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主义的看法范文

对消费主义的看法篇1

论文关键词：政治理论课；消费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达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消费社会”，“消费主义”作为这一表征的观念或意识形态反映，主要指消费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被大众媒体刺激起来的欲望，并以此作为自我社会价值的符号。消费主义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当前“物质丰裕”还未成为现实，但是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使我们逐步告别了“物质匮乏”的时代，消费逐渐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诱导人们从“生产主体”向“消费主体”转变，从而为消费主义思潮在我国的传播提供了土壤。消费主义的传播对大学生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在理想信念层面上诱导物质主义，在生活方式上催生享乐主义，在行为方式上肖融主体意识，引发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政治理论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和重要环节。通过政治理论教学的改革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促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不但可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具体举措。完成这一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我们认为主要应从教学资源的利用、教学主体素质的提高和教学方式的转变三个方面人手。

一、有效利用“三种资源”

第一，科学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自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引领社会思潮的历史责任，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必须充分发挥其引领社会思潮的伟大功能。近年来，各高校在推进科学发展观“三进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我们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解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尤其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包含着科学的消费观。消费观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对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等消费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消费，首先是适度的消费，消费水平必须和国情国力、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自然资源状况相适应；其次是和谐的消费，主要是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和谐统一，个人消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个人物质、精神消费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和谐统一；再次，是以人为本的消费，消费要真正有利于实现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指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建设生态文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其中包含着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营造良好生存环境的理念，同时也包含着对当代人在消费领域中深刻的人文关怀。消费主义的消费观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所产生的压抑、无自我、无价值感在消费中的非理性释放，它限制了人对自身本质和价值的理性思考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加剧了“人为物役”与道德滑坡的趋向。“以人为本”的消费观，倡导人的物质消费与精神消费的统一、眼前利益消费与未来发展消费的统一、感性娱乐消费与理性思考消费的统一、自身需要消费和良好生态环境的统一，从而唤醒人们培育健康向上、和谐友好、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培育一个独立自主且有尊严的生命，一个健全的身心，努力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包含着对消费主义的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是我们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强大精神武器。科学消费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必须在政治理论课相关课程中认真贯彻。

第二，传统文化资源。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理论教学的重要人文基础和扩展课程，它应该在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不同程度地提出“尚俭黜奢”的思想，并且把“俭”作为道德原则和人生观准则基本要求之一。孔子倡导“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俭”是其中一个基本要素。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节俭美德是“仁”的保证。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认为节俭可以致富，奢侈能沦入贫穷。墨家从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倡“节用”、“节葬”。老子把“俭”看做人生三宝之一，凸显了消费道德的人生观意义。在儒家思想中，节俭和节欲是密切联系的，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要求把欲望节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达到高尚的人生境界。孟子把欲望与善恶联系起来，提出人们在实现正当欲望的同时，必须对不正当的欲望进行节制，即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诸葛亮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里的“淡泊”、“宁静”-tg是“尚俭节欲”，并且具有端正学风和提高个人修养的意义。古代圣贤倡导节俭，反对奢侈浪费，鼓励正当欲望满足，要求克制不正当欲望，并将此作为人生观准则、道德原则和良好学风，这些思想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它与消费主义那种通过无节制的物质消费来满足被刺激起来的、无限膨胀的感官欲望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截然相反，是治疗消费主义病症的一剂良药。虽然随着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消费伦理正得到日益丰富和完善，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国情、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和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古代思想家“尚俭黜奢”思想并没有失去其合理性。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要求我们“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是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必须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并结合时代特色加以发扬光大。

第三，国际背景资源。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面对消费主义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和社会可再生资源的日益枯竭，为了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绿色消费运动蓬勃兴起。在一些觉醒的环保人士带领下，哪里有消费主义，哪里就有绿色消费运动。无论是像绿党这样的与政府有一定联系的组织，还是像大自然保护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都参与了绿色消费运动。国际上绿色消费运动的蓬勃兴起，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消费主义的危害，促使人们自觉反省自己的消费方式，重新树立适度消费的新消费方式，养成勤俭节约的消费习惯。针对消费主义的理论反思成果不断涌现，如美国学者杜宁的《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未来》是从环境保护主义立场出发清算消费主义伦理的力作；日本社会学家田宗介的《现代社会理论：信息化、消费社会的现在和未来》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视角批判消费主义；日本经济学家堤清二的《消费社会批判》揭示了自由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内在关联，这些著作中不乏发聋振聩的理论强音。在自然观领域，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的发展，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在经济学领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GDP的理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伦理学领域中，消费伦理当代重建的呼声越来越高，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公平消费、和谐消费的原则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社会学领域中，超越消费主义物质贪欲，构建当代合理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的主张引人瞩目；在哲学领域，消除消费主义对人性的异化状态，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诉求日益为社会所重视。所有这些都应该作为高校政治理论教学的背景资源，纳入政治理论教学的视野。

二、积极培育“三个视野”

第一，意识形态视野。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真正认清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消费主义思潮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入20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了一个“物质丰裕”的社会，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造成了相对生产过剩，最终引发了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作为现实的理论反思，西方发达国家相继抛弃发展主义而采取刺激消费的政策。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凭借资本、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不断向非西方国家推销消费主义文化。他们把消费主义描绘为“普世价值”，大肆鼓吹享乐主义和“消费第一”，把发达国家消费生活作为“美好天堂图画”向发展中国家兜售，从而试图消解各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美国学者麦克基本(BillMckibben)指出：“消费主义是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地方能够逃脱我们良好生活愿望的魔法。”过去西方有人认为，当我们的青年都吃肯德基、麦当劳，喝可口可乐，穿西部牛仔，看好莱坞大片，向往西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距离西化的目标就不远了。我们许多人不以为然。实际上，消费主义思潮所蕴涵的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以及理想的陨落等价值取向包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它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本对立的，对青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教学一定要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

第二，整体理论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超越长期以来形成的学科、专业分立的思维习惯，历史地、辩证地和实践地看问题，即树立整体理论视野。从西方思潮的传播角度看，消费主义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同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新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等众多思潮有着相互纠葛的共谋关系。在全球主义或普世价值论看来，“经济一体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分权制、多党制、议会制、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等)，和文化同质化(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以及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等)，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西化”图谋的揭露，离不开全球主义、普世价值论批判的语境。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神圣的和万能的，消费作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或其他人是没有任何理由对消费进行干预的，因此如果没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就不可能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另外，消费主义所蕴涵的理想陨落、主体之死、平面化无深度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本能的宣泄和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消费主义批判又离不开后现代语境分析。总之，只有在对西方思潮的整体把握中才能真正深刻批判和全面超越消费主义。同时，我们还必须树立关于消费的整体理论视野。毋庸置疑，消费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在经济学的视野中，生产和消费是互为条件的：生产为消费提供物质产品，消费为生产提供市场和动力。因此，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是生产发展的重要手段。如果仅仅从经济学形而上学的视野看问题，消费主义不仅不需要受到批判而且还有存在的理由。而从整体理论视野来看，经济学从来都是和伦理学、社会学以及哲学等众多学科紧密联系的。消费的正当性、合理性不能违背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有序、道德责任以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消费的原则并不是仅仅由经济学提供的。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曾对消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批判，这应该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

第三，批判性视野。积极应对消费主义的影响，需要弘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在这方面，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具有深刻启示意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做是物的依赖性社会，所谓“拜物教”就是把某种人造物偶像化，赋予它本身并不具有但又凌驾于社会的能力，拜物教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各种能力都根源于物质生产劳动，但在表面上，这些能力都成为它们固有的东西，而与劳动不相干。不仅如此，商品似乎能够左右生产者命运，货币更天然具有决定人们命运的魔力，资本被看做是一个物，它天然具有自我增值的能力。从马克思的批判视野看，消费主义具有拜物教的性质，对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有深刻的论述。消费的目的在于满足生活需要，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物质财富的最大占有被赋予人们幸福生活的象征和标示人们的社会地位的符号，从而造成人依赖于物；货币本是商品交换的媒介，但是由于其作为物质财富“通约性”代表而被赋予“崇高”的地位和“符号权威”，从而诱发拜金主义。马克思的批判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物教不但使人遵从物的逻辑，消融其主体性，而且制造种种幻象：“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平等、自由、人权等幻象都通过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变幻出来。资本主义这个魔术师的神奇之处在于，让人们在市场的现象世界里尽情享受和体验他的魔术表演，而让人们对魔术真相与魔法一无所知。马克思以毕生精力揭示了资本主义魔术背后的统治逻辑——资本的逻辑控制。以马克思对拜物教的批判审视消费主义，它不仅是“虚假的意识”，不仅是对现实幻觉性的再现，而且已经被人设想为“意识形态性”的现实本身，消费主义的流行“暗示出了参与者对其本质的非知”。其实，无论是奢侈消费、超前消费、攀比消费、媚俗消费，还是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等，无不遵从资本的逻辑控制，无不是资本增值和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需要。意识形态视野的意义在于揭示消费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属性，批判性视野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逻辑，是意识形态视野的深化。

三、创新三种“教学方式”

第一，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的教学方式。心理疏导，主要是让学生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心理矛盾舒缓下来，减轻其二元张力形成的紧张。马尔库塞用“痛苦中的安乐”、“不幸中的幸福感”来描述消费主义思潮中人的心理矛盾。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许多学生处于多重矛盾的痛苦纠葛之中。例如，物质资料实际占有和占有欲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痛苦；消费感官娱乐和日常理性认知的矛盾形成的焦虑；社会上的物质主义和自身精神理想追求的矛盾所带来的困惑等等，这些矛盾造成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现代人“烦”的心态。在“烦”的心态下，部分大学生不仅感到政治理论课“太复杂、太抽象”，“学起来太累”，而且认为政治理论教学和现实是“两张皮”。政治理论教学的心理疏导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做多方面的研究，就政治理论教学来说，一个可行的思路是读书疗法。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但阅读不能局限于教科书，也不限于泛泛浏览课外书籍，而是要引导学生针对自己的心理症结有选择地进行阅读，这样就有可能达到心理治疗的作用。孟德斯鸠认为，读书是驱散生活中不愉快的最好手段。大量事实证明，通过阅读调适心理是可行的，中国自古就有杜诗除疾的传说，在法国有所谓“患者图书馆”，美国心理学家勒纳倡导诗歌疗法，达到益身心、除忧虑的作用。学生在阅读中打开自己的心灵之窗，在“同高尚的人谈话”中产生共鸣，一方面宣泄现实中感觉压抑的痛苦，另一方面享受伴随而来的兴奋和愉悦，还可以领会伟大作品所蕴涵的心路探索历程、道德与人生观感悟，所有这一切都是缓解大学生心理矛盾的精神良药。书疗的好处是经济、简便、及时、花钱少，同时又不会泄露任何隐私，没有精神压力，不会伤害自尊。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人文关怀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命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对于家庭经济条件比较优裕的学生，要教育他们“富贵不能淫”，在消费主义思潮冲击下不玩物丧志或随波逐流，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实现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对于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贫寒的学生，要鼓励他们“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使艰苦奋斗教育更加贴近实际。人文关怀的核心在于培养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摆脱对物的依赖性，不被物所支配，形成独立健全的人格。

第二，社会实践的教学方式。近年来，大学生社会实践作为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第二课堂”，其效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还存在增强其针对性和升华为价值理念的问题。积极应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必须有针对性地深入边远地区、农村欠发达地区和灾区的重建，使其在亲身所见所感中真正领悟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切身体会消费主义鼓吹的奢侈浪费和骄奢淫逸是一种“犯罪”；要引导大学生真正看到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高消费群体与弱势群体以及边缘化人群之间在物质消费和各种资源占有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都是对于消费主义狂热的清醒剂。但是，社会实践不能简单局限于感性观察，而更重在实际行动。要引导大学生尽自己所力，所学为社会、为落后地区和灾区人民服务，通过“科技下乡”、“支教帮教”、“医疗服务”、“心理康复”以及“服务官兵”等主题活动，培养大学生的人道主义精神、热爱人民的情感和服务社会的责任，以及抵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自觉性。价值观的升华是社会实践的目的，在实践活动中和实践活动结束后，都要引导大学生进行反思和总结，利用写心得体会、感悟，举行讲演会、报告会等形式，形成理性认识，传播价值理念，真正提高大学生对于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认识，促进其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内化。这样，应对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的社会实践，从感性体验到主体活动，再从主体活动到价值理念升华，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要求和原则。

