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范文

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篇1

一

土地私有制是指由私人掌握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处置转让权、收益权等完全产权的土地制度。所谓土地私有化，极端的说法就是所有土地都实行私有制，更多人的看法可能是指存在土地多种所有制的情况下主要实行私有制。本文理解的土地私有化是指农村土地（主要是耕地和宅基地）实行私有制的过程和结果。如果土地私有制不是主体，就不能说是土地私有化了。

在人类社会发展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私有制特别是土地私有制，在其兴起和发展的时期，都曾经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奴隶社会早期和中期的奴隶主私有制，还是封建社会早期和中期的地主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私有制，都曾经带来生产力的新发展，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发展。但是在这些社会的后期或晚期，私有制无不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有的私有制无不逐步被新的私有制取而代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将会被社会所有制即公有制所取代。

正确判断中国现在到底应不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主要是农地私有化），首先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所有制和人类社会经济制度演进的大趋势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科学性，并没有过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社会长远的发展方向。虽然私有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拥有存在的合理性，还有生命力，也具有不能完全替代的作用，但私有制必然存在的剥削、不公平、贫富两极分化、与社会化大生产矛盾等自身无法克服的根本性缺陷，决定了私有制不会是永恒的，不可能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所有制形式，最终还是会走向消亡，被本质上能够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的，更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新的更先进、成熟、完善和优越的社会所有制或公有制逐步取而代之。

正确判断中国现在到底应不应该实行土地私有化，还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人口、土地和三农的特殊性。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是：人地矛盾（人多地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小规模分散经营与规模经济的矛盾、农业自然条件的弱质性与农民致富的矛盾、农业落后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矛盾、工业化和城镇化与三农问题严重的矛盾。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

无论是从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从维护农民利益来看，土地私有化的主张都是错误和有害的。

1.历史事实证明土地私有制并非万能。

私有制不是万能的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土地私有化不是“三农”问题的出路。中国曾经实行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农村始终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始终没有富起来，长期陷入新朝代轻徭薄赋、均田兴农、经济发展、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土地兼并集中、地主残酷剥削、贫富两极分化、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治乱循环之中。从总体和长期来看，土地私有制不仅没有让中国农民富裕、农村繁荣，相反，恰恰是中国近代贫穷、落后、挨打的所有制根源，这不仅是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和的原因，也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诉求的基本依据。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历史事实。

有学者认为，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始终没有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农民始终没有富起来的论断，不符合中国几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史。他们反驳说，怎么解释像“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兴旺繁荣、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景象？封建制度的确曾经带来封建时代的经济繁荣，出现过所谓“太平盛世”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但是，封建社会某些时期出现的所谓繁荣，主要是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富裕繁荣，对广大农民而言，至多不过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是谈不上富裕的。即使是在“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太平盛世”中，也可以看到，既有宏伟壮丽的宫殿，又有更多的简陋平房和茅草屋。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社会动乱主要是政府官僚欺压鱼肉百姓造成的，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与土地的地主私有制无关。的确，土地兼并有可能主要不是民间土地买卖引起的，而主要是“政治性特权”掠夺造成的，但土地向官僚地主手中集中，难道不是普通农民日子难过、不满的基本原因之一吗？繁多的苛捐杂税、沉重的徭役负担、严刑酷法、横征暴敛、经济统制、穷兵黩武、吏治腐败、官僚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这一切产生的根源难道与封建地主官僚的土地私有制完全无关吗？

2.土地私有化可能严重损害农民利益。

中国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农业落后、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的农民转移就业和居住条件有限、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化会很快导致农民贫富两极分化，造成“三无”农民（无地、无业、无社会保障）大量增加，从而造成农民总体状况的恶化。解放初期，无地和少地的农民通过都分到田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但在人多地少、农业落后的情况下，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劳力缺乏等原因使得不少农民不得不卖地救急求生，重新失去土地，又由于缺乏技能和就业机会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只有再次沦为无地雇农或等待国家救助的穷人。这正是中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分散的小规模的小农经济，无法独立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家庭生活风险，难以开展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人多地少、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极低的中国，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是唯一出路。虽然中国在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过程中存在过急、过快、过猛、经营管理体制不合理等严重缺陷，但合作化、集体化的大方向是不能全盘否定的。至于说目前已经存在的“三无”农民，主要是现行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不协调等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土地公有制的结果。减少或消除“三无”农民的办法也只能是深化改革，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实现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的合理协调。

在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城镇化率达到70%，城乡统一、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以后，中国农地私有化是不是就不会导致农民贫富两极分化、不会产生大量“三无”农民，是否就可以实行农地私有化了呢？我认为依然不行。因为在城镇化率达到70%时，中国人口也至少达到14亿，农村人口仍然还有4.2亿，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后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还有2.52亿。按照18亿亩耕地计算，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只有7亩。如果按照美国的农业现代化方式，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农场，搞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经营，中国的18亿亩耕地通过私有化、市场化集中到种田能人手中，只需要200多万农业劳动力就可以了。2.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将成为无地农民，他们也不可能到私人农场去打工，因为务农的200多万农业劳动力中已经包含被雇用的农工。再加上工业化和城镇化已基本实现，城镇不可能再提供很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失地农民也难以大量进城务工经商，从而成为难以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到哪里去、干什么、如何生存？虽然他们不是“三无”农民而是“二无”农民（无地、无业），但数以亿计的“二无”农民长期靠社会保障过日子，社会保障负担得起吗？能够持续吗？又怎样致富？

有学者提出，让农地私有化，使土地向种田能人手中集聚，再由他们雇用农民种地，进行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村经济繁荣。问题是实行土地大规模集约经营的私人农场或种田能手雇用不了数量庞大的失地农民，更不谈私人农场或种田能手实行效率更高的农业生产经营的机械化、信息化、自动化、社会化，会大量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和需求，私有化和农业规模经营解决不了大部分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而且，农地私有化与资本私有化不一样。中国的资本私有化主要不是通过将公有资本分配给个人实现的，而是允许、鼓励民间投资和引进外资而形成的，资本也不是全部私有化，而是部分私有化，还有相当一部分资本是公有制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仍然处于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而农地私有化必须对所有农民一视同仁，将公有制的农地全部重新分配给农民个人，让每一个农民都能分配到同样数量的土地。这将使中国农村公有制经济完全变成私有制经济，造成多重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3.土地私有化不能保证“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就是种田者或务农者拥有自己的土地，耕种的是自己所有的土地。所谓“自己所有的土地”，可以是耕者个人或家庭拥有的土地，也可以是耕者共同所有的土地。耕者如果耕种的是别人所有的土地，包括租种别人的地或者被雇用到别人的土地上或农场里种地等，就是“耕者无其田”。几乎所有主张土地私有化的论者都认为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而实际情况恰恰是土地私有制不能做到耕者有其田，甚至有可能使土地集中在少数不种地的人的手中，造成耕者无其田。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许多农民少地或无地的历史事实就是明证。即使通过把地主的土地私有制转变为农民个人或家庭的土地私有制，也存在农民因为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经营失败、人身家庭变故等原因而破产失地的现象。土地地主私有制中的雇农、佃农，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场或家庭农场中的农业雇工，都是耕者，都无其田；相反，土地耕者集体所有或共同所有的公有制却能保证耕者有其田，因为耕者耕种的是他们自己共有的土地，除了国家必要的合理的征用和有人非法剥夺的特殊情况之外，农民一般不可能失去共有的土地。

4.土地私有化不可能使大部分农民通过卖地致富。

实行土地私有化，的确使农民有了完全的土地产权，能够按照自认为最有利的方式自由使用、处置和转让，有人只从所谓“经济学常识”出发，认为土地私有化能够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使农民得不到高额补偿就可以不转让，甚至能够要高价，通过卖地而致富。实际情况是，没有政府和制度的保证，分散、组织化程度低会使农民缺乏定价权和自由买卖权，土地转让价格不可能由农民说了算，甚至连转不转让都要受制于人；另外，远离城市和交通线，难以改变用途，使大多数农地的增值收益并不那么多。特别是中国农民人均土地少，大多数农民出售私有土地的收益不足以保证其生存，更谈不上发财致富。

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必须考虑土地为什么会大幅度增值、如何兼顾相关利益者的权益、怎样才能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能大幅度增值，主要是因为国家和其他投资者进行了“七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通气、通邮、通讯、通航，平整土地）等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建设和工商业项目建设改变了土地用途且增加了土地的需求，工商用地的经济效率远远高于农业用地，而主要不是由于农民改良了土地或改变了土地的地理区位而增值的。所以，土地增值收益必须在国家、相关投资者和土地被征用的农民之间合理分配，首先保证失地农民的合理权益，也要给国家和相关投资者必要的补偿或回报，使国家更有能力、投资者更有积极性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建设和工商项目建设。目前征地拆迁方面最突出的问题是国家和开发商拿到的土地增值收益太多，失地农民获得的太少。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不是土地公有制，而是其他相关制度和管理存在缺陷，特别是征地制度和补偿制度不合理、不完善。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深化改革征地制度，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和严格执法，加强监督和管理，确定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合理原则和比例，真正保障失地农民得到应有的补偿。

5.土地私有化会使中国农民丧失最后一条保障线。

中国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前后都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和牺牲，现在“三农”问题突出、农业还比较落后、农民收入低而且增加困难、农村比较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不能长期靠土地、靠农民自己保障。但是中国有8亿农民（包括2亿多农民工），需要的农民基本社会保障基金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短期内难以筹集起来，更何况现在政府财力仍然有限，所以在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保持农地的公有制，农民一般不会丧失土地这一条最后保障线，使得农民在城镇务工经商失败以后，还有一条退路――回家种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回流，若无地、无退路，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时国外媒体预言中国要发生大动荡，结果基本平安无事。

有学者认为，保障农民本来就应该是政府的职责，要农民用自己的土地保障自己是要“以‘土地保障’代替社会保障、把国家的责任推给农民”。我认为，保障与社会保障是两个有区别的不同的概念。这里说的“保障”是指社会居民（包括农民）的生活（主要是生存）保障，即人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丧嫁娶、教育、就业、收入等方面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或保证，首先应该由自己个人和家庭来保障，然后才是社会保障，尤其是在个人和家庭自身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更是要由社会来保障。社会保障主要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应该努力建立全社会统一的合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在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之前，人们还得首先依靠自己和家庭保障，农民还得以自己拥有或共有的土地作保障。

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不能长期靠土地、靠农民自己保障，但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农民在相当程度上还得依靠土地保障。土地私有化则使得农民有可能丧失这条不能没有的保障线，可能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三

无论是从实现土地合理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还是从清除土地腐败，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来看，土地私有化都不是出路。

1.土地私有化不一定有利于规模经营和基础设施建设。

前些年，中国农村不少地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退化、不仅年久失修而且新建很少，靠吃改革开放前30年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老本。近年来，国家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其主要原因在于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分田单干以后，集体经济实力大大削弱，往往无人关心也无力负责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土地私有化，这种现象只会更严重。

中国现在存在土地抛荒现象，虽然与农地的公有制和不能自由买卖有一定关系，但主要原因是种田的比较收益太低，外出务工经商收入比种地高而且比种地轻松，把承包地租给别人的租金太少或租不出去。土地私有化后，虽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如果种田的比较收益还是太低，一样也会出现土地抛荒。

虽然土地私有化能够促进资本下乡，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和机械化，有实力和动机开展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但在中国农民数量庞大、人多地少、土地分散在数量巨大的小农户手中的情况下，土地公有制更有利于在集体内部实现土地连片规模经营，集中力量进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华西村、刘庄、等先进的农村都是这样做的。相反，实行土地私有制在这方面只会更困难。

对此，有学者指出：“世界上仅有不超过10个大农场国家，能够有条件实现土地规模经济、产生农业规模收益，它们几乎全部是在殖民化进程中大规模杀戮当地土著、开疆拓土的产物。除此之外，老欧洲那些发达国家虽然市场化了几百年，却都没有实现教科书中才有的‘规模经济’，至今还是以小农场为主，而且2/3的农业经营者还是兼业化的”；“即使实现土地规模经济的美国，其农业也没有完全按照自由市场的教条化理论运作。众所周知，美国大农场得到的政府补贴，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多得多。”（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红旗文稿》2009年第2期）

