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文化范文

酒文化范文第1篇

酒，作为客观物质的存在，从出生就风华正茂，它是水中跳跃的精灵。把水与火完美地结合起来，喝酒与酿酒之人，都对酒有着难解的情愫。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追溯到几千年前，中国人就对酒文化有了独特的理解。酒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不论是表达情怀，还是探亲访友，酒都是必不可少的馈赠佳品。

近年来，中国的酒文化开始向健康养生方面倾斜，从最早的河南天冠酒和天津天士力健康酒的推广到茅台酒的健康营养的诉求，无不体现了酒文化向健康方向发展的轨迹。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不能得到专家和消费者的认可，事实证明，酒本身不能印证自己的健康性。

那么，酒文化在历经几千年的斑驳历史后，它的发展已与现代人的健康养生文化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相“悖”。一面是几千年流传的“酒逢知己千杯少”，一面是酒精带给人们身体无尽的折磨。那么，在酒文化与健康之间的摇曳中，一种迎合人们健康需求的“醒酒文化”应运而生了。

在日常的生活中，长期过量饮酒导致体内酒精残留，成为了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亚健康状态人群增多，中青年成为高危病的频发者，这一声声警钟都在提醒人们，无休止的应酬、超量饮酒是许多疾病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日益加强，一个崭新的健康饮酒时代正悄悄地拉开帷幕，健康的需求呼唤新的文化诞生，醒酒文化正踏着优雅的步伐姗姗来迟，在人们期盼的眼神中，醒酒文化正以健康为导向的生活理念引导人们踏上一条更为健康、幸福的人生之路。

传承千年的醒酒文化

在中国饮酒文化与酒文化结伴而行，养生又与醒酒文化齐肩。对于中国人而言，从古至今，养生之道都是关注的热点，历史文化名人都对养生的方式方法有独特的见解。

萝卜汤简介与历史

萝卜是醒酒汤的主要成分之一，也是挖掘醒酒文化的基础和亮点。

萝卜又称“青萝卜”或“高脚青”，有1000多年的栽培历史，现已形成大缨、二大缨和小缨三个类型，其中以二大缨为最佳。其特点是肉质紧密，甜而，稍具辣香味，食之清脆可口，且耐贮藏。含钙、镁、锌、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及多种维生素，生食具有顺气、化痰、醒酒、消食等功效；还可做菜或腌制，亦可入药。远销我国香港、澳门以及东南亚诸多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历史上早就有文人雅士们喝酒后饮用醒酒汤醒酒的传统。书圣王羲之就是这样。

挖掘醒酒文化的代言人

既是历史文化名人，又与醒酒文化拉上关系的“大腕”可以找到两位：

1 郑板桥

众所周知的“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有一副养生保健联是这样写的：“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天水茶”，其中提到了萝卜与茶。郑老先生为寿高之人，精通养生之道，十分注意养生，他之所以喜好“萝卜就茶”这一口，想必他的寿高与“萝卜就茶”亦不无关系。

除了萝卜，郑板桥的饮食最爱的还有狗肉。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炖萝卜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

结果，郑板桥的一句“难得糊涂”，也成就了一代名酒“小糊涂仙”。

2 李清照

与当今的女性相比，古时的女性们似乎就豪爽许多，电视、电影里就常看到女大侠们捋起胳膊操起海碗与男人们较量：“咱们比比如何？”不只这些武林、市井中的女性们如此厉害，就连那些才女们对酒似乎也有几分钟爱，翻开李清照的诗词，就不难找出一些饮酒的大作来，如“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东篱把酒黄昏后”。而据说李清照每作诗词前必饮酒，而每次饮酒必备的一个下酒菜就是“清拌萝卜皮”。因为萝卜具有醒酒解酒之功效，所以，李清照的“萝卜皮就酒”和郑板桥的“萝卜就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会让她才思敏捷，诗意盎然，长饮不醉酒、不伤身。

酒文化呼唤“文化酒和醒酒文化”

俯察当今知识经济社会，在我国酒业界正涌动着一股评论“文化酒”和探索“酒文化”的热潮。应当说，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出现这一现象不仅是正常的，而且对国酒的宣传与营销更是大有裨益的。

自古以来，卖酒吆喝酒几成定律。但如今，高明的营销商绝不肯就此打住，而是充分施展其聪明才智，有的放矢，千方百计地制造文化酒广告宣传和酒文化新闻炒作的攻势。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大致有：借题发挥、由此及彼、以屈求伸、声东击西等，以达到最终将产品售卖出去的目的。

“酒文化营销”就是酒企业尽可能地寻找充足的理论根据，对产品进行文化包装与文化宣传，赋予产品以文化个性，以期达到让广大消费者对该产品的认知、认可并产生购买欲望，进而实现其产品销售的目的，增加销量。换言之，它是一种将产品推荐给消费者的营销宣传新方略。可以说，酒文化营销是一种高层次、高水平的营销，是营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酒文化营销还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其中在广大消费者中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情感”氛围，是酒文化营销的基础。

我国酒文化的营销典范茅台集团，正是在酒文化营销过程中赢得的市场。它的发展定位是“作好酒的文章，走出酒的天地”。有人说：文化酒是为“茅台”量身订造的概念。然而，文化酒时代不是等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实施文化酒战略的过程，就是以酒文化去做市场的过程。

而今醒酒文化的盛行，同样是建立在酒文化的基础之上，为建立有序酒文化不遗余力，与文化酒融合在一起，形成酒文化的最高境界，为酒文化的发展起保驾护航的作用。醒酒文化为使酒文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努力着，醒酒文化的营销模式与酒文化的营销模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两者的最终结果都是寻求双方的平衡点，以期能把酒文化提升到“文化酒”的高度。

酒文化范文第2篇

关键词：酒；酒的起源；差异与对比；民族特征

一、酒文化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两个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交流，早在公元724年唐代高僧鉴真就应荣睿、普照等日本学僧的邀请到日本传授佛教。鉴真到达日本后，为日本天皇、天后、皇太子及440多名僧人受戒。鉴真的东渡，不但给日本带去了中国的佛教思想，还带去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学、酒的酿造等技艺。所以中日两国的酒文化有着许多的共通点，但由于两国的社会环境与历史境遇的不同，可以说日本的酒文化已经成为日本民族的特色之一。

二、中国酒文化的发展史

中国作为是世界上最早酿酒的国家之一，酒也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原始社会里，就出现了最早的天然果酒，“猿猴造酒”的古代传说也正是建立在这种天然果酒的基础上，不过猿猴造酒的这种酒，与人类酿的酒是有本质区别的，充其量也只能是带有酒味的野果。人类进入旧石器时代的后期就具有了野果自然发酵酿酒的知识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自然发酵而成的果酒和用乳酿制的酒，可以说是最原始的酒，随着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谷物酿酒取代了天然果酒，这标志着酒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人类创造的物质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人类已经有了自觉的饮酒需求。在上古时代酒主要用来祭神，由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酒在生活中的作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成为了人类关系的剂以及社会礼仪的表现。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是很重要的美德，在《礼记》中就有“无酒不成席”的说法，由此可见酒是礼仪的表现形式之一。饮酒也成为了中国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中国的名酒有很多，例如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的汾酒就是其中一种，早在唐代时期就很负盛名。传说明末时期闯王李自成率兵路过杏花村，村民献上汾酒以表敬意，李自成醉倒三日后口中仍然残留余香便惊呼道“真是好酒啊！”唐代诗人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寻，牧童遥指杏花村。”指的就是汾酒。

