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建议范文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建议篇1

 

关键词：土壤污染  立法防治  法律制度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3．2制定一部”以活为主，防治结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预防和对已经污染的土壤进行整治两个部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到底是采用单一的土壤整治立法模式还是采用既包括预防，又包括整治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模式是其在立法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用”以整治为主，防治结合”的立法模式。这是因为土壤污染防治中，预防和整治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是过于强调整治而忽略了对没有污染或面临污染的土壤污染的预防，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土壤污染环境将永远无法消停。而我国土壤污染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土壤污染的预防问题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应兼顾土壤污染的预防与整治。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建议篇2

――两会期间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表示。

环保历来是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2017年两会提案涉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多类议题，其中不乏与环保法律法规相关的提案。如何以立法的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从国家层面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确立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尽快形成顶层设计；划清土壤污染防治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在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协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快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今年两会上，有地方代表团建议道。

土壤污染防治事关人们舌尖上的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继大气污染、水污染之后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急需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从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来看，我国的土壤环境总体上形势严峻、不容乐观，部分地方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相对薄弱，没有专门的单行法律，使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的法律依据，这一问题亟待解决。“我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散见于环境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土十条’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壤修复提供了政策性指引，然而其约束力有限，尚存在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相关部门职责不明确等现象。”业内专家指出道。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就曾3次领衔提交关于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此外，农工党拟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加快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律制度，提出要首先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制定中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宜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在“源头预防”与“末端治理”两头发力，完善土壤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系统解决土壤污染防治问题。

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呼声，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交工作报告表示，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3月9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环境保护部将继续配合开展大家都关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工作。

“‘土十条’为立法提供了基础，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相继修改，又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提供了成功经验。”全国人大代表刘正军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时机已成熟，具备出台条件。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介绍：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目前正在整理相关意见。“这部法律仍然在制定过程中。”他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初步计划在201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成立了土壤立法专家组、工作组和协调组，制定了立法工作方案，组织召开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部门座谈会和专家座谈会，初步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草案。

事实上，随着土壤污染防治专门立法的启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制度也将逐步完善。其立法过程中存在哪些争议较大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业内专家指出，关于土壤保护利用，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外还有土地管理法，这使得“一个事情被人榉挚了”。这有点类似于“水法管水量，水污染防治法管水质”。在管理机构上，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也是各管一摊。

由于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问题，不利于部门间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过程中，应考虑划清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有代表建议，在坚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壤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管的前提下，要明确和强调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作用。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认为：我国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仍然要坚持“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对于历史遗留污染场地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能够找到污染者的还是应当要求污染者承担责任，对于因改制或企业破产关闭等原因无法确定污染者的，可以考虑根据“受益者负担”的原则，由现有的土地使用权人进行修复。

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

“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建议修改现行的《人民警察法》或相关法律，增加对环境警察的规定，加强对环境污染的刑事打击。”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设立环境警察加强对环境污染行为刑事打击”。

业内专家指出，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污染行为主要以民事和行政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为辅。相对刑事责任来说，民事与行政责任执法效力比较薄弱，而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行政处罚居多，刑事处罚甚少，导致对污染者形成不了大的威慑力。

相比过去，随着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案件“入刑”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但是在基层的环境执法过程中不难发现，由于环境管理部门与司法部门在调查取证方面的程序、认定结果等存在不同，导致在两部门案件移交和衔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由于在权职设置方面，法律只赋予了环保部门间接强制权，所以导致其存在一定的被动性，致使执法力度偏弱，执法效率偏低。”朱列玉表示：建立环境警察制度，使得环境保护部门能够获得直接强制执行权，在执法过程中就不会处于被动地位。朱列玉提出，增加环境警察的规定，首先要从法律上使环境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设立环境警察并不是单单将目前的公安干警抽调出来执行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任务。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公安机关既要肩负起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重任，又要承担起环境保护职能，往往导致案件堆积，不能及时处理。同时环境污染具有复杂性、潜伏性、长期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导致污染环境的犯罪案件证据采集困难，影响了环境犯罪的发现及案件移送。”

有鉴于此，近年来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于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的呼声并不在少数。其根本目的，是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更大的威慑，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

陈吉宁在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通过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联合公安部、高检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过去行政执法采用的很多证据跟刑事证据接不上，很难把它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的环境相关案件得到落实。

陈吉宁表示：通过这些工作，去年全国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6064件，比2015年增长37%。另外，环保部还联合公安部组织开展全国打击涉危险废物的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共检查涉危险废物单位46397家，立案查处1539件，移送公安部门330件。

事实上，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法律法规也正在不断完善，在基层执法过程中，过去对于环境污染行为“没有办法”的局面也正在改变。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对于“环保警察”的制度先行先试，取得显著的成效，也提供了可贵的探索经验。

“拳头硬了。”汕头市公安局环境保护侦查大队负责人蔡炜说：“环保警察具有刑事执法权，现场查处时可采取强制扣押等手段，对犯罪嫌疑人可采取刑事拘留等措施。这一招，对环境违法分子震慑力极大。”环保部门属于行政执法机关，只有行政执法权，在执法中经常遭遇企业耍无赖不配合调查，有的甚至暴力抗法、毁灭证据。

“行动快了。”广东佛山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分局局长陈振华表示，以前一个环境犯罪案件从环保部门取样、到上报省级环保部门鉴定、再到移交公安部门大约要30天，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销毁证据。如今，进入案发现场后，环保部门负责污染物采样，环保警察则控制嫌疑人，双方联合进行现场勘验取证。

“目前，设立‘环境警察’，是各地自发进行的。作为一项环境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创新，在已有多地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应对此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总结成熟的经验，从国家层面进行。”业内专家指出道。

