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1

关 键 词：小农 研究

数千年的小农经济历史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无不处处体现着小农的特性，所以，研究中国就得深入研究小农经济。到目前为止，有关小农经济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多成果；笔者99年曾在《中国农村观察》、《农业经济问题》等有关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研究小农经济的文章，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思考，下面再谈两点新认识，供学术界同仁参考批评。

一、小农经济不是平均主义的根源，生产力状况的落后才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原因

平均主义，亦称“绝对平均主义”，就是指平均享有社会一切财富的思想。平均主义作为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观和价值观，在中国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别的方面不说，就从中国封建社会历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王仙芝、黄巢的“均平”，从王小波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钟相、杨幺的“等贵贱，均贫富”，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到近代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几乎所有的古代和近代的农民起义军都以“均平”、“平等”作为自己的战斗口号和行动纲领。而且唯有“均平”的口号和旗帜最能打动农民的心扉，最能引起农民对现实的不满，最能鼓动起农民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斗志，最能成为农民革命的合理性根据。所以，平均主义在中国可谓渊源流长，而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但是，意识的基础是社会现实，平均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意识存在，必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根源。从学术界讨论的情况来看，一种普遍的解释是认为平均主义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一书对平均主义一条写到：“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磊教授等主编的《中国的平均主义》一书中，对平均主义的根源也写到：“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再如袁银传著《小农意识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也写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小生产方式是平均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还有葛承雍等著《金色帝国的耕耘人》一书中也写到：“农民的这种平均平等思想，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但笔者认为，平均主义并不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生产力状况的落后才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根源。下面谈谈理由。

1、在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条件下，人们普遍追求结果的平等

首先，从人自身所享有的权利来说，有两种，一种是基本权利，一种是非基本权利。基本权利是指每个人因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而应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如生存权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基本权利会有所扩展，如政治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将会纳入人类的基本权利中，但不管怎样，生存权始终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非基本权利是指人作为社会的一员而所享受的较高层次的权利，如发财致富权、当官致贵权、成名成家权等。而满足上述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就构成了社会应对个人应尽的基本义务，对社会成员非基本权利的满足就构成了社会应尽的非基本义务。

其次，对基本权利和非基本权利的追求，人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对于基本权利的追求，人们普遍追求结果平等，追求一种完全的公平。因为每个人不论贡献如何，最低都应该得到做为人类社会的一员、一分子、一个人所应得到的东西，即应享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的、起码的、最低的权利，即基本权利。并且对这些基本权利的享有，不应因人而异，而应完全平等。因为每个人做为社会的一员，都参与了缔结社会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基本贡献。所以，分配给那些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与那些名振环宇的大总统同样多的基本权利，决不是什么恩赐，而是社会必须偿还的债务。潘恩说得好：“社会并未白送给他什么。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股东，从而有权支取股本。”（《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143页）所以，基本权利就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缔结社会的一股东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是每个人因其同样是结成人类的一个人而应平等享有的权利。因为每个人只要一生下来，就自然地、不可选择地参加了社会的缔结、创建而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股东，所以，基本权利又叫做“自然权利”，是人人与生俱来、自然赋予的。所以，对“自然权利”的追求，体现完全平等精神也就是“自然”的。但对非基本权利的追求则不一样。人们在基本权利得到满足后，将会更多地依据贡献或机会平等来分配非基本权利。

第三，不管是基本权利的实现，还是非基本权利的满足，都必须建立在特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类只能追求基本权利的满足。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人类社会只能以一种完全平等的办法分配食物。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起义，农民只所以大都以“均平”作为自己的口号，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已丧失了维持生存等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权利。而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也仅仅是达到满足农民基本权利的程度。所以，对基本权利的满足，也就成了历代中国农民的理想目标。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基本权利将会得到较好的满足，届时，对非基本权利的追求将会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向，这时机会平等将会更多地成为人们追求的公平目标，而体现结果平均的绝对平均主义将会显的无足轻重。

2、小农经济结构与生产力水平并不等同

小农经济结构与生产力水平二者是有一定的联系，因为小农经济结构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属于生产力水平的范畴；但二者又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在分析问题时，绝对不能将二者等同。

