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环境问题范文

碳排放环境问题篇1

【关键词】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碳信用

当今环境问题的全球性逐渐凸显，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温室气体排放过量被大多数人认为是造成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于是，作为主要温室气体之一的二氧化碳的减排成为了国际上关注的焦点。随着环境政策的发展，减排手段突破了传统的行政强制减排而走向更具灵活性的碳汇交易制度。

一、碳汇交易制度

所谓碳汇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关于碳汇的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排放许可为交易对象的碳汇交易制度，另一种是以跨国投资为基础的碳汇项目。目前，碳汇交易制度是否完全包含以上两种制度似乎还存在争议。笔者认为碳汇交易制度从广义上包括排放许可交易和碳汇项目，而狭义的碳汇交易仅指前者。本文将主要分析狭义上的碳汇交易制度。

碳汇交易制度的具体设计与较早开始实施的排污权交易有一些相似之处。制度中包括总量控制、配额的初始分配、信息交流平台、交易规则、交易之后的执行监督、违反制度的法律责任等。

在碳汇交易中，符合条件的企业将享有一定的原始配额，实际排放二氧化碳量少于配额的企业，可以选择在碳汇市场中出售多余的配额，而那些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的企业则需到碳汇市场上购买配额，以满足自身排放的需要，否则将受到处罚。这里的配额在《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中被称为“核证减排量”（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CERs），在欧盟的碳汇交易中被称为欧盟排放许可（EuropeanUnionAllowances，EUAs）。为了统一简便，本文将用“碳信用”一词来表达以上配额的含义。

碳汇交易的前提是计算出某一地区允许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总量，即所谓总量控制。不同的地区应根据该地的具体情况进行勘测、计算。因为碳信用将来是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势必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勘测、计算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气候、地形等自然因素，还应将经济因素甚至是社会因素考虑进去。为了达到最终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目的，在总量确定之后将以一定时间周期为单位逐渐减少被允许的排放量。确定每一阶段的环境总量之后，按照标准划分出单位排放量，即碳信用，并对碳信用进行初始分配。交易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对于信息的流通、降低交易成本都非常重要。在交易完成之后，由于碳汇交易制度的特殊性，还应有一项制度监督交易成果的执行，以真正落实减排效果。

碳汇交易与其他排放权交易的重要区别在于，碳汇交易往往是跨国交易，因此需要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支持以及国际公法的指引。2009年年末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华丽地起航却草草地收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前途似乎有些渺茫。哥本哈根闭会后，欧洲交易市场的碳汇价格应声下落——从14.6欧元下降到12.7欧元。国际政策以及国际法应尽快为碳汇交易确定方向、提供法律保障，以保证该项制度的公信力。

二、碳汇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的进程，几乎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甚至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后果。因此，生态补偿制度即成为了环境保护必不可少的措施之一。生态补偿从补偿资金来源的角度暂可分为政府财政支出、受益者支出；从补偿领域的角度暂可分为对水域受污染的补偿、对流域受污染的补偿、对土地沙化的补偿、对大气影响的补偿等。笔者认为，碳汇交易制度是为了补偿对大气的影响而由受益者支出补偿资金的一种形式。因此，碳汇交易制度应属于生态补偿的一部分。

碳汇交易制度的理论基础具有学科的交叉性，其包含了经济学、法学、生态学上的理论。

1、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碳汇交易之所以成为当今环境保护的热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项制度将经济学理论纳入了法律的范畴。根据经济学理论，市场可以有效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传统理论认为当市场机制遇到外部不经济问题时，市场机制也将无能为力，即所谓市场失灵。外部性是市场失灵主要原因之一，“当一个人的消费或者企业的生产活动对另一个人的效用或另一家企业的生产函数产生一种原非本意的影响时，就会出现一种外部性”。与外部性相关的问题是公共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从而容易导致“搭便车”现象，市场机制在配置公共产品时失去了效率。在治理环境污染时这一问题尤为明显，比如企业往往单纯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因生产行为造成的环境问题，从而将解决环境问题的成本转嫁给了社会。为了防止这一现象的继续，依照传统理论，一般是侧重政府干预，通过征收环境资源税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差距，这一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最早提出的，又称为“庇古税”。之后，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科斯定理，该理论主要内涵在于：当交易费用为零以及对产权充分界定的条件下，当事人会受到市场的驱使而进行互惠互利的谈判，将外部因素内部化。科斯定理为人们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碳汇交易制度就是以科斯定理为经济框架建立起来的。

2、法学的理论基础

碳汇交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的公平价值，使得行为人的权利与义务得到统一。在无生态补偿或生态补偿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排污者享有生态环境带来的利益而未承担其相应的义务；环境保护者履行了环保义务，甚至牺牲了自己可能的发展机会却未得到应有的补偿。在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平衡的情况下，导致环境恶化的可能性增大。通过碳汇交易制度，双方对交易价格协商一致，补偿的额度较有可能得到保证。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才能推进环境保护的良性发展。同时，碳汇交易制度也是环境法中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具体应用。

从法律规制交易的具体制度上看，碳汇交易制度将与国际经济法中的一些制度相衔接。国际法需为越出国境的碳汇交易提供统一的数据计算标准、信息交流制度、支付制度、国际监督制度等等。

3、生态学的理论基础

生态系统具有有一定的自净能力，只要排放的数量在其自净能力所及之内，良好的环境是可以持久的。问题在于工业发展之后，过快增加的排放量已大大超过了环境的自净能力，于是污染不可避免地降临。人类已经进行了减排、造林、滤污等各种努力，试图使生态逐渐恢复到之前其自得的状态。具体到碳汇交易制度，就是依据自然规律、通过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来实现环保的目的。

4、理论上的模糊之处

首先，关于法律允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属性仍存在争议。有学者提出了环境使用权的概念，并强调环境容量的物权属性，认为环境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环境利用人可以依法对环境容量资源进行占有、使用、收益。但也有人对这个“权”字的使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取得了“排放权”是否就意味着有权排放、污染合法？有学者认为环境是公共资源，所有权人的界定十分困难，“环境使用权人或者说用益物权人的权利来源必然存在问题，即谁有权给予污染者排污的权利”探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科斯理论是建立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之上的，若“排放许可”的权属性质无法得到确定、产权无法界定，那么很可能会导致操作过程中出现问题。只有建立了产权，才能避免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性而造成的外部不经济现象。如果这项交易制度的交易对象的法律地位无法明确，那么对于这项制度的保护也将遇到困难。目前看来，尽管将法律允许企业排放一定量的二氧化碳视为一种用益物权仍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为了便于操作，“用益物权说”无疑是较优的选择。

第二，科斯定理的关键部分与碳汇交易的实践并不完全吻合。科斯定理中的模式是建立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的，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非现实的状态。事实上，在当今经济交往过程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因此，碳汇交易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仍是个疑问。