第三，构建校园文化的教学方式。校园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直接环境，对其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闲此，政治理论教育教学要深化和拓展到校园文化创设的活动中。从校园物质文化的构建来看，可以利用走廊、灯箱、教室、学生宿舍等载体，也可利用雕塑艺术、宣传画、影视作品等形式宣传健康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伦理，所有这些都可成为大学生抵制消费主义，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凝固教材。在校园制度文化构建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奖学金制度，健全大学生自主发展的机制，可以引导学生组织各种环保、节俭、爱心募捐等社团，配合政治理论教学设置各种专题活动，如节约水电、收旧利废等，使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消费心理，培育良好的学风、校风。在校园精神文化的构建中，要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优良传统，抵制消费主义的奢侈糜华之风，同大学精神的培育结合起来，真正纳人大学精神的内涵之中，使其成为整合全校教职员工价值观念的内聚力，从而体现新时期社会主义大学的精神文化特色。

对消费主义的看法篇2

很多年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会去教堂，也许会去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如果你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在消费主义的视野中，人就是消费者，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财富的创造和挥霍，除此以外没有别的选择。人们在永无止境的消费中印证着我消费，故我在的信条，并通过消费而强化了对这一信条的信奉。概括起来，消费主义的基本思想表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消费追求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

在物质消费领域，消费主义把占有和享用物质产品看作是自我满足和快乐的第一要义，永不停歇地刺激人的需求，把人的价值定位在单一的物质生活的享有和满足上。人们不关心消费的后果，不考虑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无视个人的经济能力，甚至为了消费可以铤而走险。在文化消费领域，商品的文化化和文化的商品化趋势愈演愈烈，文化文本与商品的本质差异趋于消融。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大量文化作品朝着生活化、娱乐化、消费化方向发展，大量娱乐节目服务于受众感官和本能，色情、凶杀、暴力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主题，搞笑、逗乐、无厘头成为许多作品的创作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关注理性、崇高，只注重享乐和刺激，文化消费应有的形而上的超越和提升转化为形而下的放纵与堕落。

2.通过消费满足精神和心理需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有层次高低之分，较高的需求是建立在较低的需求之上，人们只有先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才会追求较高层次的需求。在传统社会，由于物质资料匮乏，人们在消费选择上是先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和归属需求等较低层次的需求，而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消费选择中并不重要。在今天，由于物质资料的丰裕性和同质产品的差别化，使消费者对消费选择的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成为可能，消费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尊和自我实现，而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满足生理、安全和归属等低层次的需求，这种情况在炫耀性消费、个性化消费和时尚消费等方面表现的尤其明显。

3.通过消费实现人生目标和个人价值

消费主义在人们心中确立这样一种理念：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可以在我们拥有的东西中发现。因此，消费成了个人平等、幸福、自由和快乐的源泉和象征。比如消费主义宣扬通过消费可以实现人人平等。人们不但可以借助消费抹平自己与他人之间在社会地位、收入、权力等方面的差别和歧视，而且个人可以通过消费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同时，消费主义以财富和消费的多寡作为人们幸福与否的标准。现代传媒借助网络、广告、电影、电视等，将美丽、浪漫、神奇等文化特性巧妙地与商品融合在一起，制造了与商品消费本身并无必然联系的各种意向，让人们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幸福生活，从而不断刺激人们投入到对这种梦幻般幸福生活的追求中去。消费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后，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传播和蔓延，就连中国这样一个有着精打细算传统的民族也深受影响，一部分人开始放弃了节俭、理性的消费观念，转而认同和实践消费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这里，消费主义的全球性扩展，并不是说消费主义所到之处，人们就马上拥有了消费主义的生活，重要的不是人们有了什么，而是人们想要什么，是什么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基本意义和追求。正确看待消费主义，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统一，既看到它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要看到它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局限性和危害性。

二、从历史尺度看，消费主义是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过程的必然现象

从历史尺度来看待消费主义，就是从其产生的时代环境加以考察，而不是仅仅用当下的标准去衡量。消费主义出现的典型时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手段，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市场经济中，个人作为独立主体的身份从事生产活动，个人的劳动及其产品只有通过市场交换和消费才会得到社会承认，个体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价值转化成了物的价值，人和人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和商品的关系，物对人的支配和统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但是，消费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实现的。

1.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消费的民主化和大众化

消费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现象。在传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生产资料比较匮乏，因此，统治阶级大肆宣扬禁欲主义和等级制度，让普通人满足于基本生存需要，而让极少数特权阶层从事物质享受和精神活动。从消费的本质角度而言，只有在满足为生存而进行的消费之后，才能开启真正意义上人的消费。工业革命后，机器生产彻底改变了纯粹依靠人力、畜力和自然力的生产模式，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大规模的商品生产成为可能。进入20世纪，福特主义被广泛采用，大批量的生产使大规模消费成为现实，历史进入了一个丰裕时代，消费主义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模式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品的消费不再为少数人或统治集团所独占，而是以大众为对象，大众成为了工业体制的目标，有人称之为消费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在消费社会，大众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它原本是指社会上居于多数的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到了此时，把收入相对平稳且一直呈扩大趋势的中间阶层也包括在内了。这样一来，原来被社会下层视为奢侈品的东西在全社会迅速扩散，从而使过去的奢侈品成为了必需品，一个大众消费社会悄然形成。

2.促进了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

人的自由个性价值目标的实现是以消费的满足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以人的个性为线索，考察了人的发展过程，梳理了消费在人的个性发展不同阶段中的作用。在人的依赖关系社会阶段，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出售的是家庭消费之外的剩余产品，产品的大部分被家庭成员消费，人们的生产消费结构处于一种狭隘、封闭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就无法冲破自身活动的局限性，更没有办法把他人的社会生产能力纳入自身，由此决定了个人同他人的关系只能是政治或血缘上的依附关系，人被束缚于一定的家庭和政治共同体内部，人的个性表达和独立性的实现更是无从谈起。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独立性阶段，消费和生产开始出现分离，消费通过货币交换来实现，这样一来，人对商品交换及货币的依赖取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依赖关系。这种生产方式使人们摆脱了狭隘的共同体的束缚，突破了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独立的个人和个人的独立人格，为人的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实现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这个角度看，消费主义是人类发展过程特定阶段的必然现象，相对于过去的时代来讲，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3.消费的符号性特征为向精神层面转向提供了可能

在消费社会，压制人的消费欲望既是反人性的，也是不现实的。不能压制人的消费欲望，但可以引导人们把物质消费的追求转向精神消费的享有，而消费主义的符号性和象征性特征本身就蕴含着其向精神性消费转向的可能性。消费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符号体系和视觉形象对于控制和操纵消费趣味与消费时尚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纵行为。一方面，人们通过消费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品位、身份、地位、个性等，另一方面，人们消费产品本身所象征的某种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等。由此可见，消费的符号性特征揭示了其内在悖论：越是追求物质消费，越是与人的生理需要无关。这样一来，消费主义的符号性和象征性特征就构架了通向精神消费的桥梁。没有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会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不会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方面为他开放的。没有符号，就没有精神生活，没有精神生活，就没有人对现实的超越和人本身的发展。

三、从道德尺度看，消费主义导致了现代性困境和人类的生存危机

从道德尺度来评判消费主义，就是根据当今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观念来看待消费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消费主义最大的道德缺失在于它追求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望，因为人的需要是有限度的，而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为满足欲望而进行的无限消费必然会冲击传统的消费观念，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并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1.颠覆了传统的消费观念和文化传统

在古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主张节俭、适度、节制、均衡的消费观，反对奢靡、挥霍、贪婪和纵欲。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普遍崇尚去奢从俭的消费观念。孔子在《论语》中指出：礼与其奢，宁俭、节用而爱人，主张大到治理国家小到举办仪式都要节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左传》中也提到：俭，德之共也;奢，恶之大也，把俭和奢作为判断人的德性的重要标准。道家要求人们见素抱扑，少私寡欲，提倡人们摆脱物欲的束缚，追求内心的安宁和谐。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韩非子显学》中指出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把节俭作为衡量贫富的重要尺度，主张克俭、节用。墨家更是把节俭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在《墨子辞过》中提出了节俭则倡，淫佚则亡的理念。在西方古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认为人生的价值是对美德或上帝的追求所获得的幸福，而不是对欲望的满足所获得的快乐。甚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新教伦理通过宣扬禁欲苦行，惩戒奢华懒惰，强调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和克己赎罪，为资本主义积累了原始资本，并使勤勉、刻苦、节俭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消费主义出现之后，追求品味、时尚、身份象征的奢侈消费取代了传统生活伦理中的节俭、适度的观念。目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特别是新媒体的出现，消费主义借助于计算机网络、电影、电视、广告等现代传媒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迅速、更便捷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并日益取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正当性与控制性，不仅使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效仿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人也纷纷崇拜、向往和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我消费，故我在、不消费就衰退的信条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传统的节俭、适度的消费观被彻底抛弃和颠覆。

2.引发了代内不公和代际不公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但是对自然界的开采和破坏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由此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危机等问题使得人类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但仅仅从生产的角度而忽视从消费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则是片面的。消费与生产的紧密联系要求我们不能忽视消费主义对生态和资源的影响。以满足人类无止境的欲望为目的的消费主义，打着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幌子鼓励人们疯狂追求物质享受，使人与自然之间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并引发了代内不公和代际不公问题。一方面，消费主义引发了代内不公问题。代内不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不公正，二是一国之内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公正。就全世界而言，地球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但它的使用却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的消费过度导致欠发达国家的消费不足。

事实上，发达国家1∕4的人口消耗了地球上80%的能源资源，而欠发达国家3∕4的人口只消耗20%的能源资源。在一个国家内部，富人的奢侈性消费是以穷人的基本需要的牺牲为低价的。在消费主义的鼓吹之下，穷人对富人消费方式的崇拜模仿，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和能源危机。因此，在资源总量和物质财富一定的情况下，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只能是富人或富国的特权，而与穷人和穷国无缘。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引发了代际不公问题。人类所追求的社会公正不仅在空间跨度上包括全人类，而且在时间跨度上也包括子孙后代。后代人由于现实生活的缺场，无法宣示自己的话语权和资源争夺权，但不代表他们的权力应该受到剥夺。当代人应该充分考虑和尊重后代人的权利，甚至自觉充当后代人权利的代言人。然而，消费主义的形成和传播，使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呈现出一种非理性的疯狂和贪婪，引发了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透支和剥夺了后代人拥有同我们一样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使后代人面临着无法维持生存甚至无物可消费的困境。

3.造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萎缩和意义的迷失

人，作为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仅有满足欲求的物质消费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生中最重要的、能够实现其本质的东西，不是物质上的无限享受，而是通过个性、独特性和创造性表现出来的精神上的自我实现。对精神需要的追求不仅能够调节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平衡，而且能够防止人一味地沉溺于物质享受，疏远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消费主义价值观诱导下，人们崇尚物质享受，关注当下享乐，忽视对人生意义的思索、对智力发展和自我提升的思考。现实生活中出现的购物狂、网购成瘾现象就是生动的写照，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购物欲望和消费冲动，逛网店、买东西成了生活的主题和意义，陷入不购物就难受的情结中无法自拔。但是，消费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在暴殄天物和穷奢极欲的消费活动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心理疾病，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比如，当下一些富人群体虽然过着高消费的生活，但郁闷、没劲、无聊却成为口头禅，抑郁症、过劳死更是困扰着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些问题与消费主义的传播与盛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舒马赫指出，人的需要是无穷无尽的，而无穷无尽的需要只能在精神王国中实现，在物质王国根本不可能实现。消费主义企图用物质的满足来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和精神归属之所，无疑是缘木求鱼。

四、解决路径：满足人的合理消费需求，引导消费活动的精神性转向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看待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否则我们必然会对以生产力的提高为核心内容的历史进步做出完全否定的价值评价。但是，消费主义的出现又造成了现代性困境，引发了环境能源危机、道德滑坡、意义迷失等问题，危及人的生存和发展。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因此，正确评判和对待消费主义，要求我们坚持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统一，既不能视之为洪水猛兽而躲闪逃避，也不能任其泛滥而无所作为。一方面，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正当的、合理的消费需求。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生产决定消费，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决定了消费者消费的对象和规模。反过来，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规模的扩大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告别物质匮乏和短缺的年代，进入物质相对宽裕和丰盛的时期，所以，生产品种丰富、种类繁多的商品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成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向全面小康迈进，人们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过去以解决吃、穿为刚性需求转向现在以解决住、行为刚性需求，并且向旅游、娱乐、再教育等享受型消费和发展性消费延伸，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6%下降到不足35%和37%。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消费热情和消费欲望逐渐被点燃和激发，由过去注重商品的使用价值，转变为越来越注重商品的精神价值、情感意义和文化内涵。