首先，二者体现着不同的实质内涵。生产力水映的是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实质上看，就是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的转换力，即将自然资源转换为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代表生产力水平的最重要标志是生产工具。而小农经济结构则不然，它实质是体现了一种生产要素的配置结构。决定一个国家是小农经济结构还是其它经济结构模式，资源禀赋状况起很大作用，尤其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最为重要。在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如果多余的人口不能得到有效的转移，其最后的落脚点便是土地，而土地资源又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要素便显得相对便宜，而土地要素就相对昂贵，根据西方经济学最优要素组合原则，只能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性的经营方式最有效。所以，小农生产方式是在特定资源状况下经济系统自组织的结果，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是当时落后生产力水平下具有一定必然性的一种特定生产要素禀赋状况下的要素配置方式。主要原因是：（1）人多地少；（2）交通困难，运输工具不先进；（3）生产出来用于交换的剩余有限；（4）由于交换的不发达，使有关保证交换的制度也不成熟，从而使交换更难以健康发展。

在上述情况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生产要素配置结构。当然有些同志也指出了小农经济结构的落后性，但问题是判定要素配置结构合理性的标准只能依据特定的要素禀赋状况。在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两种要素禀赋情况下，肯定会有不同的要素配置结构选择，而不能用前一种结构的标准去判断后一种结构的优劣，或用后一种结构的标准判断前一种结构的优劣。所以，问题的实质是落后的是生产力水平本身，是生产要素的转换力不发达，而不是小农经济结构即要素的配置结构落后。要改变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提高生产力水平是根本。当然，要素的配置结构也应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的改变而改变，否则，会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生产力是本质，小农经济是形式；在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小农经济具有不同的现实表现。

从历史过程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小农经济大体经过了古典小农、宗法小农、商品小农和现代小农等几个发展阶段。

在中国，古典小农的兴盛期大约为战国至东汉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宗族制度史上的一个“空白时期”（见郭政凯：《家长制的兴衰》手稿），三代宗法已废，中古族权未兴，社会上几乎没有宗族组织。家庭之小而独立，在我国历史上空前绝后。当时的小农，其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很高，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古典小农毕竟不是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主，古典经济的商品交换关系是建立在从氏族共同体解体中形成的独立生产者——古典小家庭无法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建立在生产力低水平基础之上的。当时人类对自然界的依附很严重，人的个性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方面的能力体系与能力分化尚未形成的情况下，交换关系的发展不能使作为主体的人把自己的某种属性——劳动力变为商品，相反，却使劳动者自身变成了商品，从而造成古典“自由经济”与人的非自由化趋势间的矛盾日益发展，最终使古典经济走向自己的反面：作为古典商品经济基础且无法自给自足的独立家庭经济，被包含众多依附者且可以自给自足的宗法共同体取代。这样，古典社会便异化为中世纪的宗法社会，而作为积极公民的古典自由农民也演化为中世纪的宗法依附农民。

宗法小农是小农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宗法小农所属的时间区间大约为公元5世纪到公元16、17世纪；在我国大约为东汉以后至明清时期。宗法式小农的主要特征是：首先，它是建立在人的依附性上的经济形式。马克思谈到封建社会时，曾多次强调：“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页）其次，不同等级之间的不平等与同一等级内部的平均主义，构成这种依附关系之下的分配关系的二位一体的两个特征。这是一种“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只有在共同体解体，独立的个人所有权与“纯粹的私有财产”产生后，这种分配才会被以所有制关系和“一切劳动产品、能力与活动进行私人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5页）为基础的分配所取代。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宗法小农向商品小农演进，这一过程也就是从自然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因为“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把个人互相联系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随着交换手段的社会力量，亦即市场力量的扩大，共同体解体为个人，同时伴随着所有制关系的变革，财产关系“抛弃一切共同体的外观”，成为“纯粹的私有财产”。于是自然经济中的人的依赖关系也就消失，而演变为市场经济下“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从而使宗法小农演变为商品小农。

商品小农形态是小农系统演进的又一新阶段。在欧洲，大约产生于17、18世纪；在中国大约产生于明清以后，但真正的开始时间应当是1978年以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小农大多数都是商品小农形态；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正处在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形态，有的已具有现代小农的许多特征。中国目前仍处在商品性小农阶段，而且以后可能需较长时间才能完成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过渡。

商品小农的运行基础是商品经济。在这种经济形式下，契约关系逐渐成熟，竞争规则也日趋平等。同时，小农系统本身也在不断分化和分解。随着货币经济与交换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物的联系”取代了“人的依赖纽带”，从而把“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摆脱了自然联系”的“单个的人”。到这时，“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所带来的人的个性的飞跃成长，正是近代文明得以冲破封建樊篱而造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灿烂辉煌的工业文化的全部基础！

