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范文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1

[关键词] 教育技术研究； 文化； 理论溯源； 学派

[中图分类号] G40-057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李艺（1956―），男，山东临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游戏和信息技术教育研究。E-mail：。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技术在学科建设、指导实践、与其他学科对话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伴随着推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需求，教育技术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逐渐被整个教育界所关注，在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回顾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也看到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教育技术研究的学术品质落后于时展的需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教育技术的发展。形象地说，将教育技术比喻为一支队伍，在它初创时期，因安身立命的需要，要讲求实效，可以不拘形式，可以是一支游击队，可以打游击战。但当发展到一定规模，产生一定影响，承担“正面战场对敌”责任的时候，就必须是正规军了。这时候，教育技术必须在继承传统优秀品质的基础上，一扫游击队习气，将自己打造成一支在思想、技术及方法各方面都合格过硬的正规军。

历史责任落在了当前一代教育技术学人肩上，我们必须将教育技术带入一个由“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的阶段之中并使其顺利地完成这个转变。而所谓“游击队”和“正规军”的差异，在教育技术研究上，表现在文化传承、思想溯源和科学精神的缺失与建构上。

一、教育技术研究文化传承的缺失

这些年我国教育技术的发展，无论是基本理论还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建设，主要是依赖对国外理论的引进。类如叶澜教授指出，“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离‘根’离‘土’，长期未构筑起自己的‘家园’，长期保留着‘舶来品’这一从降生之日就带有的‘胎记’”。[1]在学科发展的初期，“引进”情结在所难免尚有情可原，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应避免习惯性地简单模仿和移植，应在借鉴参照的同时更强调根植于自身文化的健康发展。教育技术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在倾听、领会别人的文化精神时，更重要的是守护自己的文化家园，以本土问题为先导，借鉴先进国家学者的研究，建构本土的概念框架和理论路线。唯有如此，才能既更加有效指导本国实践，又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进行平等而有尊严的对话。

在教育技术研究中，缺乏文化传承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

1． 思想引进“食洋不化”

任何教育理论都有其生长的社会土壤，都会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不同民族的教育理论也都体现着不同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西方的教育技术理论，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技术理论，其形成有深厚的本国教育实践背景，即先有教育实践，积累经验，然后再形成理论，深深地带有美国式的实用主义文化的烙印。无论是AECT几次对教育技术定义的更替，还是遍布美国本土的其他形形的派别思想的形成，都有其深厚的实践基础。范寿康曾说道：“美人论学，往往轻系统，重实利，其弊流域肤浅驳杂。”[2]美国学者如同美国公众一样，在享受着“冠誉”全球的“美国式”声望之时，对其崇尚的实用主义更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渗透到其骨髓里。他们更热衷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而无暇去寻求更加深邃的答案。实用主义有利弊两个方面：好处是可以不受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困扰，将焦点放在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上；缺点是由于缺乏扎实稳固的思想支撑，限制了其对具体问题的超越，从而影响到对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启发思考和引领发展方面就必然有所不足。因此，无论是拿其二百年文化成绩和人类数千年文明相比较，还是拿美式思想和林立全球的众多学派相比较，亦步亦趋、盲目地迷信而唯其为是，照搬照抄囫囵吞枣乃至逐字把玩，实在是非常不可取。

对于理论的引进，必须考虑理论的适应性和适用性两个问题。在适应性方面，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引进的理论能否适应中国的教育实际。在教育技术领域，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现象屡见不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文化理念的不相容，在理论上盲目模仿，而在实践中却忽视了实际问题的文化情境，必然会遭到文化理念排斥，起不到解决问题的作用，这就造成了由于文化土壤不同而产生的“南橘北枳”现象。在理论适用性方面，我们会追问这个理论本身对问题解决的可满足性如何。卓有成效的理论学说会引领我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近年来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国外的许多理论被引入国内，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学术的发展，但有些理论的效用却被夸大了。如前所述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引进和解读，就是典型的问题之一。同样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后现代课程理论本是学术上的一家之言，却在我国上升为课程改革的国家意志，几乎没有深入考虑我国的文化背景、社会意识、管理体制及我国教育的发展诉求等诸多要害问题，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2. 理论建设缺乏本土意识

理论具有鲜明的文化性。理论是对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实践问题的抽象、论述和反思。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二十多年，问题争论无数，却陷于肤浅琐碎，引进大量理论但鲜有本土特色的理论创见，理论创新缺乏本土意识。略举一例，据南国农先生介绍，“日本的‘教育工学’这个名称，是在读过《天工开物》这本中国名著后受到启发而提出来的。并说，日本教育工学界的许多学者都把《天工开物》、《梦溪笔谈》作为必读的经典文献。”[3]这不禁让我们教育技术界的学者们羞愧不已，这个“工”，不是工业的工，是一个饱蘸着传统技、艺乃至思想的“工”。可以想象，一个“工”字，若被妥当地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上，会给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带来什么不同？遗憾的是，实际上我们为了一个“针尖上的天使”式的定义争论不休，我们拿着“教育”、“技术”、“Education”、“Technology”甚至“Technique”排来排去，却把自己拥有的文化遗产遗忘在脑后。如有学者所言，“一旦我们取消本土的自我反思能力，以西方的需要为需要，以西方的反思为反思，长期压制本土的真实需要的表达，就会导致在文化、心理、思想、精神诸方面成为西方的附庸”。[4]实际上，何止是附庸，更是不伦不类。

在教育技术理论本土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教育技术所具备的文化性，增强我们的本土文化意识。首先，守望与传承文化血脉也将成为当前理论研究与创新的生命之源。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前提。文化传统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支援意识”，它为新理论的创生和推广提供文化支撑，离开了文化传统，任何理论研究都将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基，成为空洞之物。另一方面，新的理论需要经受文化传统的选择，特别是对外来移植的理论，“文化的新项目，不论来自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外部，必须能为原有文化的意义所接受。如果这些意义完全是另一回事或不协调，那么新项目，不论是一个观念、一件人工制品、一种另一方信念或一种方式，都将直截了当地被拒绝。新项目也常常被接受，但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对之进行诠释和修正，以适应原有的文化。”[5]

考虑到教育技术较多关心教学设计问题，不妨再以其为例谈谈这个问题。教学设计是西方理性与教学需求相结合的产物，旨在促进教学活动的程序化和精确化，提高教学的效率。上世纪80年代，教学设计被引进到我国，并在教师教育和培训中得以推广。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能对教学设计及其条款如数家珍，但对教学设计的理解和运用却显得机械而肤浅，正是因为该教学设计的理念没有很好地和中国文化融合，没有将教学设计的精华融入到教师的文化灵魂之中。教学设计理论要真正根植于中国的教育土壤，需要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要经过“借鉴―协同―融合―创新”的过程，若要生搬硬套，就必然会形成理论和实践的脱节。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真正智慧的实施推动，看到的只是简单的抄搬和灌输。即便有少部分教师能对整个教学过程驾驭得得心应手，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个人经验，归功于在其内部偶然顺利地完成了文化融合，而未必是对教学设计及其相关理论进行形式化“推销”的结果。或者说，凡有老师对教学设计的诠释有精到之处，多为渗透着浓郁传统精神以及面对我国特定教学文化的独到解读。

二、教育技术研究理论溯源的缺失

教育技术作为一个新兴、复杂的研究和实践领域，需要吸收多方面的理论养分，综合各种教育经验。一方面，需要接受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知识的指导，另一方面，教育技术也在实践中丰富、发展这些学科知识。而目前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新概念、新模式、新策略层出不穷，却甚少审视本领域、本学科的理论基础。诚然，在理论积累不甚丰富，研究方法不甚完善时，理论研究不免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情景，但若要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必须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研究理论基础的缺失表现以下两方面。

1. 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席与忽视

首先，技术哲学的缺席造成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缺失。桑新民教授指出，“教育技术学最深层次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因为这决定了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技术观和教育观，并由此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技术观。”[6]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技术的理解仅局限在“工具和活动”上。这种认识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遮蔽”了技术的本质，也对教育技术的认识和实践造成了不良影响。“技术不同于技术之本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认为技术不仅展现了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展现了他的生活生产的直接过程，因而也展现了人的社会生产关系以及由他们而产生的文化表现。[7]技术哲学作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将会更全面地理解教育与技术的关系，有力地拓展教育技术研究的视野，丰富教育技术的内涵。所幸的是国内部分高校的一批学者，不盲从国外，主动开展了这个方面的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积累。

其次是教育技术研究对自身理论体系架构的忽视。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研究和实践领域，使人们更热衷于其工具价值的追求，实践倾向较为明显，理论建设与研究则显得较为平淡。所谓理论，大多是教育学、心理学的简单的抄搬式的“借用”，或者是相关技术应用层面的经验总结，这样教育技术研究就成了教育的技术研究，成了研究教育技术。当然，我们也不完全排斥这样的研究，甚者认可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教育的技术研究、研究教育技术，而是教育技术研究，前者是达到后者的途径和手段，这也如同将各个学科知识的各行其是的“独奏曲”变成教育技术的“交响乐”。

如何完成“交响乐”乐章的谱写?有学者提出的教育理论发展“分层模式”可供参考：“我们将研究分为三大类，并依次分为三大层面，第一层是事实研究，第二层是价值研究，第三层是技术研究。”[8]相应地，事实性研究即本体论研究，即对“教育技术是什么的研究”，旨在运用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透过复杂的教育技术现象寻求本质。价值研究是对教育技术以“应该”的方式来追问的，是对人、技术与教育三者价值的追问，表现为教育与技术的价值关系、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的价值问题等，有助于树立良好的教育观、技术观和人的全面发展观。技术研究则应在实践领域展开，将先进的理论理念转化成实践的精神财富，也从实践中不断地丰富理论，促进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持，教育技术研究的目的所在。

2. 理论引进的简单“拿来主义”

作为一个新领域，教育技术的创生和发展是各学科知识整合的结晶，是教育实践的需要，是时代精神孕育的结果。只有顺应时展和学科潮流，才能体现其独特的综合性和实践优势。20世纪初是科学大发展、思想大飞跃的时代，现代科技成果和思想逐步渗透到教育领域中，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吹响了号角。随着学习心理学、传播学、系统科学以及其他理论的引进，教育技术逐渐走向成熟，这些独特的“基因”应该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优势所在，也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理论来源。而这些时代精神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教育技术理论内在的演化却未被我们所重视。

比如，大家比较认可教育传播学是教育技术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个基础理论的建设远未完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教育技术领域内曾掀起一股传播学向教育移植的热潮，譬如有人认为“传播理论是全面研究人类进行信息传送、交换、加工的科学。它建立起来的传播过程模式的理论，传者、受者与传播媒体的理论，对教育过程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用它解释教育过程产生了教育传播学，成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之一”，[9]其实多是对传播学的抄搬，并未就教育传播这样一个承担特定社会责任、有特定的组织形式、有特定的管理方法的特定“传播”的“特定性”进行深入思考，未能得到一个真正的“教育”的“教育传播学”。进入本世纪，教育传播学又颇受冷遇，恰好错过了教育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期，面对网络等新传播媒体和网络教学等新教育传播模式的出现，教育传播学并没有与时俱进，紧随时展，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的发展，从而对教育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大为减弱。

再如，教育技术研究方法的探索也仍在迷茫之中。根据传统的学科范式要求，各学科有自己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所谓独特的研究方法，一是根生于本学科的方法，二是从其他学科借鉴并作适应性改造的方法。当前教育技术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多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教育技术研究者会无意识地、自发地借鉴与改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借鉴与改造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技术没有研究方法的问题，拓展了教育技术的研究视野与领域，但由于缺乏方法论的指导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存在研究方法的运用肤浅与研究视角散乱问题：由于不同学科的研发方法其衍生的知识背景不同，在相异的知识领域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适用性或局限性，不考虑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特征与情境的差别而机械套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势必会造成研究的肤浅；由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造成的研究视角散乱，有人形象地把它称为“坑道视界”，研究者虽然同处一个教育技术学科和领域内，但由于存在不同的话语沟壑，彼此之间却难以展开对话，研究方向与方式也日趋分散。

