万能的,关键要看使用者用来测度或证明什么东西。如果考察中国学术论文的来源文献,例如考察其引用的学者、资料类型及其变化(如果有的话,而且我的判断是有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法学着述者所使用的中外学术思想资源甚至知识传统的改变;考察引证的是论断还是思想进路或方法也可以看出研究者的心态变化。甚至从引用的数字资料的增加还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变迁。
本文研究的是被引文献;具体说来,是最常被引的中国法律学者,即根据被引的次数来给中国的法学家排排队。但是,对这一研究的效用和意义必须予以适当限制。
首先,西方学者的引证研究模式中提出的一系列影响引证的因素[7]不能在中国套用。不能简单地把被引数视为学术成就和贡献,这一研究因此不是梁山泊好汉排座次。理由是,被引数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就总体而言可能尚不足以作为衡量学术质量和原创性的准确标准。这是一个判断。判断一般并不取决于有没有可以解说清楚并自洽的理由;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最重要的理由就隐含在我前面的关于引证作为学术的形式规范已经形成这一命题中,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引证作为学术的实质性规范尚未形成。在中国法学界,引证率可以意味着被引证者的学术着作众多,身在教学单位因此弟子多,撰写了重要的由教育部或其他权威部门推荐的教科书,触及了某个社会-而未必是学术-热点问题,作者本人是公众人物、有某个行政职务因此有较多的知名度,或者意味着被引者有过出国经历因此有较强的外语能力并翻译了某些有影响的外文(学术或准学术的)着作等,但决不能轻易并直接等同于学术水平和学术贡献。因此引证数量的分析在判断被引者学术水准上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标志。
但是,在我看来,引证率仍然可能用来测度某些因素。由于引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引用者自己的选择,因此,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被引学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包括其着作、论文以及学术观点的知名度,体现了引用者对被
引证者的观点的某种认可或者冲击(当引证是批评性的)。此外,由于中国法学家流动性相对于英美国家而言较小,因此引证研究还可能了解被引证的知名学者所属的机构和地域;可以考察被引学者的年龄段、学科;可以考察被引着作的类型;学者的学术产出能力,或学术引介能力,接触外国文献或稀罕文献的能力;甚至考虑到数据之外的现象,例如学者的流动,或许可以看出学术人员或中心或重镇的转移;结合其他一些资料,或者还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某些趋势。 因此,必须注意,本研究所测度的诸如知名度和影响力这样的因素都是中性的,尽管这些概念在中文的日常语言世界中常常具有褒义,但在本文的研究时并不意味着肯定或正面评价。还必须考虑一个因素。一些真正有影响力的研究往往已不再为人们引证,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命题,例如“看不见的手”,例如进化论或社会进步的观点,例如有关市场经济的一些命题。这些研究结论之影响是如此强大和深入,因此,已经融人了作者的行文,就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一种知识背景,成为许多研究的前设了。因此,我这样的文献引证研究会不会错过这样的重要学者或着作呢?但是,这在当代中国法学界最多也只是一个理论的可能,而不是一种真实的可能。因为,就中国当代学者而言,还没有这样的具有原创性的学者。即使有人最早在报刊杂志上提出了某个后来颇为流行的学术观点,也大都或者已经是当时学界认可只是尚未被中国政府正式采纳的主流观点(例如“法治”),或者是从国外或域外引进的在学界已经比较流行的观点了,因此第一次发表并不意味着其原创性。这当然也意味着,就学术的原创性而言,坦白地说,中国法学界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当然本研究的意义也不限于理解法学研究的现状,或预测某些未来发展态势。我更看重的本研究对于中国法学界的方法论意义。黄仁宇曾指出中国历来缺少数目字管理的传统,[8]因此,治国拍脑袋,法学界以及普通公众也习惯于凭印象。拍脑袋、凭印象当然不是完全没有理由,在精细完全的信息不可能获得的情况下,我们往往只能凭印象。但关键是如今的社会和技术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其他学科的定量分析研究也为法学界的这类研究提供了可以模仿的样本,为我们从数目字上理解和管理提供了某种可能。因此,本文坚持我先前一些类似的尽管很粗略的主要依据数据资料的定量研究进路,[9]我的目的在于强调并通过这一研究指出,我们有可能运用现有的资料进行一些定量分析,这种资料和数据并不如同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是完全缺乏的。我认为,这类依据数据库进行的定量分析,无论分析的结果对错,对于中国法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是应当发展和开拓的。
当然,我还想借这一研究推荐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这个网站以及它提供的相关资料。
二、资料库情况简介
要从数目字研究问题,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可能是资料和数据。因为没有可靠系统的资料,哪怕问题再重要,也无法研究,或者研究的结果完全不可靠,甚至误人子弟。
我所依据的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数据库。该数据库是南京大学1998年起研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l)”。南京大学CSSCI项目组经过论证、研究,选择了正式公开出版发行的能反映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界各个学科中最新研究成果,且学术水平较高、影,向较大、编辑出版较为规范的学术刊物,他们参照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l)选用期刊占世界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与《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选用期刊占我国科技期刊总量的比例,结合中国社科期刊出版发行的情况,确定C$SCI的来源期刊控制在我国正式刊行的社科期刊总数的8—15%,最后经全国约1000多名教授,他们最后确定了500种左右中文期刊(2000年为419种)。[10]大致说来,这个资料库是比较完全的,因此也是比较权威的。
