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30 11:27:22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汉初政治；统治政策；与民休息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253-02
一、“与民休息”政策概述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政治，其主要特点就是“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汉代“无为而治”的典型代表当推曹参。惠帝元年（前194年）曹参为齐相，他在治理齐国的指导思想上就是按照盖公的“黄老术”而进行的。对于其就任齐国宰相的9年，一些史料曾对曹参为相的影响有着这样的记载：“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后来，萧何去世，曹参继任汉相国，也是用在齐国的办法治国，“出入三年”，“天下俱称其美”。以上就是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的影响
曹参为政的要领就是“休息无为。”所谓“休息无为”包括下列几个内容。
遵循旧制，举事无所变更。曹参为相时，无所建树，一切皆遵循萧何所制之法，不加变更。这是适合刚刚稳定下来的汉初社会情况的。经过长期战乱后，人们需要安定，不希望无休止地变动。所以，曹参无所改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少干预属下事，无扰民。曹参代萧何为相，当他要离开齐国奔赴长安之前，对接任齐相说：“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这是他唯一的嘱咐，意思是说，“不必干涉下属的活动，不要过细苛察”。
择吏以“厚重长者”为标准。曹参对下属官吏不究细过，这也是对秦“专任刑罚”矫枉过正的做法。
这些做法对刚刚“离秦之酷”的百姓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史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以曹参为代表的一批统治者，皆是这样“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从而形成了这一时代的政治之风。
二、汉初“与民休息”政策的具体表现
（一）皇室带头躬休节俭
汉初的几代皇帝和皇室，大多都注意节俭，一反秦代皇室穷奢极欲的奢华作风。从汉高祖刘邦时期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到惠帝以后，在“黄老政治”的影响下，几代皇帝和皇室都比较注意节俭。惠帝、吕后及景帝皆皆无过分铺张之举，形成节俭的风气，尤以文帝为甚。文帝在位23年，史称其“宫室院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斤，觉得花费太高。所以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结果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纹秀”，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
（二）“轻徭薄赋”，鼓励农耕
因刘邦称帝后“量吏录，度官用以赋于民”，所以汉初的田赋、租税较秦为轻。这期间，国家规定的田租一般均在“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之间。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还免除过一年的田租。减免田租，主要受益者当然是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但自耕农的负担也相对减轻。封建政府从土地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收入与后代比起数量少得多。赋税收入“岁不过数十万石”，比起秦代的竭泽而渔式的压榨，更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除田租以外，西汉政府还有其他的收入。据现有资料可知，至少当时还有以人口为征收对象的口赋、算赋、军赋、更赋等等。不过，这些赋税在文帝和景帝之时也都有所减、免。如算赋是在高帝四年（前203年）时开始征收的，当时规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至文帝时算赋则由120钱减至40钱。无论如何，比起秦代“头会箕敛”的赋税压榨，汉初是轻得多了。
“轻徭薄赋”还表现在对徭役的征发有一定的节制。如惠帝时修长城征发徭役一般均利用农闲的时间，每年不超过30天，以不误农时。所以，长安城的修建历时6年才完成。文帝时还多次下诏奖励“孝悌、力田”及救济鳏寡“赈贫民”等。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三）轻刑慎罚
汉初的法律比较简单，刑罚也比较轻简。刘邦入关中时“约法三章”，建立统一的西汉王朝以后，丞相萧何“作九章律”成为西汉法律的基础。不过，汉初的律令远比秦代的宽简。据记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所以，其礼仪“大抵皆袭秦故”，“少所改变”，而其刑法可能改变较多，许多不“宜于时者”就被汏除了。
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还不断地对秦的“苛法”加以汏除，故史称这一时期“约法省禁”。如高帝时，萧何定律令就已“除参夷，连坐之罪”即废除“族刑”和连坐之法。惠帝四年（前191年）又“除挟书律”，也就是废除秦律中“挟书族者”的苛法。高后元年（前187年）“除三族罪妖言令”，“族”刑早在萧何定汉时就已宣布“除参夷”，可能是并未真正废除，故至高后时又不得不重申。“妖言”指“过误之语”属于言论罪，在当时也被视为“重酷”之法，“皆除之”。文帝元年（前179年）“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文帝三十年下令“除肉刑”，即将黥、劓、刖左右肉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景帝元年（前156年）又将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景帝六年又将笞三百为二百，减笞二百为一百。同时，又规定笞刑所用的箠：“笞长五尺，基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毋得更人。”景帝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改革，如中元二年（前148年）二月“改磔曰弃市，勿复 ”。此外，还过一些赦免死罪的诏令。
不可否认，汉初“约法省禁”的记载，与实际执行的情况当有一定距离。但是，在“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的指导下，汉初的统治者毕竟注意了“秦以刑罚为巢”，“秦二世尚刑而亡”的可怕教训，相信“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的道家学说，力图减轻刑罚。因此，在惠帝、吕后时“刑罚用稀”，文帝即位以后，史称“禁网疏阔”。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下，选用执法务宽张释之为廷尉，“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景帝时仍遵循文帝时为政的方针“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这种局面与秦代比较，应该算是轻刑慎罚了。
除此之外，汉初还不断宣布免罪、赦死、“矜老弱”等诏令，尤其是在文帝、景帝时期，统治者标榜“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社会呈现一片稳定、升平景象，所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这就是史称的“文景之治”，是“与民休息”的直接结果。
三、“与民休息”政策的影响
在“与民休息”的政策指导下，经过文景二帝41年的治理，迎来了西汉初年的太平盛世，农民负担大大减轻。从汉高祖即位（前202年）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前后共62年间，西汉王朝实行的是中国古代堪称典范的轻徭薄赋政策，这一时期百姓的负担是最轻的。从文帝十三年（前167年）起，又连续免除全国田赋长达11年。在这期间，农民来自于因缴纳农业税的负担就不再存在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西汉前期70余年农民的负担一直是很轻的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事实证明“与民休息”政策符合西汉当时的社会现状，对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政权进行巩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使得自西汉后的各王朝纷纷效仿，为巩固政权提供方法。
首先，由于长期受着“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豪强集团财富集中，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由于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国家对经济领域干涉很少，尽量去影响社会的生产流通。在汉初豪强集团财富开始集中，土地兼并初露端倪，如汉初丞相萧何强买民田为子孙置业。到成帝时这种这种现象日益严重。皇亲、国戚，地主和豪强，依仗政治和经济特权疯狂兼并农民的土地，加速了农民的破产；此外，由于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统治者奉行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造成了史治败坏的现象。曹参为相时，终日饮酒不理朝政。见人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皇帝和大臣都奉行无为，不宜太多过问政事，致使官吏大多消极苟安、渎职怠工，官场上贪污受贿盛行。
通过以上对西汉初年“与民休息”政策的简要分析和阐释，笔者认为，一方面，“与民休息”政策的实施，使西汉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全面回升，社会安定，人民负担进一步减轻，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是汉初统治者鉴于秦朝亡于苛政和峻法的教训所做的积极有为的政策调整，实施较为开明的政治。这一政策的实行同时也为日后汉武帝的大一统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此政策实行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是地主阶级要求长治久安的意志表现，一些看来对民有利的措施，其实对地主和商人更为有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之，西汉初期所实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是有利于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它虽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会存在一些轻微的瑕疵，但从整体上看仍然是一个有利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积极政策，具有历史进步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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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合流
秦代的以法为尊是文化合流的急先锋，但过度的依赖法，专用刑罚，以吏为师的做法，再加上苛政暴政，引起了秦末农民战争。继秦之后的汉王朝，面临大一统的政治局势，也开始探索一条文化合流的道路，为政治一统提供理论依据。
一、汉初“无为”政策与诸子复兴
汉王朝初建，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为适应汉初稳定政局，巩固政权，恢复发展经济的需要，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汉代的统治者积极吸取秦灭亡的经验教训，加之汉初上层领导集团崇奉黄老之学，努力推行清静无为的政治方针，减轻赋税徭役，与民休养生息，以求稳定新生王朝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在文化领域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改变秦王朝以法为尊，禁绝百家的极端局面，这一举措对诸子学说的复兴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初的“无为”政策对汉初政权的稳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等有重要的作用。
二、削弱诸王与“七国之乱”
汉初，由于分封异性诸侯王，导致当时汉朝的半壁江山是由异姓诸侯王国把持，造成地方上呈现尾大不掉之势，政令不能有效行于全国，这与专制皇权直接矛盾。于是刘邦从公元前201年开始了翦灭异姓诸侯王的事业，那些曾与刘邦患难与共的战友、功臣接连魂归地府，只有异姓长沙王吴芮独存。当时刘邦在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时，认为秦之速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秦始皇没有学习周朝分封同姓子弟建立王国“以蕃屏周”。[2]所以刘邦一方面着手削弱和去除异姓诸侯王势力，另一方面又着手分封同姓诸侯王，建立同姓诸侯王国。