三、教育技术研究学派精神的缺失

所谓的“学派”，是指一门学问中由于学说师承不同，学术观点、倾向、风格有别而形成的派别。[10]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史就是学派史，正是因为学派的争鸣才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波普尔认为，理论源于问题，“应该把科学设想为从问题到问题的不断进步――从问题到愈来愈深刻的问题。”同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催生了不同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只有当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重大的，独特的，并具有深刻的学理意义时，理论才可能成为范式，并形成一种主导话语。这种主导话语界定了理论研究的议程，而围绕这种主导话语也就形成了所谓的‘话语联盟（discourse coalitions）’或理论学派。”[11]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派的发展主导了科学的发展，足见学派及学派精神的重要性。而我国教育技术研究中的学派建设及学派精神是严重不足的，有下列表现。

1. 对“学派”朴素的误解

有论者指出教育技术存在若干学术流派，[12]诸如“电化教育学派”、“教育技术学派”、“计算机多媒体学派”与“教育应用技术学派”等。我们认为，当前我国的教育技术领域学派还未充分形成，因为学派除了具有师承性，还具有独立性、可持续性和对话性。

学派具有独立性。与学科强调制度性不同，学派更强调研究者的文化和精神认同。学派的立足点是追求真理，学派成员围绕自己的学术带头人，共同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理论核心，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和风格，而且这些稳定的要素形成了学术上的内聚力和排他性。这种凝聚力一方面对学派内理论学说加以辩护，另一方面也能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加以排斥。古今中外的学术史上不乏学派的存在，学派的存在能积极地活跃学术气氛，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反思过去的教育技术研究缺乏丰富性和长久生命力，多以经验的表述为主，具有明显的随意性，学术话语中核心概念使用随意，核心概念之间亦未能形成有机的内在联系，没有形成内在的富有逻辑性的架构，如此种种，根本无法导致学派的诞生。

学派具有可持续性。学派的发展需要清晰的脉络。每种学派理论都具备一个理论硬核，起源于问题，并且永远不会完全脱离这一初始问题意识，在学派理论的演化过程中，也必然遵循“一以贯之”的主导话语体系和学术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们在系统考察六十多年来美国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主要是“媒体派”和“学习派”两大学派的争鸣。“媒体派”更具学派特征，并形成了导师和博士生三代传承的查特斯（W. W. Charters）―戴尔（Edgar Dale）―芬恩（James Finn）―海涅克（Robert Heinich）谱系，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是此派的学术重镇。[13]

学派具有对话性。学派具有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学派就是封闭的，一方面，学派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派生态系统，需要健康适宜的学术环境，对于教育技术学派来讲，这显得尤为重要。正确处理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计算机等学科学派以及教育技术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学派之间“生态链”的平衡，这对促进教育技术学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任何学派都有理论盲点，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各个学派不是替代、倾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学派间需要良好的对话，学派是在对话与磨砺中成长的。各学派间往往在对话中立足于本学派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吸取其他学派的理论学说或者受到其他学派的启发，不断充实、丰富、扩展自己的理论体系、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因此，这是“平等式”对话而不是简单机械的套用。有类似描述为：“真正的教育学学派必定是这样的：它虽然难以拒绝相关学科学派资源的诱惑，但并不把这种外来资源当做‘根基性资源’，它试图将其纳入到教育学的语境中加以转化、再生。”[14]

2. 学派精神及其缺失的表现

我国的教育技术，学派意识的淡漠与学派精神的缺失相伴随。可以认为，学派精神是学派组织、活动及其学术成果的精神积淀，学派精神主要体现在“求真”和“创新”两方面。“求真”是学派创生和发展的灵魂，在“求真”精神的鼓舞下，具有共同学术旨趣的研究者在对问题探索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独立的理论立场；“创新”精神是学派发展的立足点，“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15]创新也是学派发展的根本动力。

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教育技术研究问题零散，形不成理论硬核。如前所述，教育技术研究的游击习气不利于对理论体系的探索与完善，对问题的“浅尝辄止”式的描述又阻碍了对真理的发现。第二，教育技术研究没有形成统一的话语体系。学派精神的存在也是研究者聚集并开展研究的精神动力，也只有具有学派精神才能真正促使学术团队向学术流派的转化。目前在教育技术领域存在为数不少的研究团体，但仍然缺乏研究的合力，“散沙式”的研究难以形成统一的话语。第三，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原创性不足，缺乏创新性，教育技术研究的现状就是“引进多，原创少；成果多，精品少；问题多，思想少”。教育技术学派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其研究的理论品位的提升与学科的发展。

3. 从“逻辑起点”到“学派”

建设教育技术学派，对于我国的教育技术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是教育技术学发展的内在驱动，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教育学对其“逻辑起点”的讨论众说纷纭的气氛也感染到了教育技术学领域，对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一时间风生水起。参与讨论的学者们虽未能最终就逻辑起点究竟是何达成共识，但都默认了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具有“唯一性”，并机械地套用了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及其探讨的思路来探讨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值得探讨。

我们先辨析“科学”与“学科”两个概念。蔡曙山指出“科学研究是以问题为基础，或者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是科学研究发展成熟的产物。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领域最后都能发展成为新学科……学科以规范化为目标，英文的‘学科’一词，本身就含有‘规范’、‘纪律’这样的意思。从学科的这种特性可以看出，在时间上它相对于科学而言是滞后的，在空间上它相对于科学研究是不连续的，仅仅是若干科学研究领域的集合”，“在科学与学科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中，科学是第一性的、决定的方面；学科则是第二性的、被决定的方面。这个关系不能颠倒”。[16]从上述两个概念的辨析看开来，我们更倾向所谓逻辑起点应该是针对教育技术“科学”的，而不是教育技术“学科”的。科学是以“问题”为中心，需要有形成专门的说理系统及专门的特定的“逻辑起点”，而学科是“容器”，其间可以容纳不同的学说或派系。逻辑起点针对科学理论流派而言是必然的，即它在某一理论流派具有唯一性，逻辑起点不仅因理论体系而异，更是该理论体系定的部分。具体到教育技术，作为我国的一个学科，首先应该有关于不同学说和流派的包容性，即使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学说和流派仍在迷雾之中未能清晰显形，也万勿轻率遑谈什么唯一的逻辑起点。可以看出，我国教育技术领域中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首先是学派和学派精神发展不够成熟而致的模糊认识，其次是对“科学”和“学科”两个概念区分不清所致。

我们也关注到教育学领域关于逻辑起点的讨论，也在默认教育学学科的逻辑起点唯一的基础上进行，如有参与该问题讨论的学者就含混了科学和学科的差异，称逻辑起点“是指一门科学或学科结构的起始范畴。是指理论体系的始自对象，是使整个逻辑体系由以开展和得以丰富完成的一个最初的规定。”[17]似这也是教育技术界学者们在关于自身逻辑起点讨论中默认其为“唯一”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考察，在我国建国后的教育发展历程中，一直坚持的是“党的教育方针”，尽管在不同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也在发生细微调整，但其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的灵魂却一直是不变的。就是说，我国的当代教育，从同志倡导的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描述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与所谓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本质描述不同，是在倡导“使人成为人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之需导致的，实际上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在这种特立独行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教育有着延绵不绝的传统继承，有着锲而不舍的价值追求，它就是一个学派！所以，它的逻辑起点有唯一性！

再说到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问题上来。在我国的官方规定的体制中，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属于教育，但放眼全球实践，教育技术既是与教育高度相关又是一个似有着某种特立独行品质的领域。因此，要讨论我国教育技术的逻辑起点，首先要从这里开问，即在它是否是一个学派的基础上开问，而不是在默认“唯一性”的基础上盲目地自说自话。

中国教育技术问题必须由中国学者来解决，必须怀着一颗“中国心”深入生活，面对中国客观存在，关注研究解决中国教育技术的实际问题。历史赋教育技术以重任，然而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技术研究学术品质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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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瞿葆奎.教育学逻辑起点:昨天的观点与今天的认识[J].上海教育科研，1998，（3）:2~9.

更 正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2

[关键词] 中国瑜伽；规范化；发展趋势；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 G8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97-2

目前，随着瑜伽被人们与健康生活密切关联，瑜伽热方兴未艾，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快速融入时下成为全民休闲生活的核心运动之一，更带来其巨大的产业化发展空间。为全民身心健康出发，导引中国休闲体育的良性发展，尽早实现中国梦，规范瑜伽运动发展趋势是首当其冲的任务之一。

一、印度瑜伽

（一）瑜伽源流

瑜伽历史渊源，主要以《吠陀经》为思想依据。如《薄伽梵歌》（Bhagavad-gita）、《薄伽梵往世书》（Srimd Bhagavatam）等，于公元5000年前编撰于印度，由于印度注重口传历史，正式记载并不多。直到公元前600年至公元200年之间，印度的哲学思想百家争鸣。当时哲学思潮分两大类：一为沙门思潮，即为自由思想家思潮，主要是耆那教、佛教、生活派和顺世派；另为婆罗门教正统及其支流，该核心分六大哲学派别，即胜论派、数论派、正理派、瑜伽派、吠檀多派及弥曼差派等。

瑜伽派主要经典出现在公元三世纪，由帕坦加利（Patanjali）所著的《瑜伽经》。此为第一本瑜伽专属书籍。公元六世纪密宗（Tantra）思想与瑜伽思想相融合产生了密宗瑜伽。公元八世纪印度教的湿婆神教派学者―商羯罗，将教义具体化并论破佛教学者，使佛教在印度的影响力一蹶不振。公元九世纪诞生了哈达瑜伽派，而后成为现代众多瑜伽派别的主要源头，哈达瑜伽理论缘于密宗瑜伽，同时吸收佛教、炼金术与湿婆神教的元素。公元1203年回教势力入侵印度，印度教与回教逐渐交融，直到公元十五世纪，产生了融合后的新教派，如锡克教等。公元1818年印度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从此之后基督教和英语教育普及，印度人深受英国宗教与文明的影响。最早的瑜伽多数是在寺院、乡间小舍内、密林或喜马拉雅山洞中修炼，由瑜伽师亲传给部分愿意接受的门徒，而后逐渐地在印度国民之间流传开。如今的瑜伽早已经是几千年间印度人民归纳精炼的科学人体修炼方法，再也不是仅限于少数隐居人的秘密。瑜伽不仅仅属于哲学与宗教的范畴，更是印度古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智慧的结晶，并且流传于世界，成为现代都市人们的一种休闲生活方式。

（二）瑜伽定义

瑜伽（yoga），原为梵文yuj，？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是《犁俱吠陀》这本古籍，瑜伽其最为原始含义是一种为“轭”的工具，用于驾驭连接牛马的架具，是获得神通力的意思。在古圣贤帕坦加利（Patanjali）所著的《瑜伽经》中，准确定义为：“对心作用的控制”。由此字根延伸出瑜伽的意义为连接、结合、和谐、统一、控制、平衡等。印度人们相信通过瑜伽是可以摆脱轮回的苦楚，传统瑜伽是精神层面的，它意味着人们通过修习瑜伽可以解决内心的束缚，发挥其自身的潜能，并通过精神层面的修炼超越肉体，达到‘小我’（个体自我）与‘大我’（自然、宇宙、宇宙创造者）的结合。

