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民俗文化范文

消失的民俗文化篇1

关键词：延边州；朝鲜族；旅游文化；保护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惟一的朝鲜族自治州，也是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在全国220多万朝鲜族人口中，延边占l/3以上。延边朝鲜族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既保留了朝鲜咸镜北道的风俗习惯，又融入了很多中国汉族的文化特征，其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是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最具潜力的人文旅游资源，具有突出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但由于旅游的发展加速了朝鲜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朝鲜族地区的文化带来了各种影响。怎样处理好朝鲜族地区旅游开展中民族文化继承与现代文明变革两者的关系至关重要。本文通过阐述延边州地区发展旅游过程中朝鲜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碰撞产生的消极影响，从延边州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保护延边州朝鲜族地区旅游文化的措施，为更好地挖掘延边州朝鲜族地区的文化，加强对延边朝鲜族族地区文化的开发与保护提出对策。

一.延边州朝鲜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延边州地处吉林省东部长白山区，中、俄、朝三国交界面临日本海，东与俄罗斯滨海区接壤，拥有中朝边境线522.5公里，中俄边境线232.7公里和8个口岸、l4个对外贸易窗口，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良好。延边州现有朝鲜族81.6万人，占全国朝鲜族人数的43%，占延边总人数的37.53%。延边州的朝鲜族是明末起初逐渐由朝鲜半岛移居到我国东北地区发展形成的，1946年正式成为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从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也成为朝鲜民俗旅游资源的集中分布地。朝鲜民俗风情是延边朝鲜自治州最突出的旅游文化资源。朝鲜民俗风情文化特征明显，在礼仪礼节、婚丧嫁娶、节庆娱乐、语言文字等方面始终保持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其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和歌舞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另外，延边州和韩国因都讲朝鲜语，在旅游上也带来了很多便利。语言上的优势使得边境旅游也成为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延边州朝鲜族旅游资源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区位条件较好；二是民俗资源丰富集中、文化底蕴深厚；三是民俗资源地域分布广泛，开发模式趋同。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与外界交流的增加，朝鲜族传统文化特征渐渐消失。解放以后，延边州诸多朝鲜族迅速摆脱了其原始生活状态，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逐渐改变导致其民族传统文化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另外，各民族之间的通婚、受汉语教育等原因，部分朝鲜族青少年不能通晓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民族语言的弱化造成其民族文化约束力的降低，一些经过长时期积淀形成的独特习俗逐渐消失，致使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的质量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随着延边州省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带动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开发和挖掘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特色，并加强保护，对延边州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旅游资源的开发对朝鲜民族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朝鲜民族传统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淡化和改变。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从而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及外界的信息也被带到了旅游地。2009年延边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0亿元，在全省九市州中，延边州GDP总量排第6位。在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延边州GDP总量列第5位。从以上主要经济指标对比看，延边州经济在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州中基本处于领先位置，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的相对优势。较好的经济条件为旅游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体上讲，延边州机场、铁路、公路等相应的旅游配套设施完善，旅游发展较迅速。2009年，全州接待国内外游客607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6.6亿元，同比增长31.6%，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州GDP的14.8%。最新数据盟示，2010年1～9月，全州接待国内外游客597万人次，同比增长22%；实现旅游总收入69.1亿元，同比增长23%。旅游人次和旅游总收入在全省位列第三，入境旅游和边境旅游在全省位居榜首，入境旅游占据吉林省半壁江山，边境旅游人数占全省的90%以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对当地传统的民俗文化被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当地的朝鲜族与外来人员的交流密切，使当地的居民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并仿效游客的穿衣戴帽及言行举止方面，特别是当地的年青人，更容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有些居民对外来文化有认识之后，很多会放弃本民族传统的文化，从衣、食、行及思想观念上发生变化，这样就必定会让人感觉到目的地失去了其原始的、古朴的民族风格和氛围，和客源地文化相差不大，而达不到预期的旅游目的，并使其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特殊魅力逐渐消失。

（二）民俗旅游项目开发商业化严重

1.商家为了刺激旅游消费，将朝鲜族传统民俗变成形式化的表演，使朝鲜族原有的饮食文化、歌舞文化、语言文化机械地传达给游客。表演者为了盈利而形式化地表演，改变了优秀朝鲜族民俗。民族旅游的文化生产受到市场销售和竞争等的强烈影响，商家想通过民族旅游资源地渗透到文化生产过程中。在旅游市场上，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传统民族文化，将其舞台艺术化、程序化，成了目前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它在一定时期内刺激了旅游消费，但价值规律的盲目性和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旅游文化商品生产的过程，造成了传统文化产品的失真和退化。2.朝鲜族传统文化失去了民俗的本色和乡土气息。在民俗旅游开发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为了满足一部分游客的需求，有些开发商在开发民族文化时，把一些项目庸俗化，改变了民族文化的真实面貌，个别旅游项目与个别地区以低格调的民俗包装进行过多的文化场景模仿，人为地再造民俗节目，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旅游项目过于艺术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以至失去了民俗的本色与乡土气息。原有民俗的内涵和存在价值改变了或消失了，失去了真实的存在环境和意义。

（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延边朝鲜族地区的文化生态最明显的特征是朝鲜民族特色风情和各民族文化交融造就的一方天地的文化品格，历史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又延伸着本区域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现代旅游的发展有改善环境的一面，也有污染、破坏环境的一面，其文化生态受到一定的影响。旅游业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带来可观收入的同时，造成当地物价升高，居民心态失衡，文化价值观改变。

三.延边州朝鲜族地区旅游文化保护措施

从延边州旅游事业未来发展方向看，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将是延边州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和地区名片。因此，加强朝鲜族文化的保护，对延边州旅游事业的未来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开发和保护延边州朝鲜族地区旅游文化时，首先应提高朝鲜族地区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使得朝鲜族民众能够将民族文化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中，主动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是民族文化保护的根本。当地政府必须重视当地民族教育，加强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为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提高提供条件，传承和弘扬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其次应运用法制建设理念来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我国关于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对民族文化资源中只有民族语言文字、部分民族文物等少部分民族文化资源有相应的保护法规，大部分还没有相应的保护法规，如古老的生产工具、手工制作品、民族器乐、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民族文化节日等，因此建立健全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

