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双减政策的利与弊范文

论双减政策的利与弊篇1

关键词：考试；作弊；监考；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G424.7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231－03

引言

博弈可以定义为，一些个人、团队或其他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同时或先后、一次或多次从各自允许选择的行为或策略中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中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博弈论就是系统研究可以用上述方法定义的各种博弈问题，寻求在各博弈方具有充分或者有限理性、能力的条件下，合理的策略选择和合理选择策略时博弈的结果，并分析这些结果的经济意义、效率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博弈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它根源于现实生活中利益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的普遍存在。“利益”及趋利的“经济人”概念是我们理解博弈内涵的两个基本前提。这其实也就是博弈论的两个基本假设：一是强调参与者的“个人理性”，假设当事人在进行决策时能充分考虑到他所面临的局势，即他必须能够充分考虑到人们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影响，能够做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二是假设参与者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通常选择使其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本文就是应用博弈论的方法，讨论我国应试教育中考生作弊与监考老师监督之间的博弈问题，通过博弈的结果得到有用的结论，为设计机制提供一种有用的方法，从而减少考生作弊的概率，确保各项考试能够公平科学的进行。

一、考生与监考老师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学校应试教育的推广，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家长，越来越把考试的成绩作为衡量一个学生成绩好坏的标准，奖学金的评审要靠成绩来说话，学校的发展要靠升学率来提高，班主任的水平要靠班级的排名来评定，等等。从而考试就成了学生应付这些政绩的主要途径。迫于压力，学生则会想方设法通过考试提高成绩。当然，学生作弊，监考老师监督就成为这一途径中的必然环节。这样，很容易引起部分考生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提高自己的考试成绩。如果监考老师谨慎监督，则能有效地减少学生的作弊行为，提供真实、可靠、公平的学习成绩；如果监考老师疏于监督，则会引起部分考生的作弊行为，导致学生们的成绩不真实，对学生的积极性也是重要的打击。因此，监考老师和考生们之间进行着博弈，双方博弈的支付矩阵可以作如下分析：

1．博弈模型的假设条件

假设在某一次考试中（比如大学生四六级考试）我们做如下假定：（1）学生和监考教师都是理性的，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2）博弈规则是既定的、公开的、透明的，师生双方的策略及其在不同策略下的支付函数是一种公共知识，即双方行为选择是一个完全信息静态博弈；（3）只要监考教师认真监考学生作弊就能被发现，若学生作弊未被监考教师发现，则一定被督导组发现；（4）存在制度约束，学生作弊被发现后既受到惩罚又有信用损失；监考教师监督不力被学校考试督导组发现后，给予相应惩罚。于是，我们假设监考老师疏于监督，导致考生的作弊行为得逞，考生可以得到V（V>0）的正效用；相反，如果作弊行为被发现，考生会被警告或其他的惩罚，此种情况下，考生得到负的效用-P（P>0）。

同样，可设监考老师疏于监督，而考生们没有作弊则有其S（S>0）的正效用（比如包括放松警惕、心不在焉、窗外观景、看报聊天、闭目养神等的收益），疏于监督而使考生的作弊行为得逞。再假设，督导组随机地选择考场进行抽查（这个概率事先给定，监考老师不知道），若发现监考老师没有尽职尽责，监考老师会被督导组发现并受到行政处罚，包括公开批评、扣发奖金、取消评优资格等。此时，得到负的效用-D（D>0）。

若考生专心考试，不想着去作弊，则其无所得也无损失，支付为零；同样，监考老师严格监考，尽自己的职责，则其也无所得无所损失，支付也为零。

2．博弈模型的支付矩阵（如表1）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该博弈是一个混合策略组合模型。也就是说，这一博弈没有一个可以被双方共同接受的纳什均衡。因为一方的最优策略选择是根据对方的选择决定的，对方的策略选择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一方的最优选择策略，如此循环反复。即：如果考生选择作弊策略，则监考老师最好的选择是加强谨慎监督策略；但如果监考老师选择的是谨慎监督策略，则考生最好的选择策略是不作弊；而考生选择不作弊策略时，监考老师最好选择不实施监督策略；但是既然监考选择了不实施监督的策略，则考生选择作弊策略才是最好的……，这个循环反复是无穷的。在博弈分析中，我们称这是一种混合策略组合，它不同于一种稳定的战略组合，即纳什均衡，在这种战略组合下，博弈各方谁都不想单方面改变战略，不论对方如何选择策略，一方的最优选择策略都是相同的。

（二） 博弈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为了从科学理论上来说明问题，下面我们将对博弈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假设监考老师疏于监督的概率为P，P∈[0，l]，则严格监督的概率为l-P；考生作弊的概率为q，q∈[0，l]，则不作弊的概率为1-q。

在给定q条件下，监考老师选择怠于监督策略的期望支付为：

E（q）=（-D）*q+S*（l-q）

当令E（q）>0时，有：-D*q+S*（1-q）>0，得：q

然后令q*=S/（D十S），由此可知：

如果q0，即：监考老师选择疏于监督策略的期望支付大于0，则监考老师不监督是可以的，且只要q一直小于q*，监考总会选择不监督，而考生也不会有作弊被揭穿的危险。这样，考生在保证作弊行为不被揭穿的前提下，选择作弊策略的概率就会增大，而使q趋向于q*。反之，如果q>q*，则E（q）q*的考生作弊的概率不可取。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监考老师的混合策略中疏于监督与严格监督的概率分布是q*和l-q*，q*和1-q*的混合策略是考生的最佳策略选择。知道了考生的最佳策略选择，监考老师就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必要的谨慎监督，从而有效减少作弊行为的发生。

以上的说明也可以通过图l来描述。图1中横轴q表示考生选择作弊策略的概率，纵轴表示监考老师选择不监督策略的期望支付。联系上面博弈模型的支付矩阵，可在图中描点

（0，S）和（1，-D），两点连线和横轴相交于点（q*，0）。当q0，当q>q*时，E（q）

同理，结合图2我们可知，在给定P条件下，考生选择舞弊策略的期望支付为：

E（P）=V*p+（-C）*（l-p）

当令E（p）>0时，有：V*p-C+C*p>0，得：p>C/（V+C）

再令p*=C/（V+C），由此可得：

当p>p*时，E（p）>0，考生选择作弊；

p

这时我们就得到了监考老师的混合策略中疏于监督与谨慎监督的概率分布为p*和1-p*，p*和1-p*的混合策略是监考老师的最佳策略选择。知道了监考老师的最佳策略选择，学校的管理人员就能够有效地对其进行领导和控制，防止由于监考老师疏于监督，所引起的考生作弊行为，最终造成考生的成绩不真实，对学生的心理造成不良的影响，打消学生的积极性。

二、博弈问题的结论

大学生考试作弊的确是不诚信行为，在构建诚信社会的今天，学校的考试也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各高校也陆续出台多种措施以杜绝作弊现象，努力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例如，考试作弊被发现将取消学位，更有个别院校做直接开除学籍处理。但效果似乎并没有预期的那么理想。

在上述的博弈分析中，考生有选择作弊的动机，而监考老师有选择不监督的可能。考生作弊的概率由S和-D决定，P*=S/（S+D）。S是监考教师未认真履行监考职责换来的身心上的轻松，不易测量。而-D是学校对不积极监考的监考教师的处分或处罚，能够控制其大小轻重。因此，令D值增大，即-D点下移可以减小P*值。所以，加重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监考教师的处分力度，客观上能够减少考生作弊现象的发生；但是，如果加重对学生的处罚，比如在博弈支付矩阵中，由原来的-C增大到-C1。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V不变的情况下，即-C点下移到-C1，会加大监考老师疏于监督的概率，由原来的-P*向右移动到P1，概率值增大，有更多的监考老师会放松警惕，对考生来说会增大他们作弊的动机，那些愿意冒风险作弊的考生人数也会增多。所以，应该加大对监考老师的处罚力度，从而能够客观的减少作弊现象的发生。

针对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对监考老师加大监考力度的对策建议：

1．学校从社会效应出发，可以适当增大监督力度。有不少高校都设立了巡考的制度，但是力度不够。有的巡考老师仅仅在开考的时候露露面，在以后的考试过程中就再也看不到巡考老师。

2．增加监考老师的监考报酬。有的高校将监考作为老师应尽的义务，监考老师的监考报酬对其工作的态度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应适当提高监考老师的监考报酬，起到“高薪养忠”的目的。

3．考虑对监考老师实行一定的罚金制度。如果光有激励，没有惩罚是不行的。高校应该对监考老师的偷懒行为进行约束，按照一定的规定对违反者进行处罚，达到“违者必究”。

没有作弊行为的考场是每个高校追求达到的目的，也是全社会诚信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从监考老师这一环节制止考生的作弊行为，而不是加大对考生的处罚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考生的作弊，提高监考老师的识别和打击能力，增大学校的监督力度都是有效减低作弊行为的有力措施。

