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

扩展性财政政策篇1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拉动经济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4-0113-2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以此来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社会消费和扩大出口潜力，其是一种政策措施的选择。目前我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对我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为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得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二、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特点

第一，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第二，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第三，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中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三、我国财政政策分析

基于对历史经验和当前形势的认识，我国财政政策实施的取向和着力点，应突出以下方面：

（一）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费环境，推动消费总量上升和结构升级。扩大内需，眼前靠投资，长远靠消费。内需不足的首要问题在于消费需求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的不足。因此，要高度重视提升国内消费能力，引导消费需求持续有序释放。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拉动农村消费需求市场。长期以来农村有效投入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释放。八亿农民的消费潜力是十分巨大的，农村消费需求市场的振兴不仅能直接推动经济增长，而且对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和谐、早日实现全面小康都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三）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调整和优化投资结构，推动投资需求。目前财政调节投资需求的目标就是要在维持较高投资率的同时，优化竞争环境，改善投资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一要支持营造平等、竞争、有序的投资环境，引导建立稳定的市场化投资机制，促进投资稳步有序增长，二要加强对政府投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的预算约束，抑制不良的投资冲动，三要合理引导社会投资方向，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养内在的经济持续增长能力。

（四）深化公共财政改革，建立和完善财政调节内需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平台。目前，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还不完善，公共投资扩张过程中存在着配套能力下降、投资不经济、政策执行困难、盲目扩张投资等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投融资体制，深化财税相关体制改革，提高财政部门宏观调控能力，创造公平、有序、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分析

扩大内需政策，就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拓宽国际市场，培育消费热点，以拉动经济的增长。简言之，就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必须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正确的消费政策。而且我国的国内情况决定了我们实行扩大内需政策的可行性：一是我国国内市场存在着广泛的需求。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快和进一步改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都会带来巨大的需求。二是国内市场广阔，是我国最大的优势。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和世界经济的复杂变化，立足国内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扩大内需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所以，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国内需求。

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大大促进了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2009年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并且新增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产品扩大到空调、燃气热水器、储水式电热水器、计算机、摩托车等，农民购买这些家电将由财政补贴总价格13%的金额。后来又陆续出台了家电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政策。

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了税费改革，实行了结构性减税。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带动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撬动社会资本、带动银行贷款、激发市场活力。在困难时期，社会资本缺乏信心，银行贷款畏惧风险，市场活力缩藏起来。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虽然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不是治本之策，根本所在是项目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资环境的易生长性。应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限制，规范相关税费管理，简化行政管控，改善与强化政府服务，优化投资环境，从根本上吸引与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起更大的市场活力。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作用空间更大，财政政策应重在改善投资环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与激发市场活力。

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对我国广大农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收入，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增强了十亿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在城市，严格审查购买经济住房人的资格，坚决禁止那些官僚、富商为了盈利而购买经济住房。另外实行首套房购房补贴、税率优惠等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广大有能力的市民积极的购房，以达到刺激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的目的，产生了极大的波及效应，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在较广的范围内带动了社会投资，极大的刺激了内需。另外，对于城市中的低收入居民，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介入，加快了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加大了对廉租房建设的支持力度，使得城市中各个阶层的市民均能达到居有定所，无形中提高了居民的消费信心，拉动了城市各个阶层的居民的消费。

第五，积极的财政政策极大的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在扩大内需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了非国有经济适当的扶持和优惠，促进了其发展，也切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第六，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当前扩大内需最直接的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近几年来，面对内需不足、出口竞争加剧、就业压力增大、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突出问题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税收、价格和收入分配等经济杠杆，促进投资、消费和出口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动了投资和消费，扩大了内需，推动了出口，促进了经济增长、结构优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也为财政收入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导我国经济向着快速稳定健康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共等.全球经济调整中的宏观调控体系研究——新时期国家经济调节的基本取向与财政金融政策的有效组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徐美银.经济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刘兆征.论我国公共财政的特性及其优化[J].江汉论坛，2008（8）.

扩展性财政政策篇2

1. 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与不足

积极财政政策名曰积极，实际上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个人和政府购买能力来刺激消费从而直接增加总需求，并间接扩大就业机会的政策。它通常的操作规则是增发国债、扩大赤字、增加政府支出、减免税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手段。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来看，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增加政府投资、支持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拉动经济增长。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一把双刃剑，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例外。作为政策掌控当局来说，如何在政策实施中尽量扩大其正面效应，减少其负面效应，显得尤为重要，但问题是有些政策在实施之前很难预料到其负面效应，而且有些负面效应只有在政策实施后才能切身体会到，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当局的抉择难度。

1.1 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1.1.3 推动了产业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業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二是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环境建设入手，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制定了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付力度，从而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

1.1.4 改善了投资环境，为扩大民间投资和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1.5 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国有企业技改的力度。

1.1.6 考验了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握经济全局和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如何适时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把握经济发展的走向上进行了有益和大胆地尝试。

6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在取得重大成效时，其负面效应也在扩大，主要表现在：

尽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我们要说，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内需不足，国内经济增长低迷的情形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适时的、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成绩是第一位的，而且被6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所证明是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2.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积极乎？中性乎？

