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范文
时间：2024-01-22 11:37:57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1
【关键词】 中国边疆学会丛书；土司研究；佘贻泽；凌纯声
近代中国，边患频仍，相关研究亦趋兴盛。晚清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则构成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两次高潮。[1]中国边疆学会便是第二次高潮的典型代表。学会成立于1941年6月，创办了众多丛书。它们包罗万象，涵盖了边疆研究的各个方面。其中，土司研究则受到了学会同仁的关注。本文拟对中国边疆学会所编丛书涉及土司的部分做一概述，试图勾勒出该丛书在此领域的努力。
中国边疆学会所出版或主编的丛书可以分为四种：《中国边疆学会丛书》、《中国边疆学会丛刊》、《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丛书》、《边疆丛书》。其中涉及土司者有：《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抗战以来之边疆》、《中国土司制度》、《边疆政教之研究》。
《甘藏边区考察记》一书是马鹤天1936年5月到1937年12月到拉卜楞寺的日记汇编。该书对于土司的介绍，偏重于现状。如1937年7月14日的日记“札武百户富甲全县，果洛藏族悍逾各族”，玉树县长向马鹤天提起当地土司在经济上的富裕程度：“每年运购川茶二千驼，即四千包，每包以藏洋七十元计，合二十八万元，以三元合法币一元计，亦值九万余元”。[2]
《边疆地理调查实录》是地理学家严德一边疆考察的结集。他在《云南西北角九种民族访问》一文中谈到了永宁土司衙门建筑的外观、形制及土司与总管的复杂关系，并且认为当地土司“已经丢弃了很多摩挲民族的本色”。[3]
《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是贺觉非1936年前往西康途中所做诗歌的结集与注释。该书对土司的历史与现状均有涉及，前者如“赵尔丰经边情形及其永世”一节记载了晚清西康改土归流的历史片段，后者如“义敦复治之经过”一节讲述了当地土司在义敦复治过程中所起到的种种作用。
《抗战以来之边疆》则保留了“昆明委员长行营告边疆土司书”的全文，极具史料价值。
《中国土司制度》是我国土司制度研究的首部专著，[4]它对土司制度的来龙去脉做了一番系统的梳理，并且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解决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边疆政教之研究》第三章第三节则就土司制度的缘起、现状做了专门介绍。
通过上述说明，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边疆学会丛书对于土司的关注。既有现实，如《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边疆地理调查实录》、《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以描述性文字为主，评论较少；也有历史与未来，如《中国土司制度》一书，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国土司制度》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土司研究的经典之作，作者佘贻泽。同时期，享有盛名的论著尚有凌纯声所著《中国边政之土司制度》（《边政公论》1943年第2卷第12期、第3卷第1期、第2期）。如果将二人的著作做一比较，则不难发现其土司研究的特点。
两人均提到了土司制度在明清两朝的建立与完善。凌著对清代土司制度评价不高，认为其阻碍了民族间的正常融合，增加了隔阂，乃至违背了制度的初衷。例如，他认为两朝对于土官的赏罚升降迥然有别：明代不分土官和流官，不曾区别对待；清代却不然，土官不论能力如何，一般也只能做到指挥使、宣慰使。“如此则土官只可终身为一土司，有功亦仅得虚荣而无实惠，土司既不能升任流官，绝其向上之心，乃专心致志做其土皇帝，视读汉书，习汉礼为无用，且阻属民涵化”。
较之于凌纯声的褒明抑清，佘著则采取了相反的姿态。
明朝土司规章条文不健全，土司作乱甚多，清朝则不然。
佘氏认为明代规章均不健全，“若纯以制度观念考察明之土司，则觉一切法令规章，均属不全，升降考铨，漫无定制。土司数虽在千名左右，但无专司监视钤衡之官，亦无分级标准……承袭、朝贡，虽有定章，然其所能限制土司者，为效甚微小”[5]清代则对于土司的制度规定，则较为完完整，尤其是土司权力的世袭，“条文事例井然，已不复为土司争乱之由”[6]
明朝剿抚无常，清朝则一律剿灭。
佘氏认为当土司作乱时，明朝对于剿抚并没有一以贯之的政策，“明代土司常有叛变，明廷对付方策，为剿抚兼旋。而或抚或剿，殊无一定之主张”、[7]“因无一贯之策略，或先抚后剿，或剿之不克。又为抚计；致不但嵇延时日，且常使乱事扩大。此明代西南土司之所以多乱也”。[8]清代则不一样，遇到叛乱土司，一律剿灭，使其不再有非分之想。“观清代土司情形，如一有叛迹，即调师讨之。土司之顺伏畏威，与明代之骄恣者，不能互相比论”。[9]剿抚无定策的同时，明代又存在着抚之太宽，剿之不彻底的问题。在剿灭叛乱土司后，明廷未能做到一一改流，甚至继续任用土官。
明朝改土归流不甚积极，清朝则恰恰相反。
“改土归流明代远不及清代。盖明代官吏，于土司制度，多持‘宜仍土官以顺其情’之策”，[10]而清代则较为积极，“就剿伐、改土归流、及分建三点而言，清廷对付土司之策略，甚为得当。土司若有乱，则剿伐之，平定后，治以流官；为最彻底之方法。无乱，则逐渐分土而众建之，使其势散力弱，作为设流之准备”。[11]
通过上述三点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二人研究视角乃至背后关怀的不同。
佘贻泽着眼于土司制度本身来比较明清两朝政策之区别。土司制度，确立于明代，至清代渐趋完善。因此，从制度本身的角度来看，明代土司制度的不健全也是可以理解的。
凌纯声则不然。他更多是从土司的社会影响即制度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考察其历史演变。如果佘先生可以说“从历史看历史”，凌先生则是“从当下看历史”，现实关怀，跃然纸上。至少凌著中有两个地方可以体现这一点。首先是“宗族”这一概念的多次使用，如“中国境内各宗族”、“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等。所谓“宗族”，实际上源于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大宗和小宗的关系，他们彼此共享同样的血缘，中华民族也在此意义上成为一个共同体。其次，他把中华民族成长壮大的历史描述为以汉族为大宗，不断吸引小宗加入的过程，“小宗融合于大宗，而形成今日伟大之中华民族”。这样的想法也不难理解。时值抗战，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怎么样描述过去，如何定义国内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才能让中华民族更为一个更加团结的共同体以挽救危亡，这成为政学各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由此，凌纯声对清朝的土司政策多有批评，认为其阻碍了国内不同民族间的交流、融合，这也在情理之中，可以理解。
此外，就如何解决土司问题，两人所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凌纯声并未多谈具体的改革建议，只是主张变革应当结合每个地方的特点。其中，第一步，便是权力收归中央。
相形之下，佘贻泽的论述则更为全面。他既指出了根本原因，又针对现实，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改革办法。
佘贻泽认为土司之所以能够成为问题，根本上在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教育程度的低下，“改革土司之法，乃在除去其存在之背景，即山地险阻，民智不开……”。[12]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则在于发展交通与向外移民，“土司存在的原因，既为地险俗异故吾人改良办法，亦应先从交通与移民着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13]他提出了具体的交通路线，以改善西南地区的闭塞状况。当然，除了这些根本之法，佘贻泽还另外提出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改良之策。比如，废除土司权力在父子叔侄间的承袭，取消地方土司的军事权力，设立设治局。
总体而言，较之于同时期的其他论著，《中国土司制度》一书的最大特点在于兼顾历史与现实。他既对土司制度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对明清两代的土司政策进行对比，同时又考察了这一制度的现状，就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时，该书所保存的统计资料也极具史料价值，嘉惠后学。佘贻泽对于清代土司土官人数和唐代羁縻州县的统计数据便被胡绍华在《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一书中所采纳。[14]
除此之外。中国边疆学会所编丛书对土司制度现状的观察虽然多为描述性文字，但是于后人研究民国时期边疆状况则大有好处。如贺觉非在《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义敦复治之经过”一节提到，（第五代毛丫土司施郎汪泽）“清末逃走，土地未被没收，民初乃得死灰复燃”。此段文字，既可证明民初西南土司部分复辟的史实，同时也说明了土地在解决土司中的重要性。凌纯声曾经提出土地制度实际上是土司政治的核心，“欲求土司制度之合理改善，如能对土地问题有一适当解决之办法，使土司不得兼为地主，土民不致沦为农奴，则土司问题已解决十之八九，土官之存废已无其重要性。”[15]
除了土司研究，中国边疆学会丛书还对其他边疆问题有所研究。丛书强调实地调查，体现了一种严谨的精神。同时，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修正了纠正了众多错误的记载。丛书和《中国边疆》月刊等一起从不同的片段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边疆学会这一重要学术团体的认知，有助于正确地把握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特点，同时对于当代中国边疆问题的解决、求真务实学风的建设也不无裨益。
【注 释】
[1] 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演进历程[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第二编）[M].商务印书馆，1947.350.
[3] 严德一.边疆地理调查实录[M].商务印书馆，1950.103.
[4] 成臻铭.时势造学：土司残留时期的中国土司学――1908―1959年土司研究理论与方法探源[J].青海民族研究，2012.23（1）.
[5][6][7][8][9][10][11][12][13] 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M].重庆正中书局，1944.32；77；33；33；33；159；76-77；188；190.
[14] 胡绍华.中国南方民族史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4.118.266.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2
关键词：地方行政制度 中央行政
1、三公九卿制：始于秦发展于汉的中央行政制度。目的在于加强中央集权，其特点是确立皇权至高无上地位，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三公”与分掌国家朝廷各项行政事务“九卿”职权分开，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起步的标志，对以后历代王朝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2、三省六部制：隋文帝综合汉魏官制所创立于唐朝完善的中央行政制度。特点在于分散丞相及中央机构权力，推动部门牵制与机构运转，表明我国古代封建国家官僚制度趋于成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完善的表现，保障了封建统治秩序。
3、三司六部制：明太祖实行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特点在于废除丞相而分权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承宣布政、提刑按察与都指挥三司，三司分管地方行政、司法和军政而相互牵制，表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4、分封制与封国制：分封制是始于西周瓦解于春秋而在战国被郡县制所取代、与当时较低经济水平及不平衡政治状况相适应的地方行政制度，其特点在于：①分封目的是巩固奴隶主贵族的国家政权；②分封对象主要有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⑨诸侯在封国享有世袭统治权也承担周天子所规定义务；④诸侯按爵位高低具有严格等级和享有不同特权：⑤是支撑奴隶社会的政治支柱，而封藩建卫，利于巩固初期统治和拓展疆场版图，但尾大不掉而致诸侯群起，成为春秋战国社会动荡的历史原因。封国制是汉朝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其特点在于实行分封与郡县双轨并行制，分王国和侯国两级，侯国相当于县，直属朝廷，是王国问题的直接成因，是中国历史上分封制同郡县制的一次争锋。
5、郡县制：产生于战国，推行于秦朝，几乎盛行于整个封建时代，而在分封制瓦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方行政制度。战国最初设立县制，商鞅变法“废分封、行郡县”，秦朝推行郡县制。特点在于郡守和县令均由皇帝直接任免，目的为加强中央集权，是我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郡县制利于地方管理和民族团结，对后世影响极大。
6、行省制：元朝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京师设中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地方设行中书省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特点在于行省长官由中央直接委派官员担任，目的是有效管辖空前辽阔的疆域，成为明清以后地方行政区划的典范。行省制是古代郡县制的发展，是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成功尝试，同时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对后世影响深远。
7、编户制：西汉赋役制度，也是一种地方行政制度。
8、保甲制：北宋中期兵民一体的军事制度，也是一种地方行政制度。
9、八旗制：建州女真军政合一的军事制度，也是一种地方行政制度。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3
一、秦汉至唐宋中原王朝在桂西的羁縻制度
秦汉至唐宋中原对桂西逐步推行羁縻制度。桂西自古为“百越之地”,处于自我发展的态势。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雄心打破了这样的格局,开创了新的纪元。五十万铁骑越过五岭,经过几年的征伐战争,中央王朝第一次将疆域扩展到岭南地区,并设置了桂林、南海、象三郡,试图与中原其他地区一样进行同样的管理。桂林郡地处今天广西东部,由于地理环境、移民、文化等原因,中原王朝在那里实行的郡县管理体制得以延续。象郡的辖地即包括今桂西全部、越南中部与北部、广东西部的部分地区、云南东部以及贵州南部[7]260。由于地理环境、民族、交通等原因,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相当有限,郡县制的推行大打折扣。值得一提的是,郡县制在岭南的推行之初,有其一定的制度弹性,三郡只是“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谓东南一尉也。”[8]采取“仍令其君长治之”[9]的策略,“以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领系颈,委命下吏”[10]。西汉时,“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11]这种“以故俗治”下的“初郡”实际上就是一种包含柔性治理理念的所谓羁縻体制的一种制度设计。自秦至唐的近千余年间,羁縻体制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历程,其主要的行政机构在各朝有不同的称呼。秦设有“道”,为县级行政单位,《汉旧仪》说:“内郡为县,三边为道”[12]。汉代沿袭之,如西汉平帝时有“道三十二”[13]。另增设“属国”、“初郡”等统辖。《后汉书》言:“又置属国都尉,主蛮夷降者。……省关都尉,唯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14]初郡又称边郡,更为正式,林超民曾归纳出这一设置的四个特点,可资参考:郡县几乎设置于与部族连结的范围内;任命太守、县令、长吏掌治郡县,任命少数民族地区的部落首领为王、侯、邑长等,实行土官流官并治;初郡出赋,土长缴纳土贡,无征调;初郡的太守掌管军事,担任武备,军队由内地派遣[15]。南朝时期则出现“左郡”、“左县”的设置,为当时之主流,此外有僚郡、俚郡,但不普遍。左郡与左县首见于刘宋,到萧齐时达到顶点,左郡33个,左县更是有100多个,分布的区域甚广。其实质的运作规则与前代的边郡无太多区别,这一建置开启了唐代羁縻州制[16]。汉唐间中央王朝的力量尚未进入到桂西的腹地,所形成的羁縻体制是笼统而宽泛的。一直到唐代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观。“五岭之南涨海之北三代以前视为荒服,秦置郡三,汉置郡九,然两江溪峒之间所谓羁縻夷酋者尚未见于载籍,迨夫唐之太宗既平突厥,诸夷内属始置羁縻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17]羁縻州的建置更趋于完善和制度化: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然声教所暨,皆边州都督、都护所领,着于令式。今录招降开置之目,以见其盛。其后或臣或叛,经制不一,不能详见。……蛮隶江南者,为州五十一,隶岭南者,为州九十三。又有党项州二十四,不知其隶属。大凡府州八百五十六,号为羁縻云。[18]从此,羁縻制度已成为唐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既定政策。
高祖武德时大臣窦静指出了这一政策具有策略性的意义:臣闻夷狄者,同夫禽兽,穷则搏噬,群则聚尘。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衣食仰给,不务耕桑,徒损有为之民,以资无知之虏,得之则无益于治,失之则无损于化。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诚恐一旦变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虑。如臣计者,莫如因其破亡之后,加其无妄之福,假以贤王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自可永保边塞,俾为籓臣,此实长辔远驭之道。[19]窦静的剖析从传统的观点出发,道出了羁縻制的“合理性”,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确实是一种“长辔远驭之道”,而且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人顾颉刚、史念海认,“羁縻州者,虽有州、县之名称,而刺史、县令皆以其酋长渠魁为之,其内部之行政中央殆少加以过问,后世土司制度仿佛之”[20]144。唐时,桂西几乎皆为羁縻州领地,分属江南道黔州都督府、岭南道桂州都督府、邕州都督府及安南都护府,当时的划分已较为明确了。江南道黔州都督府领11州:明州、福州、峨州、琳州、鸾州、那州、添州、延州、双城州、抚水州、姜州;岭南道桂州都督府领7州:纤州、归思州、思顺州、蓄州、温泉州、述昆州、格州;邕州都督府领26州:椳州、归顺州、思刚州、侯州、归诚州、伦州、石西州、思恩州、思同州、思明州、万形州、万承州、上思州、谈州、思琅州、波州、员州、功饶州、万德州、左州、思诚州、曷州、归乐州、青州、得州、七源州;安南都护府领8州:归化州、思农州、西原州、龙州、思陵州、禄州、金龙州、安德州[7]429-430。共计52州,州又领县数十,可谓州县林立,羁縻政策在桂西的推行达到高潮。宋袭唐制,继续推行羁縻州制。“唐末,诸酋分据其地,自为刺史。宋兴,始通中国,奉正朔,修职贡。间有桀黠贪利或疆吏失于抚御,往往聚而为寇,抄掠边户。朝廷禽兽畜之,务在羁縻,不深治也。”[21]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以狄青镇压侬智高叛乱为契机,对桂西羁縻州县重新整合则为此后的土司制度的总体框架奠定了基础。《文献通考》载:“侬智高反,朝廷讨平之,因其疆域,参唐制,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凡五十所,推其长雄者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障防外蛮,缓急追集备御,制如官军。”[22]之后元丰年间编撰的《元丰九域志》对桂西设置的羁縻州县有详细记录,从中可以发现明清时期的土司与这些羁縻州县有很深的渊源关系,许多土司就直接承袭于此。土司的地域范围也基本确定,此后历朝再无大的变化,即邕州的左右江、宜州的红水河流域[23]。北宋后期曾进行过改革,试图强行将边境地区完全“内地化”,但这些措施实施结果并不成功,只能重新退回羁縻州制,《宋史》载:熙宁间,以章惇察访经制蛮事,诸溪峒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元佑初,诸蛮复叛,朝廷方务休息,乃诏谕湖南、北及广西路并免追讨,废堡砦,弃五溪诸郡县。崇宁间,复议开边,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诸峒蛮夷,皆愿纳土输贡赋,及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寻以议者言,以为招致熟蕃非便,乃诏悉废所置州郡,复祖宗之旧焉。[21]文中所谓“复祖宗之旧”,即是恢复羁縻体制,由此可见,内地的郡县制并不适合边境地区。范成大曾在广西任最高长官两年,了解桂西社会,他写的《桂海虞衡志》中说:羁縻州洞,隶邕州左右江者为多,旧有四道侬氏,谓安平、武勒、忠浪、七源四州,皆侬姓;又有四道黄氏,谓安德、归乐、露城、田州,皆黄姓;又有武侯、延众、石门、感德四镇之民。……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今黄姓尚多,而侬姓绝少。……宜州管下亦有羁縻州县十余所,其法尤疏,几似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待之又与他州不同,特命其首领莫氏曰刺史,月支盐料及守臣供给钱。[24]115-116范成大对桂西羁縻州县内运作了然于胸。由于“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因而“姑羁縻之”。桂西的羁縻体制有以下几个特征:1.“因其疆域”建政,“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不改变或调整土酋原辖地领土;2.任原土酋为官;3.以朝贡关系为纽带;4.各族土兵要接受朝廷征调;5.不改变原有的经济生产方式[25]。这几点构成桂西羁縻体制的重要特征,实际上也是后来土司制度的特点。
二、元代以降中原王朝在桂西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以来新型的羁縻体制,发端于元代,明代时高度成熟化。羁縻体制到土司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正如《明史》中所称: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原其为王朝役使,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及楚庄蹻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然其道在于羁縻。[26]有元一代,土司制度在桂西得到推行和强化。元王朝在桂西设置了专门的宣慰、宣抚、安抚、招讨、长官诸司以及路(府)、州、县等机构。“元朝在广西设置的土司机构,开始时司、寨、土州、土县、洞等,并依次隶属,统领于广西行中书省;后改司为府,废寨设路;先后在今桂西地区设寨5处,路7处,土州64个,土县9个,洞44个,长官司11个。至元年间,元王朝在左右江地区更置4个总管府,统领州、县、洞160处。”[27]实行路、州、县的管理体系。这些机构的首领多被称为“土官”,且已十分普遍。元王朝对于桂西土官的管理制定了特别的赏罚制度,用法令的形式来规范,“诸左右两江所部土官,辄兴兵相仇杀者,坐以叛逆之罪。其有妄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有司受财妄听者,以枉法论。诸土官有能爱抚军民,境内宁谧者,三年一次,保勘升官。其有勋劳,及应升赏承袭,文字至帅府,辄非理疏驳,故为难阻者,罢之。”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乌古孙泽“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两江荒远瘴疠,与百夷接,不知礼法,泽作《司规》三十有二章,以渐为教,其民至今遵守之。”[28]元王朝对土官的承袭实行较为严密的管理制度。仁宗延佑六年(1319年),中书省建议:“云南土官病故,子侄兄弟袭之,无则妻承夫职。”仁宗同意此意见,形成定制[28]。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4
文化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隔阂和冲突，往往是民族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如何处理好这一问题，常常成为保持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特别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任务。土司制度的推行，在多民族文化共处与包容方面进行了新的实践，并取得一些新的经验。元明清三代土司制度的推行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其文化政策的制订与其目标设定也有着不同的特点。以元朝而论，由于蒙古游牧民族的特性以及元朝统治者狂飚式的武力征服，对于文化认同和交流没有予以过多或认真的关注，这也可以说是元朝存世短暂的一个重要原因。由反元起义而建立的明朝，在政权基础稳固后，开始重视民族地区的教化宣传，对于土司地区亦然，如办教育、行科举、选拔土司子弟进国子监深造（所谓“土官生”）等。清朝统治者在夺取中原地区统治权力时，曾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及至制订土司地区的文化政策时，清廷吸取以往那种血的教训，一方面沿袭明制，通过教化的途径着力推行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则对风俗的变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特别是不使用暴力和行政强制的手段改变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而是“因俗而治”，没有大幅度地改变当地的文化传统。检阅史书，这类事例并不少见。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广西右江总兵官潘绍周奏请禁土苗祭赛宰牛。乾隆帝认为奏疏提出的建议“多有纷更不妥之处”“土苗宰牛乃其习俗，尤不当与民人一体严禁。此折着发与鄂弥达，令其议奏。”[3]卷23乾隆元年七月辛酉因为少数民族的习俗与“民人”有别，不应该“一体严禁”。其后，西南边疆地区激烈动荡，战事频发。贵州布政使冯光裕在条奏苗疆事宜时建议，“从容化导以变苗习。”乾隆帝下旨，“至云使其渐染华风，变为内地，朕意千百年之贵州总督皆似卿，则千百年之久安长治皆可保。若法待人行，则不若仍其苗习而顺导之，使彼知有恩而不忍背，有威而不敢犯，如是而已矣。何系区区古州之苗尽归王化，然后成一道同风之盛哉！”
乾隆帝肯定冯光裕变更苗俗的积极性，但最终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主张“仍其苗习而顺导之”，用不着“尽归王化”。这样的因势利导，最终也能“成一道同风之盛”。这种指导思想终乾隆之世也没有改易。这一点，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两次否定臣下“番众薙发”的建议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满洲贵族入关后，下令“薙发”，甚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激起了汉族民众的激烈反抗，以至血流成河。虽然事隔一个半世纪，但清朝统治者记忆犹新，即使在金川之乱被平定之后仍不愿意重蹈覆辙。当时，文绶等上“番众薙发”一折。乾隆帝在批示军机大臣等时明确地指出：“所办未免过当”。他认为：两金川等番众，自收服以后隶我版图，与屯土练兵一并遵例薙发，自属体制当然。至沿边土司番众，如德尔格、霍耳等处自可听其各仍旧俗，毋庸饬令一律薙发，更换衣饰。将来伊等轮班进京朝贡，衣服各别，亦可见职贡来朝之盛，何必令其换衣服以生其怨也。即现在收服之两金川等番众，亦止须遵制薙发，其服饬何妨听从其旧。又况沿边土司番众何必更改服饰耶？[5]卷1103乾隆四十五年三月辛丑两个月后，和珅出行滇省路过湖南、贵州一带，看到当地苗民“尚沿苗俗，不行薙发”，与体制不协，奏请“应准其遵照内地一例薙发”。乾隆帝又批示军机大臣等，“但已相沿日久，若一旦悉令遵制薙发，未免心生疑惧，办理转为未协。着传谕该督抚等，明白倡导，出示晓谕，所有各该省苗民，其有愿薙发者，俱准其与内地民人一例薙发，以昭一视同仁之意。”[6]卷1106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戊子即使是对宠臣和珅的建议，为了与体制相协调，乾隆的态度也很明确，不应强制，而是“其有愿薙发者，俱准其与内地民人一例薙发，以昭一视同仁之意。”应该肯定的是，这种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习俗和传统文化的包容态度，对于该地区的社会稳定以及民族之间的共处，产生了积极且久远的影响。土司制度推行时期，尽管摩擦不断，但从整体来说，西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却是越来越紧密，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总之，从体制层面来说，土司制度的实施形成了一种长效机制，这就是土司制度沿续600余年之久的根本原因。我们今天也许可以说，土司制度并不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但可以肯定，它是最适合当时西南等地区少数民族社会实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
