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范文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1

“私贷公用”主要表现为：企业负责人以自己的名义贷款，并用于本企业；村民委员会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贷款，所贷款项全部用于村民委员会的事务开支。根据贷款通则第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显然，“私贷公用”与该规定不符，属于违反金融部门规章的借贷行为，急需纠正、规范和监管。那么，如何准确裁判已发生的“私贷公用”案件？

“私贷公用”案件的处理的关键问题是正确设置案件的当事人，而设置当事人的前提是准确判断案件所蕴含的法律关系。在民商事活动中，各类主体应当是“最理智的、纯粹的完全经济人”，他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交易对象，有能力预测自己行为的后果，同时也将自己的利益实现和风险承担依赖于交易对象的民事信用、民事履行能力。因此，合同法律关系作为债的一种形式，具有相对性，即合同的义务和责任应当由合同当事人承担，除法律和合同另有规定以外，第三人不对合同当事人承担合同上义务的责任。合同法进一步强调了合同的相对性，该法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

在“私贷公用”案件中，贷款人在考察、审查借款人的基本情况后，与之签订合同，正是体现了贷款人对借款人的选择权和信任度，同时已将利益实现和风险承担依附于借款人。当然，也有可能贷款人已知借款人会将所贷款项给予其企业使用，但是，尽管如此，也无法否认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借贷关系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无法否定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由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互相指向的法律事实。因此，作为一种违反金融部门规章的行为，“私贷公用”所蕴含的基础法律关系是“私贷”，即贷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形成了借款合同法律关系。至于借款人与实际使用者的“公用”关系，是一种借款人对其所有物的独立处分行为，由于实际使用者取得该贷款无法律规定和当事人约定的依据，故对于实际使用者来说，该贷款的使用属不当得利之债。

笔者认为，合同是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除法律特别规定或当事人的特殊约定，合同应遵循相对性原理。“私贷公用”案件中，借款合同书上签字、盖章的双方当事人就是合同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其他合同之外的第三人，甚至是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都不能成为合同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因此，法院应列借款人为被告，由其直接承担责任，至于借款人与实际使用人之间的关系应由其他法律关系来另行调整。2000年第1期《人民司法》司法信箱中《单位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贷款用于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破产后，贷款应由谁偿还？》一文中，“本刊研究组”也认为：“单位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向银行贷款，该个人即是借款人，银行是贷款人，借贷关系存在于该个人与银行之间，银行与该个人所在单位之间没有借贷关系。如果单位负责人所借贷款用于单位的生产经营，则在该个人及其所在单位之间形成另一种法律关系。因此，单位负责人以个人名义贷款，无论是否用于本单位的生产经营，都应由借款人即单位负责人偿还。但是，由于该单位实际使用了该笔贷款，单位破产时，法院应通知银行申报债权。如银行拒不申报，法院应当通知借款人即单位负责人申报债权，以保护该借款人的合法权益。”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2

在我国，中小企业要通过银行获得贷款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通过自我积累或者向“关系”企业借款，成了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求生存图发展的主要方式。

关于后者，即企业之间的相互借贷问题，我国现行法规是予以禁止的。1981年1月29日国务院在《关于切实加强信贷管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中指出：“一切信贷活动必须由银行统一办理，任何地方和单位不许自办金融机构，不许办理存款贷款业务，不许自行贷款作基本建设。”1984年3月21日中国工商银行颁发的《关于国营工商企业流动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第8条规定：“各部门、各企业单位管理和使用流动资金，不准企业之间相互借贷、收取利息，违反上述规定要限期清理，逾期不清理，银行要实行信贷制裁。”

1995年7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配合《商业银行法》的施行，1995年7月27日起试行的《贷款通则》第二十二条规定：“贷款人必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持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或《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第五十七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不得经营贷款业务。企业之间不得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融资业务。” 1996年8月1日《贷款通则》修改后施行，但仍在第六十一条规定：“各级行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供销合作社等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不得经营存贷款等金融业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2004年2月1日修改施行的《商业银行法》第二条对贷款人的准入条件的规定则一字都没有发生变化。

虽然有人指出：“在法律规制的三个层次——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中，只有在部门规章，即《贷款通则》中，企业间借贷被明令禁止。”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企业间借贷一直是作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来理解并判无效的。

完全禁止企业间借贷是我国转型经济时期的一种无奈选择，国家注意到了这种“禁令”带来的种种弊端，因此中央银行允许采取一些变通方式，比如说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形式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同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企业间借贷的“创新”形式，如私募基金等。

二

“委托贷款，系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96《贷款通则》）。按照在签订委托贷款合同时合同中出现的合同当事方人数进行分类，可分为双方协议的委托贷款和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

双方协议的委托贷款是由两个合同构成的：一个是提供资金的企业（委托人，简称“贷款”企业，为书写方便以下省略引号）与银行（受托人）的委托合同，另一个是银行（贷款人）与借款企业（借款人）的借款合同，两个合同是一个“背靠背”的合同；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则由一个合同构成：贷款企业（委托人）、银行（受托人）和借款企业（借款人）。在双方协议的委托贷款中，实体上存在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贷款企业与银行的委托关系，另一个是银行与借款企业的借款关系。借款企业不依借款合同归还银行的贷款，从而（银行）不能返还资金给贷款企业时，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程序上贷款企业是不能直接起诉借款企业的，因为贷款企业不是借款合同的主体，银行才是借款合同的主体；贷款企业只能依委托合同起诉银行，而银行才能依借款合同起诉借款企业，贷款企业在委托合同中的利益要借助银行的（诉讼）努力才能实现，二者具有牵连关系；但是银行在委托贷款中并不存在风险，完全可能置贷款企业的利益而不顾，这样让贷款企业陷入两难境地。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法复〔1996〕6号）中指出：“在履行委托贷款协议过程中，由于借款人不按期归还贷款而发生纠纷的，贷款人（受托人）可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贷款人坚持不起诉的，委托人可以委托贷款协议的受托人为被告、以借款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实际中如果银行履行了委托合同的义务，银行不承担委托贷款中借款企业不归还贷款的风险，银行当然也没有必要“坚持不起诉”，但是正因为不承担风险，诉讼中不存在根本的利益，银行就是起诉也完全可能不会倾全力，出功不出力或“诉而不作”未常不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贷款企业处于尴尬的不利处境：银行真要是“坚持不起诉”还好，贷款企业可依上述司法解释将借款企业“一网打尽”；要是银行“学雷锋”学得不到位，出功不出力，那么贷款企业才是“打落门牙落肚里有苦说不出”。

不过根据新的《合同法》，贷款企业的困境似可能得到了缓解。《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忽略除外的规定，现在贷款企业应是可以依借款合同直接起诉借款企业。