（一）建立朝鲜民族文化保护机构和制度。一是加强朝鲜族旅游文化保护意识的宣传工作，使民族地区旅游文化的开发和保护能成为朝鲜民族地区全员参与的活动。二是鼓励支持民族文化保护的民间组织，政府给予适当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提高群众自发保护民族文化的热情。三是通过民族文化博物馆，系统地收集图片及各种民族历史遗存物、生产生活用品、朝鲜民族工艺品、族服饰等，展示朝鲜民族历史文化。这样不仅提高了保护了民族文化的意识，同时又能让游客系统客观地了解朝鲜民族文化，还能增强当地朝鲜族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民族荣耀感。

（二）以朝鲜族舞蹈、节庆为主的朝鲜族娱乐、民俗风情活动为民俗旅游的重要内容。

以朝鲜族服饰、民间工艺品、朝鲜族饮食为主的传统饮食生产、加工、参观、展示、销售、购物为一体的民族旅游商品。应尽快对朝鲜族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习俗、节庆日、艺术、等采取现代技术手段予以尽量系统、完整的记录和保留。在记录时特别要重视对老年人的采访，以便于后人能了解而不至于消失，也能将民族的特色更好更完整地展现给游客。因此，这些记录将是未来若干年后不可多得的文化“遗存”，是未来朝鲜族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要的文化依据。

（三）重点挖掘具有延边州地方特色的朝鲜族文化旅游资源，将它们加以整理设计形成延边州朝鲜族文化为特色的朝鲜族文化旅游产品。通过朝鲜族地区民俗风情的展示和表演以及节庆活动的大力宣传，使传统文化能得以传承和弘扬。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生产和生活等民族文化的内容渗透到旅游工艺纪念品的制作过程中，并大力宣传。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媒体等各种形式宣传朝鲜族独具特色的服饰、泡菜及手工艺品，在全社会营造关于民俗文化传承的良好文化氛围。

（四）培养和引进专业的旅游人才。朝鲜族旅游文化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旅游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至关重要。朝鲜族旅游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是文化性强、涉及面广、专业性强的重要学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可以依托延边大学等高校，开设朝鲜族旅游文化开发和保护管理专业，系统的培养民俗开发保护专业性人才。同时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保证本地区民俗旅游文化人才资源的稳定。这样既能培养出更多的民俗旅游文化人才，又可以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好朝鲜族旅游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武魏巍.民族旅游发展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研究[C]硕士学位论文，2004.

[2]蔡静.贵州省三峡民俗文化旅游开发模式研究[D]北京工商大学，2006.

[3]刘纬华.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2001（1）47.

[4]杨彬.我国民俗旅游开发模式探索[J]今日财富，2008（11）.

[5]王敏用.文化自觉理论研究民族旅游中的文化变迁及文化保护[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23（3）.

[6]葛莉珍.陕北民俗旅游资源开发方略浅谈[J]商业研究，2009，（7）.

[7]张杰，周吉娜.黑龙江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文化保护对策研究[J]商业经济，2010，（5）.

[8]曲秀梅·王述君，延边州朝鲜族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的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1（1）.

消失的民俗文化篇2

如果说电影、文学作品等属于艺术创作,允许存在一定的虚拟性的话,即使创造一两桩伪民俗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那么,由政府主持的庄严隆重的民俗仪式也被不客气地打入不信任的领域就值得深思了。这些年来,这样那样的大典层出不穷,花样繁多,并且每一场大典无不与民俗文化有关、无不“盛况空前”,却也无不引发民众的质疑,“搬出老祖宗,能医好文化肾虚吗?”①这是对民俗传播行为本身的不信任。

对于民俗传播而言,信任危机的产生有其传播原理的根源。民俗文化意义上的传播,不是一般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或者消息扩散,它更多的是以世世代代的民众自身作为文化载体的传播。②“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交往的空间相对狭小,信息环境和客观环境基本处于重合状态,人们感受信息环境,也就是在感受客观环境本身,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交往无限扩大,大众传媒系统较为发达,人们生活在一个‘媒介环境’中,这时的信息环境与客观环境发生了分离,成为不同于环境本身的‘二次环境’,并且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当代的民俗及民俗传播正存活于这样的‘媒介环境’和‘信息环境’之中,并发生着一系列的变化。”③当代社会,人们生活在由媒介塑造的“二次环境”中,接触到的是通过媒介“过滤”的民俗文化,而我们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储存着真实信息的“原生环境”,民俗文化还有一个真实的原生态。与原生态的疏远或隔绝导致了对媒介传播信息的不放心,因为人们无法确认媒介信息是否符合真实信息。

“二次环境”的隔绝是不信任的发端,最终导致信任危机的则另有原因。首要的是传统的消失。曾经有学者认为,我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缘于现代化进程中日常生活世界的根本性变革所造成的传统断裂。④传统断裂实际上就是传统的消失。传统是民俗文化最重要的内涵,对于民俗传播而言,传统断裂所造成的影响不言而喻。它从两个方面引起了信任危机。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逝去导致许多民俗事项不可再现,传播中的民俗信息因“死无对证”而成为无凭无据的口头传说,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传说是不可信的。另一方面,传统的消失带走了一大批仪式,导致民众缺乏共同的信仰基础。民俗是模式化的生活文化,仪式是这模式中的模式,它能提供秩序、意义、价值和信仰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格尔兹曾经指出,以象征和仪式的意义体系为核心的文化,是一个难以随政治经济秩序变动而变动的体系,相反,前者往往决定后者发展的形态。我们当今的文化恰恰是一个随社会转型而变化的体系,这也证明仪式文化已从我们的文化当中衰退甚至丢失,由此造成行为道德规范和价值信仰的缺失。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现象,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加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却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⑤人类在现代化的征程中前进得越远,传统的信仰精神也就退化得越严重。离开了传统的道德规范和共同信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曾对信任的重要性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民俗传播,尤其是心意民俗传播,对人际信任的依赖更强。抽掉了信任,传播就会陷入危机。