该资料库主要从来源文献和被引文献两个方面向用户提供信息。来源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论文作者、篇名(词)、作者机构、作者地区、期刊名称、关键词、文献分类号、学科类别、基金项目以及年代、卷期等10余项。被引文献的检索途径有:被引文作者、篇名或书名(词)、期刊名称、出版社、年代、被引文献类型等。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料库可以依据作者名查询他的着作自1998年以来每年的引证总数,也可以按照着作(包括译作)、文集(个人的或集体的)、期刊论文等查找分类文献的引证数。此外,还可以作其他用途,例如可以根据作品名查询该作品本身的每年引证数。由于时间的滞差,目前提供的有关资料仅到2000年。由于设计考虑的问题,该资料库使用起来并不便利,至少对于我这个研究而言如此。我目前感到的最主要的缺点是,资料都是按年入库的,因此只能无论对哪个检索项都只能逐年检索,不能累计检索。这就带来了很大不便。此如果要检查我朱苏力的资料,只能一年一年的检索,然后手工相加。由于目前还只有三年的资料,因此这个问题在目前可能还不算一个大问题,但是几年之后,这种状况就可能严重阻碍人们的有效使用。
此外,为了部分地印证和核对相关资料。我还利用了中国期刊网。这是由中国学术期刊电子杂志社开办的,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共收录有1994年以后国内6,600余种期刊的题录、摘要以及3500种期刊的全文,但是由于期刊杂志进库都要收费,据我所知有些重要的甚至核心期刊都没有入库,因此并不完整。全部期刊分为9个专辑(即大的学科群),可以按专辑检索,也可以合并检索。中国期刊网提供了三种类型的数据库,题录数据库、题录摘要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使用者可以进行“专项检索”和“组合检索”。专项检索包括全文、篇名、作者、机构、关键词、文摘、引文、刊名、基金9个检索途径。关键词检索指的是对论文中的关键词或主题词部分进行检索,与全文检索不同;引文检索是对文章后的参考文献的检索。我使用这个库主要用来查证被引作品是独作或合作,以及必要时辨别同名作者。
三、操作处理及理由
引证研究首先的问题就是研究谁的被引数?我第一步是列出一份我认为近年来比较知名的、活着的并且学术上依然活跃(即使有些已经退休)的学者初选名单。这首先是凭自己的印象,但为了减少自己的必定有的偏见,我还询问了其他一些学者或学生,向他们了解各自专业领域内的或他们认为知名学者的名字。基于这样一个名单,我检索了这些学者的被引数据资料。
由于个人的记忆和印象有限,以这种方法获得的候选名单肯定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会有重要的遗漏。特别是一些处于边际状态的学者,有可能没有进入我或我的帮助者的视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的做法是第一步,尽量列出一个较大的初选者名单,然后在网上查询他们的相关引证资料,加以排序,这样就可能排除一些边际选择的错误。事实上,我总共列出了100多位知名学者作为候选人,最后依据搜寻的数据汇总得出了将在下一节分析的总共41人的资料。这样的做法仍然难免有或大或小的失误,但是我们必须清楚,任何人都无法将所有的中国国内的法学学者都列人大名单。因为这首先就会有一个如何界定法学学者的问题,而且这个界定必定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专断的-我以主要在法学期刊上就狭义的法律问题作为标准。其次,我还必须考虑精细的成本收益问题。任何精细都是相对于需要和可能性而言的。最后即使有较重大的失误,我也只希望读者能够指出,在可能的时候做出改正。
就引证数字而言,资料库可以提供每位作者的全部引证数字,也可以提供该作者的着作(包括专着、译着和教科书)被引数(资料图显示为“图书”)、文集(资料库中显示为“汇编”,包括个人文集和被纳入文集、论丛的个人论文)被引数以及期刊论文被引数。经过考虑,我选择了三项指标,总引证数、着作引证数和期刊论文引证数。其中着作在资料库中的索引项为“图书”和“汇编”,
前者包括了专着、教科书、译着,后者包括了汇编的文集。鉴于法学研究的特点,我的检索发现,着作的被引数大致相当于总引证数减去期刊论文引证数。 将图书同汇编两项合并为着作是有一些理由的。首先,我在查询数据时发现当初数据输人者的“图书”和“汇编”分类就不严格,不时会有交错。例如当引者引证的是我的文集《法治及其本土资源》时,这就被分类为“图书”引证,但是当引者引证的是该文集中某篇文章时则被分类为“汇编”引证。其他一些学者的着作也同样有这种情况。其次,这种引证的分类也是有问题的,一本由众多作者每人一篇论文汇编的文集很难与一本由多个作者撰写一位作者主编的教科书或“专着”之间区分开来。因此,第三,这种合并一般说来并不影响本文数据的质量。第四,一个更为个人但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是,在汇编类的引证中,我的引证数第一,因此即使为了避嫌,保证本研究的公正,这样处理也是必须的。
但我并不为了避嫌而避嫌,不会为了避嫌而扭曲了资料。否则,就同样不是以学术为重,而是沽名钓誉。事实上,我坚持将期刊论文被引单独作一类,尽管我也同样排名靠前,并且由于近年来,我受到的学术批评较多,因此,可能有部分引证是否定性的或批评性的。理由首先是期刊论文和着作的发表机制毕竟有所不同。尽管中国目前的法学期刊发表的论文基本上都还不是同行评审的结果,但毕竟是由编辑从大量已完成的来稿中选择刊登的,因此或多或少还有一点市场筛选的产品质量控制机制在起作用。编辑有可能选错,也有可能有各种人情因素,甚至有极少数约稿,但是就总体而言,期刊论文的发表要比教科书、专着、译着、文集或论丛之类的着作出版略微严格一些。相比之下,出版社出版的着作在中国目前一般说来有不少都是“指腹未婚”的期货,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名声在外的学者,因此其产品更多是“信誉商品”;教科书则更是这种情况;有些文集或论文汇编则更可能是自费出版甚或是补贴出版的。在这个意义上,期刊论文更像是“检验品”,尽管也常常有“信誉”的因素涉人。因此至少在我看来,期刊论文可能质量更高一些,特别是一些核心期刊的发表竞争更为激烈。这一点,国外也是如此。当然这不是说,每一篇期刊论文都比每一本着作或文集中的论文更有分量,更有影响;我这里只是按数学上的大数定理判断的。
期刊论文单独分类的另一个理由是考虑到着作和教科书出版上事实上存在的垄断问题。这一点在北京,在一些着名科研机构中更为明显。例如,出版法律书籍和教科书的出版社大都集中在北京。因此在其他因素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同样优秀的外地学者更少可能有机会参与写作教科书,或者参与了,做主编的可能性也要低于同样水平的北京学者(因为出版社也要考虑统稿的便利等因素)。因此,外地作者之着作,尤其是教科书,被引的概率就被这种可能性压缩了。这种情况在期刊上同样会出现,北京的法学期刊也比较多,更比较有影响,由于心理学上的“有效启示”现象,北京的作者一般说来也更多“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相比起来,期刊论文毕竟是投稿的,而且事实上各地均有一些法学期刊,并不都集中在北京地区;各地区的期刊或多或少都会有那么一点地方观念,一点自留地,至少在同等情况下,本单位或本地的作者得到优先发表的概率会略微大一点。尽管这种现象也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是毕竟要比着作和教科书出版的中央垄断现象要好一点,是对中央垄断现象的一种抵抗。
第三个理由是考虑到成就较早的学者与成就较晚的学者之间的差别。一般说来,成就较早的学者一般都更有可能主编教科书、出版专着,而成就较晚的学者相比而言这种机遇会少一些,他们会更多在论文上同前一辈(学术的而不是年龄的)学者竞争,并且事实上在学界有较多影响。
