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理学科的认识范文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1

西方认识论发展史的主旋律一直都是基础主义的规范认识论。然而，自从1969年奎因倡导自然化认识论以来，许多哲学家积极响应并发展了这种自然主义认识论。坎贝尔、吉尔、撒伽德、劳丹、胡克、邱奇兰和布朗等人都主张，人类认识包括科学认识活动是一种自然现象，应该象研究其它自然现象那样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研究认识论问题。自然化认识论已经发展成为当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中方兴未艾的一种思潮。

自然化认识论是在基础主义受到攻击、第一哲学被抛弃、先验论的藩篱被推倒之后，为了避免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应运而生的。它既反对有超越科学认识活动的优越的阿基米德点，也反对放弃认识论研究的怀疑主义，企图在基础主义与怀疑主义的两极对抗中找到第三条出路，即使认识论研究自然化、实证化、科学化，从具体的科学认识活动中去阐明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寓于自然科学之中，而自然科学又存在于自然化认识论之中”。［（1）］

不过，自然化认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因而遭到反对者的诘难。一个紧要的问题是，认识论被自然化、科学化、实证化之后是否仍然具有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的倡导者奎因及其者西格尔等人都否认自然化认识论具有规范的功能，而以劳丹和布朗为代表的一些哲学家则坚持认为自然化认识论应该具有规范性。

布朗（Harold I.Brown）是近年来在美国哲学界十分活跃的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感知、理论与选择——一种新的科学哲学》（1977）在美国两度再版，并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日文分别在马德里、罗马和东京出版。他的《合理性》（1988）对科学合理性作出了独到的理论阐释，受到国际科学哲学界的广泛重视。近年来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发了他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特别是《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对“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之诘难作了透彻的辩析和有力的反击。

二

许多哲学家都认为，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是规范的，不可能经验地建构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依照他们的观点，首先，科学必须通过规范自我控制，任何从科学中抽象出认识论规范的努力都将只产生那些早已蕴含于科学研究活动中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化认识论将不可避免地是循环的；［（2）］其次，自然化认识论不可能一以贯之。因为，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不可能包含于科学之中，“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非经验性的辩护理论——这种理论由认识论研究提供。我们需要探索出一种温和的第一哲学。”；［（3）］最后，从科学中获取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就是从“是”中获取“应该”或从事实中获取规范，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荒谬企图。甚至有的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已经接受了这条反对意见。［（4）］

上述反对意见的要义在于表明：支配经验科学研究的规范不可能经验地建构，而必须先验地建构，因而，自然化认识论是不可能的。面对这种诘难，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从以下三个方面为自然化认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

（一）没有超经验的规范

布朗认为，在论述先验认识规范的浩翰文献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常常被忽略，即“我们如何建构规范？我们人类拥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力去先验地把握认识规范？”［5，p.55］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采取语言分析的方法对先验规范的建构和把握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经验主义关于先验有三个重要论点：第一，所有的先验真理都是概念真理；第二，概念真理包含于分析命题之中；第三，分析命题是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布朗把分析论证的焦点放在第三个论点上。因为，依据经验主义的观点，“先验规范一定是以某种方式建立在分析真理之上的”［5，P.63］，而第三个论点则“为阐述我们何以能够先验地把握真理提供了依据。”［5，p.56］

在古典经验主义那里，词汇是语言分析的基本单元，而词汇又是由通过直观就能界定的基本词汇和依基本词汇而定义的辅助词汇（basic vocabulary，auxiliary vocabulary）所组成。一个命题是不是分析的以及一个分析命题是否为真，完全取决于该命题中辅助术语的定义。据此，布朗就以辅助术语为基点分析它及由它所构成的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过程。通过分析，布朗得出结论说，“我们创造自己的语言，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要求我们创造这种语言而不是另一种语言。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的语言创造具有任意性，而是说，我们的语言是在我们与世界之间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语言反映了我们认为值得保存的处理周围环境的方式。语言与世界及经验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裂缝，不过，这个裂缝被各种实用上的考虑充斥着。”“语言体系都不是任意的，也不受依据不容置疑的原理的合理推断所驱使。”［5，p.58］

接着，布朗又依据路易斯（C.L.Lewis）的现代经验主义观点对分析命题进行剖析。与古典经验主义不同，路易斯主张，一个概念系统是由一组相互联系的分析命题构成的，一个术语的意义由它在这些分析命题中所具体体现出来的与其他术语的关系决定的。我们运用这个分析命题系统是为了理解经验的意义，并通过把感性所与归入概念系统来达到这个目的。一旦归化成功，我们的概念系统分析机制就会使我们作出关于未来经验的推论。经验不必满足由概念系统作出的预测。当预测失败时，我们的典型反应是撤消对感性所与最初的识别。然而，如果某个特定的识别频繁地导致预测失败，人们就开始怀疑那个概念（与感性所与相应的）的有用性。在路易斯看来，经验会促使我们作出拒斥某个概念系统的决定，却不能逻辑地驱使我们拒斥一个概念系统。一个被拒斥的概念系统仍然由一些真分析命题组成，但是，这些真分析命题不再包含于我们目前用以处理经验世界的一系列分析命题之中。［（6）］

布朗认为，虽然古典经验主义与现代经验主义关于概念和分析性的观点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这两种观点都认为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继而所有的概念都能改变。比如说，我们现在不可能通过反思“燃素”和“热质”的意义去发现任何分析真理，尽管过去有许多人能够这样做。同样，“地球不是行星”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一命题表述了一个分析真理；而对我们而言，它不过是一种经验上的错觉。布朗指出，分析命题也能遭到拒斥，不过它是在被遗弃的意义上被拒斥：它不是错误的，但不能服务于任何有益的目的，或者说它完全是累赘，游离于我们用以处理经验的命题体系之外。

在布朗看来，正是术语、分析命题嵌入我们语言之中的历史把术语、分析命题与其赖以生成的经验基础隔离开来，而表面上的“经验约束的丧失是形成分析命题关键的认识论特性的原因——分析命题的真值独立于世界或我们的经验。”［5，p.57］所以，分析命题并非没有经验内容，“如果从元语言学的观点来考查一个分析命题系统，我们就会发现它包含了大量的经验内容。”［5，p.62］

在把握了分析命题的特性之后，布朗转而讨论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先验认识规范。他认为，“认识规范不象下棋规则，而更象下棋战略和技巧。……换句话说，认识规范需要辩护。”［5，p.63］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怎样才能运用分析命题去为先验认识规范辩护。他认为有两种途径去实现这个目的。一种途径是给词下定义，这种定义隐含于分析命题之中并成为适当运用这些词的先验规范。“如果我们对概念的选择完全是任意的，这些规范就类似于下棋规则——因此它与我们的目的无关。然而，我通过论辩已经表明，我们的语言选择并非完全任意的，它们总是在某些实用约束条件下进行的，而一旦这些实用约束条件被人们认同，我们就不能再坚持说定义提供了不受经验评价的先验规范。“如果逻辑规范是因它们与分析命题的联系而成为先验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接受科学的评价，那么，我们的逻辑规范也要接受科学的评价。”［5，p.64］

总之，“我们所有的分析命题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很自然地，建立在分析命题之上的任何规范也都要受经验的制约——即使这些规范能够在我们目前的概念框架中先验地建构起来。”［5，p.64］

（二）科学不需要超科学的规范

在对先验规范进行分析并得出没有超经验的规范或规范必须接受经验制约的结论之后，布朗进一步考查了科学认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规范，考察它们是怎样产生并受到评价的。

在他看来，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规范：追求目的形式和行为指令形式，它们在科学实践中是相互依存的。就行为指令形式而言，人们在习惯上区分绝对指令和假言指令两种规范。布朗和劳丹一样，认为科学方法论中充满了内在于科学的假言指令，不存在绝对指令。

许多哲学家认为，逻辑是绝对指令之源。然而，布朗在前面的分析论证中就已经表明，从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观点看，逻辑有经验性的渊源。本来，这足以表明逻辑不可能是绝对指令之源，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而有必要进行直接的论辩。

布朗以科学活动中接受某个命题的具体指令为例来具体阐明他的上述观点，通过分析论证，他得出结论说，逻辑既不能为接受命题提供绝对的必要条件，也不能提供绝对的充分条件。比如，接受一个命题最可能的绝对性必要条件是内洽。但是，布朗认为，这个要求也只能在“接受”的某种意义上成立（他在分析中把“接受”区分为几种不同意义）。就算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认识到有内在矛盾的命题，也不应该相信我们认为是相互矛盾的一组命题，“但是，很有可能有两个命题即使相互矛盾而它们却拥有唯一的真的经验推论。当我们把接受P界定为把P当作进一步研究或解决问题的基础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5，p.68］人们多次指出玻尔原子理论是有内在矛盾的，但这并没有阻止科学家进一步发展他的理论，或在此基础上作出新的预言。虽然玻尔原子理论最终被一个内洽的理论所取代，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如果当初物理学家因为玻尔理论有内在矛盾而拒绝它，玻尔理论会更加有效地被取代。因此，“我们如何处置一组有内在矛盾的命题，将部分地受所追求的科学目的和研究现状的制约。”［5，p.68］

布朗结合大量的科学实践活动具体考察了科学认识过程中产生规范并评价规范的途径。他认为这些途径大体上有三种：1．源于理论原理的规范；2．观察中的规范；3．来自对科学进行经验性研究的规范。通过详尽的分析，他指出，这些规范都是内在于科学的，它们不仅源于科学活动而且受科学活动的评价。总之，“以科学目的和方法论指令两种形式出现的规范，与理论假说、实验设计、新数学以及科学内容的其他方面一样，是以相同的方式被引入、被评价的。人们提出规范并检验规范，如果一个建议看上去是有前途的，它就被探索追寻；如果它丧失前途，就得被修正或被抛弃。”［5，p.69］科学不需要超越于科学评价的规范。

（三）答对自然化认识论之诘难

布朗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的结语中，集中回答了反对者对自然化认识论的诘难。

首先，自然化认识论包含从事实演绎出规范的企图吗？布朗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同意坎贝尔和胡克的观点，认为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规范本身就是假说。［（7）］布朗指出，人们打算追求某一目的或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打算尝试运用某种既定的方法论，这并没有什么神秘的或逻辑上的困难；研究者应用某种方法论是因为他们断定这种方法论在另一不同的领域是成功的，这种现象也不足为奇。

其次，布朗强调指出，自然化认识论试图在科学实践中探索科学方法论不存在逻辑循环。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被科学与诸如象棋之类的游戏之间的一种不确切相似所误导。”［5，p.75］象棋有一套构成规则，不遵守这些规则就不能下棋。如果真的有一套类似的构成科学活动的方法论规则，那么就会出现逻辑循环；要么，当我们主张对方法论规则进行科学地检验时我们就已经承认了这些规则；要么，对这些规则的检验根本就不是科学的。但是，“我们所说的科学活动这种历史现象并不适合于这个模式。科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事业，在科学活动中研究者运用不同的方法追求不同的目的，这样，检验各种理论和实验设计以及检验各种方法论和目的都有非常广阔的视野。……方法论上的本质主义根本就不适合我们认定为科学活动的复杂历史现象。”［5，p.75］

最后，科学事业是自我辩护的吗？布朗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大概都在追求一种由先验认识论提供的终极辩护。在他看来，不可能有终极辩护，因为，独立于科学而对科学进行的辩护要求我们不探索科学研究与世界发生的相互作用而去获得这种辩护所必需的知识。当然，没有终极辩护并不等于说其他所有辩护都是无益的。他指出，如果我们想理解什么辩护对我们有益以及如何寻求有益的辩护，科学认识过程本身就已提供了大量的信息。“我们应该只是在从事大量的科学活动之后而不是在开始之前去企求理解科学是何以被辩护的。”（［5］，p.76）

三

认识论作为研究人类认识活动的哲学理论，它应当负担起三项任务：1．描述，回答人类认识“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2．解释，回答人类认识“为什么”的问题；3．规范，回答人类认识“应如何”的问题。这三项任务是密切相关、不可或缺的。描述是解释和规范的基础，规范是描述和解释的目的，而解释则是描述与规范间的中介。

然而，自古以来，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旋律一直都是规范认识论，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到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波普尔，他们都注重在某种解释的基础上对认识活动进行规范研究，而忽视描述研究。在他们看来，人类认识活动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能够支配该活动的规范，认识论研究者或科学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去寻求这种规范，以便让认识者或科学家在各自的认识活动中自觉地遵循，从而促进认识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家合理性就在于对他们所认为的某种或某些规范的遵循。20世纪60年代之后，认识论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意识到，科学认识活动并没有绝对不变、普遍有效的规范；哲学家不应该发号施令要认识者或科学家遵循这样或那样的规范，而应当忠实地描述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认识活动过程。这样，许多哲学家在重视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和解释研究的同时又走向另一极端，不同程度地轻视规范研究。认识论被“生物化、进化论化、自然化、社会化、结构化、发生化、行为化、语言化、计算化——甚至化为乌有（罗蒂化）。”［（8）］于是，西方哲学认识论研究逐渐分化成规范与非规范两种不同的取向。