导致民俗传播出现信任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商业惹的祸。商业时代,一切可被利用的资源无不打上了商业的烙印,文化也不例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已是公开的生财之道,并且屡试不爽,而民俗文化由于其独特的魅力更是不被放过。当然,这也并非是坏事。毕竟,在商业这只“无形的手”的操纵下,被包装好的文化有可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得到更充分的发育,更出色地实现它所负载的功能。梁祝文化节就是将民俗文化进行商业包装获得成功传播的一例。但是,也有偏离正常的商业运作轨道导致不良后果的现象。有些“搭台”的单位为了经济这出戏唱得好看,夺人眼球,不顾特定民俗的特定场合,一味生搬硬套,以致天天都是“泼水节”,到处都是“锅庄舞”,稍微有点古意的地方就整个“民俗村”、“民俗城”,实际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民俗的幌子贩卖到处可见的旅游工艺品。如此进行“民俗传播”,将民俗庸俗化、商品化,实在是对民俗的糟蹋,违背了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有甚者,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惜制造伪文化、伪民俗,例如占卜问卦、看相算命等封建迷信“伪民俗”的借尸还魂。伪民俗、伪文化的大行其道,民俗的不正当传播引发的负面影响,以及民俗本身在其商业传播过程中的失真、扭曲,都导致了人们对民俗的商业传播行为的警惕和防范。商业意识剥夺了人们对传播行为的纯粹简单的信任,甚至殃及非商业传播行为――人们在准备接受任何一桩民俗传播之前都得仔细思量,无须引导,自然而然就会猜测在其传播行为背后隐藏的利益动机,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一例。

以上是导致民俗传播遭遇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此外,在具体分析时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地域的阻隔制造了文化隔阂和取证困难;作为民俗载体的人和作为传播渠道的媒体缺乏可信度;民俗专业人才不足,无法从事充分的田野考察以获得全面的第一手资料,不能对传播中的所有民俗信息进行证实或证伪,无法为大众提供权威的可信的鉴别依据……这些都可成为产生信任危机的理由。

实际上,上述原因往往是综合发挥作用的。有一个笔者亲身经历的例子:家里的婴儿啼哭不止,隔壁一位来自四川的奶奶抓来一撮不知名的茶叶,一再敦促孩子家长把茶叶放在口中嚼出汁液再喂到孩子嘴里,说是能立即止住小儿腹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土方法的年轻家长自然不敢让孩子“以身试法”,口中答谢着那位好心的邻居,背地里却将那撮茶叶扔进了垃圾桶。且不管那种土方法是否有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民俗传播”的失败原因。显然,在拒绝的背后隐藏着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传播内容――治疗小儿啼哭的民俗方法的不信任,二是对传播者――来自不同地方的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的邻居奶奶的不信任。试想,如果那种土方法不是随着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罕为人知,或者孩子家长可以从四川取得可信的证据,或者不是邻居老奶奶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医提供的治疗方法,传播效果也许就不一样了。可见,在这个事例中,传统的消失、地域的阻隔、权威的缺乏,这诸多因素合力导致了这次民俗传播在信息接受的环节上遭到信任危机的堵截而终止。

毋庸置疑,信任危机对于民俗文化的传播不啻一场灾难。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把文化比作“水”,文化因其特质似水,柔而有力,因此能渗透人心,文化的交流是人类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沟通,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其他交流不能替代的作用。⑥然而,没有了信任,即便文化似水,也无法穿越人心之间竖起的“防盗门”。没有了信任,任何文化交流都只能望而却步。民俗文化以人自身作为载体,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被堵塞的时候,民俗传播也就戛然而止了。

信任危机还给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障碍。原本是“伪民俗”和“伪民俗保护”⑦引发了信任危机,“真民俗”和“真民俗保护”却不幸深受其害,人们在长期信任危机引起的“信任疲劳”状态下,对民俗和民俗保护一概不予轻信。要想真正对民俗施以科学的保护,就必须解除民众的防范心理,完成信任重建,这就徒然给民俗保护工作增添了许多额外的困难。

信任危机不仅阻碍了民俗的传播和保护,还削弱了民俗文化的创新。“信任是一种允许作出冒风险的决定的态度,没有信任,风险就可以避免,创新行动就不会出现,有的只是为回顾性意义而采取的常规性行动。”⑧可以说,没有了信任,不仅民俗文化的传播、传承变得不可能,民俗文化本身也将变成一潭了无生趣的死水。

“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⑨民俗文化是人类的文化之母,是人类生生不息于其间的生活文化。民俗传播是最广泛、最深层、最基本的文化传播,对于“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责无旁贷的使命。民俗传播效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效率和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我国正处于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期,面临商业文化的冲击和传统文化的式微,遭遇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民俗传播也未能幸免。

注 释:

①人民网文化频道。

②③仲富兰:《民俗传播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第92页。

④高兆明:《信任危机的现代性解释》,《学术研究》,2002(4)。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陈强、郑贵兰:《从“中国年”到“孔子学院”――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的柔性塑造》,《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⑦仲富兰:《“伪民俗保护”应当缓行》,《新民周刊》,2005(47)。

⑧罗德里克・M・克雷默、汤姆・R・泰勒[美]:《组织中的信任》,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⑨詹姆斯・W・凯瑞[美]:《作为文化的传播》,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博士生)