最后一个理由是着作(特别是教科书)中合着的相对较多,而期刊论文中合着的较少。绝大多数期刊论文都是个人独着的,只有部分老学者和个别中青年学者习惯于合作撰写论文。两年前的一个有关期刊论文的引证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11]
综合上述理由,以及其他可能的理由,我认为把期刊论文作为确定学术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尽管其他学者对此作另一种更为简单的处理,同样也可能是正当的。至于前面提到的批评性引证问题,我认为并不对本文的研究构成实质性影响。首先,因批评性引证而被引数大幅度增加的学者很少。在所有研究的学者中,只有我可能因为这种批评引证“获利”。但是,简单查询表明即使对我批评性引证数量也并不多;[12]其次,如前所说,本文研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都是中性的,并不具有褒义;三是,错误的观点仍然可能有影响力,却不是因为其错误才有影响;甚至引发了众多批评的观点本身就表明这种观点是影响的。
对于现有的资料,我的处理首先是选择了三年引证数合计。这样处理的理由首先在于目前仅有三年的数据;其次但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三年的数据可以大致防止某一年某人着作被引数字的急剧变化,因此可以防止可能出现的较大偏差。
防止较大,但不是彻底消除。因为,三年的数据合计对于已经成就的学者大致公道,尽管他们也会有学术创作大年和小年之分,但是,可以预料还会有其他一些可能的偏差。例如,不同的学科的引证数肯定会有偏差,能够进入被引先列的肯定都是一些相对比较热门并且比较成熟的学科,因此一些研究人员或学术期刊着作出版较少的领域的学者,例如刑事侦察,肯定被引较少;这个数据也不可能反映近年刚刚崛起的青年学者的影响力;此外,这一数据也仅仅到2000年,因此,没有反映最新的学术变化。但是,第一,完全的准确是不可能的,因此任何研究都必须接受某种程度的偏差;第二,这里测度的仅仅是着述的社会影响力而言,而不是测度其学术水平;第三,这里研究的只是一种基本格局和态势,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学术评判。因此没有必要把这里的研究结果看得太重。如前所言,真正的学术影响力可能是“润物细无声”的。
我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搜寻100多名学者各自的三年总和被引数、着作被引数和期刊论文被引数。为了防止偏差,我排除了所有的自引。我还注意到中国学者可能有完全重名和部分重名的现象。事实上,在法学界就有,例如法学界有两个夏勇,又有李浩和李浩培。如果不加注意,都可能闹出笑话,无意间就会“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对此我都予以细致的关注,必要时甚至在期刊网上察看了一些论文的内容。即使如此,我也并不能完全保证每一次区分都是正确的。
在此基础上,我将每位候选人的着述引证数按上述三项指标分别排序。如果三项均进入前五十名的学者将自动成为最常被引的学者;由此得出的人选共34人。然后,如果有任何一项进入前20名者,也将进入这个名单;由此期刊论文被引有三人和着作被引有四人总共有七人满足这一条件。由此获得总共41人的名单。这41人按其各自的分排序。得分的计算方式是,一、前33人中任何一位作者的着作被引数之序号加上其论文被引数之序号;二、其他7人是各自着作或期刊论文被引数之序号加上50以及他们三人和四人的排序号。例如,童之伟、龙宗智和李浩教授的期刊论文被引数序号分别为7、15和18,但他们的着作被引数都在50名之外,因此他们各自的着作被引数序号则分别为50+1、50+2和 50+3.最后按分值多少排序,得分值越低,最后排名就越高。
四、初步的分析
根据汇总表可以看出:
学科分布:被引最多的法学学者主要集中在下面五个领域,即民商法
(包括知识产权法)有11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因为不少法律史学者从事的研究更侧重理论,例如梁治平、贺卫方)有10人、刑法 6人、宪法行政法4人以及诉讼法(刑诉民诉各4人)五个领域。只有一位国际法学者和经济法学者进入了这个名单,并且排名比较靠后。 因此,就学科热点来讲,法学的研究热点大致是民商经济法、法学理论、刑法、宪法行政法、程序法。数据大致印证了一般的印象。国际法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法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影响力显着下降。但着重号是重要的,也许国际法的一些内容已经融人了其他学科,例如刑法、民商法、行政法和程序法。此外,就这三年的数据来看,经济法学的影响力似乎也偏弱,但是这一判断同样应当予以限制,因为有些商法学者也可以说是经济法学者。
机构和地域分布:就机构而言,就职北大的学者最多的,在着作和论文被引最多的前40名的法学学者中,北大为8人。其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7人)、中国社科院(5人)、政法大学(5人)、清华大学(4人)、武汉大学(2人),吉林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厦门大学、上海交大、浙江大学、法学会等其他单位则分别有1人。
人数多是学术研究实力的证据之一,但不是唯一的证据。如果某个学校或单位有5人进入这份名单名,但排名都靠后,那么以引证数衡量的学术影响力可能也只相当于有1人进入此名单但排名第一的学校或单位(请比较着作和期刊论文被证第一名与最后5名的被引数)。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在引证数的前20名中,北大有7人,优势比较明显;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各有3人,社科院为2人;中国政法大学等机构都只有1人。
更细致地分析表明,北大比较显着的优势有法学理论、刑法、宪法行政法;但是在民商法上明显比较弱。中国社科院的优势在于民商法(包括知识产权)。人民大学的突出优势同样在于民商法,在刑法上也有某些优势,但优势已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显着了。政法大学虽然在各个学科中都有一定的优势,但优势都不显着。相比之下,清华显然已经在崛起,有4人进入了大名单,并且有三人进入了前20名。这表明清华法学院的组建大致是成功的,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其优势主要在民商法上。武大国际法优势也并不显着。从这个表来看,作为法学研究重镇的西南政法大学和吉林大学确实局面不佳。