三、碳汇交易制度的正负面效应

通过理论探究和实践探索，碳汇交易制度已初具雏形。现在重新审视这一制度，其正面与负面效应渐渐清晰。分析这些效应可能能使我们未来的决策更具有效性。

1、碳汇交易的优势

碳汇交易制度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的配置，可能降低了减排总体上的成本。通过碳汇交易，企业的减排虽然受所得到的碳信用量的一定约束，但又有购买、出售“排放许可”的弹性空间，较之之前以行政强制减排，此举赋予企业更多自，从而更有利于调动企业减排的积极性。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减排策略。碳汇交易制度在其运转健康的状态下，能够促使企业改进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或者改进排污的相关设施。这种健康的状态应该是指改进技术的成本要低于其购买相应碳信用的成本或者其通过改进技术以减少碳排放、出售多余的碳信用能使其获得更多收益。

碳汇交易是一项相对开放的制度，参与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但又不限于企业。一些环境保护组织，甚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项交易中。之前，对于过度排放的问题，环境保护组织往往只能大力呼吁而无法采取实质行动。在碳汇交易市场开放之后，环保组织可以根据经济能力参与交易。虽然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主要的碳汇交易还是在企业之间，尤其是大型的能源、钢铁企业之间进行的，但个人的碳信用也已悄然兴起。2010年1月，兴业银行和北京环境交易所合作，推出了中国低碳信用卡。该信用卡可以根据持卡者的碳排放情况，消除自己的碳足迹，也可通过个人购碳平台购买北京环境交易所提供的如经过认证的减排量，以支持减排项目的实施。虽然环保组织或个人的碳汇交易行为必然是形式大于内容，但公众的积极参与无疑有助于环保的发展。

碳汇交易已经成为一些企业打造绿色企业形象的工具。在欧盟，减排的义务主要加之于发电、纸浆和纸、炼油、建材和有色金属行业，而一些没有减排义务的企业也开始主动减排并参与到碳汇交易之中。虽然这也许更大程度上是对碳汇交易制度的利用，其主要目的在与提升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的盈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举措间接地也在为减排而努力。在欧洲，一些碳汇交易中介机构生意兴荣，许多没有减排义务企业专门聘请碳汇交易人为他们消除碳足迹、绿化企业形象。

2、碳汇交易的缺陷

目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碳汇交易的运作已相对成熟，主要的碳汇市场有：欧盟碳市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碳市场、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英国碳市场等。同时，碳汇交易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

首先，碳汇交易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囤积碳信用，导致碳信用的流通不畅。造成这一现象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一些企业认为碳信用仍有升值的空间，于是视其为投资的工具。企业有这样的期待并非无根据，例如“二氧化碳价格在2008年中曾飙升到峰值，接近30万欧元”，在中国的排污权交易中也出现了类似情况，2002年200元每吨的排污权三年后竟升至600元左右[8].第二，由于碳信用实行初始分配制度，大型的资历较深的企业往往获得的配额较多，因此他们很可能利用囤积碳信用造成垄断局面，阻碍市场竞争。第三，由于担心之后对环境总量的控制越来越严格，获得碳信用越来越困难，一些企业考虑到自身未来的发展，可能放弃出售多余的碳信用进行盈利而选择储存碳信用。

第二，初始碳信用应如何分配。1990年美国颁布了《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其中提出了三种分配方案：公开拍卖、固定价格和免费分配，最后美国采取了免费分配的方式。欧盟也同样采取了同样的方式。但免费分配方式似乎对于排放量本来就少的企业或新设立的企业并不公平，因为排放量大的企业凭借其“高污染”反而获得了较多的配额。免费分配也使得企业的一部分排放是在未支付对价的情况下取得的，仍是将这部分的生产成本外化，仍未达到权力与义务的统一。不仅如此，分配的权利使得相关政府官员又增加了一个设租寻租的途径。当然，固定价格和公开拍卖也存在各自的缺陷，例如会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容易造成信息的不对称等。因此，初始的份额如何分配才能既公平又具有效率仍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第三，碳信用可能提高了相关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今后企业是否具有一定的碳信用可能成为其能否进入该行业的一个指标。新企业无法得到初始分配，若其在交易市场上又无法购得法定指标，那么该企业很可能无法进入该行业。长远地看，这将不利于相应市场竞争和发展。

四、结语

碳排放环境问题篇2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物流：运输策略：分析和探讨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科技以及经济都登上新的高峰。但是当我们回头看去的时候，就会发现人类为了利益的种种行为已经让我们生存的环境满身伤痕。温室效应、酸雨等都是人类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低碳物流就是针对环境问题的一种有效解决措施。

一、低碳经济与低碳物流

(一)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指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通过人类的技术创新、转型、开发等手段最大化的减少煤、炭、石油等能源的消耗，从而降低温室效应，达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低碳经济针对地球的环境以及能源问题都具有积极的影响，并且还可以有效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类的长远生存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二)低碳物流

所谓的低碳物流就是指通过技术或者管理手段降低物流行业中碳排放量，在物流过程中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主要目标，通过能效技术、可再生资源技术以及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使得物流活动过程中的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从而降低物流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与污染，进一步提高物流资源的利用率，并有效的保护环境，可以说低碳物流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低碳经济。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交通、邮政以及仓库的能源消耗大概占据我国能源消耗的10％左右，并且随着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碳排放量会随之增大，所以低碳物流势在必行。实施低碳物流一是可以降低碳的排放量有助于环保，二是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是现代物流发展的趋势。

二、低碳物流的重要性

(一)低碳物流可以有效的降低环境污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科学技术越来越强大，但同时人类对地球环境的污染程度也越来越大，其中车辆尾气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就是目前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而物流运输又是车辆尾气排放的重要部分，所以低碳物流针对于人类生存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只有发展低碳物流，才能有效的控制车辆在运输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只有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被有效的控制。才可以大大的改善目前的自然环境。所以说低碳物流对于人类的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低碳物流可以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

近几年汽油和柴油的价格逐渐攀升，这对于企业的物流运输来说等于增加了成本，成本的增加就会使企业获得利润减小。而低碳物流可以有效的控制碳排放量，车辆的排放量被控制也就代表汽车的消耗降低。甚至目前已经研究出其他能源的运输设备。从成本角度讲，降低消耗或者采取其他能源都可以大大的降低企业的成本，这对于企业的自身发展具有良好的影响。

(三)低碳物流理念可以影响其他事物和人员的理念

物流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如果物流运输采用了低碳经济理念。那么这种理念也会针对生产和消费产生一种积极的影响。随着全球污染的严重，迫切需要人们树立正确的环保意识。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环保意识才能让我们未来的生活环境变的更好，而不是更糟。

三、低碳经济理念下低碳物流运输策略

(一)树立正确的低碳理念

意识决定人的行为，所以只有人们首先意识到低碳物流的重要性。人们才能主动的朝着低碳物流的方向前进。首先政府要加大低碳物流的宣传，要通过这种方式将低碳物流的理念传输到所有人，特别是一些企业，要让企业深刻的意识到低碳物流对企业以及自然环境的影响。其次对于物流企业来说应不断的研究和学习低碳理念，要深刻的去理解低碳理念，只有企业内部所有员工都深刻的意识到低碳物流对于企业自身以及生存环境的影响，才能真正做到低碳物流。只有企业树立了正确的意识，才能主动的针对企业目前的状态进行积极的研究、改善和创新。由此物流企业才能最大化的做到低碳物流。