三、日本酒文化的发展史

日本酒文化的起源就比中国要晚一些。在日本，关于酒的最早记录，出现在《三国志•魏书》“东夷传”中“倭人”部分——在日本此书叫做《魏志倭人传》。那里面已经有了“人性嗜酒”的记载。绳文时代大量江南地区的农民为躲避战乱，逃往海那边的岛屿，于是带来了水稻的耕种技术，日本利用稻米开始了他们的酿酒历史。在镰仓时代朝廷的酿酒机关是寺院，所以僧侣们都有很好的酿酒技术，由于当时人们的生活和寺院有着紧密联系，酒类从朝廷向民间开始作为商品流通。在日本的制酒方法上看最接近中国白酒酿制方法的是日本的“烧酌”，这种酒的制作方法主要是蒸馏，因而酒精含量较高，著名的就是冲绳生产的“沧盛”，总之，经过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本地人的努力，日本人的酿酒技术在中世纪真正成熟起来.。如今饮酒已经成为日本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四、中日酒文化的差异与对比

中日文化由于社会环境和历史境遇的不同，酒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国民性以及礼仪表现的也有很大的差异，由于日本人含蓄内敛的性格，常常会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来考虑，当他们说干杯的时候不必一饮而尽，只需按照自己的酒量量力而行，所以日本人没有劝酒的习惯。而中国人性格比较豪放，在饮酒时说道干杯，就必须把自己杯内的酒喝完。在招待客人时，认为要把客人喝到尽兴才能表现出自己的诚意，所以常常会互相劝酒。

中日两国的酒文化从诞生到发展再到现今的逐渐成熟，已经从最初单纯的饮酒到今天的多种多样的酒文化。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九重阳。日本人也有这个风俗。公元5世纪初期，作为一种药用植物传入日本平安时代就有了饮酒的习惯。酒无日无时不可饮，自古以来，不少酒中豪杰均是不可一日无酒，但只有当酒和民族的节令风俗相融洽时，才显示出其在民族文化中不可排除的酒文化意义。就这样，日本人便与日本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据统计称：现在18岁以上的日本人每人每年清酒的平均消费量为12瓶（每瓶装1日升，合1.8公斤）；啤酒的消费量为大瓶80瓶，威士忌的消费量为5瓶，合算成金额大约在4万日元（按现在的汇率，折合人民币大约3000元左右）。日本人爱喝日本酒，不亚于中国人对国酒茅台的执著。

酒文化范文第3篇

酒文化中的“礼”，往往表现在祭祀和燕(宴)饮场合，这在先秦乃至秦汉时期最为突出。商周两代，青铜制作的饮酒器属于礼器，有爵、觚、觯、角等(如图)，容量不同，等差有序。使用时，还有严格的尊卑区分。如在宗庙举行祭祀，由于祭祀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所持的饮酒器也不一样，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礼也。在饮时，重视仪礼，要等主人先饮，客人才能动杯；主人喝干了，客人才能干杯。所谓“长者举未，少者不敢饮”，“公卒爵，然后饮”，礼也。在进食之礼中，荤素菜肴和酒浆要放在一定的位置。《礼记・曲礼》要求“酒浆处右”。如果桌上有酒又有浆，则酒在左，把饮酒器(或觞或杯)放在左边。《管子・弟子职》称：弟子事师，饮时进食，陈膳毋悖，其中也有“左酒右浆”的规定。古人分食，一人一份，所以陈膳能够定下常规。现在已不讲究这一套，但在宴席上，杯筷盘碟仍需摆置有序；客人动杯总在主人敬酒之后；而主人敬酒，每每先干一杯，这些，还能看出千年酒文化的遗风。

在汉字里，有些字是特用于祭祀和宴饮时某种行为和动作的，既表示礼，又形成仪，很有意思。例如古人把斟酒叫做“寿”；满杯以后，持杯一饮而尽，叫做“”。这些特指的字义，现已生疏，却每见于古籍。《史记・武安侯列传》记，武安侯娶燕王女为夫人，设宴，“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已魏其侯为寿”。寿，即上酒。这是记席间，主人(武安侯)和宾客(魏其侯)先后为大家斟酒入杯。《汉书・游侠郭解传》记，“解姐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非其任，强灌之”。，尽爵也。这是记郭解姐姐的儿子仗着舅舅势力，强迫人家喝干杯中酒。如今，斟酒已不用“寿”，偶言“上”，犹有古意；改称“干”、“干杯”，变得通俗。

酒文化中的“情”，也多借杯烘托，如欢杯、酣杯、残杯等，并且在诗词之中最为丰富。中国酒文化中“情”的表达，应该说，文人笔下借杯流露得最为透彻，尤其是所反映的闲情和苦意，其逸致凄楚，尽在杯中。恐怕只有通过诗词的诵吟，才能领会到诗人的意境。

闲情之时，握杯享受，自有一番乐趣。这中间，不需渲染，才显逸致自然。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句“过门辄相呼，有酒斟酌之”，“一觞虽自进，杯尽壶自倾”；李白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不缠琐事，不涉流俗，确是凸显了闲情。不过，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同是一个“杯”字，似更胜一筹，诗句中更见闲趣，耐人寻味：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诗句平淡，却透着一股深情。当时白居易在江州，有职事并不清闲，而他在欲雪的黄昏，却能乘闲轻松，邀友围炉小酌。“能饮一杯无”，是诗人心情的袒露。这杯，使他惬意，也感染了别人。想那炉火通红、暖杯频举的景象，确也十分诱人。这种消闲，潇洒、充实、欢愉，颇有生气。暂避琐事，自我陶醉，是生活中的点缀。因而，“能饮一杯无”的小小酒杯，暖意融融，读之尤见钟爱。

残杯，指尚余剩酒的杯子。这剩酒或为盛宴弃余，或为独饮罢酌，用一“残”字，多有伤感之情，几乎成为命运多舛、坎坷人生的倾诉。诗词中的残杯，也往往生动地体现出当时凄楚的情景。酒文化中的“情”，多半在残杯中感人至深。

杜甫是唐代著名的悲剧诗人，他曾在长安困守10年，其间写下多篇求人援引的诗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直抒胸臆，把误身受辱的遭遇和创伤写得极鸣悲慨，却又无可奈何。全诗二十二韵，其中两韵是：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跟着高官贵戚转悠一天，结果是一顿剩酒剩饭。靠着残杯来过日子，真是够悲辛的。这只杯，与白居易雪夜邀饮的杯相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酒文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韩国；酒文化

古往今来，酒作为人们情感交流的载体，受到了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因此，酒文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中韩两国更是对酒文化有着独到的理解与发展。通过对两个国家酒文化的对比分析，可以体会到两个国家深厚的文化底蕴。

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韩两国的酒文化都强调尊卑有序，讲究礼节。尤其是在敬酒时，这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要考虑年龄大小。在家宴的时候，会有不同年龄不同辈分的亲戚聚在一起，敬酒时晚辈要向长辈敬酒。首先敬辈分最高的，然后敬辈分其次的，以此类推。如果参加宴会的既有家里人也有作客的远亲，而且他们辈分又相同的话要先敬远亲，后敬家里人，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和重视。

其次，要考虑职位高低。在参加公司宴会或聚餐时，敬酒就要考虑职位的高低。职位低的人要向职位高的人敬酒。首先敬职位最高的、再敬职位其次的，以此类推。向同一个人敬酒时，应该等身份比自己高的人敬过之后再敬，否则，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