若没有立法保障，最终只能是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发挥作用。若作为一项长期实行的制度，则需要通过修改《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在环境保护上的基本职责等有关问题予以明确，以保障环境警察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以法律制度厘清环保责任

“环境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环保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当前，环境质量的改善幅度不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污染问题一旦曝光，环保工作人员经常被问责甚至免职。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地方党委政府责任不可推卸；环保部门责任重，压力大，承担了很多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和职责。”吕忠梅表示。

正如代表所言，环境保护工作涉及到产业政策调整、落后生产工艺和产能淘汰，也涉及道路扬尘、机动车尾气等诸多方面。这些责任环保部门独家承担显然难以胜任。

将党政“一把手”的治水任“抗在肩上”，落实属地管理，建立长效机制，河长制正在全面推进；全面实施网格化监管，基层环保责任正在落实……但是，出现环境问题环保部门第一时间被问责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就目前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而言，环保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并不十分明确。虽然在《环境保护法》中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但却比较概括。”全国人大代表吴青提出道。

因此，在今年两会上，有不少代表提出：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从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制定入手。明确权利与义务，各级环保部门有必要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属于本级环保部门法定义务的内容制作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开。

“要明确细化相关部门环保职责，并督促其切实履行。落实环保责任，需对环境保护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应承担的环境管理责任以及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相关环境保护责任应进行的责任追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办法。”吴青表示。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代表钟勤建提出：除厘清责任，严肃问责之外，还应制定环保部门尽职免责的细则，确保环保部门失职问责，尽职免责。“如果国家层面的时机还不成熟，可以在省级层面先行先试”。

对此，陈吉宁两会期间在记者会上表示：“有一些制度还不健全，个别条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比如说环保法明确要落实地方政府责任，但是制约的法律手段现在看还不足。部分地方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的职责落实不到位，层层传导的压力不够。环保法规定的部门职责只有一半在环保部门手里，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环保部门的职责只占三分之一，所以下一步要明晰各部门的责任，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重点”。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建议篇3

土壤污染如何以预防为主，怎么防控土壤污染“传染”，怎么整治已经“生病”的土壤？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开出三大药方。

预防为主：从源头上减少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不均匀性和长期存在性等特点，污染物在土壤中迁移、扩散和稀释速度极慢，土壤一旦污染，将是‘天长地久’。”环保部副部长赵英民的这段话包含一个道理：对土壤污染，最急迫的任务就是预防和控制新的污染产生。

大面积的土壤修复治理是个世界性难题，其复杂性和投入远大于空气和水。土壤污染防治要在保护土壤的基础上，分类合理利用土地。

最紧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于现在尚未被污染的“好土”，国家将实行优先保护，使这些未受污染的土壤能够保持良好状况。如《草案》规定，在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域，不得新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或者改扩建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建设项目。

我国的土壤污染是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累积形成的。人为原因主要包括：工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造成其周边土壤污染；农业生产活动中，污水灌溉，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投入品的不合理使用和畜禽养殖等，导致耕地土壤污染；生活垃圾、废旧家用电器、废旧电池、废旧灯管等随意丢弃，以及日常生活污水排放，造成土壤污染。

正是基于土壤污染的特点和我国土壤污染的主要来源，此次提请审议的《草案》单设“预防和保护”一章，对重点监管类的企业、矿产资源开发、生活垃圾和固废处置、农业面源污染等可能对土壤造成污染的，作出了相应规定。

如在跟我们的食品安全关系最为密切的农田土壤污染方面，《草案》提出禁止在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有机污染物等含量超标的污水、污泥、清淤底泥、尾矿（渣）等；禁止在农用地施用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畜禽粪便、污水、沼渣、沼液等。

风险管控：阻断污染影响我们的生活

“土壤污染以后，真正去治理修复是非常难的，投入的成本巨大。从国际经验来看，污染预防可能只要花一块钱，风险管控可能要花十块钱，在末端去治理的时候要花一百块钱。”环保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司长邱启文说，坚持预防为主，最重要的就是实行风险管控。

风险管控正是此次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坚持的一条原则，这也是“土十条”的要求之一。

邱启文说，土壤污染防治的核心是管控风险，要关注怎么切断暴露途径。他打比方说，切断暴露途径的道理和大家涂抹防晒霜防止紫外线损害是一样的，即一旦阻断隔绝暴露途径，人接触不到污染土壤，风险也就防控住了。

《草案》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的风险管控措施分别作出了规定。

如对安全利用类耕地的风险管控措施包括进行农艺调控、替代种植等；而对于污染更为严重的严格管控类农用地，要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列入禁止生产区的农用地要采取轮作休耕、退耕还林还草、禁牧休牧等措施。

眼下，城市里面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一些地方正在把原有的工矿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但这些土地是否安全，能不能开发利用？

邱启文说，对于建设用地来说，应采取有效的隔离阻断措施，切断土壤污染对人居环境的影响。

对建设用地，《草案》规定，列入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的污染地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规划、住房城乡建设等有关主管部门不得批准其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盏扔玫亍

污染担责：谁污染了土，谁就来治理

预防、管控，都是为了治病于未萌。而受污染的土壤，就像已经生病的人。但病人并不是完全“没救”了，还可以通过修复降低风险或危害，恢复成健康、可利用的土地。只是这一般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时间。谁负责给“生病”的土壤治病？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资金有哪些安排？

“土十条”提出，按照“谁污染，谁治理”原则，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个人要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体责任。

邱启文说，在土壤污染整治方面，并不主张盲目地“大治理、大修复”，而是重点针对拟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和养老机构等项目的污染地块，有序开展治理和修复。这个思路汲取了国外几十年土壤治理修复的经验和教训。

在这一原则下，《草案》提出，不论是农用地还是建设用地，确实需要修复的，要由土壤污染责任人负责修复。农用地的土壤修复，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承担修复责任的，由地方人民政府代为修复，但由此产生的费用，是有权向土壤污染责任人进行追偿的。