可能的争议之点是第一、委托贷款是否能适用《合同法》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的规定，第二、如果能，那么接下的问题是应优先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这个问题的司法解释的“特别法”还是适用《合同法》这个“新法”？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见本文的第三部分。对第二个问题，我的理解是应优先适用《合同法》，理由是：第一、司法解释并不是对委托贷款的实体规定，解决的仅仅是程序问题，而《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从实体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因此出于“权益之计”的司法解释应让位于正式的法律；第二、《合同法》的规定更好地反映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从实体上也从程序上满足了当事人的权利救济要求，因为在委托贷款中具有重大经济利益的真实的贷款人是企业而不是银行；第三、《合同法》的规定反映了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法律理念，是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法律肯定；第四、《合同法》的规定是对我国当前经济现实的客观反映，并不违背或规避我国《贷款通则》等金融监管制度，因为我们过去强调对企业间借贷加强管理，主要是由于当时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普遍很高，当时国有企业总体负债率超过90%，企业借贷出去的资金实际是银行贷款。现在由于资本来源的多元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负债率已经很低，其资金主要为自有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再继续严格禁止企业间借贷，实际是侵犯了企业应有的合法权益。”这是中央银行部分人士的观点。

在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中，更应该有理由直接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去处理其中的法律关系，特别是在包括四大国有银行的委托贷款实务中，普遍采用标准制式的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合同，如《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第十二条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其中约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应由甲方与乙方协商解决，丙方予以协助。协商不成，乙方有权直接提起诉讼。”在这个标准制式合同中甲方就是借款企业，乙方是委托贷款企业，而丙方则是受托贷款银行。如果我们否定贷款企业对借款企业的诉权，则既同目前的商业实践背道而驰又与《合同法》的规定和精神不相一致，同时与《贷款通则》制定的背景相左。司法实践应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顺应环境、与时俱进。

三

无论是双方协议的委托贷款还是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法律上讲分解成两个法律关系，即委托关系和借款关系，恐怕是理解上的不二选择。因为在《贷款通则》的规定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即“企业之间不得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融资业务”，这两个法律关系是不能还原成一个法律关系的。适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的规定，是否意味着将委托关系和借款关系还原成一个委托法律关系，从而实际上委托贷款企业直接取代了银行的法律地位，逾越了《贷款通则》的蕃蓠，有偷梁换柱的嫌疑。我认为并未如此。在这里这仅仅意味着，第二个法律关系中的合同条款并入了第一个法律关系的合同条款中，如果后一个法律关系中不存在相应的约束条款，则前一个法律关系的合同条款也不能增加相应的约束条款；因此是（部分）权利义务的合并，而不是整个主体身份的置入或替换。当银行已经（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依法履行了《贷款通则》赋予贷款人的权力后，其它的权利义务按照《贷款通则》的定义由贷款企业承接时，银行就只剩下纯粹人的驱壳，作为委托人的贷款企业是权利义务的“本人”，当然能直接对第三人借款企业提起诉讼，而不必须要通过银行这个人。在这里贷款企业并没有也不能取代或逾越银行，而银行履行了贷款人的权力后，就是一个纯粹的人，必须听命于委托人，这个意义上就是将上述委托关系和借款关系还原成一个法律关系又未常不可以。

四

虽然如此，但不能根据“真实贷款说”由第一个法律关系的合同条款对第二个法律关系的合同条款越趄代疱。这在建立有效的担保法律关系时是特别要注意的。

在双方协议的委托贷款中，担保合同应该由受托银行与担保人之间签订而不是由委托贷款企业与担保人之间签订，这是没有多少争议的。在诉讼过程中，担保合同条款和借款合同条款可以并入委托合同条款进行处理。在三方协议的委托贷款中，如果担保人在协议中承担担保或者担保人与受托银行签订担保合同，其担保合同的效力是毫无疑义的。可能产生争议的是委托贷款企业与担保人签订合同或者是三方约定担保合由委托贷款企业与担保人签订的效力问题，因为按照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是受托银行而不是委托贷款企业才是担保合同的主体。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对这两种情况应该区别处理：在三方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应该由受托银行与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由委托贷款企业与担保人签订的担保合同应该无效，当然担保合同无效并不是就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可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判决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在三方约定担保合同由委托贷款企业与担保人签订并且担保人知道这种约定的情况下，应该肯定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因为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将担保合同的条款并入三方协议，事实上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如《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资金委托贷款合同》第十一条商定的其他事项约定：“1、涉及本合同项下贷款的担保，由甲方与乙方另行约定，与本合同一并有效执行，可以抄送丙方，但与丙方业务不发生直接关系。”可见合同的当事各方都是明确其法律含义的。考虑到诚实信用的原则和现代民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我认为司法实践不能过于机械地严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从而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是应该得到肯定的。

五

在许多国家，企业间借贷属于私法范畴，法律未禁止，即应为合法；但是，我国把它作为金融管制的一部分，由金融监管当局作出规定，并由金融监管当局予以取缔。但是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殊为不易，而改革开放后一些企业又积累了部分自由资金，这样一方是有资金需求饥渴的企业，另一方是渴望获得高于银行利率水准的资金充足的企业，企业间借贷的冲动就产生了，这种正常的冲动在我国金融法规如《贷款通则》的“压抑”下，演变成委托贷款等法律形式。但由于委托贷款中名义贷款人是银行，真正贷款人是企业，真正贷款人的权利“借给”名义贷款人行使，而名义贷款人几乎不承担任何风险，由于法律没有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委托贷款只能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以“扭曲”的形式得到保护，这是委托贷款人必须要特别重视的，也是我们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错漏之处还请大家鉴谅。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3

[关键词]：企业间借贷；资本弱化；关联方；委托贷款

引言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而企业为了方便融资，常常直接与其他企业发生借贷款业务。虽然企业间借贷已是公认的社会长期存在的民间经济行为，然而在法律与现实状况之间，企业间借贷的实施却产生了冲突。

引例：

面对一个好的项目，却苦于资金的周转困难，A公司向B公司签订借款合同，以借入一笔资金解其燃眉之急。合同约定：A公司到期还本付息（借款利率同银行利率）。

对于上述引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阐析：

一、 法律分析

企业间借贷是指没有金融业务经营权的企业之间互相拆解资金的民事行为。其判定主要依据：

1该借贷事项发生在两个企业法人之间，且两个企业法人均无金融经营权；

2 拆借物是资金而非其他;

3 借贷是企业法人的真实意思。

根据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第61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变相借贷融资业务;最高院《关于企业互相借贷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的约定利息人民法院如何裁决问题的解答》规定：对企业之间互相借贷的出借方或者名为联营实为借贷的出借方尚未取得的利息，人民法院应依法向借款方收缴；另《非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法》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等都明确了企业间借贷合同违反我国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合同，对其产生的后果，由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显然，上述引例中的A,B公司之间的借贷活动是违法的。

但我们又从相关的法律中发现：税法并未对企业间借贷予以全面否定。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中规定：纳税人向非金融结构贷款的利息支出，纳税人经批准的集资利息支出，按不超过金融结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水平范围内的部分在当期税前扣除。

