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粮食法学；创新型法学体系；创新发展；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F413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3.03

[HS（3][HTH]一、创新型法学体系的提出

[HTSS][HS）]

我国“十三五”规划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对“创新发展”的表述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通过“创新”推动“发展”，通过“发展”引领“创新”。“治国方略论”“人民主体论”“宪法权威论”“良法善治论”“依法治权论”“保障人权论”“公平正义论”“法治系统论”“党法关系论”等九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创新发展[1]。我国正在构建创新型国家，而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创新发展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崭新理念，还应当成榉ㄑа芯康恼感吕砟睿从而构建创新型法学体系。

传统法学体系具有滞后性、狭隘性、封闭性等弊端，具体如下：基本原理过于强调固有原理和思维模式，缺乏对新兴法律现象的探索、升华，具有滞后性；核心范畴过于强调私法学与公法学之分，缺乏对新兴法学范畴的包容、吸纳，具有狭隘性；学科建设过于强调本学科的学科体系、研究队伍，缺乏对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借鉴、引进，具有封闭性。创新型法学体系旨在突破传统法学体系的滞后性、狭隘性、封闭性，从而推动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具体而言，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强调理论基础的跨领域拓展、学科地位的夯实、价值取向的多元，体现前瞻性；核心范畴的创新发展强调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行为、责任及其救济的创新，体现包容性；学科建设的创新发展强调学科体系的呼应联动、研究队伍的跨界互动，体现开放性。

中国粮食法学是对粮食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经济法学、农业法学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发展规律：其一，中国粮食法学具有丰富的基本原理，迎合新兴法律现象的发展潮流，既非“早产儿”又非“畸形儿”，需要创新发展理论基础、研究对象和价值体系，体现前瞻性特征；其二，中国粮食法学需要突破传统私法学与公法学的明确划界，创新发展对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行为、责任等的理解，体现包容性特征；其三，中国粮食法学具有完整的学科建设规划和新兴的研究队伍，不断吸纳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形成老中青、本硕博为一体的跨学科学派体系，在中国法学界应当有一席之地，体现开放性特征。

我国《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在创新发展方面提出，“不断推进体制机制、产业体系、经营业态等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粮食法》立法进程”，“初步形成与国情、粮情相适应的粮食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体系”。从《粮食法（送审稿）》来看，“发展”一词作为促进意义使用出现了10次，“创新”一词出现了2次（即第8条“粮食科技创新体系”、第14条“种业科技创新”），初步体现了其对创新发展理念的重视。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粮食法》的制定是中国粮食立法史上的浓墨一笔。随着《粮食法》的制定，亟须发展粮食法学，加强对粮食立法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体系，推动未来《粮食法》的有效实施。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中国粮食法学应当彰显创新发展理念，从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三个层面进行创新发展，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法学体系。

[HS（3][HTH]二、基本原理之创新发展：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前瞻性

[HTSS][HS）]

一个学科的构建，都是从基本原理开始的。“创新型法学体系”有必要加强基本原理研究，体现前瞻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创新型法学体系”并非具体法学学科的特定研究领域，而是整个法学体系创新发展规律的前瞻性把握。相应地，粮食法学的基本原理要体现创新发展的前瞻性，具体如下：必须具备强大的理论支撑，如唯物辩证观、“软法”革命、系统工程论；必须具备独立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必须彰显自由、公平、效率、安全的价值取向，体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一）理论基础之跨学科引入

一个学科的沉淀，需要不断深化理论基础，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唯物辩证观。粮食产业是靠天吃饭的，对自然因素（如耕地、气候、水资源）的依赖性很高[2]。从唯物观看，粮食法学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例如，考虑中国第一人口大国的实际，必须重视最大多数人的粮食供给，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粮食权益；考虑中国耕地资源有限的实际，必须制定最严格的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考虑沿海和内陆自然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均，必须制定大城市粮食供给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的粮食危机应急体系等。从辩证观看，粮食法学要充分考虑自然因素、农业技术、经济管理、制度因素等的内在联系机理，体现普遍联系的思维；粮食法学要在基本原理、核心范畴、学科建设等方面进行创新发展，体现发展思维；粮食法学要全面分析矛盾，客观看待粮食法的优点和缺陷，防止片面性，体现矛盾思维。

第二，软法革命与制度变迁。粮食制度包括粮食硬法与粮食“软法”，粮食硬法即通常所言之粮食法律制度，粮食软法则包括粮食政策、粮食标准、粮食行业自治规则、粮食交易习惯、国际粮食非正式规范等。粮食政策作为基本的粮食软法，具有灵活性、具体性、效率性等优点，但也存在干预性、功利性、波动性等缺陷。相比之下，法律具有粮食政策所不具备的诸多优点，如强制性、严谨性、稳定性，尤其是《粮食法》的制定可以从基本法层面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因此，应当形成以粮食硬法为主导、粮食软法为辅助的制度架构。当然，粮食软法与粮食硬法并非截然分开，粮食软法经过实践检验可以上升为粮食硬法，粮食硬法也可以通过粮食软法加以具体实施。

第三，系统工程论。系统工程理论是自然科学中的传统理论，逐步被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在影响粮食安全的诸多因素中，我们日益重视制度因素，但不能贬低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经管因素等对粮食产业的作用，尤其是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化）始终起着基础性作用[3]。我们强调的是，诸多因素要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在制度层面，法律也并非灵丹妙药，存在抽象、单一、滞后等不足，需要粮食软法加以协助，共同构筑粮食法治系统工程。粮食法治系统工程应当充分考虑自然因素、技术因素、经管因素、制度因素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从中凸显法律因素的研究价值。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本质上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系统工程。粮食法治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是粮食产业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二）学科地位之独立性

粮食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粮食法及其发展规律。粮食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即粮食经济关系。具体体现为：其一，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在粮食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平等关系，可以自由交易，体现意思自治。其二，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与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可以对粮食生产经营者施以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产业促进，而粮食生产经营者又可以对粮食行政管理机构进行监督。其三，粮食行业组织与粮食生产经营者之间。粮食行业组织可以对粮食生产经营者施以行业自律、行业惩治，而粮食生产经营者同样可以对粮食行业组织进行监督。其四，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与粮食行业组织之间。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对粮食行业组织进行监管，而粮食行业组织对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又可以进行监督。其五，粮食行政管理机构之间。粮食行政管理可能存在“九龙治水”的情况，需要构建独立、权威的粮食行政管理机构。其六，粮食行业组织之间。粮食行业组织是多元化的、不同层级的，彼此之间既是平等交流关系，又存在互相监督问题。

粮食法学与其他相邻学科有明确区分，可以成为独立学科。粮食法学与农业法学是有区别的。农业法学是新兴的法学分支学科，研究范围涵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而且是全产业链的研究。粮食生产属于种植业，但粮食法学还要研究粮食政治化（即国家安全价值）、粮食金融化（如“粮食银行”以及粮食期货）、粮食能源化（如玉米能源）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传统农业法学不甚涵括却又非常重要的。如将粮食法纳入社会法的范畴，则同时体现“自发调节”和“国家干预”的双重特征[4]。本文认为，粮食法学应属于经济法学。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粮食法的调整对象――“粮食经济关系”――恰好是上述“经济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监管法，而粮食法学同样聚焦粮食宏观调控、粮食市场监管，因此，粮食法学是经济法学的独立分支学科。

（三）价值取向之多元化

粮食法学的价值取向是粮食立法的宗旨倡导、目标追求，需要多元化发展，不宜单一独断，试析如下：其一，自由价值。自由价值是基础性价值，在确立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要推进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重点解决粮食产业化、粮食国企改革、粮食市场体系建设、粮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法律问题。其二，公平价值。公平价值是保障性价值，要充分保障粮农的合法权益（如土地权益、粮食收成、国家粮食补贴、社会保障权益），实现权利公平、义务公平、责任公平，为粮农提供粮食公益诉讼等救济机制。其三，效率价值。效率价值是动力性价值，要鼓励粮农进入粮食期货市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引导大宗粮食生产，提升粮食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加快粮食市场的发展。其四，安全价值。“粮食安全主旨化”应当成为粮食法的基本原则[5]。安全价值是底线性价值，也是崭新的价值形态。要彰显总体国家安全观，守住耕地红线，基本依靠国内粮食供给，严格监管粮食质量安全，慎重对待转基因粮食。与此同时，要坚守粮食定价权，防范由国际粮价波动引发的系统性危机。