如果从地域来看,可以看出北京集中了最多的出色法学学者,32人,其次是武汉有2人,再次是江苏、福建、西南、山东各有1人;其他地方则相对弱。特别奇怪的是上海,只有一位还是新近从武汉调入的有全国影响的法学家。考虑到广东地区等地区的情况,因此,看来法学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般命题是必须予以限定的。至少从目前来看,法学研究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似乎不那么大,而是与政治权力中心的关系比较大。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状况有可能正在改变。特别是如果不是按行政区划来看,而是按经济区即把上海同江浙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如今这里已经有3位有影响的学者(南京的李浩、杭州的孙笑侠以及新近调到上海交大的童之伟)。如果加上梁治平在上海设立了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因此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局面也许正在改变,有可能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另一个集中地。但是这仍然不能说明法学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有什么关系。因为,第一,这几位学者,李浩除外,都是从事广义的理论法学研究的;第二,这些学者都很难说是本地的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最多只能说经济发展可能吸引了法律学者的流动。这一点,如果再放大一点,考虑到徐国栋、梁慧星几年前的流动或半流动,可以看得更明显。如果这种趋势为实。也许在未来十年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知名法学家的吸引力会逐步增加,这些地区的法学研究的影响力会增大。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东北和西南作为法学研究教育重镇的影响力有可能进一步下降。
年龄:就年龄来看,这些法学家大致集中在两大群体。接近70岁以及以上的年龄段和40—50年龄段或者说后前三届法学毕业生。前者有约13人,后者有近20人。在50至65岁之间的学者,只有 4人;40岁以下的学者只有3人。这种局面反映了中国法学家的培养的现状。
如果就机构来看,北大的8人中有3人超过了或接近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40岁以下的有1人;人民大学有1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有4人;社科院有两人超过了70岁,50岁以下的只有1人 (当然现在人大任教的张新宝原来也在社科院工作。),而中国政法大学有4人超过了70岁,只有一人在 50岁以下,在这个意义上这后两个学术机构可以说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一个后继乏人的状况,这两个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有可能在未来几年会下降。而北大和人大法学院学术中坚力量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好,至少在未来10年里,可能继续保持领先位置。清华大学的4人中,最年长的也只是60出头,其他3人均在50岁以下,因此如果现有的趋势不发生突变,清华大学的法学影响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会继续上升。
人才培养:尽管北京或北大、人大、社科院是法学家汇聚的地方和机构,但是许多人才却不是在这些地方或院校产生的。如果从中年法学家看,本科出自北大的并不多(姜明安、陈兴良、朱苏力),本科出自人大的也不多;相比起来,同一时期西南的学生可能培养的人才更多一些(贺卫方、龙宗智、徐国栋、梁治平、张新宝、张卫平等)。如果从培养新人崭露头角的角度来看,北大不如人大(前者只有姜明安、朱苏力、陈瑞华),而人大在同一时期则先后出现了陈兴良、王利明、赵秉志、梁治平、杨立新、史际春等;而且人大的学者成名大都在9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之下,北大推出的人才比较晚,除了姜明安外,基本都是到90年代中后期才崭露头角。因此90年代人大“人才济济”的印象是真实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中国社科院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养和推出的人才也是比较多的,前者自80年代以来先后推出了4人(梁慧星、郑成思、孙宪忠、张新宝)和3人(张明楷、童之伟、徐国栋)。政法大学也推出了2人 (贺卫方,陈桂明)。
引证特点:在着述引证上,有些学者被引的教科书或教科书类着作较多,如王利明、梁慧星、陈兴良、沈宗灵、张文显、高铭暄、王名扬、赵秉志、罗豪才、江平、马克昌等;或被引译着较多,如贺卫方、朱苏力。真正引用学术专着的相对较少,因为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着还比较少,或者说,在法学界目前还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着概念。而就学术专着而言,我指的是就某个小题目的深入并且具有创造性的研究。
比较起来,被引的老一辈学者以教科书类型着作偏多,例如沈宗灵、高铭暄、王名扬、江平、马克昌、陈光中、张晋藩;而除了个别的老学者外,年轻一代被引的论文偏多。由于论文和教科书性质的论着所关注的问题有一定差别,因
此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两代学者之间的学术关注和学术使命不同。前者更多属于学术领域重建或恢复时期涌现的学者,后者比较起来更多是发展时期的更多研究性质的作品。 表中的结果也证实了我在前面的分析中隐含的,即比较而言,在京的老学者着作较多,而外地的中轻年学者论文较多。前面提到的着作被引数未进入前50名但期刊论文被引数进入了前20名的都是外地的相对年轻或崭露头角较晚的学者(童之伟、李浩、龙宗智),而期刊论文被引数未进入前50名但着作被引数进入了前20名的都是北京的一些前辈学者(高铭暄、王名扬、陈光中、张晋藩)。由此可见将期刊论文引证与着作引证分别计算排序,确实更能反映这种学术格局以及学术格局的变化。
鉴于目前着作包括教材被引数量远远高于期刊论文被引数量,由此可以推断引者论文的状况,甚至目前中国法学期刊论文的一般状况。更多着作与教材引证可能涉及到被引者和引者两方面的情况。一是被引的论文本身的内容就缺少创新,因此引者觉得没有必要引证论文,更情愿引证已成定说的或比较权威的着作和教材。但是一般说来,并且前面关于着作出版和期刊的不同机制也令我相信或至少可以推定论文比着作和教材新意更多(并且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因此,我认为问题可能更多出在引者身上,即大多数论文作者更注意引证权威着作或权威教科书,不那么注意引证创新内容相对更多的期刊论文;由此可以推定,这些引用了他人着作的期刊论文的创新程度也不高。这个现象就反映出中国法学期刊论文普遍存在着一个更深、更大的问题:中国的法学期刊论文就总体而言可能仍然处于一个学术恢复和重建时期。因此,许多法学研究者抱怨的重复研究太多或“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现象,可能并非虚言;大量的期刊论文有可能更多是“述而不作”或“述多于作”,基本是在普及法学知识,其功能不在于知识创新,而在于法学共同体的建立和现代法治意识形态宣传。这种状况如果说在90年代中期之前还有所必要的话,当前已经应当改变。这里涉及到的实际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知识转型,以及更大的是一个社会转型的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和学术界近年来一直强调学术创新,知识创新,对于法学界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但是从现有的数据中很难确定这种强调是否起了作用,这个转变是否已经开始?
