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计划生育政策范文
时间：2024-02-05 15:35:25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篇1
计划生育的政策效应
南加州大学的博士生王非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利用新证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找出了它们得出不同结论的原因。
之前，学者们对人口政策效应之所以分歧那么大，一来是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数据和模型；二来许多学者对计划生育政策历史的认知并不完全，因此采用了不完整的政策度量。
而王非发现，如果一种度量忽视了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或忽略不同人群之间的政策差异，会造成政策效果的错估，主要是低估；反过来，如果一种度量过宽，把其他对生育率有关的因素也纳入进来，则会高估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
认识到计划生育政策不仅随时代变迁，而且对不同群体的实施力度不同，对作出正确的判断至关重要。
通过研究一个有代表性的随机样本发现，自1963年就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城乡的生育率有重大影响。据估计，计划生育使中国人口减少了2亿左右。
计划生育的历史沿革
王非的研究，采用了一个对于计划生育政策较全面的度量。因为政策度量比较细致，这项研究可以将政策的净效果从其他社会经济因素中分离出来，并且这种度量考虑了不同阶段的政策差异及其对不同人群的影响，从而得到比较准确的估计。
建国以来，中国人口政策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段。计划生育开始实际上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初。1959年－1961年结束后，生育率强势反弹，国家领导人开始意识到控制人口规模的必要性。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标志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拉开帷幕。这一阶段人口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且基本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例如，上海市政府建议每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三个子女，且尽可能将生育间隔控制在四年以上。
1971年随着国务院51号文件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在中国大陆大规模强制执行。上世纪70年代的政策可归纳为“晚、稀、少”，意指结婚要晚、生育间隔要长、生育数量要少。这一时期，每对汉族夫妇被要求最多生育两个子女，违反规定的家庭面临数目可观的罚款和其他处罚；同期计生政策在农村的执行力度不及城市。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的公开信》，计生政策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一胎”政策阶段。在农村许多地方，实际采用的是“一胎半”政策，即第一胎若是女孩，夫妇还可以再生一胎。这一阶段的政策对少数民族也比较宽松。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1943年－1960年出生的城乡妇女将比现在平均多生育1.2个子女。第二阶段的“两胎”政策和第三阶段的“一胎”政策效果相当，略大于第一阶段。而且计划生育政策对城市家庭的影响大过农村，它显著降低了少数民族的生育率；而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们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仅对非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教育投入是关键
计划生育降低中国生育率的发现与大部分已有研究一致，问题是理解它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可以拿计划生育的影响和母亲教育水平的影响来做比较。学界一般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但对于1943年-1960年出生的妇女，计划生育政策的效果大约相当于她们接受三年初中教育对生育率影响的3倍。这意味着计划生育的效果虽然不像官方宣称的那么大，也不像一些学者宣称的那么小。
如果没有长达半世纪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生育率也会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快速下降。计划生育的作用是使中国人口转型过程提前了，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计划生育导致生育率在代际间加速下滑。
经济学、人口学领域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大部分研究认为，伴随着计划生育，中国的家庭规模迅速减小。其正面影响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资源与环境压力，提高了子女教育水平，改善了父母健康状况，增加了家庭储蓄率等。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对于第一胎是女孩的中国城市家庭而言，计划生育政策可使家庭储蓄增加三成以上。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宏观“双顺差”正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与人口结构有关，计划生育也起了作用。
计划生育的负面影响也十分明显，且不谈该政策执行过程中非人道的一面，性别比日益失调和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问题因计划生育政策日益严峻。前者指新生儿中男孩明显多于女孩，这很可能与“一胎半”政策和随之发生的选择性堕胎有关；后者意味着每个工作人口将不得不负担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目前学界对中国计划生育的人口和经济影响已大致清楚。若计生政策的目标是控制中国人口规模，那么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标。给定目前已有的证据，延续目前政策的“经济”原因不外乎两个：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必须指出，承认计划生育对控制人口数量发挥过作用，不等于说现在终止计划生育，人口总量就会失控。
在1960年出生的人中，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61。模型预测，若无计划生育，她们的生育率在2.8左右。对于更晚出生的女性，无法精确计算政策对其生育率的影响。
假定城市化、教育水平和抚养成本提高等社会经济因素继续发挥作用，若现在终止计划生育，197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小于2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城市化继续推进、教育水平持续提高的大背景下，担心放松或终止计划生育会造成人炸性增长，似乎完全没有必要。
如果当前中国政策的目标是提高人口素质，那么比控制人口数量更直接的措施是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对城市生育率的影响比农村更大。因此，这项政策很可能因为影响城市家庭的生育决策而扭曲了私人教育投资的资源配置，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平稳转型可能是不利的。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篇2
[关键词]计划生育 人口问题
[中图分类号]C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07-03
随着国家的日益发展,人口问题已经是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我国迫在眉睫要解决的问题。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的公开信》中就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现如今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已逾30年,中国人口数量得到有效的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数年低于10‰,随着中国用较短时间实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的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而中国也已站在社会少子化和老龄化的门口。
一、我国计划生育观念的流变与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
(一)我国计划生育观念的流变
1.计划生育观念的提出
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是世界上各国都没有的。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地生育。……中国六亿人口,增加十倍是多少?六十亿,那时候就快要接近灭亡了。”“总而言之,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时候使他能够增加一点,有时候使他能够停顿一下,有时候减少一点,波浪式前进,实现有计划地生育。”①总理指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地节制。”②马寅初的观点:“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愈加棘手,愈难解决。”③“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如果不把人口列入计划之内,不能控制人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就不称其为计划经济。”④“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对人口的发展进行控制,否则就会出问题。”⑤虽然当时没有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但是随着时间和经济的发展,事实证明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是很重要,很有必要的。
2.计划生育观念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冲击
(1)传统生育观的表现
自古以来,我国以多育子女为荣的观念十分强烈。“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五世同昌”等都是这种生育观的具体表现。在传统生育观里,传统的封建思想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无后为大的“后”专指男性,只有生育男孩才是传承后代,女孩则不被重视。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这种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
(2)计划生育政策对传统生育观的冲击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思想的不断更新,现在的生育观念认为生儿育女不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加上我们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和集体的关怀下,养儿防老观念的经济基础基本上不存在。思想进步的同时,大力破除生育问题上的传统偏见和各种旧的习惯势力,树立正确的生育观迫在眉睫。
(二)计划生育国策的形成
计划生育的立法过程可谓是曲折不平,多年来经历了1978年、1982年、1988年、1993年四次论证、起草,皆因条件不成熟没有出台。上世纪70年代初,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和需要,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晚、稀、少”的生育主张。“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结婚;“稀”是指两胎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最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1984年4 月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即7号文件,文件指出:“要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取代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98年计划生育立法被第五次摆到了台面上,经历了三年的努力,在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这在人口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计划生育政策以国家法律形式确定了地位,把国家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政策、方针、制度、措施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为综合治理人口问题、保护公民应享有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的现状及变化
(一)实施计划生育前我国人口的状况与实施后人口现状的对比
计划生育实施前,人口无计划的增长带来很多问题。人口总量的剧增不但直接影响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而且还对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中国人口发展与经济运行产生了无法避免的影响;计划生育实施后,在人口趋于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人口的老龄化、就业形势严峻、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等社会问题,下面将从几个阶段来说明实施前后人口的状况。
1.实施前我国人口的状况
(1)1949―1957年处于第一次生育高潮阶段
1949年至1952年,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37‰左右的高水平,表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但整体趋势却是逐渐下降的。数据表明,人口的死亡率从1949年的20‰下降到1957年的10.8‰,自然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1954年达到24.79‰的较高水平。到了1957年全国人口增加到64653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7171万人,年平均增长1434万人,8年中共下降9.2‰,年平均下降1.15‰,下降相当迅速――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生育的高潮。
(2)1962―1973年处于第二次生育高潮阶段