这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人们消费能力提升的表现。尤其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驱动作用减弱，拉动消费引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通过消费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其中，个性化消费、多样化消费将成主流，网络消费、服务消费、大众消费和绿色消费将成为新的亮点。如何把握扩大内需过程中的消费新热点，成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因此，鼓励人们积极消费，满足人们希望过上更好生活的期盼，让人们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当前的重要价值导向。满足人们正当、合理的消费需求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够提高消费者的素质，提升人的主体性，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发展人的体力、智力和个性，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另一方面，提升人们的消费自觉意识，引导人们消费理念的精神性转向。消费自觉是指人们对一定社会消费文化和消费方式的清醒认识和理性把握，对自身消费观念、心理和行为的认知、觉悟和反省。

人的消费欲望不能压制，但可以进行积极引导和主动疏解，即引导人们增强消费自觉意识，认识到消费主义的实质和危害。当然，引导人们向精神性消费转换并不是对物质消费的抹杀和否定，而是对物质消费的延伸和提升，既符合当前我国走科学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的现实要求，又充分考虑了如何把人们吃饱饭之后的烦恼进行转移和消解。因为人的物质需要和人的生命一样是有限的，人的精神成果的意义和价值却是无限的。通过物质消费赋予生活以意义和价值注定只能是短暂的、肤浅的，而精神创造的成果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精神却是恒久的、深刻的。比如，一个人在业余时间是去饭店胡吃海喝、去商场血拼、甚至去吸毒，还是去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等地方接受文化和艺术的熏陶，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心态和消费行为，前者无疑是物质的、庸俗的、甚至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后者是精神的、高雅的、有益身心健康的行为。

对消费主义的看法篇3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体系解释；司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5-0063-07

一、问题提出

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消费者”及相关概念进入我国理论界、实务界视野，围绕金融消费者的讨论方兴未艾。汲取历次金融危机教训，各国着力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构建，我国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识别为中心的保护机制框架也逐渐清晰；然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实务与理论界未形成统一意见①，甚至各自内部尚有分歧。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呈扩张态度；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看，多见于行政执法对于行业的整顿，缺乏具体条文对司法进行具体指引，且效力层级各异的法规中，难以梳理出一条“主体确定、保护方式明晰、救济方式统一”的逻辑主线，因此司法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态度较为谨慎。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理论、立法与司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前者的争议往往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金融消费者司法裁判结果目前尚无明确梳理，金融消费者研究也鲜有实证研究方法②。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对整个体系过度依赖体系解释、扩大“消费者”内涵以解决体系逻辑不畅提出质疑；结合2012―2016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阐释或演绎的司法判例，将部分涉及的问题置于实践范畴中进行考量，针砭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在实践中的弊端，以期找到其他替代性思路，从而对当下“金融消费者”理论研究、立法工作产生一定指导性作用。

二、体系解释与上位概念疏漏

既往研究对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存在两种阐述模式：体系解释的阐述与比较法的引证，但后者往往是前者论述的注脚、补充，因此实为一种界定方式――现有立法与理论框架中金融消费者概念从属于消费者，以属概念的定义范围对其进行确定，而后兼顾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对其展开种差内涵的具体补充。但是属概念即消费者之定义中存在的争议在种概念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在金融领域中甚至会产生异化，进而影响整个解释体系。体系解释背后难免存在着“法教义学”的影子，而经济法、金融法领域对教义学的概念较为陌生。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逻辑

从法律法规看，我国最早的成文“金融消费者”规定来自银监会2006 年颁布并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要求，过于原则化的条文没有厘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也是次贷危机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未受重视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13年印发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金融消费者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该定义实则突破了消费者属概念中强调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限制，但从效力级别与适用范围来看，该试行办法与理论界的期望相去甚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金融消费之措施做了进一步说明，但对于其定义依然没有正面回应。

学界试图通过将“金融消费者”概念纳入到“消费者”概念之下，这也是体系解释使然，但不论属概念逻辑的自洽还是种概念特殊性的演绎都难言圆满。理论界将《消费者保护法》（下称《消法》）第二条进一步归纳为“消费者”若干基本特征：自然人主体，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以及生活需要目的（梁彗星，2001），并将该特征延伸至金融领域③。思及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因此在种概念之外，有必要对属概念进行进一步明确。对于属概念的忧虑来自现行立法――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体系自身尚未成熟，在传统消费者领域还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以此延伸的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举步维艰。

从性质上看，金融消费者较消费者而言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若不采取精细、针对性规范，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对种概念特征的具体论证，学者多引入域外事件或观点相左，譬如本轮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贷款次级抵押贷规则、信用卡市场的坏账处理方式等等，甚有引用激进观点认为消费者保护不力为次贷危机产生原因者（PWG，2008）。同时引入外域立法经验对自身观点进行佐证，反复出现的立法例有1999 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12年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2000 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2011 年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等，各国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定义或宽松或揽粒因而总有自证之据。当前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大意可概括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且对其具体保护当建立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以具体实现。

（二）上位概念模糊界定

消费者被视为金融消费者的上位概念，消费者定义的分歧并未在金融消费者的讨论中消弭，上位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性给实践带来很大困难。《消法》颁布至今历经两次修正，就概念而言未对其内涵、外延做出正面界定，而是通过调整范围“间接”阐明“消费者”为何。详言之，1993年《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也为2009年、2013年两次修法所沿袭。从纠纷看，体系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对于“生活消费”的具体理解与对于单位是否能构成消费者的讨论。

其一，法条中“生活消费”措辞框定的狭小行为范围让很多行为难以纳入《消法》保护。消费者是消费主体，但从字面看《消法》中涉及的消费者仅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并未囊括所有消费者，概念的错位难以区分个人消费行为与个人经营行为。实践中对于农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生产原料的认定，难以划入“生活资料”的范畴；另外对于“知假买假”行为的判断，非“生活目的”的行为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各地判断亦不同。

其二，《消法》未言明单位能否受其保护。1985年《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第二条明确排除单位消费者的规定已被1993年《消法》抹去，然而近年来持有单位亦受《消法》保护的观点应者寥寥。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是指个体社会成员， 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最高法院近期明确了该观点④。客观上看，合伙、公司等商事主体为自身存续、维系组织基本运转，的确存在购买或接受一定服务的需求；该问题当前在实践中依司法惯例已得到了解决，但无法依原本概念体系获得圆满解释。

（三）体系解释延续与扩大的问题

体系解释必然会使属概念的争端进一步延续。从当前争议看，“消费者”概念的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对整体法律适用及消费者保护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处于解释学的边界点、传统消费者理论未讨论之处。

一方面，与上文所述“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基本确定不同，“金融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尚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仅自然人可构成金融消费者，非自然人进入金融领域一般具有相应技术与经验，不应当受特殊保护。另有观点认为决定是否参照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情况是具体判定“交易双方实力悬殊、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邢会强，2009），若符合该条件均可以金融消费者处之；金融作为一种资金融通方式，非自然人亦有平等接触之机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并不是依据是否为自然人而定，自然人亦可能为金融专家，而“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作为其标尺。从立法来看，前述《管理办法（试行）》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但是该条款效力仅限于人行下辖系统而非整个金融行业，囿于人行监管业务的传统与特殊性，自然人与法人原本即分而视之，鉴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该条效力是否扩张适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尚不确定。

另一方面，消费者概念行为需符合“生活所需”要件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金融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不同，难以满足“生活所需”的要求。普遍认为当下除金融企业从事金融投资服务外，大多数个人或家庭的财产都存在投资金融服务获取利益以保值、增值之需要，“金融行为”可使个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另外，带有“投资目的”的行为是否依然能涵摄于“生活所需”扩大解释的范畴，何为“投资目的”亦难获得清晰解释。事实上该问题与前述问题存在一定重合之处――对于保护主体之确定前述问题以“自然人”标准区分，而此处讨论行为以是否带有“投资目的”纳入保护范围。有观点认为基于“投资者的适当性”应当区分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身份，其中有理由认为依据原有证券、银行等立法，对于投资者之保护已然足够；又有观点认为机构无法构成消费目的因此难以归入金融消费者之列，“金融企业的经营客体不是消费品不能用来进行生活消费，金融企业客户实施的主要是投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反对者认为传统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买者自负”理论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金融交易中的买方依然有必要受一定保护（陈洁，2011）。

体系解释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补漏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未回应之问题并非在司法实践中不会出现。因此很多学者尝试从消费者体系解释之外对两者进行解释，譬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独立于消费者概念，应当尊重其自身发展轨迹，也是“对投资服务的消费者保护法制独立发展的回应”。当然，金融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利用体系内部逻辑解释新概念，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金融法采用相应创新方式应对，较之英、美立法进程，金融消费者内涵与外延的确立非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产物。因此对金融消费者解释的未圆满之处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实践赋予该概念体系的含义。

三、“金融消费者”司法现状：一个实证研究

金融法领域实践往往给理论带来极大支撑，甚至有学者指出金融法的规制路径并非法律指引，而是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选择，因此研究裁判性文书中对金融消费者展开的阐述实有必要。囿于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等制度尚未成型，司法判决依然是金融消费者获取救济的主要途径。笔者以2012―2016年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对于司法实践中“金融消费者”进行实践问题的归类。笔者发现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案例较多，但鲜有在判决书明确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并进行进一步说理的案件。本文在比较理论、实践差异的基础上，对判决书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一定梳理。

（一）研究方法综述

本文以2013年1月1日―2016年12月1日，时间跨度47个月的57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最后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笔者以“金融消费者”为关键词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目标结果97个，其中包括行政案件5个（具体包括（2016）沪03行终273号等五起行政诉讼案件）。因检索报告将数据库判决书中含“金融消费者”语词案件全部纳入检索结果，笔者进一步筛选样本中目标民事案件，将内容不合格的判例剔除出颖荆共得原、被告诉求及法院说理中提及并适用“金融消费者”含义案件57个。该筛选中剔除案件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判决书中“金融消费者”仅为指代作用，未对具体含义展开；第二，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说明非金融消费者相关问题；第三，涉及“银行金融消费者投诉书”等具体适用中非为说明“金融消费者”等情况证据（譬如（2015）株中法民二终字第141号）。

从数据库检索结果看，数据存在数据缺失现象。本次实证研究对象为涉“金融消费者”且民事诉讼中对其含义展开讨论之案件，在符合要求的57起案件中包括36起二审判决、22起初审判决，但所有36起二审民事判决中有13起裁判文书数据库中并无对应一审判决文书。从样本分布时间看明显存在2013年前的数据断层期，虽有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尚未普及之因，但从数据内生原因看不能排除数据库2012年前数据残缺因素。

（二）案件数量

将57起涉及金融消费者裁判案件按判决时间归类，2012年以来诉讼案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增长趋势上来看，以每年接近2―3倍的速度增长。因研究未统计2016年全年数据，且判决时间与上传时间存在时间差，导致2016年数据偏少，笔者预计2016年案件约50―60起。从具体判决时间看，现有2016年数据以8月之前的案件为主，若以平均数处之约50起；若参照2013、2014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案件判决书上网时间，大约为8个月，如此计算2016年案件大约为60起。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实践层面案件的匮乏并非个案，以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美国银行业为例，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效远未达预期：有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4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没有提起一起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的诉讼； 2000年至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OCC职权范围内进行的69 起件行政罚款案件中，仅6 起涉及金融消费者（Levitin，2009）。由此也可以看出，实践中即便存在“金融消费者”制度，其运行也并非顺理成章。

（三）案件地域性

从案件发生地点上看，案件分布于上海、内蒙古、北京、浙江等14个省份。笔者统计、归类案件属地时以审判地原则为主，兼考虑民事诉讼l生之特殊情况。譬如（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个案件实际由内蒙古法院管辖，但该管辖权基础为指定管辖，具体来看天津爱尔爱司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在诉讼前两年已撤销，因此笔者将其依然归入天津市。