参考文献：

[1]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 刘翠秀．高校学生考试作弊现象分析及其对策[J]．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2）．

[4] 孙世民，李世峰.大学生考试作弊行为的博弈分析与对策[J].教育研究，2004，（158）．

[5] 姜慧.大学生考试作弊与监考的博弈分析[J].高等农业教育，2007，（5）．

论双减政策的利与弊篇2

【关键词】 会计信息舞弊；监管；博弈；推演

一、引言

历经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我国上市公司无论在数量、规模、实力，还是运作和管理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上市公司通过会计信息造假，粉饰经营业绩，欺骗投资者、债权人、政府和中小股东，获取不法利益。接连发生的蓝田股份、银广夏、科龙电器等会计舞弊事件，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序，并由此引发了资本市场的信任危机，股市动荡，上市公司筹资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市场经济规律和实践证明，经济的健康运行离不开政府的监管和引导，证券市场亦然。由于市场的复杂性，以及制度、体制、法规等的不健全与执行力不足，上市公司存在会计信息舞弊的空间与可能。然而上市公司在选择舞弊与否的同时，会顾及政府监管和惩处因素。当政府加强监管时，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降低，反之，上市公司舞弊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当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很低时，因为监管成本的缘故，政府会放松监管，同样，当舞弊盛行时，政府利益受到损害，则会加大监管力度。因此，上市公司与政府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一方做出决策时，另一方会应对，一方行动之前要考虑另一方的反应及对结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对二者的博弈进行分析，寻找均衡解，并运用我国上市公司舞弊的数据进行推演是很有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文献回顾

部分学者从博弈的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违规现象。向臻认为我国的会计实务已陷入“囚徒困境”之中。汤寿珩，何建国和何雷峰分析指出，会计舞弊与造假行为几乎不需要付出物质耗费，主要代价有：法律上受到制裁和惩罚，被吊销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停业、整顿、解散等，行为人、责任者受到各类法律责任的追究；经济上要以财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给损害者以补偿，信誉受到损失。因此，建议一要加大舞弊法定成本的设定，二要加强执法力度，提高舞弊的被追究率。秦江萍和段兴民认为，应加强对会计舞弊者的惩处力度并提高对会计舞弊者的处罚严格程度和检查力度，改善会计监管环境与降低会计信息的监管成本，明确监管者的职责，加大对监管者失职行为的处罚。秦江萍建议，以法规的形式确定适当的奖励系数，充分调动监管者的积极性，促使监管者积极实施严格监管，并加大对政府官员廉洁奉公的监管力度，以法规的形式指定适当的处罚系数，迫使其严厉打击会计舞弊者，抑制会计舞弊行为。然而国内学者运用博弈论分析上市公司与政府监管行为时，仅限于对模型本身的分析，几乎没有人利用数据对模型进行推演。

三、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与监管的博弈分析

（一）模型假设

1.参与人

本模型假设参与人只有两个，一是监管主体，即政府监管者，一是监管客体，即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是会计信息的生产者和提供者，政府监管者是信息的需求者，因远离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只能依靠上市公司向他提供信息。因此二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上市公司确知真正的会计信息，而政府监管者却不确知或不完全确知真正的会计信息。由于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上市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有选择性的披露或者不按规定的内容和期限披露甚至披露虚假的会计信息，欺骗外部信息需求者，如中小股东，使其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以获得超过正常经营状况的收益，使会计信息舞弊的产生有了可能。

2.行动方案

假定政府监管者的行动方案有两种，即监管或不监管。上市公司的行动方案也有两种，即舞弊和不舞弊。假设二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遵循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政府监管者和上市公司同时选择行动或虽非同时但后行动者并不知道前行动者采取了什么具体行动，即静态博弈；政府监管者和上市公司不能“串通”以谋取双方利益最大化。

3.信息结构

假定参与方的信息是完全的，每个参与方对其他参与方的行动策略都有准确了解或虽不能确定对方行动方案,但能准确确定对方的行动概率。

（二）模型构建

博弈双方都是经济人，影响政府监管者决策的因素是监管成本和罚款所得（包括没收违法所得）；影响上市公司决策的因素是舞弊所得和舞弊罚款。因为政府的收益是经济环境决定的，而上市公司正常的收益也与政府监管与否无关，是固定的，为方便讨论，都假设为零。上市公司舞弊，政府监管失败，假设政府监管者的损失（如受到股民的批评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处罚）为上市公司舞弊所得。

假设政府监管者的监管成本是C，上市公司舞弊所得是Y，舞弊罚款是F，政府监管者监管得到的报酬是S；政府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查处成功的概率是δ；政府监管的概率是p，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是q。得到表1的博弈模型。

（三）模型分析

1.政府监管概率（p）一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选择会计信息舞弊（q=1）和不舞弊（q=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Vg（p，1）＝p[-δF+（1-δ）Y]+Y（1-p）

Vg（p，0）＝0

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与不舞弊的期望收益无差别时，达到政府监管的最优概率。令 Vg（p，1）= Vg（p，0）得： p*=Y/[δ（F+Y）]

2.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q）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选择监管（p=1）和不监管（p=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Vsub>g（1，q）＝q[δ（F+S）-C-（1-δ）Y]-C（1-q）

Vsub>g（0，q）＝-Yq

当政府监管与不监管的期望收益无差别时，达到上市公司不舞弊的最优概率。令Vg（1，q）=Vg（0，q），解得：q*=C/[δ（F+Y+S）]

由此得到本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解：{Y/[δ（F+Y），C/[δ（F+Y

+S）]}。即政府以p的概率实施监管，上市公司选择以q的概率进行会计信息舞弊。

当政府监管的概率p>p*时，上市公司的最优选择是不舞弊；当政府监管的概率p

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q>q*时，政府监管者的最优选择是监管；当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q

四、模型的实际推演

（一）模型参数数值的确定与模拟计算

本文通过选取2003―2007年证监会对舞弊上市公司处罚的数据（剔除了异常数据）来对上述模型进行实际推演，以揭示各参数对舞弊与监管的影响，为政府部门制定监管策略，抑制会计舞弊提供参考依据。

从表2可以看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平均罚款额F=42.5万元，上市公司管理人平均罚款额为36.3万元。虽然我国证券法对违规上市公司的处罚规定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但从证监会处罚的案例来看，一般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管理人的罚款平均为其三倍违规所得，而对上市公司的罚款为其一倍违规所得。故可以得到Y=36.3万元。由于政府监管的成本无法获取，假设监管成本C=F/2=21.25万元。相应假设政府监管的报酬S=8万元。由于上市公司在实施会计信息舞弊时会采取比较隐蔽的做法，因此假定证监会对违规上市公司查实成功的概率δ＝0.7。将数据代入模型，得到模型的均衡解：p*= 65.81%，q*= 34.97%。即政府监管的最优概率是65.81%，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最优概率是34.97%，说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已超过三成，在会计造假的巨大利益诱惑下，上市公司很可能会违背法律和会计制度的规定，进行会计信息舞弊，有关部门需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至于政府监管的概率65.81%，在现实中，由于舞弊公司手段的复杂性和隐蔽性，以及政府高昂的监管成本，根本无法达到这样一个水平。

（二）模型参数的敏感性分析

由于模型的均衡解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而政府监管成本、监管报酬和监管成功率都是笔者估计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参数进行敏感性检验。

1. 监管成本C和罚款金额F

从表③可以看到，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监管成本的上升，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增大；随着监管者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罚款数目的增加，舞弊的概率逐渐减小。当罚款金额为42.5万元，监管成本由11.25万元上升至51.25万元时，舞弊的概率由18.52%增至84.35%；当监管成本由11.25万元升至31.25万元，罚款由42.5万元升至212.5万元时，舞弊概率由51.43%下降至17.38%。可见，增加罚款金额和降低监管成本都能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

2. 报酬成本C和监管成功率δ

在上市公司舞弊的情况下，如果将监管成功率提高到100%，其他参数不变，在S＝48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最优概率可以降低到16.76%。政府监管报酬一定时，提高监管成功的概率就能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在一定的监管成功概率下，增加政府的监管报酬就能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但是注意到，即使政府监管的报酬在最高的48万元，当政府监管的成功率为0.2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最优概率还是高达83.79%；而即使政府监管的报酬最低为8万元，当政府监管的成功率为100%时，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可由超过100%降至24.86%，效果十分明显。可见要想通过增加政府监管的报酬来达到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概率的目标，必须以提高政府监管的成功率为前提。