三年的困难时期过后,中国人口出现了战争和灾难后的补偿性生育。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以1963年的43.37‰和33.33‰为最高,创建国以来最高纪录。而人口死亡率从1961年的14.24‰下降到1973年的7.04‰,已属较低水平。在长达12年的生育高潮中,共增加人口23352万人,成为20世纪人口发展史上出生率和增长率最高的一次,也是第二次生育高潮。
2.实施计划生育后的人口现状
(1)1981―1990年处于潜伏的人口生育高潮阶段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国人口接近10亿人,对于人口增长的措施更加严格。而由于育龄妇女逐渐增多,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上升到1987年的23.33‰,上升5.22个千分点;人口增长率由11.87‰上升到16.61‰,上升了4.47个千分点,199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14333万人,⑥这是建国以后出现的“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
(2)1991年至今处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稳定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人口政策和生育水平都进入完善、稳定和稳中有降的阶段。出生人口是逐步减少的,由1990年的21.26‰下降到1996年的16.98‰、2000年的14.03‰,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下降到1996年的10.42‰、2008年的5.08‰。⑦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二)计划生育实施后的变化
1.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目的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缺乏同步提高人口素质的意识。应该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地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同时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精神。在近几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有政协委员也提出对计生政策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一个不多,两个正好”等各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鼓舞人心的政策。但随着教育程度与经济水平的提高,中国许多城市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同样的窘境:年轻的夫妇越来越不愿意养育太多孩子,甚至放弃生育过丁克生活。
2.实施后的尴尬
在经济落后的地方,超生严重,经济负担相应增加,教育也就跟上不去。而控制这一问题的只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程度和收入的工作人员,其力量的弱小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因为整个社会人口的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消费心理趋于保守。况且,随着国家社会保障的压力加大、保守投资加大、货币流动性降低、资产流动性变差、使整个社会缺乏推动经济运行的活力。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补充与完善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补充和强化
1.中国的伦理结构将出现较大变化
如一胎制继续发展下去,恐怕我们通常理解的兄、弟、姐、妹、姑、姨、舅、表、堂等称谓,将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消失;对于独生子女来说亲情概念也将在某种层面上一步步淡化,这意味注重血脉、注重传统的中国宗族观念将受到很大冲击。
2.人口年龄普遍偏高
在将来,当第一代应计划而生的人接近中老年的时候,会形成社会断层,带来非常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之而来,会是其他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社会保障问题,我们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较滞后,到时候谁来负担这么高比例老年人的生活医疗?就目前而言,我国已步入早期老龄化阶段,不久以后必将从轻度老龄化转为深度老龄化,进而转为重度老龄化。一个日益老化且尚不富裕的社会将如何迎接这一浪潮,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要取决于社会能否做出合理的选择。
3.家庭风险抵抗能力较低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都有独子不征兵的说法。可想而知,长期独子政策对国防安全是个潜在的威胁。同时,也是对家庭的损害。当独生子女参军入伍后,谁来支撑那些只剩下老弱病残的家庭?若有所伤亡时,那些破碎的无法抚养的家庭只能由国家买单,但买单也只能是物质方面,而精神方面的悲恸是无法弥补的,尤其是独生子家庭。
4.影响经济与资源的合理规划
“人口问题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健因素”。经过二十多年努力,我国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税收年年保持了较高增长势头,人口过快增长之势减慢,低生育水平稳定。但是,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人口总量大、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冲击显而易见,既不能过度夸大人口对经济建设的作用,更不能忽视人口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在宏观决策上始终坚持把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高度,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看到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又要看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不利一面,实行人口经济综合决策、统筹兼顾,运用人口自身发展的规律,科学和制定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
1.计划生育奖扶政策的重要性
实行计划生育对于有待于国民发展的中国,我们一定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奖励扶助政策。在城市,积极建立并发展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生活贫困的计划生育家庭给予生活保障补助;在农村,免除合作医疗费用,建立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给五保户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等。由于全国人口众多,国家财力有限,目前尚不可能全面覆盖落实,所以各级地方党委政府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计划生育家庭领到奖励扶助金和享受福利政策,从而影响和带动一部分家庭,使他们也自觉遵守计划生育政策。
2.以人为本、促进国民发展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广泛开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也要坚持以人为本,由“治民”走向“民治”。
响应国家号召,跟随时代脚步与时俱进。秉持科学发展观,和谐思想从加强人口素质,推动人口教育等因素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深层次理解,对广大群众示以人文关怀,在精神物质层次同步协调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进步。
3.做好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思想教育
要注重做到强化宣传的主观意识,坚持把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有机地融入到优质服务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把计生工作的宣传教育列入开展精神文明教育时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通过上街宣传、授课、培训、开展计划生育知识竞赛等形式,使新型的生育文化深入到各个家庭,传播到千家万户,确保计划生育基础知识的普及率。同时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在意识形态上逐渐适应移风易俗、挪余陈规,形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念、文化舆论和社会风尚。
四、结语
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坚持了30年的基本国策,在顺应潮流认清形势的今天,根据时展变化对政策进行同步升华是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思想的。与此同时,生育政策的执行力绝对不能放松。在农村,随着长期计划生育的法制宣传,深入开展国策、国情、人口形势的教育,人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但仍有少数人沉迷于愚昧落后的观念中,他们违反计划生育法,对他们进行良好的劝说教育以及引导可以逐渐的改变人们的观念。笔者建议,一方面要加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度重视科技和教育,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国民素质,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在实行计划生育时除经济手段外,还可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建立健全依法管理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对于违法生育者,一律征收社会抚养费,造成恶劣影响的予以公开揭露等措施。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总体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它是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因素。
注释:
①,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2月27日);彭佩云,中国计划生育全书.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1993年版,第713页.
③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46页.
④彭华.马寅初的最后33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46页.
⑤洪如林.人口科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5页.
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05页.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篇3
通过过去40年来实行的计划生育国策看来，近年来人口出生率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而我国在世纪初已进入老龄化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以上人口约占14%，即人口构成模型向“倒金字塔”转变。故2013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六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决议》，该决议表示，父母之间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该夫妇即可生育两个孩子。依据该政策，至2014单独二孩政策在20多个省实施。 旨在通过该政策的实施来调整我国的人口构成，缓解因老龄化带来问题。
二、1960年代来我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纵观我国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发展，大致可分为70年代前和70年代后两个阶段。70年代前我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并不明确，处于初步探索阶段。70年代后我国的人口和生育政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逐渐更新和完善。
70年代前，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我国人口迅速增长。该发展趋势一直延续到60年代初期。直到大跃进失败，我国人口过多的严峻形式已经不容置否，且迫于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我国经济发展的缓慢，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的计划逐渐被提上政府议程。随即颁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的公告，在部分省县号召计划生育，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使得计划生育的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我国的人口发展又处于了盲目发展的状态。
而70年代后，先是70～80年代我国逐渐形成了限制人口增长的“晚、稀、少”政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我国的经济逐渐下降，人口的数量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本来尖锐的社会问题更加显著。随后集中在整个70年代，该政策被提到议程上，进行了不断地丰富，对控制人口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惯性依然存在，80年代后，我国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都有一定的增长。因此，独生子女”政策，即紧缩的一胎化政策在全国开始推行。
进入90年代，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政策逐渐多样化和人性化。199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现实的生育状况和人口数量提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并对具体的人口数量做了预测。2001年12月29日颁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法》，使得原来的政策性规定更加法律化和规范化。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公布，该《决定》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和进一步完善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规定。[4] 该《决定》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政策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我国今后的政策调整和完善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影响人口政策变迁的因素