最后，还要考虑主宾的关系。在参加婚宴、乔迁宴、满月酒、升学宴等宴会时，主人要向客人敬酒，可以按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进行，也可以根据在座各位客人的身份高低，先敬身份高的再敬身份低的。如果同桌的人情况复杂，混合了以上的情况，要根据客人的情况和自身的情况斟酌考虑，没有固定的模式。

但是，中韩两国人同辈或同级别的人之间饮酒就比较随意，在非正式的场合双方都可以举杯敬酒，并不用考虑以上的因素。

由于中韩两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的发展不同。因此两国的酒文化也有着很多的不同之处。首先，就酒而言，两国就有明显的差异。韩国烧酒名字虽然叫烧酒，但是酒精度却与中国白酒有着天壤之别，完全没有中国白酒那么“烧”。中国白酒最低的酒精度也要有30度以上，但是韩烧的读数却都在19.5～21.5之间，仅仅比中国的黄酒度数高那么一点。这就是为什么韩剧里面喝酒都是一口一杯的原因了。为什么中国白酒读数没有低于30度的？原来对于白酒而言，读数越低，工艺越不可控，尤其是酒的清澈度更加难以控制，容易变得浑浊，所以韩烧酒的透明是以优质的过滤工艺为保障的。这一点，中国白酒任重而道远，需要向韩国人学习。

中国人喝白酒，讲究味香，单单香型，就要分为酱香、浓香、清香等多种香型，这是传统也是习惯，所以导致中国白酒香料放得比较多。对于习惯了的国人来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家里如果喝过白酒，那么屋里头酒味三四个钟头都是不会消失的。韩烧却没有这么浓烈的酒味，不是凑到跟前，是不会闻到酒味的，并不是说韩烧不放香料，只是非常少罢了。这可能是为什么中国人喝韩烧在喝之前先闻一闻就对韩烧没有好印象的原因吧。其实对于酿造的酒而言，酒精本身味道并不浓郁，没有味道实属正常，只不过中国人掉入香料的误区罢了。欧美人喝中国白酒，其实讲究一个新鲜，时间长了，就会觉得中国白酒的香料味太重，冲脑门子。为什么中国白酒在世界范围内销量不好，最主要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韩烧入口不难，有酒精度数低的原因，但是韩烧后味都很甜，可能是使用的水质比较好的原因。韩烧不辣口，加上香料不弄，所以很多中国人说不好喝，这也是仁者见仁吧。实际上如果喝上口，实际上感觉喝韩烧还是可以作为一种享受的。中国白酒依据度数、工艺的不同，入口有很大差异，好酒入口比较绵，如果是纯勾兑的话，咽下去肯定有苦味。

另外，在饮酒礼仪上，两国也存在不同之处。韩国人喝酒有许多讲究。在与韩国人的交往中，慢慢也懂得了一些韩国的酒道和礼节，与韩国人一起喝酒时，不能自己给自己倒酒，而必须别人为你倒酒，当然，你也得为对方斟酒。韩国人的解释是自己给自己倒酒，喝了有害健康。但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实际上却是通过相互斟酒来表示友谊和尊重。年轻人和长辈在一起喝酒，要首先敬长辈或前辈。长辈和前辈先喝，后辈则端起酒杯，侧过脸去喝，以表示对长辈和前辈的尊敬。

为别人斟酒，一定要用右手拿瓶，即使你是个左撇子，也要暂时克服一下，因为在韩国人看来，用左手斟酒意味着看不起对方，就像主人向下人赐酒一样，是不礼貌的。斟酒时，右手拿酒瓶，左手要扶着右手，以示尊重。而接受者也要双手捧杯，以示谢意。韩国人喝酒不喜欢续酒，而喜欢一杯喝完再倒。这与中国人不断地为客人续酒有很大的不同。

韩国人的敬酒也别具一格，向别人敬酒时，首先将自己杯中的酒喝完，然后把空杯递给对方，对方接过杯后，再为递杯者斟满酒。递杯者一饮而尽后，又把酒杯递回去，再斟满杯，回敬敬酒者。有时在酒席上，韩国的主人拿着自己的酒杯，绕着桌子向客人——敬酒，此时如不接受主人的敬酒，是不礼貌的行为，因此，即使不会喝酒，也要在征得主人的谅解后做一做喝酒的样子。对于这种拿自己的酒杯向别人敬酒的方法，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很不习惯，觉得一个酒杯大家轮流用，很不卫生，容易传染疾病。虽然这种敬酒方式不卫生，但这也是双方信任和友好的一种表示，已经约定俗成，要改也难。

当然，客观来讲，酒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酒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用酒来传达出生活的希望。但是另一方面，过度饮酒，也会让人们失去理智，造成未知的后果。所以，饮酒要适度。我们要树立正确的饮酒观，培养正确的饮酒文化。对于酒文化深厚的中韩两国来说，这点尤为重要。

酒文化范文第5篇

酒是流动的史书，记载了人类的文明；酒是神秘的液体，封存了时间的奥秘。中国是酒的故乡，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酒和酒类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可以说，我国数千年的灿烂文明，几乎就是一条由酒液流淌成的璀璨长河。

果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也是中国最先发明的酒。尽管原始的先民们绝不可能会酿酒，但是他们将采集的野果堆放于山洞或树丛，过些日子再来寻觅时，已发酵的野果竟然溢出芬芳的琼浆玉液，这便是最早的果酒。

谷物酿造酒的历史，始于农业开始的时代。谷物酿酒不同于果酒，因为谷物不能与酵母菌直接起作用而生出酒来，淀粉必须经水解成麦芽糖或葡萄糖后才可能酒化，于是出现了糖化和酒化同步进行的复式发酵法的酒曲酿酒。酒曲，古时称为“曲蘖”。酒曲酿酒是中国的伟大发明，这比其它古代世界文明地区所流行的用麦芽糖化再加酵母发酵的酿造工艺要先进得多。许多外国学者将酒曲的发明与应用，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四大发明相提并论，合称为中华民族对人类作出的“五大发明”。

近年来，中美考古学者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了距今9000多年前的酒的沉淀物遗留，其保存在16件陶器的残片之中。学者们分析，这些陶器曾经贮藏过以稻米、蜂蜜和水果为原料混合发酵而成的酒饮料。2004年，科学家确认了这些酒的配方，从而将人类酿制酒的历史推进到一个“酒鼻祖”的时代。贾湖遗址也成为世界上最早酿制酒类的古遗址，证明中国确实是酒的故乡。河姆渡文化遗址、大汶口与眉县杨家村的大量酒器酒具如陶杯、陶尊、陶B的考古发掘，更加昭示酒的起源在七千年以前。

夏朝都城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陶器、铜器，其中最多的是酒器，如爵、小⒈B等。其次才是炊器和食器，可见酒在夏代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酒在夏代已经十分普及。

当人们迫切需要吸取酒的灵气时，就开始不满足酒精度不高的酒，转而探索提高酒精浓度的办法。白居易的一句“荔枝新熟鸡冠色，烧酒初开琥珀香”，暗示在唐代已经有了烧酒。1975年，河北青龙县出土的一套铜制烧酒锅，制作年代在南宋初年，考古资料证明，蒸馏酒的发明或许早在宋代。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又表明烧酒起源最早在元代。

2002年7-11月，江西省进贤县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证明烧酒起源不会晚于元代。

