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运动范文

圈地运动范文第1篇

正在全国20多个省市展开的“消灭村庄”运动，令数以百万甚至千万农民拿着微不足道的赔偿被迫迁入城市，或搬入那些“新社区”。出现大规模的农民“被上楼”，源于中央一项新的土地政策。

负责全国土地管理工作的国土资源部两年半前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下称《增减挂钩办法》”），至今已批准24个省市做试点。这个《增减挂钩办法》，简言之就是，城市若想增加土地供应，须在同区内增加相应的农田面积。

于是，在城市土地供应受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新一轮“圈地运动”的黑手便伸向了农村。

貌似一举两得的政策

在本世纪初的几年里，中国每天消失53个村落。但今年开始，消失的村庄数恐怕要远高于此。村庄撤并运动，像一股不可遏制的洪水，袭击了中国的大多数省市――从山东的诸城向东蔓延至济南、胶东，向西蔓延至济宁、菏泽、德州。而与山东相邻的传统农业大省河北，预计两年内迅速完成15%的行政村拆建改造。

不同于以往的几波城市郊区“圈地运动”，各方面反馈的信息表明，此轮“圈地运动”深入到了乡村的肌理，并因为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监督成本之高，接近于失控状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指出，和平时期大规模的村庄撤并运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这是“要出大事的”。

各地方政府几乎同时出现的亢奋，无疑与上峰的具体政策有关。在此之前虽然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已经提出数年，但成果并不明显。从2006年4月开始，到2009年，国土部先后批准了24个省市加入增减挂钩试点，并于2008年6月颁布了《增减挂钩办法》，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郝晋珉曾参与《增减挂钩办法》的制订工作。他认为，国土部开展此试点也是无奈的选择。国土部负有守卫18亿亩耕地红线的责任，这对于它来说是一个硬性指标，在各地城市化狂飙的背景下，国土部的压力显而易见。长期以来，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的拉锯战一直或明或暗在进行。

对地方政府而言，增加城市土地供应的诱因很大。不过，城市土地供应受制于两大因素，其一、城市本身的空置土地有限；其二、中央定下各城市用地指标，每年最多只能推出某个面积的土地，用作发展住宅、商业大厦等。对于第一个因素，地方政府尚可把市区内的工厂、医院、大学、车站、公园等，搬到市郊，又或以旧城改造之名，强迫居民搬走，空出的土地就可拍卖。至于第二个因素，则是地方政府“紧箍咒”，而《增减挂钩办法》就为它们解咒。只要增加农田面积，就意味着增加城市土地供应，财政收入会大增。有钱了，地方干部就可推出更多伟大项目，刺激当地经济，造就一项项政绩，成为升官本钱，更何况透过这些项目，官员及其家属还可上下其手。

因此，对国土部和地方政府而言，《增减挂钩办法》可谓一举两得。

对农村的又一次掠夺

尽管国土部的《增减挂钩办法》严禁违背农民意愿、大拆大建。但在不少地方，强拆民房、强迫农民“上楼”的事例时有发生。《增减挂钩办法》还要求，妥善补偿和安置农民，所得收益要返还农村，“要用于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在有些地方，政府拿走宅基地利益的同时，甚至还要求农民交钱住楼房。在江苏省邳州市坝头村，村庄被整体拆迁，当地建设了数十栋密集的农民公寓，要村民补差价购买。因补偿款购买不起足额面积楼房，坝头村35岁女子徐传玲去年10月自杀。坝头村村民王素梅告诉媒体，她的丈夫被拆迁队打伤，后又被村干部拉到湖边要求立即签字，否则沉湖。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峥嵘指出，当前以各种名义圈走农民宅基地，换取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现象，可以看成是，城市对农村的又一次掠夺。他说：“由于利益冲动，很多地方都把侵占农民土地作为获取利益和政绩的重要手段。”于峥嵘表示，改革开放以来，至少有五六千万农民彻底失去了土地，他们有的成为城市居民，但还有一半没有工作，没有保障，引起纠纷。“土地问题已占全部农村的65%，已成农业税取消后，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焦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凤田也指出，目前这一轮村庄拆并拆建潮名为让农民过上现代化生活，实则是把农民宅基地当成唐僧肉，转换出来用于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土地财政收入。而宅基地的主人被草草打发，农民从宽敞的庭院被迫搬到狭窄的公寓，还要继续农业生活，不但生活没现代化，不方便与显性成本大增，发生上楼致贫现象，什么都要往里贴钱。

愈演愈烈的“消灭村庄”、逼农民上楼运动，引起社会的强大关注，也惊动了国务院。据中央媒体报道，国务院总理11月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会议强调，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涉及村庄撤并等方面的土地整治，必须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自主决定，不得强拆强建。会议强调，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展挂钩试点、超出试点范围开展增减挂钩和建设用地置换或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的，要严肃追究有关地方政府负责人及相关人员的责任，并相应扣减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

次日，国土部召开会议称，将立即着手修改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相关文件，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增减倒挂背后的新土地财政

《增减挂钩办法》规定，“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也就是说，复垦的不一定非要是宅基地，但各地都不约而同地把目标指向了农民的宅基地。

事实上，漫步各地乡村，很容易就能看到有很多闲置的土地，也有很多撂荒或废弃的土地，就是在村庄里和村庄周围，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如果能开发废弃土地、合并村庄或者调整宅基地布局，同样可以整理出更多的土地，同样能够坚守住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之间的“红线”，为何非要搞拆村上楼，老惦记农民那一亩三分地呢？对此，媒体评论员陈雪根一针见血地指出，就因为农民好欺负，地方政府不保护他、集体组织不出卖他就已不错，更谈不上维护他的权益了。

中国社科院2010《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业膨胀发展。由于垄断着土地供应，地方政府尝到了甜头，越来越重视“卖地”收入。今年4月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9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1.59万亿元，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48.8%。

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高级经济师顾海波对本刊记者表示，地方政府如此热衷于到农村圈地表明，整个中国经济的中心依然在房地产上，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以来过重。

在此轮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中，宅基地转化后的增值收益（级差收益），正在被权力和资本“合谋”拿走。河北省廊坊市国土资源局总工郭立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拿钱给农民补偿了旧宅，置换出的建设用地，由政府统一调配使用，收益将归政府，农民不再享受土地级差收益。按照土地学会专家的计算，每年全国被征地农民相当于放弃的土地财产权至少有30万亿之巨。而这一数据，普遍适用于全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业发展。同时，上海市社科院提供的数据显示，按照土地原用途补偿安置，补偿严重不足。长三角农业用地征地补偿费，只相当于土地升值收益的1/50。

2008年9月，在全国政协召开的“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专题协商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董文标委员算了一笔账：目前全国农村居民有7.3亿人，人均住宅的建筑面积大约30平方米，以村镇住房平均600-800元的成本造价计算，农村农民住宅价值可达到13万亿至18万亿元人民币。

由此可见，和耕地一样，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地上住宅已经成为农民的财富堡垒。另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建设用地，占全国总建设用地的4/5，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原则思路后，农民的宅基地正在成为各方力量争食的金矿。

宅基地是谁的

中国《宪法》第十条、新《土地管理法》第八条都明文规定，宅基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可见，村民对宅基地的使用权和城市居民的房屋所有权一样，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往往会成为一纸空文。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指出，可能很多人会将矛头对准地方政府，认为是这些“歪嘴和尚”将这个本来是可以节约用地的“好经”给念歪了。但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地方政府之所以那么有恃无恐，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农民的宅基地变为耕地，更多地是源于中国土地制度的漏洞。这是因为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政府将集体所有的宅基地变为国有的建设用地时需要给农民以补偿，但是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将宅基地变为农地时的补偿方式。这个漏洞的存在让地方政府有了可乘之机，它们以“节约耕地”的名义将宅基地变为农地，然后以“城乡一体化”的借口将农民赶入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不需要向上级政府变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时还省下来一大笔征收补偿费的支出。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蔡继明指出，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土地一直都是私有的，土地私有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上世纪50年代实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并非农民自发自愿的选择，而是政府为推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剪刀差政策而做出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国现有的农地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推行家庭承包制以来，就再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变革。在蔡继明看来，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但实际上经过承包之后大部分又分给了农民。而村委会代表集体来行使集体所有权，实际上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农民的权益。在征地的过程中，农民处在一个弱势的、没有话语权的地位，常常是他们的利益得不到反映，因此，农地必须实行私有化改革。

蔡继明认为，农地（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建设用地）的私有化，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也有助于从制度层面解决困扰我国的若干土地问题，比如政府征地上的腐败与低效，以及与小产权房相关的纠纷与认识歧异等等。

一些学者担心，土地私有化会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社会不安定。对此，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明确予以否定。陈志武指出，现在的事实是，在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下，土地照样在转为非农用途，在此过程中权力和资本获益最多。陈志武认为，相比之下，如果土地私有，在转让过程中拥有地权的农民至少还有点发言权，是交易的主体方，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了；其制度成本是，那些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圈地运动范文第2篇

与之对应的是，海航也与五指山市签订新建高尔夫球场的协议。据悉，海航的目标是在2010年前自建及收购20个球场。据本刊6月刊报道，山东也加紧高尔夫球场建设，南山国际准备建造12个球场，使自己的球洞数达到225个。

不仅如此，各地的高尔夫球场的规划也是层出不穷，掀起了又一轮的高尔夫球场圈地运动。

政策限制下的球场扩张

与2000年之前高尔夫球场圈地所不同的是，此次高尔夫球场的新建热潮却是在政策限制的条件之下的。2005年，国家发改委颁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中明确限制高尔夫球场建设。

政策限制加上大部分球场经营亏损的状态并没有阻止高尔夫建设热潮的到来：各地纷纷亮出自己的高尔夫球场建设规划，投资者也是纷至沓来。

投资者们能在双重压力之下逆流而上，说明他们并不看重投资球场所带来的短期效应，而是着眼未来，为将来高尔夫运动大众化之后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实施战略布局。

2004年，美国罗伯特・琼斯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斯特朗就算过这样一个账：中国现在只有180个球场，但中国有7400万人能购买汽车，我们假定这样的人群都是高尔夫潜在的消费者，对应美国的情况，每个球场服务3万人，那中国立即就需要2400个新球场。”