多元价值整体上是可以协调统一的，但在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也容易产生冲突，例如，创新发展的“创新”需要自由的市场环境，但强调自由价值亦不是放任自由发展，否则会出现不安全因素，危及安全价值。创新发展不是放弃安全价值，而是强调在安全基础上的发展。与安全价值相对接的还有公平价值，既包括程序公平，又包括实体公平。强调安全就必须强调公平，尊重粮农的劳动成果，保障城乡弱势群体的粮食权，实现社会公平、防止两极分化，才能最终实现粮食安全。当然，过分强调安全价值、公平价值，又会人为制造禁锢、扼杀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最终也不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在保障安全、实现公平的基础上，关键还是要发展，而且必须辩证对待立法现状，破除制度禁锢，实现创新发展。因此，必须强化自由价值、效率价值，加强粮食流通全面市场化改革，体现市场决定性地位的发展趋势，才是粮食法学应有的社会担当。

[HS（3][HTH]三、核心范畴之创新发展：创新型法学体系的包容性

[HTSS][HS）]

“创新型法学体系”比较宏观、抽象，核心范畴必须涵括不同具体法学学科的概念范畴，才能探索法学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律，体现包容性特征。相应地，粮食法学的核心范畴要体现创新发展的包容性，具体如下：必须创新发展粮食私权利主体、粮食公权力主体和粮食行业协会，实现公共治理与社会治理的统一；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权利义务，深入研究粮食权这一新兴权利范畴；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法律客体，在拓展主粮的同时慎重对待转基因粮食；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法律行为，推动粮食法律行为国际化；必须创新发展粮食法律责任及其诉讼救济，促进粮食公益诉讼的推广。

（一）粮食法律主体之治理互动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农地流转 非粮化 粮食安全 农业生产效率

【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

土地“三权分置”是改革开放后继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两权分离”后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为我国从粗放使用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向高效、现代农业转变提供了根本性的土地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国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供给条件，符合资源市场化配置对要素流动性的诉求。以政府主导型土地流转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直接关系到“三农”问题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当前，众多学者致力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并已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本文拟从我国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的角度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当前条件下如何丰富农地流转“非粮化”以及粮食安全的内涵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关于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

从研究时序上看，“非粮化”这一表述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末，2008年之后研究文献提及“非粮化”的频率开始增加。近年来，农地流转“非粮化”研究进入高发期，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程度和发展态势界定也从“现象”逐渐变化为“倾向”、“趋势”。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现状。现有文献研究中通常使用“粮作比”、“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种粮大户占种植大户比例”等指标描述农地“非粮化”水平。例如，冯远香、刘光远（2013）使用“粮作比”衡量新疆“非粮化”程度，指出新疆1978～2011年间在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出现双降①。何蒲明、全磊（2014）使用“非粮食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来描述土地“非粮化”程度，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有关数据计算，1978～2012年我国非粮化比例由19.7%上升至31.9%②。但更多的学者使用“非粮食作物种植的流转耕地面积占流转农地面积的比例”对众多省份和地区的“非粮化”程度进行了分析，涉及的省份和地区既包括如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南等在内的粮食主产区省份，也涉及浙江这样的粮食主销区省份，还包括甘肃、陕西、新疆等这样的粮食产销大体平衡的省份和地区。

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影响因素及成因。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根本性原因是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土地流转费用过高导致的土地成本上涨、农业机械及能源价格上涨导致的农业机械作业费和化肥费上涨、高昂的农业雇工费用是造成种粮比较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粮食生产成本上升问题，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地流转中，以及有工商资本参与的农户对企业、种养殖大户、协会等流转对象的流转案例中。在收入方面，农产品内部价格体系不合理是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重要成因③。另外，农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健全、地方政府高效农业和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中央政府粮食补贴力度不足及制度设计偏差、粮食生产基础设施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不成熟、工商资本下乡等也是导致农地流转“非粮化”的重要因素。

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的解决对策。消除种粮比较经济效益过低是解决“非粮化”问题的关键。政府可通过建立耕地低成本流转机制、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市场的监管、提高粮食生产公共服务水平等方式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同时，还应该健全完善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格政策，补贴城市低收入者以保证粮农收入。

政府的粮食补贴和投入是学者关注的重点问题，多数学者都建议政府应将粮食补贴从普惠式向重点扶持式的支农惠农政策转型；提高对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的补贴水平，对种粮大户按照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进行阶梯式奖励和补贴；应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制定和完善针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法律法规、提高政府行政管理水平也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提出应细化耕地利用类型，对耕地流转的农业用途做明确的划分；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增加“粮田必须种粮”的规定；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制度。另外，优化粮食生产空间布局、强化粮食金融信贷和保险体系、加大粮食安全舆论引导力量、慎重引进工商企业大规模流转土地等措施也应引起关注。

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问题

农地流转尤其是农地流转的“非粮化”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是目前研究最为关注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粮食安全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地位。虽然早期农户主导型农地流转是少量的、缓慢的，但随着“运动”式的“中国圈地”快速升级，农地流转规模迅速增加，其影响变得日益复杂而深远。在这一过程中，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土地配置效率、促进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保障农地可持续利用及生态功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二、三产业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等都成为了农地流转的功能性目标。如何对众多既统一又矛盾的目标进行排序和选择，已有的研究并不统一。

保障粮食安全是农地流转的第一道红线，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农地农用、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不应因农地流转而改变。但面对多重目标体系，多数学者表现出选择侧重的差别。茅于轼（2008）指出，保护耕地政策直接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延缓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认为我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④。茅于轼的研究引发了国内学界的“耕地红线”之争。主流观点支持设立耕地红线政策，对茅于轼持批评态度。茅于轼的支持者则认为，一方面，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及国际关系中占据日益突出的地位，我国具备较强抵御粮食贸易讹诈的能力；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土地粮化配置的机会收益不断提高，必须考虑土地粮化配置的效率。安耕（2011）认为，在快速工业化背景下，我国粮食自给率下降是合理性的⑤。王文龙、万颖（2012）认为，政府的土地垄断与农地非农利用严格控制是不合理性的，固定耕地红线的看法是不科学的⑥。笔者认为，上述学者“打破18亿亩耕地红线神话”内核是基于对我国粮食安全形势过于乐观的判断，并带有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及农地流转多重目标选择的非农倾斜。

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和农业绩效的影响。学界关于我国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影响评价褒贬不一。虽然我国农地流转意味着土地资源的有效流动，优化配置了的土地资源可以促进粮食产量提升和农民收入增加，实现了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促进了粮食安全，具有明显的积极效应。农地流转的积极影响可具体反映在使农业规模经营扩大、农业科技水平提高、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等多个方面⑦。但农地流转导致的“非粮化”让人担忧。乐观的看法认为，虽然土地流转非粮化的规模较大、发展速度较快，这个趋势需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目前的土地流转“非粮化”尚未对粮食安全构成实质性影响⑧。悲观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土地“非粮化”倾向严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当务之急是避免其进一步蔓延⑨。

学界往往将“粮食数量安全”作为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最重要的影响指标进行考察，从土地生产效率、劳动生产效率、单位粮食产量、粮食总产等方面考察农地流转对粮食产能的影响。陈海磊等（2014）提出，由于生产率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在农地从低效率农户转向高效率农户的过程中土地生产效率提高⑩。姚洋（2000）将这一农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归纳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缺陷的前提下的“土地流转的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同时还提出“交易收益效应”，并从农地制度与资源配置的关系角度将这两种效应定性为正向资源配置效应。另一种观点认为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后土地生产效率很难出现明显变化，甚至会有所降低。俞海等（2003）指出，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促进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改善。贺振华（2003）认为只有在土地流转后增加新的生产要素或原有的生产要素发生了质的提高的前提下，土地的流转才是有效率的。

粮食安全与农地流转二者关系的统筹。很多专家学者就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与措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曾福生（2015）建议保障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粮食安全应从全局角度统筹考虑，国家应加强对农地流转过程中粮食安全保障的顶层设计与规划，构建“农地流转―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完整保障粮食安全的链条，应对农田使用权人和经营主体进行分类管理，应进一步明确基本农田分区规划和管制，实施跨区域经济利益补偿，从长期内保障粮食安全可持续。戚焦耳、郭贯成、陈永生（2015）提出，在推进农地流转过程中，应加大政府对农业生产的中介服务体系的投入和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提高粮食生产技术和规模效应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结论