但是，商品经济虽然为人的自然个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但它的极端发展却走向自己的反面。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造成人的异化，亦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异化，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社会联系和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以“自由人联合体”的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来克服异化，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使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使人的自由个性得以真正地翱翔在广阔的天空。所以，商品小农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就是现代小农。现代小农虽然可能仍会具有规模小、家庭经营、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等特征，但现代小农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自由人联合体基础上的小农。它彻底打破了宗法共同体的桎梏，彻底摆脱了“物的依赖”。现代小农可以是个体经营的但绝不会是孤立的，可以是联合起来的但决不是依附的。总之，现代小农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基础上的小农。当代一些发达国家的小农已具有现代小农的一些特征。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小农的现代化。

第三，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由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总是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结合在一起，所以，也容易造成人们一种分析上的错觉。因为从逻辑分析的角度看，如果A + BC，则A和B都有可能与C有关，所以，必须再进一步分析A和B分别与C的关系。从上述分析过程看，虽然形式上有：落后生产力水平 + 小农经济平均主义，但从当代一些具有小农经济成份的发达国家的现实看，平均主义并不盛行，即有：先进生产力水平 + 小农经济 平均主义，所以，生产力水平落后才是产生平均主义的深层原因。

3、生产力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解释变量，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变量。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财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所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一切“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所以，平均主义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意识存在，其深层次根源只能存在于生产力水平之中，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生产力水平是决定平均主义意识和观念的根本所在。中国历史上平均主义的源远流长，根源在于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水平长期的不发达和人们只能处在维持基本权利边缘的缘故。所以，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根除平均主义的良方。

二、以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小农经济（以宗法小农为主）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所以，信用中国的打造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过程

机会主义是建设信用中国的顽敌。而中国机会主义的泛滥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有着直接的渊源。

首先，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对象看，主要面对的是自然界。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博弈”中，人是“有为”的一方，是主动的一方，而自然界是“无为”的一方，是被动的一方。在这种“有无”对“无为”的“博弈”中，机会主义是最佳策略。因为虽然“博弈”要无限地进行下去，但一方没有必要担心另一方的主动“报复”，从而也就在无形中助长了传统小农意识的机会主义倾向。另外，自然界发生灾难的随机性，也促使了传统小农生产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农谚“抢种抢收，不收就丢”，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传统小农最现实的选择是“拾到篮里才算数”。在这种情况下，只注重眼前利益、短期行为等等机会主义的表现也就在所难免。

其次，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看，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有的是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缺乏发达的社会分工。我们知道，分工本身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使人与自然的“博弈”变为人与人的“博弈”。这种人与人的“博弈”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博弈”，它是一种“有为”对“有为”的“博弈”，“博弈”的双方都具有主动性，一方的不守信和不负责任必然会得到另一方的有效“报复”。所以，分工有助于机会主义行为的消除，从而也有利于信用体系的建立。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只有家庭内部的自然分工而缺少社会分工，所以，这种现实的经济基础使传统小农意识中只会产生家庭内部的信用而不会产生充足的在全社会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信用。所以，在传统小农社会，家庭内人与人之间信用的发达与社会范围内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缺乏构成了明显的对比。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缺乏也就必然导致了机会主义在全社会范围的泛滥。

再次，从传统小农经济的现实表现看，传统小农经济的其它特性也使机会主义意识更加根深蒂固。如保守性意识，保守性扼杀了风险意识，从而使信用很难从家庭内部扩展到全社会。再如，务实求验的思维方式，使人更注重于“近期交易”，而忽视“远期交易”。另外，依附性的人格意识也使人缺乏了自主平等的观念，从而也衍生出一种在交易行为中体现出的不对称心理。这种不对称心理具体表现为要么是具有自卑倾向，要么是具有自大倾向，而这两种倾向都容易诱发机会主义心态。还有传统小农的多神崇拜，深层次也在体现着一种机会主义的底蕴，同时又进一步固化了机会主义意识。等等。总之，传统小农意识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探讨和研究，但仔细分析推究，各种表现中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一种机会主义成份和在起着强化机会主义倾向的作用。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2

1、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一是自给自足。

2、资本主义生产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大大加强。

3、从前我们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任何材料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需要进口。

4、中国的综合国力已渐渐地增强，在袁隆平研制出杂交水稻后中国人能够自给自足，甚至到现在能养活整个地球的人了。

5、他以一种梦境似的好奇心情盘查着自己的那些财产，那些他一度计划的，为过隐居的自给自足生活的用品。

6、当然，另一种影响就是家在这里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

7、中国历来是自给自足的“中史之国。”

8、所有国家都在搞经济上自给自足。为了努力做到自给自足，他们从国外只购进最低数量的商品。

9、陶渊明非常快乐地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10、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康生活，不愿外界来打扰自己的宁静。