据资料显示，目前国内高尔夫消费人群达450余万，与约翰・斯特朗假设的数目还有很大差距，但是每年30%的增长速度足以让球场投资者们垂涎三尺。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次观澜湖、海南航空以及南山国际纷纷在各地布局，实际上是为了让球会在经营化时代到来的时候，通过先入为主、规模经济效应的优势，在高尔夫球场下一轮的竞争中占据天时、地利优势。

连锁经营

与之前高尔夫球场建设所不同的是，这次高尔夫球场的建设风潮中，更重要的是体现资本的连锁经营之上。

“姑且不论连锁经营的模式是否会成为未来高尔夫经营的一个发展趋势，但是连锁经营所带来的巨大优势是单一球场所不能匹敌的。”一不愿透露姓名的分析人士表示。

众所周知，高尔夫球场的运营主要体现在球场的自身管理以及对外宣传吸引球手消费而提升销售收入上。一般而言，球场更多利用赛事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因为赛事除了能让潜在的客户体验并带来口碑传播的效应之外，更能通过赛事的影响力达到深远的传播效果。东方高尔夫所举办的东方名人赛就是很好的例子。

多个球场的连锁模式更容易让球场实现不同的营销组合，比如在会籍产品的开发上，可以利用多个球场体验的优势来吸引那些喜欢到处体验球场的高尔夫球手来购买，这是单一球场所不能及的。另外，连锁经营的某个球场在经营上获得成功之后，可以复制到其他球场，而连锁经营从一开始就让球场在经营上节省很多的宣传费用。

“在抗御风险能力上、经营方式上，连锁经营的球场更容易根据市场的变化而调整营销策略。”该分析人士认为，“观澜湖、海航以及南山国际之所以将球场数目扩大并利用已有的经验复制到新建球场上去，很大程度上是想通过连锁经营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

结构性失调

有人认为，国内高尔夫不缺豪华的球场，缺的是公众球场以及高尔夫配套设施。言外之意，国内高尔夫运动大众化发展缓慢是因为球场结构配置不合理，配套设施少，由此人为将高尔夫的准入门槛提高了。

有资料显示，美国的17000家球场中，80%以上是公众球场，此外还有15000个高尔夫设施。反观国内高尔夫球场，真正能称的上是公众球场的只有两家。不仅如此，新建球场似乎仍然在重复原来的方式，球场建设豪华，而且很大程度上通过贷款完成球场建设，所以国内球场从一开始就要承担巨大的财务成本。这进一步造成了球场结构性失调。

关于最近新建球场的未来经营方向，一业内人士如此分析：观澜湖从球场设计到经营管理，一开始就以服务高端人群的形象定位，并采用连锁经营的方式组织管理；因此，其在新球场的开发上肯定会延续其已有的高端路线。海航在五指山的球场肯定是为了迎合其以航空为基础而开发的旅游市场上，其也不可能走公众路线。南山高尔夫要做亚洲第一的高尔夫球场，其真正意图也是为了带动旅游市场的发展。

球场层级结构失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高尔夫人群后续增长乏力，很多有消费能力的人被挡在门外。此外，基础设施少，很多人一开始就直接进入球场打球，造成球场上充斥着高差点的球会，对球场的经营管理以及高尔夫文化的发展造成阻碍。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球场建设过于豪华，国内绝大多数球场将目标群体瞄准在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人群，仅仅瞄准的是这部分存量市场，而忽视了对新进入人群的开发。”滨海高尔夫陈经理向记者表示，“球场数量增加，并没有降低高尔夫的准入门槛，这对推动高尔夫大众化来说是不利的。”

圈地运动范文第3篇

关键词：圈地运动；土地财富；现代化建设

历史真有轮回的味道。在经典教科书里，几个世纪前英国发生的圈地运动被定性为充满罪恶的“羊吃人”，“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按教科书指导成长起来的新中国，又一场震惊中外的圈地运动拉开新世纪序幕。从“开发区热”到“经营城市热”，再到农民“被上楼热”，热火朝天地掀起房地产业，建造一座座老百姓住不起的豪楼“鬼城”，在民生不堪负重的怨愤中获得“房吃人”的恶评。尚若摘下有色眼镜，以理性公正的心态评判历史与现实，人们会发现，英国“羊吃人”并不可怕，因为它推动农业、毛纺织业及城市工商业更加繁荣昌盛，促使一个传统农业国进步为发达工业国；而中国“房吃人”却是可憎可怖，因为它践踏主人尊严，掠夺农民土地财富，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阻碍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孰功孰过，孰短孰长，确实值得有识之士冷静深思。

“羊吃人”：英国圈地运动史实镜鉴

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村兴起圈地养羊风潮，在欧洲影响最大。1516年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把人吃掉了”。这段“羊吃人”的描述，巧妙地成为阶级斗争理论重要佐证。其实，这场运动有深厚复杂的时代背景，仅用“羊吃人”三字定性，未免有些偏颇。因为历史表明，圈地运动后英国从传统农业国成长为发达工业国，迄今也还是现代化强国。温故而知新，但愿国人能从历史镜鉴中有所启迪。

镜鉴1：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

据史书记载，在十三、十四世纪，英国羊毛产量独占欧洲市场。十五到十六世纪，英国工场手工业发展很快，毛纺织业迅速成长为国家民族工业。17世纪，瓦特蒸汽机发明和应用，机器生产开始替代手工劳动，引发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正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的条件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英国圈地运动持续兴起两个高潮：从十五世纪后半叶到十七世纪初，集中圈占森林、牧场、荒地及佃农租地，使土地等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为大农场资本发展创造条件；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重点圈占小农赖以生存的份地，导致封建土地所有制转化为资本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转换为雇佣工人。这样，从十五世纪风行土地集中开始，到19世纪初和缓落下帷幕为止，圈地运动持续400多年。 由此可见，掀起圈地运动的力量，不是英国王朝政府的强迫命令，而是源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适应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升的自发行为。

镜鉴2：圈占土地大多是依法运作的

纵览英国圈地运动，潮起潮落几百年，王朝政府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法令支撑运作的。在圈地运动发生前期，英王朝顾虑兵源、财政和社会治安诸因素，曾经颁布不少限制圈地法令，遏制圈地牧羊风潮。1489年，亨利七世下令禁止圈占20英亩以上农庄；1515年，亨利八世限令在一年内将改为牧场的耕地复原。为了解决失地农民流浪乞食问题，1530年英王朝颁布法令，凡有劳动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规定时间内找到工作，按律严加惩治。1601年又颁布人类史上第一部济贫法，规定各地教区开征济贫税，对于在教区居住一定年限并曾从事劳动的失业者给予救济。值得称道的是，这类劳动救济法虽不那么完善，也还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不过，在1640年以后，英国政府通过立法公开支持圈地养羊，助推圈地运动高潮迭起，大牧场大农场弥漫村社。据史料记载，从17世纪到19世纪，英国议会通过4763件有关圈地法案，共批圈占269万公顷共耕地和公有地。1876年议会颁布法令禁止非法圈占公有土地，标志圈地运动接近尾声。

镜鉴3：很少有侵犯农民土地权益问题

据南都历史评论，英国圈占土地大体有四种类型：对零星分散条田，由地主自愿互换、协商买卖，使土地集中；对公用地和森林沼泽等荒地，贵族领主和佃农圈作己用时，经过协商达成占补协议；君主立宪后的政府和议会圈地，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还有打破租约的圈地，或是租约期满后不再续约，或是随市抬高租价让佃户租不起，进而达到圈占土地目的。从这四种圈地类型看，前面三种基本按自由协议进行，自然不存在侵犯土地所有权问题；就是有贵族领主强占公有荒地情形，在法理上也是行得通的，因为当时法律规定辖区土地都属领主所有。最后一种打破租约圈地，因为是租约期满后的行为，而不是在租期内强行剥夺佃户土地使用权，所以也不存在侵犯农民土地权益问题。但是，这种土地租约受到“价高者得”的冲击，领主乐意把土地租给租金高的人，原来佃户不答应，于是就出现被暴力驱赶的问题。所谓“羊吃人”，只是适用于这种圈地情形。显然，这种运动几百年的过程，并非像教科书描写的那样充满罪恶与血腥。

镜鉴4：圈地运动具有历史进步性

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分析，我们会发现，英国圈地运动起因顺水推舟，结局灿烂辉煌。其一，它促进毛纺织业发展。英国是一个古老的养羊大国，羊毛生产保障国内外市场需要，养羊业利润较之农业更为丰厚。因势利导，圈地养羊，扩大贸易，使得毛纺织业迅速成长为民族工业。其二，它促进农业和农村生产力发展。伴随着圈地运动兴起，农业资本家投资开辟大农场大牧场，新机械新工具被应用到农牧业中，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得到提高，使农业、畜牧业和纺织业相得益彰，有力推动农村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其三，它促进城市工商业蓬勃发展。持续几百年的圈地养羊运动，集聚资本原始积累，不仅为农业资本发育创造条件，同时也为工商业资本壮大奠定基础。城乡人口自由择业，商品交换融通流畅，工商企业兴旺发达，经济社会欣欣向荣。到19世纪中叶，英国农业人口由占总人口的80%下降到25%，从低效率农业国演变成首屈一指的发达工业国，“日不落”帝国享誉世界。

“房吃人”：中国大陆圈地运动现实困惑

借鉴英国圈地运动史实，再看华夏大地每天都在发生着的强征暴炒、血拆逼迁事件，农民悲天愤地，“房奴”怨声载道，用“房吃人”来形容其残暴与罪过，或许是再恰当不过了。在“就是好”体制支持下，在执政为民理念喧哗中，现实圈地运动实在给人许多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

困惑1：圈地运动是市场经济发展必经阶段吗？

面对强征暴炒、乱占滥用土地资源的恶作败行，谁敢质疑批评，有人就以英国圈地运动为例言之咄咄，搞市场经济就要圈地，不圈地怎么发展。其实，这是误解教科书对圈地运动的历史定位。在《资本论》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里，马克思在仔细分析英国圈地运动过程后指出：“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这里说得很明白，圈地运动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原始积累”，即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讲的“预先积累”。所以，圈地运动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市场经济没有关系，更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至于说发展就要圈地，不过是一种托辞。说穿了，就是打着发展的招牌，廉价强征农民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盖房建楼，由此增加财税、增长GDP、扩大权利寻租，巧取豪夺土地资源财富。只要眼前政绩显赫，管它日后洪水滔天。

