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镇化范文

逆城镇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台阶式城镇化；逆城镇化；探索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二元发展局面日益突出，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仍未妥善解决，城镇化问题不断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和农村的特殊性决定了城镇化道路必然跟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近年在广东梅州出现的台阶式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现象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思维，对这一现象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城镇化研究述评

吕丽卿（2011）提出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农村城镇化。姚士谋等（2011）认为需要有数学思维探索适应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刘欣葵（2011）、祁新华（2012）和王家庭（2012）等学者也对城镇化进行了研究。

从我国对城镇化的研究看并没有太大的争议，主流观点均认为不能照搬发达国家城镇化模式，应该探索适合我国的城镇化道路。大力发展小城镇和促进农村城镇化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

（二）逆城镇化研究述评

埃比尼泽·霍华德（1898）和波恩（1976）是较早研究逆城镇化的学者。国内对逆城镇化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类型：其一，仅对逆城镇化现象进行理论探析。例如，孟祥林等（2004）从经济学理论角度通过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级差地租理论对逆城市化现象进行分析。其二，认为逆城镇化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应加于引导。这类学者还有王小伟（2006）、陈伯君（2007）和刘新静（2008）等。其三，认为逆城镇化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认为国内出现的是“伪逆城镇化”。这类学者还有刘燕舞（2010）、王永龙（2011）和袁业飞（2011）等。

国内对逆城镇化现象的研究争议较大，已有的研究往往过于绝对，认为国内出现的这些现象不是“逆城镇化”就是“伪逆城镇化”。根据定义国内有的地方确实出现了逆城镇化，而有些地方出现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逆城镇化。

二、台阶式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现象

（一）城镇化与台阶式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并伴随着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更新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从表1可以看出，2001年至2010年梅州非农业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总体呈上升趋势，梅州城镇化过程在逐步推进。进一步考察近十年的现象，城镇化过程呈现出台阶式现象。如图1所示，即

农村中一部分有条件的居民逐渐移居到乡镇定居；而乡镇一部分有条件的居民又移居到县市城市定居；县市城市一部分有条件的居民又逐渐移居到省会城市或其他一线城市定居。

（二）逆城镇化现象

逆城镇化是指城市人口迁向离城市郊区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的过程，是建立在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上，秉着对自然生活的由衷向往的主动行为。近年梅州出现了“逆城镇化”端倪，省会城市或其他一线城市的居民（也有一部分县市的居民）回乡镇或农村老家建房定居。城市常住居民越来越多人想办法在农村买地建房定居，这些人一般都有较为稳固的经济基础，是对自然生活由衷向往的主动行为。

三、台阶式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原因、阻力及利弊分析

（一）台阶式城镇化的原因、阻力及利弊分析

1.台阶式城镇化的原因

第一，城乡生活差距和对城镇生活的向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后，我国城乡差距迅速扩大。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缩小城乡差距，但短期内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这种客观差距成为吸引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重要力量，他们期待进入城镇，向往城市的生活。

第二，工作需要或者家庭原因。在农村工作的人（以农村教师居多）积累几年工作经验后往往会选择进入乡镇或县市区工作，为了方便工作或者让子女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会将整个家庭移居到城镇。在乡镇或县市区工作的人，一旦有更好的机会，都会逐级上移变换工作，并在新城市定居。

第三，现实经济条件的限制。梅州地区工资水平并不高，相对而言，城镇的房价、医疗和教育费用等并不低。因此，要想直接到省会城市或其他一线城市定居往往不可能。选择上移一级定居相对容易些，逐渐就形成了逐级台阶式城镇化现象。

2.台阶式城镇化的阻力

第一，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城市房价和房租居高不下，高昂的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城市交通、供水和供电等产品和服务提供水平低、成本高。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成了工资水平本来就不高的梅州地区台阶式城镇化的最大阻力。

第二，过大的城市就业竞争力。要想定居上一级城市，必然要在该城市谋求工作，越高级别的城市就业竞争力就越大。越高级别的城市，往往外来人口也越多，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城市就业竞争力。过大的就业竞争力容易使一部分人放弃继续逐级台阶式上移。

第三，制度。制度主要是现行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人们较难获得城市户口，难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人。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使用权难于流转，难于割舍留在农村的土地也成为城镇化的一个阻力。

3.台阶式城镇化的利弊

台阶式城镇化顺应了城市化趋势，能够为城镇提供更多的劳动力，越往上一级流动，劳动力总体素质越高。同时也给城镇带来更大的消费能力，促使城镇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台阶式城镇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是进一步加剧了耕地抛荒现象，也使得农村大量无人管理的房屋破旧倒塌，严重影响村容村貌。并且容易导致一部人盲目跟风涌向城镇，增加城镇拥堵，也增加了家庭压力。

（二）逆城镇化的原因、阻力及利弊分析

1.逆城镇化的原因

逆城镇化范文第2篇

我国的新型城镇化，“新”就新在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更加强调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更加强调城乡一体化的总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逆城镇化”与我城乡一体化的要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更加重视“逆城镇化”。

第一，要搞好乡村建设的空间规划。现在，我国的城镇都有建设规划，但乡村却没有普遍的空间建设规划，很多国家的空间规划都覆盖到每一寸国土，但我国直到目前并没有负责乡村规划的专门部门、机构和经费。在规划上城乡分离的局面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只要看看全国各地许多乡村地方出现的“垃圾围村”现象，就能深切感受到规划的缺乏。要坚决杜绝把乡村的大树都搬到城里，而把城市的垃圾都倾倒到乡村的现象。

第二，认真落实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均等化要求。近些年来，我国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取得很大进展，很多省区都拨出专款帮助农村家庭改厕所、改厨房、改畜圈，从而极大改善了农村的环境和生活条件。但从法律上说，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体制还是分割的。供水、供电、道路、公共照明、通信、交通、绿化、垃圾处理、环境整治等，在城市里自然是政府的责任，所需的公共经费也来自财政，而这些在乡村很多情况下没有固定的公共财政预算，村民们自己也无力改善。

第三，要防止把乡村建设得与城镇一个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田园风光，那是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村建设中，当然要有经济核算，公共设施建设也要考虑效益和效率的要求，但应当力求留得下青山绿水，留得下历史记忆，留得下乡愁。如果把乡村都变成了水泥高楼，那就既没有了美丽，也没有了乡村。

逆城镇化范文第3篇

从对城镇化的影响和逆反作用来看，我国一定时期存在逆城镇化的政策倾向，如限制外出务工，限制城乡要素互通有无等政策措施，这些倒称得上特殊的逆城镇化。城镇化是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但是城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单向过程，而应伴随来去自由的选择。现在出现的返乡创业和资本下乡，不是逆城镇化，人们因为农村自然环境吸引，以及因乡愁乡恋所系发生的返乡下乡行为，更谈不上是逆城镇化，种种现象只是实现城乡动态均衡的过程。

现在农民的处境仍然是双栖钟摆状态，留不住的城市与回不去的乡村问题同时并存，主要原因是在开放条件下，农村一亩三分地难以形成饱和劳动量，难以满足农民综合经济需求，农业自然成为农民的副业和兼业，农业主要依靠农民的农外收入自哺并辅助其他反哺机制得以维系，总体上看需要转移的农业人口还没有完全洗脚上岸，也足以说明逆城镇化是不可能的。

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地关系再配置再平衡会朝有利方向发展，有时也会因为整体经济波动出现短暂回流，这不是逆城镇化现象，这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大城市功能布局调整，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合理组合不是逆城镇化，而是城市和乡村结构的再优化。即使达到刘易斯拐点，那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城乡均衡的再调整，进而形成新型的城乡结构关系。不管怎样，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更小，完全不具备支撑所谓逆城镇化的条件，可以说逆城镇化是一个伪问题。