(二)物流运输中的具体策略

1.开展多式联运。多式联运可以针对不同的运输方式做到扬长避短，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特点。目前众多的运输方式中，公路运输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量是最大的。而水运和空运仅次于公路运输，铁路是相对碳排放量最小的。而企业就可以根据不同运输方式的特点以及碳排放量采取多式联运，例如我们可以采取水运和公路、铁路联运的方式来完成业务。这种方式就可以大大的降低碳的排放量。所以基于低碳经济理念下物流企业应多采取多式联运的方式。由此降低碳排放量，达到自己企业经济的增长。

2.采取共同配送的方式

所谓的共同配送就是指几个企业联合起来寻找第三方物流企业来承担运输过程。共同配送可以大大的降低运输量，并有效的降低重复运输，降低空载率，由此可以降低运输的次数从而降低碳排放。从经济角度来说，共同配送也可以节省企业自身的运输投资。

共同配送可以让企业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生产和经营中，而将物流活动通过合同的方式交给专业的物流公司。这种方式不仅可以让企业更好的经营，也可以有效实现低碳物流。

3.发展先进运输方式

甩挂运输可以有效的提高运输过程的效率以及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降低车辆空驶以及无效运输等情况，由此大大的降低了碳的排放量。除了用挂运输方式以外，滚装运输、集装箱运输都是目前相对先进的运输方式。这些运输方式都可以有效的降低碳排放并增大运输效率，对于环境以及企业自身都有很好的影响。针对于物流企业来说可以使用BP碳排放计算器来有效控制碳的排放量。BP碳排放计算器可以针对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计算，可以针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有效的指导。物流企业使用BP碳排放计算器就可以针对整个运输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掌握，并进行有效的改进。

4.针对运输设备进行有效改进

目前运输设备产生二氧化碳的主要原因在于运输设备需要依靠煤、炭、石油等能源来维持动力，所以我们应从动力的角度来进行改进。企业应采用一些无污染的能源运输设备，由此可以降低运输设备的碳排放量。就目前来说。汽油和柴油发动机油耗大、碳排放量高，并且会产生很大的噪音，而且汽油和柴油的成本也过高，所以汽油和柴油发动机并不是最佳的选择。而电动发动机是目前较好的运输设备，电能设备从根本上解决了碳排放的问题。

(三)企业内部管理和建设方面的策略

1.加强企业内部信息化的建设

碳排放环境问题篇3

关键词：低碳经济 企业环境会计 碳交易市场

一、引言

低碳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现行经济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而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首先解决由此引起的新问题和挑战，其中研究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环境会计问题正是源于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实需要。首先，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环境会计研究可以有助于提高低碳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从而促进低碳企业的发展。从有关低碳经济理论以及各主要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可知，企业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环境会计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可靠和相关的企业低碳经济行为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信息，从而促进社会资源向这类企业的合理流动。此外，企业环境会计还可以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企业执行有关低碳经济法律法规对财务的影响信息，有利于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其次，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环境会计研究可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会计是企业管理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子系统之一。在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现行的企业管理同样需要调整和创新，但是这一调整和创新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必须按照客观环境的要求进行，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的环境会计可以为企业管理调整与创新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对低碳经济模式下的企业环境会计及其改进策略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环境会计是以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所涉及的环境资产、环境费用、环境效益等会计要素为核算内容的一门专业会计。而低碳经济模式下的环境会计则主要研究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的碳交易和碳排放的相关会计核算问题。

二、低碳经济发展对企业环境会计的影响

（一）低碳经济模式下碳交易市场的形成 （1）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低碳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低碳经济需要与之相配套的运行机制和制度安排。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环境危机的背景下，单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力量难以推进有效节能减排或低碳经济发展，同时，由于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也难以独自推动节能减排或低碳经济发展。因此，对低碳经济运行机制的设计，必须同时考虑“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约束。针对这个问题，《京都议定书》设立了多国政府约束下的履约机制。首先，《京都议定书》针对在节能减排微观主体行动方面的“市场失灵”，硬性规定了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这就使得碳排放量和排放权成为稀缺商品，因而可以进入“配额市场”进行交易；其次，针对在节能减排微观行动效率方面的“政府失灵”，以及基于二氧化碳减排具有全球效应和减排技术特别是减排成本具有差异性的特点，《京都议定书》按照科斯定理，设立了一种借助市场运行的遵约机制或约束机制，即排放交易、联合履约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的遵约机制，这些国家可以将其超额完成的减排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另一未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并同时扣减转让方分配到的减排数量。联合履约机制也是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之间的遵约机制，它是指这些国家之间通过项目合作所产生的减排单位转让给其他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同时相应扣减转让方分配的配额量。清洁发展机制发生在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它是两者之间的合作机制，具体是指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的核证减排量。换句话说，是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温室气体，而减排量在经过国际机构核证以后，可以用于抵减发达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承诺的约束性减排义务的一种合作方式。尽管这一种机制在实施过程中充满弊端，但其提供了一种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京都议定书》提供的这一种机制是一种制度创新，因为它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碳交易市场，为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2）碳交易市场的特点及参与者。依照国际碳市场发展的经验，起初碳市场产生于排污权市场，以后随着科学对导致气候变化恶劣因素认识的不断深入，金融机构开发了碳排放权市场，后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碳市场便超越了传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商品市场范畴，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一定雏形的专业金融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碳市场也是一个由人为规定而形成的市场，因此在碳市场的构成要素中，规则是最初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有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如《京都议定书》就是碳市场中最重要的强制性规则之一。其他规则从《京都议定书》中衍生出来，如以《京都议定书》规定欧盟的集体减排目标为例，2012年要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降低8%，欧盟从中再将减排义务分配给各个成员国，并于2005年设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并确立交易规则。此外也有些规则是自愿性的，是没有国际或国家法律政策的强制性约束，而是由区域、企业或个人自愿发起，以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最后还有介于强制性与自愿之间的规则，这种规则不是来自于《京都议定书》，而是区域性组织机构确定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规则。同其他市场一样，碳交易市场由买卖双方以及中介机构组成。其中碳市场的主要供给者包括项目开发商、减排成本较低的排放实体、咨询机构、技术开发转让商等。需求方是面临碳排放量约束的企业和国家，如受《京都议定书》约束的发达国家，还有自愿参与交易的买家，比如出于企业社会责任或准备履约进行碳交易的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等。而金融机构主要起到中介作用，包括经纪商、交易所和交易平台、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一系列金融机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此外还包括为碳市场提供服务的其他机构，如质量管理机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信息和分析机构、学术机构、数据库、开发商机构等。金融机构作为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支柱，其业务范围已经渗透到该市场的各个交易环节。