自上世纪60年代来我国人口政策的转变，主要围绕70年代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中心。故主要围绕计划生育政策为主的人口政策为对象，分析前后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一）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20世纪70年代后期则逐步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由此可见，人口政策调整是伴随社会结构的调整而调整变化的。新中国成立初，人口的增长带来的问题能够被及时提供的就业岗位所掩盖，而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我国人口又一次快速增长，此时国家人口与资源矛盾突出，人口的增长不能适应社会的转型，故在70年代后进行了生育政策的调整。
（二）人口快速增长对社会经济的滞后影响
建国初，因生产力的解放，促使了大批失业人群就业问题得到解决，这使得当局的政府部门产生了偏差的认知，认为只要发展生产力就能解决失业问题。对人口形成放任自由的态度，再加上传统的“多子多福”的概念导致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高峰。而伴随人口的增加教育住房就业资源等问题频出，人口快速发展给经济发展带来的滞后的影响，使得当局国家领导者认识到需要制定相关政策限制人口过快的自然增长，故在70年代初期，成立计生领导小组、计生机构等，计划生育工作在全国启动。而在80年代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完善。
而新世纪来，伴随我国迈入老龄化国家行列，自上世纪70年代初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仅通过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发展模式实现了由“三高”向现代型的转变，实现了世界人口发展的奇迹。但是相同的这样的人口政策带来的结果也具有两面性，近年来就该政策的实施形成了功绩论和问题论两派。前者认为，计划生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40 年的人口红利。[5]而后者认为，40多年计划生育特别是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制造了一系列重大人口安全隐患和经济社会风险问题。[6]于是有了2013年来新出台的“单独二孩”政策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修订。所以无论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曾一度放开的人口政策，或是在当今社会因面临老龄化社会而重新调整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都体现出基于人口发展对经济的影响，而相应需要做出的人口政策调整改革。
（三）社会变迁带来的生育观念的变化
由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作为物质基础，儒家传统文化为信念支持，加之维护统治需要及传统继承制度上形成的“早，多，男”生育价值体系，逐步转变为围绕“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形成的“晚生晚育，优生优育”观。
“单独二孩”政策的推出，正处于传统生育观念转型时期，传统联合家庭中，老一代祖辈与当前年轻夫妻生育观发生剧烈碰撞，如何在这样生育观转变背景下适当调整人口政策是给政府做好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四、社会工作视角下新时期下人口政策改进的政策建议
（一）基于改变生育观念的一般建议
当前国内研究成果中提到的建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入，一方面强调依然要坚持国情的推进计划生育的国策。同时，政策的调整也应结合实际，不同地区不同条件的处理，因为我们的人口分布是不均匀的，因此人口政策不搞“一刀切”。具体又包括完善教育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而针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通过建立完善的养老体制和社会福利制度与完善养老资金投资渠道等。在生育观念方面，强调加大宣传作用，从宏观层面营造“男女平等”的观念氛围。禁止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提高社会经济水平，尤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通过改善生活物质条件，来影响原先根存于农村的生育观。
（二）社会工作宏观方法对人口政策调整的介入
宏观社会工作亦称做社会工作宏观实践，是指在机构和社区内引导积极的社会变迁的相关专业活动。主要包括社会政策、社会工作行政及社区工作三个方面，前两者的服务对象是机构而非直接的案主，又被称作间接工作方法，而后者的工作项目也来源于社会政策，同时需要借助社会工作行政的技巧进行实施。
1. 社区工作方法层面
社区教育主要是通过社区家庭教育模式在社区的婚育年龄成员间开展服务活动，它相信每个人都有学习和提高生活的能力，在社区中，工作者完全承担倡导者，组织者和各种教师的责任。对于新时期提出的人口政策，同时针对这一婚育群体当前的需求，包括结婚生子及接下来的教育抚养等，为了更好的使这一群体的需求在政策范围内得到更好的满足，社区工作者通过具体的在社区内进行政策教育的倡导，组织社区内成员进行“单独二孩”等最新人口政策的讲解分析并与社区成员进行分享讨论，使得适龄婚育的群体能够全面把握政策动态，并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生育，树立正确生育观。
此外，在社区教育的过程中，针对社区成员的“学习反馈”，社区工作者及时的进行整合，同时向上级组织反馈社区成员针对政策中的新要求，以此向外倡导政策的修订与完善，即实现人口政策与居民需求的充分结合。
2. 社会工作行政层面
是指将社会政策转换为社会服务的过程，具体到社会工作机构即通过一系列管理活动，保证机构的高效运转，输出有效社会服务的过程，其直接服务对象不是案主个人而是社工机构。
（1）政府层面的社会工作行政
是政府的社会福利主管部门按照社会福利的政策和法律，在他们的领域的各种技术和策略的使用工作中，解决、预防和治疗社会问题。在人口政策方面，各省、市、区政府的民政部门积极落实中央政策的工作内容，注重因地制宜，促进各地区的人口政策科学、有效的落实。
（2）机构层面的社会工作行政
承接政府层面的社会工作行政工作，就机构所在区域，明确辖区内符合政策要求的服务对象范畴，并制定服务方案及服务标准，进一步组织相关人员对有需求的服务对象群体开展具体微观的社会工作服务，包括开展互助小组、个案访谈等。
同时，在针对人口政策的实施方面，机构本身要注重发展一套计划以建立和维持有效的社区关系，以促进具体服务的开展。此外在服务开展中要进行预算与设施维护，以及对服务成效进行总结评估，以提升服务质量，给相关部门及利益群体以交代。
3. 社会政策层面
（1）公共医疗卫生政策方面
具体包括公共卫生及医疗服务两个方面，针对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夫妻，在政策方面进行倡导维护其权益，特别是在生育二胎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相关医疗服务及生育后“第二孩”的医疗服务两个方面。促使建立新人口政策的配套服务政策。
（2）公共教育政策方面
同样的，政府有必要加大公共教育投资力度，确保新生人口能够接受充分的基础教育，同时设立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成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才。
（3）针对专门人群的社会政策体系方面
当代国际上的社会政策体系多以普遍的社会大众作为服务对象，其中涉及特殊的服务对象又主要是“老幼残妇”等这些群体。而伴随“单独二孩”政策的推出，选择响应政策生育二胎的这一群体，可以作为新的“特殊人群”进行社会政策的保护。
五、结语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篇4
【关键词】生育政策调整；市场生育；生育平等；人口现代化
从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看，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但是，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带来了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的教育、就业与妇女地位等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据有关预测，中国到2040~2050年人口达到15-16亿时将实现人口零增长，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影响巨大，要求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的制度性因素因势利导，进行转变。现行人口政策，主要以《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为主，各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框架下进行的，政出多门，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状况。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决定认为，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但人口数量问题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将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因此必须保持现行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不变。我国各地人口发展极不均衡，因此，未雨绸缪，考虑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路径，有助于人口发展走上和谐文明的轨道。本文从分析现行人口政策的问题出发，了解近年来对人口政策的新见解，并以总和生育率为主要参考指标，描绘了人口政策转变的可能性路径。
一、现行人口政策的问题
（一）对现行政策作用的评估，但对计划生育的效果，学术界众说纷纭。
1、主流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成绩显著，效果有目共睹。连续30多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使中国飞驰的人口列车终于逐渐减速，摆脱了“人口数量危机”，中国的人口增长类型由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在70年代以后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转变完成。
2、相关甚小。例如，梁中堂认为，人口过程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生育率水的原理在人口过程中顽强地发挥作用。“如果制订一个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接近农民生育意愿的宽松政策,不仅可能比实际出生的孩子还少,更重要地是理顺了各种社会关系,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部分观点认为，鉴于我国在教育、医疗保健、妇女的工作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其它方面都显著地取得了更大成就，我国的生育率同样下降很多。
（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地划分了农村与城市的生育政策差别，极有可能影响了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的人口政策的多样性。
（三）现行生育政策的若干伴生现象——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升高、人口老龄化加速和难以维持人口正常更替。
1、关于性别比升高。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的资料公布：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高达116.9，超过公认的正常标准，0至9岁人群中男性比女性多1277万。性别比失衡将使未来少年儿童成长处于不正常的“性别生态”环境中，影响其心理和生理的正常发育。如果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长期得不到解决，将会引发“婚姻市场挤压”。虽然对计划生育与性别比升高的相关性有争议，但计划生育政策对性别选择确实可能有影响。
2、人口老龄化日益严峻。我国目前有65岁以上老人近9000万人，203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达3.57亿，2050年将达4.39亿，届时约占总人口的25%，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养老保障问题突出。使我们遭遇“人口结构失衡劳动人口减少”危机，劳动人口的减少，需要人赡养的老人增多，中青年负担增加等问题，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3、一是城市和农村人口反比例增长问题令人担忧，城市居民实行“一胎制”，而广大农村地区“二胞胎”已是普遍现象；由此造成人口素质的逆淘汰。
4、计划生育引发了部分道德问题，社会上出现包二奶、假离婚甚至借腹生子现象。
二、调，还是不调——调整政策的百家争鸣
生育政策的目标涉及到“人口理想”与人口现代化，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代人的政策，不能“一百年不动摇”。部分学者认为需要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反思并微调。
曾毅认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所实行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晚（晚育）”和“稀”（适当拉大生育间隔）对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急剧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2‰左右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晚育的前提下逐步平稳地放宽二胎政策，只要规划科学合理，就不会出现人口增量失控的局面。这样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降低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政治代价与管理成本，有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女婴死亡率偏高的危险倾向，并且可以避免只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政策而不放宽二胎政策的负面影响。
