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任职回避

中国历代政乱之由，吏治败坏当居祸首。清朝以此为戒，力图从明亡中寻找教训，不断整饬吏治。其中，关于官员任职回避的种种规定，即是其防治吏治败坏的有效措施之一。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给我们的启发也是深刻的。

任职回避之由来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个体小农社会。以血缘结成的宗法关系，以及与同乡同邑、师生、姻亲结成的非血缘关系，便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它几乎把社会中的所有人都网罗在这个巨大而牢不可破的关系网中。古人最重关系，在封闭的个体小农社会，其生存与繁衍，唯此是赖。他们中，有人为官，视为全家的荣誉，所谓光宗耀祖，共享实惠。俗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是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遍现象。如把亲族或故旧的关系引进官府，必扰乱为政的正常秩序，陷其官员于腐败。

历代统治者，差不多都采取措施，一方面利用这一宗法关系网来维系其统治，鼓励各级官员公忠为国；一方面又设防它将给其统治及社会可能带来的损害，制定具体规则，以为官员之约束。所设官员任职回避亲族及籍贯制，即是其防范措施之一，简单地说，它就是以回避制来割断任职官员与其亲族或籍贯组成的纽带联系，预防各级官吏徇私情而乱法乱政，保证他们谋公而不谋私，忠君报国而不为亲族取利。

自秦汉以来，历朝皆行官员回避制。随着时代的推移，回避制的演变，亦由简单趋向细密。从一般性的部分规定，演化为一项恪守的制度。但历史上，回避制被破坏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远的不说，明末，辽东总兵李成梁一家满门皆官，与其诸子同守辽东；辽西以祖大寿为首的祖氏大家族五世守辽，同样是满门皆官，又与吴襄（吴三桂之父）为姻亲，先隶祖大寿属下，后藉其势力，亦成总兵，与祖氏相结，左右辽西。明朝初年所定官员回避姻亲与族亲的规则，已经不复存在。各项制度渐致崩坏，明之亡终不可免。乾隆朝晚期重用权臣和，而和凭藉权力，网罗亲属与外血缘关系的亲信，结为一政治集团，便损坏了吏治，乱了朝政，清朝之衰落亦始于此。

历史证明，当认真而严格执行回避制，确实可以起到抑止官员腐败的积极作用，至少说，官员之腐败，可以避免发生在亲族中间。大量的腐败，主要表现在贪污受贿、，而在亲族中的腐败较少发生。回避制一旦被破坏，吏治则乱，吏治败坏，则国之危矣。

清朝官员任职回避制，承明制，实集历代之大成，包括亲族、籍贯回避两大内容，其种种规定，具有全面、细密、严格等特点，为历代所不及。可以说，它是清代各项制度中最具积极意义的制度之一。

清朝官员亲族回避

早在顺治时，就已作出亲族回避的规定：现任三品以上的京官，其子弟不得考选科道官；父子、伯叔、兄弟不得共事，官位低者回避即调离另任。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又补充规定，凡大学士之子弟，不得任内阁学士。这些规定，主要限定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范围。乾隆时，进一步扩大应回避的人员，即外姻亲属被列入主要对象：要求在京的各部院满汉堂司各官员，有外姻亲戚关系者，如母之父与兄弟、妻之父及兄弟、本人之女婿、嫡甥等，若在同一个衙门任职，官职低者回避。个别特殊的部门，如军机处，又制定该部门的回避规则。

此外，对部分特殊身份的人如盐商人员，亦有回避之规定：不准他们入选户部司员；如祖孙、父子、嫡亲伯叔、兄弟中，有盐商者，其相关的亲属，不得在户部为官。如堂兄弟以下，远近宗族，即使无运本股份投入，但与盐商系同宗同族，也应引为嫌疑而回避。户部掌全国钱粮、土地及税收等。盐业为国家财税之源，亦在户部的掌握之列。避盐商子弟在户部为官，是防止其亲属，防患于未然。

以上，为京官回避制。当然，并不是所有部门与相关的内外亲属皆需回避，对此，也区别对待，作出了不需回避的政策性规定。

地方官回避制，同样具体而严格。顺治时，首先规定：现任总督、巡抚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子弟不准考选御史官。因为御史为监察官，专司各级官员行为风纪，如系亲属，怎好监督其老子？难免有包庇的嫌疑，故应避开。如父兄已补授或升任督抚，其子弟现任科道官员，本人应向都察院呈文，转奏皇帝，予以回避。康熙初，进一步规定：地方官任职司法、钱谷考核、纠参等，其本族人皆令回避，不得在这些部门再任职。雍正时，又把京官回避条例引进地方官回避：外姻亲属，同在地方为官，亦令官小者回避。乾隆时，又作出新规定：道、府以上级别诸官，如有其同胞及同祖兄弟、叔侄等，同在一省为官，即使不是上下统属关系，亦由督抚查明上报，考虑与邻省对调。道光又申严回避：凡祖孙、父子、胞伯叔、兄弟等，自道、府官至下尉佐杂等官，“概不准同官一省，令官小者回避”等。

清朝官员任职的亲族回避，十分细密而严格，以上仅举其要。至于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各级官员，都因情况不同而制定相互区别的回避条例。就是说，哪个部门需要回避哪些亲属，各有规定，不胜繁琐。

清朝官员籍贯回避

首先是京官，主要限制在财政、刑法及治安等部门的官吏，应予回避籍贯。如，户部司官不准用苏、松、常、镇、杭、嘉、湖等地之人。这些地区是国家的主要产粮区，漕粮北运，主要仰赖于此。为防止地方与上级勾结，舞弊钱粮，不便任用上述籍贯的人。他们可以任职其他部门不限。如，顺天府即今之北京地区，这里的人不得担任京师五城兵马司指挥、副指挥，以及吏部等官。

其次是地方官，自顺治始，即总督、巡抚以下，均回避在本省任职。简言之，就是易地为官。康熙时，易地为官，应与本人籍贯相去500里以外，而不出500里者，均应回避，直到去职（罢免、退休），甚至死前，都不可能回原籍，所谓“宦游”，即一直在外“漂泊”。例如，清初名臣于成龙，籍贯山西人，于顺治时中进士，分到广西罗城任知县。其后，又升任四川合州知府，再到武汉、南京，官至两江总督，直至死，也没有回原籍。乾隆朝湖南巡抚陆耀，江苏人，早年调到甘肃任职，以路远照顾年迈母亲不便，要求调到邻省。乾隆帝成全其孝心，改派到山东，离原籍在500里开外。几年后，母患重病，无人照顾，他只好请求暂时解除职务，回籍“侍养”。直至母亲去世，他才恢复职务。

清朝官员回避制之细密，除上述总的原则，适用于地方官，还集中表现在，针对不同的人、不同部门，作出相应的规定。清朝官员任职回避制，在《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及各朝《实录》等典籍中均有详细记载。本文不过举其要，点到而已。

还须指出，既然是法律规定，只能严格遵守，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分。例如，应回避而不回避，降一级调用；原定500里以内回避，如果以远报近或以近报远，一经察出，则照规避例予以革职。如捏报籍贯，不予回避者，革职；如利用回避制，假造宗族、姻亲或师生关系，不愿去僻远或穷困之地为官，希图改派它处，一经发现即革职。如此等等。

此外，清朝官员调动极为频繁。有的虽然一生都在北京当京官，但在一个部门任职的时间很短，多则三两年，少则几个月甚至几天，在中央各部院、科道几乎干了一遍。有的在中央干了一段，又派到地方，过了几年，再调回京师。至于地方官，调动之频繁，真到了朝至而夕调的程度。这样做，实则也是一种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