文帝时期的贾谊深感同姓诸侯王存在的种种弊病，威胁王朝统治，于是就向文帝上《治安策》，力陈自己“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3]贾谊建议文帝将王国分割为众多小国，以削弱其力量，但文帝未予采纳。
景帝时期的晁错又向景帝上《削藩策》，说到不管削藩还是不削藩，当时的诸侯王迟早都会谋反，若是早削，则危害小;若是不削，则危害大。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景帝采纳削藩建议，引发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同姓诸侯王联合叛乱。景帝此时害怕，听信袁盎斩杀晁错以平战火的计策未果。最后，由太尉周亚夫率军平定叛乱。
从此，西汉王朝实现了政令统一，国内的各项矛盾也趋于缓和，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汉朝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政治再次走向统一，为武帝时期的文化合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打下根基。
三、汉武帝的“有为”政策与独尊儒术
汉初“无为”政策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统治者采取的治国方针。随着汉代中央集权力量的增强，经济的恢复发展，政治秩序的稳定，“无为”政策不再适用，需要一种融会百家的新文化来为西汉的统治服务。
汉武帝身俱雄才，崇尚儒学。但当时是由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掌权，严重限制文帝、景帝以及朝臣在儒学上的成就;在崇尚黄老之学的窦太后去世后，武帝于是再次举贤良对策，招纳良臣。儒生董仲舒以精辟的议论在诸生中崭露头角，引起武帝的关注和重视。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后来者对董仲舒这一理论的简明概括。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学习秦代简单粗暴禁绝百家，以法为尊的做法，而是不以官方的名义传播儒家之外的诸家学说，即不立或不增立除五经博士之外的其他博士官，由他们自行传播。如此，汉代的文化政策便与秦代的文化政策根本区别开来;西汉的统治者也并非单纯依靠儒术，只要有利于巩固政权，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学说统治者都会采纳使用。西汉实际上实施的是“外儒内法”，要求“明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3]，礼法并治，德刑兼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虽已提出，但还要将其贯彻实施，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置五经博士的建议，只增加儒学的五经博士，而其他诸家则没有，这明显告诉当时的人们儒学即将成为拥有独尊地位的主导性思想。对此，董仲舒强调“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2]董仲舒的这些话意思鲜明的表达设立太学的重要性，一方面可以为统治者培养治理国家的贤能，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太学，起到培养儒学人才，传播儒学，扩大儒学影响范围的重要作用。
总之，汉代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从汉初的以黄老学说融合其他诸家学说到汉武帝之后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收并蓄其他各家的思想学说的合流转变，其均以为统治服务为目的建立起相应的思想文化体系。汉代开创的儒家思想独尊的时代，为后来的各朝代所继承，延续了两千多年，也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乱纷争使得不同地区文化的出现流动交流，不同民族出现相互学习同化，秦汉时期的政治大一统诉求文化的一元化，出现文化大合流，不仅产生中华文化、华夏文化的雏形，也产生以华夏为主体的统一团结民族，为此后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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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3
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仍以《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最具代表性。三种阐述都是将以往的学术思想流派看作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有着同样的发生背景和学术目标，即各家都兴起于“周文疲弊”和都是“务为治”的。各家的不同仅仅体现在不同的方式和途径上，而这不同的途径也不是可以一概否定或者一概肯定，而要看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情况下加以运用。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价值和作用体现为一种更相嬗替的递进关系，不可以相互取消，只可以相互接替。
秦汉时期紧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而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展开的最重要的法、道、儒三家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在秦代、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期相继为用，前后嬗替，对当时社会作出各自的贡献，说明《庄子·天下》等关于学术史的理解是正确的。秦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法、道、儒三家相继为用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似已成为行之有效的规律。纵观历代政治得失，适时地完成法、道、儒三家政治思想的嬗替是王朝取得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
正文
一 法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的结合
虽然法家中的许多人物都与儒家有师承关系，〔注：除著名的韩非、李斯为荀子的弟子以外，还有战国初期在魏国活动的李悝、段干木、吴起等人，《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略同）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钱穆先生认为其言行近法家。见钱穆《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熊伟整理），载《古史辩》第四册下编。〕但是从理论体系上看，法家思想是由道家渊源而来的。《管子·心术上》及马王堆出土帛书《经法·道法》中都有“道生法”〔注：《管子·心术上》作“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的记载。在战国及汉初“黄老道德之术”和“形名法术之学”〔注：有学者称之为“新道家”、“道法家”。〕中，都有由道家思想向法家思想转变的倾向。道家学说中的“道”和“形名法术之学”中所讲的权、衡、刑、法、称、度等等，最初都是抽象的本体概念，是均平、齐一、普适的意思。法家从道家继承了“道”的概念，而使之与现实政治结合。道家追求天道的和谐统一，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法家则以“道”所生成的“法”为万物的纲纪，使一切事物都专决于“法”。另一方面，法家又通过“循名责实”的逻辑方法，使“道”、“法”等本体概念与具体的赏罚制度相对应，从而把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具体的律令。法家虽有兴秦之功，而卒使强秦二世而亡，尤其秦有焚书坑儒之举，故历来学者多轻蔑之。“道生法”的事实说明法家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境界也是很高的，与儒道二家一样具有学术的严肃性。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素有实行法治的传统。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死后，秦国实行法治的政策依然不变，秦国国富兵强，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最强大的国家。秦始皇时期，秦国继续实行法治政策。在秦国著成的《吕氏春秋》一书中的思想，以道、法内容居多。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集大成的学者，也被征到秦国。韩非的同学李斯，被任用为丞相，秦代的许多重大政治措施都出自李斯的建议。秦始皇当政时，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处理，甚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表现出极端的法家作风。秦统一后，秦始皇决定不再实行分封制，并决定焚毁《诗》《书》百家语，标志着秦代所实行的法家政策达到顶峰。
以时间先后而言，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派略早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注：参见陈鼓应先生近年的研究：《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但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早得以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却是法家。〔注：李悝、段干木、吴起等人在魏国的活动略早于商鞅在秦国主持的变法，但钱穆先生认为李悝、吴起等人在魏国的政治活动已不完全同于孔子所主张的“仁政”，见前引钱穆先生文。〕法家思想成为秦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以后，使秦国的国力持续发展，引导秦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大业，在战国至秦代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继法家之后，道家、儒家先后为汉代统治者所推崇，但后来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较之秦国推行法家思想还有所差别。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是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则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彻底法家化。〕从秦统一后各项政策制度的建立、君臣言论以及泰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等刻石铭文来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邹峄刻石：“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二十八年琅邪刻石：“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辑志。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务皆贞良。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二十九年之罘刻石：“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三十二年碣石刻石：“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三十七年南海刻石：“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秦代政治家对于当时社会政治蓝图的描绘是既宏大又理智的，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秦代政治的许多方面，都颇有可采，这一点已为汉代及汉以各代对秦的效仿所证实。转贴于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八人一起为秦始皇做寿。仆射周青臣颂扬秦始皇的功绩，有“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等语。秦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趁机劝秦始皇效法西周实现分封制，封宗室子弟和功臣作为中央政权的枝辅，以保障全国广大地区的长久安定。秦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建议：“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的建议为秦始皇所接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和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争鸣局面，至此都随分裂时代的结束而告结束。