郭志刚认为，对调整生育政策的担心主要在于以下问题尚未真正解决：一是仍有许多迹象表明1990年代的出生统计存在严重的漏报，二是顾虑生育政策调整本身可能刺激生育意愿的大幅度反弹，特别是顾虑历经多年严格的计划，现有大量育龄妇女堆积在只有一个孩子的状态，如果普遍放开二孩生育可能出现较大规模的出生高峰，影响到未来中国人口稳定发展，特别是30多年来计划生育的成就会不会毁于一旦。他通过研究指出生育政策调整不是渐变过程，而是突变过程。因此以往采用连续变化参数一是没有反映这种突变特性，二是预测方案其实并未模拟确切的政策调整方案，三是模拟方案的生育参数其实与生育后果是同义反复，因此后者不能认为是对某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的评价。
聂佃忠通过对我国政府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和市场生育优越性的阐述，建议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与市场生育相结合的生育双轨制，为最终确立市场生育的目标铺平道路。
牛祥兆认为，一些猛烈政策的实施会带来很多副作用，如目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性别比例、逆淘汰等等，虽然关于它们是否是政策的副产品的争论仍在继续，但无疑它们都是伴随着人口政策的实施而出现的，人口政策难脱干系。他建议用温和的、相对宽松的、渐进的政策，以实现人口规模的软着陆。另外，间接引导要比强制性政策更人道，效果也更长久，国际社会对计划生育政策反感，而倡导尊重人权，实行指导性的“家庭计划”，也正是这个原因。
林毅夫认为，我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当前的人口政策重新认真思考的时候，至少在内部需要仔细讨论。因为在人口数量方面，现在的政策是从如何压低生育率、减少人口增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的。传统观点认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但到底人多是负担还是优势？人多了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负担？其实，这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战略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发展的主要是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其特点是投资多，创造的就业机会少，连满足城里新增劳动力就业都有困难，以致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用原始生产工具进行生产，劳动效率与产出相应地处于低水平。事实表明，人口规模大并非一定会限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沿海地区却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关键在于发展战略的转变，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我国应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不仅是我国最有竞争力的产业，同时又可以容纳最多的就业，创造最多的财富，使资本增加最快，产业升级速度也最快。按照这种发展模式，我国的人口规模幷非劣势。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省的人口密度都很高，但其企业极具竞争力。相反，人口少、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罕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
蔡昉等认为，在21世纪至少在21世纪前期，必须坚持既定的以控制人口数量为重点的总体人口发展战略，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调整人口结构仍然是人口政策的核心与关键。
三、建议——人口政策转变的选择
以时点的总和生育率，目前的生育率为1.8，对此数据的争论暂且不论，已经可视为低生育水平，TFR低于1的地区，可进行城乡一体生育政策的试点，通过调整，若干问题可迎刃而解。JohnBongaartsandJudithBruce认为，良好的人口政策影响很大，不仅应当符合社会意愿，而且应当符合伦理道德，因此它应当谋求在降低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的同时，消灭对妇女的歧视，提高儿童的生活水平，应当加大家庭计划、生殖健康的投资（与我国提出的全面投资于人的理念不谋而合）来提高生产率，促进公民健康与福利。笔者认为，在目前已经确定“十一五”期间人口政策稳定的情况下，人口政策的长远调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政策基础的转变。从两种生产到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拓宽人口管理服务的领域，建立多部门联合的人口信息系统，提供比较准确的数据依据，使人口政策科学化、人性化；按照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将人口发展规划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既是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保证，用于增进人口身体素质的医疗卫生保健投资、用于提高人口文化教育素质的各类教育投资应快速增长，目前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左右，而且多年来这个比例基本没有多少变动，严重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口素质的提高。
（三）反思与国际接轨，运用以往成功的经验和做法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积极地借鉴发达国家在人口发展领域的经验。依法行政，政府要进行利益调节机制。国家通过教育政策、经济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公共卫生政策间接地调节生育率、延长预期寿命。
（四）国家整体目标和区域人口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协调平衡，促进城乡平等、民族平等、区域平等、男女平等，完善计划生育社会保障体制。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制作为强化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的重要举措，开展了独生子女保险、奖励扶助、独生子女伤残险等工作调节群众生育观念，更加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缩小政策生育和群众生意意愿的差距，并有利于促进不同阶层之间人口发展的和谐。
（五）人口管理的内容市场化取向，符合“小政府”的公共管理取向。人们在核算生育的投入和产出时做出生还是不生、生几个的选择。政府在生育政策上逐渐放宽，通过制度建设来达到人口增长的自然减缓，最终由“市场生育”取代“计划生育”，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也将完成工作观念和思维方式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型。
（六）加快人口城市化，建设节约型社会。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是降低生育率和稳定低生育水平有效提高人口素质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重要方略，缩小城乡间人口政策的差距，可考虑先放宽城市的人口政策生意同农村生育政策一致，也有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七）把握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完善养老保障体系。要恰当估量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社会负担、储蓄投资、消费伦理文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实行可靠的老年社会保障特别是经济保障和健康保障，在人口政策未放宽之前，保持目前1.8的总和生育率，勿使之下降。
（八）加快西部人口转变。西部大开发应走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以经济发展和人口质量为核心的民族繁荣，摆脱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贫困的恶性循环，少数民族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在生育数量上应适当放宽，不同人口规模的少数民族也应有所不同，要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减少新生儿出生缺陷比例。在我们人口数量达到峰值时，调整人口政策至东西部和民族之间的基本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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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坦因•汉森：人口：对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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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誉达、柏正杰：论中国的人口问题与经济发展，《兰州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P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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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翟振武：人口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中国人口科学，2001年第1期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篇5
【关键词】计划生育 新人口政策
一、文献综述
1、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介绍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出台背景：
（1）国际背景
玛格丽特桑格出于优生学和种族主义的角度宣传计划生育，成为计划生育的首场者；1912年，第一届国际优生优学大会在伦敦召开；1936年，普林斯顿大学设立了人口研究所；二战后，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开始兴起，出现诸如：《人炸》、《增长的极限》等控制人口书籍；1946年1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成立人口委员会，自此之后，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督促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对坚持控制人口国家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2）国内背景
张京生首先引进计划生育这一理念，但在当时并不被受重；建国后响应的“新人口论”，马寅初第一个提出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理论，率先提出计划生育政策，被当时的思想理念驳的体无完肤；1981年，中国人口学会成立，力崇宋健、陈道等人思想，接受联合国基金援助，严格控制人口；近年，以牛文元、胡鞍钢等人提出“低碳发展国家行动方案”，认为中国最大挑战就是人口问题，呼吁控制中国人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
2、学术分歧
面对计划生育政策，学术界并不没有一边倒，计划生育政策在饱含争议中出台，至今也分为两种不同观点。
（1）赞成计划生育学者观点
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的学者，以胡鞍钢为代表人物。胡鞍钢对中国人口的研究始于1985年。1989年，胡鞍钢在《人口与发展》明确提出中国会相继迎来人口高峰、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年人口高峰，反对人口红利说。
（2）反对计划生育学者观点
与近30年宣传的中国人发理论相反，易富贤认为从中国几千年的发展来看，根本无法界定中国人口的上限，中国人太多的说法只是危言耸听。并且否定人口比例与资源失调这一问题。具体分析了在客观条件上中国是矿资源大国，而水资源不够用只是技术还不够先进，没有将雨水利用起来，近年很多国家开始开发海水转变为淡水技术，所以水资源并不缺乏。他认为人是资源的消耗者同时也是资源的创造者，人力资源就是一个国家的优势，从人口来看待世界经济，印度将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大国。
二、未来人口政策的前景
那么未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如何发展呢？
1、增加人口
无论二胎政策是否软着陆还是突然全部开放，有一点毋庸置疑就是中国必须开始发展人口，发展青壮年劳动力。中国在这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如果不发展青壮年劳动力，就无法再继续提高经济，更加无法应对沉重的老年负担。中国应当并且尤其发展有文化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因为单纯靠以往人口优势产生的人口红利不是一种长远发展的方法，依靠简单劳动力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还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按照全球发展趋势，这种时代也已经过去了。
2、加大教育投资
中国大学扩招以提高高校就学率，十几年下来，就学率看似升高但是隐藏了一系列的问题。很多大学盲目扩招，最终结果是太多的本科生没有在大学学到很多知识并且出来仍然找不到工作。加大教育投资应当是实现教育公平，让偏远山村的孩子也能享受到同等的教育水平，如今大学里，尤其是重点高校，来自农村孩子所占比例越来越少。教育不公平导致农村孩子上大学困难，不利于改变当前的经济结构，全面发展。当今大学也应当发展自己的优势学科，不要一味追求暂时的经济效益而盲目扩招，这种才有利于大学生毕业后有更好的发展。
3、改变现在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中国人口不可能增加到从前的数量，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如果我们还想保持经济大国的实力，必须转变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不再以手工业制造为主要经济来源。而且改变经济结构有利于环境保护，牺牲环境带来的GDP是不可取的。适应中国人口的发展就必须改变经济产业结构。
4、完善养老保障制度
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比城市低很多，农村低收入老年人收入基本上来源于农业，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提高农村老年人整体收入水平的必须完善农村养老保障。而对城市老人而言，重要的是发展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的发展，让老人们能够有个安静愉快的晚年。
5、平衡人口结构
如上文所述，计划生育在一定方面恶化了重男轻女的现象，因此未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在坚持控制人口大规模增长的基础上，还应当兼顾男女比例平衡的问题，以缓解性别比例失衡带来的问题。从思想上宣传男女平等观念，制度上杜绝产前性别鉴定等非法行为。
参考文献：
[1]易富贤.大国空巢.