对建设用地的土壤修复，《草案》做了更加细致的规定，如要委托环境监理机构进行环境监理、完工后要另行委托有关机构进行效果评估等。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建议篇4

张媛的母亲告诉《经济》记者，这所让当地家长和学生们“挤破头”的名校，对面竟然是一块“毒土地”。

“毒地”疑云

2016年1月初，有常州外国语学校家长反映，孩子在搬入位于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的新校区后，纷纷出现身体不适的状况。“有时候会闻到很难闻的气味，班上好多同学都觉得头晕、想吐、喉咙痛，还有几个同学身上起了红疹。”张媛说。

据常外家长们不完全统计，七八年级1500名学生中，已知有549名学生进行了体检，其中140名查出了甲状腺结节钙化、白细胞数下降、淋巴结节等问题。

对此，学校请来的医学专家表示，白细胞数和甲状腺的相关症状和学生的饮食、精神压力有关，手机和电脑放射线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也会造成影响。家长们则认为，孩子身体出现的问题，更可能与学校对面的“毒地”有关。

“有几次，我去学校接孩子回家，也闻到了明显的刺激性气味，但当时只以为是学校为了搞绿化洒的农药。”张媛的母亲回忆说。后来她和其他学生家长交流时才知道，学校对面的常隆地块，竟然是原常州农药厂、常州华达化工厂和常州华宇化工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的厂址。

据新华社报道，2000年，原国有常州农药厂和常州有机化工厂改制组建形成了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2010年，江苏常隆化工有限公司整体拆迁，常隆地块遂被闲置。

2014年，当地政府决定将常隆及周边地块用作商业开发，常州市环境保护局于是启动了常隆及周边地块污染场地的修复工程。土壤修复一期工程于2014年3月由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集团）总公司正式牵头实施。当年11月，该地块飘出的刺激性气味就曾引起周边另一所学校常州天合国际学校学生家长的抗议。

2016年1月29日，针对家长和媒体对此事的反映，环保部通报了案件的最新调查情况。通报称，常州市环保局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填埋区域进行了钻孔勘察，现场挖掘出含刺激性气味的黑色淤质土壤约1500立方米，含少量黑褐色粘稠物的废铁桶两个共30公斤的除草剂产品，以及砖块、水泥块等建筑垃圾若干。

对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总石油烃和4-氯甲苯存在超标，其成分和常隆地块内其他土壤基本一致，但通报并未指出污染物超标程度。

环保部同时指出，常隆化工在企业未完全停产的情况下，于2015年10月14日擅自停运处理废气、废液、废渣的焚烧炉。检查发现，其后产生的废气通过应急活性炭吸收装置进行了处理，生产废水则经预处理后送至滨江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但未通报废渣处置情况。

常州市环保局也对原厂区周边土壤和地下水进行了采样分析，监测结果显示：周边土壤中无有机物、重金属指标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三级标准限值要求；地下水符合《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限值要求。

目前，常州市环保部门还对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开展了定期巡查巡测。2016年3月的十余次通报结果均显示：常州外国语学校周边环境无异味。

但是，张媛和她的父母仍然心存疑虑。“有几个同学想办法转去了常外的其他校区，还有人干脆转到了别的学校。”张媛说，要不要回常外，一家人仍在纠结。

土壤修复难度大

尽管有官方检测背书，但另一个不争的事实却是，与常外仅有一路之隔的常隆地块确实已经受到污染，而且可能会波及周边生态环境。

《经济》记者注意到，常州外国语学校官网曾经公布了该校新北校区的环评报告。报告指出，项目北侧常隆地块已经受到污染，存在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故本项目地块严禁开发和利用地下水资源，同时常隆地块开展修复后，会产生一定的空气污染，如果学校在常隆地块修复验收完成前投入使用，必须注意修复产生的污染对在校师生的影响。

那么，污染土地修复大概会用时多长？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认为，起码需要“数年”。“土壤不会流动，污染物进入后就和土壤混合在一起了。有些污染物有挥发性，但有些污染物可能会一直存在于土壤中。而且，土壤受到污染，必须经过专业技术进行修复，这个过程也许会需要数年时间，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很可能要持续更长时间。”

他还告诉《经济》记者，我国土壤环境污染十分严重，但直到2013年“镉大米”事件被媒体曝光，才逐渐引起公众的注意。

2013年5月，广州市食药监局检出大量来自湖南的镉超标大米，引起轰动。医学文献早已证明，镉不仅会引起人体腰、手、脚等关节疼痛，还会导致骨骼软化、萎缩，骨质松脆，更会在肾脏中累积，导致肾衰竭。而即使停止食用高镉大米，肾衰症状依然会持续。

追本溯源，镉大米的大量出现，正与土壤环境受到污染密不可分。据了解，采矿企业的不环保作业、冶炼厂废渣废气的不合规排放，都是土壤农田受到镉污染的原因。而在湖南，大量的工厂、冶金场和矿场的附近，坐落着成片的稻田，加之土壤污染防治监管不达标，最终导致湖南大量农田土壤受到严重污染，而镉大米只是其中一例。

实际上，早在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就曾对媒体表示，全国3亿亩耕地正在受到重金属污染的威胁，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环保部对我国30万公顷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有害重金属抽样监测时也发现，有3.6万公顷土壤重金属超标，超标率达12.1%。

动态地看，土壤污染正在愈演愈烈。“我了解到一个数据，我国受污染土地的面积正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真的很严重。”赵章元说。

除了农田耕地污染严重外，林地、草地、工矿企业用地的污染情况同样不容忽视。

2005年4月至2013年12月，我国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未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陆地国土，调查点位覆盖全部耕地，部分林地、草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实际调查面积约630万平方公里。

