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的文学成就范文

古罗马的文学成就篇1

一、古代罗马文明章节中文献的引入与分析

世界古代史课程共72 个课时，使用的教材是由吴于廑、齐世荣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古代史编》(2011 年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总课时量，笔者将这门课程的授课分为六章：史前时代、古代埃及文明、古代西亚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罗马文明。在这一课程中的重要部分第六章古代罗马文明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将其分成了六小节，其中，罗马共和国时代和罗马帝国时代是重要部分。在这个部分的授课过程中，罗马如何从共和国时代过渡到帝国时代，如何走向繁荣，又如何逐渐衰落的内容是其中的重点部分，同时也是较难理解的部分，所以，笔者在授课过程中引入了较多的文献资料作为例证，试图让学生逐渐了解史料阅读与分析的重要性。

首先，在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过程中，数位军政人物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前三头同盟中恺撒、庞培、克拉苏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个部分在教材上较为简略，只是陈述了三人从联盟关系到逐渐恶化成为对手的过程，并没有深入分析这种关系变化的深层社会背景及其影响。鉴于这种情况，笔者引入亲历者恺撒的重要著作《内战记》中的相关内容，令学生能够更为直观和深入地了解共和国末期罗马内部的政局变化。同时，笔者还引入了著名罗马史家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这部名著中有大量关于恺撒、克拉苏等的介绍与评议，可供学生参考。

其次，罗马法不仅在罗马走向繁荣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是罗马世界内聚性品质的重要体现，同时也是罗马人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但是教材中有关罗马法的论述较少，与其在罗马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不相符。为了补充这一内容，我通过对《塞奥多西法典》中相关条目的引入，试图让学生了解罗马法的基本发展情况及影响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再次，罗马帝国巧妙运用自己的军团不断在亚平宁半岛及周边地区开疆拓土，可以说，罗马共和国史及罗马帝国早期历史就是罗马人不断进行外侵的历史。而这些战争中，罗马与西地中海霸主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是重点内容。这场战争对于罗马国家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在授课过程中，笔者引入了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崛起》，这部文献对第二次布匿战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同时，结合布匿战争的相关地图，能让学生对这一重要战争有更为深刻的印象。

最后，有关罗马帝国衰亡的内容向来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教材中所持的观点认为，年幼的皇帝罗慕路斯在476 年被日耳曼联军废黜，这标志着西罗马帝国的政权的灭亡。这种观点是传统意义上的看法，而教材中对其灭亡的原因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但笔者仍然认为，对于这样的重要问题，需要通过对这一时期东西部文献资料进行阅读和分析，才能真正地发掘出日耳曼人为何能够轻易获胜，以及与帝国东部地区相比，为何西部地区会首先遭遇灭顶之灾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授课过程中，我引入了左西莫斯的《罗马新史》、尤特罗庇乌斯的《罗马国史大纲》等文献资料，就其中相关内容进行分析，试图引导学生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以上所引用的文献资料当中，大部分国内已有中译本，这样也为学生阅读这些文献资料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大量文献的引入，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和尝试分析与应用史料的能力，而且可作为教材的补充，加深学生对一些重要问题的了解。

二、古代罗马文明章节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与分析

除了文献资料之外，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著作和论文)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世界史学科中，很多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应体现在授课过程中。大量古代罗马文明相关论著和论文内容的引入与分析，是对教材的有效补充。

首先，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罗马史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尤其是国外学者的众多极具分量的论著，我认为十分有引入教学的必要。其中，迈克尔格兰特的《罗马史》、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第二卷)等都对罗马如何从共和国过渡到帝国，如何走向繁荣状态的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作为教材以及相关文献的补充。

其次，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论题不仅是古代罗马文明授课内容的重点，同时也涉及世界古代史与中世纪史的分段问题。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所持的衰亡观点在学界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200多年，他的观点亦体现在现今教材之中。而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以彼得布朗为代表的学者所提出的转型说逐渐开始挑战吉本的衰亡说。笔者将彼得布朗、埃弗利尔卡梅伦等学者著作中的转型观点引入到教学过程中，以期给学生更多的史料参考，同时也期望逐渐培养起学生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的能力。

最后，除了国内外学者的论著之外，笔者还引入了不少专题性论文，如李隆国的《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等，试图让学生了解国内罗马史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令其在就罗马文明中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分析时能够有所参考。

笔者在古代罗马文明章节的课程讲授过程中，就罗马发展的相关问题引入以上专著和论文，希望可以达到增强学生应用史料的能力、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并使学生把握学界最近研究动态的目的。

三、小结

古罗马的文学成就篇2

关键词：古罗马；竞技文化；特性

古罗马竞技最初的形成只是宗教祭祀或节日庆典的一部分，随着罗马在对外扩张过程中积聚的大量奴隶和财富，以及罗马人道德的转变，加上古罗马竞技具有很强的刺激性和可观赏性，逐渐演变成一种普遍的、发达的、公共的休闲娱乐方式。以角斗竞技为例，公元前105年，罗马有了专门的角斗士学校。奴隶主贵族把挑选出的奴隶送到角斗学校训练为角斗士，然后组织进行角斗竞技表演。这一时期，罗马元老院将角斗列为公开演出项目，由政府官员负责按期举行。到了共和国末期，角斗竞技发展成罗马公民非常喜爱的娱乐方式，并逐渐成为罗马贵族的政治服务工具。奴隶主贵族为提高政治声望，震慑对手，赢得政治资本大规模举办角斗竞技表演。帝国时代，竞技的场面和规模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意味着古罗马竞技达到了鼎盛阶段。古罗马人痴迷于角斗竞技表演，上至高贵的罗马皇帝，下至贫困潦倒的贫民，无论男女老少，都对血腥刺激的角斗竞技如痴如醉，兴奋不已。技术高超的角斗士竟然成为“明星”，他们的名字被刻在大街小巷，甚至成为女性心中的偶像，贵族夫人的情人。

古罗马竞技在帝国后期逐步走向衰亡。公元326年，角斗士比赛被康斯坦丁大帝所废止。公元410年，罗马城陷落，罗马大角斗场的衰败则标志着整个古罗马角斗竞技文化的衰落。而斗兽表演和战车竞技却仍然保留在竞技表演的节目单上，后来逐渐被淘汰。最后一次海战竞技可能是公元247年由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菲利浦斯皇帝发起的。

一、古罗马竞技文化的类型

1. 角斗竞技。角斗即搏斗比赛，格斗。是一种拳击和摔跤相结合的体育竞技项目。辞海中解释：角斗士是古罗马专门从事剑斗的奴隶。经过剑术训练，在公开场所或角斗场持短剑和盾牌彼此搏击或与野兽搏斗，以其流血死亡供奴隶主消遣作乐。

2. 战车竞技。战车竞技是由两匹马、四匹马或六匹马等拉动的两轮车进行比赛，参赛车队通常有四种颜色区别：白队，蓝队，绿队和红队。赛车手驾驶战车以危险的高速绕赛场飞奔7圈，获胜的赛车手会获得丰厚的奖励并成为明星，而失败者往往就以伤亡为代价。

3. 海战竞技。这是一种模拟过去海上战斗的竞技表演。海战竞技的规模庞大，场面壮观，表演者多为战俘和死囚。它的表演场地一般是人工湖或者是灌入水的竞技场。每次海战竞技表演的死伤人数甚至比真正的海战都多。

二、古罗马竞技文化的特性

1. 继承性。恩格斯曾说过：没有希腊就没有罗马。可见罗马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希腊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征服了巴尔干半岛，从此，大量的希腊文化传播到了罗马。文化相对落后的罗马人接触到了高度发达的希腊文化，分享了灿烂辉煌的希腊文化，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几乎是持全盘接受的态度。古罗马竞技文化继承了希腊体育竞技文化的一些元素。如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体育竞技中都存在着明显的军事色彩，只不过古罗马竞技的战争色彩更浓；罗马人继承了希腊人乐于参加体育竞技比赛的习惯，只不过罗马人喜好通过血腥，残酷的竞技表演来娱悦身心；罗马人有意无意中继承了希腊人崇尚力量的风俗，使之更加浓烈、更加实用、更加凶残。通过在克诺索斯的浅浮雕以及米诺斯圣三堂的瓶雕上的雕刻可看出在希腊就有拳斗及斗牛等体育竞技，而罗马人把它逐渐变成了血腥的角斗竞技及斗兽表演。因此，古罗马竞技文化处处可见希腊体育竞技文化的影子，并对希腊竞技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

2. 政治性。共和国末期，古罗马竞技发展成罗马公民非常喜爱的娱乐方式，并逐渐成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工具，具有一定的政治性。首先，古罗马竞技是统治阶级强权的展示。通过对大规模犯人的集体处决和数以万计的野兽被猎杀，罗马向世人展示统治阶级的无比强大，罗马帝国是世界的主人。其次，古罗马竞技还是统治阶级笼络民心的重要手段。古罗马皇帝和贵族通过为平民免费提供竞技表演，屡屡赏赐平民免费的午餐，用“面包和竞技场”的方式收买有投票权的平民，以赢得选票。再次，古罗马竞技还是罗马社会的“解压阀”，维护了社会安定。当数以万计的观众坐在同一座剧场里，以政府认可的、合法而“文明”的方式为鲜血四溅、尸体狼藉的场面欢呼、鼓掌时，他们也在观赏、评论、感受和想象的过程中参与了屠杀，宣泄了对社会具有很大破坏性的过剩暴力。因此，古罗马竞技体现出了明显的政治性。

3. 等级性。宏伟的罗马竞技文化在实践中处处体现出国家的等级秩序和明显的等级性。大竞技场里的观众坐席、服饰和出入场的规定等是根据观众的阶层、地位和等级严格规定的。距离表演场地近，观赏效果好的座位是为等级高贵的观众预留的。据资料记载，竞技场的看台分成3个区：第一级是为皇帝、贵族等阶层准备的第一层，皇帝的专座是用大理石雕琢而成的；骑士席在第二级；第三级在最高层是平民区。有比赛时，“皇帝和他的全家坐在光彩夺目的包厢里；元老和骑士各自有特别的座位；战士和市民分开就坐，如果平民要坐在底部两排重要的位置上的话，那他就得穿上庄重的白羊毛制作成的宽外袍，……妇女们、穿灰褐色衣服的贫民和穿丧服、戴孝的人只能坐或者站在竞技场的顶层。衣着的不同和行列的隔离，强调了在这个场合正式礼仪的成分，正如严格的座次排列反映了严峻的罗马社会阶级差别一样――你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在哪个位置上就一定能看到你。”角斗士们按等级的不同也会分别住在集体或者单身宿舍里。角斗士的等级还与他们的出场费关系密切，不同等级的角斗士的出场费大不相同，最高的三个等级的角斗士的出场费在三千到一万五千塞斯特斯之间。战车竞技中，参赛车队是通过白色，蓝色，绿色和红色这四种颜色加以区分等级的。

4. 血腥性。古罗马的角斗竞技和海战竞技比赛大多是战胜对方的你死我活的搏杀，因而比赛处处充满了血腥。角斗竞技时，当角斗士或动物的鲜血开始喷溅而出时，罗马的观众会更加兴奋甚至亢奋，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完全陶醉在这种血腥的竞技比赛当中。公元80年，提图斯在奉献大圆形竞技场及其附近突击兴建的公共浴池时，举办了极其盛大的角斗表演，被杀死的野兽多达9000只。血腥的场面可想而知。海战竞技中，双方参战人员被严密的围住，只能拼死搏杀，直至一方被杀戮净尽为止，血流成河的场面令人震撼。再者，战车竞技时，技术要求较高，车速极快，往往也会出现车翻人亡的流血场面。因而，古罗马竞技文化具有独特的血腥性。

5. 娱乐性。“在罗马城中残存的一块石壁上，拼嵌着这样一句话：打猎、进浴场、看角斗、寻欢作乐――这就是人生。”体现了罗马人需要娱乐并及时行乐的的真实写照。古罗马竞技表演恰恰满足了罗马人对娱乐的需求。在角斗竞技比赛开始前，伴随着愉悦的演奏，喧腾热闹的气氛早就形成了。当身披用黄金装饰的紫色斗篷的角斗士们昂首步入角斗场时，在场的数万观众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战车竞技结束后，“受喜爱的驭者的肖像被画在墙上，器皿上，妇女们也对他们着迷”因此，观看竞技表演成为罗马人最好的娱乐活动，而胜利的角斗士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明星。少年人、老人、妇女、罗马的皇帝，我的城里的赤贫汉――大家不分彼此，迷恋地观看着竞赛，不分彼此地热烈赞叹着自己团体的骑师，诗人们歌颂着骑师中最出色的人物，人们给他们和他们的马树立雕像。在古罗马，人人都能体会到恢宏竞技表演带来的巨大娱乐性。

6. 军事性。对于以军事立国的罗马人来说，罗马社会的各个位置都渗透着浓厚的军事色彩。无论是角斗竞技，战车竞技还是海战竞技，军事色彩无处不在。正如角斗士所展示的勇气和技艺正是士兵所应具备的品质，这样的表演在以军事征服为传统的罗马很快流行起来，角斗士的训练方式甚至也融入了正规的军事训练之中。马克西穆斯等认为：“罗马人在奔赴战场前理应目睹过战斗、死伤、铁戈，以及赤膊对峙的场面，那么，他在战场上面临装备齐整的敌人、伤亡和鲜血时，才不会恐惧与退缩。”此外，角斗还被用于训练军队。克劳狄曾让数千名近卫军与豹子搏斗，尼禄时让近卫军与400只熊及300只狮子搏斗。海战和战车竞技也是军事训练的一种有效手段。早在共和国末期，凯撒举办过惊心动魄的海战表演。最初举行这种海战是在进行实战演习，目的是为后来罗马的军事扩张、征服做准备。而战车竞技中所使用的车辆就是军事战斗中的两轮战车。

参考文献

[1] 梅杰.角斗士：历史上最致命的游戏[M].李小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M].张竹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3] 海帆.古罗马人的休闲娱乐[J].新一代，2004（6）：56-58.