从数据看，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发生的案件远超其余省份，其中自然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者保护意识较其他地区强的优势，亦有金融服务和产品复杂，纠纷经常产生的原因；尤其笔者注意到在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小额借贷等金融交易频繁的城市往往诉讼案件发生频次较高，譬如涉及天津期货交易所的纠纷与温州法院判罚的一系列案件。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一种嵌入原有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新内涵，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入司法实践的“试验田”也不失妥当。

（四）消费者弱势地位

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间关系较为一致，57起案件中有55起围绕客户与金融机构间的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契约关系展开，主体涉及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仅有的两起非契约关系案件为不同原告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均以原告败诉结案（（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323号）。

在全部的57起案件中，适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主体以法院为主，在47起案件中法院主动在说理过程中加入了对于“金融消费者”特殊身份的保护，另有9起案件由原告提出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之诉请、1起案件由证监会认定金融消费者身份（（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108号）。

法院援引“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认定金融消费者在诸如举证能力、过错分担、告知义务等程序与实体方面存在保护必要。在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请的47个案件中，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技术疏忽过错不应由其承担而支持原告的案件居多，为22个；一般法院通过利益衡量得出该结论，“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对于本案因伪卡盗刷产生的损失风险，由被告先行承担能更好地真正保护原告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525号）。另有小部分案件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收集证据困难，法院将部分举证责任转嫁于金融机构，此时法院认为，“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对储户资金异常变动的情况，银行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2016）鲁1002民初3329号）。另外，基于消费者尤其是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法院特别强调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从数据整体来看，金融消费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依旧不甚明确，适用标准也远未统一，相关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却依然远远不够：金融消费者涉及的诉讼虽逐年增多，但是整体的数量依旧十分稀少；从案件体量分布看，金融活跃地区的案件较多；对于金融消费者具体含义的理解各地均有自己的经验，但是整体并不统一；案件整体种类较少、类型化现象严重。从样本所反映的情况看，理论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模糊，司法实践正逐渐形成既有的一套裁判经验，但这种裁判经验颇受地域限制。

四、理论争议的司法回应

实证研究与解释学并非矛盾，而有取长补短之功效。司法并未直接回应金融消费者概念之问题，对于其保护的裁判逻辑也未有统一，在讨论焦点与高频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理论未给予实务足够的支持，且学界未有争论结果的问题给实务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模糊地带正是体系解释延伸问题：消费者针对的具体对象。尤其是“投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保护范畴存在很大争议。

（一）理论与实践关注点偏离

体系解释在阐述金融消费者特点时往往将其置于P2P、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体系中予以讨论，从现实情况看，金融消费者涉诉案件远未涉及该方面，反而多见于“银行卡”相关纠纷案件，具言之，审判文书内容集中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信用卡、储蓄卡纠纷，亦有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问题。

上述案件类型单一亦体现在案件模式的类似，统计的57起案件中有26起信用卡“盗刷”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又因持卡者是否存在过失分为两种保护模式：若为盗窃、抢劫或其他不当方式取得消费者银行卡，并利用该卡盗取财务的，法院判定对于持卡人密码的保护存在疏忽情况由银行举证；若为伪造持卡人银行卡盗取财物的，法院则认定由银行先行承担责任，后由银行向违法人追责。

涉及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类案件尚未出现援引“金融消费者”定义，并非该定义无适用余地，更多体现着法院对未有明确指引概念的谨慎态度。这在大多数案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援引被用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可见一斑，两者均为法官自由心证判断范围。互联网与新金融业态下的金融运行的确可能使消费者更多地暴露在不利环境之下，其具体行为规范指引等实有讨论必要；但对于传统金融常见不当行为，亦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之适用。

（二）地区性判例习惯形成

对于单一案件类型，笔者发现对于金融消费者内涵与救济措施的具体认定存在着一定分歧，但这种分歧体现出地域效力――不同地域对于案件审理、消费者权利的认定往往不同，而相近法院在具体裁判方面达成一定共识。

在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差异方面，各地法院也达成共识，“在金融领域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在信息搜集、获取、了解方面更为薄弱”；虽然基于一定共识，但对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保护停留在“理念”指引层面，法院除《消法》外难以援引更为贴切的条文，判决书的说理仍须依托其他法条，甚至出现了法院以未生效法条说理的情形。

对于具体案件的判断，地域相近的法院基本统一意见。譬如信用卡纠纷案件，法院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致有过错减轻、告知义务与举证能力弱三方面，相同法院对于金融消费者之内涵及救济判断大致相同。譬如浙江温州中院在（2015）浙温商终字第2320号与（2015）浙温商终字第2331号案件中认定银行比信用卡被盗刷的金融消费者“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而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同样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起案情类似案件中，均认定一般金融消费者不具备辨认金融机构是否具有一定资质的能力，并确J金融消费者与涉诉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关系。整体上看，上海各区、浙江各地法院亦基本保持同案同判，对于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也比较统一。

（三）理论的“弱实践性”

前文提及体系解释延伸产生的两个问题：对“投资者”身份判定困难与金融消费者之主体是否当为自然人。前者在个案中频繁体现；后者并无相关争端，即当前案件未有单位援引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自身利益。

各地法院对于投资行为是否属金融消费者保护涵摄之范围意见不同，有判决书承认“包括业余证券投资者在内的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身份”（（2016）粤03民终4548号），也即法院认为符合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需具有两层特征：个人与非专业。亦有法院认为，“股票交易属于投资行为，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活动，并非消费，不适用《消法》”（（2016）辽02民终344号）。

但是从救济的行为看，涉诉案件的投资行为绝大多数包括银行存款、保险、股票以及其他理财产品，投资行为的具体界定对个案的法律适用十分关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占到了所有案件的23%，此类案件中一般法院判令金融机构对其金融产品负解释、明示告知风险等其他义务。从判决看，对于银行存款、保险各地法院均视其为金融消费者正常之行为；但是对于股票投资，各地法院均视其在金融消费者常规行为之外，法院争议大多聚集在个人理财产品是否构成“金融消费者”保护之范围。

在57起案件中共有24起涉及理财产品，笔者发现对于理财产品处理问题中法院存在“骑墙”做派：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或其他基本权利之案件，除个别特例外均以因保护金融消费者正当权利为由支持，“将消费者保护理论及立法扩展到金融领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有效维护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是中外金融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普遍理论共识和立法趋势”（（2016）粤03民终4548号）；但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身份，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案件，法院无一例外驳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适用惩罚性赔偿”（（2016）沪民终146号）。

五、解释学反思与可能路径

整体上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理论上的讨论对司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案件发生数量变化趋势上；但是囿于高位阶规范的缺失，整体诉讼案数量偏少，各地裁判结果、适用法律差异较大。对于学界讨论的自然人主体、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实务界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立法、理论对于司法的作用不但体现于法条、学理指引上，对于司法实务中法院具体问题适用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亦需要有足够的关怀。虽当下司法裁判环境并不理想，但司法仅仅只是法律适用的一个环节，还有诸如行政执法、守法等等环节，金融消费者定义对整体立法构架的作用当纳入一个更宏大的背景进行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金融消费者保护既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也不能狭隘理解为金融监管目标的扩张”（林越坚，2015）。

不论金融消费者保护采取何种制度，其初衷与归宿均是保护特定交易中的交易方。目前立法主张对“特定行为人”进行优先识别，而后针对分类主体提供不同的保护与救济措施；囿于前述情况，短期内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达成一致，并将其成文化难度较大。金融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金融的规制也应随着创新而改变，基于“消费者”的解释学难以适应外部环境迅速的变化，且金融创新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并非局限于个人与金融机构间，在非自然人主体与金融机构间亦可能存在，且非自然人主体无可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某些金融活动，因此仅针对主体分类进行保护并不合理。金融消费者识别并非弱势群体保护的唯一途径，从美英立法看，通过不同的风险评级识别金融消费者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进而对相应投资者提供不同的保护亦是一种思路。此种立法模式的思路为“特定行为―主体―规制”，由行为确定保护主体并提供相应保护。通过产品分级，对购买风险标识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提供同质保护，并对特定金融产品投资市场进行准入限制。高风险产品依然按“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机制，遵从“买者自负”原则，仅针对专业投资者放开；而其余金融产品的购买视为金融消费行为，对其进行适当保护。

概念的厘定依然十分重要，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很难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上文简略提及之方法也仅是一种参考思路。金融风险防控、规制几乎不可能出现解决问题的圆满方案，这与解释学方法在理念上是相冲突的；不论选择何种立法路径，为保证法院作为金融领域相关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有效性与统一性，立法机构迅速、明确地出台条文明确法院在金融案件中对弱势方的保护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的目标。

注：

①参见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传统金融法未将因金融创新而诞生的新金融法客体、新金融法主体金融消费者以及由此构建的新的金融法律关系即金融服务关系纳入其调整对象。基于出发点的不同，之后展_的论述学界与实务界多有冲突。

②相关研究参见齐萌：《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实证研究――以40部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性文件为样本》，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马一德：《解构与重构：“消费者”概念再出发》，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直接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譬如有学者曾对我国现行涉及“金融消费者”立法进行穷尽式检索，位阶之低、数量之少、规范冲突之剧烈，让人咋舌。

③ 参见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载《东方法学》2009年第5期。定义延伸之方法详见吴弘文；笔者私以为该种归纳不无疑义，《消费者保护法》保护之消费者并非涵盖所有消费者，前文所述第二条为对其限制；因此其实消费者概念远大于《消费者保护法》指向之“消费者”。

④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食品药品纠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奚晓明编：《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丛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参考文献：

[1]Levitin A J.A Critique of Evans and Wright’s Study of the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Agency Act.Ssrn Electronic Journal， Oct.21 2009.available at： https：///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492471.

[2]PWG（President’s Working Group on Financial Markets），Policy statement on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s，March 12，2008.available at http：///DocumentStore/4b778dd4-1302-4d7b-8bf7-c6b8e5e3eb63.pdf， 2016-12-01.

[3]梁慧星.关于消法四十九条的解释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1-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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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洁.投资者到金融消费者的角色嬗变[J].法学研究，2011，（5）.

[6]林越坚.金融消费者：制度本源与法律取向[J].政法论坛，2015，（1）.

The Ought-to-be and Should-be of Constructing Financial Consumer Protection System for the Dogmatics of Law

――Empirical Study on 57 Verdicts from 2012 to 2016

Ding Lei

（School of Economic Law，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1620）

Abstract：Financial consumers protection is the focus of the academic and business circle. The theorists constucts a protection system centered around the recognition of financial consumers and tries to define "financial consumers" through the system of "consumers". And they corresopnd to the possibly occurring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xplanation. however，the definiton of "consumers" can't fully shoulder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definition. In terms of discussion sscope and focus，it is asymmetric with the business circle. The ambiguity of "consumers" is explained larger by the system，which arouses controversy in practice. The theoretical ambiguity causes the fewer number of actual litigations in quoting financial consumers' rational，single case types and different local verdicts. Based on the reliance of financial legislation on practice，it is best to first typize a specific behavior and its relevant relief measure. With the behavior rating as the core，targeted protection shuld be given to subjects' behavior.