[2]包蕾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50年评估及未来方向.社会科学，2009（6）.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篇6
1982年，控制人口被提高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决定性因素之一正是当时中国大陆面临历史转折期的特殊困境。时值“”结束后，数千万回城知识青年难以安置，社会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城市犯罪率激增等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与此同时，大陆人口长期呈爆炸式增长态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人口总量从1949年的5.4亿增至1981年逾10亿。在一个市场调节的社会，人口增长本可受制于经济条件，但在时代，不但欠缺市场调节，执政者还以“积极备战”为目的，对全体国民实施政治、经济手段兼有的激励、放纵生育（尤其是生育男孩）政策。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面对的是一个全民就业均需政府安置的社会，其承受的压力远非今人可以想象。 1983年8月，苍南县计划生育宣传队在华阳农村演出。
作为一个几乎所有人均资源禀赋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生产力长期低下、无法解决温饱问题的落后农业国，令国民免于饥饿危险的压力，正是当时的中国采取“一胎化”的激进人口政策的国内背景。
而在国际上，人口压力问题其实自19世纪以来逐渐成为人口密度较高国家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事实上，通观人类历史进程，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千百年来始终存在，且均只能通过科技发展带来生产力的革命性提高才得到缓解。
进入20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主动实施以节制生育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开始成为面临人口压力国家的选项。迄今为止已有几十个国家实施程度不一的计生政策。中国政府的计生观念也在此潮流之列。
计划生育被定为国策迄今正好30年，客观上，它的确大幅缓解了中国人口压力带来的社会危机，改善了中国人均禀赋严重不足的先天制约。主动积极的计生政策，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成就必不可少的前提。另一方面，30年的计划生育，也大大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文化、重教育重后天投入的质量观念，代替了重视数量的生育观。
30年后的今天，中国或许面临新的人口问题，即在基本完成当初控制人口目标任务的同时，由于社会生育文化的改变，和中国目前的出生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的数字，激进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到了需要重新审视、调整的时机。
近年来，计划生育中的“暴力强制”常常成为大陆网络上的热议话题，网友甚至在网上自发结集“计生记事”，曝光当事人各自经历过的“暴力计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事件或话题变得“抢眼”，并非因为大陆计生暴力变得严重，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近10年，中国政府陆续颁行相关法条，并在政策执行中开始依法行政、依法计生，同时民间维权意识加强，暴力计生行为已较少出现，所以这种一度称得上是“日常操作”的计生手法，变成了今天的“新闻”。另一个原因当然是网络平台的出现，让此前很难为外界所知的盛行于中国农村的暴力计生事件被滞后集中曝光，引发社会各界的互动。
这些被曝光的暴力计生事件显示，中国计生政策在推行中，最大阻力集中在乡镇以下的基层社会，那里是计生“一线”。要对这个规模空前的计划生育工程有一个客观评价，就必须对中国的基层计生有一个时间跨度在30年左右的完整观察。为此，本刊特别刊发一位基层“老计生”的从业自述。近年从县计生局局长位置退休的他，既有过做绝育手术的大夫的经历、也有在计生一线当乡党委书记的经历，历时整整30年，完整见证了计划生育在中国大陆的政策演变和深远影响。
应当事人请求，本报道掩去了具体人名、地名，原文亦有删节。为展现计生政策执行者的真实心态，较完整保留了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1984年，集中结扎的温州妇女。温州市人多地少，历来是计划生育问题的“重灾区”。为了执行国策.计划生育工作人员不得不将计划生育对象集中结扎。 右下1996年10月，贵州省黔南荔波县瑶山乡，计划生育宣传标语。
1980年代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到计生部门工作，因为计生工作者社会地位低，受社会歧视。当时老百姓不接受计划生育，就连政府机关的人也经常拿搞计生的人开玩笑。但我这个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的毕业生就被分配到了县计生办。此后，一干就是30年。
1980年，国策拐点
1970年代，中国农村还处于时期，就计生工作而言也是最好管理的时期。
1950年《婚姻法》规定的登记结婚年龄是男20岁、女18岁，到1970年代，虽然没有修改，但因为提倡“晚婚晚育”，实际执行中，男性28岁、女性25岁才予以登记（我们省是这样，至于全国是否如此我不知道）。那时提倡“一对夫妇两个孩，中间间隔四五年”，对二胎以上家庭以及两个孩子生育间隔时间不够的要进行处罚，主要的处罚方式就是扣工分。详细扣分标准记不清楚了，但起码扣两个月的工分。
这个政策是希望形成全社会都支持、关心计划生育的氛围。但在市场经济时代，这是很难推行的，比如供销社都被个人承包了，凭什么卖化肥时给你的价格低？再比如要求银行对持“三结合证”的人贷款时实行利率下调，但人民银行有规定不能下调，基层没办法，就一年直接发给帮扶户200块钱。
当时县里规定各部门都要以一个单位包几户的方式，对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困难家庭进行帮扶。每到年底，上级还要对此考核。各行政部门都觉得被计生折腾得烦得要命，最后就变成了走形式。每当到年底快考核了，直接给帮扶户几百块钱，并告诉被帮扶户上面来考核的时候该怎么说。比如，市里来考核问“谁帮扶你们家？”答“交通局。”“交通局来吗？”答“经常来。”“怎么帮扶的？”“给俺家买化肥……”
当时也有个别村成了计生工作“老大难”。有一次，为了解决“老大难”问题，抽调了全县各个乡镇的力量，集中解决一个村。一共100多人，凌晨两三点钟进村，一下子查出了几十个计划生育工作对象（如应该绝育没做的、计划外怀孕的等等）。组织这么多人集中到一个地方开展工作，是有很大风险的，所幸没有发生问题，安全返回了。不过那种突击检查过去以后，那个村子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当时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权力很大。我记得有个乡有一年经济考核指标全都达标了，本来可以得好几万奖励，就因为计划生育工作考核没过关，就被一票否决了。这个乡党委书记找到计生部门来不依不饶，说考核不公平。所以计生局长的位子非常不好干，容易得罪人。我们前后几任局长都得罪了好多人。
这种“一票否决”制逼得乡镇之间要争先进，县市之间也要争先进，因为不争先进就可能被否决。但也不是人人想当先进。当时有个县的县委书记就向下面传达一个指导思想：“计划生育不要争先进，只要别在后三名扛黄牌就行。”他骨子里对计划生育工作不认可，他有一种非常朴素的想法：“老百姓没个小子行吗？咱得理解老百姓。”但是好多地方还是争先进争得厉害的，争得最厉害的地方工作都很“左”。
计生罚款的标准越来越高，加上管的力度比较大，1990年代总体来说是超生最少的。当时从计生局长任上被提拔重用的人不少，虽然不比其他部门更显赫，但比过去好得多、比一般科局好。
2000年后的依法计生
到2000年左右，计生政策导向有了些许变化，开始提倡利益导向机制，对实行计生的家庭给予奖励和帮扶。此前也有奖励政策，但基本没有落实。从2000年开始，实行计生的费用渐渐由政府承担，计生部门从上至下建立了计生奖励扶助职能科室，开始落实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奖励政策，独生子女夫妇退休奖励3000块钱、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等政策。
在计划生育管理方面开始依法管理，落实节育方面也更加灵活和人性化，不再一刀切式做结扎，节育措施可以自由选择，怀孕7个月以上的不再采取补救手术，探索计划生育管理村民自治等。
这种人性化的管理，确实保障了人权，缓和了干群矛盾，但计划生育的行政干预手段开始弱化，对坚持多生孩子的人缺少了硬约束。计生政策发生的变化可以用基层计生工作者的一句话总结：“自从有了《计划生育法》（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计划生育反而没办法了”，“老法不敢用，新法不管用”。计生手段越来越弱化，使得超计划生育又开始反弹。从近年来的入托、入学就能明显感受到出生人口在逐年增多。
管理手段虽然弱化了，但各级政府的考核指标并没有弱化，仍然定得很高。在形式上仍然坚持考核，但考核的威慑力持续下降。现在虽然也有“一票否决”，但往往流于形式。计生在党委政府工作中的位置已经远远没有原来那么重要了。每年一度的计生考核也没有那么严格认真了，有的地方通过收买、贿赂考核组来蒙混过关。
这种情况下，计生工作也做得轻松了许多，下乡检查次数明显少了，天天就坐在办公室捣腾报表、数字。过去计划生育严格的时候，周六、周日真没歇班，现在再没有过去那么忙碌了，节假日能正常休息。因为计生部门不作为没关系，出了恶性事件责任就大了。这次陕西安康事件一下子就处理了那么多人，反过来看，现在你哪还会听到1990年代那种因为超生过多处理官员的事？
我们的感觉是，人口出生在反弹，现在的人口状况并不像一些专家推算的那样，生育率只有1.2或1.8，我认为这些数据缺乏可靠性，这些所谓的专家应该到基层实际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些实际情况。包括人口普查，因为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普查数据也不十分真实和准确。尽管国家是为了获得真实数据、对常规统计数据纠偏才专门搞人口普查，并出台政策说“这次普查不和政绩挂钩、不追究责任、不秋后算账’，但各级政府怎么敢自己暴露真实情况？如果两个统计数据相差过大，那这些年自己的工作是怎么做的？