正是基于对积极财政政策负面效应的认识，积极财政政策能否继续的话题便进入了学者和调控决策者的视野之中，由此便有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之说。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有条件和阶段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也不例外。正如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是适时的必要的一样，积极财政政策在现阶段的淡出也是必要的，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但问题是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应该以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取而代之便成了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按一般的逻辑常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退出，随之而来的便是：要么紧缩性财政政策，要么中性财政政策。但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客观现状以及财政政策运用的情形来看，还很难说哪" 一种政策占有主导地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的。实际情况是积极财政政策似乎还在积极，由此决定了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既非完全中性更非完全紧缩，尽管理论界呼唤中性财政政策的声音在日渐高涨，但情势不遂人愿。

2.3 财政政策完全中性难。 正是基于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负面效应以及当前经济调控任务的认识，中性财政政策便应运而生，且呼声在日渐高涨。与紧缩性的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所不同，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就其本义讲，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因为现实中的财政收支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平衡，也很难在现实操作中做到既对经济生活不刺激又不抑制，所以中性只不过是财政政策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致力于实现的一种境界。而现实的中国国情更是应证着这一说法。撇开如前所述的积极财政政策彻底言退难和财政政策一边倒难不说，事实上这些因素都在根本上制约着财政政策的完全中性化。单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而言，尽管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在判断上不一，有说总量过热，有说结构过热，但从我国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引致经济过热和部分行业需要加强和支持发展的过冷现象这一事实来看，财政政策难以中性。再从近期政府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来看，有反通胀的，又有防通缩的，这有别于以往单纯的反通胀或防通缩的财政政策，这似乎又与中性财政政策既不扩张又不紧缩的本来含义相悖。而让中性财政政策既须兼容反通胀又防通缩的双重目标更是难上加难。

由此我们说：既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呼声渐涨的中性财政政策的跟进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更何况完全意义上中性财政政策能否实现？能走多远？在我国能有多大的适用空间？还有待我们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验证。但适应积极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走向，来描述我们目前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给我国目前财政政策的走向一个称谓，中性财政政策不妨可以一提，但似嫌牵强。我倒觉得把我国目前财政政策的定位说成是：“收缩中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更确切一些。这样既体现出了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淡出”，也体现出了积极财政政策还在积极的现实情况，同时它还表明收缩是第一位的、是前提，扩张是第二位的，说具体一点就是：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在积极，但其主导思想和走向上是在收缩、转向的。

3. 转型中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对策

我们在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发力的同时，在政策实施的具体操作上做如何的调整和安排，才能使政策的积极性继续保持，消极因素得到抑制呢？才能体现出政策主导思想上的收缩性和转向性呢？

3.1 积极财政政策应推进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从应急性的、以解决短期问题为主要目的、较为单一的目标选择中淡出，逐步转向以健全经济内生增长长效机制为主，兼顾解决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政策方面，着力点应进一步聚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上。要注重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推进经济内生增长，提高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3.2 逐步缩小国债发行规模，优化国债资金投向与结构。 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6年来的负面效应和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严重依赖性，以及当前结构性经济过热的调控现状，今后国债的发行数量应适当缩减，规模不宜扩大；其次，在国债资金规模压缩之后，在具体国债资金投向上应做重大调整。一是应确保在建重点工程项目的后续投入，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切实强化社会公共性开支，诸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三是向特定区域倾斜，诸如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特别是" 西部地区倾斜；四是积极促进特大型骨干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基本目标的实现。五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国家应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资，解决农村公共投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六是应保证支持重大改革事项方面的需要支出［2］ .

3.3 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改变财政支出包揽过多的局面，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创造适宜的空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政府投资应从经营性项目或企业可以承担的项目中退出来，主要投入公益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而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越位”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诸如一些应由市场或民间投资的经营性项目，政府也参与其中；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一直由财政承担；政府机构臃肿，行政经费支出过大；对事业单位的财政经费供给不规范等等，使得财政包揽过多，负担过重，支出规模过于庞大。由此也导致了政府在公益性的公共项目支出方面投入不足或“缺位”。因此，我们在控制压缩财政支出总规模的同时，实行有保有控的内部支出结构调整，这就要求我们以区别对待的思维安排好各种财政支出的进退，或向某些项目倾斜，或适当压缩某些项目支出，或严格控制某些项目支出，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创造适宜的运作空间。

3.4 围绕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积极推动公共项目投资创新。 公共项目的投资来源不能仅靠财政资金，投资来源要多元化，这就需要加快公共项目投资的制度创新、方式创新，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和带动性。可以采取包括政府投资、企业经营，政府补贴、企业投资经营，政府特许经营、特许项目收费、企业投资经营等多种方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投资公共领域，加快公共设施的发展。

3.5 实行结构性的减税，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增长。 减税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手段之一。能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具体措施有：

3.5.1 积极推进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刺激投资需求。首先应将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购买的固定资产不允许扣除，使其扣除范围较小，税基较高，不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由于其扣除范围大，税基小，从而有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刺激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其次，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使各类企业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开展竞争。

3.5.2 改进消费税。一是适当扩大征收范围，二是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水平，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应税品目适当提高税率水平，形成更为合理的税目覆盖面、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

3.5.3 完善个人所得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现今个人所得税800元的起征点，对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应在充分考虑家庭总体生活、消费水平以及地区收入与消费差异的前提下，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扩大扣除范围，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严格控制高收入者偷漏税现象，调节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能力。 3.5.4 减免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3.5.5 完善出口退税机制，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管理办法，实行全额退税，鼓励企业扩大出口［3］。

3.6 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全面启动民间资本。为使民间投资真正激活，首先要取消或减少那些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金融领域、传统的垄断行业、公共领域等领域的进入，真正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使其不断扩大投资领域，形成公平竞争的局面；其次，利用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风险大、监管难度大，各种金融机构缺乏对其融资积极性的现实情况，可以考虑从财政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专门用于鼓励中小企业技术的创新，并可通过事先签订协议的方式，逐步偿还借款，以调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最后，继续加大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增强合法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参考文献：

［2］孙其龙。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J］。财政与税收，2004，1：30.