消失的民俗文化篇3

100多年前，担任清政府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一副中草药中首次发现了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这对于研究我国殷商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我国文字史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可是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前，这些珍贵的文物却被人们当作药材廉价卖掉，当作废物随意扔掉。如今，散存在民间的民俗文物虽没有甲骨文那么珍贵，但它们对于研究历史、了解民情、启迪后来必将会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这就要求我们正视现实，认真做好挖掘、收集和抢救即将消亡的民俗文物工作。

一、民俗文物散存于民间，而且大部分为有机物质制作而成，极易损坏，因此收集和抢救民俗文物是当务之急。

千百年来，由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精神功能和实用功能以及信仰意识的维系下，构成了几乎是人人遵从的习惯模式，这样在代代沿袭、代代取舍、代展的过程中便形成了富有感彩的风情民俗。伴随着民俗的形成与发展，诸多民俗实物也便应运而生。这些民俗实物有生产的、生活的，有精神的、物质的，可以说，凡是有人生存的地方，就有民俗，就有民俗实物。而民俗又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因此一些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风情民俗也逐步地被新的风情民俗所淘汰，随之很多具有浓厚地方特色又极有研究价值的民俗实物也就自然地被删弃、被淹没，以至消声匿迹，不复存在。比如，解放初期，山西晋北一带，生了孩子做满月，姥姥家都要给外孙制作极其精美的“老虎帽”、“狮子鞋”，这种鞋是颇为讲究的，其构思之巧妙，做工之精细，寓意之深长堪称民间工艺之一绝，可是时过四五十年后的今天，在满月贺礼中，这些东西却很难见到了，它已经被新型的童帽、童鞋所替代。再比如，过去人们推米磨面的石碾、石磨、碓臼，在我国农村随处可见，然而现在却很难见到这些东西的踪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收集和抢救民俗文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民俗文物不仅反映了历史的辉煌，也记录了人类的文明，因此，收集和抢救民俗文物可以极大地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豪感。

风情民俗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它渊源于群众，植根于民间，它有很大的号召力，有很强的凝聚力；它是一种群众意识的表现，是民族团结、强大的象征。民俗文物作为风情民俗的物质表现，更能反映出它的这种特殊的作用。如山西省定襄县元宵节灯会的盛况就是一个典型的实例。过去在村中开阔处，摆起灯架，搭起灯山，按人数点是“人口灯”。晚上，满村老少聚集此处，赏月观灯，鼓乐歌舞，真乃其欢若狂，其乐无穷。可是过去的那些灯架、灯山、灯盏如今已被“电气化”了，对于如今20几岁的小伙、姑娘们来说，要想看到那些民俗文物简直是难上加难。假如我们现在很快把这些即将消亡的民俗文物征集回来，并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展示开来，同时，把现代化了的元宵灯会一并展出加以对照，我想，这不仅是民俗文物的展示，更是中华民族勤劳、纯朴、智慧、团结的展示，它对于增强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大家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集体的热情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民俗文物是民俗在物质文化上的反映，是民俗研究的重要部分，因此，收集和抢救民俗文物可以为领导者提供决策依据。

民俗文物和政治、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政治情况和经济状况，通过民俗文物，可以了解国情、掌握民情，从而可以服务当前的中心工作。众所周知，陪嫁妆是我国传统婚俗中的一项内容，然而最近发现了清朝初年定襄县一夏姓员外在聘女时的嫁妆单，其中有一项即是“地契”，这个地契是明朝崇祯十五年时由布政使颁发的，上面除了政府允许其开垦荒山并可祖辈继承之外，还将3年后逐年上缴国库的粮银等项目条条列上，明细至极，毫无马虎之词。假如我们研究经济工作的同志看到此契，对明末清初，至少在定襄县范围内的土地管理、税收管理等方面会有一个窥豹之了解，从而对指导当前经济发展肯定会起到参考作用。

四、收集和抢救民俗文物，不仅要注重有形文物，更应注重无形的、非物质的文物。因为这些无形的民俗文物更容易失传和消亡，也更有研究价值。

民俗文物是一个浩瀚的海洋，它不仅包含着生产生活、城市乡村、士农工商、衣食住行之中的有形文物，而且也包含着精神方面的无形无状的文物，在收集和抢救民俗文物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二者兼顾、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民俗文物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民间流传的很多无形文物，其研究价值决不在有形文物之下，比如很多反映过去风情民俗的谚语、歌谣，多是在民间口头流传，并无文字记载，随着时代的发展，再过若干年，大部分会消亡绝迹，无人知道。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瑰宝，是祖国灿烂文化的积淀与结晶，这些东西一旦失传，也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会造成无可挽救的损失。记得在前些年，我们采访一位九旬老人，她很快地背诵出了清朝末年、民国初期流行于晋北一带的“裹铁歌”（在新生儿“三朝”时，为其穿衣时诵念的歌谣），可是，没过几天，这位老人便下世了，如果当时不去采访，这个民谣恐怕就再也无法得到了。还有很多无形的东西，没有物质的表现，如旧时儿童游戏中的“跑马城”、“跳囫囵”、“狼扑蚂蚁”、“骑马交锋”等，我们都应该以绘图、撰文、谱曲等形式真实、形象地记录下来。否则儿童电子游艺机、小霸王学习机等现代化的儿童玩具将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把这些旧时童稚的乐趣冲涤荡尽。

现在，流散在民间的民俗文物是相当丰富的，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对它没有加以收集和保护，使很多文物损坏流失，这是十分可惜的。有很多现在还可能收集到的东西，如果不去很快收集，过一段时期就会被损坏、被丢弃，到那时要想收集就难上加难了。因此，我们必须要有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眼光和精神，去收集和挽救民俗文物，这是功在当代、利泽后来的大事，是民俗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义不容辞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消失的民俗文化篇4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一、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二、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三、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对于畲族文化的保护，国家和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现实看，仍然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地方，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不利于建构畲族族群记忆与族群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建立合理的产权制度是保护畲族族群意识的有效方法之一。首先，通过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让畲民、旅游者、旅游经营管理者都认识并分享其价值，畲民从分享的经济效益中获得保护和传承族群记忆的动力，并获得族群认同;旅游者能够分享到畲族族群记忆的原生态魅力;而旅游经营管理者则获得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其次，通过产权界定使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有效地防止投资商或开发商搭“资源便车”的现象，迫使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更好地使用和保护畲族族群记忆这些宝贵的旅游资源，延长资源的生命周期。第三，明确的产权关系，不仅要明确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要明确当事人的责任，使其明确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使其知道侵权或越权的后果或所要付出的代价，如此一来，产权主体或当事人就会自我约束。