由上可以看出：税法是在承认既定的企业间借贷的基础上，允许其借款利息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在税前扣除，并没有彻底否定企业间借贷。还有合同法也没有明确禁止。

法律风险与后果：

从微观的角度来说——当前法律的有关规定，尤其是最高院的批复：保护出借人的本金，向借款人收缴相当于银行贷款的利息。这样，对出借方其实根本没有处罚，对借款方也只是正常的利息成本支出，也不算是罚款。但若涉及借款方无力偿还本息的时候，出借方的风险将会加大，情况也会变得复杂。

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借贷，特别是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难免会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这将会损失国家利益，对社会经济的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

据相关报道，高法院曾就企业间借贷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相信随着立法进程的加快，新的规定会出台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

二、财务分析

企业借入资金（账面反映：借：银行存款 贷：借款），同时期末预提利息，进而减少了企业所得额（税法规定在一定范围内，企业可以扣除相应的利息）。

从财务管理的角度看：企业间借贷，无疑是企业筹资的一个渠道。特别是在当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大背景下，甚至有时它将是企业的一根救命稻草。因此，若将企业借贷合法化，更能体现国家对广大中小企业的扶持。

从企业资本结构的角度：因为利息可以在税前扣除，假设总的借贷利息支出为A，可扣除的利息支出为B，则企业的净现金流计算如下：

B×33％－（A－B）×33％＝（2B－A）×33％

所以，若B>0.5A，就会产生正的现金流入。故从税收和资本成本来看，企业间借贷可以导致资本弱化。企业权益资本向债务资本倾斜。如果两个企业签订的投资合同向债务合同转化，同时附加赋予投资方相应的管理权限和承担必要的风险，对债权人而言，享有经营权和债权利益；而债务人则可以享受税收和资金的利益。这样的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资本的作用。但由此产生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毕竟，财务杠杆的运用和相关的法律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关联方借贷：

从现实情况来看，企业与关联方之间经常发生融资关系，而其中不乏关联企业之间以债权性投资之名，行权益性投资之实，利用借款利息收支来规避企业所得税。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36条规定：“纳税人从关联方取得的借款金额超过其注册资本50％的，超过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税前扣除” 实际上，如果分别从关联方企业各自的税收负担看，的确存在贷款让一方税负降低，同时另一方面税负增加的情况，但从综合影响来看，只有当借款方企业执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于贷款方企业时，才会使税收总额减少，而当借款方企业执行企业所得税税率等于或低于贷款方企业时，双方转移支付借款利息反而会导致税收总额的增加。

例如：借款方企业执行27%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贷款方企业执行标准税率33％，则借款人每向贷款人支付1000元的借款利息时，借款方企业所得税减少额为：1000×27％＝270元。贷款方企业应计缴的营业税及附加为：1000×5％×（1＋7％＋3％）＝55元。企业所得税为（1000－55）×33％＝311.85则综合影响税收净增加额为：（55＋311.85）－270＝96. 85。所以，对于关联方借款，《扣除办法》应合理分析，分情况处理，通过选择合适的借贷安排，来达到企业集团整体的效益最大化。

此外，对于一些中小企业，由于它们多数由实力雄厚、成熟稳定的企业集团或个人投资创办，与投资人关联性较强。所以，该《扣除办法》无疑成为一道它们的融资门槛。我国应适当放松对中小企业间借贷的限制，鼓励他们采用更多的途径进行融资，而对于大的集团公司，则要防范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破产前，为自身利益需要，故意通过借贷将子公司资产掏空的行为，减少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由此看出，企业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可聚集资金以获得进一步发展，否则就成为公司财务舞弊的工具。

三、建议

以上从法律和财务的角度分析了企业间借贷会产生的影响。正如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所言：“一直以来企业间的借贷现象就没有停止过”。它是否违法，该不该取缔，困扰着企业和有关的中介机构（CPA）。其实，我们可以本着“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理念，采用合理的程序与相应的措施使企业间借贷合法化。

在我们取消对企业间借贷法律限制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开展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有关委托贷款的业务，同时引入担保，抵押等手段加以规范。例如：引例中的A通过银行指定B为其借款人，A ,B签订法定的借款合同，视情况采用担保措施。此过程中银行起到了监督和公证的作用，并以收取手续费的方式经营此业务。另外，CPA审计应该充分估计和披露由借贷产生的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4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见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因借贷产生的抵押相应有效，但利率不得超过人民银行规定的相关利率。民间借贷分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和公民与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原则。狭义的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依照约定进行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广义的民间借贷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货币或有价证券的借贷。现实生活中通常指的是狭义上的民间借贷。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相关行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有助于民间金融实现规范化，进而合法化，是政策方向调整的标志性事件。它对于以“钱来钱网”为首的第三方P2P民间借贷平台而言，也具有转折化的意义。

二、民间借贷的主要法律特征

（1）民间借贷双方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合同关系，双方之间的借贷行为也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这种关系一旦形成便会受到法律的保护。（2）民间借贷是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因借贷关系而形成的一种合约行为。只要该协议的内容合法就都是法律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3）贷款人能否将借贷的标的支付给借款人，决定了民间借贷关系能否成立。借贷双方之间除了对借款标的、借款数额、借款的偿还期限等内容均达成一致意见以外，贷款人还要将借款的标的即货币或者其他的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此时双方的借贷关系才算真正的成立。（4）贷款人交付给借款人的标的物，必须是贷款人个人拥有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财产。（5）借款人既可以支付利息也可以不支付利息给贷款人，是否支付利息由借贷双方自由约定。民间借贷因其主要发生在自然人之间，一般是不需要支付利息的。若借贷双方在口头协议或者书面协议之中约定了支付利息，那么借款人就要及时地将利息交付给贷款人。但此利息不得高于国家法律中对利息的相关规定。

三、民间借贷存在的必然性

我国民间借贷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时间的流逝，民间借贷非但没有消失匿迹，反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有日趋活跃之势，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尤其是中小企业对民间资金的需求情况。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1）从供求方面看，大量富余资金的存在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城乡居民所拥有的个人财富也随之增加，为民间借贷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来源。普通群众可选择的投资品种却是少之又少。通常民间借贷的利率相对于银行的利率来说要高一些，于是很多人为了追逐更高的收益而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借贷市场，靠发放民间借贷给借款人来获取高收益。也就解决了中小企业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充实了其运营资本。

（2）从需求方面看，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民间借贷提供了发挥的空间。我国中小企业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然而，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在从银行获取贷款时却普遍遇到了贷款难的问题。民营企业因其经营不稳定，在融资上存在很多的障碍，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提并论，这就使得中小企业能够借入的资金变得十分有限，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正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