布朗旗帜鲜明地反对在认识论研究中把描述与规范割裂开来，强调在描述、分析和解释认识活动的基础上研究认识规范，从而把对认识活动的描述研究、解释研究和规范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他赞同并发展了自然化认识论研究，但是反对某些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在倡导自然化认识论的同时，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轻视认识论的规范性。布朗认为，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已降为“描述心理学”，至多只能描述理论产生的心理机制和过程，而对理论的真伪优劣之评价没有丝毫作用。他与非规范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不同，并不是一概地反对认识规范，而是反对脱离科学实践、超越认识活动、在认识活动之外去寻求支配认识活动的规范。为此，他深刻地阐明了先验规范的经验性，强调支配科学认识活动的规范来自于科学实践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和评价、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因此，在自然化的基础上强调认识论的规范性、在描述与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是布朗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在《规范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既是对自然化认识论反对者的有力反击，又为克服自然化认识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相对主义倾向提供了批判武器。

在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布朗和劳丹一样，在反对传统的规范认识论的同时都反对非规范的自然化认识论，都强调要为认识活动的合理性辩护。在这个意义上，布朗也可以被看作劳丹所说的“规范自然主义者”。不过，布朗自己说他与劳丹“在方法和具体细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5，p.65］本文认为，布朗和劳丹的理论差异远不止在方法和细节上，他们除了研究方向相近外，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其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劳丹是站在反实在论或工具主义的立场上，着重从元方法论的角度发展他的规范自然主义理论。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变动着的科学方法及规则或规范是如何合理地演变的。布朗则是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着重从元认识论的角度阐述他的规范性自然化认识论思想。他的主要任务是要揭示那些包括元科学标准在内的认识规范是如何经验地建构并受科学实践的检验、评价的。

其次，由于劳丹把科学目的和科学方法看作是不同的认识范畴，所以，在他那里，认识规范实际上就是脱离目的的方法规则。这样，正如J．R布朗（James Robert Brown）评价的那样，在劳丹看来，“物理学和神学、数学和形而上学、地质学和社会学，在正确地追求它们自己的认识目标时都有相同的方法。当然，这些学科的某些研究者可能没有较好地遵循方法规则，但是，只要他们的行为是真正合乎理性的，而且这些方法是普遍有效的。”［（9）］由此可见，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问题上，劳丹仍然紧紧抱住方法论理想不放。

布朗则认为科学方法和科学目的并不是分属于不同的认识论范畴，它们二者都要接受相同形式的经验评价。［（10）］他认为，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并不能归结为对方法论规则的遵循。在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的情况下遵循它固然是合理的，但是，在科学探索的许多场合都没有明确的方法论规则可循，这时更需要人的理性。而且，科学实践表明，认识主体往往能在没有明确规则的情况下作出合理性的行动来。［（11）］

仔细的分析表明，传统规范认识论中的规范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规范中立于理论；其二，规范中立于认识主体。从这个角度看，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只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第一方面作出批判，而没有或很少触及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表明，在认识过程中，人是以主体方式，以其内在尺度和思维图式能动地反映外界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主体性。因此，产生于科学实践之中并随科学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发展的规范如何为认识主体理性地把握和具体运用，是自然化认识论研究者包括布朗忽视或回避了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当代西方认识论研究中还存在一股“社会化”思潮。自然化认识论的阳光未及的角度，正是社会化认识论滋生的温床。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特别是爱丁堡学派甚至在认识合理性或科学合理性研究中倡导彻底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 turn），从科学认识活动的社会学因素、文化学因素中去寻找科学理论发展的根据和理论评价的标准。尽管认识论的社会化存在着诸多偏颇，不可能独立地解决当代认识论面临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忽视认识活动的社会文化特性绝对不可能解决认识论问题。因为，在认识活动中，主体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其他主体发生社会性的认识互动过程中与客体产生相互作用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然化与社会化的趋同与整合，描述、解释与规范的辩证统一，是当代认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W.V.O.Quine，"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Ontological Relativ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2）H.Siegel，"Justification， Discovery and the Naturalizing of Epistemology"， Philosophy of Science 47 (1980)， p.309.

（3）H.Siegel，"Empirical Phsyschology，Naturalzed Epistemology andFirst Philosophy"， Philosopy of Science 51 (1984)， p.675.

（4）P.Kitchener，"Genetic Epistemology， 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Psychologism"， Synthese 45 (1980)， PP. 266—267.

（5）H.I.Brown，"Normative Epistemology and Naturalized Epistemology"， Inquiry 31.

（6）C.I.Lewis， 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and Valuation(1946)， Mindand the World Order (1956).

（7）D.Campbell，"Science policy from a Naturalistic Sociological Epistemology"(1984):C.A.Hooker， A Realistic Theory of Science (1987).

（8）M.W. Wartofsky，"Epistemology Historicized"， in Naturalistic Epistemology，Reidel， 1987.

（9）J.R.Brow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The Sociological Turn， Reidel， 1984， pp. 7—8.

（10）H.I.Brown，"Review of Laudan′s Science and Values"， Philosophical Review 95 (1986)， pp. 439—441.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2

关键词：客体 科学认识 科学仪器

引言

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以发展中的仪器和仪器使用作为其基础之一的历史，是理论、实验、仪器以彼此匹配的方式演进和相互维护的历史，是包含了各种类型的科学实践活动，并从这些活动以及理论家、实验家、仪器制造者的合作中获得进步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科学仪器起着巨大的作用：对科学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具有强化作用， 对科学认识客体具有激化、纯化、强化作用。由此拉近人类与宏观世界、微观世界、生命世界之间的距离，使人类能够获得对自然的更深刻、广泛、准确的认识。因此，科学认识论者一般将科学仪器独立出来，作为科学认识三要素中的一种，即科学认识的工具来看待。客观地说，这有一定道理。因为科学仪器能够在仪器制造厂以标准化的方式生产，然后从一个研究团体到另一个研究团体转移使用而不需或很少需要对其进行内部调整。此时，科学认识主体只要按规定的程序操作，就能获得令其它科学认识主体确信的结果。其它科学认识主体按照同样的程序进行同样的实验也会获得同样的结果，结果具有可重复性、普遍性。这就使得这一结果几乎没有可能去反驳。这样，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科学仪器就能作为“可信的、不成问题的、很难挑战的认识要素使用”，[1]单纯地起着认识工具和认识桥梁的作用，作为达到获得进一步事实的目的的手段。

但是，当全面地、具体的、深入地分析科学仪器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时，就会发现，将科学仪器看作科学认识的工具和桥梁是片面的、静态的、有局限性的，科学仪器及其使用是具体的、可错的、不充分的、开放的、与客体有着复杂关联的。应将其作为与主体相对的东西、作为主体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对象、作为客体看待。

一、科学仪器的使用是具体的

科学仪器使用的具体环境，也需将此作为认识客体。因为此时科学仪器与正被研究的现象或与仪器使用相关的条件性，必须将其看作实验室中不确定的因素进行研究。

(1)科学仪器的选择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科学仪器的选择和使用，必须参照所选用的实验方法。方法不同，仪器的选择及其操作就不同，对结果的处理和解释也就不同。如对阿佛加德罗常数的测定，就可选择不同的方法，既可用化学、热力学的方法，又可用电子学的方法。针对每种方法构建不同的仪器，获得相同的结果，然后相应地用有关的化学、热力学、电子学理论对结果进行解释。

(2)科学仪器的装配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实验方法一旦确定后，就要装配仪器进行实验。仪器的装配必须参照所应用的方法，适合运用这一实验方法的具体的实验案例。由于实验方法相对于具体的实验案例来说起着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因此，即使实验方法已被使用，并且不成问题，仪器装配也不是固定的。怎样装配仪器以及装配怎样的仪器须由正被研究的实验案例决定，而非由实验者试图实现某种主观特定的装配指导。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化学动力学家们对化学反应速度的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可采用的实验方法有静态法和流动法。选定流动法后，对应于气态链烷属烃高温分解反应、甲烷和氧气的反应、光化学反应、烯烃的聚合反应等，farkas和melville 给出了七种不同的实验安排和不同的仪器装配，以便实验能够顺利进行。 ([1],pp.293-296)

因此，对于具体的不同的实验案例，可采用同一种实验方法。但是，所运用的这同一种实验方法并不能充分决定在这些实验案例中的实验仪器装配相同。实验仪器装配的合理性不在仪器装配自身，而在于运用该仪器所进行的实验所选择的实验方法以及涉及到的实验对象和实验现象，只有这几者相互匹配才能保证一个实验的顺利进行。由此，在运用科学仪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仪器不是作为绝对能提供正确结果的认识工具被接受，而是有条件地接受并且同时按照实验过程中有可能涉及到的所有因素的要求进行修改。科学仪器使用的条件性不再允许将科学仪器作为稳定的不变的工具使用。

(3)科学仪器的操作是具体的、有条件的。科技的发展已经进入“大仪器操作微观对象”的时代，并正向“微观机械”、“毫微技术”迈进。这时仪器的操作需要科技工作者具备大量的技能，知道去做什么，怎么做，以及恰当解释所获得的结果。因此，从认识论上说，复杂的现代仪器，如高能物理学中的仪器，不能作为实验室中不成问题的、稳定的实验工具使用，而必须在知道它的结构以及它所包含的理论预设的基础上对它恰当地操作。

(4)科学仪器给定的结果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即使方法可行，并且科学仪器装配后正常运行，科学仪器也不能总是作为不成问题的、稳定的工具使用。因为正确的实验结果并非仅仅由于科学仪器正确地运行而产生。仪器给定值是有漏洞的。科学工作者经常不得不进一步校正由仪器给定的值。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当我们用一支水银温度计去测量某物体的温度时，只有当温度计原有的温度与被测物体测量前的温度一致时，即温度计上的刻度在测量某物温度之前和发生能量转移，改变正被测量的物体的热量，导致温度计上的读数只能准确反应测量后被测物体的温度，而不能准确反映测量之前被测物体的温度。对此，需要科学工作者根据具体的情况考虑实验仪器与被观测物质的相互作用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校正实验值，获得准确的结果。这也说明，仪器并非总是作为中性的认识工具提供真实的、正确的实验结果，仪器使用的环境往往导致仪器所得结果的不确定性，从而需要将仪器看成成问题的、不确定的认识过程 中的一个要素，而非单纯地作为能够稳定使用、获得正确认识结果的工具。

二、科学仪器的呈象是可错的

科学仪器是可错的，对仪器的怀疑与仪器的历史一样久远。仪器自身的缺陷以及仪器的不稳定都可产生假象，[2]前者如“色差”的形成，后者如“n射线”的产生。因此，在科学认识过程中，需要对仪器进行考察和有策略地使用，以确信仪器呈象的真实。这就表明，对科学仪器所获得的新现象的真实性的论证需要将科学仪器作为客体加以研究而不能将其作为任何时候都能提供真实结果的科学认识工具看待。

(1)仪器的理论支持策略。一个好的仪器理论能很好地为仪器的有效性和仪器呈象的真实性辩护。对此，哈金 (hacking)在“描述与干涉”中结合望远镜的理论给了望远镜呈象视物有效性以很好的说明。[3]

(2)实验的检查与校准策略。这一策略使用的目的是，在产生新现象的同时或前后， 使用同样仪器，采用同样操作，产生与新现象具有同质关系的已被确知的现象，那么仪器呈象的真实性得到支持。如在判断所观察到的物质光谱是否有效时，可以通过检查此仪器能否正确再生氢的巴尔末线系而检查该仪器是否正常工作。

(3)干涉的策略。对样品进行宏观处理，如物质着色、注射液体等。如果在仪器下看到事先预见的宏观处理带来的结果，那么强化了所观察到的现象的真实性。如19世纪70年代，用苯胶染料处理染色体以达到观察细胞行为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4)可重复性策略。该策略指的是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或不同的时空，用相同类型的仪器和相同的实验原理重复同一实验，实验结果的一致，是对所观察到的现象真实性的支持。这是判断某一实验是否有效、是否能被科学家集团接受的一条普遍准则。

(5)独立证实策略。这里的独立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仪器的理论独立于被作用的对象的理论。此时仪器对对象作用的有效性超过负荷对象的理论的仪器对该对象作用的有效性。peter koss 就论证，使用电子显微镜去探查细胞比调查原子更有效。因为，在关于细胞的调查中，仪器的理论、电子物理学的理论是独立于样品的理论的。而在对原子的调查中，不具有这一特点。这既避免了以不成熟理论检验理论的不足，又避免了以某种方式依赖被检验理论的观察检验该理论时，这种内在的“自洽”有可能把本是错误的理论当成正确的理论。第二层含义是实验方法的独立。即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在相同或不同的时空，使用不同的实验仪器，[4]采用不同的实验原理，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增强了实验结果的真实性，并且，从不同的实验要比从同一实验的重复中得到对某一假设更多的证实。[5]如在聚合水的案例中，rousseau 和 porto 就用电子微探 (eletrie micro probe) 法、火花源质谱法 (spark source mass spec- troscopy) 证明异常水的奇异性质是由异常水中所含杂质 (na+ 、 k+ 、 ca2+ 、 s042 一等 ) 引起，而不是由 limineott 仅根据红外光谱法确定的水的改变了结构的产物——聚合水(h2o)n 引起。[6]因此，lippincotz 宣称发现了聚合水是错误的。

(6)间接证实的策略。当只能用一种类型的仪器观察某现象时，为了理性地相信所观察到的对象，可利用此仪器去观察已被其它手段确立的、且与此对象有着类似尺寸大小和类似特征的对象，对后一对象的真实观察支持对前一对象的观察。

这就表明，对科学仪器所获得的新现象的真实性的论证需要将科学仪器作为客体加以研究，而不能将其作为任何时候都能提供真实结果的科学认识工具看待。

三、科学仪器的使用是不充分的

在科学认识过程中，实验科学家必然地要对它们所用仪器进行分析。18世纪，气象学家在气压计和温度计上投入了很大的注意力，但此时的实验家仅偶尔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仪器的理论课题。到了19世纪，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变化了的实验操作和实验应用的文化，要求仪器承担与原先不同的任务，这就使得仪器突然变得不充分从而需要实验物理学家开始将其作为严格探索的对象。