应强化粮食安全和农民权益在农地流转综合目标体系中的首要地位。目前，农地流转被赋予了多重功能。我们可以以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集约利用倒逼经济产业转型，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合理的农村土地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长期形成的工业偏斜政策、城市发展偏斜政策已经造成了弱势的“三农”格局，在未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首先考虑“三农”问题的原则，土地是农民安身立本的根本，是农民的生产资料和家庭财富，同时，农地种粮是国家粮保障食安全的基础，土地经济性当然重要，但其社会性、政治性等其他价值也同样重要。

应丰富全面保障粮食安全内涵下的农地流转问题的研究。目前学界在农地流转对粮食安全的影响研究中主要集中于对粮食数量安全的影响分析，没有在全面粮食安全内涵视角下考虑这一课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如何破解我国粮食“高产出、高进口、高储备、高调运、高消耗”的“五高”并存？“南粮北运”是否低碳可持续？如何实现粮食“绿色增产”？等等问题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学界应更加关注关于农地流转对粮食质量安全、粮食流通安全、粮食生态安全、粮食空间安全等方面影响的理论研究。

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保持粮食安全谨慎态度。反对“非粮化”问题严重化的学者主要基于两点判断，第一，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不低，“非粮化”没有内在动因。第二，我国目前已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粮食安全的经济性要求减少国内粮食产量或者通过进口粮食，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但在粮食生产成本研究中学者主要计算直接物质费用，对间接费用考虑较少。蒋和平提出目前“北粮南运”的粮食物流成本占粮食销售价格的20%～30%，但在已有文献的成本核算中没有考虑。另外，粮食成本除生产成本外，还应考虑财政成本、生态成本，应建立粮食生产供给侧成本概念。我国虽然连年粮食高产出，在城镇化加速过程中，居民膳食结构变化及需求刚性存在的背景下，不宜轻下“粮食安全能够保障”的定论。

应丰富完善农地流转“非粮化”的内涵。现有文献对农地流转“非粮化”的概念理解简单化，将之数量化的方法缺乏科学性，基于以上，学界很难对“非粮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构词法上看，农地流转“非粮化”是指在农地流转背景下，出现的原有粮食生产性质（状态）向非粮食生产性质（状态）的转变，这种性质或状态包含种植，但应不仅限于种植，而是涵盖粮食生产的全过程及其保障体系，即种植、配管、收获、收购、仓储、加工、交易等环节及配套的科技、金融、财税、政策、法规等在内的体系的性质和状态。使用“粮作比”或者“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农地播种面积的比例”等无法全面衡量“非粮化”程度。“非粮化”涵义亟待丰富，以使之立体化、系统化，应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作者为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非粮化问题及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JY108）

【注释】

①冯远香，刘光远：“新疆农地流转与种植结构变化分析―基于区域粮食供给安全视角下”，《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年第2期，第30～32页。

②何蒲明，全磊：“对当前耕地‘非粮化’现象的分析―基于粮食安全的视角”，《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年第11期，第73～76页。

③易小燕，陈印军，王勇，李倩倩：“耕地流转需谨防过度‘非粮化’”，《农村工作通讯》，2011年第8期，第21～23页。

④茅于轼：“不要被粮食危机所误导”，《农村金融研究》，2008年第9期，第76页。

⑤安耕：“耕地红线之争的三点启示”，《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3～35页。

⑥王文龙，万颖：“中国刘易斯拐点和耕地红线的判断与三农治理新思维”，《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0～294页。

⑦冯炳英：“农村土地流转的绩效和发展对策”，《农业经济》，2004年第4期，第24～25页。

⑧陈卫群：“土地流转制度下的粮食安全”，《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⑨管叔琪：“土地流转‘非粮化’危及粮食安全”，《安徽农学通报》，2009年第1期，第12～13页。

⑩陈海磊，史清华，顾海英：“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吗？―以山西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14年第7期，第61～72页。

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第54～66页。

俞海，黄季j：“地权稳定性、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持续利用”，《经济研究》，2003年第9期，第82～91页。

贺振华：“农村土地流转的效率现实与理论”，《农业经济导刊》，2003年第6期，第38～42页。

曾福生：“建立农地流转保障粮食安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农业经济问题》，2015年第1期，第15～24页。

戚焦耳，郭贯成，陈永生：“农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的分析”，《资源科学》，2015年第9期，第1819～1827页。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3

确保全国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这就要求对粮食安全进行预警和监测，并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安全进行调控。为适应新形势下湖南省粮食安全领域发展变化的新要求，研究适合省情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为粮食宏观调控部门提供科学快速的决策支持工具，成为当前粮食安全科研工作的重要任务。由于每个省的地理人口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存在种种差异，使得各省在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上均有不同，所以不能盲目引用。

1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分析

目前，国内对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就。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储备等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就是在出现粮食不安全时，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粮食市场安全、社会稳定。当然，系统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可操作的、有效的。因此，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应对粮食不安全警报而建立的，用来消除、防范、抵御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安全。本文分别以上海、河北、福建为例介绍。

（一）上海市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上海是一个特大型的粮食消费城市，一个由市场检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环节有序衔接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在上海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预警监测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即时应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波动。上海信息监测网络涵盖了九个大型粮食批发市场、五个粮油加工、销售骨干企业以及19个区县的粮食市场。其中有33个监测点，这些监控点按照每天每周每月的不同要求，将各自的进货量、销售量、价格等数据上报汇总。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监测。

随着上海粮食流通市场的发展，监测点的数量和检测网络的规模都将不断的扩大。除此之外，上海还密切关注周边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市场走势，以及国际农产品现货、期货的市场行情。业内人士认为，在广泛监测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将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粮食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而实现先兆预警，然后即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河北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建国以来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49年河北省粮食产量仅为469.5万吨，到1998年河北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2917万吨，50年来增长了521.96%。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7年河北粮食产量为2841.6万吨，与1978年相比河北省粮食年产量增长了68.3%，增加了1153万吨。但是河北省粮食增产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河北省粮食产量在年度间的分布并不平均，而且还存在品种结构不合理，因而需要生产预警系统来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河北已经研究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波动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粮食安全预警监测分析之中，并运用灰色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计算手段，以及扩散指数法和预警灯图法对河北的粮食生产进行了实证和预警。这种模式的建立已经成为河北省研究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福建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为了确定粮食生产警情，福建省也建立了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研究福建省粮食总产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方程。福建省对粮食生产一直持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政策，但是福建省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投入要素，而不是需求，故在方程中应选择主要投入要素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诸如农业劳动力X1、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2、化肥使用量X3、农机动力X4等，用这4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建立方程，经参数估计和检验后发现，由于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充足，农业机械虽然在提高产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关键的作用，因而农机劳动力在方程中并不显著。重新建立模型，计算结果如下：

模型1：ln（Y）=O7340741n（X2）+0.186691n（X3X2）+U

（0.056382）（0.10234）

（13.02）（1.824）

R2=0.99987，F=59234.33832，

SE=0.07582，D.W=1.49310

模型2：In（Y）=0.8065071n（X1）一0.1731421n（X2）+V

（0.108729）（0.089483）

（7.418）（1.935）

其中方程下方第1行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第2行为对应参数的T的检验统计量值。R2为较正可决系数。模型1的参数估计值0.734074，0.18669分别为播种面积，每亩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即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734074%；每亩化肥使用量是这样的：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18669％。所以模型1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类似地，模型2也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两个模型的方程和变量都很显著，拟合优度也都很高，接近于1。两个模型的随机干扰项都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于未采用截面数据作样本，且观察值全部为实物量单位，两个模型随机干扰项的异方差性可以避免。因而两个模型都是较理想模型。

（四）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相关研究

尽管国内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根据不同的省份来设计的。不过它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模式。这种共同的模式可归纳如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由信息网络、信息处理、信息、预警指标、发出预警信号等子系统构成。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信息网络，它能借助现代互联网工具将遍及全省的粮食信息网点相互连接，并有效且及时的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预警系统进行处理。这种预警监测系统，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早作防范，然后信息处理。信息模式的特点是将信息处理形成信息网络，加强对粮食市场监测，及时收集、分析监测省内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根据信息处理结果，即时将这些信息定期提供给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粮食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参考，采用适当的渠道定期向社会，使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有关政策法规，调整生产计划或经营策略，以期达到调节市场供求平衡目的。预警指标，建立灵敏、准确提供信息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进行粮食安全预警。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因为从这些指标中可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如粮食生产、需求、进出口、储备、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指标。所以要建立某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就要根据该省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系统进行设计。