二、土司制度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女性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容忽视的。近代以来，人们都把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从业状况乃至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视为衡量社会进步、人类文明的一种重要标志。我们看到，由于土司制度的特殊性，在西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的数百年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之内地有了明显的提高，土司地区的女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很低，她们只能从属于男性，至少在社会生活中她们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能出仕做官。她们只能靠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得到朝廷的敕封。然而，在土司治理地区却另有一番情景，女性不仅可以做官，甚至在政治舞台上大有作为。应该说，这种情况是土司制度的推行在客观上形成的结果。从制度设计的层面看，有两个因素促成了女性主政、任职的可能。土司是世袭地方官，土司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承袭制度的规定。首先，明清土司制度都在土司承袭人的宗支嫡庶次序上做出了明确规定，即“土司亡故，或年老有疾请代”时，首先是“嫡子嫡孙承袭，无嫡子嫡孙，则以庶子庶孙承袭；无子孙，则以其弟或族人承袭，其土官之妻及婿有为土民所服者，亦准承袭。”
这就从制度上为女性承袭土司之职打开了大门，为女性做官提供了机会和法律依据，此其一。同时，鉴于土司子弟年幼袭职，不谙政务，以致弊病丛生，故明清两代都对土司承袭的年龄有明确的规定，即年满15岁方可承袭。如应袭之人未满15岁，允许其母或土舍护理①，即代行土司之职。这又为女性实际主持政务创造了条件，此其二。相比于封建王朝皇位继承制度而言，土司承袭制度显示出一种灵活性。在皇位承袭制度下，只要是有资格做皇帝的，无论年龄大小，都可以坐上皇帝的宝座。正是由于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土司制度推行的数百年中，西南地区出现了许多杰出的女性，她们参政理政，甚至实际职掌或代行土司之职。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土司制度文化的一大亮点。由于能够承袭土司或代行其职的女性，都是土民所信服者，说明她们有一定的能力及威望，又得到朝廷的认可，自然会尽职尽责，报效朝廷。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声名显赫的女土官，她们的事迹在民间流传很广，一直是脍炙人口。元代建昌路（治今四川西昌）女土司沙智，以治道立站有功，授虎符。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授建昌路总管。明代贵州永西彝族女土官奢香，原为贵州宣慰使陇赞霭翠之妻。洪武十四年（1381年），夫死子幼，代子袭宣慰使职。十六年（1383年），受贵州都指挥马烨挞辱，隐忍不叛。次年（1384年）入朝诉马烨之罪，朱元璋亲慰之。归后表示愿“刊山开驿传，以谢朝廷信任”，遂修官驿大道，西至乌蒙（今云南昭通），北达容山（今贵州湄潭），在水西境内立龙场等9驿，连接湘、川、滇、黔交通要道，对沟通内地与西南边疆经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明廷封其为“大明顺德夫人”。这是因自己的功绩而非丈夫或儿子地位得以受封的少数民族女性。著名的瓦氏夫人，是明代广西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土官岑璋之女，田州土官岑猛之妻。夫死后，摄州政，颇有政绩。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以近60岁的高龄应征，领广西“狼兵”6800余人至苏州，隶俞大猷部，为参将，抗击侵略东南沿海的倭寇，在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等战役中，联合湘西“土兵”，获得大捷，名声大震。明末清初著名的女土官秦良玉，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文武双全，袭丈夫马千乘之职，任石柱宣抚使。善骑射，通词翰，所部“白杆兵”以善战著称。天启元年（1621年），应明廷征调，北上与后金作战。据载“秦氏千里裹粮，急纾国难”“浑河血战，杀奴数千”[8]卷9天启元年四月己丑，以至皇帝颁旨，“秦良玉奋勇讨贼，忠义可嘉。”
后又参与平定奢崇明之战，因功授都督佥事，充总兵官。如果说在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明代为女性提供了表演的舞台，那么至清代，情况又如何呢？在土司制度开始衰落的时期，女性任职的这一状况仍得以延续。这在清代的文献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四川巡抚年羹尧疏言：“河西宣慰司故土官蛇蜡喳吧之土妇工喀病故，并无应袭之人，请将蛇蜡喳吧嫡女桑结承袭。”[10]卷280康熙五十七年七月辛未兵部议覆同意，并由皇帝批准。这是女性担任宣慰司土官的事例。四川建昌道所属河东宣慰司自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归顺清政府之时，宣慰使安承爵已故，其后一直由其妇瞿氏掌印。至雍正四年（1726年），建昌冕山营之金格、阿租等“煽众狂悖”，而瞿氏“纵逆不法”，故雍正五年（1777年）遂将河东宣慰司革除。次年，为便于管理凉山一带，又授瞿氏之女安凤英为长官司长官[12]卷66雍正六年二月壬午。至乾隆时，仍有“援革职河东宣慰司瞿氏之女安凤英另授长官司之例”[13]卷110乾隆五年二月甲申的情况。这说明，清代女性除承袭、土司职务外，还有直接授职的。从清代的情况看，土司地区上层女性在边疆民族矛盾激化和对抗时，大多“能知大义”，顾全大局，为边疆地区的社会安定作出了贡献，因而受到清政府的表彰和奖励。如梭磨土妇卓尔玛在平定金川之乱时表现十分突出。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谕军机大臣等，“梭磨土妇在三杂谷中行辈最尊，从噶克多听其指挥，该土妇自不为小金川流言所惑。据官达色报称，该土妇见伊时密告金川贼众逆谋，其心甚觉真切。自应予以奖励，着即晓谕该土妇：‘以尔实心恭顺节次奏闻，大皇帝深为嘉悦，特加恩赏尔淑顺名号并彩缎四疋，用示优奖。’如此传谕，不特该土妇益当感恩图报，即其余土司等亦必共知激劝，冀得出力沾恩，亦属控驭番夷之一法。”[14]卷938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戊辰四十年（1775年）战事告捷，又因卓尔玛与其子土司斯丹巴备牛500头、酒1000篓，糌粑500背呈送军营。官方将酒物酌留，牛只发还。乾隆帝以“梭磨土妇卓尔玛并伊子安抚土司斯丹巴恭顺可嘉”，加恩赏给斯丹巴宣慰司之职，以示奖励。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大兵进剿廓尔喀，护理庄浪土司印务的鲁孙氏呈称，愿赶办干柴12万斤以备应用，并于十一月内，将所办干柴照数运至丹噶尔交纳，乾隆帝感叹：“边徼土司系属女流，能知大义，甚属可嘉。”[15]卷1394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丁丑毫无疑问，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社会影响力也明显强于内地。虽然这里有各民族自身的特点，但是必须肯定的是，这与土司制度的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土司治理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
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此，我们在重新审视土司制度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推行土司制度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其生态环境的保护比内地要好得多。因此，谈到土司制度文化的核心价值，我们还应该发掘这一制度对于保护西南区域生态环境所起的作用。西南土司地区，相对于内地和其他边疆地区，有着特殊的人文生态环境。其一是该地区多为山区，地理形势错综复杂，交通不便；其二是部族林立（推行土司制度后则是大小土司林立，如明代贵州定番州，即设有17个长官司[16]卷487，朱燮元《水西夷汉各目投诚措置事宜疏》），各自为政；其三是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一些地方还保留“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其四是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林木、矿产资源。在这样的人文与地理态势下，如果听任无序、过度的开发，必定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一旦破坏则极难恢复，其后果不堪设想，必然累及该地区的社会稳定。而元明清三朝存续的六七百年间，从整体上说，该地区并未发生灾难性的生态环境破坏，这是值得庆幸的，而这种局面出现的原因，与土司制度对于人文环境所具有的长效稳定机制是分不开的。具体来说，它与清政府对该地区有意推行的封闭和限制性的管理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毋庸讳言，封建王朝推行土司制度是有利益诉求的，即从该地区获取资源和经济利益。清人王履阶就明确地谈到，苗疆“林木不可胜用……苗铁固推重一时，铜银备国用，药饵资养生……征其物产，亦少助库藏于微芒。”[17]第八帙，王履阶《改土归流说》但封建王朝的统治集团能否约束自己的贪欲，运用智慧，做到适度开发，则关系匪浅。在这一方面，以明清两代比较，明代统治者做得不够好，而清代统治者要长进得多，这恐怕也是清廷汲取了明代的教训。以土司地区的森林资源为例，对比一下明清两代对林木采伐和保护的实践，是很有启发性的。西南土司地区森林资源丰富，品种名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林区。明初，为营建两京，曾从湖广、四川采办大木，数量较大。其后，嘉靖（1521-1566年）、万历年间（1573-1620年），对西南土司地区林木的采伐数量更是猛增。播州产珍贵的楠木，明代在这里的采伐几乎是破坏性的。据道光《遵义府志》载，洪武（1368-1398年）、永乐时期（1403-1424年）均于此地采楠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为修宫中的三大殿，一次采木“共木板一万五千七百一十二根块。”崇祯（1627-1644年）时，一次“采办大木通共二万四千六百一根块。”
总之，明代对西南土司地区的森林资源保护不够。清初以来，清政府出于稳定土司地区的考虑，兼及休养生息，不仅限制随意采伐林木，还积极地推行植树造林政策。如顺治十二年（1655年）规定，“民间树植以补耕获，地方官加意劝课，如私伐他人树株者，按律治罪。”康熙十年（1671年）又规定，“民间农桑，令督抚严饬有司加意督课，毋废农时，毋废桑麻。”尽管这是针对全国的政策，但在土司地区也是严格遵行的。至于专门针对土司地区的规定更是不少。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谕工部，“四川楠木多产于崇山悬岩，采取甚难，必致有累土司，且来京甚远，沿途地方亦恐滋扰。着传谕四川巡抚免其解送。”[20]卷130康熙二十六年四月己卯这与明代在四川大量采伐楠木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怕扰累土司，旨在求得地方稳定，但毕竟对限制采伐楠木还是有益的。又如道光十三年（1833年）四川总督鄂山奏办土司地区事宜10款，其中一项即谈到，“汉人向入夷地开设木笋等厂”，应“永行禁革，违者治罪。如遇官为采办木植，仍照常给与山价，着令土司办理，以杜衅端。”这又是怕造成汉夷矛盾，故不许乱采林木。中央政令如此，地方政府同样重视森林植被的保护。云南景东县现保存有一块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的原景东府禁止民人随意砍伐林木的石碑，其中还记载了保护森林的措施，并设有“林官”作为专职管理人员。由于这些政策的推行，土司地区的森林资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在保护森林资源的同时，清政府还对土司地区的土地资源加以保护，限制内地民人随意在土司地区开垦荒地；对该地矿产资源加以保护，限制私人掠夺式的开采，特别严禁“汉奸”擅入苗寨“开岩挖窖”；对水利资源加以保护，严禁在水道地区垦殖，严禁阻塞水道；同时也注意保护野生动物。云南在明代有贡象的传统，将捕猎之大象贡送京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贡象五”，世祖命免送京，云贵总督赵廷臣“因乞概停边贡，允之。”[22]卷273赵廷臣传自是，云南很少贡象。元明清时期，在推行土司制度的西南地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总体来说还是好于内地，以致这一状况延续至今。这显然与土司制度的推行、与土司地区所形成的区域社会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土司治理地区相对的封闭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稳定性，无形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5
最早正式提出“大一统”的是《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后世因此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1）后世王朝所谓大一统具体来讲就是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上都是统一的，不容分割。
二、清前期民族政策及其与全国大一统局面的关系
清入关后，以武力征战，建立了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现代中国大一统局面的基础。并通过发展经济，整理传统文化，使康乾盛世达一百多年之久。这一局面的实现很大程度得益于清朝制定的一系列民族政策。
（一）清代民族政策的基本分类与阶段性
1、基本分类
对于清代民族政策，据其内容划分为三种类型，即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2）总政策为“恩威并用，剿抚并施”。基本政策为：“区别对待，因俗而治”。具体政策体现为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政策。
2、阶段性
顺治至乾隆四朝的民族政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这几个阶段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但又是一脉相承的。
（1）顺治时期。这一时期是清民族政策的确立时期。
（2）康熙时期。这一时期是清民族政策的巩固时期。经康熙一朝努力，全国一统局面基本形成。
（3）雍正时期。雍正时期是清代民族政策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华夷之辨”的批判和“大一统”思想的阐发。
（4）乾隆时期。乾隆帝时期是清民族政策成熟时期。自乾隆时统一的大一统国家最终形成，中国版图得以奠定。
（二）清代各地区的民族政策
1、满洲地区
清统治者推行“首崇满洲”的政策。清代，满族始终凌驾各族之上。
2、汉族地区
第一，推行“汉法”。第二，崇尚理学。第三，南巡。第四，满汉通婚。从顺治到咸丰皆有汉族女子为妃嫔者。清室几位公主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尚可喜子尚之隆。（3）其他通婚者亦有，自清中叶统治稳定，满汉通婚停止。第五，同化、压迫及歧视政策。
3、蒙古地区
第一，满蒙联盟和联姻。第二，西征。第三，木兰围班和热河朝觐。第四，兴黄教。利用藏传佛教控制蒙藏民族，是清政府一项重要的国策，故乾隆帝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4）”第五，盟旗制。
4、藏族地区
在西藏地区清政府进行群封众建和封号赐爵，最主要的是宗教上册封达赖和班禅，实行金瓶掣签。通过设立驻藏大臣，使其和达赖班禅平起平坐，这些举措使清王朝对西藏的控制大大加强。
5、回疆地区
清军在平定准部之后，又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在回疆设立伊犁将军，因俗而治，采取伯克制度，并调八旗兵丁镇守边疆，既尊重了当地民族状况，又加强了中央对回疆的管理。
6、苗疆地区
在西南苗疆地区主要采取“改土归流”政策，从雍正时开始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结束了当地割据闭塞的现状，加强了中央对当地的控制，发展了文化教育，促进了民族团结，有利于祖国统一。
（三）各族政策对清大一统局面的影响
1、积极影响。
清王朝征服了辽阔的疆域，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实现了各民族友好相处，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局面。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对全国各地区各族的有效管理。
清朝统治主体作为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后逐步接受汉族先进文明，加强了满汉之间的关系，对蒙古政策使中原王朝彻底解决了千年以来的北方边患，使满蒙地区和回藏地区较好地融入了中华版图。其良好的民族政策带来的不仅仅是版图的辽阔，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各地区及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使生活在这里的众多民族有一种民族向心力和凝聚感。
2、消极影响
清王朝为维护满洲贵族特权，实行民族歧视及民族压迫政策。推行文字狱严重阻碍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以狭隘的民族立场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则使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世界。在蒙藏地区大力推行黄教导致了蒙藏人口急剧下降，也使蒙藏民族精神窒息，清政府通过黄教实行愚民政策，这也是导致蒙藏地区长期落后于全国其它地区的重要原因。
（四）清代民族政策与清大一统局面的关联性
1、相互促进性
清政府通过倡导满汉一体、满蒙联姻、因俗而治等民族政策，实现了满、蒙、汉、藏等几大族群的友好相处，因此清政府成功地把满汉地区、蒙藏地区及回疆地区纳入一个政府的统治管理之下。清代大一统局面的实现也使清统治者更加注重民族关系的处理，如抚恤东归的土尔扈特部，赐予大量牛羊、布匹及粮食。同时，统治者优待黄教领袖及大兴寺庙，这些举措使清代民族政策更趋完善。因此，清代民族政策和国家统一局面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影响。
2、顶峰性
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的民族政策始终受“华夷之辨”的影响，元朝作为第一个统一全国的少数民族王朝始终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清王朝的统治者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坚决抵制“华夷之辨”，在各民族平等一致观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历代王朝之大一统以汉唐元清四大王朝为最。历代汉族王朝对于北方都视为胡虏野蛮之地，因此并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元朝对西域及西藏地区也没有实现直接管理，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又没有较好地实现封建化。清王朝在领土管辖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了封建王朝之最。周恩来曾高度评价了清王朝在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他说：“清朝以前，不管是明、宋、唐、汉各朝，都没有清朝那样统一。清朝起了统一作用。”（5）因此与历代王朝相比，清代的民族政策与大一统局面可谓达到了顶峰。
3、滞后性
从顺治到乾隆的这一时期已经是世界近代时期，西方各国逐渐步入资本主义时代。此时，清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未转变为正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清代大一统局面是建立在极其专制的基础之上。清政府害怕汉人与海外势力联系反抗清朝统治，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在蒙藏地区大兴黄教，其民族政策具有明显的狭隘性。面对西方国家的日新月异，清统治者虽有体会，但依旧做“天朝上国”的美梦，丝毫没有近代国家观念，这正体现了清王朝民族政策及其大一统方面的滞后性。
三、清代民族政策与今日国家一统局面的关系
（一）对现代中国统一稳定的作用和意义
1、清朝处于古代民族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其成功的民族政策缔造了辽阔的大一统帝国，避免了近代各民族地区独立建国的隐患。近代朝鲜、越南及琉球的丧失证明，朝贡、册封及羁縻制度下的国家共同体并不能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清王朝彻底改变了历代汉族王朝强盛时疆域辽阔，衰落后边疆丧失，甚至中原地区也难于保存的局面，其辽阔的疆域也为现代中国所继承。
2、清朝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从心理上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的隔阂，极大地促使了各族群融成为中华民族大族群。尤其是沉重打击了许多汉人“夷夏有别”的民族优胜感，真正实现了长城内外为一家的理念，为民国时“五族共和”理念的推行及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其“华夷一家”的理念促使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相处，也深深影响了当今的民族政策。
3、清朝民族政策创造的大一统局面再次证明中国辽阔的疆域及民族团结的大一统局面是由各民族共同开发创造的。
4、成功的民族政策可以有效地防止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的崩溃。历史上许多大帝国的崩溃无不受其错误的民族政策的影响。罗马帝国在异族的入侵下最后烟消云散。在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后，土耳其领土由六百三十多万平方公里缩减为七十多万平方公里。而清王朝近代虽遭到列强蚕食，但国家各部分主体仍得以保存，这和成功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5、清朝民族政策及其成就有力地抵制了俄罗斯等西方国家大规模蚕食东亚地区，为中国再次雄立东方创造了一个前提。明末清初，俄罗斯开始逐步蚕吞西亚及中亚地区，并大规模入侵西伯利亚。西藏、蒙古及汉族地区正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面对强大的俄罗斯，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很难抵制俄国的入侵，正是满清的崛起使汉、满、蒙、回、藏迅速纳入一个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而在印度被英国吞并后，清王朝已平定了准部和大小和卓叛乱并彻底实现了大一统局面。在亚洲中东部形成了大清帝国、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对峙的局面，避免了满洲、蒙古、新疆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被俄罗斯和英印侵吞的噩梦。虽然历经近代丧乱，但由于清留下了辽阔版图及各民族之间友好相处的局面，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再次雄踞世界东方。
6、有利于用正确的民族观和国家观看待国家统一。在东亚大陆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汉族生活在适宜农耕的农耕地区，蒙古等游牧民族生活在北方草原，满族等渔猎民族生活在东北山林河湖地区，维吾尔等伊斯兰族群生活在天山一带的绿洲沙漠地区，藏民生活在高寒的青藏地区，西南的苗壮等族生活在山林丘陵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及风土人情虽各有不同，然几千年来，经过各民族友好交流、迁徙及融合，各民族之间已经共生共荣，尤其是各大王朝使不同民族纳入同一政权，各民族早已成为不可分割的部分，有力地批判了个别大汉族主义者所谓“满清亡国论”，反击了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西方反华势力所谓的“新疆和西藏非中国论”。
（二）对当代统一稳定的启示
1、坚持各民族平等。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都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
2、正确对待民族差别。民族问题是一个历史范畴的问题，民族融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正常现象，也是必然趋势。若忽视民族差别则定会恶化民族关系甚至使国家分裂。
3、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大力改变边疆的落后现状，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实现全国各族的全面发展。
4、重视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更好地实现“因俗而治”，从而达到大一统局面下的民族自治。
5、构建和谐的民族文化关系，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在国家一统局面下，政府应鼓励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借鉴学习，逐步形成一种能为各族共同接受的大中华民族文化。
6、一切从实际出发，保持民族政策的实效性。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可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甚至其分布格局也会发生变化，国家要保持民族政策的实效性就应时时从各民族的实际情况出发。
7、用现代国家观及民族观看待历史上民族关系及民族政权。相对于阿拉伯地区和次大陆的印度地区，东亚大陆也是一个较独立的地理单元和文明区域，即大中华地区。要看到数千年来，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几大民族势力的存在，不论是哪一民族壮大崛起建立割据政权或大一统政权皆为一种历史常态，定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因是少数民族政权就竭力否认与诋毁。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6
一
何谓绅士？史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一词本身的指属认识不同；另一方面，人们对绅士与绅衿、乡绅等相关概念的关系也持有不同意见[⑤]。就日本史学界而言，大体认为绅士与绅衿属于同一范畴，但对绅士与乡绅之间的关系则认识不一。一些学者认为乡绅仅指乡居之官僚，而绅士不仅包括官僚，也包括未任官的士人[⑥]；一些学者则认为绅士与乡绅属同一概念，并在研究中多用“乡绅”一词[⑦]。但一般来说，学者们认为“绅士”比“乡绅”涵盖意义更广。因此，本文的论题采用“绅士”一词。
就绅士的指属而言，日本学者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看法：（1）绅士由现任官、退任官、未出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和有官衔者等五种人组成[⑧]；（2）“绅士的本来意义是指退休在野的官僚及其子孙”[⑨]；（3）绅士是由地方名家、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和有官职、功名者等成分组成[⑩]。
绅士概念之所以出现歧异，主要是由立论者的界定标准不同而造成。目前史学界主要有以下界定标准：（1）是否具有官方所认定的政治功名身份；（2）是否在地方上具有声望、权势；（3）是否是离任在野官僚。笔者认为，从历史文献看，严格身份意义上的绅士应当是绅与士的合称，前者包括现任官、请假官、退任官、进士等有职官身份的人，后者包括举人、贡生、监生、生员等有功名身份而未出仕的人。这一定义被当前汉学界主要绅士研究论著所采用[?]，在学术界影响最大。
绅士形成于何时？史学界也存有异议。一些学者认为起源于汉代，一些学者认为形成于唐宋，但多数学者认为，作为一个有稳定的制度来源、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阶层，绅士形成于明代中期[?]。日本学者认为，在绅士形成过程中，有如下两种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里甲制的崩溃。明代后期，由于货币经济、商品生产的发展，“小农经济日益自立化”，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逐渐形成，而由国家编制的乡村统治机构里甲制度却趋于解体，于是昔日的形势户、粮长层土地所有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乡绅操纵的大土地所有制“填补了由于前地主的倒台而留下的真空”。二是科举制的改革。在宋代，只有进士身份是终身的，举人只有一次参加会试的资格。到了明代，不仅举人实行终身制，就连生员也享有此项殊荣。他们和现职、请假、退职的各种官僚一样，都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到明末16世纪以后，这些人在地方上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形成了所谓“乡绅”阶层。[?]