扩展性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

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中性的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财政的收支既不会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会产生紧缩效应。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策的中性。

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自2005年开始我国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为何转型以及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当前及今后广大财政理论及实际工作者需要探讨和研究的课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中国出现了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等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反周期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从本质上讲，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以国债和支出两大政策工具的运用为主。

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外贸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二是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通货紧缩显现。

三是买方市场全面形成。1997—1998年我国出现了全局性的“买方市场”，绝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四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等，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在上述背景下，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我国自1998年开始启动了积极财政政策。实行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增长（平均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刺激投资需求、增加出口、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等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看，扩张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常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性反经济周期手段，长期实施则有可能导致财政风险增加并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运用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刺激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会遇到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问题。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扩大政府投资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增强民间投资意愿，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

特别是近两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快速、稳定增长期，民间投资能力迅速扩大、外部经济环境改善。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已经箭在弦上，作为宏观经济重要调控手段的财政政策本身为适应这种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也在情理之中。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并不意味着财政将从建设投资领域全盘推出，而是赋予其更多、更重的宏观调控战略职能。实际上是要将短期策略性财政政策逐步转向中长期的战略性财政政策，或是要将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向均衡财政、协调财政或者中性财政，它是包括财政调控目标方向、调控手段组合、调控方式方法的适时、适度转换在内的一个系统工程。

从当前的突出问题来看，随着民间的以及地方政府驱动的投资明显趋于活跃和旺盛，我国投资总量的增幅过大，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偏快，物价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取代通货紧缩而成为经济运行中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将形成逆向调节并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必须实施财政政策的转型。

1、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逐步化解累积的财政风险

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7年来，期间仅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就达到9100亿元之巨，财政赤字率从1997年的0.78%上升到了2003年的3%，国债余额已经超过26000亿元，债务负担率已经从1998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约20%，累积的财政风险愈益加大。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排除爆发财政危机的可能性。

2、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通货膨胀压力

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增长过快对原材料及交通、煤、电、油、运等方面造成了相当大的压力。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价逐步攀升，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此外由国债投资及其配套贷款所引发的货币贷款增长过猛所形成的通胀压力增大。因此通过国债投资的适度调整，减少对生产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引导银行相应地减少对城市建设和房地产业等的贷款规模，从而抑制对生产资料及投资品的市场需求，并为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抑制通胀提供宽松条件。3、财政转型有利于市场经济完善和科学发展观的实施

完善市场经济要求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来发展经济而不是行政计划方法。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由国家集中发行，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长期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会抑制微观经济活力的发挥，偏离市场化改革方向。因此国债适当淡出并减少生产投资，增加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支持，将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合理性和市场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扩大消费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4、财政政策转型有利于克服“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而引起对民间部门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的现象。当前一些领域制定的入市门槛对民间资本来说还是很高，同时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不畅，在社会可利用资本资源一定的情况下，过多的发行国债意味着政府支配使用的资源增加，而民间部门支配使用的资源减少，投资能力减弱，不利于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形成。

在上述情况下，中央提出2005年开始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的，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

三、如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

稳健的财政政策意味着通过适当控制和减少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优化国债支出方向、适当增加社会公共开支，达到有效地规避财政风险，减少国债资金安排使用中的负面影响，更好地促进财政稳定增长、提高经济建设资金运用效果，加快公共财政制度建立，最终达到保证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1、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

国债资金首先保证在建项目的扫尾，确保南水北调、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国家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以保持必要的政策连续性。增加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支持，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并严格控制除西部大开发项目外的新开工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保证工程质量。加强国债资金管理，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全面推行追踪问效管理，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2、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稳健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共支出可以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要求对政府公共开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调整。当前需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一方面缓解当前的结构性失衡和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领域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经济过热行业，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应当不再投入；对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开支“越位”领域，财政投入应当坚决退出；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需要加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研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努力促进“五个统筹”和全面协调发展。

3、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加强税收征管

要大力推进财政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要在保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税制改革。第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第二，统一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调低现行33%的比例税率，规范税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第三，要改革和完善农业税费制度，停征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第四，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结合排污费的改革，开征环境税；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等。同时要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把该征的税尽可能如数征上来，压低非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扩张因素。

4、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全面启动民间资本

要坚持“不与民争利”的原则，在政策上加以引导扶持，搭建民间资本进入的平台。一是放宽对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和领域，取消对民间投资竞争性行业的各种限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金融领域、公共领域等。二是加大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增强执法的透明度，保护公平竞争，努力消除地方市场分割和部门垄断，为民间投资创造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三是在财政政策上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主要包括规范和简化税制，防止对民营企业的税收歧视，同时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四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在资金上对中小企业给予同等待遇，对其发展给予资金支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5、加大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