困惑2：城市化是经济增长永动机吗？

十多年来，夹带血雨腥风的圈地造城运动震撼大江南北。建设国际大都市、打造区域中心城市、农村城镇化等各种城市化名牌招摇过市，城市区域无限扩张，大批老城更新改造，大批乡镇划归城区，大批村社变成街道，大批土地停耕荒芜。弹指一挥间，沧海变桑田。由着当权者的想象，一座座高楼大厦五味杂陈地铺排在良田沃土之上。正当国人陶醉在城市化泡沫虚华中，世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发出一篇耐人寻味的评论，“21世纪全人类最具影响力的两件大事，除了新技术革命之外，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固然会成为中国经济持久的发动机，带动各行业发展，但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律，保持什么样的节奏，尚须探索。”言外之意很明白，中国经济超速增长，不是靠技术创新，而是靠圈地造城、拆房建楼作为永动机。这种急功近利的建设模式，根本违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全面破坏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多样性，不可避免地将给中华民族带来生存发展危机。

困惑3：靠房地产业能实现现代化吗？

回顾新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抓农业战天斗地，干工业模仿照搬，搞科技学步维艰，唯有房地产业绩昭彰。君不见，在省市县乡行政中心，脚手架巍然林立，工程车往来穿梭，摩天楼拔地而起，真可谓“没有房地产就没有新中国”。更有甚者，房地产暴利与浮躁为指南，诱惑越来越多的人炒地炒房，图谋一本万利、一夜暴富；引导企业投资流向，千帆竞发，殊途同归，疯狂制造海市蜃楼，导致实体产业“空心化”，竟然美其名曰实现现代化。纵观世界发达国家，迄今只有靠工业和信息产业为支柱实现现代化的传奇，却没有凭借炒地炒房走向现代化的神话。有点常识的人都明白，房地产业的支点不是价值，而是权利的蛮横与贪婪。面对高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种卖地生财、建房增值的举国发展模式，能够实现现代化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或许历史会再次证明，后面必然是大跃退，以房地产业建筑起来的经济泡沫破灭，不仅会振荡中国，而且会震惊世界！

困惑4：谁来维护农民土地权益？

据有关部门资料，在持续十多年的圈地造城运动中，从农民手中转移土地财富约合20多万亿元，其中补偿给农民的不到5%。在土地市场交易中，农民及宅基地主人只能签字画押、唯命是从，尚若不服，自有警察、拆迁队伺候，甚至白道黑道齐上、棍棒和推土机并举，顷刻把村庄家园夷为平地！历来被誉为“翻身当家”的主人，竟然连讨价还价的权利也没有，所有的挣扎显示为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悲剧。这就让人感到困惑，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村、乡、村内两个以上集体经济组织三个层级的“农民集体所有”。难道法律不保护“集体所有”中每个农民自然所有一份的土地权益吗？若是这样，失地农民，尤其是“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贫苦农民，谋生图命，难免会重温阶级斗争理论，“打土豪分田地”，影响社会安宁。但愿“乌坎事件”的钟声，使权贵利益集团警醒！

方寸地：民根国本当珍重

古人有遗训：“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珍重土地，历来是民族繁衍生息、兴旺发达的坚实基础。土地是财富之母。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证明，耕者有其田，丰衣足食，民安国泰。否则，温饱不济，社会动荡不宁。

1.农民命根子折腾不得

农民种地谋生，自然把土地看作安身立命的根本。人们不会忘记，无论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响亮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口号，赢得农民支持和拥护，从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初三年，党和政府颁布《法》，依法保护运动分给农民的土地和房屋，全面解放农村生产力，巩固了初创待兴的新生政权。可是，“翻身当家”的主人尚未转过身来，合作化暴风骤雨又使土地归所有。亿万农民跨“金桥”，奔“天堂”，在“就是好”的福音中付出“惨痛的血的代价”（孙冶方语）。好在斗转星移，党和政府认可农民包产到户的冒险尝试，赋予承包土地经营权，激活农民种粮积极性，很快解决温饱问题，促进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没想到，史无前例的圈地造城运动再次铺开瓜分土地的盛宴，每天上演着的那些暴力拆迁、上访、跳楼自焚、以及土地腐败闹剧，时时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土地制度上如此反复折腾，农民不能安居乐业，国家怎能和谐稳定！

2.农业基础地位动摇不得

轰轰烈烈的房地产业，严重动摇了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传统。尽管中央政府连续发出九个一号文件（2004―2012年），一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可是，“农业真危险”局面丝毫未见改变，农村“空心化”问题更成为人们忧虑的焦点。尤其是近几年席卷乡村的农民“被上楼”热，不仅尽干些与农业无关的事情，而且刻意改变农民世代承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连农家肥的收集和使用都成问题。农业比较利益越来越低，种粮一年不如打工一月。农民享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守业无望，只好务工经商找出路。毫无疑问，留守农村的老弱妇孺，保障不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更谈不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了。不堪设想，田园劳作冷水浇背，农业经济萎缩衰败，饥寒交迫，动乱频发，那才是全民族的灾难与悲哀。历代王朝兴衰的历史足以说明，农业不稳，百业不兴；农村一乱，天下大乱。

3.产业进步忽悠不得

发展经济学宣示，一国经济发展与产业进步密切相关。蒸汽机的发明推动工业经济突飞猛进，计算机的应用促进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环顾东西南北，在经营城市理念强力推动下，各种各样开发区争奇斗艳，如工业园区、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循环经济实验区、低碳经济创新区、生态经济示范区等，土地圈起来，房子盖起来，牌子挂起来，就说科技创新能力增强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了，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了。或许，大家心理都明白，在一个传承几千年的农业大国里，仅靠炒地炒房是炒不出产业革命的，更不能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单凭大兴土木、修几座摩天大楼就以为是现代化，那是荒唐可笑的。对着镜子作揖――自己忽悠自己，必将后患无穷。真心实意建设现代化国家，务必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把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着力开发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信息社会转型的步伐。

4.经济增长浮躁不得

当代中国以房地产为支柱打造GDP增长神话，数字光鲜夺目。很多官商学者利令智昏，窃以为经济工作原来如此简单：政府征地拆迁赚钱―房地产开发牟取暴利―GDP高速增长―政绩昭彰卓著。殊不知，这种运作方式，刻意干扰市场公平竞争，导致政府公信力沦落下降，激起社会矛盾日益恶化，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可否认，经济增长必须符合经济运行规律，任何不正常的扩张或收缩，都会使经济社会震荡不宁。这方面，我们有刻骨铭心的教训。经济决策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经济活动实践就表现为浮躁冒进，经济运行过程就会膨胀发热、异常波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这样、八十年代中后期“圈地热”也是这样，新世纪房地产业还是这样。因而，正确有效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务必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资本论第一卷.24：781.人民出版社，1975.6.第1版

[2] 朱寰主编.世界中古史.第七、八章.477.518.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第1版

[3] 辛子陵.吞噬自己尾巴的王蛇能长成巨龙吗？五柳村，2010.12.17

[4] 刘彦伟.英国圈地运动的真相与启示.腾讯评论，2010.11.8

[5] 宏生.圈地运动在英国.南都历史评论，2010.11.14

[6] 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圈地造城下模糊的城市和村庄.社会科学报，2010.12.14

[7] 涂重航.多省市强行撤村圈地发土地财 农民失去宅基地.新华网，2010.11.2

[8] 杨于泽.圈地运动制造了高增长的假象.中国青年，2010.11.4

[9] 中国第四波“圈地运动”与拆迁血案.南方报业网，2010.6.2

[10] 谢太峰.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不符合中国基本国情.中国新闻网，2009.12.1

[11] 熊伟.“圈地运动”必须得到遏制.新京报，2010.11.3

圈地运动范文第4篇

【关键词】圈地运动；英国；资本；生产方式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而圈地运动，即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可以说，16世纪前后的圈地运动是英国经济变革中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马克思称其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立基础的变革的序幕”。因此，我们就来略谈英国早期圈地运动的情况。

一、什么是圈地运动

何为圈地运动？“圈地”是与“敞地”相对，敞地是由为数众多的形状狭长的条田（条田是计算田产的单位，中世纪时期英国农奴和自由租户所占有的田产用条田计算，领主的田地也用条田计算）构成，圈地则是指铲平条田的界限，把分散的条田合并起来，使它连成一片，用固定的树篱圈围起来，这就叫圈地。其实英国的圈地现象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出现了许多圈地之后的小农场，但是，这时期的圈地活动仅是个别现象，规模不大，没有造成深刻的社会影响。到了15世纪70年代，圈地活动急剧发展，英国当时40个郡中，圈地波及了35个，圈地活动发展成了具有社会性的运动。

二、圈地运动产生的原因

关于圈地运动产生的原因，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当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牧羊业的发展，对羊毛的大量需求，要求将大片土地圈围起来，形成大型牧场。英国的牧羊业从13世纪后叶便发展起来，羊毛主要供出口，运往法兰德斯的伊普雷、根特和布鲁日，在那里加工，织成呢绒，运销欧洲，英国羊毛同时也在欧洲大陆的若干据点销售，在14世纪中叶，英国每年向国外输出羊毛30000多包，后随着英国本国呢绒业的发展，羊毛输出逐年下降，但国内市场对羊毛的需求却也有增无减，对外呢绒贸易一直是英国最重要得贸易。在国内，由于中世纪晚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农牧业和毛纺业的长足进步，使得英国封建经济逐步解体，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发展，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其中呢绒制品一直供不应求，刺激本国的毛纺业迅猛发展。因此，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羊毛的大量需求使圈地形成一种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其次，圈地运动的产生还与中世纪晚期英国人口增长过快有关。“圈地运动”又被称作“羊吃人的运动”，因为圈地是为了养羊，其实这一说法不尽对，在英国早期圈地运动中，圈起来的田地，不仅是用来用作牧场，还有许多是用作农场，种植粮食的。在经过黑死病后，都铎王朝时期英国的人口增长迅速，形成人口增长的高峰阶段。据剑桥人口专家估算，英格兰地区1551年人口为301万，1576年为341万，到1601年，这一数字达到411万。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土地造成巨大压力，人们要求土地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但传统的敞地经营粗放，土地经济效益低下。而圈地制能实行大规模集中经营，精耕细作，圈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的要求。