对消费主义的看法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 消费伦理

【中图分类号】TP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157-02

和谐社会作为一个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不管在中国历史还是在西方的人类文明中早就提出过。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中西和谐文明的继承,也是对于治理现实中国提出的治国方略,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全盘设计,是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基础。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很多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对于我国人们的消费伦理或者说消费伦理阈值有更高的要求。和谐社会消费伦理阈值,一是由社会主义社会性质规定的,二是由“和谐社会”的要求决定的。

1 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消费伦理阈值

党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决定了和谐社会的建设政治方向,也是决定了建设和谐社会为谁服务的问题。其实,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也决定了和谐的性质。什么是和谐是有阶级性的,尽管其中包含了很多无阶级的内容。“和谐社会”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表明了和谐社会的性质。

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消费阈值只能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哪些消费是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哪些又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呢？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定时代的人们的消费方式、内容、对象和观念,归根到底是由该时代的生产方式决定的。随着人们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方式,既要受社会主义生产的制约,也要受社会主义道德的影响。

消费既是一种很私人的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频繁,消费行为的社会化趋向更加明显。既然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所以消费的伦理性质也非常明显。在今天中国,人们的消费道德首先要符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要求。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强,虽然大多数人们能做到科学、文明、适度消费,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国现实消费中,有的人讲排场、比阔气;有的人践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消费原则;等等。这些消费方式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是格格不入的,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非常有害的行为。

其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对我国人们的消费伦理已经规定了阈值,应该是科学的、文明的和适度的消费。

第一,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消费观。科学的伦理消费观就是以科学发展观念为指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背景,在生产、消费过程中达到人自身方面、人与自然之间方面的科学、公正和适度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状态。科学是消费伦理的首要原则和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首先科学的消费活动要按照经济规律进行。消费是社会生产过程和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是社会生产直接目的和动力,消费使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并创造出新的需要,增加消费可以推动生产的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同时,科学的消费要控制在生产力水平之上,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其次科学的消费伦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一方面,消费水平应该以适度的原则来保证生产资源的积累和扩大,防止个人的无度消费;另一方面,消费行为不能以牺牲环境、自然为代价,防止不当消费方式和无度消费造成的对资源的掠夺和生态的破坏。最后,科学的消费观要以人为本,符合人自身的发展规律。人的基本消费和适当的娱乐消费、消遣性消费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人的消费不是“禁欲”,也不是“”,而是在尚“俭”到尚“奢”的发展过程。

第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消费观。所谓适度消费就是指适应国情国力、生产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的一种消费状态,又称合理消费。适度消费包含着质和量两个方面。从量的方面来看,个人家庭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是否适度、适度的程度如何、完全是由现时的生产力、文化、交往的发展水平和经济能力、个人肌体特点等因素来决定的。从质的方面来看,主要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性质是否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智力和创造力的发展。

第三,文明的消费观。文明的消费观念要符合正当和协调原则。所谓正当是指不得从事法律和社会公德所禁止或谴责的消费活动,如、、吸毒、修建陵墓等足以导致道德堕落和精神颓废的消费活动,而应将财富用于法律和社会公德所赞许的范围,如用于维持和提高家人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用于抚养孤儿、救助残疾等慈善事业。其次是协调原则。所谓协调,指的是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要同步提高。适度消费从道德价值看,是合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是社会主义所提倡的消费伦理。因为:

一是因为适度消费坚持了劳动与享受的统一。把劳动与享受割裂开来是私有制的产物。历史上的剥削阶级，都是厌恶劳动、追求享乐的。在消灭了剥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把劳动与享受和谐地统一起来。

二是因为适度消费是以社会主义积极向上的消费生活观念为消费生活方式的指导思想,它倡导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崇高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是渗透于各种生活观念的核心,也是决定人生道路的方向。生活理想是否崇高,规定着人们消费生活是否充实、情趣是否高尚和健康。

三是适度消费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判明一种消费方式是否合理,既要看它的结构是否合理,也要看它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正如列宁所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费摆脱了剥削阶级对抗性质,“共同劳动的产品将由劳动者自己来享用,超出他们生活需要的各种才能,用来平等地享受科学和艺术的一切成果。”

2 “和谐社会”决定的消费伦理阈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谓“和谐”主要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和谐”已经内在规定了消费伦理的阈值。

2.1 “和谐社会”决定的消费伦理阈值的主要内容

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部署,正是基于现实中存在很多不和谐因素的现实考虑。不和谐的因素固然是很多原因造成,现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已经表明要有新的消费伦理观与之想适应,或者说,和谐社会已经规定了新的消费伦理阈值。

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消费伦理认识。人与自然是一种绿色的合作关系,在这种绿色关系的框架内,环境资源不再是人们任意挥霍和索取的对象。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有价的,要友善的获取,高效的利用;保护人类的环境权,环境责任的公平承担,公共资源的公平共享;人的生产和生活融于自然生态系统当中,起生产和消费对环境不构成侵害等等,这些就是和谐社会应该具有的消费伦理的重要内容。其实,人对自然资源的不当消费也会引起人与人、当代与未来的不和谐。2003年“SARS”流行病灾难,正是人们的不当消费引起的。

基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消费伦理认识。消费历来是社会化的行为,只不过在消费主导的时代,其社会化趋向越来越明显。正当的消费不仅有利于生产发展,也能促进人与人的和谐,改善社会关系。原始社会的共同生产和平均消费才使人类走过了那漫长的原始期。如果说落后的生产力是原始人群无奈的现状,那么平均消费是原始人群明智的抉择。平均消费使得原始社会的人们关系和谐融洽,没有内耗,把精力全放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今天,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总体消费能力大大增强。但是,个人消费能力和消费方式也是有天壤之别。尽管大多数人们的消费是理性的合理的,可确实有部分人的不当消费引起人们的不满,甚至导致人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如,现在富人之间的斗富消费;穷人对富人一掷千金的不满;富人对“人体盛”的消费等等,这些不当消费是影响社会关系的不安定、社会不和谐因素。只有摆正对人与人的关系的正确看法、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谐社会的建立才指日可待。和谐社会蕴涵着人们之间的正确消费伦理观。

2.2 和谐社会应有的消费原则

可持续性消费原则。全球变暖的警钟近年来越来越在耳边响起,南极与北极的部分冰块加速融化;飓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摧毁力越来越强大。这些现象貌似“天灾”, 但是“人祸”的成分更大。可持续性发展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也是国际社会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尽管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地球人”的共同努力,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在可持续性发展上作为更大。在中国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可持续性消费,因为中国人口多,又处在发展的上升时期。每年消耗的生产性物资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非常大。因此,我国对自然资源、生活资料、公共产品、服务的消费,包括消费观、消费能力、消费政策,应该要有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性发展观念,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谐中国、和谐世界。

公正消费原则。要构建和谐必须坚持公平公正的消费原则。在消费领域,公正指每个人在行使自己的消费权时不损害他人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权益实现为前提。消费公正包括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代内公正体现了全球发展的一体性和世界性,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都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为代价;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要求不同地区之间的消费体现公正。一个地区的消费不能以损害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代际公正关注的是发展的持续性和未来性,它强调在消费问题上要公正地对待下一代或者下几代人,当代人应该在发展的时候公正地把资源合理地分配资源和合理地消费资源,为后代负起责任。在消费领域,公正原则既要在当代人做到和谐,也要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做到和谐。

总之,社会主义和谐对当代我国消费伦理提出了新要求,而科学、公正、合理的消费伦理的形成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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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莫少群.20世纪西方消费社会理论研究[M].学文献出版社.2005.

对消费主义的看法篇5

所谓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利益，其核心是消费者的权利。而消费者权利——消费者为进行生活消费应该安全如公平地获得基本的食物、衣物、住宅医疗和教育的权利等，实质即以生存权为主的基本人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为保护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我国的重视。

一、消费者含义与消费者权利

（一）、消费者的含义

消费者是与政府、企业相并列的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三在主体之一。与上述消费的要领相对应，一般意义上消费者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消费者泛指从事一切消费活动的人，这里的消费即包括生活消费者也包括生产消费。而狭义上的消费者即法学意义上的消费者则专指从事生活消费活动的人。

（二）、消费者的九项权利

在法律保护下，消费者有权作出一定的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消费者的九项权利是：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得有关知识权、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监督权。

二、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原则

（一）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特征

1、消费者保护法以消费者权益为特定保护对象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多为强制性、禁止性规范

3、消费者保护法的法律规范具有综合性

4、消费者保护法具有预防和救助的功能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1、国家对消费者特别保护的原则

2、国家保护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3、充分、及时、有效保护原则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4、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

5、经营者应当承担质量责任的原则

三、加入WTO与中国保护消费者关系的问题

（一）WTO的宗旨和消费者保护的目标是一致的。

（二）我们在加入WTO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承诺逐步地降低关税以及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旅游等市场。

（三）加入WTO以后，我们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过程中，要遵守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尽管不是专门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所设置的，但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也是非常必要，也是有利的。

所谓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利益，其核心是消费者的权利。而消费者权利——消费者为进行生活消费应该安全如公平地获得基本的食物、衣物、住宅医疗和教育的权利等，实质即以生存权为主的基本人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增长，为保护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越来越受到我国的重视。

一、消费者含义与消费者权利

（一）、消费者的含义

消费者是与政府、企业相并列的参与市场经济运行的三在主体之一。与上述消费的要领相对应，一般意义上消费者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消费者泛指从事一切消费活动的人，这里的消费即包括生活消费者也包括生产消费。而狭义上的消费者即法学意义上的消费者则专指从事生活消费活动的人。因此，法学意义上的消费者的概念可表述为为满足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

这里应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法学意义上的消费者，也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制的主体仅限于个体社会成员即自然人，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都不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体，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消费者保护立法成之初，消费者权利的主体构成就补确定为个人生活消费者。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消费者运动的发展，各国纷纷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了只有个体消费者才能成为消费者权利主体。遗憾的是，我国国家标准局1985年的《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中给消费者定义为个体社会成员，但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示明确采用这一主张。我认为，在市场中，所谓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从比较各国立法对消费以及消费者的定义来看，实际上，消费者这个概念它在商品交易领域，它是和商人相区别的概念。消费者就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购买或者接受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只要不是用于交易，不是为了盈利为目的，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消费，不管他购买这个商品是自己使用，是送人，是保存，是供自己欣赏还是用于其它的目的，或者供自己的家人使用，都可以看作是消费者。

（二）、消费者的九项权利

在法律保护下，消费者有权作出一定的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消费者的九项权利是：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得有关知识权、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监督权。

一、安全权

消费者的安全权分为人身安全权和财产安全权。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首先考虑的便是商品和服务的卫生、安全因素，不希望因卫生安全方面存在问题，导致生病、身体受到伤害，甚至产生生命危险。财产安全不仅指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是否安全，更重要的是指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以外的其他财产的安全，只要是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过程中，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消费者就有权要求赔偿。

二、知情权

作为经营者，诚实信用是交易双方应遵守的基本准测，不得隐瞒实情，不得作虚假承诺，否则就构成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一旦发生争议或造成损害，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给予赔偿。

三、自主选择权

消费者选购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行为必须是自愿的，不必以经营者的意愿为自己的意志，主动权在自己手中。同时消费者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行为必须合法，不能把自主选择权建立在侵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之上。此外自主选择权通常只能限定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范围内，不能扩大到使用商品上。

四、公平交易权

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必须保证质量、价格合理、计量正确，不得违反平等自愿、公平交易的市场准则，违背消费者的意愿强制交易。

五、求偿权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由于经营者的过失或故意，可能会使人身权和财产权受到侵害。这里的人身权包括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等；财产权包括直接的财产损失和间接的财产损失。对于商品的购买者、商品的使用者、接受服务者以及在别人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害的其他人而言，只要其人身、财产损害是因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引起的，都享有求偿权；商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或服务者均要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论其是否有过错；除非是出于受害者自己的过错，如违反使用说明造成的损害，则商品的制造者、经销者不承担责任。

按照法律规定，消费者除因人身、财产的损害而要求获得赔偿损失这一最基本、最常见的方式之外，还可以要求其他多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如修理、重作、更换、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等。

六、结社权

消费者组织起来依法成立消费者社会团体，形成对商品和服务的广泛社会监督，及时处理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指导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通过调解、仲裁等方式，及时解决消费纠纷。

七、获得有关知识权

所谓消费知识，包括消费态度知识，使消费者科学指导自己消费行为；有关商品和服务的基本知识及有关市场的基本知识，以指导自己作出正确消费选择。

所谓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包括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以及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争议时的解决途径等。

八、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

尊重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的人格尊严是消费者享有的最起码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加以污辱和诽谤。公民的人格尊严权利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对于侵犯消费者人格尊严的行为，法律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民事制裁。情节特别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予以刑事制裁。

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饮食、服饰、居住、婚葬、节庆、娱乐、礼节、禁忌等风俗习惯有所不同，都应受到尊重，保护少数民族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关系到民族平等团结、促进安定团结的大事。

九、监督权

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

二、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特征与基本原则

(一)、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特征

1、消费者保护法以消费者权益为特定保护对象

消费者保护法给予消费以特别保护，对生产经营规定了许多限制，这是消费者保护法最根本的特征，也是消费者保护法区别于其他法律，法规的标志。凡以消费者权益作为保护对象的立法均可归入消费者保护法的范畴。消费者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权益包括两种：一是人身利益，即消费者对其生命、健康、名誉、安全等不受经营者非法侵害的权利；二是财产权利，即消费者所享有的财产在交易过程中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多为强制性、禁止性规范

强制性规范是指法律规范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具有绝对肯定的形式，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相互协议和任何一方予以变更。禁止性规范是指规定不得为一定行为的规范。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体现了国家对某一种法律关系的固定化和对破坏这种法律关系的禁止。消费者保护法以保护消费者利益已任，必然会采用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的形式来体现这种傾斜。