（3）民间借贷与正规金融相比具有特有的优势。当货币盈余者向资金短缺者有条件地转移货币时，就构成了金融行为。这些金融行为可以跨时间、跨空间、跨主体去配置资源，在正规金融不足时，民间非正规金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补充作用，有助于增进人们的选择自由和切身利益。民间借贷手续简便，操作灵活。非正规金融机构在信息成本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民间借贷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交易双方往往为在一定区域内生活且彼此熟悉的居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合作中早已建立了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且对对方的收入水平、偿还能力、信用状况等信息能够清晰的把握，有效地降低了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满足了中小企业快速融资的需求。

四、民间借贷新的立法建议

2008 年 11 月央行起草了《放贷人条例》并将其提交给国务院法制办，表明监管当局对民间借贷在金融体系中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已经有相当全面的认识，并试图用立法手段对其信贷行为进行适当的规制。这将是民间借贷阳光化和规范化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必将对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和动员民间资本从而纾解小企业和农户融资瓶颈约束起到积极作用。

借贷的资格是毫无异议的。我国目前的司法解释，明确的将企业之间的借贷定位为非法的、无效的。但我国银监会于 2008 年 5 月 4 日颁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2007 年 1 月 22 日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2007 年 1 月 22 日颁布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中却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其可以与贷款的中小企业之间建立民间借贷关系。也就是说现行法律允许企业之间进行民间借贷。这就导致新法与旧法之间出现了矛盾。因此，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明确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的性质。

1.确立民间借贷主体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借款人往往相对于贷款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放贷人条例》中要重视对借款人权利的保护，同时也要注重对贷款人权利的保护。

2.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控制民间借贷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模式便是建立完善的担保机制。在民间借贷新模式——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实践过程中，由于借款人在贷款时多无财产可供抵押，无形中增加了信用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我国在制定《放贷人条例》时应该创新民间借贷的抵押物种类，给予借款人和贷款人灵活的选择抵押担保物的空间。

3.明确规定监管主体。现行《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主体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我国在出台《放贷人条例》时就应该对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规定明确的监管主体。

4.明确界定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高利贷的区别。非法集资的规定是 1998 年 7 月国务院第 247 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取缔办法》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我国的民间借贷是向特定对象借款，而非法集资则是向广大的社会公众等不特定的对象借款，其区别在于如何区分特定对象与不特定对象。因此，《放贷人条例》应进一步对“不特定对象”的含义进行界定，从而可以清晰的区分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5

内容提要:企业间借贷行为已是公认的、社会长期存在的、民间经济行为，对其效力的认定，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图从我国合同法的立法趋向、规范借贷关系的法制环境以及司法实践等方面，分析得出企业间借贷合同一般可以认定为有效的结论，以期使其从法律层面上得到完善的解决。 关键词: 企业间借贷/合同/效力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借款是一项重要的资金来源，企业间资金拆借由来已久，从计划经济时代到目前市场化经济时代一直存在，并且随着市场经济脚步的加快，亦有快速发展之势。然而，在这些活跃的资金借贷活动中，也深藏着很多的不规范性，由此带来的法律问题也很多。因为企业间的借贷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一、认定无效的法律依据 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是无效的。尽管《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均未对其合法性及效力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历来的政策特别是部门规章对其合法效力是不予认可的。 1996年6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贷款通则》，其中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这里的借贷直接体现的就是借款合同， 变相借贷所形成的也无非是形式上的非借款合同，诸如明为联营或者投资入股实为借款、名为垫资实为融资等等。 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15号），明确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 这里的“有关金融法规”，就是指《贷款通则》。 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颁布第247号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第二条规定：“任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必须予以取缔。”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了五种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中第（五）项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前述国务院颁布的第247号文件当属行政法规。因为企业间的借款行为属于合同行为，认定是否有效，就应当适用《合同法》的这一规定。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上全部将企业间的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认定为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所签合同也就被确认为无效合同。 二、维持合同效力的立法趋向 在我国《合同法》施行之前，借款合同适用的是1981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其中第二十四条规定，“借款合同，根据国家批准的信贷计划和有关规定签订。”第七条规定，“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无效。《经济合同法》于1993年修订一次，相应条款被修改为：“借款合同，应当遵守国务院有关规定。” “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借贷的几个司法解释，包括前述最高院的批复（法复〔1996〕15号）就是在这种法律背景下出台的，是对已经废止的《经济合同法》的解释。比如：“……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法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的规定（法经发〔1990〕27号）、“融资租赁合同所涉及的项目应当报经有关部门批准而未经批准的，应认定融资租赁合同不生效” 的规定（法发〔1996〕19号）等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合同法》取代了旧的《经济合同法》，已经改变了那种一直以来“认为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就无效”的观点，进一步缩小了无效合同的法定范围，除符合法定情形合同无效外，法律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尽量维持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正式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及时司法解释（即法释〔1999〕19号《〈合同法〉解释（一）》），要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2009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再次司法解释（即法释〔2009〕5号《〈合同法〉解释（二）》），坚持从宽认定合同有效的态度，严格适用合同无效的法定条件。进一步对《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出了限缩性解释，将这里的“强制性规定”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细 分强制性规定为取缔性或管理性规定和效力性规定之后，认为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能确认其为无效合同。 三、变相借贷合法化的法制环境 1999年新的《合同法》不再使用“借贷”的措辞，而统一采用了“借款合同”的称谓。在《借款合同》一章中，没有把借贷行为界定为金融业务，没有对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主体资格进行限制，贷款方的主体资格也并未完全局限于金融机构。并且《合同法》还专章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企业之间有些借贷行为还可以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合法解决。 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曾于当年的2月9日《关于如何确定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法释[1999]3号）。其中明确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企业间借贷与民间借贷在法理上并无不同，企业作为合法的具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法人，只要意思表示真实，不应与民间借贷区别对待。 2005年2月9日，国家商务部和公安部联合《典当管理办法》。典当实际上就是一种质押担保性质的借款，依附借贷法律关系而存在，典当合同就是一种抵押借款合同。按规定，从事融资活动，必须遵从有关金融法规。典当商行未经人民银行批准，应视为非法机构。然而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典当业的兴起，反映了社会对多种融资方式的需求。 典当行自复出以来，其主管部门历经央行、国家经贸委和商务部。目前的《典当管理办法》就其法律等级和效力而言，仅属于部门规章，层级和效力远远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自2000年8月，典当行监管工作由中国人民银行移交给国家经贸委，似乎其“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性质随之取消，但本质上仍属金融业务范畴。目前《典当管理条例》已处在国务院的积极研制之中，或许有望在明年出台。 2005年，我国修订通过新的《公司法》。《公司法》及“三资企业法”，均未限制公司的资金不可借贷给关系企业。另外，从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以及税务机关的实际做法来看，我国税务机关对企业间的借贷行为不但未限制，而且在依法征税。国家税务总局曾于1995年4月17日《关于印发<营业税问题解答（之一）>的通知》（国税发［1995］156号），其中第十条规定：“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该通知的部分条款虽然已被后来的国税发[2009]29号文件予以废止，但上述规定仍被保留，至今有效。 2001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就企业间借贷问题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建议放开企业间借贷。理由主要有三个：第一，企业间借贷普遍存在；第二，《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禁止；第三，既然民间借贷已经放开了，再继续禁止企业间借贷，对企业“不公平”。据介绍，最高院正在制定的《合同法》分则第12章借款合同的司法解释，也在考虑对企业间借贷是否有条件地开启一律禁止的大门。 而对于变相的企业借贷，最高人民法院也已作出一个与以前大不相同的司法解释，2011年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4]14号）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和垫资利息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按照约定返还垫资及其利息的，应予支持。该解释实际上就是确认了这种以垫资为表现形式的企业借贷合同的法律效力。 看来，完全禁止企业间借贷是转型经济时期的一种无奈选择。央行也注意到了“禁令”带来的种种弊端，采取了一些变通方式，比如以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的形式实现企业间资金融通。同时，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市场也出现了一些企业间借贷的“创新”形式，比如私募基金等等。 四、公法、私法相互协调而又各有侧重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企业间的借款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一些取长补短、调剂余缺的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还可以将企业的闲置资金有效地利用起来，降低交易成本，拓宽融资渠道，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那么，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就可以放任不管吗？金融毕竟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企业之间的直接借贷活动不能游走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严重影响了金融秩序。前述国务院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至今有效，但其性质是行政法，属于公法，不能直接当做判定合同效力的法源依据。尚且该办法，已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作出了明确界定。企业之间借贷，其借款对象不具有广泛性和不特定性，其贷用资金属于自有资金，不是转 手放贷。此贷非彼贷，与金融业务中的借贷截然不同。 法律一向有公法与私法之分，公法多为国家权力干预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法律，一般而言不影响民事行为的效力。合同无效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彻底否定，完全打破了当事人对自我财产的自主安排。大量、经常和不加控制的宣告合同无效，必将灭杀市场活力，浪费社会资源。如若非法经营，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自有行政法律甚或刑事法律予以相应制裁。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如何适用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规定，解决了正确协调公法与私法关系的重大问题。我们既要严格遵循国家的立法意志，严惩损害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也要防止对“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滥用，不恰当地扩大无效合同的范围，干扰正常的市场交易，损害交易人的合理预期和交易安全。一般可以认定企业间借贷合同当属有效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6