2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三个省份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国内研究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是根据各自省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我们不能盲目的借鉴。但是可以借鉴别人好的经验。其中适用于湖南省的可归纳成如下几个方面：

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的设置是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的关键，国内对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地区粮食安全预警的研究较少，分省尺度上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不仅受国家整体水平上的粮食安全的制约还受各省具体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湖南省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时考虑的警情指标较全国尺度要少,可以忽略国际粮食供需变化的影响，同时重点考虑涉及湖南地区本身的指标。

本文认为可以将预警指标设置如下：粮食亩产增长率，受灾面积增长率，播种面积增长率，食品工业产值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化肥销量增长率，农药销量增长率，役畜拥有量增长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例增长率，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农业商品率增长率，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粮食经济作物比价，农用机械动力增长率，化肥价格指数，另外，农资价格是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受农民本身货币购买能力的限制，农资涨价对农民的购买能力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监测好农资价格是影响农民投资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一套自动的预警监测系统。网络不仅可以提高预警监测的准确性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利用统计信息和遥感估产信息动态分析区域粮食的年度和年内供求状况，对湖南省粮食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进行预测和预警。这将为我省粮食宏观调控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为各粮食部门提供方便有用的信息参考发挥着重要作用。

3湖南构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思路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湖南省粮食生产中，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根据监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有序的环节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从粮食生产增长率的角度去发现湖南粮食生产中潜在的问题。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运用预警的有关理论，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构建湖南省粮食生产监测预警系统。这种系统从逻辑上讲应包括这样几个阶段：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并预报警度。这里，明确警情是大前提，是预警研究的基础，而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属于对警情的因素分析，预报警度则是预警的最终目标。湖南粮食生产监测预警是根据粮食生产所出现的严重偏离正常的状态，在未造成粮食生产灾害之前进行预测、预报及调控。湖南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模型就是依据宏观经济预警的逻辑过程，即确定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并对湖南省进行粮食生产预警研究。通过探索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加强对湖南省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准确把握市场动态，科学分析市场走势，确保湖南省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预警就是对事物发展的未来状态进行测度，预报不正常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以及提出防范措施。粮食生产预警系统是为了防止粮食生产运行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或可能出现危机而建立的报警系统。湖南是农业大省，自然条件优越，水稻产量居全国第一。但近些年其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2000年湖南耕地面积为507.98万顷，而到2003年耕地面积只有452.98万顷，平均下降13.75万顷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少有回升，但是增长速度缓慢。

参考文献：

1.贡光禹译.谁来养活中国——中国未来的粮食危机.未来与发展[J]，1995.2

3.林毅夫.中国粮食前景与战略.中国农村经济[J]，1995.8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4

所谓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是指生产者对粮食价格的反应而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粮食产业整体性比较效益低而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产业的平均利润低于经济作物和工商业，对于农民而言，主要是粮食的平均利润低于棉花、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种粮的收益低于外出务工的平均收益，从而诱使农民减少或者放弃粮食生产，改种经济作物或外出务工经商，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反复出现的粮食安全问题就是种粮比较效益过低所致。二是粮食产品阶良陆的低价格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比如1998―2002年粮食价格比较低，农民纷纷减少粮食生产而改种其他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供给不足引发粮食安全问题，即个人理性导致集体谬误所形成的“囚徒困境”。三是国内外大资本投机在性介入，如买空卖空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虽然粮食产业还没有出现由于大资本操纵的买空卖空现象，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国内外非生产性、投机性大资本过多，通过市场投机而导致粮食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以上三个方面都属于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是由粮食供求和粮食价格等因素导致的。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是因为收益问题引发的安全问题。不同类型的粮食安全问题有不同的解决办法。对于第一种类型的粮食安全问题，需要政府介入才能够解决，即将粮食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予以重视；对于第二种类型的粮食安全问题，不需要政府介入，让市场自行恢复平衡，当然如果出现“蛛网效应”的苗头，政府可以适当调控；对于第三种类型的粮食安全问题，则需要政府前瞻性的防范，完善粮食储备系统和流通设施，防止投机性大资本“上山下乡”，扰乱能力性粮食安全问题

所谓能力性粮食安全问题是指生产能力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即是否具备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能力而诱发的粮食安全问题。粮食生产能力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耕地数量。耕地数量是粮食安全的基础，有了一定数量的耕地，粮食安全就有了基础。但是有较多的耕地数量，并非就能够保证粮食安全，很多耕地丰富的国家，粮食安全也不能保障。因此，耕地只是粮食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二是耕地产能，即分析粮食安全问题要将生产条件――旱涝保收的耕地数量考虑进来，考虑耕地的质量。只有旱涝保收的耕地，才能够保证粮食的稳定产量。旱涝保收的耕地也只是粮食安全的一个必要条件。三是速生粮食生产能力，即如果遇上粮食安全问题，耕地能够迅速调整农业生产结构且迅速种值粮食的能力，其能力还包括速生型粮食品种和技术储备――品种是否比较多，是否能够在任何条件下生产四是技术和管理问题，即粮食种子的改良及田间管理水平提高的问题。改革开放50多年，粮食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粮食品种的技术改良而保证的。

中国历史上很多时期的粮食安全问题是生产能力的问题，但是生产能力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关，而技术条件的改变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判定粮食安全问题必须将市场性粮食安全问题与能力性粮食安全问题区别开来。前者可以通过政府必要的调控和干预予以解决，后者是结构性的问题，短期无法解决。而对于能力性粮食安全问题也要根据其类型具体分析：对于耕地数量，现在关注的学者和官员比较多，但是必须认识到耕地数量的减少是一个必然趋势，这是不可逆转的。从粮食生产能力视角来看，必须将粮食安全保障重点放在提高粮食增产技术和改良中低产田方面。另外，还需考虑到即使有耕地、有旱涝保收的耕地、有增产技术也不见得能够保证粮食安全，因为粮食安全问题还受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僵化地看待耕地及其数量，不能总是盯着耕地和播种面积，而更应该注重粮食生产能力：一是要保证有基本的生产粮食的能力，严控耕地的非农化，保证农业用地数量维持在一定水平；二是要保证万一出现粮食短缺，能够迅速调整农业用地结构，确保迅速生产速生性粮食的能力，即粮食生产的快速应变能力。笔者认为，一个国家只要a-定数量的农业用地和快速生产粮食的能力，任何粮食安全问题都不足为虑。

灾害性粮食安全问题

所谓灾害性粮食安全问题意指自然灾害诱致的粮食减产和绝收的粮食安全问题。灾害性粮食安全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更不是同质的，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局部性灾害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就是某一个区域因为自然灾害导致粮食减产，如]998年江南地区的大洪灾、今年西南地区的干旱。二是产业性灾害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比如小麦、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因为气候问题而诱致某类粮食产品短缺，从而影响粮食供给结构，导致粮食安全问题。三是整体性灾害诱致的粮食问题，即全国大多数地区、大多数粮食产品遭受了自然灾害而导致粮食的重大减产。

不同的自然灾害诱致粮食安全问题的程度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总体而言，灾害性粮食安全是短期性的，带来的冲击力度比较大。但是相对于市场性、能力性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而言，灾害性粮食安全问题比较单纯，也较易解决。具体而言，对于局部性灾害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我们大可不必恐慌，可以通过国内贸易调剂或者通过部分进口解决区域性粮食短缺问题。对于产业性灾害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更不足虑，虽然中国南方和北方的主食替代率比较低，但完全可以通过国际粮食市场进行调剂，解决结构性供给问题。对于整体性灾害诱致的粮食安全问题，则必须高度重视，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启动应急性速生粮食生产机制，迅速生-产速生性粮食作物；二是迅速抛售国家粮食储备，保证粮食正常、稳定供给，平抑供求关系。

“人造性”粮食安全问题

所谓“人造性”粮食安全问题则不是由粮食短缺诱致的，而是由社会性心理恐慌和舆论夸大其词“制造”出来的粮食安全问题。这类粮食安全问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非常大。首先，是新闻媒体的夸大性报道。我国对粮食安全问题坚持战略上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战术上则理性对待，具体类型具体分析，不放大也不缩小。记者们根据对某些专家的采访而夸张性地报道，但是被采访的专家可能并没有掌握总体情况，也可能不是粮食问题方面的专家，而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感性认识来答记者问，其话语会带有片面性，加上新闻媒体对轰动效应的追求，致使媒体和记者反复炒作粮食安全这个话题，再次将粮食安全问题放大。其次，就是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新闻舆论会诱致消费者和相关投资者形成粮食短缺的心理预期，这种心理预期一旦形成就会如通货膨胀预期一样。无限放大了粮食安全问题，从而将一个根本不存在或者并不大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将一个纯粹的产业性问题变成了一个公共性问题，一个经济问题变成社会性问题。对于粮食安全问题，经常会有“狼来了”的叫喊声，但是“狼”并没有来，其原因就是很多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是“人造性”的粮食安全问题，而不是现实存在的问题。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粮食安全 水土资源保护 行动逻辑

