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消费及消费曲线的探讨

一、凹型消费曲线的形成

发达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体中的国内消费支出均在其GDP中占有较大比重。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非洲和亚洲最不发达经济体,如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和孟加拉的国内消费支出在本国GDP中均占有较大的比重。2006年,布隆迪国内消费(包括最终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支出,下同)比重高达110%,其家庭消费比重也达到84%;塞拉利昂国内消费比重和家庭消费比重分别为106%和91%;埃塞俄比亚分别为92%和80%,孟加拉也达到79%和73%。而发达经济体的国内消费比重虽然低于最不发达经济体,也占有较高比重。2006年,美国和英国国内消费比重均为86%,家庭消费比重分别为70%和64%;法国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分别为80%和57%,德国为78%和59%,澳大利亚为74%和56%。此外,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中,印度为69%和57%,泰国为68%和56%,俄罗斯为67%和49%。

从这些数据我们暂且可以得出如下推断:一个经济体随着其经济增长和制造业的发展,其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逐渐下降,并最终在其经济发展到较为发达的阶段,开始回升并逐步升至较高比重,完成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以下简称“高一低一高”消费比重)的两次转变过程,并由此形成一条不规则的凹型消费曲线。这或许可以通过下列马来西亚和日本两国长达几十年的国内消费比重转变得到证实。

马来西亚

据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在1947―2006年的60年里,马来西亚国内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明显呈现出由高向低转变的态势。1947年,马来西亚国内最终消费占其国内生产总值(GDP,按现值计算)的比重为90.3%,家庭消费比重为86.3%,之后逐年下降。1950年分别降至70.5%和63.6%,分别下降近20和23个百分点。但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即直至1975年,上述两项比重基本在70―80%之间和60%左右徘徊。如果从该国经济数据看,1951―1960年间,该国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不前,之后的十多年里逐年略有增长。但在1973年之后,该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因此,1976年之后,马来西亚国内和家庭消费比重进一步下降,当年两项消费比重分别降至67.7%和52.4%。2006年则进一步降至56.6%和43.7%。如与1947年数据相比,2006年上述两项消费比重分别下降33.7和42.6个百分点,而家庭消费比重在过去六十年里下降近50%。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马来西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2006年,该国按购买者计算的GDP(1987年现值)达到5463.43亿林吉特,为其1947年GDP的155倍。另据联合国统计数据,2006年,该国人均GDP达到5704美元,较1970年增长近17倍,家庭消费比重也从1970年的60%降至2006年43.7%,下降1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GDP的增长,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的比重也逐渐降至目前的低点,尽管其实际消费支出大幅度增长(图1所示)。由此证实,经济发展与国内和家庭消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日本

日本在1955―2006年长达五十年间,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图2)。根据日本内阁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国民经济核算2000年年报的统计数据,并据此所进行的统计显示,1955年,日本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的比重分别为75.8%和65.7%,1960年分别降至66.7%和58.7%,1970年继续下降至59.7%和52.3%(如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后者为48%)。但在1975,即持续下降二十年之后,日本两项消费比重开始回升:1975年分别为67.2%和57.1%;1980年升至68.7%和58.8%。另据联合国统计数据,1980年分别为68%和54%;2000年为73%和56%,2006年则再次分别升至75%和57%。

从该国经济发展看,1980年日本人均GDP已达到9034美元,并在1990年和2000年分别达到24431美元和36601美元。之后,这一数据基本保持在3―3.6万美元之间。这表明,日本在1980年前后国内经济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其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也开始回升,并在进入本世纪之后,国内消费基本保持在75%左右,与1955年基本持平。尽管其家庭消费比重略低于1955年的水平,但日本国内消费的变化曲线表明,在过去五十年里,日本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完成了“高一低一高”消费比重的两次转变过程。

两国差别及其他经济体

马来西亚长达六十年的消费比重所形成的消费曲线证明,国内和家庭消费比重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而下降,形成了从高到低的发展态势,或仍处于上述两次转变过程中的第一个过程。而日本则不同,已完成了上述两次转变过程。这是因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日本已发展成为发达经济体。而马来西亚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其国内消费比重仍处于从高向低的第一次转变过程之中。由此可以推断,各经济体中的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随着经济发展必然经历从高到低,再从低向高的两次转变过程,并由此形成不规则的凹型消费曲线。