日本明清绅士研究的兴起，主要基于如下动因：
首先，从政治史角度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绅士势力的崛起。无论在对外战争中，还是在国内战争中，绅士均发挥出了超乎寻常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绅士帮助甚或代替清政府平定了“叛乱”，在辛亥革命中绅士也是重要的参与者。[?]那么，如何来评价、认识这一历史异动现象呢？有必要追本溯源，全面考察绅士阶层的形成、发展过程。
其次，从社会经济史角度看，晚明清初，中国社会出现了三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即在土地制度上，大地主所有制得到发展；在社会结构上，担负赋税征收、社会治安功能的里甲制走向崩溃；在赋税制度上，发生了两税法条鞭法地丁银制的演变。这些变化与绅士阶层的形成是否有必然联系？也有必要系统地研究绅士的社会特性。[?]
正是带着这样一些疑问，日本学者从20世纪40年代逐渐开始绅士研究。或者说，通过绅士阶层的研究，试图探索土地制度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税收制度的变化，是日本汉学界绅士研究的初因。
绅士研究之初，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主要放在绅士的社会构成、社会角色和社会功能等问题上。就笔者所见，本村正一最先论及绅士问题。1940年，他发表了《清代社会绅士的存在》一文，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绅士的构成及其经济地位、政治立场。他认为，绅士由现任官、退任官、未出仕的秀才举人、候补官僚和有官衔者等五种人组成；由于第一种人身在官位，后四种人身在家乡，因此也可以说绅士是由官僚与乡绅组成。在经济上，绅士一般是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占有巨额的社会财富；在政治上，与满洲贵族、汉族大商业家构成统治阶级，垄断国家政权；在文化上，又处于独占地位，是儒家文化的维护者和传承者。乾隆末以后，绅士势力日益发展，特别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由绅士组织领导的团练、乡勇发挥了异乎寻常的作用，显现出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从此，绅士问题愈来愈受到日本学者的关注。[?]
1947年，根岸佶的《中国社会的指导层—耆老绅士研究》[?]一书问世。作者认为，“绅士”这一术语虽在明清时期才普遍使用，但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几乎同中国官僚体制一样古老，其起源可追溯到汉代。长期以来，不少日本学者受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以所谓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理论来解析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特质，认为在古代中国，由于以官僚体制为载体的国家权力不能有效地延伸到广大基层社会，国家与社会便呈现相互分离的态势，各自按照自己的模式运行，尽管王朝不断更迭，但社会却在同一模式中延续，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具有如下特征：国家是一个有历史的、动态的、儒教的、文人的、剥削者的世界，而社会则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静态的、道教的、文盲的、被剥削者的世界。[?]依据这一理论，根岸佶对绅士的社会性格作了如下概述：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格局下，广大基层社会出现国家权力的“空缺”，绅士成为基层社会的领导者。它既是“指导、统率民众的阶层”，又是“民间自治团体的代表”，在实践中不但承担着“维持治安、确保民食、排难解纷、劝善举业、移风易俗”等多种社会职能，而且充当了国家（官僚）与社会（民众）联系的纽带，补充了官僚体制的不足。
与此同时，佐野学的《清朝社会史》出版[?]。在该书中，他力图用三条“法则”来解析清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绅士的社会性格。第一条法则是“国家与社会游离法则”，认为中国国家与社会处于游离状态；第二条法则是“中间社会团体优越法则”，认为由于国家只对收取租税与维持治安寄予关心，民众便不得不将其生活寄托于宗族、家族、村落、行会等中间社会层，这些中间社会层由此处于支配地位；第三条法则是“阶级相互疏隔法则”，认为从战国末期，中国社会阶级发生裂变，形成独占国家机关的官僚群和不分享政治权力的半奴隶性质的农民群两大阶级。随着时代的发展，前者衍生出官僚、贵族、地主、豪绅等社会阶层，后者衍生出农民、家庭奴隶、不自由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等社会阶层。前者将国家视为私有财产，后者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二者相互疏远、相互隔绝，按各自的方式生活。很明显，这三条法则是对中国国家、社会分离论的变相表述。
佐野学与根岸佶虽然同持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论，但二者对绅士特质的认识则有所不同。首先，根岸佶认为绅士是民间自治体的代表，而佐野学则认为绅士是统治阶级；也就是说前者把绅士放在社会一方看，而后者把绅士放在国家一方看。其次，根岸佶认为官僚是国家机器的载体，绅士是联络官民的中间社会集团；佐野学则认为绅士与官僚属同一阶级，在朝官僚与在野绅士无本质差异，“中国革命前的国家是地主阶级绝对占有制，那就是说，作为统治阶级，这个阶级包括在任官僚、不在任的豪绅及大地主。当官僚退休回乡，就变成豪绅，豪绅一旦出仕，就成了官僚”。也就是说，前者主要是从社会角色方面来审视官僚与绅士，而后者则主要从阶级本质方面来审视官僚与绅士。
根岸、佐野二氏的著述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日本汉学界中国绅士研究的早期成果，其论点虽为不少学者认同，但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判。1948—1949年，松本善海先后发表《旧中国社会特质论的反省》和《旧中国国家特质论的反省》，对中国国家、社会分离论提出质疑[?]。按照佐野学等人的观点，只要农民纳税，中国国家“就没有插手村落自治的政治欲望”。对此，松本善海不以为然，认为正是出于税收的需要，国家不但不能听任乡村自由发展，相反会极力加强对社会的干预和渗透，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编制乡治组织，以便确立对农民的控制；正是由于中国国家建立起控制农民的体制，它才退到一个似乎与社会“分离”的位置上，从而使乡村具有“自治色彩”。在此基础上，松本就乡绅问题提出如下论点：
（1）乡绅是唐宋间在基层社会确立统治的。他说，秦汉时代，彼此孤立封闭的自然
村构成专制国家的社会基础，后因地方豪族将这些村落的自治机关转化为自己的专制机关，或“制造出独自的结合而将之拆散”，因此到了隋唐时代，为了有效控制这些村落，政府在各地建立了“行政村”，使国家权力渗透到村落内部。由于这些通过“来自外面的政治性力量”所编制的行政村自身很脆弱，因此到了晚唐，随着均田制等一系列制度的破坏而趋于解体。导致均田制、行政村瓦解的主要原因是作为“新的社会结合形态的庄园的扩大”，也可称作“民众之间产生组合性结合关系的社邑或社的发展”。对于日益没落的“均田”农民来说，庄园的发展意味着在“国家划定的乡里之外”也出现了能够生活的“世界”。这虽然是中世纪村落发展的共同趋势，但最终没有完成向那个方向的转变，“结果到了下一时代，这些村落自治组织变成官僚主义的产物的乡绅的专制的地方”。因此，“乡绅的历史性出现，虽然是被相当有意识地抑制，但又作为官僚主义的产物而从上面意外地降临”。也就是说，当“不断地从下面产生的新的合作关系变得强有力时”，“不知不觉中地被吸收进入由上面制造的组织中”，或者“转化辅助性组织机关”。这种状况恰与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把从下层崛起的人吸收进官僚层中，而阻断新阶级的形成一事相呼应。
（2）乡绅产生后，本来的村落的代表者实际上成为乡绅的傀儡，“村落代表者的地位不
但已经不再优越，反而成为负担”。松本认为，乡绅具有双重性格，一方面它是“由村落支配者的父老转变而来”，另一方面却不是村落的代表者，而是作为官僚制的产物和“准官僚”，即拥有官僚出身。
（3）松本善海虽然对国家社会分离论持批判态度，但同样认为豪绅是“官民联络”的中介。[21]
中国法制史专家仁井田升赞同松本善海关于“乡绅是官僚主义的产物”的观点[22]，但对绅士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理解与松本善海仍有些微差异。例如，在考察刑罚权与社会构造关系时，一方面仁井田升支持打破“国家、社会分离论”，把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渗透理解为国家对人民的直接人身控制，古代中国的“户籍制”即基于这一意图，中国古代国家之所以垄断刑罚权，就是为了将其统治渗透到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又认为“地方共同体”有一定的自治能力，国家权力并非无可限制，“与近代国家不同，国家只有以社会共同体为媒介方能将其刑罚权充分施诸人民。……国家甚至可能把部分刑罚权委诸家庭或村落共同体。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如地主权力——同样与国家权力相联系，并与这两种权力保持一致。然而由于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享了国家刑法权，因而其权力所有者就有可能独立行使自己的刑罚权”。显而易见，仁井田升已注意到“中间社会团体”对专制体制的制约与补充功能，因此他不但认定“由村落内部的权力把持者——如乡绅——控制的村落”不会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而且断言：“中世的各种社会集团均不能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国家权力可渗透到各集团的内部，各集团成员既要服从集团统治，又要服从国家统治。同时，国家权利与集团首领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当村落首领与国家权力发生利害冲突时，他们胆敢和包括佃农在内的普通村民一起与政府对抗。然而，他们又与国家权力有共同的利害关系。由于乡绅、地主是统治权力主体，为了充分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国家就有必要将他们吸入其权力体制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50年代以前，日本学者主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角度来研究中国绅士的社会性格，无论把绅士界定为统治阶级还是中间社会阶层，但均认为绅士在国家与社会间扮演“联络者”的角色。 二
日本明清绅士研究虽起于1940年代，但不论从政治史还是社会经济史等角度作深入系统的探讨还是50年代以后的事。如果把现有研究成果作一粗线条的梳理，大体有如下几条研究脉络：一是从中国历史分期角度考察绅士的社会性格；二是从土地所有制及赋役制度角度分析绅士的社会特质；三是从社会控制角度探讨绅权的社会构造；四是从地域社会角度探究绅士的角色功能。这几条研究脉络系相为联系、呈层层递进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学者首先以历史分期为立足点，来审视中国社会性质；因要审视中国社会性质，所以引发对土地所有制、赋役制度、社会控制等问题的探究。在这些研究中，日本学者多角度地阐释了绅士的历史性格，下面我们就寻着这一思路对这一问题作一阐析。
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史界聚讼纷纭。就日本史学界而言，大体有二种说法：一种认为中国封建制确立于唐末宋初，一种认为中国封建制确立于明末清初。前者以田中正俊为代表，后者以小山正明、重田德为代表。由于对历史分期问题认识不同，故其对绅士的认识也存在差异。
田中正俊认为，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形成于10世纪的宋代，10－19世纪前半期为“封建制”时代。中国封建制经过长期发展，在明末清初发生了重要变化，进入所谓“繁盛时期”，具体表现为“乡绅土地所有制”的确立。[23]
小山正明认为，到明中期为止，中国社会的基本生产关系为“奴隶制”和“个人支配”[24]。家长式的奴隶制是明代前半期地主经营的基本方式，地主所有制土地上的家仆、佃户总体上都属于奴隶阶级，以家庭劳动为主的小农经济极不稳定，无论如何小农不得不依赖地主，国家支配农民是采取了各户分别掌握的形式。自明中叶以后，由于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小农经济的安定，佃户逐渐脱离地主而自立，原来的家长式奴隶制经营解体、变质，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与此相适应，按各家各户分别掌握的国家支配农民体制也告解体。[25]
重田德也主张明末清初封建说，但研究视角与小山有所不同。如果说小山是通过对经济基础或基层社会构造的分析来论证封建制的确立，那么可以说重田是从上层建筑、国家权力的角度探讨明末清初的历史性质的。他认为，“通过徭役或人头税而实现的支配个人的原理在统一中国的最初帝国秦汉成立后虽然有盛衰，但是几乎贯通着历代王朝支配人民的理念之中”，从均田制崩溃到地丁银成立是中国古代到中世纪的过渡期。雍正年间地丁银的成立，意味着隋唐均田制律令体制下通过徭役直接控制人身的原则，经过两税法以后的过渡形态而最终消灭，纯粹以土地所有为媒介的掠夺体制得以成立，封建制最终确立。[26]
以上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虽然认识不同，但均认可明末清初为一重要变革时期。那么在这一变革时期，乡绅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意义呢？由于研究视角不同，逐渐形成以研究土地、赋役问题为核心的“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以研究权力结构问题为核心的“乡绅统治论”。
“乡绅土地所有论”萌芽于佐伯有一。1957年，他在考察明朝万历年间湖州府民变时，对成为民变打击对象的大土地所有者用“官绅地主”的概念来表述，认为明清时代的大土地所有是作为“官绅土地所有”而实现的[27]。6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乡绅土地所有论”。
1961年，田中正俊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明末清初，随着里甲制的解体，形成一个可以称为“乡绅阶层”的“寄生封建支配”的掌权者，这个阶层的产生与明末生产力和商品流通发展相表里[28]。同年，他在《民变、抗租、奴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认为明初国家对大土地所有制采取抑制政策，而对里甲制下的自耕农采取扶持政策，从经济上看国家是最大的地主，从政治上看国家是“专制地主政权”。但到了明末清初，随着生产力与商品流通的发展，里甲制的解体，产生了商业资本、地主、官僚三位一体的乡绅阶层，他们从农村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不直接参与生产，只从事建立在名义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非经济剥削。如果说明初的国家政权是超越地主利害关系之上的“社会调停者”，那么可以说到了明末国家已转化为代表乡绅地主利益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由过去的专制地主政权变成了真正的地主政权。但田中又指出，即使如此，国家并不因此从制度上容忍乡绅的统治，相反是乡绅成为国家的寄生对象，同时国家政权即使在明末仍然是超越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存在的本来意义并没有丧失[29]。1972年，田中正俊又指出，作为“中国土地革命对象”的大土地所有制，其产生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中国形成以“乡绅土地所有制”为基本形式的崭新的土地所有关系，这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地主”已进入成熟的阶段[30]。
同时，安野省三通过对长江中游地区大土地所制发展情况的考察，把晚明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这一被普遍接受的社会现象解释为“乡绅阶层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他认为，“在地地主层”是明初里甲制的基础，“乡绅地主层”是随“在地地主层”的没落而兴起，也就是说“在地地主制”的破坏与绅士的产生按反比例进行，当“在地地主层”没落时，绅士却不断获得权力，这一变化主要由在地地主与绅士在国家税收体制上占据的不同位置造成[31]。其实，安野省三关于“在地地主层到乡绅地主层”的演变图式，基本上是对北村敬直“从乡居地主到城居地主”图式的“修正”。早在1949年，北村敬直即已指出，明末清初中国出现了乡居地主向城居地主发展的趋势[32]。安野省三只是将北村提出的“城居地主”理解为乡绅，北村野把绅士理解为“城居地主”乃至“明末清初地主总称”，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明确的乡绅概念”。
“乡绅土地所有”论提出后，受到不少学者的回应。可以这样说，60年代末到70年代，“乡绅土地所有”论在日本的明清史研究中一直占“统治地位”。代表性人物有以研究赋役制度、地主佃户制问题见长的小山正明，以研究水利制度、土地赋役问题见长的浜岛敦俊、川胜守，以研究土地丈量和包揽关系见长的西村元照。以上诸位学者的研究视角虽有差异，但研究趋向大体相同，即力图确证明末清初“乡绅土地所有”形成的事实。
小山正明在全面考察宋—明中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对“明末清初新出现的统治阶层乡绅”进行了综合分析，提出如下主要论点：
（1）乡绅社会地位的确立。他认为，明代下自生员、举人，上至进士、官僚均“终身资格”，享有免除徭役的特权。这些人不仅在地方政治上有发言权，而且具有不同于庶民的社会身份，构成一个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
（2）“乡绅土地所有”的确立。他说，“乡绅土地所有”的确立与明代后半期里甲制的解体紧密联系。嘉靖年间，具有徭役免除权的乡绅的土地集中显著起来，作为徭役分派基础单位的“甲”的丁、田额分配非常不均。为了扭转这一情况，政府按照“析户”的规定，对于乡绅家的户籍进行了分户，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的乡绅家庭的分出，享有徭役免除权的户数也随之增加，各甲的徭役负担能力更加不均，乡绅土地集中的趋势愈益加剧，结果代替旧的土地所有，形成“乡绅土地所有”。
（3）由于明代举人可以直接担任官职，所以在乡绅内部，以举人为界，又可分为上层乡绅和下层乡绅。作为地方政治实力派而活动的上层乡绅，又是居住在城内的“城居地主”；他们一方面和商业高利贷资本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又掌握着大量分散存在着的零碎土地，对佃户进行剥削，以实现其土地所有。以生员阶层为中心的下层乡绅则居住于农村，成为“村落领导者”，即乡居地主。他们除了把一部分土地租给佃户外，还通过年期契约的形式雇工耕种自营地。这些乡绅地主之所以能够不断地维持下去并积聚土地，主要是依靠他们享受的优免权。
（4）与小农经营形态的确立和“乡绅土地所有制”的形成相适应，在明末清初，两种对立的身份关系固定下来。一个是置于科举体系之内（包括官僚）的乡绅，一个是处于该体系之外的以农民为核心的庶民。原先由于里甲制而形成的多身份结构已不存在，宋明之间，佃户对于主家的“主仆之分”的身份规则也消失了，各种各样的贱民得到解放。
（5）到了清代，通过对征税机构的控制，通过对胥吏人员的操纵，乡绅加强了其在地方行政上的政治影响。“这个乡绅—胥吏集团不但是支撑清朝统治的实质性的支柱，而且是乡绅统治农民，以实现其土地所有的杠杆”[33]。
浜岛敦俊继承了“乡绅土地所有论”，并着重从水利史角度阐释了水利惯例与乡绅土地
所有制的关系。他批评了关于以往国家统治研究中“忽略国家共同体参与再生产过程”的观点，为了“说明与明末土地所有的结构变化相对应而发生的共同体的诸多关系的变化”，通过考察江南三角洲地带水利问题，指出明初江南三角洲地域的“水利惯例”是以里甲制为基础而组织实施的，明末由于“乡绅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具有保证再生产共同体机能的里甲制遭到破坏，于是通过里甲制徭役劳动所完成的水利事业也无法进行下去，出现水利荒废危机。因此，在明末清初，政府通过实行“照田派役”、限制乡绅的优免权、“业户出本，佃户出力”等方法重新编制了“水利惯例”。在编制过程中，虽然实行“照田派役”和“优免限制”与乡绅利益相冲突，但是为了维持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关联的不可欠缺的水利，不得不认同了这两个原则。[34]
另外，浜岛敦俊还尝试了关于“明末清初社会构成及其集中体现了它的变化特质”的均田均役法的分析。他的研究表明，在明末江南三角洲地区，里甲制的解体、徭役劳动过重问题的出现是由“明末清初江南土地所有结构的变化”而引起的。换言之，“土地所有的展开，特别是享有优免权（身份特权）乡绅的以其身份占有大土地（特权的土地积聚）的展开是根本原因”。他认为，“均田均役法”的实施过程，是享受优免权的“乡绅土地所有”与不享有这种特权的中小地主阶层或者自耕农阶层矛盾的具体表现。在嘉兴府海盐县，嘉靖四十年（1561），已经由不享有特权的中小地主提出了“照田派役”、“优免限制”的原则进行了改革的提议，尽管得到了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批准，但是由于乡绅的阻止，它的实施被迫阻止。万历九年（1581），在知县断然实行改革之际，也只有“阳明党左派”的一个乡绅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天启四年（1624），由于民众恣意转嫁负担，反而由于乡绅自己认识到这样做会招致“王朝地主统治”的危机，而自己提出削减优免额的三分之二，当时知县协调进行了改革。[35]
川胜守在“乡绅土地所有”论研究方面也多有建树。他通过考察明末江南土地丈量问题，揭示了乡绅地主的发展状况，阐述了乡绅地主凭借“优免特权”诡寄田亩及在土地丈量过程中乡绅与胥吏相互勾结的舞弊行为，并探讨了乡绅地主与佃户关系。通过研究浙江省嘉兴府的“嵌田”，他考察了乡绅的统治地位，认为乡绅凭借特权，在经济上进行资产增殖，在政治上通过控制胥吏层，把持官府，“蚕食”专制权力，同时还控制着社会舆论。明末，政府先后对嘉兴府的“嵌田”问题进行四次整顿，在整顿过程中，乡绅既是被整顿的对象，也是整顿的协作者。作为地方支配者，乡绅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兼并小民，鱼肉乡里”，另一方面也是“小民之利”，“凡养生送死宾客游亲之费，百工力役，皆仰给焉”。通过考察水利问题，川胜守阐述了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水利惯行”的变化情况，揭示了乡绅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与“水利惯行”的变化关系。通过考察赋役制度，川胜守比较深入地阐析了明代的寄庄户、里甲制的发展变化情况，探讨了明末清初均田均役法、官收官兑等赋役改革情况。他认为，清初实行“乡绅抑制政策”，通过江南奏销案，沉重打击了绅士的“抗粮”积习，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钱粮拖欠问题；通过推行“均田均役法”，实行“绅民一体均差”，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花分诡寄”等积习，并取得“无田不役，使无可躲避”的效果，清朝统治由此而得以进一步确立。[36]
西村元照以地方志和政书为基本材料，对明末清初的土地丈量和钱粮“包揽”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考察。他认为，在国家进行土地丈量过程中，由于绅士地主是主要的“隐田”者，因此在土地法丈量过程中绅士地主与胥吏相互勾结，对土地丈量予以阻挠，这反映了绅士与国家对立的一面。清初，在税粮征收上出现了保歇型、经催型、坐差型、盘踞仓场型、供丁子户型等五种包揽形式，形成了以乡绅系、胥吏系、商人系、地主系、棍徒和中小地主、自耕农、佃户为主体的“私征集团圈”。在包揽中，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恃其“衣顶”揽纳钱粮，成为最活跃的包揽者，建立了以“供丁子户型”为主要形式的“乡绅支配”包揽系统。[37]
以上就是“乡绅土地所有”论基本内容，尽管立论者的研究视角和具体认识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认识，即认为明末清初国家权力的运行与因“乡绅土地所有”的发展而造成的里甲制的解体过程相对应，也就是说，由于“乡绅土地所有”的发展，里甲制逐渐走向解体，造成赋役分配严重不均，因此国家对赋役制度进行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最终承认了“乡绅土地所有”，并成为反映乡绅利益的权力机构。[38]