关键词：中国民间借贷 规范化发展 法律问题

民间借贷是指双方当事人根据真实情况达成的借款协议的行为，其中双方当事人包括法人与自然人、自然人与自然人和自然人与其他组织。民间借贷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金融形势可以作为直接投资的渠道。同时，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迅速发展的民间借贷，在金融资源方面为农村经济和民营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但是由于我国金融业受到国家的严格管理，导致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难以得到相应法律和政策的足够支持，使民间借贷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出现利率过高的问题，极易引发刑事犯罪和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阻碍了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还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因此，对民间借贷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研究，促进其向规范化的方向进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另外，由于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国家为了维护金融业的安全和秩序，制定了许多否定民间借贷发展的规定，导致民众将民间借贷认为是一种高利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的存款的行为，不利于民间借贷的发展。

一、 对民间借贷的认识

（一）民间借贷不等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二者在目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民间借贷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足够的资金帮助筹集者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境，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一种类似于民间借贷形式的犯罪行为，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非法的手段进行牟利，并最终对获得的利益进行非法占有；其二，二者针对的对象存在差异。民间借贷的对象一般不会超出当地的范围，主要是借贷者的亲戚朋友、熟人和生意上的伙伴，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针对的对象十分广泛，不仅包括本地范围还会涉及多个行政区；其三，二者的资金来源方向存在差异。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合法行为所使用的资金主要是放贷人的自有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国外热钱和通过非法手段吸收和筹集的公众存款；其四，二者在受保护上存在差异。当发生纠纷时，只要民间借贷的贷款利率没有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四倍就会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保护，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彻底取缔，并且损失由参与者自己承担。

（二）民间借贷不等同于集资诈骗

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之间的区别主要集中在“骗”字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二者在归还问题上存在区别。民间借贷是要按照规定的日期归还给放贷者，而集资诈骗的主要目的是对筹集的资金进行非法占有，没有归还的打算；其二，在投资经营上存在区别。民间借贷的出发点是为了进行投资经营，实现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并且当使用民间借贷筹集的资金经营发生亏损时不会被定义为集资诈骗，而集资诈骗的根本目的是非法占有和不归还，并未用筹集的资金进行经营和投资，只是利用筹资的钱进行享受和挥霍，利用虚假经营的模式骗取投资者的金钱。

二、 中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的立法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在民间借贷方面存在的立法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相关法律法规之间存在矛盾。当前与民间借贷有关的法律和法规的规定表现的十分宽泛和分散，加之立法技术的缺失和“政出多门”的不利影响，导致许多法律法规内容之间产生了冲突；其二，专门法律制度的不足。主要是金融市场退出机制的不完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缺失和征信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导致难以对民间借贷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无法实现民间借贷的运作和管理的规范化；其三，缺乏统一的标准。由于受到民间借贷立法不健全的影响，致使民间借贷过程出现判断标准模糊不清、操作性不强和司法机关手握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使民间借贷主体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

（二）不规范民间借贷的出现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自发的信用活动，会出现民间借贷主体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投机行为，进而引发一系列的违法行为和债务纠纷。如果不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法律约束，建立完善的监管和跟踪机制，则会导致民间借贷出现严重的信用危机，一旦借贷方出现信用缺失的问题，就会对放贷者的资金造成极大的安全危害。

（三）可能出现民间借贷利率高的问题

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高于当期的银行利率，但是不能超过银行同类贷款的4倍利率，超过同类银行贷款利率4倍而产生的利息将不会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通过调查发现当前的许多民间借贷利率都超过了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一旦出现纠纷放贷者的利益将受到损害。目前我国主要用是否高于银行贷款利率4倍的标准来衡量民间借贷活动是否合法，但是在民间借贷的实际操作中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起到良好的约束作用，导致具有高利贷特征的民间借贷现象层出不穷，并且在民间借贷中形成了潜在的“行规”，即在借款时就已经将高额的利息反映到借款本金中，难以让执法者发现其中的问题。

（四）存在大量的非法放债转贷现象

由于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可以赚取丰厚的利益，致使一些不法分子采用虚假的贷款条件和贷款理由进行贷款，进而将贷款取得的资金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借贷给他人，从中赚取高额的贷款利益。这种非法的放债转贷现象对我国的金融秩序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金融机构的利益。

（五）民间借贷存在着较高的风险

由于民间借贷的利率明显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容易使企业出现恶性循环使用高成本资金的现象。虽然企业通过付出高额利息筹集到资金解决了企业的困境，但是这只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效益，使企业难以按照日期归还债务，对企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同时又为高利贷提供生存的空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 如何从法律角度促进中国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