发展农业，财政政策必须有所作为。要积极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研究解决：三农“问题，努力加强农业，发展农村，富裕农民。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农业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农民收入仍然较低，财政要站在全局的高度，按照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予以大力支持。要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补贴。要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各种收费，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

6、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安全阀”。因此要花大力气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建立完善、规范的社会保障资金收缴体系，制定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社会保障标准，实现社会保障对象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首先建立统一的覆盖城镇所有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最终覆盖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建立多渠道筹资模式，解决社保基金缺口问题；加快社会保障体系法制建设，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化建设，尽快构建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水平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逐步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支出比重。做好“两个确保”工作，真正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制度改革。二是通过国有股减持、资产置换、土地拍卖等方式变现部分国有资产，补偿养老基金的不足。三是在合适的时机，将社保资金由收费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实现社保资金的法制化和规范化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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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孙其龙，《财政与税务》（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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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吕炜，《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9]《关于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看法》，高培勇，《经济参考报》（2004年8月18日）

[10]《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五个理由》，刘尚希，《证券市场周刊》2004年11月17日）

扩展性财政政策篇4

1、前言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要内容，以此来带动民间投资、促进社会消费和扩大出口潜力，其是一种政策措施的选择。目前我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的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对我国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以下内容将根据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对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仅供参考。

2、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特点

根据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政策的定向性。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第二，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第三，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中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3、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

所谓扩大内需政策,就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调整经济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拓宽国际市场，培育消费热点,以拉动经济的增长。简言之,就是通过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必须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正确的消费政策。而且我国的国内情况决定了我们实行扩大内需政策的可行性：①我国国内市场存在着广泛的需求。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进行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调整,城乡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加快和进一步改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都会带来巨大的需求。②国内市场广阔,是我国最大的优势。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和世界经济的复杂变化,立足国内需求,可以使我国经济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扩大内需是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根本之策。所以，我们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国内需求。

根据作者多年的实践经验，认为当前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大大促进了消费需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2009年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并且，新增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产品扩大到空调、燃气热水器、储水式电热水器、计算机、摩托车等，农民购买这些家电将由财政补贴总价格13%的金额。近日又出台家电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政策。第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了税费改革，实行了结构性减税。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第三，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带动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仅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撬动社会资本、带动银行贷款、激发市场活力。在当前困难时期，社会资本缺乏信心，银行贷款畏惧风险，市场活力缩藏起来。通过财政贴息等手段虽然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不是治本之策，根本所在是项目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资环境的易生长性。应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放宽社会资本投资限制，规范相关税费管理，简化行政管控，改善与强化政府服务，优化投资环境，从根本上吸引与撬动社会资本投资，激发起更大的市场活力。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和作用空间更大，财政政策应重在改善投资环境，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与激发市场活力。第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具有推动作用。从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1-5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9%，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完成投资23055亿元，增长40.6%。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累计施工项目216420个，同比增加47912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275837亿元，同比增长33.8%；新开工项目123878个，同比增加39510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53300亿元，同比增长95.9%。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大，特别是扩大建设行业的投资，将拉动各种行业的发展，从整体上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第五，积极的财政政策极大的促进了农村的发展。对我国广大农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提高了农民收入，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增强了十亿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在城市，严格审查购买经济住房人的资格，坚决禁止那些官僚、富商为了盈利而购买经济住房。另外实行首套房购房补贴、税率优惠等积极的财政政策，鼓励广大有能力的市民积极的购房，以达到刺激城市居民对住房的需求的目的，产生了极大的波及效应，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发展，在较广的范围内带动了社会投资，极大的刺激了内需。另外，对于城市中的低收入居民，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介入，加快了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加大了对廉租房建设的支持力度，使得城市中各个阶层的市民均能达到居有定所，无形中提高了居民的消费信心，拉动了城市各个阶层的居民的消费。第六，积极的财政政策极大的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均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在扩大内需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了非国有经济适当的扶持和优惠，促进了其发展，也切实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4、结尾

以上内容首先对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特点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随后分析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扩大内需的作用，提出了一些建议，作为一名从事经济行业的工作人员来说，应该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并注重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发挥做出应有的贡献。

扩展性财政政策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支出 扩张 协调配合

一 问题的提出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有的也可吸收非财政性的资金，包括信贷资金来实施。正因为财政手段与货币手段各有长短，所以两者必须紧密配合，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这样才能相互扬长避短，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稳定发展。

三 结论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我们应注意避免财政政策在作用的发挥上与货币政策发生冲突、相互抵销。财政支出扩张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要受多种因素约束，可以把握的原则是让财政政策在货币政策作用不足的领域内发挥独特作用。当货币政策已发挥出刺激需求作用时，可考虑压低财政支出扩张度。

参考文献

［1］李超.财政与我国金融稳定关系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2011（10）

［2］李.财政赤字观和美国政府债务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1（9）

［3］徐唐先.做好新时期财政工作的几点思考［J］.中国财政，2011，（18）

扩展性财政政策篇6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政策的制约  

    中国面临双重转型,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转型进程同时对财政政策形成制约。以扩张性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为例进行分析。总的来说,转型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制约;在中长期,推进体制转型的财政政策比直接以经济总量为调控对象的财政政策在抑制衰退或过热方面可以发挥更为显着的作用。  