在此以前，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已实现了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疆域东至海，南至北向户，西至临洮，北至河。郡县制是一种政令归一的制度，全国无论远近都由中央直接统治。这一规划是秦代法家所独有的，是只有法家才提得出和敢于提出的。虽然如此，归一的主题则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共同趋向，而禁《诗》《书》百家语的政策就是一种学术思想上的归一。废除分封制和禁《诗》《书》百家语同样是反映了秦代法家政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反映了诸子百家之学的必然要求。《庄子·天道》曾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庄子·外物》又说：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归一是目的，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是途径，归一的目的达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应该结束了。
秦用法治是从战国时开始的，但是，就在秦统一全国之时，社会政治状况便又开始变化，较之统一以前已有极大的不同。法家是讲“因”、讲“变”的，这时，全国统一以后的新的社会政治状况就要求秦代的统治思想要有一个从统一前到统一后的变化。统一前，秦国的政策是以耕战和兼并为主要目标的；统一后，则要求以维护统一局面和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了。秦代统治者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转变，结果导致了秦王朝的速亡。
法家政策在秦统一以后也有所增减，但却不是以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变化，而是统一再统一，造成过度的封闭。由奖励耕战、加强君权、制约大臣，转变为普遍的刑杀。所有事物都归结为法律程序，并尽可能地实施重刑。法令的约束从主要针对上层官吏扩大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秦二世即位以后，又进一步将秦始皇勤于理政、经常出巡的法家作风，转变为不见大臣的制御之术。结果是人人自危，刑戮相望。
此时，法家学说成为了秦代实行急政暴政的理论依据，助长了秦王朝的速亡。贾谊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贾谊《过秦论》）代表了汉初有识之士对秦王朝失败原因的普遍认识，是非常中肯的。
二 道家思想在汉初的实施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能够适应秦末丧乱、凋敝的社会现实，并且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道家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道家思想便取代了法家思想，而与汉初的现实政治结合，成为汉初的主导政治思想。
汉五年（前202年），汉高祖置酒洛阳南宫，与将相大臣一起总结汉朝所以得天下、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其后又在朝中与大臣进一步总结秦朝所以失天下、汉朝所以得之的原因，大臣陆贾等也多次提醒汉高祖以亡秦为借鉴。《史记》中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劝汉高祖要“变”，要由逆转顺，汉高祖接受了。
汉初大臣中，有不少是推崇道家的，也比较系统地接触过道家学说。如曹参曾学黄老于盖公，陈平少好黄老，田叔学黄老于乐巨公，直到汉武帝初期，仍有汲黯、直不疑、司马谈等人学习黄老学说。汉初皇帝、宗室、外戚中，汉文帝本修黄老，文帝皇后窦氏尤其喜谈黄老之学，连带汉景帝及太子、诸窦都不得不读黄老。侯王大臣的宾客之中，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纂成《淮南子》（《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其中以黄老道家内容居多。
曹参相齐时，召集当地儒生百余人，询问安集百姓的办法，儒生各持己意，曹参不知所从。后请来胶西人盖公，为曹参讲论道家“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治理论。曹参依照实行，相齐九年，百姓安集，齐国大治。萧何死后，曹参又继任为汉朝的相国，对萧何在位时所制定的规章惯例都不变动，专门挑选郡国官吏中诎于文辞的厚重长者担任丞相史，将言理深刻的属吏予以罢免，效果很好，百姓作歌称赞他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史记·曹相国世家》）。
汉景帝时，齐儒者辕固生为博士，在景帝面前与道家一派的黄生辩论汤武受命是非问题，发生激烈争执。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怒，命辕固入圈击彘（《史记·儒林列传》）。
到汉武帝初年，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帉为太尉，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一起推崇儒术，贬抑道家，引起窦太后的不满。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建议汉武帝以后不再向居住在东宫的皇太后奏事，窦太后大怒，责备汉武帝，迫使汉武帝不得不暂时取消尊崇儒术的计划，窦婴、田帉同时被罢免，赵绾、王臧下吏自杀（《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武帝纪》）。
这二件事说明了汉初儒家与道家的竞争，也说明了道家势力在当时的较大影响。
汉初五六十年间，社会政治比较安定，统治集团内部虽有“诸吕之乱”、“七王之乱”的事件发生，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不大；政治作风比较健康，统治者从皇帝宗室到群臣百官大多出身社会下层，生活散漫放任，缺乏人文意识；社会下层地主、商人对农民的兼并还不严重；中原内地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边疆平和，从而为道家政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先秦时期的道家有老子、杨朱、庄子、稷下黄老等流派。老子虽主张守一、无为、清静〔注：《庄子·天下》：“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却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汉初所实行的道家政治思想主要是由老子渊源而来的黄老思想，其中已兼容有名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各种观念，其总的思想是要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汉初以黄老政治思想为主导，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出了显著的积极效果，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从最初的“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逐渐恢复发展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
道家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政治生活日趋复杂，道家政治思想便不再能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终于被儒家思想所取代。长于抚治战乱后的创伤而不长于创造性的进取，致使汉初的数十年间各项制度多有缺漏，这是黄老政治思想的不足。
三 儒家思想在汉中期的独尊
儒家思想与汉代政治实践的结合，是在西汉中期。
汉武帝晚年，曾对大将军卫青讲到自己的一生事业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儒家政治思想便在这一内兴外作的政治环境下应运而起（《资治通鉴·汉纪》汉武帝征和四年）。
儒家政治思想作为西汉中期的主导政治思想，将汉代的社会政治发展推向了极盛。而在西汉中期的极盛局面结束以后，也仍然能够作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政治思想，历时久远，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儒家学说开创于孔子，又经孟子、荀子及众多儒家弟子的发展。先秦儒家学说是具有极强的人文倾向、社会政治倾向的学说，提倡中庸、博学、择善而从，善于汲取古代知识及百家所长。在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实行仁政、王政，取法西周初期的礼制。在汉代之前，儒家思想始终没能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结合。
到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得以成为汉代的正统政治思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儒家学说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与汉武帝时期加强君权、强化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不相矛盾。
但是儒家学说从春秋战国发展到汉代，其思想内容也已发生较大变化，而汉武帝推崇儒术的目的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利用的意图，并非遵循先秦儒家的追求和信念。这一点与以往法家和道家思想与政治结合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首先，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政治思想以后，已从原来的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转变为承认现实政治秩序，包括汉代君主的政治地位，即儒家已经从致力于政治革新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其次，汉武帝通过设立经学博士，为学习儒学的人大开仕禄之门，使得儒家学说风行一时。儒家学说体系内容丰富、广博，极其适合作为衡量一般文化教养和智力水平的样本，因而成为选官的标准。儒学对于汉代官吏的选拔也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已不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汉中期以后，儒学很快走上了章句训诂的死路，日趋繁琐僵化。第三，儒家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主要起一种文饰的作用，而不能直接推动政治的运作。在汉武帝生前，汲黯等大臣就已指出了汉武帝利用儒学粉饰政治的性质。第四，汉武帝以后虽然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并不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在政治运作背后，实际上是多采秦制，阳儒阴法，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在各项典章制度背后，实际上是多采阴阳五行，而以儒术为名义。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即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年，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董仲舒对策推尊儒学，建议以儒学统一学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得到汉武帝的赞许。
董仲舒先后三次参与对策，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引申论证。汉武帝在其策问中，首先提到帝王受命、上天降命的问题，说：“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其对策中，也讲到了“更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儒学并不可能对现有政体有所变更，而只能是为现实政治寻找“天人之征”。儒学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汉武帝进行君主专制的自信心，到太初三年（前102年）举行封禅时，汉武帝的态度已经是“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与初即位时有很大不同。
建元元年这一次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人数很多，丞相卫绾提出其中“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与贤良对策相配合，丞相窦婴、太尉田帉、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等人从政府一面推崇儒学，论及建明堂、设巡狩、改历、改服色等事。赵绾还将他的儒学老师申公迎到京师，其时申公已有八十余岁。但申公并没有对汉武帝有所帮助，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申公回答说：“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力行”之说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民重君轻思想，并非道家之语。《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但当时汉武帝正热中于“文词”，听了申公的话以后，默然无语，感到失望（《史记·儒林列传》）。