2.土地私有化不能完全消除与土地有关的腐败现象。

虽然土地私有化可以让农民获得完全的土地产权，使得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行为更加困难，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农村干部利用权力在集体土地征用、流转和分配使用中谋取私利，但是土地私有化并不能完全消除与土地有关的腐败现象。土地是一种关系人口生存而又不可再生的有限的基本资源，具有空间垄断性、不可流动性和地理区位不可替代性等特点，其用途不可能完全市场化。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对土地的使用都有程度和内容不同的管理和限制，为了公共利益也要征地。只要有征用、管理和限制，就可能出现行贿受贿、寻租腐败现象，即使是实行土地私有制和多党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也不可避免，有的甚至很严重。

3.土地私有化会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本，有害于土地配置效率提高。

土地私有化和自由买卖不仅可能导致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聚，产生土地食利阶层，还可能发生贱卖轻甩或漫天要价的现象。贱卖轻甩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损害农民的利益；漫天要价会使土地所有者获得不应该得到的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从而加大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成本，有害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另外，有人将农地非农化都称之“圈地运动”，这是不恰当的说法，只有利用特权和暴力，强行剥夺或低价大量征收、圈占农民土地的行为，才是所谓“圈地运动”。必要的合理合法的、给失地农民合理补偿的、又不闲置浪费的征地，是在保护了农民利益的前提下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

4.土地私有化可能导致城市贫民窟化。

土地出卖以后，农民在农村无立足之地，再加上土地集中、机械化耕种，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只需要很少的劳动力，大量失地农民只能到城镇谋生。但是这种迁移不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水到渠成的城镇化，只能在城市形成大面积的贫民窟，成为所谓“城市贫民窟化”，一方面农村凋敝，小农破产，另一方面失地农民大批涌进城市而难以就业。

5.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不是土地私有化。

“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土地公有制。农业分散、小规模经营，土地抛荒、难以合理流转，土地征用和补偿不合理、部分“三无”农民出现，各种涉农腐败、农民利益受损害等现象产生的原因不是土地没有私有化，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流转、征用、补偿的制度有缺陷，经营管理有问题，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最根本的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没有实现，能够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转移，农业也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新农村还在建设之中。这些问题及其原因并不是土地公有制的必然，也不是不可克服的。因此，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不是土地私有化，“三农”问题不是土地私有化而能一“化”了之的。

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途径应该是“三化一新加反哺”，即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即农业的产业化、机械化、信息化、特色化、绿色化、优质化、多业化、高效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制度上，主要是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及其经营方式，改进和完善家庭承包经营制，建立和健全农地合理流转、占用、补偿制度，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工资制度，尽快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

四

无论是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来说，土地私有制都会动摇中国的所有制基础。

1.土地私有化不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有人认为，当今全球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恰好就是自给自足的政策，依靠贸易和交换（国内的和国际的）才能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市场完全可以解决粮食问题。他们分析说，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条件下，粮食短缺必然引起粮价上涨，刺激世界各国扩大粮食生产，依靠国际市场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有13亿人，粮食需求巨大。2010年中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当年全世界粮食出口总量为27554.5万吨，由此可见，即使把世界各国出口的粮食全部卖给中国，也远远不能满足13亿人的需求。中国粮食需求的满足依靠任何别的国家或世界市场都是没有保证、不可持续的。而且吃饭的问题依靠别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只能主要依靠自给。即使土地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利用的效率远远高于农用，也要合理保护耕地特别是种粮用地。而土地私有化让农民获得完全自由使用、转让、改变用途的权利，使得政府难以调控土地的使用，难以有效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从而影响粮食安全的保障。

2.土地私有化不利于维持社会稳定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和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往往会发生激烈的社会矛盾冲突和剧烈的社会动荡。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大规模加速推进、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和转型的情况下，在工农、城乡、地区、收入差别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特别庞大的情况下，中国之所以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没有出现严重的过度城镇化和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没有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实行土地私有化，给全体农民保留了最后一条保障线。基本保持农地的公有制性质和不能自由转让的制度安排，功不可没！土地非私有化是中国现阶段发展、改革、稳定的重要条件。

虽然不能说土地私有化一无是处、一点作用也没有，但弊大大地多于利，会造成上述许多严重后果。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反对土地私有化，完全是出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需要考虑。其实，中国土地不能私有化、农地必须坚持集体所有制，首先是从根本上维护农民利益、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防止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需要。同时也必须看到，如果土地私有化，再加上国有企业私有化，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共产党领导将失去其存在的所有制基础，这是必须引起我们党和人民高度警惕的。

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篇2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出发，在充分考虑相关困难的同时，从新的视角论述我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可能性，从而试图找出一条解决我国目前土地矛盾的有效途径。

一、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

产权要想有效地作用，必须是可处置的（可转让的）。在传统或其他制度禁止处置产权的地方，如中国禁止出售集体土地所有权，产权被束缚于一个虚无的所有者，而其他人尽管因具备更好的知识和技能而可能对该财产定价更高，却不能对该财产进行更好地利用。

保护私有产权可以激励人们积极地运用其财产和知识――包括促进人们去创造和检验有价值的信息，还可以将企业家精神、人的精力、创造性和竞争性导入建设性的、和平的方向，从而促进大量的正和博弈，这些正和博弈将汇入总的经济增长，并使社会成员更易于实现自己的愿望。

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弊端

（一）集体所有权主体的缺位

通过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反思，不难发现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本质是在建国初期通过将所有权赋予集体，通过统购统销，低价从农村取得资源，支援城市工业化发展战略的产物。换言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农民私有财产被消灭，农民被集体化的结果。国家法律规定的“农民集体”一方面是土地所有权主体，另一方面又不能作为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直接对土地进行经营管理，该规定本身就违反了所有权的法律原则。高飞（2009）等在湖北和贵州两省的调查显示，60.88%的受访农户表示承包地是国家的，而只有21.95%表示承包地是村集体的。可见，农户对于与之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土地归属状况的基本认识与实际情形相差甚远。

（二）土地矛盾的本质：公权与私权的争斗

由于政治运动和行政权力的介入，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律性质异化，使其背离了其应有的私权属性，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缺位与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的村民委员会依附于基层政府，更是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公权性质得到强化。在制度设计者的眼里，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在坚持事实上国有化的同时，国家为了获得高额土地出让金而排除制度障碍的需要，故意保留的一个很大程度上的空壳而已。

（三）集体所有权相关权能的扭曲

集体土地所有权作为私权的一种，应当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但在2006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免除了各种农业税费后，集体土地所有权之主体应享有的合法土地权益彻底虚化。另外，《土地管理法》以对耕地加强保护为由限制了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使用范围，造成了集体土地使用权能的不完全性。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可见，在我国，集体土地所有权之法律上的处分权能也不完全。

三、农村土地私有化研究的困难

高飞（2009）等在湖北和贵州两省的调查显示，30.97%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归国家所有最好，0.21%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归乡（镇）集体所有最好，12.9%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归村集体所有最好，3.97%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归村小组所有最好，而44.37%的受访农户认为承包地归个人所有最好，所占比例最高。目前农村土地私有化存在的主要困难包括：

（一）意识形态

基于我国《宪法》确立的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农村土地私有化变革方案短期内不具有现实性，所以笔者的提法是“一种假想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变革”。

（二）土地分配

现今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按照家庭人口平均分配的，家庭人口本身是一个变量，当进行土地私有化分配时，按现有土地的分配标准将会造成土地分配上的不均，短期内会引致农村社会的不稳定。由于涉及占总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具体问题层出不穷，制定一个合理合法的土地私有化分配方案极其困难。

（三）土地兼并

实行土地私有化，将面临如何走出土地兼并引发农民革命之后再平均地权的怪圈，一旦发生土地兼并，则不仅农村社会可能会出现贫富分化，而且大量无地农民会涌入城市，在相关的化解和应对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社会动荡将不可避免。

（四）耕地保护

实行土地私有化，将面临耕地保护更加困难的问题。土地私有化将使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农户任意改变土地的使用用途将变得合理合法。纵观历史，温饱一直是中国人至死不渝的追求目标，即使是现今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对温饱的隐忧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保护耕地的政策一直是反对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理由。

四、农村土地私有化研究的可能性

（一）农村土地私有化研究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土地矛盾的激化从侧面反映出意识形态存在一些与现实经济基础矛盾的地方，相对而言，对农民群体的改革较为容易，一旦成功，将具有倒逼效应，通过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变革促成自下而上的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与转变。

（二）户籍制度为我国土地私有化研究的分配提供了可能

一直以来受非议的户籍制度可能反而成为我国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有利条件。其实，土地集体化与城乡户籍制度是我国建国后实行工业化赶超战略的产物，两者是相伴而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户籍本质是一种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凭证。

笔者认为新的土地制度的构建思路应该为：保持已有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将农村的土地全部私有化，包括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四荒”地（荒山、荒沟、荒丘、荒滩）、耕地以及集体性质的城郊地，首先按照行政区划进行第一层次的分配，然后按照目前的户籍静态结构进行第二层次的分配。对于行政区划内的战略性资源，可以在对地方有所补偿的基础上实行国有管理，对于一般性资源，可以通过资源税体现资源的国家属性。

（三）农村土地私有化后出现土地兼并的可能性较小

对于农村土地私有化后出现土地兼并可能性较小的原因，一是有理由相信农民是理性的经济人。在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对外界信息了解得越来越充分，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做出合理决策。

二是农民的收入来源不再单一而呈现多元化。工业化是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物质资本的高投入并没有带来收入的高增长，政府的政策效应正通过土地的产出增长显现出来，人力资本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尽管位居第二，但其边际贡献率在所有要素中最高，并呈上升趋势，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在不久的将来有可能成为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可见，农民不再绝对依赖土地收入生存，私有化后，土地只是他们所有财富中较小的一部分，不会出现为了生存而出卖土地的情况。

三是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理性的农民越来越意识到土地的未来升值而具有的投资价值，而不会轻易出卖手中私有的土地。

（四）私有产权的界定将会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

清晰地界定农村土地的私有产权，有以下三方面的积极效应：

一是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明确的私有产权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人们在私有的、界定清晰的产权条件下，才能预期自己努力的结果具有排他性，从而在“自私性”的驱动下，在最大程度地增进自身利益的同时，不知不觉促进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最大化。

二是“有恒产则有恒心”，稳定的土地私有产权促使农民加强对土地的投入，土地的利用效率将得到极大的提高。目前因为城市化和农村土地产权的界定模糊不清，使大量的农地出现抛荒现象，农民认为土地不是“恒产”，不关心土地资产的保值增值，容易导致为获得短期利益而掠夺性经营的作法，致使土地资源质量下降。在土地私有化后，这种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改观，极大地提高已有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改变了土地交易的主体，交易主体由原来的“国家――集体”转变为“国家――个人”，这种“国家――个人”的交易模式将大大增加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增加将使交易结果更加审慎合理。

三是基于以上两个原因，农村土地私有化将成为继农村地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二次深刻变革，农村的生产力将得到更大的一次解放。可以预见，随着农民积极性的增长和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较少的农业用地将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土地私有化后，耕地保护的矛盾将反而有所缓和。

五、结论

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篇3

论文摘要：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是模糊残缺的，农民的土地私订财产保护足脆弱的。要完善农比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加强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就婴改革l地的Ⅲ让方式，明确农[屯的上地私有财产权利，完善对土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和补偿制度，建立司法日『查制度以及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

新修订的宪法第13条增加了对合法的私有财产保护的条款，但这一条款不会自动落实到8亿农民的身上。8亿农民的重要的合法私有财产—“土地私有财产权”还是残缺模糊的，农民的土地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的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关键，也是影响整个中国的市场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必须妥善解决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问题。