“乡绅土地所有”论虽为许多学者认同，并成为日本明清绅士研究中最具影响的流派，但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和批评。岩见宏指出，在唐宋变革时期，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是同时发生变化的，而日本学界在大举讨论明末清初的变革时，认为明末清初基本生产者的性质发生了从奴隶到农奴的变化，在租税徭役制度的变化中它被反映在地丁银的成立中，与此对应在统治体制上的变化就是乡绅统治的出现。“此说只是把清朝的建立视为通常意义上的王朝交替，而没有认为是反映新社会形成的上层结构，取而代之可以认为作为反映社会变化的上层结构，才形成乡绅统治体制。然而如果那样的话，乡绅统治体制之上附有叫做集权官僚体制或者说君主独裁制这样的东西。那么，集权官僚制在中国历史上是超时代的存在吗？这是自然出来的疑问……。如果集权官僚制也是时代的产物，就连这个也不改变的社会变革还能成为划时代的社会根本变革吗？”[39]
柳田节子指出：“尽管把清朝专制统治规定为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但是仅仅用‘乡绅土地所有’这一概念是无法说明权力集中化的必然性的。如果不把国家的自耕农统治置于适当地位，‘乡绅土地所有’所具有的封建性质的特殊而具体内涵就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40]她强调说，即使在明末清初以后，“专制统治也不只是作为地主佃户关系的上部构造而存在的，一直占有多数的自耕农才是其统治基础”。因此，要把握专制国家的统治，不仅要考虑到地主与佃户关系的下层结构，而且要深入地考虑国家与自耕农的关系。
高桥孝助支持柳田氏所提出的见解，他虽然赞同“乡绅土地所有论”，但又强调说“清朝国家是以小土地所有者（自耕农、中小地主）为基础的”，正是国家与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关系”的存在及其维持，支持了清朝的专制统治；只关注乡绅大土地所有，不了解小土地所有者，就无法理解“中央集权化和专制统治”，因此他力求说明国家与小土地所有者的直接关系。[41]
小林一美指出，研究明清社会经济结构不应仅仅限于“乡绅土地所有”，还应当重视与“乡绅土地所有”密切相关的以抗租、抗粮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斗争”，重视研究“农民战争的质与量”[42]。这一针对所谓“乡绅土地所有”形成发展时期的明末清初的农民斗争的研究视角，与岩见、柳田、高桥强调国家与小生产者关系的研究思路不谋而合，也是对“乡绅土地所有论”的一种检讨。
安野省三也指出，“我们不以个别事例研究的形式解释地主，明清地主研究就达不到与阶段规定相符合的用语适应水准”。 作为形成“资本主义起点”的历史发展的新状态，不只是“乡绅土地所有”形成这一方向，对于农民战争质与量的展开这一方向也必须进行考察。1974年，他执笔以“地主的实态与地主制研究之间的距离”为题对“乡绅”研究进行展望，对于包括他自身在内的从社会经济史角度进行作为明清史研究的一环的明清地主制研究中的核心倾向，即把“发展阶段论、构造论”作为“工具性的准备”而展开的“抽象地主制”进行了批评：“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于中国是否真正适用暂且不论，我们在个别事例研究中对地主几乎没有解释说明，换言之，不足的有名无实的明清地主制研究恐怕没有达到提出依据阶段规定的用语水平吧。”[43]
西村元照在原则上赞同“乡绅土地所有”论[44]，但是他还考虑到“这个乡绅论与五代宋初以后所形成的士大夫阶层（或者包括明朝为止的地主）实质上到底有何差异，另外充其量可以展望到清末时期，可是它能否连现代中国也纳入到视野呢？这是必须重视的全局性问题”。他还强调对绅士阶层抬头的要因、开端和统治体制的实态、历史意义等应予以广泛的研究的必要性。
重田德指出，“乡绅土地所有”论的提出，其目的在于显示明末清初地主制的“结构性变化”，即“地主的城居化”，但有事实表明，当时乡居地主的“直接经营”也在进行，也就是说，城居地主与乡居地主同时存在。从静态上看，城居地主与乡居地主为两种类型，但从动态上看，二者是按照“相同的周期”运动，即社会地位并不稳定，处在“兴替无常”之中。因此，“乡绅土地所有”并不是以固有的形态形成的，也就是说“乡绅”并不是能够规定土地所有形态的范畴。[45]
山本英史指出，乡绅土地所有论过于强调明清时代农村社会两极分化现象。但是至今为止成为国家专制权力的基础依然被认为是自耕农，所以不能过高看此自耕农的存在。[46]
在以上诸位学者批评的基础上，森正夫对“乡绅土地所有论”作了更为系统的评述。他认为：“乡绅在经济上是地主，但是在运用‘乡绅’这一概念时不仅要与土地所有联系在一起思考，而且应该要与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去考察，并且应注意其同市场支配、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对于“乡绅土地所有”论，他提出了如下疑问：
（1）关于“乡绅土地所有”的形成问题，森正夫对“优免特权”是“乡绅土地所有”形成的特有起因之说提出异议。他说，优免特权不是明清特有的，基于官僚徭役免除的身份特权性土地所有本身，在宋代已经出现；利用优免权“诡寄”他人田亩，造成徭役赋课不均的情况，在宋代也已发生；由于“乡绅土地所有”的发展而造成水利荒废的事例，同样也在宋代可以看到；针对因“乡绅土地所有”的发展而出现的水利荒废情形，国家权力所采取的“业户出本，佃户出力”等的水利兴修方法，在宋代的记录中也不鲜见。因此，他指出，正如浜岛敦俊所讲的那样，探讨乡绅大土地所有形成的契机，“只考虑到徭役免除这种身份性、法律性特权是不对的，其主要契机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自营地主和自耕农的分解，而不能认为前近代社会后的土地所有只是依靠经济以外的契机形成的”。
（2）关于“乡绅土地所有”的特性问题，森正夫认为，明末清初的“乡绅土地所有”
现象已成为史学界的共同认识，但这一现象是否为象某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明末清初所特有的现象而具有“划时代”意义呢？如果是特有的，那么又如何理解“优免权”以及规定这一特权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官僚制、科举制本身的“非特殊现象”在明末清初的状态呢？也就是说，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形式由来已久，“官僚制即使限定于宋代确立的科举制度，到明末清初也已经有近700年的历史”，既然上层建筑长期保持不变，那么如何解释以国家所赋予的优免权为契机而形成的“乡绅土地所有”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呢？
（3）关于明清乡绅与宋代“形势户”和“官户”的区别问题。森正夫认为，徭役免除这种身份特权，在宋代和明代都存在。宋代具有徭役免除特权之形势户、官户及其土地经营方式与明清同样具有徭役免除特权之乡绅，其土地经营方式有何差异，仍需要进行探讨。[47] 三
日本明清乡绅研究中另一重要论点是“乡绅统治论”。“乡绅统治论”是对“乡绅土地所有论”的继承和批判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研究者“一方面从小山、浜岛等人所确证的‘乡绅土地所有’论中受到启发，另一方面则想解决在‘乡绅土地所有’论中忽视的内容，即不但要深化地主、佃户制的研究，同时要解决依然存在的自耕农阶层问题”[48]。因为“乡绅土地所有论”所关注的主要是地主佃户制度，这种制度虽然在“明中期以后几乎全面展开，特别是象江南三角洲地带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比例几乎达到一比九，但最终还是没有成为封建社会构成的普遍基础”，而不隶属于地主的“自耕农”则一直延续到最后，并“呼应着始终拒绝分权化的王朝专制统治体制”，仅从“地主佃户制关系的分析，推论全社会构造”显然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一考虑，日本学者把明末清初以后的绅士阶层的支配社会现象设定为“乡绅统治”，试图从总体上把握包括地主、自耕农、佃户和专制国家权力的特性，说明“乡绅统治不仅是对佃户的支配，而且也是对自耕农为核心的其它诸阶层，以非根据土地所有的支配来完成的该社会统治的基础单位”。
“乡绅统治论”的代表者是重田德。1971年，他发表了《乡绅统治的形成与构造》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乡绅是一个“政治社会范畴”，不是乡绅土地所有论者所设定的“经济范畴”，因为乡绅本身就意味着优越的特权和地位，而乡绅地主和“乡绅土地所有”即由这种特权和地位所规定。因此，乡绅制不仅仅是土地制度的问题，也不单纯是地主对佃户的支配，而是指超越地主统治的界线，通过经济的、非经济的关系，尤其是以与国家权力不即不离的关系为媒介，对佃农及以自耕农为中心的其它社会阶层进行统治。
那么，这种“乡绅统治”是如何形成的呢？重田德认为，乡绅统治的建立，主要经历了两个历史过程。一是个别的“乡绅统治”的形成。这种统治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基于土地所有关系的乡绅统治，这一统治是以“优免权”为杠杆实现的。由于“素民”中小地主不享有优免权，为了逃避以土地为基础的赋役，他们往往以“投献”、“诡寄”等名目将土地隐寄于享有优免权的乡绅名下。通过接受中小地主投献或诡寄的土地并作为私有土地加以保护，乡绅与中小地主结成“庇护－－被庇护关系”。这不但导致双重土地所有关系的建立，而且使乡绅取得支配中小地主的权利，并将由中小地主控制的佃户也一并置于统治之下。这一统治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是“自下的封建化”。二是不基于土地所有关系的绅士统治，这一统治是以乡绅的社会权力为杠杆实现的。作为“百姓之望”、“民之师表”，乡绅在地方行政中担当“辅佐官僚”或者“官僚”的职能，可以说是处于“地方政治要员”的地位，具有“一定的权限”。依靠这些权力，乡绅一方面可以进行不基于自由买卖的土地兼并、高利贷、垄断市场等活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结交官府，追求各种私人利益，行使“事实上的裁判权和刑罚劝”，并从事各种地方公益活动，由此取得对自己佃户之外其他生产者的支配权。由于上述统治方式只是乡绅的个人行为，所以只能是一种“横插”于专制政治体制下的“私人的”、“分权的”、“封建的”统治。
二是体制化的“乡绅统治”的确立。重田德认为，体制化的“乡绅统治”是国家对上述乡绅“私人的”、“分权的”、“封建的”统治进行抑制和扬弃后实现的，其形成的标志是18世纪清政府地丁银制的施行。明朝后期，因“地主制的充分展开”，里甲制趋于解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赋役改革，而地丁银制就是作为赋役改革的一环，以期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实行的。“中国自古以来税制有两根支柱即赋（土地税）和役（人丁税）”，地丁银制的实施，原则上使中国赋、役合并，役被吸收到赋中。这表明国家在政策上放弃了在“役”中所体现出的对没有土地的佃户阶层的直接统治，而把这种权力公然交给了乡绅地主。同时，这种包含了“役”在内的新“赋”，正如通常所说的“赋由租所出”那样，作为地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性质更加突出了。于是，清政权更加“地主政权化”了，清朝也就成为“历代集权国家中最具地主政权实质的朝代”。[49]
对于“乡绅统治论”，一些学者赞同，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批评和疑问。小山正明指出，“乡绅统治”论关于乡绅统治的权力发源不明确[50]。足立启二指出，“乡绅统治”论所认为的具有官僚身份的人引起土地集中本身并非到了明末清初才出现的，主张通过商业性农业的大范围深入研究去寻找确凿的证据[51]。藤冈次郎则认为“乡绅统治”论有如下问题没有阐释清楚：既是乡绅统治的根源又是其核心的“优免特权”，与其它时期的尤其是唐代的特权“官人”身份有何区别？官人和乡绅到底有何区别？“清朝地主政权化”实际上并非政治权力之变化，确切地说应该看作是统治体制的改组。[52]
高桥孝助也对“乡绅统治论”所认为的以“乡绅土地所有”为基础的“乡绅地主”，超越了直接的土地所有，可以说是作为“超越地主的地主”，达到了对以自耕农为中心的其它阶层的统治这一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清朝国家并非是惟独依靠地主、只维护地主利益的地主政权，而是以小土地所有为基础，其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成为可能；在解释“乡绅统治”所形成的原型结构的地区时，重田德只考察了地主佃户制发达最典型的江南三角洲区域，所以显然缺乏完整性；虽然乡绅统治论不仅包含地主佃户制，而且尽量包含一直延续下来的自耕农，但是不能说重田的研究结果未必把自耕农作为专制统治的独立因素而看待。[53]
吴金成认为，“乡绅统治论”正如重田德所说的那样，“整个论点的确证和总括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该理论尚处于“假说阶段”。在“乡绅统治论”里，自耕农“不断分解和以再生产延续到最后”的事实虽然占重要比重，但自耕农为什么能延续？而且连中小地主也衰退的情况下自耕农为什么能够再生产？对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54]
森正夫也对“乡绅统治”论作了系统评述，指出其存在如下问题：
（1）“乡绅统治”论不是把“乡绅”作为“经济范畴”，而是作为“政治社会范畴”使用的，其基本观点是“乡绅统治”不只是基于土地所有而进行的，还通过“经济以外的关系”对以自耕农为中心的各阶层进行统治。然而按照重田德体制化“乡绅统治”的逻辑，作为“乡绅统治”体制化具体标志的地丁银的施行，恰恰只是说明乡绅地主对佃户统治获得国家的认可，并不能说明乡绅地主对以自耕农为中心的各阶层进行统治的认可。
（2）“乡绅统治”论的两个基点是，“基于土地所有的地主对佃户的统治”和“不基于土地所有”的对“以自耕农为中心的其他各阶层”的统治，这两种统治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并不明确。因此，抛开“不基于土地所有的统治”，所谓的作为“政治社会范畴”的“乡绅统治”体制形成的逻辑也就没有实据。
（3）按照“乡绅统治论”，体制化“乡绅统治”是“中国封建统治的完结”，是事实上的封建领主化。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成为其前提的“个别乡绅统治”形成过程中，必须发现某些封建性质的成长因素，这些成长要素就是重田德所说的“乡绅统治”的“私人的”、“分权的”、“封建的”志向，这种志向是以国家赋予乡绅的“固有特权地位”即在官僚体制中给予优免特权和在地方行政上拥有“一定权限”等为契机而实现的。但是，这种“特权地位”本身所显示的免除徭役的特权，并不是被当作“乡绅统治”形成期的16、17世纪出现的，它和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的官僚制一同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如是，重田对于国家给予乡绅“固有特权地位”本身的历史性规定并不严密。
（4）按照“乡绅统治论”所谓由个别形成的“乡绅统治”向作为体制的乡绅统治转变的逻辑，体制化“乡绅统治”是在“抑制”、“扬弃”具有“私人的”、“分权的”、“封建的”志向的个别“乡绅统治”的过程中完成的。但在重田的论述中，每个乡绅的“私人”志向是以国家赋予的特权为媒介，经常实质性的贯彻而实现的，很难发现对其所谓抑制与扬弃。“如果硬要找出抑制与扬弃的话，那就是‘私人的’、‘分权的’、‘封建的’志向的个别实现，由于国家干预向其集约实现的转变吧！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看不到对志向本身的抑制和扬弃，只存在着实现志向方法的变化。”[55] 四
在主要围绕土地、赋役、水利问题探讨“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统治”论的同时，一些日本学者也开始注意其他有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明清绅士研究可以说不再就“乡绅土地所有”和“乡绅统治”等有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宏观理问题进行集中讨论，而是力图从地域化、微观化角度解结构绅士的社会特质，研究领域也由此前偏重于江南地区而扩展到其他地域。如对现有成果作一梳理，大体有如下研究线索：
一是探讨绅士与地方民众的关系。绅民关系之研究，50年代就已开始。1954年，宫崎市定以苏松地区为对象，考察了明代的绅民关系，提出如下论点：
（1）明代的士大夫与其乡里的关系非常密切，即便是在朝为官者，也并未因此而成为“首都的人”，其根据地仍在乡里。这是因为做官是有一定任期的，任期一满即要卸任，在就任新的官位之前要回归乡里，年老退休更是如此。在士大夫中，一部分称作“乡宦”的乡居之官动不动即依仗其在中央政府的权力地位，在乡居期间为所欲为，甚至连其童仆也极其横暴，多成了民众怨恨的对象；另一部分“绝望于官场”的可称为“市隐”的人则热爱其家乡，欲同乡里民众共甘苦。“苏州的文化与其说是由乡宦所开发，毋宁说是由市隐所推进，而且正是市隐继承了明初以来的反抗精神，为文化的正统者。”
（2）士大夫阶级是社会的领导阶层，一方面它“她是培育实施君主独裁政治的官僚母体；另一方面也有其自身意志，有时即表现出对中央政府压力的抵抗”。这种抵抗既表现为“苏州文化人”的市隐式生活，这种生活产生了“市隐式的中国文化的创造”；又表现为“消极的苏州人对待宦官的横暴，有的场合即使以暴还暴也在所不辞”。但“试图对中央进行抵抗的士大夫阶级同时在乡里也容易受到来自民众的抵抗”，这种民众的抵抗由自己单独发动的情况是很少的，多数场合是在士大夫阶级的诱导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士大夫阶级本身不是一个固定的稳定的阶级，“这一点与六朝唐代的中世贵族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士大夫阶级在某种场合也会表现出团结一致的行动，但平时表面上总是不断前后左右互相倾轧，相互进行严酷的竞争。这种互相竞争在政治上表现为党争。”在党争中，各党派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向上竟不顾廉耻勾结内廷的宦官，于是出现阉党；往下则与民众结合而利用之，这时便发生了民众运动”。对士大夫来说，“在有必要利用的场合，民众和庶民的存在则是必须的，但是这一利用同时又伴随着危险。一旦利用过度，即危及整个士大夫阶级的利益，因为小民一旦暴动起来就难以预料会发展到何种地步”。[56]
其后，酒井忠夫也从同样的视角探讨了绅民关系。他将明末的绅士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士人（生员、举人）和乡绅（退职离休官僚在乡里的称呼），认为“士人作为中间阶层的领导者，左右着乡党舆论，成为乡评、公愤意识的代言人”，“这种由士人阶层兴起、民众力量上升所引起的乡党民众意识的高涨，通过士人层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反映出来的”，就是“善书”[57]。
总之，宫崎、酒井都指出在“市隐”、“士人”与民众之间存在着精神上的结合关系，森正夫将这种关系称之为“乡评共同体”[58]。如果说宫崎、酒井的研究比较注重绅民之间的统一性，那么可以说森正夫不仅关注二者的统一性，还关注二者的矛盾冲突。他一方面通过考察16—18世纪的江南荒政，阐释了地主佃户的“依存”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考察福建宁化县黄通抗租活动，揭示了绅民冲突中乡民对乡绅、生员家庭的打击情况。他说，16—18世纪，江南地区灾害频仍，社会矛盾尖锐，“地主与佃户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而且王朝国家的支配体制也陷入危机”。基于这一情况，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前期的明末，江南绅士纷纷提出以“作为地主的富者和作为佃户的贫者的共存”为目的的“救荒论”。“救荒论”认为，田主与佃户的关系根本上是“痛痒相关的，应该具有保护和依存的关系”，佃户的贫困只会导致租佃关系恶化，甚至集体抗租，危及田主的利益，因此田主应当担负“赈济佃户”的责任，即各个地主要救济其佃户。[59]
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多从“地方秩序”角度考察绅民关系。夫马进分析了明末江南引人注目的“士变”（生员暴动），认为这是由一县“公议”支持的反对知县“独裁”的行为，从中可以看到明末中央和地方的乖离现象，但这些生员或乡绅对地方行政的介入，与历来指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 “乡绅之横”性质不同。对乡绅的为非作歹，不仅是国家，就是乡绅自身也不认同。只有这种“公议”遭到地方官反对时，生员或乡绅们才采取“抗粮”行动，甚至发展到士变。[60]夫马进认为，这种以乡绅、生员为中心形成的“公议”，反映了地方社会包括民众的共同利益；这种“地方意识”虽然在明末就已出现，但由于清朝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强化而不得不“徒有其名”，尽管如此，它起着与皇帝一元统治相对峙的作用，成为清末、民国时期地方自治的先声。
沟口雄三对“东林派人士”作了研究，认为东林派是明末社会“探索新体制、新道德观念的人士”，立志于反抗“皇帝的一元专制统治，建立地主主导的新体制”。他们在乡村试图强化、稳定作为“中坚地主”的地主制构造，与“豪强”相对抗，但对反“豪强”的民变、奴变又站到镇压者一方。而在当时的政治状况下，针对皇帝、宦官派的“国家霸权”，他们主张“乡绅的主导权”，迫使国家承认“中坚地主”的个人“经济实权”，同时地主又相互之间共同抑制豪强，力图实现社会的“均衡”[61]。但正如沟口指出的那样，东林派并不反对皇帝专制统治本身，“国家霸权”与“乡村主导权”的对立，也不过是“围绕建立更好专制体制”的对立。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人都为既成的秩序所制约，其中的“新”、“旧”对立，只不过是明末的政治斗争。这点与前面夫马进的想法也是相通的。沟口雄三所说的国家与乡村可以照样换成夫马进所主张的中央与地方。总之，两者的共同点在于认为明末时期地方相对于中央的比重在增加，因而把注意力转移到地域社会上来。另外，不象历来那样，把乡绅、地主看成政治、经济上的统治者，而是促使人们注意他们作为地域社会领导者（包括精神方面）的一面。因而设想了以乡绅、地主为中心的地域社会，探讨其中人们结合的方式。
山根幸夫探讨了绅士与农民“反乱”的关系，揭示了上层绅士与下层绅士的矛盾斗争[62]。森正夫通过考察明末清初太仓州沙溪镇乌龙会的叛乱，分析了绅士在叛乱中的动向，指出乌龙会的叛乱不是历来所认为的单纯奴变，而是由奴仆、佃户、生员等所主导的“对沙溪镇原有社会秩序存在方式的反叛，换句话说，是试图完全推翻原来以乡绅、士大夫为顶点的等级社会秩序”[63]。
二是探讨绅士的社会性格和存在形态。关于绅士的社会性格，1952年，酒井忠夫曾指出乡绅具有身兼官僚、地主、商人特质的三位一体性格[64]。1959年，荒木敏一通过考察雍正二年河南开封府封邱县生员罢考的原因和过程，揭示了生员的社会性格。他认为，论特权生员享有相当于九品官的“衣顶”和免役两项特权，这两项特权对生员的生活影响甚大，前者成为其行为的护符，而后者则使其免除承充官役之苦。论性格，生员是一个两面性的阶层，既有“四民之首”、“齐民之表率”、“百姓之观瞻”、“庶民之坊表”之类的美称，又有“劣衿”、“刁顽之衿监”、“刁劣之徒”之类的恶称。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生员每每藉“罢考”、“闹考”挟制官长，透过罢考事件看到可潜在的政治问题[65]。市古宙三通过考察绅士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指出绅士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保守的，他们只是为了不失去往日辉煌的地位才参与革命，并企图从中取得甚至从前都没有得到的好处和利益。辛亥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绅士造成[66]。1973年，西村元照也通过考察明代刘六、刘七起义，揭示了生员的“反体制性”[67]。其后，闵斗基考察了清代生监层在“统治秩序”中的位置，揭示了生监层的生存状态，解析了生监层包揽钱粮、包揽词讼的双重“反官性”社会性格[68]。森正夫通过分析绅士与地域社会的关系，阐释了绅士的特性，认为绅士可分为经世济民型和升官发财型类型，前者对于地域至关重要[69]。
关于绅士的存在形态，高林公男探讨了明代绅士享有的“优免”特权[70]，和田正闳阐释了明代优免条例和明末举人的法律地位，认为绅士所享有的优免权导致“诡寄”的产生，里甲各户间徭役负担严重不均，就举人来说，在优免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其地位处于递降态势[71]。山根幸夫考察了河南商城县绅士的存在形态，指出从身份类别看，商城的绅士以生监层为主体，“乡宦”很少；从居住区看，商城绅士多数居住乡村，与江南地区绅士“城居化”趋势相比，商城绅士“城居化”的趋势并不明显。[72]浜岛敦俊分析了南浔乡绅庄元臣的一年家计，并揭示了庄氏以元臣的进士及第为契机的城居化以及放弃水田经营、灵活运用高利贷经营和优免特权，接受诡寄，和地方官勾结等情况[73]。稻田清一则定量分析了《柳兆熏日记》，探讨了乡绅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74]。川胜守考察了江苏昆山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三兄弟的仕宦生涯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揭示了绅士的权力构造。他认为，作为一方豪绅的徐氏兄弟及其家族，不仅在官场声明显赫，而且在地方上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作为一种地方权力的绅权，是通过宗族、姻戚、奴仆、棍徒、门生清客、地方官、胥役等社会关系来控制地方的。[75]
