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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 贵州人 人格特质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90-95
《地理环境影响着该地域民族的气质与个性的理论，在中国早就已流行，“地灵人杰”四字就有很深的意涵。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先生将这种史论以形象生动的例证来解释不同地域人类的性格特质，在其《中国史叙论》中，梁先生认为：中国北方“寒带之人常悍然”，南方“温带之人常文弱”，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长期进攻中原，给汉族封建政权造成巨大威胁，原因是他们“长于猎牧之地，常与天气与野兽战”，养成了“好战狠斗”的性格，“不喜土著而好侵略”。
笔者对此观点颇有兴趣，亦想借此探究“贵州人性格特质”之所在，为此潜心史册，广阅文献，通过多年之研究，终于悟出了贵州人性格特质的内涵真谛，那就是“坚忍不拔，雄直清刚，聪明睿智，敢为人先”。随着时代的进步，贵州人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与时俱进，在具有的“大山性格”中注入新的原素，使之符合时代的期望，更好的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出贡献。
地理环境拉大了与中原的差距
贵州地处西南，山重水复，跬步皆山，自古以来被人视为“蛮烟梥雨，鸟道蚕丛”的荒服之地。地理环境的恶劣，限制了贵州人与外界的交往，拉大了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在中原士人眼中，贵州地处“天末”，落后贫穷，是朝廷流放谪官的去所。连那些醉心于仕途的官员，当听到被外放到贵州当官时，莫不为之心惊，视为畏途。唐宪宗时，柳宗元与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贬谪为远州刺史，柳得柳州，刘得播州（今遵义地区）。柳宗元于是有：“播州，非人所居！梦得（禹锡字）有老母，何能往”之叹。明代哲人王阳明，激于义愤，抗疏援救谏官戴铣诸人，因此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谪戍贵州龙场驿。在山川阻隔的异乡，阳明先生亦哀伤地写出了“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的《瘗旅文》。在柳宗元与王阳明的文中，不难看出贵州的地理环境之恶劣，行道之艰险。
地理环境之恶劣，行道之艰险，限制了贵州与外部的交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加之境内土司长期统治，中央王朝的政令难以进入“王化未及”的“苗疆”，致使境内少数民族地区始终处于原始状态，不仅仅经济落后，而且文教不兴，较之中原发达地区有天壤之别。
《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汉朝的使者到了西南的滇与夜郎，滇王与夜郎王都问：“汉孰与我大？”由此可见滇王与夜郎王不知汉王朝国力之强，疆域之广，足显其思想意识落后，坐井观天，妄自尊大。自隋唐、宋元至明初的七百余年间，因山川阻隔、交通闭塞和可耕地面积等因素的制约，贵州经济发展较之内地及平原地区有天壤之别。史继忠先生在《贵州文化解读》所言：“在唐诗大盛之时，贵州仍是‘俗无文字，刻木为契’。唐代的长安城相当繁华，而贵州却是‘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羁縻州均‘无治所，散处山谷间’，‘无城堡，散为部落而居’。虽然土气郁热，多霖雨（连绵大雨），稻粟再熟，可是耕作仍很粗放，‘畲山为田，每岁易’，这是因为尚不知施肥，‘刀耕火种’或者‘水耕草蓐’，地力下降了，不得不易土而耕。中原的地主经济已相当发达，可贵州还停留在领主经济阶段……”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经济实力远逊于其他各省，“贵州虽名一省，实不如江南一大县，山林之路不得方轨，沟渠之流不能容船……即平居无事，商贾稀阔。”《贵州文化解读》经济困窘、交通不便，财政一直靠四川、湖广协济，这样的状况延续到清代。文教方面，明清两代，贵州虽兴办了大批书院、官学、私塾，但较之舟车四达、经济繁荣的发达省份，仍有很大的差距。笔者以报纸为例：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中国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而四十年后贵州才创办了第一份《铎报》，可见贵州与东南沿海地区在文化上相距甚远。