3、消费者保护法的法律规范具有综合性

其一，消费者保护法调整多种社会关系，包括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国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关系等等。

其二，消费者保护法中即包括消费者权利、经营者有义务这些实体性规范，又包含如消费纠纷处理等程序性规范，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有机统一。

其三，消费者保护法规定的法律现任具有综合性。由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具有多种形态，在程度上也表现出轻重不一，所以一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兼备。

4、消费者保护法具有预防和救助的功能

消费者保护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解决：一是通过对各种商品质量标准、安全卫生标准、计量、商品标示、广告等的规范预防损害消者权益行为的发生，如国家的各种计量标准、质量标准等。二是通过法律为消费者提供救济，在损害发生尽弥补损失，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消费争议解决途径的规定。可见，消费者保护具有预防和救助双重功能。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了该法的内容及整个调整过程的总的指导思想或总的指导方针，是国家处理有关消费者问题，对相关社会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基本准则。是贯穿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司法以及消费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根本宗旨。主要有以下几大原则：

1、国家对消费者特别保护的原则

从法律地位上看，消费者和经营者都属于平等的民事活动主体。可以实际的生活中，在商品交易以及服务的过程中，消费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消费者是分散的个体，而经营者多数是有组织的经济实体，有些甚至是经济实力非常雄厚的企业，而消费者经济能力相对较弱又缺乏专业的辨别商品或服务的技术知识。再者，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主要是以满足其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为目的，而经营者关心的是能否给其带来经济效益，两者之间利益需求的差异，必然要求给消费者以特别保护。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专章规定了消费者的权利，同时，站在消费者权益的立场上，对经营者设定了明确的义务，也规定了国家机关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职责，同时，在消费争议的解决、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的救济问题上，规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消费者的程序和措施，对消费给予了特别保护。

2、国家保护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全世界社会共同的责任。国家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3、充分、及时、有效保护原则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每个消费者的权益均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作规定的，受其它法律保护。

（2）每个消费者都享有全面的消费权利，《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九大权利，基本上概括了消费者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应当享有的权利。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仅要求经营者对消费者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的责任，退货款和服务费用或者赔偿的责任，而且还要求经营者承担人身、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承担因欺诈行为造成损害的加倍赔偿责任。

（4）行政职能机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和司机关等。发现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及时立案查处。

4、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原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在“消费者的权利”中又明确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受尊重权等，在“经营者的义务”中也明确了经营者京戏当诚实信用的一些具体义务，在“法律责任”的规定中，更规定了经营者违反此原则的处罚措施。

5、经营者应当承担质量责任的原则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因质量缺陷而遭受损害，可向有直接合同关系或没有直接合同关系的生产商、销售商（含批发商与零售商）提出赔偿，销售者赔偿后，属于生产者的责任或者属于向销售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其他销售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三、加入WTO与中国保护消费者关系的问题

WTO规则是具体建立一个公平和有序竞争的体制。WTO规则主要是针对政府的，就是规范政府的行为。WTO协议里面并没有直接针对有关消费者保护做出具体的规定。WTO协议里面，没有对各成员国提出有关提高消费者保护水准的这些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加入WTO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是有关系的。这是因为：

（一）WTO的宗旨和消费者保护的目标是一致的。因为WTO致力于通过在国际货物贸易里面削减关税和其它障碍，促进缔约方的生产和发展，从而保证充分的就业，保证实质的收入和有效需求大幅度提高，从而提高生产生活水准。可以看出，达到这个目标和消费者的保护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二）我们在加入WTO所进行的谈判过程中，承诺逐步地降低关税以及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旅游等市场。开放市场实际上最终就是要使消费者受益。因为消费者必然要能够从市场开放，特别是有关服务业的开放过程中，最终受益的实际上是消费者。消费者会从市场进一步开放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消费者实际的选择权也会进一步扩大。

（三）加入WTO以后，我们政府在履行入世承诺过程中，要遵守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尽管不是专门为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所设置的，但是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也是非常必要，也是有利的。比如像Trips协议里面有关驰名商标的保护，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者服务，这些保护客观上都有利于防止消费者对商标的误认，也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等等。

总体上说，加入WTO，对消费者的保护还是十分有利的。在加入WTO以后，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考虑，我们还需要采取这么几个措施。

1、我们应当进一步转变观念，强化消费者权益的意识，以及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意识。在这点上，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宣传，包括对消费者享有各项权益的普及。现在有人讲，不要把我们的消费者搞得斤斤计较，动不动就打官司，动不动就告状，对我们的社会没有什么好处。这个看法我是不赞成的，权利意识增强，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实际上是对我们依法治国，建立法制国家都是非常必要的。

2、我们需要进一步地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在总结我国消费者保护经验的基础上，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总体上是非常好。但是，有些现在确实需要进一步完善。另外，我们可以形成消费者保护周密的机制，有些问题不光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规定的，可以在民法里详细的规定。

3、我们需要利用WTO的规则，加强政府的管制和监督。加入WTO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对政府的挑战，就是政府要不得任意地规定关税税率或者任意地控制进出口的配额和许可证，这是违背WTO的规则。政府制定的一些规则也必须要有透明度，有可预测性。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加入WTO并不是意味着政府在经济事务中无所作为，更不是撒手不管，而只是对政府管理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

在消费者保护领域，我们在加入WTO以后，政府实际上要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就保护消费者利益来说，仅仅通过法律制度，消费者个人或者消费者组织还是不够的，还有许多方面也需要政府的介入。完全让消费者自己去，要求赔偿有些方面还是不够的。比如说，对一些存在隐患产品的通告，对于产品质量存在缺陷的那些检验、鉴定，对于诉讼中证据的提供，都是可以发召回，召回制度和政府的干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不召回，政府应该有权干预。

另外，政府对于一些进出口的商品，特别是进口的商品进行及时的检验，如果发现有缺陷，应当及时地把关，特别是对一些像什么洋垃圾、洋食品的进口，政府应该严格把关，这些都不是消费者能够做的，要强化对这些方面的功能。

加入WTO以后，我们政府可能要做的事是非常多，对政府在加强消费者保护方面，应该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加强对消费者的教育，进一步提高消费者自身的判断和识别能力，给予消费者这种合理的消费行为，特别是要进一步地培养消费者的权益意识、权益观念，对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应当主动地提出请求，来积极地保护、捍卫自己的权利。

注释：

[1]梁慧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238、239

[2]郭龙.消费者权益保护若干问题的思考.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3:32

[3]漆多俊.经济法原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89

[4]王江云.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23.24

[5]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4

[6]廖忠东.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问题渴盼解决.正义网法制日报

主要参考文献：

1、热拉乐、卡著：《消费者权益保护》

2、威天常主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教程》

3、WTO

4、张严方.消费者保护法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对消费主义的看法篇6

【关键词】消费主义 消费文化 新闻传播 大众媒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消费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现代社会的消费已经不仅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一部分，还是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近年来，关于消费、消费主义和消费文化的研究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都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消费主义的含义

关于消费主义，各个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学者维尔斯认为，消费主义是跟生产主义相对应的概念，指的是一种超出实际经济能力甚至压抑基本需求的满足，而去追求群体心理所推崇的消费水平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法国后现论学者鲍德里亚认为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①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消费主义把消费视为生活的目的和意义的来源，是人们自我表达和自我认同的工具；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重心，人们消费的目的更多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消费成为人自我表达与认同的主要形式。

二、消费主义在新闻传播学中的应用

1、消费主义与神话理论在广告中的应用

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一书指出，“神话是一个交流的系统，是一种信息，是一种意义的模式，一种形式”，“由一种话语传达的……一种说话的类型。神话不是由其信息的对象来确定的，而是由它说出这些信息的方式确定的”。②

这就是说，神话成为一种赋予物品以新的意义的手段。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中，消费是人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意义所在。人们的消费活动所追求的主要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意义。商品符号的文化意义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神话作用附带上美好、奇异、浪漫等文化意义的。

在当代消费社会，广告无处不在，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广告是阐释消费主义与神话理论交互作用产生强大影响力的形式之一。

时下诸多时尚杂志内都刊有女性护肤品、彩妆等方面的广告。《瑞丽》杂志封面曾刊登过兰蔻品牌的“梦魅仙子”彩妆广告，在有限的空间内广告中并未直接表达出产品特性等信息，一句“色彩，点化梦魅无限”并配以梦幻美丽的模特脸部特写，让受众充分享受浪漫、美好和清新的感觉，陶醉其中的同时引发受众对该品牌的好感和记忆，由此带来商品的潜在销售。在这里，彩妆通过神话作用被赋予了梦幻、美好、浪漫的意义，消费主义激发了受众的消费欲望，营造了一种消费氛围，在消费主义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受众通过对品牌和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产生购买动机和行为。

由此可见，消费主义和神话理论彼此作用应用在广告中，被赋予神话作用的广告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也会带来过分消费、奢侈消费等负面作用。一些商品在华丽和浮夸的广告放大下，让人成为奢侈品的俘虏，形成华而不实、拜金主义的消费心理和习惯，浪费了大量不必要的资源和经济成本。“炫耀性消费”造成精神生活和公共文化生活的普遍贫困、贫弱和浅薄，并影响到相应的社会伦理、社会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氛围，也不符合节约型社会和环保型社会的理念。

2、消费主义与涵化理论在电视媒体中构造主流价值观中的应用

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无法亲自接触客观现实，不得不借助电视等大众媒介来认知世界。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提出了“涵化理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世界发挥着巨大影响，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涵化”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③传播媒介的涵化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化”过程中尤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④

当电视生产出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的时候，消费者长时间地浸濡其中，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受到消费主义的涵化。当前电视媒介的报道在消费主义思潮的支配下，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炒作新闻，发掘新闻事件的娱乐卖点，误导受众。“犀利哥”事件展现了个别媒体受消费主义思潮影响盲目追求视听率而忽略职业操守，误导了受众对公共事件的评价。当网络上出现“犀利哥”的照片后，多家媒体制造了娱乐大众的新闻点，这些报道由此引发了受众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的热点不是关注社会底层人员的生存困境和解决公共事件的方法，而是以看客的身份去评论一个人。受众在大众媒介构造的拟态环境中受到涵化作用的影响，从而迷失了自我。究其原因，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盲目追求吸引受众的“眼球效应”，唯受众是从，刺激人们的消费欲，弱化了新闻传播引导受众的功能，从而不利用整个社会构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以及和谐健康的主流价值观。

第二，相亲交友节目充斥着不良的价值观，低俗化和拜金主义之风盛行。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房子”、“车子”、“孩子”等较为现实的话题成为相亲节目的重要看点。此类节目中，一些处于弱势、收入低、长相一般的男嘉宾，其经济能力、容貌、职业、社会地位等无不成为节目调侃的对象。这些带有不良社会导向的内容经过电视媒体的传播会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的负面效应，让受众的价值观、爱情观和人生观发生变化，久而久之，受众沉溺在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会误认为追求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忽略个人奋斗的力量，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缺乏正确认识，甚至否定这种美德。由此可见，相亲节目中的此类问题若不及时加以管理，势必对社会风气的良性引导和主流价值观的塑造产生不良影响。

三、消费主义对媒体传播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消费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正在通过大众传播发挥着影响。正视消费主义传播的影响，趋利避害，对于构建健康消费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主义应用于新闻传播学的影响是广泛和复杂的，它适应了大众文化的发展之路，体现了大众消费需求的发展与变迁。具体来说，其积极作用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消费主义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消费主义对于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释放人的欲望具有积极意义，体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也是开放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一种体现。

其次，对新闻传播传播媒介本身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从传播内容来看，消费主义拓展了媒介的报道空间，传媒由原来的政治、经济、教育、国际事务等领域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从社会功能来看，媒介由教化型转向服务型，强化了媒介与受众的亲和力，传媒大众化、生活化，传媒的多样化社会功能也得到开发。

第三，对于受众来说，消费主义立足于满足受众的诸多物质和精神需求。消费主义通过附加新的形象和符号来改变商品的原始意义和使用概念。这种形象和符号把人们内心追求自由和享受的欲望与物质现实巧妙地连接起来，把人们这种压抑在内心的欲望激发起来，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与满足。

在全球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我们也应该对消费主义产生的负面作用保持警惕。

第一，消费主义在传媒活动领域内化为新闻消费主义，新闻专业主义不断受到新闻消费主义的消解。新闻消费理念下的媒体以商业逻辑为驱动力。媒体热衷于根据市场销量进行新闻策划和新闻炒作，媒体出现了大量虚假新闻、有偿新闻、虚假广告等现象，从而遮蔽、挤兑媒介应有的公共性、公益性，严重影响了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认知，给社会带来危害。