在讨论城镇化和所谓逆城镇化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城市如何扩容并促进城乡互动发生。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既不搞强制性的城镇化，也不搞抑制性的城镇化。城市承接人口转移能力需要逐步提升，政策要跟着农民选择走，跟着城乡发展的步伐走，要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有些看似促进城镇发展，看似保护农民利益的措施，实际上在阻碍四化同步协调发展，最终也阻碍城镇与农村的共同发展。二是城市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问题。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业和产业发展等问题会接踵而来。

逆城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景观设计公司；逆城镇化；新型郊区生活状态；机遇

我国城镇化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逆城镇化也逐渐到来。所谓逆城镇化，是指城市中心人口为了逃避交通拥堵、污染严重等问题而向远郊乃至乡村流动的居住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现象非常普遍，即住在郊区，城里上班。逆城镇化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出现的产物，即可以享受乡村的悠闲，又不会与城市发展步伐相脱节，在乡村可以享受到城市的生活品质。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们不再满足于一般的乡村居所，而需要提升总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环境，这一需求给景观设计公司带来了无限的发展机遇。创造美，是景观设计公司的责任。

一、景观设计公司面临的发展机遇

（一）客户群体持续扩展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的目光开始转向已经具有了良好交通条件的郊区农村，在环境适宜的郊区或者是因为城镇化发展所产生的“空心农村”建设新家园。这些人开始渴望通过改变周边生活环境来提升生活品质，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回迁潮”。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中西部一些大城市在内的地区，都开始出现了这种逆城镇化的发展潮流。而顺应逆城镇化发展，越来越庞大的向乡村扩散的人群就成为了景观设计公司的新客户群体。

（二）施展空间逐渐增大

原本居住于城区的居民在迁移到郊区或者乡镇农村之后，并不满足于一般乡村的生活状态，而是希望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准甚至获得更好的生活居住体验。最基本的是包括医疗、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的完善；最主要的是大部分在逆城镇化过程中回归“乡村”的人是奔着美丽的生活环境去的，如典型的度假村，独家别墅再到现在流行的新型都市农庄、乡村别墅等。这些项目无一例外的是具有优美的环境，投资商在把这些项目推向市场的时候，都会把景观环境作为其主要卖点。所以景观设计公司在这一新的发展形态中，会迎来更多的机遇与挑战。以擅长旅游景观和旅游地产景观设计为特点的明昊设计公司，其作为涉足旅游景观设计多年的资深公司，已经看到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特征，做到了握住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发展脉搏，实现了调整公司方向、融入到社会形势中去的目标。位于昆明郊外的山水・天使湾项目和山水湖畔是明昊设计团队注重为居民打造“第二居所”，满足都市人避开都市喧嚣，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休闲度假的高端逆城镇化项目。下面以此为例，来分析在我国逆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设计公司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以及应该如何抓住机遇，实现自身的提升。

二、设计公司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坚守设计原则――实现人居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无论是城镇化还是逆城镇化，设计行业所遵守的实现人居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原则不能改变，这既是保护环境、让人类拥有更好居住生活体验的根本，也是避免再次产生种种城镇化问题的保障。在“山水・天使湾”的设计中，明昊设计团队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设计的基础，在高度落差达50米的坡地上设计了五层绿植景观带，避免了水土流失带来的生态破坏，也为建筑的稳定性打下了牢固的根基，更让不同种类的景观植物创造了一个绿色的居住环境。利用太阳能照明、中水灌溉植物的低碳环保措施降低了生活成本，实现了资源保护。山水・天使湾实现了依托阳宗海的美丽湖畔，打造高端的湖畔庄园景色，满足都市居民在这里享受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回归设计本质――让环境与生活充满美感

设计行业最根本的追求在于运用智慧打造一个充满美感的环境，让人们的生活更为舒适健康。在逆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改变当前众多设计同行一味求新奇、求突出的目的，回归到设计美好的居住生活环境，是赢得客户信赖的最佳途径。在“山水湖畔”的项目设计中，明昊设计团队以回归设计本质的要求，打造了“坡地溪谷阳光、湖畔七彩庄园”的设计主题，将洒满溪谷的阳光与汇聚七彩之美的环境呈现在居住者面前，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生活与居住的美好体验，不仅让客户感到舒心，而原本荒芜的土地也仿佛经过神手点化，成为了人间又一美景。同时，项目的整体布局按照“七彩”的设计理念，完成了以不同颜色为划分的主题庄园，比如黄色的“金穗庄园”、绿色的“锦葵庄园”等，让不同的客户可以拥有更多的选择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样回归美感的设计因为合乎地势、合乎生态的要求，与一味追求新奇突出相比反而兼具新颖性与实用性，取得了出乎意料的设计效果，让住腻了城市钢筋混凝土楼房的人在这里找到七彩的软景色彩。

（三）提升设计层次――兼顾各方群体利益

在面对逆城镇化的发展机遇之时，设计公司不能单纯“为设计而设计”，要从平衡各方利益，实现长远发展的出发点考虑，提升设计层次。从大处放眼，在考虑居民出行便利、居住安全等利益需求的同时，还要考虑不能损害周边人的利益。例如“山水・天使湾”的项目，因为靠近阳宗海风景区且周围有大量农用地，因此在设计之时不能随意根据自己意愿打造，而是要将天使湾的建设与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形成浑然天成的效果；让城里人真正回归自然，同时还能侧重考虑项目各方利益，不对周围农用地产生危害，最大能力维护农民群体利益。

逆城镇化范文第5篇

“逆反心理”是我们在教育工作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心理状态，在中学生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此时，学生在生理、心理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长大”和“独立”意识的觉醒、强烈的自我表现欲、似是而非的人生观、世界观，使他们追求标新立异、特立独行。

一、逆反心理的表现形式

根据国内外研究者的概括，以及笔者在工作实践中的观察，初中生的逆反心理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是对学校、教师、家长的教育表现出一种不认同、不信任的反向思考。他们“往往以社会上某些个别的不公正的事实来以偏概全地全盘否定正面宣传”。

第二，是对教育中的榜样人物及先进分子进行否定。对于教师和家长所宣传的先进人物，无端猜测、怀疑和嘲讽，进而否定他们的先进事迹。对于身边的榜样，则冠以“拍马屁”给予排斥和嘲笑。

第三，是对不良现象产生情感认同。在一些青少年当中，打架斗殴被看作是有胆量；与教师公开对抗被视为有本事；讲哥们义气等不良思想却赢得了很多学生的认同。而对于乐于助人、爱护集体、爱护公物、遵守校规校纪的青少年则肆意讽刺、挖苦。

第四，是对思想教育、遵章守纪要求的消极抵抗。

二、逆反心理的成因

第一，哲学依据。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因此逆反心理与认同心理必然相辅相成，对立统一。

第二，遗传因素。性格遗传的差异，形成了人们逆反心理的生物前提或自然条件。

第三，社会成因。中学生逆反心理现象，都是在教育过程中、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一定社会关系的实践中呈现出来的，逆反心理是一定社会关系实践的产物。

第四，主观因素。就逆反而言，就是在客观环境要求与主观需要情感认识不相符时发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反映出主体对客观的强烈抵触情绪。

三、遏制逆反心理的对策

首先，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入，实行政策倾斜。尽管目前已经这样做了，但还远远不够，短时间内无法真正意义上缩短城乡差距。我想应该调整思路，分步骤、有重点的发展，做到发展一所成就一所，四面开花平均分配尽管更合情，但不利于发展。比如应该优先发展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因为这些地区距离县城近，进城上学的愿望更加强烈，而现实也是如此，城区附近的乡镇学生流失最严重，部分学校已难以维持。