这在科学上不足为怪，因为：

(1)科学仪器是科学知识的物化，物化在科学仪器中的科学知识是什么，达到什么程度，具有何等完备性，就制约科学仪器能获得什么样的经验事实材料。由于每一历史时期的科学认识是具体的、现实的、有条件的，因此科学仪器的稳定性、精密性、先进性也是具体的、有局限的，需要研究改进，以便逐渐知道它的不足和可靠性，适应科学实践进一步的需要。如为了满足增加测长的精度和扩大测长领域的需要，人们设计、制造了木工尺、码尺、游标卡尺、移动式显微镜、干涉仪等设备来改进仪器，提高仪器的稳定性、精密性、先进性，减小测量的误差，满足对具体对象认识的需要。然而，误差的减小不可能达到0的程度。一是因为仪器不能无限可用，二是当测量包含原子系统时，limws 并不趋向0( 这里 s 表明按仪器精度递增序列的第 s 仪器，w表示在误差曲线中的最大值的一半，也称半宽度)。因此，仪器自身并不能使得测量精 度达到绝对。

而且，从思辨的角度看，绝对的精度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一个实验产生了一个无限的信息量。而且如果承认绝对精度，那么也就承认了绝对测量的存在，并且这样的结果可无限制的重复，并且完全相同。倘若如此，就抹煞了现实的对象和现象的永久变化和运动。

因此利用科学仪器进行测量是不充分的，绝对的精度是没有的，所有的测量都是不精确的，总有某些误差。被测值不具有与“真值”的同心性，而只有离心性。这就为科学家改进仪器设备、增加仪器的精确度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2）即使我们假定科学仪器有很高的精确度，对于某些对象的测量也不能获得准确的结果。因为，从被测量对象自身看，存在无理数的量，而科学仪器所测得的数值至多是有理数。由此，对这样一些特殊对象，如两直角边为1米的直角三角形斜边的测量，无论运用多么精确的测量仪器，都不能获得准确的数值。

(3)特定的实验只暴露认识对象的一个方面，不能单义地决定所有的属性。当测量是在过程中而非静态物上进行时，认识对象特别地以众多属性展现。展现的属性与仪器的使用密切关联。相对于一些属性的测量，仪器的使用的恰当性并不总是确定无疑的。仪器不可作为毋庸置疑的提供非偶然性的结论的认识工具。[7]

(4)客观地说，实验对象并不能自主地向实验者展现其实在，只能按照实验者在与仪器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感受来展现。展现的方式与难题的解决相联系，难题又是由科研背景对我们的影响而产生。背景影响了我们，从而也就产生了被解决的难题。当解决该难题的前提没有阐明时，对难题背景的研究要比解决该难题更加重要。此时，在一些科学家看来，仪器是作为自身内在所具有的目的起作用，而非作为进一步达到目的手段([1],p-302),是作为类似于独立存在实体世界的一部分被研究。此时，仪器不仅仅作为器械 (devices)——破坏背景以及人们对这一背景的经验，更是作为事物 (things)——它们是与它们的环境以及我们与它们的交流分不开的。

(5)不渗透理论的科学仪器是没有的，从某种具体的科学仪器的产生看，它是较早期的理论预设的物质体现。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必须对已存在的科学仪器进行研究， 赋予它新的理论内涵，使之“老树发新芽”。但是，正如 peter gabon 所言，我们“关于科学信念在科学仪器中更新 (recreate) 自身的方式知道得太少”，[8]从而忽视了对仪器的研究，限制了研究的范围。如法国物理学家 boit 在从事伏打电堆的研究中， 由于信奉扭力天平，将他的研究限制在静电学的范围内，只测量电荷的效应，而不可能研究在一封闭线路内由电池产生的电流。

由此可见，仪器的使用是不充分的，对仪器的研究是必要的。这样的研究不仅仅意味着增加仪器的精度，扩大仪器的使用范围，即不仅仅进行与检验和证实相关的研究，而且还意味着将此研究作为进一步发现的渊源，暴露隐藏在仪器背后的理论假设， 并且引出新的研究领域去检查这些假设。这就能够使仪器变得“象自然一样，凭其自身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9]能够意外地指导实验沿着未预期途径进行；能够通过研究实验过程中科学仪器对解决难题的限制，而不是通过它们的测量应用产生新思想。由此使得仪器不只是证实的工具，也是灵感的来源。如19 世纪 30 年代，对扭力天平的研究就具有这一作用。在 boit 的工作中作为限制因素的扭力天平，在 weber 的工作中成为研究的客体，引发了新的研究领域——弹力后效研究。[10]

四、科学仪器的使用是开放的

一个设备，就其自身而言不是科学仪器，它只能叫作工具对象 (instrument object)。它要获得科学工具的地位，必须与科学工作者相作用，使得科学工作者获得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科学工作者典型地解剖、重组、整合科学认识对象与科学认识仪器系统，把仪器的理论说明(包括仪器理论和现象的理论)及其预测投射到未知领域，通过仪器的潜在能力、测量对象的未知参量与背景理论的关联，揭示被研究对象的多种属性，使研究具体化并获得经验的重建，使“科学家扩展他们被限制的理论理解而进入到先前隐藏的领域，”[11]使科学仪器能超越它的先在继续成为实验操作中的不确定性的来源，从而作为研究客体。考察科学史上的实验案例，不难发现，科学实验过程中所用的仪器、仪器理论说明及其实际应用具有下表所示的相互联系 :

所用仪器种类 仪器的理论说明 仪器的实际应用 仪器举例

(相同或不同) (相同或不同) (相同或不同)

相同 相同 相同 很普遍

相同 相同 不同 用于物理实验或化学

实验上的伏特计

相同 不同 不同 作为气象学再现与作

为粒子检测器的云室

相同 不同 相同 氢液化器[u〕

不同 相同 相同 长臂天平与短臂天平

不同 相同 不同 冰箱与氢液化器

不同 不同 相同 声学显微镜与

光学显微镜

不罔 不同 不同 很普遍

上表表明，相同的仪器理论说明的相同的科学仪器，实际应用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不同的仪器理论说明的相同的科学仪器，实际应用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相同的仪器理论说明的不同的科学仪器，其实际应用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不同的仪器理论说明的不同的科学仪器，其实际应用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这就为科学仪器在科学认过程中的应用展现了广阔的前景，这种广阔的前景使我们明了：科学仪器的力量不在于怎样使用它们，而在于使用它们能做什么；科学仪器作为一种存在虽然完成了，但是对它的理论说明以及使用的多种途径并没有完成，它的认识自然的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还必须研究有关仪器和被研究对象的理论文化，因为“理论文化，肯定地，不仅是实验的文化，而且是仪器确立的文化，”[13]还必须将仪器看作是一未完成的对象，其自身带有不断发展的潜力，从而作为研究对象。

五、科学仪器与客体是不可分离的

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能力的增强与科学仪器对客观世界的作用的增强是同步的。这使得科学仪器与客体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近，联系越来越紧，它们之间的区别日趋模糊， 以致科学仪器自身嵌入到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内容中，且最终不能将科学仪器从这样的内容中排除。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仪器和认识对象一道成为认识对象系统——客体系统，对此客体系统的研究在科学上不可避免。对量子力学中自我参照测量和测不准原理的分析就说明了这一点。

（1）自我测量难题。

测量的过程是仪器与被认识对象相互作用的过程，此作用过程确立了仪器系统与被认识对象之间的一定关系。在经典物理学中，由于从实验技术或从理论分析上能够排除仪器对认识对象的作用，因此，如果用 w 代表整个世界，s 代表被认识对象，a 代表仪器工具系统,r 代 表 s 、 a 以外的世界，则认识世界的模式为 w=s+a+ro。此时科学仪器能完全作为中介而完成工具作用。但是，在量子力学实验中，仪器对微观对象发生了不可控制的作用，这种作用无论在实验技术上，还是在理论分析上都不能排除，从而使得“仪器一微观对象”的作用系统所产生的现象不是单一的纯自然呈象，而是多维的，既包括被认识对象，也包括科学仪器及其相互作用，从而使得科学仪器与被认识对象一道成为客体系统，仪器与被认识对象划不出明显的界限，认识世界的模式转变为 w=sl+r 。这里的 s1=s+a。( 注意 : 这里的 "+" 不是 s 与 a 的机械叠加，而是相对于实验结果而言的 s 与 a 不可分离的有机结合。

当我们对 s1 系统测量时，我们仍然是从获得的仪器状态的信息来推论被观察系统的信息的。但是，由于仪器包含在被观察的系统中，而且也是参照被观察系统的状态，因此，这时从仪器获得被观察系统的状态的这一参照就是自我参照，这样的测量就是自我测量。对于这种自我测量，thomas breuer 论证了“没有一个来自内部自我被测系统的测量能被信息地完成，”[14]即通过测定一可观测量，人们不可能区别所有状态。“准确状态的自我测量是不可能的。”([14],p.209) 因此，在测量不能区别所有状态的意义上，科学仪器不能看作是与被认识对象相互分离而作为纯粹的认识工具，它既是工具又是客体。

（2）测不准难题。

测不准原理是海森堡1927年从量子力学数学形式中推导出来的，与对所有物质粒子的实验室观察相符合。该原理认为，对一个共轭互补变量的较准确测量是以对另一共轭变量的较不准确测量作为代价的，作为极点，对一共扼变量的完全认识是以对另一变量完全不认识为代价的。即我们不可能同时准确地知道两共轭互补的量，由此形成量子测量的测不准难题。

造成测不准的原因是什么呢 ? 有人认为这是由我们所用的测量方法和仪器的不完备所致，即仪器在获取某共轭量的同时，无法控制地干扰了粒子的运动，使得粒子失去展现另一互补共轭量的能力。如果这一观点正确，测不准难题就不是原则上不可解决的难题，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和实验仪器、实验手段的进步，共扼互补量必会准确确定，原则上不可准确知道的东西不存在。然而，量子非破坏性测量理想实验表明，即使在获取某共轭量的同时，保证粒子的运动没有受到不可控制的干扰，即在装置不受不确定关系影响的情况下，仍然不能同时确定另一共扼量，即互补性仍然存在。[15]

这样，不确定难题的存在就与仪器精密度、仪器对微观对象的作用无本质的、必然的关联，而与微观对象的互补性质有本质的关联。即微观对象的不完全确定性是由微观对象的本性决定。照此，粒子的这一本性给人类关于微观对象的认识提出了原则性的限制，即人类原则上不能获得对微观对象的完全认识。因为微观对象的运动、变化、发展要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受到自身性质、结构的限制，它只能做它能做的事。不仅如此，限制微观对象“能做什么的某些规律也限制人类”。[16]即人类虽然有着伟大的想象力，有着先进的科学仪器，仍然不能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摆布自然，改变自然法则，逼迫自然去做它的性质和结构不允许它做的事。

存在人类原则上不可完全认识的对象，既不意味着世界是完全不可认识的，也不意味着在感觉与对客观世界的客观认识之间没有通道，更不意味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而是意味着 世界存在不可完全认识的部分，存在着有人类最终无法认识的对象或对象属性。这不是人类认识能力有限所致，而是事物的本性使然。这就在逻辑上为人类认识过程的演进和认识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和不可穷尽性。这就从根本上排除了“不完全的认识是一种人类不充分的、有限的认识，是一种对事物原本确定的性质的不清楚准确的认识，这样的认识不是真知识”的错误信念。

上面的分析说明，在某些现代科学研究过程中，一方面科学仪器与认识对象已经不可分离，两者一道成为科学认识的客体系统。另一方面，在对认识结果进行方法论、认识论和本体论解释时，仪器与认识对象一道成为不可分离的客体系统，进入人们的思维之中。这种新思维必将改变人们对科学的传统观念，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不只与发现有关，而且还与怎样发现有关；科学理论不只与世界有关，而且还与人类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有关。鉴此，将科学仪器作为客体进行研究就显得既自然又必要了。

结束语

本文并不否定科学仪器的工具作用，相反地，笔者认为，科学不仅是关于什么的，而且是关于能是什么的。能是什么是通过行动而不是通过沉思所得，是通过仪器与认识对象的作用所得。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仪器的工具化作用必将加强，而且，科学仪器是能够胜任作为工具这一基本角色的。我们有三方面的理由相信这一点：①本体论理由：相信世界与人类的统一性，任何物质都能够通过相互作用引起变化来接收和传递信息；②方法论理由：测量系统是信息的产生者和处理者, 人们能够通过输入—输出结构的评价、噪音的控制来达到信号的保真； ③认识论理由：有多种实验认识论策略(理论的、实践的、美学的)保证人们理性地相信仪器呈象的真实。( 此当另文探讨 )

然而，随着科学的技术化趋势增强，老的格言“科学发现 ，技术创造”已被新的格言“科学发现因为它创造”[17]所代替。创造就必须有仪器。科学仪器有其自身的生命。它既是科学认识活动的产物，又是科学认识活动的要素。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要素，它不仅指导着当下的科学认识的追求，并在这样的追求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科学认识史也是一部仪器进步史，科学走到哪里，仪器就发展到哪里，仪器的进步意味着自身作为“科学进步有用单元”。[18]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的产物，仪器的完成是在将此作为研究对象——客体的情况下完成的，是在追求对世界的科学认识过程中完成的。仪器的设计、制造、使用和知识的追求是一对伙伴，没有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不可能。因此，科学仪器的产生是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仪器自身的产物，是在科学认识过程中将科学仪器既作为科学认识工具又作为科学认识客体的产物。那种认为科学仪器只是由仪器制造厂生产出来的观念是错误的，它割裂了仪器制造者与实验者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实验室作为科学仪器“孵化器”的作用；那种认为科学仪器在科学认识过程中只是作为科学认识工具要素起作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它将科学仪器从科学认识的其它要素中孤立了出来，忽视了在科学的艰辛探索过程中，科学仪器并非是一个封闭的文本，提供的并非是无可争辩的、正确的事实。要获得正确的事实，必须将科学仪器与理论、实验和技术联系起来，必须将仪器看作是具体的、可错的、不充分的、开放的、且与客体有着复杂关联的认识对象，作为进一步深化和扩张科学知识的物质手段。

总而言之，对于非科学工作者而言，将科学仪器当作科学认识客体既无可能也没必要，只要在实际生活中能用某些仪器就行。然而，对于科学工作者而言，在科学认识过程中，必须将科学仪器既看作工具，又看作客体。表面看来，这好象是对仪器工具化功能的削弱，实际上“降低仪器工具化的功能和作用可以让我们更加完全地将仪器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理论化”，([1], p.303) 可以让我们在促进科学仪器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科学认识的进步。这点是与科学史相符合的，也是在科学史中确立以自主的实验生命为基础的新趋势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与注释：

[1]jeffryl ramsey,on refusing to be an epistemologically black box:instruments in chemical kinesties during the 1920s and 30s,stud .hist .phi1.sci,vol.23,no.2,1992,p.286.