一、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模糊残缺的私有产权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就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是指全民所有制单位、集体所有制单位、其他组织或个人依照法律规定，对国家所有的或集体所有的土地、森林、草原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纵观现行土地使用权制度，可以按使用目的的不同划分为以下几类: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耕地、林地、草原的使用权，承包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U1。所以，作为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的土地使用权主要包括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

承包经营权是指农民对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的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依法用于农业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2003年月1日生效配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力。该法案第一次从法律上界定了农民在长达30-70年的承包期内，拥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收益处置权和使用权的转让权或流转权等。依照该法，农民实质上已经拥有了对承包土地的私有财产权。

宅基地使用权是使用权人占有、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及其他附着物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实际上也是一种私有财产权。宅基地使用权人享有对宅基地的占有与使用权、出租权、实施附属行为权、取得地上建筑物或其他附着物的征用补偿权，同时也实际上享有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权、抵押权。因为虽然法律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单独转让、抵押，但是并没有禁止或限制随宅基地上建造的房屋及其他建筑物所有权的转移而产生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抵押等。申请农村宅基地使用权，需要特殊身份，但是依合法方式转让宅基地使用权，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受让人的身份条件。通过买卖、交换、赠与、继承等方式转让宅基地上的房屋或其他建筑物的所有权，也将不可分割地一并转让宅基地使用权。因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清楚完整的私有财产权，体现了农民是土地的真正主人的立法意图。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私有财产权却是模糊残缺的，农民对土地私有财产没有取得真正的处分权。

首先，基础权利的模糊。土地使用权的基础是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土地所有权是非常模糊的。首先，权属不具体。现行的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是在196?年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上确定的。“三级”即“乡(镇)、村、组”。从法律上看界线十分清楚。但具体到每一块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所有权归属则比较模糊，具体属于哪个集体所有，是乡(镇)是村还是组?不明确。同时乡(镇)、村、组是行政单元，并不都是经济学概念上的“经济集体”，也不是法律概念上的“经济法人”。其次，主体不明确。目前无论是乡(镇)、是村、还是组，对土地所有权的产权均无具体的土地产权证书予以界定和确认，无产权证就无土地产权的法律依据，这样在一个乡(镇)范围内，其土地所有权可以说成是乡(镇)所有，也可以是村、组所有，法律界定不清晰，随意性大。第三，权能不清楚。在赋予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具体的权能之后，集体所有权的权能有哪些?由谁实现?怎样实现?都是一片空白。第四，农民作为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他们作为具体个体的所有者权利如何得到保证?怎样实现农民对乡(镇)、村、组等集体“所有代表”的监督?这些也缺乏制度规定。最后，集体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关系也不清楚。表面看来集体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可以并行不悖，实则关系并不清楚。一是因为集体所有权的模糊，二是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也没有相关的处理依据。

其次、公益征用权的模糊。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土地私有财产权在实际运行中常常遭遇到的公权，这种权利同样模糊。其一，何谓“公共利益”，确认者、确认标准、确认程序等目前都不明。其二，“依照法律规定”，这里的法律是指哪些?是不是任何法律法规都可以?指向同样不明。其三，征收或征用以及相应的补偿，除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比较明确，有具体的计算标准外，其余的都缺乏具体的程序和标准。

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使得农民没有真正掌握土地，结果是“基层政权及乡(镇)、村干部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土地处置权—农民失去了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仅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承租关系。}(2]作为私有财产权的土地使用权就成了残缺的私有产权。而公益征用权的模糊，使得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也成了模糊的私有产权。这些是造成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的根本原因。

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脆弱的私二产财有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是模糊残缺的财产权。一些人就利用这种模糊与残缺，“合理合法”地侵犯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和侵占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

(一)农民土地被大量侵占，土地私有财产权成空中楼阁

土地所有权模糊、权属不清。土地实际的处分权落在了基层干部即县、乡、村干部的手上。于是，这些基层干部就常常以“合理合法”的“、集体所有“的名义，随意处分土地，随意侵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不能真正获得所有者权利，也不懂得珍惜这些权利，更没有能力去与强势集团抗争来保护土地所有者权利。于是，在““集体所有，，的名义下，包括县、乡、村在内的地方政府在上地问题上，事实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一种默契。其结果是，实施了几年的“.严厉的土地保护政策”，丝毫未能遏制住滥占土地的势头。相反，就在国土资源部发出《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严格保护耕地制度》的通知后，东部几个城市还加大了土地出让的步伐。以至于《农村土地承包法》在一些地方成为一纸空文，三次由“‘开发区”热引发的’.圈地热”，圈走了220多万hm，土地t=}]。而在一些传统农区，由于集体经济薄弱，村干部工资常常不能按时发放。为了筹措经费，“卖地”成为首选的筹资方式(4]。据统计，7年来全国有近6700多万公顷耕地被征用，有4000多万农民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川。农民失去了土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也成了空中阁楼。

(二)农民的承包经营权受侵犯

尽管农民有《农村土地承包法》，但实际上掌握了土地所有权的乡(镇)、村、组干部的强势集团也有“集体所有”、“发包方”的强大武器。因此，强势集团就借“集体所有”之名干涉农民的自主经营权，无偿收回或非法转让、出租农民承包的土地，违背农民意愿强行进行土地流转等，也借“集体所有”之名随意调整土地承包期。国家规定土地的承包使用期在延长15年的基础上再延长30年不变。而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土地承包期不断地被调整。“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频繁的调整，使土地经营周期人为缩短，不利于对土地保护，不利于农民投资和经营，却有利于强势集团利用土地、以权寻租，从中渔利。因为承包期越短，对所有者越有利。有资料显示，通过“圈地热”的土地转移用途产生的级差收益有3万亿元之巨。这些本来应当与农民共享的“级差收益“，由于现行法律语焉不详，而成为强势集团的“囊中之物一囚。值得注意的是，侵犯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案件，随着经济形势的起伏而呈现出周期性变化的规律。于是，农民单访或群体上访案件居高不下，成为时下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难题。

(三)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连及房屋等私产也易受侵害

我国宪法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和征用补偿的基本原则，但是国家立法机关至今尚未制定关于农村征用补偿的专门法律，以调整征用补偿法律关系。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涉及征用补偿问题，对土地征用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规定比较明确，有具体的计算标准。但对宅基地使用权连及以房屋为主的农民私有财产权则采取忽略或放任态度，甚至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宅基地及房屋概念，它们仅被包含在“附着物”之中，根本没有作出具体补偿标准。在现行处理农民这些私产中除了极为少量的法律涉及此问题外，主要是参照由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各级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规章及文件来干预和处分在征用过程中涉及的农民私产。由于制定征用补偿标准的权力层层下放，各自为政，导致补偿标准高低无据，随意性极大。而且各级政府在征用补偿法律关系中，集规则制定者、参与者、裁判员与处罚机关等多种身份于一身。农民的公平受偿权利至少从法律及程序上就受到不当限制。由于缺乏法律对农民私产的征用补偿法律关系的界定和规制，有的地方由镇政府与村组签订《土地征用协议书》，协议中不仅处分了农民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而且“打包”顺带处分了农民的房屋、树木、青苗等私产[6]。

有恒产者有恒心。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是农民主要的恒产，但这种“私产”却还如此脆弱，还远没有成为“恒产”，这对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及至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不利的。

三、完善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加强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的保护

(1)改革土地出让方式，推行依法行政，保护土地私有财产权的根本—土地。实践业已证明，由行政审批制度决定的土地出让方式，难于达到“严格保护耕地”的目的。因为，地方政府有追求GDP的冲动，为达目的会千方百计游说、“攻关‘’审批机关，其手法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而掌握着土地生杀大权的行政审批部门，则借机实现其寻租行为。强势组织共同防范的‘对象”是拥有土地““残缺产权”的农民，蒙骗的对象则是中央政府。现代经济学家用、‘寻租理论‘’证明‘“政权有自动扩大权力来妨碍产权的可能“。“当特权存在时，有特权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来维护特权并寻求更多的特权，没有特权的人或受到特权所害的人总是想办法来消除不利于自己的特权，并寻求有利于自己的特权，由此带来了权力的博弈·.(1。这段有关、‘现代产权制度”的话语，成功地揭开了在‘·土地产权”主体混沌不清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农民就土地问题的争议为何愈演愈烈，而滥占耕地、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行为几乎无法遏制的谜底。

(2)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利”。要进一步明确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利，须制定具体的制度。具体的制度可以从两方面考虑:第一是明确所有权的角度;第二是强化土地使用权的角度。明确所有权，是这项制度建设工作的重点。明确所有权，就是清晰化所有权，要将集体所有权的各项内容都用立法加以明确规定;明确所有权，不是强化所有权，而是淡化所有权，要特别强调不能以“集体‘、少数服从多数”等名义，侵犯个体合法的土地使用等私有财产权。有专家建议取消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实证的数据并不支持我国目前从根本上改变土地政策或实行土地私有化。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农村目前基本上没有社会保障体系，土地的公有制可以保证每位农民都有一份土地，外出打工的农民一旦没有了工作，还有一份土地可以养活自己，不至于完全失去依靠，这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sl而且，实行土地私有制还将面临政治意识形态等障碍。所以，目前我国还不宜实行土地私有制。强化土地使用权，则重在贯彻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加强土地的确权工作，确认农民的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

(3)完善对土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和补偿制度。首先，要明确规定征用补偿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有两个:第一，政府行为必须受到法律严格限制的原则。对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进行征用，是行政法律关系，性质上是公权对私权的干预限制，最基本的原则是政府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非法律明文规定的授权事项不可为，包括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权力的方式。农民的私有财产应当只接受法定的公共利益的限制。第二，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征用后的一补偿”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政府负有公平合理补偿农民财产损失的职责和义务;农民有权要求政府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补偿标准和金额的确定应遵循平等合理、弥补实际损害的基本原则，不能以行政手段限制和剥夺农民的财产主体地位及求偿权。

其次、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具体事项。公共利益是政府在公权限制私权过程中的行为边界，也是公民接受限制的行为边界。法律要以例举或排除的方法对公共利益作出严格具体界定，防止假公共利益之名，播越法律，进行商业开发等违法行为。

再次，规定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对农民上地私有财产的征收必须借助严格的法律程序完成。具体包括:第一，征用程序。如:财产评估程序、补偿标准公示程序、听证程序、强制拆迁程序。第二，救济程序。如:行政裁决程序、仲裁程序、诉讼程序。这些程序都必须明确而完善，特别要避免地方政府同时充当决策者、规则制定者、征用方及纠纷的最后裁决者的多种角色。

最后，制定统一的补偿计算标准及安置原则。除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外，对其他土地私有财产的征用补偿也应确定计算标准。在此基础上，由各地按照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通过制定补偿计算标准，既能防止征用方克扣、压低征用补偿费用，损害农民利益;也能防止被征方漫天要价、谎报和扩大面积，非法获利，加重国家用地负担的事情发生。

(4)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现有法律中缺乏对侵权行为的审查和有效的司法救济。由于政府的强大与私人的弱小，政府侵犯公民私人财产权的行为，在实践中层出不穷。行政程序漏洞很多，行政机构的悠意妄为，往往是对私有财产权的最大伤害。所以，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对保护私人财产权很重要。“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使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基本规范在社会中真正落实。”阴农民的土地私有财产权的脆弱，农村基层政权的悠意妄为，更需要司法审查制度的救济。

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篇4

关键词: 农村；土地私有；批判

土地在农村、乃至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土地制度完善与否、流转机制是否适应现代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采取怎样的土地制度，学界争论激烈；其中，农村土地私有化的呼声不绝于耳，农村土地征用中出现的问题引起大家强烈不满，私有化的呼声日渐加强。

一、土地私有的理论依据

土地私有的支持者并非心血来潮、毫无根据的提出土地处理办法，而是有其自己的理论依据，现笔者总结如下：

1、产权私有可提高效率

此观点来自产权学派和制度学派的科斯定理，认为市场交换的前提是产权的界定。该理论在土地私有的语境中被具体表述为：农地的产权强度越高，作为生产要素，它被合理配置的可能性越大。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包括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也包括土地的边际报酬与土地的边际收益之间的均衡关系的存在。①