11、该活动应该完全自给自足的并且是要透过注册费来提供资金。

12、不论在什么地方，殖民者都必须主要依赖小农场和自给自足。

13、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

14、作为一个社会，我们现在的生活比完全自给自足时更富裕，更消闲。

15、人民在党和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展开了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

16、中农在中国农村人口中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中农一般地不剥削别人，在经济上能自给自足。

17、直到整个计画成功到可以自给自足，我们才会开始获利。

18、人们都希望过着自给自足无忧无虑的日子。

19、我国人口众多，能够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20、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民，很久以来，都是男耕女织，兼营副业或手工业，在封建统治下过着十分低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生活。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3

1、小农经济的特点是：精耕细作、自给自足、封闭分散、力量脆弱。

2、小农经济属于自然经济，它的特点一是分散，二是生产出来的产品都用来自己消费或绝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而不是进行商品交换，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的背景下。

3、小农经济经营规模狭小，生产条件简单，在比较贫瘠的自然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和再生产；又由于它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容易通过勤劳节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所以小农经济具有稳固性的一面。但由于经营规模狭小，缺乏积累和储备的能力，经不起风吹浪打。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的租赋和徭役、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以及封建地主的兼并等条件下，又经常出现两极分化。除了少数人因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家庭生活负担较轻，或适逢市场有利的情况，可以发财致富外，多数人往往陷于贫困和破产。因之，小农经济又是很不稳定的。

4、自耕农和佃农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普遍的经济形式。自耕农的兴衰对封建经济有重要意义。一般是通过农民战争，或其他形式的生产关系的调整，自耕农大量增加，生产力即可获得发展。在相反的情况下，也会有相反的结果。

（来源：文章屋网 ）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4

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

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

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我国古代农业是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中向前发展的；

四、小农经济是长期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5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19]《列宁全集》第3卷，第340页。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6

关键词：小额贷款公司；小额信贷；制度安排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1)02-0115-04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小额贷款公司的推广乃至整个中国金融改革的历程，其理论依托均依附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综观国内外学者关于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抑或实证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其得出的结论近乎一致：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根据目前各层面的既有研究推断，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正相关定论可以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指针，当前中国农村金融的薄弱现状是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共同制约的结果，扩大农村金融供给以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是有效的。但是，此前的经验告诉我们，简单的扩大农村金融供给或者解困农村金融需求，总是会被某些内在或外在因素所减弱或抵消其效果，从而未能实现初衷目标。小额贷款公司如果缺乏合适的制度安排则难免陷入上述经验的重复。

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不吸收公众存款、可经营贷款业务的新型机构，成立的初衷是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央行首批小额贷款试点(山西平遥的日升隆和晋源泰)2005年底挂牌；2006年央行又在5个省、自治区(山西、四川、陕西、贵州、内蒙古)开展小额贷款组织的试点并成立7家小额贷款公司；2008年5月，央行和银监会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联合《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至此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全面铺开。小额贷款公司作为制度创新形式，由于其自身借贷方便、形式灵活的特点，已成为现有存量金融组织的有力补充，无疑能为农户、微小企业以及社区经济提供有利的资金支持。

小额信贷及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性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一家小额贷款公司能通过其自身金融产品或服务获得的收人补偿所有的成本及有足够的补偿坏账的准备。国际学术界主要从财务的可持续性视角对小额信贷可持续性进行研究：他们从成本和收入视觉分别对影响其实现财务可持续性的因素进行分析，找出财务可持续性实现的途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Yaron、Christen和Morduch等。

国内学者对小额信贷及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性的早期研究主要归结在总结国外经验教训及对我国的启示方面：熊德平(2005)较详尽的介绍孟加拉乡村银行(GB)、印尼人民银行小额信贷部、印度国有农业和农村发展银行的农村小额信贷实践模式，总结国外的成功经验后指出：必须认识到小额信贷不仅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金融形式；我国的小额信贷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基础，减少政府干预；将贷款支持和技术服务相结合，实现扶贫、高还贷率和机构持续发展三者的协调。庾力(2006)通过对比孟加拉“乡村银行”(GB)和美国“社区银行”并进行分析后指出，我国发展小额信贷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经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自己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及金融体系格局。杜晓山、孙若梅(2000)全面系统回顾并分析中国小额信贷实践后提出：发挥小额信贷的反贫困功能和金融服务功能；加强规范和监管，逐步实现灵活的利率政策；不断进行管理人员和基层人员的培训，对项目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实现从补贴性小额信贷到持续性小额信贷转变的政策建议。