如果仅从联合国公布的主要经济体国民核算数据看,许多经济体的国内消费比重与日本和马来西亚两国国内消费比重的变化趋势并不一样。如在最不发达经济体中,很多经济体人均GDP始终保持在700美元以下,甚至在200美元或更低的水平,同时保持持续的、非常高的消费比重。如前述的布隆迪、塞拉利昂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同时,发达经济体中的消费比重也基本保持平稳,并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这是因为联合国统计的是1970年以来的数据,而发达经济体大多同日本・样,在1980年前后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并基本完成了国内消费比重的两次转变过程,因此这些数据并不能反映出这些经济体消费曲线的转变过程。如美国1970年的人均GDP为4878美元,1980年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其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目前的发展水平。因此,在该段时期内,最不发达和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曲线基本为一条直线。

因此,最能反映出国内消费变化的莫过于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这是因为,自1970年以来,这些经济体正处于国内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变革时期,正在经历从高消费比重向低比重的转变。高消费比重主要表现在1970年,当时各经济体人均GDP大多为几十至几百美元不等。如越南1970年人均GDP仅为65美元,

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分别高达97%和90%。但在2006年,其人均GDP增至673美元,两项消费比重也分别降至70%和64%。孟加拉人均GDP也从1970年的86美元上涨至2006年的437美元,其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也分别从1970年的93%和92%降至79%和73%。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的变化。1970年,韩国人均GDP仅为279美元,其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分别为84%和74%。1990年,该同人均GDP达到6153美元,而其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分别降至63%和51%。当该国人均GDP在2006年达到18164美元时,其上述两项消费比重也分别达到70%和55%,较1990年的消费比重明显出现回升。这表明韩国已完成上述两次转变过程中的第一个过程,并处于从低向高比重转变的第二个过程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随着经济增长,其国内和家庭消费比重也在发生变化,并正在遵循马来西亚和日本国内消费比重的变化轨迹。

二、家庭食品消费比重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

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家庭消费所占比重大多集中在50―70%之间。因此,仅凭家庭消费比重并不能准确判断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应逐步下降。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随着国家富裕程度的提高,食品消费比重应呈下降趋势。因此,若需判断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最佳方法应是观察其家庭消费中食品消费所占的比重。

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马来西亚2006年家庭消费支出中的食品消费(包括非酒精类饮料,下同)比重为23.8%,也是其历年来最低的食品消费比重,较2000年的25.9%下降了2.1个百分点。如果从人均GDP看,2006年该国人均GDP达到5704美元,较2000年提高近47%。因此,其国内最终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也降至新的低点。此外,根据日本内阁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公布的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发现,日本家庭消费中的食品消费始终呈下降趋势。1970年,日本家庭消费中的食品消费(含饮料及烟酒支出)所占比重为30.4%,1998年降至16.5%,下降了13.9个百分点。2005年,进一步降低至14.5%(联合国统计数据)。

如前所述,日本国内消费、家庭消费比重在其第一次转变过程中呈下降趋势,因此也与其经济增长形成反比。而在1980年前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的比重再次攀升,并与其经济增长形成正比。因此,日本国内消费比重与其经济增长形成了如下两种关系:第一次转变过程中,消费比重的变化与经济增长形成反比;而在第二次转变过程中则形成正比。值得注意的是,该国家庭消费中的食品消费比重处于持续下降的态势,即始终与经济增长形成反比,同时家庭服务性消费却在逐渐增加。因此,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在家庭消费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随着该国经济的增长而逐渐下降。食品消费支出在家庭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越小,该国经济越发达,反之,则该国经济越不发达。因此,家庭食品消费比重应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

这一点也可以从1929-2009年八十年间美国家庭消费比重的变化(表1)及下降趋势中得到证实。

如从美国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看,比重则相对略低:1929和2009两年,该比重分别为21.1%和7.8%,略低于表1内相应的比重。然而,上述比重的变化表明,美国家庭食品消费比重随着其国内经济的增长而持续下降(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所上升),并与其经济增长形成反比。

根据联合国统计数据在对所选定的美国等28个拥有食品消费数据的经济体的人均GDP和家庭消费及食品消费比重进行统计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人均GDP划分出如下食品消费比重的变化范畴(表2)。