二、中国瑜伽运动

（一）中国瑜伽运动之发展追溯

约在公元4世纪，瑜伽随佛教传播传入中国。早在唐代“yoga"就被音译成中文“瑜伽”，被意译成“相应”。中国佛教禅观、天台宗的“六妙法门”都是瑜伽静坐冥想的变通说法。另外有学者考证，在南北朝时期就已传入我国的《易筋经》、唐朝时期普为流行的《天竺按摩法》以及宋代的《婆罗门导引法》，都是自印度传入我国最初期的瑜伽之术。佛教之中的禅法就囊括了很多瑜伽体式，最早开始介绍印度古典瑜伽的部分内容，可能是后魏（472）吉伽夜所译出的《方便心论》。随着瑜伽进入我国并与我国道教、儒家、医学、武术和民间气功等中国文化逐渐交流。虽然其交流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也只能间接地接触瑜伽思想或体式练习，没有系统地了解练习。但在瑜伽传播的过程当中，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的“中国瑜伽”开始出现了。

近代，新思想、新文化随着国门的打开纷纷涌入，人们的思想意识逐渐开放，乐意接受新鲜事物。茵迪拉・德菲被美誉为“瑜伽第一夫人”，她曾于1939年间就在我国上海创办了瑜伽学校，教授瑜伽。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国民温饱问题都不能得以保障，所以瑜伽运动在西方一些国家逐步发展的期间，在中国仅属于萌芽期。瑜伽运动真正在我国进行推广应该是1985年，由美籍华人张惠兰传播进来。时至今日，我国人民在认知休闲体育上发生了新的转变，即更多元的角度从文化层面去认知、定义及发展我国休闲体育。瑜伽也被中国全民需求所具体化，以东方健身养生的标注定义，倡导祛病强身、促进人类身心发展健康和提升道德修为等诸多价值观，逐步被我国人民认知与接受。如今的中国几乎所有城市里的健身中心都设立了瑜伽课程。瑜伽运动蔓延的速度和普遍性不乏引发国内学者对其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其归纳主要分为几个方向： 对瑜伽的健身养生功效、瑜伽的起源和发展、瑜伽的特征、高校瑜伽教育课程构建、瑜伽哲学和瑜伽宗教学等。

（二）中国瑜伽运动之现状问题

“Power Yoga"被称为西方瑜伽，着重通过对肌力训练的加强，充分挖掘人体自身的潜力。其目的是通过改变自身的肌肉功能，达到对脊柱腰椎等身体功能的改善。当前在中国流行普遍被冠名称为“瑜伽”的课程，训练内容非东方瑜伽，绝大多数仍然是继承着西方另一类的静力性运动形式，渐渐模糊了瑜伽在我国休闲体育发展中并不稳定的理念和形式。目前从事瑜伽教练大多都是原以体育专业、舞蹈专业、健身专业等训练教学为主，通常由于专业涉猎范畴自身的柔韧性、力量与技巧都相对大多数人出色，改练瑜伽的体式也相对上手迅速，迎合经济社会的增长需要轻松转行，承担起了瑜伽教练的教学。如此一来瑜伽教练的行业出身鱼龙混杂，市面上的瑜伽培训课程类别繁多，培训水平可想而知良莠不齐。据媒体报道，“在上海目前差不多近两三百名瑜伽教练，拥有正统专业水准的仅有十几名，绝大多数的教练皆是速成品。”许多教练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学员因此练伤的情况屡见不鲜。以贺慨在《对北京健身俱乐部中开设瑜伽课程的现状分析》文献为例，强调指出从瑜伽教练员、学员到行业管理人员皆缺乏对瑜伽运动的正确认识，存在不少的误区和缺失。瑜伽会馆以及开设瑜伽课程的健身馆遍布全国的大中小城市，专业瑜伽师资的社会输送供不应求，所以产生 “半路出家”的社会现象，这项“进口”休闲运动被依葫芦画瓢在中国迅速蔓延，滥竽充数现象不仅混淆了休闲运动市场，更造成了错误的瑜伽领悟和误区练习的运动损伤。国内并没有创立瑜伽科研机构，亦没有成立瑜伽运动监管部门以及师资培训和瑜伽专业的资格认证考试等等。与瑜伽健身热形成鲜明对比，在高校开设瑜伽专业的学院也寥寥无几，没有瑜伽专业人才输送渠道。偶以选修或其他专业的附属课程开设，其重视度与社会实际需求不成正比。据息吉林体育学院作为第一所瑜伽专业开设试点单位才起步推行课程，尚在完善体系，存在诸多艰难的实施，如国内没有制定瑜伽程等一系列的规范化滞留问题。瑜伽运动非良性的发展成为全民身心健康安全的一大隐患。

三、中国瑜伽运动规范化发展

（一）建议创立瑜伽科研机构

科研学术理论是支撑一切事物推行的根本。休闲体育时代的进步源于人们对休闲体育社会发展中的价值需求，只有做到科技水平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才能开拓休闲体育的发展契机。传播的同时更要注重加强其科研学术方法研究与创新性，使其更加具备可持续发展需要的理论依据与核心价值。

（二）建议体育院校构建瑜伽教育体系

倡议各大院校开设瑜伽专业课程，通过系统的学习瑜伽，导正错误理念和瑜伽体式的修习，修正身心健康发展领悟瑜伽带来的人生真谛，更好的诠释瑜伽运动受益于社会。面向社会输送专业师资人员顺应休闲体育发展的实际需求。增进对外交流学习平台和引进瑜伽运动权威学者专家，完善体育院校瑜伽教学理论与技术体系更规范化、科学化。如同社会大众应该了解当今仍然撑起健身行业一片天的健美操，帅先在各大院校中开设普修和专修，使当年健美操运动迅速率风行至全国高校。

（三）建议制定瑜伽程

依循规范性原则，教材是实施课程标准的基本工具，有别于一般学科读物，也不是对于经典学科论著的提炼与浓缩，必须是由学校教育的特定理论体系和实践为主要依据。考虑到关于瑜伽教程编写要遵循着统一科学性规范之准则，大量收编来自实践学术课程的教学论的支持。

（四）建议成立协会监管部门

瑜伽协会是以建立瑜伽行业规范，组织专业人才培训和认证，评选业内优秀企业，挖掘瑜伽文化内涵，组织专家学者研讨交流及引导瑜伽运动健康发展等为重点。瑜伽协会应由业内一流的专家队伍和权威人士组成，使协会成为瑜伽运动当之无愧的推动机和领航者，成为瑜伽行业规范和培训认证的权威机构，协会下可设顾问团、专家委员会、行业委员会、会员拓展部、认证委员会、专业委员会、培训委员会、国际合作部、互为认证处、宣传部、学术部、办公室等。以期望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瑜伽文化，服务于国人健康，倡议成立高校瑜伽协会，并协同相关的国家部门建立专属瑜伽机构，树立中国瑜伽的正确发展理念与前进目标，提高学术水平，制约社会发展中的恶性循环，促进中国瑜伽运动的健康发展，进而完善中国瑜伽运动体系。

四、结语

依循我国传统文化，融儒、释、道三家的养生思想为一体发展中国瑜伽运动。本着对外来文化精髓的文化认同感，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的共同体，融合、吸收与接纳西方体育的文化，进一步规范中国瑜伽运动的发展趋势，使瑜伽热潮在中国得以良性发展，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将中国瑜伽运动发展成为符合国民身心体魄健康的主要休闲运动方式，使之更具有竞争性与时代感。如主席所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具体利益都紧紧地联系。抨击目前国内瑜伽运动龙蛇混杂的恶性循环，规范瑜伽运动的科学性、正统性。中华民族被如儒家文化 “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和而不同”、“观于海者难为水”等处事和为人的修身思想所深刻影响着。创造全民身心健康愉悦的美好生活，任重而道远，实现我们每一个人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察特吉S.K.印度与中国：古代的接触[J].亚洲学会学报，1959，（1）1.

[2]吴嘉燕，欧吉书.道教养生术与印度瑜伽[J].台湾大专体育，2008，（98）.

[3]李建欣.印度古典瑜伽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5.

[4]Anandamutiji， S.S.[M].密宗、坐、瑜伽（李匡正），译.台湾：中国瑜伽出版社，1980.

[5]中国瑜伽.http：// China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3

［关键词］高校统战

高等学校是我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生力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重要。高校统战工作的重点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发挥他们在推进学校教育创新、推进人才强校战略和高校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大有可为的。

一、新形势下高校统战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1、高校统战工作对象增多。在高校，统战对象涵盖了统一战线工作范围的各个方面，而且其中有些人员还相当集中，如各派成员、无党派高中级知识分子、归国留学人员等。根据高校统战工作的特点，高校应特别关注党外代表人士，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派负责人、政府参事、文史馆员，学术带头人及重要业务骨干等。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高校统战对象增多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为：①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少数民族干部和学生呈现增多趋势；②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使留学归国人员、新华人华侨将呈逐年增加趋势；③人才强国、人才强校战略的实施，使高校汇集更多的党外代表人士和高层次人才。

2、高校统战工作要求更高。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在于团结人心、凝聚人智、提升人气，切实贯彻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去宣传教育、求同存异，去协调关系、化解矛盾，去沟通上下、解决问题。当前，人才兴国已经成为国策，高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是历史赋予的神圣职责。在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的过程中，“最关键和决定性的一条，最现实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径和方法，就是千方百计培养、吸引、用好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但当前高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符合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发展形势的观念和做法，给高校人才建设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如存在官本位思想，以学术资本换取政治资本的倾向仍有突出表现；存在“重引进、轻培养”和“重使用、轻培养”的倾向；存在片面追求人才个体效益，忽视学术创新团队和人才群体建设的现象；存在“重资历轻业绩”的现象；存在人才恶性竞争的倾向，造成人才资源闲置和严重浪费，等等。要把人才强校的战略落到实处，必须切实转变工作思路，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建立健全以人为本、人尽其才的各项规章制度，努力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绝大部分人才在党外，做好人才工作，统战部门责无旁贷。但当前年轻一代的高校党员干部，都比较缺乏统战工作意识，在人才强校战略实施过程还没有很好地利用统战工作这一“法宝”。因此，高校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对统战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高校统战工作难度变大。近年来，国际互联网迅猛发展。高校是网络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前沿阵地，网络化程度远远高于其它行业和领域。网络文化业已成为高校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开放性的特点和技术上的优势，大肆宣扬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一些境外宗教组织也通过网络在校园中宣传宗教教义，对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队伍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对高校的稳定、改革和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也对高校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深入分析和研究校园网络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是高校统战工作必须高度重视的课题。另外，党外代表人士正处于新老交替的时期，物色、培养、推荐党外代表人士，发挥他们联系广泛、代表性强的作用，保持党同各派合作共事的优良传统，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高校统战工作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4、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呈现多元化。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高校已经出现了一批国外留学生和留学归国任教的学者，也相继出现了一批赴国外参加短期培训的教师（如双语教学师资培训），这部分人有过去国外学习生活的经历，思想灵活，信息灵通，不仅成为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个新群体，而且成为联系海外华侨、华人，扩大对外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确定和完善，高校的科技产业、后勤产业逐步从高校分离出来，成为了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一部分教师从讲台走向了商海，由从教培养学生走向了投资创业之路，在纷繁多变的市场大潮中，有的走向了成功，有的碰得头破血流，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与学校发生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与站在讲台上的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差异。三是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加快和高校扩招的持续出现，高校的规模日益庞大，生师比例年年看涨，学校教师承担着越来越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和不断下降的课堂教学质量，早已冲淡了教师由扩招带来的收入增长的喜悦，精力的透支以及自身良心的谴责对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稳定、人才流失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发挥高校统战工作优势，主动出击，积极有为，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