近期由于央行和银监会联合下发《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大力发展并又掀起国内学者对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性发展的研究热潮。大多学者的研究都从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因素人手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代表人物有刘锡良，洪正(2005)、汤敏(2007)、彭春凝(2007)、张丹丹(2008)、张小倩(2008)、汤文东(2009)、王鹏(2009)。还有部分学者从实证的角度探讨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麻焕文，刘志强(2009)”通过研究认为应制定法律和完善政策的途径赋予小额贷款公司合法化的身份；明确监管部门建立监管机制维护金融稳定；减免税费，加大对小额贷款公司扶持力度。潘广恩(2009)的研究显示，要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发展机制上进行完善。

基于上述国内外学者的既有研究我们发现，目前学者大都只从农村金融供给增量增长的视角来研究小额贷款公司，而忽视了对其存量的研究。因而，要想保证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小额贷款公司如何准确定位?小额贷款公司作为信贷机构的增量改革能否弥补农信社等机构的不足以满足当前农户的信贷需求?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的依托基础是什么?本文藉此作深入的剖析。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分析

我国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比很高，但三农经济所获取的金融资源和融资服务，却一直处在相对稀缺状态。就目前农村金融供需现状看，农村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供给短缺，其主要矛盾却是农户、中小企业或微型企业的多层次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根据国家开发银行对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的测算，如果不进行大规模金融创新，农村金融的供需缺口将持续扩大，2010年将达到5.4万亿元，2015年将达到7.6万亿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目前一些成长性中低端的贷款需求，如涉农企业、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难以满足。显然，农村金融体系和运作机制存在的缺陷仍然十分严重，金融对“三农”、中小企业或微型企业的有效支持不足，会直接影响其获取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资金、市场开拓、推广优良品种的步伐，进而影响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的稳定。有鉴于此，进一步鼓励存量金融加大对“三农”投入的同时引入创新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在此背景下，专为农村微小企业和农户提供信贷服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应运而生。截至2009年5月底，全国已有583家小额贷款公司开业，筹建中的有573家，总计1156家。在原有的农村金融体系未能为“三农”和微小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情况下，小额贷款公司的出

现将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产生积极的影响。作为突破性的农村金融改革，小额贷款公司的诞生势必将增加微小企业和”三农”贷款的有效供给。

但是为了引导小额贷款公司能健康发展，银监会按照《指导意见》制定了《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然而，正是这个《暂行规定》使得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弹性化。小额贷款公司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数量得以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当局给出的可以转制成村镇银行的预期。在我国，金融作为垄断行业进入的门槛很高，小额贷款的试点无疑是进入金融服务行业的最佳跳板。目前较多小额贷款公司的投资者想“借鸡生蛋”，开办小额贷款公司的初衷就是借改制为村镇银行的契机进入银行业抢得先机，以此积累在金融行业的投资经验，而非满足于发放小额贷款挣点利息收入。

因为小额贷款公司采取“只贷不存”的经营方式，开始之初并没有对真正的民间金融产生足够的吸引力。那么现在为何反成了各类拥有雄厚资本企业追逐的目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企业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及由此产生的乐观预期才竞相参与其中，以此实现“实业+金融”的多元化之路。但小额贷款公司改造为村镇银行也非易事，银监会在《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中严格规定：村镇银行最大股东或唯一股东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最大银行业金融机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20％，单个自然人股东及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单一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村镇银行股本总额的10％。这就意味着改制为村镇银行的小额贷款公司，作为非金融股东将没有话语权，这恰是企业股东不愿看到的。至此，很多小额贷款公司的存在陷入尴尬之中：若维持现状将无法有所作为；若转型为村镇银行，来源主体又将逐渐枯竭，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也将毫无意义可言。

从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考虑，必须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即应坚持只贷不存的经营性质不变，而且不应有可转制为村镇银行的预期承诺。因为一旦有预期，就会偏离自身的目标，违背发展的方向和初衷，而且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成立小额贷款公司会缺乏对自身的定性，根本无法解决长期阻挠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即便可以转为村镇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则成为最大的股东占其主导地位，又回到农村信用社的模式，民营企业的话语权难以保留。同时大型商业银行也会把自身全部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操作方法等灌输到村镇银行中，这就很难真正满足农村、农户对农村金融的结构性需求。所以，发展小额贷款公司，首先必须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坚持只贷不存的经营方式；此外还需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监管措施，降低风险隐患，让其在发展中增强实力，真正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增量改革方式下小额贷款公司的取向分析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包括两层涵义：其一是金融总量的增长；其二是金融结构的优化。比较而言，总量指标对金融发展具有直观特征，而结构指标却能反映出金融运行中深层次的问题，其作用显得更为重要。按照金融发展理论的观点，我们在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时，就不能仅着眼于农村金融机构数量的增长，而必须深入思考农村金融机构结构的优化，因为单一数量的增长，只能实现农村金融在同一发展水平或层面上量的扩张，而农村金融机构结构的演变，才能促使农村金融发展在新的层面上实现质的提升变化。