再次，16世纪英国农业革命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圈地运动是16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一部分，其属于生产关系的初步变革。而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又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产生了很大影响。农业耕作技术是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的重要表现，“牧耕农业”广泛推广，三圃制已取代了二圃制。农业生产工具也不断改进，农业生产工具中最主要的工具是耕犁，当时英国耕犁大致有四种，双轮犁、独轮犁、无轮犁和荷兰犁，他们可以适用不同地区的地况，耕犁的制作因地制宜。还有经过改进后的重犁使大量荒地变为良田，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波斯坦认为重犁的出现改变了田型，原来的方田变成了条田，这又为圈地提供了方便。草场管理办法也不断革新。总之，16世纪英国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加快了圈地运动的步伐，推动了英国社会向前发展。

三、圈地运动的影响

英国早期圈地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进行圈地运动的大都是贵族，还有一部分富裕的自由自耕农。其中的大贵族阶层思想比较保守，他们并不直接亲自经营所圈土地，而是将其承租给中小贵族或自由自耕农，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租地农场主阶级。农村中阶级分化加重，封建贵族阶级发生严重分裂。大贵族阶层一般固守旧的封建农业经营方法，大都通过圈地将土地租给乡绅、市民和租地农场主经营，租期很长，而自己仍按过去的传统，靠征收固定地租过奢侈挥霍的生活。但是在随后席卷欧洲的价格革命冲击下，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大贵族租额固定不变，他们的实际收入逐渐下降。而处于中间阶层的租地农场主则能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经营方式，在其中大大获利。大贵族日趋没落，中小贵族中的一部分人逐渐资产阶级化。

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圈地运动使大量农民丧失土地，大批无地农民被抛向社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自由劳动力，廉价的自由劳动力与剩余资本的结合也就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资本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而这一历史过程在英国即是通过圈地运动来完成的。

参考文献

[1] 陈曦文.圈地运动的最初发动[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2] 王乃耀.圈地运动——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5月版.

[3] 王乃耀.十六世纪农业革命[M].1994年5月版.

[4] 马克垚.英国封建社会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2版.

圈地运动范文第5篇

关键词：清朝；圈地；退地

G633.51

清朝在入主中原以后，在经济上实行了圈地政策，那么清初为什么要实行圈地政策，又是通过哪些方式进行圈地的，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最后清政府又是如何对这一政策进行调整的，本文就相关方面进行一些浅显的阐述。

一、清朝实行圈地的原因

学术界对清朝的圈地的主要观点：1.清初圈地是一种压迫与阶级统治相结合而产生的疯狂性的掠夺行动，是满族入关前落后生产方式在关内的移植。2.清初圈地运动是满族统治者在定鼎燕京之后，采用强制性政治手段野蛮地掠夺土地的一种方式。3.清初圈地运动是满洲贵族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在北京周围掀起的大规模掠夺土地的浪潮。4.清初圈地是满族入关后，以征服者的姿态利用其政治特权掠夺巨额田产，强制实行土地再分配，移植其落后的领主制生产方式的运动。5.八旗圈地是清代满洲贵族土地占有形式。6.八旗圈地是清代满洲贵族既承袭其入关前的奴隶制，又接受关内汉族地主的封建租佃制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剥削形式。

在上述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上，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清朝定鼎北京之后，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除了经济极其困难，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消除割据，统一全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尽力扩大满族贵族集团，充分调动本集团成员的积极性，以便同心同德，一致对外，于是清初颁布了有利于满族贵族集团的圈地政策。

第二，当时具备圈地的客观经济条件。清代初期，由于经过长期战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耕地大量荒芜，农民死亡逃徙，全国各地呈现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大量的荒芜田地给清朝统治者实行圈地政策提供了客观条件。

第三，是由于满族对土地的需要。由于满族的大量入关，一四年（顺治元年）以后，满族贵族、官吏、满蒙汉八旗士兵以及随从人员、奴仆等大量涌进北京。史载“顺治元年，定都燕京，各八旗从龙入关…其时合之京师宿卫之兵已不下二十万人。”“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划。”

二、清朝圈地的方式

根对史料有关记载的分析，我们可以概括直接圈地和间接圈地两种类型。所谓直接圈地，就是“凡圈民地，请旨。户部遣满官同有司率笔帖式、拔什库甲丁等员役，所至村庄相夺畎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垧，每壮丁分给五晌。”

除了直接圈地之外，就是官逼民投。各王公利用逼民投充的方式攫取大量的土地。顺治二年，清廷颁布招民投充的诏谕说，被俘获的包衣人丁，其近支弟兄或无衣无食的贫民，可以投充旗下为奴。各王、公、贝勒、官将皆定额数，不能多收，更不能逼民投充。这种讲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投充人并非贫寒无衣资源投入旗下的，而是八旗王宫贵族逼民投充“‘并且远远超过规定的额数”。以主宰清廷军政大事的摄政王多尔衮为例，1651年二月顺治谕示户部说：“……乃睿王所收人数已足，又指称伊子多尔博名下亦投充，遂滥收至八百人之多，且有借称投充遂占人田地者，甚属不合。……”这道上谕不仅说明了，多尔衮投充人数远远超过额定数目，而且一些奸猾豪民将他人田地捏称己产，一并带投于多尔博名下。多尔衮通过逼民投充的方式滥收“带有房地富厚之家”的六百余丁，带地六、七千顷。

三、圈地的执行过程

《圈地令》强调：只圈占近京的“无主荒地”。北京地区经战乱后，确有“无主”的荒地，包括明朝皇室及勋贵等走死逃亡，土地已荒；还有虽没有逃亡，清朝也予以没收，把这些土地分给满族王宫贵族及八旗将士，亦属必然。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圈占土地已远远超出了规定的范围。

清初圈地的诏令中下令只圈占“无主荒田”，后来“不论有主无主”一律圈取；先是在京畿三百里以内，后来“三百里内不足，则远及五百里”，原来主要圈占顺、永、保、河四府土地，后来“直录九府，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无旗庄座落，共计七十七州县，广袤两千余里”布满了旗地官庄，雍正八年五月，都统穆森等奏；不但圈占土地，而且圈占房屋；不仅圈占直录省土地，而且随同满洲八旗驻防，扩大到山东济南、德州、临清州、江北徐州、山西太原、潞安、平阳、蒲州等处。

在圈占地区内，清朝统治者差遣户部官员，“所至村庄，相夺畎亩，两骑前后，牵部颁绳索，以记周四围，而总积之。每圈共得几百十晌，……圈一定，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被圈占的州县内，大部分土地被夺取，民地所剩无几。如：武清县“旗圈已去八九，止存一二”。

同样的，投充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清初允许各旗牧投充以供役使，原为贫民开生路，“诚恐贫苦小民，失其生理，困于饥荒，流为盗贼”后却渐背原意，“有惑于土贼奸细分民屠民之言，辄尔轻信，妄行投充”，“也有的土地被圈占，生活无出路，被迫投充”，还有的恐怕土地被圈占，带地投充的，更有的距京三百里外，庄头及什人等将各州县庄村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以致民心不靖。”

四、清朝的退地政策

这种杀鸡取卵的专横的圈地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他破坏了生产力，使人民逃亡、破产社会动荡不安，它也不符合清政府长期的统治利益，必然会发生改变。清朝统治集团也已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得不采取一些补救措施。

第一，清政府先实行了拨补政策。如顺治二年二月“谕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司，凡民间房产有为满洲圈占，兑换他处者，俱视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照规定，民地在此被圈，可以到他处根据田产的好坏如数拨给，而实际上被圈占的是“膏腴民地”，而得到的是“减薄屯地”。并且拨补的土地“离其田园，别其坟墓， 种新授之田，庐舍无依，籽种未备……”，所以，虽有拨补之名而大部分自耕农或地主的土地被圈去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补偿。

第二，退还已圈土地。顺治帝于顺治四年（1647年）下令圈地后不久即下诏：“自今以后，“要求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著永行停止”。命令发出后，大规模的圈地停止了，而零散的圈地仍在继续。直到康熙在一六六九年再次下令停止圈地：“……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至此延续几十年之久的圈地，才基本上停止了。

第三，退还投充地。如顺治八年二月，王廷谏上奏：“旗人逼民投充”“隐占地亩“已达到越分滥制的严重程度，故乞下该部彻底清查。交各处隐占之地仍归原主，以作朝廷惟正之供。

圈地运动范文第6篇

崔永元炮轰长影海南囤地，变身地产开发商。长影则反驳说，长影的海南项目是文化项目，是以电影产业反哺电影创作。两方各据一辞。虽然崔永元的指控并无具陈这个项目的实际规划，是否有配套地产开发项目。但我们也确实困惑，占地7000亩的项目，不可能全都建成电影摄制基地和主题公同吧?

2004年，国家统计局在与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将文化及相关产业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从这个标准套，影视城确实算是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的集合。文化项目得落地，落地就需要规划用地。

2006年，国土部曾与发改委联合《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及《禁止用地项目目录》，目录中提及，主题公园(影视城)、大型游乐设施、仿古城、赛车场等项目被列入限制用地项目，而且禁止占用耕地，也不得通过先行办理城市分批次农用地转用等形式变相占用耕地。

可见，在管理者眼里，影视城或影视基地或影视公同，不过就是以影视为主题的公园。

主题公园和地的关系如何?投资方最了解的还是地的价值。虽然“经营不善”，但中山影视城董事长、总经理喻立建说，“我的土地1998年时才9万元/亩，现在起码四五十万元/亩，光300亩土地都能卖一亿多。”

主题公园开发商华侨城(000069.SZ)的2011年中报显示，上半年旅游综合收人比上年同期下降了44.2％，房地产收入却上升了50.41％，营业利润中有68％是靠房地产贡献。凭借这种建设主题公园低价拿地、发展“小公园、大地产”的盈利模式，华侨城让人眼红。

再看芜湖“方特欢乐世界”，规划时第一期公园总面积约2200亩，而实际上配套的房地产用地却高达2300亩。

或日“旅游地产”，或日“文化地产”，重点都在“地产”而非前缀。在中国文化产业这层皮下，行“圈地运动”之实，可不是一日两日的事儿。早在2010年，本山传媒便在海南琼海市博鳌镇圈下800亩地用于建设影视基地。其中的400亩将用来建设影视城，剩余的400亩建宾馆、酒店等配套设施。这些宾馆、酒店有没有产权，是否可以出售?有心人一查便知。

增值的项目，是利润的主要贡献者。基于此考虑，我们才看到这么多地方政府对高投资额的影城建造在土地方面给予投资者巨大优惠。

2012年，号称是海南省的项目建设年，仅海口市，规划以及在建的“电影城”项目就多达三个，长影参与投资的“环球100”外，还有“海南电影公社文化产业园”和“海口观澜湖华谊冯小刚电影公社”。分别占地7000亩、4800亩和1400亩。

如今，海南俨然已经进入“主题公园时代”，仅见报的就有：三亚海洋世界主题公园、陵水黎安主题公园、文昌航空航天主题公园、世影博览主题公园……

这座海岛，真的需要这么多主题公园吗?全国2500多个各类主题公园，有70％处于亏损状态，盈利的只有10％左右。政府对此就不担心?