五、研究结论

（一）模型均衡解的政策意义

本文通过建立两方静态博弈模型，求其均衡解，并对模型进行了实际推演和敏感性分析，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如下

1.目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超过三成，仍需要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

2.为了提高监管效果，需要加大对上市公司的处罚力度，使其期望收益小于违规付出。如果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超额收益远大于真实披露所能获得的利益，作为理性人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势必会热衷于会计信息造假，给外部信息需求者造成损失。从对模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加强政府的监管可以降低上市公司舞弊的概率，因为处罚会使其收益减少。假如我国的信用体系完备，并且违规致信誉受损将严重损害其发展，那么上市公司和管理人将因害怕巨大的信誉风险而不敢轻易铤而走险。因此，可以尝试从加强市场管理，减少上市公司违规获利空间和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着手，让上市公司自觉地遵规守法。

3.减少政府的监管成本，可以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监管成本即机构运营成本，其中人力资源成本占较大比重，若能引入竞争机制，淘汰素质低下，办事效率不高的人员，可以达到低成本高效率的良好局面。

4.增加政府监管的报酬能够降低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的概率，但必须以提高监管的成功率为前提。在实践中，可以制定政府相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监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以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

5.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完善之中，相关法规跟不上现实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难免给缺乏社会责任感的上市公司提供可乘之机。因此加紧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法律法规出台后，应联合司法部门，严格执法，严肃查处违规现象，才能形成威慑力。

（二）研究的不足

首先，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舞弊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仅是上市公司与监管机构的静态博弈，应是一个多方动态博弈的过程，参与者还应包括其他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债权人等外部信息需求者、会计事务所等。现实中上市公司违规往往是负责人策划、指使和强令会计人员进行的，其对博弈过程也将产生重大影响。由于模型表述的复杂性和数据获取的不便，本文采用的模型并不能很好地检验现实。

其次，模型参数估计的过程中，剔除了一些异常数据。另外，政府的监管成本，监管报酬和监管成功率都无法确定，是笔者估计的，没有要求其精确性，只是为了验证其对舞弊概率的影响，这对最终均衡解的计算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向臻.会计舞弊的经济博弈[J].现代会计，2003，（2）:40-42.

[2]汤寿珩，何建国，何雷峰.会计舞弊的经济博弈思考[J].经济师，2001，（8）:40-41.

[3]秦江萍，段兴民.上市公司会计舞弊及其监管的博弈分析[J].经济问题，2005，（8）:73-75.

论双减政策的利与弊篇3

该方案将避免现行生育政策与只开放“双单独生二孩”方案的诸多弊端，缓解人口老化和劳力资源萎缩，既满足群众生二孩意愿，又有利于母婴健康，避免生育堆积造成人口失控，这是民众与国家的“双赢”。

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弊端

现行生育政策的主要弊端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将加速人口老化。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方案下，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28.6％和37.2％，最需照料的高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高达9.4％和15.8％。显然，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人比例是社会无法承受的。

将导致劳动力资源加速萎缩。实施现行生育政策方案，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20年的9.4亿人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4亿人，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人。2030年以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人。另外，劳动力资源本身的老化现象也将十分严重：55岁－64岁的“老劳动者”占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10年的16.4％迅速攀升到2030年和2050年的25.2％与29.7％。

将继续助长出生性别比大幅偏高的危险趋势。现行农村只允许一孩为女孩的夫妇生二孩（即一孩半）政策，这助长了重男轻女的观念。

将继续制造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高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和“小皇帝”地位可能形成难以适应艰苦环境和不善于与他人合作等心理缺陷，将损伤战斗力和国防安全。一般情况下，4％－21.4％的45岁－90岁夫妇的独生子女先于父母死亡，造成无后与孤寡老人；同时，越来越多独生子女家庭应对天灾人祸突发事件的脆弱性增强，将严重危及社会和谐。

将继续滋生腐败土壤，计生管理成本与恶化党群关系的政治代价太高。根据我在基层调查的情况，只允许一部分人生二孩的现行生育指标审批和超生罚款政策滋生了民众超生造假、走后门和行贿，也是基层计生部门编假数据，通过“超生罚款”敛财受贿等诸多腐败的土壤。

同时，我认为只允许“双单独”（即双方或一方为独生子女）生二孩方案极不可取，决不能作为生育政策调整的主体方案。与当前生育政策相比，“双单独”生二孩方案虽然可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萎缩的程度，但其效果仍然不如“二孩晚育”方案。

不要错过最后次优期

为了克服现行生育政策和只允许“双单独”生二孩的政策弊端，应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

为了避免普遍全面无条件放开可能造成的生育堆积，需要因地制宜，研究确定各地不同的当前二孩政策放宽的起始年龄。然后，每隔一年优先生二孩的年龄下降1岁－2岁，2015年前后实现城乡年满28岁妇女都普遍允许生二孩的平稳过渡软着陆。软着陆以后，随着社区等候生二孩妇女人数下降，生二孩的提倡低限年龄也逐步下降，时机成熟时予以取消，由民众自行选择生育年龄。

大力宣传适当晚育间隔，有利于母婴健康与降低婴儿死亡率。对模范执行适当晚育间隔生二孩者予以表扬奖励，对不符合晚育要求而怀孕二胎者予以公开批评教育，让他们为自己有损社区公众利益的行为感到内疚，但对他们生二孩决不视为违法，决不罚款，决不列为违反计划生育案例，不但允许而且要求其生下二孩，防止以不满间隔为由，选择流产女婴。

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在生育成本很高、晚育少育已成社会习俗的发达城市，如果该社区近期每年预期生育一、二胎孩子总数并不显著大于该社区每年最多可招收一年级新生人数，则不必区分生二孩的优先和非优先年龄，可以一步到位放开二孩。

政府也应给群众吃“定心丸”。无论在农村和不发达城镇，还是在发达城市，城乡普遍允许生二孩的新政策不会再变，消除民众害怕因推迟而丢失生二孩机会的担心，以利于政策平稳过渡。

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预计我国人口总数在2029年达到14.45亿峰值，然后平缓下降, 2050年和2080年总人口分别为14.2亿人和12.43亿人，不会造成人口失控。虽然也面临人口老化的严峻挑战，但比现行生育政策下的进程要减缓许多。

显然，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既满足群众生二孩意愿，又避免生育堆积造成孩子入托、上学、就医和就业等问题。如果继续保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未来快速减少的总人口数量正是经济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这将使我国走上日本和西欧债务危机国生育率过低、人口快速老化和劳力资源萎缩导致长期经济衰退的老路。

从1980年代初以来，一些试点地区一直在实行二孩加间隔政策。甘肃省酒泉市、山西省翼城县、河北省承德市与湖北省恩施州的实践证明，二孩加间隔政策运行非常成功，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年后的中国完全可行。

另外，以保护资源环境为由反对改变现行生育政策并没有科学依据。我的预测：在“二孩晚育软着陆”方案下，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在2029年人口峰值前后达到最低值。但是，2030年以后我国人均水资源与人均耕地将因人口总数平缓下降而逐渐上升。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政府关于环境保护与可再生能源开发等强有力政策实施，同样可以有效缓解环境压力，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二孩政策平稳过渡会负面影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如今，虽然我们已错过生育政策调整的最好时机, 但2012年－2013年仍是最后的次优时机。如果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晚育政策，适当新增婴儿正可扩大当前急需增加的内需市场，而这些孩子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好可以减轻2030年前后开始的劳力资源快速萎缩与老年比例迅增的“人口负债”压力，从而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如果等到三年、五年或十年后再调整生育政策，将加剧2030年后劳动力资源快速减少，而且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一段时期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那时“人口负债”期的老年人口迅增压力迭加，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论双减政策的利与弊篇4

“财务舞弊”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为人们所熟知，美国《审计准则公告第16号》明确规定，舞弊就是故意编制虚假的财务报表。中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与舞弊》对财务舞弊的定义是：导致会计报表不实反映的故意行为。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给社会投资大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并引发了对上市公司、监管机构，会计师和承销商的信心危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有效地压缩了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空间。

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主要途径

我国公司财务舞弊采用的方法，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经常性损益方法和非经常性损益方法。主要途径有以下几种：

1　利用债务重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进行舞弊。1998年6月，财政部第一次颁布关于债务重组的具体会计准则，一年之后，又颁布了非货币易的具体准则，对企业相关行为进行规范，在这两次的准则制定中，公允价值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但由于当时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等尚在建立健全阶段，公允价值很难体现出真正的公允性，导致大量滥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现象出现，其中典型的做法是：借助关联交易，由非上市关联方以优质资产置换上市公司劣质资产；由非上市关联企业将盈利能力好的下属企业低价出售给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将闲置资产高价出售给非上市关联企业等。重组经常是与关联方绑定在一起的，利用关联关系非关联化，进行暗箱操作。