五、其他问题
如果同国外的引证研究比较一下,我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
首先,无论是什么因素,我的研究发现,自我引证在中国,除了少数学者身上外,一般都比较少见。这主要倒不是因为大多数中国法学学者比较谦虚,不注意自我推销,或者是其他因素。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因为,(1)中国法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学科的传统还不够,中国也不是普通法传统,历来不大重视法学学术论证和学术理路的整理,因此学者一般满足于提出或引进观点,很少注意保持思路和方法的连贯性;(2)与此相关的是,许多论文着作-特别是在法制建设的恢复发展时期-的普及性和宣传性较强,因此许多观点的“初始产权”不够明晰,也很难明晰;(3)同样与第一点相关的是,中国法学研究的学派还有待形成,法学家往往以领域为关心对象,有时还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因此其研究项目和研究思路上都非常欠缺连续性,扩展甚于推进,自然也很少自觉反思并感到自己学术思想的推进以及整个学术领域的前沿改变。当然,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是所有这些原因都造成了学者不大注重并且无法引证自己的着述。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甚至可能有某些好处。至少就目前而言,尽管中国法学界自我重复的现象颇为严重,但在西方学术界成为一个问题的“自我引证”在当代中国反倒不是一个问题,或至少目前并且就总体而言还不是一个问题。
又比如,同样在西方学界出现的“互惠引证”,即学者之间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着述的引证率而不是因为对方着述的学术优点而相互予以引证,在目前中国也同样不构成一个问题,尽管也许会成为一个问题,并且可能弄不好成为—种“学术腐败”的新动向。因为,如前所分析的,就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法学界还不大重视文献引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功能,而重视引证中诉诸的威权因素,因此自然不会重视引证同代人的研究成果了。就学术引证而言,中国目前的基本情况大致是“信而好古”(尽管这里的“古”应当限定为着名的前代学者,包括中外);以及“崇洋信外”;尤其是在学术地位较高的学者当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事实上,法学界的一个显然言过其实但并非空穴来风的说法就是,“中国学者抄外国的,北京学者抄台湾的,外地学者抄北京的”。因此,由于相互引证都不多,互惠引证的现象至少在目前中国大陆法学界还可以说没有。但如果重视了引证率后,可以预期很快会出现互惠引证,并且还很难消除。
再比如,在西方学术界也许构成一个问题的“批评性引证”在中国目前法学界就总体来说也同样不构成一个问题。本来,批评引证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认同被引者的观点,而在于树立一个靶子,作为批评分析的对象。但是在中国,至少很长时间以来,今天也仍然,人们都认为,文字是神圣的。因此,目前,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还可能有,但是严格引证对方然后批评分析就很少见了,引证往往被认为一种权威者的特权,是一种学术抬举。当然,更多的批评是所谓的“对事不对人”,批评某种高度概括了的甚至是错误概括的观点,而不是以一种平和心态引文分析批评。这部分是熟人社会(在某种意义上,法学界也构成了一个熟人社会)的遗风;部分是对极左时期学术上纲上线的做法的一种矫枉过正;部分也因为学者的许多分歧往往在于结论,在于提法,而不在于论证,而当分歧是立场、看法的时候,引证对方没有多少意义,也就没有必要。孔子早就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当然,这都是“就总体而言”,例外还是有的。
六、小 结
根据上两节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中国法学也许正在发生的变化[13]就不是一个预言,而且也确有必要,因此本文也是对前文的一个补充。就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趋势来看,中国法学研究必须尽快完成一种知识类型的变革,这就是要鼓励在注重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挑战权威,强调知识和理论的创新。而这一点其实必然主要同一批更为年轻的学者的涌现相联系。尽管现在活跃的学者仍然可以通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来完成自我改造,自我完善,但是鉴于“路径依赖”、“专有人力资本”以及“积淀成本”的限制,这种改造的可能和幅度都会相对较小,因此更主要的是必须在法学研究的发展特别是学术竞争中出现一批新的学者。而且这也是目前一些学术机构避免研究人员老化的唯一出路。事实上,这种状况是有可能的,如今最为活跃的50—40岁左右的中年学者,有许多10年前甚至10多年前就已经属于当时最活跃的学者了,而本文分析的41名最常被引的学者中,40岁以下的只有三人。
法学研究人员高度集中于北京,这至少表明中国法学研究还缺乏相对的学术独立性,许多学者无论在野在朝事实上都过于依赖于政治权力中心。我并不反对,事实上我大力主张和支持,法学家参与立法活动和各类社会改革。但是随着中国法学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法学家的专业分工必须逐渐细化,形成各自的学术专业定位,并且真正出现一批关注中国实际,但不是仅仅关注立法和权力中心的法律研究者。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北京获得相关的信息更多,同国外交往的机会更多,获得各种经济资本、学术资本和符号资本的渠道和机会也更多,因此没有必要苛求作为世俗人的法学家。但是如今这种状况已经开始改变。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逐步增强,法学家的流动已经出现并且可望增大。随着交通通讯特别是网络的发展,因地缘优势而获得学术信息优势和垄断的现象必定会弱化。事实上,从本文分析的数据来看,有不少外地学者都在相对远离法学学术权力和政治权力中心的条件下独立作出了相当有影响的学术工作。例如龙宗智、李浩,以及目前已经流向北京和其他地区的张明楷、崔建远、童之伟、徐国栋、张卫平等。事实上,即使身在北京,学者也可能以他自己独立的研究展示自己的学术影响力,例如梁治平。这表明,最终说来,学术能力是要比其他身外之物更为重要的学术创造
