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解范文

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解篇1

关键词：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行为科学；预测科学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13―08

当前，有关经济学家的一种现象令人深思：在许多经济学家之间，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巨大的差异。据说有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玩笑是，一千个经济学家可能有一千零一种观点。经济学家之间果真有如此多的分歧么?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将不可逆转地走向与“国际接轨”，缺少数理模型或实证分析的论文将越来越难得到发表。本文的分析将表明，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议往往是由方法论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如果能够在方法论上形成共识，很多争议将是可以避免的。另外，我国的经济学者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首先应对这种研究方法有所反思，应该清楚其意义尤其是其局限所在，由此方可避免对这种方法论的滥用，避免仅仅为了在形式上强求方法的规范而失去对问题本身的关注。本文将通过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流变轨迹的梳理，厘清其意义及适用的限度。

一、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界定

经济学的逻辑展开建立在大量的假设之上，其中许多假设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比如假定消费者的偏好不变、假定商品是同质的等等。这往往令人感到迷惑不解：从不现实的假设出发，如何能得出正确的理论?对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通常会援引弗里德曼的权威观点――假设的现实性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理论能否做出正确的预测。

根据弗里德曼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辩护，实证科学的目的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作为实证假说体系，理论的有效性应通过对所解释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而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的合理性程度。如果假说与实际证据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就被否定了；如果假说与实际证据不矛盾，那么它就暂时为人们所接受；如果假说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就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实际证据永远也不能证实某一假说的正确性，而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如果有多个假说与实际证据相一致，如何在相互竞争的假说中作出选择?弗里德曼认为，选择的标准是公认的简洁性与富有成效性，理论越是简洁、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对现象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越少，对现象的预测越精确，该理论的解释性也就越广泛。在此之外，还要求逻辑上的完整性与一致性，但弗里德曼认为这只是辅要求。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如斯蒂格勒等也认同这种方法论，这是芝加哥学派的一大特色。

弗里德曼认为，真正重要的假说所依据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又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表述。而且，一般来说，某一理论越是优秀，那么它的假设就越是超脱现实；但反过来说不成立，并非假设越不现实，理论就越卓越。既然不能用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那么建立在不现实假设基础上的理论与现实世界有何关联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的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论战。除萨缪尔森，如科斯、张五常、阿尔钦、甚至布坎南等的相关论述事实上也对此做出了批评与回应。

科斯曾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引用罗宾逊夫人的观点指出，合理的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既强调假设的便于处理，又要强调假设的现实性，假设应该与现实世界相一致。晚近以来，科斯又指出，理论的价值唯一地由其预测范围的广泛性与精确性来评价的观点是偏颇的，理论不是航班与公共汽车的时刻表，不能只关注预测的精确性，好的理论也必须能启发人们的思考，帮助人们理解真实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科斯甚至认为，预测的准确性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理论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因此假设必须是基于真实世界的，如此方可研究的是现实的世界、而非不存在的想象中的世界。科斯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反驳了弗里德曼的观点，他指出如凯恩斯革命、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等，这些理论一经提出，即迅速为学界广泛接受，但并没有经历“预测与现实相符”的实证检验。

在科斯看来，在分析与假设两方面，现代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罗宾斯以来，经济学就被当作一门选择的科学，这种观点尽管给经济学带来广泛的适用性，无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领域的论题都可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也存在选择方法与研究主题脱节的缺陷。一个眼见的事实是，在大量的研究中，经济分析中的决策主体完全失去了实质内容，而分析的背景也越来越脱离真实世界。科斯认为，企业、市场与法律是构成经济体制运作的制度框架，市场是在这一框架之内运行的，这一框架决定了资源利用的绩效，而在新古典理论中，这些重要因素只是被隐含地处理成不变的量。科斯认为其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往往对经济体制的实际运行惊人地无知，只能用原始的分析系统比如物物交换模型来处理公司、市场、契约过程、产权这些对经济体制的运行来说非常重要的因素。结果，经济学家们讨论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没有交易的市场。科斯坚信，只有将这些制度因素融入经济理论，才能真正理解经济体制的运行。

对产权、交易费用、法律等因素的强调，表明了科斯的如下看法：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假设必须是现实的；此外，理论必须指向实际运行的经济系统。科斯认为，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理解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发明一个想象的世界，这样就可以顺利地进行“研究”了。更进一步，经济学家们没有明确表述他们的假设，于是让人们面对繁杂的诸多理论而无所适从，只有假设被明确的表述出来，人们才能对构成理论基础的假设进行评估，从而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做出选择。因此科斯认为，仅仅关注理论预测的精确性是不够的，理论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思想框架，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里的经济运行机制。

阿尔钦否认规范经济研究的价值，坚持得出可检验的命题是经济研究的首要问题。他认为经济学解释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之类的问题，这是一种“如果A则B”的命题，而并不预测A将出现；比如，汽车价格的降低将导致出售更多的汽车，但并没有说汽车的价格会下降。更重要的是，阿尔钦在“理性人”与“理性的分析”之间作了区分：根据基本的行为假定，经济学就可以对可观察到的行为提出理性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基本的行为假定只是断言人们根据环境的变化，会表现出某种前后一致的、可预测的行为反应，而不需要建立在理性人或他们思想过程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基础上，但对可观察行为的分析必须是理性的，这种分析，要求合乎逻辑一致性且能得出可检验的行为。

承接阿尔钦对解释可观察行为的强调以及科斯对真实世界的关注，张五常对上述各家的方法论主张进行了综合。他指出，理论必须以解释现实世界里的经济现象为己任，也就是说，理论必须能够揭示那些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背后的规律，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只存在经济学家任意想象的世界中的行为。要解释现实世界中的行为，理论必须是抽象的，事实本身不能说明事实。抽象的理论要能够解释现实的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形式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经济学的假设包含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或局限条件(constraints)，理论的可验证性是由验证条件保证的，验证条件必须是大致真实的，否则理论就成了无法用经验证据加以检验的空中楼阁。顺便指出，与科斯一样，张五常同样认为，新古典传统中很少提到的竞争、产权与交易费用，就是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来推导可检验的命题时不可或缺的局限条件，正是对这些局限条件的准确把握，经济理论才有可能对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非任意想象的从公式到公式的数学游戏。

以上讨论表明，一种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其要件必须包括以下几点：(1)理论必须是抽象的，也就是说，理论不是现实的还原；(2)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现象必须是现实世界可观察的行为；(3)理论的假设不能完全凭空想象，在现实世界必须有迹可寻，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前提不正确则结论就不正确，而是要保证推导出来的可检验命题能够得到验证。

按照希伯格与孙永泉的整理，一种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

1．一组用来表述理论建构的行为陈述或前提，用A=(A1、……、An)来表示。这些前提通常以全称陈述的形式表达，如所有的x都有Y的属性，经济学中常见的此类陈述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追求效用最大化”等等，即所谓“经济人模式”。在这些前提性陈述中，如企业、消费者、价格、数量等术语都是理论上的建构。

2．要使理论构建的前提在经验研究中确实有用，这些前提就必须与真实的对象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于是理论的第二步由一组假设或者验证条件构成，用C=(C1、…、Cn)来表示，理论建构的行为前提要通过验证条件来验证。这一步要包括这样的一些陈述，某种变量比如面包价格在怎样变动，这一类陈述必须对应于某时某地的实际面包价格的变动。

通过区分前提与验证条件，有关理论的真实性讨论的混乱就大部分可以清除了：陈述A是对有关抽象对象的一般性陈述，是不可观察的，因此要求陈述A是真实的之类争论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假设是理论建构与真实对象之间的桥梁，假设必须是真实的。

3．理论的第三步由一组理论所预测的事件所组成，用E：(E1、…、En)表示。前提A意味着，如果假设C是有效的(真实的)，那么某一事件E就会发生。事件E也必须是可观察的，否则理论是无法检验的。

以上三个步骤可用符号简洁表示如下：“A：(CE)”，或者写成“(A・C)E”。这两个式子的含义是：立足于前提A，如果假设C真实存在，则可以推论出事件E将要发生。比如：某地的一位消费者的既定收入是用于购买面包和黄油的某种组合，在黄油价格不变时，如果面包价格在下降(假设C)，由于消费者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前提A)，消费者会选择购买更多的面包而减少对黄油的购买(事件E)。

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限度

希伯格与孙永泉将实证研究方法归纳为“设定前提、提出真实的假设、得出可检验的结论”这一三段论推理模式，对弗里德曼的假设无关性方法论做出了很好的修正，并使这一推理模式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分析框架保持了高度一致。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自诩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采用这一研究方法，是不是就能够将经济学视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呢?远未如此，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硬科学始终存在争议。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理论目的、经济问题表述、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等问题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只是众多研究纲领中的一种而已。比如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就一直固守着经济学研究的主观主义立场，他们认为对复杂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应当从经济主体的主观目的角度，来理解无数个体行为怎样形成了各种后果。奈特以及布坎南也都反对实证经济学方法的过分扩张，奈特强调，在手段目的论的框架内，对经济手段的理性计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对人类想要达到的各种目的的理性讨论。奈特甚至认为，所谓实证研究，无非是要证明“水确实是从高处往低处流”而已。

布坎南总括了这些观点，他提出了一个经济理论的分类框架，以此为基础讨论实证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与局限性。布坎南以公共选择理论开创者的身份而为人熟知，其实他对实证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提出了极为深刻的看法，他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清晰把握实证经济研究方法的局限所在。有必要对他的看法进行详细的论述，相关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

(一)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

布坎南将经济理论区分成三种类型：(1)经济选择的逻辑；(2)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3)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通常在这三种理论范畴下从事研究，但经济学家往往并没有对这几种理论范畴进行恰当的区分，而导致对这三类范畴混为一谈。一般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科学，研究经济主体在受到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以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根据对这一最大化形式各要件的规定不同，就产生了布坎南所区分的三种经济理论范畴。

布坎南首先对选择与行为作了区分。所谓选择，指的是选择者在作选择的时候，目标函数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定，正因为目标不受任何限定，才称其为选择，一旦对目标函数做出限定，真正的选择就不存在了，经济主体的行动就变成了对目标的反应，这是由“选择”变成了“行为”。

实证经济学致力于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来解释经济现象。按照上文的讨论，第一步就是根据“经济人模式”提出一些理论建构前提，比如“经济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在这里，所谓最大化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但经济主体效用函数由什么因素构成是未得到明确规定的，金钱、财富、健康、友谊、地位、优美的环境等等，都可以进入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从主观角度看，经济主体效用函数中的因素是不可识别的，“经济人模式”只不过说明，经济主体选择他愿意选择的。从这一角度，“经济人模式”的解释力“最强”，甚至自杀现象都可以解释为行为者的效用最大化，只要把自杀定义进自杀者的效用函数就可以了。但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具有任何操作性，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只是同义反复的命题，是不具有现实解释能力的。假如最大化意味着选择者选择其所选择之物，这就是经济选择逻辑，经济选择逻辑不包含任何经验内容，因为无法推导出可以经由事实检验的命题。所以，要使“经济人模式”具有解释力，必

须能够指定某些可以客观衡量的量作为效用函数的因素。比如假定了好事物(Goods)，经济学家就可以推论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苹果的价格下降、则苹果的需求量就增加”之类的命题。这是所谓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

依据此类命题能作出准确的经济预测吗?布坎南认为，否。在他看来，抽象科学其实只是由一些在概念上可以反驳的前提或假设构成的逻辑命题，只有这些假设在现实中可检验时，才能够对现实世界进行预测。同时，这些命题事实上还包含了一个隐含的前置条件，即“其它条件不变”。考虑到这两类因素，而对此类命题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有效性验证时，这是完成了一个研究类型的转换，由抽象科学转化为经济行为的预测科学。

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假说必须经过严格的验证。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物理学家的实验室，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收集到的数据不一定能反应经济行为者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做出的真实选择，且经济学家很难真正对经济主体效用函数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进行分离，所以，这种检验工作是极其困难的，“其他条件不变”不能给经济学家提供保护伞。尽管如此，布坎南还是认为，一定程度上的预测也还是可能的：只要经济活动者的行为符合一定的规律性，就可以对典型参与者的行为做出预测；即使某些参与者的行为由于非经济考虑而违背了这一规律，只要他们偏好集合的构成要素存在一定的均匀分布，在抽象理论中获得的假说也可以得到证实。

预测经济行为科学可以看成抽象科学的延伸，二者都包含“经济人”动机假设。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只研究不包含任何非经济内容的经济人行为，而事实上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检验工作内在的困难，布坎南对经济研究的预测功能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他认为，只有首先认识到经验检验的局限性，才不至于滥用这种方法。