所谓“文词”，即指作为文饰的儒学。汉初不用儒学，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儒学繁缛难行，儒者文多质少。汉武帝即位后，多方延揽文学儒者，倾向于黄老的大臣主爵都尉汲黯曾当面指责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武帝利用儒学的性质（《史记·汲郑列传》）。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六年，窦太后死，田帉再度出任丞相。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并再次诏举贤良文学，仍由汉武帝亲自策问。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出任丞相，始为博士官置弟子，学成以后第其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等职。此后儒学利禄之路大开，公卿大夫士吏中儒学之士很快增多起来。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遵循儒家理论，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标志着汉武帝的功业达到极盛。儒家学说认为，圣人王者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以告天地。在举行封禅之前，汉武帝令诸儒采《尚书》、《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禅仪。诸儒各持一端，数年不就。其后汉武帝听取兒宽的建议，“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 。对于持有异议、认为不同于古的儒者，都予以罢免（《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史记·封禅书》）。隆重的封禅典礼就这样确定下来。汉武帝的这一做法，实开汉宣帝、章帝封禅“天子亲制临决”之先河（《汉书·宣帝纪》、《后汉书·儒林传》）。
汉武帝“独尊儒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儒法兼用。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惟一的正统政治思想，法家思想同时也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对现实政治政策只起一种辅助、维护的作用，所谓“独尊儒术”也只是名义上的独尊，法家思想才真实显示出汉代的政治本质。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王道、德教指儒家，霸道指法家，明确揭示出汉代自开国以来兼用儒法的事实。
史称“汉承秦制”，其中心内容就是承袭秦代的法家政治思想和在法家思想指导下所建立的一整套典章制度。楚汉战争结束，汉高祖即皇帝位，当时制度草创，仪法简约，武将饮酒争功，酣醉妄呼，拔剑击柱。叔孙通知汉高祖有厌烦之心，趁机上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及臣之弟子共起朝仪。”汉高祖问：“得无难乎?”叔孙通说：“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顺人情者也。臣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汉高祖说：“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汉七年（前212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十月大朝，按叔孙通所定朝仪依次行礼，文武百官莫不振恐，皇帝撵出，都俯首不敢仰视。汉高祖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孝惠帝时期，在开国战争、剪除功臣、诛锄诸吕等事件过程中，政策上必然地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当时具有儒者之称的人物，如陈余、随何、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人，实际上都长于权变，兼通百家。
汉文帝既修黄老，又好刑名。在削藩和平定七国之乱等事件中，也必然地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当时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如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又拜李斯的同邑、廷尉吴公为师；晁错“学申商刑名”（《史记·屈原贾谊列传》、《史记·袁盎晁错列传》），都具有法家色彩。
汉武帝时内兴外作，设立“中朝”，裁抑相权，利用儒学，重用酷吏，打击豪强权贵，严明吏治，设十三州部刺史加强监察，所有这些都带有法家特点。当时人物如公孙弘“学《春秋》杂说”，“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张汤以《尚书》、《春秋》治狱，儒法结合，时称“文法”（《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史记·酷吏列传》及《史记·汲郑列传》），同样都具有法家色彩。武帝以后，汉宣帝及东汉光武帝、明帝也都重用酷吏，长于以刑名绳治臣下。
汉武帝以后，儒学由于符合君主专制政体的要求，继续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被历代王朝尊为正统政治思想。同时，儒学的内容与组织也逐渐趋于僵化。汉代昭、宣、元、成、平帝时期，太学五经博士及弟子员数屡有增加。平帝时期，儒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东汉时期，光武、明、章、和帝也都推崇儒学，经常亲临经学，章帝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汉经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白虎观会议，宗室外戚也有教授子孙讲习经学的风气。东汉置经学博士十四员，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经学大师如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何休、服虔等人，都出自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梁太后诏令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吏都必须遣子受业，太学生员多至三万余人。
儒家等学派在先秦时期就有以上古原始民主制作为理想的政治模式，对现实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的思潮。这一传统到西汉时期仍然流行，并且随着皇权的加强、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而日益突出出来，到西汉末年，就产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和王莽的改制。在王莽的新朝所实行的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禅让制和井田制，限民名田以均贫富。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理论解释天人关系。到西汉末东汉初，谶纬之学又产生出来，成为儒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谶纬以超自然的神话传说和预言为主，其中有不少是对历代帝王兴废的预言。史称汉光武帝建立东汉，曾得到《赤伏符》的预示，汉光武帝即位后，酷好谶纬，使得谶纬在整个东汉时期都很流行，形成普遍风气。谶纬的出现反映了儒家经学的没落，为此，儒家学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都对谶纬进行了批驳，代表了东汉儒家学者中反对俗儒、要求对儒学进行重新认识的一派。
东汉后期，政治上日渐腐败，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在士大夫和儒家学者中，产生了清议的思想潮流，对政治上的弊端进行议论和批评。与此同时，崔寔、仲长统、荀悦等人也著文立说，对各种政治弊病进行比较系统的批判，形成了东汉后期具有特色的自由政论和社会批判的思潮。
四 法道儒三家政治思想依次嬗替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但特点又极不相同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文化方面最为灿烂的时期，秦汉则是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最为饱胀的时期。（注：可参看陈启云先生的观点。陈启云先生认为，先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光辉灿烂时代，而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上看，两汉却是古代中国文化极为光辉灿烂的时代。“汉代政治可以说是远古周代的理想（儒家对周代文化的理想化）和近世秦法家的现实（战国时期的变法改革）二者的折衷调和。由于有了这一基本态度和精神，才能综合了中国境内各地区、各阶层的文化传统，融合为四百多年的汉代文明；而在汉朝覆灭以后，更延绵为二千多年的汉文化传统。”见陈启云《两汉思想文化史的宏观意义》，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思想文化是一种源头，政治社会生活是一种过程。源头代表理想，而理想的源头必须有待于实际过程的伸展。
秦汉时期紧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而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展开的最重要的儒、道、法三家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法、道、儒相继为用，前后嬗替。三家各有其时代依据，又各自对社会作出贡献。秦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法、道、儒三家相继为用的现象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似已成为行之有效的规律。这些现象本身已具有一种历史哲学的含义，是研究政治思想史极可注意的。
近代以来诸子学极盛，学者每于儒、道、墨、法各家探索渊源，比较异同，有所好恶则加以批评。但是早在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是另有思路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仍推《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注：班固之说取自刘歆《七略》〕三家。转贴于
《庄子·天下篇》：“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司马谈《六家要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汉书·艺文志》：“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4
1.“秦汉以后中国的皇权政体在其建立之初，是一项伟大的创制，因为它所取代和超越的，是以往那种狭蹙的制度模式。”以下能够证明此观点的是() ①结束封建政体，统一国家产生 ②官僚政治取代贵族政治 ③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④三公制度确立，权力制衡机制形成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答案 A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秦汉时期政治制度的有关内容。本题宜采取排除法，④前半句正确，后半句错误，秦汉虽然确立了三公九卿制，但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秦汉并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因此排除含有④的选项，答案为A。 2.中国古代，“天”被尊为神。秦汉以后，以“天子”自居的皇帝举行祭天大典，表明自己“承天”而“子民”，官员、百姓则祭拜自己的祖先。这反映了秦汉以后() A.君主专制缘于宗教 B.政治统治借助于人伦秩序 C.皇权至上促成祖先崇拜 D.祭天活动强化了宗法制度 答案 B 解析 从材料信息看，秦汉以后，以“天子”自居的皇帝祭天，官员、百姓祭拜自己的祖先，这都体现了“敬祖”观念，反映出人伦秩序对政治统治的重大影响，即政治统治借助于人伦秩序，故选B项。君主专制并非缘于宗教，故A项不符合史实;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就有祖先崇拜，故C项表述错误;皇帝祭天旨在通过宣扬君权神授维护君主，而非强化宗法制度，故D项不正确。 3.秦汉时期设立了朝议制度，凡遇军国大事，皇帝往往“下其议”于群臣，议定的结果，通常由宰相领衔上奏，最后必须经皇帝裁决，方能施行。这一制度() A.表明军国大事最终由朝臣议定 B.反映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 C.起到了限制、监督皇权的作用 D.有利于皇帝决策时集思广益 答案 D 解析 本题主要考查秦汉时期的朝议制度。