圈地运动范文第7篇

此次清查的重点，是各省及省级以下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各类开发区，包括未经批准而扩建的部级开发区。第一批督察的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北京、重庆等10个省市。部分部委的部长将亲自前往督察。

以此为标志，全国各地的开发区自199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清查整顿拉开序幕。而与此同时，开发区的审批亦在全国范围内叫停。

此前短短两周内，围绕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来自高层的行动变得紧锣密鼓――

7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的紧急通知》，要求自通知下发日起，各地一律暂停审批新设立和扩建的各级各类开发区，否则严肃追究责任。

7月3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电视电话会议，会议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对各类开发区的清理整顿工作要在今年底前完成，重点解决开发区违法、违规占地等突出问题。

会议前一天的7月30日，国务院总理还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土地是民生之本”，指出“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一要完善土地产权与征地制度，健全土地管理法律体系；二要加强土地审批管理，杜绝乱批滥占耕地现象；三要清理整顿各类开发用地，强化对土地使用的监督；四要加强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防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在7月31日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特别提到，此番决策层是在分析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和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从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高度，要求实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

据记者了解，以往国土资源部每年都有类似的清查整顿。但此次清理整顿不但由国务院办公厅在短短两周之内两度发文，且由多部门联合立即执行，可见决心与力度之大。

开发区“虚火”症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

国务院选择此时大力清理整顿开发区，原因何在？

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们分析认为，去年以来，部分地区房价、地价轮番上涨，商品房空置率增加，“圈地热”愈演愈烈，关于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讨论一再升级。据了解，在“圈地热”中，各类园区供地占了极大比重。国土资源部今年初就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清理各类园区用地，“防止楼市动荡造成风险”。鉴于此，此次清理整顿便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国土资源部的整顿工作在更高层次上的延续。

更有大量专家指出，多年来在城镇化的口号下，地方政府为谋求经济增长均积极推行招商引资的开发区政策，此番整顿之际，亦是其所积累问题渐次爆发之时。

这些年来，开发区尤其是省级以下开发区的混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全国看，开发区数量多如牛毛，规划面积十分巨大。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开发区3837家，平均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00多家，仅浙江一省就有各类园区和开发区800多个。一些省会城市或稍大一些的城市，其开发区数量常常多达五六个。而在这3837家开发区中，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仅占6％；省级批准的1019家，占26.6％；其他2586家均为省级以下开发区，占67.4％。

一方面是数量巨大，一方面是面积惊人。近年新设立的开发区，其面积已从当年的1平方公里、几平方公里发展到现在的动辄十几、二十几平方公里。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类开发区规划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你想想，全国几十年才建设了这么多城镇，而开发区只用几年之间就超过了所有城镇建成区的总面积！”采访中，不少知情人士对记者发出这样的感叹。

开发区数量多、面积大不说，其名目也是五花八门，有叫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有叫软件园、创业园、旅游度假区的，有叫边境贸易合作区、国际信息园区的，甚至还有的叫生态园、石雕艺术商贸园、休闲养生苑等等。

然而，开发区“遍地开花”，实际上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繁荣景象。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学者唐健对开发区现象进行过大量调研。她告诉记者，在开发区密集地区，开发区之间为了争取投资项目，一个主要竞争手段就是压低地价，是一些级别较低开发区对于级别较高开发区的竞争更是如此。这样，很大一部分土地收益都流入投机者腰包。据了解，有的地方开发区的土地价格正常情况下是一亩地几十万元，但开发区却可能只收取投资方几万元出让金，甚至白送。

唐健还指出，由于规划面积大，点多分散，投入资金必定不足。一般而言，开发区达到七通一平才能有效招商引资，形成吸引力，而达到七通一平或者五通一平的要求，每平方公里至少还要投资1亿～1.5亿元。根据我国开发区规划面积，达到这一要求需要数万亿元，远远超过我国年固定资产投入额，超过各地现阶段承受能力。而由于部分开发区缺乏统筹规划，区位并不理想，招商引资十分困难，很难筹集开发资金。此外，亦不乏开发商只炒地皮，并不真正投资，或由于投资商开发资金不足或中途撤资，也多造成开发区建设停滞，形成大量闲置、搁荒土地。

在闲置和搁荒耕地中，很大一部分土地的表层土壤和配套的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已经无法重新耕种。耕地资源的浪费对国家的粮食安全也产生威胁。记者在北京周边的部分开发区采访时便看到大片空地正在酷暑中晒着太阳，其荒芜场面与不远处欣欣向荣的农田形成鲜明对比。

被侵吞的土地

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被商业利益推动的、由政府和企业联手发动的对农民土地的剥夺，被许多人形象地比喻为一场“新圈地运动”

成立开发区的首要一步就是低价征地。这些年来，在各地发展经济建设和城市化及小城镇化进程中，一些地区的政府以“开发区”等名目大规模征用农民土地，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地规模严重超过国家控制范围。这种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被商业利益推动的、由政府和企业联手发动的对农民土地的剥夺，被许多人形象地比喻为一场“新圈地运动”。

没有廉价土地，根本枉谈开发区。在大规模的征地过程中，强行征用农民集体土地，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安置费的闹剧频频上演。土地问题专家，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党委书记黄小虎认为，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圈地热、开发区泛滥必然导致大量耕地被违法占用，国家和农民利益严重受损。

记者在浙江采访时曾听百姓反映，当地几乎是“乡乡有开发区，村村有拆迁户；不少老人圈去了保命田，没盼来养老钱”。

1993年，四川省自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启动，紧挨自贡城区的红旗乡首当其冲被作为征地的对象。1995年，征地征到了当地农民刘正有所在的红旗乡白果村的地头。以白果村八组为例，全组280人有土地303亩，种粮食蔬菜，再搞些副业，一年下来，人均收入能达2000元。但1995年土地被征后，他们得到的补偿是：18岁～40岁的村民一次性领取安置费8000元，40岁以上每月发放生活费54元（参见辅文《失去家园》）。

在如同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开发区背后，类似于红旗乡的故事一再上演。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透露，近年来关于由征地引发的社会矛盾在一些地方日益突出，甚至威胁到当地的社会稳定，引发的群众上访、络绎不绝。

“以地生财”秘诀

低价征用、高价出让是各地政府通过征地增加收入的“秘密武器”，土地收益甚至成为某些城市的“第二财政”

学者一致认为，现行征地制度便是开发区泛滥的根源，这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刘守英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目前制度格局下，“地方政府不做开发区几乎就等于是‘傻子’。” 更有人断言，有征地制度在，开发区根本管不住。

“土地征用”一词始见于1953年的《关于国家建设用地办法》，指的是政府为国家建设可以强制性地收取私有土地、公有土地的所有权或原国有土地使用者的使用权，并建立国家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此后几十年中，随着我国土地产权结构的演变，逐渐形成了一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征地制度。

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土地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其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城镇国有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可依法通过出让、划拨、租赁和转让等不同形式取得其使用权，国家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形成土地一级市场。集体土地所有权则属于农村集体，其使用权分为农用土地使用权、农村居民宅基地使用权和乡村企事业建设用地使用权三种。其特殊之处在于，法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一般不能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也就是说，如果非农业建设需要使用集体土地，必须通过征地改变其产权属性，将集体土地强制性转为国有土地，然后由各地政府通过土地一级市场或者以划拨、租赁的方式让渡使用权。

征地的关键是取得批文。一旦非农业建设项目相中了某处农村集体土地，事先无需与土地所有者――农村集体及其使用者――农民进行任何谈判，建设单位只需向有权批准的县级以上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后者审查再报本级政府批准即可。

《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土地实行征用。然而，有关法律法规却从未对所谓的“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大量营利性项目就这样通过种种手段获得政府批准，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拿到批文，不经农村集体和农民同意，强制性征用农民的土地。于是，往往是等到征地公告张榜贴出，农民才惊觉即将失去安身立命之地。

依照法律，征用土地必须给予一定补偿，但补偿却常常少得可怜。

《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按照被征用土地原用途进行补偿。如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征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征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人的补助标准是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至于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则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规定。

而在实际补偿工作中，据国土资源部有关人士透露，由于土地年产值不确定，上述补偿标准差距很大，征地者往往为了“少花钱，多办事”，在法定范围内尽量压低征地补偿费。此外，因法律未对被征用土地的地上附着物（包括地上建筑物或构筑物）的拆迁补偿标准作明确规定，更容易使补偿费大打折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初步测算，按每亩耕地产量2000斤，粮食价格0.5元一斤计算，则一亩地年产值为1000元。即便按10倍年产值补偿，也不过1万元。但实际上，就是这点有限的钱，许多地方仍随意截留、挪用和拖欠。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九级村支书说：“征我们村的地，几乎没有不拖欠的。”上海市松江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工程征用新桥镇民益村土地124亩，土地补偿费共308万元，按照3：4：3的比例在镇、村和组之间分配，村作为集体土地的产权单位竟然只分到土地补偿费的40％。

记者还了解到，一些建设项目，特别是国家和地方的重点基建项目，为节省投资往往采取“省部协议”、“政府定价”的办法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如1999年福建省漳浦机场征地，建设单位与地方达成协议：水田2000元/亩，旱地1000元/亩，明显低于法定最低补偿标准；2001年四川318国道征地，应按年产值1014元/亩测算补偿，而当地政府却下文按650元/亩测算。如此征地，难怪农民沸反盈天。