1、发挥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优势，积极推进高校教育创新。李瑞环同志指出：“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从和服务于中心工作是新时期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重要体现。当前，高等教育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的时期，教学、科研是高校的中心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永恒主题，推进教育创新是当务之急。高校的统一战线必须牢固树立为学校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指导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派、党外知识分子、各界代表人士等统一战线人士的思想、智慧和力量都发挥出来，凝聚到教学改革、科研兴校和教育创新中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教育质量，开展教育创新，关键在教师，统战部门应主动出击，做好引导，做好服务。一是要组织他们学习党和国家对高等院校所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规，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二是要与他们一道，开展教育思想观念大讨论，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观、教师观、学生观、人才观、质量观，作为高校的教师，尤其应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和质量立校、科研兴校、人才强校的理念。三是帮助他们不断地改善工作条件，尤其是让他们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更新教学方法，让教师通过校园网、电子图书馆、多媒体等进行教学，达到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四是要积极组织他们开展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工作，使他们始终站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高校可以采取以课题代经费的形式，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开展教研科研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有他们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高校的中心工作任务才能得以全面完成。这也是围绕中心工作抓统战在高等院校的具体体现。

2、发挥统战工作联系广泛，包容性强的优势，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人际氛围，大力推进人才强校战略。高校是党外知识分子大量集中的地方，是派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地，也是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窗口，高校还与海外联系十分广泛。统战对象的多样性决定了高校统战工作具备联系广泛、包容性强的特征，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为高校人才强校战略服务。一是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要善待教师、善待党外知识分子，倾听他们的心声，把人才放在适当的岗位上，让人才的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二是要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才。要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观念，把实践作为衡量人才的根本标准，把能力建设作为人才工作的重点，确立“德才兼备、重在实绩”的选才、用才标准。统战部门要引导广大知识分子破除门户之见和文人相轻的陈旧观念，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择才观。三是要遵循高层次人才成才规律，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统战部门要鼓励知识分子、科研骨干进行实践探索，宽容失败；鼓励学术争鸣，保护不同意见；要切实解决学术浮躁、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坚决反对和制止各种学术腐败现象。四是要切实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和“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知识分子工作方针政策，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的良好氛围。五是要建立健全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发挥作用的机制。对党外优秀人才，统战部门要多留心眼，进行跟踪和培养，要大胆使用，让他们肩挑重担，脱颖而出。六是高校统战工作要发挥其海外联谊的独特优势，协助学校做好海外人才的引智工作。要拓展与海外沟通联系的渠道，促进学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要把引智工作作为考核高校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

3、发挥统战工作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优势，推进高校政治文明建设。派、党外知识分子及其他统一战线人士是高校政治文明建设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高校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引导和鼓励他们建言献策，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作用。发挥派和统一战线人士在高校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出发，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发扬我党同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之间亲密合作共事关系的优良传统。

一是要明确派参与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派的地位和组织行为，决定了派参与高校民主管理，应当主要抓大事，抓深层次问题，这主要包括：学校党委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高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规划、决策和实施方案；学校领导干部的任免、考核与廉政建设；涉及广大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等。

二是要建立健全派和无派人士参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各项制度。搞好统战工作，最根本的在于制度建设。要使派和无党派人士实现政治文明建设制度化，高校统战部门要协助学校党委制定有关政策，主要包括：向派、党外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报情况、座谈听取意见制度；支持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处理提案和意见、建议制度；派负责人、校教代会常设主席团成员参加学校重大活动制度；派和党外干部物色推荐制度；校、院（系）领导联系党外代表人士制度；党外人士走访慰问制度；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派负责人工作津贴制度；统战对象活动场所、活动经费、外出用车制度等。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4

结合实际、纵深学习。按照市局、分局多次下发的文件指示和精神，领导小组一致认为要以“一要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二要持续增强教育整顿的政治自觉，三要科学把握教育整顿的方法路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交流会资料，提供参考，欢迎参阅。

材料一

为深入推进全市公安机关“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切实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进一步加强全警思想政治教育和法纪教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有效提升我所公安队伍党性修养和政治理论水平，筑牢法纪观念和底线意识。祁连路派出所一周以来将教育整顿与具体工作实际相结合，做出如下工作：

一、认真部署、细致安排。本周召开利用晨会召开集中学习四次，其中“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推进会”一次。推进会上由负责同志向大家传达学习了分局“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实施方案。会议指出，开展此次教育整顿学习，是公安队伍深入贯彻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在新时代建警治警方针的重要举措，也是纯洁公安队伍的迫切需要。作为基层派出所，要认真贯彻落实重要指示精神，强化政治引领，聚焦忠诚担当，大力加强队伍的政治、纪律、作风、制度建设，着力锻造“四个铁一般”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根据分局方案要求及工作指示，派出所成立了教育整顿学习小组，由支部负责同志、支委成员任组员的教育整顿小组，办公室设在内勤办公室。根据学习计划要求，教育整顿小组根据教育整顿内容，结合派出所工作实际，突出工作亮点，凸显工作重点，侧重工作难点指定学习计划与清单，周密部署、及时规划。安排全体民(辅)警制定个人学习清单，制定台账。

二、结合实际、纵深学习。按照市局、分局多次下发的文件指示和精神，领导小组一致认为要以“一要始终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二要持续增强教育整顿的政治自觉，三要科学把握教育整顿的方法路径”的“三要”标准开展此次教育整顿学习。根据派出所的工作实际，每天利用晨会扎实学，学习内容有中央文件、省市精神，有领导讲话、相关文献;学习感悟有集体交流、有个人发言;学习方式有集中学习，有个人自学，有分组讨论，有心得体会，有疑难解决。从多种方式上有效提升了大家的学习能力，学习兴趣和学习自觉性。

三、自查自纠，树好形象。根据分局工作实施方案，在教育学习的同时，要求全体人员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上自觉，自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自身的短板，从而在查、纠、省上下功夫。要以查纠问题为关键、以整改提升为目的，紧盯自己容易犯的错误、突出查摆重点问题，坚持刀刃向内、挺纪在前，对违法违纪行为“零容忍”。对待自己的思想，对待自己的工作要敢于较真碰硬，抓好落实，边学习、边教育、边整治、边总结，确保自己不给公安队伍抹黑，不给公安队伍丢脸。通过“训练日”提升队伍的素质，凝聚队伍的精气神，磨练意志、提升建警治警的能力。

四、创新方法，学到实处。教育整顿就要以一定的方式为平台，创新教育学习的灵活性、多样性才能保证教育学习有效果、有效能。因此，我们在学习 中要注重学习的鲜明性、导向性。要以“典型案例学习”、“警示教育学习”、“榜样正面引导”、“谈心谈话促交流”等为学习方法，坚持围绕主题学、积极主动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聚精会神学，按照市局、分局下发的学习目录和清单读原著、悟原理，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融汇贯通，要切实触及灵魂、触动思想、改进作风、推动教育整顿工作扎实有序开展。

材料二

为进一步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不断强化政治理论学习，近日，岷县公安局寺沟派出所组织召开“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先行先学集中学习交流研讨会议。

会上，组织学习了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时的重要训词精神和赵克志在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传达了学习了xx同志在全省公安机关教育整顿政治轮训开训会上的讲话精神和县公安局党委关于教育整顿活动的相关部署要求;全所民警结合政治理论学习和自身工作实际进行了交流发言，大家踊跃发言谈心得体会和计划打算，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足，纷纷表示要按照教育整顿要求深入学习政治理论知识，以教育整顿为契机创造一流的工作业绩，树立良好的形象。

会议要求，一要把学习贯彻重要训词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学深学透，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二要把训词精神落实到工作中，不折不扣地体现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落实到日常行为中;三要把重要讲话指示与“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工作结合起来，强化忠诚教育，深化理论武装，加强队伍作风建设;四要结合部门实际情况，认真做好自查剖析，确保教育整顿活动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为深入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筑牢忠诚警魂，9月18日，岷县公安局维新派出所邀请岷州会议纪念馆主题宣讲团赴派出所开展“勿忘国耻，护我山河”宣讲活动

期间，宣讲团通过展牌展示、主体宣讲、捐赠书籍、交流互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同派出所民警一起缅怀了苦难辉煌的革命事迹，重温了党的光辉历史。

活动结束后，派出所全体民警纷纷表示要将革命精神融入血脉，紧密结合公安工作实际，扎实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进一步增强职业荣誉感，强化使命担当，聚焦“四个铁一般”标准，锻造新时代公安铁军。

材料三

为了高强度、大纵深、宽领域推进“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顿扎实开展，全力推动落实“四个进一步”目标任务措施，根据分局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工作安排，2020年8月14日至18日，城关分局派出五个督导检查组，采取实地查看、座谈交流、查阅台账资料、现场提问抽查等形式，对各单位教育整顿工作安排部署、思想动员、集中学习、执法规范、自查自纠、警容警风、氛围营造、亮点做法等方面工作进行全面督导检查。

一

提高站位、创新推进，

各单位教育整顿形式多样、亮点纷呈

从督导检查的情况看，教育整顿开展以来，全局各党支部高度重视，按照“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要冲刺、转身就抓落实”的要求，紧紧围绕教育整顿“三个环节”、“四项任务”、“六项内容20条措施”和省厅“十个一”具体措施、市局“十项重点工作”，不等不靠、迎难而上，创新思路、主动作为，确保教育整顿高站位谋篇布局，全方位覆盖推进，多层次组织落实，取得了较好成效。

01

思想重视，领导班子引领示范作用明显

各单位领导班子坚持从自身做起，从领导干部严起，认真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坚持每周利用半天时间集中组织学习《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上级党委“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系列会议精神，学用结合，融会贯通，自觉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为全警树立标杆、作出表率。盐场路派出所、九洲派出所主要领导第一时间传达学习，第一时间研究部署，将责任压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紧盯 6个方面20项整治任务，结合“落实主体责任、整肃警纪警风”大整改活动，举一反三对照反思，刀刃向内自查自纠，严字当头整治顽疾，着力解决存在的涉案财物管理不规范、执法记录仪佩戴使用不标准，看护嫌疑人思想麻痹等问题。

02

靠实责任，细化措施第一时间推动落实

各单位认真落实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坚持把开展教育整顿作为当前抓班子带队伍促工作的重要措施，及时成立教育整顿专班，明确责任分工，进行安排部署，全力推进落实。巡防大队制作了《学习教育签到表》，确保外出执勤没有参加集中学习的同志及时补课学习。电信网络新型犯罪侦查大队迅速建立微信学习群，在群里讨论学习内容。大教梁所第一时间制作印发学习内容“口袋书”30多册，确保民警辅警随时学随时记，活学活用。

03

拓宽思路，丰富形式积极打造特色亮点

各单位结合自身的工作实际，大胆进行创新尝试，总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亮点和典型做法，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效果。广武门派出所党支部在教育整顿中创新守正，着力打造了“四要四增强，五查五掌握”工作方法，通过查思想、查家庭、查行为、查人员、查隐患，准确掌握民警辅警的思想动态、家庭生活、不良嗜好、经济状况、交际范围等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教育整顿成效明显。特别是酒泉路派出所党支部创新开展“小广播”主题宣讲学习，由派出所所长带头，全所民警、辅警每日利用午餐时间，收集整理学习内容，轮流通过餐间小广播的方式，开展持续20分钟的口头播报，向全所民警辅警普及灌输教育整顿应知应会知识要点，帮助民警辅警熟记、理解，真正使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达到洗礼精神，淬炼灵魂的目的。

04

铆足干劲，全警动员强化监督真抓实改

检查中发现，大部分单位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寻找抓实教育整顿的方法路子，解决制约工作的疑难问题。临夏路派出所党支部针对执法办案中存在的顽瘴痼疾，及时制定监督机制，确定专人分别承担法制监督员、社区警务监督员、党风廉政监督员，负责每周对全所各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回头看，及时做好查漏补缺。张掖路派出所党支部针对“上下缺乏指导，左右缺乏交流”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纠正，支部书记从自身做起，严格落实经常性思想工作机制，广泛开展“六谈六访”活动，谈心谈话内容丰富全面，记录规范详实，台账资料整齐规范。

二

自查自纠、红脸出汗，

督导检查见人见事推进整改

此次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既有个性方面存在差距的问题，也有共性方面落实不力的问题，归纳总结为以下六点：

