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改革方案范文

央企改革方案篇1

阳光所国企混改与员工持股研究中心明律师认为，302号文是国企改革尤其是“双百企业”的冲锋号，针对相当部分“双百企业”存在“不想改、不敢改、不会改”的情况，302号文强化问题导向，针对“双百企业”在推进综合性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共性问题，通过落实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强化激励、着力激发企业微观主体活力的有关工作要求，提出抓改革落实、鼓励探索创新的具体措施。为帮助大家快速理解302号文的内容，现将302号文进行解读如下。

一、明确“双百企业”混改方案审批主体

(一)中央企业所属的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双百企业”(商业一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由中央企业审批;

(二)中央企业所属的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双百企业”(商业二类)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由中央企业审核报国资委批准;

(三)地方“双百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决策与批准程序按照各地国有资产监管相关政策执行。

明律师解读:与《国务院国资委授权放权清单(2019年版)》的精神一样 ，除商业二类国企，商业一类“双百企业”的混改方案审批权下放到央企集团总部，不需要报国资委审批。

二、细化“双百企业”公司治理的要求

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一企一策”确定对“双百企业”的授权放权事项，建立差异化、科学化、精准化的管控模式和运营机制，充分落实“双百企业”董事会对企业中长期发展的决策权、经理层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和薪酬分配权、职工工资分配权等权利，充分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

明律师解读:“双百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到底如何完善?302号文给出细化要求，包括授权放权、管控模式、运营机制、董事会权责、经理层经营自主权等。

三、推动“双百企业”转换经营机制

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指导推动“双百企业”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支持鼓励“双百企业”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对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并采取多种方式探索完善中长期激励机制。

明律师解读:属于“三项制度”改革的事项，302号文明确了“双百企业”是“全面”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加快”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传统的国企领导干部产生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四、“双百企业”实施更加灵活的工资总额管理

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按照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对“双百企业”及所出资企业实施更加灵活高效的工资总额管理方式，“双百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定内部薪酬分配。

(一)支持鼓励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对商业一类“双百企业”实行工资总额预算备案制管理;

(二)支持鼓励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对“法人治理结构健全、三项制度改革到位、收入分配管理规范”的商业二类“双百企业”， 实行工资总额预算备案制管理;

(三)对行业周期性特征明显、经济效益年度间波动较大或者存在其他特殊情况的“双百企业”，实施工资总额预算周期制管理，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周期内的工资总额增长应当符合工资与效益联动的要求。

明律师解读:302号文突显对“双百企业”工资总额管理上的灵活高效的导向，从工资总额预算备案制管理到工资总额预算周期制管理，总有一款适合你。

五、支持“双百企业”建立正向激励体系

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指导推动“双百企业”综合运用好各种正向激励政策和工具，坚持短期与中长期相结合，坚持结合实际、能用尽用，建立健全多层次、系统化的正向激励体系。

“双百企业”可以综合运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政策，不受试点名额限制。实施各种形式股权激励的实际收益水平，不与员工个人薪酬总水平挂钩，不纳入本企业工资总额基数。实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可以结合企业改革发展情况合理设置授予业绩条件和有挑战性的行权(解锁)业绩条件。非上市“双百企业”可以结合本企业实际，借鉴国内外成熟有效的中长期激励实践经验，在本企业大胆探索创新，实施不同方式的中长期激励。

明律师解读:所谓正向激励，就是基于“增量效益”基础上的“增量激励”，让员工能分享企业新增的效益和改革红利。302号文首次明确“双百企业”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无需申报试点，全部可以为我所用。

六、突破不允许“员工持股上持下”的禁令

根据《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国资发改革〔2008〕139号)有关精神，“双百企业”及所出资企业属于科研、设计、高新技术企业的，其科技人员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持有子企业股权的，可以报经集团公司批准后实施，并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事后备案。其中，地方“双百企业”为一级企业，且本级企业科技人员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持有子企业股权的，须报经同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批准后实施。有关“双百企业”应当在相关持股方案中明确关于加强对实施、运营过程监督的具体措施，坚决防止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

明律师解读:这是自139号文出台后，第一次突破不允许“员工持股上持下”的禁令，针对属于科研、设计、高新技术企业的“双百企业”及所出资企业，科技人员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持有子企业股权的，可以报经集团公司批准后实施，并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事后备案。

七、加强“双百企业”党建工作

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指导推动“双百企业”明确党委(党组)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双百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制度化、规范化、具体化，确保“双百企业”党委(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明律师解读:302号文进一步明确加强党建的措施和目标，即通过党委发挥领导作用的制度化、规范化、具体化，确保党委实现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目标。

八、“双百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

支持鼓励“双百企业”按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改革精神，主动探索、锐意创新。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全面落实《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要求，对“双百企业”改革创新过程中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对该容的大胆容错，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同时，鼓励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建立健全符合本企业、本地区特点的改革容错纠错机制。

明律师解读:法无禁止即可为，还有改革容错纠错机制为你保驾护航，“双百企业”不要在等待观望了。

九、支持“双百企业”用好政策和学习对标优秀企业

央企改革方案篇2

顶着舆论“改革缓慢”的压力，6月30日，履新不足半年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受国务院委托，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作了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与体制改革情况的报告。

肖亚庆这样总结当前的改革成果：目前，改革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配套政策不断完善，重大改革举措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对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取得了积极进展。

例如在制度设计方面，自去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出台后，目前已相继制定出台13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还有9个文件正在履行相关程序，相关配套文件即将全部制定完成。

目前已相继制定出台的13个专项改革意见或方案，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的5个专项意见;第二类是深化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等方面的5个专题方案;第三类是贯彻落实《指导意见》任务分工等方面的3个工作方案。

再如在国资监管改革方面，国资委取消下放21项监管事项，宣布废止和失效33件规范性文件;在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两家中央企业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24个省级国资委改组组建50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几个国改重点领域也有喜人的数据。在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方面，肖亚庆介绍，国有企业积极推进集团层面公司制改革，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进改革上市。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改制面超过80%，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及子企业改制面超过90%。截至2015年底，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388户，中央企业61.3%的资产、62.8%的营业收入、76.1%的利润集中在上市公司。