纵观几十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从国有专业银行到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到成立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扩大市场竞争，以及后续的农村信用社改革、邮政储蓄银行的设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等，无不体现为增量改革的思路，而金融机构增量改革的结果，对农村金融结构而言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最根本的表现是几十年来始终未解决三农资金供求矛盾关系，而整体印象是供给不足成为矛盾的焦点。

从农村金融供给层面分析，当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供给虽然数量有所增加，但存在重大的结构性缺陷。首先，农村金融机构的行业结构单一化。相对而言，人们较为重视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而农村担保企业、农业保险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则严重不足。在许多农村地区，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甚至处于空白状态。其次，农村金融机构中政府投资建立的占绝对主导地位，社会资本参股公有金融机构的很少，而农村非公金融企业却几乎为零。再次，农村金融机构的空间结构严重失衡。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具有县城为中心的特征，一是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人均金融网点的资源占有率低。虽然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网点占全国机构网点总量的56％，但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平均每万人拥有机构网点数只有1.26个。二是金融服务资源难以延伸到乡镇一级的农村地区。虽然平均每个县(市、旗)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达到50多个，但30％以上都集中分布在县城城区，每个乡镇的银行业网点平均不足3个，另外截至2008年末，仍有1 424个乡(镇)金融机构为零。三是乡镇的金融市场没有形成有效竞争。分布在非县城所在地乡镇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社或邮政储蓄机构，只设有一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的乡镇全国还有8231个，当地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垄断经营状态，难以形成有效竞争。金融服务的总量和质量在无竞争市场条件下都难以得到拓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机构这种结构性缺陷会对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导致农村现实金融需求难以满足，潜在金融需求难以激活，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农村金融供给的发展；农村融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直接融资比例过低，不利于分散和控制农村金融风险；城乡金融的失衡现象有增无减，加大了城乡经济的差距等等。因此，改善农村金融机构供给结构，是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提升农村金融支持力的必然选择。

从农村金融需求层面分析，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及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金融需求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首先，农村金融需求数量增大。随着特色农业、现代农业、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小城镇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资金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张。其次，农村金融需求多层次化。由于城乡二元化结构、农村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金融需求主体和地区均存在明显差异。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企业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具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再次，农村金融需求多样化。从金融分业需求看，既需要银行业提供金融服务，也需要证券、保险、基金等提供服务；从银行服务品种需求看，服务内容转向存贷、结算、理财、咨询等综合业务。而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又需要农民外出务工、自主创业、职业技术培训等创业贷款。第四，农村金融需求的周期延长。由于特色种养殖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生产、加工及营销等产业链的延伸，使得资金需求周期相应延长。

综上所述，农村金融结构性缺陷，与农村金融需求总量的扩

大和需求结构的日趋多样化很不适应。因此，单纯依靠增加农村信贷金融机构的数量已经不能满足农户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必须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结构，才能适应农村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需求；才能提供多样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服务功能，提高金融效率，增强金融企业的竞争力。为此，推广小额贷款公司来强化农村金融结构无可厚非，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以为只要信贷机构的增加，就可以解决信贷供给不足的矛盾，而寄予小额贷款公司厚望的重心要放在小额贷款公司应如何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真正为农村经济发展，为贫困农户及微小企业提供较为丰富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项目，包括小额贷款、联保贷款、信用贷款、农业保险等内容。这样才能适应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激活农村金融的潜在需求，提高农村金融供给的有效性，以促进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四、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依托基础分析

由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改革的历程可以见证，每一次增量改革初期都或多或少会取得一定成效，支农资金有所增加。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之后，农村经济主体贷款难的核心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但现实是金融机构在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方面的支持率和贡献率都很低，农村金融不仅不能满足农村服务，甚至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由此加剧“三农”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

我国30余年的农村金融改革经历了复杂的政策演变，基本形成了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以及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因农村金融市场发育不充分、回报率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金融机构“脱农化”倾向依然明显。农业银行商业性信贷支农功能萎缩；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支农面窄，功能不完全；邮政储蓄银行尽管现在转为商业银行有了信贷功能，但支农功能有限，且从农村抽走大量资金；农信社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实际长期承担支农业务，却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偿，加之受自身存在的问题：如规模小、信贷风险管理薄弱、资产质量差、员工素质较低、缺乏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等困扰，资金投放能力难以满足农村信贷需求，同时，在利益驱使下，农信社资金“农转非”问题十分突出，不但未能起到很好的支农兴农作用，反而从农村吸存了大量资金转移至城市，充当了“抽水机”的角色，使巨大的农村金融市场变成“真空”，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是新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尽管目前有一些支农效果，但如果不认真研究其功能定位等问题，同样也会走其他金融机构的老路，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潭。