（二）碳交易市场对企业环境会计的影响 （1）企业环境会计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核算。在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要避免企业花钱购买排放权而不采取必要措施减排的现象。要求让购买指标费用远远大于技术减排的代价，阻断企业通过购买碳排放权降低减排耗费，谋求利益的途径；通过控制排放，逐步缓解气候变暖问题，这就要政府部门强制按照一定比例设定减排指标，削减排放权市场的交易量，从而达到总体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而这些都需要相对精确的测量和估算。在企业层面，就需要考虑环境成本、排放权资产以及企业在推行环保政策、积极节能减排时所享受到的国家补贴、奖金和税收减免，同时还应将企业通过碳排放权交易以及技术转让所带来的收益纳入到现有财务核算体系中去。这样才能实现企业算小账，政府算大账，使碳排放权市场真正成为调节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的有效杠杆。碳交易的会计核算牵涉到碳资产的计量以及碳信用的价格。在当前的情况下，第一阶段的碳市场似乎已经从一项协商下的政策工具，成功转变为具有经济机能的市场。市场必备的金融与资本功能正迈向第二阶段的发展，而卖方和买方正从各方汇聚而至。在第二阶段的市场中流动性增加，而基本因素也从政治转向经济，使碳加速成为真正的资产类别。在这个过程中，碳将逐渐被视为一种商品来交易、融资和承销。不过，这种演变的基础是温室气体排放减量附带的经济价值。我们必须清楚，排放本身并非经济商品，而是减少排放被国际政治会议设计成商品。因此，通过市场导向的政策工具来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治与社会承诺，才是碳的价值以及碳在未来能否成为一种资产类别的最终决定因素。目前企业环境会计对碳排放权交易的核算主要存在以下方面的困惑：排放权是否属于资产要素，如果是，则应该划归哪类资产；排放权如何确认，如何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企业对无偿获得的排放权和外购排放权如何进行账务处理。关于碳排放权的确认问题，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有确认为金融资产、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和作为环境成本核算四种。马晓军(2009)指出碳排放权可以作为环境会计组成部分核算，在环境会计中反映。企业为购进排放许可权而发生的环境支出应分两部分加以确认。购进用于本企业排放许可权确认为“递延资产”，只有持有留待以后出售的排放许可权确认为“环境资产”，并提出了相关的账务处理过程。（2）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2002年机构投资者要求世界500家最大的公司披露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业务。碳披露报告结果显示，当时所调查的公司中，只有8%的公司披露了排放量，只占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公司总排放量的53%。报告进一步显示，排放量很少与公司的财务报告同时披露。2005年，第二次碳披露计划的效果在增强，两次碳披露计划结果表明，所调查的500家大公司，对于认识气候变化和相关数据的披露正在日益加强，其中一些公司正在日渐成长的低碳技术和解决方案市场中占据领先地位。气候变化正在成为股东考虑股东价值的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以及启动欧盟排放交易计划的原因，气候风险的披露和战略管理均取得一些进展。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认识到碳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同采取的具体行动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较为消极的方面是，第二次碳披露计划报告中排放数据披露的落差极大，公司之间和各部门之间都是如此。关键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集团、运输、航空航天，披露率低于50%。在低收入和中等影响的行业，则提出一种与气候变化的财务影响不同的意见。这种趋势在金融服务业最明显，许多企业无视气候变化，因为无论是排放法规规定的直接风险还是碳排放对企业的实际影响，对这些机构的影响都是很低的。

三、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环境会计构建

（一）应对碳排放监管风险的环境管理会计改进 （1）基于低碳经济思想的环境成本管理会计改进。当前，我国企业的环境成本管理会计还存在诸多问题。要解决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方面存在的这些问题，结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可以从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遵循成本效益原则，提高会计系统可操作性。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企业在环境管理过程中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具体来说，企业应该根据各自的规模，碳排放量状况等方面综合考虑环境信息报告的成本与效益。如上市公司、对环境影响较多的关键行业，需要独立编制环境报告时，就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建立新的环境成本核算会计系统，一般而言，大型企业资金充足，财务人员业务水平较高，会计系统完善，可以用较少的财力和人力支出来建立新的环境成本会计系统，相反，中小企业涉及环境事项的工作较少，可以考虑对原有会计系统进行修改，提高会计系统的可操作性，利用现成的财务系统来反映企业环境成本状况，并对有关环境成本方面需要披露的状况直接在附注中说明，以降低成本。其次，强化企业环境成本核算意识。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环境成本核算比较完善，这与环境成本信息在政府宏观环境管理和企业微观运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而在我国，由于一些地区政府与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存在利益共享关系，严重弱化了政府对企业环境行为与环境成本信息的监管力度，导致某些企业依旧实行粗放型发展，环境污染情况没有得到政府的有效控制。而从微观层面上看，企业与员工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核算范围的意识并不强，公众的环保观念也没有深入人心，综合导致了我国环境成本核算的发展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2）基于低碳经济思想的环境决策分析方法改进。面向低碳经济的环境管理会计投资决策方法主要是在传统的项目投资评价基础上加以改进，主要的方法有全部成本评价法、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及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等。首先全部成本评价法是对项目的全部成本和收益所进行长期的综合的财务分析，其中在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各环节上的成本包含直接和间接成本，未来负债成本及非环境成本等。由于环境管理主要着重于长期的生态效益提升，因此当前的环境管理措施，其利益是体现于未来机会成本节省以及绿色商机掌握的基础上，特别是高级主管面临未来企业绿色投资决策时，如能清楚掌握各项产品的环境全成本，即可决定最符合企业永续发展的投资决策。多目标决策分析法是应用得最广泛的当属层次分析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复杂的决策问题分解为若干评价指标，形成阶梯层次结构，根据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来给予权重。通过对投资方案各评价指标的叠加分析，并加权计量得出该方案的综合优势度，从而得到各方案优劣势的总排序。由于多目标决策涉及一个偏好问题，因此，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是应该考虑谁的偏好。多目标决策方法对于单个决策或均值（即具有同样偏好）的群体来说，可以寻求到一个最佳选择。然而，这种方法同样存在缺陷，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各个目标的重要件赋值可能相差较大，因而难以得到一个单一最优解。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将财务分析和非财务分析综合在一起，为决策提供支持，了解方案的全部价值而避免不确定性的影响，克服了传统贴现财务指标评价的不足，同时考虑到利益关系人的价值观和期望对企业的投资项目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使得在与环境有关的长期投资项目中，财务指标的权重相对有所下降，而环境业绩指标的权重可能增加，从而使决策结果与利益关系人的要求更趋于一致，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说，全部成本法通过延长评价时间，扩大成本和收益的范围使管理者对投资项目的成本和收益形成更清楚的认识；多目标决策的优点在于它综合考虑到无法货币化的多个环境和社会因素，为方案的选择提供定量依据，同时避免为实现某个单一目标而忽略其他目标。利益关系人价值分析法将财务评价、多标准评价和风险评价几个方法综合起来，形成决策模型，从而帮助决策者做出战略性决策。