2、土地私有可以防止土地随意征用，更好的维护农民的利益

土地私有者认为，土地私有能够明确产权，当发生诸如土地征用纠纷时，可以明确按照法律的规定，维护农民的利益；可以说，该观点主要来自对法制的绝对信仰，并且认为现有的法制情况下，农民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利益的成本低于现有土地制度下的利益损失。

3、土地私有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农业长期投入

土地私有者认为土地私有之后，土地是农民自己的，农民就会尽力培养土壤肥力，有利于土壤肥力的保持和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其理论依据已被证明来自对李嘉图和马克思所讲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的片面理解。②

二、土地制度探讨的目标和底线

在对土地私有观点进行评价之前，明确土地制度探讨的目标和底线，只有围绕这个目标、在该底线之上，土地制度的探讨才是有意义的上的。

1、土地制度探讨的目标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如何走向主要有以下三种思路，即土地国有化、私有化、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产权制度变化；无论哪种路向的支持者都必须以实现和保护农民的利益为根本目标，否则就不足以进行讨论。这里所说的农民，不应把全国农民整体作为分析单位，而是把全国农民的个体作为分析单位；换言之，在维护一部分农民的利益而损害了另一部分农民的利益的前提下，即使达到全体农民整体利益明显增加，这种制度也不应该实施。

2、土地制度探讨的底线

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必须是在一定底线基础上的，这个底线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必须保证有一定量的土地作为农用田，按照中央的说法，在现阶段"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国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18亿亩这条红线。"③当然，从学术角度讲，18亿亩土地仅是现在的数据，随着粮食产量和人口总量的变动，这个数字还应该做动态调整，但客观的要求就是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供给。

三、土地私有的质疑和批判

这里对土地私有理论进行质疑和批判，并不是说对于它所依恃的理论本身进行批判，而是对其抽象理论具体应用在中国现有情境下合理性的批判。

1、土地私有不能提高效率

私有可以提高效率的理论到底有没有在土地领域得到充分的实践证明，是支持和反对土地私有的人们的巨大分歧。笔者将效率的提高分作两个方面，即单产量的提高和规模效应的形成。

（1）土地私有不会使农地单产量提高

与土地单产量直接相关的人为因素不外乎土壤肥力和管理精细程度两方面。至于土壤肥力，直接相关的是对于土地的使用期限，而非所有制形式。当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达到较长时间（比如现在国家规定的30年）时，农民不会因为几十年后土地不归自己而放弃土地追肥。至于管理精细程度，只要收获的农作物归农民所有，他就不会放松对农作物的管理。所以，在农民对土地有较长时间的使用权时，所用制形式对土地单产的影响是可以忽略的。

（2）土地私有不会必然达成土地的规模经济

在土地私有和允许土地自由交易的前提下，达到土地集中（不论实现的方式是否合法）是没有问题的、甚至是必然的，实现生产效率提高（如大型机械作业）并减少劳动投入也是没问题的，但这是否就是实现了所谓规模效应呢？

具体到在中国，假设所有转让土地的农民都有条件出于理性并且自愿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济；但现实条件下，暂且不考虑农民有没有理性考虑的条件，就是否出于自愿这一项，凡稍稍关注社会现实的人就足以得出：在中国现有法制现状下，不可能实现土地的规模经济。国外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践行"私有化+市场化"教条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尚找不到农业现代化和土地规模经济能够成功解决本土问题的范例。而相对获得成功者，恰恰正是不遵循这一理论逻辑的结果。"④

2、私有化不是防治土地随便征用的真正根本措施

城市化推展等土地征用中发生的负面现象激发部分学者和民众的理性反思和道德义愤，一些人认为土地私有就能阻止土地随意征用。

现有土地制度下，土地被征用是会得到补偿金，补偿金的多少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政策而定，土地管理法只规定了补偿金的种类，⑤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分配比例，使得政府和"集体"在补偿金分配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对此，我们发现土地私有者的逻辑是：在现有土地所有制下，第三方（包括政府和"集体"）主导了农民和土地开发商（有时就是政府本身）之间的交易，并成为利益的最大受益方，使得原本应属于农民的利益被侵夺；只要实现土地私有，使农民成为城土地所有者，农民就可以获得应得的利益。

其实这逻辑有个根本致命处：如果我们的法治达到足以使分散的农民与大开发商（土地私有时也可能与政府权力相结合）公平交易的情况，那么我们通过完善土地管理法使被征用者在土地征用中获得更多的乃至全部的利益也会实现。

四、余论

现代市场经济的推进，会对现有土地制度提出挑战，土地制度的完善创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简单的宣称土地私有的主张不是的方向。

注释:

①党国英：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现状思考，中国土地，2005年2月

②连玉新等：关于土地国有与私有思路评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③总理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

④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红旗文稿，2009年第2期。

⑤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十八条：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

参考文献:

[1]张传文：农村改革中的土地私有问题，今日中国论坛，2009年2-3期

[2]林乐芬等：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现状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3期

[3]温铁军：我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红旗文稿，2009年02期

[4]连玉新、张存刚：关于土地国有与私有思路评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3期

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篇5

关键词：土地发展权 土地流转 发展权归属

土地发展权在西方很多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趋于成熟，通过此制度有效地保护了耕地，保护了生态环境，保护了土地所有者或经营者，调整了土地流转市场。1992年，在我国编制的《各国土地制度研究》中最早引入我国，但到目前，关于土地发展权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因此，在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有待改进的情况下，西方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有借鉴价值。

西方的土地发展权归属模式

土地发展权通常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基本等同农地发展权，广义的土地发展权不仅包括农地发展权，还包括建设用地发展权和未利用土地发展权两大类，本文将从狭义上研究土地发展权。

土地发展权是西方管理思想中一个体现管理理念的较为具体的制度，它最早产生于20世纪30-50年代的英国，随着美法等国对发展权归属问题界定的差异，英国成为土地发展权“涨价归公”模式的代表。1947年英国颁布了《城乡规划法》，在该法中采纳了《阿斯瓦特报告》中提出的土地发展权思想，将一切私有土地的土地发展权归国家，实行“土地发展权国有化”，若土地有用途变更时，须首先符合国家计划许可，同时在开发前向国家缴纳土地开发税。因所有权和发展权是可以独立行使的两项土地权，因此，这种规定不影响土地所有权原来基本归私人所有的性质，标志着土地发展权制度正式诞生。

土地发展权“涨价归私”模式以美国为代表。20世纪60年代末在美国原有的分区管制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土地发展权移转制度（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简称TDR）和土地发展权征购制度（Purchase of Development Right，简称PDR）实质是一种土地发展权“涨价归私”制度，解决了土地发展权归私人所有情况下国家财政能力难以承担完全购买私人土地发展权的难题，让土地发展权受让人到用途受限制土地的所有人那里购买本土地的发展权，在这个过程中强调土地所有人参与性、自愿性和谈判权、决定权，能更好的保护耕地维护土地私人利益，在城市化对土地强势需求态势下制度更具调节性。

土地发展权“兼顾归公归私”模式以法国为代表。法国在20世纪70年代颁布《改革土地政策的法律》中创立了类似于土地发展权的“法定密度极限”制度和土地干预区制度，兼顾了土地发展权涨价归公与归私两种归属关系。“法定密度极限”制度使制定建筑面积与占地面积之比即容积率的上限权利归国家所有，在规定限度内建筑开发权可由农业土地所有者自主处理，超过上限的建筑权则归国家；土地干预区制度赋予了国家在土地开发中事先干预农业用地转为城市用地的社会关系和土地所有者出售土地时国家优先购买的权利，考虑了公私利益需求，成为“涨价归私”模式与“涨价归公”模式的兼顾版。

虽因国情的差异英美法三个国家对本国土地发展权的核心问题—权利归属—界定相异，但都形成于人口增长对粮食需求增加、城市化对建设用地需求增强的背景下，目的都是为了规范土地使用，尤其土地用途变更过程的增值价值归属问题，通过设置本制度均健全了本国的土地管理制度，调节了国家土地市场交易行为。但另一方面，三种制度还存在着先后顺序，具有一定的借鉴、发展、使制度更适应本国需要的特性。

此制度良好效果的彰显促使更多的国家引用，如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相继建立了土地发展权制度。1992年我国的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编制的《各国土地制度研究》中引入土地发展权概念，但从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制度来看，土地发展权管理思想在特定法律条文中虽有一些体现，但总体看未得到肯定和较好的利用，更谈不上从法律上明文界定土地发展权归属问题了。

我国的土地发展权归属争论

关于土地发展权制度述要显示出发达国家土地发展权权利归属大致可分为单一主体论和二元主体论，单一主体论又可分为单一归公论和单一归私论两种，目前，关于土地发展权的归属问题已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学者们的研究主张大致如下：

王永莉（2007）持“二元主体论”，认为“国家作为国有土地发展权的权利主体，同时农民作为集体土地发展权的权利主体，这样均衡设立的土地发展权，国家和个人都从中分享了土地增值收益，同时不改变中国现行的两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大大节约制度变迁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兼顾效率和公平”；于华江和杨飞（2011）认为“我国土地发展权应归属于国家、农民集体和农民共同所有”。汪振江（2008）认为，“土地发展收益并非因土地使用者的投资和劳动而形成，而是与政府管制相联系的建设用地稀缺性增值以及城市建设投资外部性增值。在这种土地增值收益中，来源于城市建设投资外部性引起的建设用地资本增值部分，应归城市建设投资者分享；来源于土地用途管制下的城市用地稀缺性增值部分，则应该由农业经营者集体分享”。

张友安和陈莹（2005）赞成土地发展权归国家所有，认为国家是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管理的主体；洪琳（2009）主张权利主体应为中央政府，明确土地发展收益为国家所有。杨明洪和刘永湘（2004）、郭熙保和王万（2006）认为农民集体应该作为土地发展权的主体。

王海鸿和杜茎深（2007）主张土地发展权归农民，认为权利归国家和集体会使“农民享受不到土地增值收益，只能鼓励农民行为的短期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归农民所有“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处分权能，能够真正起到对权利人行为的正向激励作用，鼓励农民向土地投资。”黄祖辉和汪晖（2002）也认为“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征地行为无偿剥夺农民的土地发展权是毫无道理的”；刘国臻（2007）认为土地发展权归原土地所有权人所有的制度设计，在使广大农民拥有土地发展权的同时，也激励广大农民更加珍惜土地，特别是耕地。

我国建立土地发展权私有模式的价值分析

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遵循了国际研究范式，形成了单一主体论和二元主体论，其中单一主体论又存在单一归公论和单一归私论两种模式，已有的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对本研究均具有很好的启迪作用。从我国所涉及的土地发展权可能的主体来看，就是国家、农民集体、农民个体三种，根据我国国情，本文认为，土地发展权不宜归公而宜归私。在现有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将经营权和发展权统一归土地承包者所有，这样能带来很多的益处的同时也规避一些不足。

（一）完善土地法律体系并约束土地侵权行为，维护农户土地利益

我国农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基本遵循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模式分配农地权利，从目前运行情况分析，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尽管施行之初曾发挥了很大的政策效应，但现在已经不完全适应发展的要求，造成了农村利益流失、农民权利受损、农业发展滞后，也成为了“三农”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和土地法律体系不完善，农地经营者在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取土地农业经营收益和受限制的处置权有关，土地发展权缺失或者土地发展权实际上在国家严格土地使用管制基础上被代表国家行使日常管理职能的各级政府实际持有，因此，农地流转时形成的高额增值价值自然被各级政府控制，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土地财政来源，做出巨大牺牲的农民无缘增值价值分配，失地农民很大一部分成为了无地、无工作、无社保的“三无人员”，要想改变失地过程中“三农”演变为“三无”就需要健全土地权利结构，赋予农地实际经营者土地发展权，只有农民持有土地发展权才能在利益分配中享有发言权、表决权，维护土地利益。