三是探讨绅士与地方公共事业的关系。在地方水利建设方面，森田明通过研究清代水利社会史，揭示了绅士在水利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76]。小岛淑男通过考察清末农村社会，探讨了以“官督绅办”形式出现的“乡董制”这种官绅一体机构在水利建设中的职能[77]。大谷敏夫也通过考察清代江南水利问题，探讨了官僚体制与乡绅统治的关系，揭示了清代中后期水利“惯行样式”的变迁，进而阐析了以乡绅为主导的“乡董制”的成立及其对水利建设的组织管理情况[78]。
在社会慈善和赈济方面，夫马进通过考察明清时期“同善会”、“放生会”、“掩骼会”、“一命浮图会”、“救生船”、“恤嫠会”、“育婴堂”等慈善组织，揭示了绅士在“善会”、“善堂”的兴建和组织管理中的作用[79]。森正夫则考察了清代养救院、普济堂、育婴堂的建设发展情况，阐述了绅士在清代社会福祉事业中的角色和功能[80]。松村祐次、福田节生、山名弘史、近藤秀树等人先后对畿辅义仓、丰济仓、辰州府义仓、丰备义仓的运营情况作了考察，揭示了绅士在义仓的创建和管理中的作用。[81]
山根幸夫以华北为对象，阐述了明清时期市集与绅士的关系。他认为，明代市集的设立者主要是知县和绅士。城集是在知县的管理下，由胥吏经营的官方性的经济机构，而乡集则是当地的绅士或实力人物在知县的指导下所设立，以官民共营形式来管理。清初，原有的华北市集因明末战乱而处于荒废状态，在知县的主持和绅士耆老的积极参与下建立了不少新的市集，市集由此得以复兴。这些市集有的征税，有的免税，这些免税市集称为“义集”，多由绅士出资兴建。绅士之所以致力于义集的兴建，并非出于他们的“牺牲精神”，而是“因为义集的繁荣，他们自身也可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在地方社会，绅士、豪强不仅“通过封建土地所有掠夺农民”，而且在市场活动中通过控制商品流通而获得经济利益，特别是“监生层”霸占着定期市；表面上看市集是由“奸牙”、“市棍”把持，实际上绅士、豪民在背后操纵着他们。质言之，“绅士、豪民与胥吏、衙役等勾结，掌握着市场的经营管理大权，滋生出一切弊端；而寄生于市集、搞不法勾当的刁民、市棍、宦仆等也无非是作为绅士、豪民的人而介入市场的经营的”[82]。藤井宏、森田明也分别考察了绅士参与商业活动的情况[83]。
四是探讨绅士在赋役征收中的态度和行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清水泰次就曾对明代绅士利用“优免”特权“诡寄”田亩的行为作了考察[84]。50年代末，岩见宏也注意到这一问题。通过对雍正年间的“民欠”的考察，他揭示了绅士在钱粮征纳中的“包揽”行为，指出绅士是导致“民欠”的重要原因[85]。宫崎市定以《雍正朱批谕旨》和蓝鼎元的《鹿洲公案》为基本材料，考察了雍正年间地方政治状况，揭示了绅士抗粮以及操纵胥吏、干涉县政的情况[86]。其后酒井忠夫、浜岛敦俊也对这一问题予以阐释[87]。但对绅士与赋役征收作更为系统研究的是山本英史。他先是在1975、1976年的史学会议上阐述了清税机构与乡绅统治的关系[88]；其后以里甲制的解体过程为背景，以江苏、浙江、安徽为重点，阐释了包揽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揭示了“衿蠹势豪”包纳钱粮、恃顽抗纳、包充职役的实状[89]；以《宫中档雍正朝奏折》为基本材料，阐析了绅衿“包揽”的形态、构造以及清政府的对策[90]；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为基本材料，比较详尽地考释了雍正时期绅衿抗粮情形、绅衿抗粮情况调查和清廷颁行的若干绅衿抗粮处分条例[91]。他认为，明末以来出现的绅衿“税粮滞纳”问题虽然通过所谓“江南奏销案”得以解决，但在17世纪末康熙朝的缓和政策影响下，至18世纪初雍正年间，税粮滞纳现象再度显著化，特别是占全国地丁总额三分之一的江苏，滞纳现象更为严重。因此，雍正年间以江浙为重点开始对“包揽”问题进行大规模调查清理，同时重新议定绅衿抗粮处分条例。经过一番清理，许多“抗粮”绅士被按“绅衿抗粮例”治罪。
此外，森田明考察了清税机构“议图制”，认为“议图制”是随着里甲制的解体，为避免重税起见而设立的排除胥吏层催征行为的自主的、防卫的纳粮组织。“议图”的创设、运营多由“乡贤”、“地方绅士”主持，但后来日渐演化为“士绅把持包揽”的工具[92]。松村佑次则对清末兴盛于长江下游地区的专业化收租机构“租栈”作了系统研究，指出“租栈”是在绅士地主的城居化和佃户抗租活动经常化的背景下产生，一般来说，租栈主都是绅士，他们受其他绅士的委托，作为代表经营着成千亩土地并且管理耕种土地的佃户。租栈主往往是雇佣家住农村中的收租人，这些收租人多为地方的“恶霸”或“无赖之徒”，他们负责下达租栈发出的收租通知，并在衙役的协助下采取强行措施，逮捕或拘禁欠租的佃户。租栈的发展，反映了绅士与农村以及农民关系的本质变化。[93]
五是探讨绅士与其他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的关系。一些学者探讨了绅士与“无赖”群体的关系。如上田信考察了明末清初江南城市中的无赖群体“打行”和“脚夫”，指出“打行”是一个以暴力为生业的无赖群体，“脚夫”是一个以挑脚为名、借端勒索讹诈钱财的无赖群体，二者在江南都市中异常活跃。无赖群体之活跃，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绅士地主的“城居化”有很大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转运的频繁为脚夫提供了活动空间，而城居的绅士则是打行最大的雇主。打行和脚夫活动的基本特点是，以暴力为手段，以城市为活动中心，以得钱为第一目的，不仅有组织性，而且得到绅士的保护[94]。川胜守、夫马进也对明清时期“打行”、访行”、“讼师”等无赖群体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些无赖群体虽然结党成群，凌弱暴寡，但与绅士有很大关系。为了自身利益，绅士总是力图对无赖群体进行控制，控制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充当“无赖”群体的雇佣者，二是让自己的家奴进入无赖群体，三是不少下层绅士亲自参加“打行”，尤其是讼师，多数讼师出身“生员”。下层绅士之所以进入无赖群体，主要是他们因没能中举、中进士而处境艰窘所致[95]。
一些学者探讨了绅士与胥吏、幕友的关系。如宮崎市定考察了清代的胥吏和幕友，指出幕友多出身于“生员”，因为生员要成为进士，必须接受数次考试，为保证将来应考的经济条件，愿意充当幕友[96]。小野信尔考察了李鸿章与苏沪绅士的关系，指出淮军的前身实际上是“苏沪官绅的雇佣团”，作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从“登场”到发展，一直受到苏沪绅士的支持，其幕下集中不少绅士，参与“转饷、添募、制造”等营务，其中不少幕友后来成为李鸿章推进各项洋务事业的重要管理者、支持者。[97]
一些学者则致力于研究乡绅与宗族的关系，认为宗族组织的主要功能在于培植士大夫阶层，宗族的发展就是乡绅的发展。如中村哲夫认为，清代华北农村及华中、华南城镇中的“有力的宗族”，同时也是“有力的乡绅辈出的母胎”[98]。西川喜久子对于明清广东顺德县罗氏宗族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认为，罗氏自明代中叶以后长期维持“乡官宦族”的社会地位，其原因就在于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99]。这些学者由于研究目标为与乡绅有密切关系的“宦族”，因而特别重视国家政权与宗族的关系，如森正夫认为，明代初期，由于朱元璋对江南大地主实行镇压，迫使“巨室故家”的宗族组织趋于解体。16世纪后，随着乡绅政治特权的扩张，宗族组织也就再度活跃起来。因此，宗族的发展体现了国家统治体制的变化，宗族组织不外是乡绅谋取政治特权的工具。[100]
六是探讨绅士的思想状况以及绅士与国家的关系。奥崎裕司比较详尽地剖析了浙西望族袁氏的家系，系统地考察了袁了凡、王阳明、李卓吾、张履祥等人的生平和思想。小野和子、寺田正隆通过对旨在打击绅士的通海案、科场案、江南奏销案、哭庙案、曾静案等案件的解析，考察了清初历朝针对绅士所实施的利用、高压、怀柔并用的统制政策[101]。宫崎市定通过明末复社的中心人物张溥的生平，解释了当时的政治动向和乡绅的作用[102]。高桥孝助考察了咸丰三年前后的 “均赋论”，揭示了江南绅士的思想状况[103]。寺田正隆也通过研究明代宰相马自强的宗谱，力图说明绅士、家族、国家的联系[104]。横山裕男通过考述雍正年间于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四省设置“观风整俗使”基本情况，阐释了雍正朝的地方士习和清政府的对策，认为观风整俗使之设立，其目的在于整顿“风俗”，尤其是整顿“士习”，打击绅士势力[105]。森正夫考察了16—18世纪的荒政与绅士地主的关系，认为晚明时期，绅士一方面反对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地主佃户关系的救济性措施，因为绅士“担心这些措施不仅造成租米和利息收入等方面的直接损失，而且促使佃户拒绝租米缴纳、债务履行及继续耕作等，激化阶级矛盾，威胁其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国家权力的介入当作维持租佃关系的必要条件，因为国家在灾害时节所实施的限制地主强迫佃户履行债务、缴纳租米等恤民措施与绅士提出的“田主赈佃户论”并不矛盾。“国家直接介入地主佃户关系的救济方式，同采取‘田主赈佃户论’的乡绅、士大夫阶级的救济方式，都是地主佃户关系确立之下的方式。‘田主赈佃户论’的方式反映了乡绅、士大夫阶级对地主制的矛盾和阶级危机认识的尖锐，形成了与国家方式方法上的差异，不用说不是与国家敌对的方式。”因此，“为了维持各个地主掌握各个佃户的生活和生产、佃户对各个地主的依存和从属更强固的这一关系，为了维持这一拒绝其他的地主及所有第三者的介入的关系，乡绅、士大夫们到头来不得不把作为第三者的国家的介入当作必要的”。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救荒制度和政策，国家权力与地主佃户制的结合更加密切。与明朝相比，清朝建立了更为完备的赈恤佃户体制，中止了到17世纪前半期的明朝国家中仍然实行的对地主佃户关系的直接介入，放弃了对地主收租的一切强制，“这意味着清朝国家要代替地主将其置于不顾的佃户加以保护”[106]。
五
以上回顾了日本史学界明清绅士研究的基本情况，下面结合本人学习研究的体会，对日本明清绅士研究作一概要性评析。
从研究目的看，日本明清绅士研究是试图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战前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基本持“王朝循环论”以及“停滞论”，战后则一反这一态度，力求从中国自身历史出发探求其特有的发展理论[107]。因此，当时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予以很大关注，围绕土地所有制关系展开研究，提出中国在“唐宋变革时期”出现了封建制，到了明末清初封建制趋于瓦解，资本制开始形成。这一尝试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但不少学者认为尚未“找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确切证据”，于是小山正明、重田德又提出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确立说”。日本明清绅士研究可以说就是以这两种不同的历史分期的讨论为背景展开的。尽管学者们对中国历史的分期认识不同，但均希望通过对明清绅士的研究来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均希望从绅士阶层透视中国社会的特性。
从研究趋势看，日本60多年的明清绅士研究大体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运行轨迹。由于日本明清绅士的系统研究是以讨论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为背景而展开，因此在初始阶段主要围绕土地所有制、权力构造等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宏观理论问题展开。以探讨土地所有制问题为契机，逐步提出“乡绅土地所有论”；以探讨权力构造问题为契机，逐步提出“乡绅统治论”。在这两种“绅士论”的讨论中，由于自身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某种局限，逐渐暴露出某些不足。首先，从理论上讲，这两种“绅士论”所用以解析问题的基本理论是“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阶级学说”，而这一理论的要旨在于通过考察经济关系形成的阶级——明清时表现为租佃关系，剖析社会状况。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仅是其中之一，阶级关系也不仅表现为对立，也表现为统一。但是，在上述两种“绅士论”中，对阶级关系以外的其他社会关系以及阶级关系中的统一性重视不够。其次，从方法上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史学界的欧洲史、日本史研究中出现“社会史学”研究热，其研究路径是反对经济决定论、单纯阶级分析法，注重挖掘研究民众的意识和生活方式。这一方法给明清绅士研究带来启示，也提出挑战[108]。在此情况下，从7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明清绅士研究出现了大的转向，这就是力图摆脱由“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阶级学说”支撑的“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统治论”所面临的研究困境，从地方社会结构重新解构绅士的社会性格。
从研究结果看，与西方汉学界相比，日本明清绅士研究有如下特点：（1）日本绅士研究以明末清初为重点，西方绅士研究以晚清为研究重点[109]；（2）日本绅士研究先是以“社会形态发展理论”和“阶级学说”理论来构建以研究土地制度、租佃关系、赋役制度、权力构造为重点的“乡绅土地所有论”和“乡绅统治论”，后来逐渐转向“社会史”研究，注重研究在地方社会的角色和功能；而西方绅士研究注重应用社会学理论方法来解构绅士的特质，既系统地分析了绅士的社会构成、社会分层和社会功能[110]，又比较深入地考察了绅士的社会流动[111]，还探讨了绅士在地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中的角色[112]。（3）日本绅士研究以史实考订见长，西方绅士研究以理论分析见长。日本学者对史实的分析多采用叙述、描述方式，而西方绅士研究常应用数理统计等现代社会研究方法。转贴于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87页。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③] 《東洋史研究》33—3，1974年。
[④] 参见：重田德《鄉紳の歷史的性格をめぐって——鄉紳觀の系譜》，《人文研究》22—4，1971年；森正夫：《いわゆゐ“鄉紳的土地所有”論をめぐって》，《歷史評論》304，1975年；森正夫《日本の明清時代史研究における鄉紳論について》（1）、（2）、（3），《歷史評論》308、312、314，1975—1976年；檀上宽《明清乡绅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吳金成：《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明清時代紳士層研究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7，1978年；齋藤史範：《明清時代の鄉紳に關する学說史的檢討》，《史叢》40，1987年。
[⑤] 参见拙文《明清绅士的构成》，《历史教学》1996年5期。
[⑥] 参见酒井忠夫《鄉紳について》，《史淵》47，1952年；奥崎裕司：《中国鄉紳地主の研究》，汲古书院，1978年，第4頁。
[⑦] 参见：小山正明《赋役制度の变革》，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2，1971年；森正夫《日本の明清時代史研究における鄉紳論について》（3），《歷史評論》314，1976年。
[⑧] 本村正一：《清代社会に於ける紳士の存在》，《史淵》24，1940年。
[⑨] 天野元之助：《支那農業經濟論》上，改造社，1940年，第307頁。
[⑩] 佐野学：《清朝社会史》第二部第三輯，文求堂，1947年，第2—3頁。
[?]参见：Chang Chung-li“The Chinese Gentry:Studies on Their Role Nineteenth Century Chinese Society”，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55；Hsiao Kung-chuan“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0；Chu Tung-ts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Cambridge，Mass，1962；閔斗基《清代生监層の性格》（上），《明代史研究》4，1976年；奥崎裕司《中国鄉紳地主の研究》，汲古書院，1978年，序章；吴金成《明代紳士層の形成過程》，《明代史研究》8，1980年。
[?] 参见藤井宏《鄉紳》，《アジア歷史事典》，平凡社，1959年；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弘文堂， 1960年。
[?] 参见小山正明《中国社会の变容とその展開》，西 定生编《東洋史入門》，有斐阁，1967年；吴金成《明代前期の生員政策にっいて》，《歷史教育》10，1967年。
[?] 参见鈴木中正《清末攘外運動の起源》，《史学雜誌》62—10，1953年；市古宙三：《鄉紳と辛亥革命》，《世界の歷史》15，筑摩書房，1962年。
[?] 参见吳金成《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明清時代紳士層研究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7，1978年。
[?] 本村正一：《清代社會に於ける紳士の存在》，《史淵》24，1940年。
[?] 根岸佶：《中国社会に於ける指導層——耆老紳士の研究》，平和書房，1947年。
[?] 重田德：《鄉紳の歷史的性格をめぐって——鄉紳觀の系譜》，《人文研究》22—4，1971年。
[?] 佐野学：《清朝社会史》，文求堂，1947、1948年。
[?] 松本善海：《旧中国社会の特質論への反省》，《東洋文化研究》9，1948年；《旧中国国家の特質論への反省》，《東洋文化研究》10，1949年。
[21] 每日新聞社圖書編集部：《世界の歷史》3，每日新聞社，1952年；重田德：《鄉紳の歷史的性格をめぐって——鄉紳觀の系譜》，《人文研究》22—4，1971年。
[22] 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刑法》，東京大学出版会，1959年，第23頁。
[23] 座談会《中国の近代化》，《世界の歷史》11，筑摩書房，1961年；田中正俊：《中国の变革と封建制研究の課題》（1），《歷史評論》271，1972年。
[24] 参见小山正明《中国社会の变容とその展開》，西山岛 定生编《東洋史入門》，有斐閣，1967年；《賦役制度の变革》，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2，1971年；《アジアの封建制——中国封建制の問題》，《現代歷史学の成果と課題》2，1974年；《宋代以後の国家の農民支配》，《歷史における民族の形成》，1975年。
[25] 小山正明：《明末清初の大土地所有——とくに江南デルㄆ地带を中心にして》（1）（2），《史学雜誌》66—12，67—1，1957—1958年。
[26] 重田德：《清朝農民支配の歷史的特質——地丁銀成立の意味するもの》，《前近代アジアの法と社会》，勁草書房，1967年。
[27] 佐伯有一：《明末の董氏の变——所謂“奴变”の性格に關連して》，《東洋史研究》16—1，1957年。
[28] 座談会《中国の近代化》，《世界の歷史》11，筑摩書房，1961年。
[29] 田中正俊：《民变、抗租奴变》，《世界の歷史》11，筑摩書房，1961年。
[30] 田中正俊：《中国の变革と封建制研究の課題》（1），《歷史評論》271，1972年。
[31] 安野省三：《明末清初揚子江中流域の大土地所有に關する一考察》，《東洋学報》44—3，1961年。
[32] 北村敬直：《明末清初における地主について》，《歷史学研究》140号，1949年。
[33] 以上参见座談会《中国の近代化》，《世界の歷史》11，筑摩書房，1961年；小山正明：《中国社会の变容とその展開》，西山岛 定生编《東洋史入門》，有斐閣，1967年；《明代十段法について》（1），《前近代アジアの法と社会》；《明代十段法について》（2），《文化科学紀要》10，1968年；《賦役制度の变革》，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2，1971年；《明代の大土地所有の奴僕》，《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62，1974年。
[34] 浜島敦俊：《明代江南の水利の一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47，1969年；《明末清初江南デルタの水利惯行の再編にっいて》，《社会經濟史学》40—2，1974年。
[35] 浜島敦俊：《明末浙江の嘉湖兩府における均田均役法》，《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52，1970年；《均田均役の實施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33—3，1974年；《明末南直の蘇松常三府における均田均役法》，《東洋学報》57—3、4，1976年。
[36] 川勝守：《張居正丈量の展開—特に明末江南における地主制の發展について》，《史学雜誌》80—3、4，1971年；《浙江嘉興府の嵌田問題—明末鄉紳支配の成立に關すゐ一考察》，《史学雜誌》82—4，1973年；《明末揚子江デルタ地帶における水利慣行の变質》，《史淵》111，1974年；《明末江南における丈量策の展開と地主、佃戶關係の發展》，《東洋史論集》2，1974年；《明代の寄莊戶について》，《東洋史研究》33—3，1974年；《明代里甲制編成の变質過程——小山正明の“析戶の意義”論の批判》，《史淵》112，1975年；《初期清朝国家における江南統治政策の展開》，《史淵》113，1975年；《明末清初蘇州嘉興兩府における圩長の職務と均田均役の展開》，《榎博士還曆紀念東洋史論叢》，1976年；《明末江南五府における均田均役法》，《史学雜誌》85—6，1976年；《明末清初長江デルタにおける棉作と水利》（1），《東洋史論集》六，1977年；《清初賦役制度の確立——江南の均田均役法と順莊編里法とについて》，《法制史研究》26，1977年。
[37] 西村元照：《明代後期の丈量について》，《史林》54—5，1971年；《張居正の土地丈量——全體像と歷史的意義把握のために》（上）（下），《東洋史研究》30—1、30—2、3，1971年；《清初の土地丈量について——土地台帳と隱田をめぐる国家と鄉紳の對抗關係を基軸として》，《東洋史研究》33—3，1974年；《東洋史研究》30—1、30—2、3，1971年；《清初の包攬——私征体制の確立、解禁から請負徵稅制へ》，《東洋史研究》35—3，1976年。
[38] 森正夫：《日本の明清時代史研究における鄉紳論について》（1），《歷史評論》308，1975年。
[39] 岩見宏：《清朝の中国支配》，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2，1971年。
[40] 柳田節子：《中国前近代社会における專制支配と農民運動》，《歷史評論》300，1975年。
[41] 高橋孝助：《清朝專制支配の成立と“小土地所有者”—清初江南における“重賦”問題を素材にした場合》，《歷史学研究》421，1975年；《清朝封建国家論への一視點——重田德氏の清朝=“地主政權”論に寄せて》，《歷史評論》324，1977年。
[42] 小林一美：《抗租、抗糧鬥爭の彼方——下層生活者の想いと政治的、宗教的自立の途》，《思想》584，1973年。
[43] 安野省三：《地主の實態と地主制研究の間》，《東洋史研究》33—3，1974年。
[44] 西村元照：《一九七四年の歷史學界—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84—5，1975年。
[45] 重田德：《鄉紳支配の成立と構造》，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2，1971年。
[46] 山本英史：《七六年の歷史學界——回顧と展望》，《史学雜誌》86—5，1977年。
[47] 森正夫：《いわゆゐ“鄉紳的土地所有”論をめぐって》，《歷史評論》304，1975年。
[48] 吳金成：《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明清時代紳士層研究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7，1978年。
[49] 以上参见重田德：《鄉紳支配の成立と構造》，岩波講座《世界歷史》12，1971年；森正夫：《日本の明清時代史研究における鄉紳論について》（2），《歷史評論》312，1976年。
[50] 小山正明：《アジアの封建制——中国封建制の問題》，《現代歷史学の成果と課題》2，1974年。