2014年，上述调查结果终于公布。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全国土壤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其中：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林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0%，主要污染物为砷、镉、六六六和滴滴涕；草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0.4%，主要污染物为镍、镉和砷；而在接受调查的690家重污染企业用地及周边的5846个土壤点位中，超标点位占36.3%，主要涉及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皮革制品、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药等行业。

更加糟糕的是，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和难可逆性，使得土壤治理修复十分困难。“由于重金属难以降解，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完全逆转的过程。另外，土壤中的许多有机污染物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更何况，与大气和水体相比，污染物更难在土壤中迁移、扩散和稀释。因此，污染物非常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累积。”赵章元说，土壤污染一旦发生，仅仅依靠切断污染源的方法很难使其恢复。积累在污染土壤中的难降解污染物，很难靠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消除。

中国土壤学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更是悲观。“现在我国土壤污染比各国都要严重，日益加剧的污染趋势可能还要持续30年。”

危及地下水安全

除了“镉大米”之外，日益严峻的地下水水质，也与土壤污染息息相关。

2014年，分部在我国北方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原区的地下水水质监测井数据显示，浅层地下水的水质总体较差。在2071个测站中，水质优良的测站比例仅为0.5%，良好的测站比例为14.7%，无较好测站，较差和极差的测站比例之和超过84%。“三氮”污染情况较重，部分地区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重金属和有毒有机物污染。

“地下水污染会跟土壤污染联动发生，不能只处理土壤而忽略地下水。”台湾“行政院环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会技术组组长何建仁说。

他介绍，1982年，台湾桃园县发生第一起镉米事件。当时化工厂排放含镉废水造成农地污染，致使种出镉米。后来台湾还发生多起农地污染事件，土壤污染的问题就这样首先从农田耕地暴露出来。当时台湾“环保署”尚未成立，但鉴于镉米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引起过“痛痛病”，已确定有高度人体危害性，促使台湾启动土壤污染“立法”工作。

最初，相关法律只涉及土壤污染防治，但很快，地下水与土壤之间的互相作用也暴露出来。为此，1999年，“我们把地下水污染纳入，成为亚洲第一部结合土壤及地下水于一身的‘法令’”，何建仁说。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也指出，如果没有土壤安全，人类难以确保粮食、淡水资源、纤维制品等的安全供应，难以保障陆地生物多样性安全，将会减弱土壤作为地球系统生源要素（碳、氮、磷、硫等）循环库的潜力，进而失去产生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物质基础。

“近3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高度集约化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变化的影响，我国的土壤安全问题日趋严峻，严重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和水资源安全。”基于这一情景，沈仁芳认为，为了保障我国土壤安全和水资源安全，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土壤保护与管理政策及相应的法律法规。

“土十条”呼之欲出

实际上，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也有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规定，如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都有所涉及。

日前，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透露，被称为“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文稿已基本成熟，下一步将按程序报批后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战将在中国打响。

但是，相比于水污染和大气污染防治领域都颁行了专门法律，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尚无专门立法，无疑严重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开展。

全国人大代表吕忠梅就曾对媒体表示，虽然土壤污染防治有法可依，但却存在明显缺陷。“分散、不系统、缺乏可操作性，有些规定甚至明显滞后，难以满足当前和今后土壤污染防治的要求。”

吕忠梅解释，一部法律中往往只有一两条规定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这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无法系统有效地进行，“土壤与大气、水为三大环境要素，几乎所有的污染最终都会通过某种途径进入土壤。因此，土壤污染防治需要采取整体、综合性的保护对策，零星、分散的规定显然无法满足要求。”

据了解，环保部自2006年起就着手启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研究工作。到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立法规划第一类项目，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环保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2014年12月，草案建议稿提交全国人大环资委。目前，土壤污染防治法已列入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并启动了前期工作。

在今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袁驷指出，全国人大环资委已委托环保部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建议稿。“初步拟订在今年年内环资委内部进行两次初审，2017年提交给常委会，纳入到常委会的立法计划，完成提请和审议的任务。”袁驷表示。

修复资金从何而来

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显得更加困难，且过程漫长，因此所耗资金也堪称天文数字。

为此，“土十条”的相关编制单位曾建议，提取10%的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土壤污染治理。据测算，若按此推行，再加上中央财政、社会资金投入，每年投入可在1500亿-2000亿元左右。考虑到国家土地政策逐步收紧的因素，到2020年，预计可筹措到1.1万亿-1.4万亿元。

但是，这一做法能否实现仍然存疑。

“首先，土地出让价格和土壤污染状况都具有较明显的区域特性，很可能出让价格高的土地污染轻，而出让价格低的土地污染重。其次，土地功能的不同也会直接影响土地本身的价格。另外，量大面广且污染较重的农田尚无出让机制，也没有土地出让收益。因此下一步政府需要进行资金统筹。而这种统筹，是在某个区域内进行统筹，还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统筹，或是在同类场地之间进行统筹，抑或是对所有污染土壤进行统筹，这都需要从全局考虑。”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益评论称。

而在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部新能源及环保行业组组长陈鹏看来，湖南郴州为土壤污染治理筹集资金的做法可为借鉴。

“2011年，国务院专门出台《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安排专项资金从污染源控制与存量治理两方面以湖南省为试点开始着手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陈鹏告诉《经济》记者，以湖南郴州为例，截止到2012年7月，25个治污项目资金到位率仅有54.39%，其中中央预算资金4.4亿元已经全部到位，但地方政府投资部分仅到位35.9%，受资金不足影响，郴州上述25个项目到2012年7月无一通过验收。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建议篇5