(三)设立族群记忆村

可以广泛采用的形式是民族聚集地就地展示—“实地活人博物馆”，如贵州的雷山郎德苗寨、从江高增侗寨、镇宁石头寨等。其特点是保留了原来的自然风貌、民居、饮食、节庆和其他民俗事物，具有自然朴实的特色，能较好地满足旅游者欣赏和体验族群记忆的需要。有人以畲民社区为例，提出在浙江畲族聚居区某一地建立以浙江畲族居民为主体的“文化保护区”。即划出一块地方建立专门的旅游村寨，整个村寨完全按照畲民传统民居的风格建设，维持传统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游客在此可以到村民家中做客，品尝风味小吃，学习织布、酿酒，参与村中举行的各种仪式、庆典，深入畲民的生活。

族群记忆村在担负旅游功能的同时，还将成为展现畲民文化与保存传承畲民文化的场所。但是由于族群记忆村是以单个民族村落为开发保护对象，未考虑民族村落所处的社区环境，而成为社区中保护的“孤岛”。当整个社区族群记忆发生退化、消亡时，保护区内族群记忆的退化、消亡也就在所难免。因此，族群记忆村对族群记忆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这种保护机制的关键在于要处理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族群记忆保护的矛盾，同时避免因旅游业的发展带来的文化同化和冲突。

(四)建立民俗博物馆

民俗博物馆主要是为保护民俗文物，丰富收藏，并为参观者了解民俗文化内涵而建立的，具有教育和传播文化遗产的功能。对许多濒临损毁、正在迅速消失的重要族群记忆和民族民俗文物，通过运用声、像、物等手段，及时抢救、收集，陈放在民族民俗博物馆，既起到保护作用，又满足了旅游者参观的需要。民俗博物馆在对民俗文物保护、传播族群记忆、满足旅游者体验族群记忆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是静态的保护，没有充分和及时的体现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并且在游客的参与和体验性方面存在不足。从文化结构角度来说，它适用于物质文化的保护，而对于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用不大。它是在族群记忆保护初期、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的保护机制。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民族族群记忆的变异时刻发生着。必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使民族社区居民重新意识到本地传统文化的价值，激发他们的族群记忆认同感与文化自觉意识，促使他们主动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复兴本族群记忆，从而实现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可持续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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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覃德清.瓯骆族裔—壮侗语民族的族群记忆与人文重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3.陈心林.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06(1)

4.史本林，赵文亮.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理念[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5)

5.郑向敏.旅游对风情民俗资源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J].旅游学刊，1996(3)

6.周慧颖，吴建华.国内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4(6)

消失的民俗文化篇5

民间艺术是中国民俗的重要组成。而现在,曾经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有的消失、有的正在消失。能够还在烘托民俗气氛的那些星星点点的民间艺术,已经不能构成全面的民俗文化。

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类模仿的方向,在原始社会,绝大多数人模仿的是父辈们遗留下来的习俗、大多数人业已形成的习惯和传统,因此社会发展停滞。而文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则极力模仿少数有创造性、标新立异的人,社会沿着成长和进步的道路前进。这就如同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精英文化是个性的文化,是张扬艺术家本人个性的;民间的文化则是共性的文化,只有那个地域的人都认同了这种审美形态,它才能够生成与存在。但是,当它进入当代商品市场之后,就要适应广泛的口味。地域性向世界性转化,随之便是原有的个性魅力的弱化与消损。

这之中反映了社会变化过程中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影响到与之相关的一些表述形式的变化,比如年画已经不能和现在的居住环境相适应,儿孙满堂、多子多福与计划生育的政策相违背,五谷丰登也不能成为小康社会的标准,如此等等,都可能消解传统的民间艺术,甚至促进了有些民间艺术在农村的快速消亡。

我认为这是民间艺术在当代的生存和发展中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民间艺术中最重要的内涵是地域精神与生活情感。当民间艺术成为商品后,它原发的生活情感就消失了;吸引市场吸引金钱,成了它主要的目的。于是添金加银,崇尚精细,叫人感到它们在向买主招手吆喝,挤眉弄眼,失却了往日的纯朴与率真。

民间艺术的活力和美,只有在民间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完整地而且是有意义地显现出来。现代社会需要民间艺术来构成它的文化的多样性,这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这之中的关系以及内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许多场合,民间艺术只被充作为一种反映文化需求的摆设,一种表现经济利益的幌子,一种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点缀。而各种所谓的保护工程,有时只能说是一种收藏活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间艺术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我们说保护民间艺术应该在一个更为宽阔的层面上,从保护民间艺术的文化环境入手,使民间艺术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才是保护的根本。可是为了现代化,中国乡村如今正在进行的缺少个性的城市化发展以及反映某种意志的规划,原本乡村中的自然生态受到了破坏,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也在被破坏。

人要生存,就无法最终摆脱利益的驱使。我们看到落后民族在他们落后的民俗生活方式中辛勤地劳动着,为了什么呢?不也象我们所有人所追求渴望的那样,希冀过得幸福、美好、舒适些吗?他们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固守传统的习俗与礼仪,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因素的阻隔,还没有体会到高文化所能带来的另一种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幸福和舒坦罢了。