（二）规避农户对承包地的机会主义行为，激励投资和管理热情

国家通过延长土地承包期来激励农民加大投资，珍惜土地，保护耕地，降低农户在土地经营上的短视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但无论怎么延长也毕竟存在一个期限问题，当面临对土地进行投资的决断时，尤其涉及改善农地质量、建设生产基础设备等大量带有长远效应的投资行动时，难免要担心一个承包期到期后国家对土地政策会不会变动和如何变动的问题，但若获得土地发展权，无论多大的投资最终都至少能得到等值的增值价值回报，农民则可安心生产、放心投入。

（三）增强国家关于土地的宏观调控职能，降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度

农户享有土地发展权并不影响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权是一种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独立存在的权利，在农村集体持有土地所有权、农民个体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发展权运行模式下，能大大降低地方政府插手农地管理行为和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如媒体曾报道多个省市集中推销地块，长春市甚至组团进京推销土地的行为；减少不论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均凭借公共利益征地名义行使公权力侵犯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为，这一点当然也有法律体系纵容政府行为在起作用，如我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王永莉，2007），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即将公共利益需要作为合法征地的要件之一。但据该法第43条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建设需要土地都可以通过土地征收予以解决，可见，该法前后矛盾，将征地范围无限扩大了；促使政府更好的行使“看得见手”的宏观指导和调控社会运行的职能，规避政府既为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在执行社会公权力的尴尬行为，毕竟国家是作为政治组织存在的，而不是主要作为市场主体设立的，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财产权，不应由国家所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的意思表达机制对市场信息反映迟钝，市场信息只有具体的市场主体才能迅速捕捉，做出反应（刘国臻，2007）。

结论

土地发展权制度是被西方发达国家实践证明有效用的土地管理制度，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为了能更好的执行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规范农地流转行为，不仅需要从法律体系上建立土地发展权制度，而且为了此制度能在我国土地管理中发挥更大的制度功效，应更多的考虑“涨价归私”模式，将土地发展权归属于土地经营者个人所有。

参考文献：

1.王永莉.国内土地发展权研究综述[J].中国土地科学，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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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国臻.房地产老板之暴富与土地发展权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作者简介：

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篇6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 私权化 权能 主体

    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繁衍的基本生活载体和生产资料。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集体土地是维持农民生存的基本保障，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也应有相应的法律保障。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物权立法，作为法律范畴的所有权是典型的私权，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还原其私权的本来面目对于完善我国土地所有权制度，不仅对现在的立法由重要意义，还会对我国的农村土地利用制度改革奠定良好的基础。

    对我国农村土地权属制度的研究属于法律的价值判断问题，我们在讨论相关的价值判断问题时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判断上，庆幸的是有不少的法学家注意到了事实判断的重要性并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努力。本文对农村集体土地权属制度的探讨就是建立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小君教授组织的对农村土地现状调查的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的调查成果的基础上的。

    一、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发展历史和现状

    我国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制度自1949年以来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是以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为标志第一次建立起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雏形，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化。第二阶段是变土地农民私有制为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这一时期政府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一道路先后经历了二个发展过程：一是互助组，二是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三阶段是变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为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标志着私有土地向集体所有制转变。并在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高级社里，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此后又经历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最终将土地私有制改造成农村集体所有制。在1962年形成了农村集体土地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格局。

    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对集体土地所有权进行了确认。我国《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第74条二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但是，在对农民权属意识状况的调查中，农民认为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的占有绝对优势。在村庄内部的所有权构造上，也存在着认为土地属于”村集体的“与”生产队（小组）的“分歧。[1]为何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在农民中的认同度如此之低？这其中是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的。

    二、制约集体成为适格的私权主体的因素

    （一）  集体土地所有权负担的公法义务淡化了其私权性

    所有权属于私权的一种，所有权的主体应该既是利益的享有者又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且这种义务主要是所有权在社会化后不得不承受的某些限制。但是，实际上村集体在享有所有权中却因为承载太多的公法义务而淡化了其所有权的私权属性。课题组在调查中有大量事实表明，村集体组织实际上扮演着国家（政府）人的角色。它们代表国家与农民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又代表国家向种地的农民收取各种税费，在这一过程中，村集体为了维护集体组织的正常运转会搭便车收取“村提留”和“有偿服务费”等。无论是上交税费还是在本社区贯彻各项政策及从事必要的公共建设，村集体扮演的都是国家人的角色，而村集体组织的运作却需要自己解决。村集体组织在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承担上极其不对等。这种角色的限定使得村集体不甚关心土地的利用而更关心土地创造税费的能力。这也是现实中有一些地方村集体任由土地抛荒以规避税费征集的原因。在广大农民的观念中，他们种地要向国家而不是向集体交纳税费，所以土地自然是国家所有的。当村集体的所有者角色更多的是为完成政治上职能时，所有权的私权性质也被淡化了。

    （二）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缺位

    对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提到过。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法律规定不明确。《民法通则》所规定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为“村农民集体”和“乡（镇）农民集体”。而《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该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依据该条款，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还可以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民集体”。可见，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是农民集体，但各个法律具体规定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却分别是：（1）村农民集体；（2）乡（镇）农民集体；（3）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民集体，而且各个法律又没有规定农民集体的组织形式是什么，这就难免在理论和实践中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很难界定。另外，有学者认为上述三种形式的集体所有权的行使主体和操作方式在实践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有些地区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成了乡村干部的小团体所有，有的甚至成了个别乡村干部的个人所有。少数干部凭借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或任意摊派，加重农民负担，或任意处分土地，造成耕地流失，是造成农村中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2]

    目前，我国并不存在一个叫“农民集体”的组织，原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已被废除，现在的乡、镇人民政府属于基层政权，不是“农民集体”的组织体，而村民委员会属于政治性的群众自治组织，村民小组则根本就不是一级集体组织，因而它们都不是集体经济组织，不可能成为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否则将与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相违背。[3]由于存在着上述无人所有的缺陷，使得乡、镇政府对土地的管理职能与所有权合二为一，集体土地事实上成了国有土地。现实中还出现更糟糕的问题，即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造成了乡、村干部利用土地牟取私利和利用对土地的支配权欺压农民的现象屡见不鲜。[4]

    （三）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弱化

    从理论上讲，农民集体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集体应当可以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在客观事实上，集体土地所有权中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或取消了。在使用权能方面，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由此可见，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一般只能用于农业生产或农民宅基地和兴办乡镇企业等与集体密切相关的建设中，而不得用于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房地产开发等项目中，从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使用权能呈现出不完全性。在收益权能方面，要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必须先由国家通过征用将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后才可以出让，使得本应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收益权受到了限制。就处分权而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最终处分权实际上是属于国家。国家禁止集体土地所有权买卖，在必要的时候，国家可对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只有经国家征用转为国有土地后才能出让、转让。这不仅使集体土地所有者完全失去了土地的出让权，同时也使本应属于集体的土地收益流入国库。

    在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征收或征用制度中，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也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征地制度本来可以更好地区分集体所有与国家所有地界限从而增强集体的主体性。但现实中国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目的不仅包括纯粹的公共利用，还包括大量商业性开发。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得到的不是土地的应有价值，而时国家给予的征地补偿费。而征地补偿费要比土地的市场价格少得多。因此，在农村集体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权益受侵害现象严重。此外，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具有单向流出性。在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国有土地所有权之间，土地只能通过征用的形式由集体流入国家。这种单向移转的后果集体土地的范围不断减少。

    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完善势必引起的土地使用制度中的问题。由于土地集体所有主体不明，集体所有成了既非法人所有、又非集体成员个人共有的高度抽象化了的悬空状态的所有，集体成员缺乏对土地的有效介入和控制，集体成员难以形成对土地的主人翁感，从而造成集体土地利用不足与不当使用的后果。因此，在我国着手制定物权法之际，有必要对现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加以变革、完善，还集体所有权私权性的本来面目。

    三、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私权化的构想

    （一）  私权化不等于私有化

    近年来，理论界在确定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上产生了四种不同的思路：一是取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国有化；二是取消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三是部分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农村土地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农民私人所有三者并存；四是在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对现行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加以完善。[5]我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也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国有化”方案似乎与大多数农民的观念相契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可行性。根据课题组的调查报告，大多数农民认为国家享有土地的所有权，是因为他们向国家缴纳了税费而形成的误解，而不能表明他们希望土地归国家所有，从他们抱怨繁重的农业税费就可以看出这点。考虑到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的现实状况，立法方面的客观困难，以及制度转化中的成本，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方向应是体现集体所有制的土地法人所有权制度。

    所有制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所有权是属于法律范畴的概念。从政治领域中的“所有制”到法律领域中的“所有权”，存在一个转化的技术性处理，而不是简单地认为，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有什么样的所有权，连名词、概念都全盘照搬，完全忽视了法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社会科学的存在，混淆了政治与法律的应有区别。我们所要实现的土地所有权的私权化是要能体现集体所有制的私权。

    按照民法上的所有权理论，所有权形态包括单独所有权和共同所有权，单独所有权形态有包括自然人单独所有和法人单独所有，共同所有权形态包括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自然人单独所有是私有无疑；共同共有一般是基于某种共同关系，数人共享某物的所有权，是不分份额的共有，共同共有中全体成员享有物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成员个人是拥有所有权的；按份共有是数人按应有份额对共有物所有权的共同享有，各共同所有人对共有物均有应有部分，并可以自由处分该应有部分，以及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所以，相对共同共有而言，按份共有更接近于单独所有权形态，当然也不能实现政治上的集体所有制。这样一来，民法上的法人单独所有权形态便成了体现政治上的公有制的最好的选择。

    （二）  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及主体的法人资格

    首先，应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明确为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根据课题组的调查，自然村之间的人员、边界都很清楚，有公认的界线，发生在土地权属上的纠纷很少，所以以村一级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历史合理性。此外根据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作为农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是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的，且《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调整须经村民大会2/3以上成员或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以村委会作为行政村的管理组织而不另行建立管理组织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二是行政村是农村社区的最普遍的形式。以行政村作为一个集体，有利于处理兴建水利设施、修建乡村道路、用水、排水等问题。

    其次，应对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作出确认，应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为法人。

    按照现在我国民法上的民事权利主体理论，民事权利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这样一来，在法人制度已经确立的今天，集体所有权在民法中便如一个孤零零的异类，处境非常尴尬，对于集体所有权，在民法上缺乏必要的相关制度和理论的支撑，不具有规范的可操作性，因而在现实情形中，集体所有权的主体问题更多情况下是一种政治上的术语和习惯上的认定，而非法律制度的确认，一旦发生纠纷，法律无能为力。所以，同国家所有权对应于全民所有制一样，必须以法律上的成熟的法人所有权制度来实现政治上的集体所有制。法人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是自然人的有机集合体，每一个自然人的意志形成共同意志，共同意志又有机地形成团体意志，法人因而具有独立的人格，同时，团体中每一个自然人失去了其独立的主体地位，而且法人成员不是基于与生俱来的身份，而是基于财产的持份享有法人的成员权，法人成员有高度的开放性和自由流动性，符合资源有效配置的需要。另外，法人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独立地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对外表现出一种极强的团体性质，法人内部具有一整套比较成熟的激励、制衡和监督机制，能够切实地实现成员利益与团体利益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人所有权是最恰当的实现政治上的公有制的所有权类型。

    （三）  强化法人内部组成成员的成员权

    村集体组织法人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既有村民自治职能，又有经济职能，所以，既不同于专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又不同于其他公益法人。这种法人以全体村民为社员，基于法人内部成员所享有的成员权的具体内容是：参加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对村内重大事务有依法决策权；享有对其所在行政村所有土地以及其他财产的平等的所有权；享有选举或被选举为村委会成员的权利，享有对村委会成员的监督权、罢免权；享有对本村（本社区）土地的优先经营权。只要农民不丧失某村村民（或者某社区成员）的身份，其享有的成员权就不能被剥夺。强化并保障农民成员权的意义之一是通过成员权与土地的结合使得农地使用制度具有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替代物，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减低了流民和失业对社会的冲击，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充分保障农民在其行政村（社区）中的成员权意义非常重大。