（二）适应碳排放权的资产会计核算 根据新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以及徐泓教授对环境资产的定义“环境资产是指特定会计主体从已经发生的事项中取得或加以控制，能以货币计量，可能带来未来效应的环境资源”，碳排放权或减排量可以成为企业的环境资产，但根据目前有关环境资产的解释上来看，认为卖方自身产生的碳减排量并没有包含其中。此外，由于目前我国自愿碳减排交易几乎没有，从仅有的一例按国际自愿减排标准的碳交易来看，卖方还是一家专门从事环境产品生产的单位，因此可以将其自身形成的碳减排量作为其存货资产来核算。但随着碳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自愿碳减排交易机会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一般企业自身形成的碳减排量该按何种环境资产来进行核算，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至于买方购买的碳排放权，可以作为企业的无形环境资产来进行核算。这是因为新会计准则对无形资产的定义就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的一个特征――没有实物形态、可辨认性和非货币资产，而购买到的碳排放权符合无形资产的特征要求，因此说可以将其作为企业的无形资产来核算。

（三）满足碳减排管理的环境信息披露 （1）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意识。目前我国环境信息披露并不规范，属于压力导向型，企业往往根据自身偏好披露有利信息，隐藏不利信息，而相关法规多为概括性的，缺乏执行细则。这就要求我国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健全相关法律体系，提高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水平。包括健全环境保护类法律，根据各行业的不同特征细化要求，统一行业的披露的方式和标准。完善会计法规及会计准则的规定，明确财务信息披露的形式，如是独立报告还是合并披露，是描述性披露还是量化披露，从而通过财务报告反映企业环境事项的真实合法性以及公允性。可以加强税收政策的引导性作用，用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方式提高企业转向低碳模式发展的积极性，同时明确对违规生产，污染环境型企业的相关惩罚措施，双管齐下，引导企业经济行为。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和社会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并不强，这也影响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所以我国政府应着力加强环保观念的宣传，倡导公众建立绿色消费观，号召企业和员工树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同时，加强公众及舆论对企业环境治理的监督，对企业形成外在压力，能有效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的进展。推动企业自觉遵守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2）提高会计人员专业知识，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性。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经济管理成效与环境保护成效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作为环境管理信息的使用者，国家管理机关、投资者、债权人等都希望通过财务报告信息了解碳交易，碳披露事项。而企业经营者也需要通过有关会计信息揭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树立企业的良好形象。这就对企业会计人员的职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相关法规和准则的不断完善，原有的财务会计知识已经无法满足低碳经济模式下，与环境管理相关的财务披露的要求。所以，企业财会人员必须学习与环境会计及其交叉学科相关的知识，扩展职业技能，掌握与环境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要求，准确地做好确认、计量工作，并对外做出规范地披露。同时，企业也应该强调会计人员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提高员工环境保护意识。（3）建立环境审计制度，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环境审计是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重要保证，是环境会计的再监督。环境审计可以起到调节生产与环保、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矛盾的作用。在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环境会计审计工作细则，建议政府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环境会计审计规范和准则，使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有法可依，使环境审计走向法制化。同时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环境审计业务的指导，提高现有审计人员素质，以确保环境会计审计提供的环境信息合理、合法、全面、真实，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并向社会公众全面披露相关信息。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实行专项审计，监督上市公司环境管理行为。

参考文献：

［1］杨志、郭兆晖：《低碳经济的由来、现状与运行机制》，《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2期。

碳排放环境问题篇4

关键词：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碳审计

一、温室气体排放与低碳经济

近年来，因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急剧上升而引起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引发更多的自然灾害，这不仅使人类生存环境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甚至影响到环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并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

不置可否，环境问题最终会影响到经济问题，尤其像温室气体排放这样全球性的环境气候问题，已经影响到不单单是个别国家，内部范围的经济发展，而是阻碍了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国与国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经济贸易。因此，各国纷纷在经济领域中考虑气候环境的影响，在保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发展。

二、低碳经济与碳审计

由于低碳经济是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考虑范畴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所面临的相关风险、不确定因素及挑战性将比政府目前所面临的任何困难都更加棘手。那么为了更好地实现低碳经济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概括而言，主要分为政策层面、经济层面和技术层面。政策层面，各国纷纷制定出台能源政策、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等，目的是通过推行碳预算，颁布严格的能耗和排放约束性标准，优化产业结构，倡导绿色消费行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经济层面主要是碳排放交易政策和低碳财税政策，如美国对新建节能建筑实施减税政策；丹麦、芬兰等对重排放工业和产品强制性征税等。技术层面主要有温室气体的捕集技术、温室气体埋存技术、低碳或零碳新能源技术等。另外，国际贸易方面，一些国家提出征收碳关税，对未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实施经济制裁。

当然，各国为实现低碳经济所采取的一系列诸如以上政策、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措施，一方面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低碳政策制定过程的科学、合理，以及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果缺乏监管；其次，财税支持资金使用的合法性、合规性和使用效果缺乏监督；再次，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完善要求高质量的第三方独立鉴证服务。目前已形成碳排放交易的市场包括欧盟交易市场、芝加哥交易市场、澳洲交易市场、英国交易市场，他们都规定交易的碳减排量必须是已通过第三方审计核证的减排量。

为应对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各国越来越关注碳审计，开始从碳审计中积极主动探求节能减排的途径。简单地说，碳审计就是由独立的审计机构对政府和企业在履行碳排放责任方面所进行的检查和监督，是对碳排放管理活动及其成果进行独立性鉴证和评价的一种行为。

三、我国碳审计现状

目前，虽然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对发展中国家尚无强制性减排要求，但面对日益增长的碳排放量和国际环保、碳关税贸易壁垒压力，我国极有可能在未来很短时间内承担一定数量的碳减排任务，因而，我国已将低碳经济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然而，从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的低碳经济之路还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而低碳审计作为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监督机制，在我国仍处在探索阶段，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比之西方国家较完备的环境财务会计体系及其更具针对性的特殊环境事项会计规范等，我国环境财务会计较为零散，并未形成体系，使得以此为基础的碳审计工作既缺乏理论方面的研究，碳审计实务工作又缺乏指导，理论与实务严重脱节。在我国大陆地区，碳审计仍是个全新的概念，对于碳审计的动因、目标内容等仅仅是一个个模糊且亟待澄清的基础理论概念，更谈不上碳审计标准、方法、绩效评价等以基础理论为契机延伸出来的应用理论。

第二，公众对碳审计能促进实现和发展低碳经济缺乏广泛的认知度，企业甚至质疑碳审计的公平、公正，担心涉及除资金状况以外的碳排放数据会泄露商业机密，以至于出现提供资料不及时、不完整、不真实的情况，大大增加了碳审计取证的难度。

第三，作为一个全新的审计领域，开展碳审计的专业人才不足。目前在有限的碳审计实践中，受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的限制，审计人员主要还是依靠之前在财务审计中积累的经验，采用的技术和方法也往往局限于传统的财务审计技术和方法，从而使得碳审计提供的鉴证结论可信度降低，因而绝大多数注册会计师对碳审计望而生畏，这样既丧失了在审计服务市场中拓展的机会，又有碍于审计行业的发展，更不利于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我国开展低碳审计的建议

第一，提高公民低碳意识，鼓励进行碳审计。推行碳审计的第一步是要提升公民对低碳的认知度，政府应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机制，唤醒公众环保意识和能源危机意识，为碳审计的实践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建立起广泛的群众基础。