从执行会计制度后的企业行为来看，仍然有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与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绑定的现象，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如果某一方通过非货币易以不良资产(如可收回性差的长期债权)换入实物资产，虽然以换出资产作为入账价值，但换入的优良资产给企业带来了可供出售或使用产生利润的空间，这无形中留给企业一个巨大的利润杠杆；二是如果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大大高于换入资产的账面价值，尽管可以通过会计期末的资产减值准备进行调整，但计提减值准备主观性太大，新的会计操纵也会因此发生。

2 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进行舞弊。首先，变更存货计价方法操纵利润。上市公司对存货的发出成本计量可以采用个别计价法、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和加权平均法进行核算。如在物价持续上涨时，公司采用后进先出法达到提高成本，降低利润的效果，但是后进先出法并不符合实物流转的顺序，也不符合配比原则。其本质上仍属于对利润的操纵；其次，利用资产减值准备粉饰利润，1999年，财政部对股份公司的应收账款、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存货四项资产要求计提减值准备，从2001年起，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在原有的四项基础上再增加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委托贷款四项，这八项减值准备的原则在于增加资产价值计量的稳健性、准确性，但是，从几年来大量的上市公司违规案例来看，这一政策有着规定不够具体的缺陷，导致在资产减值的确认、计量方面操作性差，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管理当局职业判断的滥用。

实务中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企业执行会计规范时对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存在着偏差，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资产减值会计规范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二、新会计准则有效地防范了上市公司舞弊

新会计准则填补了原来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的很多空白点，首先，对原有只进行暂行规定的内容纳入具体准则当中，如有关企业合并的相关业务处理；其次，对于特殊行业和特殊业务的处理进行了详细规定，如投资性房地产、衍生金融工具、股份支付、企业年金基金等，新会计准则的实施，规范了企业会计行为，提升了盈余信息的质量。

1　对应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进行重新界定。新准则在企业合并准则中对应当纳入合并范围的企业进行了重新规定：合并范围应当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母公司应当将其全部子公司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在确定合并范围时，不再强调重要性原则，即无论是小规模的子公司还是经营业务性质特殊的子公司，均纳入合并范围。这一变革，遵循了实质性原则，阻断了企业利用分离公司、缩小持股比例的方式剥离状况不好的业务，从而粉饰企业集团业绩的行为。

2　根据企业合并性质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计量方法。针对我国现存的企业合并的特殊情况，新准则将其分为两种：一种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另一种是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权益结合法，即合并方在企业合并中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应当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账面价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应当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金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即购买方在购买曰对作为企业合并对价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应按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事实上，美国已经于2001年废除了权益结合法的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理事会也停止了权益结合法的使用，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当部分的企业合并都是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对价并非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不能代表公允价值。因此，以账面价值作为会计处理的基础，可以避免人为操纵利润，可见，我国准则的制定并不是没有原则的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而是按照实际情况的发展来制定，根据合并性质不同来加以区别计量的作法，有利于防止上市公司进行舞弊操作。

论双减政策的利与弊篇5

论文摘要：会计舞弊不仅是会计信息失真，而且会给社会带来严重后果；新会计准则提出了公允价值的运用，由于公允价值难以形成统一、稳定的评价尺度(标准)，因此很可能会成为利润操纵的手段之一；本文运用经济学的思想对公允价值模式下会计舞弊行为进行了博弈分析。

随着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公允价值模式迅速成为当前会计谈论的热点，而企业会计舞弊这个永恒的话题，在会计计量模式由历史价值转变为公允价值之后，本质并不会发生改变；但是由于公允价值难以形成统一的评价尺度，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会计舞弊的人手点之一。本文将对公允价值模式下会计舞弊行为进行博弈分析。

一、公允价值

所谓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对公允价值的含义表述有三个方面：其一，公允价值是以公平交易为前提；其二是交易主体必须是自愿交易，不是被迫的或清算的销售交易；其三，公允价值是一种计量属性，其本质是与市场公平交易相联系的而非其他主体对特定资产和负债的认定。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或组织对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的界定不仅包括资产和负债，而且包括金融领域及非金融领域，其组成要素有交易(公平交易、现行交易、当前交易、有序交易、非强迫或清算销售)、市场(资产或者负债的市场)、市场参与者(熟悉情况、不关联、自愿)、资产(销售)或负债(转移)、价格。就真实性而言。从理论上讲，公允价值显然比历史成本能够更准确地反映计量对象的真实价值，但在进行实际测量时，真实性通常用会计数据的可验证或多次独立计量的均方差来衡量。事实上，由于交易双方及评价主体存在诸多方面(交易、评价主体的背景、学识、目的、观念等)的差异，以及同一物质的效用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甚至对相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下差异也是很大的，因此公允价值难以形成统一、稳定的评价尺度(标准)。

再者，财务会计强调以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为基础。反映真实，具有可靠性和相关性。由于公允价值本质上是一种效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判断，因此其可靠性很难保证，而没有了可靠性，相关性也就失去了根基。如此一来，就很难保证公允价值使用的过程中，能够真正从主观上做到公允。

最后，公允价值有可能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公允价值极有可能再次成为调节利润的工具。就拿非货币(即实物)交易来说，过去非货币交易产生的收益，只能计入资本公积金，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可直接计人当期收益，进入企业利润表。高价处置资产，是上市公司包装利润最常见的手法。如上市公司的一块资产(或股权)账面值200万元，却以400万元或更高的价格出售。以前需现金交易时，证监会还规定，至少必须50％的转让款到账才能计算收益，现在非货币交易也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利润了。资产置换双方都将各自的非货币资产高估，然后互相交易双方账面上都有利润，但是事实上，这些利润全是空利润。

因此，公允价值使用过程中难以确定评价尺度、主观性过强、很可能成为利润操作的工具是其推广与应用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几个问题。

二、会计舞弊

(一)会计舞弊的危害性

所谓会计舞弊，是会计舞弊主体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利用职权之便，使用会计技巧，篡改账目，以达到谋取私利或欺骗他人(投资者、债权人、审计、银行和税务等)的一种有计划、有预谋的行为。

会计舞弊的危害性很大，至少表现在：(1)侵犯公司股东、债权人、顾客及雇员的合法权益，使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2)舞弊所制造的错误信息将严重误导各类决策者，从而导致各个市场行为主体乃至国家相关决策机构制订出错误决策，严重破坏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市场运行机制；(3)通过隐匿收入、虚列支出偷逃国家税款，导致国家税收流失；(4)使我国远未成熟的证券市场饱受虚假错误信息的冲击，严重误导证券投资者的行为，破坏市场游戏规则，加剧市场投机和市场波动，影响社会安定。

(二)会计舞弊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

根据美国舞弊审核师协会的研究，形成会计舞弊必须满足三个前提条件：(1)存在舞弊动机；(2)存在舞弊机会；(3)事后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

会计舞弊作为一种违法的表现形态是自古就有的，可以说是随着会计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会计的发展而变化，而且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隐蔽化。会计舞弊的这种变化着的特征是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制度相关联的。尤其在一个优胜劣汰、竞争激烈的社会氛围中，那种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去猎取财富、谋取地位的强烈动机，处处存在，伴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阴影一私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表现形式与程度的不同。但并不能得到消除，这种情形在会计上的表现就是制造会计舞弊。以达到满足私欲的目的。

舞弊主体通常是公司会计资料相关人员，有股东、经营者、员工、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也即会计信息的相关者。会计信息的相关者与会计信息之间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既包括集体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既包括直接利益也包括间接利益。会计信息的各生产者对利益的追求不完全相同且又不可避免，因此，会计舞弊主体动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以下八种动机：奖金动机、借款动机、纳税动机、隐瞒违法行为动机、股票发行和上市动机、配股动机、避免处罚动机以及炒作股票动机等。

会计舞弊主体的动机是产生会计舞弊的决定性因素，但有了动机，并不意味着一定会产生会计舞弊。会计舞弊的产生还有赖于一定的外部条件。外部条件主要包括：法律政治环境；会计业务环境；人文环境等。本次新《会计准则》颁布提出的公允价值就是会计业务环境中很重要的变化，难以确定的评价尺度和过强的主观性可能使公允价值成为会计舞弊的应用点之一。