关于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肖亚庆指出，已出台了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有序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鼓励和规范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截至2015年底，中央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比达到67.7%。

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85家中央企业集团层面已建立规范董事会，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等5家中央企业开展了落实董事会选聘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等职权试点。

国有资本布局优化方面也有亮点：国资委大力推动企业重组整合，央企总数从2012年底的115家缩减至目前的106家;国有资本更多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国有资产在军工、电信、民航、能源等重要领域占比达到90%以上;通过进场交易、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低效无效资产稳妥有序退出，加快退出长期亏损、产业前景不明、缺乏控制力的资产，推进“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工作。自2012年以来，中央企业通过产权市场处置低效无效资产1080亿元。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19.2万亿元、所有者权益40.1万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1.5倍和1.4倍;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47.6万亿元、所有者权益15.9万亿元，均为2012年的1.3倍;2012年至2015年，中央企业国有资产年均保值增值率为106%。

从数字来看，国务院国资委推动改革的这份“成绩单”不可谓没有分量，却依然被中央巡视组与外界认为改革进展较缓。各界殷切的期望和平淡的改革现状，凸显国企改革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慢在哪儿？为何慢？

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向国资委党委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提出的四点意见建议中包括，“强化‘五大发展理念’，抓紧向‘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职能转变，抓紧制定和完善国有企业改革各项配套制度，加大央企改革试点和总结推广力度。”

吴敬琏在6月30日的演讲中便直言：“首先要在认识问题上求得统一和共识，这是迈开步子往前走的前提条件。”吴敬琏特意举了一个反例说，“有些熟人是在国企部门的，他们就认为管人、管事、管资产还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情况之下，作为现代公司制度的核心，公司治理怎么能够建立起来呢？”

如果说思想上达成共识属于“隐性因素”，实操阶段的种种现象则更易被观察。

在1+N的国改文件体系尚未全部出台的背景下，具有为全局路意义的央企改革试点备受瞩目：早在2014年7月，国资委就公布了第一批央企“四项改革”试点名单，当时共有6家央企进入试点范围，但时隔两年，第一批试点企业的具体成果和状况至今仍未公开披露;参与第二批试点的名单，截止记者发稿时，也迟迟没有完整公布。目前公开资料可知的第二批试点信息仅有：今年2月，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透露诚通集团和国新公司两家央企将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企业;今年6月，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五矿与中冶的重组大会上宣布，新组建的中国五矿已纳入国有企业改革试点。

镇江市国资委副主任谭浩俊认为，国企改革进展缓慢，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冷热不均”。首先是“中央热、地方冷”，谭浩俊称，决策层对国企改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可是部门和地方普遍出现了等待观望的现象。其次是“外部热、内部冷”，对新一轮国企改革，一开始社会各方面的期待和参与热情是相当高的。特别是民间资本和资本市场，都把国企改革当作新的机会、发展热点和投资热点。可是，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这种投资热情很快就陷于平淡。最后是“文件热、行动冷”，已经出台的国企改革文件目标非常明确，要求也相当高，但落实乏力。

谭浩俊特别强调，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建立真正的容错机制，没有允许部门和地方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而过多地把国企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差错等与个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让那些有改革精神、改革能力、改革意识的人也放弃了改革意愿。“如何消除这方面的顾虑，也是新一轮国企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国企改革中面临的难题和制约，其实也是当下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后的一个缩影。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天勇举了一个颇有现实意义的例子：有地区想改革，就改革方案先与有关部委厅局自己熟悉的领导电话沟通，或者到北京、省会汇报，领导私下说，你是真想改革，还是假想改革？回答：真想改革。领导劝导，真想改革，你就不要打报告，你自己干就是了，成功了功劳是你和我的;不成功你自己负责任。

央企改革方案篇3

近期，争议多年的央企高管薪酬问题，逐步以限薪为主基调形成较高的决策共识，通过相关高层决策机制，薪酬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全面展开。

《财经》记者获悉，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改革的相关细则，已结束第二轮征求意见，此前诸多争议有所平息，核心高管限薪基本定调，这预示着包括各国有金融机构在内的央企高管薪酬大调整渐行渐近。

此次薪酬改革相关细则的依据，是8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细则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资委、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共同参与起草和修改。总体上，这次薪酬改革规格颇高，其波及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均是前所未有。

在第一轮征求意见期间，部分金融、央企高管对限薪反响强烈，而第二轮征求意见各方态度趋于缓和。一位参与上述细则拟定讨论的权威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第二轮征求意见稿基本保留了初稿的要点，即核心是拉平金融、非金融行业薪酬水平，由组织任命的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总额（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股权激励三部分）设置上限为60万元人民币左右。当前，最大争议点是绩效考核制度如何制定和实施，央企高管的薪酬改革和企业绩效如何有效挂钩。

从广义的概念理解，中央企业包括金融类央企和非金融央企两大类，薪酬水平拉平后，这意味着由组织任命的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和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的薪酬上限，将同为60万元。从直观的层面看，这将有助于改善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

《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金融央企高管，他们公开的表态和私下的考虑并不完全一致。在明确表示服从并支持中央有关改革的同时，他们亦有不少无奈，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内部进行解释和平衡，从而让大多数管理层人员接受薪酬改革，同时他们面临着企业主力的跳槽压力。

“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按有关流程推算，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细则有望在半年内制定完毕，并在明年春节前后正式实施。

虽然整体改革的实施方案尚未最终落地，但是金融行业相关改革已率先启动，诸多局部探索具有象征意义。今年初，财政部微调了中管金融干部薪酬构成比例（上限仍为200万元）。近期，财政部又下发了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高管和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暂停近五年的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高管和员工持股计划重启。