    1、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衰退的机制在于以政府支出调动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企业和个人缺少实现扩张投资和消费必要的剩余资源(储蓄)的情况下,扩张财政只会引起近乎完全的挤出,不能达到扩张总需求的目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间结构失衡和城乡结构失衡造成对扩张财政抑制衰退作用的另一重限制。在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开放投资引进外资的政策比扩张财政在抑制衰退方面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使宏观经济波动和调控政策作用的发挥体现出阶段性这一分析也适用于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政府,部分解释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原因。  

    2、体制转型进程对财政调控政策的制约。扩张财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扩张效应还取决于消费倾向。体制转型进程可能在两方面抑制消费倾向从而制约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第一,在所得财产税收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备的情况下,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且个体预期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开支规模较大,从而在社会整体以及个体两个层次上抑制了消费。第二,地区间和城乡间体制转型进程不均衡,发达地区和城市因体制转型先进而获得较大的体制收益,落后地区和农村因体制转型不充分而经济效率低下、收入水平低,形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另一种结构化差异,从而也降低了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因此推进制度化公平分配和减轻体制转型失衡的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推进转型进程来增强扩张财政的调控作用。  

    (二)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抑制经济衰退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是:发挥财政投资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有效带动作用,实现内部推动式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和对投资的调控都应该是结构性的;政策除了在短期内实现总量调控的目标之外,客观上在长期可以实现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性调整。  

    1、财政政策对消费的调控。总体看,我国国民经济总需求结构不均衡,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不足,扩大消费是财政调控在长期内必须坚持的目标。扩大消费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提高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二是扩大边际消费向较高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我国社会较高的储蓄倾向是由较大规模的预期保障性支出以及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所决定的,因此提高消费倾向的最主要措施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收入再分配体制,包括在制度上消除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  

    2、财政政策对投资的调控。按照体制转型进一步发展方向的要求,应相对压缩财政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结构,以经济总量为调控目标的财政支出扩张应当尽可能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进行诱导,而不应该再以财政收支增量的直接经济增长效应为主要目标。  

    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的诱导作用取决于财政投资的领域及配套政策。从总体上讲,政府对成熟市场或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所引致的企业投资规模非常有限,并且很可能造成显着的挤出效应。政府应当以潜在高成长产业的初始投资或者以潜在高成长地区的基础设施为主要投资领域,并配套以税收优惠、贴息、政府采购等产业或地区支持政策,带动企业资本跟随财政资金进行大规模投资。潜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存在投资门槛较高、市场难以预测或者技术风险较大等显着风险,其高成长性仅仅是企业投资获得的风险溢价,导致企业自发投资规模较小、在该产业或地区的资源配置不足。所以政府的初始投资实际是对企业投资的风险补贴,能够使企业在高成长产业或地区的投资获得超额回报,从而政府投资可以形成显着的诱导效应。  

    (三)转型期控制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选择  

    转型期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两种成因:一是经济过热、投资需求过剩引起的通胀压力;二是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在货币政策之外,必须非常重视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化财政政策以达到控制通胀压力的目标。  

    投资需求过剩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投资过剩由地方政府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内资企业的过剩投资造成,其显着特征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投资效率低下。外部投资过剩在近期主要由我国资本市场繁荣、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引起热钱流入导致流动性过剩引起。对于后者目前主要由货币政策加以调控,对于前者则必须区别投资主体采取不同的财政调控政策。近期地方政府基本建设投资的相关收支可以概括为土地财政,必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规范完善加以约束,包括在预算管理体制方面将土地财政纳入地方预算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规则,规范土地出让金支出范围,同时提高各级财政公共服务的支出强度,压缩经济建设支出。针对内资企业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过剩投资行为,则应当以政府投资、税收优惠、贴息以及财政补贴等手段分产业进行结构性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培育新兴支柱产业部门。  

    高能耗和高资源消耗的经济结构决定了在全球能源和资源短缺、价格持续上升的背景下,我国面临持续的成本推进的通胀压力。同时由于长期的石油价格补贴,使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倒挂,成品油价格没有充分反映能源的稀缺性,从而成品油价没有形成对高能耗产业的抑制,也没有形成对节能及新能源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有力推动。在近期全球市场高油价和矿产资源价格持续上升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推动国内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市场化定价以抑制高能耗、高资源消耗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结构化政策推动产业升级来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水平,减轻成本推进型通胀压力。  

    三、推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我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在于同时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追求,即在体制转型和经济总量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占据稳固而有竞争力的地位,实现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一)财政政策应以推进根本性经济结构转变为重点   

    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若干根本性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这也决定了财政政策的重点。首先,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供给结构;必须增强科技创新、生产率提高以及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提高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的总量和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的比重,并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其次,必须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使金融、技术等现代服务业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产业,并在全球产业链中稳固地占据高端环节。再次,必须调整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使国内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均衡;在现有基础上必须显着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四,必须促成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更为均衡地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显着的地区差异。第五,必须保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必须在效率基础上,通过制度化的再分配调节,实现收入财富分配的相对公正,使社会公众共享经济发展的福利。   