[2]对仪器自身所产生的假象要有一个恰当的理解。当我们的视觉是正常的时候， 仪器所产生的假象不是不存在的现象,它有着自身产生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 它是“真象”——真实存在的现象，只不过这样的“真象”或与被研究的对象不相干，或是对对象歪曲的反映，或这样的呈象还没有纳入人类的认识域，因而被研究者拒斥，看作是与对象性认识相对立的“假象”。因此，“假象”也是一种存在，具有本体论意义，只是对科学认识而言，不具有真理性的认识论意义，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与人类主观臆想和幻觉不一样，“假象”具有客观现实性，臆想和幻觉不具有。所以，仪器呈象的“虚假”,不在于此现象是否存在，是否是以纯态存在(hacking就说，实验的主要结果就是现象的创造 ),而在于存在的这一现象是否与被研究的对象有关，且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3]ian hacking,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186-209.

[4]实验仪器的不同分为三类：① a、b 两个仪器，根据单一理论操作，这些仪器可依据大小、材料、空间安排、分析步骤等方面不同；② a、b 两个仪器，各自完全依赖于不同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可通过它们每个中暗含的陈述集合而区分，如气泡室与火花室；③a、b 两个仪器，部分依赖于相同的理论，部分依赖于不同的理论。

[5] franklin,a & howson,c (1984)why do scientists prefer to vary their experiments? stud.hist .phil sci 5,pp.51-62.

[6]william j .mcknney,experiment on and experiment with:polywater and experiment realism,brit.j phil.sci.42(1991),pp.295-307.

[7]非偶然性结论指的是，所获得的结论或是“事实”或是“虚构”。从而将结论所处的认识论状态对立了起来。其实，当科学家使用了能决定性地和单义地确定属性的仪器时，将结论分为“事实”和“虚构”是可行的。但是，当结论嵌入可认识的或明晰的模型中时，“事实”和“虚构”并没有必要对立。

[8] peter galison,how experiments end,chicago,london: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7,pp.252.

[9]christa jungnicke and russell mccormmach,intellectual mastery of nature,2vol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v01.2,p.9.

[10]matthias dorries,blances,spectroscopes,and the reflexive nature of experiment,stud .hist.phil.sci,vol125,no.1,1994,p.17.

[11]danial rothbart,the epistemology of a spectrometer,phi1.sci.61(1994),p.26

[12] 荷兰 kamdingh omes 的氢液化器与英国 dewar 的液化器是基于相同原则， 并且包含在相同活动中的液化器,但是应该被看作不同仪器。因为前者与后者相比， 不仅是一个技术上进步了的仪器，而且也体现了与范德华对应状态规律 (law of corresponding states) 相关的原理，体现了他的热力学对应操作的思想。这是不同实验文化和理论文化的体现，体现了科学叙述的不同风格。前者导致低温物理学作为一物理分支学科的确立。

[13] galison p.,1988a,history,philosophy and the central metaphor,science in context2,pp.197-212.

[14]thomas breuer,the impossibility of accurate state self-measurements,phil.sci,62(1995),p.197.

[15]berthold-georg englert,marlan 0.sxully,herbert walther,“物质和光的二象性”，《科学》(scientific american 中文版),1995,4,pp.30-36.

[16] milton a.rothman,scince gap:dispelling the myths and understanding the reality of science,dormet-- hous books,buffalo,new york 1993,p.35.

[17]sadjan lelas,science as technology,brit.j.phil.sci,44(1993),p.423.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3

一．对传统科学认识论的修正

近代哲学认识论和一般的知识论一直在致力于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知识何以可能？作为认识主体，人怎样才能获得知识？人怎样才能获得客观真理？这里的人，是作为认识主体的单个的理性的人，而不是处于具体社会和历史情境中的人。SSK在哲学上试图建立的关于科学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是把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看作科学中社会组织和认知组织的相关单元，强调“认知共同体” 的集体认知或社会认知的突出地位 。由于这种认识论是基于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认知者的认知，因此，它必须回答两类问题，跨越时间聚集在一个空间的，来源不同的人如何会获得共同思维方向的认知？分布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如何保持几乎同时产生的共同的思维方向？这种集体活动又是如何形成所谓“思想的集体类型”的？ 同时，在大科学的语境中，这种批判的正当性何在？

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传统，都是期望以某种同一性为知识的客观性寻求基础，传统科学认识论的特殊地位是以自然界的一致性在场为根基的，这种认识论假定，自然界的秩序是我们认识的源泉，经验证据完全决定科学理论的真理性，依据明白无误的“莱布尼兹式法则”可以为科学理论的真假排定优先次序，只有自然界是科学理论一致性的最终确定者，客观的不带偏见的经验证据是科学争论的首要仲裁。科学认识论中最为典型的主张甚至认为，各种科学理论完全可以把关于自然的信念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类范畴，前者是直接从对实在的认识中获得的，因而是毫无问题的；后者则由于其中存在着偏见和曲解的因素，必须予以说明。即“真理都是毫无疑问的，谬误是需要因果说明的”。

自蒯因之后，特别是自库恩和罗蒂之后，理论对外在世界的解释张力似乎引起了科学认识论的断裂， SSK的相对主义认识论就认为，真理和一致性总是由一定的理论框架设定的，而理论框架的建立本身是在一定的与境中集体认知的结果，是文化选择和社会协商之物。如果“对于事物和客观科学真理而言，为没有语境的依赖关系进行辩护，或者为没有文化依赖的随意信仰辩护，就等同于信神和信鬼”。 SSK提出的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无论真假与否，它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被看作是有问题的；这意味着，无论把一种信念评价为真实的或合理的，还是评价为虚假的或不合理的，无一例外都必须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原因来加以说明。例如，无论根据自己的标准对信念作出怎样的判断和评价，如下所有问题在所有情况下都应当予以回答：一种信念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代代相传的常规的认识能力和专门能力？它是否为社会中的权威所享有？它是否是通过已确立的社会化的制度传播，并且得到普遍认可的社会控制机构支持的？它是否与既得利益的模式密切相关？它是否会在实现共同的目标（无论是政治目标、技术目标，还是这两方面的目标）方面起到某种作用？涉及信念的判断其实际的和直接的结果是什么？

科学知识的确具有大量显著的认识论特征，正统的观念认为，科学活动的目的是要确立关于自然界的客观知识，是由一种发现与境和辩护与境构成的，但是，今天，基于科学知识生产“第二种模式”的科学，对其认知活动显然不能单纯从传统认识论角度刻画，需要根据独特的知识生产和认知的与境予以理解，SSK认为，这种与境不仅包括对自然界的理解，而且还是个体的与集体的人类社会文化的与境。事实上，在默顿学派的研究中也并没有否认社会因素在科学发展规模、科学家职业的选择和科学问题的选定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关键在于，默顿强调的是“科学是由个体科学家寻求对公共知识作出贡献的个人声誉推动的” 。而在SSK看来，这就完全忽视了集体认知的效应，忽视了科学可以看作“重要的公共知识的社会生产”的观念，即使在学院科学中，独创性的最高个人品质，也必须在制度框架的嵌套层级结构内行事，这种行事的结果不仅由某种语境所塑造，而且实际上也被社会建构着。只是这里的“建构”， “无非是指它暗含着意向性，即某种指导我们自己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心智行为，它意味着生产知识的社会机制并非自动运行的，而是受引导的，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而奔向理性目标的。”

SSK学者甚至认为，大科学时代科学的认识内容不仅是在社会环境中通过一系列社会过程得以发展的，而且科学知识本身是负载利益和与境的。科学中“每一个新发现都是一个结果，但并不是运用评价经验事实的一套理性规则的结果，而是偶然事件的结果，即偶然使用个别仪器、个别材料的结果，是实验室内部人们之间，有时是实验室内部同实验室以外的人们相互磋商的结果。只是在把发现写出来给同行看的时候，科学家才把自己的所作所为编成故事，强调理性，而抹杀了导致这种发现的偶然性和社会性的磋商”。科学方法是“根植于社会行动的场景之中的”。 因此，科学中的协商和共识比自然界的裁决更重要，而且，依他们之见，连自然界规律本身也是科学家集体创造的结果。实验室的产品要想成为科学知识，必须得到其他科学家的评价和接受，并融入公共性知识体系。因此，科学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个人获取信息提出能够自圆其说的思想，而是使理性思维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形成共识，特别是在公共知识的前沿领域或非核心领域，“这种共识不仅是充分的，更是必要的”。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者来说，像传统认识论那样，断然地把某些理想的标准或信念看作与其他在局部地区为某些共同体接受的标准和信念不同，具有绝对的合理性或权威性，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并不存在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以理性和非理性的方式持有的信念不会构成本质上不同、需要诉诸不同人类精神、或者与实在有不同的联系、非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来决定它们的可信性的东西。它们都将以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的相同方式得到解释，都需要诉诸社会与境的具体分析。因此，科学知识本质上是已被集体或社会 “接受的信念”，而非“正确的信念”。

二． 认知世界的与境化与科学知识的建构

在科学一向具有崇高的认识论地位的状况下，如果自然界不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来源，不是我们真理的最终裁决者，我们凭什么可以共享某些东西，人们又如何达至集体认知的主体间性？这是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SSK认为，这种共享的根源是，我们存在于一个共同的外部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具有某种结构，但它不是由自然界的结构和秩序决定的，而是一直处在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的网络结构，我们暂且可以把它称作一种“与境化”的认知世界。

在大科学时代，人们处在科学共同体、研究团队、交流系统、学术机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构成的认知网络的交叉点上。科学家的使命是在已有的外部环境中，通过合作、协商，建构可被共同体接受的理论，而融入公共科学知识体系的新理论又将成为现有外部环境有机结构的一部分。正如诺伊拉特所说：科学家像是在公海上试图重建他们船只的水手，但他们不能在码头上事先把船只拆开，然后用最可利用的组件再把它装配好。有问题的甲板是在公海上被一块一块地移走修理或者替换的，然后再被安装在大致恰当的位置上。这个不断自我装配过程的每一步，都强烈地被其周围的结构所决定，尽管如此，一个全新的结构也就同时被及时地制造出来了 。科学知识正是通过结构化过程得以变化和增长的。这是科学认知世界与境化的一个方面。SSK理论家的行动者网络纲领，话语分析纲领正是对这种认知世界与境化说明的一种努力。

另一方面，今日科学是在政府、大学、科研机构、企业的多重利益联盟中运行，即使是最博学最自觉的个人，也只能扮演社会文化实践要求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即成为由极不相同的群体构成的特定的社会成员，群体之间和群体成员之间有着不同的利益，各自具有不平等的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在各种利益冲突中是经由谈判、妥协后终止争论或达成共识的，因此，利益与境对于认知世界和科学知识实施着双重的社会建构。SSK理论家的利益分析模式、实验室研究正是对这种认知世界与境化的另一典型解释。

90年代以后SSK对强纲领进行修正，BBH提出的 “社会学有限主义”认识论 强调在科学活动中，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在连续使用中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可变性都是因为使用中的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的背景依赖性和非独立性导致的。他们新建立的目标-利益因果模式是对认知世界与境化的一种最新阐释。