古罗马的文学成就篇3

一、关于《埃涅阿斯纪》

普布里乌斯·维吉尔·马罗（Publius Vergilius Maro，约公元前70年——公元前19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波河（Po）北岸曼图阿（Mantua）附近的安德斯（Andes）村。自幼体弱多病，曾先后在克莱蒙那（Cremona）、米兰和罗马学习哲学和修辞学，并师从希罗学习伊壁鸠鲁哲学，因此其早年思想深受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后来又倾向于斯多噶派哲学。主要作品有《牧歌》（The Eclogues）十首（公元前42—前37年），《农事诗》（The Georgics）四卷（公元前37—前30年），《埃涅阿斯纪》亦称为《伊尼德》（The Aeneid）十二卷（公元前29年到其去世）。

维吉尔是古罗马历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就如荷马象征着希腊的诗歌，维吉尔则代表了罗马的文学”。但维吉尔并不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其主要代表作有《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另外还有数篇短篇杂诗。

《埃涅阿斯纪》（又译为〈伊尼德〉）是维吉尔的代表作，也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是诗人历时11年的心血之作，但到诗人生命完结之时也只完成了初稿。全诗共分为12卷，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描写的是特洛伊之战后，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特洛亚灭亡后历经艰辛到意大利艰苦创建罗马的故事，是一部关于罗马民族光荣历史的史诗；是一部描写罗马民族建邦立业的伟大的民族史诗。

《埃涅阿斯纪》的故事最初来自荷马史诗，在荷马史诗中曾写到过特洛伊之战中，特洛伊城失陷后，希腊人对特洛伊放火焚烧和大肆屠杀，特洛伊王子爱涅阿斯因得到其母亲维纳斯的帮助幸免于难。于是重建特洛伊——即罗马的重任就落在了埃涅阿斯的身上。

《埃涅阿斯纪》全诗共分为十二卷，一万余行，按故事内容可分为前后各六卷的两部，前半部分采用倒叙的手法讲述了主人公埃涅阿斯在特洛伊覆灭后，带着使命在海上流浪寻找“西土”意大利，期间插入了与“迦太基”的狄多女王的悲剧爱情故事。后半部分描写埃涅阿斯抵达意大利后与图尔努斯的战争。但是也有学者将全史划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四卷。第一部分写特洛伊的覆灭，以及埃涅阿斯与狄多的悲剧爱情；第二部分描述在埃涅阿斯的带领下到达意大利，并准备战争；最后一部写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的战争。

二、《埃涅阿斯纪》与奥古斯都的统治理念

公元前29年1月，奥古斯都在罗马举行盛大的凯旋式，庆祝他从东方返回罗马，同时，亚努斯神庙关闭，象征着“罗马和平”的到来。就是在这一时期，维吉尔受奥古斯都委托写作英雄主义史诗《埃涅阿斯纪》。这种英雄主义旨在把埃涅阿斯和奥古斯都连接起来。

特洛伊王子，维纳斯（Venus）的儿子埃涅阿斯在特洛伊陷落后，背着父亲和儿子出逃是罗马早期历史的一部分，埃涅阿斯忠实地履行神的旨意，获得了虔诚的埃涅阿斯（pius Aeneas）的称号。他带领生还的特洛伊人定居在后来罗马城所在地。埃涅阿斯身上表现了作为一名英雄应该具备的特质：无私、忠诚和虔敬。

对于奥古斯都来说，把埃涅阿斯的故事选为史诗的主题，目的在于使埃涅阿斯的故事更加普及，以加强朱丽亚（Julian）家族的特洛伊起源的说法。在罗马家庭中，由于父亲（pater）是家庭的主宰，他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子女，同时，他的家庭成员对他完全服从，并尊敬他。这种父亲和家庭的义务被称为虔敬，包括义务、荣誉和对其他人的责任。这种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被延伸至罗马国家和它的公民、罗马和行省之间，就像国家被看作是全部罗马公民家庭的领导人一样。家庭的主要人物和国家的领导人二者都被看成是家庭层面上的父亲（pater），元老被称作“征募来的父亲”（paters conscripti）， 皇帝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则成为“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这些称号暗示“父亲”（pater）像“父亲”般地履行义务，因此虔敬对于“父亲”和他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美德，就像一个人有着对另一个人的义务一样。埃涅阿斯与虔敬联系在一起，在他被奥古斯都的宣传机器复苏后，虔敬的美德得到重点的强调。因为认识到罗马公民将把虔敬作为他们新的统治者重要美德，奥古斯都试图以此使人认识到他自己也有相同的美德。他已经几次证明了他对家庭和国家尽到虔敬的义务，在菲力比（Philippi）战役中为父亲（指恺撒）复仇，充当了罗马庇护人的角色。同样，认同“虔敬的”埃涅阿斯这一概念对于帝国的宣传有着重要的作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就成为罗马和它的庇护人拥有这一美德和品质的缩影。如果罗马人认识到在新的统治者和复苏的英雄之间家族的联系，他们也可能把英雄的美德转移到奥古斯都的身上。通过这些联系，公众就确认了奥古斯都对于罗马世界来说是虔敬的庇护者角色。

当虔敬被看成是庇护系统中的成分时，“权威”就可以被看成是随之而来的结果。家庭或者被庇护的人对他们的庇护人有着服从、听从的义务，并且赋予庇护人以权力。通过在他的统治中强调“权威”，奥古斯都希望表达这样的理念：他希望提供在政治和道德两方面的领导地位。他把“权威”作为他的统治的最主要的贡献，这点在他的《事迹》的结尾也提到。

在维吉尔写作《埃涅阿斯纪》期间，他的心里一直装着他的庇护人的心愿，当他在安排古老传奇的细节时，心里仍然装着他的庇护者。在史诗中有几个场景把奥古斯都和埃涅阿斯连在一起，给读者产生很深的印象。一个例子就是第8卷的埃涅阿斯之盾，描述的是亚克兴战役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的失败。在这个场景中，恺撒·奥古斯都带领勇敢的意大利人参加了战斗。它论证了奥古斯都的“权威”对维吉尔著作产生的影响，诗人直接提到他的庇护人的最高成就。在奥古斯都出生前几百年的一个人拿着盾牌，可以说是混淆年代的但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例子，维吉尔使用这些传奇的英雄事迹来暗示奥古斯都。同时，维吉尔还以预言的方式告诉了埃涅阿斯的子孙将首先统治意大利，然后统治已知的世界，并对希腊人毁灭特洛伊复仇。他也预言了导致奥古斯都走上权力的事件，指出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将走上顶峰。这一预言不仅把奥古斯都作为埃涅阿斯的后裔，而且把奥古斯都时代作为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顶峰。于是，他让奥古斯都的保护神阿波罗告诉埃涅阿斯，他将统治特洛伊人。第三卷中，埃涅阿斯告诉了阿波罗的预言“你应当为伟大的神、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人民，建造一座伟大的城池，你决不可逃避长期的艰苦历程。你必须改变你的定居之处，阿波罗没有叫你定居在克里特岛上，而是在另一个去处，这地方希腊人称为‘西土’，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土，武力强盛，土地肥沃，过去欧诺特人住在这里，现在据说他们的后代用他们祖先意大路斯的名字命名为意大利了。那里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的祖先达达努斯就出生于此，我们另外一个祖先雅修斯也出生于此，我们都是他们的后代。”很明显，维吉尔要说明的是罗马辉煌的历史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达到顶峰。“元首”甚至在第五卷中当死去的安奇塞斯（Anchises）描述他的儿子埃涅阿斯未来的时直接提到：“你再把你的一双眼睛朝这边看，看看你未来的族人，你的罗马人。这就是恺撒，这里是你的儿子尤路斯那一支，他们的伟业有朝一日都将与天比高。这千真万确就是他，就是你经常听到要归在你名下的他——奥古斯都·恺撒，神之子，他将在拉丁姆，在尤比特之父萨图努斯一度统治过的国土上重新建立多少个黄金时代，他的权威将越过北非的迦拉曼特和印度，直到星河之外，直到太岁和太阳的轨道之外，直到背负苍天的阿特拉斯神在他的肩上转动着繁星万点的天宇的地方。”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表明了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前期是树立奥古斯都个人的“权威”。

“权威”是罗马的传统观念。奥古斯都的“权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元老院于公元前27年1月13口授子他的“奥古斯都”称号，并为他打造了金盾，金盾上刻有勇气、正义、仁慈和虔敬四种美德，以表彰他对国家的贡献，这四种美德成为奥古斯都通过‘权威”进行统治的先导。另一个是他获得了“祖国之父”的头衔，因为这一头衔，他成为整个罗马世界的庇护人。“权威”是元首制时期重要的概念，它之所以被奥古斯都利用，就在于它是超出了制度之上的词汇。通过宣称自己的统治是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他就可以绕过共和国各项制度的制约，并凌驾于共和国制度之上，成为整个罗马世界的庇护人，也就是罗马世界的唯一的统治者。 “权威”作为奥古斯都元首制统治的特征，在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得到了具有时代意义的表达。

三、结论

作为奥古斯都庇护文学政策的直接产物，《埃涅阿斯纪》对于奥古斯都统治的认同和赞扬也是明显的，通过追溯罗马起源，以及对起源传统的确认，神化了奥古斯都的统治和权力，同时，对埃涅阿斯形象的塑造，也迎合了奥古斯都统治初期需要以传统共和国观念塑造个人形象的需要。

维吉尔是古罗马历史是上最伟大的诗人，《埃涅阿斯纪》更是对整个欧洲文学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不但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和共和国时期罗马诗歌的传统，在题材和思想倾向以及人物塑造和语言技巧等方面作为一部标准的文人在但是史诗显示了诗人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文学驾驭能力。《埃涅阿斯纪》在当时一经发表就受到了高度的赞誉，被视为诗歌艺术的典范。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古罗马的文学成就篇4

公元前2世纪，随着对希腊先进酿酒及烹饪技术的引入，铅质的酒器成为罗马贵族阶层的日用珍贵器具。古代希腊和罗马人使用的葡萄糖浆是用葡萄汁制成的，制作葡萄糖浆必须在铅锅中熬煮。为防止烧焦，他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加热和翻炒，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糖浆中的铅含量。