在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所包括的南宋、元、明、清至近、现代六个时期的遗存中，除南宋未见酿酒遗迹外，其余五个时期的酿酒遗迹均十分丰富。有水井、炉灶、晾堂、酒窖、蒸馏设施、墙基、水沟、路面、灰坑等，它们按不同层次集中呈现出来。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一个持续的一直沿用至今的活遗址，其不同时代的酿酒遗迹，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蒸馏酒酿造工艺和技术水平演变的宝贵实物资料，是一部中国白酒酿造的无字史书。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中发现的元代酒窖是生产固态或半固态发酵蒸馏酒的窖池。更为重要的是窖池内遗留残渣，经江西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分析和检测为固态或半固态发酵法酒渣，这些距今700多年的酒醅中仍含有大量古老神秘的活性生物菌群，是探索白酒起源的“活化石”。

因此，从考古角度讲，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明代酿酒遗迹和遗物，完整再现古代白酒酿造工艺的过程。反映了我国南方白酒工业在技术及生产工艺上的特点和传统。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以其特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中国古代酿酒的典型代表。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中国白酒酿造工艺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丰富了中国科技史的内容。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我国发现的第一家小曲工艺白酒作坊遗址，也是目前中国仅见的年代最古老的一处白酒作坊遗址。

为此，2006年经国务院核定公布，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单位；2007年国家文物局将遗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名单。

酒的自身价值与其蕴涵的文化价值密不可分，是中国文化的一种象征。我国数千年的酿酒历史，酒星始酒、上皇兴酒、仪狄作醪、杜康酿酒的传说流传至今，在世界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酒文化。酒，形态万千，色泽纷呈；品种之多，产量之丰，皆堪称世界之冠。中国又是酒人的乐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少，族无分汉满蒙回藏，饮酒之风，历经数千年而不衰。饮酒的意义远不止生理性消费，远不止口腹之乐；农事节庆、婚丧嫁娶、生期满日、庆功祭奠、奉迎宾客等民俗活动，它都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文化消费，用来表示一种礼仪，一种气氛，一种情趣，一种心境。农事节庆时的祭拜庆典若无酒，缅情先祖、追求丰收富裕的情感就无以寄托；婚嫁之无酒，白头偕老、忠贞不二的爱情无以明誓；丧葬之无酒，后人忠孝之心无以表述；生宴之无酒，人生礼趣无以显示；饯行洗尘若无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情怀无以倾述。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礼。

酒从诞生起就深深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中。

夏朝是酒的朝代，各个统治者都喜欢饮酒。末代夏王桀，甚至在宫廷修建了一个大酒池，通常召集3000人同时擂鼓饮酒。桀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因酒亡国的国君。

商周时期，我们的先民独创了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酒。酒的酿造从原始的个体生产行为，发展成了作坊化的生产。出现了专门生产酒器的部落氏族DD长勺氏、尾勺氏，并出现了专业饮酒服务人员DD酒保。商代甲骨文中的“酉”字的造型就很像陶酒罐的样子，足见先民对盛酒器物早有认识。造酒叫“酿”，卖酒叫“酤”，斟酒叫“酢”，进酒叫“酬”……由酒形成的酒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的泱泱大国。文献记载有许多美酒。“百末旨酒”、“洪梁酒”、“椒酒”、“菊酒”等就是采用不同作物酿制的独特美酒。

唐朝是浪漫的时代，不但有国产的众多美酒，也逐渐有了胡汉交流的外来佳酿。湖州的若下酒、荥阳的土窟春、陕西的石冻春、绵阳的剑南春，还有竹叶青、梨花酒、玄化醇、石榴酒等等。李白“一斗诗百篇”，“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唐人饮酒动辄几斗几大碗，凸显了盛唐雄风的博大与豪迈。

喝酒要有酒具，必须说明的是，同先秦的青铜酒器一样，后世的酒器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载着礼的功能。不同品级使用不同材质的酒器。唐代长沙窑出土了大量的酒具、酒壶，在酒壶上常常书写大量精美绝伦的关于酒的诗句。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的元青花酒杯，更是写下了“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千六百场”的经典绝句。明太祖朱元璋就曾规定：公侯与一、二品官，酒注、酒盏用金，其余用银；三品至五品官，酒注用银，酒盏用金；六品至九品官，酒注、酒盏用银，其余用瓷；庶民百姓酒注用锡，酒盏用银，其余用瓷。用黄金制成的酒爵，即使有品级的官员，均不得僭越。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酒肆。据说孔子吃肉喝酒，从不在市肆上购买。虽如此，却说明那时已经有了专门卖酒的地方。四川出土的画像砖显示，汉代酒肆有了长足发展。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就是在酒肆间发生的。“文君当垆，相如杂作”。这是纯洁而优美的经典爱情。魏晋时期的酒家既是名士贤达留恋的去处，也是疯狂幻想驱愁散心的归宿地。生机勃勃的唐代，更是国力强盛，驿道通达，大小酒肆、酒家遍布城乡。“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细草岸西东，酒旗摇水风”。酒家、酒楼的大量出现，进一步刺激了人们难以克制的欲望，许多浪漫情调和传奇故事也在此发生。因而，酒家酒楼文化的功能远远超出了单纯饮酒的功能。宋代继承了唐代饮酒亢奋的余韵，酒肆酒楼星罗棋布。像雅俗共赏的宋代文化一样，宋代的酒肆开始有了雅致精巧、温馨浓郁的酒楼名，标志着宋代城市功能化日趋完善，商业民俗的气氛更加浓厚。一曲“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不知倾倒多少酒客。

酒文化范文第6篇

药酒作为中药传统剂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用历史源远流长。繁体字“醫”下半部就是“酉”。而“酒”字，从“水”从“酉”，说明医药与酒的关系非常密切。殷商甲骨文里，就有“鬯其酒”的记载。汉代班固认为：“鬯者，以百草之香……合而酿之，成为鬯。”表明在殷商时期，人们就已知造酒之法，并将酒与药结合起来共同运用。

西周——酒纳入保健品

西周，饮酒越来越普遍，设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同时还设有“食医中土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馐……之齐（剂）”。“食医”在《辞海》中解释为“周代医官名；亦为我国古代医学分科之一。食医主要管理帝王的饮食营养”。“六饮”即水、浆、醴（酒）、凉、酱、酏六种物质。这些记载说明，我国早在周代就把酒纳入了医疗保健品管理之中。

春秋战国——现存最早的药酒酿制方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和《养生方》载有35首药酒方，用以治疗疽、蛇伤和疥瘙等疾病，提出可以通过“择薤一 把，以敦（醇）酒半斗煮沸，饮之”来治疗“胫（痉）病”。其中《养生方》“醪利中”的第二方包括了整个药酒制作过程、服用方法、功能主治等内容，是酿制药酒工艺最早的完整记载。

秦朝——药酒的疗效渐被了解

先秦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载有“鸡矢醪”（主治肿胀）、“醪药”（主治经络不通、病生不仁）、“醪酒”等药酒方剂，还对酒与防病治病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论述。如《素问·汤液醪醴论》首先提出：醪醴的制作“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坚”。即用完整的稻米作原料、坚劲的稻杆作燃料酿造醪醴，其中醪是浊酒，醴是甜酒。并说“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这个时期的古人非常重视用酒类治病，人们对酒和药酒的认识已向前迈进了一步。