一是个别单位领导思想重视程度不高，安排部署力度不大，抓具体工作落实的韧劲不足。从整体工作推进上看，派出所整体工作推进优于业务大队，较大的派出所工作推进优于较小的派出所。

二是有的单位没有制定阶段性的集中学习计划，学习内容随意性大，传达学习安排的多，交流讨论安排的少，谈体会、挖思想、除病根互动讨论交流的更少。

三是雁滩办公区所在单位、南昌路办公区所在单位领导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等靠要思想，相互推拖，氛围营造不浓厚，整体效果不明显。

四是单位之间教育整顿推进不平衡，有的单位与公安业务工作结合不紧密，存在上热下冷、内热外冷。有的单位民警、辅警对应知应会的知识概念掌握不熟练，对专项教育整顿内容和相关要求比较生疏，不能做到熟知于心、应答自如，学习笔记、心得体会没有见人见物见思想，传达部署的多，贯彻落实的少。

五是一些单位自查自纠不细致不全面，即知即改不到位，环境卫生不整洁，警容风纪不严整，电线乱拉乱接，车辆乱停乱放，物品摆放凌乱。

六是对创新方法、好的做法总结提炼不够，缺乏行之有效、具有借鉴意义的特色、亮点工作，碎片化、形式化的多，系统化、条理化的少，宣传的覆盖面不宽，宣传的效果不突出，不明显。

三

措施再细、责任再实，

以“五高”标准推动教育整顿纵深发展

针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亮点和存在的问题，分局教育整顿领导小组要求全局各单位认真按照公安部指导组、省厅、市局党委最新部署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传导压力，靠实责任，深入推进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壹

要高站位认清形势任务

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认清形势，理清思路，切实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公安部指导组、省厅、市局和分局党委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开展教育整顿具体要求上来，坚持问题导向，刀刃向内，从自身做起、从自身抓起，从自身改起，带头引领示范、带头抓实见效，为全警树好榜样。

贰

要高标准进行安排部署

各单位要迅速召开会议传达落实对通报中指出的问题进行整改，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分局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对照下一步重点工作，紧盯最新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工作目标，实化细化各项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做到业务工作与教育整顿深度融合，既符合规定动作、又有特色亮点。

叁

要高强度推动工作落实

教育整顿工作已进入关键期、攻坚期，时间紧、任务重，内容多、节奏快，要在认真做好营造氛围、理论学习、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再鼓劲、再加力，强力推动自查自纠、领导干部履职调研、重点人排摸等工作落实落地，确保各项工作符合规定、符合要求、取得实效。

肆

要高要求开展督导检查

分局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题召开会议并启动第二轮教育整顿检查督导，督导组要紧盯每一项内容、每一项工作，坚持反复查、认真查、精准查，对存在的问题要“回头看”。要督促各单位做到即知即改，尤其是接处警、服务态度、纪律作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采取切实有效强有力的措施，制定整改措施，督促整改落实。要挖掘培育特色亮点，通过特色亮点工作反映教育整顿的开展情况，以优异的成绩，检验教育整顿工作的效果。

伍

要高尺度培树先进典型

要积极开展先进典型培育选树，积极挖掘身边先进典型，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启发人、感召人、引领人，积极营造为民务实清廉的浓厚氛围。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5

关键词 大学生 统一战线 教育 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7.04.089

Abstract To understand the college students'cognition and education of united front theory，and provid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work of the united front education in college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sults. Used the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college students'cognition and education of united front theory in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the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The results reflected that the college students'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United Front.There were some defects in the United Front Theory of knowledge education in college.Therefore，colleges should combin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o strengthen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f United Front theory knowledge of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united front； education； investigation

党的十指出，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重要法宝。高校统战工作的开展在党的统战工作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不仅有利于满足高校自身不断的发展需求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1]高校不仅要落实统战理论的教育工作，而且要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结合党统战工作的相关要求和理论，将统战工作切实贯彻于日常教学中。高校有着自身独特的师资、学生和教育氛围的优势，统战理论知识教育工作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让统战理论知识服务于广大学生，有助于高校人才培养，有助于国家的和谐稳定与繁荣昌盛。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对广东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进行分层抽样调查。

1.2 方法

随机派发问卷，学生在现场匿名填写调查表（自制调查表），统一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一二三年级各发放200份，回收问卷共563份，其中一年级193份，二年级181份，三年级189份，有效问卷563份，有效率为93.8%。问卷回收后，所得数据录入问卷星调查系统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般情况

被调查的563名学生中，男生250名，占44.4%，女生313名，占55.6%；大一学生193名（34.28%），大二181名（32.15%），大三189名（33.57%）；来自农村的315名（55.95%），来自城镇的248名（44.05%）。其中，有70.34%曾任或现任学生干部，29.66%从未担任学生干部。17.05%的是中共党员，78.33%是无党派人士。

2.2 总体认知和教育现状

根据调查收回的563份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只有2.31%的人认为自己对统一战线理论非常了解，64.65%的认表示了解一些y战知识，33.04%得人表示完全不了解；有7.1%的人认为学习统战知识与自己紧密相关，67.14%的人认为有点作用，还有25.75%的人认为完全无作用；有1.24%的人能完全了解统一战线对高校教育相关部门的政策及要求，39.79%的人能够了解其中一些，但58.97%的人都表示完全不了解；只有13.5%的人知道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实际含义，有86.5%的人不知道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实际含义；24.16%的人知道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及基本方针，75.84%的人不知道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及基本方针；有9.95%的人觉得统战理论的提出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协商制矛盾，也有90.05%的人觉得不矛盾；73.18%的人认为中共党员在统战工作建设中的地位最重要，9.41%的人则认为是其他党派人士最重要，还有17.41%的人认为是无党派人士。下面是各类大学生目前统战理论知识认识和教育现状。

2.2.1 城镇与农村户口大学生中统一战线理论认识和教育的现状

受访者中城镇户口的学生为44.05%而农村户口的学生占55.95%。在城镇户口的大学生中自身认为对统战理论了解情况的总体评价有62.9%的学生认为比较了解统一战线的理论知识，而农村户口66.03%；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这说明城镇和农村对于大学以下时期的学生统一战线的教育水平程度相当。但是两者中非常了解统战理论知识的学生都非常少，仅有2.31%认为其非常了解统战方面的知识，这说明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对于统战理论知识的教育还是明显不够。

2.2.2 曾担任或现任学生干部和从未担任学生干部两者的统战理论教育现状

数据显示曾担任或现任学生干部中对统战理论知识认知有了解一些的人数占67.93%，而从未担任学生干部仅占56.89%；两者相差11.04%，这从侧面说明担任过学生干部接触和了解统战理论知识的机会比从未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多，而且更容易学到统战方面的知识。在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中尚有29.04%表示完全不了解统战理论知识，这可能是其担任学生干部的时间较短或者是担任学生干部是在小学或者在初中时期，而那时对于学生该方面的教育较少；45.2%担任过学生干部受访者最早接触统战理论教育是在初中时期，这也验证上述的可能是因为担任时期较早而引起在担任学生干部的学生中尚有29.04%表示完全不了解统战理论知识这一现象。而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完全不了解统战理论知识高达42.51%，这进一步说明学生干部群体接触和了解统战知识的机会比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学生要多。

2.2.3 党员和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三者的统战理论教育现状

由数据所得中共党派大学生群体相对其他党派和无党派学生对于非常了解统理论知识水平分别高出3.34%、6.16%，差异不算很明显但是中共党派学生相对于无党派的高出6.16%，两者的差异比较显示出中共党派的学生相对于无党派的学生获得统战方面知识的机会比较多。

2.3 大学生统战知识学习状况和学习态度

2.3.1 大学生统战理论知识学习状况

在调查的563人中，有42.63%的人是在初中开始接触有关的统战知识的，其次是在高中（22.38%），大学（8.17%），小学（5.51%），还有21.31%的人表示从未接触过统战知识；只有3.73%的人会专门去查阅统战理论方面的书籍或者新闻，42.63%的人表示很少专门查阅有关统战知识，还有53.64%的人没有去查阅学习过；2.49%的人会定期学习有关统战的最新知识和政策，40.67%的人很少定期学习，有56.84%的人表示不会定期学习关统战的最新知识和政策；有67.14%的人的统战知识来自思想政治课，其次是新闻传媒（48.13%），影视文学作品（39.43%），讲座（28.6%），其他（22.02%）。纳鲜鍪据可以看出，大部分大学生都较早接触过统战知识，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去专门学习统战知识，关注统战动态，大部分都是通过课堂教学了解到统战知识，学习统战知识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不想去学习了解更多有关知识。

2.3.2 大学习关于统战知识学习的态度状况

在563个被调查的大学生中，有72.47%的人觉得开展统战相关知识教育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有27.53%的人觉得不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71.58%的人认为学校应该增强统战知识的宣传教育，28.42%得人则认为不应该增强宣传教育；有15.99%的人认为大学生学习统战理论知识的最主要意义在于有助于国家和谐统一，10.66%的人则认为是有助于高校人才培养，8.7%的人认为是有助于自身提高；在选择途径加强统战知识学习方面，62.52%的人支持通过讲座学习了解，55.77%得人认为通过关注新闻动态，50.62%的人认为可以通过微博微信途径了解，49.38%得人认为可以通过网络学习统战知识，只有43.16%的人支持开设课程学习。从各种数据对比可以分析得出，大部分大学生对于学习统战知识的态度还是支持的，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学习统战知识更有利于国家而对自身提高无多大帮助。从学习途径来看，学生愿意接受统战知识学习但不大愿意通过课程硬性学习，这可以为加强大学生统战知识宣传教育提供建议，使得高校统战知识宣传教育工作更加顺利开展。

3 高校统战理论教育工作开展的重要性

新时期，高校在校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日趋多样化，给高校统战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总体数据看出，大学生对统战知识理论的学习远远不够，不仅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现代大学生把更多精力放在学习其他技能方面，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学习了解。高校应当大力加强宣传和教育统一战线理论知识的力度，确保统战在校内能如期顺利开展，不断培养综合性的高校人才和不断提高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下面几点：

3.1 有利于高校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建设

一方面，统一战线讲究“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在高校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中，可以运用“求同存异，体谅包容”的工作理念，加强大学生的统战理念学习，使每个大学生都能充分享受爱与被爱，使其人格得到尊重，个性得到张扬，信仰有自由，使学生和老师之间、师生与学校之间、学校与社会之间形成良好的循环关系。所以，在高校统战工作开展中充分发挥高校优势，将统一战线的和谐理念融入在教育宣传中，使得大学生更深入了解统战理论，从而促进高校和谐氛围的产生，让大学生心灵与身体更健康地成长。高校开展统一战线相关理论教育不仅符合党的发展要求而且有利于高校的教育与社会的不断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将统一战线理论和高校自身的教育特点相结合，在高校教育的发展事业中起到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

3.2 有利于高校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统一战线作为党工作的基本方针之一，而高校是知识分子汇集之地，高校的统战相关理论教育在党的统战工作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西方的价值观、“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观、多党制政党制度观等，通过各种途径在大学生中传播。而青年大学生正处于思想意志的形成时期，缺乏政治经验、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免疫力。高校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教育能使广大学生接触和认识到党统战工作具体的要求和安排。大学生通过学习协商民主、多党合作以及民族宗教自由等方面有关统一战线的知识，以后走上政治道路还是其他的发展道路，都会牢记党的宗旨，这对于其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大学生进行政党制度、政治制度等统战理论知识教育显得非常重要。

3.3 有利于国家的和谐安定和繁荣昌盛

统战工作本身就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的工作，统战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法宝。在大学生少数民族群体中开展统一战线理论的教育，有利于统战工作中民族宗教、和谐阶级、阶层关系等相关工作的发展。我国是多民族、多党制制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和港澳台同胞中开展统一战线理论知识的教育，使其了解和认识到党统一战线的工作宗旨和原t，多党派、多民族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出计谋策，有利于国家的和谐安定并且更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