这样，SSK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认知世界就包含着最核心的几类成分。首先，并非单一由自然界构成的外部世界的存在是一个基本前提，外部世界的秩序和不确定性共同成为我们经验的原因，也是我们话语共同的参照系。人们进行选择、质疑，或者肯定、否定什么理论或者信念，其行为都是因为我们假定这个世界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存在着为基础的；第二，我们还有可以观察和谈论的各种与境中的事态，以及观察和谈论这些事态的不同方式，至于这些事态究竟是关于自然的，社会的，还是理论世界的并无关紧要，它是我们建构科学知识的出发点。依照布鲁尔的说法，这些东西都是由“我们的思维过程具有的唯物主义预设前提的观念图式所提供的。” 也是他的所谓真理的“第三种”功能解释。第三，将认知结果纳入科学公共知识体系以及其使用过程中不可消除的一系列“认知利益” 条件也是与境化的认知世界的一部分。 依照SSK学者的这种与境分析，为了获得共识，获得他们所说的“关于外在性的、持续时间最长，公共性程度最大，最生动的[集体]经验，获得相对牢固的合理性，社会行动者就必须对与境化世界进行一种去中心的理解，确立某种可以制约个人化的规范和框架，因此，框架与实在的关联最终是通过支配日常的有效承诺的标准构想出来的。这种规范和框架使我们获得一种有条件的客观性”。例如，一方面，人们创造了一个由命题组成的可见的理论世界，它的客观存在性是当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成就，大多数实践者在这个世界都具有一种非个人的地位。个人越是掌握了他们非人格世界的的概念，个人实践就越会服从于超个人的控制，就越屈从于共同体的普遍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非个人的世界并不完全是理论的，也包括生活的世界，生活世界不仅是非个人的，而且还以典型的方式设定了普遍的和共识的形式。尽管在缺场理性的意义上这一客观性基础不是价值中立的，但它在文化、历史和实践的意义上是可达成共识的，因此，SSK 认为，“获得共识的可能性就成为科学客观性的另一个标准”。

实际上，在SSK那里，个体的经验都是在由人们共享的各种假定、各种标准、各种意图及意义构成的社会文化框架中发生的。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知识就是他们对“实在”的集体看法，我们的文化具有的知识之网——正像它们在科学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并不是由自然和任何一个个体都可以亲身经历，或者亲自习得的某种实在知识编织而成的，而是经由各类集体的经验和实验提供的线索、模型和范例编制而成的。因此，必须把知识和群体的观念、社会的文化联系起来，而不是只与个体和自然联系起来，个体可以通过某种调整机制来适应这个主要不是由自己创造的世界。因此，在SSK的与境化的世界里，“对真理和谬误的区分，就变成了一种存在于各种经验和从社会角度传播的信念组成的混合物内部的某种区分。真实的信念和虚假的信念中也同样包含了真理和谬误这两种成分”。

三．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如何面对科学的规范性？

传统的科学认识论是依靠科学理论与自然结构和自然秩序相一致的标准获得科学的规范性的，默顿理论是依赖社会建制和科学共同体制度化的规范获得科学规范性的，依据这样的观念，科学所以成为“科学的”，其合法性是由科学本身决定的，而且存在一套科学共同体内被制度化的普遍性的规范原则，在实践中指导着科学家的大多数活动，以保证被认可的科学知识忠实于自然界，这些基本原则就被认为是为所有科学知识的产生和应用活动提供了明确的规定。但SSK却是通过削弱有组织的学院科学的地位传达他们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在那里“根本不存在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被认作是合理的或唯一的真理”， 而且，任何规范都是由于社会因素而与境化的，因而也是易变的，显然SSK理论正在冒着科学规范性特征丧失的危险。

另一方面，一旦SSK的相对主义建构论说明被接受，科学的集体认识论或社会认识论仍然必须追问，科学是如何被合法化的？科学是否也能像宗教那样，以一种祛神秘化的形式合法地存在下来？当然，由于大科学已经被看作同时服务于上帝和恺撒，即同时满足探求客观真理的知识需求和满足社会利益的功利的需求，因此，他的合法性不单纯是认识论问题，但是，同时服务于上帝和恺撒在策略和行为上的灵活多变性，以及不可祛除的利益依赖性，能否保证科学经由集体认知和社会认知获得真正的合法性呢？

显然，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的哲学假定，必然导致SSK对科学规范性和科学合法性观念的修正。首先，依照他们的逻辑，将科学的认知资源和社会资源做出二分本身就是不恰当的， 因为认知客体对于处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科学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科学家在磋商中是同时使用着认知资源和社会资源的，而且，最终，社会资源会渗透到科学评价和结论的结构中，经过磋商的科学结论，不是对自然界的确定解释，而是处在特定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具体的行为者群体所认为适当的主张和集体认可的信念。其次，就社会规范、认知规范和技术规范与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而言，SSK 的理解是，“规范的意义总具有社会的偶发性，即它取决于处于变化着的社会背景中的行动者的解释。要使任何具体规范与大范围的明显不同的行为相一致，我们不能把知识的生产看作是遵从任何一套特定的规范行事的简单结果。相反，把科学规范看作是研究者在获得自己和同行们的行为的磋商性意义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词汇更为妥当。因为，科学家们能够获得多种多样的规范形式，可以用灵活的方式把每一种形式应用于个别事例，而且总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任何既定的行为。研究者接受某一种解释是社会互动或社会磋商过程的结果；即成员们交换观点，而且相互之间试图进行说服并施加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观点可以得到修改、摒弃或加强。磋商的结果受到成员的利益、学术倾向和专业倾向、成员对有价值的信息和研究条件的控制，以及成员诉诸科学权威性的力量等因素的影响。认知或技术规范在任何特定的研究领域中也会有相当不同的解释。‘与已确立的知识相一致’，‘与证据相一致’，‘有效性’，‘可重复性’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根据特殊情况予以解释，正如社会规范是因社会而易变的一样。” SSK的这种对科学规范性的解释恰好排斥了科学的合法性问题，无法解释今日科学的建制化的巨大成功。

当然，这种解释本身是期望重建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联系，将科学作为知识生产方式之一种，形成一类特殊的受认识与境影响的人类知识的理解。 为了说明这种研究的正当性，SSK学者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遭遇到了坚决维护科学理性和实在论地位的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反对。但是，就目前的争论看，传统的认识论和SSK的理论，“任何一方都没有令人信服的案例以使自己在论战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科学的力量在于宽容意见的差异性，任何一方都不能充分证明各自对‘发现’和‘建构’隐秘地同居了几个世纪的文化进行认识论清洗的正当性。不可否认，SSK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即使以一种弱的形式——确实向我们打开了一个认识论探寻的新纬度。” 科学知识社会学“推进了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从认识论角度的探讨” 。

但是一个同样不容回避的问题是，SSK解构科学规范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因为随社会变化的不同的规范如何使跨越时间的，来源不同的人获得共同思维方向的认知？分布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如何会几乎同时产生几乎相同的思维结果？集体的交流活动如何形成思想的集体类型？或者说，这种集体的综合判断力和社会综合判断力来自何处？虽然SSK学者已经借重知识社会学从认知世界的与境化的视角做出了一部分回答，但终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也许真的存在一种由于人类自身的进化和社会文化的进化而形成的人类心智的认知结构，使人类共享着不能用逻辑推理模式概括的某种公共理性，这种理性已经内化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内化为科学认知的一部分，因此能够有效地规范人类的科学活动。“认知也许是科学的社会纬度和认识纬度之间至关重要的联系”。 我相信这也许是我们从SSK理论中获得的重要启示之一。关于人类心智认知结构与科学知识的问题，我们将另文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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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4

论文摘要：科学合理性是科学哲学的重要问题，上个世纪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议题，如科学划界、科学的真理性、科学发展的模式等，其实质都是在探求科学的合理性。传统科学哲学的个体合理性观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视域内演变为集体合理性。同时．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研究及文化、实践研究，也改变和丰富了传统科学合理性的内涵。

一、个体合理性与集体合理性

科学合理性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20世纪以来，科学哲学家们针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重大理论议题，围绕合理性提出各种模型，试图通过对合理性的论证来达到对科学与真理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的合理性在于逻辑的合理性，逻辑可以将世界的一切形式表达出来。逻辑实证主义之后，证伪主义者波普尔则将科学看作是一个通过否证而达到真理的过程，这与逻辑实证主义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达到真理的方式不同而已。但是，历史主义者库恩在解读科学时，认为人们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要依赖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并将这样的一种信念灌输到对科学的理解中，即“科学是一个逐渐形成、不断变化的过程，科学的领域是没有边界的，科学的合理性绝对没有先验的和一开始就永远确定的基础，不存在着普遍有效的、永恒不变的评价标准，合理性同科学自身一样具有自己的历史并将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科学的真理观从此受到了置疑。自库恩的开创性言论之后，科学哲学研究力图寻找到一条可行的科学合理性描述道路。例如，劳丹就将合理性与价值问题联系起来，将科学的目的与标准合二为一，在他看来，合理性不在于合乎理性，而只是合乎某一标准，这个标准在他那里就是能够解决问题，引导科学进步。

总体而言，以理性主义为标准的传统科学哲学弘扬的是一种个体合理性标准。“基础主义的合理性模型是一种超越时间、超历史的合理性模型，它力图建立一种永恒的、普遍有效的合理性模型。这个模型的主要标准是一套认识论原则和知识评价标准。一旦这样的合理性模型建立起来，科学研究就成了个人事业，个人完全可以按照既定的合理性标准和原则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独立检验认识结果，别人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这样，主体合理性最终划归为个人合理性。但是，这一标准的存在也将科学一人类共有的事业转化为个体的研究，从而理性主义的合理性模型也内涵了一个大前提，即不同主体的心灵是同一的。或者，至少人们在对待理性这一问题时，心灵是同一的，相应地观察语言也是中立的，所有人对自然界的反应都是一样的。这样，科学知识便被看作是思想与外界单纯的二元关系，最终导致忽视不同个体心灵之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随着人们对科学审视的不断深人，人们逐渐形成了对科学事业与科学知识做社会学考察的倾向，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应运而生。科学社会学将科学放在社会文化背景中考察，看到科学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比科学社会学更为深人，将从前“黑箱”内的科学知识也放置在社会学框架内考察。在这样的研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不同于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中将科学合理性划归为个体合理性的倾向，而是提倡一种集体主义认识论和集体合理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是试图建立一种关于科学的集体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把科学家集体看作科学认知组织的相关单元，强调‘认知共同体’的集体认知或社会认知的突出地位。个体合理性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也就不再适用，原有的科学合理性的内涵必须改变，认知共同体的作用得到强调，科学合理性中展现了集体认知的合理性。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信念考察

针对理性主义模型所要求的人类心灵同一性问题，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汉森的“观察负载理论”以及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等，都提出了质疑。而且，在库恩之后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人们也意识到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意识到“鸭一兔图”所表达的格式塔式鱿变化是个普遍现象，虽然人们目前还无法对人类大脑的认知形式进行有效的分析，但是已经开始了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同时，库恩的不可通约性观点说明了语言的非同一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也对人类语言使用的多元性给予说明。为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指出，既然语言对于每一个人不同，由语言表述出的自然图景相应地也不可能是相同的，这必然导致对纯粹的、单一内涵的科学真理、客观性与合理性的深度怀疑。所以，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需要对社会因素进行考察，“在他们(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确立知识的本质，不能单纯地只靠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分析，还需要考虑科学中的集体的和社会的认知行为。

其实，科学合理性在科学哲学史上发展到现在，其内招i已经演化为理论选择与接受标准之间的理性关系，而它的外延则体现在人类的信念和行为之中。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虽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信念一方面是随自然及文化规范而变的，另一方面是与个体感觉经验相联系的。这就一方面进入到对认知领域的寻二究，另一方面则必不可免地涉及到观察语言的情境性。信念是知识论研究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在对知识进行研究的时候必定要涉及到各种信念。巴恩斯( b. barns)指出，人们对不同的信念不能够一视同仁，对流传下来的理论和知识形成了思维定势，同时，认为行为者自身(持信念的认识主体)也理所当然不需要解释，而其他人的不同信念则当作是反常的和有偏见的。

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没有任何一组特定的关于自然的信念可以看做是合理的或者是惟一的真理，“不过，通过证明可以合理地持有某些信念，包括科学信念，人们仍有可能声称它们具有特殊的地位。人们也许会用科学活动的合理性来证明科学信念的可靠性。尽管对这个世界总应当从某种初始的观点来探索，尽管‘事实’并不仅仅限于直接的感觉印象，人们还是有可能声称，某些特定的理论，由于参照它们局部界定的经验而通过了检验，或者根据这种经验得到了合理的完善，或者合理地与其他理论进行了比较，因而这些理论所构成的知识体系比那些没有经历过这些过程的理论所构成的知识体系更值得信赖。选择那些不太可信的信念体系恐怕是不大合理的，而且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这样做就需要加以解释。科学知识社会学正是倡导以这种姿态而持有的合理性信念，但是这种合理性不是一种约定的合理性，而是一种适时的合理性，这种适时合理性的构成所依据的就是在前面所说的文化规范与经验的情境性。由此，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合理性的疑问，并不是意味着完全放弃什么是合理的，而要放弃的是那种可以作为知识衡量标准的惟一合理性。因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这样才能够真正理解关于自然信念变化的原因，也能够正确理解信念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

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倡的是一种适时的合理性，就像标准是在不断改变的一样，合理性是与情境性相关联的，他们否定一种惟一的合理性或有效性，是要建立起一种动态的、多元的合理性。先前科学哲学研究的科学发展模型中，理论的生产者基本上不用去负责理论的评价问题。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模式中，理论的生产者不仅仅是生产者，还是理论的评价者，也就是说二者的身份是同一的，科学家的生产者身份在对理论评价时必然发挥作用。因此，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既要关注行为者自身因双重身份而具有的相对性立场，更要关注在这样的过程中科学合理性受到的冲击。

三、实践、文化与科学合理性

对科学合理性的认识论信念考察，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性研究所讨论的问题更加细致，深入到了科学知识产生的微观过程，表明了科学受到文化因素的重要影响，更加丰富了科学合理性的内涵。