增量改革固然是我国整个经济转型的重要经验，但仅以增加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为目的的增量改革，不仅难以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还可能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恶性竞争、监管混乱等新问题。所以，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为特征的增量改革不能单纯、机械地增加机构数量，增加资金量，而忽略农村经济发展对金融的有效需求，最终结果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将被边缘化，农村金融仍然发展不起来。因此，在扶持增量成长的同时，从现有的农村金融机构人手，积极推进经营创新，进一步细分信贷需求、错位经营，从不同层面上开拓农村市场，满足农户及微小企业的有效需求。

就小额贷款公司而言，结合农户特征、农村产业、农村资源优势而发挥小额贷款公司的作用是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依托基础。首先，必须明确其服务对象是三农和微型企业，如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林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村流通业的生产者和经营者；其次，贷款用途要多样化，不仅支持单一的农业生产，也支持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的相关产业，既支持农民日常的生产需求，也支持农民各种合理的生活消费需求，包括支持农民外出务工、自主创业、职业技术培训等创业贷款需求；再次，贷款期限要灵活，合理安排贷款期限，主要以短期贷款为主；第四，贷款额度要坚持小额方针，以有效控制三农经济特征的信贷风险。第五，贷款风险管理应着力于创造灵活的担保抵押形式，着力于依托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村合作组织等各类主体，充分利用人缘地缘血缘等关系，形成自己独特的、可信的、多元的信息网络，以确保在农村信贷市场上建立起核心竞争优势。

五、结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7

关键词：农村信贷　无效金融需求　贷款可贷性

一、引言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业人口比重大，“三农”问题突出。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为农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农村金融的供给及其功能发挥决定着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农村金融体系变革滞后，金融抑制问题突出，农村信贷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严重羁绊。因此，如何根据农村金融需求的新特点解决农村信贷供给不足，从而彻底打破农村金融困境，就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农村金融需求分析

(一)现阶段农村金融需求特征

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金融抑制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因此，站在农户角度来审视农村的金融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在一个连续的视角下来看巾国农户的金融需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户，可能面临不同性质的资本约束。具体而言农村金融需求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生产性贷款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涉农的资金需求大部分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借贷资金用途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交易成本较高，缺少传统意义上的抵押品；(2)农户的融资偏好更加倾向于正规金融贷款，但由于正规信贷的可获得性程度不同，不同地区农户的实际融资顺序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借款的便利程度是影响农户融资偏好的主要因素；(3)农户对贷款利率的变动并不敏感，但对高利率的承受能力明显较低；(4)农户借贷的契约化程度较低，关系借贷主要依靠社会性约束(尽管正式的市场契约机制尚不完善，但到目前为止，建立在乡土网络基础上的社会约束依然能较好地执行监督和保障功能)，但随着经挤的发展，采用市场化契约来缔结金融合约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农户所采用。(5)信贷资金的次数增多，资金额普遍增大。(6)还款来源受到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约束。

总之，分散性、小规模、高风险、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意味着金融经营成本的增加；贫穷、传统、保守，决定了农民在金融资源获取上的弱势；信贷资金供给不足无法满足需求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现阶段农村金融需求的新变化

(1)消费信贷需求愿望强烈。目前，许多农民为改善生活条件，对于小型农机具的消费欲望强烈。原因在于农民需要这些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生产。但是部分农民表示由于现在下乡农机具价格走势偏高，依靠自身储蓄仍无法购买。因此，国家应当出台与其相关的消费信贷措施，设计新的信贷产品给予农民优惠，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为拉动农村经济的增长创造条件。

(2)农户生产扩大贷款需求增加。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村规模化、集中化经营土地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农村种植大户的不断增加带来生产经营信贷需求的压力上升。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做好小额信贷款又要发挥农业资金杠杆作用，支持农村新模式的发展。满足农村的信贷资金需求，台理引导农村经济又稳又快的发展。