4 关于加强高校大学生统战理论知识教育的思考

高校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毕业后将奔赴祖国各领域，他们对党的理解和看法以及党的统战思想的认识将直接决定未来党的统一战线的完整性和牢固性。[2]如何把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结合自身的发展规划和蓝图中，成为统战工作在校内能如期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为了在校园内落实统一战线的工作，应做到以下几点：

4.1 把统一战线理论与高校自身的特色相结合

应充分认识和意识党对高校统战工作的各类要求。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各不同时期有着相应的要求，高校领导应该时刻关注党统一战线的安排和变动，及时做好党对高校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安排。在规格过程中应该结合自己的发展要求和规划把统一战线工作落实。应该把党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和宗旨安排到日常教学中，把“立德立志，求真求精”的精神融入党的统战工作中，立志争取把党的统战工作做到最好，将统战理论和自身的发展特点相互融合，为建设人民满意的高水平特色大学而奋斗。

4.2 提高统战教育工作者素质

统战教育工作者应与时俱进，走在统一战线思想的最前线。党的统战工作思想是不断发展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安排是不断变化的，作为党统一战线理论知识的传播教育者应走在统一战线的最前沿，不断更新充实自身的统战理论知识。[3][4]学生干部是学生中的优秀代表，在联系学生和学校中起到关键作用，学校大部分的相关工作是通过学生代表与广大学生进行交流和落实。因此统战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加强学生干部的统一战线理论知识教育，并通过建立统一战线理论知识学习小组的方式，有助于加速开展和落实党相关的统一战线理论知识教育的普及。

4.3 加强高校校园内统战理论知识的宣传力度

现今网络通讯交流软件如微信、微博等盛行，在校的大学生几乎每人都会用到微信、微博、人人网等交流软件，高校的统战理论知识宣传应抓住这一便利条件，充分利用现代方便快捷的手段加强校内统一战线理论教育宣传力度。并且利用校内宣传栏、横幅、海报等传统宣传方式，在校园内显著突出的地方悬挂有关统战理论教育的横幅和粘贴相关海报，在校园内营造一种统战理论知识浓厚的学习氛围，这一宣传为之后的校内统一战线理论教育工作起到很好的铺垫作用。

4.4 把统一战线落实到具体校园内教育中

网络已经成为广大高校大学生生活学习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充分利用好网络来开展统战理论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而通过网络开展统战理论教育的方式也更易被广大学生所接收。网络课程有别于传统的教育课程，网络课程相对于传统课程内容更加多样化，而且学习的时间和场所不受限制，更具便利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理论教育不应该只停留于知识水平层面上，而是应该把它运用到日常实际中把统一战线相关理论运用到实践活动中，让其服务于活动，落实在活动，展现出统一战线强大的实际作用。并且针对不同对象要开展不同教育方式，高校是广大不同学生群体的汇集之地，除大部分汉族学生外还包括部分少数民族以及港澳台的同胞，在高校开展统战理论知识教育时应开展针对少数民族和港澳台的同胞的特色教学。根据其不同的民族背景和港澳台特殊的身份，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来推进统战思想教育工作的进展。

5 小结

高校统一战线是高校党建工作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国家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高校开展统战工作过程中，要抓住大学生这个关键点，高度重视对大学生的统战理论知识教育工作，加强统战知识理论的宣传教育，提高大学生的统战知识认知程度，并作为学校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能不断开辟新路径，取得新成效，使国家统战工作得以更好的开展，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实现长期统战工作机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 赵菲.关于加强大学生统战思想的思考[J].才智，2014（14）：337.

[2] 邹团.浅议统战理念和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4）：29-31.

[3] 娄延常.浅论高校党的统战工作应从大学生抓起[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6）：38-40.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6

清末民初,我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演化。当时的中国,社会动荡、内忧外患。要取得社会进步和有效地迎接西方的挑战,农业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发展,必须摆脱传统,寻求新的出路。当时的一些精英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这一变革的必要,他们开始主张借鉴西方思想与技术,“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运用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他们提出要向西方那样运用科技来发展农业,要兴办农业教育。我国的农业教育从此开始由典型的中国式向中西结合式转变,由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变。

(一)农业教育兴起的现实背景。相较外国而言,我国农业教育有着发达的过去、落后的近代。我国古代农业教育源远流长。当欧洲人还在使用木犁时,我国已推广了铁犁,当他们的农业还是休闲制时,我国已进入轮作复种精耕细作阶段。但为何我国近代农业远落后于西方呢?中西农业的差距始于十八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后。进入近代,特别是清末民初阶段,这种差距迅速拉大。西方的产业革命带来农业革命,也促进了农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而中国传统农业长期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进入清末民初,甚至时至今日,不少地方农民的土地耕作仍沿袭古制,与千百年前并无两样。《科学世界》在论述农业和科学的关系时,特别指出:我国农业生产的弊病就是不讲科学,不讲教育,“我中国固素称以农立国者也,而何以农作物之产出远不逮欧美,近日水旱连年,一夫之所获,尚不足供一家之需,曰是无理科固,今夫土壤学,肥料学,家畜饲养学,植物病理学,固农家最要之学科而缺不可者也”,“我国虽有四万万人民,但是不重视科学发明,不用新的科技而单靠一手一足的辛苦劳作,要想富国是万万不能办到的。”从现在看来,当时的传统农业不但不能富国,且将灭国,国家面临严重生存危机。清中后期以后,人口迅速膨胀,人多地少,粮食供应成为严重问题。据统计,1841年人均耕地仅为1.64亩,远低于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数。缺乏新式农业教育、技术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晚清农产品对外贸易的衰落,特别是丝茶出口的大幅降低。19世纪70年代中国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87℅左右,20年后,明显衰落,1893年丝茶出口货值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下降为48℅。清末民初时期农业教育匮乏及农业科技落后的现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警醒。他们认为,我国农业要改变落后、走向发达,必须从两方面入手,即:在继承发扬传统农业中的精华部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为此必须兴办农业教育。

(二)农业教育兴起的具体过程。探究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的兴起及其发展,可以发现它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萌动于洋务经世派,形成于早期维新派,集大成于孙中山。

第一,洋务经世派对农业教育的影响。在晚清特殊的社会局势下,社会经历了多次思想领域冲击与革命。纲常礼教的捍卫者曾国藩,在西方列强炮口的威逼下,思想价值不得不发生微妙的变化,开始从传统儒学中发掘“经世致用”的思想资源,逐渐重视“一技一艺之流”,并且吸取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提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教育思想。引起后来的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力图富强的官僚纷纷响应。为提倡农业教育、科技兴农,这些洋务经世派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具有先导性的观点。为了劝农,包世臣很注意改进农业技术的问题,主张把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列为士人治学的一部分。魏源的农业思想有不少新的创见,如对水患的原因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一方面固然是天灾,但另一方面,更根本的是人祸,是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内在平衡关系的破坏所导致。这种观点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能够认识到的确难能可贵。洋务经世派提倡农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虽因固守“中体西用”,没有涉及西方的根本政治及教育制度和深层观念问题,但却实现了从德到艺的价值转换,开始触及到新式农业教育、科技兴教和科技兴农的理念,更为早期维新派农业教育思想的形成指引了方向。

第二,早期维新派对农业教育的推动。晚清时期,早期的维新派受到西方思想的更大影响,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陈炽、冯桂芬、郑观应等。他们力图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大力提倡兴办新式农业教育,采用先进农业科技。冯桂芬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出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第一人,此后,使用农业机器成为早期维新派的共同主张。他们向国人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农业的概况及其优越性。当时的西方各国不仅一般的学校都开设农学科,而且还设立了许多专业性农业学校,早期维新派热切期望中国大力发展农业教育,以改变“农者不学”的局面。郑观应就曾建议当时的晚清政府下令设立各种学校,专设农学一科。陈炽则提出在农业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博采中西,并做到通俗易懂。早期维新派科技兴农、发展农业教育的思想全面而深入,不仅提出了系列主张,还详解了实施策略。他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也是后来康梁维新派及孙中山农业教育思想的宝贵源泉。

第三,孙中山对农业教育的伟大贡献。我国传统意义的农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传播农业知识和发展农业生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农业技术教育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时至清末民初,孙中山等一批先贤和精英看到日本和美国农业教育的大发展对他们国家的重要贡献,看到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有效的农业教育体系和先进的农业科技之后,提出在当时的中国要兴农会、办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以振兴中华农业乃至中国经济。他坚决主张用机器代替沿袭几千年落后的手工耕作,以发掘中国无限之富源;他赞同施用化肥,说化肥比农家肥更为有效;他认为换种可使土壤得到交替休息,生产力便能成倍增加;他还把农业上的害分为两种:一为植物的害,如薭和野草;一为动物的害,如各种害虫。对于植物的害,他要求农民用科学的方法去治;对于害虫,他要求国家培养专家进行详细研究,想方设法来消除。他提出,只有深加工才有利于农产品的保存和运输,并强调中国最大的问题便是运输,因为运输不便,所以生出许多耗费。经过分析,他提出了解决运输农产品的四大方法,即:运河、铁路、公路和挑夫。他认为如能把运输问题解决好,广大民众才有很便宜的饭吃;他又把灾害分为两种,即:水灾和旱灾。关于水灾的治理,他认为筑堤只是治标,只有种树才是治本。关于旱灾的防治,他也认为种树是治本,而用机器抽水是治标。他还早在1890年致郑藻如书》中提出创办农会,以引导农业科技的推广,在《上李鸿章》书中还提出农务有学,认为人的知识不是天生的,要掌握农业知识,离不开农业教育,并对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农业教育基础的国度里如何创办农业学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总之,孙中山农教思想是兼采众家而成一统。可以说,孙中山是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真正发起人。他的兴农及农教思想是在洋务经世派、早期维新派等基础上的总结和综合。孙中山比他们都更全面地论述了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二、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产生的原因

清末民初,我国农业教育思想的产生既有源于当时人们自身思想的革新,也有源于外部的现实需要。是思想与现实相互交织催动的产物。

(一)农业教育产生的思想根由。解决生存危机,革新图强是促使清末民初时人农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外部因素,而人们自身思想观念的变革是内在动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变易观方面。清末民初很多有识之士都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变易历史观,他们都坚持历史是进化的。开风气之先的龚自珍主张变革:“自古以来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只有“变则通,通则久”。薛福成强调生今之世却泥古之法,是“犹居神农之世而茹毛饮血”,就是历史的倒退。王韬则明确提出:“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梁启超更是强调一切皆变:“凡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他坚决反对泥古,说今人“勿为古人之奴隶也”,他还以印度、突厥为例说明泥古不变的祸害。概言之,变易观可使他们突破“悉遵成法”、“率由旧章”思想的束缚,要求用一种异于传统的、新的方法来发展农业、振兴农业,即借鉴西方、兴办农业教育、注科技入农业。第二,功利观方面。自古以来,中国一直特别推崇贵义贱利。贵义贱利以言利为耻,以重义为尚,过分强调义而忽视利,极力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由此导致对求利活动的过多束缚,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尤其到晚清之后,其束缚作用更加凸显出来。这种功利观也极大地压抑和窒息了当时中国农业的兴起和发展。中国是一个“重本抑末”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但这是仅就经济领域内部而言的,一旦超出这一特定经济领域,发展农业这种“利”与所谓道德上的“义”发生矛盾时,唯一的取向是:舍利取义。否则将被讥为唯利是图,遭万人唾弃。在这种功利观思想禁锢下人们怎敢尽力发展农业?又何敢探寻新方法去振兴农业?所以要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最大限度地用新方法去振兴农业,必须要突破这种贵义贱利功利观的束缚,改贱利为贵利,对贵利不应批判而应大胆宣扬。其实这样一种观点早在古代就已初现端倪,进入晚清更是破晓大明。当时有识之士大谈言利之说,宣称功利就是动力,是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是发展经济的动因,当然也是发展农业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龚自珍抨击“耻言富”的论调,他认为“五经大义始终饮食”。善经济之学的包世臣更是自称为“好言利”之人,同讳言财利唱反调“留意经济之学”,认为“言利”是孔孟圣门所重视的大事,大倡兴利之说。王韬曾著《兴利》一文,专论如何兴利。薛福成对于戒谈言利的古训不以为然,他反对贱利,认为中国本来地博物丰,为世界精华所萃之区,但“徒以怵于言利之戒”,致使见“中国之财每岁流入外洋者白金二三十万两”也无动于衷,长此以往,“中国将何以为国乎?”有鉴于此,他力倡贵利。