（一）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监管力度的加强

其一，对民间借贷法律法规的完善。首先要对民间借贷的身份进行确认，弥补民间借贷的不足，主要包括完善业务范围、资金来源、法律责任、放贷人主体资格和放贷利率上限，其次从法律角度实现民间借贷的规范化，提高借贷双方正确认识民间借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民间借贷创设良好的环境，实现在法律技术层面下的稳定发展；其二，加强法律监管的力度。在目前飞速发展的经济下，当民间借贷有关的法律法规得到完善之后，定将促进民间借贷的迅猛发展。为此，必须让各监管部门认识到自己责任，加强各部门间的协调合作。另外，随着民间借贷出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可能涉及保险、担保和证券等领域，故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是时展的需要；其三，严惩违法犯罪行为。随着民间借贷向合法化方向发展，会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比如洗钱和非法集资等行为的出现。为此，在进行监管时要去除这些犯罪行为的合法外衣，对其实施严厉的打击，保障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

（二）对民间借贷进行正确的引导

在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发展时，要根据民间借贷的特点，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其一，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对民间借贷的相关法规大力推广和宣传，让广大群众对民间借贷的政策和法律进行充分的认识，让群众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对自身的借贷行为进行规范；其二，对借贷程序进行规范。目前的民间借贷在规范化发展方面还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没有明确规范借贷双方的义务和权利、没有具体规范凭据的内容。为此，在签订民间借贷的合同时，要对合同的相关事项进行明确和规范；其三，对民间借贷的利率和用途进行明确的规范。首先，借款人要出具借款事由说明书，对借款的用途进行细致明确的说明，防止借款人使用民间借贷筹集的资金开展非法行为；其次，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民间借贷利率的确定，避免高利贷行为的出现。

（三）对民间借贷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

为了进一步对民间借贷业务进行规范，实现民间借贷监管制度的完善。首先，可以吸取国外先进的经验，对民间借贷实施严格的金融监管，实现对投资者效益的保证，比如可以让工商管理部门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民间借贷宣传广告的管理和对放贷人实施登记管理；其次，银监会要担当起监管职责，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实现民间借贷的健康发展；最后，要建立完善的报警机制，实现对民间金融业的监测。比如可以对信息披露机制进行规范和建立民间借贷信息的统计机制，让借贷主体可以根据提供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借贷决策。

四、结束语

随着民间借贷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促进其规范化发展将是金融行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面对目前我国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只有在立法先行下对其进行按严格的金融监管，并对其业务的发展进行规划，才能促进民间借贷行业的健康发展，为企业经营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弥补正规金融行业发展的不足，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形式，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葛成.中国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法律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2012-04-27

[2]王永利内蒙古农村牧区民间借贷规范化发展研究[D].内蒙古财经学院；2010-05-01

[3]闫琳.论民间借贷法律规制的完善[D].华东政法大学；2012-04-15

[4]李淑贞.论我国民间借贷的规范化[D].吉林大学；2012-10-01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7

一、法律不禁止民间借贷合同

目前对民间借贷比较明确权威的定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以下简称《借贷规定》）第一条，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当前法律、行政法规没有禁止民间借贷的规定。有观点认为，央行1996年的《贷款通则》明确规定，贷款人系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贷款的发放和使用应当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规章。民间借贷合同不符合《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严格来说是不合法的。笔者认为这个理解并不妥当。从法律解释来说，并非任何法律条文都可做反对解释。所谓反对解释，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文字，推论其反对的结果，籍以阐明法律的真实含义。比如《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可做反对解释：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可以看出，《贷款通则》第二条是通过给贷款人和借款人下定义明确概念内涵来明确或者说限制《贷款通则》的规范范围，并非包括条件假设、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则，更谈不上之间的逻辑关系，自然不可做反对解释，认为是对除此之外贷款行为的禁止。另一方面来说，作为连部门规章都算不上的《贷款通则》，还达不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效力等级，其作为禁止民间借贷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最高法院1991年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主体一方是公民（自然人）民间借贷合同予以法律保护，《借贷规定》从缓解企业融资难题、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实际效应出发，进一步认可了对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相互拆借资金的行为。第十条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列在总则中，属于一般性的规定。《借贷规定》第十四条对企业间借贷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必然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从效力上作出否定性评价，可以看作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的细化，并非对民间借贷合同的禁止性规定。

二、法律并不禁止民间借贷的不动产抵押登记

国务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赋予了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不动产权利的职权，第五条规定了予以登记的包括抵押权在内的不动产权利。行政机关的权力具有权责一致性，既不可越权行使，也不可放弃行使。除了第二十二条不予登记的情形外，登记机构不应拒绝相对人的登记申请。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对民间借贷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并未有禁止性规定。

有观点认为，《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土地登记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134号》明确规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可以作为放贷人申请土地抵押登记”。因此，不符合此规定的抵押登记不应办理。笔者认为，此条做反对解释也是不恰当。德国学者库鲁格认为法律条文可否做反对解释，取决于“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之间是否具有“内涵的包含”及“相互的包含”逻辑关系。依照反对解释的逻辑规则，如果将“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作为放贷人”看做法律要件，“可以申请土地抵押登记”看做法律效果，则从逻辑上看，该法律要件是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而从法学上说，只有法律要件被充分列举，成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或者充要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可以做反对解释的逻辑法则。比如白马是马，不能反对解释为“非白马不是马”，因为马的颜色不止白色，其反对解释自不能成立。既然从《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土地登记的意见》做反对解释不能成立，那么只要不存在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不予登记情形，登记机构就应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对民间借贷的不动产抵押予以登记。