此类糖浆中的铅含量每升高达240～1000毫克，而一茶匙约5毫升的糖浆就足以引起慢性铅中毒。当葡萄汁太酸时，他们就加入铅丹以减少其酸味；而葡萄糖浆一般贮存在浓缩到l/3的雨水中，由于雨水是从铅质屋顶收集并贮存在铅桶中的，经过长时间的煮沸浓缩，水中的铅含量相对更高。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从毒理学、生命统计学、考古学、古骨、食谱、炊具等各个方面探讨了古罗马帝国和铅中毒的关系。科学家们发现，酒和葡萄糖浆是古罗马贵族铅中毒的重要来源，也是埋藏得极为隐蔽的杀手。罗马贵族们在爱喝的葡萄汁中加入铅粉，可以除掉酸味，还可使酒醇香甘甜；蜂蜜在铅质容器中加热，会产生奇妙的化学作用，成为止泻剂。

用现在的科学来解释，铅能杀死发酵的微生物，加了铅的葡萄酒不发酸，是由于生成了带甜味的醋酸铅；含铅的蜂蜜止泻是因为铅抑制了消化道的运动，这其实是一种毒性反应。

铅毒在古罗马文明中扮演着杀人于无形的狠角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无法逃脱厄运。

在罗马，就连供应城市生活用水的送水渡槽也由陶器和铅管组成。据历史记载，仅建造里昂的一个泵站，就用掉了12000吨铅。古罗马人引以为豪的文明生活全部笼罩在铅的阴影下。

这些管道虽然极大地方便了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但溶解于水里的金属铅微粒，被喝进了罗马人的体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铅富集于人体的骨髓和造血细胞里，特别是孕妇通过胎盘把金属铅离子输送到胎儿的血液之中，极大地毒害了罗马的一代又一代人，损坏了他们的脑细胞，破坏了他们的骨髓，损坏了他们的生殖能力，侵蚀了他们仍用斯巴达人的方式练就的强健肌体，弱智与羸弱使他们成为“地中海病夫”。

在公元前30年到公元220年间，在30位统治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皇位篡夺者中，有19位皇帝嗜好铅污染严重的菜肴和酒的混合物。蓄积在罗马人体内的铅毒对下一代人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杀伤力。古罗马特洛伊贵族35名结婚的王公有半数不育。其余人虽能生育，但所生的孩子几乎个个都是低能儿和痴呆儿。古罗马贵族的平均年龄仅有25岁。铅毒使古罗马上层阶级的人数不断减少，贵族子弟的文化和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差。这也成为古罗马帝国最终走向分崩离析的原因之一。

古罗马的文学成就篇5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01-0003-06

编者按：在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中，有不少重点、难点，例如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经济危机，宋明理学等，受知识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很多教师教学中往往把握不住这些内容，或被教材捆住手脚，不敢轻易扩展；或为应付高考，一味补充史料，这样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处理此类教学，应该有一个分析教学、确定立意和主线的过程。鉴于此，我们设计了“众品课堂”这个栏目，主要是以一课为主题，提供不同视角，以期为教师深入理解课题提供思路。

高中新课程教材必修部分增加了世界古代史的内容，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知识恶补和各种教学建议铺天盖地，良莠不齐。在实际操作中，问题也很多。有些一线教师在处理本单元时，往往望文生义，或者简单对古代中西方文明、古代与近代西方文明进行对比，很容易在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上给学生以误导。而从近几年高考的命题特点上看，基础知识的考查居多，并没有太多的能力要求和观念上的引领。因此教师在处理本单元内容时，多以知识梳理、灌输课本结论为主。笔者站在一线教师的角度，从实际和实用的角度，谈谈对本专题的认识并给一点教学建议，希望对同行有点作用。

一、观念前提

课标要求：（1）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2）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3）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系罗马帝国统治中的作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

其实，课标的这种表述并不理想。希腊民主与近代民主有着质的区别，从希腊民主制度的学习中如何能认识到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呢？学界早有共识，希腊民主制度不可能是近代民主制度形成的前提条件。从希腊民主政治的内容学习中又如何能认识到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的重要意义呢？至多能理解到希腊民主政治的实践给西方近代民主政治带来怎样的影响。罗马法只是古代罗马制度的一个方面，学习者很容易形成罗马制度就是法律的错觉，其实各种政制的实验是希腊罗马共同的特征。

但为什么新课标要加进这部分内容呢？笔者揣摩，原因无外有二：一者，“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而这两个制度文明的范畴正在成为普世性的制度取向。作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西欧近代民主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二者，中西文明的分野不是近代才有的，中西之间的文明差异在源头上就形成了。我们不能因为近代的历史命运就将整个中国传统文明否定掉，更不能以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树立的优势就将它的发展理解成标准模式。

如此，在学习这个专题前，我们应该把握两个基本的观念前提：

第一，古代希腊和罗马留给后世共同的政治遗产是个人主义

学界基本认为：“现代西方民主绝非起源于古代希腊，而是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议会制度。”“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实践，在公元前338年随着马其顿的侵略已经停止，而近代英国的议会民主， 是源于当时英国的政治矛盾，两者在时代背景上和社会土壤上都不可以同日而语。”如果简单地将古希腊民主制度与近代民主制度联系起来，我们从理论上就陷入若干困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古希腊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很高水准的生产力基础上的吗？如果这样，如何理解希腊民主制度的消失？从古希腊到近代之间漫长的历史进程是历史的梗阻吗？等等。而且，历史上对古希腊民主制的评价并非以正面为主：“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洪荒猛兽。弥尔顿、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先哲们，都不把民主看做是好东西。有产者担心，一旦允许大众参与政治，穷人势必会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剥夺富人的财产，然后挥霍一空。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有产者竭尽全力阻止民主的出现。知识精英认为让穷人来统治是愚蠢的想法，国家还是应该让那些专业的、出身高贵的人来统治。”

晏绍祥教授则进一步提出：“长久以来，雅典民主的形象基本上是负面的。19世纪以后，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政治生活的日益民主化，特别是以英美为代表的所谓西方民主国家，先后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败以当时的德国为代表的专制制度，证明了民主政治的生命力，从而使它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雅典民主政治的形象，也逐渐从负面转向正面，最后成为西方学者心目中民主制度的渊源。雅典民主政治的经历似乎暗示，历史上的传统，只有在它为现实需要时，才会被人们从沉睡中唤起，受到人们的重视。它所表现的，是当代的兴趣。”

从具体的制度比较上也不难看出，用现代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衡量古希腊，普选、代议、政党及宪法等基本元素都是缺乏的。但是，不可否定的是古希腊是西方文明之源，“希腊式的民主，它给欧洲文明播种了一颗很好的种子，只是它在希腊时期不可能成长为一个非常完美的事物。苏格拉底的死是一个悲剧，死于雅典的民主，而民主制度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这是矛盾的，也是辩证的”。那么，古希腊到底留下怎样的政治遗产呢？笔者认为应该强调的是“个人主义”，对个人权利的尊崇，对个人自由、幸福的追求等等。

个人主义是西方政治文明的精髓，个人主义也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虽然古希腊还没有产生系统的个人主义思想，但“最先明确表达个人自由理想的正是古希腊人”。“希腊古风时代是一个探索与创新的时代。这一时期希腊人的探索与创新反映在诸如政治、文学、艺术等各方面，但其根本的内容也许是对个人的发现。希腊人开始从个人出发来看待自然和社会。反映在政治生活中，是对个人的社会与政治权利的强调、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古希腊人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是体现在对城邦的忠诚上的，他们并不特别在意物质生活的富足，他们也不追求个人生活的奢华，他们的家居相对于宏大的公共建筑而言是简陋寒酸的，他们的私人空间相对于公共生活而言是很少的，但他们认为生命的目的在于通过政治参与成为城邦公共生活的一员。相对于雅典人而言，古罗马人最大的不同在于明确个人权利，并通过私法体系坚决捍卫个人的权利。“罗马人留给了欧洲大陆一套高度个人主义的私法，甚至像历史学家李维和皇帝奥勒留在阐述自然法等学说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套法律以严格的私有财产观念为核心……法律被更多地被看做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而不是绝对地行使行政权。近代早期西欧自由主义的思想不只是建立在关于个人权利的抽象原则之上，而且有着重要的文化根基，以罗马法为代表的法律制度对于私人权利、利益的系统规定正是这种根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只有基于这一观念，我们才能把必修一与必修三的相关专题衔接起来，帮助学生构建起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知识体系。

第二，依托文明史观理性看待东西文明差异

文明史观在考查人类文明史时，以文明类型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承认文明的多元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统一，既看到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的规律和趋势，又看到不同文明有自己独特的具体发展道路。

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中，由于地理环境等的差异，东西文明已经显现出不同质，且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前面提到，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是个人主义，而从世界多种古文明的]进历程考查，唯有古希腊罗马文明是高度张扬个人主义的。钱穆先生则认识到：“家族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中国人所以不很看重民族界线与国家疆域，又不很看重另外一个世界的上帝，可以说全由他们看重人道观念而来。人道观念的核心是家族而不是个人。”古希腊罗马在城邦制的发展中，逐渐摆脱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一步步彻底清除这种纽带的影响，从梭伦改革到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清晰可见，尤其是后者，重新划分十部落，是最典型的表现。而古代中国从夏商走到西周，奴隶制度健全的过程，就是将国家治理与血缘宗亲关系紧密相联系的过程，虽然在封建专制形成过程中，逐渐削弱贵族世袭的影响，但宗法制在制度建设及社会生活中的深层融汇是毋庸置疑的。

而在历史上所谓的“轴心时代”，各地域文明的圣贤大哲们整理出对各种文明影响至深至远的“元典”，虽然有非常相近的“终极关怀”和相似的教育理念，但毕竟价值观念上有着非常清晰的地域差异。

于是有很多老师在进行中西比较时，容易简单地结论：古希腊有民主，古中国只有专制；古罗马有完整的法律体系，古中国只有为专制服务的“律”，且还被随意解释和更改；古罗马有法治，中国只有人治；古希腊罗马有哲学，中国只有简单的思辨……陷入“历史宿命论”不能自拔。对此，黄牧航教授已经有精辟的论述可资参考，毋庸赘言。

二、几个难点

1.废除债奴制在古希腊罗马制度建设中的意义

教材在必修部分，把废除债奴制列在梭伦改革内容的最后，而在选修一里“梭伦改革”课文中，把“解负令”放在最前面并称之为“第一个重大改革”。笔者不太理解这样编排的原因，但必须认识到这是梭伦改革中最主要的内容，“梭伦改革和立法的根本意义在于建立雅典城邦制度化和民主化的社会和制度基础。通过废除债务奴隶制、给予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梭伦实际上定义了公民权。政治权利不再限于贵族阶层，而是扩大到包括穷人在内的整个公民群体。不仅如此，通过废除债务，梭伦实际上使得下层农民收回了其被贵族利用债务而控制的土地，由此培育了一个自由农阶层，并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社会的基础”。无独有偶，在古罗马的制度建设中，也出现类似的改革。《十二铜表法》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民的要求，如限制高利贷，把年息最高额定为8.33%，给予无力还债者以时间宽限等等，但这些显然是不够的。公元前367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平民相继取得一些权利，包括两名执政官之一必须由平民中选任、平民可担任高级市政官、担任监察官等等。而真正为平民获取政治权利奠定基础的是公元前326年通过的波提利阿法案等有关法律，对贵族占地作了最高限制，同时废除了债奴制。由此可见，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无论是民主制还是法制，都涉及公民权的确立问题，而公民权的确立，首先要确立其存在的社会基础。

顺着这个逻辑推导下去，古希腊民主制度之所以延续不下去，从政治经济基础上讲，应该是公民群体存在的经济基础消失及公民群体的消失，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吴于廑先生早就论述过：“在斯巴达和雅典的城邦制中，为了巩固对大量被奴役的人口或外来奴隶的统治，由部族时代军事民主制沿袭而来的制度，在城邦形成后得到充分的、或某一方面的突出发展，本籍的自由人成为全权的公民，他们构成城邦的统治阶级……这样的城邦制，和全权公民的保全是不可分的。一旦全权公民走向沦落破产的道路，它也就不能继续存在。伯罗奔尼撒战后的雅典和斯巴达，就开始出现全权公民沦落的现象。有产的公民变为无业的流氓，公民军变为雇佣军。从那个时候起，雅典和斯巴达的城邦制也就濒临它们的末日。”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也随着长期的争霸战争，各城邦内部出现分化，财富越来越集中，公民越来越贫困，无业无地，无法自备武器参军的人数少了，城邦制度的基础崩溃了。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原因其实是一样的。版图扩充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了，罗马统治者必须靠一支强大的军队维持统治，而社会分化，平民破产，以平民为主体的军队无法维持了。促成罗马走向军事独裁的改革恰恰是从军制改革开始的，雇佣兵制取代义务兵役制。这一点上古希腊古罗马是同一路数。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与妥协中，建立起以公民权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伴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公民权无以为继，这种制度也就崩溃了。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2.民主与法律不是割裂的