财政部相关人士透露，其核心是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高管和员工可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增发新股等方式持有所在机构股票，中管金融干部薪酬中延期兑付的薪酬里，一定比例转化为股权发放，并设置限售期，转化为股权的那部分资金收入将一同纳入到个人薪酬总额。这意味着，在限薪之后，金融高管也拿不到全部薪酬，一部分将转化为所在机构的股权。

根据这项新政，首批试点机构已率先启动持股试点，交通银行管理层已先后两次在二级市场买入公司股票超过1500万股。前述财政部人士直言，过去国有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高管短期行为太厉害、太明显”，引入股权激励制度，将有助于缓解这种局面。 二次征求意见增加共识

相对于十几年前国有企业资产和业务重组的惊天动地，此轮央企高管薪酬改革更像是“茶杯里的风波”。但因为涉及最为敏感的个人利益和人才激励机制，改革争议一直很大。

迄今形成的央企高管百万级的年度薪酬，也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伴生物。在很长时间里，央企高管薪酬水平与同级别政府部门官员差别并不明显。但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非金融央企改革，以及十年前开始的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开启了央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差异化时代。在各央企普遍完成扭亏任务，全面走向盈利之际，央企高管的薪酬结构和水平亦有了全面提升，最近几年，各国有银行董事长薪酬均数倍或十数倍于同级别政府官员。

比如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2013年薪酬为49.5万元，在金融类央企负责人中属于较低的薪酬水平，但仍然是他担任银监会副主席时薪酬水平的数倍。反过来的例子则是现任证监会主席肖钢，作为正部级官员的年度薪酬不过十几万元，而2012年他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时，其年度薪酬总额是110万元。

基于此前的各方调研和意见参考，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并未继续停留于中央相关主管部委层面，而是上升至最高决策层，成为明确的顶层设计。今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各方对改革寄予很高期待，希望这是一次真刀实枪的改革。

相关统计显示，与相似级别的国家公务员，副部级的管理人员薪酬10多万元，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平均薪酬是100多万元，沪深上市公司职业经理人平均薪酬水平为76.3万元。中央、国务院对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结构不合理、监管制度不健全等弊病早有关注。在上届政府执政后期，高层就曾试图推进这项改革，并开展了相关研究和讨论。

2012年下半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召集工农中建四大行以及民生银行董事长召开闭门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构建金融高管合理薪酬体系。当时作为民营背景出身的董文标，其薪酬相当于四大行董事长薪酬总和，这一事实也成为该次座谈会讨论、调侃的内容之一，一位曾参与这次座谈的银行董事长近日回忆称。

更让外界质疑的是，长此以往，由政府委派带有行政级别的管理者“脚踩两只船”，即一边拿着企业高薪，一边享受着行政级别和待遇，并可随时回到政府序列任职。现任山东省省长郭树清、吉林省代省长蒋超良便是典型的例子。此外，部分严重亏损的央企，高管薪酬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企业损益与他们自身利益未完全直接挂钩。

不仅金融行业差距巨大，非金融领域亦如是。薪酬制度的不合理和各种乱象饱受诟病，这次改革的核心目的，正是希望根除这些顽疾。但目前透露的央企高管普遍性限薪改革思路，会否引发新的管理问题，仍然有不少争议。

对此，权威人士分析认为，上述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改革方案仅仅是框架性、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多个相关部委正在紧锣密鼓地拟定相关细则。有关细则在8月进行了第一轮征求意见，近日又完成第二轮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显示，其核心要点主要有几方面：限薪的对象主要是由中组部任命的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金融和非金融企业薪酬水平拉平，缩小行业差距；薪酬设定上限年薪人民币60万元左右。

邱小平对媒体表示，这次薪酬改革的适用范围确定为中央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包括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企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总经理（总裁、行长等）、监事长（监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通过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按照市场机制确定薪酬。其他中央企业负责人、中央各部门所属企业和地方所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也将参照《方案》精神积极稳妥推进。

首批改革试点具体涵盖了72家央企，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任的、由中组部直接任命高管的53家特大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以及包括五大行、中司在内的其他金融央企、铁路等19家央企，共涉及200多位央企负责人。

最终逐步占据主导意见的改革方案，多少出乎外界和业界意料：央企高管薪酬上有封顶，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股权激励收入三项合计不超过60万元。邱小平称，基本年薪根据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定，绩效年薪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在不超过负责人基本年薪的两倍内确定，股权激励收入不超过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30%之内确定。

前述参与这次细则起草的部委人士表示，60万元左右年薪，正是以目前中管金融干部年薪不超过200万元打3折计算所得，最终定稿中年薪上限数值是否会调整，还存在变数。相关细则第一轮征求意见时，部分由组织部任命的央企负责人对大幅调整感到颇为意外。

以几大国有银行为例，董事长年度总薪酬113万到200万元之间，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最高，199.56万元，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179.22万元，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135.82万元，农业银行前任董事长蒋超良113.36万元，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最低，112.9万元。但同样是商业银行高管，民生银行前任董事长董文标2013年的薪酬是530.63万元，平安银行行长邵平更高达833.26万元，均是国有银行董事长们的数倍。若按新的薪酬改革方案，股份制银行董事长们的薪酬将十倍或十几倍于国有银行董事长，差距明显拉大。

不过在第二轮征求意见期间，反响已趋于平稳。部分金融央企负责人公开表示拥护改革方案。据中新社报道，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9月1日表示，作为中央管理的金融企业，建行完全拥护关于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和所提出的各项要求，等具体方案下来后，会坚决贯彻执行。此前数日，工商银行行长易会满公开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文件，“但如果国家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一定会积极落实”。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也公开表态称，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高管应在薪酬调整行列，而作为中央管理的金融机构高管层，将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决定。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9月10日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亦有明确表态：“如果国有企业领导者想赚大钱，最好离开这个平台，跳出去照样能赚钱。”在他看来，央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高管和员工薪酬需要有一个可以被内部普遍接受的合适比例，差距太大并不利于高管们管好团队，因此将相对比例调整为更易于被人接受的比例，总体上有利于内部管理。