(二)农业教育产生的现实动因。清末民初,我国社会一直处于危机之中,矛盾冲突不断,尤其是我国的农村社会,危机更加深重。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中国的农业在近展的停滞。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顶峰是在乾隆时期,此后即呈下降态势,我国近代农作物的单位亩产量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不升反降,“若以1821—1830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间则为92,1871—1890年间为80,1891—1911年间为78”;与美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情况就更糟:“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量到了20年代(20世纪)也还只有1400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14倍。”其二,人口急剧增长,而耕地因受到种种限制并未同步发展。在中国全部国土面积中,平原不足10%,山地占了大部分,这使耕地面积的扩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基数却极为庞大,1850年,中国人口大约4.15亿,而该年世界全部人口据估计约11.7亿,比重超过35%。庞大的人口基数对土地造成的压力的尖锐性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1650—1850年间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中国耕地面积扩大了1倍,由6亿亩增加到12亿亩左右,而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却由4.8亩减少至2.93亩,中国确已人满为患、地不足养。这相当于要求中国在同一块耕地上,以同样古老的耕作方式,却要养活成倍于以前的人。农民的生活怎能不艰辛?其生存又怎会不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呢?而国以民为本,民以生计为先,处于生存危机的农民随时都可能揭竿而起。农业发展停滞,再加上人口剧增,耕地未同步扩展,导致生存危机,造成民变。对这样一个连锁式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欲防止民变,先解决生存危机;欲解决生存危机;先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依赖传统的方法只会导致停滞,这就要求国人寻找新的方法,寻求新的出路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孙中山曾说:“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新法如何寻找?西方农业发达之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参照,而西方农业之所以发达,“详考来源受科学之赐为多。”科学对西方农业像神奇的魔法一样,产生了巨大的生产效益。近代时人要求中国效法西方,也走科学兴农,教育兴农之路,认为中国农业的出路在科学、在教育,“农业非科学莫由振兴,”科学实为挽救中国农业之上策,“欲救垂危之农业,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末由。”他们清楚,科学和教育是我们民族最缺乏,但又是最需要的。“一切兴作改革,无论工商兵农,乃至政治之大,日用之细,非科学无以经纬之故。”中国如“将已耕之地依近世机器及科学方法改良,则同此面积之土地,可使其出产更多,故尽有发达之余地也,他们对中国农业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中国这一块土地是世界上最肥美的,如果把那农学讲究起来,好好的桥种,莫说是现今四万万人吃不尽,就是后来再生上几万万也是吃不尽的。”

三、结语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7

    如果我们翻阅中国教育史的着作﹐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历代之中﹐最有活力的教育都是书院类型的私学﹐而这些私学当发展到高峰的时候﹐往往因受到政府的认可和资助而转化成官学﹐而一旦成为官学之後﹐便往往失之了她的活力﹐最後趋於衰落﹐被其他新兴的私学取代其地位。这种现象﹐唐君毅先生尝称之为「三部曲 ﹐即私学由兴起﹐到转为官学﹐到最後衰落的三个阶段。 (注2)

    本文不拟讨论上述现象的产生原因﹐笔者提及此事﹐只是想突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相对於官学来说﹐传统的书院教育﹐有其巨大的价值和意义。笔者甚至认为﹐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书院教育仍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

    就笔者所知﹐传统书院教育的主要特质有以下各项﹕

    1.强调道德教育﹐反对追逐名利

    唐宋以来﹐官学的最主要特徵之一﹐是把教育和科举取士结合起来。从好处来说﹐这种教育能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并有利於政府的统治﹔然而﹐从坏处来说﹐则官学容易沦为士人追名逐利的场所﹐令教育趋於堕落腐化。

    书院教育﹐则往往秉承儒家的教育理想﹐从个人方面说﹐是以成就道德人格为最终目的﹐从社会方面说﹐则是进身朝政以实行推己及人的外王之道﹐或者在朝野上依社会良心议论朝政﹐令国家朝政纳于正规﹐人民能安居乐业。理学家朱子(朱熹)曾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注3)就是这个意思。

    2.着重尊师爱生﹐建立师生情谊

    中国古代教育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但这个传统却并非在官学而在书院﹐因为官学的师生许多时候以利害关系为主﹐故关系容易流于冷漠疏远﹐不及书院的师生往往有着纯粹而真的师生关系。

    一方面﹐由於生徒是择师而从的﹐他们未入门时已对老师的学问和人格十分仰慕﹐加上入门後得到老师的悉心教导及人格感召﹐故对老师更加尊崇。以理学家陆象山为例﹐他与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当他逝世後灵运回家乡﹐弟子门人前来吊唁哭丧者近千人。另一方面﹐老师教导学生﹐并不重在传授知识﹐而着重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更重以身作则的人格感召﹐因此﹐往往对学生十分爱护和关怀。以朱子为例﹐他白天忙於公务﹐晚上才到书院讲学﹐据说他「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注4)

    3.尊重学术自由﹐扬弃门派之见

    作为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一直重视天下一家的道德情怀及和而不同的学术精神﹐这种观点最能在书院而非官学中体现出来﹐因为政府为了统治上的方便﹐往往将思想规范化﹑单一化﹐以便於操控﹐每每令到学术自由受损。相反﹐由於书院是民间发起的﹐能够体现学术的自由精神。因此﹐在历代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学术界往往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以南宋来说﹐岳麓书院本为湖湘学派张南轩的讲学基地﹐但他却广邀不同学派的学者到书院讲学﹐闽学派的朱子及永嘉学派的陈止斋等﹐都曾到书院讲学﹐并受到学生的欢迎。另外﹐朱子主持白鹿洞书院﹐甚至邀请论敌陆象山前往讲学﹐双方都显示出兼容并包的学术胸襟。还有﹐历代的书院常常举办讲会或会讲﹐召集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一齐讨论重要的学术问题﹐俾使大家能互相了解和会通﹐这与现代教育中的学术研讨会的理性交流精神大抵可以相提并论。

    4.提倡学术创新﹐否定死守陈说

    这点与上一点有密切的关系。在官学来说﹐由於教学内容﹑考核标准等都由官方严格规定﹐容易造成学生死守教材﹑背诵章句﹐不敢提出自己的不同的看法。但在书院方面﹐由於课程较灵活自由﹐故此﹐无论教者与学者都能自由发挥﹐勇于创新。

    以程朱理学为例﹐其兴起与其自由讲学精神有密切关系。例如﹐在教材方面﹐除了采用汉唐诸儒所重的《诗》﹑《书》﹑《礼》﹑《易》及《春秋》等「五经外﹐亦创新地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二篇﹐并与《论语》和《孟子》并列为「四书﹐甚至从儒学义理的角度出发﹐将它们的地位提到在「五经之上。另外﹐即使是讲授传统经典﹐亦着重从中发掘新的义理﹐而非死守旧说。

    到明代﹐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後﹐它就由一种富有创见的学术思想演变成为殭化的教条和章句。但当时以书院为讲学基地的新进学者王阳明﹑湛若水等及其弟子们﹐敢於向这种腐化的官学作出批判﹐并由此而发展出崭新的心学的思潮﹐将儒学思想推向另一个高峰。

    上述传统书院教育的特色﹐明显有着巨大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有其恒久性﹐即使在现代社会﹐亦有其不可磨灭的光彩。以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现代教育来说﹐後二点的价值仍然是无容置疑的﹐因为现西方教育从来亦是十分重视学术上的自由与创新﹐故此二点亦可得到高度的评价。

    至於前两点﹐表面看来﹐似与现代教育的理想不尽相同﹐故容易令人怀疑其价值。可是﹐笔者却有不同的看法。首先﹐现代教育较重视传授知识和实际技能﹐从好处来说﹐是能够培养和训练科学和技术人才﹐这在现代社会来说﹐固然有其价值﹐然而﹐代价往往是对人的道德价值重视得不够﹐以致只讲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如做个良好公民﹑不妨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之类。这种社会﹐其实并不符合我们道德意识的彻底反省﹐并不是使人趋向于成就圆满人格的理想社会。

    其次﹐现代教育特重理性﹐相对来说﹐却疏忽人的情感﹐因此﹐人与人之间往往只求理性的了解﹐而许多时候不能有互相的关怀和感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隔膜。另外﹐即使现代教育亦有讨论人生价值的内容﹐但却只流于理论层面﹐在实践层面却出现极大的缺陷。一方面﹐教师往往只重视讲道德﹐却不能身体力行﹐容易变成讲一套﹑做一套﹐令价值的教育无法完全落实。另一方面﹐学生只重视对道德问题作理性的思考﹐而忽略在现实生活中将价值体现出来﹐亦不能成就圆满的德性。

    所以﹐在这些方面﹐传统书院教育甚至可以有补充现代教育的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应对她有更多的了解﹐以求能继往开来﹐并与现代西方教育相结合﹐为未来人类社会建立更完备的高等教育。

    注 释

    (1)笔者在中国教育史方面﹐说不上有什麽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也算不上严格的学术着作﹐笔者写本文的目的﹐也仅是以浅白的方式介绍一下书院教育的特质和现代意义﹐文中有关书院教育特质的部份﹐主要观点﹐大抵根据以下一书﹕朱汉民着《中国书院》(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

    (2)详唐君毅着《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湾学生书局)。

    (3)朱熹着《白鹿洞书院揭示﹒跋》。

新传统教育流派教学思想篇8

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传统一直在以自身的方式延续着。当传统被边缘化甚至异化后,延续传统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受到冷落而难以为继。当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价值时,传统又受到重视。传承,是传统文化生存发展的主旋律。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临床实践经验是其奠基石。学术造诣精湛、实践经验丰富的中医药专家的学术继承是中医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强学术传承方法的研究,在方法上有所创新,提高学术传承的效率和质量,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中医学术传承方式

1.1 师承授受

中医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传统科学,在其漫长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形式——师承。一直以来,中医学就是以师承方式为主,通过师传徒、父传子的形式,将前论及经验延续至今。虽然唐代政府便设立“太医署”,担任医疗单位和医学教育机构的角色,有的州还建立了地方性医学教育机构,一直到清朝“太医院”,中央政府的医学教育不断发展扩大。但这些教育机构并没有成为中医教育的主流模式,主要的中医教育还是在民间以家传和师带徒的师承形式或自学等方式进行。

所谓“古之学者必有师”,我国历史上的名医绝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造就的。如张仲景师从张伯祖、李东垣师从张元素、金代名医刘完素的私淑弟子有张从正、葛雍等。wWW.133229.cOM清朝有资料记载的有拜师或授徒经历的名医更是数不胜数。仅拿一县来讲,《孝义县志》记载：“全县中医师承方式有二,一是祖辈相传,一是师徒相授,间有自学成医者。祖辈相传,在境内著名者有沈士廉(梧桐人),从清道光三十年(1850)其高祖沈作极始,至其子沈鸿仪,六代相传；张正元(下堡人)五代相传；冯芝馥(石像村人)四代相传,田春龙(田家庄人)、刘天栋(岭北村人)三代相传。这些中医世家代代在前辈的指导下,饱览家藏医学经籍,悟领医中妙绝,在中医医术方面各树一帜。师徒相授：清末至民国初,境内有10多位名老中医收带徒弟,如李映官(司马村人)儒士出身,自学成医,慕名求学者甚多。他精选医学典籍,制定教规,依他所编医学入门三十六字歌诀(先读汤头药性,继学脉诀针灸,余读内经注释,再学诸医细究,着意修行斯道,潜心细下功夫)而施教。名中医赵明瑞是其高徒之一,并著有《金匮发挥》一书。”[1]一个县中有记载的祖传或授徒医家就如此之多,可见师承教育的确非常兴盛。