汉代——药酒被普及使用

《汉书·食货志》中酒被称为“百药之长”。药酒逐渐成为中药剂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西汉名医淳于意的25例医案，其中2例是用药酒治病的医案。济北王患“风蹶胸满”病，服了淳于意配制的三石药酒后痊愈；甾川王美人患了“难产症”，服用淳于意的莨菪酒后产下一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酒医案。东汉名医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记载了许多用酒煎药或服药的方法，收录了红蓝花酒、麻黄醇酒汤、瓜萎薤白白酒汤等药酒方。此期，我国还开创了运用酒和酒进行外科手术的先河。《列子·汤问篇》记载：“鲁公扈、齐婴二人有疾……扁鹊遂让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东汉名医华佗也提出：“疾发结于内，针、药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积聚；若在胃肠，则断截湔洗，除运河疾秽。既而缝合，缚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魏晋南北朝——药酒制备有新意

至魏晋南北朝，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药酒的酿造方法，特别是对浸药专用酒的制作，从曲的选择到酿造步骤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说明，提出了用热浸制备药酒的新方法。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载有海藻酒、桃仁酒、金牙酒和猪胰酒等。南朝齐梁时期的著名本草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指出“酒可行药势”，对药酒的浸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凡渍药酒，皆经细切，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数日，视其浓烈，便可滤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渣可暴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阐明了粉碎度、浸渍时间及浸渍温度对浸出速度、浸出效果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药酒的制作方法不断完善，配制处方持续增加，临床应用不断拓展。

隋唐——药酒的药性、工艺得到整理

隋唐时期，药酒的使用更为广泛。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卷七“酒醴”、卷十二“风虚杂补酒煎”，累计收录药酒方80多首，涉及补益强身、内科、外科、妇科等多方面。录用以药酒治唐国寺僧允葱“癫疾失心”的验案1例。久负盛名的虎骨酒就源于此方，具有壮筋骨、强腰肾、祛风寒的功能。

此外，孙思邈的《千金翼方·诸酒》则是我国现存医著中关于药酒最早的专题综述，载有药酒方20首，对药酒的服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强调“凡服药酒，饮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达药力，多少皆以知为度，不可全醉及吐，则大损人也”。同时也详细记述了药酒的酿造工艺。

宋元——药酒的理论得到充实

宋元时期，人们对酒和药酒的认识逐渐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如《太平圣惠方·药酒序》认为“夫酒者，谷蘖之精，和养神气，性惟傈悍，功甚变通，能宣利胃肠，善导引药势”。《圣济总录·治法汤醴》认为“药酒长于直通气血，扶助阳气，既可用于祛疾，又可用其防病”。

《太平圣惠方》设有6篇药酒专节，收载有地黄酒、黄精酒、枸杞酒、五加皮酒、天门冬酒等42首药酒方。加上《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普济本事方》、《严氏济生方》等书中的药酒方，共载药酒数百种，运用范围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多种疾病。这一时期药酒应用范围相对集中，并逐渐向养生保健方面拓展，出现了较多养身延年、美容保健的药酒方，其中的一些药酒方更因口味纯正而成为了宫廷御酒。特别是在元都北京，国内外名酒荟萃，羌族的枸杞酒、地黄酒，大漠南北各地的鹿角酒、羊羔酒，东北各族的松节酒、松根酒，南方的五加皮酒、茯苓酒，西南的乌鸡酒、腽肭脐酒和虎骨酒等流行一时。此外，宋人陈直的《养老奉亲书》以及元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御药院方》等也收载了许多适合老年人服用的养生保健药酒，对后代养生学、中药学、药酒学影响颇大。

在这一时期，以药材制曲的风气开始盛行，出现了采用隔水加热的“煮酒法”。如朱翼中在北宋政和年间撰著的《酒经》（又名《北山酒经》），共分3卷，上卷论酒，中卷论曲，下卷论酿酒之法。在“煮酒”一节谈到用加热杀菌的方法储存药酒，这一论点比欧洲早数百年，为我国首创。其还载有香桂曲、瑶泉曲等药曲13种。此外，《酒经》还认为东阳酒是药酒的最佳基质酒，“用制诸药良”。据李时珍考证，东阳酒就是产于古兰陵的金华酒。

明清——酒剂文献集大成

明代医药学家整理继承前人经验，又创制出许多新的药酒。如朱棣等人的《普济方》、方贤的《奇效良方》、陈梦雷的《医学全录》、王肯堂的《证治准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都载有大量药酒方，既有前人经典之作，又有时人创新之举。其中，《本草纲目》辑录药酒方200多首，如人参酒、酒、花蛇酒等，并对药酒的制作和服法做了大量精辟的论述。此外，吴昆的《医方考》载药酒7种，吴曼的《扶寿精方》载药酒9种，龚廷贤的《万病回春》、《寿世保元》载药酒近40余种。

清代，药酒配方数量继续增长。汪昂的《医方集解》、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吴谦的《医宗金鉴》、孙伟的《良朋汇集经验神方》、项友清的《同寿录》等均录有新创制的药酒方。清代养生保健药酒极为盛行，尤其是宫廷补益药酒方兴未艾。如乾隆帝经常饮用的松龄太平春酒及夜合欢酒等。

当代——药酒文化的弘扬与科研创新

当代，药酒的科研与生产呈现出崭新的局面，药酒文化得到忠实的继承与发扬。一是药酒的文献整理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出现了一大批药酒类专著。如许青峰的《治疗与保健药酒》辑药酒方146首、孙文奇的《药酒验方选》收载药酒方361首、李明哲的《药酒配方800例》等，为药酒的推广利用做出了贡献。二是通过临床研究和实验考证，加深了对传统中药名酒的认识。如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研制的五加皮酒、十全大补酒、龟龄集酒、史国公药酒等，经有关药效学方面的实验研究，使药酒的功效得到进一步验证，为拓展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三是根据市场需要，研发出了许多新的药酒品种和剂型。如乐家老铺药酒工坊研制开发的风湿药酒和益肾液等酒剂，问世不久，便在国内外市场享有盛誉。四是积极改进制作工艺，降低了药酒的制作成本，增强了药酒的治疗效果。五是严格制定卫生与质量标准，使药酒生产逐步转向标准化和工业化。

二十一世纪——药酒文化得到弘扬

源于北京“乐家老铺”的天津京万红药业，忠实地延续了乐家老铺传统的药酒工艺，于2009年10月创建了“乐家老铺沽上药酒工坊”，集药酒酿制、药酒文化、中医药文物收藏、艺术品创作、参观者体验为一体，堪称为我国药酒第一坊。

酒文化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日；酒文化；对比

酒是农耕文明的产物，随着酿酒技术的不断发展，酒成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酒文化”一词，最早是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创造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因此，“酒文化”也就是以酒为载体，围绕酒所产生的一系列物质的和精神的现象的总和。

一、源远流长的中日酒文化

中日两国地缘相近，古代日本因为没有确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因此，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处处都表现出中国文明的痕迹，酒文化也不例外。唐代以来，杜康被认为是酿酒的鼻祖。而古代日本宫中负责掌管造酒的人被称为“刀自”（toji），意为年迈的女子。后来在与中国的酿酒师交流之后，知道了杜康是中国酿酒的鼻祖，便将原来的“刀自”改为了“杜氏”，以此来表达对中国酿酒技术的认同和向往。可见，中日两国的酒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渊源之深，为我们对中日两国的酒文化进行对比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二、不一样的中日酒文化

由于受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中国和日本都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因此，在饮酒方面，两国也都有许多礼法规定和礼仪规范。酒礼的内核就是酒德，酒礼的外化就是酒仪，而酒礼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形成了酒俗。可以说，中日两国在“礼”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了独具特色又彼此相通的酒文化。