三、自然人借贷合同的不动产抵押登记不违反抵押权的从属性

有观点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相对人来申请抵押登记时往往款项尚未借出，借款合同尚未生效，且款项是否借出不在登记机构的审查范围，登记机构也无法审查。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时，担保合同也无效（《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因此，登记机构进行抵押权登记时抵押合同可能尚未生效，违反了抵押权的从属性。对借款人来说，进行抵押权登记后可能面临借款未到位，借款合同无效的风险。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抵押权具有从属性，抵押权的成立以债权的存在为前提，债权若不存在，则抵押权也不成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促进社会经济活跃和充分发挥抵押物的效用，法学理论界对抵押权的从属性已经从宽要求，只要将来实行抵押权，拍卖抵押物的时候，有被担保债权存在即可，在抵押权成立的时候有无债权的存在无关紧要。因为抵押权旨在担保债权的清偿，因此抵押权实行时（即取得抵押物的交换价值时），必须要有可得而确定的担保债权存在。这也是最高额抵押的理论基础。从国外立法例来看，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大多是采纳这一观点的。德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抵押权也可以为将来的或者附条件的债权而设定。瑞士民法更进一步，其民法典第八百二十四条规定，不动产抵押，可为任意的、现在的、将来的或仅为可能的债权提供担保。从司法实践看，最高法院对此也是认可的。最高人民法院在湖北莲花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莲花湖旅游公司）与武汉世纪宏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北莲花湖物业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中推定了四份房屋他项权证所涉抵押合同与主债权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述推定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相符。其中，阳抵字第05-98008号房屋他项权证系1998年4月2日颁发，早于其担保的1998年9月30日签订的98023号银行承兑契约所产生的主债权；阳抵字第05- 970060号房屋他项权证系1997年7月4日颁发，早于其担保的1997年7月24日订的98038号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所产生的主债权。因先设定抵押权后订立主债权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律亦无抵押权不得先于主债权设定的禁止性规定，故对莲花湖旅游公司以抵押权从属于主债权，故抵押权不能先于主债权设定为由，主张抵押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目前，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抵押登记时均要求提供抵押合同和主债权合同，因此在登记时无论被担保的债权在登记时是否有效成立，只要被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和担保范围可以确定，则第三人可以据此评估进行法律行为面临的风险，有效起到保护交易安全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实行债权形式主义的登记模式，《物权法》第十五条区分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不同效力，那么理所应当的，申请人之间形成成立抵押权的合意，并由登记机构以登记的形式固定下来，依《物权法》的规定而生设立物权的效力。如果借款合同无效，则抵押合同也无效。由于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则物权行为与原因行为同一效力。在抵押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抵押权也随之无效。此时纵然抵押权已经登记，也仅有形式上的意义，抵押人可申请注销抵押权登记，不至于影响抵押人的利益。

四、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不应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审查

有观点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登记机构难以认定，因此登记机构应谨慎登记，甚至不予登记。笔者认为，从《借贷规定》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规定可以看出，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民间借贷合同可认为自合同成立即生效。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情形就可认定生效。《借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非自然人间的民间借贷合同不应存在的情形可以看做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细化类型。

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并未针对民间借贷合同进行专门的禁止性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是所有有效的合同都不应存在的情形。因此，如果说登记机构需要审查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难道不应该同样审查买卖合同、赠予合同的效力么？如果登记机构需要又难以审查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难道不应该同样审查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欺诈、胁迫等无效情形么。对登记机构而言，审查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会将登记机构推入尴尬境地，徒然承担了重大的责任，却既无能力进行实质审查，也无权力认定审查结果。比如合同是否欺诈，法院都要两造俱全才能判决，登记机构何德何能可以经自由心证径行判定。同理，除违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外，登记机构也不应审查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存在《借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要求民间借贷产生的合法债权才可以作为抵押权登记中的主债权只会给自己套枷锁。申言之，登记机构在民间借贷合同抵押登记中需要承担的审慎审查职能只能是合同要件的形式审查和必要的注意义务，这就包括对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审查。除此之外对合同效力的审查都是给自己背一个无法承担的重担，合同效力的审查也不应成为登记机构的审查内容。

五、民间借贷合同被认定无效时不动产登记机构不需要担责

民间借贷合同因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借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被认定无效时，登记机构是否应当担责是很多人主张不应进行民间借贷的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原因。特别是民间借贷往往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案件交织在一起，出现由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交叉的两个法律事实引发的、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更加深了登记机构的不安。笔者认为，民间借贷的抵押登记在分散登记时期房产登记系统基本都有开展，若因此在不动产统一登记后不予登记，难免会招来很多不满和讥笑。当然由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特殊性和登记责任的不确定性（物权法的无过错责任、最高法院的审慎审查责任），登记机构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开展登记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应因为有风险而不履行应尽的职责。

借款相关的法律法规篇8

基础法律关系存在瑕疵可能造成的风险：如土地出让金的评估价值与事实不相符，则在处置抵押物时因变现价与评估价差距较大，会给贷款造成较大损失；如开发商没有按合同约定对土地进行开发，且超过一定期限，则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土地管理部门有权对开发商罚款或收回土地使用权；如借款人与政府不履行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则与项目有关的贷款也极有可能收不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无效合同。

2、与行政机关审批事项有关的问题：一是行政机关审批文件显示的主体与借款人不是同一人，审批的项目内容与借款人项目建议内容不一致，甚至在审批文件中有手写或涂改之处且未盖章确认；二是两份或两份以上的行政机关审批文件之间在时间上存在矛盾之处；三是存在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审批事项，如土地使用权证上的土地使用期限超过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明显不能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人员在《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却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外资未按法律规定足额到位却顺利地在工商部门办理年检手续等。

上述部分问题的存在虽然主要原因在行政机关，但项目的合法性已值得怀疑，项目本身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作为银行，应慎重介入。另外，如送审材料中的借款人项目内容与政府审批文件不一致，则意味着项目的存在是不合法的，不宜介入。

3、借款人的公司章程不符合有关规定：一是有部分章程是应付型的，因贷款管理要求借款人应向银行提供公司章程，所以借款人就临时匆忙“编”一份章程，部分章程存在有错别字、语句不通顺、语法有错误、没有法律规定的章程应当规定的事项等情况；二是部分章程没有自然人股东的签字或法人股东的签字、盖章，也没有标明章程制订的具体时间；三是少数章程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如非外资企业的章程规定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章程规定股东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等。因贷款调查人员习惯于从借款人处取得其章程，一般不会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得借款人的章程，所以借款人章程的真实性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

借款人的公司章程不符合有关规定可能造成的风险：章程作为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经营行为的自治规则，是规范公司组织和活动的重要保障。新《公司法》强调公司自治，通过授权性规范允许公司及其股东对公司章程做出更多自主设计。新《公司法》减少了原公司法中的强行性规范，扩大了任意性、赋权性规范，即授权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对许多事项进行直接规定，充分体现了股东和公司自治的精神与理念，法律不禁止的内容均可以由章程作出规定。如作为借款人的公司，不重视章程的制度或其章程不符合有关规定，其产生的风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对公司而言，反映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股东之间因没有明确的章程对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加以规范，使得纠纷有多发的可能，且纠纷发生后缺少处理的明确依据；二是对银行而言，难以预测借款人或担保人可能发生的风险，难以判断其对外行为是否越权，从而难以对贷款实施有效的管理，贷款的安全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4、借款人或担保人不能提供规范的股东（大）会决议或董事会决议：一是因部分公司章程对谁（股东会或董事会）有权作出借款或担保的决议没有明确规定，所以难以对会议决议的有效性作出正确判断；二是部分决议上签字、盖章不规范，没有作出决议的具体时间；三是作出的会议决议与公司章程矛盾，如章程规定公司不设董事会，但借款人或担保人却作出了董事会决议；四是在部分股东（董事）会决议没有经过全体股东（董事）的一致同意。

借款人或担保人不能提供规范的会议决议可能造成的风险：主要如会议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或公司章程规定，而有可能被人民法院撤销的风险。因为新公司明确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所以，在贷款审查中，如公司章程没有对由谁有权决定借款或担保事宜作出明确规定，一般由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会作出决议，且为避免股东会决议被人民法院裁判后撤销，股东会决议的内容应当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