材料反映的现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君主专制下的决策失误，即这一制度有利于皇帝决策时集思广益，由此可知D项正确。由“最后必须经皇帝裁决，方能施行”可知A项错误。B项与题干材料不符，可以排除。由“最后必须经皇帝裁决，方能施行”可见该制度没有起到限制、监督皇权的作用，故C项错误。 4.贵族能独立领土、领民，经济上完全独立于君主，政治上相对独立于君主，是能够与君主抗衡的政治力量。古代中国从社会结构上决定贵族阶级消亡的制度是() A.郡县制 B.察举制 C.科举制 D.行省制 答案 A 解析 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在社会结构上决定了贵族阶级的消亡，故A项为选项。郡县制取代分封制，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这样就催生了察举制和科举制，排除B、C两项。行省制与贵族阶级的消亡无关联，排除D项。 5.据《汉书》载：“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材料认为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A.巩固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 B.适应了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 C.消除了分裂割据的经济基础 D.适应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需要 答案 B 解析 从材料信息可知，战国以来，各国并立纷争，天下大乱;秦统一六国后，废分封、行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即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适应了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故选B项。A、C两项与史实不符，D项在材料中没有体现。 6.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有学者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中国历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这四个基础性制度，如四根“支柱”共同支撑起中央集权的“大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图示如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图中每项制度是如何加强中央集权的。 (2)结合所学知识，论述制度创新对王朝盛衰的影响。 答案 (1)郡县制度：地方官吏由中央任免，实现了中央对地方政权直接有效的控制;尊儒制度：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为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思想基础;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为中央集权扩大了统治基础;国有专营制度：有效控制国家重要资源，扩大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基础。 (2)要求：联系中国封建王朝盛衰的史实;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即可。 等次 论述 第一等 观点明确，有概括性表述;史实正确，并能充分支持观点;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第二等 观点明确，表述较充分;史实基本准确，尚能支持观点;论证较完整，表述清楚 第三等 观点不明确或无观点;史实不准确或未引用史实;表述不清 解析 本题考查中国古代的郡县制、儒家思想、科举制、官府专营制度，考查学生调动、运用知识论证、探讨问题的能力。第(1)问首先要把握住材料中四种制度所述的角度：政治、思想、人才、经济等方面，然后逐一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郡县制侧重从中央与地方的职权方面来分析，尊儒制度从加强思想控制方面来分析;科举制从扩大统治基础角度来说明;国有专营制度从政府财政角度来分析。第(2)问要列举中国古代王朝的具体史实，建议从秦朝、西汉、隋唐等朝代在这四项制度的具体体现方面来说明其对王朝盛衰所起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注意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必须要与观点一致。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5
刘邦建立汉朝，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如何统治这个国家，如何迅速地恢复社会的生产，成为了帝国统治者面对的严重的问题。然而在没有现成的管理制度下，西汉王朝沿袭秦制度也是在情理之中。“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班固的话说明了汉承秦制，使得汉朝初步完成了对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格局，基本奠定了西汉王朝的政治局面。
在西汉朝廷的统治阶层中，大多都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丰沛集团，如李开元先生所指出的：“可以说，由跟随刘邦起兵于沛县的沛县籍人所组成的丰沛元从集团，构成了刘邦集团的核心，他们人数最少，但地位最高”。这批军功贵胄们能够拜将封侯主要原因就是在汉初所实行秦制军功爵位制，朱绍候先生指出：“但他在消灭项羽统一全国后，就不得不以比较完备的秦国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来代替不够完善的楚国爵制。”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汉承秦制的一个方面。也因此构成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政治局面“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
也正是由于这些“布衣将相”拿不出来治理国家的策略，以陆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向汉帝国的统治者们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对汉初的政治起到深远地影响。陆贾第一个向高祖刘邦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章启群先生指出：“陆贾是针对汉初的政治需要提出具体政治主张和系统政治学说的第一人。”
在面对汉初“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陆贾便向高皇帝刘邦上书，历来讨厌儒生的刘邦大骂陆贾，陆贾则慢条斯理的给刘邦解释：“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一席话使得汉高祖刘邦无言以对，面露惭色。陆贾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所看到汉初的社会问题，上书高祖，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
1.1 顺应天道，给民生息
陆贾指出：“天生万物，以地养之，圣人成之，功德参合，而道术生焉。”笔者认为，陆贾对于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是自然之性，这种自然顺势的情形下，圣人才能建立功德树立基业，可以看出，陆贾提出的一种顺应自然的理想。所以，自然的有序，才能给人的生存提出一种社会的环境，“故曰：张日月，列星辰，序四时，调阴阳，布气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陆贾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道，笔者认为在当时的汉初的社会环境下，能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遵循自然之理，让人民修养生息。在这种顺应“天道”自然之生长的环境之下，也要引起对“人治”的理念，所以，接着陆贾又提出了所谓的“王道”理念。陆贾曾提到王道观点，笔者认为陆贾这样由天道推人道再推至王道，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为了刘邦统治服务，维护封建的制度，给汉的统治提供于理论的支撑。
1.2 反对暴政，力推无为
陆贾所由天道推至到王道，理论上是为封建统治打下基础。为汉家统治找到根基，在继而治理国家的时候，陆贾又提出了反对暴政，力推无为的政治主张。所谓汉承秦制，那么并不是汉继承了所有秦的东西，汉初，人们对秦亡的反思，也给汉初的统治者起到了惊醒，陆贾对此极力的反对苛政酷刑。对于秦的弊政，陆贾给出强烈的反对，在对于汉初的统治者来说，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去除刑罚苛政，给民生息与秦政背道。
1.3 君王尚德崇简
对于君王的要求，陆贾认为，君王不仅要无为而治，同时也要崇尚德政，“故性藏于人，则气达于天……道唱而德和，仁立而义兴，王者行之于朝廷，匹夫行之于田。”君王崇尚德政，对于国家社会以德政为本，使国家社会稳定发展，这一点也反映了陆贾把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相互结合。
2 刘邦推行与民修养生息的政策
天下大定之后，刘邦开始罢军士归家，恢复生产，大批出身农民的兵士回归到土地上，为了汉代农耕经济的复苏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同时“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项政策保护了广大的贫民百姓，使得有人身权利，使得他们能够重新的回到土地上，归政府控制下的编户齐民，这样政府就大大的掌握了人口，有利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在遵循自然之理的前提下，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条件。
2.1 任命遵循黄老无为的大臣辅政
在汉高祖刘邦即将驾崩的前夕，吕后曾经询问过后事的安排，史载：“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後，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从刘邦任命的大臣中可以看出，这些大臣大都是好黄老，清静无为，曹参为齐相时候，“其治要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治黄帝、老子之术”，可见刘邦安排的人员是能够继续维持汉代初期的黄老无为的政策，正如陈苏镇先生指出：“刘邦做出这样的安排，可能是想借黄老‘无为’之术使既定政策得以维持。”
2.2 汉文帝时期的减刑崇俭
汉文帝即位后，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政策，同时下诏减刑“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其除肉刑。”汉文帝也极力的推崇节俭，史载“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这些政策都是陆贾在其治国思想的体现，是陆贾崇尚节俭思想在汉代初期的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体现。
2.3 鼓励生产，减免赋税
汉文帝曾经亲自“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为天下先，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十二年文帝下诏“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这也极力的符合汉初的黄老无为政治主张，也反映了汉以农为本的国策。鼓励百姓努力生产种植，这对汉代的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楚汉战争；社会阶层；贵族；平民；中央集权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22-005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开启了秦末政治进程。这一时期，由于地缘性政治势力的整合，贵族势力开始形成影响力并迅速取代农民阶层，掌握了反秦起义的领导权，致使诸侯反秦起义演变为六国复国运动。秦王朝灭亡后，出身贵族的项羽与出身平民的刘邦逐渐成为两大敌对的政治军事集团。项羽出身楚国贵族，有着较高声望；刘邦出身布衣素族，得到了平民阶层的大力支持。二人不仅出身不同，处事风格也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构建新的统治秩序上，二人更是有着根本分歧。刘邦最终战胜项羽，再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是平民阶层的先进性战胜了贵族的落后与腐朽。本文着眼于秦汉之际的宏观历史背景，就其中若干问题展开探讨。
一、秦末六国旧贵族影响力的形成
秦汉之际，六国旧贵族拥有巨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是由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的。