(二)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

于是布坎南进一步区分了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他认为，看不到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的区别，正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出现方法论混乱与错误结论的根源。

在选择逻辑中，选择活动纯粹是主观的。对可选择之物以及对作此选择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评价，都是选择者主观的评价。一旦做出选择，机会成本就不存在了，机会成本即选择者为获得选择物而对必须放弃的对其它选择物的评价，对此必须按主观成本的含义来理解，成本只是选择者主观评价的产物。

米塞斯的选择理论可以看作主观经济学的代表。根据米塞斯的选择逻辑，经济主体选择了“他所选择的”，当他选择时，他必然认为所选择的行为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满足；他也许会犯错误，但从事后来看，我们不可能推论出他的行动是非理性的。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人们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反过来说，这一理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因此，在主观经济学领域，抽象的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都没有用武之地，同时，主观经济学对于预测经济主体在约束变化时会做出什么反应毫无助益，事实上这一理论根本就没有要求进行预测；但是，这可以增进我们对价值创造与转换过程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并不具有所谓的可操作意义。

而在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模型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被限定的，即严格要求经济主体遵循“经济人”的方式行动。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是得不到保证的，因此在理论上就要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是已知的，或者通过对其施加某种限制使其成为可知的，能够为外部的观察者加以客观判定，以及相对应的成本也是客观上可以确定的。如此经济决策者只要进行适当的数字计算，就可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选择与决策的差别就消失了，成本也与选择无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并不是选择科学，如果按习惯非得称之为选择科学，也只能将“选择”理解为“计算”，即，将纯经济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主体的主观价值评价改成客观价值标准，前者就变成后者。

米塞斯的理论对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动机完全解释为其主观判断，这就没有给实证研究或行为预测留下一点可能性。鉴于此，布坎南认为，米塞斯的行为理论实际上是包含了两种类型的人类行动：一种是创造性的选择或行动，这为人类所独有；另一种是反应性行动，后者可以科学地加以预测，可以在传统的科学意义上加以分析。但布坎南又进一步认为，二者之间还是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承认人的行为可以在平均或代表性意义上是可预测的，但并没有表明预测科学对现实世界所作预测的实践意义，或可以使用这种预测来控制人的行为。本文认为，布坎南把人的行为两分的意义在于，为实证理论和主观经济学界定了各自的分析领域。可以这样理解，布坎南的目的是要为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传统划界，这一番努力的结果，就是把主观经济学的领域界定在了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这两种分析传统在布坎南看来，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同样能促进我们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理解。

(三)非经济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正如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经由上述两个角度对经济学的界分，抽离了经济主体主观评价因素的实证经济研究是否具有普遍的科学性?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著名的方法论论战表明，经济学家并未就经济学适用的普适性问题达成一致。

布坎南对此并没有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经济学研究的是行为，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非常复杂，布坎南(J.Buchanan，1979)指出，人的行为既受“外在约束(Exteral constranints)”、也受“内在约束(Internal constranints)”影响。外在约束是指独立于经济行为主体之外的外部条件形成的约束，比如他人的产权、法律法规、市场价格的变动等因素；内在约束是指，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习惯、伦理规范、风俗、商业习俗等因素对经济行为主体自我意识产生的影响。外在约束也许不受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同样的外在约束，人的行动倾向也许是一样的；但对于内在约束而言，确因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毫无疑问，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行为同时反映了内在与外在约束的影响。如果承认文化等内在约束对人行为的影响，则这种影响就的确可能限制经济学命题的普适性。尽管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的区分并不那么容易，但对解决经济学的普适性问题而言这种两分还是至关重要的。但布坎南还是认为，除却内在约束，会存在一些独立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可检验的经济学假说，这些假说具有相当大的普适性，尽管其范围可能受到限制。

这就出现了明显矛盾。布坎南认为，消除这一矛盾，须视经济学研究所要达到的不同目的，根据推演出的经济命题所做预测的特定性，而在经济研究的不同层次与方向之间做出区分。在经济学中，可以存在超越历史与文化差异的经济学命题，如人们确实寻求改善自身的状况，这是可以用在收入给定时，人们追求拥有更多的共同评价的“好事物(Goods)”这一行为来检验的，也就是说，在“经济人假设”这一前提之下，并不存在“西方”或“东方”经济学、二十世纪经济学与十九世纪经济学等的区分；而在这些基本命题之外更具体地预测行为对约束变化的反应时，则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四)简单小结

实证经济学研究是否具有普遍的科学性，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对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进行区分，需要对“其它条件不变”进行严格分析，还要考虑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家只要把握了这些因素，才能对实证经济研究方法进行合理的运用。

三、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

在充分考虑了诸多限制因素之后，合理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将提供关于真实世界如何运行的知识，从而增进人们对经济社会的理解，就此而论，这与自然科学增进人类知识有同样的意义。本文认为，在如下几方面，合理的实证经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效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意外后果。经济是一个整体，一种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造成各种与政策意图不相符合的后果或达不到理想政策目标，而这些后果是政策的制定者不希望看到的。给定政策目标，如果人们能充分了解政策实施的全部后果，则对政策的制定会更加谨慎和合理。实证方法与实证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政策实施的各种长期的与间接的后果，而不是只注重明显看得见的直接后果。另外，在现实经济过程中，公共政策往往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或影响，实证研究则有利于分析清楚政策措施在所有集团影响之下的实施后果。

第二，实证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有助于理解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G.J.Stigler，1970)都曾强调，人们之间存在的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往往是因为他们对经济政策将造成的影响的预测不相同，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更进一步，假如对经济政策实际影响的判断能够达成一致，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就能更好的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学界的很多争论即源于此。

第三，最重要的是，实证经济研究有助于人们把握人们的行为目的与经济政策目的的可实现性，避免乌托邦式的浪漫改革。在这里，可以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进行对比。自然科学通过“人为自然立法”界定了自然法则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人对自然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才是可实现的。相比于自然科学，人性的法则与之有什么不同呢?经济学能不能起到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以降到休谟、斯密的努力就是试图建立与自然科学并行的人性科学，因为他们确信，人性的统一性是永恒的，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有改善自己状况的动机(其中隐含了关于“改善”的理解是客观的这一前提)，每个人都会争取获得共同评价的“好事物(Goods)”的更大份额。经济学家这样假定统一的人性：人们对好事物正面评价、坏事物负面评价，寻求好事物的更大份额、坏事物的更小份额(在这一人性假设之下，并不要求商品之间的人际替代率是相同的，只要求商品的正面评价对所有潜在交易者是相同的)。从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自身福利改进这种统一的人性出发，有违于人性的行为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卖主售货却得不到货款的状态就是不可行的。在市场规则之内，如果交易双方都有自由进出的权利，非互惠的交易就是不可行的。

经济学如何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规定人们行为可实现的范围呢?布坎南强调要在两种社会状态之间作出区分：想象中可以存在的状态与现实中可实现的状态。给定法律制度规则，在经济相互作用必然会发生的前提下，即使在自然与物质约束所施加的界限内，想象的社会状态集合也大于可实现的社会状态集合。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经历过的浪漫想象的社会设计均宣告失败，因为这些社会设计所立足的人性假设违背了真实的人性，因而在现实中是不可实现的。

实证经济学从“经济人模式”推演出可验证的实证命题，基本的方法论特征当然是个人主义的。不过，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认为个人是价值源泉的规范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价值评价的主体是个体自身，如东方人和西方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后者强调个体做出评价的价值来源是不一样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对构成最大化的影响因素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从个人的偏好出发，实证经济学假定经济主体可以在效用函数的构成因素之间进行替换，这种替换是因人而异的，但并不表明个体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会做出同样的规范选择，由此，实证命题并不直接具有规范的含义，尽管实证命题对于回答“政策应该如何制定”之类的问题有所助益。因此，应当在认识论的个人主义与规范的个人主义之间做出区分：承认前者的合理运用不等于直接推出后者，尽管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也不能否认后者讨论的意义。比如，在我国基于“经济人模式”而制定某些改革措施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改革措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须对中国人的效用函数进行仔细的分析和分类。

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解篇2

一 对经济人修修补补，使经济学贴近现实

到目前为止，对经济人进行修修补补，使经济人更加贴近现实仍是重新解释经济人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这一方向上的研究成果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多。

1 罗纳德·h·科斯的解释

科斯看来，经典经济人暗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每个经济人都具有完全的制度知识,他们完全了解在资源稀缺性和未来不确定性约束下的相互竞争的自利行为所必须遵守的规则,由于人具有完全理性,制度在传统经济学中也就不重要了。科斯指出“应当从人的实际出发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2]科斯认为实际生活中的人是受制度约束的，是有限理性的，人的交易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科斯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提出交易费用理论，并把交易费用理论、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说明产权不同的人会导致不同的效率，而产权的明晰会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

科斯因为揭示并澄清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费用和产权的重要性，“对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而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加里·贝克尔的解释

表面上看来，贝克尔是利他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代表。他认为人不仅有利己的一面，而且还有利他动机，他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一书中建立了利他主义的模型。在模型中，贝克尔实际上是将利他主义的行为动机解释为行为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将自利原则用之于利他主义现象。这表明贝克尔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所讲述的关于面包师和酿酒师的故事。[3]

在对经济人进行新解释的基础上，贝克尔将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的分析工具，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在于是否具有物质性或商业性，而在于是否具有稀缺性。所有与稀缺和选择有关的问题都是经济问题。在贝克尔看来，“经济人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或零星的决策，重大或次要的决策，感情或机械似的目的，富人和穷人，男子和女子，成人与儿童，智者与笨伯，医生与病人，商人与政客，教师与学生等等。经济分析能够预见的应用范围如同强调稀缺手段与各种目的的经济学定义一样宽泛。”[4]因而，他勇敢地将经济人模式从经济领域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广泛地分析了种族歧视、犯罪与惩罚、家庭与婚姻等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开创了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从更广的维度揭示出经济人的某些实际行为特征。

贝克尔由于“把微观经济分析的领域扩大到包括非市场行为和相互作用的广阔领域”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 道格拉斯·诺斯的解释

道格拉斯·诺斯认为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诺斯考察了人的认知过程,对经典经济人的理性进行批判,认为人的学习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个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存量又被置入人的学习，并成为路径依赖，即过去对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学习变成一种经过特定社会文化过滤的累加过程，而文化则决定着人们对损益的判断。也就是说，生活在特定社会中的人总是受到所在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的影响，而人在决策中会不知不觉地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偏见。比如一个中国人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在接受同一事物后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各自的社会里接受的文化不同。这些文化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左右他们的思想，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人很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意义的“理性”人。似乎在诺斯的论证中，把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因素包括进去以后，人的行为就变得非理性了。但是，诺斯仍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他关于经济人的认识可以说没有超出经典经济人的巢臼。

诺斯在重新解释经济人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与罗伯特·福格尔同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4 经济对策论中的经济人

博奕论（策略对策论）由20世纪初的一些数学家提出，设计用数学公式表达棋、牌类选手下棋和出牌的技巧。约翰·豪尔绍尼、约翰·纳什、赖恩哈德·泽尔滕等人将博奕论研究领域的策略对策论运用于经济方面的分析，形成经济对策论。无论是完全信息或不完全信息博奕，策略对策论都刻画了竞争中的经济人的互动关系，从而使理性经济人从静止的状态活跃起来，从多个方面加深了人们对经济人的认识。在豪尔绍尼所建立的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合作博奕和不合作博奕中，局中人都是有限认知能力的人，从而使其成为现实中的人；在“囚徒困境”例子中的纳什均衡局中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决策是不合乎理性的结果，即人人都具有理性，都具有理性的人在相互交往的经济活动中，理性与博奕的结果，就有可能得出对经济活动所有当事人来说都是非理性的决策，个体的理性可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

他们三人把博奕论的分析方法引入经济学，在非合作博奕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奕论和经济学产生重大的影响，改造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大大丰富了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从而获得199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5 信息经济学的解释

信息经济学在继承传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承袭了有限理性理论。根据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一个有限理性的人总是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它只具备有限地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的存在不可避免。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于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分支的理论成果被称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理论等等。

信息不对称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能把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分离开来，人就有可能把自己的行为后果的责任推到委托人的身上而回避了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从而要寻求一种与特定的交易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安排，这构成了委托—理论研究的主题。

以上的信息经济学各研究主题其实也包含了经济行为主体的博奕行为，也描述了从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在竞争市场上进行交易的过程，使静止的经济分析动态化，使处于静止状态的人进一步成为生动而又现实的人。