不能形成简单的认识——古希腊有民主，古罗马有法律。这只是就对后世文明影响而言的，远不是它们政治制度的全貌。

如罗伯特·C·拉姆在《西方人文史》中写到的：“（古希腊罗马）两种文明都给予法律以深切的关注，但方式迥然相异。希腊人寻求井然有序的社会中完美法律的理论。罗马法律则讲究实效，是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程序。虽然我们可能倾心于希腊人的法律思想，但是，为当今的法律体系提供基本框架的却是罗马人的法律。”“与东方专制国家相比，自由的希腊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奉法律为最高权威。”

以雅典为例，其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与其法律制度的发展轨迹相一致的。“事实上，希腊世界进入‘在民’的时代始自梭伦立法。”梭伦把他制定的法律公布在16块白色的牌子上，并公之于众，让所有公民与官员向宙斯发誓遵守这些法律。并为他的立法做了百年不许改变的规定。正因为如此，人们有了严格的遵纪守法的观念；人们有了明确的权利义务观念；人们有了参政的习惯与意识；人们有了为国家事业贡献勇敢、智慧乃至生命的动力。“实际上，古希腊关于法的概念和方法、关于城邦民主政制的立法（‘宪法’），对以后欧洲国家的公法及其司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以至古希腊被人们看做是‘民主制度的摇篮’或‘故乡’”。我们很容易误读教材中关于《十二铜表法》的结论，好像它就是成文法形成的标志。其实教材只强调了它是“罗马成文法诞生”的标志，而且传说罗马的十人立法委员会去了雅典，受到希腊思想和法律的影响，才制定了《十二铜表法》。而教材的必修和选修本都没有谈到梭伦改革在法律方面的建树和意义。梭伦的法典以其完善、简洁、富于弹性为后世称道，在罗马帝国时代它通行于帝国的旧希腊地区。因此，雅典当时已经有了成文法，且已经进入法制时期。雅典的法律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支撑。

当然，希腊缺乏可以和罗马法相媲美的完整而严密的法典。“希腊是一个重智慧轻经验的民族，而且受早期商品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希腊人没有创造出后来罗马人那种高度发达的法律体系。”古希腊出哲学家、文学家、辩才，在形而上的领域里成果丰富，影响深远，而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在务实的层面上，古罗马则更胜一筹。务实的古罗马法学家辈出，而且社会地位很高，这为形成系统化的成文法典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司法领域，罗马的法官是职业化的，而希腊的司法人员（包括审判员和陪审团）大多是临时选出的，是民主制的一种表征，也就注定了法律的严肃性大打折扣。同时，希腊人虽然强调了法律的权威，罗马人则第一次把法律置于国家权力之上。

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希腊、罗马在西方法制史上都占有正要地位；希腊（尤其是梭伦改革）在公法领域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确立了法律的权威；罗马构建了完整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公、私法的划分是罗马法的首创，”而对后世立法影响最大的是其完善的私法体系。

3.希腊与罗马的关系

由以上分析不难产生新的问题，希腊与罗马文明究竟是什么关系？希腊是罗马的老师？落后的征服者最终被文明的被征服者征服？不能简单这样结论。

诚然，罗马有很多方面的成就似乎都跟希腊相似，如大型的神庙、建筑；雕塑和绘画；甚至文字、神话故事等等。而希腊、罗马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抽象的哲学思想和实用的法律体系。而这两种东西其内在一致的地方恰恰是前述的个人主义。希腊与罗马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上：当希腊文明达到相当高度时，罗马只是小学生，根据文化传播的势能理论，希腊文明渗透、影响了罗马；罗马是希腊文明的传承和传播者，近代以来学者了解希腊文化主要是通过罗马这个中介；随着罗马的逐渐发展和强大，罗马注意在吸收希腊文化时，也在寻求保持自身的特性，因此罗马的成就是独树一帜的。如教材引文所言“辉煌属于希腊，宏伟归于罗马”。学界的认识对此加以阐释：“希腊可称为光荣，人类精神自由创造，自由思索，自由信仰之光荣；罗马可称为伟大，权力、纪律和一致之伟大。”下面这段文字确实很精辟地论述了二者的关联：

罗马奉献给西方文明最美好的礼物是法律和希腊文化。希腊神殿风格为其采用，尽管主要是装饰华丽的科林斯柱式；希腊雕刻是如此经常地为其所复制，以至于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希腊作品皆以罗马复制品的形式存在于世。希腊艺术家的作品，合乎罗马人的审美旨趣，现身于他们的居所和公共建筑的壁画、壁饰以及马赛克镶嵌画中。希腊奴隶教授罗马儿童研习希腊语言和经典作品：荷马史诗、赫西俄德的历史著作，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米兰德的戏剧。罗马的观光者视前往希腊朝圣为己任，到那里观看有数百年历史的希腊卫城上的奇迹，并求教于德尔斐的神谕。罗马奉献于世的是语言、组织和法律，罗马教会和中世纪文明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与此同时，罗马持守并传播希腊的人文主义，希腊的人文主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大放光芒，并照亮了理性的时代。

更有学者富有创意地提出类比——罗马之与希腊很像美国之于欧洲，确实很形象。

4.中世纪与希腊罗马传统

传统史学观念里，都把中世纪看做是“黑暗、停滞、愚昧、梗阻”的代名词，相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发展和高度文明，二者有天壤之别。并且习惯用地理学中“褶皱”与“断层”两名词来形容中西文明发展中的差异——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如同地层的“褶皱”，虽几经波折而绵延不绝；欧洲文明发展则如“断层”，经过若干次断裂；并津津乐道于中国文明的延绵不绝，生命力强劲及文明的纯净。现在分析起来，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西方文明两头文明中间黑暗，这不合乎文明发展的逻辑。“褶皱”如何就值得欣喜呢？“断层”又有什么不对？何况“断层”式的理解也不合乎文明发展的逻辑啊。

现在从学界比较普遍的认识简要谈谈中世纪在古希腊罗马文明沿承中的作用。

首先，虽然罗马法在中世纪早期被废弃、遗忘，直至11世纪重新被发现并引起重视，但其一些思想一直在传承并被发扬光大。如自然法的思想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由基督教会的思想家，尤其是托马斯·阿奎那继承和发展。阿奎那一方面把自然法观念与人的日常经验相联系，日益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把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理论统一起来，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其次，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合法化了，教权的扩展也不是完全与法治脱离的。根据神学的信条，世界本身是由规则支配的，仁慈的上帝掌管着一个依照法律来统治的世界，赏罚分明。宗教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关系，都要由基于法律的正义和基于正义的法律来界定。夏勇先生认为，滥觞于近代革命以前的法治观念至少有三：其一是法律至上；其二是权力分立与制衡；其三是法律来源于某种超越于现实政治权力结构的实在。

最后，中世纪在民主制度上是有发展的。中世纪日耳曼人把罗马私法的一个原则——“关涉大家的事要得到大家同意”变为公法的一条原则，因此，中世纪制度文明不能用“专制”一词来涵盖，其实为一种混合政体，等级会议是制约君主的一种重要方式。中世纪时直接民主制被发展为代表民主制，无论是代表机构还是代表产生的技术都有创新，这无疑是不能否定的进步。

当然我们不是有意抬高中世纪的地位，而是从文明发展的轨迹中寻找内在的逻辑联系。

三、教学建议

受知识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教师在教学中往往把握不住这一课的内容，不敢轻易扩展。专业性的问题，如罗马法更是无法讲清楚；即便试图厘清一些专业的概念，学生也理解不了。鉴于此，笔者建议：

1.用生活化的方式教学比较可行

“民主”就是“民做主”，学生需要弄清楚的是谁是“民”，“民”如何实现“做主”？“民”实现“做主”的过程就是不断想办法抑制个人专权的过程。无论希腊罗马，都涉及平民与贵族斗争、妥协的过程中争取到相关权力，平民为何要斗争？贵族为何会妥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战争的方式变化，自备武器和粮食的重装步兵组成的方阵作战取代了贵族武士决斗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平民在战争中地位的提高是对贵族斗争的重要砝码。无论是希腊城邦还是罗马城邦，都需要平民作为主要兵源。如此，一个问题就很生活化地说清楚了。吴于廑先生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一书中用简单通俗的文字如临现场般地描述了雅典直接民主制的操作，对我们的教学非常有指导意义。与其干瘪苍白地逐一解释概念和机构、法令，不如让学生从生活化的场景再现中体会直接民主制的特点及弊病。罗马法的教学是一样的，情境设置、学生参与、现场争辩更能形象地让学生理解罗马法如何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教师没有必要在枯燥的概念和干巴的制度]进过程中强化学生的记忆，从社会生活的层面引导学生去理解更能提升学生的认识和知识迁移的能力。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在群众的生活中体现得最直观，如希腊为什么出]说家？希腊的公共生活很丰富，因此戏剧、公共建筑等显得很有特色。

2.坚持唯物史观，不要脱离生产力水平去考查希腊罗马的制度

比如，希腊罗马的经济状况，讲不讲，讲到什么程度？教学中我们往往容易抬高商品经济的地位，觉得商品经济、海外贸易等比农业的地位就高。应该认识到，希腊的商品经济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农业生产环境相对恶劣，粮食生产有限才迫使希腊人从事商业活动以换取粮食，迫使希腊城邦向外进行殖民活动。罗马随着版图的不断扩充，为不同地域间的商品交换创造了环境。希腊“不管是从经济角度，还是当时人的观念上讲，土地仍然是最主要的财富。”尽管后来有些富有者几乎没有土地，但他们经济上破产的风险很大。“罗马人原来是农业人口，大多数是相当看重产权的小农民。在扩张过程中，他们越来越重视军事和行政事务，但对土地的依赖传统仍然保留着。相反，在罗马的价值体系中，商业的地位并不高。从事商业的只有社会的低阶层人、外国人、甚至奴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不可能很高的。笔者不建议在教学中过多铺陈希腊罗马制度产生的经济基础，因为所涉及的专业性过强。同理，对希腊罗马的制度的评价也只能基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前提。在高度评价希腊民主、罗马法的同时，很容易让学生产生强烈的落差感，中国古代为什么就没有这个好的东西呢？在中国古代精耕细作的农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制度文明一样很有创造性，很值得自豪。

3.正确理解教材中的一些结论，注意一些提法的严谨

比如，教学中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把罗马法的严密与罗马帝国的有效统治联系起来。教材中提到“罗马法是罗马统治的有力支柱，它为国家权力提供法律依据，稳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根本没提到法律如何支持了高效率的管理机制。而事实上，行政管理是独立的科学，并不是有完善的法律就可以实现有效管理的，如果这个因果关系真的成立，我们如何理解帝国后来的分而治之和分裂呢？实际情况是“法律制度行之有效，但它并不一定包含类似有效力的行政机构。现代的研究表明，罗马人并非是精通行政管理艺术的大师，一直到恺撒·奥古斯都时代，行政管理都是一种混乱不堪的景象，贪污腐化盛行，效率低下。”其次，人教版教材在《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的课文中，没有出现“法制”或“法治”的词[，只有“法律”“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等。这其实是一种很慎重的方式，尽量让老师不要纠结于“法治”与“法制”的概念区分。“法制国与法治国最大区别在于，其最高统治者或立法者的权力仍然不受挑战和制约。”当然，我们也不必把学生带进这种纠缠不清的问题中去。

古罗马的文学成就篇6

[关键词]环境危机；古希腊罗马史；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G09；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103-09

[作者简介]江 山（1965—），男，安徽庐江人，德国哥廷根大学硕士，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副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兼职教授，日耳曼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德语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文化研究；陈晓梅（1969—），女，江西进贤人，南昌航空大学附校教师，主要从事生态文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38）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德国生态意识文明史研究”（10YJA752012）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An Analysis of the Origin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Crisis