山门紧闭导致贵州人识见不高
有人说：朝廷的政令下达至贵州要经历千山万水，贵州人要走出去何尝不是这样！东汉时期，贵州士人尹珍，披荆斩棘，跋山涉水，走出黔山，向“五经无双”的中原硕儒许慎学习《五经》，学成归来，创务本草堂，始开黔学之风。尹珍从贵州到中原到底走了多久，史册没有记载，我们亦不清楚。然而在无飞机、火车、汽车的封建时代，仅靠两条腿在瘴气弥漫、野兽出没的“鸟道蚕丛”的山道中行进，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然而乡试附于云南，贵州士人得赴昆明去参加考试，“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那些贫寒士人无以为资者，幼弱不能徒行者，不耐行途辛苦而返回者，以及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明清之际，贵州士人上京赶考，来回就需半年之久，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不堪其苦。以“西南巨儒”之郑珍为例，当年他赴京会试，取道黔东人湘西清浪滩时，写下了“下藏万千剑，欲（用刀刺入）暗中刃。一刻失要害，立见头腹进。”的诗句，形象地描绘了摆渡时险象环生的情景。
宋代文学家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有云：“其居家所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说明地理环境对人才的的孕育起到重要作用。
贵州山多林茂，落后封闭，无大江大河，无热闹城市商埠，无深厚的经济基础和久远的文化积淀，无学术浓厚大师主持的学院；崇山峻岭阻碍了贵州士人与外界新思想的接触，欧风美雨难以吹拂和沐浴黔中大地。由于天高皇帝远，读书人难以了解朝廷的政治动向，以致造成孤陋寡闻、识见不高、意识滞后的弊病。
以下事例足以证明：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高倡“通经致用”、“更法”“改图”和“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时，而贵州最优秀的学人郑珍、莫友芝正埋在故纸堆中潜心汉学。又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剧，瓜分危机，割地狂潮，从而激起了全国上下要求变法、挽救危亡的强烈愿望。正在前夕的《状元策对》中，大魁天下的贡士夏同和（贵州麻江人）对现实视而不见，凭借自己早年的儒学素养，提倡法祖，反对革新，认为“为治莫先于法祖”，指责维新派“竞言新法”是“塞源求委，舍本治标，补苴之图，圣贤不尚”。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其脑中根深蒂固，使其不了解国情，更不清楚维新变法是当前赖以生存之要务，由此暴露出贵州士人“知中不知外，知古不知今”的弊病。
我们拿近代贵州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珠江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和所出的人才相比，就非常清楚了。珠江三角洲与香港、澳门比邻，这里土地肥沃，河渠纵横，珠江水碧波荡漾，南海潮日夜澎湃；这里是欧风美雨的登陆地，最早接触西方先进思想；这里民风强悍，民众觉悟最高，反抗意识最强；这里的读书人视野开阔，往往能挣脱封建桎梏，吸纳西方先进文化与思想，然后将中外制度、历史、文化作比较。我们拿贵州才俊夏同和与珠江三角洲造就出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巨人相比，其中的优劣显而易见。
清代康熙年间贵州进士陈法在《黔论》一文中，以自己的观察，阐述了地理环境对贵州人人格特质的影响。他指出：“黔处天末，重山复岭，鸟道羊肠，舟车不通，地狭民贫，无论仕宦者视为畏途，即生长于黔而仕宦于外者，习见中土之广大繁富亦多不愿归乡里。”接着他认为贵州人有“五病”，那就是“陋”、“隘”、“傲”、“暗”、“呆”。究其原因，还是与黔人身处的地理环境有关。其所谓的陋，是见识不广；隘，是心胸狭窄，目光短浅；傲，是固执己见，意气用事；暗，是不知人心险恶，世事复杂；呆，是不合时宜。然而要疗治“陋”、“隘”、“傲”、“暗”这“四病”，陈法提出了具体的药方，那就是“凡子弟就塾，先讲明小学，使朝夕习弟子之仪，则长而傲可化也；博之以经史，使之从明师益友讲习讨论，则陋可文也；浸灌之以先儒理学之书，事识义理之宏阔，集古今名臣列传以开拓其心胸，则隘可广也；亲戚有仕宦于外者，使从之游于通都大邑，见大人先生，聆其议论，日阅邸报，与闻世事，则暗可通也……”换言之就是“受教育，增见识，广交游，拓眼界”。至于“呆”病，陈法却认为“宜宝之”，这是黔人可贵的品质。其日：“若夫呆者，朴实而不知变诈，谨伤而不随诡随，此黔人本色，天真之可保守而不失，以之任事，则实心可取；以之事上，则直道犹存……”陈法所说的“实心”和“直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敬业”与“忠诚”，这种品质植根于黔人骨血，却是贵州人的骄傲。