所谓贵族，是商周以来形成的社会上层的统称，《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为王，下辖诸侯。”[1]122先秦社会是一个贵族等级社会，贵族拥有世袭的爵位和采邑，享受特权。如楚国封君之制，根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2]2394。黄现《唐代社会概略》对贵族的概念也有过论述：“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阶层，夏、商、周有之，魏、晋、南北朝，亦有之。前者之贵族，皆系公侯伯子男，以及诸侯之世臣。”[3]92
平民阶层最早是由西周时期“国人”演变而来，春秋以降，国人参与政治的程度得以提升，成为春秋时期影响列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了战国时期，国野制被郡县制取代，国人、郊人阶层演变为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列国先后推行的变法运动，使得贵族垄断政权的世卿世禄制先后在主要诸侯国不同程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平民为主体的官僚制度，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得军功地主崛起，成为战国中后期各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私学的兴起与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特别是“士”阶层的兴起，使得平民阶层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成为战国中后期社会结构的主体。
秦汉之际，面对反秦起义风起云涌的浪潮，以六国旧贵族为代表的贵族势力仍然发挥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领导反秦起义的中坚力量，这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秦王朝关东统治政策的失败
秦王朝建立后，如何制定政策，统治风俗制度、文化传统均与秦国不同的山东六国故地，统治集团内部有过争论。由于战国中期以来，以秦国为代表的关中地区与山东六国长期的对立情绪，并没有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而消弭，相反，由于秦王朝通过推行郡县、统一文字、严刑峻法、迁徙六国豪强等大一统措施，反而激化山东六国故地的反抗情绪。秦始皇去世后，东西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进而成为秦末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六国复国运动的兴起
《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天下苦秦久矣”[2]1950，秦王朝在关东的一系列政策没有协调好原六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秦王朝关东统治政策的失败，使得反秦起义爆发后其在关东的统治迅速瓦解。随着陈胜吴广建立张楚政权，反秦起义迅速演化为六国复国运动，因而原六国贵族依凭其旧有的社会影响力迅速形成势力。
（三）宗法制与地缘性政治势力的结合
地缘性政治势力的形成是秦末政治走向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随着战国各国开展变法运动，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贵族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宗法制度作为联系血缘、宗族的重要纽带，在秦末成为地缘性政治势力和贵族势力的重要基础。纵观反秦起义时期各主要军事集团，领导力量都是所谓豪杰、强宗、贵人、名族，这些力量都是原六国上层贵族势力，这些贵族通过宗法血缘，在东西方矛盾加剧时通过六国复国运动掌握了地缘性政治势力的领导权，而这些都是平民阶层无法达到的。
贵族的号召力也为当时社会所广泛认可和接受。反秦起义初起，社会各阶层纷纷起兵组成武力，而各路武装都在寻找六国旧贵族作为领导者，例如项梁项羽起兵江东后，东阳人陈婴也组织了一支两万人的武装，陈婴在听取其母亲的劝告后，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2]298秦嘉也拥立原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2]299。魏人周市也表示“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为王后乃可”[2]2589。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足见当时贵族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向心力。
因此，秦汉之际，在东西方矛盾交织、六国复国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原六国贵族阶层通过宗法制形成地缘性政治势力，在影响力和号召力上远远大于平民阶层。但是，由于战国以来士阶层、中小地主和农民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在社会制度和社会阶层已经发生改变的前提下，虽然贵族掌握了反秦起义的领导权，但是其主要依靠的力量却仍是平民阶层。
二、楚汉战争：新旧统治秩序的对立与冲突
秦王朝的统一，是战国以来局部兼并战争和局部统一的结果，秦王朝采取的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大一统的政治举措，也是战国中期以来封建化改革的继承与发展。秦王朝的统一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由于秦王朝统一之后没有及时转变统治策略，正如贾谊所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35，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关东六国故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天下苦秦久矣”，秦王朝的灭亡，是统治策略失当，并不是大一统政治的失败。
战国中期以来，各国通过封建化的变法运动，沉重打击了世袭贵族的势力，但是贵族仍然在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各国都保留有大量的世袭贵族，如楚国“封君之制”，各级封君的食邑仍然广泛存在。秦王朝建立后，为了强化大一统，增强关中的实力，采取迁徙原六国豪强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六国旧贵族的利益。因此，当反秦起义的主导力量由农民阶层变为贵族势力之后，以项羽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在新统治秩序的建立上采取否定大一统的态度，而希望重新构建战国时期的政治架构。
刘邦作为平民阶层的代表，其政治集团更多倾向于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早在刘邦攻破咸阳时，“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独（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2]2054。萧何在刘邦入关后，即开始收集秦丞相府的图册典籍，可见刘邦集团在灭秦后已经开始着手调整统治策略，为建立新的政权做准备。汉三年，郦食其曾劝刘邦“复立六国后世”，也被张良谏止。类似的史料还有很多，说明刘邦及其政治集团并没有将恢复分封制作为新的统治秩序，而是希望建立新的大一统王朝。
楚汉战争不仅仅是刘邦项羽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还是秦末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楚汉战争的结局，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刘邦战胜项羽，是平民阶层的先进性战胜了世袭贵族的落后与腐朽，是大一统历史大势的胜利。
三、项羽失败：贵族身份的双刃剑
项羽出身楚国贵族世家，是秦末贵族势力的代表。正如前文所述，贵族势力在秦末政治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陈婴曾言“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依名族，亡秦必矣”，这正是项羽的雄厚政治资本。项羽充分发挥了贵族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迅速成为诸侯联军的统帅，成为秦朝灭亡后势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具备了建立新统治秩序的条件。项羽最终战败，与贵族的腐朽落后、局限性以及推行分封制贵族政治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密切相关。
（一）项羽继承了贵族阶层的腐朽与落后
项羽及其集团势力的形成，得益于秦末贵族巨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但是贵族政治也是一把双刃剑，世袭贵族对平民阶层的轻视，导致优秀的人才不断流失。以韩信为例，韩信“无所知名，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项羽因为韩信地位低下并没有重视其才能，以至于原属于项羽集团的韩信、陈平等优秀人才纷纷投奔刘邦。
贵族的落后与腐朽还使得项羽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有着很大的随意性与局限性。项羽家族及其部下在政治斗争中更多强调道义而忽视利益。以鸿门宴前后项羽的决策为例，鸿门宴前一个晚上，项羽在得到刘邦军队中左司马曹无伤的密报后，作出“旦日飨士卒，为我击破沛公军”[2]311的重要决策，准备在第二天与刘邦集团决战。但是就在这个晚上，项羽的叔父、楚国左尹项伯却“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 [2]311，将己方重大军事情报提前外泄。项伯这样做的原因却是出于私心，如张良言：“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2]312项伯从刘邦军营回来后，面见项羽时言“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2]312。
分析这条史料不难发现，当项羽集团在作出消灭刘邦的重要决策后，作为项羽的叔父、楚国的左尹，项伯居然连夜前往刘邦军营，不但和盘托出本集团的全部决策，而且还与刘邦约为婚姻。项伯完全没有站在己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向对手出卖了项羽和自己。而他这样做的原因，却只是为了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也就是说，项伯将贵族知恩图报的道义看得比政治军事利益更为重要，这充分说明了贵族的落后与腐朽。面见项羽的时候，项伯居然说刘邦先入关破秦“有功”，发兵攻打他是“不义”。他再一次强调了“义”，就是在强调贵族的行事准则。项羽为此“许诺”，放弃了先前发兵攻打刘邦的决策。前后对比，项羽的决策如此随意，也正是贵族的行事风格。
此外援引两条史料作为补充。项氏家族作为楚国贵族，曾为项羽部下的韩信对项羽行事风格有过分析，认为“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2]2612项羽儒雅有风度，具备贵族的气质和礼节，受其影响，项羽的部下也大都注重道义和名节。钟离昧作为项羽帐下大将，他在项羽战败后投奔韩信，韩信面对刘邦的猜忌和压力，“汉王怨，闻其在楚，诏楚捕”，逼迫钟离昧自杀，钟离昧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2]2627钟离昧认为韩信非“长者”，而长者是指有德行的人，具备“义”“德”的人一般都拥有贵族身份，钟离昧受项羽贵族行事准则的影响，用道义来要求出身市井的韩信，自然只能落得自杀身死的结局。
（二）贵族政治的局限性：缺乏对不同文化的包容
项羽统帅诸侯联军进入秦国故地，“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2]315，建立一种残暴的政治形象。考察项羽集团的作为，并不是简单的残暴所能概括，而是有其深刻的阶层属性和文化属性。
秦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贵族势力与地缘性政治力量的结合，这种结合固然使得贵族势力迅速形成武力，但是也存在着地方主义的局限。正如秦王朝对崤山以东六国故地的歧视一样，项羽集团也对秦文化有着较深的仇恨，东西方矛盾在反秦起义中达到顶点。秦朝灭亡后，造成东西方对立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这就需要新的统治阶层采取措施弥合东西方矛盾，而项羽由于楚国贵族的阶层属性，在取得军事霸权后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短视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章邯统帅秦军投降后，面对这样一支武装力量，项羽集团并没有正确处理。“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 [2]310诸侯军队对秦投降士兵的侮辱，实质是对秦统治集团的报复，也是东西方矛盾的体现，项羽集团并没有从统一天下的角度进行包容协调，相反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2]310。而项羽以“富贵不回乡，如衣绣夜行”的理由拒绝定都关中，也就是放弃了融合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文化的机遇。之所以会有这样政策的短视，是因为项羽在政治上并不接受大一统的政治形态，而是以恢复楚国的霸权作为政治目标，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项羽集团以征服者的姿态实施了一系列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灭国绝嗣”的军事掠夺，这是由项羽的贵族阶层的属性所决定的，也是对秦文化的一种报复。