如表2所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上述与家庭食品消费比重相关的所有比重――平均比重,最低和最高比重均持续下降。而最高平均比重与最低平均比重之间相差33.2个百分点,这表明在不同经济体之间,尤其是在高度发达和最不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当一些经济体中的家庭食品消费比重为40-50%时――如塞拉利昂、肯尼亚、菲律宾和印度(2000和2001年及之前),意味着在这些经济体中人们用于食品消费的支出几乎占其全部支出的一半。然而,当高度发达国家,特别是当其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以上时,这些经济体的家庭食品消费比重基本保持在7―10%之间,因而这些经济体中的人们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提高其生活水平。当然,各国居民的消费习惯、通货膨胀及不同的居民收入等因素也对其家庭食品消费产生一定的影响。

因此,尽管发达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体均表现出很高的家庭消费比重,但却存在着实质性差别。不仅实际支出费用相差甚远,而且家庭消费结构也存在着很人的差别:发展中经济体以食品消费为乇,而发达经济体中的服务性消费则占有较大比重。

以美国等发达国家家庭消费为例。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公布的统计数据,2008年,美国服务性消费约占家庭消费支出的66.6%和GDP的42.5%,主要用于医疗、居住、家用电气及燃气、教育、娱乐及交通等。同时,美国的统计数据也显示,在过去的八十年里,即1929―2009年间,个人用于服务性消费的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量的比重持续上涨,即从1929年的43.4%上涨至2009年的67.7%,上涨24.3个百分点。2009年,美国个人服务性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更是高达48%。此外,英国和加拿大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也表明,2008年其家庭消费支出中的服务性消费约占GDP的三分之一。因此,发达经济体中的家庭消费以服务性消费为主,其家庭食品消费比重相对也低。

三、家庭消费比重与对外贸易和产业发展

所选定的41个主要经济体(包括上述各经济体在内)的家庭消费的相关数据表明,家庭消费所占比重的大小与一经济体的支出构成.特别是其对外贸易及产业构成有着密切的联系,即国内产业的构成及对外贸易决定其国内消费的比重。

如按照支出活动统计,一个经济体的GDP由国内最终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几所构成。根据联合国《2006年国民核算统计:综合指标分析》中1970-2006年的统计数据,凡是国内和家庭消费比重高的经济体,其对外贸易呈逆差,而

对外贸易呈顺差的经济体,则国内和家庭消费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如国内及家庭消费比重较高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长期以来始终处于贸易逆差。而最不发达国家中的布隆迪、埃塞俄比亚、塞拉利昂等国均处于较大比重的贸易逆差,逆差最高可达30个百分点以上。因而,这些国家的家庭消费比重非常高。而家庭消费比重相对较低的国家,如发达经济体中的加拿大、日本、德国,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中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及菲律宾等国,对外贸易始终保持顺差,其家庭消费比重也基本保持在50-60%(新加坡和中国除外),介于发达和最不发达经济体的高消费比重之间。因此就这一点看,贸易顺差和逆差与经济构成中的家庭消费成反相关性:消费比重较高的经济体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逆差,而在对外贸易中处于顺差的经济体则消费比重也相应较小。但由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还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支出,因此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其经济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变时期,其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相对高于发达经济体。如2006年,中国固定资本投资形成比重高达43%,超过了家庭消费比重,而印度也达到30%。因此,固定资产的大量投资实际上对家庭消费比重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使其进一步降低。

然而,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及消费比重的高低实际上反映出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正是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及国内生产总值中各产业构成比重的变化决定其对外贸易中进出口的比重,以及国内及家庭消费的比重。

根据联合国对各主要经济体1970―2006年间按经济活动分的增加值可以看出,在过去的三十六年里,大多数经济体均经历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的过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下降,同时采矿业或制造业产值比重增长,或批发、交通及其他活动为代表的服务业产值的增长。

在所选的经济体中,发达经济体中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几乎均降至1-一2%,如美国、日本、英国和加拿大等国,同时这些经济体中的制造业大幅度下降,而服务业则大幅度增长。如英国2006年制造业产值比重比1970年下降18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G-P,下同)产值比重上涨20个百分点。日本和德国虽然制造业仍很发达,但2006年其制造业产值比重与1970年相比仍分别下降14个和11个百分点,同时服务业产值比重大幅度增长。相比之下,美国制造业明显低于上述三国,2006年制造业产值比1970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服务业产值比重则高达77%,增长15个百分点。因此,发达经济体最显著的特点是服务业产值占有很高的比重,并且是以服务业拉动其经济增长的。