随着人类活动日益频繁以及工业的不断发展，人类不得不面对随之而来的污染难题。如何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如何让不堪重负的地球始终绿意盎然？如何让人类与自然生态始终和谐相处？如何科学的修复不可避免的环境及土壤污染？等等，这一系列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极大地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科技的价值正体现在与现实困境的有效互动。在污染难题面前，生态环境科学家周启星无疑是一位积极前行的学者，将坚韧和执着书写在其不懈的探索中，把使命和责任融入进了一位有追求科学家的社会担当中。对于他而言，思考和创新是一种无上的乐趣，为生态和谐作出奉献才是他事业永恒的追求。

污染危害

2005年的广东北江韶关段镉严重超标，2006年的湘江湖南株洲段镉污染事故，2008年广西河池市砷污染饮用水事件，2011年紫金矿业及渤海蓬莱油田漏油……重金属污染日益严重，仅“血铅超标”事件，就已涉及陕西、安徽、河南、湖南、福建、广东、四川、江苏和山东等省。

国家环保部数据显示，2009年重金属污染事件致使4035人血铅超标、182人镉超标，引发32起。2011年2月，国家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出席有关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会议时也谈到，“从2009年至今，我国已经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严重影响群众健康。”

据周启星介绍，重金属污染不像大气污染，既闻不到，也看不到，被重金属污染的水体或土壤，即使含量很低，只要超标了对人体伤害也会很大。而且，不同于其它污染物的可降解特性，重金属污染物不仅不可降解，还能在环境中累积和循环，由此也加重了对人群的危害。

积极应对

周启星教授解释，因为进入土壤中的重金属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止一种，所以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具有复杂性。土壤的重金属污染除了一些主要的有毒重金属污染之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一些毒性小的重金属，如锡、碘和硒等，它们在有机污染物的交互作用下，毒性会变得比较复杂，对动植物和微生物均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由于上面提到的这些特点，导致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变成一件棘手的事情，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原因和污染状况让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只是停留在初级探索的阶段，很难找到切实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治理，这也就涉及到了土壤污染治理所面临的极大困难。

为此，作为专家，周启星在科技领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他主持了多项重要课题：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金属-有机复合污染生态化学过程及分子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土壤污染微界面过程及其分子诊断与调控原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沙蚕Nereis diversicolor耐污染的生态毒理化学研究等。

相关的科技成果为我国重金属污染的防治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启发。但要科学防治污染，光有科学家的努力是不够的。为此周启星教授还建议国家应积极支持，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相关的政策和指导文件，以对日益严重的重金属污染进行有效的治理。

周启星教授介绍说，目前我国使用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1995年制定的，由于实施的标准十分陈旧和落后，导致无法解决一些现实新问题，亟待修订和完善。

科学修复

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并不是简单的修补，而是如何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无害化的生态修复，只有这样，才是我们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周启星教授介绍，目前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也是土壤污染防治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修复技术不够发达，没有有效的修复技术来处理和净化被重金属污染过的土壤，使得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修复还停留在初级阶段。目前普遍使用的污染土壤修复方法主要有三大类：物理修复法、化学修复法和生物修复法。其中，物理方法的缺点是费时费工，且成本较高；使用化学修复方法则容易引起其他问题，如出现二次污染，因此在使用的时候应考虑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慎重使用。生物修复方法的缺点是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进行修复，有时修复也不会很彻底。

为此，有着深厚科学积淀的周启星教授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创新，他的污染生态学以及复合污染生态学等理念与方法的提出与创新，并在此理念基础上进行的相关技术创新，为我国污染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发和产业技术。

走在行业前沿的周启星教授很早就对土壤生态修复的方式进行探索和研究，该技术成本低廉、治理的本位性和永久性等优点，是人们很看好的一种修复技术。虽然周启星教授在相关的领域作出了很多有效的研究并主持了许多科研项目，但他也坦言，由于该研究和开发刚刚起步，在应用上还并不成熟，我们仍在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任重道远

为生态和谐，周启星教授除了尽情释放自己的专业智慧外，还不断地鼓与呼，将一位科学家应有的社会担当也融入到了自我价值的实现中。

污染土壤和沉积物以及污染地下水的解决，任重道远。周启星教授认为，应该从问题的根源做起。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粗放式的，环保意识仍然淡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等，这些做法也都给土壤重金属污染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因此，要在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方面取得真正的成绩，就要在源头上尽量控制重金属污染的产生和扩散，同时应进行相关的宣传，提高大家保护土壤环境的意识，在重金属污染的源头上进行控制和预防，才能达到真正的治理污染的目的。

周启星教授还建议我国尽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规定，这是完成土壤污染预防和治理修复非常重要的一步。据了解，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相信在这些法律法规出台了之后，污染土壤的防治和修复就会有法可循，防治工作就能更加顺利一些。

在科技发展上，周启星教授认为也要跟进，并不断地创新。如今，周启星教授和团队不断地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发生机理和修复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有些研究成果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建议篇6

[关键词]土壤污染，农产品安全，管理现状

中图分类号：X5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5-0219-01

1农田土壤質量现状

1.1土壤污染的概念

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美丽中国建设，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

土壤污染物大致可分为无机污染物和有机污染物两大类。

无机污染物主要包括酸、碱、重金属，盐类、放射性元素铯、锶的化合物、含砷、硒、氟的化合物等。

有机污染物主要包括有机农药、酚类、氰化物、石油、合成洗涤剂、3，4-苯并芘以及由城市污水、污泥及厩肥带来的有害微生物等。

1.2农田土壤污染现状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严峻，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在重污染企业或工业密集区、工矿开采区及周边地区、城市和城郊地区出现了土壤重污染区和高风险区。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出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土壤污染途径多，原因复杂，控制难度大。土壤环境监督管理体系不健全，土壤污染防治投入不足，全社会防治意识不强。由土壤污染引发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和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国农田土壤遭受有机物、重金属和化肥等污染物质的污染较为严重。据调查，我国农田受有机污染物（农药、多环芳烃等）污染的面积已达3600万hm2，其中农药污染面积约1600万hm2。农药是毒性高、环境释放率大、影响面广的有机污染物，在有效防治病虫草危害的同时也污染环境和农产品。农药在土壤环境中的行为归宿，主要是迁移、滞留、转化。化学农药施于农田后，约有40%-60%落入土壤中。