在对经济人重新解释的基础上，詹姆斯·米利斯和威廉·维克里由于他们“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激励经济理论做出基础性和开拓性的贡献”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彭斯和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三人“在现代信息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尤其是对不对称信息市场的研究”而获得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6 阿马蒂亚·k·森的解释

阿马蒂亚·k·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5]他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还认为“在伦理学的研究中，人这一概念具有不可约减的‘二元性’。我们可以就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方面来看这个人，认识和关注他或她建立目标、承担义务、实现价值等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就福利方面来看这个人，这方面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但是，这一两面性，在纯粹自利动机的模型中却完全消失了，在那里，一个人的主观能动完全出自他或她对自己福利的考虑。不过，一旦自利这一束缚被解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即个人主观能动不是——至少不完全是——由他或她的个人福利来启动的。”[6]森的贡献在于承认经济学在研究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时，经济学需要人类“自利”普遍人性的假设，以追求最大化的目标来解释和预测经济生活;但是应该加入伦理的内容，承认人类行为动机的多样性，使人性假设最为逼近真实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阿马蒂亚·k·森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经济人，因“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以及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的突破性创见”而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 坚持传统经济人，发展传统经济学体系

罗伯特·卢卡斯可以说是这个方向的代表，它不但坚持了经典经济人，而且还发展了经典经济人，认为经济人具有准确的理性预期。

卢卡斯认为，现实经济行为主体不仅仅是自利的人，而且更是一个理性的人，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受自身利益的驱动，不仅要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即需要冷静客观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了解完备信息的内动力，而且有能力去做出这样的判断和决策。因此，他认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依然是理性经济人。卢卡斯还进一步提出经济人具有理性预期的能力，亦即经济当事人为了避免损失和谋求最大利益，会设法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情况做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而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他认为，在预期和现实的相互关系的视野内，理性预期和其他预期的区别在于，理性预期所考察的重点是预期与现实行为结果的一致性，它是与相应的经济理论与模型更加相一致的预期。卢卡斯还指出，理性预期并不排斥现实经济中固有的不确定因素，相反，不确定因素的随机变动可以使人们预期值偏离其预期变量的实际值。人们一旦发现错误就会迅速做出正确反应，进而把预期及时调整到与有关变量的实际值相一致的水平上来。

在这个基础上，卢卡斯建立了新的宏观经济模型，将微观个体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起来。理性经济人的“理性”在该模型中发挥到极致：人们的预期对经济行为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从整体和长期来看，人们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即预期值与未来实际值是一致的。

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和“自然率”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中性理论，并以理性预期为基础提出他关于信息不完全性和由此引起的相对价格变动与绝对价格变动的混淆是产生经济周期原因的经济周期理论，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政府干预失效”的政策结论。

卢卡斯由于“发展和应用了理性预期假说，从而改变宏观经济分析，加深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而获得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 抛弃经济人，经济学延伸到非理性行为的研究

传统经济学只研究人的理性行为，在人的非理性行为方面的研究显得苍白无力。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行为经济学是一门边缘学科，它综合了传统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着重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经济行为进行规律性的研究。行为经济学认为，人的经济行为是在其心理活动的支配下进行的，因而是人的经济心理的外部表现。它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打破传统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不变的假定，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纳入标准经济理论之中。实验经济学是运用自然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技术来研究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人们也可能考虑利他，当然有时也会产生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等等。显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传统经济人并不是简单的扬弃，而是仍将理性假设的情况包含在其中，认为理性假设在某些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非理性更能解释现实。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对经典经济人的辩证扬弃使经济学的视野从理性行为扩大到包括非理性行为在内的人类行为，而传统经济学缺失的恰恰是这方面的内容。

虽然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改变了经典经济人的假定内涵，抛弃了理性经济人假设，但倒塌的只是新古典传统的框架，而不是经济学科的本身，相反却促进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发展。

丹尼尔·卡尼曼和弗农·史密斯因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开创性的重要贡献而获得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四 结论

我们不难看出，新产生的现代经济学各新分支学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新的分支学科都贯穿了一条人本主义的线索，呈现着人本主义的趋势，渗透着对经典经济人的重新解释的内容；第二，以经典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理论体系仍在发展，并取得了新的突破，如理性预期理论；第三，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放松了经典经济人脱离现实的约束条件，并以打破了的约束条件作为新理论的逻辑起点；第四，包括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在内，各新的分支学科对经典经济人并没有全盘否定，但重新解释的经济人比经典经济人更加现实，研究的主题离现实更近，经济理论中的人也由抽象的经济人变得生动起来，日益人本化；第五，现代经济学各新的分支学科都是在多学科的交汇中形成的。

总之，对经济人的重新解释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中，人越来越接近现实，据此而制定的政策也越来越显得人本化。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但人的复杂性导致了对人研究的多面性，比如从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来研究人。由于人的各方面的行为相互影响，正如人的心理活动会影响人的生理变化一样，这些学科的研究彼此之间日益出现交叉融合的趋势，在学科与学科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交叉学科。随着对人认识的深入，经济学对人的假定的认识还会不断演变，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会因此而不断拓展，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与经济学交叉的学科，也许在未来的经济学体系中，理性经济人将得以重构。

注释：

［1］杨春学认为，关于经济人的公开争论有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围绕“利己”与“利他”问题的争论；20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之争”和70年代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理性行为”的争论。见《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 coase，ronald h,on the nature of the firm ,economica ,4,november ,1937

［3］模型详述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42页。

［4］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1页。

［5］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第32页 ）

［6］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p44.）

 

主要参考文献

［1］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1993

［2］马克·布劳格，罗杰·e·巴克豪斯等.经济学方法论新趋势［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4］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5］胡希宁.当代西方经济学前沿聚焦［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6］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效率［m］，上海三联书店，1994

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解篇3

1《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微观”是希腊文μικρο”的意译，原意是“小”。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的经济学说。亦称市场经济学或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换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被认为是帕累托（Pareto）有效的。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均衡理论、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具体说，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中个体的经济行为，亦即单个家庭、单个厂商和单个市场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数值的决定。它从资源稀缺这个基本概念出发，认为所有个体的行为准则在此设法利用有限的资源取得最大的收获，并由此来考察个体取得最大收获的条件。在商品与劳务市场上，作为消费者的家庭根据各种商品的不同价格进行选择，设法用有限的收入从所购买的各种商品量中获得最大的效用或满足。家庭选择商品的行动必然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市场价格的变动又是厂商确定生产何种商品的信号。厂商是各种商品及劳务的供给者，厂商的目的则在于如何用最小的生产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产品量，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厂商的抉择又将影响到生产要素市场上的各项价格，从而影响到家庭的收入。家庭和厂商的抉择均通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表现出来，通过价格变动进行协调。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研究市场机制及其作用，均衡价格的决定，考察市场机制如何通过调节个体行为取得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与途径。微观经济学也就是关于市场机制的经济学，它以价格为分析的中心，因此也称作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学还考察了市场机制失灵时，政府如何采取干预行为与措施的理论基础。微观经济学是在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其他理论后逐步建立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盛行之后，这种着重研究个体经济行为的传统理论，就被称为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只是研究对象有所分工，两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无根本分歧。两者均使用均衡分析与边际分析方法，在理论体系上，它们相互补充和相互依存，共同构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从《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看，该门课程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理论比较抽象。说它抽象，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规律属于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在实验室内再现，学生由于缺乏社会实践经验，对于理论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另一方面，说它抽象是因为这些理论的总结，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与我们国家的国情背景、市场经济发展现状、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假设的条件均有区别，使学生在理解这些理论时有一定的难度；第二，图形较多且复杂。微观经济理论的研究主要以定量分析为主，其理论的得出与变化，可以通过坐标图来形象直观的再现，便于说明理论的存在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每一经济现象发展变化的因素繁多，因此，对学生来说有些问题理解起来不太容易；第三，数学知识运用频繁。在微观经济理论中，许多经济理论的得出，都是通过数学推导得来的。通过数学证明其自变量的变化是如何导致因变量变化及变化的程度，对数学知识掌握一般且缺乏应用能力的学生来说，掌握这些知识也有一定的难度[1]。

综上分析可知，《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实践性很强，而现有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多是从理论到理论，抽象而乏味。在学生对实际经济活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展开教学，学生对教学内容总是似懂非懂。因此，必须在讲解微观经济理论的同时，补充与理论有关的实践资料与事例。不仅应将西方国家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实际情况，结合理论讲解介绍给学生，也应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资料适当地补充到教学中去。这样，一方面可以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及时巩固已学知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西方国家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端正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倾向。贴近现实，以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改革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为《微观经济学》增添鲜活的实践资料。

2《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微观经济学的历史悠久，理论内容很丰富，但也很抽象、深奥、难懂，学生难于消化，特别是要用高等数学的知识证明和推导经济理论，使很多学生普遍感到经济学难学，加之长期以来，经济学的教学往往采用的是黑板加粉笔的传统方式，教师在课堂上讲解，学生则努力抄笔记，考试背笔记，所学知识囫囵吞枣，教学效果不尽人意。因此，改革《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势在必行。为解决微观经济理论学习过程中的抽象、难于理解的问题，变抽象为具体，变复杂为简单，变晦涩为通俗，变苦学为乐学，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如下教学方法。首先，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多媒体教学过程中，在对教材进行整理、归纳后，引入大量的图表，借助国内最新的教学内容、短片、精彩片段等，加强学生的感性认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由于《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需要做图、做表量较大，引入多媒体教学手段后，可以节约出大量的课堂时间，这对教学内容的完成将更有利；其次，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图表的重要性。教会学生看图表、做图表对学习微观经济学基本理论非常重要，尤其需要教会学生如何看图、如何作图。俗语说“一图胜千言”，解释经济现象时，有时用图来说明要远远好于语言的罗列；第三，教学中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学过程本身就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环节也早被提出，这种互动不仅是提问、启发式等方式，可以将课堂实验的方法引入《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2]。该方法是当今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新尝试，这一方法的运用，为解决微观经济理论学习过程中抽象的难于理解的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可以变抽象为具体，变复杂为简单，变晦涩为通俗，变苦学为乐学。经济学课堂实验是一种互动性很强的教学手段，它改变了过去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被动听的单向信息流的局面，而是形成师生互动，老师引导，学生参与其中的信息双向交流过程。这种课堂实验教学方法将经济学原理深深地植根于学生的头脑中，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教学方法；第四，加强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在现代教育领域已被广泛使用，我们不仅要加强对西方经济社会的研究，揭示西方国家的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企业组织与管理等的新变化，还要加强对我国经济实践的研究；第五，注重习题练习。通过做习题可以加深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并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习题练习可以使学生熟悉生疏的概念、原理，纠正学习中的错误，巩固所掌握的知识。

3《微观经济学》课程考试方法改革

对任何课程来说，考试都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虽然它是教学过程的终端，但对整个教学过程逆向影响十分显著，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和教育质量的高低[3]。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尽管人们在表面上非常强调微观经济学的实用性，但在实际的考试操作上，考的都是对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机械记忆，使理论教育仅仅停留在知识教育水平上。近年来，人们对传统的考试方式虽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效果不显著。因此，深化微观经济学课程内容的教学改革，探索并认真尝试，找出一套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检验该课程学习效果的考试方法势在必行。对微观经济学课程来说，考试是其教学过程的延续，是学生再学习、复习和深化学习的过程。学生通过回答问题，使其所学内容得到强化，加深了对课堂上所学理论的理解。在回答问题过程中，学生将所学到的观点和方法运用于解决分析实际问题，使其综合素质提高，也使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同时，考试也是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情况的综合检验，是对教与学的一次全面性反馈。通过考试，教师可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了解学生思想的阶段性变化，开展针对性的教学。教师不能只通过期末考试的成绩来评价学生，学生的学习目的也不要仅仅在追逐最后一张成绩表。我们可以通过累加式组合构成学生的成绩，即《微观经济学》的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共同组成，平时成绩的权重确定，教师可根据授课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课程时，成绩构成为：平时成绩占30%，期末成绩占70%；社会学专业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课程时，成绩构成为：平时成绩占20%，期末成绩占80%。平时成绩包括出勤、课堂提问、个人作业、小测试、小论文等形式。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结合章节的内容给学生布置思考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并围绕讨论写出小论文，这样，可以锻炼学生查找资料的能力和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减轻期末考试的压力，不再通过死记硬背而完成期末考试。同时对期末考试的内容进行调整，注重考评学生的分析问题能力和逻辑计算能力，期末考试试题中，取消概念题和简答题，加大分析讨论题的分值和计算题的分值。这种考试方式，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受到学生的欢迎。经过三个学期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行之有效，较好地发挥了考试的导向作用、教育作用和反馈作用。

参考文献

1童霞.微观经济学的本科教学思考[J].无锡教育学院学报，2006，(3).