第二，消费主义浸泡下的受众，越来越成为“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发达工业社会已蜕变成一种“单面的社会”，活动在其中的只是具有“单面思维”的“单面人”。“单面人”只知道物质享受而丧失精神追求，只有屈从现实而不能批判现实，只知道纯然地接受现实，盲目地肯定现实，将自身完全融入现实中。消费主义正是以个体及其欲望为内在基础，将享受、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实现，不断提供一种被刺激起来的消费欲望，促使受众逐渐陷入一种对虚假需要无休止追逐的过程中，丧失了思考和反省的惯性以及批判的理性、辨别能力，最终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日益成为正如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

第三，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报道在刺激消费、拉动社会物资再生产的同时，烘托着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在客观上消解着勤俭简朴、艰苦奋斗的民族传统。

结语

总之，消费主义应用于新闻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丰富而复杂的影响，对这种影响认知需要从辩证的角度加以理性思考，既要认识到它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以批判并提高警惕，促进社会整体向进步的方向演进和发展。

参考文献

①[法]鲍德里亚 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5

②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29

③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26,224-229

（作者：均为河北大学研究生学院09级传播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对消费主义的看法篇7

内容提要：大众媒介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媒介化时代。在媒介化社会中，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的结合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主要存在着三种认识范式，即结构功能范式、利用剥削范式与共谋共生范式。大众媒介的商品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它与消费主义的共谋。这种共谋不仅体现在媒介赤裸裸的广告推销上，而且还通过一些更为隐蔽的方式来进行，神话与涵化就是大众媒介通向消费主义的两种主要路径。 关键词：媒介化； 消费主义； 范式； 神话； 涵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化的时代，一方面，大众媒介飞速发展，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公众，从信息交流到文化沟通，都对大众媒介产生了高度依赖；另一方面，大众媒介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日益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我们也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商场里货物琳琅满目，人们通过消费活动来证实自己的价值。大众媒介通过源源不断的图像与信息，向大众展示一个流光溢彩的消费世界。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这两个时代的宠儿，联手制造了以快节奏、无深度、片断性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它们之间的共谋现象，包括媒介化社会是如何兴起的，如何看待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媒介又是如何通向消费主义的。 一、媒介化社会的到来 大众传播时代起始于19世纪30年代以后，以大众报刊的出现为标志，其后不久，电子媒介迅速发展起来。接触大众传播媒介，遂成了现代人的重要生活内容。不过，虽然社会的媒介化一直都在进行之中，然而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电视使得人们对媒介的依赖性大为增强。现今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让更多的人沉溺于网络，分不清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而手机的普及，使得人们只要定制了新闻短信服务，就能够对新闻真正做到即时知晓。 媒介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能够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途径和体验方式，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与以往相比，今日的大众媒介已不可同日而语。它具有以下几个新的特点：一是互动性增强。传统的大众传播是一个信息单向流动的过程，虽然也有来信、来访等反馈渠道，但这种反馈是迟延的，而现在人们有了“互动电视”，尤其是有了电子论坛和电子邮件，媒介与受众的互动更加快捷和深入，由此媒介对受众的影响也就更加深入。二是资源的丰富性与便利性大为增强。以往人们对媒介的选择并不多，能够收看到的电视频道和可供阅读报纸都只能以个位数计算，人们常常不能从它们那里获取充足的信息，因此也就不会对它们产生很强的依赖。但现在，电视频道有几十个之多，报纸和杂志无计其数，网络也四通八达，人们真正做到了不出门就可知天下事，不出门也可做天下事。由于这种便利性，媒介自然会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助手。三是信息传播逐渐全球化。人们现在可以接触到世界范围内的各种信息。大众媒介在目前盛行的全球化热潮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大众媒介的这三个特点，昭示了媒介化社会的到来。 在媒介化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从大众媒介发展以来，今天，我们每个人可以说是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一个是我们实实在在地所生活的那个空间或社区，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真实生活世界；另一个是无限扩张的媒介化的社区，它可以被称为虚拟媒介世界。[1] 这样，人们既从真实生活世界中获得认知，也从媒介上获得认知，并通过媒介与另外一些遥远的人建立联系与交往。这在网络上表现得尤为典型。网络社区存在于无形的信息空间中，它和真实生活世界一样存在着声援游行活动、联谊活动、交易行为等。真实生活世界与虚拟媒介世界彼此相互影响。人们会依据从媒介上获得的信息指导现实生活，比如天气预报与商品介绍；也会以移植真实生活世界中的一些方法来处理虚拟媒介世界中的事务，比如网络竞拍。更进一步的是，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和复杂，人们由于实际活动范围和精力的有限，他们从真实生活世界获得的信息可能远远比不上从虚拟媒介世界获得的信息那样丰富和全面。因此，虚拟媒介世界对人们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有了超越真实生活世界的趋势。李普曼曾经指出，现代信息环境，越来越有了演化为现实环境的趋势。信息环境则主要由大众媒介构造。这样，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媒介化了的人。 虽然，媒介及其传播系统本身是中性的，与意义无关，但媒介内容及其消费的方式却涉及意义与价值问题。中国自从大众传播媒介飞速发展以来，人们的思想就一直在经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冲击，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在这些思潮中，消费主义显示出越来越强大影响力。消费主义的兴起首先是因为全球化导致的“西风东渐”，大众传播媒介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其次，是因为它暗合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某些需求，自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消费开始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主义的前提是物质的极大丰盛，媒介化的前提是科技的高度进步，它们都共存于生产力已具有较高水平的后工业社会中。而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盛行离不开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媒介化社会正好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提供了一块沃土。 二、认识媒介与消费主义关系的三种范式 消费主义指的是“一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它煽动人们的消费激情，刺激人们的购买欲望，消费主义不在于仅仅满足‘需要’(need)，而在于不断追求难于彻底满足的‘欲望’（desire）。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消费主义’代表了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2]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看到，广告充斥着电视、广播、报纸，它不停地教育着人们消费什么，怎么消费，而各种媒介节目中，如综艺节目、偶像剧等也宣扬着消费的快感。仿佛媒介是宣扬消费主义的天然工具，而且也有一些媒体依靠消费类或具有消费主义色彩的节目逐渐做大做强。那么，对于它们的关系，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笔者以为，在探讨媒介与消费主义关系方面，主要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视野。 首先，我们可以从结构功能范式来进行探讨。大众媒介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社会的正常运转承担着某种功能。社会学家帕森斯曾说过，“系统是相对地有结构的；……为了系统的生存，某些功能需要必须被满足。”[3] 而著名的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则在他的专著中提出，大众传播具有三大功能，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在大众传播理论中，从功能视野出发的理论有多种，其中使用与满足理论最具有代表性。该理论将受众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媒介在受众的使用与满足过程中成了满足受众功能需求的工具。由此进一步推演，那么大众媒介的消费主义色彩也可以被看作为了满足社会需求而履行的一种功能。从全球来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盛。在这种背景下，消费确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励，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高涨，对于各种消费信息的需求也日益增多。媒介为了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势必要增加许多消费类的信息。因而媒介不自觉地带上了消费主义的色彩。另外，现代生活的节奏非常快，压力也很大，人们在为工作、为生活烦心之余，往往希望媒介能够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他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从而获得一种情绪上的解放。这样，许多媒介都表现出消费文化的“无深度、片断性、重复性”的特征。人们听到与看到的是欢歌笑语、华衣美服，那些远离现实生活的电视剧和时尚文章，让观众远离了生活的烦恼，享受着媒介带来的快感。这样，媒介与消费主义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它释放了人们的物质欲望，满足了人们的世俗需求，同时也是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的表现，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与结构功能范式对消费主义充满理解与包容不同，利用剥削范式对媒介与消费主义的结合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在市场经济中，媒介也是一个经济实体，追逐利润是其本性。我们知道，近来有一些电视频道正是依靠消费类或带有消费主义色彩的节目而名声鹊起，而一些旨在指导人们消费的时尚杂志也是风光无限。或许人们可以这么认为，媒介之所以选择消费主义路径，正是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消费主义使媒介从原先的严肃的、教育的面孔转变为亲切的、快乐的形象，强化了媒介与受众的亲和力，使媒介由昔日高不可及的圣坛走向大众化、生活化、世俗化，真正与受众融为一体。通过消费主义，媒介得以笼络住更多的受众，而这也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传播政治经济学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消费社会中，传播日益走向商品化，这不仅包括内容的商品化，还包括受众的商品化。著名学者斯密塞认为，“大众媒介的构成过程，就是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媒介的节目编排是用来吸引受众的；这与以前小酒店为了吸引顾客饮酒而提供的‘免费午餐’没有太大的差别。”[4] 在这种商品化的传播过程中，受众成了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媒介则依靠出售受众来赚取利润。而消费主义天然地可以让生产链的各种要素成为商品，媒介自然要利用消费主义以达到其牟利的目的。但是，当媒介出于商业化的意图运作时，它的另一功能，即建构健康的大众文化以正确引导受众，必然会受到损害。受众在不自觉地消费媒介的同时，其精神家园也会随之荒芜。