国土资源部对京珠、京福高速等12个国家重点项目进行调查，发现征地补偿安置费用一般只占工程总投资的3％～5％，最低的竟只占0.8％，最高也只占12.2％。相反，政府在征地过程中通过收取各种税费倒是收获颇丰――据对上海、杭州、合肥、哈尔滨、南宁等城市调查，政府各种税费占项目用地成本的60％以上，而征地补偿安置费只占30％～40％。

低价征用，高价出让更是各地政府增加收入的“秘密武器”。记者了解到，以几万元一亩的价格征来的土地，“几通一平”之后，几十万元一亩出手是常事。浦东开发区建设初期，每亩耕地的征地成本约为2万元，开发区管委会再投入6万～7万元/亩就可基本完成开发并进行批租，而实际批租的价格基本不低于每亩30万元。

征地收益如此之高，使得一些城市大肆征地，尽量压低对农民的补偿，土地收益成为这些城市的“第二财政”――从这种意义上说，开发区热其实也是地方政府谋求低成本发展，“以地生财”的一条捷径。

激进和渐进――两种

改革思路之争

第一种思路的核心问题是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第二种思路则强调征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是如何保护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

有鉴于现行征地制度问题多多，有关改革早在四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

1999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征地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对各地征地情况进行调研。2001年下半年，国土资源部召开“征地制度改革试点座谈会”，提交了一份《征地制度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并陆续在上海、南京、温州、福州、佛山等九个城市进行征地制度试点。

国务院对征地制度改革高度重视。2002年10月30日、11月17日，时任副总理的在国土资源部与中农办联合完成的完善土地征用制度调研报告上先后两次作出重要批示。根据批示，11月28日，中农办召集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务院法制办等有关领导反复研究，并各自抽调人马组成专门班子，研究起草改革的政策性文件。

记者了解到，对于征地制度存在的种种问题，各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均有十分清醒和一致的认识，但对于改革思路和具体操作模式，却始终存在两种大相径庭的观点，这将导致征地制度改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也正是因为这两种改革思路交锋激烈，使得原定于今年初便可完成的改革方案一再推迟，至今仍未出台。

第一种思路是渐进改良式的。国土资源部副部长鹿心社把目前征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三乱一难”：一是征地范围乱，远远超出“公共利益”范畴，无论何种主体均可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二是征地补偿乱，不依法补偿较为普遍；三是征地费用分配乱，征地补偿费用在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之间分配不合理，使用管理较为混乱。“一难”则是指被征地农民安置难。

由此，国土资源部将改革定位为对现行征地制度的完善，核心问题是征地补偿标准的制定。其主要思路是：严格行使土地征用权，规范征地范围；体现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制定征地补偿费用标准；以社会保障为核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拓宽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坚持政府统一征地，实行征地与供地分离，简化征地批后实施程序；建立征地仲裁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第二种思路则强调，征地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保护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一直以来，同是所有权，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所受的待遇却截然不同。在这种制度范围内，根本谈不上补偿费的高低以及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征地将农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是所有权发生转变的过程，仅用“补偿”的概念是说不通的。因此必须把探讨征地的性质作为起点，才有可能谈得上保护农民。否则，即便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提高补偿标准，也是不彻底的改革，何况这种补偿标准经常得不到真正落实，成为一纸空文。

开发区的几起几落已有太多的教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刘守英指出，征地制度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用行政权侵犯产权，用公权侵犯私权，这种行政权是一种强制的权力，是政府利用一种不谈判、不讲理、强制的权力将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变成另一种财产权。刘守英认为，只要这种以行政权侵犯财产权的征地制度没有根本性改变，地方政府随便乱占地，违法批地，肆意侵犯农民权利的现象就不可能得到遏制。“集体所有权和国家所有权两者应该是平等的，这是问题的核心。”他说。

“农地转为非农用地都必须统统变性，变为国有土地，这种做法理由何在？这是计划体制下国家所有制独尊的情况下才有的现象。这一条不打破，征地制度的完善就不可能治本。” 一位资深农业专家在今年3月召开的一次征地制度研讨会上直言。他认为，一旦两种产权地位平等了，就不再需要通过征地将农地变为非农用地，农地就可以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直接进入市场。

在操作层面上，这位资深农业专家指出，目前政府在土地管理上职能混杂。政府管理土地的最主要职能应为用途管理，但现在政府不但抓土地用途管理，还要抓征地管理，混杂在一起，不仅会出现管理漏洞，而且会孕育种种腐败。因此首先要明确政府在征地管理上的职能和责任。

至于征地的范畴，这位专家认为，应在国家管好土地用途的前提下，研究农地在什么情况下，在多大数量上可以转为非农用地，且只有在涉及国家安全、全社会的利益时，才可动用征地手段。至于转变后土地的所有权是否改变，也需要认真研究。

“我认为征地就是政府收购农民土地。”这位专家说。他由此指出，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土地用途改变后的利益分配问题。

“渐进式”试点利弊

各地的一些试点都是在不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代表了代价最小、最简单的改革模式

尽管专家学者们提出了更尖锐的征地制度改革思路，但在目前，国土资源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以调整补偿标准为核心的大量试点，毕竟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据了解，在调整补偿费用方面，北京、上海、成都、长沙、南京、福州、广州、石家庄、温州等地的试点提供了三种模式：一是提高征地补偿实际年产值标准或倍数标准；二是在考虑被征用土地的区位条件、当地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等多种因素基础上，制定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不同区位、地类的征地综合补偿标准；三是考虑区位和市场供需状况，通过征地双方协商确定补偿费，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利益。

在拓宽失地农民的安置途径方面，上海、苏州、嘉兴、合肥、南宁、西安等地有以下几种做法：其一，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当地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享受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统筹保险；其二，为被征地农民购买商业医疗和养老保险；其三，划出一部分发展用地，让失地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发展自有产业；此外，广东、福建、湖南一些地方还将征地补偿费用进行股份制管理，量化到个人，农民按股分红。

在改进征地程序方面，黑龙江、陕西、江苏、湖南等地通过增加征地批前协商或者进行预公告等环节，赋予农民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不过，这些试点都是在不根本改变征地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其实代表了代价最小、最简单的改革模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在一次研讨会上分析说。他认为这种改革模式有利有弊――虽可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但农民无法参与分享土地收益的大头。而且执行这一方案有个先决条件，即必须要从给予农民的补偿当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将失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经费。

相当一部分学者干脆否定这种方案。他们指出，征地补偿再高，也不可能与被征用的土地的市场价格一致。因此征地制度只要存在，市场就不可能形成，农民的土地产权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但是，单刀直入，从产权问题入手的改革方案一旦付诸实行，也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现在大家都在指望这一块收益。”国土资源部一学者对记者说。他指出，目前征地制度不但和某些部门利益休戚相关，更重要的是还牵涉有大量地方政府的利益。因此，“一旦彻底改革征地制度，省委书记们马上就会不干。”作为改革的牵头部门，国土资源部其实也左右为难。

黄小虎分析说，目前的国家建设，包括铁路、公路、水利、电力等都普遍实行征地费用包干，此外国家投资的大型项目往往还要地方提供配套资金，“结果往往就摆不平”，最终要靠压低农民补偿。一旦要增加征地投入，问题最终又回到中央决策层。因此，“改革还得中央来下决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由此认为，目前征地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其实是在保护农民利益和加快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黄小虎也认为，征地制度改革当中，如何进行各方都能接受的土地收益分配实际上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南海模式

南海模式揭示了解决征地问题的第三条路径

争论在继续。然而就在有关部门紧锣密鼓展开渐进改良式的试点的同时，另一种模式的变革已在基层悄然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南海农民到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大大增加，出现大量弃耕抛荒和重工转农现象，当地农民和外地企业纷纷办厂开铺，土地需求量增加。1992年春，南海罗村镇下柏管理区经反复研究，最终将辖区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划分为农业保护区、工业开发区和群众商住区，以此实施统一规划、管理和经营。同时将集体土地和农民承包经营权折价入股在农民土地上兴办的企业，农民参与按股分红。股份制的分成当中，农地转成非农地的级差收益按51：49的比例在集体和农民之间分成。企业租用农民的土地，一亩地每年几千元，且预交三到五年，企业一次给集体的土地租金就相当于目前国家的征地补偿费。

1993年，南海市委、市政府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行这种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

根据对南海市五个区镇部分村社的调查，1994年至2000年，农民人均股红分配从1016元增加到1951元，多数地区农民的股红收益占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1/4到1/3，甚至有的高达1/2。截至目前，南海全市已经建立农村股份合作组织1870个。

南海模式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者刘守英指出，南海模式表明，工业化过程中，农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未必非要采用国家征地的形式。南海模式解决了不通过征地即能解决集体的公共品投入问题，解决了农民对土地级差收益长期分享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政府行为问题。

问题是，集体土地在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后，如果在不改变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进行出租、转让等流转行为，是明显违反现有法律的。土地出租既然不合法，那么出租合同在法律意义上也是无效合同，一旦当事双方出现纠纷，受损失最大的一定是集体组织和农民。

尽管如此，南海模式终究揭示了解决征地问题的第三条路径。

黄小虎指出，放开目前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限制，将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一级市场分开，实际上就等于缩小了征地的范围。如此也就可将土地收益留在农村集体。放开后，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便可以形成，集体建设用地价格也将逐渐形成。此后，如果国家需要征地，就可以这个价格作为参照。他的观点是在目前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能完全按照城市用地的价格进行征购，而按照农地的价格，农民也难以接受。

刘守英也分析说，如果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就增高了土地农转非的门槛，因为“农民不给你地了，征地成本就高了”。也只有这样，农民的土地资产才能够形成。“有了市场，才能实现各种交易，实现各种产权。”

实际上，国土资源部在大张旗鼓进行征地补偿费用调整试点的同时，也低调进行着苏州、芜湖等地的集体土地流转试点。据了解，它们与南海模式的差别在于，它只允许以现有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为价格进行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但无论如何，它毕竟开了口子，只是不需要将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变性。”刘守英说。

一位土地专家8月12日向记者透露，目前关于征地制度改革的方案，有关方面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最终有可能出台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试点办法，也有可能同时出台征地补偿费用调整办法。具体内容仍在部门之间反复斟酌和协商。

与此同时，有关法律的修订也在进行当中。

也有专家评论：“所谓共识其实就是相互妥协。”