因素,是学术影响力的根本来源。因此,我预期,法学研究人员过于集中的分布格局一定会发生变化,现有的分布格局一定会有大的调整,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完全有可能涌现一批重要的有影响的学者和法学着述。 我提到了法学的进一步的专业化,还因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目前的学科专业分工显然不够,学界的热点过分集中,不仅表现在专业上,而且表现在被引的学者身上,甚至我们可以从这些热点专业的背后看到社会热点(民商法背后的经济发展、刑法背后的犯罪和腐败增加、法理学背后的法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制度改革问题、宪法行政法背后的“依法治国”“依法治x”问题、诉讼法背后司法制度改革问题)。我甚至可以怀疑一些部门法学者的学术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否真的出于他的部门法研究水平,而不是来自某种宽泛意义上的“法理学”论点。一些“弱势”部门法领域在这些强势部门法面前显的很弱。这种强弱固然有社会需求的因素,有社会转型的因素,但并不完全如此。因此,法学学者的进一步专业化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专业化并不等于知识面的狭窄,专业化指的是对学术前沿问题更强的学术好奇心,指的是更强调学术的推进和创新。因此,法学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更广博地汲取其他学科的知识是可以也应当一致的。
与此相关的值得注意的就是学术的自我引证、相互引证和批评性引证。尽管这三种引证都可能出问题,但是在目前还是可以强调一下。自我引证可以迫使作者学术反思,坚持在自己先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因此如果运用恰当,可以大大减少法学出版物的大量自我重复。因此,在我看来,至少在目前,是利大于弊的。还必须提倡学者之间相互引证,并且注意区分相互引证和互惠引证。前者是基于学术分工而形成的必要的知识互补,是学术共同体形成的一个标志,也将是中国法学界真正成熟走向创新的一个根本标志;而互惠引证则是一种学术投机。在学术研究分工的基础上提倡相互引证,不仅是学者间的一种相互尊重、礼让,可以改善学术生态环境,更快推进学术前沿,而且也是避免重复的学术研究,节省各类学术资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在这个意义上,相互引证实际上是法学发展必需的学术制度约束之一。同样值得提倡的是相互引证的另一种形式,即批评性引证。中国法学发展之所以还不够,还不够快,实际上与学术批评孱弱有很大关系。中国法学界的许多批评直到今天其实往往还不是学术的批评,而只是发生在学术界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甚或是“较劲”。不少学者在坚持、提倡和批判、反对某种学术观点之际往往都是考虑这种观点可能具有的但并不必定具有的政治寓意,甚至会考虑到对自己的观点或学术领域的“威胁”。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对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因为从这种视角出发,必定会忽视对方学者的细致论证分析,“学术”就会变成了观点的展示,而不是论证的展示。因此,法学界增加学术的批评性引证,加强学术的分析批评,让更多的读者看到一个不是为设作靶子的稻草人,对批评性引证者会是一种有效的制约,同时也会弱化批评中的相互误解,因此有可能是推动法学研究健康发展、形成法学学术共同体的一个必经之路。
商法学论文范文第10篇
第一部分关于毕业论文的选题
法律的学习和研究，以及写作法学论文，最重要的是选题。一般的学习法律者除外，凡是涉及到法律要深入做的时候，那么，无论确定专门的学习、研究方向，还是写作论文、谋划长篇巨制，都首先面临的是选题的问题。法学院学生写作毕业论文，同样也是这样。因此，法学院学生写作毕业论文，首先要确定好选题，然后才能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的搜集资料、谋篇布局、开始写作。不然的话，上来就写，写完了就撕，很难写出好的作品，毕业论文也就很难过关。有些同学经常到了开题的时候，找到我，央求说，老师给我出一个题目吧!可是，论文题目不是那么好出的，而且学生自己究竟对什么问题感兴趣、有积累，并不完全清楚，还是要靠学生自己好好地进行选题。
1、作毕业论文选题的一般考虑
法学院学生，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在开始进行学习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在指导硕士研究生合博士研究生的研究和学习刚刚开始的时候，第1件事就是要确定研究的方向。例如有的学生愿意做抽象的民法研究工作，我给他确定民法总论的研究方向。为什么要给他确定这个方向，就是因为我对他的学习和研究很了解，他对民商法的基本问题都是很精通的，基础很好，尤其是处理具体问题，应用民商法的理论得心应手，这也使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这个同学是很有才气的，要研究一个一般的题目是很不成问题的。所以，选择民法总论这个方向给他，既有难度，他又是能够胜任的。还有一个同学，他的特点是修养很好，基础很好，特别是在哲学的层次上，有很敏感的感觉，也是很有前途的。而民法哲学这个题目是很难做的，几乎是一个新的领域，现在没有多少人能把这个问题做得好。他有这个实力，那就让他做。应当说，在选择方向上，因为都是民商法专业，选择什么专业，只要结合自己的特点、长处和爱好，就行了。
更重要的是选择具体的题目。
选题，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专题确定为自己学习、研究的具体方向。法律的问题内容极其繁杂，就是确定一个大的方向，里边的内容也是10分复杂的。比如说，我们选择物权法作为研究的方向，作一个20多万字的专著，不可能写《物权法论》。如果20万字写成一部《物权法论》，那就是普及的教材，而不是法学专著。湖南大学的屈茂辉教授是我们学校的博士研究生，在入学之前，他寄给我一本《用益物权》，大概有40万字。这种著作，分量与内容是一致的。同样，如果选择侵权行为法作为研究方向，也只能选择一个具体的题目，比如特殊侵权行为啦，归责原则啦，构成要件啦，赔偿范围啦，等等。我欣赏王卫国教授的《第3次勃兴—过错责任原则》，就是专门研究过错责任原则的专著，一个归责原则写了20多万字。题目好，写的再好，就是一个出色的作品。民法总论的题目很多，可以做很多选择。我原来想过的有民事主体、民事责任、诉讼时效，等等。但是如果选择是《意思自治原则》，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题目。如果把这个题目做好了，不仅是成功的作品，而且对民商法的进步也是有推动作用的。本科生的选题就为宽泛，可以选择的问题很多，涉及到全部的法律问题，因此应当很好地斟酌，确定自己毕业论文的选题。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本来就是有研究方向的，选题相对较为容易1些。
那么，法学院的学生做毕业论文进行选题，要注意几个问题呢?