其次，出台一些措施合理限制城镇初中的扩张。比如最有效的办法是限制他们的班额。目前因为生源广，城区学校普遍是大班额，这样的直接结果是乡下的学校饿着肚子吃不饱，城里的学校吃的太多走不动。更大的问题是不利于城镇学校的发展，试想，我县城区学校有充足的师资，有优质的生源，有一流的办学设施，但为什么就没有名校呢，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班额大，是他们一个沉重的包袱，是他们难以成为名校从而带动全县基础教育发展的障碍，这些学校只是在扩充人数争取资金的富足，缺少打造品牌学校的思路。我想制定有效的政策适度限制班额是一举两得的事，有利于城镇学校品牌发展，有利于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第三，加大课堂改革和特色建设的步伐。农村学校的先天不足是难以实现综合发展的客观因素，于是课改和特色就成为农村学校的两大战略主题。尤其是课堂改革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根本大事，但现实是推行改革非常艰难，为数不多的学校也是在步履维艰的蹒跚中进行着。

第四，建立合理的学校领导体制。当前我县中小学在选用领导上有两种不良的现象，一是重视社交能力不重视教育能力，于是造成外交官校长越来越多，专家型校长越来越少；二是论资排辈仍是用人的一大弊端，不少领导不是靠能力被提拔的，而是论资排辈轮到的，于是出现了不少校长上不了课堂一线。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是学校的灵魂，这是决定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我想假如从高中选拔一批优秀人才来充实中学领导班子，从初中选拨一批优秀人才充实小学领导班子，我们的教育绝对会焕然一新，充满朝气！

逆城镇化范文第6篇

关键词：反向留守；逆城市化；中心村；中心镇；新型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1-0035-05

随着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城市化的弊端不断暴露出来，噪音、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过载、治安恶化等各种城市病集中爆发，严重降低城市生活的质量。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城乡之间、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二元户籍体制的长期存在，也导致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形成规模庞大的伪城市化、半城市化人口，严重威胁社会稳定。鉴于传统城市化模式问题太多已不可持续，我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但何为新型城镇化，如何进行新型城镇化，由于旧思维范式的限制，调查研究的不足，学术界和决策部门还难以达成共识，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主要从反向留守、逆市场化角度提出自己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看法，以期能抛砖引玉，引发大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问题的更深入思考。

一、二元结构理论范式下中国城市化的扭曲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由于其后发性、赶超性特点，加上长期的殖民主义半殖民主义经历，使其发展路径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别，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因此，解释后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中解释城乡关系最有名的理论是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城乡二元结构理论以及托达罗城乡人口过度迁徙理论。纵观中国的城市化历程，基本与二元结构理论预期的发展轨迹相符。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基本借鉴苏联，即重工业优先发展，坚持城市中心论，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来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的1949—1956年，由于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工农业发展都比较快，农民和工人生活水平都有较大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差距并不大，加上后农民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不愿意轻易离开故土，因此尽管这一时期城乡人口流动政策比较宽松，农民迁移城市的积极性并不高，迁移的人口也基本上可以被迅速发展的工商业部门所吸收，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基本平等。

1956年后随着体制的确立，农民私有土地的集体化，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不断扩大，加上共产风、平调风和浮夸风的盛行，的破坏，农

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城市居民则由于政府的特殊照顾生活水平总体保持稳定，加上城市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导致城乡生活差距、公民权利差距不断扩大，农民向城市流动的欲望增强。但城市由于工业结构的偏重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有限，加上当时城市人口出生率也比较高，对农村过剩劳动力吸收有限。为阻止过多农民流入城市，为了保持较高的工业积累率，维护市民粮食供应安全，政府逐步建立起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对农民的自由迁移进行严格限制。在严格的二元户籍体制之下，除少数农民有幸通过考学、参军获得城市户籍身份外，绝大部分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没有迁移自由。计划经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体制由于其低效、资源浪费严重，技术进步缓慢而丧失竞争力，到计划经济后期，其低下的效率不仅无力吸收农村过剩人口就业，就是消化城市内部自然增长的人口都勉为其难，最后为减轻就业压力，国家实施了规模庞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导致中国城市化的停滞，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城市化的逆转。在这一阶段，城乡关系处于对立状态，资源与分配向城市倾斜，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城市则由于重积累轻消费，人均收入增长缓慢，重物轻人的发展思维导致城市布局不合理，建设质量低劣，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匮乏，住房、物资严重短缺，居民生活质量较低。

改革开放后，由于强调市场调节的作用，积极地开展国际贸易，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开始遵循市场规律，而农村则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的实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关系开始发生正向转变，由对立转向互利。但农民人口比例过高决定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的必然性，中国城市化率过低也决定了中国城市化依然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一阶段，尽管有二元户籍体制的存在，部分城市对农民工流入的限制，城市高房价的阻碍，农民城市化的速度还是越来越快。在第一阶段农民城市化基本遵循经典的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的剩余人口逐步转移，农民人均土地增加，粮食产量保持低速增长，城市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吸收了转移的农民，使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1998年。

1998年后，由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农民开始过度流出农村，中国城市化开始进入托达罗模型阶段。这一模型认为由于城乡差距过大，在考虑机会成本、迁移成本、收入因素、失业率、社会成本后，如果入城绝对收益依然远大于务农绝对收益，农民就会选择迁移城市。在这一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但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他们过度流动到城市，一方面造成城市失业增加，治安恶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压力过大，就业困难，工资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农民的过度流动也导致农村有效劳动力短缺，传统小农生产模式衰落，大量土地被抛荒、弃耕、低效利用，复种指数下降，老人农业蔓延，粮食产量出现了从1998—2003年连续6年的下降。在这一阶段，由于市场经济、私营企业的发展，国际贸易的扩大，廉价的粮食、原材料、劳动力的供应，城市得到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有较大改善，居民收入、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

2003年后中国城乡关系开始进入拉尼斯—费景汉理论的第二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枯竭，刘易斯拐点在部分地区出现。其突出标志是民工荒在全国的蔓延，即使是2008年这样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也难以逆转，农民工的工资快速上涨，农村季节性用工短缺非常突出，老人农业成为常态，农业工人工资快速增长。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为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央政府紧紧抓住这个机会调整了农业政策，如废除农业税，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农业生产实施各种直接、间接补贴，鼓励土地流转，大力推动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新农村建设运动，希望以此为契机逐步缩小城乡差距。

然而，由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导致农业现代化转型缓慢，农民收入增长遭遇天花板；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活环境差距的扩大使城乡差距继续扩大；新生代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对农村工作、生活方式的厌弃，都导致农民向城市的过度流动。而城市房价的居高不下，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加上二元户籍体制的阻挠使流动农民很难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导致大批半城市化，伪城市化人口的形成。城乡人口的不合理流动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不仅加剧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更严重威胁社会稳定。

因此，新型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就是如何缩小城乡差距，使人口在城乡之间合理分布，以缓解国家粮食安全危机，维护社会稳定，提高国民生活品质。