虽然如此，在私下场合，《财经》记者接触的多位央企高管，对于此轮较大幅度的薪酬改革事实上持一定保留意见。特别是金融行业所面临的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竞争，国有金融部门若在薪酬上并不占据优势，优秀人才的去留将会有明显分化，因此在薪酬改革基本原则和框架方案的基础上，一些具体的优化细则仍在不断讨论和补充中。

据悉，根据中央要求和相关决策流程，央企高管薪酬改革细则将不会在本年内实施，最有可能的时间是在2015年春节前后对外和正式实施。 高管股权激励悄然先行

与数字明确的薪酬相比，更为复杂的股权激励计划也从争议走到局部突破。从业界反应来看，这或是比具体薪酬更具想象空间的改革创新领域。

9月13日，交行公告称，9月10日和11日，交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买入本公司A股股票134.71万股，交行省分行、直属分行、海外分行、总行部门负责人等核心管理人员共378人以自有资金从二级市场买入本公司A股股票，合计1353.85万股，并承诺三年锁定期。

这是今年以来，交行管理层第二次在公开市场买入本公司A股股票，早在今年5月，交行高管就曾集体行动，买入公司A股股票。

事实上，此次交行高管及员工持股计划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正是由于今年财政部重启了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高管和员工持股计划，并于近期正式下发了相关文件，这在政策层面打开了国有金融机构高管员工持股的通道。通常来说，国有金融机构实施高管、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必须要经过财政部批准。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国内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高管和员工股权激励曾大范围推广，交通银行、中国人寿、中国财险相继在H股上市时推行了股权激励计划。而中行、工行在香港上市时都曾明确表示，上市后将对高管人员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高管股权计划戛然而止。2009年3月，财政部明文暂停实施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叫停的原因是，国外金融机构受危机影响，企业负责人普遍降低薪酬水平，各方为防止脱离国情，避免脱离经济形势、行业发展以及自身实际发放过高薪酬，因此，作为金融高管薪酬调整的一部分，纳入到当时的薪酬调整政策之中。

一停便是五年，直到今年初，重启这项工作才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今年初财政部便草拟了重启文件，并进行了多轮征求意见，在各个层面进行了充分讨论，相关文件已于上半年定稿并正式下发。财政部一位权威人士对《财经》记者透露，所谓股权激励其实就是拿自己的钱购买公司的股票，中管金融干部也同样适用此项规定。

他进一步解释道，高管股权激励部分主要是将延期兑付薪酬兑换为公司的股票，并设置限售期，股权激励资金收入是纳入到当期工资收入总额，相当于个人当期薪酬收入的一部分转化为持有公司的股权，成为未来的收入，这意味着公司未来绩效表现，将与个人收入水平密切相关。

显然，这对中管金融高管来说，这意味着变相降薪。本来当期可以直接拿到现金收入，变成未来对公司股权。这种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的绑定，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公司股权安排形式。比如美国摩根大通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其薪酬和公司业绩紧密相关，2011年他获得的工资、奖金和股票期权总计高达2300万美元，相当于摩根大通每赚取10亿美元的利润，就需要向戴蒙支付121万美元的薪酬。但是，戴蒙的年度薪酬中占绝大部分并非工资和奖金，而是股票期权，相关期权的行权时间、价格和变现时间等均有明确规定，意在长期绑定并持续激励高管，尤其是与银行业绩明显挂钩。

仍然是摩根大通银行，2012年的经营业绩不佳，盈利水平明显下降，最终戴蒙获得的年度薪酬总额锐减为1150万美元，仅相当于2011年的一半。不过，随着摩根大通银行2013年的盈利水平迅速反弹，戴蒙最后获得年度总薪酬也回到2000万美元水平，一年时间薪资跃升超过70%，其中工资和奖金的变化不多，差异最大的正是给他的股票期权。

前述财政部人士表示，重启后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管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将作为此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大调整的一部分，纳入到中央整体的薪酬改革框架体系中，同时，财政部会根据整体的薪酬改革方案，进一步完善和细化相关规定。

依据规则，相关机构参与高管和员工持股试点，需要公司董事会表决同意和财政部批准，员工持股主要通过二级市场买入和参与新股增发两种途径实现。据《财经》记者获悉，继交行试点后，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已经获准发行优先股的，极有可能同时在优先股的发行中尝试高管、员工持股试点。

据悉，随着未来试点日臻成熟，财政部将适时批准进一步扩大试点，届时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包括银行、保险、证券及金融控股公司都将有望加入试点行列。 如何有效考核高管绩效

原来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改革后薪酬将由基本薪酬、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三部分组成，薪酬总水平将直接与企业的绩效挂钩。绩效薪酬在基本年薪的两倍内确定，任期激励不超过任期内年薪总水平的30%内确定。

薪酬总额将采取上有封顶的原则，但不同行业的薪酬水平将会有所不同，企业绩效成为决定薪酬水平核心因素，这就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分别制定绩效考核的方案。然而各行各业千差万别，考核指标体系和要素不尽相同，绩效考核如何符合总体的薪酬改革思路，又能兼顾各行各业的特点，成为薪酬改革一大难题。

《财经》记者获悉，经过两轮征求意见后，绩效考核体系如何确立，是薪酬改革方案细则尚未最终定稿的最大争议之一。

争议的焦点是，不同行业绩效考核指标到底应该具体包括哪些要素，例如银行业和石油行业，就需要分别制定各自的绩效考核新体系，但各自采纳的指标体系显然存在较大差异。同时，甚至同一行业最终采纳哪些参考指标，也存在不同意见。

以五大银行为例，通常各家银行董事长绩效薪酬考核的参考指标包括：银行发展规模、效率、结构、利润以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但目前最终采纳哪些指标？绩效薪酬和基本薪酬的具体倍数数值如何确定？还在研究和讨论。