Authors： Jiang Shan & Chen Xiaomei

Abstract： The origin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crisis has long been a hot controversial topic in the field of eco-culture. No unanimous conclusion can be easily drawn as to this topic. The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culture， in combination with substantial historical findings， explores how ancient Greeks and Romans conquered and exploited nature so that a conclusion can be made that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crisis doesn’t result from Christianization. Anyway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features dominance and rule of nature by ancient westerners， overflowing with bloodshed and violence. Therefore， studies on this backward culture can serve as admonition and reflection for the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of human eco-civiliz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crisis； history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eco-culture

一、前言

20世纪60年代，人类面临环境危机的现实开始进入西方公众视野，这种危机正日益成为人类繁衍生存和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许多时髦词汇如“环境”、“环境意识”、“环境保护”、“环境政策”等在欧美国家纷纷出现，并风靡全球。80年代，环境危机在西方得以缓解之后，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了一系列关于危机产生根源深层次的思考：环境危机究竟从何而来？它是否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历史上的环境危机曾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美国中世纪史学家林·怀特（Lynn Townsend White）就曾断言，环境危机应该起源于古罗马帝国晚期，即基督教传播在整个罗马帝国内已告全面成功之际。在此之前的希腊罗马教义曾规劝教民对“每棵树、每道清泉、每条河流和每座山丘”都施以神的崇拜和敬仰，而且在侵入自然之前还应该得到各种神灵的宽宥许可，以免受到他们的惩罚。而基督教的传入却骤然间改变了古罗马人的精神气质和天赋秉性，大自然从此失去了宗教神性色彩，并由此成为人的主宰空间和领地，①因为根据《圣经》中上帝的教谕，人应该“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让自然臣服自己。然后再管好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所有能爬行的动物”。②所以，在怀特看来，基督化之后人以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并傲视一切的行为，为自身控制和征服自然提供了无限可能，这也是我们人类至今仍需为环境危机后果买单的主要症结所在。持此相同观点的还有德国著名作家卡尔·艾姆瑞（Carl Amery），在《天命的终结——基督化无情之后果》一书中，他在肯定怀特观点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强调，人类对环境不负责任的行为本身就体现在“人类自身自私贪婪、不计后果的自然属性中”。③然而，德国神学家奥伊根·德雷维曼（Eugen Drewermann）则反对他们的观点，在其《死亡的进步》一书中将环境危机的历史时间表进一步提前，甚至认为基督化之前的古希腊罗马人就已经“将自然直接简化掠夺为自己的后花园，以供自己剥削享用”，④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化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后果也就此可以开脱而罪轻一等。

那么，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甚至史前时期，人与环境的关系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澄清，是怀特认为的自然被赋以神性而受到保护，还是德雷维曼所认为的自然早在古罗马时期就被肆意剥削奴役？要找到这些答案，就必须借助于出土文物、古籍文献、摩崖石刻等实物进行分析考证。借此史实研究，本文将从古希腊罗马人对自然的主宰统治思想和行为着手进行研究分析，这样就可以从中得出公允的结论，西方环境危机的真正历史根源也即不言而喻，自见分晓。

二、古希腊罗马人对自然的主宰统治思想和行为表现

对于古希腊罗马教来说，整个自然被赋予了神的灵性，也即所谓的泛神思想，这是怀特所看到的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他却完全忽视了古希腊罗马人对自然的主宰统治思想，这一点和基督化过程是否带来环境危机影响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人主宰统治自然的思想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找到观点来支撑：第一，许多古希腊哲学教义如斯多噶派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它们将人本身就视为环境的主宰物；第二，当时许多批评家持有世人对自然资源进行滥采滥用盲目追逐利润效益的经济观点；第三，驯服和征服自然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嗜好或地位身份的象征，如对野生动物进行家庭驯养以及对荒野土地进行人工垦殖；第四，特别是古罗马帝国时期，人们已拥有了相当的科技知识，他们凭此已拥有了相当强的毁坏、恢复和保护自然的能力，比如用于军事目的的矿山开采和武器冶铸技术等。然而，这种主宰统治思想究竟给自然带来了怎样的负面影响，或者说它对人们的日常环境行为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并带来了哪些严重后果？这里将作出具体详细的分析研究。

（一）动物饲养和对动物的虐待残杀行为

由于古希腊时期既没有革命性的农业技术革新，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推行的机械化耕作，城邦联盟中的农民只能靠驯服饲养动物（如牛、马、羊、鸡等）来改善耕作方式，提高农业效率和生活水平。另外，为了攻城略地，扩大领土疆域，用于军事目的而饲养繁殖动物（如马、骡等）也一直盛行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可以说，动物在人类进化的文明史中，尤其在人类文明早期曾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古希腊罗马先民热爱动物和动物崇拜图腾已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和实据可考，但同时对待动物的粗暴野蛮行为也屡见不鲜，有些行为表现新奇怪诞、荒诞不经，而有些行为甚至骇人听闻、令人发指。如德国维尔茨堡市瓦格纳博物馆就陈列了古希腊文化中心阿提卡半岛出土的一件约公元前480年烧制的挂盘文物，它展现了一位古希腊姑娘接受心爱恋人赠送礼物的场景：一位古希腊小伙站在这位美丽的姑娘身前，他右手正提着一只刚捕获的野兔，左手则放在胸前，看上去他正在求爱发誓，神情显得虔诚安详，而姑娘却是那样的害羞矜持，显然，姑娘已默认了帅小伙的求爱许可。古希腊的这种求爱风俗表明，捕获的猎物虽是男女双方爱情的见证人，但最终却成为他们恩爱的祭品。①对动物的虐待行为从另一件约公元前540年烧制的圆陶罐器物上也可以清楚看出：古希腊人不仅捕获鸟类用于啼鸣娱乐，甚至还捕杀它们，将它们变成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在陶罐的一面，一位农夫正在赶着耕牛犁田，撒下种子，这表明秋天正是捕鸟的季节；在陶罐的另一面，两个捕鸟人一边一个正蹲守在一棵大树边，树边竖着一个捕鸟人做的假鸱鸮以吸引小鸟，树上放着许多涂满了粘胶的捕鸟胶杆，只见胶杆上已沾满了难以脱身的小鸟，他们纷纷落到地面，行将成为捕鸟人的猎物。②和古希腊人相比，古罗马人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关古籍文献中曾记录了他们大量血腥屠宰动物的残暴行为，众所周知的如罗马斗兽场中奴隶被迫与狮熊虎豹等动物进行荒诞的生死角逐。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的开国君主屋大维在他的《行为录》中曾记述道：“在马戏院，在市区广场或圆形露天剧场，我曾以我个人或我儿孙的名义为我的臣民一共举行了26次非洲凶猛野兽的屠杀表演，大约有3500只动物野兽死于表演中。”③此后的罗马城一度成了屠宰动物以供贵族王孙淫乐享受的娱窟。据记载，屋大维执政时期的罗马城内圈养了至少9000头从非洲捕获来的凶猛野兽以供屠杀表演。公元2世纪初，古罗马图拉真皇帝执政时期，仅在123天之内，罗马斗兽场内就有11000只凶猛野兽死于非命，倒毙在奴隶的刀剑之下。④之后的戈尔迪安一世、普罗布斯皇帝执政时期仍有大量肆意屠杀动物的血腥记录。对于古希腊人在自然面前炫耀自身无尽伟力以图征服其他生灵的行为，悲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在其代表作《安提戈涅》中曾给予了猛烈无情的批判：“许多生灵凶残异常，但还没有哪种生灵比人这种生灵更凶残可怕。他们用猎网捕获一群群快乐畅愉的小鸟，甚至还那些野生动物。他们还用细密的渔网捞尽满是咸苦大海里的小鱼儿。这个机关算尽的人类，不惜挖空一切心思，施展阴险诡计，连自由无束、攀登在悬崖峭壁之上的野生动物也不放过。一切能动弹的生灵他都要在不远的将来消灭殆尽。”①另外，从古罗马文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和普鲁塔克（Plutarch）的文学作品中也不难发现对人类残害动物行为所给予的拒绝和批评态度。西塞罗曾在公元前55年倡议一种自发的“公民动议”，强烈要求庞贝城举办屠兽表演的机构中断放弃屠杀大象的血腥表演。②

（二）对森林的滥砍滥伐

在古希腊，直接导致森林过度砍伐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城帮联盟内人口的急剧增长。为了提高收成，人们不惜放火烧山、砍伐森林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因而造成森林植被的大面积萎缩。正如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Titus Carus Lucretius）在他的著作中对当时情景所描述的：“每天，人们都在向森林不断施压，要求它们退居山里，以期能腾出更多的耕作土地来。”③人口的急剧增加还导致了对燃料和建筑材料的大量需求。为了烹饪烧炊、冬日取暖和建造楼堂住所，由于当时的交通运输条件有限，人们往往由近及远，先砍伐城市周边的林木，然后不得不走进深山老林，继续砍伐，这对于当时公元前7、6世纪的雅典来说就意味着：附近西麦托斯和埃加莱奥斯两座小山上的森林已被砍伐得尽光，到公元前5世纪时，再远一点的帕那斯和基太隆两座山上的森林也变得稀疏不堪，前景堪忧。④另外，发达的商船海运业和战争也需要大量的木材作为后盾，以确保商船战船建造的不时之需。公元前480年左右，一项建造不少于260艘战船的计划使木材需求达到高峰。从此，雅典成为地中海霸主，很快促进了海运业的蓬勃兴起。为了建造商船，希腊北部地区的泰萨林和马克多宁成了源源不断的木材供应地，许多珍贵稀有木材包括银枞树等被南下运往几百公里远的海岸港口城市。⑤为了学习古希腊人的造船技术，古罗马人为扩大疆域，不惜砍伐大片森林树木以建造战船，战胜各地区劲敌。公元前260年，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古罗马海军在第一次普尼施战争中于西西里岛附近击败了来自于北非的卡塔加人，他们在60天之内就完成了从砍伐树木到建成百艘战船的奇迹。在随后的每年建造计划中，几百艘战船不断下海。据史料记载，在这场持续了23年的大海战中，罗马战船由于风暴和战斗损失了约700艘战船。⑥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用于战船建造、建筑、民用和冶炼的木材资源也越来越少，到了公元4世纪，亚平宁半岛台伯河两岸原本茂密的森林已极为稀少，罗马城内冬天的取暖柴火也变得十分稀缺，已到了不得不从北非领地进口的地步。面对亚平宁半岛这样的惨景，罗马大主教阿波里那利斯于458年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悲愤地抒情道：“每一片森林在你面前已沉入海底，台伯河两岸早已被砍伐一空。你曾拥有如此多用于建造战船的储量，而现在，葬身于海底的一根根木材也远比大海中所有的水滴还要多。”⑦由于号称为“森林杀手”的古罗马人当时没有系统完善的森林恢复举措，所以在史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地中海沿岸很多地区大量的水土流失、沙漠化、洪水泛滥、农业和畜牧业减产情况的出现以及自然风光的破坏，其中以亚平宁半岛和阿尔卑斯山山麓地区为最。

（三）对矿山的大规模开采

古希腊罗马社会不仅对木材有大量的需求，而且对用于建筑的岩石泥土以及用于手工业和艺术品等多种用途的金属也有很大需求，因此，露天和地下开采、矿山开采等行为不但损害矿工奴隶的身体健康，而且这种无节制的开采也成为人类无尽掠夺自然资源和毁坏自然的有力证据。雅典附近至今还残存着许多当时的露天大理石采石场，还有许多地方通过地下开采，金、银、铜、锡、铅、铁等金属被提炼出来，矿渣到处被丢弃，废水四处横流，直接导致了环境污染和人体健康的损害。公元前5世纪，在阿提卡半岛上的苏里扎山谷就有两千多个50米深的矿井，许多矿工奴隶在艰苦的环境下劳作，特别是矿井内的空气被二氧化硫和许多有害金属污染，从而导致他们患上了各种严重的疾病，如生育能力丧失、遗传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贫血症等。除此之外，这些三万人规模的矿工奴隶整天还得担心矿山矿井随时会有凹陷垮塌的危险。①尽管古希腊境内的这些开采地区面积不大，但在局部地区除了毁坏大量的森林地之外，还造成了很大的环境压力。进入古罗马时代，这种情况愈演愈烈，随意开采挖掘已成了一种严重污染环境的社会公害。为了扩张军事，巩固帝国统治，古罗马人对建筑石料的开采和矿山的挖掘不仅仅限制在意大利卡拉拉地区和原希腊半岛地区，甚至还延伸到伊比利亚半岛、小亚细亚和今属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北非努米丁地区。和古希腊时期一样，无节制的石料场和矿山的开采不仅导致了大片森林的毁坏，还导致了矿渣废水的四处遗弃，到处千疮百孔，这些都无形中加剧了环境的污染破坏，尤其严重的是大批矿工死于空气污染和金属毒害。另外，有证据显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这400年时间内的有毒放射性空气和酸雨不仅污染影响了本地区，甚至还漂移扩散到格陵兰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可见污染程度之深，后果之严重。②