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指投入到粮食作物种植和生产中的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是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安全水平的基础。根据公共性的概念，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一种公共性产品，但目前我国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面临着数量紧缺，质量退化和水土资源空间分布不匹配的问题，加之粮食生产所涉及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的权益不清晰、不对等，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进而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以资源价值为基础，完善资源价值实现途径和明晰不同经济主体产权是确保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本文在分析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的基础上，从完善价值实现途径的角度提出促进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

一、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公共性分析

公共管理学根据效用、消费和受益的经济特性，赋予公共产品三大特征，即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排他性和受益的排他性。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产品效用为整个社会的成员所共享，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归属于某些个人享用；消费的非竞争性是指某一个人对此产品的效用不能排斥、妨碍其它人对其的同时享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其他人享用该种产品的数量或质量；受益的非排他性是指在技术上没有办法将拒绝为物品和服务付款的人排出在受益的范围之外。能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为纯公共产品，同时不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产品则是私人产品。如果一种产品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但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则这种产品可以成为“拥挤性公共产品”。如果一种产品同时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但在技术上能够排他，这种产品称为“价格排他性的公共产品”。

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粮食安全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食物安全保障，是通过供应充足的满足公众消费需求的粮食来实现的，其效用具有整体性，是国内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享有的，因此粮食安全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粮食安全的受益性是不可排他的。在不同的消费水平下，我国粮食需求与现实的粮食生产能力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的实现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安全具有竞争性。综合以上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属于拥挤性公共物品。

本文对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有效管理是针对水土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效用而言的。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分析，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效用不在于生产了多少粮食或者水土资源利用的效益是多少，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为一个国家提供了粮食安全保障，其效用具有不可分割性。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消费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人口需求不断提高增加了水土资源利用的压力。因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是一种“拥挤性公共物品”。

二、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分析

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与其他经济主体产生的一种未能由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反映出来的影响。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同经济行为主体在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保护中承担的成本和效益不对等，二是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没有完全实现。

（一）粮食生产各经济主体行为逻辑分析

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保护主要涉及三大经济主体，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不同主体所肩负的保护任务和获取的利益不同，并存在成本和收益不对等的现象，这必然影响到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和保护效率，影响粮食安全。因此有必要对主要经济主体利用和保护资源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

1、中央政府资源利用保护成本和收益分析

中央政府利用保护水土资源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补贴两大部分，例如国家直接投资的水利建设资金，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为促进农民种粮积极性而支付的种子、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补贴和直接补贴等。间接成本指中央政府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而损失机会成本，如因将水土资源投入粮食生产而制约非农产业发展所引起的财政收入减少和资源利用收益损失等。中央政府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获得的显性收益主要是以粮食产品为原料的行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形成的贡献率，隐性收益主要表现为粮食安全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保障作用。

我国人多地少，随着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粮食安全的需求水平不断提高。为了确保社会安定和国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国政府一直将保护粮食安全，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作为重要工作任务。从中央政府提出的保护18亿亩耕地红线、加大农田水利投资力度等措施就可看出中央政府保护水土资源的意愿和决心。

2、地方政府资源保护成本和收益分析

地方政府是具体的水土资源保护者，其保护成本包括为了执行中央政策而支付的水土资源保护资金，也包括为了实现粮食生产目标而限制水土资源配置到报酬率较高的行业和部门所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成本。地方政府水土资源保护收益主要是地方粮食安全和贯彻上级政策所带来的荣誉收益。由于我国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匀，各地方政府保护资源的成本收益情况差距较大。地方政府付出全部的努力促进水土资源保护，但不能排除别的地方政府享有粮食安全和资源保护所带来的收益。在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肩负着对外提供粮食的任务，为粮食调入地区额外承担了资源保护的责任而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补偿。中央政府通过编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强制各省保持一定的基本农田面积，尤其是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面积和基本农田保护率指标较高，对于粮食主产区的地方政府而言，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指标远高于本地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需求，而且还制约了可配置到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土地资源数量，这造成了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粮食生产和水土资源保护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在一定条件下，主产区地方政府可能会理性地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非农化，具有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调配到工业和第三产业生产部门的动机。

3、种粮农民保护资源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种粮农民是利用和保护水土资源的具体实施者。种粮农民付出了粮食生产资金，获得的收益全部为私人收益，因此理论上种粮农民保护和持续利用资源的积极性较高。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具有经济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社会保障功能表现为：一方面为国家提供粮食安全，另一方面为种粮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同时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与保护、大气净化、环境净化等具有生态服务功能。而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经济效益较低，而且粮食生产带来的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效益为整个社会所享有，不完全体现在水土资源使用者和保护者身上。此时社会的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水土资源利用产生了正外部性。同时随着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和农业结构调整进程加快，种粮比较效益较低，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加之水土资源具有多宜性，使得大量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资源转移为其他用途，水土资源的利用具有很高的机会成本。种粮比较经济效益与水土资源巨大的机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必然影响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情况

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功能赋予了水土资源一定的价值，使其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经济价值是指粮食生产所获得粮食产品带来的经济效益，可以直接用货币来衡量，这部分价值通过种粮农民出售粮食产品得到实现；生态价值指以水土资源为主体构成的生态系统具有的生态价值，包括保护生物多样性、物质循环和景观美学等方面的价值；社会价值主要包括提供养老、就业保障和粮食安全等方面的价值。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各项价值实现程度不一致。目前粮食安全价值和生态价值被其他社会成员无偿享用，同时由于尚未明确和完善养老和就业保障价值的数量和管理制度，当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产权流转时，种粮农民也失去养老和就业保障的基础，水土资源的就业和养老保障价值无法实现。资源价值的不完全实现造成了种粮农民水土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不重视对水土资源的保护性利用，盲目施用过量的农药和化肥会造成水土流失，土壤板结，不仅造成水土资源的质量下降，甚至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和食物质量下降，或者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转换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用途，造成粮食生产水平下降。

粮食生产存在经济行为主体收益权利不对等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未完全实现的问题，造成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的外部性。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动对他人或社会的影响有好有坏，有利有弊，因而外部性又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但无论存在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会影响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因此为了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根本的方法是消除利用外部性，使资源利用保护成本与收益对等，提高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效率。

三、政策建议

粮食是私人产品，粮食生产是私人行为，而粮食生产和粮食本身是粮食安全的保障，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因此我国的粮食安全是非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经济理论提出非政府提供公共产品通常有四种方式，分别是：政府与私人公司提供签订协议和合同、政府授权私人公司经营、政府私人生产进行资助、政府参股和政府提供法律保护。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政府和私人的利益、权利和相应的责任都应明确。粮食生产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是粮食安全的基础，目前水土资源利用保护的外部性制约了我国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应根据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经济有效和生态安全的原则，合理采取法律、技术、行政和价值手段管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其中价值手段具有高效、主动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与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利用最为密切的政策包括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和资源产权政策，均涉及到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和合理配置的问题，本文重点对粮食补贴和资源产权两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

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价值评估目的在于促进水土资源合理利用和配置，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生产发展。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评估为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完善粮食生产成本和制定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标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通过价值评估树立的资源有价观念促进了人们自发地保护粮食生产资源，促进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粮食生产资源价值评估的目的与粮食直接补贴的目标相吻合，利用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为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供了两方面的依据：一是为粮食直接补贴具体方式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使粮食直接补贴成为实现水土资源价值的手段；二是为粮食直接补贴的具体标准提供了参考。

粮食安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实质是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由种粮农民私人生产的粮食产品，这为政府提供粮食补贴提供了理论依据。粮食生产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几乎作为一种正外部性被全社会所共享。为了促进粮食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建议将粮食生产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划入粮食生产直接补贴的范畴，这种补贴方式将资源价值量化，不仅为水土资源的管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同时也促进社会各方面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建立保证粮食生产综合生产能力的长效机制。

目前我国粮食直接补贴对象明确为种粮农民，由于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中水土资源的公共性，粮食直接补贴由政府提供。结合粮食生产涉及到的社会经济主体，以及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类型，粮食直接补贴可以细化为直接经济补贴，种粮农民就业和养老保障补贴、粮食安全补贴和环境补贴，并提出补贴标准和方式的建议。