2金学钧，杨晓兰.试验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3李鹏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教学研究，2005，(2).

来源：教学研究 2008年1期

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解篇4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 ），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 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 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 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 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 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 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 《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 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 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 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 梁慧星等： 《经济法的理论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1—5页。），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 ）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 ）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注：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注：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 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 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 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注：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注：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 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注：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

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注：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注：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 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 ）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尽管经济法学界对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表述各式各样，但从行政法学角度审视，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与政府运用行政权在其他领域进行干预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它们都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为行政管理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学者们对行政法所予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基于行政权的作用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这一点不仅在行政法学界没有分歧，在其他学科亦是公认的。由于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因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此外，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定性为一种单方面的命令服从关系，并据此认为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涉及到对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单方面性，一切经济管理关系皆因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变更或消灭，因而命令与服从成为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特征，同样，在一般的行政管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命令与强制也是经常使用的管理手段，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手段，政令将无法推行，法律将无法实施。但是单纯的命令与强制忽视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难以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机关逐渐认识到如果单纯使用命令与强制手段反而不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关系中，相对人不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和义务主体，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因而，充分调动了相对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重视，被作为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及执行其他公务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行政合同作为经济管理手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经济政策贯彻实施，基础产业建设，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农村产业开发与农副产品收购等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经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

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解篇5

大多数学生对《经济数学基础》课程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由于数学知识自身的抽象性、逻辑性等特点，使得高职学生学习经济数学并不能像学习其他知识一样可以通过对内容的累积记忆达到掌握。大多数学生在对《经济数学基础》的学习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一种学习无连贯性、无计划性等特点，甚至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会出现抓不住学习重点、难点的情况。其根本就是学生在如何进行《经济数学基础》这门课程的学习时缺乏正确的学习方法。对于《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而言，因其对内容设计的层次性要求，使得知识点相对独立，这种无连贯性和无计划性的学习，往往造成的较为严重的后果。要么表现在仅对知识点本身的理解掌握，但缺乏全面的了解，造成不能灵活运用；要么表现在学完就遗忘，从而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造成严重的打击，认为数学过难，自身没有学习好数学的天份，表现出厌学、不学的情绪。平台资源还不够丰富，需要作更进一步的资源完善工作学生对《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学习的目的在于促使自己掌握和应用新的知识，这就要求网络资源平台能提供足够的、有效的相关资源，让学生能自主地进行选择性学习，从而培养相应的数学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资源的丰富与否，也是促使学生是否愿意进行《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学习的原因之一。丰富完善的《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资源建设，可以让学生对经济数学知识点从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加深理解，从而做到理解掌握，灵活运用。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要求我们在现有条件下提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能让学生更好地利用《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进行学习。

重视《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使用培训工作，调整学生认知偏差认识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个接受过程。对习惯了传统“教师讲，学生学”教学模式的学生而言，更应给他们一个认识了解《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的过程，即培训过程。通过对《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学习平台的使用培训，可以让学生熟悉掌握平台的基本架构，从而做到熟练掌握“如何查找自己所需学习资源，如何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测和反馈等”。另外，培训过程也是一个让学生克服对新生事物的畏惧感并增进对《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的认识的一个过程，它能让学生的《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学习更具有目的性，从而达到对所学知识点进行补缺、补差的效果。对《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的熟练掌握，有利于学生对资源的选择性学习。教学内容、教学大纲等内容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对知识点间的联系有全局性把握；重、难点解析的学习，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掌握。突出《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资源的结构性设计，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学习兴趣决定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如何让学生对《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产生学习兴趣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学习平台是为面授教学进行补充或远程教育自主学习而作的数学数字化资源建设。因此，《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资源应充分体现其归纳性和层次性。归纳性强，有利于学生对章节知识的内容进行全局性把握，有助于了解知识点间的联系；层次性强，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点逐步深入的理解和掌握，增强学习兴趣。

学好经济数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归纳对比理解。因此，《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学习平台上对章节的归纳，可以更有效地让学生把类似概念、性质等作对比性理解，也可以让学生清楚地了解知识点间的关联，从而有助了发散式学习。考虑到认识事物由浅入深的思维方式和学生的数学基础等的差异性，在进行资源重构时往往要求把知识点进行层次性设计，如基础自测、知识拓展等栏目。这种层次化处理可以有效降低学生学习的压力感。以自测训练为例，自测过难很容易打击学生学习积极性，而由浅入深的自测题设计，就可以有效克制这种削弱积极性的行为。“即学即用”形式的测试设计，其出发点在于对正在学的知识点进行不同角度的简单应用测试，往往只需直接套用公式、性质或进行简单变换就能得以解决，这种训练的设计可以让学生获得学习成就感，从而增强学习经济数学的积极性。学生学习的一大目的是通过考试，因此，如果有设置例如考试重难点梳理、考试题型指导等栏目的设计，让学生学习更有的放矢，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学生对《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的学习将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

加强《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学习方法引导，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数学课具有的抽象性、逻辑性强的特点，决定了学生不能通过纯粹记忆来学习数学。因此，学好《经济数学基础》这门课程，要求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如何有效地运用《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进行学习，也是学习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数学课程本身而言，学习数学的关键在于对定义、性质、定理等的理解掌握。只有在理解和掌握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灵活运用，才能在解题技巧训练的学习过程中做到事半功倍。《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上每个相应的知识点都设有对应的测试题，通过对测试题的训练可以及时反馈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同时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加深对基本概念、性质、定理等的理解。在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学习过程中，要重视对章节知识点间的联系的把握，不能出现脱节式学习。要学会理清各知识点间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的掌握一定程度上可以让学生对新知识点的理解掌握更为容易简单。学习过程中总会碰到一些难以理解或无法理解的知识点，这要求能提供一个及时反馈的平台，让学员及时地通过论坛或平台提供的反馈功能栏与其他学生或教师进行交流，获得解决。对于不能及时得以解决的，应建议进行搁置处理，对章节进行全面学习后再回顾思考。单个知识点的学习很容易让学生出现知识面的断层问题，打击到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另外，应指导学生充分学习平台教学大纲和重难点解析，从而对所学的知识体系有个整体性把握，明白“哪些需要重点学习，哪些只要理解性掌握”。进一步完善《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资源，增强网络平台趣味性和实用性一个好的《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其判断标准之一就是其网络资源是否充足。现有的《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大都是以开放形式建立的，即随时可以对平台资源进行补充完善。资源的选择一定要具有典型性，典型的例题能让学生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和掌握，从而做到灵活运用。当然，对《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平台而言，其资源本身不应仅仅是各经济数学知识点的介绍，或纯理论性的知识讲解，这很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因此，在资源建设设计时，应加入一些如数学故事、学习方法介绍、案例分析等栏目，让学生明白“怎样去学，为什么要学”，也能够增强《经济数学基础》网络课程学习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作者：余梦涛 吴润民 单位：四川广播电视大学

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解篇6

[关键词]信息经济学博弈论不完全信息情报经济学

[分类号]Fo

我国信息经济学研究在包括经济学、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在内的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介入之下已取得众多成果，但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及其所属研究领域的认识尚未实现统一，存在着不同解读。

1　解读之一：一种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

(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逻辑演绎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其特征为从基本前提假设出发，通过数学演绎推理，得出结论。循着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演变，就能把握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路径。因此，以不完全信息前提假设替代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前提假设，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成为信息经济学兴起的主要理论起点之一。由于经济学及其分支都是在一定的基本前提假设基础上，通过逻辑或数学的演绎推理来得出一定的结论的，当假设条件越是逼近现实时，其结论也就自然越是接近现实。现代经济学中的不完全信息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的理论局限，使经济分析的环境贴近客观现实，因而不完全信息理论或者说信息经济学这一经济学发展新分支的经济分析结论也就必然更加趋近于真实生活的本来景象。不完全信息理论或者说信息经济学，一方面在经济学说史中被视作是西方经济学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对新古典经济学十分重要的补充，认为其理论意义在于它完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及其应用；另一方面也被视作是一种新的经济学研究范式即经济学信息范式。经济学信息范式是从现实中的信息不完备和不对称入手，在将经济人的理划分为心理动机、决策与实施过程、实施结果三个层次并予以严格区分的基础上，用经济人行为最大化效用动机假设，来扬弃新古典经济学中比较而言较为笼统的理性人假设(也即是说经济人始终是心理动机最大化，但是由于不得不面临诸如信息约束之类的经济环境的约束，因而经济人实现其动机的行为，换句话说，决策与实施过程和实施结果不得不会偏离于经济人的最大化心理动机，而只能是有约束的最大化)，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假设，来代替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信息假设，从而建立起一种用来改造并最终替代新古典范式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使得经济理论对于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够与经济现实尽可能地相吻合，而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及其进展则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经济学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就依赖于信息经济学对于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信息经济学的诞生导致了经济学信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其发展。经济学信息范式形成的标志是，将近二十年来一大批建立在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备或不对称为基本假设之上的分析各种经济问题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现，这些模型的洞见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各个领域的现实经济问题具有了较以往模型更多的解释力，而这一点也恰恰正是信息经济学对经济学科本身的贡献所在：有关信息经济学的认识深深地影响着对从过去继承而来的至理名言的理解，并为那些如果不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去解释那么就会很难理解的众多经济与社会现象提供了解释。

2　解读之二：一种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具体应用

博弈论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与信息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变得日益凸显，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研究，特别是重视信息不对称对个人选择及制度安排的影响，而这种关注与重视则直接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从该角度来讲，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就主要体现为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正是基于这一理解，信息经济学也脆视作就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作为国内最早影响最大的将博弈论系统地引入我国的信息经济学文献，在实现了两者精彩结合的同时，极力地宣扬了以上观点，强调博弈论研究的是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寻找博弈的均衡结果，而信息经济学则研究给定信息结构下最优的契约安排问题。经济学专业的信息经济学教材往往也持类似看法：例如，“信息经济学是研究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又如认为信息经济学作为发展最快的经济理论领域，它旨在研究这样一种境况：“行为人力图克服与他们决策相关的某些信息的无知状况，从而设计一种获取新的信息或者避免某些无知成本的机制。当决策所需的信息在行为人中间不对称分布的时候，这些决策就包括了合约设计，以便提供激励和(或)诱导私人信息的披露”。总之，将信息经济学视作是博弈论方法的具体应用的这一学科解读，形象地比喻就是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作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只不过前者是方法论导向，而后者是问题导向，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撑；前者是对于信息结构一定时会有什么样可能的均衡结果给予实证研究，而后者则是对于信息结构一定时会有什么样最优的契约安排给予规范研究；前者源于对理性人行动的分析，而后者的许多理论则源于制度安排。

3　解读之三：一种经济学透视法

经济学透视法解读观点最有力的依据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利兹，曾将信息经济学看成一种新的透视分析法，其主要理由在于信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独立学科的理论和基础：信息经济学的分析特别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分析，基本上是以微观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而展开的，只是在分析问题的角度，也即是透视的角度上有所侧重―将传统的完全信息假设放松为不完全信息假设；将信息作为常数或可忽视条件改变为变量或必然存在的约束条件。在此之后的所有分析，除数学方法与观念的进步因素外，其他与传统经济学分析手段和基础没有本质区别。即使在宏观信息经济学或信息产业经济学领域，其研究也都基本没有超出宏观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论范畴，而是更多地属于应用性质的成果。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信息经济学在其本质上能够看成是透过信息而对传统经济学的透视分析的结论。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地认为“信息经济学原理在相当程度上是揭示人性规律的一种透视角度，是对人类在一定信息结构下各种理规律进行琢磨的结果”，这种透视或琢磨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就体现为信息经济学研究如何让人讲真话、不偷懒，以使之尽心尽力地为委托人工作，这也恰恰就是理论界所存在的极力主张“信息经济学就是对付欺诈行为的经济学”这一学科解读观点。

4　解读之四：一门学科

将信息经济学当作一门学科的理由之一，在于认为信息经济学是经济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学科交叉所形成的一门学科

“我们用‘信息经济学’这一术语来概括由于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有关理论”，“信息经济学是信息科学与经济科学的交叉科学：一方面，信息经济学用信息科学这种新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的行为和它的基本理论，这便是经济的信息学，另一方面，信息经济学又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信息这样一种新的经济要素的经济行为和基本理论，这便是信息的经济学。于是信息经济学便可以定义为经济的信息学与信息的经济学的有机的综合”。