（四）公路网的修建使大自然变得伤痕累累

为了加强对广袤疆域的永久统治，古罗马人从公元前约300年开始修建铺设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对当时的自然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破坏。堤坝式的路基，笔直的线路，密集的公路网，将田野平畴和自然风光任意切割成无数方块。它们翻山越岭，横跨河流，直至今天，后人还可看见当年留下的许多山中隧道和桥梁痕迹。如在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库玛埃地区，仍有一条长达1公里的山体隧道，而在整个意大利境内，仍有数以百计的桥梁保存完好。③公路修建固然为古罗马人的生活提供了便捷舒适的条件，但大自然留下的满目疮痍也是显而易见。为方便土地丈量，笔直的公路网往往直接成为田野平畴的分割线，虽然看上去田畴原野整齐划一，但它们却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美，更为严重的是，大面积的挖掘开凿和填平拉直改变了许多地形地貌，加剧了水土流失，破坏了水土养分，对自然环境结构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另外，为了修路，许多山岭上的岩石被开凿切割，既影响美观，也破坏了山体结构，这对周边的气候环境和植被生长等也产生了破坏作用。在有关田园景致遭受破坏的描述方面，古罗马文学家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和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等对此都给予了深刻批评。在他们看来，如果破坏自然的人对自然仍有爱意，那也只是出于自然有用并能为自己带来实惠好处的目的；如果他们妄谈保护自然，那也是一种纯粹保存现有自然资源以图自己未来能获取更大利润的美妙借口而已。①此类批评可谓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五）兴修水利工程虽展现了古希腊罗马人主宰自然的姿态和能力，但却造成了许多自然伤害

对水患的征服早在古希腊史前时期即有之。为了疏浚河道，泄洪排涝，古希腊先民掌握了大量的排灌技术，如开凿运河、在湖泊下游筑造水坝、在海边堆起海防堤坝、在内陆地区修建与大海连通的养鱼池等等。②他们不但利用水力资源发明了磨轮驱动技术，而且还能为各居民区提供用于各种用途的水资源，如饮用水和工商业用水。公元前6世纪在萨摩斯小岛上，当地市府一位名叫奥依帕里诺斯的工程师就掌握了一项出色的工程技术，他将山那头237米的高处的泉水，通过挖穿山体，再经过1040米长的穿山渠道，引入山这边的市府内，这样的工程技术不得不令人惊叹。③同样，古罗马人也将这项技术发挥到极致。他们不但能从地下引水，甚至还能利用地形，因势利导，克服各种自然障碍，在整个帝国境内修建很多高架引水桥，以利农业灌溉、工商业用途和居民饮用。这样，不论远近，源源不断的水资源可资利用，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动力。如著名的引水设施就有屋大维时期在今西班牙塔拉戈纳地区修建的一座高26米、长200米的高架引水桥等。④这些浩大精湛的工程技术一方面展示了古希腊罗马人的聪明才智和征服自然的本领，展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必胜自信心，而另一方面，这种能力和自信又意味着人对自然的肆意征服、主宰和奴役。

（六）移民定居对田园景致的破坏

大量占用土地、破坏自然风光的行为还包括古罗马时期的移民定居。许多土地肥沃、物产丰饶、风景秀丽的地区由于大量人口的不断迁移定居而变得拥挤不堪，甚至资源枯竭，仅在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现德国巴登-符腾堡地区就遗存有两千多处当时的贵族别墅可以佐证。⑤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许多地方也是人口密布，庄园成片，别墅成群。古罗马诗人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对于当时别墅成群的现象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耕地、草地和橄榄林经过人手眨眼间变成了一座座带着偌大花园的豪华别墅，这无疑是对自然田园风光的无情摧毁，也使美丽的大自然失去了它原有的本真面目。⑥另外，由于人口密集，那里的噪音、水、空气和垃圾污染尤为严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移民迁居很多是出于军事目的和战争需要，特别是在边境地带定居的大量移民，他们在那里挖掘沟壕，建造围墙，树立界桩，修筑各种防御工事，以抵抗外敌侵入。不难想象，各种形式的移民定居和军事防御设施的建造无疑也对自然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最著名的实例莫过于古罗马人为防御抵挡北方蛮族日耳曼人的侵略而于公元1世纪至4世纪一直不断修建的利姆斯防御墙，这道墙不同走向的各个段落近乎呈直线状，最长的一段直线距离长达八十多公里，它横贯今天德国南部地区的山川河流和田野平畴，人们至今仍可看到绵延不断的古墙痕迹。①很多考古学家和生态学家认为，这道防御墙的修建没有利用当时各种有利的自然条件和地形特点，而是一味地追求古罗马人偏爱的直线型的几何形式美，由此造成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很多自然风光和森林山地被毁，许多动植物物种灭绝，甚至连阿尔卑斯山山麓的南北气候也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致使那里的原生态环境至今也难以恢复。②

（七）放射污染、空气污染、垃圾污染和水污染的危害性

无论是军营驻扎和移民定居，还是矿山开采和农业经营，古希腊罗马人都摆脱不掉环境污染的侵袭和困扰。上文提到的矿山开采中的空气污染和金属污染颇具代表性，最严重的金属污染莫过于有着“罗马金属”之称的铅金属的放射性污染。古罗马历史学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在他的《自然历史》中对铅金属的危害性有过详细的分析描述。他认为，在炼铅的时候，人们必须要合紧鼻嘴，因为从冶炉中腾腾升起的铅雾对人的身体健康极为有害，往往连在场遭受中毒的犬类也不能幸存。③所以为确保人的健康，只有将铅雾通过高耸的烟囱排放到空中，让其消散。另外，从日常生活用品到粮食谷物，铅污染无处不在，它严重危害了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据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恩瑞亚古（Jerome O. Nriagu）教授1983年发表的测算数据，古罗马人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奴隶的身体铅元素含量都远远超标，而且社会等级越高，接触的含铅制品（如铅金属用具、儿童玩具和女性化妆品等等）越多，铅中毒程度越深。④可以说，古代欧洲大陆差不多每个角落都遭受到铅金属的放射污染，很多重金属通过空气传播四处扩散，进入人体和自然界万物之中，对自然环境和人的健康构成了巨大威胁。

在垃圾污染方面，尽管古希腊罗马人都很注意个人卫生，讨厌身体异味，并经常洗澡，但哪怕在人口居住密集区，他们也没什么制度条文严格规定垃圾的清除处理方式。不管是无机垃圾还是有机垃圾，他们丢弃起来都随心所欲，有时甚至从门窗直接扔出，所以在市区往往出现无人问津也无法处理的垃圾堆，由此为老鼠蚊蝇等传播疾病的动物提供了可怕的疾病传染源。⑤有关垃圾随处抛扔的物证在如今的罗马港口边仍可看见，它是一座周长近1公里、高达30米的陶片山，这个垃圾小山丘就是当年陶器制品在进出口运输过程中由于损毁被遗弃在港口边堆积形成的结果。⑥

古希腊时期，城市中的水污染情况已而有之。据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在本次战争中，雅典人为消灭入城的叙拉古人，就曾先破坏城内的供水系统，然后往水井中投毒以毒杀敌人。⑦另外，雅典城中的艾瑞多纳斯河饮用水经常遭受污染，尤其是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这段希腊化时代文化繁荣鼎盛的300年内更为频繁。①水污染问题在古罗马时期也尤为突出。为清除垃圾，市民往往用水冲之，结果导致了大片水域污染。除水污染外，许多河流中的鱼类生存情况也不容乐观，古罗马文学家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就曾对阿玛斯特里斯河类似的污染情况有过详细记述。②虽然罗马城内有著名的排污下水管道（Cloaca Maxima），里面可撑船划行，但并不是每个市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尤为严重的是，下水道总出口处就在台伯河的入海处，由于污水的自然流动一直沿着河岸进行，这使本来被认为颇具疗效、供病人直接饮用以治疗疾病的河内圣水反倒加剧了这些病人的病情。③

（八）战争对自然的严重摧毁

众所周知，战争不仅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财产，也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环境，导致局部地区很长时间的生态失衡。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古罗马人，只要他们向敌国开战，就意味着他们毁坏敌国庄稼田亩、橄榄园和葡萄山岭的开始，他们要将敌国夷为平地，借此打击对手，让对手臣服。普鲁塔克就记载了公元前3世纪古斯巴达城邦国王克莱奥梅内斯三世征服宿敌阿格斯人时的暴行，他动员他的士兵不惜毁坏敌国的一切，包括田里的庄稼，“不需用什么镰刀锄头，可直接用大刀棍棒将其毁坏”，这种行为曾被普鲁塔克讽刺为是一种“具有非凡战斗力和脑力智力”的行为。④最惨烈的莫过于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撤进城内的农民只能眼睁睁看着城外自己的房舍化为灰烬，农田被糟蹋殆尽。修昔底德记录了斯巴达人11年时间内5次入侵阿提卡半岛惨无人道的兽行：“只要是从前被夷为平地的地方又生长出什么东西，或是曾偷偷被保护下来又被发现的，他们会一概不留统统毁灭之。”⑤在古罗马史中，战争对自然的毁坏记录也随处可见，俯拾皆是。如公元前218年第二次普尼施战争中，哈尼巴尔人绕过伊比利亚半岛，穿越阿尔卑斯山隘口，击败古罗马军队，长驱直入，不断南下，所到之处，他们烧杀抢掠，惨绝人寰，将原本充满生机的亚平宁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洗劫一空。战争后的几十年时间内，那里都荒无人烟，寸草不生，惨象着实令人惊骇。古罗马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在记述这段史实时，曾用了许多惊悚的拉丁语词汇来形容汉尼拔人的残酷暴行。⑥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nybee）在总结这段战争所带来的自然灾难后果时也有过这样的描述：“如果看看这里的植物，就好像这个半岛刚刚遭受了一场飓风一般，它将树木连根拔起，又好像刚遭受了一场大火一般，它将草丛灌木燃为灰烬。那些原本孕育生命的土地也变得死气沉沉，没有了生机，放眼之处，皆是与荒凉。”⑦无论是对外发动战争，或是抵御外侮，甚至镇压国内的平民奴隶，古罗马历代国王皇不惜一切，将人与自然牢牢踩踏在自己的铁蹄之下。正如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在致函不列颠侯爵卡尔加库斯（Calgacus）时控诉古罗马暴君行径时所写道的：“他们把烧杀抢劫称之为统治。哪里被夷为平地，没了人烟，他们认为，哪里就是和平的开始。”卡尔加库斯侯爵也认为：“罗马人就是世界强盗。要是实在没什么可供他们肆虐的话，他们连大海也不会放过，甚至连波澜也要掀高三尺。”①

三、结语

古罗马的文学成就篇7

关键词：《哈利•波特》;古希腊罗马神话;人物动物形象;个人英雄观

一、引言

1997年，J.K.罗琳推出了《哈利•波特》系列魔幻小说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短短的十年时间里，她完成了《哈利•波特》系列的七部小说，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哈利•波特》的阅读热潮。这部作品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为主要舞台，描写的是主人公哈利波特在魔法学校的学习生活和冒险故事。这一系列小说前后被翻译成60 多种语言，畅销2 亿多册。它已经不再简单的是一部受读者喜爱的文学作品，而演变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以《哈利•波特》为代表的魔幻小说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思潮。为什么西方人对这部作品如此着迷？如果你了解西方文化和文学你就会从中找到答案，即受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希腊罗马神话是欧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早已成为整个西方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断影响着西方的社会文化以及文学艺术的发展。《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处处折射着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光芒。

二、《哈利•波特》与古希腊罗马神话

1．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动物形象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