粮食直接经济补贴：种粮农民通过出售粮食获得了部分的资源经济价值，但粮食生产经济效益远远低于社会平均利润率，而粮食生产成本中没有完全考虑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价值，造成了粮食生产成本的缺失，种粮农民没有获得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全部的经济价值，个人边际成本高于社会边际成本。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经济价值与粮食生产产值之间的差距即为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尚未实现的经济价值。在评估各地区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经济价格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单位粮食产量中的虚拟水土含量，可得到单位粮食产量中水土资源的经济价格，从中扣除当年粮食价格并乘以粮食单产得到粮食直接经济补贴标准。

种粮农民就业和养老保障补贴：补贴标准是根据区域内单位粮食生产面积就业和养老价值乘以一定粮食种植面积需要的标准用工数，可通过为农民建立养老和就业保险的方式支付补贴。

粮食安全补贴：区域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所承担的粮食安全价值不同，为了平衡地方政府承担粮食生产的责任和因此损失的机会成本，粮食调入地区应承担起粮食调出地区的粮食安全补贴。粮食安全补贴为计算出的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根据粮食总产量计算单位产量的粮食安全价值，如果长期无力解决本地区粮食自给问题，需要向外地调入粮食，那么除了根据粮食市场经济价格支付购买价格外，还应该额外向调入地支付粮食安全补贴。这个补贴值是调出地单位产量粮食安全价值乘以粮食外调量。

环境补贴：粮食生产系统的存在为人类提供了生态服务，农民为生态服务的存在提供了劳动，但这部分价值却没有体现，被全社会成员无偿占有。从粮食安全的公共性来看，政府应代表全社会成员对这部分价值进行补贴。环境补贴的标准是单位粮食播种面积的平均生态价值与粮食播种面积的乘积。由于生态价值数量巨大，粮食播种面积不固定，因此建议中央政府以生态价值评估结果为依据，根据各地区长期粮食生产情况和自然情况统筹发放。

根据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建立粮食直接补贴制度，不仅为粮食直接补贴提供了较为合理的标准和依据，体现出区域粮食生产差异，而且细化了粮食生产相关主体的责任，确保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价值实现，促进粮食生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完善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产权制度

1、土地资源产权改革建议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而言，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是公共资源，它属于公众和社会。但由于每个社会成员不具备管理和控制资源的能力，国家拥有资源的所有权。但实际生产中，农民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意改变自己的私人选择，政府和农民成为资源产权制度的主体。鉴于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的特殊性，建议建立政府公共产权与农民交易产权的双重结构。农民和村集体是资源的直接使用者和管理者，授予其收益权、使用权和经营权，并依法获得资源利用的经济收益。同时在资源转让时，补偿其因资源流转而损失的就业和养老价值。资源的所有权归政府所有，因此其有责任制定出资源利用的相应规则，如资源的使用权、排污权等权利的获得与费用。直接的资源利用收益如经济收益应有明确的产权界定。这种产权界定保护产权主体利益，同时明确各主体间的责任，能够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克服资源利用的短期行为。

2、水权政策建议

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表现出公权性质，水资源所有权应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针对粮食产品来说，水资源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具有明显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目前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实行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使用权主体分离。生产者获得水资源使用权后，利用水资源生产获得收益是水资源收益权的实现形式。水资源收益权转让其实质是水资源市场流转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实行水资源无偿使用制度，生产者无需交纳水费，无法体现水资源的稀缺性和市场价值。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具有经济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功能。粮食生产者通过利用水资源获得收益，粮食生产者应根据计算出的水资源的经济价格向所有者支付相应费用，交纳的水费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用于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目前我国粮食生产区域差异较为明显，不同地区水资源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功能不同，其中生态和社会保障功能的最终受益者是全部社会成员，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支付水利工程建设资金等形式承担这部分价值，同时，粮食调入区政府除了承担本区域的价值外，还应适当支付粮食调出区的价值。

参考文献：

①张向达，赵建国. 公共经济学.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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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刘笑平，雷定安.论外部性理论的内涵及意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9（3）：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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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范少冉. 耕地保有量外部性探讨.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5（4）：25—29

⑥钱忠好. 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及其经济分析.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32—37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粮食安全；粮食生产；粮食流通；粮食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0-0010-03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对待粮食安全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列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第1项主要任务，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央再次重申，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中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着一些对粮食安全的潜在危机，国家出台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指出，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有：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年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凸现，供需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性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及全球粮食供求偏紧。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居安思危的态度，审慎的思考中国粮食安全的严峻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本文从粮食可获得的角度，通过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来分类整理中国现有的粮食安全研究成果，尝试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

一、研究现状

（一）基于粮食生产安全角度的分析

1.耕地与水资源

耕地资源作为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其数量、质量变化势必影响到中国粮食生产。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原本稀缺的耕地资源被非农用地占用，耕地面积不断锐减，使中国人地矛盾日趋激化，因此国内学者基于耕地视角下的粮食生产研究最为广泛。傅泽强（2001）指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使部分原本稀缺的耕地资源不可逆转地转为非农用地，人地矛盾将更加尖锐。崔亚平（2011）也认为，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以及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需求将呈现刚性增长，而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对粮食生产的约束日益突出[1]。傅泽强、蔡运龙等（2001）通过分析耕地数量变化及质量状况与粮食生产的相关关系，指出在物质、技术投入水平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耕地资源数量增减变化对粮食生产起强约束作用，同时耕地质量的优劣对粮食生产具有显著影响[2]。余振国、胡小平（2003）则提出，中国未来耕地面积减少的趋势难以避免，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既不能过多地依靠保持现有耕地的数量又不能过多地依赖粮食进口，最根本的途径是提高耕地质量和增强耕地生产能力。陈百明、周小萍（2004）在探讨了耕地资源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后，指出耕地面积年变化率和粮食总产量年变化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强，相反，粮食播种面积变化率和粮食产量变化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强。尹成杰（2005）则用数据指明，粮食播种面积每增加1%，可增产粮食0.88%[3]。要保证中国耕地与粮食安全，封志明（2000）指出需要从“藏粮于库”转移到“藏粮于土”战略，全面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力。李天杰等（2006）具体地从土地质量、生产能力的角度，基于农用地分等成果估算粮食生产能力的方法探讨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思路。陈百明、周小萍（2005）通过估算预期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人均粮食需求量以420kg为准，计算出中国粮食自给率达到90%时，中国近期最适宜的耕地资源安全底线为人均0.056hm2 [4]。上述从耕地资源角度分析中国粮食生产安全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综合大家的观点可以看出，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保持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提升耕地生产力是增加粮食产量、保护粮食安全的一项最基本的措施。

2.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科技为中国农业生产增产做出了突出贡献，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是提高粮食单产、发展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朱希刚（1999）通过对粮食增产的技术进步作用进行测算，指出在耕地面积略有下降的趋势下，中国粮食增产主要通过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的有效推广运用，为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中国必须努力克服粮食生产技术进步的障碍[5]。钱万强、刘燕美等（2010）提出了影响粮食单产的基础科学问题，并从优良品种培育、高产栽培和农田土壤等方面总结了973计划的成就，同时对农业重大基础研究保障粮食安全提出建议。为达到用18亿亩的耕地保护16亿人的粮食安全的目标，姚辰、唐欢等（2013）认为粮食增产不是扩大耕地面积的原因，而是提高单产的结果，因此需要通过加大科技和投入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6]。据赵芝俊等（2006）测算，近二十年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贡献率总体上不断提高，由1986年的20.52%上升到2003年的46.55%。卢昆、郑风田（2007）分析表明在其他投入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投入费用的增长率每增加1%，粮食总产量的增长率为0.119%，因而从政府的角度，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需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业科研的经费投入[7]。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可以提高中国粮食单产，在耕地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科技创新是中国粮食增产的重要途径。然而，近年来，中国农业科技创新滞后，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重大科研成果比较少，科技进步贡献率与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3.种粮主体的影响