二、扭曲的城市化催生反向留守和“逆城市化”问题

在如何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上国内学者存在严重分歧。一些人呼吁迅速实现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马上废除二元户籍体制，尽快实现土地的私有化以大幅降低房价，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转型，消除规模庞大的伪城市化、半城市化人口，一举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威胁。另一些人则反对土地的规模化、非农化发展，也反对激进的户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渐进，以避免产生大量城市贫民影响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他们主张继续维持小农经济，对农民城市化持谨慎态度，要求政府继续原来的城市化政策，认为农二代无法在城市立足就会自然回归农村。对于这两种观点我认为都不可取，激进的城市化或许可以治本，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一举解决谈何容易，无论是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并轨还是二元户籍体制的废除，土地的私有化，都具有重大的利益再分配功能，可能会导致不同集团之间激烈的利益冲突，并且政府也缺乏财力马上并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城市也没有能力马上满足新市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需求，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城市人口刚超过人口总数的50%以及农民庞大的人口规模，中国的城市化也应该是一个长期过程，急躁不得，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行启动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但由于小农经济模式的衰落是必然趋势，通过不平等的户籍体制、土地垄断强行把农二代长久地排除在城市化之外既不人道也不可行，所以，加速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各种经济、社会问题的可行途径，只有加速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转型，逐步缩小伪城市化、半城市化人口规模，我们才能缓解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危机。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立足中国现实，从中国现实国情出发进行制度设计。

当前影响中国城市化走向的第一个现实是中西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反向留守问题。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依然是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但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西部地区的留守问题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留守问题已经成为城市留守，谓之反向留守。反向留守是中国城乡差距继续扩大，资源进一步向城市聚集的结果。由于乡村的衰落，空心村的大量出现，人口的大量流失，导致农村中小学的撤并，乡村诊所的消失，各种生产、生活服务的撤出，加上基础设施的老化，生态环境的退化，面源污染的加重，使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为保证孩子的教育、医疗服务或为追求城市的生活娱乐，基础设施便利，越来越多的农民主动或被迫借贷到县城买房。当越来越多的农民抛弃农村向县城集聚的时候就会形成一种马太效应和面子竞争，因为乡村人口越少，空心村就会越普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也就越匮乏，公共生活，人际互动也就越少，乡村生活就更为匮乏和沉闷，导致更多的人寻求逃离乡村，形成马太效应。

而当务农成为一种被普遍抛弃的生活方式和工作选择的时候，继续在乡村务农就成为一种有伤颜面的事情，被认为是贫困、无能的象征，为保住面子，农民也积极地寻求入城。此外，中西部农村越来越激烈的婚姻竞争也加剧了农民城市买房潮。在中西部地区，性别歧视比较普遍，计划生育政策使性别失调更为严重，男多女少导致婚姻竞争激烈，打工经济的出现，青年女性向沿海地区的大量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婚姻竞争，彩礼的普遍上涨就是其突出表现，但更大的负担则是城市买房要求，中西部农村很多农民的婚姻已经与城市买房紧密地捆绑到一起，到县城买房已经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结婚的前提条件。为孩子的教育和婚姻考虑，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得不到县城买房，催生中西部各地的县城房地产热。然而由于区位、投资环境比较差，这些县城普遍缺乏像样的工业或商业企业，不能为进城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即使有限的就业机会也因工资过低，无法维持农民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更不能为农民创业提供资本积累。这样，大部分进城的农民工又不得不到省会或沿海打工，让父母或妻子在县城照顾孩子读书，形成反向留守问题。

与传统留守问题相比，反向留守带来的问题更为严重，不仅导致亲情的割裂，加剧人道主义灾难，还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降低了他们的物质生活质量。大部分入城农民购买的是小产权房，产权不确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毕竟购房投入了他们几乎所有积蓄，有些人还欠下大量债务，他们冒不起被拆除的风险。资金有限导致他们购买的小产权房面积普遍较小，小区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匮乏，环境欠佳，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而物流成本、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过高使很多中西部县城物价畸高，导致入城农民成活成本大幅上涨，加重了他们的生活压力。县城居住离家太远也导致农民无法照顾家里的耕地，使他们的收入减少。因此，相对于老留守问题新的反向留守带来的问题更多。

影响中国新型城镇化走向的第二个现实是沿海、发达地区正在兴起的“逆城市化”现象。正常的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前提是农村人口已经减少到总人口的一个很小比例，农业产业化已经充分发展，城乡收入差距基本消失甚至逆转，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但中国当前的逆城市化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因为中国逆城市化的条件还没有出现：农村人口依然比例过高，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发展机会，社会保障，收入差距依然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中国逆城市化是一种扭曲现象。

当前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逃离北上广，精英向二、三线城市转移，以逃避一线中心城市的生活压力与户籍限制；另一种是沿海发达地区城市人口将户口迁回农村老家，以分享当地集体土地增值收益。无论是第一种逆城市化还是第二种逆城市化对于当事人和国家都是一种损失，第一种逆城市化是户籍体制与土地垄断导致的逆淘汰，它降低了城市人力资源的更新能力，使大批精英逃离一线城市，降低城市的创新能力和发展活力，不利于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而大批精英被迫逃离一线城市，也导致他们丧失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平台，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经济效率的下降，进一步固化了阶层结构，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种逆城市化主要由城市的高生活成本和落后的土地制度造成，落后的土地制度不仅造成高房价，也使入城农民难以享受土地收益，在福利与单位挂钩的情况下，那些体制外工作，收入不高，户口含金量低的新市民受城市高生活成本、高房价的挤压，生活并不如意。而沿海地区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使土地不断升值，集体土地征用，拆迁补偿费不断提高，使部分农村暴富，与形同鸡肋的城市户口相比，新市民更愿意选择含金量丰厚的农村户口，导致部分地区的逆城市化。这种逆城市化既有合理的一面，它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让人力资源回流到合适的地方，提高这些回流人员的生活品质，但也有不合理的一面，土地的集体所有使新市民无法合理分享自己土地的收益，必须放弃城市机会才能收回自己的权益，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扭曲。

因此，新型城镇化首先必须解决资源配置扭曲问题，然后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采取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三、反向留守与“逆城市化”问题的缓解之道

工业化、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内在发展动力，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看，中国工业化发展遭遇技术瓶颈结构升级缓慢，动力作用在逐渐减弱，城市化将成为中国下一阶段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传统城市化由于体制的扭曲，资源的过度聚集，管理方式的落后导致各种城市病多发，人居环境恶化，城市化质量较低，催生大批伪城市化、半城市化人口，威胁社会稳定。扭曲的城市化还进一步恶化三农问题，导致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农村人口的过度流失，粮食安全危机凸显。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中国城市化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可能不仅不能成为继续现代化的动力，反而成为继续现代化的阻力。

中国新型城镇化首先应该尽快解决城市化发展中存在的一些普遍性问题，如高房价、资源配置不均、二元户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滞后等问题。其中高房价是当前中国浅度城市化、大批伪城市化人口产生的主要原因，也是各种“逆城市化”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因此，将房价降低到合理水平就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要降低房价，根本性的手段应该是放开政府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控制，允许农村建设用地在合理规划基础上平等进入土地市场交易，这对于住房价格的下降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其他手段只能是辅助手段，如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房产税的征收，而限购、限价等控制手段则是政府越位的产物，应该尽量避免采用。但土地市场化牵涉到基本制度问题，阻力很大，对社会影响太大，估计很难一步到位，当前可行的方案是尽快对符合城市规划、建设质量符合标准的小产权房在补缴一定的费用后转正，落实房产税，同时加快土地、宅基地的确权，为地权改革的最后突破创造条件，逐步实现房价的合理回归。

资源配置严重不均是导致城乡差距、一线城市与其他城市生活质量差距、发展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原因，根据托达罗的人口城乡流动模型，机会不均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距造成了城乡人口过度流动，北上广人口严重过载，中小城市人才匮乏，因此，要实现合理的城市人口布局，就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要合理配置资源，就需要对现有的财政体制进行调整，逐步降低中央财政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中的分配份额；在全国推广省管县制度，进一步提高县级政府在财政分配中的份额；地级市单独成市，不再管县，实现发展重心转移。

二元户籍体制是造成规模庞大的半城市化人口的主要原因，也是明显不公平所在，中央政府应该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先从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入手，对新市民根据城市居住年限进行差别化社保安排，新市民新办法，老市民老办法，最终目标是实现城市社保一体化、城乡社保一体化。