2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2.1农产品的化学污染严重

近几年来我国蔬菜污染问题严重，其中化学农药、重金属、化肥和硝酸盐的污染最为突出。

2.1.1化学农药污染

在蔬菜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化学农药防治病虫害，保证蔬菜的高产和稳产。但与此同时，蔬菜产品遭受着严重的化学农药污染。目前，化学农药污染问题在我国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

2.1.2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污染

我国污水灌溉农田面积超过330万hm2。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中，含有氮、磷、钾等许多植物所需要的养分，所以合理地使用污水灌溉农田，有增产效果。未经处理或未达到排放标准的工业污水中含有重金属、酚、氰化物等许多有毒有害的物质，会将污水中有毒有害的物质带至农田，在灌溉渠系两侧形成污染带。

2.1.3化肥与硝酸盐污染

化肥对蔬菜生产影响最大的是氮肥，氮肥施用过多造成蔬菜的品质和耐贮性下降。氮肥分解过程中产生的硝酸盐、亚硝酸盐等致病、致癌物质，在蔬菜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影响人体健康。由一些文献报道可知，我国大部分地区蔬菜中化肥与硝酸盐污染已相当严重。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叶菜类和根菜类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超标最严重，厦门、广东省6个典型地区、长沙、哈尔滨四地区叶菜类蔬菜中硝酸盐含量分别已达1019mg/kg、3180mg/kg、3130mg/kg、3432mg/kg，根菜类蔬菜中硝酸盐含量于厦门、长沙、哈尔滨三城市分别为669mg/kg、1682mg/kg、2107mg/kg。

2.2农产品质量安全与管理现状分析

2.2.1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依据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国外发达国家，无公害农产品已成为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低的限制性标准。我国国家农业部、省、市、自治区针对日益增多的食品中毒问题，制定了一系列蔬菜质量安全标准，对蔬菜安全生产起了积极作用。最近几年，通过对蔬菜安全生产的逐步重视，蔬菜质量标准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

目前，国家农业部已颁布了13蔬菜产品标准，其中白菜类蔬菜、茄果类蔬菜和甘蓝类蔬菜，其余是单个蔬菜如韭菜、芹菜、黄瓜等标准。另外，还制定了无公害蔬菜产地环境质量标准及农药安全使用标准。我国各个省、市、自治区根据当地情况，在参照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出台了一些标准，如浙江省和天津市制定的无公害蔬菜系列标准包括产地环境质量标准、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质量标准。不同行业也制定了自己的行业标准，一般而言，先实行行业标准，其次是省、市、自治区标准，最后才考虑国家标准。

2.2.2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分析

随着生活质量和健康意识的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强。为减轻农产品生产中可能遭受到的工业“三废”以及化肥、农药等化学投入品的污染，提高安全农产品的供给水平，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开展全国农畜产品药物残留调查的基础上，于1990年开始发展绿色食品产业，2001年启动“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2005年4月1日起实施有机食品的国家标准，稳步推进无公害、绿色和有机农产品产业发展。

截止到2007年底，中国认证无公害农产品28600个，认证面积达到2107万公顷；认证绿色农产品14339个，认证产地面积达到1000万公顷；认证有机农产品2647个，认证面积达到311万公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7）。

3建议与展望

3.1建议

3.3.1加强检测能力建设

农产品是人们饮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食物，其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当今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因而必须采取科学的、现代化的检测手段，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对农产品质量进行检测。

首先，对农产品产地环境进行监测和检测，以保证种植地的环境达标，进而保证消费者食用的是健康安全农产品。其监测与检测项目具体包括：⑴环境空气质量，主要监测和检测空气中的有害成分，如二氧化硫、氟化物、一氧化碳等；⑵灌溉水质量，重点检测pH、氰化物、重金属；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和检测，重点为重金属。

其次，监测和检测农业投入品，即要对化肥和农药种类进行控制，必须严格按照标准中规定的限量、种类进行控制。

除此之外，还要对农产品产品质量进行检测。其检测内容有农药残留、化肥残留、重金属、卫生指标等。

3.2从源头防范

我国农田土壤和农产品污染日益严重，对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报道较多。针对此种情况，建议今后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⑴结合农业土壤污染特点，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治治理措施以改善受污染的土壤。

（2）积极选育、引进和推广新品种。产前要挑选遗传品质好、遗传性状稳定、适合本地环境的品种进行种植或饲养。依照规定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依照规定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

⑶加快对长效肥、缓效肥等低污染、低消耗肥料的研究开发、加大在生物农药研究方面的科技投入。

⑷继续推广建立农产品安全质量追溯系统。

参考文献

[1]徐月珍.防止土壤污染和地下水污染的措施[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1989（1）：29-31

[2]任旭喜.土壤重金属污染及防治对策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1999，25（5）：31-33

[3]陈晶中，陈杰，谢学俭，等.土壤污染及其环境效应[J].土壤，2003，35（4）：298-303.