第1，选题要小。
正如刚才说的那样，选题一定要小。只有选题小，才能够在有限的论文字数的范围内，做最大程度的展开，增加文章的容量和论述深度，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价值。例如，如果用20多万字的篇幅，整整写了一部侵权行为法，那就是本科的教材，而不是法学专著，各个问题都点到了，但是没有什么深度，没有学术上的价值。所以，写作毕业论文在选题上，更是这样。一篇论文，字数是有限的。本科生的毕业论文10000字左右，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30000字左右，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100000左右，篇幅都不大，容量并不多，如果没有很好的设计，很难写出有深度的东西。按照一般的写作规则，学术论文通常要说清楚一个问题，大约要8000字，要把一个问题说得很透，大约要10000字以上。当然，也有几万字的论文，那样的论文，要内容很多，质量又要好(长文章可以看1看我写的《中国合同责任研究》和《动物人格权之否定》这两篇文章，前者发表在《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上，后者发表在《法学研究》XX年第5期上)，否则，编辑会给你那么多的版面吗?现在一般作者写的文章，10000万字的文章就很难发表了。多数给你5000字左右的版面就不错了。要在5000字的篇幅中，写清楚一个问题，要有多好的文字功力，是可以想象的。为什么现在有人写文章没有人愿意看呢?就是又瘦又小，干干巴巴的，没有嚼头，看了头就知道尾。这样的文章，就是没有人愿意看。同样，毕业论文的题目也要选得小，在有限的文字中，尽力地展开，扩展它的深度和广度，文章才能够做好。
小要小得适当，与自己所要说的内容相适应。例如，要写一部20万字的“意思自治原则”，那就要下很多功夫，没有功夫，写不出来20多万字。可是，要选择大一点的，像“民法的基本原则研究”，要20万字，就好像差点意思了。文字不够，写出来的东西就会很平，没有深度。自己要仔细斟酌一下，根据自己的题目，掌握的材料，要与论述的深度相一致，这样就很好了。选择毕业论文的题目，更要注意这些，题目就更要小，能够用万8千字说得很透。即使是硕士论文或者博士论文，篇幅较大，但是题目也不能大。题目做大了，就做不到这一点了。有一个比较通俗的比方，就是刀越锋利，刀刃就越窄，好钢就集中在刀刃上了。写文章大概也是这样的道理。
第2，思路要宽。
题目小了，内容就要深。要想把文章写得深，只有思路宽，想的问题丰富、深远，历史的，现实的;横向的，纵向的;中国的，外国的;理论的，实践的;统统都要想到。
做一篇学位论文，上面这些问题都要考虑到，考虑得不周到，都会影响论文的质量。
当然，做不同的文章，要根据不同的内容对上述问题有所侧重。比如，写一篇法制史的文章，当然侧重的是历史的内容，但是要注重历史上的这种制度对现实的借鉴意义。写外国的东西，同样要注重研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有1名研究生写的一篇论文，介绍的是美国的信托制度，历史到现实，说得很详细，说得也很好，但是没有写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这样，就仅仅是一篇介绍性质的文章，降低了文章的分量，充其量是将外国的制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我提的意见是，如果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研究信托制度对中国法律的借鉴意义，以及怎样借鉴，写得好，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了。
2、选题的主要方法
我在给1些研究生讲法学论文写作的时候，谈到具体的选题，都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经验，给他们介绍我的具体方法。下面我介绍自己应用最多的3种方法。
1是“夹空”法。
所谓“夹空”，其含义，就是选题尽量在理论的夹空中选择，在别人都没有选择过的空间当中选择。在现在的理论研究中，大量发展的是边缘学科，最引人注目。而且研究边缘学科最容易取得成功。在传统的学科中，也有这种“边缘”的题目。比较形象地讲，就是挨近的两个问题都有人研究了，但是，在这两个题目中间，还可以发掘出一个既与两个题目有联系，又与两个问题不同的题目。这就是夹空中的题目。选择这样的题目，我曾经说过，就像的“一点两面”战术一样，是包打胜仗的战术，是包打天下的题目。我在部队的时候学过军事学。的“一点两面”战术，批判尽管批判，但打仗是非常管用的。它的核心，就是攻击1处敌人，首先要选择一个点，作为主要的攻击点，然后再选择至少一个或者更多的“面”来配合，辅助进攻。可以试想一下，一个人，一个军队，如果腹背同时受敌，那他就只有一个选择：“跑”。所以说，“一点两面”是打的击溃战，不是歼灭战，但是确实如所说，是包打胜仗的诀窍。“夹空理论”也是包打胜仗的诀窍，应用于选题上，选得好，题目确定得好，文章就有了1半以上的成功率。
我在1987年写作《试论共同危险行为》这篇文章时，就是用的这种方法确定的题目。在研究侵权行为法的时候，我找遍了所有的文章，发现在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和专著中，都没有写过这个问题。其原因是，前苏联的民商法学界对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重视。而在大陆法系，这个问题几乎是一个常识。因为是在侵权行为法理论的夹空中的问题，我就参照大陆法系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写出来这篇文章，就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了。现在，很多法院判这种案件，都是引用我的文章中的观点，做出判决。XX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的司法解释中，确立了这个侵权行为制度，这是在我的研究XX年之后，变成了司法实践的现实。这是我很得意的一个研究成果。这是比较大的题目。再说小的题目。在中国的侵权行为法中，没有人提到“霍夫曼计算法”和“莱布尼兹计算法”，到现在，也只有在海商、海事案件的赔偿中，才应用这个规则。在2XX年前，这两个概念还是10分陌生的，当时我问过很多人，都说不知道，甚至是大教授也不知道。我就想，既然这样，那这个问题肯定是一个夹空中的问题。我做了研究之后，写过几篇小文章，强烈要求在实践中采用。但是，这种国外的司法常识，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就是得不到理解，到目前还没有在民法实践中采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写文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选择专著的题目，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现在的专著何其多，虽然精品不多，但是很多问题都有人论述到了。在选题的时候，要注意运用这种方法，选择最容易突破的题目，最好是没有人做过的，做起来，才有前途。写作毕业论文，根据自己的论文容量，选择夹空中的问题写作，是最成功的方法。
应用这种方法选题，大家可以看1看我写的《侵害自由权及其民法救济》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我很满意的文章，在《法学研究》百期优秀论文评选中获得优胜，得到这1荣誉。这一篇文章，就是对人身自由权及其保护的题目，是以前从没有人写过的。我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个题目，并且把它做出来，可以说是成功的。这篇文章说的案件，就是我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张莉莉案件，是一个典型的侵害人身自由权的案件。但是，在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却没有人支持，最后以侵害名誉权的案由结案。这一点也说明了“名誉权是一个大破筐，什么难理解的问题都可以装”的这个结论。最近我在人民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召开的名誉权隐私权国际研讨会上说了一个观点，就是“应当对名誉权开展一个瘦身运动”，就是要对名誉权进行减肥，使其名副其实。《侵害自由权及其民法救济》这篇文章，也是夹空理论的成果。