    (二)推进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及其原则   

扩展性财政政策篇7

积极财政政策本意是要通过加大支出来保增长。为此，国家财政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因此，应考虑适度控制支出扩张度。其中要注意的关键问题是，在减税增支的背景下，增支的资金来源只能主要依靠发债，但政府举债毕竟是权宜之计，应尽力控制债务规模。

一、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我国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要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各年财政支出增长率保持在16%以上，1997年财政赤字达到582亿元（当时历史最高点）。前几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财政支出增长率年均高达19%，20xx年～20xx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xx多亿元。指出这点，是想强调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反而倒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的是如何做到财政收支相对平衡，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现在所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国家财政要着眼全局和长远而更加“积极”，要承担更多的财政风险。同时，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一方面延续稳健财政政策的着力点，继续加大对事关百姓生存和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的投入，另一方面则要较大幅度增加经济调控性支出。换言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绝不意味着放弃支出结构调整，反而是要通过再度加大支出规模扩张来加速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薄弱环节中的问题。

二、适度扩张财政支出当前我国运用支出扩张手段刺激经济增长，本意就是要让支出超过收入，就是要承受赤字可能带来的“成本”。但面临的难题就是如何掌握支出扩张的“度”。为此，有必要确立从全局着眼分析支出扩张可行性的思维模式。所谓从大局着眼，是指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具体说，当前我国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四大手段同时取向扩张刺激经济增长，自然连带出各个手段如何相互呼应问题。事实上，这些手段同时启动后，内在的呼应性已经产生，这是一种客观规律。因此，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其他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其他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1．货币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货币供应扩张和财政支出扩张是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两大手段。当总供求处于较低水平时，这两大手段的共同目标是把需求先行拉高，反推供给扩张，最终把总供求抬到高点。但是，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货币供给扩张与财政支出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有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谁也承受不起。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财政支出的扩张从初始角度看，是对存量货币的调动，其途径有两条：一是增加税费，二是发债。特别是后者，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

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支出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刺激有两点优势：一是见效快。货币政策扩张时，货币供应扩张要有一定的时滞，因为贷款需求受多种因素制约不一定能立刻膨胀，特别是在经济下调期，投资者预期利润率偏低时，即便利率下调，也不会即刻贷款投资，同时消费者预期收入增长慢也不会即刻贷款消费。相比而言，财政政策来得快，因为支出一旦扩张，资金随即落到项目上和消费主体身上，很快会转化为投资品和消费品。二是针对性强。货币供给扩张时，所有经济主体都有可能利用利率下调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即便是不受产业政策鼓励的投资，也享受同等的优惠。但财政支出扩张则不然，支出是有倾斜点、有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经济主体都可以利用这一机会，也就是说支出扩张是一种结构性刺激。可见，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致基础货币供给扩张

当前我国力度空前的货币政策，直接释放了大量货币。20xx年12月贷款增长7800多亿元。截至20xx年12月末，我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已达46.62万亿元，释放1个百分点就是4600亿元。20xx年贷款余额达30.35万亿元。就目前的货币存量推算，如果20xx年 贷款余额增长20%，那么，新释放出的货币至少上6万亿元，贷款规模将达近40万亿元。中国一直是一个流动性充裕的国家，贷款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高达100%以上，货币供应量（m2）占gdp的比重高达150%以上。按照现在的政策思路，这两个比重数值在20xx年不会降低。显然，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

货币供给的大幅度扩张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了限制作用。首先，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投资主体的投资需求冲动从未减弱，前期贷款利率高达7.47%时，贷款需求仍在增长，当前利率下调恰好迎合了投资主体的要求。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根本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其次，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股票发行、严控企业债券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利率下调恰好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

再其次，货币供给急剧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证券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现在我国为刺激消费大幅下调消费信贷利率，已经显现出了刺激消费扩张的效力。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总之，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显然，货币政策不是没有作用空间。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这不能说是弊多利少的事情，恰好能够自动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

2．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政策对财政支出有着多重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既会通过贸易结算价格体现出来，也会通过汇率变动对实体经济状况的约束体现出来。步入本世纪之后，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现已达到60％多，财政对外依存度相应提高，20xx年进出口环节税收占税收总额比重达15％。

近年来，人民币总体上说处于升值势态。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础货币膨胀压力，对实体经济运行也产生了多重约束作用，并传导到了财政运行，对财政收支已经形成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人民币升值同比提高了出口货物价格，在当前世界各国经济普遍萎缩的形势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口困难。就出口而言，人民币升值直接形成了两种减收：一是货物出口下降会减少出口企业的部分流转税和企业所得税；二是在出口下降的形势下，为了刺激出口，我国连续提高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实际上是要抵消人民币升值和成本上升形成的出口价格上升效应。为此，财政要减收5000亿元以上。然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我国一些产品对外出口占总销量的比重高达40％以上。如果外向型企业的出口产品找不到出路，那么数千万人的就业就会受到冲击。为此，我国必须运用财政支出手段来支持外向型企业的产品转为内销。当前“家电下乡”正在全国推开，政策着力点就是扩大内需，客观效应则体现在为家电企业外销转内销创造条件。