而理由之二，在于认为信息经济学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下所形成的一门经济学新兴学科。经济学帝国主义者认为经济学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其核心是由“最优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假设组合而成的”，而此方法适用于人类行为更为广阔的领域，包括通常认为不属于经济范畴的犯罪、婚姻、教育、政治等等。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推动经济学超出自己的传统领域(至少是19世纪末期它给自己划定的疆界)，向其它学科领地进行了帝国式的扩张和渗透，形成了经济社会学、政府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教育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新的分支学科。依照上述思维方式，信息经济学其学科存，在也可以视作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信息领域的扩张而形成的又一门学科，对于此观点，笔者曾撰文：作为情报学分支学科的情报经济学和将情报经济学纳入其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既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的必然体现，同时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情报学这一学科领地进行帝国式扩张的又一具体表象。

5　解读之五：一个学科群

学科群解读观点多见于图书情报、经济信息管理领域，认为信息经济学研究到目前为止已有成果都还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并没有形成像信息经济学这一称谓那样的一个体系严密的、统一的、完整的学科体系，有关研究成果都只是汇聚在信息经济学这一名目之下的围绕信息与经济相结合主题的，彼此之间还需进一步横贯沟通的若干个学科群体。

国内情报学界对于同样使用information和leconomics进行组配表达的情报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是引发并推动学科群解读观点的重要动力源。早在1992年就有人从英文译名角度指出，西方信息经济学存在着以information为基础的具有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4个分支学科：信息经济理论(the economics 0f information)、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情报经济学(the)economics 0finformation)、信息经济论(information economy)。在这之后国内情报学界对情报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直至近年来作出如下最新阐述：信息经济学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开放的动态体系，正在向相关的学科群组的方向发展，在信息经济学这个概论性的学科名称下，应该有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信息系统经济学、信息产业经济学、信息化理论、网络经济学、电子商务经济学、信息政策研究、信息资源经济学和信息机构的经济学(笔者注：最后两个子学科是由情报经济学发展而来)等一系列子学科。

国内经济信息管理学界对于有关经济信息及其管理的众多类型经济问题的探讨，则是引发并推动学科群解读观点的另一重要动力源。该领域认为信息经济学存在着三条基本发展思路，并相应的形成了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分支体系。信息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群有狭义和广义之划分。狭义信息经济学就是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信息经济学在内的学科群，它具体划分为8个领域：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领域(也即非对称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的非核心领域、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核心领域、信息系统经济学、企业的信息组织理论、信息的产业组织理论、网络经济学、国际信息经济学，而广义信息经济学除了包括狭义信息经济学之外，还包括三个子学科群，即纯信息部门经济学分支群，如广告经济学等；信息技术部门经济学分支群，如邮电经济学等；广义信息生产与分配部门经济学分支群，如情报经济学等。

6　信息经济学研究要努力朝着填平基于不同解读之上的理论鸿沟的方向前进

经济学信息范式、博弈论的具体应用、经济学透视方法、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信息领域的扩张多种解读的并存说明了仅仅是在经济学内部，一个以information为基础的统一的经济学科还尚未形成，理论鸿沟还有待填平。而在经济学界之外，这一点，在将信息经济学理解成学科群的观点领域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该解读领域通常所指的信息经济学，也即是狭义信息经济学划分为对经济机制中引入信息范畴进行研究的微观学派和对信息经济整体分析的宏观学派。有人指出由于这两个领域中信息的表现形式和特征、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彼此各不相同，所采用的方法和所使用的分析工具等差异较大，所以在目前它们基本上沿着两个领域向纵深发展，但大多又都使用了信息经济学的概念，因而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混淆。那么能否根据其内在本质联系建立统一的信息经济学的框架体系呢?这正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急需将两大学派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以便能够填平由于沿着各自已有发展方向纵深发展，从而彼此自成独立理论体系而所造成的理论鸿沟。事实上这方面工作也在不断尝试着去做。曾有观点认为“信息经济学的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具有自恰性”，指出两大学派虽从事研究的着眼点各异，所使用方法不同，但它们具有深刻的内在的统一性，即微观学派作为在新的层次上，寻求解决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领域和范式上的鸿沟这一危机，以统一经济学理论为目的的一套新理论，它是从微观出发，为统一经济学的理论引入了信息变量，而宏观学派则正是研究对应于这种微观行为的宏观部门，因此传统经济学遗留下来的宏观与微观的胎记并不能够影响信息经济学现有理论的自洽性。对于该观点，我们认为其论证与真正构建具有严密逻辑的、完整的信息经济学理论体系目标，还存在着巨大距离。因为该观点只是提及存在着一种自恰性的对应，而并没解决宏观学派是如何对应于微观学派中的微观行为的，即还没能够找到有机联接两大学派之间的有效“接口”来实证所谓的“自洽性”!因此理论界还需做大量工作来搭建联接“接口”以实证某种“自洽性”，从而填平信息经济学的理论鸿沟。

早前的尝试是将经济决策作为“接口”，即从经济决策是信息域与经济域的关联点、经济决策关系是信息经济领域最基本关系这一基点出发，在信息经济学中以经济决策为逻辑起点，以信息经济效益为核心范畴，以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为微观基础，以信息产业为中观层次，以信息经济总量与结构为宏观整体。这样信息经济学就涉及到经济决策与信息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经济决策中的信息经济机制、经济决策与信息经济效益的关系三方面问题，而这些问题使得经济决策，一方面有机衔接起了宏观学派，这体现为经济决策的信息意识产生对信息的需求一拉动信息供给，也即信息的产业化发展与产业的信息化深化的相互促进、基于信息供需规律之上的信息市场的成长等一构成信息与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有序运动体系；另一方面又有机衔接起了微观学派，这体现为由于决策总是在信息不确定、信息不完备、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因而依靠特定信息条件下的决策的经济效益分析，才能合理地推论信息的经济效益，并在此基础上科学系统地说明信息经济学的其他问题。

而当前所作的另一尝试是将信息租、信息搜寻作为“接口”，即如果把信息泛化看作一种商品，那么信息租就是为了获得信息商品、消除信息不对称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只要存在着不对称信息，就有信息租的问题；而对于信息搜寻而言，由于市场经济中的信息不完全与交易双方之间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人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总存在着信息搜寻活动，当信息搜寻活动越来越普遍复杂大量时，信息搜寻的专业化分工必然使得信息本身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同时人类其他活动领域的信息搜寻也同样必然出现专业化的问题。于是信息搜寻的专业化分工使得信息商品与信息中介机构普遍出现、信息领域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直至导致出现了信息产业最终孕育出信息经济。这样依据信息商品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运行中的信息不完全这一观点，通过信息租、信息搜寻一信息商品的产生这座桥梁，便将两大学派在内在的学科逻辑上有机地统一了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解篇7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 新文化经济学 文化成本

一、观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约束论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的迅猛传播所带来的不仅是分析上的大量借鉴，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学者对于经济学研究任务、对象与范式的传统看法。当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解释事实作为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后，大量的熟视无睹的现象被纳入了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不仅国家的起源、家庭的规模、法制的建立和腐败的盛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且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婚姻爱情、流行疾病也成为解释的对象。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而言，最有条件和最应解释的现象无疑是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与变迁。事实上，近年来已经有大量的论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停滞、转型与复兴作出解释。

在革命前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依靠传统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取得了世界上最为丰硕的经济成就。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ison)的研究，“在目前这个千年期的开始阶段，中国的经济就人均收入而言是领先于世界的，这种领先地位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它在水平方面、利用资源的程度方面以及管理一个庞大疆域帝国的能力方面都比欧洲出色。”“早自周朝起，中国文明就已经高度文字化了，到了唐朝，中国堪称全世界拥有文字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了。” 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却显然停滞了。按麦迪森的估计，17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1%，欧洲占23.3%。1820年中国占32.4%，欧洲占26.6%。而到了1890年，中国所占的比例降至13.2%，欧洲则升至40.3%，美国为13.8%。而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则早在1700年就已经落后于欧洲，到1820年只比欧洲的1/2稍多一些；与美国相比，则不及后者的1/2（见表1.1）。尽管在这近300年的停滞时期中国发生了多次改良、革命与政权更替，但人们所盼望的“经济起飞”奇迹并未出现，甚至也错过了二战后崛起的机遇。直到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复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曾经的辉煌、漫长的停滞与惊人的复兴共同促使古老中华文明的历程和命运成为社会研究中的一个独特样本。

表1.1中国人口（1500—1990）与人均GDP（1750-1990）变化情况

时间（年） 1500 1600 1650 1700 1750 1800 1850 1875 1900 1925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人口（百万） 110 160 140 160 225 329 433 413 472 527 582 668 820 983 1136

人均GDP（美元） 630 630 630 630 630 630 500 568 697 973 1325

说明：资料来源于小罗伯特·E·卢卡斯，2003：《经济发展讲座》（中译本）第180-181页，不含与香港数据。人均GDP为1985年美元价格。

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化过程与西欧的工业革命无论在初始状态或是关键环节上都呈现出了极大的差异，尽管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了与西欧工业革命中同样的大规模社会动乱、战争、革命景象，但一个根本的不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来武力和文明的侵略冲击之下发生的，是一个文明古国所进行的剧烈转型与痛苦的革新，而非一个“自生自发”的过程。从此意义上说，许多对西方文明进行解释的理论并不能够很合理地用于说明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上的方向选择与路径形成。

为了解答“中国发展之谜”， 中西方的学者先后强调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等变量，但是在现有的这些理论中，我们无法找到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特殊性的恰当工具，这不仅是因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也不仅是由于斗争与制度变迁的纠缠并行，而是因为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相伴随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持续变迁。尽管文化变迁对个人行为和国家发展具有重大制约作用的事实受到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重视，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被彻底忽略了，而后的新制度经济学虽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也没能发展出一个有用的理论框架来（高波、张志鹏，2004a）。

因为中国的发展路径中所表现出来的几次大转折并非仅仅表现为制度变迁，其背后的文化变迁是深刻而重大的。“对制度形成剧烈变化做出解释时，把文化和观念因素排除在解释变量之外。这种做法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制度变迁” （斯坦利·L·恩格曼，2003）。然而，“除了少数几个重要的像哈耶克那样的经济学家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决策中思想观念和信仰的作用（诺思，2004 ）。”

随着对制度的深入研究，学者们认识到“如果不考虑中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个经济学就能比较得了和解释得清楚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市场经济制序与英美和欧洲诸国市场经济制序的差异。”“但无论从直观上来判断，还是从社会事实上来观察，文化在社会制序的生发、型构、驻存和演进中，无疑起着某种“原发性的”或者说“内生性的”作用（韦森，2003，第154-155页）。”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解释中国独特的发展路径无疑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而难以被主流经济学所承认。也正因为经济学对文化价值观的排斥，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社会学家、家成为从这一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的先行者。

在对近代中国经济停滞的解释上，英国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的认为中国是“官僚体制”，这一制度的存在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而欧洲是“贵族式封建体制”，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后，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便诞生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批驳了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他认为“本来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出奇的体制，应特殊需要而产生。”“资本主义虽为一种经济制度，在社会里造成一种系统，促成政治外交科技多方面的改革。” 对于“为什么中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他的回答是“因为她志不在此。她不仅不能产生，而且一向无意于产生。”具体来说，“中国是大陆型的国家，重农抑商已久，是传统政策，重生产而不重分配。不仅整个领域自给自足，而且各府县也要遍种桑稻。加以中央集权，长期实行科举取士，使中国这个国家与社会表现出它独特的性格，所有知识分子的人生观也要根据这高层机构之需要而调整。”（黄仁宇，1997，第25-26页。）总之，在黄仁宇看来，近代中国既缺乏一个主动变革的上层组织，在社会低层组织内进行公平自由交换的技术条件也不具备，从而无法实现“数目字管理”。经济史学家戴维·S·兰德斯（2001，第474页）在分析到中国近代经济的停滞时指出：“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的国家。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兰德斯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的文化完整性”导致了了对西方科技的排斥，而一旦发现西方的强权到来时，“中国人的思想很容易地发展成了排外症。”尽管这些论述准确地刻画了事实，但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阐释。