介绍一个选题内容，就是写作毕业论文是不是可以写人物。我们的法学毕业论文，一般都是论述制度，没有论述人物的。但是我想，写作1位学术人物，写出他的学术思想，也是很重要的选题。因此，我确定我的1位博士生，就写《佟柔民法思想研究》。我看是一个很好的选题。
采用夹空法选题，基础是能够找出夹空。这就需要有学术的修养。没有很深的学术修养，找不出来夹空。因此，在平时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搜集资料，掌握住研究防线的学术动态，才能够应用夹空理论选出自己的选题。
2是“超越”法。
在写作毕业论文的选题中，也可以选择大家都论述过的题目，在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超越前人所有的论述，做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我把这种方法叫做“超越法”。
这种方法与“夹空法”正好相反。夹空法是研究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东西，包打胜仗。超越法则是对大家都说过的东西，说出比别人更高明的意见，超越前人的议论。这种方法选题有其难处，这就是要在研究了全部、所有的同类著述以后，才能够做出这样文章来。因此，用这种方法选题，写作时下的功夫就要更深。没有实力，用这种方法选择题目，做起来很艰苦。但是，在现在，我国学术界的法律研究是很深入的，绝大多数的题目都被别人做过，要选择一个别人没有做过的题目，是很难的。大概在行政法和商法中，这样的题目还很多，但在传统民法、刑法中就很少见了。因此，在毕业论文选题中，超越法是经常用，当然也很难做好的1种方法。
运用超越法选题，首先要很好地看书，积累资料，掌握这1专题的来龙去脉，各家各派的学说观点，综合比较分析，归纳总结，看看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能不能超越各家各派的理论，自成1说，自成体系，别有新义。如果有这个能力，就可以选择这个题目。现在的积累资料掌握学术动态，方法简单多了，上网、googl、百度，等等，1搜，有关的论文就出来了。不像我们那时候，天天蹲在图书馆，1张1张地记卡片，没有多少天的苦读，选不出来好的题目。
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经常是运用这种方法来选择题目的。特别是选择做驳论的文章，更是要用这种方法，把要反驳的问题说透，然后提出自己的主张。我有一个老师，在讲课的时候，经常是批判了这个学者，再批判那个学者，几种观点都批判完以后，至于自己是什么观点，他说：“那还没有想好。”我反对这样做学问。但是也有人主张这样的做法也是必要的，因为不破不立，先破了大家的观点，然后给别人立论就打下了基础。还有1位老师讲课，每次都是“某某说”不对，“某某说”不对，“某某说”也不对，“我的观点永远是折衷的意见”，即“折衷说”。这种说法也不值得提倡，然而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超越法的应用，不过是没有应用好而已。
应用这种方法选题，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写的《论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这篇文章，发表在《法学研究》1995年的哪1期上，可以查1查。这篇文章就是用的超越法选题，对以往的这类学说都做了分析，提出了延伸保护的主张。从题目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可以成就一篇较大的文章，因而就写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的制度中，选用的就是我的人身权延伸保护的理论。这也是我的一个很得意的研究成果。当然也有人在批评，但是，这种观点的认识，总还是比以前的1些说法有所进步。
3是“综合法”。
我先介绍两种不适合毕业论文选题的方法，供大家参考。
综合法就是对一个问题进行综合论述，综合分析，提出自己的观点，自成1体。在每年结束的时候，总是有学者对某1类的问题进行综述，指出1年来，这门学问取得了哪些进展，取得了哪些成果。这是最典型的综合法的运用。还有，在一个讨论会上，对那些讨论的问题有哪些意见，各种意见的根据是什么，综述出来，也是很好的资料。不过这种选题方法，不适合做毕业论文，因为毕业论文不准许写综述的文章。
还有1种运用综合法选题的方法，就是对某一个问题中的几个问题进行综合研究，例如《某某问题3论》等，也是这种方法选题。这种选题方法，要对这个问题有较为透彻的了解，对研究的这些问题有明确的意见，确有新意。要知道，采用这种方法选题，仅仅是吃别人的东西是不行的，那样的东西是没有深度的。要记住，任何文章，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方法选题，都要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如果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己的独特意见，那就宁可不写。类似于“3论”、“几论”这样的文章，也不能应用于毕业论文的写作，因为毕业论文要有一个主题，“3论”就有3个主题，“几论”就有几个主体，不符合要求。
下面我介绍一个综合法，是适合毕业论文写作选题，尤其是适合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选题。
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要求对某一个法律问题有全面的了解，有深入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指望本科生的论文能够创新，提出震惊世界的学术观点。我说过，人民大学法学院每年差不多要毕业800左右的研究生。对于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是要求有创新观点的。如果800个硕士研究生1年写作800篇硕士论文，提出了800个创新的观点，那么我国的法律就进步了800次，那我国的法律岂不是日新月异?其实也是做不到的。研究生都做不到的，当然也不能强迫本科生做到。因此，多数本科生的学位论文的选题，可以对一个题目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完整地表述这个制度，最好再有一点点新的见解，那就不错了。因此，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写作，选题的时候可以更多地选择这种方法。选好了这样的题目，进行整体的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就行了。
3、对同学的两点忠告
在这个题目就要结束的时候，我要告诫各位同学，运用上述方法进行选题，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盲目进行。
第1，夹空法选题也要适当，不要选择自己力所不及的题目。例如，有1位同学硕士论文选题是《人类基因组的民法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是极为尖端的课题，是典型的夹空理论的选题。但是这样的题目太大了，没有民法的、医学的、当代最前沿的科学基础，我觉得很难做好。对此，我是望而生畏，从不敢涉足。
第2，超越法选题，也不要“无私无畏”，动辄就要重构某种制度。这几天，有一位同学选题，就是选择《重构法律行为和物权行为》，把我们几位博导都吓傻了，都说中国就要出现一位萨维尼了。这种超越法，不大适当。
第2部分 关于毕业论文的写作
在前边的讲授中，我主要讲了毕业论文的选题问题。现在，我要讲一讲毕业论文的具体写作问题，供大家参考。本来，“文章无形”，一篇文章，有一百个人写，就会有一百种写法，不能强求1律，固定出一个写作的模式。这样是不可能的。我的想法，不是说我的法学论文的写作方法就是好，就值得大家学习，而是结合我的写作经验，归纳出几条，供同学们在毕业论文的写作中参考。
从题材大小考虑文章的篇幅和容量
关于选题的问题，我已经说过了。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根据选题的内容，决定文章的篇幅和容量。不过这是一般的论文写作，不是学位论文的写作。因为毕业论文的写作篇幅是限定的，不能达不到规定的字数，又不能大大超过规定的字数，因此，毕业论文写作要根据篇幅的要求进行选题，考虑论文的容量。
(1)我先说说一般论文的篇幅和容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