金融行业高管薪酬普遍高于平均水平，饱受诟病由来已久。这起初源自于2002年启动的国有银行改革，以五大国有银行为代表的国有金融机构陆续登陆资本市场，按照和国际接轨的原则，国有银行主要负责人薪酬水平相继大幅提升，虽然财政部多次发文进行限制，薪酬水平一降再降，但效果并不显著，就此形成了非市场化招聘高管薪酬总额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的行业标准。

截至2013年底，工农中建四大行董事长薪酬分别为199.56万元、113.36万元、135.82万元、112.9万元。而中国银行市场化招聘的信贷风险总监年薪曾高达1102万元，这次改革方案明确，由组织任命和市场化招聘的高管将区别对待，针对不同身份采取不同职务职责的薪酬体系。即薪酬调整只针对由组织任命的中央管理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对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实行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未来更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人才将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

如此一来，两者薪酬水平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开，而巨大的差距，很有可能引发金融行业人才流失。9月10日，美国铝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Klaus Kleinfeld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表示，对于任何公司来说，人才是基础，如果薪水足够好的话，人才会去向最应该配置的地方。

金融行业的薪酬改革刚刚开始，可以预见，这种调整甚至将有可能波及到整个金融行业，包括普通员工，薪酬制度全行业调整将加速行业人才和资源流动。其中，建行董事长王洪章近日表示，要逐步减少央企管理层和员工的薪酬差距，薪酬向一线倾斜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多家上市金融机构正在密切关注薪酬调整最终方案，民生银行未来极有可能顺应中央号召和外界舆论方向，对本行高管薪酬进行适当下调。而事实上民生银行并不在此次薪酬调整范围之内。

央企改革方案篇4

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中央决定，今年1月1日起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8月22日，省财政厅在南京召开了会议，10月22日，市财政局召开会议，对所得税分享改革工作先后进行了动员和布置。为适应中央和省、市对地方所得税分享改革的要求，妥善处理好改革对我区财政的影响，保障全区财政平稳运行，区财政局按照省、市制定的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方案及原则，在充分调研和反复测算的基础上，制定了区、镇所得税分享改革实施方案。区委、区政府对所得税分享改革十分重视，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听取有关所得税分享改革的汇报，并对这项改革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下面，我就会议议题先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重要意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职能主要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建立，财政的职能将不断得到加强。实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就是发挥财政稳定经济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

1、实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是现行财政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1994年起，国家对财税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进一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了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有效地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新的财政体制运行八年以来，国家财政收入呈现大幅度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此同时，我区财政对中央的贡献也大大提高，2001年我区净上交中央、省2.03亿元，是1994年的3.17倍。实践证明，分税制是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双赢”的财政体制，它促进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较快和稳定增长，也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时，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展开，政府机构改革有待深入，在国有企业分别由部门和地方政府主管的情况下，所得税收入仍按隶属关系划分，难以马上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问题凸现出来。企业所得税按隶属关系划分，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为追逐税收利益搞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阻碍企业的兼并改制，特别是阻碍企业深化改革，制约了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平衡地区间财力差距。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央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需要出发，决定从20*年1月1日起，打破原来按隶属关系和税目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这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也是今年财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认真做好所得税分享改革工作，对于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实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是整体推进各项财政改革的重要举措。

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财政改革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为此，我区根据上级部门的统一部署，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积极实施了各项财政改革。当前财政改革的重点是财政支出管理制度改革、税收体制改革、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这是今后一段时期财政工作的主旋律，只有不断改革，才能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求得财政工作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是财政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党中央、国务院综合考虑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是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这项工作，对于整体推进财政工作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3、实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是促进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措施。

中央决定实施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适当多集中一些财力用于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实际上就是要求东部沿海地区在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加大贡献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在这次所得税分享改革中，省财政也适当集中了一部分财力，主要用于增加对苏北地区和财政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以促进全省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我们制定区对各镇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方案，就是贯彻中央、省、市所得税分享改革的具体措施。当然，改革总会涉及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会对各镇的财力或多或少带来一些影响。从近年的财政收入情况看，所得税收入是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据初步测算，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后，今年将影响全区财力2100万元，希望各镇从大局出发，从全局的和政治的高度来看待这项改革，正确对待利益格局的调整，积极支持和配合区政府搞好这项改革，以实际行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二、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主要内容

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确定基期年，核定基数，增量部分按比例分享。国发[2001]37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方案的通知》，明确了中央对地方所得税分享改革方案；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省政府印发[20*]100号《省政府关于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了省对各市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方案。下面，我重点向大家通报一下，市、区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内容。

1、市对县（市、区）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所得税收入的划分方面，除中央规定作为中央固定收入以及省明确作为省与中央分享收入的所得税外，原在县（市、区）征收的所得税，作为中央与县（市、区）分享收入，按规定分享比例分别缴入中央金库和县（市、区）金库。从扬州市2001年实际情况看，除仪征市的仪化股份公司所得税外，其他各县（市、区）均没有中央下划的所得税。

在所得税分享比例方面，按省确定的分享比例缴库。由于省对改革后入地方库的所得税比基数增长部分集中20%，相应所得税增量收入形成的财力分享比例，20*年中央50%，省10%，市或县（市、区）40%；2003年中央60%，省8%，市或县（市、区）32%。

在所得税收入基数核定方面，市对各县（市、区）所得税收入基数也是根据中央对省、省对市所得税收入基数核定办法来核定的。中央级企业所得税、中央级个人所得税和地方级个人所得税以2001年实际数为基数，同时对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手续费退库及所得税收入混库等作相应调整；地方级企业所得税基数，根据2000年地方企业所得税实际入库数和1998-2000年地方企业所得税年均递增率计算，在此基础上，按中央对省、省对市地方企业所得税基数与2001年实绩相比的扣减率12%来平衡；对核定基数扣减率不足全省扣减率50%（6%）的县（市、区）按6%扣减，对核定基数扣减率超过全省扣减率50%（18%）以上的县（市、区），按18%扣减。市对*严格执行了省对市的最高扣减率，即扣减18%。改革方案实施后，如市县以后年度的所得税收入完成数达不到2001年核定数额，将相应扣减对该地区的基数返还或调增该地区的基数上解。