以上两种范式截断对立，一种强调媒介与消费的正面作用，另一种则对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然而，世上的事情往往并非那么绝对，那么非黑即白，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也远不是上述两种范式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事实上，许多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媒介与消费主义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此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媒介与消费主义关系的范式，并将它称为共谋共生范式。笔者以为，媒介与消费主义思潮共存于现代社会中，媒介为消费主义的盛行推波助澜，消费主义让媒介迅猛扩张，两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处于一种共谋共生的状态。消费主义堪称目前社会中的宰制意识之一，它掩盖了政治、宗教、种族等差别，让人们处于一种虚幻的平等地位上。在这种虚幻情景中，消费成了划分阶层的最重要依据。这种思潮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地位，迫使媒介不得不迎合它以取得受众的青睐，而媒介一旦迎合它，很快就可以发现，消费主义使它广受欢迎。而反过来，媒介的迎合又使得消费主义更加深入人们内心，消费主义的地位更加稳固，这种相辅相成、共谋共生的关系使得媒介和消费主义都能从中获利。如果说利用剥削范式主要是一种批判理论，那么共谋共生范式在保留其批判精神的同时，尤为重视剖析媒介与消费主义具体走向共谋共生的路径，其分析性要远多于批判性。 三、神话与涵化：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 中国的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呈现出这种共谋共生的状态，是与大众媒介的两重属性分不开的。“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新闻媒介既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又属于信息产业。”[5] 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产业属性即说明它的产品具有商品属性。长期以来，我国对媒介的商品属性没有定论，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激烈的媒介竞争使这个问题提上了讨论日程。 最初的竞争是在报业开始的，因此，关于报纸商品属性的讨论出现得最早。“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报纸是一种商品的说法是完全成立的。首先，报纸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报纸的使用价值在于它能够提供给人们以知识和信息，帮助他们消费对外界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滋养。从价值角度来看，报纸报道的新闻事实本身并不是商品，但在报道过程中记者已经把新闻事实加工成新闻作品，再经过编辑的排版印刷，这样最后出现的报纸已经包含了许多人的劳动，并进入消费市场进行流通，这时新闻产品已经转化成商品。”[6] 媒介的双重属性体现在我国新闻事业中即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它的事业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可以自由出入市场，可以自定方针，而必须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而它在管理上采取企业方法，又说明大众媒介是独立法人，在经济上必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实行企业管理，决定了大众媒介必须关注利润问题。也正是因为正视了大众媒介的商品属性，让它在竞争中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大众媒介才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在今天，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消费主义由于各种因素迎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而逐渐兴起。此外，媒介所处的环境也在随之变化。企业追逐利润的本性使得媒介想方设法主动去适应环境。因此，媒介转而与消费主义共谋也就不奇怪了。消费主义由于得到了大众媒介这个绝佳的载体，自然加速了它的发扬光大。 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的共谋，体现在大众媒介由于宣扬消费主义而获得更多的受众，而消费主义由于大众媒介的宣扬更加深入人心。但其对消费主义的宣扬，并不是简单露骨的，而是隐含在其文本之中，然后通过受众的阅听来影响受众，对受众进行消费主义的“洗脑”。媒介文本对消费主义的宣扬最主要体现在神话与涵化这两种路径上。 神话的概念由法国著名学者罗兰·巴特提出。他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出发，把符号学引入了消费文化的研究。索绪尔认为，符号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两个方面。能指是由物质、行为或表象载体所充当的对符号意义的指称或指向。所指则是符号的“意义”，是通过符号载体来提示、显示和表达的。神话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我们以红玫瑰为例来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作为音形符号的红玫瑰可以被视为一个能指，其所代表的概念——一种红花绿叶的植物——可以被视为所指，这二者处于本义层次上。这一层次的能指与所指所共同构成的红玫瑰符号又可以被视为一个新的能指，它可以用来表示爱情，这就是第二个层次上的所指，它处于转义层次上。事实上，人们在生活中看见红玫瑰就会立即想到爱情，这也意味着红玫瑰的转义经常被直接视为本义，这种被当作本义的转义就构建了一个神话。[7] 由此，神话成了赋予物品以新的意义的一种手段。 巴特的神话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剖析媒介广告。广告总想把商品和个人的价值、感情等等联系在一起。例如有一则钻石广告说：“钻石恒永久，一颗永流传。”在这里，广告商想让人们认为钻石是永恒爱情的一个象征符号，也就是说想让受众认为钻石与永恒爱情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拥有这种钻石，就能获得永恒爱情的保证。这样的话，只要人们想要表达坚贞的爱情，就会自然地想到购买这种钻石送给爱人，以表达自己的心意。而实际上，不管任何品牌的钻石都和爱情没有必然的联系。“独具匠心的广告就能够利用这一点，把罗曼蒂克、珍奇异宝、欲望、美、成功、共同体、科学进步与舒适生活等等各种意象附着于肥皂、洗衣机、摩托车及酒精饮品等平庸的消费品上。”[8] 而商品一旦承担了这种文化联系与幻觉的功能，销售的局面就非常容易打开。 除了广告在直接培养受众的消费主义意识，大众媒介的其他内容也在对受众进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教育。在电视剧中，不断出现的名车、豪宅、靓衫，一掷千金、热衷享受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会潜移默化地影响观众的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即使是向以严肃、公正、客观著称的新闻节目，鲍德里亚也认为，“透过大众传播，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强暴、革命）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耄耋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已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无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之复活。”[9] 大众媒介通过不断提供的大量信息，营造了一个包围受众的充满消费主义色彩的环境，这样就可以达到对受众的涵化作用。 涵化作用是大众媒介宣扬消费主义的另一手段。美国传播学家格伯纳等人认为，传播媒介的涵化作用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媒介在“主流化”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10] 大众传媒对人们的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例如，许多人从大众媒介上获得印象，认为大城市中的白领尤其是在外企工作的白领一定个个衣着光鲜，拎笔记本电脑，飘着淡淡的香水味，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微笑，出入于豪华写字楼、高档商务会所，动不动就休假，去国外旅游。而实际上，大部分的白领承受着繁重的工作压力，高强度的竞争往往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其生活远不象大众媒介所描绘的那样滋润。然而，正是由于大众媒介的刻画，将一小部分白领的形象泛化为整个白领群体的形象，这个形象也就成了白领的“主流形象”。一般受众也很难将大众媒介中虚构的成分与现实区别开来，而容易将虚构的成分当成现实来接受。于是，社会的新生代将媒介中的白领生活方式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实际生活中的白领也觉得自己不够格做一个合格的白领，有空就尽量模仿媒介中介绍的那种自己应该过的生活方式。于是，白领的形象与生活方式就这样在大众媒介的塑造中成了社会的共识。同理，当媒介利用难以计数的符号和形象生产出消费文化的拟态环境时，消费者由于长时间地浸濡其中，往往会失去对现实的准确把握，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会受到消费主义的涵化。 如果说大众媒介中的广告是在赤裸裸地推销消费主义，那么神话与涵化则更为隐蔽与曲折，它们不显山不露水地让受众潜移默化，是消费主义更强有力的载体。 大众媒介具有巨大的影响，人们所处的大众文化环境主要由大众媒介缔造，这个环境制约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如果大众媒介对消费主义的宣扬过度，则非常容易造成一些不良影响。例如，大量的广告和生活消费的报道虽然能够刺激消费、为人们生活服务，但过分了则又烘托出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而各种喧闹的娱乐节目，虽然可以帮助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之后调节身心，但过头了就难免庸俗、粗糙、浅薄。大众媒介的这些负面的效果势必会给人们造成不当的引导，从而影响健康的社会文化建设，并对社会发展造成不良的后果。因此，大众媒介与消费主义在现代这样一个媒介化社会中的共谋共生，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并不一定就是福音，人们面对媒介所制造的狂欢表象更需要一种理性与反思精神。 注释： [1] 参见Andrew Tolson: Mediations: Text and Discourse in Media Studies， Introduction. Arnold， 1996. [2] 王宁，《消费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3] 帕特里克·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58页。 [4] 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5] 李良荣，《新闻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92页。 [6] 蔡骐　蔡雯，《媒介竞争论》，岳麓书社，2002年，第9页。 [7] Nick Lacey， Image and Representation: Key Concepts in Media Studies， St. Martin’s Press，1998. pp.67-68. [8]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9] 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10]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4—229页。

对消费主义的看法篇8

一、“消费社会”概念的提出

“消费社会”作为一个概念,首先有其深厚的理论渊源。早在鲍德里亚以前,就有一些理论家提出了相关论述。如鲍德里亚的导师列斐伏尔提出了“被消费控制的官僚社会”理论,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的意识形态和创造的意义已经变成了消费意识形态; 与鲍德里亚同时期的理论家里斯曼认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过渡”的革命; 布尔加雷斯认为,我们处于一个“丰裕社会”中; 对鲍德里亚影响颇深的德波从更深层面上认为消费创造了一个“景观无线积累的社会”.这些理论家从不同角度对于同一个社会形态的论述均对鲍德里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时,“消费社会”概念的提出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有很大关系。消费在生产体系中地位的转变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阶段。工业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低下,“稀缺性”制约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时消费作为一种消耗受到传统重商主义的抑制。19 世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的稀缺状况逐步得到改变,同时科技的进步及成果转化导致了产品的相对过剩。这样生产者的过剩与产品过剩导致的间歇性的经济危机使得消费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对此,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与消费平衡发展的重要性。此时消费作为一种有意义的消耗而存在。20 世纪初,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的福特主义的兴起使得商品生产速度得以大幅度提升。这种生产线的大量产出要求快节奏的消费。由此,消费不再是一种消耗,而变成了生产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也就是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此时服务业作为一种小规模、灵活性的产业模式大量兴起。服务业对固定资本的要求显着降低,对人力、智力的要求大大增加,这就使得生产者的过剩得到扭转,生产者的收入也有了一定提高。同时服务业又是一种快速生产和快速消费的产业,甚至,很多时候生产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根据消费的需求来进行生产。所以消费的作用就超过了生产,真正成为“作为生产的消费”.由此,消费在生产体系中的主导型地位确立。

基于上述原因,鲍德里亚提出,当今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并不是根据其使用价值或可能的使用时 间 而 存 在,而 是 恰 恰 相 反---根 据 其 死亡”[1]29.商品的死亡就意味着商品在消费的过程中被否定,也就是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新的欲望的形成。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从根本上依赖这种消费需求的不断产生,所以,鲍德里亚指出,在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主人公的传奇已到处让位给消费主人公”,“消费本身构成了生产体系的替代性体系,消费在今天已经成为主导性逻辑”.[2]即消费不仅主动地作用于生产,而且成为一个体系并结构性发挥作用。他认为这就意味着消费社会的到来。

与卡恩、鲍曼等相对客观的描述不同,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具体表述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逻辑的影响。他认为消费社会不仅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物品丰盛的社会,更是消费进行驯化的社会。也就是说,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消费社会,客观上的确为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丰盛”的物,并在物的应接不暇中增加了人们的幸福感。但同时资本主义社会把消费看作世俗的宗教去顶礼膜拜,使其带有了意识形态的色彩,而这是鲍德里亚批判的重点。他认为通过增长带来的物的丰盛,容易使人们处于一种对现实满足的幻像和眩晕中,加之在政治领域无法获得的自由和平等却在消费领域得到表面上的确证。这就使得消费者找到了舒适的港湾,从而放弃了对消费深层逻辑的探寻,甚至处于消费的虚假性中而不自知。由此,消费的作用溢出经济领域,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发挥作用。故在鲍德里亚看来: “消费社会也是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也就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调节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式。”[1]73基于对消费的这种社会驯化功能的认识,鲍德里亚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及运行的分析。

二、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

首先,鲍德里亚以“杂货店”和“帕尔利二号”为例,形象地展现了消费社会物的堆积、丰盛以及随处可见的过剩。这种丰盛最明显的表现是“看起来你带走了一堆摇摇欲坠的盒装牡蛎、肉、梨子或芦笋,其实你只是购买了其中一小部分罢了”[1]3.因为与物的丰盛相伴随的是物以体系的形式出现,它们已经从杂货店到市场、商业街再到购物中心,构成了丰盛景观。其次,鲍德里亚在描述完消费社会物的丰盛之后,指出了消费社会面临的双重性。一方面,面对人们对平庸生活的不满和对幸福的追求,消费社会能够不断制造出美好的“幻象”和“眩晕”,让人们在对未来的期许中,使得日常生活得以有序进行; 另一方面,消费社会受到以节俭为核心的社会道德的约束和人自身理性的限制。可见,起初消费的主导地位并不稳固,即“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 威 胁 的 耶 路 撒 冷。其 意 识 形 态 就 产 生 于此”[1]33.即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是意图掩盖这种双重性,并使“消费暴力”以更隐秘和无意识的状态维护消费社会的合法性地位。

( 一) 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鲍德里亚认为,基于差异性需要对商品符号价值的追求直接导致了消费意识形态的产生。同列斐伏尔、巴特等人一样,鲍德里亚也看到了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以外的东西的追求。不同的是,鲍德里亚将这一发现普遍化,并从这一角度出发来阐释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凡勃伦曾指出,欧洲上层阶层在展现其社会地位的同时存在一种对奢侈品的消费,即“炫耀性消费”.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下的社会中也存在一个“实际上仍旧服从于这种挥霍机制的阶层”.只不过他们是,“通过消费的方式,通过风格,他与众不同,独树一帜。从炫耀到审慎( 过分炫耀) ,从量的炫耀到高雅出众,从金钱到文化,他绝对地维系着特权。”

[1]40也就是说,在鲍德里亚看来,当下被界定为“模范”性商品或“地位性商品”的种类在不断变化,对这种商品的追求却没变。随后鲍德里亚又指出了与“炫耀性消费”相对应的普通民众的模仿性消费。20 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流水线生产的普及,消费社会的物越来越丰盛。这就使得普通民众不只可以“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更有机会占有本属于某些特权阶层的物。如仆人可以穿一件与主人同款式的裙子,员工可以与老板享受同样优雅的就餐环境,等等。也就是说,工业化使得普通人也能占有本属于贵族的物品。

通过这两个例子,鲍德里亚想确证的是在当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对物的意象性的追求,并且在这个层面似乎实现了真正的平等。而事实恰好相反,当人们产生这种想法时消费的意识形态就开始产生了。因为一方面当下的商品往往是以成套的形式出现,单个商品的占有没有意义,只有成套的商品才能显现出意义所在。另一方面,消费社会是系列商品与模范商品交互作用的过程,系列商品在形式上类似模范商品,但这是以牺牲其品质、风格和韵味为代价的。所以,消费社会仍然是一个不平衡发展的社会,并以不平衡为其发展的动力。那为什么人们对消费仍是趋之若鹜呢? 原因在于通过对商品引申意义的宣传,通过强调其符号价值,使得人们沉浸于商品的意象性所创造的拟像中,把商品在意象上的平等或虚假的平等当做真正的平等。这也正是消费意1一无二的高贵形象,掩盖了商品与商品之间以及消费本身的不平等,并不断把人们引向消费,在消费中用新的方式进行社会阶层的建构。

( 二)

消费意识形态的运行。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关于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并不是指某种虚假的意识,而是意指一种社会逻辑。消费意识形态的运行主要体现的是消费在建立社会结构、促进社会交流、提供社会合法性基础等方面的作用。 其一,通过对物品的差异性占有,消费在其中起着区分阶层和构建社会结构的功能。对于消费的这种社会区分功能,马克思曾做过阐述。鲍德里亚的独特之处是从物品的符号层面来进行相同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