正如冯骥才先生的一句话:“愈是穷困和边远的地方,民族文化反而保存得更完整一些,更纯粹一些。”这给人一股悲凉的意味,我们的文化不是保护下来的,而是被历史遗忘在那里的。我们只不过没有力量破坏它罢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人表示,就给他们一点实惠吧,让他们意识到保护好民俗文化就能挣到钱。怎么利用他们手中的这一点资本去挣钱呢?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吕微先生所说的重新开发其内在的实用性,如发展旅游业等。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改革开放后各种民俗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再度复兴吗?比如戏曲、泥人、剪纸艺术,再比如现代商品生产与开发中所谓的祖传配方、秘方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实用性的再开发和再利用。

这的确是保护民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然而,它的适用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俗群体都能够这么幸运。有些地方的民俗文化遗迹,总量不小,但分布的都很偏僻而且分散。这样的文化遗产是否具有开发旅游的价值呢?我想不太可能。因为不具备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和优势。试想一下,有谁愿意花费很大的代价包括时间、金钱、精力去一个文化底蕴一般,分布区域过广的地方观光旅游呢?

再如,小时侯曾看到乡下不少婴幼儿的脚上都穿着祖母给做的“虎头鞋”,象征着一种吉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不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吉祥的含义,甚而认为它丑陋的,或者即使仍然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文化方式,但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性,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也很少有人会做了。改革开放后,受政府的提倡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少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重操旧业。也许是一定时期内传统文化思潮的回归,小孩儿穿“虎头鞋”或收藏了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那些制作这种——商品的人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使得这种传统民俗艺术形式出现了“中兴”。然而,这种“中兴”就如“时髦”一词自身所表达的含义那样,稍瞬即逝。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也仍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办法。

另有一部分人也想自觉去维护传统习俗,不同地方特色的祭祀活动层出不穷,我自己也亲眼目睹过一些。然而,不光是民俗工作者,就连我们民俗者本身也感觉是越来越假。其原因就在于民俗活动的传承是靠口耳相传的,很多后来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组织这种活动时,根据的不过是早先的见闻和经验,因而讹传的发生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如此,有些地方连组织者都不能对此祭祀活动的性质与意义作出明确地回答。

再换个角度说,就算我们>:请记住我站域名/

看了那么多民俗文化的保护者、固守者,我不禁在想,古老的传统,难道因其悠久的历史传承就必须还在我们当今社会流传持续吗?民俗文化的主体是flok,因此,民间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以符合现代社会的大众审美情趣为第一标准。传统不是民间艺术存在的唯一标准,大众审美才是民俗的发展方向。

历史在前行,社会在发展,有些事物已失去其生长的土壤了,消亡是必然之路,我们一些强制性的扶持、帮助,有时只是使它们苟延残喘的时间再多一点罢了。索性把它收入博物馆,让它成为一种古老的回忆,难道不好吗?

对于民俗文化,就算提升一些民俗 的审美性(特指民俗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或审美特性,而不是现时流行的、世俗的、夸张的审美性),竭力使它们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从而暂且留存在我们的世界中。但是,我们也要准备着承受有朝一日这种审美会沦落到只有民俗工作者或某些艺术家自己才会或才能去享受和领会的可悲境地。

消失的民俗文化篇6

 

关键词:民族旅游 族群记忆 保护 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大众旅游的影响下,族群记忆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旅游对畲族族群记忆当然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畲族族群记忆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族群记忆的同化

族群记忆的同化指原来的族群记忆特征在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作用下逐渐消失,被异族异地的文化所取代。浙江畲族大多分布在丽水、苍南、武义、衢州等地,大多属于欠发达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与外部世界交往少,生活相对封闭,因此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然而,随着民族旅游的开发,异族异地文化的引入,在经济上相对落后和文化稳定性不强的少数族群记忆逐渐被淡化、同化甚至消亡。例如,近年来,浙江畲族居民对于始祖盘瓠的相关记忆已经与客家族等民族的盘瓠记忆相差不多,而且其中一部分记忆内容受汉族盘瓠神话传说影响极大。

(二)族群记忆的商品化

这是目前民族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就是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族群记忆,把独特的少数族群记忆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和组织并出售给旅游者。甚至有的地方在发展民族旅游过程中,族群记忆被过度商品化,所有族群记忆现象都被纳入商品化范畴当中。诸如畲族歌舞仪式、礼俗、手工艺品等文化形式都被商品化。当前,浙江畲族婚俗旅游开发的一般做法是:让男性旅游者扮作新郎,然后按照浙江畲族的习俗,举行一次假婚礼,以此令游客体验独具特色的浙江畲族婚俗。但在实际的旅游经营中,一些商业化行为使该民族婚俗中本该体现的一些美好内容荡然无存。

(三)族群记忆的庸俗化

对族群记忆的开发缺乏科学把握,导致族群记忆庸俗化。畲族有“盘歌”(对歌)的习俗,每每长夜盘歌,通宵达旦。其曲调与汉族颇有不同,极富畲族特点。一些地区为满足汉族为主体的旅游者消费需求,把歌词曲调进行包装,拿到市场上去展示,因为市场的“交易性质”,使得族群记忆因为庸俗化而失去它本身的魅力。

(四)族群记忆价值观的蜕变

价值观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浙江畲族民众热情好客、忠诚朴实、重义轻利等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敦厚淳朴的民风,也是民族地区对游客的吸引力之所在。但是,随着旅游的开发,受外来风气影响,一些地区浙江畲族民众的价值观被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退化现象。商品意识和货币概念渐渐深入人心。大量事实表明,民族旅游开发很容易导致某些优良传统和价值观的蜕变。

(五)族群记忆传承的断层

族群记忆具有传承性,民族旅游的开发有可能使这种模仿与习得的过程被中断或被扭曲,从而使得族群记忆传承出现断层,甚至消失。长期以来,畲族传统文化主要是以民间自发传承的方式保留下来的。畲族每个成员都是族群记忆的接受者和传承者,因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畲族文化的传承主要依赖歌谣。但是随着老一代人的相继去世和现代流行音乐等文化的冲击,畲族一些文化正面临消亡危机。例如,浙江畲族地区能讲畲语、能唱畲歌、会织畲服的人已经为数不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青年人大多愿意出外学习或打工,不愿意学习传承这些传统文化。