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斯·韦伯（1995，第295页）通过对儒教与道教研究，他惊异地发现“中国尽管有形形色色的异端裁判，但是较之不宽容，起码较之加尔文清教的不宽容，有远为博大的宗教宽容，此外，还有广泛的物资交换自由、和平、迁徙自由、职业选择自由、生产方式自由以及丝毫没有对商人习气的厌恶：所有这些都未能让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出现。正是这个典型的营利之国反倒可以研究：营利欲、高度甚至极端推崇财富以及功利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身，都同近代资本主义了无缘份。”韦伯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理性主义”与清教徒“理性主义”的本质不同，他（1995，第299页）认为“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理性的适应世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正因为如此，中国“单纯的冷静和节俭同“营利欲”和重财结合起来，还远不是典型的近代经济职业人阶层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产生这种精神。”从这一认识出发，韦伯预言说，“从一切迹象看，中国人有能力，甚至比日本人更有能力吸收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都在近代文化领域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1995，第300页）” 。

现代化理论重点关注了中国传统的变革。S．艾森斯塔德（2002，第1101页）认为，“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的同一性以及文人所独有的特征，都有助于维护一种停滞的新传统主义的统治，而这种新传统主义不断强化着中国文化的非改造取向。在现代化的第一次冲击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面对着从下列事实中产生的种种问题，这种事实就是他们的基本文化象征是深藏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的。任何政治革命或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对文化秩序的抛弃和文化秩序的瓦解。同样，在意识形态上过分强调对社会—政治现状的支持，也很难将新的象征定型化，以使相对独立于以前秩序的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合法性。”依田熹家（2002，第1110-1145页）对日中两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并存型（兼容型）的，而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非并存型（排他型）的；在对外来文化摄取形态上，日本是全面摄取型的，而中国是部分摄取型的；在社会的协作关系上，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忠、义理的社会），而中国是亲族协作型（孝的社会）；在形态上，日本是普及—能力提高型，而中国是选拔—目的达成型。在对比的基础上，依田熹家深刻地道，“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自的文化体系。相反，日本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原始文化体系，但具有经常吸收先进国家文化以提高自己文化的传统。”正因为如此，日本才能在大量引进、消化和发展外国文化上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则不能。

上述的解释无疑都具有一定的依据。其缺陷在于既没有一个统一的范畴和理论体系，也难以与现代主流的理性选择理论相结合，不具备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但不能否认的是，从文化价值观视角解释中国发展路径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须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本土经济学的发展而言，促进以文化价值观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实际上，只有借助于文化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才有可能去理解“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冲突对于制度变革的意义；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为什么“解放思想”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才有可能解释中国渐进式改革为何能够取得成功，而那些照搬西方法律制度的转型国家却陷入困境。上述这些问题都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而从中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却有可能在直面历史时构建起包含文化价值观变量的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这恰好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长处，也是中国经济学能够为现代经济学作出独特贡献的地方。二、：文化成本范式

对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导致了新旧文化学的分野，旧文化经济学是以文艺和文化产业、文化政策为对象，而新文化经济学则仅从文化是特定的价值观体系这一界定出发而加以经济学分析的。深入来看，新旧文化经济学本质上的差异则在于具有不同的范式。

旧文化经济学的起源通常被追溯到1871年Ruskin J.的论著，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自我实现，并主张将文化与价值放在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内，试图将金钱主义与文化艺术统一起来。Ruskin J.的观点在20世纪进一步从文艺价值论为文化产业论与文化政策论。前者的代表人物是Baumol W.J. & Bowen W.，他们研究了文化产业的一般特征，认为文化艺术的消费者具有高所得、高学历的特性，文化艺术具有正的外部性等特性。后者由凯恩斯开始，他认为政府是文化政策的志愿者，要求政府虽然经济支持文化活动及文化产业，但应保持一定距离。此外，Frey B.S.与Pommerehne W.W.从制度角度研究了文化政策，提出要同时重视文化艺术的供给者和消费者。Peacock A.奠定了“文化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他的实证分析表明，通过和，消费者的偏好会变化，文化消费具有不减少效用的特征（金相郁，2004）。之所以将上述研究统称为旧文化经济学，是因为其研究对象是文化实体，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则主要是经济学特别是产业经济学。而所谓的新文化经济学则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更重要的是在理论范式、分析方法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首先，新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集中于价值观体系这一文化的最本质最核心含义上。价值观（values）代表着一系列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类型或存在状态更可取。每一个价值观都是由人们对某一方面的“价值判断”或“意义”思考所构成。从心来看，价值观则是一种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手段和目的的选择。价值观体系通过人们赋予自由、快乐、自尊、诚实、服从、公平等观念的相对重要性程度而形成层级（斯蒂芬·P·罗宾斯，1997，第175页）。例如，家调查系统（CESS，2004，第5页）在调查企业家价值取向时就设置了一般价值观（包括品格、工作成就、法治、个人与社会关系、金钱与权力等）、职业目标和生活目标价值观、企业经营发展的价值观等多方面。如果将任一方面的价值观用集合Ai表示，特定的多方面价值观组成的文化价值观拓扑集合则可表示为A={A1，A2，…，Ai，…，An}。将文化具体化为价值观体系进行经济学分析，一方面是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是由多个价值观组成的，正是价值观将某个特定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也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各种文化制约和引导了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值观更具有可操作性，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可能。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所依据的基本原理是选择理论。要将文化价值观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至少需要存在三个前提：（1）文化价值观是可以选择的；（2）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对人们的影响符合“连续性假设”；（3）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与偏好稳定的基本假设相容。对于这三个前提的否定回答使绝大多数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关闭在“经济分析”的大门之外。现在是需要认真讨论这一的时候了。经济学是以推断人的行为来解释现象的。要使推断成为可能，经济学的第一个基础假设是：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经过选择的。这一假设是研究的出发点，究竟在事实上人的行为是选择的结果还是盲目的结果，那并不重要。从这一假设出发，你只要承认习得和遵从文化价值观是人的行为，那就不能拒绝说这些行为不是选择的结果，从而也不能将其排除于经济学解释的对象。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在研究方法论上采取的是个人理性行为假设。准确地说，在人们所具有的信息和理解程度的限度内，在实际存在的选择范围中，人们试图对文化价值观作出理性选择。或者说，正是个人通过对价值观的权衡选择才形成了特定的文化。一个现存的价值观体系能提供给人们有关如何取得回报和避免代价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对现实的观念简化或模型化，它不仅指导人们的行动，而且能够节约人们决策的成本，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所在。在此，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理性的行为者选择“消费”的一种“商品”，就像他们消费有形商品时权衡代价和收益一样。坚持主流经济学的理性行为假设方法论是因为，人们对特定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坚持和放弃一般是建立在代价/收益的基础上的，因此是理性的行为，这与人的其他行为是理性的完全一样。从这一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出发，我们不把某种文化的存在归结为无知、迷信、谬见、或者是“洗脑”的结果。这一方法论也决定了对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理性假设的又一个新拓展，也使新文化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能够在统一的框架内相容。

文化成本分析范式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既然个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或者价值观体系（即文化）是基于对回报与代价之间的权衡，那么他们对特定价值观的评价就准确反映在他们所愿意付出的代价上。他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或者说他们出的价格是多少呢？这一代价体现为人们接受某一文化价值观体系所要付出的物质的、社会的特别是心理上的代价。测量一个人对特定文化价值观体系付出代价的昂贵与否的一个简易方式，是观察要求其遵循者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事情的多少。例如社会关系受到限制与外人强加的歧视等。

上述的代价无疑可以恰当地称之为文化成本，它是指人们信奉或遵从某种习得的文化信念（或价值观体系）时所放弃的最高的心理与货币代价。由于人们普遍地遵从特定文化观念，因此，文化成本也是同样广泛存在的。具体来说，文化成本一般包括认知成本、心理成本、认同成本、信仰成本等内容。从文化成本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可实证的命题来解释大量与文化观念有关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可以深入分析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揭示出制约个别企业、地区及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文化成本理论的提出似乎并不困难，然而，人们认识到达这一点时却经历了长期的努力。阻碍这一认识的形成有两个思想成见，一是拒绝承认文化现象可以进行经济分析；二是认为文化观念不是可以选择的，而是人们“社会化”或模仿教育的结果。因此，尽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了文化对人们行为影响的重要性，但这些思想小溪并未能够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但是这些思想渊源却成为文化经济学新范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的营养来源。

文化成本范式是解释个体与群体存在复杂价值观选择的有力分析工具。文化成本范式的研究方法是以一些有一般性的行为假设、公理或定律——如人的自利假设来约束行为；另一方面，又要指出一些限制行为的局限条件或情况，这样就可以推断在怎样的情况下，人的行为必然会怎样；而情况若有所改变，行为也就一定随之而变。当然，我们所关注的局限条件是当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不变时的文化成本。尽管文化成本在现实中是难以衡量的，但总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方法按照其大小给予排序，从而提出实证性的命题。事实上，一些研究成果已经显示了文化成本范式的可行性，尽管在这些研究中文化成本被具体化为“道德成本”、“信仰成本”、“心理成本”，然而其研究思路是相似的。

三、理论体系：从文化选择到文化变迁

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新文化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可以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文化选择理论、文化区位理论、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文化变迁理论。其中，文化选择理论是学科的基础理论，而后三个理论为应用和实证内容。四个理论既有内在的层进关系，也有各自的侧重点，具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文化选择理论是整个新文化经济学的基础，它主要是将价格理论的一般原理扩展于文化价值观领域，并对引入文化因素后的理性行为假设作出阐述。文化选择理论直接推导出的两个重要概念是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这两者尽管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却代表了不同的研究路径。与一般的成本和资本相比，文化成本和文化资本更加注重主观的心理方面的内容，而不是物质的或货币的内容。

从文化选择理论出发，进一步的工作是解释人们对不同区位文化选择和替代的原因。按照通常的认识，文化区位上分布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意识形态与科学假说等多种价值观集合。文化区位理论既将各种文化现象统一在一个框架内研究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又有利于深入任何一个子集合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

文化与经济发展理论是文化选择理论的静态应用，它一般从文化成本范式出发，研究文化观念与各个经济发展主体、活动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一部分的内容既丰富又贴近现实需要，当前已完成的研究成果大多体现在这一领域。依据分析的视角，可以大致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各类经济发展主体如何通过特定文化价值观来形成竞争优势。具体如企业家价值观研究、企业文化经济分析、区域文化经济分析、转型与文化、国别文化经济分析及文化全球化等。第二类则从特定的文化着眼，研究它们的形成与转变，包括消费文化研究、投资文化研究、创新文化研究、诚信文化研究、欺诈文化研究等。

文化变迁理论则引进了时间维度，它是文化选择理论的动态应用，既包括了对文化变迁的方式、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也强调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技术变迁的关系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有望更好地理解路径依赖现象和制度变迁的实质。在引入经济史和文化史的资料时，文化变迁理论还有助于理解上存在的大量经济增长与停滞、收敛与扩散的现象，扩展人们对于经济效率的理解。

本文对新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描述都只能是一幅“草图”而非“指南”，是一种整合而非独创。事实上，如果文化经济学的新范式能够成立的话，那也一定是在广泛接受批评与建议之后。无论理论体系如何安排，对文化现象及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解释则肯定是会取得进展的。

四、展望：意义与可能

新文化经济学多种范式在中国的兴起不仅提供了解释中国经济停滞与复兴的可能，也为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新的能量。借助于新文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可以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重新解读中华文明鼎盛和衰落的秘密。事实上，缺少了这样的分析范式，经济学只能放弃对中国历史变迁的解释，这也就造成了我们难以真正理解远至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佛儒之争，近至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同样我们也无法解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倒退和围绕着改革开放的激烈思想交锋。这些文化冲突、交流、濡化、融合与毁灭的事实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潜在的主导力量，学者总是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观念的保守，但却很少有人尝试去探索人们在进行观念选择时的约束。

新文化经济学并不仅在解释长期的历史事件中具有优势，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经济增长差异和企业发展状况同样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释。例如，温州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绝不能单纯归结为制度变革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特定地区的文化底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不能趋同。对于个别国有企业业绩斐然和许多民营企业昙花一现的反差，只有从企业家个人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角度才能深入解释竞争优势的源泉。

为解释中国发展而兴起的新文化经济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在中国，它也将对经济理论产生重大的影响。首先新文化经济学会继续突破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传统经济学的视野里，个人的价值观、理想、个性全部被抽象掉，这必然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一些主要方面。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深化，无论是“有限理性”的提出，还是行为经济学关于“认知偏差”的结论，都是对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修正。当新文化经济学将文化价值观因素加入人的行为变量时，这必然导致理性行为呈现出复杂表现，拓宽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更重要的是，文化价值观因素的引入，必然迫使经济学家去思考和面对偏好稳定的假设是否合理。既然我们承认文化变迁的存在和个人价值观的变化，就必须去处理经济学所忽视的偏好理论。