磊落群山赋予黔人雄直清刚之气
清代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其所著的《黔书》中有如是之言：“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磊落峻拔，雄直清刚之气，一钟而为巨人。”而之后的曾国藩曾对来自贵州学者莫友芝有“豪英不地囿，十九兴偏邦”之叹。照田雯和曾国藩的话来说，地处西南崇山峻岭的贵州，洋溢着“雄直清刚之气”，孕育着世代具有“大山性格”头角峥嵘、嵌崎磊落的贵州人。
贵州磊落峻拔的群山，雄奇壮观，钟灵毓秀，洋溢着“雄直清刚之气”，自古以来造就了头角峥嵘、嵌崎磊落的贵卅1人。这些优秀的贵州士人，忠于国事，不畏，以铮铮铁骨闻名于政坛。究其原因，这与贵州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一是大山压缩了黔人的生存空间，遏阻了他们向外发展的企图，然而大山雄奇壮美、屹立不倒的形象却深深地印入黔人脑海，进而影响他们思维，在其人格中注入了新的内容。对大多数贵州士人来说，人的一生要像大山那样卓然独立，人格特质亦要具有雄直清刚之气。既不能愧对祖先，更不能有负家国。进入仕途后，面对污浊腐败的官场，他们不攀附权贵，不广植羽翼，不贪赃枉法，不营私舞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率真质朴的人格特质。这种人格特质就是陈法所说的“呆”病。
他们往往蔑视官场所谓的游戏规则，常常有惊人之举，令人瞠目结舌，震撼不已。明代正统、弘治年间的黄绂，“廉峻直执，遇事飙发，正色山立，即重忤时贵无恤”，被人誉为“硬黄”；“骨鲠之臣”徐节，敢于“忤犯”祸国殃民的大宦官刘瑾，即令“削职罢官”亦在所不惜；万历年间的陈尚象，多次弹劾宦逆佞臣，即令是面对至高无上的明神宗，亦敢于犯颜抗争，试图打消其“废长立幼”动摇国体的举措，彰显了诤臣的风骨。清代嘉庆年间的花杰，“持正不阿，气骨峻峋，风棱峻迈，直声震天下，风纪为之一肃，时人谓之“殿上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的天津知府石赞清，在英法联军进占天津、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时，不畏，维护国权，凛然难犯的形象及刚毅不挠的民族气节，赢得了国人的敬仰与赞誉；光绪年间的李端棻，悲国势之颓弱，悯民生之多艰，不顾身家性命，投身，事败谪戍新疆，虽历经磨难而心志愈坚；在有关中英“片马问题”的谈判时，中方代表陈灿，以捍卫国权保土保疆为职志，笑对英方的威迫恐吓，揭露其伎俩与图谋，从而使国家大片山河得以保全；其弟陈田，持正不阿，直言进谏，矛头直指祸国殃民、纳贿擅政的庆亲王奕勖与权倾一时、飞扬跋扈的袁世凯，时人将其比作明代弹劾奸相严嵩的杨继盛。他们的身上洋溢着贵州人的雄直清刚之气。
生长在边远山区的贵州的少数民族，世代战天斗地的生活状态更涵养出他们的铮铮铁骨和“雄直清刚”的人格特质。清代嘉庆年间布依族女英雄王囊仙，咸丰、同治年间苗族英雄张秀眉，侗族英雄姜映芳，水族英雄潘新简等，从他们反清抗暴的业绩及宁折不弯的个性中，我们不难发现“雄直清刚”的人格特质。
以上黔人的作为，我们从清代同治“中兴名臣”丁宝桢的两封信中得到佐证。在《送薛季怀（福保）之浙序》中，丁宝桢这么写道：“今吏治纷然糜杂，便捷者为才华，依阿者为练达，纵恣者为阔大，纷饰者为精明。”因此造成了“瓦缶雷鸣，黄钟毁弃”的社会现实。他进而言之：“且丰草蔽谷，幽兰自芳；举世混沌，清士乃见”，“藉此官威，作德于民”；勉励朋友不能灰心丧气，要洁身自好，要有所作为，要以雄直清刚立于朝，以名节清操显于世。在另一封家书中，丁宝桢告诫儿子丁体常，日：“我之做官，志在君民，他无所问。官可被参而罢黜，断不可依阿而从俗，而自坏身心，贻羞后世也！”丁宝桢绝非讲大话空话之流，在他的一生中确实认真践行其主张，。还在山东按察使任上，他曾以气慑万夫之势，力挫不可一世、滥杀无辜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之后又诛杀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致使天下震惊。曾国藩对此赞叹日：“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白内障）为之一开。稚璜（丁宝桢字）真豪杰士也！”；李鸿章闻讯后，“矍然而起，传示幕客，字呼：‘稚璜成名矣！”