[51] 足立啟二：《重田〈清代社会經濟史研究〉書評》，《東洋史研究》35—2，1976年；《明清時代の小經營と地主制に关する覺書》，《新しい歷史学のために》143，1976年。
[52] 藤岡次郎：《重田〈清代社会經濟史研究〉書評》，《史学雜誌》85—4，1976年。
[53] 高橋孝助：《清朝專制支配の成立と“小土地所有者”—清初江南における“重賦”問題を素材にし場合》，《歷史学研究》421，1975年；《清朝封建国家論への一視點—重田德氏の清朝=地主政權論に寄せて》，《歷史評論》324，1977年。
[54] 吳金成：《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明清時代紳士層研究について》，《明代史研究》7，1978年；《明末洞庭湖周边の水利開發と農村社会》，《歷史学報》77，1978年。
[55] 森正夫：《日本の明清時代史研究における鄉紳論について》（2），《歷史評論》312，1975年。
[56] 宮崎市定：《明代蘇松地方の士大夫と民衆—明代史素描の試み》，《史林》37—3，1954年。
[57] 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弘文堂，1960年。
[58] 森正夫：《明代の鄉紳》，《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77，1980年。
[59] 森正夫：《十六—十八世紀における荒政と地主佃户關係》，《東洋史研究》27—4，1969年；森正夫：《十七世紀の福建寧化縣における黃通の抗租反亂》（1）（2），《名古屋大學文學部研究論集》51、52，1964年。
[60] 夫馬進：《明末反地方官士变》，《東方学報》52，1980年。
[61] 溝口雄三：《いわゆゐ東林派人士の思想——前近代時期中国思想の展開》（上），《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75，1978年。
[62] 山根幸夫：《明末農民反乱と紳士層の对应》，《中山鳥敏先生古稀紀念論集》（下），汲古書院，1981年。
[63] 森正夫：《一六四五年太倉州沙溪鎮における烏龍会の反乱にっいて》，中山八郎教授頌壽紀念《明清史論集》，燎原書店，1977年。
[64] 酒井忠夫：《鄉紳にっいて》，《史淵》47，1952年。
[65] 荒木敏一：《雍正二年の罷考事件と田文鏡》，《東洋史研究》18—3，1959年。
[66] 市古宙三：《鄉紳と辛亥革命》，《世界の歷史》15，筑摩書房，1962年。
[67] 西村元照：《劉六劉七の亂にっいて》，《東洋史研究》32—4，1973年。
[68] 閔斗基：《清代“生監層”の性格——特にその階層的個別性を中心にして》（上、下），《明代史研究》4、5，1976—1977年。闵斗基为韩国学者，此文由山根幸夫、稻田英子翻译成日文。
[69] 森正夫：《明代の鄉紳》，《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77，1980年；《中国前近代史研究における地域社会の視点》，《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79，1982年。
[70] 高林公男：《明代の優免規定の变質にっいて》，《鹿大史学》24，1976年。
[71] 和田正宏：《徭役優免条例の展開と明末舉人の法的位置——免疫基准額の檢討を通じて》，《東洋学報》60——1、2，1978年；《明代舉人层の形成过程に关する一考察——科舉条例の檢討を中心として》，《史学雜誌》87—3，1978年。
[72] 山根幸夫：《河南省商城縣の紳士層の存在形態》，《東洋史研究》40—2，1982年。
[73] 浜岛敦俊：《明末江南鄉紳の具体像》，岩见宏、谷口规矩夫编：《明末清初期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9年。
[74] 稻田清一：《清末江南——鄉居地主の生活空间》，《史学雜誌》99—2，1990年。
[75] 川勝守：《徐乾学三兄弟とその時代——江南鄉紳の地域支配の一具體像》，《東洋史研究》40—3，1981年。
[76] 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亞紀書房，1974年；《清代水利社会史の研究》，国書刊行会，1990年；《清代の水利と地域社会》，福岗中国書店，2002年。
[77] 小島淑男：《清末の鄉村統治にっいて》，《史潮》8，1964年；《一九一Ο年代における江南の農村社会》，《東洋史研究》32—4，1973年。
[78] 大谷敏夫：《清代江南の水利慣行と鄉董制》，《史林》60—1，1977年。
[79] 夫馬進：《同善会小史》，《史林》65—4，1982年；《善會、善堂の出現》，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1983年；《清代沿岸六省における善堂の普及情况》
[79] 夫馬進：《同善会小史》，《史林》65—4，1982年；《善會、善堂の出現》，小野和子編：《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1983年；《清代沿岸六省における善堂の普及情况》，《富山大学人文学部紀要》7，1983年。
[80] 森正夫：《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の研究—清代の賑濟倉を中心に》，国書刊行会，1985年。
[81] 松村祐次：《清代の義倉》，（一橋大学研究年報）《人文科学研究》11，1969年；福田節生：《清末湖南の農村社会（1）—“辰州府義田總記”の場合》，《福岡女子短大紀要》8，1974年；《清末湖南農村社会（2）—“辰州救生局總记”の場合》，《福岡女子短大紀要》10，1975年；山名弘史：《清末江蘇省の義倉—蘇州の豐備义仓の場合》，《東洋学報》59卷，1977年；山名弘史：《清末江南の义庄にっいて》，《東洋学報》62；19年；近藤秀树：《范氏義莊の变遷》，《東洋史研究》21——4，1963年；福田節生：《清代の義莊にっいて》，《歷史教育》13—9，1965年。
[82] 山根幸夫：《明、清初の華北の市集と紳士、豪民》，《中山八郎教授頌寿紀念明清史論叢》，1977年；《明清時代華北市集の牙行》，《星博士退官紀念中国史論集》，1978年。
[83] 《新安商人の研究》，《東洋学報》36—1、2、3、4，1953—1954年；森田明：《清代湖广地方における定期市にっいて》，《九州產業大学法經論叢》5—1，1964年。
[84] 清水泰次：《明代の稅役と詭寄》，《東洋学報》17—3、4，1928—1929年；
[85] 岩见宏：《雍正年間の民欠にっいて》，《東洋史研究》18—3，1959年。
[86] 宮崎市定：《雍正时代地方政治の實狀——朱批諭旨と鹿洲公案》，《東洋史研究》18—3，1959年。
[87] 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弘文堂，1960年；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会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88] 1975年，山本英史在山田史学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清代徵稅請負機構の成立と鄉紳支配》的报告；次年在史学会大会上作了题为《清初における徵稅機構の再編にっいて——包攬を分析对象として》的報告。两次报告的要点见《史学雜誌》85—12，1976年。
[89] 山本英史：《清初における包攬の展開》，《東洋学報》59—1、2，1977年。
[90] 山本英史：《紳衿による稅糧包攬と清朝国家》，《東洋史研究》48—4，1990年。
[91] 山本英史：《雍正紳衿抗糧處分考》，《中国近代史研究》7，1992年。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7
【 正 文】
有清一代清人的海疆观念与今人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领海制度在十八世纪初已在西方世界形成，但其时中国朝野的海权意识仍十分淡漠。与明朝相比，清王朝的海防范围虽多有扩大，但统治集团和士大夫阶层的海疆观念，却没有太大的改变，当时海疆所指仍主要是东南的海防区域，即东南沿海的府县，包括海口、沿海半岛和大小岛屿等，其海洋国土的领海观念，直到清朝末年也没有形成。如嘉庆时人严如＠②在《洋防辑要序》中列数清朝海防要地时指出：“我国家于崇明、舟山、玉环、海坛、金门、澎湖、南澳、＠③州岛屿深阻之处，皆特设镇将。而台湾在澎湖外，距海岸水程千里，鸡笼、凤山隶我版图，设官莅长，人物繁昌，屹然为海外钜镇，声威雄壮，杜岛夷之窥伺矣；口岸则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登莱，江南之狼山，浙江之黄岩、温州，福建之福宁、厦门、漳州，广东之潮州、碣石、虎门、高廉、琼州，各设专阃，分布重兵，而……松江当刘河、吴淞川沙要口，宁波当杭、绍、定海、象山要口，泉州当金门、厦门要口，惠州密迩碣石、虎门，特驻军门，就近统领防御，营城、汛堡、炮台、烟墩，星罗棋布，口岸之绸缪密矣。”（注：《皇朝经世文编》卷83。）
另外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廷在变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时，乾隆皇帝亦曾言道：“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船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一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注：《清高宗实录》卷533。）明确指出了像宁波这样的沿海城镇，和澳门一样均为海疆重地。以至到道光年间，上谕中亦反复言明：“即黄岩、温州两镇所辖，多属海疆。”
从以上清人的海疆概念来看，其所指主要是东南的海防要地，这自然与明代以来东南沿海备受倭患和早期殖民者的侵扰所形成的海防意识有关。但实际上清代中国的海疆还应包括东北沿海的库叶岛、勒富岛、格布特等大小岛屿及其海域，和庙屯、海参崴、瓦布齐努、尼满、土拉子等海口，以及三姓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所辖的普禄、双城子、珲春等沿海地区。还有南海的东沙、西沙和南沙群岛等。
而清代海疆政策的基本内容则主要包括：政治上的海禁政策、沿海移民政策、海岛政策（主要是治台与治琼政策）、海疆民族政策、海疆治安政策、海上交通管理制度、沿海属国政策、海疆地区的外事政策、禁烟、禁教以及一系列管理外人的政策法规等；经济上包括海疆地区的贸易政策、税收政策、海关制度、公行制度等；文化上则包括推广儒化教育、移风易俗、科举中保障名额制度等；军事上包括沿海防御政策、海上巡哨制度、外海水师和近代海军的建设与管理等。总之，凡是清政府为维护其领土完整和沿海地区的有效统治，在东南和东北海疆所采取的对内对外一切方针政策，都应包括在清代海疆政策之内。
一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政策，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必然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和制约。其中，首先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一切客观环境。由于清代的海疆政策，是整个治边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的思想基础与整个清代的治边思想是完全统一的，同时清代的治边思想，又是中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故探讨清代海疆政策的思想渊源，首先还要明确传统的治边思想究竟是什么。
中国传统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治边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天下一统，和柔四夷。我国虽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出现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局面，但天下一统的思想很早就已出现了。如从《尚书·尧典篇》所载帝尧主张“协和万邦”，到夏禹受命时的文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注：《尚书·大禹谟篇》。）从殷商强盛时“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注：《诗·商颂·殷武》。）到周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都证明了这一点。（注：《诗·小稚·北山》。）其后，孟子明确提出“定于一”；荀子亦主张“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注：《荀子·致士》。）的天下一统思想。有了天下一统的观点，就有了“中央”和“边疆”的概念，又由于“中央”与“边疆”的地位、层次不同，要想二者相辅相成，天下安宁稳定，就需要另外一种思想机制，这就衍生而出了“和”，也就是“和为贵”的思想。历史上自周成王大规模“封邦建国”始，中国便出现了“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注：《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的社会格局。周初，这种“大封建”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姬姜以外异民族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达到“以藩屏周室”。其后，这种“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制度，在《左传》中便总结为“古者，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意即掌握天下的君主应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卫。而这种和柔四夷的思想，与儒家仁爱的主张又是一脉相通的。儒家治边思想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仁”字。也就是说，对待周边少数民族要怀以爱心，强调仁爱与和平。如孟子认为，国家统一的根本在实行仁政，只有君主实行仁政，才能使天下向往而归一。所以他反复说：“仁政无敌”，（注：《孟子·梁惠王上》。）“仁人无敌于天下。”（注：《孟子·尽心下》。）而在治边方面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莫过于从俗从宜，因其风俗，尊重当地民族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并择其族中贤良干练之人以管理其部落。如此，才能达到“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中国尊安，四方得所”的太平盛世。
其二，用夏变夷，以德化之。夷夏大防是儒家治边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自西周封建诸侯以来，便成为中央统治者在治边问题上首先遇到的问题。夷夏之防的关键是要以夏变夷，而不能让诸夏沦为夷狄，所以孟子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注：《孟子·滕文公上》。）但如何用夏变夷呢？儒家的主张主要是怀柔远人，弘宣德化。即一方面用安抚怀柔之法，一方面用礼义声教等去感化之。具体作法则如《中庸》所言：“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即当属国或少数民族地区发生动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的时候，宗主国便应积极出面，或安良除暴，治乱持危，以维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统治；或救济除灾，安抚流亡，帮助其人民度过荒年；或庆贺其典礼，吊慰其丧讣；或联之以婚姻，厚往而薄来。总之，用种种仁义道德来感化四夷，使之诚心向化，以达到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其三，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由于各民族之间地理条件不同，资源分配存在差距，或是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残酷压迫周边少数民族，所以自封建社会以来，边疆民族与中央王朝间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同时，中央王朝认为要安内安外也必须有武力作为支柱，以平定内部的叛乱和抵御外来的侵略，故孔子讲：“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注：《孔子家语》。）但这种武备与治边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易经》中载有这样几句话：“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下天。”（注：《易经·系辞》下传第二章。）又有言：“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注：《易经·坎卦》。）这里的“待”字、“威”字、“守”字与孔子的“有文事者，必有武备”的“备”字是相通的。即中国的军事建设，完全是防御性的，是在有备无患的思想之下对外的一种威慑力量，它对内是以维护国内的安定，对外是促进天下和平，并不是为了侵略战争、灭亡人国。所以，在儒家的治边思想中，中国的武力仅是“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平时有如猛虎在山，只有当边疆地区发生叛乱侵扰之事时，才有军事上的用兵。即所谓“顺则抚之，逆则讨之”。且往往也都是以天子征讨的方式进行，即古人所言：“天子有征无战”，意思是说天子用兵，只是讨伐叛逆之人，并非对敌国采取某种进攻。
其四，以德为主，刑政相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强调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主张政治与道德应结合为一体，甚至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就是道德问题。这主要表现在道德与刑政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在道德与刑政这二者之间，应以道德为主，刑政为辅。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德礼是高于刑政的。但孔子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刑罚，他认为最完美的政治统治，应该是“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言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注：《孔子家语·刑政篇》。）也就是说，仁君要不要采用暴力和刑法，主要看被治理的对象接受不接受德与礼的规范。如果感化他也不改变，教导他也不服从，反而伤害封建社会的道德风俗，那就只好用暴力和刑罚来强制实行了。在这里，古人是把“德”与“刑”作为两种手段相提并论的。德近于礼，主要指教化；刑则为暴力，两者并行，互为补充。即“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注：《左传》僖公十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注：《左传》隐公十一年。）这种刑政相参、德刑并用的思想均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采纳，并多用来镇压和抚绥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
其五，安内攘外，国治而后天下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独特的人文地理概貌，我国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产生了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所谓治国，即治理中国（中原），而平天下乃是使周边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均能归顺中原王朝，天下一统，和睦相处之意。所以作为代天理民的天子，既要把中国治理好，也要把整个天下治理好。但治国与平天下这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儒家经典中的《大学》首章即明确指出：“国治，而后天下平”。也就是说，首先要把中国（中原）的事情办理好，因为如果中国（中原）动乱不安，四夷很可能会乘虚而入，侵扰中原，那天下必然大乱。反之，“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注：《资治通鉴》卷193，贞观四年十二月条。）换句话说，就是“安内”为治中国（中原）之本，“安外”为治天下之本，欲行安外，必先安内，这就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中安内攘外、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不论政权建设，还是思想文化建设，均强调以治内为主。
这种以仁义为核心、以怀柔为手段、以武备作为威慑力量、正不获意则权之以刑、以德化一统为目标的治边思想，不仅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吸收和采纳，不断地丰富和完善，而且亦被清代统治者所继承和发展。
二
清代前期的诸位君主，在哪些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呢？我们认为：
首先，继承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主张以王道治国，以仁政平天下。为政以宽，是王道思想管理国家的基本特征，而重德不重力又是明君以仁政平天下的主要体现，这在清前期几位君主的思想中均有反映。如康熙皇帝曾谕大学士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矣，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注：《清圣祖实录》卷245。）又言：“君德莫大于有容，治道莫尚于能宽。”（注：《康熙御制文集》第1集，第27卷。）乾隆帝以自然界作比喻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并提出：“圣帝明王为治，莫不以礼为本，然后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和之以乐而天下化成。”（注：《乐善堂全集定本》卷1，《家人上九有浮威如终吉论》。）嘉庆帝在读书时也撰文提出：“圣人应天受命，调御万方，作之君，作之师，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家国以治，天下以平，流泽子孙，其根本深厚于仁。”（注：《味余书室全集》卷35，《古文一·参和为仁论》。）
其次，这种王道的治国思想，在治边方针上主要表现在怀柔二字上，而怀柔思想的最大体现则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幅员辽阔的中国边疆地区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要在当地建立起稳定而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起不同的统治机构，并“举贤立明，正复其职”，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来管理其众，以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如入关之初，清廷在招抚西北少数民族时即明确宣布：“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注：《清圣祖实录》卷15。）其后，康熙皇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从俗从宜”之策，不仅是平定天下，而且更是稳定天下的重要举措，所以他主张治理国家应因人因地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他说：“治天下为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注：《康熙起居注》册三，2104页。）同样，对蒙古民族，雍正帝亦表示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他说：“蒙古之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而不知者辄妄生疑议，乃浅近狭小之见也。总之……人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方得圣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55页。）当有人向雍正帝密奏回族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时，雍正帝却答：“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遗留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注：《清世宗实录》卷80。）乾隆皇帝也强调“从俗从宜”，“不易其俗”。如在平定准噶尔后，他对居处西北边陲的布鲁特部落公开宣谕：“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赉。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注：《清高宗实录》卷555。）其后，这种传统的“从俗从宜”的治边思想，一直是清朝历代统治者治理边疆和属国的指导方针。