2、区对镇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央对省、省对市、市对区所得税分享改革精神，经区委、区政府批准，我们制定了全区所得税分享改革方案。这次区对各镇所得税分享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遵循中央和省、市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精神，在稳定现行财政管理体制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区与镇财政分配关系，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积极性，确保区对镇财政体制等既定政策的继续实施，促进全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

省、市财政按照国务院所得税改革精神，核减我区2001年企业所得税总额的18%后为基数，核减总额为550万元。经区政府研究，为照顾镇财政的实际困难，以2001年所得税实绩为基期年，不再核减。按国务院、省政府的规定，从20*年起，比2001年基数增长的部分，剔除国家和省财政分享的60%后，区级分享的40%部分，2003年比20*年增长部分剔除国家和省财政分享的68%后，区级分享的32%部分，再参照扬邗政发[2001]26号文件精神，进入区、镇财政体制分享。

三、加强领导、扎实工作，全面推进我区所得税分享改革

这次所得税分享改革，在确定收入基数、制定改革方案等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而花的时间也比较长。现在已经到了12月份，对于所得税分享改革，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各镇抓紧时间，深入细致地做好各项工作，尽快将区委、区政府确定的改革方案落实到位。

1、进一步树立全局意识，切实加强对所得税分享改革工作的领导。

我区位于苏中地区，这次所得税分享改革是要作贡献的，由于改革的方案是公开的、透明的，按照统一的方法计算，有的地方影响大一些，有的地方影响小一些，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切实把区委、区政府的决定贯彻好、执行好。所得税分享改革是今年财政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下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各镇要认真学习和领会这次改革的有关精神，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专门力量，认真做好调查测算工作，尽快拿出本镇所得税分享改革方案，把这项改革迅速落实到位，确保财政正常运行和体制的平稳过渡。

2、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抓紧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工作的实施。

要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和照顾基层的基本支出需求，保证基层的正常动转需要。要考虑到对下已定的财政体制，做好衔接工作，实现体制的顺利过渡和平稳运行。对于部分财政十分困难的乡镇，在确定改革方案时要予以充分考虑，要保证各地工资的正常发放和机关正常运转的需要。原则上按市对下方案进行贯彻实施，不能借改革之机集中乡镇财力。按照中央所得税改革的有关精神，所得税分享改革以后，中央统一制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原则上由中央和地方按分享比例分别承担，但改革方案实施前已出台的对中央企业先征后返政策清理后确需保留的，改革后仍由中央财政继续承担。中央已明确，地方各级都不得自行出台所得税优惠政策，否则，一经发现，将如数扣回影响中央和省、市的财政收入，并按规定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3、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切实做好体制的衔接和年度预算的变更工作。

所得税分享改革后，地方所得税收入口径发生变化，为保证2001年调整后的财政体制顺利运行，根据所得税收入分享范围及分享比例情况相应调整原定的地方财政收入基数。地方财政收入基数调整后，对地方按比例分享入地方库的所得税比基数增长部分省集中20%，对中央通过结算另外返还市、县的2001年地方所得税基数，其比2000年地方所得税增长部分，省仍按规定集中20%，通过结算定额上解省。地方财政收入基数调整后，市县地方财政收入增量上交、转移支付增长补助、发展资金补助等按相应口径进行调整。也就是说，这次体制调整只涉及所得税收入，但在调整中央、地方所得税基数和结算中还是要涉及到原体制基数及结算办法。因此，要认真做好测算、分析、调整、衔接工作。所得税分享改革还涉及到收入预算的调整问题，由于年初无法预测省对县（市、区）所得税收入基数分享比例，因此在年初编制所得税收入预算时，是按照原收入口径编制的。所得税分享改革方案实施后，要结合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纳入预算管理工作，认真测算，做好收支预算的变更，按规定程序报同级人大常委会审批。

央企改革方案篇5

6月7日至9日，集团公司在十三陵召开了企事业领导干部会议，决定在全行业全面实行重组改制。这次改制重组是党中央、国务院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所做出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部署和决策，是集团公司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的具体步骤。党的十五大指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要努力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十五大确定的目标，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使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十五大明确指出，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今年以来，总书记先后五次主持召开西南、华中、西北、华东、华北及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座谈会，江总书记反复强调，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明确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是一个关系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大课题，也是一个关系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课题，全党同志务必坚定不移地沿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不断保持和促进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的必然要求。这些重要讲话，为我们搞好国有企业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石油石化工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领域。对石油、石化工业的改革和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关心，对集团公司的重组上市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工作先后做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和批示。朱容基总理要求石油集团组织力量，研究整体上市问题，加快上市步伐。吴邦国副总理也多次就上市问题做出明确的指示，要求石油、石化两大集团，考虑整体改制上市，解决发展的问题。并进一步指出，这对实现三年脱困目标和石油天然版权所有气集团公司组建现代企业制度将是很大的促进。7月11日，中央根据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形势，印发了中共中央12号文件，明确指出，要积极推动一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如石油、石化和宝钢等企业集团，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和资源配置，扩大直接融资，增强自我发展和改造的能力。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指示，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为石油石化工业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指明了方向。从石油石化工业的实际看，我们在发展中确实面临着国内外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加快自我发展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大庆油田作为集团公司的优势企业，虽然有着良好的效益和一定的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计划经济的束缚，加上资源采掘型企业的自身特点，一些潜在的矛盾日益突出，诸如资源接替不足；稳产难度逐年加大；经营机制缺乏活力；经济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企业冗员过多；社会负担沉重；油田基础设施和装备严重老化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和制约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要真正依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体制和机制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此，集团公司这次重组改制，为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转变机制提供了一次机遇。

为了认真负责地贯彻落实好集团公司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管理局于6月11、12、14