圈地运动范文第8篇

关键词：圈地运动 感伤主义 乡村写作 英国18世纪诗歌

圈地运动是欧洲资本主义农业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尤其盛行于英国。圈地运动即把原互不相连的“敞田”和“条田”以及公地和荒地等用树篱或石墙圈围起来，改农耕为畜牧或大农场，以提高生产率，获取更高的利润。18、19世纪，英国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加大，农业技术的加速革新，以及圈地通过议会立法的合法化，英国的圈地运动达到巅峰。但广大底层农民（公薄持有者和短期租佃农）是受害者，他们被驱赶，或被强制终止租佃期。他们的家园被毁，无数失地农民流离失所，或沦为雇工，或涌向城市成为廉价劳动力，或移民海外。历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和经济学界在圈地运动上的研究成果大量丰富，以阿瑟・杨、汤因比和泰特等英美学者，以及钱乘旦、阎照祥和沈汉等国内学者，都以历史和经济学视角对圈地运动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他们肯定圈地运动对农业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批评圈地运动造成大量失地农民的流离失所和穷困潦倒。

感伤主义文学是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发生在英国的一股文流。由于英国工业革命和圈地运动的加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中下层资产阶级文人深感社会贫富不均。感伤主义正是这种情绪在文学上的表现，它夸大感情的作用，表现对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的不满。作家们触景生情、沉思冥想，满腔哀怨，寄情于物。托马斯・格雷的《墓园挽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 1750）、哥尔德斯密斯的《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 1770）和乔治・克莱布的《乡村》（The Village， 1782）是感伤主义诗歌的代表之作，描写圈地运动前后英国农村的沧桑巨变，表达了诗人深刻的情感体验和对农村因圈地运动而衰落所产生的无限悲伤之情。本文从圈地运动与感伤主义诗歌的关系入手，探讨圈地运动对英国农村、人性、道德观和价值观等的深刻影响以及在感伤主义诗歌中的反映。

一、农村的黄昏暮景：《墓园挽歌》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格雷一生只写过十几首诗。最早的《春天颂》（On the Spring， 1742）描写春天的大自然，表现人生短暂和死亡永恒的思想。《伊顿远眺》（On the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 1742）在描写风景的同时，感叹学童未来将经受的不幸。《坎坷》（Hymn to Adversity， 1742）同样以不论善恶，等待人们的都是厄运为主题。

《墓园挽歌》是格雷的代表作，它的主题是“人不分高低贵贱，都要进入坟墓”，他提出不但哀悼村中粗野的祖先，而且哀悼包括自己在内所有的人，这就使诗具有普遍意义。诗人静坐墓地，所思所想均离不开生与死的问题，但更多是对农民及其艰辛倾注了一腔热情。一开始就表达了对默默无闻的农民的同情：“耕地人累了，回家走，脚步踉跄，/把整个世界留给了黄昏与我。”农民们辛勤劳作，由于贫寒，他们高贵的心智也遭到压制，知识也不会眷顾他们。“‘雄心’别嘲讽他们实用的操劳，/家常的欢乐，默默无闻的命运;/‘豪华’也不用带着轻蔑的冷笑/来听讲穷人的又短又简的生平。” 诗人惋惜他们没有机会施展天赋，但同样的有雄心壮志，甚至更加可爱，因为他们是实实在在的辛劳，虽然默默无闻，但同样有天伦之乐。与此同时，诗人批评因圈地而暴富的有钱人，他们傲慢与奢侈，藐视普通农民。虽然他们有“门第的炫耀，有权有势的煊赫，/凡是美和财富所能赋予的好处，”但是，在死神面前，最终都被引到坟墓。诗人又极其鄙视诸如“豪华”“荣誉”“献媚”“富贵”和“名声”等与普通农民背道而驰的世俗特征。全诗隐含了圈地运动对英国农村的影响，农民在艰难生活的环境中又平添了被迫放弃或沦为雇工的忧愁。

诗人高度赞扬村民的纯真与诚实、正气与品德：“远离了纷纭人世的钩心斗角，/他们有清醒愿望，从不学糊涂，/顺着生活的清凉僻静的山坳，/他们坚持了不声不响的正路。”农村远离尘嚣，免于自私市侩思想的侵蚀，少有世俗的铜臭味。村民清纯笃实，诚实守信：“他生性真挚，最乐于慷慨施惠”。

全诗 128行，用 8年时间写成。对暮色中大自然的描写，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感伤的情调，使这首诗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先声，而在艺术技巧上又具有浪漫主义诗艺的境界，成为浪漫主义的先驱。

二、圈地毁坏的乡村：《荒村》

格雷隐射圈地运动的恶果，而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28―1774）则直接揭露圈地运动的罪恶，同时对比美好的过去。哥尔德斯密斯是英国18世纪中叶杰出的散文家、诗人和戏剧家。1762年写就文集《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发表诗作《旅行者》（The Traveller， 1764）和《荒村》、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 1766）、和戏剧《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nquer， 1771）等作品。《荒村》是他最重要的诗作，是一首怀旧的田园诗，所写的村落“奥本”（Auburn）意为“金色”，是他童年熟悉的农村，也是诗人幻想中的英国乡村。诗作以强烈的对比手法，描绘英国农村圈地前后的巨大差异。

圈地前的奥本是一个“甜美的奥本，世上最可爱的村庄”， 这里的人们富足而幸福，风景美丽如画，到处是一派快乐景象。凉亭和草地为孩提时代带来了欢乐，农舍掩映在葱郁的绿树中，小溪潺潺流水，教堂与山丘交相辉映，树荫下长凳为人提供栖息场所。挤奶少女吟唱，村民们应和，母羊低头抚慰羔羊，鹅们在池中引吭高歌，放学路上的孩子们嬉戏打闹，远处传来牧羊犬的吠声，农舍传出爽朗的笑声。辛勤的牧师走村串户，抚慰村民和消除伤痛是他的骄傲，驱除乡村的“恶”，弘扬道德的“善”，人人都是热情的和诚实的村民。总之，在奥本这个典型的英国农村，人们讲信修睦，安居乐业，具有高尚情操和优良美德。

然而，圈地运动使得奥本荒芜萧条，人口锐减，农民流离失所。有钱人抢购地产，圈围土地，占据了贫穷农民的生活空间，日益骄奢淫逸。青草荒芜，小溪污水四溢，杂草丛生，鸟儿们飞走了。高草覆盖了坍塌的墙头，无情的商业贸易和巨大利益掠夺了人们的土地，赶走了朴实的农民。所有生机勃勃的生命迹象消失了，留守的空巢老人羸弱悲伤，艰难度日：在河边挖野草充饥，在荆棘中打拾柴火，每天寻找栖身和过夜之处，哭守到天明。

圈地运动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富人奢华生活的影响下，英国乡村人们的审美情趣和道德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乡村美德被腐败堕落所代替：沉湎声色的子孙追逐欢乐，声色之乐在午夜时分达到极致，纯朴的少女如今爱上了奢华的衣装，而今纯真的爱情被无情地抛弃，见利忘义的自私主义者们追逐金钱和奢华生活，物欲四溢，到处充满了腐败和死亡的气息。昔日乡村美德被无情抛弃，现今农村弥漫着铜臭味和腐朽味，人们沉沦，传播着败像。破败业已形成，繁荣的乡村成了荒凉的废墟，乡村美德也远离了这片土地。商业贸易的高傲帝国在充斥了奢侈享乐之后加速了腐败。

但诗人对未来的生活仍然充满了憧憬。他希望躺在凉亭里，休闲惬意;抑或在篝火旁阅读书本，吸引一帮朋友前来叙旧;希望在长久的烦恼过后，返回故里，叶落归根。远航的船只落帆靠港停泊，有了爱人的慈祥温柔，劳累而满足，烦恼但好客，他们的爱虔诚、忠实和真诚。另外，诗人认为诗歌也能够给人带来高尚的情操和可爱的人格，吟诗的歌声纯洁着罪人的心灵。就像刘庆松所言：“村民有着‘诗性’，体现出真善美的和谐，他们就是诗真正的源泉。”

三、农村的真实写照：《乡村》

乔治・克雷布（Georege Crabbe， 1754―1832）生于英国萨福克郡，父亲是收税人员。他小时已对诗有兴趣。他从小学医，并移居萨福克郡伍德布里奇。主要诗集有：《陶醉》（Inebriety，1775）、《图书馆》（The Library， 1781）、《乡村》（The Village， 1783）、《报纸》（The Newspaper， 1785）和《自治镇》（The Borough， 1810）等。其中《乡村》是他广为流传和最著名的诗歌，他不像格雷和哥尔德斯密斯那样美化圈地运动前的农民生活和乡村景色，而是真实地描绘了贫困的农村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穷人的真实图景”，并揭示圈地运动给农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更暗淡的前景。

在克雷布看来，农民被命运抛弃，生活难以为继：“当地的贫穷农民辛苦劳作，/烈日当空，阳光火辣辣，/照射他们的手臂和头上;/颤抖的双手，羸弱的心/悲叹着命运的不济，只得苦苦支撑”。 农民们日夜辛劳，毫无欢乐，一如野生的两栖动物，每张脸上表露出忧郁与悲伤，他们远离城市的尔虞我诈和虚伪应酬。

但即使如此，有钱人的圈地行为仍然像无形的铁拳砸碎了脆弱的农村生态。诗人把圈地者比喻为：让原本丰收的稻穗枯萎的“炽热的沙暴”（burning sand），以及占据整片土地、夺走麦子的“野蛮粗鲁的野草”。那些无法无天的商人（the lawless merchant，即圈地者）像罂粟一般，嘲笑着穷人的土地梦;抑或像野芥草覆盖庄稼幼苗，把阳光遮挡;抑或像野稗草一样紧紧勒住病弱的幼苗。圈地者把农民从土地上硬生生地拽走，剥夺了农民们白天的劳动果实，同时让他们彻夜不眠地劳作。诗人漫步田野，搜寻自然朴实的生活迹象，但见巧取豪夺、违法乱纪和恐怖恫吓弥漫了这个地方，人们胆大妄为，诡诈如云，粗暴乖戾，野蛮之极。于是诗人提出尖锐的问题：更多的贫苦农民如今安在？答案：漂洋过海去未知的地方冒险;或做挖矿的奴隶，身边虽然财富堆积，但他们更加贫困;或沦为农场雇工，起早贪黑，在虚弱、劳累和屈辱中挣扎，直到疾病缠身，遭人鄙视，无人过问，孤独等死。