相比之下,最不发达经济体中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尽管有所下降,但农业仍为其经济发展动力。如布隆迪和埃塞俄比亚两国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在2006年分别为38%和48%,比1970年分别下降了30个和11个百分点。但塞拉利昂的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在2006年却增至47%,较1970年增长12个百分点,而其他产业产值均不同程度有所下降。

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中,2006年,马来西亚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降至9%,比1970年下降21个百分点;同时采矿和制造业增长了23个百分点,增至47%;其中,制造业增至29%,增长14个百分点。韩国三次产业的转变也十分显著,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从1970年的29%降至2006年的3%,同时制造业比重增至28%,增加了10个百分点,服务业大幅度增至57%,增长了12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分别下降了22个和24个百分点,同时制造业和服务业均有所增长:制造业分别增至41%和16%;服务业则分别增至41%和53%,均增长17个百分点。而转型期经济体中的俄罗斯,第一、二产业也同样显著下降,经济发展主要转向服务业。

由此可以看出,各国均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或第三产业的转移。因此,三次产业的发展和转变是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必然经历的发展过程。然而,各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三次产业的发展和变化却影响到各国对外贸易和国内消费的变化。

采矿业或制造业占有较高比重的经济体的出口比重较高,因此其国内和家庭消费比重下降,反之则出口比重小或为逆差,国内和家庭消费比重则高。即使日本、德国和加拿大等发达经济体,虽然其服务业同样占有很高的比重,但其消费比重仍低于美国和英国,主要原因是其采矿和制造业,及对外出口均占有较大比重,并保持贸易顺差。新加坡的贸易顺差应是所选定经济体中最高的。2006年,该国的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221%和253%,顺差高达32个百分点。因此,贸易顺差对其国内和家庭消费比重形成明显的挤压,当年其国内和家庭消费比重仅为51%和40%。因此,一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决定其对外贸易,同时也决定其国内消费比重的高低。

四、对国内消费的探讨

中国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自1985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增长,国内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支出比重也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在1985年人均GDP为292.2美元(858元人民币)时,国内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重分别为66.0%和51.6%.1995年分别降至58.I%和44.9%:2005年则分别降至51.8%和37.7%;2008年则继续降至48.6%和35.3%。因此,如将2008年的消费比重与1985年相比,在二十三年中,中国国内和居民消费的比重分别下降了17.4个和16.3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升至3268.2美元(22698元人民币),较1985年人均GDP增加2976美元,增长了10倍。尽管其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1985年的2.9366元贬值为2008年的6.9451元,但中国人均GDP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始终持续增长。

根据上述对日本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国内消费比重两次转变的分析,以及马来西亚和韩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比重变化,不难看出,中国国内消费和居民消费比重仍处于从高到低消费比重的第一次转变过程中,并未出现从低向高消费比重转变的迹象。鉴于马来西亚仍处于消费比重变化的第一次转变过程中,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也低于马来西亚2006年的水平(5704美元),因此尽管中国国内消费和居民消费比重已达到二十三年来的最低点,但仍处于消费比重从高到低的下降过程中,即仍处于消费比重的第一次转变过程中。因此,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上述两项消费比重仍有可能继续下降。或因其他原因,如刺激内

需政策、提高中国普通居民的工资收入、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和贸易顺差,以及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可能会仍然保持或提高这一消费比重。2008年的消费比重,尽管已是最低点,但是否是中国消费比重的底部或接近底部仍需要观察和探讨。

从韩国国内消费比重的转变过程看,由于该国目前已处于消费比重的第二次转变,即从低向高消费比重的转变过程,因此韩国的消费比重转变可为预测中国国内消费何时开始第二次转变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从联合国统汁数据看,韩国国内消费比重的第二次转变应该始于1990年之后,因为在1990年,韩国人均GDP达到6153美元时,其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分别降至63%和51%。但到1995年时,该国的家庭消费比重开始回升,达到52%;2000年,其人均GDP达到10938美元时,上述两项消费比重也分别达到66%和54%,2006年则进一步升至70%和55%,较1990年出现明显的回升。因此,韩国1990年人均GDP的6153美元应是或接近该国上述两项消费比重开始第二次转变的转折点。另外,从日本国内消费比重看,日本的第二次转变应发生在1975年至1980年之间,即日本在1980年前后国内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的时期。1980年,日本人均GDP达到9034美元。鉴此,人均GDP6000-9000美元应成为中国国内消费比重从低向高比重转变的决定性阶段。但鉴于中国国内庞大的人口基数的缘故,这一过程很有可能提前至人均GDP6000美元之前。

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超过3200美元。中国国内消费和居民消费已到了即将转变的关键时刻。但这一转变仍需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增长。因此,并非仅仅是单纯采取扩大内需的措施所能解决的。

五、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比重说明了什么?