(六)族群记忆“原生土壤”遭到破坏

浙江畲族独特的族群记忆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与浙江畲族的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但是在民族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为了迎合游客的需要,难免会造成较大规模的建设或者搬迁。现在浙江许多地区的旅游开发,忽视对传统文化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原生土壤”进行有效保护,加速了畲族传统文化的消亡。在浙江景宁、苍南的一些小村庄,许多村民将极具特色的传统木板房拆除,盖起了小洋楼,真正意义的传统民居所剩无几。许多畲民分散进入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城市区,传统社区不复存在,传统文化失去了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民族旅游发展中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必须彰显民族特色,对族群记忆进行有效的保护,构建民族旅游开发与保护机制。民族旅游的开发和保护,应根据民族地区族群记忆的特点、分布状况、区位特征等情况的不同,构建不同的保护与传承机制。

(一)保护族群记忆生长的“原生土壤”

浙江畲族族群记忆的保护与传承应该是在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动态传承,注重引导族群记忆的良性变迁—原生态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恢复、发展畲族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促使原生态族群记忆的挖掘、传承和发展。进入旅游内容中的一些歌舞、戏剧和美术工艺品,应注意保持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不要随意改动,只有在深入研究该民族的文化、历史后,进一步地突出它的“原生性”和“古朴性”。把原生态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戏剧及美术工艺品引入教学过程,编写乡土教材,使民族文化、民族歌舞、民族美术等得以传承。

(二)建立族群记忆旅游资源产权制度

消失的民俗文化篇7

民俗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下创造出来的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成为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化。它不仅构筑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而且还构成了各民族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民族学家和民族心理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产生了一系列极有价值的论着，从而给人们提供了研究不同民族文化发展与心理特点形成不同的视野和角度，也提供了认识不同民族心理及其独特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它是人类文化意识的原型。在人类文化意识形态“宝塔”中民俗文化处在低层，如同未提炼的矿石是一种综合性的原生态意识团在人类文化意识的长河中，民俗以原生态的文化意识团为核心构成了人类文化意识与心理的意想原型。

民俗文化的范围大致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方面：物质民俗文化：以生产、交换、交通、服饰、饮食、居住等为主要内容：社会民俗文化：家庭、亲族、村镇、社会结构、生活礼仪等都是重点：精神民俗文化；、各种禁忌、伦理道德、民间口头文学、游艺竞技等，此外还有心理民俗是指民俗对某一民族心理素质的影响。

中国各民族在其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社会活动中，以及移民迁徙、地域变迁、民族融合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民族事象和民俗行为，以及独特的民俗艺术。例如，心意民俗中，凤凰非梧桐不栖，大鹏展翅九万里的远大抱负，精卫衔石填东海的悲壮举动及夸父逐日的勇敢坚韧，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自我牺牲，梁山伯与祝英台不畏权势金钱的生死恋情等等。中国民俗文化以文化和风俗为主体包括了生产与生活习俗、娱乐竞技习俗、岁时节令习俗、礼仪制习俗、民间文艺等。内容非常庞杂丰富。

二、我国民俗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第一，民俗文化理论研究的落后。

由于学术的偏见和学科自身研究的不足，不够深入，民俗文化被误解为没落文化遗留，是农民、陋民、落后人群的专利，认为民俗文化对现实和现代化进程没有意义。于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对民俗文化没有好的感觉。不会在认识方面给予其过多的探讨与关注，人们在对其的学术研究领域步入了死角，导致学识理念的落伍与滞后，遏制了民俗文化前进的步伐，于是便出现了对民俗文化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的批判与否定，认为那是愚蠢之行。这些以神话构筑的民俗成为不少现代人攻击的对象。

事实上这种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和立场正是现实中学术偏见的结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有相当多的民俗文化用今天的眼光看是落后的，腐朽的、倒退的，同时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一般而言，民俗作为人类社会群体，固有的，传承性的文化生活现象，在社会现实中展现出来，就是民众生活里那些没有明文约定的规矩，或是指那些在民众群体中自行传承或是流传程序化的不成问的规定。任何民族中每个人都无法脱离一定的民俗圈而生活。在他们身上都打上这样或是那样的烙印，以科学思维的尺度衡量，难免看出某个民俗事象形成中的无知，愚昧和荒谬，可是它并不是个体的失误，也不是现代人全盘否定的依据。”又如由于民族融合而形成的典型的东北民俗文化--二人转也遭到了相当多的批判，对这种民俗文化的认知在学术界也是批判多于赞扬，骂声多于掌声，批判它“低级，庸俗，丑恶”，骂它“黄的不能再黄”强烈批判它的庸俗化和难登大雅之堂。

显然这种论断有失对民俗文化的全面性了解，这种思想意识领域对民俗文化的极端性的做法，首先将民俗文化置于遗弃的状态。因此在大众化的思想领域里，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被遗弃的考验。

第二，民俗文化的遗失与没落现象严重。

在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伴随着民族战争﹑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灾难﹑时间与空间交替﹑沧海桑田，不断变化，同时也随着现代化、城镇化和全球化步伐的前进，民间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越来越虚弱了，原本强势的地位已变得极其脆弱了，其中大量的民族文化被遗失和伴随时代的变化而没落，比如在贵州有三万多个自然村寨，生活着苗、瑶、布依、侗、水、仡佬、土家、彝族等17种少数民族他们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民俗文化只占30%，而70%的者湮没在历史的记忆里，其中包括大量优秀的民俗文化。而黄河流域可谓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中河南省是中原文明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省份，据《河南民俗志》记载有近八成以上的有如各种历史上出现过的如神话故事，节日，歌舞，民俗礼仪风尚等没有流传到今天而只能成为历史的记忆。