农户作为粮食生产的主体，因此农户种粮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粮食安全。种粮农户视角下的粮食安全着重从农户家庭资源配置、劳动力素质、农户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分析。张宁、陆文聪（2006）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技术实证研究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对农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变化对中国农业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的质力素质提高对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增长更具有显著作用[8]。张鹏（2012）指出短期之内粮食补贴政策对于农民种粮行为更多是精神层面的刺激，而非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粮食补贴政策在对粮食生产有所激励的同时也在刺激着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9]。张全红（2011）通过历次粮食周期性波动的考察，总结出粮食政策调整能够引起的粮食周期波动，并提出应在生产、流通等多个领域以多种方式对粮农进行补贴，以调动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弥补以往政策的不足[10]。张鹏（2012）认为农户行为不仅取决于农户是否种粮，更取决于农户对市场结构、价格、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反应能力。农户作为一个理性人，面对种粮和外出打工的相对收益不断下滑，农户的理性选择就是对家庭内部资源进行调整，越来越多的兼业型农户出现，造成农户种粮积极性不高、大量耕地被撂荒。

（二）基于粮食流通安全角度的分析

历来粮食生产是研究粮食安全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然而，粮食流通问题也越来越受政府及学者的重视。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粮食流通体制，采取适当的流通政策，对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作用。邵立民（2007）指出，为当前中国必须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运转灵活、高效安全的粮食流通体系，确保中国粮食长久安全。粮食流通供给是从生产到消费之间的桥梁，田新平（2011）指出，粮食流通安全状况主要受粮食的储备水平，国际贸易及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和流通速度与价格来反映，同时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是各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普遍规律，因此建议中国进行粮食流通体制市场化改革。洪凯（2008）以东南亚粮食危机为例，指出此次东南亚粮食危机无法及时缓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数东南亚国家的交通、仓储等粮食物流基础非常落后，因此中国要大力加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合作[11]。翟书斌（2013）认为应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加大对粮食流通产业的支持力度，完善流通产业支持政策[12]。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立足国内自给，余额进口调节的粮食安全战略。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复杂。李成贵（2002）指出在新的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需要同世界粮食供求状况联系起来，中国利用国际市场，有利于中国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13]。然而一些学者对此表示担忧，向颖佳（2008）认为，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起主导作用，控制着农产品市场，同时，部分国际组织的原则和政策加强了跨国公司的控制程度，因而国际贸易对不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了威胁。从国外进口粮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以虚拟水、虚拟土地的形式进口水资源、耕地资源。马静等（2006）通过分析虚拟水国际、区际流量关系，得出外流域调水工程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水资源短缺约束力日渐增强的背景下，虚拟水战略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与粮食安全的新选择（柯兵、柳文华等，2004；柳长顺、陈献等，2005；鲁仕宝、黄强等，2010）。成丽等（2008）的研究表明，中国已成为一个虚拟耕地净输入国家。由于虚拟水、土资源对于缓解中国水资源紧缺、耕地资源紧张、确保粮食安全、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均有积极作用，因此可以将其作为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有效工具[14]。

（三）基于粮食消费安全角度的分析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表现为畜产品、水产品和加工产品的消费比重增加，而口粮消费则相对减少，进而引起粮食需求结构及总量的变动。高铁生（2013）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粮食消费结构升级，更多地追求质量和品质保证，而不仅仅满足于数量上的安全。黄季（1999）研究显示，一个居民从从村转移到中小城市，其口粮年消费量将减少58.3公斤，转移的特大城市减少64.2公斤，同时，转移到中小城市其畜产品年消费量增加4.2公斤，转移到大城市增加7.2公斤。王铮、郑一萍（2001）通过模拟全球变化条件，分析发现粮食安全还受全球变化的外部强迫影响，在保持人民消费水平持续增长的前提下，中国未来粮食生产有可能不能满足需求增长的要求，存在7%～8%的粮食缺口。陈一茗（2010）从全球粮食危机的原因分析，得知世界各国生物燃料计划的启动，极大地冲击了粮食需求，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应该积极引导对粮食的合理消费，调整农产品消费结构，在保证居民对粮食的需求的前提下，适当控制生物能源的发展规模[15]。综合相关研究观点发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必然导致口粮消费的减少，但是从长期来看，居民对畜产品、加工产品的消费需求持续增加会扩大工业用量及饲料用量的消费，因而中国未来口粮消费是否会减少还要考虑诸多因素[16]。

二、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关于粮食安全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涉及粮食生产、流通、消费等多方面。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深入地探讨粮食安全问题，这便于更加全面地审视中国的粮食安全态势。但是现有的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粮食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现有的研究结果多数以宏观的角度思考问题，较少从微观的角度思考问题。例如，在研究粮食消费环节，多数研究是从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因素进行思考，较少地从居民个体的视角进行分析。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粮食消费安全与居民的消费偏好、理性选择、从众心理等有关。二是粮食安全设计生产、流通、消费安全，在考虑问题时，三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的整体，过于分散的研究只能得出较为片面的结论，因而可以将其联系起来，结合当代社会的变化，动态地考虑问题。三是粮食安全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问题，它还涉及到农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生物学、数学等多门学科，因此在分析问题时可以综合各个学科，寻找更有利的分析工具。但是现有的文献分析问题时使用的工具比较局限于模型建立、经济假设、供给需求理论等，以后的研究可以尝试用公平与效率、博弈论、公共选择等工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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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n China’s Food Security

WANG Rui-bin，ZHAO Cui-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nan Agricultural Univercity，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Food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but also the peopl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means of livelihood.Food security and econom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ocial harmon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re closely related.To ensure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concern，academic research is very much on the food security problem.This paper，through comb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s，tries to point out the deficiency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from the food production，food circulation，and food consumption so as to provide some convenience and indicate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7

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四部分“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里专门精辟阐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展，现实意义重大，历史意义深远。全市粮食系统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深刻领会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围绕主题，把握灵魂，明确任务，狠抓落实，坚持用十七大精神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扎实做好学习实践活动整改阶段的工作落实，认真总结、科学决策，用工作成果、检验学习实践活动的成效。

（二）加强宏观调控，切实保障××粮油有效供应和市场稳定

适时适度做好粮食宏观调控工作。认真分析粮食供求形势，及时提出调控措施建议，促进粮食总量、品种、结构、供求基本平衡。加强对粮油供求形势、市场价格的监测分析，把握好销售力度和节奏，增强粮食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重点做好节假日和特殊时段的粮油供应工作，确保粮油货源充足、质量安全。

加强地方储备粮管理和军粮供应管理。继续坚持和完善地方储备粮目标管理责任制度，做好市级储备粮年度轮换，指导和监督有关企业均衡做好储备粮轮换工作，把握轮换节奏，积极推进储备粮轮换的公开化、透明化，使储备粮轮换更好地适应粮食宏观调控的需要。按照调控有力、高效灵活、规范运作的原则，进一步优化市、区县储备粮的布局和品种结构，完善储备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保障规范运作和储存安全。加强军粮供应信息化、网络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以兵为本、平战结合，提高军粮供应综合服务和整体保障能力，做好军粮和其他政策性粮食供应服务工作。

（三）抓好粮食购销，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

贯彻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认真做好粮食收购工作。指导和督促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积极入市收购，发挥国有粮食企业主渠道作用，为全年粮食购销工作打好物质基础。各区县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做好收购资格审核和认定工作。

继续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和鼓励各类粮食经营和加工企业积极入市收购。粮食收购中坚持以质论价，优质优价，不准压级压价，损害农民利益。根据宏观调控和市场供需形势，搞好市场信息服务，积极做好粮食销售工作，指导企业把握好销售节奏，确保粮食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切实保护粮农种粮积极性。

（四）不断完善粮食购销市场机制和各级政府的控机制

认真完善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按照市政府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纳入区县域经济考核办法，认真组织好粮食行政首长负责制考核工作，在全市积极营造“重农、抓粮、保供应”的工作氛围。

积极引导和扎实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引导企业强化管理，切实做好扭亏增盈工作。引导企业强化内部管理，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做到勤购快销，减少资金占用，定期进行经济活动分析，及时反馈有关情况。切实加强企业财务管理，规范企业核算，努力降低经营和管理费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努力抓好粮食企业扭亏增盈工作。

进一步健全粮食调控体制。加强和完善地方储备粮体系建设，创新储备粮管理机制，优化地方储备粮布局和结构，积极落实地方储备粮油增储任务。充实地方粮油储备和成品粮油应急库存。加强对粮油供求形势、市场价格变化的监测分析，增强粮食调控的预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正确引导粮食生产、流通，重点关注缺粮地区、受灾地区的粮油供应情况，保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确保粮油市场基本稳定。做好军粮和其他政策性粮食的供应服务工作。加强军粮供应信息化、网络化服务体系建设，坚持以兵为本、平战结合，提高军粮供应综合服务和整体保障能力。