日连续召开党政班子会议，传达学习会议精神和领导讲话，首先在局党政领导班子中开展讨论，提高认识。6月17日，

管理局召开全局干部大会，传达集团公司会议精神，并组织与会240

多名同志进行分组讨论。大家本着对党、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畅所欲言，充分发表了意见。根据大家的意见，局党委和管理局将大家讨论中的想法和建议以文件形式呈报集团公司，并于6月23

日专程到集团公司向党组作了汇报，集团公司党组听取了管理局汇报后，就大庆重组改制问题做了重要指示。6月29日，

集团公司派曲广玲同志带领工作组到大庆调查研究。之后，黄炎副总经理、李克成主任和贡华章总会计师等领导又专程到我局调查研究，指导工作。按照集团公司300号文件精神和集团公司的要求，我们组织起草了大庆石油管理局改革实施意见，多次召开有关会议，认真研究和制定上报方案，并于7月10

日按要求及时呈报给集团公司。对于我们上报的方案，集团公司在批复中要求我们要按照300号方案的模式予以修订，

重新报批。按照集团公司的要求，我们对改革方案进行修改后，再次呈报集团公司。7月22日，集团公司以420号文件予以批复，同意我局按子公司重组设立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公司，并对上报方案内容作了进一步调整，要求我们接到批复后，认真组织实施。之后，管理局两次召开党政班子会议，研究制定大庆油田改革实施方案。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形成了初步的实施意见。8月5日至8日，马总到我局调查研究，指导工作。先后召开了7个座谈会，

在广泛听取油田干部职工的意见后，对我局改制重组工作做了重要指示。据此，我们对方案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

央企改革方案篇6

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温州综合改革成功后，全国可以推广温州经验。而目前亟需进一步做好相关的配套和实施细则。

《方案》中的所有措施，最大的突破点是温州计划在3到5年内，由民间资本主发起设立50家村镇银行，这有利于打破银行垄断。

“推进银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是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今年全国“两会”报告中的精神。尽管在这次的《方案》中没有提及，但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仍然可以根据中央的相关精神去做。

而温州民间金融的资金价格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进行试点，资金的价格肯定会市场化。比如小额贷款公司，法律规定在基准利率的4倍以内是合法的，而4倍以内完全可以给利率市场化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

至于在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中，鼓励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会不会引发资本外逃问题，我认为不必过于担心。中国都加入WTO十多年了，中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现在不缺钱，温州的钱太多了。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让中国从商品输出大国转向资本输出大国，这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加强监管。

当然，民间资本、民间金融应该更多地支持国内的民营企业，让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民间金融互动，形成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内外结合，我觉得这很重要。

之所以选在温州试验，是因为温州的问题具有普遍性。2011年，我到温州做过三次调研，发现除了融资困难影响企业经营外，企业的税费负担也过重。一些小企业反映，如果把各种隐性、显性的税加在一起，企业的平均税负在40%以上，利润空间被极大地挤压；大量小微企业处于亏损运营状态，甚至脱离实体经济，带来了产业“空心化”的潜在经济风险。

这就使得中央必须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而纵观温州三十多年的发展改革，它的市场环境比较好，有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大量的民营企业。这些民间资本为金融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而民间金融改革，没有民营经济作为基础是很难成功的。

而此次温州金融改革在支持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小型金融机构的同时，还鼓励民间资本的多渠道发展，比如股权投资、债券投资、境外直接投资以及构建地方场外交易市场等，以满足多元化的投资需求和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可以说，温州金融改革是一次全方位的改革，意在营造一种高效竞争的金融生态环境。而总理在一次与企业家的座谈会上也指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就是要打破垄断”，他表示，中央已统一思想要打破银行垄断。

除此之外，建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还具有四大改革效应。一是让民间金融合法化，构建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金融体系；二是推行民间融资备案制度，避免审批制度的缺陷，简化民间投资环节，降低民间投资的“隐性”成本；三是构建以地方为主，地方和中央相互联动的监管体系，以防止出现监管真空，为民间金融规范化运作奠定基础；四是内外并举，使金融对内向民间资本的开放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行，促进民营企业海外拓展，提高民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而这些改革效应的综合体现，就是极大地发展了多层次资本市场，重构了竞争有序的金融生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金融改革正是打破银行垄断的一次重要试验。

央企改革方案篇7

意 义――

国资国企改革面临诸多难题，而且相互交织、彼此叠加，破解难题，还是要通过深化改革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7月15日宣布，国资委正式启动国资国企“四项改革”试点，首批试点6家央企名单亮相。

就此次“四项改革”试点的意义，彭华岗说，推进“四项改革”试点，是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措。

首先，通过试点和企业一起探索破解改革难题。国资国企改革面临的难题很多，而且相互交织、彼此叠加，破解这些难题，还是要通过实践，不断深化和探索，少走弯路，规避风险。

其次，通过试点进一步总结经验。在一些改革的重大问题上，企业有大量的实践，试点一方面是完善这些实践，另一方面也是总结实践经验，探寻规律。

再其次，通过试点以点带面，有序推进改革。企业是改革的主体，改革的动力也应该来自企业。中央企业都有先行先试的愿望，开展“四项改革”试点，也是顺应企业的要求，发挥试点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当然，试点一定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依法依规，稳步实施，有序推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务院国资委专门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目前已召开9次全体会议和5次专题会议，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仅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国资委就至少开了11次会议，讨论国企改革。这些会议上透露出的信息显示，新一轮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已经基本成型。

目 标――

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作为主线，加强试点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

“四项改革”试点的目标是舆论关注的重点，对此，彭华岗表示，开展“四项改革”试点不是搞“盆景”，也不是搞政策“洼地”，目的是要试出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

据彭华岗介绍，试点的目标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体制模式；探索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关系；探索授权投资公司经营国有资本后，投资公司如何提高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和效益。

第二，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有效路径；探索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市场化劳动用工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探索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