中国城市化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建设忽视人本，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匮乏，污染严重，交通堵塞，绿地、运动场、休闲场所，图书馆，博物馆严重不足，导致城市化质量、居民生活质量不高。因此，要提高城市品质和居民生活质量，还有大量功课要做，不仅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降低城市污染指数，更要增加城市绿地、运动场所，休闲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产品的供应，创造适合人居的软环境，实现内涵式发展。

应该说随着二元户籍体制的逐步废除，城市房价的降低，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城乡资源分配的均等化，以精英为主的“逆城市化”运动会逐渐减弱，这有利于实现城市人力资源的优胜劣汰，提高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强城市总体的创新能力和活力。但要纠正沿海发达地区的逆城市化问题，还需要做一些政策调整，主要是农村土地权益的调整。随着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一体化，住房价格的合理回归，乡村的发展，特别是沿海很多人口比较密集地区的中心村，中心镇建设规划水平很高，内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小区实行社区化管理，居住条件，空气质量优于城市，生活成本也比较低，那些在城市生活压力比较大，工作不理想或不喜欢城市生活的新市民将户口迁移回农村也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中国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城镇相连，交通便利，城乡差距不大，但生活成本相差很大，完全可以通过中心村，中心镇建设来聚集村民，而不必走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聚集、然后逆城市化人口分散的老路。

随着二元户籍体制的逐步废除，城市房价的降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城乡资源分配的均等化，反向留守问题也会得到一定缓解。但这些改革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中西部经济普遍不太发达，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会长期存在，资源的适度聚集也很必要，它可以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使之达到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的最低规模经济。但县城集聚的成本依然太高，并且县城就业机会少，纯粹就是生活场所，农民入城主要原因就是为子女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便利。随着中国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趋缓，中国城市化速度也会逐步减慢，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城市化率低于50%，农民的城市化估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鉴于中国的现实国情，本人认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中心镇建设比较合适，因为中西部地区人口密度比东部沿海低，交通没有沿海方便，中心村建设规模太小，交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规模不经济，只能以中心镇的方式聚中农民。中心镇应该建在交通便捷，地理适中，辐射力比较强的地方，中心镇建设要高标准规划，生活区、工业区、商业区分区建设，居民区社区化，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活动场所完备，社区绿化率高，环境整洁，学校，卫生所，超市，警务室等基本服务健全。中心镇建设能够有效降低农民买房成本、生活成本，兼顾土地的耕种，减少文化不适性，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因此，中心镇建设应该是缓解中西部反向留守问题的有效方案，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中国城市化的扭曲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新型城镇化应该兼顾中国国情的普遍性和各地区情的特殊性，因地制宜地制定城市化发展方案，标本兼治，尽早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淳风.逃离村庄[J].南风窗.2013，（23）.

[2]段成荣.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8，（3）.

[3]朱守忠.制度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问题[J].西北人口.2008，（1）.

[4]贺聪志.农村留守老人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9，（2）.

逆城镇化范文第7篇

“逆城市化”是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 1976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由于人口增多、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日益突出，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开始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郊区甚至是农村流动。“逆城市化”现象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它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和审视传统城市化发展的道路和理，推动大中城市优质资源向中小城镇乃至中心村延伸，为村镇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因此能有力助推我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我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逆城市化的情况，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向往着去郊区生活、居住。据北京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有 54.5%的人近期有意到郊区投资，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在南京市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调查，但是写字楼里的白领羡慕着郊区的慢节奏生活，渴望到郊区去休闲度假、买房居住，却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南京市南大门的远郊高淳可以适时地抓住发展机遇，推动自身的城镇化快速发展。

二、南京近郊之“逆城市化”

南京，简称宁，是江苏省会、副省级市，中国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政治、军事、科教、文化、航运、经济和金融中心，国家综合交通枢纽、通信枢纽和科技创新中心，南京都市圈核心城市，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城市。2013年南京市常住人口总量为818.78万人，户籍人口643.09万人，城镇化率为80.5%，排全国第7位，主城已完全城镇化。

纵观国内外城市的发展规律，基本上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三个发展步骤：第一步是城市的自然形成和发展阶段，城市或因自身的资源条件，或因区位优势等吸引周边人群的聚集；第二步是城市的壮大扩张阶段，城市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使得在这一阶段城市急剧膨胀；第三步是城乡一体化阶段，也就是在这个阶段城市中心区因为不堪重负，无法为大量的人口提供充分的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配套资源设施，城市的空气污染、环境恶化。与此同时，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新市民因为无法承担城市高额的房价、物价，开始向城市的郊区分流；另一部分富人也被郊区的优美环境吸引，在郊区购置别墅，城市的郊区村镇开始发展起来。

数据表明南京已经进入了城市发展的第三阶段，南京的近郊浦口六合江宁已经率先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2000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江宁县，设立江宁区。2002年，为实现跨江发展，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浦口区和江浦县，设立新的浦口区。撤销大厂区和六合县，设立新的六合区。这三个区设立之后，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十来年的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发展总量，还是发展势头，相对于主城区而言，都呈现了后来居上的势头。

以江宁区为例，2008年南京地铁一号线延长线的开通，地铁所实现的远距离通勤，使得江宁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其与主城区的互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江宁区分解了主城区的经济功能，智能电网、生物医药、装备制造、温泉旅游这些回报率极高的新兴产业在江宁遍地开花，为其储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第二，江宁区分解了主城区的文化功能，江宁的高教资源极为丰富，江宁大学城已经有15所大学超过15万大学生入驻。第三，江宁区分解了主城区的消费功能，在初始阶段盛行的乡村旅游、温泉旅游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江宁区几个大的购物中心，如万达、同曦万尚城等，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消费主体。第四，江宁区分解了主城区的居住功能。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居住成本、生活成本加重和人的自然天性与大自然的隔离，主城区居民越来越向往郊区低成本居住、低成本生活和对大自然的拥抱。如今的江宁，俨然成为南京房地产市场销售主力军。岔路口板块、三山百家湖板块、东山板块、麒麟板块，无论是楼盘产品本身还是生活配套，已经发展成熟，三山百家湖板块更是成为了南京数一数二的高档别墅区。以上四个方面就是江宁在与主城区的良性互动中所抓住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城市化所带来的“逆城市化”冲动非常强劲，另一方面郊区可以借此有重大发展。

三、高淳“逆城市化”优势及后劲

江宁浦口六合的发展道路相似，这三区还有一个地理上的优势，就是它们离主城区距离较近，最远的六合离市中心也只有50公里左右，轻轨公路配套设施都很完善，通勤比较方便。在逆城市化趋势中，距离市区100公里的高淳交通优势不是很大，但是高淳也有着其他近郊区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模产业优势，充分发挥IBM“慧谷群英计划”项目及部级创新型企业孵化基地的带动作用，大力推动软件科技、研发设计、智能网络等创新型服务业裂变式发展，把高淳打造成为南京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重要集聚基地。全力推动三大上市公司产业园及迦南科技、冠盛科技等产业基地尽快形成投入产出效益，推动齐齐哈尔重型机床、百威英博、展华电子等重大项目尽快取得突破，力争在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现代装备制造等领域加快形成一批百亿级、千亿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而这些或新兴或传统的服务业和工业的存在，就创造了大量的就I机会，吸引着外来人口的涌入，转移南京市区的巨大人口压力。二是房价和生活成本优势，很多知名的开发商盯上了高淳这块尚未被瓜分的大蛋糕，纷纷落户高淳，如海尔地产、苏宁雅居、雅居乐、碧桂园等等。高淳的房价只有市区的三分之一左右，加上物价也较市区低，这无疑对于那些处于创业中的年轻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三是绿色农业优势，武家嘴农业科技园、龙墩湖现代农业科技园、固城台湾农民创业园、永胜圩现代水产养殖示范区都是在全国全省全市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现代农业创新基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四是休闲经济优势，以打造苏皖现代商都、全国优秀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加快建成苏皖汽车城、苏宁广场、红星美凯龙、家乐福超市等一批高档次的商业项目，以及高淳老街、国际慢城等一批国家4A级的旅游休闲区，着力形成以城市核心商业圈和北部中央商务区共同支撑的现代商贸发展格局，历史文化赏析区、慢城生态休闲区、滨水湿地度假区融为一体的特色乡村旅游品牌。