(3)专业合作社信贷需求突出。目前，专业合作社数量快速增加，质量不断提高，已经成为农村一种新的经济形势。实践证明，专业合作社是解决农村金融需求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振兴农业经济的基础。加强和改进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金融支持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产品特色优势明显、组织运行顺畅、经济实力较强、服务功能完备、信用状况良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联保贷款等方式。对信用评价低的专业合作社实施限制信贷投放的方式，督促其改正不良行为，消除失信带来的不良后果，重新积累信用以便能早日获得农信社的支持，使专业合作社快速蓬勃发展。

(4)加大农民工创业贷款。金融危机导致大量的农民工非自愿失业，如何引导农民工重新上岗和创业，维持社会稳定是现在当地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落实小额担保贷款任务，实行目标考核管理，充分发挥小额担保贷款促进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农民工返乡创业资信评级，对回乡农民工创办的符合农业产业化贴息条件的企业，优先给予贴息，并适当降低贴息审批条件。采取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为回乡创业企业“量身定做”的特色金融服务，满足农民工创业资金多样化的要求。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篇8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供求失衡；重构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 2)05-01 02-03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遍及城市乡村，是联系农民最广泛的金融纽带，客观上成为支持“三农”的主力军，成为农村货币资金的主要提供者。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合作金融出现了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没能很好地发挥扶持“三农”的作用。

一、失衡——农村合作金融有效供给总量不足

农村合作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失衡，是指农村合作金融供给与需求的不相适应，表现为金融供给大于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小于金融需求两种情况。现阶段在我国主要表现是农村合作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明显滞后于农户对合作金融的需求。

农村地区的合作金融依据组织化的程度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系统。组织化程度最低的合作金融可以是具有合作性的民间的自由借贷；处于中间状态的可以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如合作社和协会)中的融资集资和民间金融较为发达地区的各种协会等；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农村信用社和农村合作银行，是正规化的合作金融机构。农村合作金融有效供给的不足，既表现在具有合作性质的民间自由借贷的不足上，也表现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合作性融资的不足上，更表现在正规的国家合作金融组织供给不足上。

(一)合作性质的民间借贷的供给不足

合作性质的民间借贷主要是一种基于友情、关系的无息或低息的具有互帮互的民间融资。一般采取借贷额度小、无固定期限、没有抵押和担保的手续简单的形式，对于满足农户临时性的困难作用巨大。但是，这种供给形式在农户的大额借贷和生产性借贷中的供给相对不足，难以满足农户的全方位的融资需求。同时，由于其缺乏法律的保护，容易发生纠纷。总之，这种合作性质民间借贷的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其借贷的小额性和资金用途的生活性偏好上，而正是这种“偏好”凸显了它在农户的生产性和大额借贷方面供给的欠缺与不足。正如周好文与于浩(2005)所指出的，农户金融需求的缺口必然诱致对金融供给制度的需求。当然，对于金融制度的需求，不排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甚至以整个村落的声誉为担保的无息贷款的存在。但由于这种借贷伴随着情感和友情的因素，同时具有非盈利和互助的特征，因此其资金供给的规模极其有限，无法满足农户的资金缺口。

(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融资的不足

农村地区合作经济内部由于其自身发展的需要，会有一些内部的自发的融资形式。这种形式无疑具有合作金融的性质，也是一种新的融资形式，可以很好地满足合作经济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是，这种融资的规模有限、用途单一，受惠主体是整个经济组织，且组织化程度不高、专业化程度低。因此，它很难实现金融供给的有效满足和功能的完美发挥。

(三)正规的合作金融机构金融供给严重不足

农村信用社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主力军。但由于其合作性质的异化和商业化的改造，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因此，它在支农方面的作用很有限，在满足农户需求、农村发展方面的作用微弱。

总之，农村合作金融的供求总量要受到国家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制约。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供求规模是由其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现阶段农村地区存在巨大的金融缺口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农村的金融供给严重小于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金融供给与需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

二、断裂——农村合作金融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断裂

与农村金融需求的多层次、不平衡性相比，农村正规金融有效供给则明显不足，呈现供给主体缺位和异化的状态。缺乏不同层次的金融制度与农村金融需求对接。农村合作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失衡，不仅表现在农村合作金融有效供给的不足，更主要表现在农村合作金融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断裂。所谓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断裂，是指农村合作金融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错位。而且这种失衡、错位已形成一种固化的力量，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失衡的程度，内在地形塑了农村合作金融的现状。农村合作金融供给与需求的断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农村合作金融的区域布局错位

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村合作金融(主要是指农村信用社等正规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间的合作金融机构的整体差异不大)在区域布局上就会呈现出一定的非均衡性。从机构总数来看，农村信用社的地区分布特征是：较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从农户在农村信用社的借贷经历来看，借贷行为的地区差异特征是：较发达地区

(二)农村合作金融服务对象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