第三，探索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机制，建立起法人治理完善、激励约束有效、经营管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四，探索对国企负责人重点监督的纪检监察方式，增强监督的相对独立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推动中央企业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关于如何规范“四项改革”试点，彭华岗表示，将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守改革底线，坚决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在彭华岗看来，推进国资国企“四项改革”试点，关键是要把探索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作为主线，加强试点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同时，必须更要注意体现不同试点之间的差异化和个性化，有针对性地研究和探索相应的政策措施，鼓励各项改革试点能率先突破的就不等不停、先行先试。

步 骤――

及时把符合条件的企业纳入试点，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及时把好做法、好经验推广出去

“四项改革”试点出台后，大家很关注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6家央企？“国资委此次选择的都是工作有基础、试点有条件、近年来改革力度较大、效果较好的企业。”彭华岗说，“符合试点条件的央企不在少数，但最终只选择了少数企业试点，也是出于稳步推进的考虑。”

那么，6家央企应该怎么试？彭华岗给出的答案是：按照5个步骤有序推进。

第一，统一领导、分工负责。试点工作由国资委改革领导小组统一组织，成立4个专项小组分别负责组织实施、协调推进和试点企业的指导服务。

第二，因企制宜、一企一策。由企业提出试点方案，牵头厅局与试点企业进行对接，确保可操作、能落实、有突破、出经验。试点企业的方案，成熟一个、审议一个、实施一个。

第三，加强指导、大胆实践。取消或下放的审批事项，率先在试点企业落实到位；试点需要解决的政策性问题，在不越法律法规“红线”、不碰国有资产流失“底线”的前提下，多开“绿灯”、少踩刹车。

第四，总结经验、完善政策。注意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从中提炼出可以指导全国相关改革的可操作办法和制度性安排，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文件，具备条件的及早出台。

央企改革方案篇8

可以看到，所谓的顶层设计也不是“一刀切”，将改革模式和方式、方法也一并定下来，而是给地方留下了许多可以探索的空间，可以更好地适应地方的实际，制定具体的改革办法与措施，从而使改革更加有效地向前推进。

事实也是如此。如果过度强调模式、方式、方法的统一，而不给予地方足够的操作自，改革就会陷入怪圈。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就是贯彻了中国特色这个前提。离开“特色”二字，改革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国企改革也是如此，必须依据本地实际，制定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改革方案和思路、体现地区特色。

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必须相同

虽然强调在改革过程中应当有自己的特色，应当充分结合和尊重本地实际，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原则必须相同，出发点必须一致。

第一，实现混合所有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建立混合所有制，应当是国企改革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目标和原则。

各地在制定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时，必须将建立混合所有制结构、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作为最基本的目标和原则，从而更好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推动股权多元化。混合所有制的最基本表现形式就是股权多元化，亦即在改革过程中不要强调单一股权。

第三，组建国有资本运营或投资公司。学习借鉴新加坡淡马锡经验，组建国有资本运营或投资公司，目的就是要改变目前政企不分的格局，通过国有资本运营或投资公司这个中间层，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只有这样，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才能充分发挥。

第四，公开选聘企业经营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以强调要通过市场选聘企业经营者，一方面，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一夜之间将企业全部改革到位，全部建成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按照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有的企业还需要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经营者选聘做出改革和探索，就十分重要而紧迫。否则，企业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所以，这也是此轮国企改革必须遵循的目标和原则。

操作的方式和方法可以不同

在基本目标和原则确定的情况下，如何操作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如果死守教条，照搬别人的模式，或机械地执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改革起来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达到预期目的的，所以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措施。

其一，央企和地方国企之间可以不同。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央企无疑是改革的重点。要知道，国资委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积极推进央企改革。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减少，考核办法有了积极的改进，实施了红利上交政策等。但是，从总体上讲，央企在体制和机制方面没有形成大的突破。所以，此轮改革如何寻求体制和机制的突破，是十分关键而重要的。可以肯定，国资委―资本运营或投资公司―企业的三级管理模式，是此轮改革的新格局。特别是具有垄断特征以及规模较大的央企，直接转化为资本运营和投资公司也是必然的改革方向。同时，央企的保留数量、国有资本所占的比重等也会有一些新的要求，而不是一味地退出和股权转让。

但是，到了地方，国企改革是否也要维持这样的格局，保留那么多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呢？特别是省级以下，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几乎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的力度可以更大一些，退出或股权转让的步伐也可以更大一些。

其二，央企与央企之间可以不同。虽然都被称之为央企，但是不同的央企，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联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深化改革过程中，也应当有所区别。基本思路就是：实行分类改革，亦即事关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央企，要坚持国有或国有控股；公益类和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战略新兴产业的央企，要建立以国有资本为主的混合所有制；其他央企，则可以通过退出或股权转让的方式，实行国有控股、其他所有制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按照这样的分类，不同的央企在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和模式也是不同的，而不能机械教条地执行相同的模式和套路。

其三，地区与地区之间可以不同。同样是地方国企，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也可以有所不同。对目前国有企业数量还比较多、国有资本分量还比较重的地区来说，如果经济发展需要可以适当保留一些，也可以有一些国有控股的企业。但是，从总体上讲，应当按照建立混合所有制结构的要求，除极少数涉及公共领域的国企之外，其他都必须是混合所有制结构。在此基础上，逐步降低国有资本的比例。对本来就国企数量很少的地区，尤其是省级以下地区来说，能退的可以尽量退出或进行股权转让，国有资本原则上不控股。即便参股，也不需要具有票决权等。

其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可以不同。在经历了上一轮的改革以后，有的地方已经国企数量极少极少了。而新一轮改革启动以后，国企的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减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应当同步推进。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尚具有一定规模的地区来说，可以保留国资委，其他地区则应当取消国资委。对保留国资委的地区来说，为更好地行使监管职能，应当将所有国有资产都纳入到国资委统一监管，而不是继续分散在多个部门。对取消国资委的地区来说，一方面，监管职能交由财政部门来行使；另一方面，国资委的人员则分别分流到财政部门和新组建的国有资本运营或投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