当然，具备了会计舞弊的三个前提条件是不够的，是否会发生会计舞弊还取决于会计相关信息者的判断和选择。这需要应用经济学的博弈理论来进行分析。

三、会计舞弊中利益相关者舞弊行为的博弈分析

在当前会计业务中，我们运用成本效益原则对会计舞弊行为进行博弈分析。首先分析舞弊成本，即会计舞弊行为需要付出的代价。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实施过程中所付出的物质成本，几乎为零；第二，实施过程中的作假难易程度，比如若使用历史成本法，则舞弊人员对账面成本的可操纵空间比较小，而若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则会由于公允价值不确定的评价标准和较强的主观性，使得舞弊人员更加容易按照自己的意图操纵资产的入账价值；第三，实施之后，作假行为查处后被有关部门追究可能会受到的制裁和惩罚，即依据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所应承受的代价，表现为吊销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停业、整顿、解散等处罚给国家和社会、个人造成的财产损失，应当以财产或其他经济形式给被损害人以补偿；第四，信誉上受到的损失，如被查出之后会背上欺诈、作假等罪名会给投资者、债权人等相关利益者对企业的负面印象，为企业后期的发展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其他还有如行为人、责任者受到的各类法律责任的追究等。以上这些用成本c表示。其次，分析舞弊行为带来的效益。即通过舞弊谋取的各种不正当经济、政治利益，用p(p≥0)表示。舞弊行为一旦被严厉查处而受到惩罚的付出的全部应为－(c+p)，假设用r表示舞弊行为被迫究率，则(0≤r≤1)。

对会计舞弊的期望收益，运用权数分析法。其关系分析如下：

会计舞弊的期望收益：

-(c+p)×r+p×(1-r)=(-2p·c)×r+c

如实作账的期望收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为0)：

0×r+0×(1－r)=0

则舞弊人员的会作出如下选择：

当期望收益(-2p—c)×r+c>0，则选择弄虚作假；

当期望收益(－2p-c)×r+c<0，则选择如实做账；

当期望收益(-2p—c)×r+c=0，二者选一；首先要控制舞弊，就必须保证(2p—c)×r+c<0。即p(-2p-c)<0，此公式中，p是常数；c是变量，代表作假成本；r代表被追究率；因此，我们得出了决定制假效果的两个变量成本c、被追究率r。

《企业会计准则》赋予的c与r都较小。法律确定法定成本c过低，查处力度弱(r极低)，就导致了会计行为主体较为普遍的非法律安排，造成领导者责任不到位，处罚标准不明，查处力度微弱。

首先，舞弊成本c过低。如《会计法》规定单位负责人、会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都是会计责任主体，结果造成无人负责；犹如，其规定大多对企业、不对人进行处罚，造成监督机制不健全，行政权大于法律，执行系统效率低，权威小。再如，我国《会计法》“法律责任”一章中提到“情节严重”、“构成犯罪”、“重大损失”等词都未量化，也无具体的解释。所以，大多数相关会计人员心存侥幸，极易成功，即使查出来罚款，损失也不一定会影响经理人及会计人员的利益。即他们所预期的成本c比较小，因此，应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将法律责任量化或给予具体解释。加大其法律责任与执法力度，加大成本c的值。从而降低舞弊人员对会计舞弊的预期收益，选择放弃会计舞弊行为。

其次，查处力度弱，舞弊被查处的概率r过低。究其行为动机。主要是舞弊人员以身试法所获取的利益远大于付出的代价，代价越小，谋利越高，作假行为发生的概率就越大。如果一个企业如实做账而另一个企业作假，如实做的获益很小，作假账的则获益很多(因被追究风险小。但潜在利益巨大)，这必然助长作假之风蔓延。因此。国家和企业都应该采取相应行动，适当使用杀鸡吓猴的做法。加大作假人员对舞弊成功的概率p的预期值。使得其相信p值较大，从而减少其对会计舞弊的预期收益。从而选择放弃会计舞弊行为。

四、结论

在公允价值模式下，加强会计舞弊的监管。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对准则中公允价值应用的细节问题作出尽可能详尽的规定和说明。例如，准则中应该明确指出何时采用公允价值，确定公允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在采用公允价值后因账面价值调整而形成的差额如何处理等等。因为只有这样详尽、具体的会计规范，尽力统一公允价值的评价标准，减少公允价值的主观性。才可以减少操纵利润的可能，加大会计舞弊的操作难度。即加大作假成本。

2　强化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如优化董事会结构，完善其监督功能。董事会作为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因素，对于监督公司管理当局防止会计信息舞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又如保证监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首先，要改善监事会成员的来源结构，增加一些独立性高的监事，尽可能将监事会的经费与报酬交由股东大会决定；其次，要提高监事会成员的个人素质和专业性，增加监事的责任感和执业水平；最后，要在实际操作中明确落实监事职权的保障，并加强对的监事的惩戒和独立董事赔偿机制的建设，再如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即加大作假难度。

3　加大对监管者工作业绩的奖惩力度，可促使监管者尽职尽责，积极实施严监管。具体的做法如：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审计制度的建设，即国家以及企业投入成本以及成立的可能性。由处罚力度、处罚严格程度和检查力度所决定的会计监管环境是制约企业会计行为的关键因素，它决定企业会计舞弊的成本，并制约着企业的会计行为选择；监管者所受奖惩的大小和监管成本的高低影响着监管力度，而企业根据监管者的监管力度，选择实施会计舞弊的概率。因此，加大监管力度才能加大舞弊人员预期收益，使其选择放弃舞弊。

4　加强对企业会计舞弊的惩处力度，加大会计舞弊被查出的损失，可以促使企业实施会计合规行为。抑制企业会计舞弊现象。即同时加大舞弊行为被迫究率p，以及舞弊成本c。根据博弈理论，即使企业会计舞弊被查出的损失足够大，但如果监管乏力，对舞弊者而言也只是不可置信的威胁，企业必然要继续舞弊。因此，单纯加强对企业会计舞弊的惩处力度、加大企业会计舞弊被查出的损失，而不改变监管者的期望得益，虽然在短期内使企业会计舞弊现象有所收敛，但长期内却导致监管者降低监管力度，对抑制会计舞弊现象无效。我们在治理企业会计舞弊时不能只单纯加强监管者的监管而忽略对会计舞弊者的惩处。企业是否实施会计舞弊以及监管者是否尽职尽责查处会计舞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采取对一方的惩罚来诱其行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治理企业会计舞弊的政策，只片面强调加强对会计舞弊者的惩处力，但惩处不严，检查不力，而且还忽视了降低会计信息的监管成本与明确监管者的职责，更少对监管者失职行为的处罚，这恐怕就是我国会计舞弊现象不减反增的症结所在。

会计舞弊行为，其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极为复杂，要治理，就不能单纯靠一种措施，而必须注意对多种治理措施的综合运用。为此，应该以会计法制建设为核心。尤其对准则中公允价值应用的细节问题作出尽可能详尽的规定和说明；辅以深入细致的监管行为，并铺开多种形式的奖惩制度；进一步规范经济秩序。加强对企业会计舞弊的惩处力度；结合加强惩治腐败，以促进会计行为的好转。总之，会计舞弊的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相互协调，才能为我国的经济的顺利发展创造良好的会计环境。

参考文献：

[1]王建刚，朱金一，公允价值的内涵、本质、计量追求与运用关键[j]财贸研究，2007，(4)

[2]赵磊，翟春风，公允价值的理论缺陷及应用难点探析[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7，(8)

[3]史雪?，公允价值在我国应用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7，(11)

论双减政策的利与弊篇6

关键词：高校；信息网络建设；行政管理

我国高校和有关部门对行政管理方面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各单位共同努力，紧密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从整体来看，我国高校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基础和运用能力薄弱，因此我们在了解高校中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的意义和现状的同时，进行网络建设的优化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高校行政管理的传统形式及弊端

高校的行政管理主要是高校有关管理部门对学校各种事务的安排和处理，不仅为学校的教学工作顺利开展服务，同时也是为高校的文化活动和科研服务的。但在传统的高校行政管理中存在着种种弊端需要解决，主要体现在投资大而效率低下，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以及学校的重视不够，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欠缺规范的管理制度与管理理念。我国高校管理面临着管理理论研究不足的现状，管理水平不高，管理手段单一，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漏洞频繁出现，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形成合理科学的管理制度体系缺乏竞争机制和激励措施。同时管理者管理理念不能随着教学的开展而不断变革，缺乏现代化管理理念，学校行政管理直接关系到其教育科研水平的提高和教学的质量，所以进化信息化网络改革是十分必要的。WWw.133229.coM

2.高校行政广利人员设置不合理，出现怠慢工作行为。高校在行政管理方面人员设置存在很大问题，缺乏科学性，机构和人员臃肿并不能提高工作的效率。虽然在高校行政管理中工作越分越细，职位也相应增加是提高工作效率的途径，但是机构重复导致作业重复而且存在各部门互相协作能力不够的现象，协作程度不高可能导致责任互相推诿的现象。同时还要面对的问题是相对缺乏激励措施导致高校行政管理工作者人浮于事，怠慢工作，耽误工作的开展，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3.学校的重视不够。高校对行政管理不重视体现在行政管理人员的利益分配和激励措施上，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不能享受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的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对行政管理老师录用把关不严出现了行政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普遍不高的现状，这些都是高校对行政管理工作重视不够的体现。