我们这里，有的地方甚至开始攀比超生的现象，你生三胎，我就生四胎。前些年因为人口出生率下降合并学校，现在又开始扩建学校。政策不持续，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我曾经给教育局局长一个建议就是：现在先不要盲目撤点并校，否则以后再建学校、买学校也是个麻烦事。
计生者反思
有一种说法说计生政策无法调整的阻力之一是计生部门的既得利益，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回顾计生系统的发展，在它变得有权有钱的过程中，肯定也发展出本系统或相关部门所渭“既得利益”的问题。举两个例子来说。
一个是计生罚款。这个罚款后来更名为“超生子女费”，各地方都出台过地方法规来管理这个款项。到1990年代末，这个款项又改名为“社会抚养费”，而且纳入财政预算，全部交到县一级财政，由财政再返还给下面作为计生费用。
后来随着征收标准越来越高，再加上计生管理手段的弱化，超生人数也在增加，征收社会抚养费数额不断攀升。一个县年征收社会抚养费能达到几千万元，这还只是上交的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被基层乡镇截留，一个乡一年能截留几十万元也正常。截流的原因一是想留下更多钱;二是交得太多本身就暴露自己的计生工作没做好，所以超过应有标准的部分就会隐瞒不上交。可以说，社会抚养费已经成了经济欠发达乡镇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个例子，就是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系统。1980年代，全国各地纷纷都建立了计生服务站。那时主要是因为基层的医疗资源有限，不可能专门为计生系统抽人下乡去做检查、发放避孕药具、上环节育等工作，所以在乡镇里建立了一些计生服务站，后来各级计生部门都有了专门的技术服务机构，主要对育龄妇女进行服务，搞绝育措施，后来又拓宽到搞优生优育。
但这个领域，卫生系统因为有人才和资源的优势，肯定要比计生系统做得好。上层也曾提出过城市计划生育工作不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的服务系统，应该和医疗卫生系统整合到一起。我们也曾试行推动此事，但是怎么都推不动，阻力主要来自于上级主管部门，对这个尝试就不批准。从上到下，都希望自己部门的职能越宽越好，权力越大越好，想要有自己的队伍，结果造成基层资源的浪费和重复配置。
现在回头来看，这些年人口反弹，完全是过去高压政策、手段过于强硬的原因，现在手段没有那么硬了，出现了一段集中释放期。那些生了一个的现在想要生第二个，这些人都将近40岁，再不生就生不了。而且一个孩子夭折以后对家庭造成的影响，能震动十里八乡，大家都会害怕。
19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里说到，30年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人口政策，但是现在30多年了，政策还是没有大的调整。这是否也是一种“僵化”？
我有几条建议，很想说一说：
第一，现行的生育政策急需调整。理由是：一是现行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并没有很好地起到控制人口的作用，它和广大群众的生育意愿相差太远，除国家公职人员外，真正只生一个孩子的很少，生育政策成了聋子的耳朵，也丧失了国策的严肃性;二是只有一个女孩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所以建议恢复上世纪70年代“―对夫妇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
第二，切实管好用好社会抚养费。一个县每年征收社会抚养费多达几千万，全国加起来是一笔很可观的资金，要真正把它用到社会养老事业方面，减轻社会养老财力压力，杜绝它成为计生利益群体私有财富的现象。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篇7
最早分阶段对中国计划生育做研究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外国学者。这里列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美国学者艾尔德在《中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预测》一文中，将中国的计划生育划分为六个阶段:1949一1954年，计划生育的坚决否定时期，1954年9月~1958年6月，由政策不明确阶段向计划生育方向发展时期;1955年6月~1962年i月，由于及后来的自然灾害，导致计划生育中断时期，1962年月，1966年6月，计划生育工作重新展开时期，1966年6月~196。年8月由于，导致计划生育再次中断;197。年以来，计划生育作为国家政策大力展开时期①。日本“世界政治经济调查会”划分了成礼同志。他划分了七个阶段:计划生育宣传准备阶段(1953~1957年)，计划生育反复阶段(1955~1961年)，计划生育初步推行阶段(1962~1965年)，无计划的人口失控阶段(1966~1970年);计划生育大力推行阶段(1971~198。年)，一开创新局面阶段(1951~1984年)，完善政策阶段(1054年以后)④。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王胜今在《中国人口增加的分析》一书中，从中国人口政策转换的角度，划分了四个阶段:1949~1959年，从对人口政策认识不足到逐渐认识阶段，1960一1970年代初，这期间，至1965年为止，属于人口政策开始实行时期，1966年起，由于，使人口政策再次中断，197。~1984年，人口政策日趋完善并取得初步效果，1979~1984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口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完善，作为基本国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又进入一个新阶段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刘铮主编的《人口理论教程•》中，从人口政策制定的、卜匕﹄.甲寸，护共峭中国计。划l生育史分期题问︸研究①②⑧④由五个阶段:1949一1955牟，人口政策的模索时期，2956一飞955军6月，计划生育工作开始时期，;955年7月~1961年，人口政策中断时期，’1962年~1968年，人口政策复活和推进时期八坦.由于而中断了一个时期。可是，从这个时期起，已由节制生育发展到计划生育运动(节制生育带有自发性、局部性，而计划生育具有组织性、普遍性)，1969~1971年计划生育完善、进展时期②，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若林敬子女找口分了七个阶段:1949一1954年9月，鼓励半1育阶段，1954年9月~1958年6月，节制生育的初期阶段，角度，划分了四个阶段:人口控制思想的‘提出(1949~1957年)，人口政策的提出(1958~1965年)，人口政策开始形成(1970~1075年)，人口政策日益完善(1978年一现在)①.上述各种分期法，关于60年代以后的情况，虽然时间的划分上略有差异，概括法也不尽一致，但并无原则的不同。差异较大的是5。年代，特别是50年代前期。国外学者，都把1949~1054年(或1955年)划分一个阶段，但概括法不同，有的是“计划生育的坚决否定时期”，有的是“人口政策探索时期”，有的是“鼓励生育阶段”。国内学者则多避开了这一阶段，或从1949年划到1957年、1959年。对50年代前期，.则概括为“酝酿准备阶段”，“控制人口思想提出阶段”或“逐渐认识阶段”，所用概念多从正面肯定，不确定性较大。
二、1949~1954的5年间是中国限制避孕和堕胎的阶段
我赞成国外几位学者的意见，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单独划为一个阶段，时间应该是1949心1954年。不过，这一阶段概括为“限制避孕和堕胎一放任人口生育”较为准确。这个时期，对节育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方针，根据有三:
1.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机关部队妇女干部打胎限制的办法》。该《办法》指出:“为保障母体安全和下一代之生命，禁止非法打胎”。能影响孕妇生命的疾病、发生流产，为保障孕妇生命须先打胎，骨盆狭窄、难产或剖腹产二次以上者、孕妇身体衰弱足以影响儿童抚育者、患神经病者，方可打胎。凡合乎打胎条件者，也“必须本人丈夫同意并签字”，而且须经公立医院妇产科医生证明，经机关首长批准。凡未经批准而打胎的，对其本人及执行打胎者，分别给以处分②。
2.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卫生部颁布的《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暂行办法》规定妇女有重症肺痔病、心脏病、肾脏病、恶性贫血或其它足以影响生命的疾病者，妇女因骨盆狭窄、畸形、难产或其它原因剖腹生产二次以上者，已婚妇女年逾35岁，有亲生子女6人以上，其中至少有一人年逾10岁，如再生将严重影响其健康以至危害其生命者，方可施行绝育手术。“凡违反本办法，私自实施绝育手，术或人工流产手术者，以非法堕胎论罪，被手术者及实行手术者均由人民法院依法处理。”《办法》规定，药房出售节育药具，须向当地卫生主管机关呈报核准，未经批准的店铺摊贩一律禁止出售节育用具。购买节育用具者必须持有医师的证明，交由药房按照限量出售。凡违反规定的药房，卫生主管机关将予以适当处分。