第二，政府积极制定政策促进碳审计发展。首先，政府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建立一套碳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的完整体系，同时建立一套科学、权威的碳审计标准；其次，在现阶段情况下，政府可以先行鼓励企业自愿披露碳排放情况，主动接受碳审计并报告审计结果，在取得一定实践经验后，逐步地要求重排放行业或企业必须披露碳排放情况并接受碳审计，进而推广至全国范围各个行业领域。

第三，加强碳审计业务培训，培养复合型审计人才。企业碳审计涉及政策、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要求审计人员具备广泛的知识。审计人员首先要掌握各种统计、检测、分析的标准和方法，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能源投入产出的有关数据计算出各种能耗指标，进而根据这些指标分析出企业使用能源存在的问题，找出节能潜力，提出合理化建议。因此，通过培训可以使审计人员掌握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碳审计方法，提高其业务水平和适应能力，成为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能够胜任碳审计岗位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陆婧婧,苏宁.碳审计的国际比较及启示[j].商业会计,2010(16).

碳排放环境问题篇5

关键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碳排放量;低碳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在日益增强,但经济增长同时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备受关注。二氧化碳的排放促使全球气候变暖,促使《京都议定书》的出台,使得控制碳排放成为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在中国是否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要求我们深入了解经济增长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而制定合适的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进而保护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

随着《京都议定书》对各国提出了对温室气体强制性和道义性的减排要求,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了温室排体的减排的相关研究中。

蔡等(2008)使用二氧化硫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拟合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了排放水平的转折点,并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胡鞍钢(2008)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中国各省份的技术效率指标在考虑环境因素的情况下进行重新排名。陈诗一(2009)构造了中国工业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利用超越对数分行业生产函数估算了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进行绿色增长核算。王兵(2008、2010)分别使用了Malmquist-Luenbergerr指数方法和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研究了APEC和中国各省分的环境全要球生产率问题。张友国(2010)基于投资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1987-2007年经济发展变化对中国GDP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王峰等(2010)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

Nicholas&James(2009)建立面板向量误差纠正模型研究中美洲六个国家二氧化碳、能源消耗和真实GDP之间的关系,发现三者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Paresh&Seema(2010)对43个发展中国家检验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否存在,研究表明运用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所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各个国家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个性特征。

以上的文献大多是基于客观的事实,研究经济增长或生产率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国被认为是当前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这经济的发展是不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呢?因此,用本文试图在此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

二、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

能源是人类基本需求和各国发展经济所不可缺少的,而能源的稀缺性和获得性直接关系到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福祉。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声称,与能源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放量的70%(IPCC,2007)。因此,与能源相关的一切活动是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罪魁祸首。

中国是最大的的发展中国家,一次能源生产的2/3是煤炭,燃煤发电约占总发电的80%,并且当前还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阶段,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在目前国际的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中国基本上是处于制造业的低端,中国制造业的大部分都是能源消耗型和污染密集型的产业。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大量出口产品获得经济利益的粗放型贸易结构,使得中国形成了“出口顺差”和“资源环境逆差”的不利格局。这种粗放型的贸易结构加剧了能源需求和保护环境的压力。

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针对美国人担心的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的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美国在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提供依据。1993年Panayotou将1955年库兹涅茨所研究出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应用在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上,并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就是环境质量开始随着收入增加而退化,收入水平上升到一定的程度后随着收入增加而改善,即环境质量与收入为倒U型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在经济起飞阶段,资源的大量使用,使得有害废物大量产生,使得环境恶化;当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随着研发支出的增加,推动技术进步,促进资源的有效循环使用,经济转向低污染的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使得环境质量得到改善。收入水平的改善,能大大改变社会群体对环境的态度,收入水平低使得人们无暇顾及环境,加剧了环境的恶化;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开始追求生活的质量,关注自身的生活环境,产生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愿意接受严格的环境规制,带动经济结构变化,使环境改善。

三、样本与数据

根据Ang(2007)所作的研究,在二氧化碳与真实GDP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以下的模型:Cit=αit+β1Yit+β2Y2it+εit①

公式①中,i=1,…..,N,表示中国的各个省份。t=1,…..T表示时期。Y和Y2是按199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平方项。我们研究的目的是观察方程中β1和β2的符号及其显著性是否符合倒U型关系。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当β1>0,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增加,β2

由于没有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所以必须根据所耗费的能源进行估算。由于历年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已经以标准煤的形式给出各地区和各行业能源消耗量,并且2007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给出了各种能源标准煤的参考系数,因此本文将在考虑中国能源结构的基础上使用能源消耗量估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综合中国的能源结构,通过查阅IPCC(2006)所提供的碳排放系数,通过加权平均而得到本文所估算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为2.62千克/千克标准煤。使用的计算公式为:CO2=折算为标准煤的能源消耗总量×2.62×(44/12)。其中44和12分别是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使用平均值来代替缺失值。

四、实证分析

(一)总量分析

通过收集1978-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与以上述方法所得到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进行回归后,可以得到的回归方程为,拟合优度为0.9702。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项虽然是为负的,但结果并不显著,因此,难以观测中国何时进入库兹涅茨区域。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幅员辽阔,省际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所导致能源使用模式不同,市场化程度不同,偏好存在差异,使得其显著的结果可能被平均化而消除。因此,有必要对各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二)省际分析

本文共收集了1990-2006年各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各省份年底总人口,及使用耗费能源进行估算出来的二氧化碳的数据,因数据不全,而略去。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各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后,结果为avecit=0.7403293+0.4685153aveyit- 0.000487avey2it,结果是显著的。但是此时的拟合优度相当低,仅为0.0775。

因此,放弃进行人口平均化,使用各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数据进行固定效应估计。得到的结果为Cit=19438.77+11.41309Yit-0.0001769Yit2。拟合优度为0.7091。并且结果都是显著的。

由此可见,以二氧化碳为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证明在中国是存在着收入提高与改善环境的关系。虽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关系的内在要求,但对于证明二氧化碳排放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库兹涅茨曲线,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表明政府可以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发展阶段的变化和改善环境质量有所作为。只有政府对环境问题有足够的重视,拥有治理的决心和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用激励和管制并重的手段规范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才可加快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

五、政策建议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节能减排受到世界各国的压力,地方政府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强制性要求,企业面临来自中国环境政策的管制和约束,还有消费者消费偏好的变化。但如果这些压力和要求仅仅来自于外部,并不产生于其经济发展自身内在的要求的话,中国将在节能减排上遇到很大的困难。因此,需要在以下的这些方面进行努力:

(一)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首先,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产业。由于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电力等能源的投入,为避免工业发展中带来的能耗高、碳排放高的问题,需要发展高能效低碳排放的产业。可以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准入门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化服务业,保护知识产权,使用高新技术改造钢铁、电力等传统产业,降低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将低碳经济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其次,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中国在资源短缺、过分依赖进口的同时,资源的浪费也比较严重,更加深了能源的供需矛盾。因此,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注重开发新能源、新节能减排技术,逐渐减少传统工业对化石燃料的过分依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制和淘汰高碳落后产业及其产品,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及产品。再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引领低碳潮流。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让节能减排收到较好的效果。通过建立排放权交易所,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进行规范化,对新技术授予专利保护,通过信贷政策提供优惠利率,补贴环境保护研发项目,或通过征收碳税等方式,使得企业承担起保护环境的责任,使得企业拥有进行环境技术创新及研究的外在动力,既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和保护环境,又能提升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重视环保意识推广普及,形成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

正所谓市场的价格是由价值决定,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要实现低碳社会,需要每个人的努力。通过广泛的宣传,如让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进入教科书等方式,使低碳概念和环境保护的意识深入人心,从而使得人们由于自觉关心自身及后代的生存环境,自愿改变消费偏好,更愿意选购节能环保的产品。广大消费者消费偏好的改变,将成为企业进行环境技术研发、生产节能产品、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内在动力。

(三)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以二氧化碳为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变,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水平,进而影响着环境的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告诉我们,人均收入的提高,使得人们对安全、生活质量的更高要求,从而提出了对环境的更高需求。由此大力发展经济,促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才是真正保护环境的治本之策。

参考文献:

1、PareshKumarNarayan,SeemaNarayan.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Panel data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J].Energy Policy,2010(38).

2、Nicholas Apergis,JamesE.Payne.CO2 emissions energyusage and output in Central America[J].Energy Policy,2009(37).

3、陈诗一.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与中国工业的可持续发展[J].经济研究,2009(4).

4、蔡,都阳,王美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节能减排内在动力[J].经济研究,2008(6).

碳排放环境问题篇6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作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得到广泛的关注。近年来我国环境不断恶化,大气污染日益严重,雾霾等环境问题成为社会的焦点。国家“十二五”规划指出国家要绿色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根据我国发展现状,提出将单位GDP能耗降低17. 3%的目标。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受到社会的关注,更受到国家的重视。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企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当前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企业更应承担起相应责任,减少碳排放。而审计作为一项重要的监督检查手段在低碳经济的发展中更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促进环境保护规范企业行为方面都应得到应用,碳审计作为新兴的审计领域就是来担负这样的责任的。而我国企业的碳审计还处于新兴阶段,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我国企业碳审计存在的现状,揭示我国企业碳审计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问题提出相对应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综述

在碳审计的定义方面,2003年2月24日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在《我们的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报告中正是提出“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ics)由此引发社会的广泛讨论。国外关于碳审计的定义是从环境会计开始,逐步提出碳审计的概念。“碳核算”的广义定义是由Hespenheide等人给出(2010年),他表示,碳审计一方面是碳排放和清除另一方面是财政的影响的测量。这个定义意味着,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碳审计包括非货币性以及货币方面,他们还描述了碳核算的内部和外部的应用程序。KPMG(2008)、Hespenheide等(2010)提出碳会计事务所是对减缓气候变化到财务等方面一体化讨论的会计公司。

当前国外碳审计主要集中于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且研究多集中于实务方面。英国环境审计委员会于2009年12月7日了2008~2009年工作情况报告是英国环境审计委员首次对与低碳相关问题进行的全面审计报告。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6月26日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明确规定“碳关税”条款。

(二)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相关审计研究案例少,以规范研究为主。

在碳审计的定义方面,曹梅、郭晓莎(2011)提出,碳审计就是由独立第三方对政府以及企业履行碳排放责任进行检查和监督,评价碳排放管理活动及其成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李兆东、鄢璐(2010)阐述了碳审计一般概念,指出碳审计应包括低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低碳财税资金的审计、低碳经济行为和产品的审计认证三方面主要内容。陆婧婧、苏宁(2010)等都对碳审计的含义和内容进行了阐述。

在碳审计的动因和对策研究方面,王爱国(2012)在对比国外碳审计研究成果上提出“积极主动、抓大放小、顶层设计、完善法规、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科学发展、绿色考核、以人为本、借智发展、加大宣传、培育意识”开展我国碳审计工作的新思路,赵放(2014)指出我国碳审计的相关问题并提出从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阈,对碳审计工作进行系统的规划,加强碳审计依据的顶层设计,建立“三位一体”的分类分层碳审计体制,建立复合型、高素质的碳审计专门人才培养体系,构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碳审计机制。

三、我国碳审计问题分析

(一)碳审计缺乏相应法律法规保障

碳排放环境问题篇7

关键词：低碳 碳排放 排放权

一、碳排放权概述

所谓碳排放权，是指在经过联合国或联合国认可的减排组织认证条件下，国家或企业以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或开发等方式减少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得到可以进入碳交易市场的碳排放计量单位，又可称为“碳权”或“碳信用”。交易买卖碳排放权即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自碳排放权产生以来，碳交易便迅猛增长。按照英国新能源财务公司的估计，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将达到3.5万亿美元。

二、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目前国外大气和水质交易项目大部分运用总量控制与交易模式，包括美国著名的酸雨SO2计划、南加州海岸带大气管理计划等大气交易项目和美国康涅狄格州长岛湾氮交易计划等水质交易项目。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管理当局设定排放权交易机制调控范围内所有企业在规定期间允许的碳排放配额，并以无偿或拍卖的方式进行分配。获得排放配额的企业可以选择减少排放、出手多余配额；或增加排放、购买额外配额。到期末，企业须向管理当局上交与该期间实际排放量相当的配额。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企业在收到排放配额时即可将其售出，并利用远期合约进行回购，因此，可用于交易的额度大、时间长，能达到融资的目的。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是一种交易的事后审查模式，不需要交易管理机构对污染源间的配额交易进行逐笔审查，确定性较高，可以节省大量管理成本，管理部门只需要进行排污量核定、配额跟踪及对比核查。

我国的排污交易实践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2000年以来，随着排污许可证制度和总量控制制度的建立实施，排污交易逐步在总量控制的背景下进行，出现了为一定区域内或行业内企业进行排污权的初始分配。2010年以来，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重庆排污权交易中心、深圳排放权交易所等相继开展了碳交易相关业务。2012年9月1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15年，基本建立碳排放权在市场主体之间和地区之间合理配置的管理工作体系，初步形成适应省情、制度健全、管理规范、运作良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和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的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广州碳排放交易所也正式揭牌。作为国内第一家以“碳排放权”命名的交易所，在揭牌仪式上完成了13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权配额认购。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这宗交易，是我国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下的首例配额交易。

三、碳排放权会计问题的学术探讨

排放权及排放权交易的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根据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提出的。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的确认和计量属性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的探讨。对于碳排放权到底应归属于何种资产，主要有三种意见：确认为存货、确认为无形资产、确认为金融工具。碳排放权计量属性的选择，主要有三种看法：选择历史成本、选择公允价值或现行市场价值、选择动态估价。

从各国的实践可以看出，碳排放权已经成为一种可供买卖的商品，随着其交易的发展，与之相关的碳会计制度变得十分重要，会计急需对这一关系进行恰当的确认、计量和报告。2006年4月，IASB和FASB举行联合会议，将资产定义为“一个主体对其拥有排他的权利或其他权益的现实经济资源。”