鉴于恩格尔定律中有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食品消费支出比重应呈逐步下降趋势,及上述“按照人均GDP划分的家庭食品消费比重”表格所列数据,这里也将根据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本文视其等同于其他经济体的家庭消费)比重的变化对我国国内消费作进一步的探讨。因为,家庭食品消费比重也是衡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统计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2004―2007年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所占比重,及城镇和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比重(表4)。根据此前“按照人均GDP划分的家庭食品消费比重”表格所列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家庭食品消费所占比重高于该家庭食品消费表格中所划分的2000―4000美元段的平均比重26.6%。从表4可以看出,2004和2005年,当中国人均GDP在1000 2000美元时,中国居民消费中的食品比重略低或基本接近该美元段中的平均比重37.8%;而在处于2000―4000美元段的2006年和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中的食品比重则高于该段平均比重66-6.8个百分点。因此,中国居民消费中的食品比重低于1000-2000美元段的平均比重,同时又超过2000-4000美元段中的平均比重。

由于2000-4000美元段中最高的家庭食品消费比重为29.2%,因此中国居民食品消费比重与该数据存在着明显的差距。特别是中国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比重更是超过11个百分点,而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则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上述最高比重。由此可以推断,一是统计数据可能存在误差,二是人均GDP与家庭食品消费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太大或直接的联系。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国家富裕而普通民众的收入仍很低;而另一方面,中国GDP经济数据中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国内投资拉动的。如对固定资产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仅带动一些相关产业的发展,如钢铁、水泥产业等,因此投资所带动的产业和就业等均具有局限性。因此,这些投资并不能对居民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并不意味着国内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同样得到提高。

此外,中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存在的差距或许也表明,人民币汇率并没有被低估,反而是高估。这是因为,按照2006年和2007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计算出的人均GDP使得中国家庭食品消费比重与相应美元段的平均比重相差近7个百分点。如果从“按照人均GDP划分的家庭食品消费比重”表所列食品消费比重看,中国人均GDP应比现在计算出的数字要低,或许这样才更符合或接近中国居民的食品消费比重。当然,这个推论也只是建立在此前对28个具有食品消费数据的经济体统计出来的数据并以此为基准的基础上进行的比较,因此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五、结论

一个经济体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即以农业发展居主导地位时,该经济体中的国内消费及家庭消费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比重,同时其家庭消费也以食品消费为主。这种现象基本表现在国内人均生产总值为1000美元以下的经济体中,特别是那些人均生产总值在700美元或以下的最不发达经济体中。

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扩大及进出口贸易的增加,该经济体国内和家庭消费及食品消费比重逐渐下降。在该经济体完成了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之后,其国内消费比重则再次达到较高的比重,并由此完成了“高-低-高”消费比重的二次转变过程,并形成了不规则的凹型消费曲线。因此,凹型消费曲线上的任何一点均代表着该经济体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处的位置。

由于国内消费包括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而家庭消费在国内消费中又占据主导地位(如图2所示),因此,所形成的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两条消费曲线中,仍以家庭消费曲线为主导,且两条消费曲线的走势基本保持一致。

在消费比重的二次转变过程中,家庭食品消费比重始终处于下降的态势,直降至10%或以下。与此同时,家庭消费中的其他支出比重,如服务性消费比重则逐渐增加,致使家庭消费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即由食品消费为主转变为服务性消费为主,而该经济体也从以农业发展为主导的发展中经济体转变为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经济体。因此,家庭消费结构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也反映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程。由于家庭食品消费比重与经济增长成反相关性,并始终处于下降态势,因此,在同样是高消费比重的经济体中,食品消费占家庭消费比重的大小也成为衡量一个经济体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尺,及鉴别不同类型经济体的重要标志(如表2所示)。同时,食品消费在家庭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还可揭示一个经济体产业结构的轮廓,及在经济发展和转变过程中所处的位置。

如前所述,国内消费和家庭消费比重的高低并不能准确反映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国内消费也与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状况、投资及产业结构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判断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水平时,家庭食品消费比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作者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资料来源:

联合国:《2006年国民核算统计:综合指标分析》;《2006年国民核算统计:综合指标及明细表》。

日本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国民经济核算2000年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