著名的科学知识建构论的主要代表诺尔一塞蒂娜( k. know一cetina)就认为:“科学成果从与境方面说是特定的建构。这些建构带有创造科学成果过程的境况偶然性和利益结构的标志，没有对这些建构进行分析，就不可能充分地理解这些科学成果。科学研究程序中，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选择是当地的，依赖于具体的研究境况，科学知识的产生以及接受被内化到实验室的细枝末节中，实验室这个微小的单位已经将科学知识体系细致地描述出来。在诺尔一塞蒂娜的后期研究中，她转向了对实验室文化的研究，她将这种实验室文化的研究称为“认知文化”。认知文化比前期的科学实践考察视野更广泛，以前对科学实践的考察只是关注与实践相关的科学家事务、实践规则和科学家活动，而基于认知文化的实验室生活世界则将视野拓宽至参考情境以及关于情境的世俗的、本体论的和空间的等结构。诺尔一塞蒂娜指出，“认知文化聚焦于不同的以知识为导向的生活世界，不同的关于经验的意义，参照物(知识客体)的特殊建构，关于仪器的独特的本体论，认知主体的特殊模型。在我们看来，诺尔一塞蒂娜对科学知识的实验室考察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科学合理性模式怎样改变，但是她所提倡的科学实践分析模式则隐含着人类合理性在科学研究中的演变)也就是科学合理性不是文化无涉的，而是受到多种认知、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

与诺尔一塞蒂娜的研究方式相近的另一位人类学家特拉维克通过对hep(高能物理学)社区的考察，描述了物理学家的文化取向和物理学界文化，以及日本和美国各自的hep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等等。这种实践性研究采用大文化的视角，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被看作一种信念或文化现象。在科学认知中，科学合理性必然要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人类科学理性的形成过程因而具有了更多的文化色彩，这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那里早有论述，巴恩斯认为“科学是亚文化的集合”，科学的不同分支有着潜在的文化内聚性。他指出，科学在逐渐被当作是一种有着相当不同的社会控制系统、相对自主的文化。马尔凯(m. muikay ))也对科学做了文化意义上的分析和解释。他指出，在对科学知识做社会学的分析中，文化资源同科学家们所使用的认识或技术资源同样重要，科学知识作为科学文化成果，应该和其他文化领域一样，接受社会学的分析。因此，科学合理性的内涵中就不可避免地融人了文化等因素。

四、小结

探索科学合理性问题，其实也就是力图说明，我们如何解决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争论，如何选择一种可以用来约定的标准。在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外延延伸到人类的行为与文化实践中，布鲁尔(d. bioor)在巴恩斯的启发下，也曾作了“自然合理性”与“规范合理性”的区分，自然合理性表现为人类的一般认知特性;而规范合理性是指确立或认可的推论模式。他们认为，不可能有真正.原始的观察语言，观察语言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协商，也是在互动中被维持和修改的，因而也就没有一组特定的信念是合理的或为真理的;真理不意味对某一问题绝对正确的把握，更不意味是其他问题的衡量标准，基于此可作为科学知识衡量标准的单一的科学合理性是不可能的，衡量知识的标准也是一种适时的集体协商的产物。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5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 自然 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 哲学 在后 现代 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 政治 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 发展 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 历史 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 理学 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 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 科学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 自然 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 电子 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布鲁尔的强纲领从方法论上给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定下应当遵守的四个信条。第一，因果性假设认为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第二，无偏见性假设认为应当客观公正地地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第三，对称性假设认为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第四，反身性假设认为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其中第三条对称性假设或说等值性假设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用同样的因果原因说明真理与谬误，这显然是与传统的二值逻辑背谬的。因果理论模型tt，既可作为命题p成立的证据，也可作为p的反命题成立的证据，这在二值逻辑的语境中是不成立的，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逻辑的。对此，ssk在其此后一系列论述中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等值假设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我们将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无一例外都需要经验研究，并且必须通过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特殊的原因来加以说明。由此可见，ssk并不是认为同样特殊的原因同时说明真理与谬误，而只是强调，所有信念的影响(或说社会影响)都应该经过经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样，这也只是一种在科学中有关理性、有关科学的“观察基础”问题上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而非有关真与假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6

【关键词】科学哲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　强纲领

【正文】

逻辑经验主义瓦解之后，科学哲学领域出现了繁荣气象，哲学家们从科学史、社会学、心理学、解释学等诸方面对科学知识的性质、科学知识的形成、科学理论的发展方式作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各种学派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各种关于科学知识的理论如大江风起，一浪接一浪。其中就有布洛尔（david bloor）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围绕这个强纲领形成了爱丁堡学派。布洛尔的《知识和社会造型》[①]对科学知识作了社会学的考察，提出了关于科学知识的新问题和新见解。多数科学哲学家致力于科学合理性规范，并把这个任务看成哲学的特殊任务。他们力图通过阐明真理、实在等概念来说明科学的合理性。他们认为，知识是信念之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信念与证据之间的一种关系，或者是信念系统内部的一种关系。这种科学哲学观基本上为科学社会学家所接受。许多社会学家认为，知识的性质（真假）不受外部的社会环境的制约，知识社会学不能研究和解释科学知识的内容和性质。

在《知识与社会造型》中，布洛尔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他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并不存在绝对的先验本质，也不存在合理性、有效性、真理性或客观性等特殊本质。所有知识，不管是经验科学中的知识还是数学中的知识，都将被完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资料来处理。布洛尔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是：第一，由于不存在上一级的或先验合理性、客观性、有效性标准，以建立和提供这些标准为核心的哲学是科学的累赘，多数时候对于科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第二，“真”和“假”等是一定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制度的产物。

强纲领的主要立场是，在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群体持有某个具体信念、为什么某一信念发生转变这个过程中，那些信念是真还是假、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等考虑是无关紧要的。布洛尔的强纲领有四个信条：（1）因果性　对信念和信念变化的说明是因果说明，这要求我们考虑导致信念或知识状态形成的条件是什么。信念形成的原因有社会原因，也有其他原因。（2）对等性　我们常常拿合理与不合理、真和假、成功和失败来评价我们的信念或知识，科学社会学必然对它们作出对等的说明。（3）对称性　科学社会学的说明必须是对称的，比如说，同一种原因是既能说明真信念，又能说明假信念。（4）自反性　科学社会学必然是自反的，它的说明模式必须适用于它自己。否则，科学社会学将是对自己的反驳。布洛尔比较接近自然主义的哲学家，他把信念看成一种自然现象，他的计划对信念作出因果说明，就象物理学说明运动现象一样。但是，他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结论却在哲学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导致工具合理性逐渐取代规范的合理性。与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波普主义的、实在论的科学哲学不同，布洛尔和爱丁堡学派关心对科学家的活动作经验解释，而不屑于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解释。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道路，试图把哲学家喜爱的规范搁在一边而又能对科学作出说明，这个领域现在叫做“科学和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一般认为，sts在学术上是围绕着社会学进行的，但不可能脱离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最初的爱丁堡学派就是如此。在布洛尔的影响下，sts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普通的科学社会学不同，sts学者以分析的分离和认识的中立精神来研究科学。这就是说，他们尽可能使他们的方法符合“置身事外”精神。不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关于sts应采取什么态度对待科学，成了争论的焦点。

sts使那些关心科学合理性和实在论的哲学家很不满意，因此受到许多批评。但是，这个领域取得了许多的成功，这就迫使哲学家们考虑：如果不提供关于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说明，会受到什么重大的损失？现在回答“损失不多”的科学哲学家越来越多了。吉厄（r.giere）是这个倾向的代表[②]。吉厄不太信服布洛尔的论证，同时又承认，布洛尔的哲学敌手没能证明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之外有一个单独的“科学合理性”领域。吉厄用“工具合理性”一词来说明科学中的认识的成功，这个概念也是布洛尔的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样，吉厄和布洛尔就联起手来了。吉厄说，不论过去是一些什么样的策略产生了认识论上可向往的结果，这些策略应该在将来配用到相似的场合中，这样就隐蔽地承认了这些关于研究目标的策略在具体场境中的相对性。布洛尔的强纲领的追随者巴恩斯（barry barnes）则使用了一个更有刺激性的词，即“自然合理性”[③]，它与“工具合理性”的意思差不多。不管叫工具合理性还是叫自然合理性，科学所需要的合理性似乎不过如此。

另一方面，布洛尔的强纲领导致科学哲学的方向发生变化。哲学以什么方式来解释科学，现在成了一个重要问题。传统的科学哲学认为，理解科学的最适当的手段是对科学理论作逻辑的和概念的分析，甚至像库恩这样的反传统的哲学家也大致上是这样解释科学的。自然，多数哲学家不愿意改变这种解释科学的方式。他们力图说明科学哲学与sts有实质的区别。布洛尔和爱丁堡学派并不否认这种区别，却认为与sts有区别的科学哲学并无存在的理由。

蒯因是“认识论自然化”的开拓者。一般认为，自然主义在心理学上持还原论立场。例如，“我相信玫瑰都是红色。”这里涉及一个认识概念，即“信念”。信念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并不是一个实在的事件，我们可把它还原为一种经验的相互关系，即神经状态（事件、过程）和具体的环境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信念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现代认识论和心理物理学站在一边，而知识社会学却站在对立的另一边。按照现代认识论和物理心理学的图画，孤独的有机体与它的环境（包括其他类似的有机体）相互作用。但是，知识社会学家怀疑这幅图。这种冲突在心理学中也有表现。例如，弗多尔（jerry fodor）和吉布森（j. j. gibson）之间有一场关于“唯我论的”和“生态学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的相对优点的争论。弗多尔论证说，专注于孤独的认识者具有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论力量，因为它使心理学家达到思想的规律，本质上求助于思想之外的对象，因此，心理学承认“方法论的唯我论”[④]。

曼海姆（karl 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的建立者，以他为中介，可以很好地理解布洛尔。曼海姆所建立的知识社会学不同于科学哲学家所熟悉的自然化认识论。为了了解这种区别，考虑人们提出的有哲学意义的“知识问题”的两种策略。

策略a：（1）我最了解我的心灵，但它可能不存在。（2）那么，我如何判定其他可能的事物是否存在呢？如果它们存在，由于它们似乎与我自己的心灵不同，我如何认识它们？

策略b：（1）我们日常感觉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生活在同一世界，然而，当我们编排（articulate）他们的经验时，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能够直接到达的世界的外观中有着显著的差异。（2）那么是什么使我们达到我们共同的实在有这些差异呢？是什么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视这些差异、认为我们自己达到的与所有的人都一样呢？

罗蒂、笛卡尔、蒯因等采取了策略a，由内到外提出知识问题。而知识社会学则采取了策略b，由外到内说明知识。布洛尔也采取策略b。同曼海姆相似，布洛布是一个认识论的实在论者，并相信他研究的多数人也是实在论者，因此他不相信预设实在论有助于说明各人信念的差异。有些哲学家担心，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意味着反实在论、怀疑论、虚无主义或更坏的东西。针对这些哲学家，巴恩斯和布洛尔说，“总的结论是，在所有大不相同的认识反应中，实在毕竟是一个共同的因素。作为一个共同因素，用它来说明那些差异，没有什么前途。”[⑤]因此，相对主义提出来，是作为某些可能与实在论相伴随的不良认识习惯的补充，特别是当一阶“自然态度”的实在论被捏造成二阶的普遍研究原则的时候[⑥]。这些不良习惯有两个倾向比较突出：（1）弱化（minimize）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信念的差异；（2）别人与我们的信念有差异，如果这种差异不能完全解释透，就夸大这些人的病态。在强纲领的四个著名信条中，布洛布表达了他认可的相对主义。这四个信条是：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自反性。不幸的是，由于这几点被称作“信条”，批判者把它们当作无条件的认识论原则，而不是用于反抗某些偏向的启发法，研究异族文化知识的研究者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偏向。

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一旦自然化会怎样呢？可以预料，布洛尔会同我们更一般的自然主义者分手。布洛尔和曼海姆对于自然化前景有共同的估计，而这估计是布洛尔在科学哲学中受到抵制的主要原因。自然化前景有三种：（1）哲学增加它相对于具体科学的优越性和独特性；（2）哲学相对于具体科学失去其优越性但保留了它的独特性；（3）哲学相对于具体科学失去其优越性，也失去其独特性。

前景（1）很难受到赞赏，甚至很少讨论，因为这意味着自然化的哲学将会同科学作对。然而，假定自然主义者试图在认识上推进科学，那么这种动机有什么根据呢？在通俗的和社会学的文献中充满了“信息爆炸”的感慨。现在是谁站在争端之上俯视相竞争的领域的相对优点？理想地说，是一个对于各门具体专业的进展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这个人能是一个哲学家吗？也许，如果哲学失去特有的题材，如果没有特有的题材不被看作弱点，而被看作优点：在对立的学科之间作调停，那么俯视具体争端的人就很有可能是哲学家了。哲学家对这样的结论并不感怀，这是因为它要求设制一些超越研究者本人的局部学科标准的研究评价标准，这种事情现在哲学家越来越不愿作了。现在比较前景（2）和（3），布洛尔看好前景（3）。

在蒯因（quine 1985）、吉厄（giere 1989）、福勒（fuller 1992）的近作[⑦]中可以看到，关于自然化认识论者或科学哲学家的职责，反复出现的比喻是“知识工程师”、“科学政策家”（science policymaker）。这两个比喻都保留了哲学工作的规范特性，但没有传统哲学对立法的那种无限制、无条件的态度。简单地说，自然化的认识论是应用科学的一个分支，它只假说式的、而不是关于研究行动的绝对命令。因此哲学对于具体科学仍然是独特的（如果不是优越的），这是前景（2）。按这个前景，哲学不优于（可能劣于）当前最好的科学。