    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内部，可根据情况设立监督机构。其中，村民大会为权力机构，由全体村民组成，村民大会选举产生村委会和监督机构；村委会为日常事务决策机构，负责日常自治事务管理和法人的对外交往，并以村委会主任为法定代表人；监督机构负责对村委会的行为进行监督，包括财务、事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监督。这样既能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主体的组织形式，又能保障村民参与集体土地的民主管理，有利于避免农村土地被少数乡村干部控制的情况的发生。

    （四）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权能

    要实现私权意义上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必须强调土地所有权的绝对性。要保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绝对性，首先就要取消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不完全性，使之成为私法意义上的完全的土地所有权。第一，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使用权能。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除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以外，依照国有土地开发的模式，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然后将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转让于他人，这样既维护了土地公有制，又维护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利益。第二，实行农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完善其收益权能。一方面，国家除为公共利益以外，从事城镇扩展、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等，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应当比照土地产权交易市场的产权交易价格，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给予充分的补偿。这样不仅有利于维护国家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也有利于避免中小城镇的盲目扩展和各种开发过热，防止耕地大规模流失。另一方面，在社区农民集体内部也要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除学校、公共道路、卫生所等公益设施使用土地采用无偿划拨外，村民使用宅基地、村办企业使用土地要按规定交纳使用费。同时，耕地、果园、水面、山林等各种土地的承包也应当按规定收取土地承包费。这样既有利于保护耕地、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又有利于提高农民在承包经营中的成本意识和风险意识，遏制撂荒和粗放经营现象发生。第三，完善集体土地的处分权能。这主要是针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移的单向流出性而言。我国物权立法应当规定，在土地管理部门严格监督管理下，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能够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范围内自主进入土地产权交易市场，以实现土地所有权在各集体经济组织之间、集体经济组织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

    所有权是一切财产权利的核心，是现代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实现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私权化，不仅关系到我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合理安排，还关系到农村集体土地利用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国农村集体所有权只有在明确其主体、完善其各项权能并按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对其进行改造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完善，才能为我国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和成功改革农村集体土地利用制度奠定良好的基础。

    注释：

    [1] 陈小君等 《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研究——田野调查解读》第5页 [M] 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月第1版

    [2] 常健 《试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完善》J] 载于《不动产纵横》2001年第1 期

    [3] 梁慧星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271页[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4] 王卫国 《中国土地权利研究》第99页[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王卫国 《中国土地权利研究》第108－113页[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篇7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基调，三者协调发展是整个建设任务的目标。但在实现这“三化”的进程中，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呈现出明显的不协调性，前者远远落后于后两者。经过实践证明，农地资本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国外的农地资本化开始较早，而我国处于农地流转的初级阶段，相较于其他国家相关的政策措施还不完善，需要借鉴别国的经验，以便更好的指导我国农村土地的流转，更快的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键词】

农地资本化；农地流转；国际比较

农地的资本化包括农地的租赁、买卖、抵押、转包、入股等交易，在国外通常叫做土地的流转。我国正处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已不能适应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自建国以来，我国很多方面的建设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半个世纪的发展，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也走过不少的弯路。面对我国这一实情，本文通过分析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有关土地制度，对比别国的土地流转经验，为我国的土地资本化提供相关的经验教训，可以避免走更多的弯路，更好的实现土地的流转。

一、各国农地产权制度的比较

（一）美国：多元化的土地所有制

美国作为典型的土地私有制国家，其土地所有者是多元化的，包括私人、联邦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人等，其中私人所拥有的土地是最多的。美国农村土地的所有制形式也呈现多元化，主要包括联邦政府土地、州政府土地、私人土地三种，邹兆平（1990）的研究给出了证明。土地的私有制是从美国独立之初就开始了，刚刚独立后，出售土地所获得的收入是美国发展经济、建设新国家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因此私人土地主要来源于购买，其次是赠送。无论是依靠何种形式所得，土地的产权边界却尤其明确，这为美国发展家庭农场经营模式提供了优越的先天条件。家庭农场是美国农业的主要经营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家庭农场呈现规模扩大和数量减少的趋势。赖泽源（1996）指出，家庭农场是美国农村土地经营的基本单位，也是主要的运行载体，为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对农场规模的扩大也给予了大量优惠政策，由小型粗放式的生产转向规模集约化的现代化经营。

（二）日本：逐步演变的土地制度

日本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人多地少，且土地资源都以山地为主，历史上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制度，所以对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我们可以借鉴日本近代的演变。与美国自独立以来就奠定了土地私有制基础，并且长期坚持这一农地制度不同，日本则是经过多次的改革变迁，才最终形成了以私有制为主、小规模家庭占有、合作化经营、社会化服务、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农地管理制度。日本近代的土地变革始于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府通过从地主手中强制购买土地，再将所购得的土地卖给佃农，建立起家庭小规模经营和占有的自耕农制度，并依靠《农地法》确立了农民对所购土地的永久所有权，逐步形成了由佃农拥有土地的土地私有制，但政府对私人之间的土地流转还是有比较严格的控制。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工业化创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离农人数越来越多，农业从事者老龄化，大量农地荒废；同时城市化的发展对土地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政府的控制，土地的需求与供给出现了矛盾。面对这一现实，政府逐渐放松对农地所有权流转的限制，鼓励土地的流转和租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解决城市发展的土地压力，另一方面依靠流转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改善农户的经营规模，让有能力的耕种者实现规模化生产，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实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有效分离，这也正是中国现在正在走的道路。

（三）德国：占用原则的土地私有制

德国实行的也是土地私有制，长期占用原则是其土地所有权确立的主要原则，以三十年的占用期为依据。如果某块土地没有明确的所属权，若占用着达到三十年且没有受到异议，这块土地就归占用者所有。当然德国有严格的土地登记制度，占用土地时必须向相关机构登记，确定该块土地没有所有者。德国的《德国民法典》中的《物权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土地管理机构是德国针对土地的专业管理机构，该机构实行登记制度，有关土地的权利如建立、撤销、变更等都需要经过登记程序方才有效。

（四）俄罗斯：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形式

从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其土地制度的变化应该算是最大的。十月革命后，苏联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确立了国有化的土地制度。1990年苏联解体后，土地国有制也随之瓦解，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私有化。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产权形式，主要包括四中，分别是国家或政府所有制、集体共有制、集体股份制以及个人所有制。尽管之后政府大力发展私人农场，但最终结果并不令人满意，自1994年来，私人农场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数量上的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私人农场的经济效益并不令人满意。因此，我国在的路径当中，土地产权的私有化并不是可供选择的道路。

二、各国农地流转制度的比较

（一）美国：农地流向大农场

在美国，政府和农场主是土地流转的主体，土地流转的主要方式有出售国有土地和市场交易两种。在流转过程中主要针对的是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土地的所有权一般不会涉及，其经营权和使用权的流转都是通过有偿转让来实现的。家庭农场经营是美国农业的代表性经营方式，因此美国流转土地的主要目的也是扩大家庭农场的生产规模，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实现规模化生产，以便利用先进的现代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农地的流转，政府通常会给予各项优惠政策，如信贷支持、价格补贴等来支持鼓励家庭农场扩大规模。

在20世纪末，已经形成大约70%的土地被7%的农场主所拥有，而占全部农场60%的小农场主仅拥有9%左右的土地资源的格局。近年来，在政府和家庭农场主的共同努力下，美国的土地实现了大规模的流转，大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家庭农场主所经营的土地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土地的所有权不再单一的属于农场主。美国农场主土地自有率从上个世纪初的95%骤然下降到本世纪初的25%，越来越多的农场主通过土地的流转，选择租用别人的土地来进行生产，同时也意味着越来越的土地所有者放弃了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

（二）日本：政府与民间组织的相互配合

小农私有制是日本的农地制度，土地占有十分分散。由于人多地少，很多日本农民都把土地视为命根子，多数人都不愿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再加上二战后《农地法》对土地流转的严格限制，牢牢守住土地成为很多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一时之间很难转变观念。因此，即便在1970年《农地法》第二次修改允许土地的经营权和使用权的流转后，农地流转的效果也并不是很明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农地流转规模。面对这一困境，仅靠市场的力量显然难以继续下去，日本政府和民间组织进行了不断的尝试，对农地的流转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政府积极修改有关农地的法规，完善农地制度，从政策上给予农民精神支持，消除农民对转出土地后的顾虑；在每个行政区域都设有促进农地流转的专门组织体系，负责土地的租出与收回运作，借助政府的信用使农户放心的将土地租出。另一方面，政府积极组建民间组织，包括农业协同组合（农协）、农业委员会、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等，来促进农地的流转。其中，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是日本在流转土地过程中最有力的中介组织，它一边接收欲出租的农地，一边负责农地的租出和收回；一边向农地租出者一次性付清租金，一边接受租入者分期给付的租金。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农协就是其背后最主要的资金支持者，一方面为其他中介组织提供资金借贷，一方面又为本组织会员提供技术指导，提供农用机器设备，提供农产品销售信息，成为农户、政府、市场之间最完备的中介组织，促进了日本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三）法国：建立完善的农地流转程序

法国大革命之后，形成了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导致土地零碎分散、农场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阻碍了法国农村的发展。上个世纪20年代初法国采用土地改组，合并小农场，支持中等农场等方式开始了土地的流转。具体政策包括，建立“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该公司不以盈利为目的，代表国家对农地流转实施管理监督，首先从农户手中收购农地，再以一定的优惠价格出卖给规模农场；在中等规模的农场购买土地时，政府给予税收和贷款上的优惠，并对离开农业的老农民发放终生养老金；设立土地事务所，作为土地市场的管理机构，土地的出租和转让必须经过该机构批准方才有效，并建立土地银行，土地银行一面购买土地一面出租土地，刺激土地的流转。

（四）俄罗斯：合法化的土地买卖

俄罗斯土地流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连同所有权都转移的土地买卖交易，一是不改变所有权，仅将使用权由所有者转移到承租者的租赁交易。2003年1月27日《农用土地流通法》正式生效，对于土地买卖的合法性首次从国家法律上得到了肯定，对于土地买卖的细则也给出了明确的规定。虽然俄罗斯的土地买卖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但其流转效果却不理想。该国多数农民只是持有“土地份额”，即只是拥有一种抽象的票面权利，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俄罗斯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正因为这一表面上的私有化，导致真正进入市场进行买卖交易的土地数量极其有限，租赁任然是主要的土地流转模式。

三、各国农地流转的经营总结

从各国的土地流转经验来看，都不是一触而就的，从开始土地的流转到最后完善的土地流转程序的建立，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根据各国的国情不断调整完成的，这也正是我国现在要进行的原因之一。虽然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土地私有化制度，但具体到每一个国家，其私有化程度、私有化方式都各有差异。即便如此，通过土地流转或土地的资本化都为农业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根据以上所分析的主要国家的土地流转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经验。

首先，健全的流转制度是保障。各国在不同形式的土地制度下，之所以均能通过土地流转促进农业的发展，其最基本的保障就是拥有健全的流转制度。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土地流转，都必须有健全的流转制度做强有力的后盾，才有可能有进一步的推进。无论是日本政府与民间的合作，还是法国的土地改组，都建立了完善的土地流转制度。土地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制度进行配合。

其次，要有适合国情的流转措施。美国利用本身高程度的土地私有化优势，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强度的参与到整个程序中。然而日本却恰恰相反，由于受本国长期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在土地的流转过程中，需要借助政府大力推进的力量，通过政府与民间组织的相互配合的措施，实现了日本农业进一步的发展。我国在土地流转当中，也要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流转措施，不能盲目地照搬成功国家的经验，争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流转之路。