对于高淳这个远郊区来说，最大的优势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势。在当今雾霾越来越成为困扰政府和人民的一个重大问题的背景下，一个好的生态环境会成为人们安居乐业的重要考虑条件。而高淳远离市中心，东部是丘陵山区，西部为水网圩区，全境被固城湖、石臼湖和水阳江所环抱，拥有“三山两水五分田”的生态黄金比例，自然环境十分优越。境内的桠溪国际慢城是中国第一慢城，其所倡导的一种慢生活理念对于当下在城市中行色匆匆的人们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游子山国家森林公园植被茂密，郁郁葱葱，纯氧沁人心脾；固城湖石臼湖烟波浩渺，水质清甜......这些无一不吸引着南京市区的居民，他们用周末和节假日的是假自驾游，感受着高淳的山水人文之美，品尝着固城湖的大闸蟹和绿色无公害的瓜果蔬菜，享受着“慢生活”所带来的身心放松，无比愉悦。

当然高淳区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就是区位的劣势所带来的交通的难题、现代农业发展程度还不够完全、外来人口与其他区相比较少、观光休闲产业没有得到有机整合等等。而问题的存在就为未来高淳区的发展指明了发展路径，这也成为高淳的有力发展后劲。随着预计于2015年6月宁高新通道的通车，其与主城区的距离大大缩短；在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将农业与休闲观光进行有机整合，进一步推动该区的房地产、金融、通讯等产业的发展。

四、结语

逆城镇化范文第8篇

关键词：城镇化 逆城镇化 农村就地城镇化

一、我国城镇化与逆城镇化的现状

（一）我国城镇化现状分析

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3.7%，但我国“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这18%的缺口意味着上千万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福利。按照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达到40%-60%的时候，“城市病”进入多发期和爆发期。我国在快速推进“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中，城镇贫民窟蔓延、过度拥挤的“大城市病”等引起的逆城市化问题日益明显。

（二）国内外逆城市化对比研究

现在我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的趋势开始愈加明显，但还没出现全国范围内的逆城市化潮流。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逆城市化与城镇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合。发达国家是在城市化发展的平稳阶段才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此时它们的城镇化率超过70%，经济发展水平已相当高。我国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时，城市化率总体上只有50%左右，并且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相距甚远。这不仅反映出我国逆城市化的早产性，更反映出我国在盲目追求城市化的过程中规划不合理、“政绩”工程、城市内部二元结构、资源浪费等问题。

二、农村就地城镇化

（一）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含义

2014年中央一号工作文件强调“人的城镇化”，笔者认为其核心在于发展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鉴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程和我国城镇化的现状，逆城市化将是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应对措施，一条现实的出路就是：农村就地城镇化。其内涵是农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迁移，而向城镇地域集聚和农村向城镇地域转化的过程。

（二）我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可行性研究

到2040年全国将出现20余座核心建成区人口500万以上的超级城，但农民工能在城市买房子的仅占0.6%，这些超级城市的兴建终究只是浪费资源；我国老龄化速度快，未来进城的劳动力是有限的；“人走，地留下”的制度下，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每年城市人口也都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表明逆城市化不可避免；英、德、法等发达国家就地城镇化的成功经验和我国琼海特色城镇化证明农村就地城镇化是我国未来城镇化的现实出路，农民不离乡照样可以致富。

三、农村就地城镇化积极效应

（1）资源的合理配置。就造城的成本来说，城市远高于农村；从边际效率来看，一元钱投在农村的效率远高于一元钱投在城市的效率，存在帕累托改进。投资发展农村小城镇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调整需求结构。

（2）缓解城市病。通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发展现代农业，合理规划和建造小城镇，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病。城镇化不是城市规模越大越好，而是通过经济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就业，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一系列的城市结构优化。

（3）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问题。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仅不能享受市民同等福利，还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候鸟式”迁移。所谓的城镇化并没有真正惠及农村，城乡矛盾尖锐。通过就地城镇化，落实农村经济和工业发展，吸引农民工回乡就业，不仅可以取得收入，还能照顾家庭，这才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4）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保护农村乡土文化。农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因地制宜，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可有效解决数字城镇化造成的农村土地流失、宅地废弃、空心村、文化不能传承等问题。

（5）统筹“三农”问题，加强新农村。城镇化不是弃农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稳则国稳，农村兴则国强，农民富则国昌。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最大潜力在农民。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加强新农村建设，真正实现城镇化。

四、措施

（1）财政支农，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农村经济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需要财政支农。政府的财政支出还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据统计显示，1元国债资金可以带动10元的社会投资及6元的银行贷款。农村城镇建设过程中要以工业化为主导，由二、三产业来支撑，才能形成人口集聚效应，增加消费。财政部要努力以担保、贴息、补贴、低利率、税收优惠等方式调动银行和社会资金、民营企业等来投资农村。

（2）加快农村网络建设。农产品具有季节性强、鲜嫩易腐、对销售渠道功能要求高等特点，这就要求利用新的技术把大量信息数据、云计算和IT行业连接起来，将种植、生产、收购、加工、流通形成一个农产品生产链条，这将是现代农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3）农村新居工程建设。我国大量农村地区“穷、空、散”，实现“就地城镇化”，要让城市观念下乡，可以借鉴欧洲的农村城镇化经验：将乡村聚落改造为城镇聚落。在有条件的地区，有序引导农民向中心村和聚居点聚集，进而稳步推动土地向规模经营聚集、产业向园区聚集，政府可让农民以房换房、建造适量经济适用房。

（5）利用好土地流转抵押权。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民承包经营权可抵押，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能有效解决土地二元问题。农民应合理利用自己的土地抵押贷款从事非农生产，也可以以土地出资入股。

参考文献：

[1]World Bank. China Small and Medium Towns Overview[R]，2012.

[2]刘文纪.中国农民就地城镇化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逆城镇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城镇化建设；逆城市化

1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问题

1．1观念上的界定不清晰：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

在我国城镇化建设中，有时是为了城镇化而人为地推进了城镇化，这种以政府单边主导的城镇化忽略了市场的作用，更缺失“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精髓。主要表现就是政府大搞投资，不断扩充房地产建设，建设用地则是征用郊区农民的耕地，建设资金则过分依赖于卖地收入。这样的城镇化实则变成了政府人为推进的城镇化，是一种被动的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要的是市场主导型的城镇化，是随着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的变革而主动跟进的城镇化。

1．2城市公共服务财政资金短缺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民工及其家属加入城市户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必然。农民真的进了城，就应与城市人口一样享有城市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在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要切实体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利益。否则，农民工被边缘化，在扩大的城镇化内部又产生了新的二元格局，最终是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财政必须增加对新城镇的投资性支出与对新市民的保障性支出，这样财政资金吃紧，面临财政收支矛盾加剧的困境。