（三）贵族政治的落后性：分封制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
当时，“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2]315 ，具备号令天下的政治优势和战略地位。但项羽并没有统一天下之雄心，而是“欲自王，先王诸将相”，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企图仿效春秋五霸，凭借拥有的军事霸权，构建一个以楚国为主导的分封制统治秩序。
关于中原地区的“统一”，西周时期就已经实现，只不过统一的形式表现为王权下的分封制。秦王朝的统一表现为“大一统”，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战国中叶以来各国变法运动和兼并战争的必然结果，构建以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为主体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关中地区的秦国故地推行最为彻底，但是在山东六国故地，由于变法运动的不彻底，保留了大量世袭的贵族阶层，秦末地缘性政治势力的重组导致的六国复国运动，使得当时各诸侯都想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邦国林立、诸侯割据的政治局面以维持各自的现实利益。
项羽作为贵族势力的主要代表，迎合了“诸将相”的利益诉求，并进行了变通，“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之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2]315。项羽以反秦起义时的军功为标准，对“初发难”时六国复国运动所拥立的诸侯进行重新调整，先后分封了十八诸侯王。项羽推行分封制，维护了贵族阶层的利益，却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司马迁批评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2]339，指出项羽不建立秦朝业已构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重回分封制局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也是导致其最终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项羽对建立新统治秩序的选择，是由其贵族身份所决定的，项羽最终战败，也是贵族势力干预秦末政治进程的失败。
四、刘邦的胜利与平民政治的先进性
刘邦虽然出身平民阶层，但是也融合了贵族政治的某些特征。刘邦充分运用了宗法制与地缘性政治势力，通过丰沛籍子弟形成丰沛集团作为核心力量。平民政治对不同文化的包容使得刘邦集团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选拔人才上更看重才能而非出身，使得刘邦集团人才济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刘邦集团顺应这一趋势，是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平民政治的先进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关中地区是楚汉战争中刘邦集团的后方基地，“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尝兴关中卒，辄补缺”[5]418，成为刘邦取胜的坚强保障。关中后方基地的巩固，与刘邦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密切相关。关中地区是秦国故地，刘邦入关后，不杀秦王子婴，并采取“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5]5的政治举措，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战国以来东西方矛盾，获得了关中各阶层的大力支持，“人又益喜，恐沛公不为秦王”[5]5。反观项羽，入关后“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自然是“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2]311。这一对比，显示出平民政治的先进性。关中这一秦国故地居然能成为刘邦的后方基地，正是刘邦文化包容政策的成功。
刘邦集团人才济济，文有萧何、陈平、张良、郦食其等，都堪称一时之选，武有韩信、周勃、樊哙、灌婴等，猛将如云。虽然张良属于韩国旧贵族，但是大多数谋臣武将都是平民阶层，萧何、曹参是秦王朝基层官吏，周勃、灌婴、樊哙都是社会底层平民。刘邦自身就具备了平民政治家的优秀品格，坚韧有毅力，虚心纳谏，唯才是举，重视并极力拉动“贤士大夫”阶层，选择关中作为后方基地，这些政治家的远见也是贵族出身的项羽所不具备的。
在如何构建新的统治秩序上，刘邦集团摒弃了贵族政治，顺应历史潮流，谋求建立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政治上的先进性与时代性，与项羽谋求贵族政治的局限与落后形成对立，刘邦最终战胜项羽，既是平民政治先进性的胜利，又是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五、新统治秩序的建立：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刘邦开创的政治格局，清代赵翼概括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事实上，布衣卿相从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李斯、白起、苏秦等人就以布衣之身而致王侯将相，秦王朝通过三公九卿制、郡县制巩固了官僚制度，因此，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继承与发展，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具体表现。
战国中期以来列国变法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平民阶层的政治参与度，并改变了春秋以前以贵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秦王朝虽然在官僚制度的建设上打破了“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但是其统治的主体，仍然是世袭的王族、贵族，正所谓“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6]36。反秦起义领导权被以项羽为代表的贵族势力掌握，他们将秦王朝关东政策的失败归因于大一统政治的失败，因此掀起六国复国运动，希望通过重建列国回到春秋战国的贵族政治形态，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新兴西汉王朝的社会基础，以中小军功地主和自耕农为主体，正所谓“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6]36。同时，刘邦以平民的身份认识到弥合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因此在攻占关中后，采取“约法三章”、封存府库等多项举措，甚至任命“秦吏”宣喻政令，因而赢得了关中父老的好感，“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他采取措施弥合了秦文化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的矛盾，楚汉战争胜利后更是采取定都关中的方式进一步巩固统一的局面。可以说，秦王朝的统一只是政治军事的统一，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除了政治军事的统一以外，还做到了文化认同的统一，而这正是贵族阶层所做不到的。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刘邦及其开创的政治格局大加赞扬：“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6]36刘邦战胜项羽，从历史进程上看，是平民阶层战胜了贵族阶层，是布衣寒门战胜了世袭贵族，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延续与发展。汉承秦制，西汉王朝的建立，使历史进入了历史发展的上升期，开创了两汉持续近400年的大一统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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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7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4]。西汉初年， 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 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这里所说 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 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著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
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1] 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 》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2]《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3](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
[4]《史记·魏世家》。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高祖本纪》。
[7]《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8]《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0]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1]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 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12]《史记·礼书》。
?[13]《史记·高祖本纪》。
?[14]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辑，第94页。
?[15]《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引。
秦汉时期的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南越；西汉；兴亡；强弱
一
秦末汉初的南越国（前203~前111年），又叫南越或南粤，在越南被称为赵朝或前赵朝。都城番禺（今广州）。疆域包括今天广东、广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福建、湖南、贵州、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它是由秦末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建立的，自赵佗共传五世九十三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被西汉灭亡。公元前196年和公元前179年，南越虽曾两次臣属于西汉，成为西汉的藩属国。但赵佗表面称臣，背后称帝，南越国实质上是与西汉并立的封建政权。
二