1.2 学校教育

我国医学教育的端倪见于战国至秦汉时期。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脉法》开篇即称“以脉法明教下”。《脉法》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由于当时尚无医学官学教育的记载,而且在春秋时期,官学教育由于王权衰落而逐渐趋于衰落,文教官员流于四方,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的现象。这部《脉法》当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私学教材,或可以推论当时已有学校性质的医学教育。

公元443年,南北朝刘宋王朝皇帝刘义隆采纳名医秦承祖“置医学,以广教授”的建议,创办医学教育机构,这是我国最早由国家创办中医学教育的开始。唐朝在公元624年正式设立“太医署”,包括行政、教育、医疗、药学四科,明确规定组织编制、医学分科、课程设置、学生成绩考核等制度,这种由国家创办、太常寺领导、太医署管理的中医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育机构,比欧洲意大利于公元872年创立的萨勒诺医学校早200多年。

我国医学教育在宋朝逐渐成熟。北宋继承唐朝医学教育制度,设置专门的医药教育机构“太医局”,大力发展医学教育,并开展实验教学。据《元丰备对》记载：“太医局九科,学生额三百人,大方脉一百二十人,风科八十人,小方脉二十人,眼科二十人,疮肿兼折疡二十人,产科十人,口齿兼咽喉科十人,针灸科十人,金镞兼书禁科十人。”明清时代,由太医院兼管国家医学教育,主要是为太医院培养医药专门人才。地方医学教育机构在明清时代设置较为普遍,各府州县均设“医学”,主管地方各级医药行政及医学教育。纵观古代官方医学教育,因其办学规模小、医学生数量少,始终未能在医学教育传承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改变传统的培养模式,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规范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医学的发展。

近代中医学校的创办开始于1885年陈虬在浙江温州创办的利济堂学校,该校的组织管理和课程设置都已初具近代学校规模。进入20世纪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发生,前后创办的中医学校多达80余所,比较著名的有丁甘仁1917年创立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培养了丁济万、秦伯未、章次公、程门雪、黄文东等一大批名医。建国以来,1956年国家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建立4所中医学院,并将南京中医学校改为南京中医学院。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中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各省、市成立,中医药教育事业得以蓬勃发展。

1.3 家传

《礼记·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可见,中国的世家医学由来已久。在“官守其学”的时代,医学知识可能就是由一些世袭家族来世代掌握并传承的。

当然,世家医学的鼎盛还是在六朝时期,即所谓“门阀的医家”。其中最为显赫者当属东海徐氏。徐氏医学始自徐熙,传至八代,亦医亦仕,史传皆有载,至元、明时犹有余绪,唯不及先世之显。六朝时期,门阀士族势力极重,几乎垄断了大部分的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源。而世医在这一时期达到最盛,也正是当时的社会形势在医学史中的一个反映。

1.4 文仕通医

范仲淹有云：“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句名言折射出古代读书人选择生活道路的两个不同取向。历代士大夫阶层本来就有留心医药的传统,正统儒家思想也将医药知识视作“养生奉亲”之术,对这一风气也持肯定和鼓励的态度,认为其符合“孝道”,所谓“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北史·许智藏传》)。因此,古代士人大多对医药知识有所接触和了解,有些人还会因兴趣所致,深入研读医书,并取得相当的造诣。

自唐代实行科举取士以后,门阀士族对仕途的垄断被打破,随着官员的构成发生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被不断削弱,大批出身寒门庶族的士子们踏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与此同时,那些科场失意或无意仕进的读书人往往因迫于生计或兴趣所在,选择混迹于医卜之流,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和文化发展,书籍也变得越来越普及,也为这些人能够通过读书来自学医学提供了便利。读书士子习医业医的风气在宋代以后变得更为普遍,从而形成了新的“儒医”传统。医学史上,此类“儒医”不胜枚举,远如晋代皇甫谧,金代刘完素、张元素树文仕通医之典范,近如近代章太炎鸿儒而通医、岳美中大医亦大儒等。文仕通医一方面提高了医学领域的整体文化水平,有利于医学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儒家“尊经法古”研究思想被移用于对中医学的研究,在注疏发挥经典著作的同时,束缚了中医学的创新,对中医学理论的发展有消极作用。

2 中医学术传承的特点

2.1 包容性

中医学在其创始形成的过程中就吸收、融合了天下四方的治疗实践,从而充实、完善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也使中医的治疗手段显得尤为丰富多样、异彩纷呈。在与外来医学的交流中,中医学也表现出积极吸纳、充分包容的态势。如南朝梁代陶弘景增补葛洪《肘后百一方》、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邀《千金要方》等著作中都引用了随佛教传入的“四大”致病之说,《千金方》中也载有印度传入的药方(如曹婆万病丸、阿迎陀丸之类)。印度的眼科学对于中医眼科学更是影响甚巨,“五轮学说”与“金针拔障术”皆传自印度[3]。五代李殉《海药本草》、元代《回回药方》等均记载有大量的波斯、阿拉伯医药学知识。许多由域外传入的药物,如乳香、没药、苏合香、诃子、胡椒、胡芦巴、藏红花、马钱子等,也在中医治疗中得以广泛应用。

2.2 累积性

中医历史上有很多的学术争鸣,中医学术也在争鸣中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如东汉时出现的《难经》,就表现出对医经家中扁鹊、黄帝两派理论的调和。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方面撰用医经家的《素问》、《九卷》等,一方面增广经方家的《汤液经法》,呈现出医经与经方的融合。元代朱丹溪的学术本身就有调和金元以来河间、易水两派的倾向。至其后学明代的王纶更明确提出了“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明医杂著·仲景东垣河间丹溪诸书孰优》)的会通立场。清代伤寒、温病两派的学术争鸣,最终结出的却是“寒温融合”、“寒温统一”的果实。正因为中医学这种包容性和累积性特征,才使得中医学的知识能够日积月累,随时代推移不断丰富,成为一个蕴藏无尽智慧的伟大宝库。

2.3 变通性

《易传·系辞》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医学的发展正是遵循了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的脉络轨迹。无论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汉书·艺文志》),分别医经与经方,还是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融合医经与经方；无论是皇甫谧合《素问》、《针经》、《明堂经》为一,还是杨上善分《太素》、《明堂》为二；无论是金元四家各立门户,还是寒温两派分庭抗礼；无论是时时感叹“古方今病不相能”的时方派,还是死死抱定“仲景方为万世之规矩法度”的经方派,其产生和发展都经历了一个自然变通的过程。由此可见,中医学的变通,其根本就在于合乎自然之道,纵有万变,亦不离其宗。

3 中医学术传承的新趋势

3.1 由争鸣走向融合

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中医学术不断由争鸣走向融合,理论(“学”)与技术(“术”)在交互影响中相互促进并结合。

从传说时代开始,中医学术就有东方伏羲(针灸、脉学)与西方神农(药学)的分立,以及其后黄帝岐伯“拟于二皇”的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则有东方齐派医学(卢医)与西方秦派医学(秦医)的分立和对抗,以及后来在《汉志》“医经七家”中的融合。两汉时期,有“医经”与“经方”的分立,以及汉末张仲景对两者的融合。宋金元时期,又有河间、易水两派的分立与争鸣,以及后来朱丹溪吸收河间“火热论”和东垣“内伤论”而对两家的融合。在明代,滋阴学派与温补学派的争鸣继续推动着中医学术的发展,两家大致各承丹溪与东垣之遗绪,既彼此交锋,又相互吸收。如温补学派的“命门”学说就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丹溪学派的“相火”理论。至清代,伤寒学派与温病学派的争鸣进一步促进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叶天士的“养胃阴”理论既是对仲景“存津液”与丹溪“滋阴降火”学说的发挥,也是对东垣“补脾升阳”学说的补充,两家最终也走向了新的融合。晚清以来直到今日,整个中医学面临着与西方医学的竞争。“中西汇通”与“中西结合”又成为几代中医学者为之努力奋斗的方向。

无论未来中医学在“中西结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多远,这一思路与构想都充分体现出中医学术传承发展不断由争鸣走向融合的基本规律,而这一规律也是“和”这一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在中医学发展历程中的彰显。

3.2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

现代传承研究主要集中在老中医临床经验总结方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算机技术和现代数学相结合被用来研究专家系统,如电子计算机模拟路志正老中医治疗眩晕经验专家系统、电子计算机模拟赵金铎老中医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经验专家系统等,这些系统主要研究知识的获取、知识的表示、推理和解释。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门新兴技术——数据库中的知识发现(kdd)技术。数据挖掘是kdd的一个处理过程,但却是kdd最重要的环节。数据挖掘是从大型数据库中提取人们感兴趣的知识,这些知识是隐藏的、事先未知的、潜在有用的信息,挖掘的知识表现为概念、规则、规律、模式等形式。数据挖掘以融合多个学科、汇总多种方法、处理海量数据、挖掘重要信息等特点而被广泛应用,用之整理和挖掘老中医临床经验,采用统一标准的、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数据采集平台,实时、客观、全面采集老中医临床诊疗过程中的信息,形成老中医临床诊疗信息库,用数据挖掘方法提炼老中医临床思维模式、诊疗规则,并通过老中医的反馈、验证,从而将专家经验转化成了可供年轻医师随时参考的有价值的知识,加速人才成长。

通过建立数据分析挖掘平台,利用在线分析处理(olap)技术,对名老中临床经验中病-证、病-药、病-方、方-证、症-药等规律实时在线分析与展示。借助建立的通用分析工具,通过老中医名、首诊、复诊、年龄、性别,或症-证-病-方-药的任何方面或他们之间的关联等维度的选择,可以方便地对数据进行查询分析和展示[4]。平台的建成使海量数据全部在临床医生的掌控之下,便于临床科研人员随时分析挖掘,使名老中医经验得以展示,年轻医生方便地学习与继承,进而促进中医总体疗效的提高。

4 问题与展望

师授和家传一直是古代中医的主要传承方式,这种方式还有以下几个优点：师承既有利于发挥师徒双方教与学的积极性,又有利于学生学习继承老师独特的经验和学术思想,使中医丰富的学术流派代有传人,延绵发展,形成人才链,更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在临床实践中掌握书本上所无法学到的知识；家传教育的优势主要是习医者从小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父教子毫无保留,使其尽得家传秘术。

当然,师承教育也有不足之处,即这种教育方式远远无法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且缺乏开拓性与竞争性；另外,师傅的个人言行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由于师傅知识和思想的局限性,对学生视野仍会有负面影响。不过,作为经验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师承教育对中医学来说还是利大于弊。

建国以来,中医院校大量出现,成为中医教育的主要方式,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在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方面作用巨大,但学校教育以系统化和标准化为特点,医学生缺乏名家的口传心授,成才速度慢。笔者认为,把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纳入到中医研究生培养体系是培养合格中医人才、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有效方法,对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和研究生培养都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把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纳入到中医研究生培养体系,通过中医研究生参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既有利于中医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也有利于名老中医经验继承工作的有效开展。

总之,理想的中医学术传承方式应当在规模教育基础上满足特色教育。应用数据挖掘方法如决策树、神经网络技术等研究老中医学术经验,揭示名老中医临床思维模式、诊疗规律和经验,建立中医临床经验的新模式和切实可行的新方法,这不仅有利于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全面继承,而且可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使中医药学在优良的传承方式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孝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孝义县志·卫生志[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2.705.

2 吴树平.十三经(标点本)[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1501.

3 廖育群.阿输吠陀——印度的传统医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2.299－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