[4]孙铁珩，李培军，周启星.土壤污染形成机理与修复技术[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建议篇7

一、主要目标

到年，全市形成较为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机制和基本覆盖全市的土壤环境监测网络，主要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得到有效控制，重大土壤环境安全隐患基本消除。

（一）源头控制水平。

1．全市五类重金属（汞、镉、铬、铅、类金属砷）污染物排放量比年规划调查数据降低5%以上，非重点防控区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年规划调查数据降低5%，重点防控区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比年规划调查数据降低20%。

2．重点行业（再生有色金属生产、炼钢、废弃物焚烧）单位产量（处理量）二噁英排放强度比年削减10%。

3．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置；市本级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95%以上，各县（市）污水处理厂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90%以上，重点企业污泥无害化处置率达到90%；市本级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7%以上，各县（市）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以上，农村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4．农田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不低于80%，施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使用面积达80%以上，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排泄物综合利用率达97%以上。

5．建立全市污染场地环境风险控制清单，确定主要污染场地的范围、污染程度和风险控制措施。

（二）监测监控能力。

1．建立重点企业和主要工业集聚区土壤监测体系，重点行业新源二噁英排放达标率达到100%。

2．建成农产品基地土壤环境质量监控体系，标准农田长期监测点覆盖率不低于80%。

3．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二噁英重点源监督性监测。

4．基本建成土壤环境状况数据库，建立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体系。

（三）环境质量指标。

1．主要农产品基地土壤重金属指标达标率不低于80%。

2．新增的工业用途转非工业用途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执行率不低于90%，新建的非工业用途建设项目场地土壤环境质量达标率不低于90%。

二、主要任务

详见附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市级部门土壤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由市生态办牵头，市发改、经信、科技、财政、国土资源、建设、规划、水利、农业、林业、卫生等部门参加，定期分析土壤污染防治形势，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指导协调全市清洁土壤行动。各县（市、区）政府要建立健全相应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组织协调。清洁土壤行动实施情况纳入县（市、区）年度生态建设考核体系，并与生态市县、环保模范城市等创建工作挂钩。

（二）加强资金保障。统筹安排环保财政专项资金，切实加大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投入，各县（市、区）政府应在预算中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土壤环境监测、调查评估、科研试点、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示范和污泥处置工程。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土壤污染防治。同时，整合具有特色的治理修复项目，积极争取省级以上补助资金。

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建议篇8

“不能说的秘密”

今天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已从水污染扩大到大气污染、土壤污染等领域。其理由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越来越突出，污染所导致的严重环境危害事件时有发生，并呈逐步上升趋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秘书长任官平在2012年世界环境日时强调：土壤污染的治理与生态修复，已成环保领域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中国，重金属污染土壤导致的严重环境和健康危害事件，时见媒体报道。例如湖南等地的“镉大米”，云南曲靖铬渣污染河流和饮用水水源地等。资料显示，截止到2012年6月5日，中国有2000万公顷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其中，受矿区污染耕地200万公顷，石油污染耕地约500万公顷，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约5万公顷，“工业三废”污染近1000万公顷，污灌农田达330多万公顷。这个2000万公顷被污染耕地的土壤，成为农业生产的重要危害源。会导致这些耕地上出产物成为污染的农产品，对食用这些农业品的公众的人身健康和安全，会带来严重的威胁。因此，严重的土壤污染，会引发土壤污染灾害。

所谓土壤污染灾害，是因为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和污灌农田、农药使用、化肥使用等导致的农业生产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的土壤结构被污染物填充，而导致的土壤结构被破坏并释放污染物及其衍生物，危害土壤出产物、土地建筑物和使用者人身健康和安全等情形的灾害。这种灾害，在灾害学上，属于人为灾害、人为自然灾害等情形，人为的因素占据重要部分。按照中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的规定，对于土壤污染问题，应当是谁污染谁治理。但是，事实上这在许多土壤污染灾害严重的地区，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是：治理能力的要求，比污染的能力要求要高多了，加上，相关法律责任的设计，在民事责任体系化方面的缺陷，导致治理成本与能力的不匹配，必然导致只污染不治理的现实情况严重存在，继而形成严重的土壤污染灾害。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失灵

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对于土壤污染的立法原则和防范措施，是非常明确的。即：（1）三同时原则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6条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2）防止土壤耕作污染。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10条规定，因地制宜地合理使用土地，改良土壤，增加植被，防止土壤侵蚀、板结、盐碱化、沙漠化和水土流失。（3）防止土壤农药污染。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21条规定，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广综合防治和生物防治，合理利用污水灌溉，防止土壤和作物的污染。

但是，这些规定中，没有提到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和污灌农田等土壤污染形式。可见，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颁行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立法者对于土壤污染的严重性，以及“发展是硬道理”带来的土壤污染的巨大压力的估计是非常不足的。应当说，这也正是从中国1979年9月13日颁行《环境保护法（试行）》到2012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时，33年间，各级人民政府的经济发展冲动和巨大压力，将土壤污染放到一边，各种土壤污染的因素共同作用，必然导致土壤污染的数量和速度，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呈正相关关系。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与“水污染”的危害性相比，对土壤污染认识显然还有相当的距离。正是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才导致到现在中国耕地当中，有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的土壤污染耕地存在，其数额和严重程度是触目惊心的。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国《环境保护法》，于同日公布施行。对于土壤污染的立法态度，依然是没有更多改进型规定，当时，其具体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却是比较明晰的，即在中国《环境保护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但是，中国《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的防止土壤被重金属污染、矿区污染、石油污染、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染、“工业三废”污染和污灌农田等污染的防治措施。也就是说，土壤污染的预防、治理和违法惩处问题，依然是《环境保护法》立法的弱项。所以，当土壤污染占到中国耕地的1/5时，问题的严重性便立即显露出来了。那就是“谁污染谁治理”的环保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有效遏制土壤污染的发生，以及土壤污染形成一种新型的灾害―土壤污染灾害。

土壤污染成为一种灾害的原因，在于土壤污染的特殊性。即：污染介质改变土壤结构后的“不易清理性”；污染危害的长期性；污染治理的“技术性”；土壤污染与治理的分离性。这种土壤污染与治理的分离性，导致的可能性之一是：政府土壤污染治理的财力、技术能力和责任心不足时，往往会以“寻找污染者”的借口，而延迟治理或者懈怠治理责任。