第三，现实的羁绊束缚了民俗文化的发展。

一是长期以来，民俗文化领域由于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趋向，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工作思路以及运作方式，仍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导致文化单位较多的强调民俗文化意识形态的功能，重视民俗文化事业属性忽视民俗文化的产业属性。对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心存疑虑放不开手脚。

二是从文化消费的角度来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国家办什么，老百姓就无偿地欣赏”什么的被动接受状态，文化消费的结构单一消费促生产的氛围始终没有形成，导致民俗文化发展缓慢。

三是有利于民俗文化发展的有关政策不配套，在税收，土地，政府补贴，社会融资及建立多元投入机制等方面还没有完善的配套政策。

四是整个文化体制的不到位机制不顺畅﹒而作为文化子目的民俗文化必然受到影响。因而，缺乏强有力的发展民俗文化的驱动力。

五是资金投入不足，经营人才缺乏。在民俗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上，民营资本投资民俗文化建设的数量仍显不足，特别是缺少大手笔的项目。另外，民俗文化的产生需要经济，文化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严重缺乏。民俗文化领域的人才还需要具备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创新能力。

三、发展思路及对策

消失的民俗文化篇8

关键词:民歌;陕北民歌;民俗;民间文化遗产。

陕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地处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带,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融合区,也是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频繁往来的交汇地。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东西部文化的交流,有利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陕北文化。陕北曾以丰富的民间音乐闻名全国,陕北民歌的数量之多、流传之广是其他地区的民歌无法比拟的。陕北民歌形象而概括地描述了当地复杂多元的民俗活动和风貌,向世人展示出陕北民俗独特的文化魅力。

民俗借助语言来储存、传承、发展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而语言又通过对民俗的储存、传承得到自身的丰富和发展,他们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特定的民俗催生了特定的民歌,民歌又成为研究民俗的重要资料。学习、研究、欣赏民歌,只有把民歌与民俗结合起来,把握二者的内在联系,才能获得对民歌的深层理解和感悟。陕北民歌的精要之处既在于描述陕北人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更在于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民间音乐中得以一脉相承并且保持长期不变的品种,总是和一定的礼俗活动结合在一起的。礼俗通常是人类生活中长期保持不变的社会活动,依附于礼俗活动音乐也就因此得以保存和传承;与礼俗活动关系较远的音乐品种,其生存和发展往往取决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人类生活中易变的活动,所以与之关系紧密的音乐也就经常处于变化之中。陕北民歌是和生成它们的陕北劳动方式、交通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所有这些发生剧烈变动时,它们的传承过程和传承方式也随之变化,陕北民歌的功能性也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

一、生存环境的变化导致某些功能的弱化与整体形式的日渐衰微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生活背景,陕北民歌亦然。它是陕北农耕社会生活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种特定的艺术形式。陕北地区地理环境恶劣,土地贫瘠。陕北人虽然终年辛勤劳作,仍然无法果腹,有时不得不撂下一家老小,到宁夏、内蒙一带去谋生,俗称“走西口”。尽管“西口”距离陕北并不遥远,但由于过去陕北地形复杂,交通十分落后,又生逢乱世,往往一别不知音讯,故人们望着要“走西口”的亲人或情人,伤心是难免的。于是出现了大量的反映生离死别、盼望亲人早日归来的山曲与小调。

不同时期的陕北民歌,其社会的功能有很大的差别,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来的功能性的差异也直接影响着陕北民歌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方向。由于生产劳动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传统民歌所固有的那种劳动性、排忧性和诉苦性自然会随着而丧失。至于革命民歌所表现出来的宣传性、歌颂性和记事性,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功能,这种特殊的功能也必然会因时代的变迁而不再发挥作用。由此看来,陕北民歌的社会功能随着社会的不断演变和发展,其日常功能也在不断演变,现在已逐渐萎缩为比较单一的娱乐了。而且仅此一种功能也受到了电影、电视和流行歌曲等众多现代娱乐形式的强大冲击,而显得愈来愈不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独特的审美形式特征。

就劳动发生说来看,一些产生陕北民歌的劳动方式现在或已消失或已退化(如赶脚、渡船、打夯、推磨、打场等)。就仪式发生说来看,出行、跳火、请神等仪式在当今社会已基本不复存在;保锁、过关、上梁、婚礼、丧礼等仪式虽还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的地区存在着,但其仪式形式也已逐渐趋于现代化和简单化,因而很少有人在这样的仪式上唱民歌了。随着交通的便利和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世界变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旷野之歌也就自然而然原有的生存土壤。在现代社会,伴随着社会风俗的不便再随意吼起来了。至于那些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真实故事和真实事件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成一种历史的陈迹。

如今,陕北民歌作为陕北人生活中的特有的娱乐方式和通用语的功能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消解。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工业生产对农业生产的逐渐替代,整个社会环境的更迭引起了人们审美观念的转变,加之外来文化的入侵,古老的陕北民歌在现代社会面临着失传的危机。人们可以看电视,听广播,唱流行歌曲,这就使许多人不再那么醉心于他们曾经借以排忧解难的陕北民歌。美国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由世界、作家、作品和读者四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而这四个要素在文学活动中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关联。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在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时,就不能独立地关注这一文学活动的某一方面,而应该对文学活动的这四个相互关联的环节进行整体的观照。陕北民歌作为一种艺术现象和艺术活动,它的兴盛与衰落也是以上四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任何艺术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并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社会与人文的烙印。陕北民歌是陕北农耕经济社会的民间文化产品,是农业生活的产物,农业文明与民歌是一种依附的关系。物质的发展与快节奏的生活使民歌失去了改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个体创作的彰显以及媒体的炒作,陕北民歌的乡土性、集体性和口头性已大大削弱。现在演唱的陕北民歌基本上都是过去的民歌,内容离时代越来越远。传统民歌中所表现的主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今时代格格不入。因而,以此为表现内容的陕北民歌在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下已经越来越失去其发展的生命活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