3.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用具和药物，认为“这与国家政策不符刀。可见避孕药具受到严格限制，国内不生产，也不准进口避孕药具。这些限制，开始只在机关部队执行，后来逐渐扩大到社会上去。需要说明的是，1953年8月，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提出节制生育的主张，指示卫生部改正查禁避孕药具的通知条款，要求抓紧下发《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④。政务院也批准了卫生部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但是由于卫生部没有改变限制节育的思想，这个《办法》一直没有下达，直到1954年7月20日才正式发文实施(后来，卫生部曾对拖延发文的问题做过自我批评)。这样，从解放初至1954年末，就形成了长达5年之久的限制节育的历史。这种限制避孕和堕胎的方针，同“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的思想有直接关系。应该说，在百废待兴的解放初期，党和国家集中力量于诸多政治、经济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制定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1949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六评白皮书》的文章，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⑤。这话针对艾奇逊认为中国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的谬论而发，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从人口学角度看，这矛疑是一种把人口看成单纯生产者的形而上学观点。然而这作为有极大权威性的言论，自然成为政府工作的指导思想，成为限制节育的理论根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把人口不断地迅速增加看做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实质①，也影响了中国政府的指导思想。苏联政府奖励多子女母亲的做法，在中国受到推崇。卫生部长李德全在全国妇幼卫生工作座谈会上，曾详尽地介绍苏联的做法，并说“这个卫生工作的万向，是保障人民健康的正确方向②。人民政府出于对人民生活和健康的关心，对多子女家庭采取照顾的办法。如按人口多少分配住房，对多子女生活困难的职工给予生活补助，实行供给制的多子女千部，雇用保姆可以照顾，工厂给生孩子的夫妇津贴或发几尺红布，对一胎多婴者给予奖励，等等。这些措施，在客观上起了鼓励人口生产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说，党和政府并没有制定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而只是对人口生育采取放任的态度。
三、1955年中国进入了提倡节制生育阶段
中国限制节育何时终止?终止的标志是什么?有三个可供考虑的情况:一是1954年7月20日，卫生部《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二是1954年n月10日，卫生部发出关于改进避孕及人工流产问题的通报，三是1954年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节育座谈会。这里，卫生部的《办法’》，虽然，也确定“避孕方法可由人民自由采用”，但仍做了“节育手术要经有关部门批准”等多种限制性规定。这个《办法》只是意味着卫生部的指导思想有了转变，还不能由此确认它是中央整个方针、政策的改变。当年11月10日的《通报》，是改变限制节育政策的一个标志。它规定“避孕节育一律不加限制，但亦不公开宣传”‘’，“一切避孕用具和药品均可以在市场销鲁，不加限制”多关于人工流产，也有条件地予以肯定，结扎输卵管，则规定“应严格根据医学上认为必要时才能施行。”⑧这里虽有诸多限制，但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一文件的同下一个重大举动时隔不久，两者是有内在联系的。刘少奇主持召开的节育座谈会及其在会上的讲话，表明了党和政府从限制节育到提倡节育的根本转变。刘少奇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傲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讲话。他系统地论述了节制生育的必要性，明确了适当节育的方针，提出了推行节育的方法。他明确表示:一“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他高屋建板，批驳各种反对节育的论调，宣布:中国不搞“母亲英雄，将来也不搞，可能永远不搞”④.座谈会后，有关部门组织了节育问题研究小组，提出了节育的办法。中央于1955年3月批转了卫生部的报告，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到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问题。在当前的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的”⑤。这是中央正式批发的第一个关于节育问题的文件，是一个新的起点。关于1955年后这一段如河概括，我赞成日本若林敬子女士的提法，即“节制生育的初期阶段”，或叫提倡节制生育时期。我认为，需要把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计划生育同节制生育有联系也有区别。节制生育或称生育节制，是19世纪初叶形成，以后被各国广泛应用的概念。“生育节制(旧irtheontrol)通常指利用种种避孕方法(Contraeeptives)制止生育”⑥。就这一方法而言，计划生育同节制生育并无差别。其不同之处在于，计划生育是全社会范围人口再生产的计划调节(可调高，也可调低)，节制生育是从家庭利益出发的家庭生育计划。计划生育的计划性，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人口生育计划上，体现在为完成人口生育计划而制定的生育政策和措施上。严格的胎次政策是中国计划生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为执行胎次政策，实现人口生育计划，需要政府的统一指导，也需要群众的广泛参与。所以，严格的胎次政策，全社会的人口生育计划，政府的统一指导和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计划生育区别于节制生育的主要之点。据此分析，中国50年代并没有推行计划生育，而是提倡了节制生育。马寅初先生曾提出过计划生育的建议，同志也讲到过计划生育的设想，但实际上并没有实行。提倡节制生育这一阶段何时结束，以何为:标志?国外的几位学者都划定在1958年归月，国内的学者则有1957、1958、195马年几种看法。我认为，1955年开始的节育活动，在1958年初实际上就波取消了。1957年，反斗争扩大化，使一批主张节育的人口和社会学者受到打击，节制生育被戴上了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节育活动受到严重冲击。1958年1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人多好还是人少好?现在还是人多好。”1958年3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破除“人多了不得了，地少了不得了”的迷信，说“要看到人多是好事，实际人口到七亿五至八亿时再控制”，“现在还是人口少，现在很难叫农民节育”，t’/又亿人口，十亿人口也不怕”。这就完全否定了节制生育的方针，也是对他本人1957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的主张的否定。在这种取消节育思想指导下，虽然1958年上半年局部的节育活动还在继续，在全局上已经停下来了。因此，这个从提倡节育到取消节育的转变，应该是始于1958年初，直到1962年末，这一阶段经历了整整5个年头。
四、60年代应视为节制生育时期
总理在全国安置城市精简职工会议上提出了节育问题。他强调“要公开宣传节育”，并指出“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这年的1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这一文件指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既定政策”①。这个文件的发出，是天折了的节育活动再次兴起的标志。对此，应该是没有疑义的，只是多数学者把1962年以后概括为“计划生育重新展开时期”、“计划生育初步推行阶段”或“计划生育普及时期”，却值得研究。我认为，60年代也同样不具有计划生育的特征。尽管当时中央发了计划生育指导性文件，1963年前后也建立了计划生育机构(有的地方叫节制生育委员会)。但是，问题不在于有怎样的思想意图，而在于实践及其效果。(1)该时期中央和地方都没有人口生育计划，也没有保证实现计划的具体政策和措施。(2)多数地方只是一般号召和提倡，而不是有组织地推行。:(朴当时的提法是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实际上主要是抓了城市。全国只有河北省在城乡普遍展开，还有若千省在少数部分农村展开.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大多数农村没有推行计划生育，就不能说是开展了计划生有。(4)从效果上看、60年代除城市出生率有所降低外，农村一直持续着高水平出生。因此，全国出生水平不仅没有降低，反而高于50年代矿50年代人口增长率为1.98%，60年代为2.21%，总和生育率50年代为5.88，60年代为5.68，相差无几。从实践及其结果来看，中国60年代同国外节制生育活动有些相似。60年代的情况说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只开展节制生育是控制不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应当说明，中国这个时期的节育活动，其意义同国外推行的节制生育以及解放前某些人提倡的节制生育，是不完全相同的。中国60年代的节制生育除了为家庭和个人幸福考虑外，更多的是考虑减轻国家负担，使国家早日富强，正如同志所说:“这不仅仅是个人问题。过去我们仅仅限于讲要关心母亲和婴儿的健康、教育，这还不够，还要看到国家的负担很大。”
五、七八十年代为计划生育普遍开展时期
70年代，中国进入了计划生育时期。此期，在全国范围有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有了降低自然增长率的指标要求;各级，政府普遍建立了指导机构，“农村也要计划生育”代替了“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的提法，免费供应避孕药具，人口出生水平也逐步下降。进入计划生育时期，从何时算起?以何为指标?有的认为是1970年，有的认为是1971年。197。年初，总理就讲计划生育问题，‘在197。年2月和斯诺谈话，也谈到农民节育问题。以1970年为起点，并无不妥。但是我仍倾向于从1971年算起。理由是:(1)1970年刚刚结束的动乱时期，全国各项工作尚未走上正常轨道，多数地区计划生育机构宋恢复，多次讲话未得到落实;(2)1971年3月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期间，根据的指示，专门讨论了计划生育工作，并由卫生部等部门起草了《关于做好计划生有工作的报告》。1971年7月国务院51号文件批转了这个报告。这是一个对全局有指导意义的权威性文件。由此，计划生育的实际工作逐渐走上正常轨道。7。年代末，计划生育又发生了新的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把控制人口增长提到了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在1979年12月巧日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总理陈慕华提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转移到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党政领导对计划生育更加重视，生育政策更加严格，各项工作抓得更紧，计划生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当然，80年代计划生育的道路同样不是笔直的，也有曲折和反复。如1984~1986年就是一次反复，虽然这种反复和历次反复的形态不尽相同。