1．3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供求矛盾

城镇化进程中一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而我国虽然城镇化已倡导多年，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依然严重滞后，城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户籍改革不到位，与之相关联的医疗、教育等各项制度改革就难以统一推进，城乡二元体制难以真正破除，新型城镇化建设就会遇到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入城后的居住问题，要实现人人有房住。但事实却是，城市住房价格一再高涨而新市民的支付能力又不足，许多家庭因购买商品房还贷压力重重而沦落为“房奴”，还有更多的新市民“望房兴叹”，极少有能力购买商品房，对城镇住房社会保障构成较大压力。

1．4“地”的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不协调

我国近些年来的城镇化建设似乎靠“地”的城镇化在拉动，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地理范围的城镇化，地的城镇化远快于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伴随着农村土地被征用为城市建设用地，城市的地理范围是扩大了，但城市中生活的“人”是否真的融入到城市生活，享受到城市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便捷性？实践已表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向“半城镇化”、“两栖型城镇化”发展，其中，农民工进城务工，儿童、老人留守农村，使其家庭长期处于分离和流动状态，难以团聚。务工者生活单调、孤独，儿童、老人缺少依靠。此外，城乡分割，要素价格市场化进程慢，使得农民难以取得与市民相同的权益，城镇化发展的红利难以在进城农民与城市人口之间公平分享。

1．5城镇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问题

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劳动力回流到农村或者脱离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转移的现象称之为逆城市化。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而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则说明了大城市生活压力大，生活成本的增加让人消受不起；社会机制的不健全也使得新市民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还是迫于选择回乡或流向小城市；城镇化建设及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环境承载能力、资源运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也促使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

2加快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对策

2．1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改变观念，以市场为主导。在社会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可以充分引入市场机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促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城镇化优质高效发展。同时政府也要转变职能，该放的由市场来完成，该管的绝不手软。政府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承担的主要是指导和调控的角色，建立和健全支持新型城镇化的政策体系，强化财政公共服务职能，承担起城镇化建设中政府该承担的主体责任。

2．2要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增加财政支出扶持城镇化建设

统计数据表明，近十几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幅较大，这与同期我国城镇化发展战略不无关系。要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增加财政支出扶持城镇化建设，可通过加法与减法并用，加快财政体制的转型。借鉴国外一些先进做法，在政府公共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占有较大比重并有不断增长的趋势，而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社会保障费用总体占比过低，农民工群体社会保障普遍缺失。现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着力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增加财政支出进行回哺理所当然。减法主要表现在政府要缩减行政性经费支出，要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确保财政重点支持农业人口市民化。

2．3要通过多种渠道着力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

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要多方主体共同着力才可能让他们在城里有家、有根。首先，政府要落实好实施新型城镇化的住房政策，可通过减免税费或者一次性政府补贴等形式鼓励农民工购买住房；政府还可以提供低租金的公租房或发放住房租赁货币补贴。其次，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可以定向向农民工降低房贷首付比例或者以优惠利率提供贷款。再次，土地管理部门必须落实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与外来农民工落户数量挂钩制度，确保农民工安家落户的保障建设，并同时解决好交通、医疗、教育等配套问题。

2．4要建设“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让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实现市民化

新型城镇化建设就是要以人为本，真正的核心就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因而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化发展，解决城镇化进程中长期积累的“半城市化”问题，注重公平与共享，全面优化结构，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具体来说，就是要认同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巨大作用，要认同他们作为新市民分享城镇化建设的红利，要积极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城市中生活有归属感和荣誉感，继续为城镇化建设添砖加瓦。

2．5要通过制度改革与政策创新消融

我国“逆城市化”现象从短期来看，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财政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消融我国“逆城市化”现象首要任务在于解决资金问题，通过财政制度改革确保财政支出扶持城镇化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解决农民工面临的收入与保障压力；土地制度改革主要是推进建设农村土地的市场化发展，促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实现现代农业建设。从长期来看，制度改革应联动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等层面的改革，切实提高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权利，促使农业转移人口的“应然权利”转变成为“实然权利”，增加就业机会，整合社会资源，帮助农民工解决上述难题。

参考文献

［1］杨宏伟．我国新型城镇化中的“逆城市化”现象、诱因与制度反思［J］．改革与战略，2017，（03）．

［2］孙永正．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困境与对策［J］．经济问题，2017，（02）．

［3］朱海霞．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问题研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7，（03）．

逆城镇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城镇化；逆城市化；传统武术；发展趋势

城镇化是在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市和小城镇占据城镇的大多数，并且在城乡二元体制的压制下，发展不充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符合中国发展实际和具体国情的发展措施和思路。然而，学者对城镇化以及城镇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的表述不一，还未达成一致的意见。不可否认的是乡村城镇化是城镇化的重中之重，因为乡村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又一思路。乡村作为传统武术的发源地，在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给传统武术的生存带来了挑战。一方面，传统武术在乡村的生存出现了危机，原有的生态将得以改变；另一方面传统武术可以借助乡村城镇化的趋势，借鉴吸收武术在城镇以及城市的生存经验来保存自己的血脉。因此可以说，乡村城镇化也给传统武术的生存提供了契机。乡村城镇化是城市化的初级或者低级阶段〔1〕，而逆城市化则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镇处于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处，同时具备乡村和城市的特点。可以说，城镇的发展是城市化的风向标、晴雨表。因此，传统武术在城镇化进程中能否抓住机遇，进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并促进自己的发展是传统武术生存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1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1.1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与释义

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开篇中提道：“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要统筹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城镇化是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而出现的乡村生活、生产方式向城镇生活及生产方式转变的一种现象，在空间上表现为由于乡村地域向城镇地域逐步转化的一个过程，包括乡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活、生产方式转变，城镇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增强等，其中乡村城镇化是城镇化的初级阶段〔2〕。

1.2城镇化的内涵与特征

城镇化的实质含义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的比重逐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3〕。从人口构成上来看，城镇化是一个农业人口逐渐减少，非农业人口逐步增加的过程；从产业结构上来看，城镇化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民经济转变为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从价值观念来看，城镇化是一个逐步用现代工业文明取代狭隘的保守的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小农意识过程；从生活方式来看，城镇化是一个快节奏、短周期替代乡土式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长周期、慢节奏的生活方式的过程。城镇化是对居民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全面改善和提高的过程。

2乡村城镇化：传统武术的生存挑战

2.1传统武术的生存现状

传统武术是指在农耕文明背景下形成的，是主要生存、衍传于我国乡土社会的土壤并发展至今的，主要依托于民间习武群落，以拳种为基本单位〔4〕，以套路、散手包括功法练习和武德修养为有机内容，以家传或师徒传承为主要延传方式，以提高技击能力为主体价值，注重体用兼备的中华民族防卫实践活动。因此，当今流传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和源于农村并在城市扎根的拳种武术统一于乡村武术这一概念。

传统武术从萌芽、成长到成熟的整个过程以及各个阶段都记载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和沧桑的历史进程，是现存为数不多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随着乡村城镇化的进程，乡民生活方式与城镇居民生活方式的趋同化和合流，传统武术的生存环境遭到了灭绝性的破坏，生存空间受到了无情的挤压，传统武术的生存现状令人堪忧。例如临清潭腿这一传承千载的优秀武术拳种，在其发源地河北临西一带基本绝迹，难见昔日的辉煌〔5〕。无独有偶，流行于闽东的文拳、雨拳、五行拳等传统武术流派在城镇化的冲击下，已经难觅踪迹，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除了流传于闽东地区和河北临清的传统武术流派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外，我国其它地区的传统武术生存状况大体面临相同的境遇。

传统武术整体上面临着诸如后继乏人、人亡艺绝等严峻的生存形势，然而传统武术仍然没有消亡，乡民们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开展着传统武术。部分武术拳种像太极拳、少林拳不仅在其发源地风风火火地开展着，而且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武术奇观。然而这种个别拳种的生存现状，不足以说明我国传统武术的整体生存情况，却在某些方面表明了传统武术还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和繁衍土壤。