现在转向前景（3）。a和b两种策略对它的解释有实质性的差异。罗蒂和屈奇兰（p.churchland）采取策略a，他们的自然化的认识论主张取消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代之以心理－物理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哲学特有的东西”留下来，因为哲学只不过是原始的科学罢了。布洛尔也同意开除哲学——它既不是科学，也没有独特的题材。但是，布洛尔采取了不同的作法，提供了不同的理由。罗蒂和屈奇兰为哲学家描绘出的画像是：哲学至多只是合法的问题，但用不恰当的手段回答它们，因此受到拖累。而布洛尔看到的则是哲学家最大的特点：哲学只不过是加强了那些来自自然实在论的不良习惯。因此，鼓吹合理性和真理，不管说起来多么有理，其实是鼓励他们的自然倾向，似乎认为对他们最清楚的东西（makemostsense）应该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最清楚的。

布洛尔并不认为合理性理论和文化帝国主义之间有某种必然的逻辑联系。他得出上述结论，是根据一个经验论题：以这样的合理性理论装备的研究者与无此装备的研究者相比，更少有可能得到经验上恰当的理解知识如何运转。但是，“经验上恰当的理解”这个概念是否预设另一种特别的真理和合理性理论呢？可以设想，布洛尔和多数sts学究一样持约定论的态度，把答案推给某些行动，在一个相关的寻求知识的共同体（它提供知识社会学的模型）中，这些行动显示了“经验上恰当的理解”。布洛尔的强纲领是打破了传统哲学的自我形象。可以说，以下推理也代表了布洛尔的自然主义的特点。（1）哲学引导我们选取科学作为最高的研究形式，促使我们发展真理、合理性理论，这种理论迫使我们用严格的逻辑推理标准来辩护我们的知识，这又进一步揭示了我们自以为是（take for granted）的思想习惯的不恰当性。（2）但是，一旦我们开始作科学，我们发现这些哲学理论是进一步研究的障碍，因为它们鼓励我们以很少几处知识片断为根据，急急忙忙得到关于整体的结论。这个走向不成熟的总体化的倾向产生于我们试图让理性做经验观察所做的事。（3）这说明，这种思想方式是要说服我们相信科学的价值，一旦我们被说服之后，这种思想方式本身并不对科学有所补益。事实上，这种思想方式甚至可能是一个障碍，应该被搁置，因为它的用处已经用过了。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比作梯子，一旦用过之后就要丢弃了。布洛尔的“反哲学”态度大都来自维特根斯坦，社会学家孔德、曼海姆也对布洛尔有一点影响。

布洛尔提出以自然主义方式取消哲学这门学科，这使哲学家们最为恼火。罗蒂和屈奇兰认为哲学是认识实践的先锋（precursor），多数哲学家，至少认识论者和科学哲学家，认为这是正面的文化贡献。而布洛尔认为，在科学占主导地位的认识文化中，哲学是一种返祖现象（atavism）。在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关系上，虽然有的哲学家（波普）要求科学家更像哲学家，有的（屈奇兰）要求哲学家更像科学家，但哲学家一致认为他们自己最终是站在同科学家一边的。布洛尔否认这一点，认为只有在科学不是占主导地位的认识实践的文化中，哲学才是站在科学家一边的。

波普认为哲学家使科学家保持警觉，周期性地（反复地）把他们从教条的、常规科学的沉睡中唤醒。而布洛尔认为，哲学使科学浸染上一些习惯，这些习惯使科学难以持久，时间一长就做不了。例如，伽利略信服推理的力量，通过不断地进行推理，伽利略揭示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假定的人为性和不一致性。然而，一个更好的物理学家是不会仅仅通过使用这些力量得来的，因为这只会导致新的偏向被合法化，成为“第一原理”，如同笛卡尔的物理学。布洛尔断定，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些经验上的第一原理，如牛顿所说的，“从现象出发作推导”。科学最后总是要摆脱哲学的。这个说法显然认定科学与哲学只在某些场境中是相互相容的，而另一些场境中则互不相容。科学与哲学有时形成暂时联盟反对共同的敌人，如亚里士多德或基督教，但一旦这个敌人被战胜，科学占了支配地位，科学的科学（例如强纲领）就会花很多时间清除科学中的哲学残余。布洛尔就是这样看他自己的计划的。

在叙述普利斯特利接近发现氧时，布洛尔试图把真理概念中的麦粒与麦壳分离开来，这个真理概念是说明普利斯特利做了什么，没做什么所需要的。按照布洛尔，“普利斯特利的某某观念真，某某观念假”等说法有完全合法的功能，即把我们与普利斯特利共有的观念（“真”观念）和我们不与他共有的观念（“假”观念）区分开来。然而，布洛尔认为，如果我们输入一种更“哲学的”真理观念：我们称为“真理”的那组观念比我们叫做“假”的信念更符合实在——独立于我们求知的利益（interests），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不合法的。把这种哲学的“累赘”（encumbrance）包装进真理观念之中，我们于是就能剥去普里斯特利的利益，用我们自己的利益取而代之，然后用适合于推进我们自己的利益的标准来判断他的工作。关于那些标准是什么，我们处在完全同意的状态之中，我们几乎不需要讨论它们，因此它们对于我们不表现为利益。布洛尔从拉卡托斯那里得到启发，把这种由现在的利益（concern）系统地代替过去的作法叫做“目的论”的合理性观点，他认为这种观点常常被混同于关于理性如何在科学中起作用的真正的因果解释。

通观《知识和社会造型》，布洛尔用来刻画关于真理和合理性的“哲学”观念的词汇如“意识形态”、“分裂”（divisive）、“高压”。“高压”一词来自杜克海姆（durkheim），杜克海姆认为，一个真理就是一个信念，共同体根据这个信念迫使它的成员以某种方式行动。不论哪种情况，哲学研究都是科学研究的包袱（im-pediment）。实际上，布洛尔试图作一个更强的论断，这一论断在第四章（关于波普－库恩之争）讲得最清楚：哲学把科学不必要地政治化（philosophy politicizes science unnecessarily）。“我想提出的论断是：除非我们对于知识的性质采取一种科学态度，那么我们对这种性质的掌握不过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关心（concern）的一个射影罢了。我们的知识理论将随着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兴衰而沉浮，它们将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发展基础。认识论将成为一种纯粹的隐性宣传。”[⑧]

现在，库恩一般受到的指责是他用“革命”一词夸大了概念变化的不连续性。有趣的是，布洛尔在更深的层次上指责库恩求助于“革命”，指责他以不同的手段给哲学即政治学的传统输液。布洛尔认为，波普和库恩为哲学家开了方便之门，使他们可以利用科学史，从中举出大量的例子表达他们喜爱的体制（regime）。虽然《科学革命的结构》有一个可检验的科学变化的经验模型的形状，但它那使人兴奋的政治造型致使库恩、波普和其他一些对话人悄悄地溜出了自然主义，回到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世界。

布洛尔没有朴素地相信科学能够全部清除自身中的政治学。强纲领的一个最著名的实质性论题是，一切科学都是受利益驱使的。然而，承认科学中持续存在的利益并不等于必然要赞成这种利益的出现，因为有些利益可能腐蚀社会学家对科学的理解。这个方面，许多哲学家有意无意地误解布洛尔。布洛尔攻击哲学对科学的不良影响，他同后期维特根斯坦一样，把哲学看做一种独特的“生活形式”，认为科学家的实践是一种以历史为根据的自身整体（histor-icallybased integrity of their own）。当然，实践科学家可以合法地改变科学实践。科学家对更大的社会的或自身利益的关心常常是他们的研究活动的一个因素，但这个因素只有在它们实际上改进科学实践的时候才有益于科学实践。谁决定实践受到了帮助还是受到了损害？这是一个经验问题，是由一个具体共同体的科学家来解决，社会学家处在发现其结果的位置上。如果哲学使人相信起作用的利益对于研究具有特殊的先验意义，而多数实践科学家又没有认识到，那么哲学可能模糊社会学家和实践科学家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丧失了他们代表科学的力量，政治学取得了胜利，但这种胜利应该受到指责。

可以说，布洛布是一个自然化的认识论者，他还是一个特别自身一致的自然主义者：宣布他已经以科学的方式确定了他自己的领域－哲学－阻碍了科学的进步。

注释：

[①]　d. bloor,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1976, 199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②]　r. giere, explaining science, chica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barry barnes, "natural rationality: a neglected concep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hi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76, 6.

[④]　jerry fodor,"methodological solipsism considered as a research strategy in cognitive psychology,in representations,mit press, 1981.

[⑤]　b. barnes, and d. bloor, (1982), "relativism, rationalism, and the sociolgy of knowledge", in m. hollis and s. lukes (ed.)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mit press. p. 34.

[⑥]　a. fine, unnatural attitudes: realist and instrumentalist attachment to science, 1986, 95.

[⑦]　w. v. o. quine, epistemology naturalized, in h. kornblith (ed.) naturalizing epistemology, mit press, 1985.

r. giere,scientific rationality a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1989, 20.

s. fuller,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unts, new york 1992.

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7

[关键词]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知认知偏见一元辩护

[分类号]G250

1　前言

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我国图书馆学界先后形成了五、六十种观点，其中有影响的观点就多达十几种。2000年，马恒通先生撰文对建国以来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十五种主要观点进行了述评，认为要素说、规律说、关系说、层次说、系统说、活动说、图书馆说属于“非本质说”，而矛盾说、知识说、交流说、符号信息说、公共信息流通说、知识可获得性说、信息时空说、资源说则属于“近似本质说”，“它们都没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解开图书馆学研究的“对象之谜”。同年，王子舟先生又以波普尔“客观知识论”为基础，分析了总和说、事业说、交流说、信息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等各说的可取之处和不足，提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就是知识集合的观点。然而，无论是对以往研究的“全面否定”还是某种方式的“一元辩护”，都不是平息争议、解决图书馆学研究对象问题的根本出路，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以往的认知活动并对之进行新的规范。

2　认知对象的“不确定性”

图书馆学认知(研究)对象究竟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还是认知主体与认知客体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主动构建”，这既是一个涉及到知识是否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或“确定性”的认识论问题，也是一个破解图书馆学“对象之谜”必需首先面对的问题。

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是近代以来经典科学知识论的核心内容。在经典科学知识论看来，所谓知识，就是对认知对象的一种客观反映。为了使这种客观反映完全符合客观实在，它要求认知主体在认知对象的过程中，摈弃所有个人主张、意见、价值、情感等，以确保认知结果的“客观性”、“普遍性”和“中立性”。在经典科学知识论的影响下，探究图书馆学对象不变的本质属性，以获得永恒的真理性知识，就成学术研究的一种主流倾向。然而，当前图书馆学术界十几种乃至几十种关于对象本质属性的理论观点，恰恰说明这种认知路线和研究思路根本无法摆脱认知中的“符合性”错觉，也无法获得“普遍的可证实性”和“普遍的可接纳性”。

要摆脱经典科学知识论主客二元对立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的误导，就需要消解、批判知识的“客观性”、“确定性”。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指出：“知识决不是固定的、永恒不变的。它既作为一个探究过程的结果，同时又作为另一个探究过程的起点，始终有待于再考察、再检验、再证实”。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认为，一切知识(定律和理论)本质上都是对问题的试探性、猜测性或假说性的解答，不存在静止的、封闭的真理体系。真理总是具体的、开放的和有条件的。在批判经典科学知识论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两种极端相对主义倾向：一是历史主义学派从质疑科学划界的合理性角度，展开了对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批判。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本质上只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它没有普遍的规范性方法可言，科学发展其实“怎么都行”；针对知识的“确定性”费氏强调：“没有一种理论会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相符合”，不一致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情况。二是知识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知识客观性进行了消解。按照该学派的观点，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即科学团体内部各种意志相互作用的产物，语言技巧、社会威望和其它符号资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科学理论的选择：“科学是一项解释性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构造出来的”，而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虽然费氏的“告别理性”和SsK的“制造知识”都存在极端相对主义错误，但他们反对知识霸权、提倡知识多元化的主张，也彻底否定了建立在严重忽视人类认识局限性基础上的完全明确、绝对客观的知识理想。

知识的不确定性，为重新规范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提出新的要求。它表明，所谓“图书馆的本质属性”绝不是不变地、先验地存在于一个绝对实在的世界里等待着人们去发现的东西，任何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都是暂时的、可错的和有条件的。一如哈耶克的观点：一切知识的分散性和不完美性，是社会科学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基本事实。图书馆学认知(研究)对象不存在唯一的确定性，也是图书馆学必须要首先面对的基本事实。

3　认知偏见的必然性

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认知是以个人已有的知识结构来接纳新知识，新知识为旧知识结构所吸收，旧知识结构又从中得到改造与发展的过程。因此，要完全正确地反映认知对象的本质属性，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能够彻底排除旧知识结构中的一切错误或偏见，但这种要求显然超出了人类认知能力的范围。心理学家基洛维奇指出，当我们更喜欢相信某事时，我们就会接近相关的证据并向自己提问：“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支持这种信仰呢?”但是这样的问题明显带有偏见。它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支持性的证据上，而远离了有可能与之相反的证据。因为我们总是有可能找到支持性的证据，所以这种提问题的不对称方式，会使我们更有可能相信我们所期望是正确的东西，从而陷入认知偏见。波普尔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也认为科学认知不可能摆脱偏见，由于科学理论陈述往往具有普遍意义，然而建立在归纳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关于未来说的越多，关于对象的直接把握就越少，也就意味着包含了越多的偏见与错误。