六、解放后经历了三次大的波折，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
综上所述，我对中国计划生育史分期的意见是:195。~195通年厂限制避孕堕胎;放任人口生育，1955一1957年，提倡节制生育;1958一1962年，节制生育被取消，1963一1966年，节育活动再次兴起;1967~1970年，节育活动中断，1971~1979年，推行计划生育，198。年以来计划生育发展时期。这中间，经历了三次大的波折:限制节育5年后，提倡节育3年，取消节育5年后，再次兴起节育4年，再次中断节育4年后，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经过9年的经验积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研究历史分期，旨在客观地反映中国计划生育这一事物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对其发展变化的形态，给予尽可能准确的描述和概括。其目的在于，总结过去，指导当前，面对未来。这种研究来不得武断，也不能强求一致。把我的研究结果写出来，以此就教于各位同行。
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篇8
2017年计划生育目标责任书模板【1】
为切实加强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确保20____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任务的完成，市委、市政府与各县区签订以下工作目标责任书。
一、工作质量指标
(一)人口出生率控制在12以内;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6以内;
(三)出生人口政策符合率达到90%以上;
(四)出生人口性别比控制在110左右;
(五)出生统计准确率达到96%以上;
(六)第四轮农村已婚育龄妇女健康检查率年内达到85%以上;
(七)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覆盖应查人群达到85%以上;
(八)人口信息一证通系统应用率达到80%以上;
(九)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综合满意率达到92%以上;
(十)政策外多孩率控制在3%以内。
二、主要工作要求
(一)继续落实计划生育三个一领导机制和经费投入增长机制。区本级人均计划生育事业费达到9元，单列免费技术服务和5%的流动人口管理经费。落实兑现各项奖励优惠政策经费和重点工作项目配套资金，农村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不低于转移支付总额的12.84%。
(二)扎实推进机构改革，20____年6月底之前全面完成卫生计生机构改革，同步完成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优化整合，配套推进卫生计生执法机构和队伍整合。
(三) 巩固和加强计划生育基层工作网络，稳定机构和队伍，保留或合并原乡镇(街道)计划生育办公室，更名为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配齐配强工作人员。年内至少有一个乡镇开展精细化管理试点工作。
(四)深化第四轮母亲健康检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落实兑现计划生育各项奖励优惠和扶助政策，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扶助工作。
(五) 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盘棋工作机制，全面推进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做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和服务信息平台管理。
(六)加强宣传教育，加大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力度，协调相关部门每季度开展一次打击两非行动，完成省上下达的年度出生性别比控制任务，年内至少查处打击两例两非案件。
(七)创新人口信息采集机制，提高全员人口数据库质量，推进部门信息资源共享。
(八)强化依法行政，年内县区、镇便民服务大厅全部建成，积极推进网上办证、代办服务和承诺制。解决好上访问题，杜绝计划生育恶性事件发生。继续扎实稳妥有序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严肃查处违法生育行为，并征收社会抚养费。
三、考核奖励
考核工作年终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具体组织实施。完成目标任务的由市委、市政府给予表彰奖励，未完成目标任务的予以通报批评，问题严重的实行一票否决，追究有关领导责任。
二O____年三月二日
2017年计划生育目标责任书模板【2】
为了适应社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改革，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强化计划生育属地管理，单位负责、社区服务、综合治理，根据上级要求，特制定20____年度计划生育责任书，由局同各股(室、局)签订。
一、责任目标。
1、领导重视配齐人员。健全计生专(兼)门机构，配齐计生专干，明确一名领导专管。
2、支持服从社区管理。及时、准确向社区申报人口计划、上报育妇动态和人口情况并有相应档案资料;符合政策生育率达100%;积极配合所在社区计生工作，按要求完成社区部署的任务。
3、宣传教育营造氛围。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对已婚育龄人群进行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生殖健康知识教育，知识普及率达100%且有培训记载。
4、强化流动人口管理。对流动人口管理有具体规定;建有帐、卡，纳入经常性管理;流动人口办(验)证率达85%。
5、加强离岗育妇管理。有明确的管理职责和措施;育妇能得到正常的避孕节育服务。
6、提供全面优质服务。每年3月和8月，组织本单位已婚育妇按社区要求参加三查提供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服务;对怀孕15周以上的孕妇全程提供优质服务，实行跟踪管理且责任落实到人;对本单位生育后的妇女要在三个月内实行避孕方法知情选择，落实适应的避孕节育措施。
7、向局提供下列材料。每年3月初、8月初及时向局办公室上报本单位计划生育人员名单，逾期不报造成无计划生育追究单位负责人和当事人责任;本单位新结婚和新生育人员要及时上报局办公室，不得漏报、瞒报。
二、考评办法。
1、考核年度时间为20___年1月1日至20___年12月30日。
2、考核办法：采取平时评估和半年、年终考核记分。
3、有计划外生育、逾期不报计划或新出生隐瞒不报的，给予单位负责人和当事人党纪和行政处分。
三、奖励与责任。
1、全面完成责任目标并取得优异成绩，予以奖励。
2、未完成责任目标的单位，除取消评奖资格外，还要向局写出负责任的报告，并给予适当处分。
局领导签名：____ 股室负责人签名：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年____月____日
2017年计划生育目标责任书模板【3】
根据《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远安县20**年度县直有关部门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的通知》(远办发〔20**〕3号)文件精神要求，为进一步落实计划生育工作，县文体局机关与各二级单位签订此责任书。
一、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任务
1、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符合政策生育率达100%以上，杜绝政策外生育。
2、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提供充龄妇女信息准确率达100%，人口出生准确率达100%，提供流动人口登记率达100%，办证率达98%，督促流入人口持证率达98%，验证率达100%。
3、依法协助征收社会扶养费，征收面达100%，征收额达80%。
4、按政策和规定标准落实单位职工的独生子女费发放，落实上年和当年长效节育措施率达70%。
5、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文艺活动，排演倡导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生男生女顺其自然等新型婚育观念的节目下乡巡演，主动参与关爱女孩行动、生育文明建设等系列活动。
二、责任：
1、坚持单位一把手亲自抓，总负责，负责范围：本单位职工(含临时工)及其二级单位、单位所在院落内居住人员及房屋出租对象。
2、各二级单位每月1号向局机关提供育龄妇女信息、人口出生信息、政策外生育信息，流入、流出信息。
3、认真做好计划生育宣传工作，定期组织妇女参加的妇女保健知识学习活动。
三、措施：
1、各二级单位必须有稳定的人员专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单位实行一把手总负责，确保一名领导分管计生工作，安排一名责任心强、素质高的人员管理计划生育具体工作。
2、严格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对当年有效政策外生育和在省、市、县、乡镇、半年、年度考核中有重大失误的单位，坚持一票否决。
3、局机关与各二级单位根据需要可随时互通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表彰和通报工作情况，并上报县、镇计生部门。
四、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