其三，安内攘外，天子守在四夷。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藩屏周”，“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统治方针。如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康熙皇帝有两段非常精彩的上谕，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注：《清圣祖实录》卷151。）“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注：《清圣祖实录》卷151。）分析康熙皇帝这两段宏论，其中心思想，一是帝王治天下，其守国之道不能专恃险阻，而惟在修德安民；二是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三是受德感恩的边疆民族，是有生命力有向心力的万里长城，其坚固程度要远胜以土石堆成的没有生命的长城。这就明确指出了安内攘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天子守在四夷应该如何守法的问题，也就是“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卫也”。其后，清朝的继承者们也都因袭了这一传统的治边思想，前文已有言及，此不赘述。
其四，既反对穷兵黩武，又不能失国家一寸土地。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继承了“善筹边者，却敌而已，开疆辟土，利其有者，非圣主所欲为”（注：连横：《台湾通史》卷15。）的儒家治边思想，反对穷兵黩武；一方面坚持原则，既不允许任何人分裂中国，也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割占中国的一寸土地。如康熙认为“从古穷兵黩武，皆非美事，善战者，皆时至事迫，不得已而后用兵也。”这里，康熙皇帝的本意十分清楚，他愿天下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均享安乐之福，一切生灵各得其所”（注：《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撤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但如果谁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统治，或侵占、割裂中国的领土，那也是绝不能允许的，必然致罪声讨，假以兵威。如康熙亲政后，在积极策划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郑氏集团凭借海峡天险，欲成割据之势。清廷虽然以抚为主，议和条件一再放宽，但康熙皇帝始终坚持台湾“不可与琉球、高丽外国比”的原则立场。最后，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施琅带兵渡海平台，完成了祖国统一的大业。又如清朝初年，俄国多次侵入我黑龙江流域，盘踞要害，“剽劫人口，抢掳村庄”。康熙帝在派兵收复失地的同时，亦严正指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注：《清圣祖实录》卷135。）最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军收复雅克萨，迫使沙俄不得不坐在谈判桌前，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两国此段边界出现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
与康熙大帝一样，乾隆皇帝也是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他所指挥的历次边疆地区或深入属国区域的重大战争中，清军是完全有实力也有机遇突破传统疆域、扩大中国领土面积的。但历史证明，乾隆皇帝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在他的治边思想中，有关疆域的观点十分明确，即中国“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注：引自《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01页。）如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当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穷途末路之际，乾隆皇帝谕曰：“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淹，著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土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注：《清高宗实录》卷482。）十分明显，乾隆皇帝的意图就是要收复汉唐故地，并无扩张领土之野心。所以，当大军横扫西北之余，八旗骁勇即在哈萨克边境勒马收缰。其后，哈萨克汗阿布赉悔过投诚，愿向清朝称臣入贡，乾隆帝欣然接受，并谕之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体，“惟期尔部安居乐业，俾游牧各仍旧俗，即贡献亦从尔便，如遣使入觐，朕自优加赏赉……尔今既向化归诚，则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注：《清高宗实录》卷543。）只要求其尊重中国的领土，并没有丝毫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额外要求。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借祝寿之名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侵略要求，其中有“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存货、停歇，和“拨给附近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以便夷商居住。对此，乾隆皇帝严辞拒绝，“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注：《清高宗实录》卷1435。）
其五，宽严相济，恩威并举。
早在入关以前，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便已运用恩威并举这一传统政策，先后统一了满洲各部和降服了漠南蒙古等。入关后，顺治帝对据守东南海上的郑氏集团亦采取了剿抚兼施、偏重于抚的方针。康熙即位后，虽主张为政以宽，“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注：《康熙政要》卷2。），但又绝不是仅此一面，他理想中的用人行政是“不可偏于宽，亦不可偏于严，宽严适中，始可谓善也。”（注：《清圣祖实录》卷231。）如沿海巡哨，常遇飓风骇浪，往往损兵毁船，康熙深为悯恻。他说：“官兵系朕历年养育之人，遇贼自应效死，如无贼而徒以巡哨受伤，实属可惜，凡提镇等官，当于此留意，务加谨慎。”（注：《清圣祖实录》卷245。）言外之意就是巡哨不必拘于教条，领兵大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这是康熙皇帝宽仁的一面。但当他得知浙江黄岩总兵官仇机和升任京口副都统许国柱在沿海私设小票、乱收渔船规礼时，却同意将他们加重处罚，“许国柱革职、充军，系旗人解部枷责；仇机革职，佥妻发边卫充军。”（注：《清圣祖实录》卷231。）这又是康熙皇帝严厉的一面。
雍正皇帝对宽严相济的治边之道，有他独到的见解。雍正七年(1729)五月，他谕大学士九卿曰：“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注：《清圣祖实录》卷81。）并特意强调，“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经，锄暴除凶，安边之远略，”（注：《清圣祖实录》卷80。）但考察雍正皇帝的治边思想，仍是以怀德为主。如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反叛清廷，雍正帝在调兵遣将的同时，敕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曰：“我朝自创业以来，皆效法列祖用兵纪律，无往不施仁德，孟子云，仁者无敌。统兵者之大义，莫要于此……如罗卜藏丹津敢于抗拒，即行剿灭。其党内亦有惧罗卜藏丹津之势、胁从而行者，伊等果悔罪来归，即行宽宥。有能擒斩罗卜藏丹津来归者，分别具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杀戮。须严禁兵将，凡经过地方，勿得骚扰百姓，勿离人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掘人坟墓，降附者勿得侵取其物，勿拆毁庐舍祠宇，勿扰害庙内番僧，以副朕戡乱靖逆之意。”（注：《清世宗实录》卷12。）又如，雍正二年(1724)五月，因四川、云贵等地土司勾结汉奸欺压和蹂躏当地苗民等少数民族，雍正帝谕曰：“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孰非朕之赤子，方今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以副朕子惠元元，遐迩一体之至意。”（注：《清世宗实录》卷20。）
其后，乾隆、嘉庆、道光诸帝的治边政策也均继承了传统治国思想中宽严相济、恩威并举的方针。
此外，和传统的治边思想相比，清王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的突破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对传统华夷观念的重新认识。前文已述，华夷观曾是中国古代具有深远影响的治边思想之一。但随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华夷观念在清生巨大的变化。原来历史上最为中原王朝困扰不堪的西北戎狄之患，已不复存在，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自然不在夷狄之列，所以清朝的治边思想中，首先突破的即是传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中外大防思想。如康熙皇帝曾明言天下：“朕为上天之子，朕所仰赖者惟天”（注：《清圣祖实录》卷234。），“朕承天命，统御万方，惟思率土人民，咸得其所，安生乐业，不致沦于灭亡。”（注：《东华录》四十七。）雍正皇帝则援引《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他认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注：《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集。）并驳斥传统的“严华夷之辨”、“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治边思想，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为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克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注：《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集。）所以，雍正皇帝教育满族臣下，对蒙古各部不仅不能以夷狄斥之，而且应待之如“宾客”。
其后，乾隆皇帝亦继承其前辈的主张，认为“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灭。”（注：《乐善堂全集定本》卷6《新唐书后志论》。）并提倡天下一家，将蒙古诸部喻如“臣仆”，“亲如家人父子”。（注：《御园暮春清暇即事》诗自注，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卷51。）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当马灵柯在奏折中把蒙古人和汉人分别名色，用夷、汉二字称之时，乾隆皇帝立刻给予严厉斥责。其谕军机大臣等曰：“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不得以蒙汉字面混行填写，已屡经降旨……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著再行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注：《清高宗实录》卷354。）另外，在称谓上清朝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也极少使用夷狄等字样，代之以外藩、远人、远藩、属国等。但对海外殖民各国则多称外夷、海夷、远夷等，这种称谓本身的变化，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中，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摒弃华夷之辨的观念，而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范围扩而大之罢了，即把中国版图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仍然视为夷狄之辈，这在中外激烈冲突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其次，清廷放弃了传统的“高筑墙”式的边防模式，进而突出了修德安民的治边思想。
秦汉以来，由于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患”，均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故“历代备边，多在西北”，而备边的主要措施是以长城为屏障，明代时还在辽河地区修筑边墙，但清王朝在入关以前就积极笼络漠南蒙古各部，使之变为进攻明朝的得力助手。入关后，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进一步怀柔蒙古诸部，使之防备朔方，变九边为内地。如康熙皇帝所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注：《承德府志》卷首一。），“较之长城更为坚固。”（注：《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的这种主张，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传统的边防模式。在变革这种传统治边格局的同时，康熙皇帝又进一步突出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仁政平天下的王道思想。如前引文“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这种修德安民、本固邦宁的治边思想，被其后的继承者们所继承，成为有清一代治边政策的指导原则。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乾隆皇帝诏谕边疆将军督抚等曰：“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感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29页。）这样，随着西北边疆的不断巩固，作为清王朝西北“屏藩”的就不仅仅是喀尔喀蒙古，而是包括内扎萨克、准噶尔部、回部等诸多少数民族在内的“联合屏藩”了。
在清政府突出修德安民的思想指导下，其治边政策较之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马汝珩、马大正先生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中论述甚多，此不赘述。
三
考诸史实，清代海疆政策的首要目标或称低层次目标，就是清帝在上谕中反复强调的宁谧海疆，保卫海疆。但还有一个高层次的发展目标，虽然它不是封建统治者既定和追求的目标，但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是不断地开发海疆，发展海洋经济，通过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以达到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的目的。但纵观整个清政府的海疆政策，既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保卫住海疆的宁静；也没有积极地开发海疆，广泛地发展对外贸易与科技文化交流；其对外采取的一系列以禁、防为主的限制政策，不但没有限制住资本主义野蛮侵华的步伐；反而限制和封闭了自己，扩大了中国与当时先进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造成清政府这种海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
首先，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他们在继承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因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国商人货银万余两未还一事，乾隆皇帝的一段上谕，曰：“夷商估舶冒越重瀛，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时任广东巡抚）仅拟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申，岂封疆大臣惩恶绥远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始得知，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照覆，其错谬尚可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日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岂不轻视督抚？且朕此番处置，非止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轻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远近震慑威灵，自不敢稍萌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此事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为推广此意妥行。”（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28页。）
乾隆皇帝的这篇诏谕较长，它集中反映了乾隆帝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细品其意，他以天下共主自居，不论是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周边属国，以至于东洋、西洋诸国，其所治理的政策方针是完全一样的，即所谓“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正经。”由于乾隆皇帝明令，“此旨著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著入于交待，令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30页。）所以成为清朝治理边疆和对外交往的国策，对后来的继承者和沿边督抚的影响极大。如嘉庆二年(1797)正月，清廷在给暹罗的敕谕中言：“尔暹罗国王郑华，屡供王会，久列藩封，兹于嘉庆二年，复遣使臣奉表入贡，鉴其忱悃，允荷褒扬，至以天朝叠庆重厘，倍呈方物，具见国王输诚效顺，弗懈益虔，实属可嘉。国家厚往薄来，字小柔远，自有定制，更念尔国僻处海陬，梯航远涉，业经备物呈进，若从摈却，劳费转多，是以特饬所司，将此次所进贡物，俱行收受，加赐国王文绮等件。嗣后只须照常呈进一分，毋庸增添。如国王仍前备进两分，即饬广东督抚发还一分，以昭定制，而示体恤。王其祗承眷顾，益懋忠纯，永膺藩庶之恩，长隶职方之掌。钦哉特谕。”（注：《清仁宗实录》卷13。）再看嘉庆十年(1805)十月，清廷给英国国王的一分敕书，其中谕曰：“尔邦远界海域，恪守藩维，遥申向日之忱，载肃来庭之使，循览陈奏，情词恪恭。已令将贡品进收，俾遂殷悃。至尔邦民人前来贸易，历有岁年，天朝一视同仁，无不曲加体恤，亦无需尔邦出力之处。兹国王特＠④表抒诚，极陈爱戴，并饬港脚等处地方官员，凡遇天朝兵民人等，倍加敬谨，具见尔国王慕义向化，深所褒嘉，是用颁敕奖励，并锡赉文绮等物。尔国王其祗承渥眷，弥失荩怀，长荷天朝之宠灵，益凛友邦之修睦，率职共球，延禧带砺，以副朕怀远敷仁至意。钦哉特谕。”（注：《清仁宗实录》卷151。）
从以上两个遣词用句内容口吻几乎相同的上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虚骄自傲的嘉庆皇帝是如何把当时独一无二的海洋霸主、所谓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看成是与暹罗一样的弱小属邦，是需要天朝的“宠灵”和“体恤”的。同时，愚昧的清朝统治者不仅把当时资本主义的第一强国与周边的属国视为一体，而且对二者所采取的政策亦是完全一样的。如道光八年十二月(1829.2)，清政府平息张格尔叛乱之后，因浩罕不送回张格尔家属，道光帝严命绝其贸易，不准茶叶、大黄出卡。其谕军机大臣等曰：“务当严饬各城，稽察要隘，不准茶叶、大黄稍有偷漏。在卡外恭顺各部落自当按照奏定章程，通市互易，惟不可任霍罕（即浩罕）夷商有影射冒混情弊，致查禁有名无实。”（注：《清宣宗实录》卷149。）我们知道，允许周边属国在进贡中央王朝的同时彼此互市贸易，本来就是宗主国对属国厚往薄来的一种恩赐，所以清廷用断绝贸易往来的非常措施，对不恭顺的浩罕加以制裁，使其“穷蹙”而不能“渔利”和“夸耀”于其他外夷。
这种对不听话的海外诸国的制裁手段，清廷也同样施行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因英国首任对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违反清方惯例，径往广州要求直接会见两广总督卢坤，并以公函的方式通知广州当局。为此，中英冲突加剧。七月二十九日，卢坤下令封舱，停止中英一切贸易，得到道光皇帝的支持和认可。谕曰：“该弁目（指律劳卑）既执拗顽梗，不遵法度，自当照例封舱，稍示惩抑，俾知畏惧。如该弁目及早改悔，照常恭顺，恳求贸易，即准奏请开舱，只期以情理之真诚化远人之桀骜。”（注：《清宣宗实录》卷255。）其后，道咸两朝将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谕旨和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谕旨专档统称为“剿捕档”，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清代前期历朝统治者均重西北陆路边疆而轻视东南海疆。由于古代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其间自然条件极不平衡，所以自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民族产生以来，随着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内向发展的少数民族势力，又自然形成一种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在这种双重封闭的地理格局中，千百年来西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侵扰与征伐，于是形成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传统治边思想。虽然清王朝统治者联合蒙古王公，变九边为腹地，但在其强化对西北广大地区有效治理过程中，其治边重心依旧是西北腹地边疆。
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统一之后，清政府立刻派兵北上收复失地。康熙皇帝认为：“黑龙江之地，最为险要……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边民终不获安。”（注：《清圣祖实录》卷135。）结果通过两次雅克萨战役，迫使俄军停战议和，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与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遏制了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张。其后，为巩固这一龙兴之地，不容他人染指，清廷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治政策。