所以，无论从管理理念、人员设置和学校态度任何方面看，加快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步伐都对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弊端都决定了进行高校行政管理方面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刻不容缓。

二、信息化管理的优势

1.利于数据的共享。运用学校网站将学校的决策与计划公布给广大师生，不仅使信息得到宣传同时体现了教学管理的透明公开性，而且教师与学生对教学计划和学校决策的建议和意见可以直观的反馈给领导，为领导下达教育决策和改进教学计划提供了依据。

2.实现了管理的准确性。信息化行政管理保证了保存学校各类资料的准确性，在一些机密且不能出现漏洞的资源该管理上体现出巨大优势，计算机计算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行政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

3.减轻机构臃肿的现状。高校行政管理实现计算机信息网络化，能够使信息管理更加方便，同时行政管理易于操作，很大减少管理教师厌工的现象，并可以实现很大程度上减轻高校行政管理机构臃肿的现状。

三、对于高校行政管理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的几点优化建议

1.学校加大师资投入，积极进行行政管理教师信息网络培训。对于高校行政管理教师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培训是高校开展管理信息化一项重要投入，只有加大这项投入以及对此投入的重视力度，才能让教师在管理理念和技术上双丰收，才能保证计算机网络信息建设中的资源的充分利用，保证信息化管理能够顺利的开展并得到预期中良好的效果。

2.抓紧基础设施建设。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要进行行政管理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鉴于信息化管理的重要意义，进行信息管理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应排在校务前列的，有关单位应该予以重视。

3.完善激励措施，建立科学的工作机制。在信息化管理中，要明确每一个单位和个人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合理引用竞争机制和激励措施，充分调动管理教师积极性，使计算机信息网络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曾惠芳.试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j].甘肃科技，2006，（2）.

论双减政策的利与弊篇7

关键词 服务业企业 “营改增” 增值税 营业税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的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这种格局容易对服务业重复征税。全额征收服务业营业税，导致服务业税负重增加。我国营业税税负占服务业整体税负的5%以上，而发达国家的这一税负比例保持在2%以下。与服务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此类问题表明我国服务业税制格局落伍，落后的税制政策严重制约了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进步，而服务业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问题也成为我国政府决定将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出发点之一。因此改革与服务业发展息息相关的营业税十分必要。

“营改增”涉及面广，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大。上海试点就取得十分重大的成效，无论是借鉴服务业发达国家还是从我国目前经济现状考虑，我国的“营改增”都势在必行。

二、服务业企业“营改增”前后成本与收益分析

“营改增”从1994年登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至今已走过20个年头。“营改增”会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也可以帮助国内服务产业构建适宜且有助于市场经济快速稳健发展和完善税收制度。截至目前，“营改增”改变并重新书写了不少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新篇章。

下文以上海市为例，对进行服务业企业“营改增”前后成本与收益的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并探讨“营改增”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一）试点企业户数总体情况

截至2013年9月底，上海市共有1.74万户服务业企业经确认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

（二）试点企业税负总体情况

试点以来，相关试点服务应纳增值税税款累计约为11亿元，总体看来，上海市“营改增”服务业企业税收负担呈下降趋势。其中，一般纳税人约为10亿元，占比约为89%；小规模纳税人为1.14亿元，占比约为11%。

（三）现代服务业具体税负变化分析

自“营改增”试点改革以来，上海市应税服务企业和相应下游企业税收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试点纳税人税收相对减少了约7亿元，而非试点的一般纳税人的抵扣税额，相比“营改增”前增加了6.9亿元。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来看，“营改增”税改后，从试点服务企业效应明显税负变化即可看出，增值税替代营业税产生并达到了更高效率水平。

整体税负变动情况。试点以来，各行业一般纳税人总体税负变动情况呈下降趋势，其中以陆路运输、航空运输、物流服务等服务业企业税负降低趋势最为明显。研发和技术服务下降0.21个百分点，陆路运输下降1.51个百分点，航空运输下降1.16个百分点，物流辅助业下降1.56个百分点。

其中，交通运输业2012年11月～2013年9月总体税负变动金额具体如表1：

从表中不难看出，大部分服务行业试点一般纳税人税负均有所下降。究其原因，应该归咎于上海市税改前征收营业税税率基本为3%和5%，而“营改增”后，基本上都按照6%的税率（除了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税率为17%）征收。虽然总体而言税率变化并不大，但是此类税改企业可选用3%、6%、11%和17%四种不同税率增值税专用发票来实施进项税额抵扣，因而其总体税负相对下降明显。

由于时间短、试点行业少，对上海市现有“营改增”分析数据难以进行总体、全面的评估。不过从上海市试点改革实践结果分析看来，总体而言，“营改增”使服务行业企业税负减轻了不少。

“营改增”试点的成功，不仅打通了产业链间增值税抵扣链，轻松实现企业或试点纳税人均可享受进项税额抵扣税改新政策，还可以解决企业在许多环节经营中遇到的重复征税问题，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三、优势、劣势分析

“营改增”税改落实后，从对上海市试点服务行业企业“营改增”前后成本与收益数据分析看来，总体而言，“营改增”明显减轻服务行业试点企业税负。下面笔者将结合SWOT分析法着重从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四方面进一步阐述“营改增”税改对服务业企业所产生的影响。

（一）“营改增”对服务企业优势分析

1.减轻税负。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约有410万户企业涉及“营改增”税改，其中有240万户是以微小企业为主的服务业企业，约占总额的85%，而其税改后纳税数额节省约一半，税负减额巨大。其中，服务行业的减税数额较大。而今，试点行业由“1个交通运输业+6个服务业”陆续增加到“3（交通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7个服务业”，既减轻服务行业反复征税，又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脚步。

2.提速企管改革步伐。“营改增”加大试点范围后，服务业企业为了适应并摸清税改制度的变化，纷纷以财务制改为核心，对企业经营模式、对外服务形式、对内管理方式进行了一系列“大换血”整治和改革，意在大幅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从而加快企业创新发展，迅速更新企业资产，进而实现最小化税负，最大化利益。

（二）“营改增”对服务企业劣势分析

虽然从长远看来，“营改增”对企业的发展有诸多好处，但是“营改增”服务业企业短期的发展弊大于利。现下“营改增”发展尚不成熟，尤其对服务业而言，确实存在许多迫在眉睫急需应对的弊端或劣势。

1.部分企业税负上升。对于金融服务、交通运输及信息技术等服务行业的企业来说，这几类试点行业税负不下降反飙升，究其原因是此类行业固定成本和人力成本过高，而恰好又不能抵扣进项税额，进而导致税基高，从而引起税负高。因此此类企业要整合自身资源，采取积极措施，尽可能减少税负。

2.财会审计核算难度增加。“营改增”后，好处是大多数企业税负减额，坏处是计算过程复杂化。相应的，试点企业必须面临会计核算成本难度增大的挑战，同时要调整自身财会审计核算程序以便跟上税改节奏。

3.部分服务型企业利润降低。政策的推广具有两面性，“营改增”政策也不例外。交通运输业因为这一政策的实施遭遇了负面的影响，虽然表面上看，税负是降了，但实际利润也降低了。以上海宇庆物流公司为例，税改前其营业税率按照3%征收；而改革后，这家物流公司负责人以其热门运输线路为例合计税负，除去不能参与抵扣的运输费用和高速路通行费，将原营业税改换为增值税进行计算后加上抵扣之后的燃油费，得出的结果是税负降低了，但实际利润减少了。

四、结论与建议

对于服务产业的发展经济效益而言，从短期看，“营改增”弊大于利，鉴于目前“营改增”尚不成熟，无法给部分企业小规模纳税人开出抵扣发票，致使很多企业无法抵扣增值税，从而使企业税负不降反增；但如果放眼长远则利大于弊，企业不仅可以彻底规避重复征税，还能降低服务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综合发展潜力。

（一）结论

“营改增”是我国税制改革的跨越性一步，虽然在过程中难免会给企业带来短暂的不适应，但是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比营业税更具科学性，“营改增”对经济增长有着积极的推动效果，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刻，适时将增值税制度引入到现代服务业领域，不仅避免了重复征税问题，而且对于产业细化分工，优化我国经济产业结构，推动现代化服务产业发展进程，完善税收制度并降低服务企业税收成本，增强服务行业企业综合发展潜力都有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