在朝野人士的心目中，丁宝桢是一位“严刚有威”、凛然难犯、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的“凶神恶煞”，然而《翁同和日记》给我们提供了他真实的形象：同治八年（1869）春，山东巡抚丁宝桢在京拜访国子监祭酒翁同和后，翁同和在其《日记》中这么写道：“晚，丁稚璜中丞来，颇率真，无外官习气。”这是对贵州士人最准确的评价。
坚忍不拔激活了黔人的聪明才智
贵州境内地貌类型复杂，山地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五，丘陵占百分之十，而盆地与河谷平原则仅占百分之三。受地理环境的制约，贵州经济十分落后。自明以来，贵州是自给不足、缺额最大的省份，兵饷和官员的部分俸廉靠朝廷指定富裕省份按计划拨解饷银济入。而普通的贵州人谋生更不易，常年销磨精神日力奔走于衣食之中犹恐不及，更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创新发展了。俗话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地理环境迫使贵州人穷则思变，在与天斗、地斗和人斗的过程中激活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为了生存，各民族同胞在这个山地的王国披荆斩棘，刀耕火种，用自己的劳动与智慧，为贵州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教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生活在大山中的民族，聪明睿智，才华卓异。他们的民居、刺绣、服饰、银器及民风民俗，多彩多姿，极具特色。在文化领域中，他们表现不俗，苗族的龙绍纳，彝族的安吉士父子、余氏家族中的余家驹、余珍、余昭、余达父，以及女诗人安履贞，侗族的龙起雷等，他们才华横溢，文名远播，为贵州各民族之骄傲。
明清之际，随着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大批“吴楚优良之族”进入了贵州。他们坚忍不拔，勤劳勇敢，筑城池，修民居，建驿路，治水道，使一座座城镇崛起于黔中大地；他们兴学育才，务农经商，为贵州的经济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作出了贡献。然而面对山川阻隔的故乡，他们无限怅惘，每当父辈谈到祖辈生活的地方，常常引起他们的遐思。对读书人而言，慎终追远，不忘根本，荣归故乡，祭祀祖宗的坟莹的愿望就更加强烈。另外，京城的繁华、江南的富庶、中原的文化以及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要想荣归故里、了解外部世界，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惟有敦品力行、笃学求仕。在以上思想的驱使下，贵州士人穷尽一生，面壁苦读，在科举的道路上拼搏奋进。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士人身处山国，放眼华夏，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不自悲、不沮丧，凭借自己的勤奋与智慧，走出大山，角逐于明清的科举场上，书写了“六千举人、七百进士”的不俗业绩。
在这些贵州进士中不乏优秀人物。明清两代的政治人物前面多有提及，这里不必赘述。我们将视线转向才华横溢，头角峥嵘的贵州人，如明代被汤显祖引为知己的“天末才子”谢三秀；被誉为画坛“金陵九子”、诗坛“崇祯家”之一的贵州才人杨文骢；被清代孔尚任誉为“其人其诗似屈原、杜甫”的大诗人吴中蕃；被人誉为“力持风雅，领导群彦”参与编纂《康熙字典》的文坛领袖周起渭；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以汉学崛起黔北的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翰墨丹青大师严寅亮、夏同和、何威凤、姚华等，他们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闪烁在贵州乃至华夏文坛及学界的星空中。
躁动心态驱使的敢为人先