中国的酒礼，主要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基础，以孔子提出的“唯酒无量，不及乱。”为标准。从西周开始，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严格遵守孔子提出的酒德标准。中国人在饮酒的时候，还特别注意区分君臣、长幼、宾客之礼，这些约定俗成的礼节，流传至今。

日本由于受儒教和佛教的影响，也很注重酒礼酒德。日本在江户时代曾流行“酒道”。日本的“酒道”有三个流派：“公家流”主要是品评好酒；“武家流”主要提倡以酒的修身养性为主要目的；“商家流”主要是借酒砼嘌人们的礼仪和修养。虽然现在酒道已经消失了，但是日本也同样留下了丰富的饮酒礼仪，至今依然出现在日本人的酒桌上。

1.劝酒和敬酒

中国人喝酒的时候喜欢劝酒。在中国，主人为了表现出对宾客的热情，酒桌上经常主动给客人倒酒，主人经常通过劝客人喝酒来表示对客人的友好。在劝酒的同时，中国人还有敬酒以示尊敬的习惯。一般来说，晚辈要给长辈敬酒，下属要个给上司敬酒，还要给酒桌上最重要的任务敬酒。此外，同辈人之间也要相互敬酒。可以说，中国人饮酒，几乎都是在相互劝酒和敬酒中进行的。

在日本，虽然也有敬酒的习惯，但并不像中国那么频繁。而且在日本，人们之间一般只敬酒不劝酒，也不会去强求别人喝酒。日本人喝酒比较随意，一般是在宴会开始时的第一杯酒必须接，之后就可以根据喜好，自己决定喝多少酒。如果不愿意继续喝酒，可以拒绝，别人也就不会再强求。

2.“干杯”

日本人的“干杯”这个词源自中国，但是中日两国关于“干杯”这个词的理解却相差很大。在中国，人们说“干杯”这个词，就是要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有时候为了表现出自己真的喝完了，还要把酒杯翻个底朝天，以示自己的诚意。这与中国人热情豪放的性格有关。然而在日本，由于日本人的性格都比较内敛含蓄，人们说“干杯”的时候，也不是一定要把杯中的酒喝完，人们只需要抬起酒杯，根据自己的意愿喝酒就可以了，没有人会去强求别人一定要饮尽。

3.喝酒的气氛

中国人向来喜欢热闹，饮酒的时候也不例外。酒令、猜拳等游戏，都是中国人发明出来活跃酒桌气氛的游戏。在酒桌上，没有人会自饮自酌。大家一定是边喝酒边聊天，相互交流着喝酒。而且，中国人都是一起喝酒，在酒桌上，所有人喝酒的节奏都是一样的，大家一定要一起“干杯”喝酒，而不允许有人按自己的节奏喝酒。

日本人喝酒的时候也有助兴的活动，但与中国的酒令、猜拳不同，日本人一般是一起拍手跳舞，所有人围绕着酒桌载歌载舞来助兴。日本人喝酒的时候可以自己随意饮酒，大家没有统一的节奏，除了宴会开始的第一杯酒需要大家一起“干杯”以外，接下来的时间都可以自由安排。另外，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为了调节气氛，或者想要改变酒的口味，日本人喝酒的时候会更换地方，有时候一天晚上可以换三、四个地方喝酒。而在中国，无论和多长时间，人们都只会待在同一个地方。

4.醉酒

中日两国人对于醉酒的态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中国，酒宴作为一个人们很重要的交际活动，要求所有人都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此，在酒宴上醉酒是被认为不礼貌，没有修养的行为。中国人在酒宴上一般不会让自己喝醉，以免失态。即使喝醉了，也要表现出没有喝醉的样子。只有不在酒桌上醉酒的人，才会被人们尊重。

相反，在日本，酒宴一般都是为人们消遣或者缓解压力的。因此，喝酒的人可以表现得比较随意，不用太在乎自己的行为举止。大家在酒宴上可以忽视平日里的等级观念，尽情的释放自己。有时候，喝醉了和上司开玩笑或者抱怨上司的管理都是可以的。和中国不同，如果一直喝酒却不会醉，会被认为不实在，而喝醉的人反而会被觉得是值得信任的。

中日两国的酒文化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的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一脉相承又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特点。酒文化作为中日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反映出了两国社会生活的不同，也折射出中国和日本两个不同的民族的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的差异。对中日两国酒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日本的了解，促进相互间的合作与交流。同时，也让我们在中日两国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可以求同存异，共同推进两国文化的发展。

酒文化范文第8篇

刘　畅

2009年7月23日，成都12・14特大交通肇事案一审宣判，造成4死1伤惨祸的“醉驾”司机孙伟铭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死刑，。因交通肇事而获死刑，可称为是全国首例，判罚不可谓不重。但仅十余天后，8月4日，杭州司机魏志刚又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将行走在爱心斑马线上的马芳芳撞死。

“酒驾”何以成为我们社会的“顽症”?除了媒体普遍热议集评的几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这就是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酒文化”传统的国家，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心理，“酒文化”已经深深地渗透到国民的日常心理与行为之中。当“酒文化”在比较朦胧的状态下突然遭遇“汽车文化”时，难免要有一个适应过程，而适应往往要付出代价，要交学费。

我国不仅是制造业大国，还是一个产酒大国，2006年饮料酒总产量为3800余万吨，啤酒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酒民”接近2亿，再加上一般的饮酒者，饮酒人数超过5亿。中国餐饮消费之高，天下闻名，而“无酒不成席”，则是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每逢婚嫁、庆典、过节、提职、毕业、迁居等，都少不了“酒”的身影。酒在中国的宴席中，承载着远远大于其本身的功能，觥筹交错之中，它可以是非功利的，如表现主人诚意，联络双方感情，试看：“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个够。”也可以是功利的，在酒液摇荡的背后臆藏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交换”，所谓“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无论功利与否，在中国的酒桌上，最核心的问题是，酒已经不是其本身，而是承载着各种感情、情意与敬意，喝与不喝，能不能喝，绝不仅仅是酒量问题，身体问题，而是上升到了是否尊重对方的问题。在“多喝为尊，豪饮为敬”的氛围中，男士们似乎找到了放大自我的舞台，豪气冲天，“以多为美”，什么“一两二两漱漱口，三两四两不算酒，五两六两扶墙走，七两八两还在吼”，还有“半斤不当酒，一斤扶墙走，斤半墙走我不走”，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女士劝酒也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我给领导倒杯酒，领导不喝嫌我丑。”在此风气下，除了涉及感情自尊外，能喝与否，还与个人的前途挂钩，试看――“会喝一两的喝二两，这样朋友够豪爽!会喝二两的喝五两，这样同志党培养；会喝半斤的喝一斤，这样哥们最贴心；会喝一斤的喝一桶，回头提拔当副总：会喝一桶的喝一缸，酒厂厂长让你当。”所谓“不会喝酒，前途没有”，具体而言是“一喝九两，重点培养；只喝饮料，领导不要；能喝不输，领导秘书；一喝就倒，官位难保；长喝嫌少，人才难找；一半就跑，升官还早；全程领跑，未来领导”。“无酒不成宴席”的结果是“不醉不成规矩”，君不见，直喝得――“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红了眼睛喝坏了胃，喝得手软脚也软，喝得记忆大减退。喝得群众翻白眼，喝得单位缺经费；喝得老婆流眼泪，晚上睡觉背靠背，一状告到纪委会，书记听了手一挥，能喝不喝也不对，我们也是天天醉”。