对于认知偏见，学术界有三种态度：拒斥、悲观、认同。拒斥就是否定认知偏见的存在，认为通过先验的认识论规范，人完全可以精确地把握认知对象的本质。经典科学知识论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态度，它始终致力于为知识的普遍必然的确定性辩护，“试图一劳永逸地寻找到不可怀疑、不可错和不可修正知识的方法和标准”。悲观就是认为偏见是内建于理性结构中的一种认知缺陷，是通向认知真理的绝对障碍。当怀疑论者总是以“你是怎么知道的?”提出诘问时，人们就会发现没有人可以真正做到永远都确定无疑。与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极端观点不同，认同就是更多地强调偏见的合法地位，它不再企图去发现永恒的知识标准和终极的知识基础，而是以一种开放的理论心态致力于探求对知识的更为全面、更为合理的把握和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着对象本质属性问题上多种观点并存且难以弥合的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学术研究中认知偏见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术界还没有从认知机制上规范对认知偏见看法。由于研究者将研究目标锁定在规范或统一认知结果这一目的上，忽视了规范或统一对认知偏见的态度，致使各种认知结果之间始终缺乏一个共同的认知基础，从而也就自然地产生了所谓的“对象之谜”，即

所有的观点都有相关证据的支持，但没有一种观点可以彻底否定与之不同或对立的其它观点。因此，在认知偏见的问题上，“弥补要比彻底消除更加有效率”，而弥补的最好方法就是承认偏见并赋予它合法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能够包容偏见和错误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所谓图书馆学“对象之谜”，仅仅是一个建立在人完全可以精确把握认知对象本质属性预设前提下的伪命题。

4　认知结果的多元性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当一个社会或一门学科能够兼容并蓄、包容各种不同观点的时候，那么这个社会或这门学科就会进入到一个认知不断深化的良性发展阶段；相反，当整个社会或某学科由一种理论统治了所有的话语权时，就必然阻碍人们认知的进一步发展。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其宗旨是修正人们对研究对象所形成的流行观念，或者用更恰当的概念来取代它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权威理论束缚创新思想的事例屡见不鲜，其中一个例子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有一个算例，认为雇工超过八个人，就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于是，“七下八上”就成为社会主义理论中一条铁定的界线。当安徽著名的“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到1979年底雇工达到12人时，就在意识形态领域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斗争。幸亏当时中国有一个较为开放的理论心态，最终通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仍然奉行教条主义路线，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

由此可见，认知的发展需要依靠不同观点之间的互动，一个多元化的认知结果，不仅提供了认知对象的多个视角，而且有利于通过凝聚众人智慧，不断地消除偏见和错误。就此而言，当前图书馆学对象问题研究中多种观点并存的现象，绝不是认知的停滞不前或认知目的没有现实，相反，一个能够包容不同观点、民主而开放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无论如何要比那种始终致力于为图书馆本质属性的确定性进行一元辩护、始终致力于寻找一种不可怀疑、不可锗和不可修正的理论陈述更接近真理。

5　结语

综上所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知问题，有三个基本内容：第一，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不是唯一或确定不变的。图书馆学史研究表明，图书馆学正是通过不断拓展研究领域、变换研究对象的方式，来丰富学科内涵和适应社会发展，一旦图书馆学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固定下来，这门学科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第二，任何理论都必然包含一定程度的认知偏见。尽管某些关于图书馆学对象本质属性的理论阐释具有“一定历史境遇下的合理性”，但如果要求它必须“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相符合”，就超越了人类的认知能力；第三，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多元化认知结果，反映了图书馆学是一个民主而开放的理论体系。“我们的知识有各种各样源泉，但没有一种源泉有权威性”，正是在各种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辩论、交流和反思中，才能获得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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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理学科的认识篇8

关键词：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调查；高中生；天体运动

中图分类号：G6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148（2016）4-0070-5

巴洛夫曾说：“重要的是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的总结，认识一个科学家的方法远比认识他的成果价值更大。”在我国，从“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到新一轮课程改革将“过程与方法”作为课程目标的维度之一，体现着教育者对方法教育历来的重视。那么，在新课改深入开展的今天，高中生对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有着怎样的认识？

检索相关文献发现，近年来关于科学思想方法教育的研究成为科学教育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万方数据库中检索“科学方法教育”，近3年共检索到2307篇期刊论文。但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论述开展科学方法教育的价值、教学策略、在教科书中的体现等，而极少涉及对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认识的测试调查。笔者拟以高中物理天体运动相关内容为例，尝试探索与回答上述问题。

1 调查卷的开发与施测

关于天体运动的研究是较具代表性的科学发展史，其中涉及了各类科学研究思想和方法，而高中《物理》必修2在《万有引力》这一章中，开篇便是关于天体运动研究发展的概览，因此本研究选取该内容作为调查的主题。

为了更广泛地收集高中生对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调查卷拟以简答题为主，了解学生对不同科学家研究工作的认识情况，进而考查他们对相应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另外，为了比较高中生对科学知识及其相应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是否存在差异，调查卷拟增设关于天体运动相关知识的记忆与应用的考查。

基于上述思考，笔者尝试开发了相应的高中生对天体运动研究思想与方法认识的调查卷。在请物理学科专家和物理教育研究专家对调查卷进行审查后，选取3位高二学生进行了初测，根据他们对测试题目理解的反馈对题目做了进一步调整，形成最终的调查测试卷。

在广东一所中上层次高中的高二年级选取一个班的全体学生作为调查测试对象。共计发放调查测试卷50份，回收有效调查测试卷49份。所有调查卷统一编号，并对其中的简单题答案进行归类整理和统计。

2 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2.1 关于相关知识的考查

首先，审视高二学生对知识的记忆情况。调查卷中设计了一道填空题，要求学生写出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统计显示，100%的学生都能正确写出该公式，表明学生对该知识的记忆是很好的。

继续考查学生对开普勒三大定律应用及其推论的认识情况，要求学生判断――与远日点相比，当地球离太阳较近时运动速度是较快、较慢还是不变。该题是开普勒第二定律的推论，测试结果显示：87.8%的学生能够正确回答近日点运动速度较快，可见，大多数学生对开普勒第二定律的这一推论具有较好的认识。

上述两题学生有可能凭借记忆做出正确回答，进一步考查学生对天体运动规律的灵活应用情况。调查卷中询问学生“月球与地球之间有万有引力，那么为什么月球不会被地球吸引下来？”

学生的答案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占32.4%）答案是用圆周运动的相关知识做出相应解释，代表性的答案如“地球与月球间的万有引力提供月球做圆周运动的向心力”；第二类（占35.3%）回答则将原因错误地归咎于地月距离太远，代表性回答如“月球与地球相距较远，万有引力尚不能将月球吸引下来”；第三类（占32.3%）回答则错误地认为月球受力平衡，有的认为“月球与地球间存在斥力”，有的认为“月球除了受到地球的万有引力之外，同时也受到其他天体的万有引力”。可见，三分之二的学生对于圆周运动知识还没有做到灵活应用的程度，无法正确解释地月间的运动现象。

综合比较本题与前面两题的正确率可以发现，当前学生能够记住公式、定律及其推论，但并不意味着学生能够灵活应用这些公式和定律解决问题。

2.2 关于托勒密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考查

再来审视学生对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情况。测试题1以托勒密地心说的研究为命题背景，如表1所示。

统计显示，65.8%的学生认为托勒密所进行的研究可以称为科学研究，代表性的理由如：“尊重事实，从事实数据出发假设”，“结合实际观测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假说”，“因为根据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假设”，但也有个别学生认为“因为他是科学家，他在做他应该做的事”。

当问及如果认为是科学研究，体现了哪些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时，只有一半的学生予以了回答。尽管学生存在着偷懒的心理，但三言两语能说明的研究思想与方法却留以空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很可能学生并不知晓相应的科学思想与方法。查看填写了文字的答案，多数都正确提及了观察与假设，代表性的回答如“观察提出假说”，“通过科学现象作出猜想与假设”，“结合实际观测到的数据进行分析提出较为科学的假说”。可见，学生对观察法与假设法较为熟悉。

而44.2%的学生则认为托勒密的研究不能称为科学研究，代表性的理由主要有两类。一类认为其没有实验数据，如“没有实验数据”，“没有精确的观测数据可以证明”；另一类理由认为只是假设，没有理论依据，如“只是对天体进行观测猜测，没有科学理论依据”，“他的研究无影无踪，仅靠一些实验数据和丰富的想象力，牵强地用本轮来解释地心说”，“没有理论来验证实验”。可见，这部分学生认为必须有实验数据和理论基础才能称为科学研究，而没有认识到根据已有事实尝试作出假设同样是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

2.3 关于哥白尼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考查

调查卷中继续以哥白尼的研究作为考查背景，测试题2见表2。

统计显示，81.6%的学生认为哥白尼关于日心说的研究可以称为科学研究，仅有18.4%的人持反对意见，其反对理由多数都认为缺乏实验，如“因为他只是凭借肉眼观察到的内容来说明问题，没有深入太空，没有实验来检验真理”。可见，学生仍认为只是假说而缺乏实验的研究，不能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

对于持肯定看法的学生，认为哥白尼所用的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主要有两类：一类认为是观察法，代表性的如“大量的观察和研究”，“实验观察证明”，“观察计算”；另一类认为是理论计算与假设法，代表性的回答如“理论计算法和假设法”，“作出假设数据处理分析”，“大胆猜想”。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哥白尼进行了一定量的理论计算，所提出的日心说也是一种假设模型。但是，题目中提供的信息“哥白尼抛弃了这些数量众多的本轮而提出了更为简单的日心说模型”，没有一位学生予以关注，没有一位学生提到“简单性原则”的物理学研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学生对这种研究思想并没有较好的认识。

2.4 关于开普勒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考查

测试题3以开普勒的研究作为考查背景，具体见表3。

统计表明，只有4位学生认为其研究不能称为科学研究，查看他们的理由，一位认为“只是进行计算，只能算是理论上的研究，不能算是科学研究”，另外3位则清楚地指出“没有进行实验”。可见，个别学生错误地认为只有实验才能算是科学研究，这种认识本身是片面的，需要在教学中予以重视。

进一步审视其余学生认为开普勒研究所体现的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多数都提及了计算，如“理论计算”“总结分析数据”等。除此之外，不少学生还认为应用了观察法和实验法，表述如“精确观察”，“多次实验求普遍性”，“通过多个实验得出普遍规律而推断出三大定律”。事实上开普勒自身的视力不太好，主要的研究是立足于第谷留给他的大量天文观测数据进行理论计算，运用的是数学方法，“理论计算”的表述与数学方法含义基本相近，但不少学生强行加上“观察法”“实验法”，实际上是不正确的。由此也反映出学生头脑中认为只有涉及观察或实验才能称为科学研究的错误观念。

2.5 关于牛顿研究思想与方法的认识考查

最后一道测试题以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研究为背景（见表4）。

统计结果出乎笔者的意料，尽管学生们都知道牛顿是物理学家，但仍有高达25.6%的学生认为题目中提及的牛顿的研究不能称为科学研究，反对理由如“无数据”，“只提出假设而不做实验来验证”，“只是普通的由表面现象作出设想，并未有与之相关的实验验证”。可见，学生的反对理由都集中于没有实验，再次揭示了不少学生对科学研究认识的局限。

再来审视认为牛顿的上述研究可称为科学研究的回答，只有15人做出了回答，很可能不少学生对科学方法与思想并没有相应的认识，无从下手。回答的类型主要有3类：第一类回答认为是“类比法”，如“假设类比”“大胆设想，合理类比”，只有3位学生能够认识到牛顿将地球吸引月球的力与地球吸引苹果的力进行类比，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可惜比例很低；第二类回答只是含糊地认为是“设想”，这类回答占了53.3%，如“合理设想”“大胆设想”“扩散思维，有条理的联想”，尽管牛顿的研究中的确涉及了设想，但设想的表述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研究方法；第三类回答则提及了实验法，占26.7%，如“作出假设进行实验数据的处理分析”“实验观察”等，实际上在题目提供的信息中并未提及牛顿进行了相关的实验，这部分学生的逻辑是：牛顿所做的研究一定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一定要涉及实验，因此想当然地认为采用了“实验法”。全班没有一位学生指出牛顿采用了理想实验法，学生所提及的“实验法”都是指向真实实验，需要“处理实验数据”、需要“观察”，再次体现了学生对相关科学方法的认知缺失。另外，也没有一位学生提及牛顿将天上运动和地上运动统一起来确立了万有引力普适性的研究中，体现了“统一性原则”这种同样重要的物理学研究思想。

2.6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

（1）对于天体运动涉及的公式、规律及其推论的记忆，参与测试的学生都能较好地完成，但不少学生并不能灵活运用圆周运动的知识阐释地月间的运动现象。

（2）对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多数学生都能认识到“实验法”“观察法”“假设法”这3类科学研究方法，但仍存在着以下问题：其一，基本上所有的学生都不能较好地表述出科学研究方法的名称，只能说出大致的意思，如“理论计算”“设想”等；其二，多数学生没有意识到“类比法”“理想实验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其三，部分学生将“观察法”“实验法”等科学研究方法，不加判断地强加进科学家的理论研究中。

（3）对于科学研究思想，一方面，没有一位学生能认识到“简单性原则”和“统一性原则”这两种重要的物理学研究思想；另一方面，不少学生错误地认为只有涉及实验才能称为科学研究，而没有认识到，应用逻辑推理和数学工具尝试对已知的实验事实进行描述和预测，同样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思想。

3 讨论与建议

3.1 若干讨论

讨论1：为什么学生能够回忆和应用相关公式、规律，但对相应的科学研究思想与方法并没有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