2.2传统武术的生存挑战

造成传统武术生存尴尬境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乡村城镇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方面，乡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乡村人口的减少，客观上造成乡村潜在的习练武术的人群的减少，传统武术失去了潜在的承载主体；另一方面，乡村城镇化带给乡民的城镇化的生活方式，远远不同于适合传统武术氤氲生长的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从武术成才年限上看，一个习练传统武术的人要想成才，至少需要十数年的时间，甚至需要耗尽毕生精力、刻苦钻研才能悟得奥妙，而更多的人却是半途而废。过长的成才周期打消了乡村城镇化造就的讲求即时效益、日益视时间为金钱的乡村人们的习武积极性。从传统武术的实用性上看，传统武术的军事技击防卫功能在当今社会的进一步减弱，也大大地削弱了它在乡村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一些所谓“花拳绣腿”的成见，正在影响着本来就对传统武术接触不多、了解不深的乡村青少年，致使具有一定神秘色彩的传统武术的真相更加云里雾里，捉摸不定。这种缺乏切身体会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传统武术的繁衍生息。从传统武术的训练方式来看，武术的训练特别重视人的下盘的稳定性，讲求入门三年桩的基础功夫。站桩是对一个习武者心智和耐力的磨练，动辄就是几个小时，而这对于乡村城镇化后逐渐适应了快节奏生活的乡村人来说是那么的难以做到。从传统武术的传承方式来看，师徒式为主的传承方式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师傅所练武术的原汁原味，形成了风格迥异的众多门派，丰富了中华武术百花园，促进了传统武术博大精深的局面的成型；然而正是由于传统武术根植于乡村城镇化之前的超稳定的宗法制、家长制为基础的乡土社会，存活于以师徒这种类血缘关系为主的传承方式，阻碍了传统武术门派和拳种在更大范围内的推广，才使得传统武术具有了封闭性、保守性、小农意识浓厚的乡土文化气息。这和乡村城镇化进程中已经开放的、宽容的、自由的思想意识格格不入。

3城镇化：传统武术发展的蓝图

3.1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的产业化发展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6〕。城镇化进程中的传统武术的产业化发展特征：一是传统武术发展趋向组织化；二是传统武术发展产业化；三是武术人口、武术内涵发生变化。而农耕文明下生存的传统武术带有浓厚的小作坊式家庭手工业气息，并决定了其只能在相对狭小的区域内流传与发展，因此也造成了拳种流派自在自为、自生自灭的生存态势。而未来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武术要生存就不能固守原有家庭式、师徒式的传播疆土，应该抓住城镇化带来的工业发展机遇来探索传统武术的发展，从而形成传统武术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化生存方式。乡村城镇化不仅能为武术工业企业提供大量充足的劳动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和妥善安置，也能为传统武术产业化发展提供机遇，形成特色武术文化产品生产、武术用品加工和以农家乐、田园风光为主的武术旅游业等产业，从源头上奠定乡村武术的生存基础。

3.2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的大众化发展

传统武术以它特有的发展模式，经历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在不同历史时期以独自的方式表达各自生存的需求，展现各自向上的图景。一方面，传统武术具有的历史性、遗传性是中国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生存的内在根据〔7〕；另一方面，传统武术具有的现实性、变异性和广泛适应性是传统武术在大众化背景下发展的内在动力。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国际化发展中的中华文化特色保持是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发展的一体，国内生存繁衍和国外发展壮大是传统武术发展的两翼。传统武术大众化发展模式具有历史性、交流性、区域性、个别性和组织性等特征，并以其千年的文化底蕴与魅力，在国家破败、民族积弱的不利条件下，开创了城市化背景下武术大众化发展的先河，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开创了城镇化背景下武术生存与发展的又一方式。

在城镇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武术不能只是悲叹“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运遭遇，也不能过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的生活，而应在城镇化进程中寻找各自的生存空间，创造各自的发展环境，借鉴逆城市化进程中所积累的城市化武术发展经验，紧抓城镇化发展的机遇，积极出击，先取生存之机，后探发展之路，再谋提高之径，以城镇化促进大众化，以大众化促进科学化，以科学化引领现代化。

3.3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武术的社会化发展

社会化大生产是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显著标志，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也必将影响正在进行的城镇化发展。传统武术的社会化发展应着重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承人应更新理念，把传统武术从束之高阁、令人望而却步的神圣殿堂中解放出来，积极宣传武术，而后普及提高；其次，降低传承门槛，对所有愿意学习的学生倾囊相授，再选拔天资聪颖、刻苦耐劳、进步较快者，作为发展的骨干力量，进而改变传统武术社会生存的窘境；再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承继传统武术内容基础上吸收符合社会化市场需求的其它有益成分，创新传统武术内容，利用大众化的健身热潮推动传统武术社会化的发展。

4逆城市化发展中传统武术的机遇

“逆城市化”概念是美国地理学家Bering于1976年首先提出的，原本用于描述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口由中心城区向城市迁移，以及由此带来城镇功能的完善和经济效益的提高〔8〕。目前，逆城市化已成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事实表明，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也显露了种种端倪，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补充，因此，分析城镇化离不开逆城市化问题。

鸦片战争以后，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击打和侵扰下，我国开始了艰难的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进程。城市化经历了由乡村到城镇，再由城镇到城市以及超大城市的发展历程。以上海为例，鸦片战争未开放通商口岸前，上海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隶属于松江府的一个普通的县城，后来的上海获得了迅猛的发展，成为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近年来，随着我国超大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出现了一股城市人口向郊区、小镇流动的逆城市化现象，这种现象迫使居民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素养等方面发生适应性变化，也使武术这赖以生存的生态发生改变。能否适应新的环境，进而符合社会需要、人民要求，是武术在新的现象下遇到的新问题、新机遇。这就要求传统武术主动革新，冲撞与融合，建立适宜的、新的生态环境，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

5结论与建议

5.1结论

（1）城镇化是我国政府未来发展的一项重要规划。未来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一些城镇与乡村生活、生产方式向城镇生活及生产方式转变，并带来相应的一系列变化。

（2）城镇化令原来传统武术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城镇化建设将改变传统武术已有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空间，城镇居民生活方式也将随之改变等，同时，也带了新的生存发展的契机。

（3）传统武术只有主动革新，冲撞与融合，才能建立适宜的、新的生态环境，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

5.2建议

（1）传统武术应该正视自己的生存现状，积极面对乡村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生存挑战，迎接逆城市化进程所提供的机遇，全力以赴地描绘自己的生存蓝图。

（2）以少林拳、太极拳为代表的生存状况比较好的传统武术拳种应在新的目标指引下，追求城镇化进程中的更大发展，而其它传统武术拳种应该先求得自己的生存机会，再图发展。

（3）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武术应从产业化、大众化、社会化生存模式入手来描绘自己的生存蓝图。

参考文献

〔1〕陶好飞.中国农村城镇化道路的战略选择〔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2.

〔2〕付红丹.城镇化进程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研究——以河北省保定市为例〔D〕.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1.

〔3〕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63.

〔4〕李龙.论中国传统武术的当展路径〔J〕.体育与科学，2012，33，（1）：35.

〔5〕赵景磊，董春磊.临清潭腿的传承与发展研究〔J〕.武术科学，2012，9，（9）：41-42.

〔6〕朱艳硕.山东省城市化与工业化耦合关系研究

〔D〕.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6.

〔7〕王红芳.传统武术发展的社会学分析与对策研究

〔J〕.浙江体育科学，2010，32（3）：119.

〔8〕叶裕民.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与制度创新

〔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