秦汉之交，南越为何能够兴起并延续近百年呢？除与内部因素有关外，还与西汉前期的国情紧密相关。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赵佗抓住了历史机遇，具有雄才大略。秦二世时，陈胜、吴广领导了大泽乡起义，人民纷纷响应，中原大乱。此时,秦朝南海郡尉任嚣病且死，召其属下赵佗说：“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1]即让赵佗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佗闭三关（横浦关、阳山关、湟谿关，这是从北方通向岭南的重要关口），诛秦吏，安排自己的亲信党与。秦亡后，他又击并桂林、象郡，管辖整个岭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除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之外，在近七十年的统治中，赵佗还采取了一系列开明措施，如“和辑百越”，重用越人，尊重越人的风俗习惯，提倡汉越两族通婚，正确地处理了汉越之间的民族关系。面对西汉的安抚羁糜政策和经济扼杀政策，时而俯首，时而进攻，机动灵活地处理了同西汉的外交关系。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第二，南越具备立国的条件。从南越的国情来看，它不同于汉朝所分封的其它诸侯国。首先，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它北依五岭，南靠大海，政权远离中原，相对封闭而安全。其次,地形险峻，环境恶劣，易守难攻。史载，南越“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2]“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泻霍乱之病相随属也。”[3]“限以高山，人迹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4]“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蠧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5]再次，在秦末的混战中，赵佗没有出兵中原，与豪杰虎争天下。而是采取“绝道”、“闭关”和“自守”的策略，致力于发展生产。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治理，南越政权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第三，汉初，社会经济凋敝，财源不足，无力消灭南越。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再加上战争的破坏和杀戮，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人口锐减，人民普遍厌战，农民大量流亡，不得耕作。新建立的西汉政权，府库空虚，财政困难。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鈞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种残破的经济形势，对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是一大严重威胁。因此，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稳定统治秩序，成为巩固政权的首要任务，消灭南越，既非当务之急，也为财力所限。
第四，西汉前期，王国问题威胁着中央政权的安全，削弱了西汉的综合国力和对外进攻的力量。楚汉战争时，为打败项羽，刘邦曾分封韩信、彭越等人为王，这些异姓王手握重兵，地域广大，严重威胁着中央集权，汉初，刘邦逐步铲除了这些异姓王。同时，又分封了一批刘姓子弟为王，高祖时，诸王年幼，权力由王国的相、太傅执掌，其弊病尚未显露。刘邦去世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势力日益膨胀，拥有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大权，他们“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6]“出入拟于天子”，“不听天子诏”，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时，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7]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率领七国叛汉。这次叛乱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它足以暴露出王国问题的严重性。王国问题是关系到西汉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它延续时间长，威胁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影响了团结和稳定，分散了最高统治者大量的精力，使其根本无法集中力量消灭南越。
第五，为抗击匈奴，西汉把主要兵力调往北方，很难再抽调重兵进攻南越。楚汉相争时，匈奴冒顿单于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重占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匈奴族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拥有骑兵30余万，虎视眈眈，随时南侵刚刚诞生的西汉王朝，严重威胁着西汉的安全。公元前200年，刘邦被匈奴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南），七天七夜才勉强脱险。面对强悍的匈奴，虚弱的西汉被迫实行屈辱的和亲政策，但嫁女求和，收效甚微。文景时，匈奴仍不断南下，烧杀抢掠，几次甚至打到长安附近，长安城警报频传。在汉武帝以前的七八十年间，匈奴始终是西汉的最大敌人和致命威胁。这一严重局面，迫使西汉几乎把所有的国防军事力量调往北部边境，根本无力南顾。
第六，汉初的政治指导思想是黄老学说，在其影响下，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一学说的特点是：极力主张“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作为”越少，越能缓和社会矛盾；越“有为”，民就越“难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汉初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8]的政策，以适应恢复生产、稳定秩序的需要。汉初的窦太后和萧何、曹参等丞相，大都“治黄老之术”。当时百姓歌道：“萧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一。”[9]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虽然为恢复社会生产、巩固统治秩序创造了条件，但它却限制了统治者的思想和作为，束缚了他们开疆拓土、消灭南越、统一南方的雄心和行动。
三
秦末战争，中原大乱，为南越立国创造了机遇。西汉前期，虚弱贫困，内忧外患，无力灭南越，对南越实行带有政治妥协性质的安抚羁糜政策，为南越的生存和发展再一次创造了机遇。经过七八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西汉的经济、政治、军事、思想和社会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南越却日渐衰微。消灭南越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已经具备。
第一，汉朝的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汉武帝时，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人口增加，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有一段精彩描写，“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这与汉初的经济形势相比，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进攻南越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二，王国问题基本解决，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元朔二年（前127年），中大夫主父偃说上曰：“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10]汉武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由嫡长子継承，其他诸子都在王国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11]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12]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又制定“左官律”和“附益法”，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虽存，但只“衣食租税”，不问封国政事，封土而不治民，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同时，汉武帝还打击地方豪强，限制相权，颁行新的选官制度，加强军队和对全国经济的控制。总之，削弱了分裂割据力量，增强了军事力量，增加了财政收入，提高了综合国力，为进攻南越准备了条件。
第三，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汉武帝时，由于国家经济实力空前雄厚，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掀起了大规模反击匈奴的战争。共打了十几仗，其中决定性的大规模战役有三次。第三次发生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领10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这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远征。此役，大败匈奴，使匈奴力量大大削弱，再也无力大举南下，“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13]。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彻底解除了匈奴对西汉八九十年的致命威胁，从此，西汉可以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倾国南下，再无后顾之忧，放心大胆地去攻打南越了。
第四，西汉的政治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文景时，王国威胁中央，豪强兼并农民，匈奴不断侵掠，“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已不能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了。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向有为、由道家向儒家转变的趋势。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4]其核心是主张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年，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15]的贤良。建元六年（前135年），田蚡为相，一律罢黜不治儒家五经的博士，延揽儒生数百人，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汉武帝彻底抛弃了汉初的“无为”思想，不断“有为”，内削王侯，外击匈奴，出使西域，平定西南夷，伺机消灭阳奉阴违的南越。这一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虽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它解放了思想，使统治者利用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开始奋发有为。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为消灭南越、统一南方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五，南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导致政局动荡不安。赵佗死后，継位者平庸无能，根本无力对抗强盛的汉朝，对西汉的依附性越来越强。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令南越王赵兴和太后入朝，太后是邯郸人，入越前曾与汉使私通，所以，年轻的太后和年幼的赵兴愿意“内属”。但代表越人贵族势力的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内属”，史载：“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弗听。有畔心，数称病不见汉使者。”[16]在太后和汉使的胁迫下，吕嘉起兵叛汉，杀赵兴、太后和汉使，立赵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乘机发兵，派路博德、杨仆分路进击，次年，破番禺，灭南越，将南越分设为九郡。从此，岭南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两族的融合。
总之，南越的兴亡，是与西汉的强弱紧密相连的。成败兴衰各有因，分离聚合岂无凭。历史的奥秘就在于此。
注释：
[1][16]《史记·南越列传》
[2][3][4][5]《资治通鉴》卷第十七
[6]《汉书·诸侯王表》
[7]《史记·吴王濞列传》
[8]《汉书·艺文志》
[9]《汉书·萧何曹参传》
[10]《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11][15]《汉书·武帝纪》
[12]《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13]《汉书·匈奴传》
[14]《汉书·董仲舒传》
参考文献：
①《史记》，司马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
②《汉书》，班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资治通鉴》，司马光，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9年
④《中国史纲要》，翦伯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⑤《中国通史》，范文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⑥《中国古代史》，朱绍侯，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