过去人们谈及贵州近代史时常说：“贵州人是高原上的民族，他们站得高，看得远，敢为天下先。”笔者认为这种观念过于浮泛，难以说服人，“敢为天下先”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中分析论证，不同的结果与之关系的人所处的地位、所受的教育、所处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梁启超先生说：人民、地理环境与历史的关系“恰如肉体与灵魂相待以成人”的一样密切。由此可见，贵州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孕育了贵州人的人格特质。
贵州自明代建省、清代前期“改土归流”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及其引发的社会震荡之后，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民众亦满足于一度安定的生活。然而鸦片战争之后，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清王朝统治危机加剧，难以为继。为了维系统治，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所实行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与日甚俱增，沉重的地租、田赋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
在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下，贵州农民终年劳苦仍不得温饱，生活无法维持下去。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鼓舞下，贵州各地相继反清起义，随之形成声势浩大的各族人民大起义。这次大起义规模甚大，范围最广，时间之长，破坏之巨，为前所未有。在二十余年的腥风血雨中，贵州“全省几无完土”，“无一县瓦全”，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城镇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惨遭浩劫。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贵州咸同大起义的各族人民，无文化，无知识，无明确的治国理念和革命纲领，无领导魄力和战略思想，他们与流寇一样，以泄私愤图报仇为诉求，所过之处，摧毁城镇，洗劫商民，留下一片废墟后扬长而去。笔者认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反抗专制暴虐的政府，这本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些长期被压抑的贵州各族民众，一朝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他们反应过度，躁动的心态驱使他们做出不智之举，对社会造成巨大破坏。正如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六月写的《中国记事》所言：“他们（太平天国）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亦有如下见解：“太平天国如果统一了中国，那就要使倒退几个世纪。”他们的话适用于贵州咸同大起义。
另一个事例是“青岩教案”。这个被不少学者称为“不仅是贵州历史上的第一个教案，而且是全国‘反洋教’斗争的先声，是《北京条约》签订后第一个影响深远的教案”，并对此赞誉有加。笔者难以完全认同以上观点，因为，真实情况是：
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十二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贵阳城南五十里处的青岩镇的民众与教民发生了。青岩团务道赵国澍闻讯后，迅速派团丁包围了天主教大修院，抓捕了四名闹事修士。之后，赵国澍又奉贵州提督田兴恕之命，烧毁了大修院，处死了三名修士。一时间，中法外交冲突再起，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青岩教案”。