当然，我国目前“营改增”税改制度尚不成熟且在发展过程中问题颇多，我们更应该积极正视在实施“营改增”过程中存在的弊端与不利影响。今后，现代服务企业要深入了解“营改增”政策，并积极思考且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应对，促进其发挥优势作用，进而加快我国服务产业发展的步伐。

（二）建议

1.借助国外的先进经验。针对“营改增”政策带来部分行业不能抵扣、税负不降反升的问题，企业应该积极摸索减轻税收负担的方法，同时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另外，还可以借鉴国外税改后企业采取的调整办法，吸取国外企业的经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起步早，如今的发展已趋于完善，所以在方方面面均有先进案例可供借鉴。

2.加强增值税发票管理，降低税负压力。“营改增”出台进项税抵扣政策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税负压力，从上文的数据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营改增”政策推行后，企业税负减轻了不少。为进一步能对企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企业自身应该加强增值税发票的管理，保证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其增值税发票实施进项税抵扣，从而进一步缓解企业的税负压力。

针对服务行业企业来看，具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强增值税发票管理工作力度：

第一，征缴增值税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所开具发票的来源正规，并确保其规范性与严密性；

第二，核算审计增值税发票过程中，企业财会人员一定要遵守相关抵扣标准或规定，并在规定时间内验证发票，保证其真实有效。

第三，在空票管理与纳税申报管理过程中，企业更要以身作则，防患并杜绝出现伪造与虚假发票等不正当行为。

3.转变经营模式，配合政策提升企业优势。在政府施行“营改增”政策后，服务业企业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代表两税并轨，通过进项税抵扣还降低了企业成本，企业税负明显降低。企业应该利用政策转变经营模式。

以信息技术服务为例，其对高端技术人员有较大的需求。从上文中的数据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其人力资源成本较高，如果通过服务外包公司将企业中的基础业务进行外包，就能更好地降低成本。由此可以看出，信息技术服务企业通过转变经营模式，选择将部分业务进行服务外包后，更好地利用“营改增”政策进一步减少税负并增加自身的成本优势。

其他服务型企业同样可以以此为例，积极地改变自身的经营模式，深入了解“营改增”政策，制定出优势方案。

4.积极展开“营改增”政策培训工作。要把“营改增”政策落到实处，需要政府与企业双方的共同努力。从数据分析中，已经显示出了“营改增”政策在服务业企业中的正面影响，服务业企业如果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政策并且活用政策，相信将会更好地达到双赢的目标。

所以服务业企业应该积极响应税改政策，在企业内部召集管理、税务、财务、运营等相关人员积极展开“营改增”相关政策或知识培训。

同时，服务业企业积极展开“营改增”政策培训工作的同时，希冀政府相关部门加大税改宣传力度，一边鼓励，一边引导服务企业积极响应“营改增”政策，助力企业早日从税改中获益。

论双减政策的利与弊篇8

关键词:国有资本;会计监管;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2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0)02-0078-05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在“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实现了对国有企业的管理内容由资产管理转变成为资本管理。这一管理思想形成了我们现有的国有资本监管机制:国家作为出资者对国有资本的会计监管应分为国家作为终极出资者中的监管和中间出资者对国有资本的监管两个层次。如何实现对国有资本的有效会计监管,专家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

本文运用博弈论分析方法,从不完全信息博弈角度,对国有资本会计监管问题进行分析。

一、国有资本会计监管体制与博弈模型设计

按照来自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经验,我国国有资本的会计监管体制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有资本的管理机制,主要指国资委,它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的义务和行使对国有资本的监管权;第二层次是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它主要是为实现国有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而设置的,负责对国有资产进行价值形态的运营管理;第三层次是国有企业,它包括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它是国有资本真正参与生产经营的微观基础。在这样的会计监管链中,国资委负责监管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则对下属国有企业实行监管,而来自于社会中介、债权人及职工等利益相关主体的监督始终是贯穿于“国资委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企业“链条当中的。归纳起来,这一国有资本会计监管模式可以表述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在国有资本会计监管博弈中,存有四个行为方:国资委、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企业、社会各利益主体。在这样的监管博弈过程中,存在四个两两相对的监管博弈模型。即国资委与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控股公司与子公司,社会利益主体与控股公司,社会利益主体与国有企业。在这四方的监管(博弈)过程中,我们选择“国资委―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国有企业”链条当中的两层监管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即国资委对国有控股公司的监管博弈和在国资委监管条件下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博弈。其他各层次的会计监管,均与此类似,我们不作具体分析。

我们假定国有资本各层次会计监管博弈均为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基于此,我们作出如下假设:

第一,行为主体均是理性的。即在监管过程中,各行为方始终是以实现自身最大利益为目标。

第二,监管者(包括国资委的监管和控股公司的监管等)和被监管者(包括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如果在各会计监管模型中,双方相互了解对方的特征、可能的行动和战略、支付函数等博弈的结构,那么监管便显得没有必要和不可能。

第三,监管者(包括国资委的监管和控股公司的监管等)有义务实施相应的会计监管,受监管者(包括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均具有造假的内在需求。

第四,监管者的策略选择是监督或不监督,受监管者的策略是舞弊或不舞弊。

第五,不考虑其他行政干预等非市场因素对博弈的影响。

二、国有资本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博弈模型分析

对于控股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博弈,通过模型的设定我们可以了解最优监管力度的设定以及国有企业舞弊概率的影响因素等,通过这些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据此进行相应的监管制度设计。借鉴张维迎关于税收监督的博弈模型,我们建立起控股公司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监管博弈模型。

在这个监管模型中,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控股公司负责所属国有企业的会计监管。控股公司的战略行动选择是监督或者不监督(此处指控股公司对下属公司财务会计政策执行、会计信息披露等各方面的监督等),国有企业的战略行动选择是舞弊和不舞弊(包括财务会计政策的执行是否合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及时等)。

假定国有企业舞弊的总收益是S;而如果舞弊被控股公司监督发现,则会受到控股公司的惩罚,假定这一惩罚支出为F;控股公司为监督国有企业各方面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成本为C。对应于博弈各方不同的战略组合支付,可以得到如下的博弈矩阵。

我们用P表示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的概率,则不监督的概率为1-P:用K表示国有企业进行舞弊的概率,则不舞弊的概率是1-K。如果用U1和U2分别代表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的期望收益。根据矩阵分析,可以得出函数表达式:

U1=[(F-C)×K×-C×(1-K)]×P+[0×K+0×(1-K)]×(1-P)

=(F×K-C)×P

U2=[(-F)×P+S×(1-P)]×K+[0×P+0×(1-P)]×(1-K)

=(S-F×P-S×P)×K

要使得控股公司监督与否和国有企业舞弊与否的混合策略博弈达到纳什均衡,令U1和U2分别关于P和K的一阶偏导数为0,可以得到最优一阶条件下的均衡解。

即令?鄣U1/?鄣P=F×K-C=0和?鄣U2/?鄣K=S-F×P=0

分别解得:K*=C/FP*=S/(F+S)

该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K*=C/F;P*=S/(F+S),它们的经济含义如下:

1. 如果国有企业以K*=C/F选择舞弊行为,或者以1-K*=1-C/F的概率选择不舞弊行为时,控股公司的任何策略都是没有差异的(期望效用U1为0)。即可以选择监督也可以选择不监督。当国有企业以KK*=C/F的概率选择舞弊行为的时候,控股公司的监管策略应该是监督。

2. 如果控股公司以P*=S/(F+S)选择监督国有企业、或者以1-P*=1-S/(F+S)的概率选择不监督国有企业时,国有企业的任何策略都是没有差异的(期望效用u2为0),即选择舞弊与否没有差异。当控股公司以PP*=S/(F+S)选择是否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的时候,国有企业的策略为不舞弊。

为了使得控股公司的监管效用U1能够达到最大,一方面要增加监督监管的频率和效率,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惩罚力度F,且只有当惩罚力度F>C/K时,才能保证监管的效用大于0。这也为控股公司监管者制定最低的惩罚标准提供了依据,即对国有企业造假的最低处罚限额不得低于控股公司监管者监督国有企业政策执行的成本与国有企业舞弊的概率的比值。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的会计监管是最为基础层次的监管。其它层次监管的博弈分析与此类似。

三、国资委监管条件下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博弈模型分析

沿着“国资委控股公司国有企业”这样的监管链条,我们实际可以这样理解,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对各国有企业的监管是一种间接监管,也即是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之后的再监管。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针对国资委再监管的重要性进行一个简单的博弈分析。

我们仍然以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监管的博弈模型作为原版,借鉴塞尔顿关于“小偷和守卫的博弈模型”的思想,对原有模型进行一定的改造。