其次，人民币全面升值致使用美元、欧元、加元、澳元等各种国际化货币结算商品的进口价格同比例下降，这将直接导致进口环节流转税减收。20xx年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调，但货物进口规模仍处于扩张势态，达1万多亿美元。从货物进口结构角度看，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商品是能源、资源型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前期进口环节税收大幅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狂涨。20xx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加速回落，现在有些商品价格已被“打回原形”。但此时，人民币升值开始全面化，原来处于低汇率的货币如欧元、英镑、加元等开始加速升值。必须肯定，这一基调与保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是高度吻合的，但客观上却造成了进口环节税收的减少。此外，人民币升值，实际上又强烈刺激了服务贸易的进口。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人民币升值会加大逆差额。从财政角度看，服务贸易进口额扩大，会使一部分税收流到国外，反过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服务贸易出口。突出的表现是人民币升值刺激了国外旅游人数和留学人数增加，从而使消费性税收流到外国。

显然，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长难以再依靠人民币对外币的低比值，而是要寄希望于进口增长形成的消费进步和供给增长。同时，财政支出不可避免地还要加大力度支持出口结构调整，使中国占领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目标市场。

3．投资政策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增长下滑，我国再一次走上了主要依靠投资扩张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本轮投资扩张政策有三大特点：一是规模大。继20xx年11月中央政府宣布4万亿元投资计划之后，各省纷纷跟进，目前宣布的投资规划已突破20万亿元。二是结构转变明确，向公共产品供给倾斜。三是把宏观调控和长期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比如铁路建设投资和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投资。

如此庞大的投资计划显然不是政府独家能完成的。现在利率下调、放松价格管理、调整利率政策实际上表明政府希望引导社会投资尽快跟上，遗憾的是按照市场动向办事的社会投资主体并未“奉命行事”，跟进快的只是国有企业，其中电网、铁路、通信等垄断部门表现最为突出，但这些企业的投资一部分又来自于国家预算。

就目前宣布的政府投资规划而言，大幅度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是必然的，但难点在于如何扩张。扩张财政投资性支出有四个途径：一是提高宏观税费负担；二是发债；三是调整支出结构，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四是直接向中央银行借款，增发货币。从现在的制度安排主基调看，提高宏观税费负担肯定是行不通的，可选择的是后三个途径。

从现实情况看，通过加大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扩张投资性支出余地很小。目前投资性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接近40%，其中80%多用于公共产品供给，直接流入企业产品制造和销售的资金很少。为刺激经济增长，大部分国家政府都要增发国债，事实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由于公共福利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早就走上了发债度日的道路，当前这些国家最大的麻烦就是面临经济衰退还要再增发公债，新旧债务叠加出路难寻。在债务发行方面，我国一直比较谨慎，1998年采行积极财政政策，随后几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急剧扩张，1998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使国债依存度超过了10%。应该承认，当时这种主动扩张债务的决策确实是理财观的转变，因为之前总是被动举债，这次明确说要利用债务扩张来调节经济。如果说积极财政政策有何新意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新意，表明中国政府抛弃了年度平衡的理财观念。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财政赤字合计9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3%以内。这个赤字规模创出了新中国60年的最高记录。政府报告还指出，国务院同意地方发行20xx亿元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列入省级预算管理。

为应对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的影响，解除投资抑制确属明智之举，适度加大政府投资性支出是必要的。但应该注意的是投资规划的确定要与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结合起来。目前在投资管理权限方面已再度向地方放权，然而更为核心的是要进一步改革投资决策机制，其中涉及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要打破一届政府做一轮投资规划的做法。应认识到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属于全局性、长远性项目，涉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不能搞重复建设和推倒重来。二是确定政府投资项目决策必须把技术、公共需要和资金来源预算三者的可行性论证统在一起做。不能先批项目，再说资金来源。当前我国落实庞大的政府投资规划遇到的最大矛盾就是投资决策机制的宽松性与资金来源紧约束的对立。

扩展性财政政策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 积极财政 政策实施

    自90年代中期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民经济软着陆后,特别是1998年以来,针对通货紧缩,宏观经济形势发生的许多新变化,中央政府实施了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现已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为了更好地实施这一政策,发挥其更大的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及时对政策实施中的某些不足进行适度调整。这对于努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有效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一、今后一段时期要不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笔者认为,根据目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以及财政现状,财政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实施间接调控的重要手段,仍然有必要、也有可能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起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从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必要性看,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对经济增长进一步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的供求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初步实现了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有效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已成为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所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企业经济运行困难,生产能力普遍过剩,造成部分资源大量闲置,因此调整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拉动内需显得十分紧迫。

    1996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采取各种政策手段,如多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了信贷规模控制方法等等,然而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由于经济结构扭曲,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效果不很理想。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税收,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就能对投资和消费需求产生及时而直接的扩张效应。时下,虽然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民间投资和对居民消费需求拉动不很明显,启动内需的效应在减弱等等,但这只能说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时间还不够,只能说明实施政策的方向、重点应作适度调整。在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在暂无有效手段刺激消费需求扩大的态势下,继续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当加大实施力度是十分必要的。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在增量上有效地解决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况,其形成原因固然与总需求不足直接相联,但深层次的根源仍离不开结构问题。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更偏重于经济结构调整,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可通过财政收支的调节,从财力上对投资方向、重点、规模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在增量上对经济结构调整起宏观性、导向性的作用。三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能较好地规范财税分配关系,从分配上拉动内需,启动经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中存在的诸多不利于经济高效运行,不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障碍。例如可通过税收返还等手段,调节地区间的财政收入,支持落后地区的发展、解决地区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通过社会再分配的调节,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对社会上低收入者、低收入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和救济,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既起到扩大消费需求,又起到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作用,这些都符合经济集约型增长的内在要求。