最后，土地流转需要多元化的市场参与者。无论是土地高度私有化的国家，还是土地公有制的国家，多元化的参与主体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在美国是众多的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参与，日本是政府、民间组织、农户的相互配合，法国也同样是如此。正是有了这些多元的参与主体，土地流转才得以顺利进行。相反，俄罗斯由于民众的参与度不高，即使有政府的大力推动，也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土地流转并不仅是政府的事，是涉及到成千上万民众的民生问题，因此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切忌脱离农民的“行政式”的强制流转，要鼓励农户和其他的中介机构参与到其中，争取少出现所谓的“钉子户”，真正实现我国土地流转的市场化，早日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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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土地私有制的作用篇8

关键词：土地；农业集体；国有制；生态；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30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1-0048-08

作者简介：李济广，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江苏 常州 213001）

共产主义及其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公有制，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的典型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在存在国家的情况下，社会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就是国有制。国有制当然包括全部土地，但土地国有制受到广泛忽视。如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大多只是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分配， 只有少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制①。万利、梅雪芹指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土地国有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循环经济是恢复新陈代谢的根本途径”②。我国农村土地和部分自然资源还属于非国有，而更多的主张是农村土地私有化，扩大农民产权的准私有化或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王慎刚提出，应积极研究城乡土地的统一国有化，其理由是，土地具有土地潜力的无限性、利用结果的“外部性”，土地资产天然形成的特点以及土地公有制有利于提高土地的配置效率和有序城市化③。本文拟全面论述土地国有制的依据及其产权构建。

一、土地国有的历史追求

由于土地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在人类历史上土地从未像其它物质资料那样被充分地私有化。国家总是不同程度地扩大土地的国有性，进步思想家也往往主张土地应当具有不同形式的公有性和国有性。

（一）中国历史上对土地私有性的限制和对土地共同占有与国家所有的追求

中国历朝历代几乎都有抑制土地兼并、乃至宣布土地国有、平分土地并禁止土地转让的制度，这使土地的私有性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并在一定程度上由国家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及最终支配权。朱义明指出，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历史上历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土地私有，皇帝是所有土地的最终所有者朱义明：《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年第4 期。。夏商西周实行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演变而来的井田制，土地限制转让，在一定范围内对农民定期平均分配（贵族占有的部分由别人代耕）。对井田制是否为当时的基本土地制度虽有争论，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所有权国有的制度则是无疑的。战国时代各国均按人授田，秦商鞅推行授田制，史学界一般认为就是土地国有制，而且史学界多认为，汉初继续实行国有形式的授田制，也有人认为汉初土地制度是私有基础上的限田制。至王莽时，明确宣布将全国土地收归国有，按井田制重新分配，禁止买卖，规定一家占有限额，有余田者分与九族乡党，违反者处死刑。三国期间大量屯田的土地均属国家所有。晋代实行占地制度，根据人们的性别年龄，分给一定数额的土地，且限制王公官吏的占有额。魏孝文帝开始推行均田制，断续推行达三百年之久，明显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隋唐尤其是唐推行租庸调制，即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役制度，被认为有利于富国富民，但唐后期均田制逐渐瓦解。宋代仁宗颁布了限田政策，虽未完全奏效，但也不是全无作用。金朝女真族田地为国家所有，土地制度称为“牛具税地”，占地多少以耕牛、人口为依据，金熙宗时期开始实行“计口授田”，不过未能避免后来富有的贵族多占田地，贫困户将田地出卖而陷入贫困的问题。元、明都存在很多官田，直至明中叶后逐渐被私有化。明朝末年，政府也奉行抑制兼并政策，不过没有效果，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富者有良田千亩，贫者无立锥之地，经济崩溃，成为中国陷入了战乱的主要原因。清朝入关后，通过圈占方式拥有大量国有土地，分给旗人，雍正年间还实行了八旗井田制。清政府曾多次重申不许买卖旗田，多次严厉查处有关案件，但屡禁不止，直至1852年正式准许旗地可以买卖，即可以私有化。总体上，历代王朝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土地集中的状况，为秦、汉、唐、明、清等一个个的“盛世”奠定了经济体制基础。相反， 大凡在土地兼并严重时期， 农民不堪贫困， 甚至引发反抗和起义， 给社会大众和统治者带来灭顶之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运动，得到农民拥护，支持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全国的和合作化运动，真正解决了土地问题，推动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思想意识方面，《周礼》所述的平分耕地（同时开放山林河湖，田地和居邑不得出卖）的观点与孟轲的井田观点，成为此后直到明清许多思想家研究土地问题时所经常援引的思想。在农民斗争方面，从黄巢的“天补均平”（唐朝后期改变了国家授田制度，使农民无法获得土地）、王小波、李顺和钟相、杨么的“均贫富”到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再到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日益指向土地问题。孙中山主张，“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利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当归国家经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5页。。在土地公有的意义上，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或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二）国外对土地制度私有性的限制及对土地国有公有的追求

关于国外古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古代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而实行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也有人认为，马克思观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土地所有制的公有制或者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过程中的社会模式。在西方，古希腊和古罗马最早也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分为氏族集体土地、公地与私人土地三种类型。在中世纪欧洲，帝王对土地拥有所有权，而层层的封臣只有使用权，理论上死后须归还，虽封君很少能够真正收回土地，但封臣需要尽义务。

现代各国都很重视对土地等自然土地的国家控制。美国土地的39%为公有滕泰：《走出均地思维的怪圈——西方土地制度对中国的启示》，《中国企业家》2006年第4期。。英国自1066年以来，法律规定全部土地都归英王或国家所有，完全拥有土地权益的人可以是该土地的永久占有者。香港土地全为国有，“土地财政”曾提供80%的税收，促进了香港的繁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实行土地完全国有化数十年。目前俄罗斯的土地所有制包括：联邦所有制、联邦主体所有制、市政所有制、公民所有制和法人所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和集体股份所有制）。截至2004年，前三种所有制形式（总称为“公有”，实际是国有）占全国土地的92.4%，公民所有制和法人所有制（总称为“私有”，实际包括中国所说的集体公有）占全国土地的7.6%周建成：《路径选择、私有化与土地市场的演进——俄罗斯土地制度转型十五年的历程与进展》，《上海经济研究》2007年第3期。。当今各国对私有土地也都实行政府控制或者限制私人产权。世界上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房产税，还有交易税、所得税和遗产税，加拿大房产税占地方财政54%，美国占29%，这等于是土地所有者成为租户向国家交纳土地租金。如果不交，或交不起，土地会被政府部分或全部没收，而购买土地交的一大笔钱，等于是押金。德国的土地有一部分属国家、州、市镇所有，绝大部分属于私有，但自1918年以来，德国就对农地自由交易实行控制。房屋出租税收为20%-49%，买卖房地产要缴纳15%的差价盈利税，房产税名义税率为3.5%。实行土地私有的日本也有一部分国有和公有的土地，对土地严格实行用途转移管制，奉行“耕者有其田”，直到2000年个人买卖土地才有了弹性。世界上很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美国等国还经常规定开发者应对社区做出一定数量的土地贡献， 用于建设学校、娱乐休闲场所等公益设施， 或者交纳一定的款项替代土地贡献。总体上，西方国家一方面存在大量国有土地，另一方面对私有土地产权加以限制，土地的私有权没有完整实现，具有国有成分。

20世纪初以来，几乎所有拉美国家都颁布了法或其他调整土地关系的法令，但统治阶级本身就是大地主阶级，改革遇到政界的阻力而难有进展。不过一大批非洲和亚洲国家都进行了以耕者有其田为方向的土地制度改革，并取得很多进展，推动了经济发展。

在思想意识方面，从16世纪初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开始，西方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潮流行了几个世纪之久。西方的资产阶级理论家也在18世纪末提出了土地国有的问题，到19世纪初，土地国有论广泛传播。1848年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尖锐批评坐享地租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要求土地增值以租税的形式交国家。1879年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一书中，认为地价上涨是造成贫富不均的重要社会原因，提出所有的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认为国家单单征收土地税就可以装满国库，预防周期性经济危机，并增加工人和农民收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他的这种思想主张在19世纪末期的西方世界风行一时。马克思主义则最科学地论述了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公有的理论根据。

二、土地国有的理论根据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土地国有化的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党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就是消灭包括土地（自然资源）在内的私有制。《共产党宣言》关于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的第一项纲领性措施就是“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资本论》在论述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性的结论时，特意强调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一切离开公有制和国有制谈经济问题的做法都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不坚持公有制、主要是国有制，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马克思专门撰写过《论土地国有化》一文论证土地国有的优越性，其结尾概括了土地国有化的两大基本理由，即土地为全民或国家所占有，一方面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平等和人民民主，另一方面，把社会构建为自主联合劳动的共同体，将为合理地、有计划地组织全国生产奠定基础，从而有利于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和生态平衡。马克思写到：“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农业、矿业、工业，总之，一切生产部门将用最合理的方式逐渐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劳动。这就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追求的人道目标。”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231、231、231页。马克思在该文还论述道，通过国有化合理地、按共同的计划组织全国农业生产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农业的组织化生产和大机器生产、现代科技的发展，适合于国有化：“社会的经济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集中，迫使资本主义农场主在农业中采用集体的和有组织的劳动以及利用机器和其他发明的种种情况，正在使土地国有化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性。”“一切现代方法，如灌溉、排水、蒸汽犁、化学处理等等，应当在农业中广泛采用。但是，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如机器等，如果不实行大规模的耕作，就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②而当时为人推崇的法国小土地所有制，却资金短缺，土地难以改良，经常受到高利贷、赋税、司法等的剥夺。二是可以组织全国规模化统筹的生产，而全国性的规模化统筹生产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大规模的耕作……既然证明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耕作远为优越，那么，要是采用全国规模的耕作，难道不会更有力地推动生产吗？”③三是可以防止自然土地低效消耗和滥用，保护土壤肥力，根据公共利益调节生产可以保证农业生产顺利增长：“要是让一小撮人随心所欲地按照他们的私人利益来调节生产，或者无知地消耗地力，就无法满足生产增长的各种需要。” “一旦土地的耕种由国家控制，为国家谋利益，农产品就自然不可能因个别人的滥用地力而减少。”④

马克思还非常重视土地社会所有的公正性，他引述了赫伯特·斯宾塞的话抨击土地私有制：“公平不允许占有土地，否则其他人就只有靠别人容忍才能活在世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页。

马克思恩格斯还多次从生态的角度论证土地（自然资源）公有制的优越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五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75页。马克思多次批判资本主义农业“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19页。，制造“无林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页。 ，“对森林的破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页。，“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9页。 。这些论述也是对土地公有的生态反证。最后需指出，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公有是全社会所有，在一定条件下是国家所有，不包括集体所有和合作社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虽然支持合作社，但认为合作社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

（二）土地社会所有或国有的生态优越性

一般而言，公有制有利于均衡、顺利地发展生产力，能够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同时还应注意到，站在土地的角度，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生态平衡和生态文明发展。所以，土地应是人类共有的生产力，应是人类共同占有的社会财富。

国有制是最有利于生态平衡，最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制度，其根本原因是国有（全社会所有）制经济要求以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为目的，必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的根源。名副其实的国有制经济必须有两条基本特征：一是在管理方面，社会所有制的内涵决定了国有制经济是人民决策的经济，如果企业需要核算利润，要是由人民大众来决策，也不会让企业利润的目标压过包括生态福利在内的社会总福利的目标。二是国有经济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国有企业员工工资的参照物是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或市场工资行情，不应是企业经济效益。如在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中，薪酬不因企业利润率高低而有明显的不同，国企领导者更是如此。退一步讲，在国有制企业，企业组成人员尤其是企业领导的报酬，即使与经济效益有所挂钩，那也不如利润百分之百归企业主的私人企业利润冲动更大，何况还不应当与之挂钩——按劳分配和事业心完全能够调动积极性。如果个人收入基本不依利润率高低为转移，企业就不会为了追求利润而盲目扩张从而侵蚀社会生态福利。当然，不同范围的公有制企业其行为目标也会有所不同，集体公有的所有制实际是部分人的私有制，只有公有的范围直达全社会的公有制经济，其行为特征才会完全符合公有制的本性。