相对于国资委对控股公司的监管,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是内在的,是控股公司的本职工作。因此,在计算控股公司监督的收益时,不再考虑其对国有企业的惩罚收益F(即原来情况下国有企业的惩罚支出构成控股公司的收益不再成立),我们将其监督出国有企业的舞弊情况视为监管部门(控股公司)的正常工作,只能获得正常报酬,没有额外的收益,相应地也不考虑其监督成本。在第一部分模型的分析中,我们假定控股公司若不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则收益为0,而实际上,控股公司如果不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是能够获得一定的正效用的(比如更多的闲暇),设为Z。国资委的再监管(即对控股公司的监管)我们可以划分为无监管、有效监管和一般性监管三种。在有效监管和一般性监管情况下,我们通过对给予控股公司一定的惩罚(即不监督国有企业的政策执行状况)来实现再监管,设控股公司不监督承担的负效用为-Y(假定已扣除享有的收益Z)。在该模型下,控股公司监督国有企业的其他条件与原模型一致。

根据以上的假设,我们可以得出在国资委的无监管、有效监管和一般性监管三种条件下,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监督的博弈模型。

(一)国资委无监管条件下的博弈模型

根据分析,得到无监管条件下会计监管博弈矩阵:

从模型分析可以看到:由于缺乏(国资委)对监管部门(控股公司)的再监管,不管企业是否舞弊,监管部门(控股公司)选择不监督总是能够获得正效用Z。也就是说,在没有对控股公司进行再监管的情况下,控股公司的最优策略总是不监督,而国有企业的最优策略就是舞弊,该模型形成了一个纯策略纳什均衡“舞弊,不监督”,这是个无效的监管策略。相对我国的监管实务来说,也是不成立的。

(二)国资委有效监管条件下的博弈模型

根据分析,得到有效监管条件下会计监管博弈矩阵:

该模型设定是较为严格的,即只要监管部门(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不进行监督,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Y。因此,称这种监管为有效监管条件下的会计监管模型。从模型的策略选择我们可以看到,控股公司一旦选择不监督就会得到负效用-Y,它的最优策略是对国有企业实施监督。在这种条件下,控股公司的策略是监督,国有企业的选择策略是不舞弊。这个纯策略纳什均衡为“监督,不舞弊”。这个监管的结果是最优的。

但是,进行绝对有效的再监管是比较极端的情况。现实情况中,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监管部门(控股公司)的努力程度,是否尽职地进行了监管,都是不易观察到的。通常我们总是从监管之后的结果(即国有企业舞弊与否)来判断监管部门的行为。这个逻辑是:只有监管部门不监督,企业才会舞弊成功;企业如果为舞弊成功,那么则认为监管部门没有尽责。监管部门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导致了舞弊的发生,因此要对其进行处罚。此时,有效监管条件下的监管模型就演变成一般监管条件下的会计监管博弈模型。

(三)国资委一般监管条件下的博奔模型

根据分析,得到一般监管条件下会计监管博弈矩阵:

该模型的意思为:如果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进行了监督,国有企业舞弊,则国有企业因此承受的舞弊损失支出为-F;如果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没有进行监督,国有企业舞弊,则控股公司承受的失职惩罚支出为-Y。如果国有企业没有舞弊,控股公司也没有进行监督,则其获得正效用Z。从该博弈模型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混合博弈,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博弈没有一个最优的纯策略。双方各自以一定的概率随机地进行策略的选择。

同样地,我们用P表示控股公司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的概率,则不监督的概率为1-P:用K表示国有企业进行舞弊的概率,则不舞弊的概率是1-K。如果用U1和U2分别代表控股公司的和国有企业的期望收益。根据矩阵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函数表达式:

U1=[0×K+0×(1-K)]×P+[(-Y)×K+Z×(1-K)]×(1-P)

=(1一P)×[Z-(Z+Y)×K]

U2=[(-F)×P+S×(1-P)]×K+{0×P+0×(1-P)｝×(1-K)

=[S-(S+F)×P]×K

要求两个函数的最优解,我们对两个函数分别就P和K进行求导数。令u1和u2分别关于P和K的一阶偏导数为零,可以得到最优一阶条件下的均衡解。

即令?鄣U1/?鄣P=Z-(Z+Y)×K=0和?鄣U2/?鄣K=S-

(S+F)×P=0

分别解得:K*=Z/(Z+Y) P*=S/(S+F)

该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为K*=Z/(Z+Y);P*=S/(S+F),它们的经济含义:

1. 国有企业舞弊的概率K取决于Z和Y。Z是国有企业没有舞弊的情况下,控股公司所能够获得的正效用。这个因素我们在考虑监管策略时无法进行定性,因此,我们只能通过控制Y来减少企业舞弊的概率。即加大控股公司因没有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而国有企业舞弊情况下,承受的失职惩罚支出Y的数额,可以减少企业的舞弊的概率。

2. 控股公司选择监管的概率P取决于S和F。S和F分别代表着企业舞弊所形成的正效用和因舞弊承担的损失。因此,这意味着对一些利润报酬丰厚的项目(国有企业)要进行重点监督,因为一旦舞弊所带来的正效用S越大,则表明企业舞弊的概率也在加大。在国有企业发生舞弊后,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惩罚支出F只会使得控股公司的监管概率减小(只受Z和Y的影响),这个结论我们称之为“激励的悖论”,也是塞尔顿的“守卫与小偷的博弈模型”所得出的结论。

通过对国资委、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三方博弈模型的演绎分析,我们对不同的再监管条件下的控股公司的行为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对控股公司监管的再监管力度不同,控股公司的监管积极性是不一样的,最后达到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在没有再监管的条件下,控股公司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督,国有企业的最优策略是舞弊,监管基本失效:在有效的再监管条件下,控股公司的最优策略是监督,国有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不舞弊,监管效果最优①;在一般性的再监管条件下,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都是依据一定的概率进行自己的策略选择。一般性的再监管说明了现实中对控股公司内部监管进行再监管的必要性。

对控股公司内部监管的再监管,能够有效地遏制在控股公司监管过程的“激励悖论,,所导致的偷懒行为,使控股公司的监管更为有效。这一种再监管可以通过加大对控股公司内部监管的失职惩罚支出来实现。而实际上,从上述的博弈模型我们也可以看出,还可以通过加大对控股公司内部监管的正向激励(譬如国资委通过给予监督出舞弊行为的控股公司一定的收益)达到提高内部监管效率和效果的目的。

四、加强国有资本会计监管的构想

(一)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舞弊违规成本

对国有资本会计监管中的舞弊行为,惩罚力度的加大能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建立起畅通的法律责任追究渠道,形成一个良好的行政处罚、民事处罚和刑事处罚一体化的惩戒机制。尤其要建立健全民事赔偿制度,建立对舞弊者的威慑环境。

(二)增加监管的频率和次数,提高监管质量

在国有资本会计监管中,提高对受监管者随机监管的频率,舞弊的几率也会变小,能增加监管的有效性。但是监管也是需要成本的,且具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在增加监管频率的同时,也应更多地关注监管的质量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处于监管地位(国资委、控股公司)的一方,要加强业务素质和查弊防错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的效率、效果。

(三)加强和完善国有资本会计监管的制度建设

从一定程度上说,“制度”比博弈更重要。国有资本会计监管各方,都是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选择自己的行动方案,当事人相应的对策行为是制度安排下的均衡结果。因此,一套完善健全的会计监管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有资本会计监管中舞弊行为的产生,提高国有资本会计监管的有效性。

(四)建立有效的对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监管国有企业的奖惩制度

第二个模型的结论告诉我们,国资委的再监管行为十分必要,但这一行为并不是第一个模型中监管博弈的简单重复。加大对控股公司未检查出舞弊失职行为的惩罚支出,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有企业的舞弊行为。但是惩罚过重,却也能挫伤控股公司的积极性。因此,应建立起对国有资本控股公司监管国有企业的奖惩机制通过积极的“正向激励”(给予经济奖励)和严厉的“反向激励”(给予经济惩罚)达到双管齐下的目的,共同提高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对控股公司监管国有企业行为再监管的效率和效果。

注释:

①但是有效的再监管是较为严格的,而且不太符合现实状况。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姚国庆.博弈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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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陆颖丰.我国会计信息披露及相关研究弈论的应用[J].财会月刊,2007,(10).

Considera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Accounting Supervis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Shi Zhichao

(Capital Management Center, Hebei State-owned Capital Stocked Limited Company,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Abstract: By appling the method of Game Theory to analyze the accounting supervis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we can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among different parties in the process of accounting supervision of state-owned cpaital, and also conclude that to strengthen the accounting supervision of state-owned capital we should enlarge the punishment power, increase the supervision frequency, perfect the supervision system and implement the effective rewards and punish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