可见，土壤污染有时比水污染更容易，而其治理却比水污染治理要困难和复杂得多，因为土壤缺乏水体那样因为水的流动而带来的很强的自净能力。因此，2012年5月31日在“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生态修复论坛”上，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说，“毒地”已严重制约中国土地的开发利用，对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压力，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所以，治理土壤污染已经刻不容缓。但是，鉴于土壤污染的特殊性，导致“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不好用，加上污染者的不好寻找，以及污染者治理能力的不足，必然导致谁污染谁治理为先要被政府治理为先所取代。

由谁承担治理责任？

那么，治理污染这个任务谁来承担呢？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的是，各级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可见地方各级政府是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的承担者。按照中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第6条确定的“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应当是土壤污染的污染者，但是，当这种污染者明确、确定或者确切无疑时，让土壤污染者承担污染责任，是正确的，理所当然的。即土壤污染者承担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不但符合经济规律，也符合环境保护规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是，当土壤污染者不明，或者土壤污染者已经搬迁、破产或者注销等，而无法承担土壤污染治理责任，或者土壤污染者明确，但是已经没有或者不具备土壤污染治理能力时，当地政府是否就能承担土壤污染治理的责任呢？

作者认为，当地政府承担土壤污染治理责任，可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政府统一治理规划。第二，土壤污染修复的技术已经有了保障。第三，土壤污染治理的财力合法性保障。由此可以看出：土壤污染从其发生原因上说，是相关资源利用层面上的成本制约―为了低成本地利用土地，根本没有考虑到土壤污染治理的成本，或者采取相应的防止土壤污染的措施，以相应的成本支付来控制和防范土壤污染。政府的行政事业支出，都有其项目和决议上的合法性前提，即通过人大通过的政府财政预算方案和决算方案通过的支持，那么，如果地方各级政府不将土壤污染治理的费用，纳入当地政府的财政预算，其投入的合法性是没有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土壤污染治理者的治理能力不足，不仅仅是污染者本身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也包括地方各级政府作为替代的土壤污染治理者，也有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尽管当地政府一般而言，不可能是土壤污染者，而只是土壤污染治理责任的替代承担者，大笔投入土壤污染治理费用，让其轻松愉快地替土壤污染者埋单，大把投入财政资金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小的。不能说人民政府为了人民的利益，不分青红皂白，不问理由地拿政府财政资金，随随便便地投入到替土壤污染者埋单的“民生工程”。应当说，这种土壤污染治理的埋单理由、埋单主体和财政资金支持的合法性控制，也是土壤污染治理的一个极大的制约因素。土壤污染治理费用的处理，固然可以通过地方各级政府大笔一挥，非常大度地列入财政预算来解决。然而，对于地方财政收入有限，或者仅仅依赖卖地维持财政收入的各级地方政府而言，要想将土壤污染治理经费列入当地的财政预算并不困难，但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很少，没有相应的资金收入保障，也是难以实现地方政府对于污染土壤的治理目标的。

非常遗憾的是，中国《土地管理法》第七章当中，并没有土壤污染法律责任的具体规定。倒是中国《水污染防治法》第51条明确规定，向农田灌溉渠道排放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应当保证其下游最近的灌溉取水点的水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利用工业废水和城镇污水进行灌溉，应当防止污染土壤、地下水和农产品。应当说，这些预防性措施的立法，是值得肯定并加以借鉴的。

在作者看来，污染源控制责任的立法，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即：

（1）确立区分土壤污染原因分别处罚，对恶意者给予惩罚性处罚的原则。也就是说，应当针对土壤污染的具体原因，将其区分为：生产型污染与生活型污染、过失型污染与恶意型污染、偶然性污染与长期性污染、单一原因污染与复合原因污染等等。

（2）民事责任体系化问题。只有这样，体系化的民事责任才能构成土壤污染强有力的成本约束，从而在政府环境责任的普世观念之外，形成成本约束和经济利益约束，这样一来，土壤污染及其治理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良性运行机制。

（3）确立污染者追及甚至于追及个人责任的原则。这主要是强调，在能够追溯土壤污染的污染源或者污染介质和污染责任人时，应当采用类似于“揭开公司面纱原则”，对于因为污染土壤后停业、破产或者注销的企业以及其他责任人，只要能够追溯，都应当追溯，最终的责任承担人是当地政府。不过，政府环境责任的过于抽象，也是导致出现“集体负责”与“无人负责”最后由纳税人埋单的悲剧。

毒地挑战何时休

根据《焦点房地产网》报道，中国城市中，大量土壤污染的有毒土地即“毒地”被开发建设成住宅，让开发商赚足了银子，也让当地政府得到了GDP。那么，“毒地”开发成住宅时，当地政府是否知情呢？回答是，当地政府不可能不知情。其结果，只能是因为中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不敷使用而导致毒地上的居民“慢慢自己消毒”了。

事实上，从2005年起，国家已经启动了农村土地的“沃土工程”项目，开始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使广大农村耕地的土壤状况有了不少改善。据资料介绍，中国测土配方施肥以改良土壤，控制土壤污染活动实施7年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资金57亿元，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面积达到12亿亩以上，惠及了全国近2/3的农户。这使作者看到了中国土壤污染治理的希望，至少在化肥、农药污染和污水灌溉治理方面，已经迈开了坚实步伐。

然而，对已经变成建设用地的土地污染，我们是否依然容许其未经任何治理而建成住宅出售给公众，然后创造GDP的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说，毒地被开发成住宅，不仅仅是失德之举，还是违法之行！那么，中国《环境保护法》何时担当起土壤污染灾害防控的重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