不以利润为目标而以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为目标的社会生产，必然把今日的需要与明日的需要联系起来予以计划平衡，合理规划土地的使用量和使用程度，作为决策者的全体人民没有必要为了今天的GDP而堵塞明天顺利发展的道路；必然不会以剩余价值挤压社会需求、并在盲目扩大农业生产与盲目减少投资之间循环，从而导致经济危机而浪费财富，也不需要刺激居民的加工农产品的异化消费即不必要的、奢侈的、畸形炫耀的、或超越生态许可的消费，并以异化消费刺激异化生产，科技的发展也不会成为刺激超常消费、掠夺土地的手段；必然会根据合理的计划在土地生态福利和经济福利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不会为了较小的经济利益而付出较大的生态福利。

包括土地在内的合格的财产国有制还必然消灭生态剥削和生态福利的严重分配不均。土地国有不仅可以防止少数人利用占有的较多的土地剥削他人，也当然可以避免部分人利用人类公有土地如土地的增值从其他社会成员手中转移财富；劳动者也可以与土地等生产资料比较均衡地结合；全国统一规划的经济不会允许以部分地域和农村的高污染换取城市的高经济生态利益，为生态福利均衡创造条件。

由上观之，国内外一些著述提出的土地公有的依据——土地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使用的外部性（某人活动对别人有不利影响）、天然生成性——并不构成公有的必然性。重要都是相对的，粮食、劳动力无比重要，但并不一定非得公有，不如土地重要的生产资料，也不一定不应当实行公有制。如私营企业大都具有负的外部性，但发明了外部性概念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认为企业应当私营；外部性到处存在而不限于土地。虽然大部分土地是天然生成的，但人类的生态生产生成的土地财富也越来越多，所以，土地的天然性不能构成财富公有性的根据。

三、土地国有的现实问题讨论

（一）城市拆迁和农地征用中的国有土地权益问题

当前，围绕土地的主要矛盾冲突是城市拆迁和城市化农地征用。多年来，我国社会舆论一边倒，认为被拆迁户和被征地农户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不可否认，一些居民和农民在强势开发商面前，在受了开发商好处或急于搞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的地方官面前，权益受到过侵害，但更多的问题，可能是人们对土地的所有权理解有偏差。那些片面为住户和农民鸣不平的人，实际上是认为住房是私人的，房主想卖多少钱就应当给多少钱，否则就别买；农村土地是农民的，政府要买就应当按市场价购买。这里的问题是，住房价格主要构成部分是土地的价格，而土地是国家的，因此，怎么能让土地使用权垄断者想卖多少钱国家就得给多少钱？土地私有化，城市建设效率极低。日美等一些国家私人在城市占有一小块地方，拒不按合理市场价格出让，致使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利用，阻碍了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我国城市开发速度惊人——虽然存在大量非科学决策——客观基础就是土地未归私人所有。这凸显了土地资源国有化的优越性。有人指责土地财政使地方政府成为房价高企的共谋者，这种说法缺乏基本常识。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房子需求取决于货币收入、贷款利率、贷款宽松程度，购买限制、是否征收房产税、土地增值税、遗产税，是否允许存在闲置房等等，供给主要由土地供应量决定，也受原材料价格一定影响。地方政府的影响大小取决于给它多少金融财政政策制定权。

对于集体所有的土地，由于国家保留了征地权，这等于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确立了国家对集体土地的最终所有权，而且土地增值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社会投资带来的，其收益理应在被征收农民（集体）和政府之间分享，或在保证个人居住和社保权益的基础上交给国家。有人指责政府获得征地差价收入缺乏正当性，只能说这种观点的资本主义意识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更加资本主义化。在大批城市郊区，很多农民一家盖了几栋房子，房屋一拆迁就是几百万，如果不拆迁，房子增值也大赚其钱，另有耕地补偿百八十万。有的地方农民除了得到百万土地补偿金之外，还户均分配住房最低2—4套。这些增值的钱就是好几对夫妻一辈子也积攒不起来。其增值的钱，就是社会土地资源的利益为少数人所占有，而其价值是由其它领域劳动者创造而转移过来的。与此同时，属于城市户籍的人，和无地农民一样，也要自谋职业，却没有这样的高待遇。有些城郊居民甚至与具有农村户籍的人相邻而居。

正确的城市拆迁补偿政策应当是：每个居民在拆迁时只能确保其一户住宅和一定面积以下的住宅，在原地附近安置一户同样的住宅就是最佳方案；除个体户商业用房适当照顾外，超过一定面积以上住房的增值部分应主要归国家；新房应根据原旧房剩余土地使用权年限适当减少其土地使用权年限。按市场价补偿会使少数旧房、平房住户得不到有效安置，所以，只有在难以进行同类住房安置的情况下，才应实行货币化补偿。这些做法居民也不会吃亏，因为旧房换新房已经是很大的优惠。

正确的农地征用政策应当是：对失地农民除给予住房、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外，耕地只能按未来农业收益的折现值给予相应的补偿而不能按城市化后的土地价格予以补偿；如果商业性用地由农户和企业谈判售地，则国家必须收缴高比例的增值税和所得税；如失业，可按原土地收入占社会平均收入的比重予以相应的生活补贴，同时注意解决好农民的发展能力问题。对农村的土地工业化占用同样如此。总之，只要农民所得利益大于损失就可以了。

（二）农村土地的所有制选择

土地国有化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大方向和努力目标。当然，限于今天的生产力水平，农村土地还不能马上实现高层次的国有制，只能是国家掌握最终支配权和监控权、通过征收级差地租税来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社保和落后地区生产的支持，以体现所有制一定的社会公有性，并且根据条件向高层次的公有制比如国营农场和国有民（村）租的方向发展。

农业土地朝着全民所有制的方向发展，根本道理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早就解决了的。除前述理论根据外，在效率方面，土地国有还便于国家名正言顺地对全国土地进行总体规划、征收与监管，便于低成本地推进规模化经营，便于化解因土地及地表资源而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利益纠纷；全国一盘棋的农业生产（信息时代容易实现）还可以使农业经济按合适的速度增长并有利于生产结构合理。在社会公正方面，农业基本生产资料归社会所占有，不仅消除了剥削，而且消除了两极分化的可能性，为农业生产者全社会范围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在生态方面，全社会所有的经济可以统筹解决好土地资源的有计划平衡利用；土地不为个人和小集团所有也为消除生态享用和污染承受上的不平等奠定了制度基础。

这些优越性不仅个体私营经济做不到，连集体经济也做不到。集体经济在微观是部分人的公有制，在宏观上是部分人共同所有的私有制，容易形成较大的集体间贫富差异，所以集体经济永远也不能实现社会范围的共同富裕；集体企业也有较大的盈利性追求，集体经营勿需考虑社会整体土地是否紧张，对集体企业来说，经济增长中经济利益归己而生态破坏由社会共同去承受，因而不利于生态文明的建设。

实行土地国有化，也不一定遇到很大阻力。目前法律和政策对农村土地的利用作出种种限制，国家具有征地权， 说明农民只是享有土地的农业用途使用权，村集体组织也只有农业用途的一定管理权， 在现实中村集体连管理权也微乎其微，在法律上农村土地最终所有权和重大管理权早已属于国家。如果宣布农业土地“国有国调村用民用、超额收益农民共享”，不会有多大阻力，反而会受到多数农民的欢迎。因为农民属于较低收入者，农业属于最重要行业，应当实行补贴，实行土地国有的目的并不是国家从农民身上瓜分利益，反而能更好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还有助于提高效率，而提高效率又会增加农民的利益。

四、国有生态财富的产权构建与完善

（一）以公（国）有为导向的多形式土地产权

国家所有或社会所有不等于国家直接占有直接经营，国家或社会所有的涵义主要在于获得收益权和最终支配权，以及必要的占有使用权和监督管理权。国有制的优越性发挥得如何，取决于“所有”的具体权能设置是否科学，也就是“产权”或所有制实现形式构建得如何。

依国家或人民与土地直接占有主体之间管理决策权划分比重和土地收益划分比重的不同，不同土地的国有性呈现不同的程度。例如，对于农业用地，在国有农场体制下，如果国家直接经营农场，国家对农场以及农场对职工实行按劳分配，在社会层面和农场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管理，那就是高层次的公有制经济。如果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上交利润，国家只掌握最终支配权和监督权，企业领导掌握日常支配权、分配权和一定的转让权，那就是以集体所有为主、国家所有和领导个人所有为辅的低层次的公有制经济。以上两种情况在管理权和收益比重上还可以有不同的划分。如果实行个人长期承包租赁，不上交地租，那就是国家掌握最终所有权的个体经济，如果平均承包租赁，则具有共有因素。只有农业剩余归社会，以及国家对农业用地的经营方向和土地环境保护有较大的制约，在一定期限及破坏严重或荒废时可以收回，才体现国有经济的性质。在国家征地的时候，依收益比重的划分和强制的程度，体现了不同比重的国有制性质。

由于国有制经济具有合理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平等与社会平等、有利于生态文明等优越性，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尽可能通过支配权和收益比重增强产权的国有性或全民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管理能力、生产力的性质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同一时期，“所有”的对象其特性也各不相同，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经济、生态状况也有所不同，因此，合理的产权设置需要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多种可能的产权组合选择中，能使用公有制程度高的，就应当采用公有制程度高的，否则就采用公有制程度较低的，甚至采取国家掌握最终支配权基础上的事实上的私有制。由此，土地产权设置应当多层次多形式。

例如对于城市的商业性用地，其建筑物应尽量转归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和建筑物出租应尽量缩短租期，以防止国有土地增值收益严重流失。对工业土地和商品房土地使用权可到期重新调整，对商品房实施房产（土地）税、遗产税，落实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将土地增值收益大部分收归国有，以保证国家所有权的实现。

在产权设置过程中，要防止公有性的消解。例如我们不能同意农业土地可以在市场中自由流转的主张，因自由流转可能导致丧失土地的人受到聚集土地者的剥削或缺乏生活保障。我们反对“生不增，死不减”， “生不增，死不减”导致退出农业的人不退还土地而不合理地占有别人和国家的利益。

（二）公有土地的人民管理权

许多人对公有制和国有制持怀疑态度，因为迄今为止的公有制和国有制经济存在很多弊端，人们认为这些弊端是公有制带来的。但人们忽视的是，迄今为止的公有制都不是按公有制内涵进行管理的经济，至少是不合格的公有制经济。马克思和列宁都讲得十分清楚，公有制经济是由所有者劳动群众直接管理的经济，而在既往的公有制经济中，所有者人民群众都被排斥在管理、决策和监督的权力之外。领导任命制、官员决策制、个人决断制，与公有制的内涵格格不入。没有所有者的民主管理权，所有者丧失了应有的支配权、转让权、分配权、监督权，所有者应有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中国农业经营中出现的生产成果被贪污，被特权侵占，损失浪费，土地转让中的农民和国家权益被侵蚀，环境被破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决策机制个人专断化，所有者所有权变得有名无实。

虽然众多的所有者必须把日常管理权和日常监督权委托给人，但如果不能使者在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开展工作，并对重要的事项亲自决策，则者罔顾所有者的利益而权力滥用就是不可避免的。仅就生态问题而言，土地环境损伤分摊在者本人身上的份额会比较小，者还可以通过私人环保措施、调动工作等办法回避环境污染给自己带来的损失，而其受贿金额和经济增长给个人带来的好处可能会比较大，因此所有者人民群众在权力上对者放任自流必使自己的环境利益受到损害。

很多人认为公有制经济管理者缺乏私有制经济管理者那样的关心企业财产的积极性。事实上，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在内，公有制单位管理者从来不乏工作积极性；西方国有企业领导者挣的都是公务员的死工资；国有经济缺的只是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尤其是缺乏所有者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制约。如果人民群众具有管理、监督、决策权，管理公有财产的积极性将更加不会缺乏，因为人民群众最有动力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