小说中的人物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灵们有着相似的名字或品性。哈利、赫拉克勒斯和阿波罗都是各自世界里的英雄。阿不思•邓布利多则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主神宙斯,他拥有无上的权力和力量,公正不偏。他是正义的引导者,他的意愿是审慎的、正确无误的、智慧的。宙斯最爱的祭品是母山羊和牛角涂成金色的白色公牛,而 “阿不思”在拉丁语中正是白色的意思。米勒娃•麦格教授的名字与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相同,也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女神雅典娜。同雅典娜一样,米勒娃•麦格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守护者。海格是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钥匙保管员。据罗琳的说法,“Hagrid” 一词来自于古英语,意思是“很糟糕的夜晚”或“睡不好觉的晚上”。他的角色相当于希腊神话里的巨人泰坦,也可以被认为是海神波塞冬，因为他们都拥有水的掌管权。《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的反面角色伏地魔则是战神阿瑞斯的化身,也就是罗马神话中的玛尔斯。他生性好斗,如同阿瑞斯一样,是嗜杀、血腥、人类灾祸的象征。《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奇洛教授是伏地魔的追随者。他被伏地魔附身,变成了一个双面人,事事对伏地魔言听计从。而这个形象与罗马神话中的门神雅努斯不谋而合,后者具有前后两个面孔(一个看着过去,一个看着未来) 或四方四个面孔,象征着开始。

除了人物角色相似以外，《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魔幻世界里的很多动物形象也与古神话中的半神半兽形象相似。希腊神话中有毒龙,九头蛇怪许德拉,看门狗克尔柏洛斯,人头马涅索斯等,而《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有看守魔法石的三头狗路威,《哈利•波特与密室》中有蛇怪,《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中有鹰头马身怪兽巴克比克、独角兽,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有匈牙利角尾龙等等。海格的三头大狗路威,名字意为“毛茸茸的”,与希腊神话中的克尔柏洛斯简直如出一辙。这只希腊神话中的地狱看门犬有三个头,嘴里滴着毒涎,下身长着一条龙尾,头上和背上的毛全是盘缠着的条条毒蛇。相传太阳神阿波罗之子俄耳甫斯善弹竖琴,其琴声能感动草木、禽兽和顽石,为了把妻子欧瑞狄柯从地狱中救出,俄耳甫斯利用手中的竖琴令克尔柏洛斯昏昏睡去。而霍格沃茨的路威看管着学校的密室,它也有“三个脑袋,三双滴溜溜转动的凶恶的眼睛,三个鼻子――正朝他们的方向抽搐、颤抖,还有三个流着口水的嘴巴”(罗琳,2000) 。邪恶教授奇洛也用了一把施了魔法的竖琴制服了这只大狗。在希腊神话中,狮身人面女怪斯芬克斯能够凸显出小说中西弗勒斯•斯内普教授和伏地魔的性格。希腊人把斯芬克斯想象成一个会扼人致死的怪物,它坐在忒拜城附近的悬崖上,拦住过往的路人,用天后缪斯所传授的谜语问他们,猜不中者就会被它吃掉;与此相似的是,斯内普教授经常在课堂上为难哈利•波特,而伏地魔则要置他于死地,以换来自己的重生。另外,在希腊神话中,谜面由斯芬克斯提出,俄狄浦斯是解谜人;而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伏地魔为什么要得到魔法石是一个谜, 哈利及其伙伴的侦破经历就是解谜的过程。

2．作品中的个人英雄观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力量与智慧的化身。他们同自然斗争，同敌人斗争，英勇非凡。奥德修斯足智多谋，他使用木马计率领希腊联军攻破特洛伊城，在归国途中，以坚强的意志，卓绝的智慧战胜各种恶魔。奥德修斯集中体现了智慧和英雄的形象。大力士赫拉可勒斯以超群的智慧和勇气完成了12项重任，受到希腊人的崇拜。这些典故都表现了希腊人的英雄崇拜观。而小说中的主人公哈利波特在四年的魔法学习中，除了学业进步、魔法能量升级之外，也展现了他的男子汉气概，在困境中逐渐历练成为英雄。哈利波特自从加入霍格沃茨魔法学校, 就表现得相当有集体意识, 这一点上, 校长和各位老师都相当欣赏。一年级时, 哈利波特才刚刚学会骑飞天扫帚, 就被选为学院魁地奇的狙击手。当所在队伍被对方追成平手时, 哈利勇敢地追逐飞天贼, 冒着直撞地面的危险, 逮住金色飞球, 帮助所在队伍夺得胜利。二年级时, 哈利波特的表现更为突出。虽然因为懂蛇语而受到了部分同学和老师的怀疑和排斥, 但在许多同学都被石化、学校面临将要关闭的危机, 哈利波特和同伴运用魔法咒语, 无惧毒蜘蛛的袭击, 破解了密室的秘密, 解救了整个学校。作为英雄, 他除强扶弱勇于与黑暗势力作斗争, 一年级时, 涉世未深的哈利波特已经敢于与伏地魔斗争, 避免魔法石落到伏地魔的手中。四年级, 伏地魔重生,整个魔法世界都面临重大的挑战。年纪轻轻的哈利波特依旧发挥敢于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优良作风, 与能力比自己强很多倍的敌人抗争到底。主人公意志力坚强，智慧超群，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邪恶势力，这些都体现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英雄情怀。

结语：《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充分吸收了欧洲传统文学的精华。罗琳在对传统文学题材进行继承和弘扬的同时，又赋予作品新的时代内涵。她成功地借用古老的神话给读者编织了新的神话，使小说充分地体现了自身的文学价值。正因为有这样的文化、文学历史基础，小说一经问世便迅速风靡全球。这也是《哈利•波特》赢得亿万读者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J. K. 罗琳.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 J. K. 罗琳. 哈利•波特与密室[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 J. K. 罗琳. 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 J. K. 罗琳. 哈利•波特与火焰杯[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陶洁. 希腊罗马神话一百篇[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 1997.

[6]高丽.《哈利波特》折射出的西方人的魔幻情结[J].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

古罗马的文学成就篇8

科学之谓，乃是“分科而治学”的略说。自西学东渐以来，分析的思维仰仗着坚船利炮的威力，猛烈冲击着一贯以综合见长的国内学人。阳明先生的“格物致知”只不过是竹林前的反省，就算是早已“胸有成竹”，经郑板桥之手的墨宝仍脱不出写意的模糊。于是，法学的引进一度在分析思维的真空中接受着辩证法的煎熬。乃至今日，几千年的巨大惯性依然无法刹车，连季羡林老先生也以为这竟可以成为东西方文化分水岭的一侧。但聪明的国人很快从西方人的口里发现了分析的若干弊处，西方汉学的兴起，许多人竟误以为东方的复兴转眼在即。当地方性知识广泛传播，文化权利几被用尽，我们的传统依然面临着如何创造性转化的难题。

公私法的截然两分源起于古罗马，分而析之的法学思维由此找到肇始。[1]分类之后便是比较，比较然后归纳，公私法的分类就此造就了一个法系。然而历史并非线性的进程，公私法的成就也不限于此。诚如梅因所言，“类比，这是法律成熟时期中最有价值的工具。但在法律学的初生时代却是最危险的。”[2]“当一种食物由于卫生的理由而被禁止，禁令就要适用于一切类似的食物。同样的，为了一般的清洁而做出的明智的决定，终于竟变成了教仪上冗繁的手续。”[3]归类原来是如此的靠不住，因此而来的判断远远无法称之为科学。于是，古罗马发明了“犹疑”的技术，给判断以延期，又有了“拟制”的技术，使判断找到了源头活水。“‘拟制’在旧罗马法中，恰当的讲，是一个辩诉的名词，表示原告一方的虚伪证词是不准被告反驳的；”[4]这种“拟制”其实相当于后来的“推定”，梅因将其恰当的置于法律与社会相协调的关系中，反映了罗马法与现实相适应的鲜活精神。而且，在罗马法中存在着两个法的概念，“ius”和“lex”，前者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用法律术语加以表述的有机体系，后者是指以协议形式确定的并且具有权威性的实在规范。在二者之间，“人们可以发现一种带有伸缩性的对应关系”。[5]这种伸缩关系，为罗马法与社会现实建构了合理的张力。

回顾我们的传统，写意的说法颇似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早熟的古人不仅远离了生死的威慑，也早早的将神鬼变成了工具[6].因此，我们终于少了那一分童年的积累，因“从见山不是山到见山是山”的忽略，以至到“见山又不是山”后继无力，尽管懂得并渴望超越，两千多年的文化无非是在原地踏步。学科的划分积弊不少，但这一步积累必不可少，就如西方此岸与彼岸世界的观照，造就了知识分子的无上品格。公私法的划分使法在自己的世界找到了参照，有了这样的界分，公私才得以有益的互动。因此，本文所关注的虽然是私法，回答的是为什么罗马私法能够发达的一种可能，其根本目的还在于揭示公法与私法界分的意义以及一种或可称得上是“实践理性”的科学。

一、观察角度的说明

罗马法学究竟是属于法律史科、法理学科抑或民法学科似乎无关宏旨，罗马法就象是法学中的教义，法学其他学科的人习惯于毫不犹豫的拿来主义而不经论证。毕竟论证过程是如此复杂，除了要获得法学内部逻辑的自足之外，除了将罗马法与当今法学以及实践作比较研究之外，法学者尤其是私法学者对于追寻罗马法的真相这类近似形而上的论证不感兴趣。

但是即便是从狭义的角度考察罗马法的学科特征，对何为罗马法这个前提仍需要进行必要的讨论。罗马法是古罗马法律的总称，从古罗马最早的成文法（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十二表法》）至公元6世纪30年代，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在位时编纂的《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以及在其之后汇编的《新律》-合称为《国法大全》。一般认为，罗马法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指罗马城的本土法，后一阶段则跨越到适用于整个罗马帝国的《国法大全》。后世大部分对罗马法的研究集中在《国法大全》。然而，《国法大全》这部法典是在罗马文明衰微时编撰而成，它把时间跨度逾千年，实质不同的各个时期的法律典籍并列在一起，封埋了自身及其背景的变迁。这中间随处可见的裂缝，从根本上为我们学习、引鉴罗马法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7]

而且，这样一个困难如果扩展一下，我们就要反思，为什么要研究罗马法，作为历史研究客体的罗马法能够带给我们多少真实性？实证的罗马法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罗马法文本究竟是一个历史事实抑或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叙事文本？尤其是，当我们尚记得“历史不一致不仅涉及过去本身，而且还涉及为了了解过去由历史家创造出来的语言对象”，“认识论历史哲学最显著的失败就是忽视了叙述主义阐释这一厚厚的外壳。”[8]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借助多重语言翻译文本的中国学者想要又能从罗马法中获得什么呢？ 纵观历史哲学史，历史哲学并没有在前述几个根本问题上为我们提供确切的答案。当传统的历史学被时下流行的分析历史哲学所批判时，对前述问题的回答并没有当然的作为分析历史哲学的使命，相反只是作为其批判前者的武器。因此，尽管自20世纪以来，人类的知识借助批判的利箭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但是，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正如福科的知识考古学只是将传统史学忽略的“共时断裂性”借助考古学的方法加以弥合，其目标还在于对前述基本问题的逼近。[9] 历史学史当下提供给我们可以称得上“客观性”的结论乃是对客观性问题的搁置。 在此知识意义上，罗马法学就不应仅仅是对可能属于它的概念、规则进行抄录、翻译、编辑，这固然必不可少，但算不得罗马法学。罗马法作为一个历史实体有其精神存在的重要面相。罗马法的精神也就是贯穿于罗马法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既可能来自对一种传统的承继，也可能是一种政治共识，还包括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行动。就如巴洛对罗马人的研究从总体特征去把握一样，这种一致性以整体的罗马法为基础，如果说罗马法类似一个人，那么这种一致性就是它的性格。

同时，承认这种一致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接受目的史学之历史规律为前提。尽管，这种一致性放弃了对历史客观性的关切，但也不认同历史是向一种目的地前进的思辩历史哲学的观点。一致性不等于规律，它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忘记了因果关系的存在，而更象是一个行动者的理论[10].因此，它不相信也不会导致贫困的决定论，相反却坚持性格决定命运。