    其次从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看,增发国债是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内容,这就决定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可能性很大程度取决于国债规模是否控制在适度区间内,我们可从决定国债承受力的两个重要的指标作些具体分析。一是国债余额占财政支出的比率,经济学上称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1992年为24.59%,1996年上升到53.55%,1998年又升到60.39%,这个指标已远远大于国际警戒线,意味着驾驭宏观全局的中央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来自发行的国债。另一个是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统计学上称国债负担率。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发达国家的国债余额最多不能超过半年GDP的45%,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一般为45%左右,依此测算,国债余额大体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总额,这是公认的国债警戒线。我国的财政收入(包括预算外财政收入)也只占GDP的20%,因此我国国债占GDP的比重,最高以不超过20%为宜。据测算,我国1991年为5.41%,1996年上升到5.6%,1998年又升到10%,低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比率。前一指标说明我国财政运行风险加大,财政形势较为严峻;后一指标显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继续实施的空间,财政形势有相对宽松的一面。如果考虑到国债余额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国债的数量界限的,这是一个更为全面、综合地反映一国举债潜力的指标;考虑到国债余额较低情况下出现债务依存度偏高的情况,是与现行体制和政府财政分散程度等特殊因素相关;再考虑到目前我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居民储蓄总额有近6万亿元,相当部分未能转化为投资,在通货紧缩的态势下政府通过发债方式向银行借款,不但可解决政府建设资金不足问题,还可有效解决金融机构无法扩大高质量资产问题。鉴于上述思考的理由和根据,笔者认为,通过利用国债,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可行的,这一政策仍有一定的拓展空间和回旋余地,我们必须以适当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拉动经济增长。

    二、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政策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重研究政策实施效应。

    根据1998年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状况,目前财政政策的取向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注意投资与消费双向启动。前一阶段,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的重点是投资需求,选择了基础设施为投资对象,现在看来需要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结合起来,实行双向启动。因为在促进GDP增长的三个因素中,消费拉动最为重要。有关专家对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的拉动因素作了统计计算,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在60%左右。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取得多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居民消费需求的扩大。中间需求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作用,取决于最终需求状况。如果最终需求一直疲软乏力,不能有较大幅度地启动,即使有再多的投资也发挥不了作用。

    针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态势,注意到消费的不同层次,以及农村消费的巨大潜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刺激消费需求的扩大,可供选择的政策措施有:1.调节收入分配关系,增加行政事业单位中低收入者工资。适当降低企业流转税税率,增加企业所得,提高职工收入,从而扩大消费支出。2.增加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职工退休费支出,必要时可发行专用于社会保障的特种国债。3.减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对城乡居民购买汽车、住房的消费支出,减征个人所得税。4.积极做好准备,对居民储蓄存款开征利息税。5.适当加大政府采购力度。6.继续加大政府对教育的投资,扩大居民的教育消费。

    二是逐步解决好财政分配中“越位”与“缺位”问题。可考虑做这样几项工作:1.努力减少膨胀过度的行政管理经费,这方面的开支漏洞较多、浪费很大。可利用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的机会,努力加以调整缩减。2.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逐步减少巨额的企业经营性亏损补贴。同时进一步理顺和改善农产品供求关系,减少价格补贴。3.随着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逐步退出经营性领域,对一般的经营性领域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政府的作用是加强引导和监督,并为之创造公平而宽松的发展环境。这样通过“压、减、退”的途径,卸了部分财政包袱,就可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财政投资提到更靠前的序位上,投入较多的资金。当前主要用于公共工程开支,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又必须看到,随着市场体制、技术条件的变化,教育、医疗保健、公用基础设施等准公共产品两重性,将带来许多新技术、新开拓的空间。特别是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的挑战,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显得愈益重要,如何使政府的财力与民间的财力在发展科学与技术方面更有效地结合运用,应该成为财政政策一个重要取向,认真加以研究实施。

    三是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应作适当调整。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政府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因此上述六个方面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一些规模大、周期长的工程项目,应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资金,力争及时、高质量地建设好。但必须指出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不能忽视支柱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固定资本的更新。原因在于:第一,社会规模的固定资本的更新是拉动经济走出低谷、摆脱衰退,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方向演变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我们不把投资的重点适时转向技改和设备更新上,即使速度暂时上去了,也很难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第二,加大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的力度,是由我国现实情况决定的。我国的基础产业和技术产业现有设备陈旧、技术落后。所生产的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不迅速改变这种状况,我们无法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第三,加大技改力度,创立名特优产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增加对外贸易,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大力发展进出口贸易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我国出口商品多为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商品。在未来世界市场更激烈的竞争中,这些商品很难有立足之地,出口额很难有大的扩大,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大技改投入,搞好技术改造。基于上述考虑,当前财政支出结构应作适当调整,可采用财政贴息政策和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实施较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还可考虑对于企业以利润或红利进行的技术改造,予以税收减免,适当调整目前足额征收所得税政策。

    三、根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实际工作中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