其次，新文化经济学将深化人们对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理解。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不满于将制度变迁单纯归结为“路径依赖”，因为人们对于路径依赖本身仍然是理解不多的。对于历史上大量的“发展陷阱”和“制度停滞”现象，经济学仍然缺乏深刻的认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文化价值观因素至少是其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制约因素。理解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过程，要求新文化经济学提供一些启示。而对于大量转型国家路径选择的差异和结果的不同，也需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上来思考。

再次，新文化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能够作出独特的贡献。在经济增长的收敛问题上，地点的文化差异将提供一些深刻的答案。而从发展首先是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看，忽略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和变迁，我们既无法评价发展的成果，也难以提出一般性的发展途径。而一个国家真正谋求发展和增长，也必须切实考虑到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的制约作用，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实际上规定了何者是真正的发展。

作为新生的文化经济学，能否真正实现与主流经济学的对接和融合，最主要的是实证研究的支持，只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才能为这一理论提供基础。然而，对于文化价值观变量的考察和比较是困难的，必须借助于新的方法，例如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和其他学科的方法，最主要的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从现实中去发现重要的局限条件及其变化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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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为经济学的理解篇8

关键词：经济学隐喻；实在性；模型；经济学方法论；

作者：殷杰，祁大为

由于经济学不能提供对事件的具体预测[1]，而经济学家主要支持的却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准则[2]，因此，这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内容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有关经济学知识如何构成及其获取方式的探讨，直接关系到这门学科的认知地位和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在经济学方法论的近期研究中，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研究在化解上述困境方面有所贡献，然而也形成了新的矛盾。经济学修辞学的代表麦克洛斯基(DeirdreMcCloskey)认为，因为波普尔传统在科学哲学中根深蒂固，所以由其所形成的方法论不能合理地解释那些实践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她主张回到“实践”，尤其是要关注经济学家的实践带给方法论的启示。经济学批判实在论的代表人物劳森(TonyLawson)认为，方法论者专注于认识论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意义，即这些理论忽视了关于社会经济现实本质的预设[3]52。劳森主张要找寻经济学理论的本体论前提，并对经济实在的本质进行概念化，也就是要对经济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构成加以探讨。在面对经济学方法论究竟应该是“理论导向”还是“实践导向”这一问题上，科学隐喻作为一种说明框架逐渐引起了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的关注。此外，“模型”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辅助工具，在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中有着频繁的运用。本质上说，经济学隐喻和经济学模型在实在性上有着很多的共同点，甚至一致性。因此，针对上述两个“导向”的争论，本文跳出传统方法论的规范性和非规范性争论的态度，在探讨模型这一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质的基础上，采用隐喻话语分析的方法来化解经济学的困境和方法论的分歧，进而说明隐喻分析方法不仅是更新经济学方法论的可行方案，而且还深深“扎根”于“实在性”之中。

一、作为理论建构和实践工具的经济学隐喻

在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解释学和修辞学三大转向过程中，传统上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进入到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研究者的视野之中。此后，隐喻在哲学上的价值也逐渐体现在了认知的内在性、本质性的本体论层面；认知功能实现的认识论层面；以及跨学科、跨视域的方法论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经济学方法论也发生了两个研究路径上的转向，分别是以仔细探查经济学家实践而不是专注科学哲学“教义”的经济学修辞学，以及旨在修正波普尔理论对经济学理论影响下对本体预设忽略的经济学批判实在论[3]51。两个理论分别在经济学研究者的话语实践，以及经济学假设的、未被观察到的经济实体(economicentities)和机制进行概念化的研究对象投入认识的过程中都着重强调了隐喻分析方法。传统上仅作为修辞手法的隐喻由此进入了哲学基础的阐发以及寻找其本体论意义的活动中，这对于经济学理论建构和实践的实在性分析，乃至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语用学为经济学隐喻分析提供了基础。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写道：在语言的起源时，几乎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比喻，每个短语都是一个隐喻[4]。而经济学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语言为媒介并辅以假设、图示以及数学符号等的系统表征。传统上作为“手段”的经济学隐喻，其“目的性”也在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中越发凸显，尤其是有关类比、模型、寓言以及语用上的语境转换带给隐喻意义方面的探讨，给予了经济学方法论研究强烈的“指引”意味。根据格赖斯(PaulGrice)标准二分法，在我们得到语义含义(semanticmeaning)后，通过“语用推理”(pragmaticinference)推导出语义的语用含义。在这一过程中，其一，语用学强调在语法和语言意义研究过程中语境因素的作用，通过设定语用学讨论语言交往过程的普遍性前提，事实上是构造言语可能理解的先决条件，以反思该设定的有效性，进而对言语行为的规则提出质疑或展开辩护。其二，要让指称词所指有意义也须借助语用学的语境理论。在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和实践过程中，隐喻与指称相互作用确保了意义的必然性，由此，“所言”进入到了“所含”，经济学隐喻就此到达了语用层面。

我们都知道，语用学研究的是语境对话语解释的影响[5]51，经济学则研究人类针对价值交换和彼此相互作用过程中对某种规律性进行解释的尝试，语言的运用为这一切提供了交流机制。另外，经济学试图将社会制度解释为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的常规性[5]6，隐喻的使用无疑会使这种尝试成为可能，并且有效。

其次，经济学隐喻是经济学理论建构的可行方式。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学研究对象客观实在的样态往往超出主体所有可能经验观察的范围，这使得经济学语言在指称或表征一些特殊概念方面常常陷入某种困境。有鉴于此，隐喻的理论建构功能越来越被经济学方法论者所重视。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长期活跃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及使用过程中。其一，隐喻被视为发现新知识的工具。隐喻方法对于经济学理论未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构成了一种微妙的“指引”，为确定的解释和证实对象提供了明确的借鉴，针对新理论意义的探讨也因此获得了可能。其二，经济学隐喻为经济学理论赋予意义。隐喻的解释力涵盖了所有其他相关的比喻，通过对众所周知事物的描述，把已知事物的现有洞察和语词用作新的，已转变的经济学语境中的理论描述，进而形成了对新理论的建构。其三，隐喻深深扎根于经济学理论的描述和评价过程。在经济学理论建构过程中，具备隐喻特质的联系定义了经济学概念。与此同时，隐喻将我们的关注点从承载者(基体)转移到了隐喻本身，经济学隐喻中的“联系”定义了知识，由于持续性“联系”的变化，达成了不同的结构、组织、技术或者其他有关经济学的认知，新理论由此形成。

最后，经济学隐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实践”指的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通常由经济学家在研究和分析过程中使用的观点、理论、研究策略、测量技巧、说明假设和对象描述等组成[2]96。上述的每一种实践方式都与隐喻密不可分，甚至还需要借助于假设和隐喻建模来展开相应的说明。实际上，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借助于一事物对另一事物进行诠释或理解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隐喻的存在方式已不局限于修辞手法或语言游戏，事实上隐喻已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实践的有效方法，甚至已经成为经济学家概念系统的“加工厂”。进一步来说，隐喻的存在方式已渐变为，如何使用经济学语言来描述经济实在“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经济学隐喻的实践价值具体体现为：其一，隐喻为经济学实践提供了话语媒介。由于实践经济学家无法做出对研究对象的全称判断，也不可能做出经济世界与经济语言完全一致的描述，通常经济学家采用的策略是将经济世界和与之相应的语言置于约定的定义之下，运用隐喻的“连接”，将二者的相似点和一致性设置成为衔接点，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修正，使经济学话语的逼真度逐渐接近经济世界的本质。其二，隐喻化解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间的冲突。理论化并非经济学本质，理论之外的实践也并非缺少意义。经济学实践和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搁置了理论优位视角，在实践过程中也常常发现经济学理论系统内以及实践与理论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乃至冲突。那么，如何理解这种相互作用呢？用黑格尔的话来说：“相互作用”已经达到了具体概念的“门口”，但它还属于“本质”论中的“反思范畴”，尚未达到对立统一的认识———“概念”(“具体概念”)[6]。这也就是说，在试图找寻经济学实践与理论谁决定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发现，经济学所用的概念往往存在问题。要么是概念过于抽象不明确，要么是它们在经验中的适用范围缺乏明确界定。隐喻允许我们依据一个经验领域去理解另一个经验领域，这表明理解是依据经验的整个领域，而不是孤立的概念[7]，而概念化经验的方式正是隐喻功能的实践价值所在。

通过审视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作用我们发现，概念作为经济学实践与理论的本质性存在，其精神内涵是借助于隐喻来实现其具体表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隐喻本身就是经济学概念的“精神”。另一方面，从实在性角度来讲，隐喻作为科学说明的重要方式，其为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之间提供了意义转换的媒介，同时，隐喻还是由科学共同体约定的一种对客观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描述，以及对社会世界实在性的结构表征，而科学思考的特征是模型的使用[8]。事实上，模型可以利用隐喻，均衡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把模型应用于理解社会实在，模型本身也就成了隐喻[9]。因为，模型在本质上是要排除掉干扰因素，把变量用可衡量的值隐喻地表达出来，并依据隐喻的非定义性固化指称模式(non-definitionalmodeofreference-fixing)来构造模型变量变动本质的可捕捉的前提，在经济学模型建构过程中这种隐喻的使用尤其凸显了其实在属性的重要性。

二、经济学模型的隐喻实在性

作为经济学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模型一直是经济学家与经济世界交往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于经济学模型实在性的探讨也关系到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前提。通常来讲，经济学家仅仅把模型视为诸如启发式的工具、理论的解释或预测的方式。然而，随着有关经济学模型事实和虚构对立关系研究的深入，其讨论的实在性指向日益明显。

对于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来讲，模型的运用早已司空见惯。尽管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者对各类模型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模型与建模作为经济学中具有主导地位的认知方式，却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事[10]。在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建模做的工作就是从一个截然不同的学科或建模传统中选择一些新的隐喻元素，将它们做一系列改进并应用在经济学家现有的理论框架上。因为，一个足够好的经济学模型能够做出准确的进程简化，还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因果性箭头而获得大量的知识[11]。

由于模型的工具属性早已在经济学共同体中获得认同，因此，针对经济学模型的有效性进行解释，进而对经济学模型展开基于隐喻实在性的说明，这对于澄清经济学隐喻和模型的关系，揭示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本质就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模型的实在性

经济学刻画的是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及其对这种关系内在结构实在性的表征。而经济学模型的本质属性就是为描述人与经济社会的关系以及为描述这种关系的内在结构提供一种途径，一种可能。那么，一个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就应该具有描述真实与虚构联系的可信性、本体论承诺下的信念、表征抽象的经济要素等特征。本质上讲，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其他事物的模型。经济学模型成立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建构所获得的经济实在在多大程度上与含有虚构成分的模型相一致，也就是模型实在性的说明问题。

首先，经济学模型描述的是某些事件的可信状态。经济学模型的可信性来自模型中假设之间以及模型与真实世界因果结构之间的指称一致性[11]12。因为，经济学模型是一种与真实世界并行不悖的抽象概念，而且模型世界要比真实世界单纯得多。模型世界的建构过程是从真实世界出发，去除干扰因素，并指称真实世界与之对应的指称物的这样一个过程。尽管模型描述的与事实有出入，但却是可以置信的世界。这种可信性使得我们的研究从模型世界归纳推论进而来到了真实世界。

其次，经济学模型的本体论信念(ontologicalconvictions)具有实在性。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信念只有属于某个社会团体或社会群体(socialpartyorgroup)，它才有存在的前提[3]3，在经济学共同体内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领域，熊彼特最早使用了“洞察力”一词来描述经济主体的信念实在性，这是经济学中本体论信念的早期形式。众所周知，经济人这一概念有着长期的、变化的历史。在历史上经济人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目的、认知或更多其他的能力、以及对他人采取的态度等等[11]19，信念的实在性伴随着“经济人”这一术语发展的整个过程。因此，本体论信念作为经济行动者(economicactors)的本质属性就有了经济学建模的可能基础。本体论信念通常表现为有关本体的世界观，例如，在模型建构的过程中，假如我相信决策是经济人做出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原则作为建模的基本信念。假如模型中存在消费者偏好，市场失灵等不确定性的变量，那么我们就会采用与之不同的建模策略。最后，模型是经济实在结构抽象的表征。抽象，意思是用单方面或片面的方式看待某一事物，这种方式在经济学中是不可或缺的。其目的是使一个具体实体(entity)某个部分或方面的特点更加鲜明，从而更好地理解该实体。在建模过程中，当抽象被巧妙地运用时，它能够让我们接近或理解一个结构化的、动态的、整体的实在。[1]231劳森认为，关注一个经济学对象的某些特征而忽略其他特征是一个典型的抽象化过程。当然，选择一个关注点会带来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分析观点、概括水平，以及与二者都有联系的时空延展问题等。