当然，决定命运的并不止于性格。尤其是罗马法素以私法发达著称，这样一种规制经济活动的法律，必然同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着关键性的联系。否认这一点就会陷入形而上的迷宫无法自拔。一致性恰恰同意并体现出经济生活对罗马法性格的影响，但由于对规律问题的犹疑，本文的一致性并不涉及经济与政治宏观层面的讨论。 确切的说，一致性是将对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具化到法律内部，扯掉形而上（包括政治上）的纠缠。通过对公法与私法划分这样一种行动理论，尝试着重新阐释二者的对立。因此，本文虽从社团着眼，但并非对社团等一系列概念的深入考证，而是在现有资源下以社团为线索寻找内涵于罗马法中的一种一致性。通过对罗马法的实践与法律理念之间博弈的考察，希望能够发现维系罗马私法如此昌明的公私之间的合理张力机制。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说中世纪以后的罗马法复兴其实只是一种托古改制，那么本文的现实关怀也无非寄托于此。

二、社 团

在古典语言中没有一个集合名词既指真正的私人团体，又包含政治行政机构。只是在查士丁尼法编撰者的语言中，按照古典用法只指市民或自治市集合体的universitas，才被用作一般术语，并且明确的指法律人格。而在罗马法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罗马人曾用非常繁多的术语称呼社团，如societas，ordo，sodalitas或sodalicium，collegium和corpus等。因此，我们可以发现社团一词实际上是非常模糊的词[11].“三人即可建立一个社团”[12]，“依照查士丁尼时代的罗马法，当时的国家便被称为一个社团。……另外，市政府也是社团，……与此相似，许多私人联合，包括维持宗教礼仪的组织、丧葬团体、政治团体以及工匠或商人行会都被称作社团，……当公元313年基督教成为帝国的官方宗教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比这个时间要早……教会和修道院也被列入社团名单……”[13]因此，上至国家、行省、自治市，下至宗教团体、合伙都不出社团一词外延的范围。

而且，社团虽然含括规模、性质迥异的不同团体，但这些团体也具有很多共性，如它们有着相同的法定权利，以及类似的组织体系。这种共同的权利有：财产权，继承权，诉权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等。相同的组织体系按照《罗马法教科书》上讲，“团体通常有一个以国家为模式的组织，它的章程决定成员的接纳和除名、社会资助、理事会或全体大会的权限……”由此看来，古罗马时期的社团制度应该是已经非常发达，而导致这种发达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类比方法的应用。“出于对定义与理论的强烈厌恶，罗马法学家并没有使用一般性的术语讲述社团与它的成员集合体之间的关系”[14]罗马法学家并没有将一个一般性的社团概念创造出来，大致可成定论。这些团体的共性和社团这个概念都是后人出于体系的需要总结出来，而后世研究者运用的也无非是分类之后的归纳方法而已。就此而言，“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15]的确是一个事实。但是，罗马法对社团的贡献似乎也就另有意义。因为，社团的不同外形意味着不同的性质，而这不同的性质因为没有一个统称，也就不易由于受到某一个法令限制而全军覆没。尤其是通过罗马公私法的划分，性质不同的社团分别被框定在不同的法律调整范围之内得以分而制之。社团因此执着于公私法的两端，相互映照，取长补短，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专制。

回溯社团在古罗马的命运，摆在我们面前的社团历史具有两张面孔，首先看到的可以称之为社团的结社史：在罗马共和国时代，虽已出现各种社团，但均为私人自由组织，法律既不承认也不限制。各团体由其自拟章程，管理各该团体的内部事务。公元前64年，西塞罗当选执政官，为反对其政敌喀提林和大法官林都阴谋组织一批苏拉老兵举行暴动（史称“喀提林阴谋”），便以维护治安和秩序为名，除少数公益集团外，其他社团一律被解散，不得再行组织。此禁止社团法施行六年之后，在公元前88年，保民官克罗敌乌斯（Clodius）又订法律准予恢复被解散的社团并得自由组织。但一年后，又颁布法律，禁止社团搞不正当的选举活动，各种社团受到种种限制，到恺撒大帝时用恐怖手段解散了一切社团。恺撒死后各种社团又逐渐恢复，直到恺撒的义子奥古斯都时继续奉行其义父的解散一切社团的政策外，另颁布《优利亚社团法》（lex Julia de collgium）对于社团的成立作了限制性规定。这个法律直到帝国后期始终都是罗马社团制度的基本立法。自此法颁布后，社团的成立必经国家的承认或准许，始可享有独立人格和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而不能再象过去那样自由组合了。虽然这是对社团成立的限制，但也不失为对合法成立的社团的一种保护。[16]社团的另一种面孔并不算很清晰，但一直被后世民法学者推崇备至，这可算作社团的人格史：罗马法上只有universitas一词，可指宗教团体、士兵团体、丧葬团体等，但都不享有法律人格。共和国末叶，法学进步，始承认国家和地方具有独立的人格，与其成员相分离。帝政后期，受基督教的影响，教堂、寺院、和慈善团体也都享有人格。航海经商的发展，使人取得了法律人格，进一步完善了社团人格制度。可以说，两段历史来自于同一时间维度，其中社团的结社命运多骞，但尽管屡遭掩抑，依然生机不灭。而私法人格的形成虽然酝酿良久，也算顺利达致。社团的两种命运其实是社团历史的一体两面。它们虽然有公私法上的分途，两种命运却紧密相连。设若没有公私法的界分，社团的前途会在哪里？历史不容假设，但该不会乐观。

三、 公法和私法

公私法的划分滥觞于古罗马。公元3世纪的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最先提出，法的“研究对象有两个：公法和私法。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事实上，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私法则分为三部分，它是自然法、万民法或市民法的总和”。[17]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再次对之予以肯定，写道：“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这里所谈的是私法，包括三部分，由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基本原则所构成。” 按照这种划分，从公法意义上理解的社团是指结社权利问题，私法意义上理解的社团实际上是指独立的法律人格问题，后者其实包含有公法的内容，而没有前者，人格权完全是一种奢望。

在对法学进行了如此重要的分类以后，罗马法学家似乎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私法。事实上，这种分类在观念上还要早一些，公元2世纪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作为模范法学教科书出现，影响了此后数个世纪。他的《法学阶梯》的全名即为《市民法四释法学阶梯》，这说明该书是专门研究罗马私法的教科书。查士丁尼《民法大全》的前三部，即《法典》、《学说汇纂》和《法学阶梯》被视为罗马法的统一体。其中《法学阶梯》承袭盖尤斯的观点，同样只论述私法；《学说汇纂》也基本如此，只是在50卷中的第一和最后一卷中才涉及公法；《法典》12卷，最后3卷才是公法的内容。由此可见，罗马法学的重心放置于完整地、系统化地研究与私人利益紧密相关的私法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说罗马法学的重心放在私法并不代表说古罗马的公法不发达。在我国可见的有关罗马法教科书里，一致认为法治观念是古罗马的首要特征，这就不禁令人怀疑，在一个尊重法的国家，在私人领域完全由私法调整的国家，在类比思维广泛作为法学者、司法者的研究、判断方法的国家，难道当时的人就想不到要在公法领域里用法律来治理，一个在公共领域里利益受到侵害的人难道就想不到运用法律这个社会权威。因此，尽管在我们可见的罗马法史料里缺乏公法的内容，但这决不应该成为罗马社会只有私法发达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公法确实发达，可惜文献湮灭，只是找不到史料的依据罢了。另一种可能则是，公法相对落后。而落后的理由，就从公私法的划分角度来看，应该不仅仅限于学理上有划分的必要，它更象是一种面对现实的精明，由于政治上的集权严重限制了法律的空间，法学家划分公私法实际上是为了将私法同公法相区分，弃公法保私法，让私法远离政治，这样就可以使其摆脱政治的桎梏，从而有一个较广的空间自由发展。[18]如“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到元首制的第二个世纪末期，罗马法的首要精神似乎就是渴望避免触及宪法和行政法”[19].对照前述社团的结社史，社团的一切不幸恰恰是由于在公法意义上被理解，而法学家与立法者无疑是把大量甚或全部的力量放在了私法上。

因此，从社团身上我看到了公私法划分的意义，也似乎发现了古罗马法鲜活灵动的精神源泉。更为重要的是，在公私两分之后，由于公私法在法理上同出一宗，私法的发达所依托的一系列观念，似乎不能没有公法的支持。私法在罗马法的复兴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公法也在私法的发达里找到启发，向宪政的纵深处切入[20].

正如写在《民法大全》首页上的，“正义就是给每人以应有权利”：“法的准则是：诚实生活，不害他人，各得其所”：“每个人为保护自己而做的一切均被视为合法的”[21]；罗马法在创立了完整的、系统的私法体系、私法概念、私法内容之后，奠定了自己公法上之独立品格的基础。这种品格传承于古希腊，从罗马共和国时期开始积累，在公法社团里找到宪政的骨架，到帝国时代，潜隐在私法里丰满羽翼，伴随着航海贸易的逐步扩大，复兴于启蒙思想者的笔端，落实到西方各国的一系列宪法与民法制度体系中，最终成为近代以来西方宪法与民法的基本精神。

四、传承自古希腊的公法意义上的社团观

罗马人欣赏古希腊文化的痕迹随处可见。如公元前451年制定罗马法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铜表法》时，就曾派遣三位使节专程赴希腊雅典考察梭伦立法。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热爱希腊文化的罗马贵族和皇帝不计其数。同样，社团的公法观念也来源于古希腊。“国家乃是一个法人社团，这个团体的成员身份是它的全体公民的共同财产。国家的存在可以把相互帮助的利益和公正的政府提供给其成员。”[22]西塞罗的国家观念并无新意，建立在希腊城邦基础上的政治观念似乎早已将后人的想象力穷尽。然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却是从罗马帝国开始实践，而社团与社会等同也是在此基础上成为可能。

国家的观念得益于城邦却开始于帝政。“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又是希腊政治思想不可违背的潮流。”[23]由希腊城邦带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在罗马共和国时期清晰再现。然而城邦不是领土国家，顾准在回答城邦能否发展成为帝国这个问题时，指出“希腊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最后的，最后的答复是罗马史作的-罗马帝国分明是城邦罗马在大征服上建立起来的，不过罗马史也同样另人信服的证明了，城邦制度如果说还有不少长处，那么所有这些长处在它变成帝国的时候，几乎全都转化成反面的东西，成为丑恶不堪的东西。”[24]显然，在顾准眼里，罗马帝国的好坏是以民主化程度的高低为标准的，所以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与顾的褒贬无关，值得注意的是城邦与帝国的差别。难道城邦给帝国遗留的宪政观念真的就全变成了丑恶不堪？我以为未必。表面看来，帝国时代权力过分的集中于皇帝手中，但这种专权无一日不与共和国留下来的宪政法制观相斗争，最主要的是，城邦的局限性所以会带给古希腊以颓废，就在于它只是“小国寡民”的民主，它确实因此成就了西方宪政的雏形，但一旦随着生活的复杂，分工的出现，城邦的规模变大，这种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国家观念就不敷适用了。

由城邦扩为帝国，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在帝政时期对法产生一系列有益的影响，如万民法的发达，市民与臣民差别的废除，各种法学派的林立等，还有在国家管理上人的出现。“在君主及其权利诞生之时，君主制的地位要求形成一套相关的组织。”“这个组织起源是单一的，因为它以君主的整个权力为中心，这种权力有着各种各样的运用形式，为此，需要设立代表、助手和提供各种服务的人员。所有这些人均从君主那里取得其职能、权限和权力，他们以君主的名义或者受其委托开展活动。”[25]但随着古罗马领土继续扩张，皇权进一步的集中，君主面临着日益增加和复杂化的国家事务。为此，皇权在共和传统的基础上，设立了许多不同的机关，通过这些机关的实现对国家的管理。在克劳提乌斯（Claudius）统治时期，君主的个人秘书处如此庞大以至他将其分为四个部门。[26]而元老院也从原来的立法者日益变成君主的咨议机构。因此，君主制的历史进程逐渐改变了那些最初被理解为为君主个人服务的任务与职责，使之成为真正的国家官员的职务。这些国家官员不同于执法官的之处在于，他们的任期是不确定的；他们取得报酬；他们的权限有着特殊的依据，被理解为君主的受托人和代表，共和国时期的官职或者被取消，或者成为旧瓶装新酒。[27]由此，皇权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政权事务的管理则留给作为人的国家机关；居民也不再同于城邦时期，渐渐远离政治，特别是罗马城的居民由于战争带来的物质的丰富，在无奈于政治之后，转而投向私法的世界。[28]就这样，在市民法与万民法逐渐融合的过程中，政治与法律分道扬镳，皇权远离民权，市民社会悄然形成。[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