加强粮食行政管理体系。建议政府稳定和加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机构，落实和健全粮食行政执法、监督检查和统计调查职责，保障粮食宏观调控和行业管理需要，确保国家有关粮食方针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切实发挥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确保粮食安全的职能作用。

（五）依法加强市场监管

加强粮食粮食市场监测。切实加强对国内外、省内外市场的调查分析，加强对粮食生产、消费、市场、库存、质量等监测，建立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和市场信息会商机制。加强报告制度，特殊时期实行粮油价格、库存等信息一天一报制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报告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蔓延。

依法加强粮食市场管理。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和我省的实施办法规定，切实履行全社会粮食流通管理职责，认真做好粮食收购企业入市资格审核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坚决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行为，维护好市场秩序。高度重视并查处涉粮案件，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和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长效监督检查机制。

完善社会粮食流通统计报告制度。进一步健全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完善粮食统计调查手段，强化全社会粮食供需平衡抽样调查。

高度重视粮食质量管理。改善检验机构的仪器设备条件，提升我市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测的手段和水平，为开展粮食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持。建立粮食收获质量调查和品质测报工作的长效机制，争取专项工作经费，加大对原粮卫生和粮食加工环节的监督检查，确保粮食收购、保管、出库等环节的质量安全，确保粮油产品质量安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六）进一步推进现代粮食流通产业发展

积极推进我省市场和粮食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健全粮食市场体系。积极发展城镇粮油供应网络和农村粮食集贸市场，提升市场服务功能，大力推广电子商务等先进的交易方式和手段，发挥引导粮食购销市场价格的作用，为活跃粮食流通和政府宏观调控服务。

加快仓储设施功能提升改造。完善和提升粮食储备基础设施功能，提高粮食储藏管理技术水平，确保储粮安全积极引导多元投资主体投资各类粮食交易市场、粮食物流设施以及高科技粮油加工企业。鼓励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利用现有的仓储设施和技术力量向社会提供粮食仓储和技术服务。

（八）进一步抓好行业指导

加强粮食仓储管理和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加强粮食仓储管理制度建设，指导各地不断提高粮油仓储管理水平。加强仓储安全管理工作。促进现代绿色储粮新技术的学习、推广和应用。指导各地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检查、事故报告和责任追究等制度，抓好安全生产培训和宣传，完善安全生产监管机制，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检查和集中整治，把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

推进粮食信息化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积极开展电子政务建设，完善市局电子政务门户网，全面实现办公自动化。逐步实现全市粮食部门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粮食部门的经营管理信息化水平。

积极开展爱粮节粮宣传周、世界粮食日等活动，加强对农村科学储粮重要意义的宣传、努力争取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资金及政策支持，形成推动农村科学储粮的协同机制。配合有关部门搞好粮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确保粮油食品安全。

（九）进一步加强机关自身建设

继续贯彻执行省政府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和“阳光政府”四项制度，推动落实省政府服务型四项制度。着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执行力、创新力、凝聚力、落实力，强化机关工作人员责任单位、服务意识、公仆意识和依法履行职责的法治意识，进一步推动法治机关、服务机关、责任机关、效能机关和廉政机关建设。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队伍建设，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拨任用工作条例》、《公开选拨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一系列干部人事制度规定。配合完全和组织实施局机关机构改革“三定”方案，扎实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深化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制度，按中央的要求及市委的部署健全和坚持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建立交心谈心制度，党建工作责任制度。坚持团结干事谋发展，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努力营造想干事、会干事、不坏事、干成事的良好氛围。

切实加强机关党建工作。认真学习贯彻《》，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持“三全一课”制度，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粮食系统党建工作的规律和途径，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着力用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着力增强党性锻炼。广泛深入地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努力在全局上下形成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安定有序、充满活力的和谐氛围。抓好党员互相“八个一”活动和基层党组织活动场所建设和挂钩扶贫工作，高度重视、主动关心群众生活，深入开展“送温暖、办实事”活动，帮助职工排忧解难，推进和谐机关建设。

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认真贯彻《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重、注重预防的方针，以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为重点，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责任落实和监督检查。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修养，切实把反腐倡廉建设贯穿于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之中，全面完成好粮食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任务。

高度关注老干部工作，支持老干部发挥余热，政治上尊重、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尽最大可能帮助离退休老干部解决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使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医。进一步做好机关服务保障工作。努力提高粮食系统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

（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论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粮食及粮油制品；质量安全；检验监督

中图分类号：F7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230218

粮食安全问题历来是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粮食安全的要求也在提高。讷河市是黑龙江省产粮大市，相关部门和单位积极做好监管检验工作，是确保讷河市粮食储备、运输、加工的重要保障，是为人们提供放心粮油的前提，更是确保粮食安全的牢固基石。

1 粮油质量安全的重要性

粮油质量安全是在粮食储藏、运输、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中，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规进行管理检验，有效地控制和消除在各环节中可能受到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排除各类不安全因素和隐患，使粮油达到安全标准，使消费者买到放心、安全、健康、营养的安全粮油食品。近年来，在市政府及主管部门领导下，讷河市因地制宜、注重实效，加快农业高产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升产能，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为粮食增产创造了先决条件。2014年粮食总产比上一年超58亿斤，为国有粮食储备打下坚实的基础。粮食增收首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强粮食检验监督工作，确保质量安全。

2 粮食监督检验的重要性

粮食监督检验是粮食工作的基础部分，是粮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证粮食质量的安全卫士。粮油检验监督是一项极具政策性和社会性的工作，不仅承担着国家交付的检验监督重任，更肩负着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期待。质检人员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关系到粮食质量安全，缺乏必备的责任心、责任感，必会造成质量安全问题，导致重大损失，危害群众利益，给社会的和谐发展带来不安定因素，威胁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

粮油检验工作具有很高的科学性、技术性、准确性、严谨性和责任性。粮食检验不及时、数据不准确、结果不真实都会造成不合格粮食的生产、加工、储存、调运、销售、出口等，不仅损害消费者健康，更会影响企业声誉和发展。质量是企业生存的基础，是企业良好发展的前提，没有高标准的质量作支撑企业将无法立足。粮油检验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粮油及制品的物理特性、营养品质、食用品质、储藏品质和卫生指标等进行分析并作出科学评价，及时检验出粮油食品中的安全隐患，使粮食产品达到国家安全标准，有效控制和消除不合格产品上市销售。

3 粮油检验监督工作的特点

粮油检验监督工作在粮管工作中具有长期性、复杂性的特点。粮食质量安全具有隐蔽性、慢作用性、相对性的特征，粮油质量必须通过专业仪器设备加以检验检测，通过一系列检测数据得出准确、安全、可靠的结果。不合格粮油对人体危害不是即刻呈现，而是一个长期、缓慢、隐性的危害结果。长期以来国家及相关部门十分重视粮油质量监管工作，相继出台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食质量、原粮卫生和储粮安全检查规程》《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使检验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工作科学有序的开展。

4 粮油检验工作多面临的问题

粮油检验存在于粮油管理工作的全部环节，存在于市场流通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具有无法取代、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随着粮食购销市场的全面开放，粮食流通主体呈现市场化、多元化特点，粮食经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但有的企业存在只重视生产、只抓经济效益，忽视了对粮油质量的检验工作，对国家规定视为可有可无，未完全按照国家现行标准严格执行。有的企业不够重视，未设置监督检验岗位；有的虽有此岗位，但却由不具备专业知识、水平、技能的人员来担任，给粮油质量安全埋下极大的安全隐患。

5 粮油检验工作问题的解决对策

粮油检验监管在粮食质量安全、质量评价、市场监管等工作中承担着重要的技术支撑作用，是确保粮油质量安全的关键。通过专业仪器对所检产品进行具体检测、分析研究，最终得出科学、公正、客观的数据和结论。送检企业可根据相关结果对生产工艺进行相应整改，使企业在发展中不断完善，提高粮油质量，保证企业效益和粮油制品的质量安全。加强粮食及粮油制品的检验监督工作，必须要齐抓共管，要加强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和监督监管，对粮油企业进行全面清查，对不符合行业标准的企业勒令整改，对企业的专业质检人员定期定时、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综合考评，保证检验检测的准确性、安全性、真实性，提高粮油食品检验工作的行业标准，促进行业整体水平不断提高。

因此，进一步加强粮食及粮油制品的检验监管工作，切实保障粮食及相关产品质量安全，突出粮油检验监督工作在粮油安全中的重要作用，对保护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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