这些酒令虽有些夸张，但存在决定意识，还是能够反映当下中国“酒文化”的一些真实。

改革开放以来，据说我们用了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二三百年所走的道路。1947年6月6日，亨利・福特先生逝世，《纽约时报》写道：“当他来到人世时，这个世界还是马车的时代；当他离开人世时，这个世界已经成了汽车世界。”借此，是否可以说，30年前，我们还是“自行车王国”，而现在则迈入了“汽车王国”的门槛。截至2009年3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为[72769 371辆，全国机动车驾驶人为184 36 337 3人。全国的“司机”人数已经接近两个亿，1 3亿人中如果刨除大约3.6亿未成年人，那么，中国每五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司机”。而中国酒民及饮酒人总数约为5亿左右，1，84亿的“司机”，5亿的“酒民”，两个数字一碰，一交叉，相信再不会数学的入也能算得出其中所蕴含的危险了。

据悉，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约占世界的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到16％，已连续十余年居世界第一。

当刘伶、李白、张旭的后代们还深深浸泡于“酒文化”之时，又突然被“汽车文化”所包围；而“酒文化”与“汽车文化”显然是“不兼容”的。其主要之点在于，“酒文化”的精髓是朦胱，随意，狂放，神形相亲，忘乎所以，不拘小节，蔑视权威，挑战规则和秩序，而“汽车文化”的精髓则是移动，速度，精准的控制，服从秩序，严守规则，对“朦胧”等神志不清“零容忍”――因为，酒精驱动下的“汽车文化”无异于一种谋杀。

摘自《今晚报》

就怕贪官有文化

张　鸣

反腐败战线有好消息了，卫生部专家说：“人越腐败，死得越快。”专家不是在诅咒腐败者早死，宣扬因果报应，这种说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凡腐败者，心理压力都大，因此容易致病。专家还列举了巴西的一份调查报告，说明贪官比清官更容易得不治之症。只是，最后举的一个例子，却让人感觉这种说法并不那么准确。专家说，他给“某个被‘’的高层官员看病，几个月前他还红光满面，很健康。可这时，他面容消瘦，精神不振，判若两人”。

’

当然，但凡知法违法者，总会有心理压力，压力大，容易不健康，当然可能因此早死。但是在中国，这种事情也许就不一定了。专家所举的例子，只能说，腐败而且被抓住的人，才更可能早死，因为那名高层官员，“”前还“红光满面，很健康”嘛，不健康的原因，似乎应该是被捉，而不是贪污和腐化。

事实上，在现实世界里，像专家所举的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翻开一些贪官的案卷，我们就会发现，贪官在没有被揭露之前，其实大多吃得好，睡得好，每日神气活现，红光满面。心理有压力，感到紧张的情况，仅仅在刚开始“作案”的时候。时间一长，不仅胃口越来越大，而且胆子也越来越大，心理反倒没什么压力了。再次感到有压力，紧张害怕，惶惶不可终日，那是在被抓了以后，所谓生病乃至早死，也大多发生在出事之后。

为什么偏偏我们的天地里有这样的贪官?难道说，我们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素质特好，盛产脸皮特厚、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或者说，我们反腐败的力度还不够，贪官被抓的可能性太小?其实都不是。中国人也是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中国人的心理素质超群，只要法律还在，惩治腐败的行动还在继续，贪官就会有心理压力。

但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由于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存在着特别的官场文化。这种文化，可以释放和转移贪腐造成的压力。首先，不可讳言，我们某些地区和部门，的确存在着买官卖官的现象。在这些地方，做官就成为一种投资行为，买官者，将本求利，收回投资，获得盈利，是当务之急。无非是为了多挣钱，快挣钱，一本万利，只要利益足够大，获利的冲动和喜悦自然会压倒犯法的恐惧。

其次，贪官如果官做得足够大，为了便于作案，往往会刻意营造一种贪腐的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里做官，若要保持清廉，往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凡是有这样小气候的官场，一旦露馅，往往就是窝案，一个单位大小官员没一个干净的。当然，在没有被揭露之前，这样的官场，由于大家都一样，你黑，他也不白，自然心理压力就小得多。

酒文化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日文化；酒文化

酒是饮料的一种，按分类，它当属饮食范畴。但它又不同于一般饮品，因为它的主要功用并不是用来解渴。然而，它在人们的日常饮食当中却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有句俗语，叫“无酒不成席”。的确，如果没有酒，再好的美味佳肴也会黯然失色。只有美酒配佳肴，才会使宴放异彩。酒不仅宴席上少不了，也是平常百姓家餐桌上不可缺少之物。有亲朋好友来了喝酒；家人团聚了喝酒；节假日、休息日喝酒；有个大事小情自不必说，即使没有什么原由，有人也天天喝，甚至是顿顿喝。酒是人生的伴侣，人们经常以酒敬友、以酒宴客、以酒饯行、以酒庆功、以酒助兴等。可以说酒深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人类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密不可分，构成色彩斑斓的酒文化，折射出该民族的文化特点。

一

中日两国人民对酒情有独钟，并具有大抵上的共识，但酒的种类与饮酒方式却不尽相同。中国人以喝白酒、啤酒为主，果酒、老酒次之，洋酒（威士忌、白兰地）则很少喝。日本人以喝清酒、啤酒、洋酒为主，中国的老酒、白酒次之，而喝洋酒或中国的白酒时，有加冰块，或用水稀释后饮用的习惯。中国人喝酒比较重视下酒菜，讲究凉热兼顾，荤素搭配，少则几道，多则十几道。而日本人相比之下，似乎不太讲究下酒菜，如家里来了关系不赖的友人或同事，只要有个打牙的，如花生米、小咸菜之类的，主宾就推杯换盏地喝上几口。当然，正式宴请或招待客人时还是要准备下酒菜的，但一般不如我们中国丰盛，这也与中日两国的饮食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日本十分注重酒德，在酒席间只敬酒，不劝酒，一般情况下，更不强求对方饮酒，而是奉行各自按着自己的意愿，随意饮用的习俗。时下中国也大力提倡注重酒德，敬酒不劝酒。但在一些个别地区劝酒风不止，酗酒不断，并由此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人们把这一酗酒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用四个“语”来概括。第一阶段是“甜言密语”。这个阶段人们的大脑很清楚，谈话方式比较得体，彼此亲亲热热，说些感激、祝愿的话。席间人们挖空心思地寻找干杯的话题，只要有人提出为什么事或什么人干杯，出于礼貌或迫于情面，一般都会响应。劝酒者把酒和感情联系在一起，不喝没感情，喝少了感情又不深，那就只有多喝或干杯了。第二阶段是“豪言壮语”。当几杯酒下肚之后人们的大脑开始兴奋，并不断将其推向极至。人们的谈话内容由情意转向义气，即开始向对方表白自己如何如何义气。豪言壮语不停，干杯不断，于是开始出现醉意。第三阶段是“胡言乱语”。大脑的兴奋开始转为抑制，酒力开始发作，醉意不断加深，此阶段不再有劝酒辞，不劝自饮，来者不拒，见酒就喝，谈话语无伦次，开始胡言乱语。最后是第四阶段，烂醉如泥，自然就“一言不语”了。

劝酒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也决不是个别现象，它在一些社会阶层或某种文化圈子里已经形成一种风气，想不附和也并非易事。这种强硬的劝酒方式暴露了中国一些地区饮酒方式是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理应逐渐改进直至彻底摒弃。