5、部分保证人担保能力较弱，甚至是流于形式：一是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的保证担保，以一倍资产担保一倍至十倍的贷款；二是集团内部关联企业保证担保，有的还是两个关联企业之间的相互担保；三是保证人房屋、土地使用权等有效资产占比不高，且有极少数保证人存在虚增资产的情况。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以一倍资产为一倍至十倍的贷款提供担保，其风险程度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与担保法的基本原理不相符，如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的或有负债变为现实负债，则担保人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的能力是明显不足的；二是增加了借款人的负担，降低了担保的效益，由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保证担保，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是要按一定比例向借款人收取担保费用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借款人提供反担保；三是中小企业担保中心与各地政府联系密切，胜诉后的案件执行阻力较大。

虽然新公司法取消了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的限制，但不等于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不存在风险，因为我国关联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完善，非正当的关联交易难以得到准确的识别，由此产生的贷款风险更难得到有效的防范与控制；特别是两个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其实就是一种信用贷款。

如保证人有效资产占比不高，则保证人的保证只能停留在保证合同上，在当保证人成为诉讼案件被执行人时，贷款的执行效益得不到保障；如保证人存在虚增资产的情况，则极有可能存在借款人与保证人合谋共同诈骗银行贷款的嫌疑。

6、部分贷款保证担保和物的担保同时存在，有人认为存在较大风险，也有人认为是多余的。在贷款法律审查时，如担保物变现能力偏弱或借款人管理不够规范，一般会对借款人作如下要求：在办理合法、有效、足额物的担保的前提下，再由借款人的全体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归还借款本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上述规定借鉴了新公司法的法人人格否认原理，突破了传统的公司有限责任，充分利用了法律不禁止的就是可以约定的这一规则，贷款银行在对借款风险、物的担保风险把握不准的前提下，要求借款人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贷款的安全。

要求实际控制人或股东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通过实际控制人或股东承担的连带保证责任，更好地促使借款人按合同约定归还贷款本息。根据担保法的规定，在借款人自身提供物的担保和第三人保证担保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所以在依法处置抵押物或质押物后，如仍然不足以偿还贷款本息，那么保证人就要对剩余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和保证担保同时存在的，债权人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类担保人实现自己的权利；所以债权人在依法时，可以在物的担保人和保证人之间进行认真选择，看谁对维护自己的债权最有利，然后就谁。因此，保证担保和物的担保同时存在，是对贷款一种更有效的保障，风险较小，更不是多余的。

7、在建工程抵押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随意扩大在建工程抵押的范围，如除了房屋在建工程外，旅游景区、自来水管道、水利设施等在建工程都用作了贷款的抵押物；二是登记部门不统一和登记费收费不够合理等因素，没有到有权机关为在建工程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三是忽视在建工程的拖欠工程款问题，如在贷款审查中发现，一人同时控制了两家公司，一家从事房地产经营，另一家从事建筑，并且房地产公司拖欠了建筑公司的大量工程款。

上述问题可能造成的风险是：根据《城市房地产抵押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在建工程抵押是指抵押人为取得在建工程继续建造资金的贷款，以其合法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连同在建工程的投入资产，以不转移占有的方式抵押给贷款银行作为偿还贷款履行担保的行为。所以可以明确以下问题：一是旅游景区、自来水管道、水利设施等在建工程用作贷款的抵押物，因法律规定不明确，易被法院认定为无效抵押（因为对于在建工程抵押，司法解释规定是可以认定为“有效”，不是肯定认定为“有效”）；二是在建工程抵押是为了自身继续建造资金的需要，一般不得接受以甲在建工程为乙在建工程抵押贷款的情况；三是从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来分析，设立在建工程抵押的目的是为方便房地产开发商向银行融资，其目的并不是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益，相反，因在建工程的所有权存在一定的不足，因此，银行在实现在建工程抵押的权利时，还是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如补办相关证件等）和风险的，所以，对于在建工程抵押，银行应依法办理抵押物登记手续，以防范在建工程权利的先天不足而带来的贷款风险。

另外， 20__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5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房地产纠纷案件和办理执行案件中，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的规定，认定建筑工程的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所以忽视在建工程的拖欠工程款问题，极有可能使办了抵押登记的在建工程抵押流于形式，银行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如在办理抵押登记时，发现有抵押物存在拖欠工程款现象，可采取以下防范措施：一是可与建筑商协商，要求其书面放弃在建工程优先受偿权；二是注意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仅包括承包人为建设工程应当支付的工作人员报酬、材料款等实际支出的费用，不包括承包人因发包人违约所造成的损失；三是注意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限为六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

8、最高额抵押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最高额抵押合同签订的时间过长；二是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合同金额（债务最高余额）仅填写贷款本金的金额；三是在最高额抵押合同约束下发放新贷款时，没有对抵押物是否被查封、冻结进行审查。

对于最高额抵押合同期限虽然没有什么明确规定，但一般认为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以两年左右为宜，如果期限过长，则存在以下风险：一是抵押物的价值风险，抵押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也在慢慢减少，贷款风险在逐渐增加。二是贷款诉讼时效风险，最高额抵押合同下的贷款一般有多笔，发放日和到期日均不一致，而且有的贷款期限很长（如中长期项目贷款），如贷后管理不及时或对诉讼时效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则极有可能丧失诉讼时效：通常认为最高抵押合同项下的多笔贷款，是按每笔贷款的到期日分别计算诉讼时效，而不是以最高抵押合同项下最后一笔贷款计算诉讼时效的，业务实践中就有部分人认为是按最后一笔贷款的到期日计算诉讼时效的。

如果最高额抵押合同中的合同金额（债务最高余额）仅填写贷款本金的金额，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我行在实现最高额抵押权时， 优先受偿的金额仅以贷款本金为限。所以，在确定最高额抵押合同金额时，要将贷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等全部计算在内，并预留出一定的余地，作为其他实现债权的费用，不能仅将本金数额作为最高额抵押合同金额（债务最高余额）。

最高额抵押合同约束下发放新贷款时，应对抵押物是否被查封、冻结进行审查，如抵押物已被查封、冻结，则不宜新发放贷款。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如果抵押物已被查封、冻结的，在此之后新发生的债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

9、对收费权质押存在的风险认识不足：近年来，商业银行竞相加大营销力度，在法律尚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创设了多种新型收费权质押方式，如学校和医院收费权质押、旅游景区收费权质押、电费收费权质押、无线电视收费权质押等，对于促进信贷业务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许多收费权质押还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操作欠规范等缺陷，使商业银行面临较大的法律风险。

根据国务院《关于收费公路项目贷款担保问题的批复》和《关于农村电网建设与改造工程贷款担保和贷款偿还期限问题的复函》规定，达到一定标准公路的收费权和农村电网电费收益权可以用质押，除此之外，其他的收费权质押均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质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