“青岩教案”的爆发决绝非偶然，它是中外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强烈碰撞，正是由于文化观念上的冲突最终导致行为上的冲突，演变为外交冲突。对法国人而言，根据鸦片战争后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内地传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的传教得到了清廷认可，是具有合法性的。而之后发生“青岩教案”，中国地方当局不走司法程序，没有审判，没有控辩双方，没有法律依据，仅个人意愿就可草菅人命的做法，对崇尚“法治”和“人权”的西方人来说，是万难接受的。对清王朝的各级政府官员而言，外国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播“异端邪说”，不仅是对中国的侵犯，而且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他们虽然憋屈地接受了朝廷颁发的传教合法化的命令，然而多方抵制。如贵州巡抚何冠英在接待法国天主教贵阳教区主教胡缚理时，极其冷淡地说：“汝等来此传教，可谓不逢其时，现在省内情况混乱……黔省教门已多，实无增加教门必要。”贵州提督田兴恕对胡缚理的拜访则借故不予接见。之后，他派兵三次进入贵阳北天主堂驱赶教徒，查抄经像祭品，并没收了胡缚理的书籍衣物。何冠英与田兴恕还不就此干休，他俩联名向省内各级官员发了一份“秘密公函”，指斥天主教为“异端邪说”。要求各级官员，在其治地，“无论城乡，一体留心稽查，如有外来之人，不必直说系天主教，竞以外来匪人目之，不得容留。倘能藉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为了配合“秘密公函”，后补道缪焕章特别撰写了反教的小册子《救劫宝训》，号召“屏黜异端”，刊印后散发全省。这样一来，贵州官方与法国天主教在黔势力的关系急剧恶化，最终导致了“青岩教案”。
我们再看一下赵国澍这个人：他早年就读于省城著名的贵山书院，深受传统思想的熏陶。然而赵国澍思想复杂，态度反复，他曾与法国传教士合作，在青岩创建大修院。然而得知何冠英、田兴恕的反教态度后，他立即与省府大员保持一致。当“青岩教案”发生时，他躁动的心在强烈涌动，认为这是老天赐给他打击外国传教士和向大府邀功请赏的绝佳机会，于是不顾后果，亲率团兵包围了天主教大修院，抓捕了四名闹事修士。之后，他又奉田兴恕之命，烧毁了大修院，处死了三名修士，最终导致中法外交纠纷，迫使清廷向外人妥协：最终田兴恕被“发往新疆，充当苦差”；赵国澍被撤职；何冠英因病故而免遭劫难。
从何冠英、田兴恕、赵国澍身上，我们不难看出，由于地域的关系，当时的官场和贵州士人意识滞后，没有觉醒。他们不了解西方的情况，还是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传统观念，排斥与抵制其它文化的侵入。这种“敢为人先”的行为实为不智之举，仅是逞一时之意气，遗无穷之祸患，不值得后人赞美与效仿。
然而翻过了这一页，当贵州士人走出大山，接触到新事物、新思想后，他们的视野为之广阔，思想得以更新，他们对国家的积弱，外人的侵凌有了深刻的认识。当国家处于大变局的紧急时刻，他们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敢为人先的豪情壮志蓦地涌起，勇敢地担负起救敝起衰、挽救危亡的责任。笔者以三例证之：清代洋务运动时期，丁宝桢因时而变，敢于冲破封建观念的束缚，学习西人富强之道，先后创建山东机器制造局、四川机器制造局，并大胆革除川盐弊制，实行于国于民有利的“官运商销”法。其识见之高远，气魄之宏大，深受朝野之敬仰；前，李端棻目睹列强鹰瞵虎视，瓜分豆剖，痛感国运维艰，朝不保夕，于是寄望于教育体制改革来挽救危亡。在上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他提出了“一经五纬”的主张，以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及各省中小学为主干：措施有：设立藏书楼，创仪器馆，开译书局，广立报纸，派遣游历西洋者，以此扩大“西学”的传播。《请推广学校折》为人们全面系统地阐述、规划了未来中国教育的全景，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划时代的里程碑，从而揭开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序幕。“”时，李端棻站在政治改革的前列，大力支持新政，为“清大臣言新政者第一人”；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海军覆灭之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面对西方列强的鲸吞蚕食，康有为、梁启超等趁着人京会试的机会，联合十八省举人，发动了“公车上书”。在这次震惊中外的事件中，共有603位举人签名，而贵州占96人，凸显了贵州士人敢为人先的爱国心……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