二

究其根源，实际上劝酒也是中国的饮食文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在中国，在家里招待客人时生怕饭菜不够吃，所以准备的要比实际的需要多出一些，待客人用餐完了时饭菜有所剩余，主人才心安。而客人也有同样心理，一旦发现餐桌上的菜剩的不多了，就不敢大胆地吃了，或佯做吃饱了，所以，盘子里的菜少了时，主人就立刻再把盘盛满，以此来打消客人的顾虑。劝酒也是出于同样的所想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模式。

日本人招待客人时情形正好与中国人相反。日本主人希望看到的情形是客人把为他准备的菜吃光，吃光了证明菜合客人的口味，这样主人的脸上才有光，所以客人在用餐时也无需顾忌菜被吃光了，因为吃光了是好事。如客人不吃光，主人会认为菜不合客人的口味，所以也不硬劝，因强迫人家吃不爱吃的东西是不礼貌的，所以日本人也没有劝酒的习惯。相反，中国人不仅劝吃，劝酒，而且有时还硬劝，不然就会认为或被认为缺少诚意或不够盛情。

中国人喝酒，不管喝多长时间，也始终是在同一个酒馆里，没有换个地方再喝的习惯。日本人则不同，他们喝酒有换地方的习惯，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可换二、三个地方。喝酒换地方出于两种目的：一是酒宴结束后，余兴未了，换个地方再继续喝自然会有新的感觉。到第二个地方喝酒时，主要是以喝洋酒或啤酒为主，多半是去酒吧。第二个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关系比较要好几个人另去一个地方，继续他们的联谊活动，所以从第二次喝酒起，参加的人数会越来越少。

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人的生活节奏紧张，平时彼此之间无暇沟通想法。加之工作一天容易疲劳，所以一到晚上便习惯与同事、上司去酒馆喝酒、聊天。日本的酒馆、酒吧是放松、发泄情绪的最好场所。在这里几杯酒下肚以后，话自然多起来，他们的谈话内容广泛，而且很随便，可以抱怨，发牢骚，一阵神侃之后，心中的郁闷和不快烟消云散，一天的劳累与紧张的情绪也得到了缓解，他们在酒店可以尽情地放纵自己，不受任何拘束。日本人虽然不劝酒，不强求对方喝酒，但他们在喝酒时似乎不太约束自己，加之日本人的酒量都不大，每天夜晚，特别是临近末班车结束时分，在酒馆前，站台上，喝得面红耳赤，衣冠不整，步履蹒跚的醉汉并不少见。在许多国家，上层人士如果喝得酩酊大醉，招摇过市，必然会名声扫地，可是在日本，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烂醉如泥，也不会损伤自己的名声。日本社会普遍认为醉酒是清除个人工作疲劳的一种手段，无论饮酒过量到什么程度，酒后作出了违反常规的举动，人们均可以“那时喝醉了”这句话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哪怕是当众侮辱上司的过激行为，也可以因“酒后失言”而得到谅解。

三

日本男人也喜欢和酒吧里的老板娘或女招待聊天，原因是他们可以从老板娘和女招待的不含半点责备，又柔情似水的并带有鼓励性的语言中得到安慰和满足。日本的男性总是下意识地寻求自己童年时代的母亲那种绝不含半点责备的爱，但这多半是要落空的，大多数日本男子找情人，或到酒吧听女招待的恭维话，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在酒吧、酒店与同事们一起喝酒、聊天不仅可以得到放松和安慰，而且还可以密切同事之间的关系。它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手段。日本的职员下班去酒店、酒吧喝酒，而且喝到很晚，被视为是极正常的事，妻子也绝不过问或干涉，如果下班就回家反倒被视为不正常，这已成为现代日本人的生存方式暨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伴随着酒的出现，不仅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酒文化，而且它对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深入了各民族的生活，对民族文化的形成起着一定的作用。通过对中日酒文化的了解，不仅可以丰富酒文化方面的知识，还可以加深对彼此社会生活的理解、认识。当前，中日两国都走在世界的前端，而且两国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只有加强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沟通，才能实现两国长期的友好发展。

参考文献：

[1]贾蕙萱，《中日饮食文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6

[2]谭蓉，《中日酒文化》，魅力中国，2011

酒文化范文第10篇

1982年元旦，镇江丁卯桥金银器窖藏一次出土金银器956件，如果单以数量计算，是迄今为止唐代金银器最大的一次考古发现，其中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酒令筹、酒令旗、酒纛是反映唐代人饮酒行令具体规范内容的珍贵实物，举世无双。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繁盛的一个王朝，唐人好金银，喜繁华，酷爱“金”的富贵端丽，仅从酒器上看，崇尚“美酒盛以贵器”，所谓“葡萄美酒夜光杯”、“金樽清酒斗十千”、“莫使金樽空对月”……而唐代又是我国金银器制作的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南方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所制作的金银器器类增多、工艺高超、纹饰华美，一改唐代早中期的外域风格而呈现出浓厚的民族色彩。镇江（时称润州）以其炉火纯青的金银器制作工艺成为南方的中心产地，其产品也多供奉皇室，并錾刻“力士”名牌商标，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酒令筹的制作适逢其时其地。

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由龟座和圆柱形筒两部分组成，刻花处皆鎏金。造型别致，纹饰华丽，形象生动，是反映唐代金银器制造水平的艺术精品。酒筹筒上莲花纹饰具有佛教文化的含义；龟负，则饱含着道教的意旨；《论语》中的摘句是儒教的经典。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将佛、道、儒合为一体，反映了唐人以和谐为贵的思想，体现了大唐帝国泱泱大国的风范。

龟是“四神”之一，古代把它看作是吉祥物，是长寿的象征，筹筒用龟负，实在是“匠心独运”。从中可看出，龟在唐代很受人们的喜爱，所谓“绣作龟形献天子”、“龟龙夹采珠”、“文章片片绿龟鳞”都反映了这点。时人名字中也常见“龟”字，如“李龟年”、“陆龟蒙”等等，以取吉利祥瑞之意。在唐代武则天时期，更是以武为瑞，百官所配鱼袋改为龟袋，唐碑下有龟趺，显然这已成为风尚。

龟负“论语玉烛”酒筹筒里盛放的是50根银制鎏金酒令筹。所镌刻的内容，上段选录《论语》文句，下段是饮酒对象、方法和饮酒数量。

酒令筹所列饮酒对象有三十二种。饮酒形式有饮、劝、处、放四种，其中“饮”有自饮、自酌、请人伴饮等等；“劝”有任劝、任劝两人、劝主人等等；“处”有来迟处少年处、多语处、好争令处、等等；“放”，即不饮酒。饮酒数量分为：意到、三分（小半杯）、五分（半杯）、七分（大半杯）、十分（满杯）之说，最多是四十分（四杯），结合看来，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例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请人伴十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律事五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出门如见大宾，劝主人五分”，“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在座各劝十分”，“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上客五分”等等。而酒旗和酒纛，是酒桌上酒官的执法工具，与足球场上的黄牌或红牌近似。人们不难想象，当时饮酒行令既热闹非凡，又秩序井然，充满了欢乐与祥和。

从唐代文献记载和出土的“论语玉烛”酒令筹，我们可以探析唐代人饮酒行令时的制度：酒宴席次坐定，众人公推觥录事，由觥录事决定抽筹次序，指定律录事、录事和玉烛录事共同担任酒宴的执事人。觥录事是宴席上酒令的权威主持。律录事是辅助主持，是行酒令中的具体执法者。录事，是酒席间一般的服务人员，数量不限。玉烛录事，是负责专管“论语玉烛”酒令筹筒的服务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