诗人着重描写一个留守的老者，命运多舛，圈地者们催促他拼命干活，他只得偷偷哭泣，面对刺骨寒风像枯叶飘零，他怒吼：“何时能够脱离者艰难困苦？年轻人和伙伴们都已经远走高飞，而我飘落到尘土之中，无人知晓。”而他所见到的丰收庄稼和肥硕的牛羊都是他人的财富。这里留守的是更多的弱势群体：没有父母的孤儿，空巢的老人，被丈夫抛弃的妻子，整天哭泣的寡妇，充满恐惧的残疾人。只有在悠闲地游荡，高兴快乐。

诗歌在感伤中真实地反映了英国农村的沧桑巨变，透射出诗人对农民极大的同情和对圈地运动辛辣的批评。

这三部长诗均用五步抑扬格双行押韵诗体写成，形式优美整洁，铿锵悦耳，深刻感人。这种英雄双行体诗歌同诗人的散文一样自然流畅、清新简朴。景色结合人物，触景生情，信手拈来。感伤的情怀凸显在三部诗作之中，墓园、死亡、疾苦、劳累等等构建了一个悲伤阴沉的世界。诚然，诗人们也表现出对圈地的充分了解，对农村圈地的惨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虽然诗歌没有明确表现圈地运动如何以它具体的力量摧毁农村，以及圈地运动轰轰烈烈的场景，但诗歌通过鲜明的对比展示了圈地运动摧毁一切的后果。由此可见，英国乡村和农民题材的文学作品渗透出圈地运动的深刻影响，英国许多经典文学作品都深深地打上了圈地运动的烙印。

参考文献

[1] 张剑，等.英美诗歌选读[M].卞之琳，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121-125.本文中的翻译均来自此.

[2] Oliver Goldsmith.The Deserted Villag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66：1.本诗歌的中文翻译均为自译文.

[3] 刘庆松.“道”、缪斯与乡村美德：解读哥尔斯密的《荒村》[J].世界文学评论，2012（1）：184.

圈地运动范文第9篇

关键词:圈地运动;制度变迁;效率;公平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3-0086-02

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英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圈地运动是一场过程复杂、影响深远的土地使用制度变革,它推动了英国农业的商业化,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先期支持,也是一项重要的公共经济政策的实施。同时,在圈地运动过程中存在土地使用和所有权的交易中存在着成本和收益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其极端后果是导致了暴力冲突,如托马斯・莫尔用“羊吃人”来猛烈批评圈地对农民的掠夺和剥削。本文将从分析圈地运动的目的与动因入手,结合圈地运动的背景,对圈地运动的后果――效率与公平问题进行评论与总结。

1圈地运动的背景与作用

1.1圈地运动的历史过程

圈地运动历经四百多年,从都铎王朝初期一直持续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大体上以“光荣革命”前后为界,可以分为早期圈地,即都铎圈地和晚期圈地,又称议会圈地。都铎时代的圈地面积不大,涉及的地区不广,但因为处置圈围土地的方式比较剧烈,违背了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加之把可耕地改为牧场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农村人口外流,所以历来成为暴力积累的典范;而议会圈地虽然圈围的面积更大,涉及的地区更广,但因为议会圈地对圈围土地的处置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的,圈地后地产的集中已经是当时人们出于经济利益而达成的共识。可以看出,圈地运动的制度变迁经历了一个从自发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的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的转换过程,同时经历了一个从非正式制度变迁到正式制度变迁的转换过程,符合一般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一个提高产权效率的制度变迁。

1.2圈地运动的原因分析

1.2.1土地产品价格的变动

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英国经济持续增长,呢绒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英国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对羊毛的需求越来越大,致使羊毛的价格日益上涨,养羊业成为最有利可图的生产行业。新航路开通之后,在英国发生的价格革命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16世纪初的1501-1510年到17世纪中叶的1651-1660年,英国食品价格上涨了6倍(物价指数从116跃升到687),同期工业品的价格上涨了3倍(物价指数从95跃升到327),使得额定地租的实际收入日益减少。市场传递的信号刺激领主改变土地用途,通过大规模圈地开办牧场,以养羊业为主。随着总需求的上将土地用于牧羊业可使土地资源配置的机会成本最小化,这就需要土地资源的集中。

1.2.2不同土地经营方式的绩效差异

当领主不具备在领地上直接从事耕作的资本和技术时,领主出于管理成本高于交易成本的考虑而采取分权经营的方式,将土地租与佃户耕种。在圈地运动前夕,农业技术进步,资本积累以及畜牧业的高额利润对土地经营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同时,领取工资的雇工的出现为替代佃户、自耕农提供了条件,对领主而言,变更原有的土地经营方式成为可能。随着土地规模的扩大和边际管理成本的降低,边际管理成本与边际交易成本的新的均衡有利于集中管理。可以认为,市场传递的价格信号使土地使用制度的变革具有了必要性,集中经营的有利可图使变革具有了可行性,内外部因素共同催生了圈地运动。

1.3圈地运动的作用

D・C・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可以说,圈地运动就是这样一种活动。

圈地运动一场深刻的农牧业技术革命和土地制度变迁,不仅引起了农业革命,也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前提条件:第一,圈地运动使一大批靠土地为生的农民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附,为工业革命准备了大批自由劳动力;第二,土地的集中和土地占有、使用关系的资本主义方式,使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农业中得到迅速发展,大大提高了耕种者利用技术和利益,为农业中的生产力发展开辟了实验场所,提供了更多、更廉价的原料和粮食;第三,打破了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形态,扩大了国内市场;第四,将分散式农业转变为圈地式农业,提高了土地的商业化、专业化经营,加快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资本条件;第五,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使封建制度彻底解体,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英国圈地运动造成的社会不公平

我们在肯定圈地运动对英国历史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时也该看到它给英国农民利益造成的惨痛牺牲以及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这对我国目前由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住房市场化改革而大规模征用开发土地、改变土地使用制度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1英国圈地运动与城市化进程

圈地运动将很大一部分乡村劳动力排挤出了农业生产领域。这些失去土地的小农去了哪里?他们都迁移到城市了吗?图一比较直观地展示出英国城市化发展轨迹。

显而易见,在19世纪之前,英国城市化进程一直比较平稳,稳中有升,既没有出现大的波折和倒退现象,也没有出现大幅度跃进现象。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是在19世纪初年到来的,图中1801年可算是英国城市化实现“起飞”时刻,但众所周知,这一时期城市化的“加速器”是18世纪下半叶肇始的、方兴未艾的工业革命,而不是圈地运动。

在圈地运动期间,迁入城市的农村移民大部分是贫民。在斯图亚特王朝晚期,伦敦每年流入大约8,000移民,这些贫民很可能占了其中绝大部分。但一般说来,大多数贫穷的农村移民不会融入城镇的正式结构内,因为他们没有技术和资金,也没有购买城市自由人权利的能力。农村下层移民虽住在城镇里,但不属于它,他们被隔离在特殊的街区成为“边缘人”。

可见,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仅仅将剩余劳动力“推出”土地是不够的,城市必须吸收他们,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形成完整的“推――拉”机制。而在圈地运动发生年代,近代大工业还未诞生,中世纪城市旧式工业难以吸收和接纳大量乡村移民。结果这些剩余劳动力遭到了城市居民的鄙视、抵制乃至驱逐。圈地运动只是使农民走出了农村,却没有真正进入城市,至少大部分没有变成稳定的城市人口。

2.2政府的作用

数量众多的乡村移民涌进了城市,严重影响了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财产安全以及饮食卫生。为了控制流民数量,英国议会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流民和乞丐”的“血腥立法”,采用暴力手段将流民固定在教区或遣回原籍,对于城市中充满的大量的贫民、乞丐,英国早期的社会保障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控制下层民众和防范穷人危害统治阶级利益,因此以惩罚为主,基本上是一个反流民、反乞丐的政策,对贫民的救济条件也十分苛刻,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可见,为了实现劳动力转移,促进城市化发展,政府应当发挥调控作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重视社会公平,保障农村劳动力的最低生活需求,维护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英国开展圈地运动的结果是形成了社会分层格局,提高了经济效益,为英国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生产乃至工业革命的发生奠定了经济基础,提高和巩固了英国在全球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但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和社会问题,政府应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维护社会公平。

参考文献

[1]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圈地运动范文第10篇

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

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和毛织业的发展，市场上的羊毛价格开始猛涨。因此，与农业相比，养羊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贵族们掀起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一词现在引申为当权者或既得利益者利用强权大规模圈占某一公共资源的行为。而他人再想利用这种资源的时候，就得为此支付成本。

天才的博纳斯・李于1990年在欧洲核研究所任职期间发明了互联网。博纳斯・李并没有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或是限制它的使用，而是无偿地向公众公开了他的发明成果，使得数以亿计的人能够利用浩瀚的网络资源，从而使网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获得发展。

现在，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没有边界，任何人都可以享用的公共资源。她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体现了自由、平等、不分贵贱的社会精神。人们不再希望在网络这方土地上也出现圈地运动。

然而，事与愿违，4月下旬，一则有关网络杂志的新闻引起大家关心。据媒体报道，作为国务院归口管理互联网出版的管理部门，为了有力监管网络出版，网络杂志将被纳入监管范围内，新闻出版总署拟起草《互联网出版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届时，总署将对网络杂志实施前置审批，采取牌照式监管。今后，互联网上出版网络电子杂志，在向信息产业部申请“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ISP/ICP)前，必须先由新闻出版总署审核同意，取得互联网出版许可证。

网络杂志是将出版的杂志内容，或将各种信息内容采用杂志编排形式通过互联网发表的数字化杂志。近年来，网络杂志作为互联网中数字媒体的一种，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追捧，发展迅猛。目前，中国已有上百家网络杂志企业，个人网络杂志网站更是遍地开花。

对于新闻出版总署拟起草《条例》，我是举双手赞成的。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与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显得相对滞后。《条例》的出台，将使中国的网络杂志管理有法可依。然而，关键是“审批”两字，令人担忧。

2007年2月9日，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今年下决心再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表示，现在，一些行政机关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行政审批权，很容易出现权力滥用和权钱交易。

显然，“审批”不是最有效的管理办法，反而容易滋生政府系统的腐败行为，并有“圈地运动”之嫌。我们依然记得，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有多少人拿着“批条”换银子，发大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