再看漠北蒙古地区。早在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即已认识到：“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注：魏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一》。）故在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已把联合蒙古作为战胜明王朝、入主中原的战略国策。其后通过恩威并施等各种手段，分别征服了东三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和西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外蒙古各部和青海蒙古亦相继归服，此时，距清入关已有五十三年。其间，清政府的治蒙政策基本完善，如盟旗制度为地理之区划，封爵政策为人事之分封，宗教政策为思想之控制，互婚政策为血缘之融合，怀柔政策为王公之安抚，隔离政策为各部之防范，形成清代极有特色的治边政策之一。
就新疆地区而论，其地理位置“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建瓴”。（注：钟广生：《新疆志稿》卷1。）故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远征新疆时曾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可见，新疆的战略地理位置何等重要。所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即对割据新疆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拉开了征讨的序幕，前后历经三朝，费时六十八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方取得决定性胜利。次年，清廷又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统一天山南路。新疆统一之后，乾隆帝从巩固西北大局的战略高度，改变了以往地方建置中的羁縻色彩，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建立起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各级军政长官及其辖下的民政、军事两套系统进行管理。其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返归祖国，清政府给予了妥善安置。至此，蒙古各部除部分入居俄罗斯之卡尔梅克蒙古外，余皆统属于大清王朝。此时距清入关之时，已逾一百三十七年。
由于蒙古王公及其部众普遍虔奉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亦均居于西藏，故西藏一地向为蒙古族众心目中的圣地。加之西藏地区居高临下，西南屏蔽廓尔喀、缅甸，东北俯视青海、云南、四川，战略地位亦十分重要。故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当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借西藏内乱之机欲图吞并时，康熙皇帝即明确提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为准部所据，“将边无宁日”。（注：魏源：《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上。）遂急遣大军进藏驱逐。并于康熙六十年(1721)直接任命西藏上层僧俗分子管理西藏。其后，雍正五年(1727)清廷建立驻藏大臣制度；乾隆十六年(1751)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废除藏王，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共理藏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派兵克服种种困难击退入侵的廓尔喀之后，又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职权，强化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中央政府能够始终对西藏实行有效的管理，与清前期政府对西藏的积极经营是分不开的。
由上可知，自康熙统一台湾之后的百余年间，清王朝的治边重心一直是在西北地区，其中重点又主要是蒙古各部族。由此反观清廷对治理东南海疆的指导思想及其一系列禁防政策，我们不能不得出清前期清朝统治者重西北陆疆而轻东南海疆的历史结论。
以台湾为例。先是在是否统一台湾的问题上，清政府内部就曾存在反对意见。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施琅率兵克复台湾后，清廷又出现弃留之争。时“方郑氏初平，廷议以其海外孤悬，易薮贼，欲弃之。”（注：魏源：《圣武记》。）福建当局亦有人主张：“迁其人，弃其地”。（注：陈寿祺：《福建通志》卷88。）最后争议迁延八个月之久，在施琅等人的力争之下，台湾才得以保留。而当时康熙皇帝虽然支持施琅统一和保留台湾，但其出发点则主要是消弭后患，免得“为外国所据，奸宄之徒窜匿其中”，“万一蔓延再如郑贼者”，则又大费周折。（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一月，姚启圣：《忧畏轩奏疏》。）并明言：“台湾属海外地方，无甚关系”，即未入版图，“亦不足为治道之缺。”（注：《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326页。）对台湾的战略地位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在此思想基础上，清廷对台实施了一系列以防台而治台的海疆政策。这种防台与抑台的种种政策，其中有些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后仍然顽固地执行。如台湾埔里社开垦一事，道光二十一年(1841)给事中朱成烈奏言，台湾旷土甚多，应许开垦。但闽浙总督颜伯焘以难防后患，援例奏禁。二十六年(1846)正月，北路理番同知史密与副将叶长春率通事入山时，埔里社等番要求内附，闽浙总督刘韵珂上奏其事，诏谕不可。刘韵珂渡台勘察之后再奏请，仍不可。直到二十八年(1848)台湾道徐宗干再请此事，清廷方允。（注：连横：《台湾通史》，《抚垦志》。）前后历经八年。其他如对移居东南亚各地之华侨的弃民政策、吉林沿海的弃守政策、对沿海贸易和对外贸易的种种限制、以及吉林、金州、天津水师的相继裁撤等等，无一不反映了清廷对海疆治理的消极态度。
其三，因对洋人和汉人的疑惧心理而愈加突出“天子守在四夷”的“守”字。由于清代海疆政策与陆疆政策所治理的对象不同，中国陆地边疆绝大部分为少数民族地区，相邻属国虽多，但只有暹罗和南掌二国请封入贡较早（暹罗在顺治九年，南掌在雍正七年），“奉贡不绝”，其余均在乾隆中叶以后，其与宗主国清王朝的关系和海疆属国朝鲜、琉球与安南相比，相去甚远。所以清廷在陆疆方面的治理对象，主要是以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为主。而海疆政策的治理对象，除吉林沿海、台湾和海南少数土著民族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洋人之外，绝大部分是汉族人民。其治理方面，又有侧重。在乾隆朝以前，清廷以防内为主，即主要防备不法之人潜聚台湾，为害清廷，或商民出海与外勾结、图谋不轨等。乾隆朝以后，则重点是限制不法洋商和防范欧美等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另外，清代海疆与腹地边疆的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亦不相同。对清代腹地边疆，清廷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理藩院；但在沿海边疆，以汉人为主，除朝鲜、琉球和安南等属国之外，无藩可理。万里疆域，海岛星罗棋布，沿边百务丛生，清廷既无统一的管理机构，也缺乏长远的开发政策。其与沿海属国之间的封贡往来主要由礼部掌管，而其海防及海外贸易等事务，均委之于沿海各省督抚，其管理方法如同内地（其中吉林沿海情况特殊，清廷在此采取姓长、乡长制，但因人数稀少，地方事务不多，故治理政策极为简单）。正由于清代海疆无一藩部，治理对象以汉人为主，且沿海八省的经济结构除渔猎工贸以外，主要是农业经济，所以清廷海疆政策的宗旨是大陆化和集权化。这与西北民族地区的“因俗设官”、“因俗而治”，有很大区别，即使是对台湾高山族和海南黎苗等少数民族，清政府亦同样推行内地化政策，强调封建社会的道一风同。同时，明朝中叶以后，新老殖民主义者接踵而至，南洋诸岛相继沦亡，东南海疆风波叠起，传统的贡舶贸易逐渐被中西直接贸易所取代。于是在大清帝国与朝鲜、琉球和安南等属国宗藩交往的背后，西力东渐的大潮已滚滚而来，在西方殖民势力步步紧逼、沿海汉人不易管理的严峻形势之下，清朝统治阶级的戒备心理与日俱增，尤其是惧怕外国人与汉人频繁接触，相互勾连。如康熙帝认为：“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注：《清圣祖实录》卷270。）“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台湾之人时与吕宋地方人互相往来，须预为措置”，“加意防范。”（注：《清圣祖?录》卷270。）为此，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了“南洋禁航令”。其后，雍正帝更明确指出：“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注：《耶稣会士通信集》，《坊表信札》第3卷，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所以他主张“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注：《朱批谕旨·孔毓xún＠①奏折》，雍正二年十月初九日折。）乾隆皇帝继位后，面对复杂多变的海疆形势，不仅进一步强化台湾的禁渡政策，加强对澳门以及沿海贸易的管理，而且将对西洋贸易的四口变为一口。并于二十四年十二月，颁布了全面管制外商的第一个章程《防范外夷规条》五款。上述清朝统治者对洋人与汉人疑惧心理日增的同时，清廷海疆政策中的防范与限制内容愈来愈突出，这集中反映在“禁”与“防”二字上。如台湾统一前的禁海迁界政策、台湾归清后的禁渡政策、边禁政策以及沿海商民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等。对外防范限制则更多，仅昭示天下的各种法律章程便有《管理澳夷章程》（乾隆九年）、《澳夷善后事宜条议》（乾隆十四年）、《防范外夷规条》（乾隆二十四年）、《防夷四查》（乾隆四十一年）、《民夷交易章程》（嘉庆十四年）、《整饬夷商贸易九事》（嘉庆十八年）、《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道光十一年）、《防夷新规八条》（道光十五年）等等。这种以禁防为主的管理措施，既是清廷海疆政策的核心，又是清政府海上力量不足的明显例证。由此，我们也可以论断，清廷在海疆方面之所以以守为主，推行一系列闭关自守的政策，其原因其实很简单，除了传统治边思想的束缚以外，主要是天朝海防力量的不足，没有一支可以与西方海上力量争雄称霸的军事力量。
毫无疑问，在殖民主义者横行世界的时代，清政府的海疆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但同时也与西方世界相对隔离，拉开了中国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距离，造成了后来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归咎于清代哪一个皇帝，因为压迫中央王朝的对手已不再是西北地区落后的游牧民族，而是新兴资本主义各国的联合进攻，悲剧是整个封建社会酿出的苦果。同时，我们也不能用今天的观念去苛求前人没有及时改革开放、接受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因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产生的，手推磨产生封建制生产关系，蒸汽机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在封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哲学、文化、宗教、艺术等等，又会反过来维护传统的经济基础，阻碍新的经济基础的产生和发展。所以在封建社会生产力没有发生变革的清前期，其封建统治者维护和发展的只能是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另外就治内与治边方面来讲，在清前期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掌握政权的清代统治者们孜孜以求的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不断强化和内重外轻、强干弱枝的统治局面。其治边的目标在于宁辑边疆，相安为用，以藩属和海岛为其屏障，最终达到拱卫京师，维护中央王朝的目的。因此，它对周边的要求是同心向化，不侵不叛，而并不希望出现尾大不掉、能与中央分庭抗礼的边疆势力。如前所述，清朝统治者在台湾采取“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的抑制政策；在东北则主要采取封禁政策，以保护龙兴之地；在蒙古推行盟旗制度，分散隔离，众建而分其势；在新疆则东、北、南各采取不同的管理制度，以北制南，互相牵制；在西藏则采取驻藏大臣的监督管理制度。这样，在突出内治、强干弱枝的统治格局中，虽然体现了传统的“以藩屏周”、“天子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但实际上却形成了虚边和弱边的效果。当中西两大世界逐渐接近，资本主义的侵华势力与日俱增的时候，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们虽然已经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潜在威胁，却不可能改变封建制度本身，而只能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框架中修修补补。而其所采取的一系列以禁、防为主的闭关自守政策，也只能抵制和延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于一时，但终究抵挡不住资本主义的滚滚大潮。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右加旬
＠②原字火右加翌
＠③原字石右加（淘去氵）
清朝土地制度及其特点篇8
庐山东林寺共有建筑面积20000余平方米,其中大雄宝殿建筑面积560余平方米,占地800余平方米,总体高度21米。大雄宝殿内供三尊大佛,即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罗汉堂内供金罗汉五百尊。现今庐山东林寺的法师主要有五名,即传印大和尚(北京市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大安法师(东林寺住持,俗名魏磊,原对外经贸大学教授,中国佛学院客座教授),本通法师(东林寺首座),道元法师(东林寺监院)和觉海法师(东林寺副寺),常年住有各地僧人百余。
庐山东林寺自东晋386年始建以来历经风雨沧桑,依然香火不断,给全国的信众提供了绝佳的念佛场地,其对于发扬汉传佛教净土宗具有重大意义,远公①的由入三昧――见佛――往生的这种佛学思想与实践为净土宗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下面将以东晋至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宋时期,元、明、清时期,民国至今四个历史分期重点介绍和考察庐山东林寺的佛教音乐流变。
一、借鉴期――东晋至南北朝时期
东晋时期自净土宗音乐在庐山东林寺创始以来,历经东晋和南北朝以来,佛教净土宗音乐在东林寺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佛教净土宗音乐在江西乃至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就有初创意义,尤其是为净土宗音乐在唐宋时期的汉化(有学者称华化)和借鉴、吸收中国古代思想和文化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一)大量佛教寺庙的建立为佛教音乐在江西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早在公元188年安息国(今伊朗一带)太子安世高来白马寺传教就经浔阳到豫章,建立了江西最早的寺院――“东寺”,随后在晋武帝时期相继建立了“圆觉寺”、“菩提寺”、“市林寺”(今南昌绳金塔寺)等寺庙。在百余年内,江西境内七个县市区建有佛教寺庙42所,仅庐山一地就占据一半的数量,慧远法师一人就创建寺庙达16所之多。当时,仅江西一地江西有记载的寺庙就多达82所,东晋时,这里已晨钟暮鼓四起,梵呗之音满城,并形成了庐山这个佛教中心。②
自东晋以来,随着江西佛教寺庙建设的增加,佛教的兴起,僧众数量也逐渐增多。道安大师依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戒规,道安大师所指定的僧侣规范对江西寺院的影响很大,也是庐山东林寺僧侣的重要管理规范,也为慧远大师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大量佛教寺庙在江西的建立和慧远大师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为佛教净土宗音乐在江西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基于道安大师讲经、唱诵等规范和慧远法师的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佛事也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具有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仪式和仪轨制度,净土宗音乐就是依附于佛教法事仪式、仪轨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佛教法事中的仪式、仪轨是净土宗音乐传播和发展的的重要外显载体。
(二)西域僧人来寺弘法译经和慧远的唱念佛经制度对东林寺净土宗音乐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高僧传》所记,慧远法事曾邀请西域僧人翻译《十诵律》③等佛经文献,这使得汉传佛教的戒律得以确立和传播,也达到了以音乐为载体去弘扬佛法的道路。东晋慧远时期,西域沙门昙摩流支也善于律藏,有梵文体本《十诵律》,庐山慧远法师邀请他和罗什继续翻译《十诵律》,而后他与罗什翻译此律文为58卷。在我国,《十诵律》能够得以完整翻译和传播首要归咎于慧远法师之功劳。佛教经文《十诵律》等律藏的翻译使得佛教信众更加熟悉梵呗在佛教法事中的重要作用,也必将梵音教授给庐山东林寺僧尼。西域僧人被邀请到庐山东林寺弘法译经是佛教净土宗音乐在东林寺的初创和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
随着慧远法师唱念佛经制度的建立,佛事也相继建立了系列具有中华本土文化特征的仪式、仪轨制度,净土宗音乐就是借助于佛教中的法事仪式、仪轨制度逐步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法事的仪式、仪轨是净土宗音乐传播和发展的的重要载体。庐山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发展就是借助佛教法事仪式、仪轨这个重要载体传播和发展的典型代表。
二、汉化期――隋唐至宋时期
佛教在江西的传播和发展也同中国佛教历史所论述的发展脉路相一致,即到隋唐为全盛或鼎盛时期。公元581年至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建立隋朝,其推崇佛教提倡净土思想信仰,并以佛法化民,后隋炀帝杨广也为维护其统治,扬善惩恶,也与隋文帝一样推崇佛教。④隋朝两代帝王对佛教的推崇,是的佛教在中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江西也不例外,赣地随次掀起建寺高潮。随着建寺高潮在赣的兴起,佛教在江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力发展,到唐朝以后,佛教中的各宗派法门竞相崛起,净土宗也是在此时期也是由善导⑤正式创立并弘扬。随后经法照大师创立的五会念佛法和少康等僧尼的所念佛曲可以初步判明大量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已经融入佛教净土宗音乐。
隋唐由于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大量西域方面的佛教音乐也开始传入我国,并在我国扎根、延续并发展。隋唐和唐朝由于大量佛教寺庙的建设,使得佛教从宫廷走向了普通老百姓,佛教在中国民间得以大量普及,佛教音乐也得以大力发展和普及,佛教的普及也使得佛教法事的仪式、仪轨得以急剧增多,这是需要相当数量的乐曲来填充,这时具有中国本土化特征的佛曲得以诞生,其在西域佛乐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中国民族民间音调,大批量的梵曲、乐伎、歌伎等在佛教音乐的汉化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这使得当时的佛乐具有典型的中华文化特征。隋唐至唐朝时佛教音乐吸收中华本土文化(包括本土音乐)的关键时期,并在此时期得以广泛传播和发展。 至宋代,佛教在中国也非常盛行,尤其是器乐音乐的演奏,在佛乐中也广泛采用这一形式。佛教音乐的器乐曲,其曲调与中国传统乐曲和曲牌有较密切的联系,如《印山偈》《菩提偈》《观音偈》等,其中有“侧吟”、“平吟”、“自来吟”中就配有“临江仙”的音调。⑥
庐山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在隋唐、唐至宋时期的发展离不开佛教在中国民间的广泛普及和发展,净土宗音乐是在西域佛乐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中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从而具有典型的中华文化特征,并在江西乃至全国扎根、传播和发展,这段时期也是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汉化期。
三、延续期――元、明、清时期
佛教在中国历经元、明、清三朝总体趋于稳定,也是其在中国的延续发展期。佛教在此时期的发展曾经历明朝的文字狱和清朝后期的战乱,使得佛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但总体发展趋势仍在延续。
元朝诸皇帝也基本将佛教作为主要,至明时期,朱元璋开始整顿佛教寺院规模,并划定从事民间佛教法事的级别,并为佛事定制仪轨,对佛教的学习、传播和发展界定了较严格的界限,从这时期开始,也是佛教音乐开始被定义为“仪轨音乐”或“佛事音乐”。至清朝,净土宗开始与禅宗相互融合,净土宗和禅宗在清朝盛极一时,其它各宗派都有传承和发展。
清朝末年,庐山东林寺已基本丧失了隋唐至唐宋时期以来南方佛教中心道场的核心地位,全国着名的佛教寺院里也已没有庐山东林寺的踪迹,但佛教净土宗音乐仍在民间传播和发展。北方的佛教器乐音乐,南方的佛教唱腔音乐,尤其是赞偈和祝诞等唱腔种类,如宁波天宁寺的“水陆腔”和常州天宁寺的唱腔。清时期由于清政府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
国与其它各国的文化交流日趋减少。佛教的发展也开始进入衰微期和延续期(相较于隋唐至盛唐时期的佛教文化)。佛教音乐在隋唐、唐、宋时期几展的基础上,也深刻烙印了中国的地域音乐特征,南方佛教音乐主要在于唱腔,北方佛教音乐在于器乐音乐(包括打击音乐),庐山东林寺佛教音乐也不例外,其主要在于唱腔音乐,属于典型的南方佛教音乐派别,音乐清丽委婉,这是与江南民间音乐深度交流与融合的结果。 四、稳定期――民国至今
从民国至今,佛教曾经历两次的大劫难,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日本倭寇发动的侵华战争,一次是70年代的。这两次庐山东林寺基本被烧毁,是的庐山东林寺几乎濒于消亡的境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印光法师⑦所提倡的净土法门也是为佛陀出世的本怀,其也要致力于社会救济,使得民国至今期间僧俗开始兴起结社念佛的氛围,这使得庐山东林寺又逐渐恢复了原貌,佛教净土宗梵呗之音又开始重新的庐山东林寺响起。庐山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传承完全依靠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传承,其至今并无乐谱流传。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专家学者对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关注和研究,使得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得以以文本和数字化的形式获得整理和保存,这也为东林寺佛教净土宗音乐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