在经济世界中，虽然模型具有实在性，而且还可能帮助我们把研究对象看得更加通透，但是，它们仍然会留下一些盲点，因此，我们不应只靠一套模型来理解未可知的未来。那么我们如何来克服这个问题呢？经济学隐喻中的新隐喻向我们暗示了理解实在的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可以使我们摆脱看待隐喻和模型问题的惯有思路[9]106。

2.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同构实在性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所强调的模型的清晰化、精确性、客观性和形式化等特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恰当的经济学模型应该依据事实来进行建构，把通过分离出现实中关键的因果联系作为目的。由于科学思考的特征是使用模型[12]，还因为经济世界不仅是由经验中直接给出的事件构成，还包括尚未被观察到的或者也许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实体、结构和机制等等，基于此两点，经济学隐喻的本体实在性在经济学建模过程中就被日益清晰地阐发出来。

按照罗姆·哈瑞(RomHarré)的思路，我们可以用两个特征来描述一个模型：模型主体(modelsubject)，即模型表征了什么；原型领域(modelsource)，即这个模型的基础(basis)。模型来源于主体之间的关系，可被用于区分两种类型的模型：拥有相同主体和来源的模型为同胚模型(homeomorphicmodels)，而主体和来源不同的模型为变形模型(Paramorphicmodels)，批判实在论认为变形模型对于科学具有根本性的作用[8]497。科学通常使用的是变形模型，因为理论构建的任务通常是更好地说明我们尚未充分理解的事物，而不是为那些我们已经熟知的实体或事态构造模型。

回到经济学领域，变形模型利用我们对于模型来源的理解来启发人们做出存在的假设，去思考那些可能解释主体行为的各种推定实体(putativeentities)、关系和因果机制。也就是说，变形模型提供了尚未被人们观察到的推定实体、联系和机制，并把它们作为存在的侯选答案，这激励着经济学研究者从复杂的研究中确定那些假设的实体是否存在。通过这种方式，变形模型为经济学提供了一种因果框架，还提供了进行说明所需的理论术语和假设实体。

经济学隐喻在这种变形模型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其一，关于经济学模型的说明离不开隐喻。如果从一个经济学对象或事态与其他对象或事态的相似程度来看待这个对象或事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假设的，那么它就是一个经济学模型。经济学隐喻与模型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在于隐喻的说明需要建立在底层模型(underlyingmodel)之上；当我们在隐喻的基础上讨论事物时，我们就有了一个经济学模型，因为隐喻意味着受众(audience)会用其他事物来理解当下谈论的经济学领域中的事物。也就是说，经济学隐喻暗示了一个模型，而经济学家可以通过这个模型尝试说明他们的研究对象。换句话说，当我们在模型基础上说话时，我们就是在用隐喻的方式说话，因为我们使用了体现经济学模型来源的术语来谈论模型主体。其二，模型的反身性依赖于经济学隐喻的运用。个体的经济学知识会反馈到他们的经济行为中，而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知识也会反馈到经济政策的建议中，这就使得经济学具备了反身性特征，这种特征是自然科学所不具备的。最近的文献关注的就是这种反身性特点带给经济学的各种操演(performativity)，特别是在金融模型的语境中[10]50。经济学的各种基于模型的研究策略虽然与自然科学研究策略颇为相似，但同时经济学也与其他社会科学在解释学特征方面有着一致性。由于经济学部分上是基于日常概念的，而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的我们却或多或少地对于各种经济学现象有着某种程度的先在的理解。另一方面，经济学隐喻提供了一个模型，经济学家可以利用这个模型理解和建构他的研究主体。隐喻在经济学建模中的任务就是确定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中那些未知的实体和机制，这时，隐喻的作用在于它并未去重新命名模型中通过其他的常规方式可以确认的部分，而是通过提出新的解释性范畴和假设新的实体和机制等来促进经济学家对模型的研究。由此，我们对模型的认识就成了对隐喻的认识，反之亦然。

科学思考是通过模型来进行论证的，模型的应用借助于一种外部事实和一种想象事件或一个尚待解答的问题。由于经济学对象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很难由准确、清晰的科学话语来表达，因此，经济学对存在的表达不得不向具有模仿功能的隐喻求助。从模型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隐喻就是典型的科学思考方式，经济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理解或说明经济世界的事实，隐喻描述在有关事实的展开过程中通常使用的是故事的呈现方式，这正是典型的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种体现。因为故事既不“仅仅是启发式的”，也不“恰好是修辞的”，而是把模型贴上标签在使用过程中来发现模型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隐喻“故事”式的呈现方式让理论经济学研究者把研究聚焦在具有描述性的模型上。这种描述方式使得模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真实经济世界的描述，而非“理想的”模型[11]178，这同时也是隐喻实在性存在的一个典型说明。

三、经济学隐喻实在性的本质

经济学修辞学和经济学批判实在论都将隐喻视为分析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方法，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来探讨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经济学修辞学认为：经济学就是漂浮在隐喻之上的[13]，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则主张“类比和隐喻的逻辑”[8]487。那么，从探讨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性角度来讲，更好的方法论应该能使我们用一种明确的方式确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本质。该本质应尽可能地独立于经济学理论对各种研究对象想当然的表征，从而被当作社会实在的一部分来看待[1]45。因为，在社会实在这个问题上，人类主体成为了核心概念，而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具层次化的本体论图景[2]92，在经济学方法论多元化发展趋势下，将经济学隐喻进行实在性分析，对经济学本身乃至经济学哲学无疑具有重要的本体论意义。

1.经济学隐喻的指称实在性

语言与世界的一致性关系是社会实在研究的主流方向，并且研究通常聚焦在符合论真理观基础上的语言与存在实体相对应的指称问题。经济学批判实在论在主张类比和隐喻逻辑的同时也强调了这种指称的趋同性，由此，隐喻的指称问题就成为了有关经济学隐喻实在性问题探讨的核心部分之一。

首先，“指称”是一种经济学研究者的实践。通过隐喻指称，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可行的方式，将另一个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共同熟悉的某个事物上面。同时，指称也要受到特定语境中说出一个话语的说话者的影响，而不是受到个别的词汇术语(词根)本身的影响[8]488。经济学术语同样包括“涵义”(sense)和“外延”(denotation)。一个词根的“涵义”就是它的字典定义。“外延”指的是词根与它在经济世界中所指谓的事物，也就是指谓实体与事态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货币银行学的语境中，词根“流通”指谓的是货币流通。其次，指称是经济学隐喻获得意义的途经。根据术语学(terminology)对隐喻本质的描述，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用来指称研究路线、重要意义、操作规程(protocols)等。术语的意义能够为经济学家指出指称所特有的认知路径，由此，隐喻指称就成了术语获得意义的可靠方式。例如，“机会成本”是相较于传统“会计成本”而提出的决策分析术语。“会计成本”指称的仅是可还原为单位货币的计算，而机会成本则指称做出某一决策而放弃其他若干可能收益中最大的那一个，同时还指称了“机会成本”的成立前提，即资源稀缺、资源的多用途、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以及资源可自由流动。显然，“机会成本”的指称涵义与经济世界的本质对应的更合理。这样的例子还有“挤出效应”、“边际效应”、“木桶原理”等等。这些例子反映出隐喻在指称上能够适应经济世界的因果结构这样一个互动、辩证的过程，也体现了隐喻对指称物指称上的成功。另外，我们发现了隐喻在经济学术语的使用中具有了指称连续性的特点，这是经济学隐喻指称意义更进一步的说明。最后，指称是经济学隐喻分析的前提。在经济学家尚未对理论的指称物形成最终描述的时候，隐喻此时作为一种非定义性固化指称的模式在发挥着作用。进一步来说，一个指称表达可能与实际情况有出入，但是这并不妨碍受众去挑选出指称表达所指称的指称物。在经济学共同体认为指称与指称物发生了较大的偏离(无论正负)，也就是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时，隐喻指称所提供的认知路径以及指称仍然能够得以维系，这就是指称实在性的本质特征。例如，对“资本”一词的理解离不开“资本增值”这一语境。如果我们要说明资本是否有增值属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那么，现在假设资本持有者通过使用“血液流动”这个由隐喻构成的理论术语而试图去获得资本运行机制的指称路径，这里“血液流动”指称的就是类似于资本在流动过程中实现增值的一种假想的机制。我们的隐喻获得了这样一种指称实在性的观点，并可以解释资本持有者投入到资本保值和增值的经济活动当中，于是经济学家就会得出下面的结论：资本流动就是血液流动。“流动”这个术语的意义是在人体血液循环这个语境中得到的，它促使经济学家尝试去用这个词来指称资本运行中的一个假想的部分或方面，并使我们对指称物实在本质的理解得到了强化。

2.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实在性

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社会科学中，隐喻的价值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根据结构实在论的主张，隐喻原则将文化内在的深层结构转换为一种浅层结构，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恰恰是通过这一方式来实现的。而从本体论出发，如果知识是可能的，那么科学家的语言和概念结构必须与世界的因果结构相适应[8]491。在经济学领域，隐喻在结构化非经验对象，也就是说在解释不能被还原为经验事件的经济学对象过程中，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修辞，更体现为一种人们对经济学对象进行认知与思维的，本质性的实在结构。

首先，经济学隐喻是认知结构上的极简表达。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多样性和异质性等特点，人们有限的认知能力无法对经济世界全部知识进行有效的描述，因此，根据“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的准则，隐喻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奥卡姆剃刀”的本质属性，其一般句法形式是“S是P”的主谓结构。例如“市场是看不见的手”、“效率就是金钱”就是典型的经济学隐喻陈述句。无限多样的经济世界由此通过意义映射的连接，使经济学概念成为可认识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构。其次，经济学隐喻结构的“能指”本质。“能指”是语言符号单位“音响形象”指称的替代，能指并不代表“音响形象”发出的实质性的声音，也不是一个纯粹物理的东西，而是声音在我们意识里形成的一种心理印迹[14]。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家心理印迹的形成依赖意识中的联想关系，通过联想关系，经济学语言展示了其社会性这一内在特征。因为经济学语言离不开社会现实，经济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样离不开主体意识和主体意向性，隐喻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架起了桥梁，其内在结构的张力在经济学语言与社会实在之间反复作用，意识中的这种心理印迹所表征的内容因此就与经济事实无限接近了。再次，经济学隐喻塑造了“因果”机制视域外的可描述性结构。实证主义经济学提倡用符合根本性的因果力或机制的方式对经济学现象进行描述和分类，而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均是动态和变化的，那么，“在世界的连接处断开世界”这种实证主义认知策略便不可能实现经济学的可靠描述。由于隐喻非定义性(non-definitional)结构的存在，在面对经济学研究中诸如理论的重大变革或重构，以及面对实践中新观察或者新现象出现的情况下，运用对指称物的指称，经济学描述依然可以实现，并且能够使经济学理论和实践中术语的指称涵义得到改善。最后，经济学隐喻的语言结构与施喻者和受众的语境同构。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特定的语境(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语境)中展开，并且科学研究的结论也需要在语境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理解[2]3。在经济学中，隐喻的表达与接受必须基于特定的共同语境，施喻者在语境中表达某一隐喻，受众在这种语境结构中调整语词的内涵，选择描述对象某一属性的相关度，从而在描述对象内涵的选择与遗弃中建构认知背景，以理解此隐喻。脱离了这种语境，我们则无法理解经济学隐喻的所指为何。由此来看，经济学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词汇的替代，即一个词取代另一个词，还是“一种相互的借用和思想的互动，语境之间的交换”[8]495。

综上所述，在考察经济学隐喻的本质结构时，采取实在性视角可以帮助经济学研究者准确把握杂多的现象，远离孤立的、暂时的事件，进而打破经济学领域中对隐喻已有认识的局限。例如，对溢出效应理解本身就是对个人或者厂商行为所带来外部性的一种描述，也是决策附带积极或消极后果的一个说明。我们对溢出效应的理解通常是借助于寓言或者故事来辅助的，其内在结构也是在这种隐喻的展开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这种结构就是可表达性、可理解性以及隐喻自身的逼真度等特征的各自呈现。从隐喻结构的实在性角度来讲，经济学隐喻的结构就是其自身内在逻辑的再现和展开。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