在强制减排的环境中，一个企业只有拥有了碳排放权的配额才能向外排放二氧化碳，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才能得以开展。因此，碳排放权属于企业的一项经济资源。目前国内关于碳排放权的研究都表明，碳排放权是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并且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因此，碳排放权应该被认定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在会计报表中进行确认。

（一）初始计量。在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下，碳排放权配额在每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前都要进行清算，符合流动资产的定义，并且这一资产是和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按照ISAR对环境资产的定义，一个项目能否作为环境资产进行确认首先取决于其是否是企业发生的与企业环境活动有关的成本，即只有符合资产确认标准而被资本化的环境成本才构成环境资产。政府每年为环境治理付出大量成本，而政府的这些支出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虽然企业在获得排放权配额时是免费的，但追本溯源，企业的排放权符合环境资产的定义，因此排放权在初始确认时应该确认为环境资产。在环境资产科目下专设二级科目碳排放权进行确认。会计计量模式是会计人员以货币为手段将会计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实质是确定经济主体所发生经济事项的入账价值。在完善和发达的排放权市场中，这一环境资产的公允价值也较容易取得。

（二）后续计量。企业在持有碳排放权期间，对于碳排放权发生的相应收益，可以在“投资收益”科目中进行核算。在后续计量时，应采取公允价值的计量方式。公允价值计量可以准确把握市场变动情况，及时反映真实价值。对碳排放权的价值在资产负债表日应进行再确认。鉴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碳排放权在期末的价值应以公允价值反映，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由碳交易所可靠取得其市场价格确定其入账价值，以实时准确反映其价值。对于资产负债表日其公允价值变动会计处理如下：当公允价值上升时，借记“环境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碳排放权”科目；当公允价值下降时，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碳排放权”科目，贷记“环境资产――碳排放权――公允价值变动”科目。

碳排放权作为环境资产其减值处理同样也可以参照资产的减值处理。

参考文献：

1.吴娓，马慧知.碳排放交易机制下的会计处理问题探讨[J].会计研究，2011，（9）.

碳排放环境问题篇8

【摘要】本文以节能减排为背景，跟踪性分析梳理外商直接投资（FDI） 与碳排放的关系，表明FDI 主要通过FDI 的规模、结构及技术水平体现其碳排放效应，即FDI 规模的碳排放效应基本上为负，FDI 结构效应具有两面性，而FDI 的技术则有助于节能减碳。随着低碳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的不断增强，FDI 的结构效应会表现出更多的正效应，与FDI 技术效应的叠加会大于FDI 的规模负效应。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碳排放；影响机制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FDI‘碳光环’效应对节能减碳的影响作用机制与评价研究”（批准号：13YJA790048）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昊，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投资、国际商务；邢美慧，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张扬，河北金融学院，研究方向：经济学。

全球环境变化以及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警示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进行发展模式的转型，谋求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和高度融合。FDI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要求，所以不断进行FDI是否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跟踪研究，特别是在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全面考量FDI 与碳排放的关系，揭示FDI 的碳效应形成机制及FDI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和影响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隐含在FDI 生态环境效应中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关于FDI 的碳排放效应研究最先包含在FDI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中，而国内外对于FDI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研究，又可以追溯到国际贸易与生态环境效应的研究中，探讨研究对外贸易、FDI等国际经济活动是否对东道国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由于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包含着大气污染，而二氧化碳排放是导致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因此，分析研究FDI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会直接或间接反映FDI 与碳排放关系。Grossman& Krueger （1991） 开创性地提出了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三种效应，即FDI投资规模扩大引致严重的污染排放和环境质量下降的规模效应、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而形成的FDI生态环境结构正效应以及由FDI带来的专业分工和新技术，形成使单位产出污染量下降的技术效应，由此建立起对外贸易、FDI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分析框架，被后来学者广泛应用。

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同，FDI的流入规模不同，FDI对于东道国的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也有差异，其影响效果最终取决于上述这些效应的力量对比。后来的学者就其影响力量强弱不同，并以是否存在污染性产业转移为切入点，对隐含FDI 与碳排放关系的FDI 生态环境影响研究不断跟踪，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认为FDI 的流入会使东道国成为“污染避难所”（Walter & Ugelow，1989）。该假说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相对宽松的环境管制，污染密集型企业会从环境管制严格的国家向环境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而这种流向往往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投资，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竞争进一步加剧，导致发展中国家间环境标准的竞相降低，进而出现FDI “向底线赛跑”的现象。随后Baumol& Oates （1998） 对该假说进行了补充和理论上系统的证明，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H-O 模型，并得出发展中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的结论。赵细康（2002）、潘申彪等（2005）、应瑞瑶等（2006） 认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基本符合Walter &Ugelow 提出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即当FDI不断增加时我国的工业污染的程度加重。

同时多数研究成果均采用学者经实证检验论证存在FDI进行污染产业转移的观点，同时也能从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找到国际资金转移所产生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比如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论、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论以及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等，这些理论本身就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污染提供了理论基础。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FDI 的流入有利于东道国生态环境的改善。其理由是发达国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其技术进步的程度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同行业平均水平，因而在生产过程中能够有效地进行清洁生产，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Grossman & Krueger （1991） 在提出FDI 对环境的三种影响机制的同时，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即“倒U”曲线。强调指出，如果FDI 的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总和超过FDI 对于生态环境的规模效应，则FDI的影响作用为正效应。Eskeland & Harrison （2003） 通过对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和墨西哥等国的FDI的环境绩效进行研究表明，FDI与较清洁的能源使用和较少的单位产出能耗之间存在相关关系，相比较其内资企业，在高污染行业的外企更重视环境保护，更倾向于利用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治污技术，能提高东道国的生态福利，这就是著名的“污染晕轮”效应。罗良文等（2012） 分析认为，FDI 的流入不仅可以通过先进技术对生态环境造成良好的影响，而且也会把母国良好的绿色管理体制引入，从而对东道国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

同样支持FDI对东道国生态环境产生有利影响的“波特”假说认为，环境管制压力就像市场竞争压力一样，能够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或产品的创新，改进污染控制技术，使FDI产生生态环境正效应，在竞争中获取明显的优势。

由此可见，FDI 对东道国生态环境产生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认识，说明继续跟踪探讨其发展变化规律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分析研究FDI的生态环境影响作用时，着重关注FDI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FDI 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

对FDI和碳排放的关系研究是近几年来伴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而逐渐加深的。美国学者Hoffman （2005） 研究了112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考察了FDI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关系，得出了低收入国家的碳排放水平影响了FDI 的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FDI 流入助长碳排放的增加，在高收入国家没有检测到FDI与碳排放存在因果关系的结论。这一分析结论成为后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实证检验FDI与碳排放关系的主要分析范式。

我国对于FDI 与碳排放关系的研究成果不多，目前仍处于实证研究层面，大多是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运用数理模型对我国实际利用FDI与碳排放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的研究分析方法，一是运用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FDI和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二是利用国内各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FDI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三是利用地区、行业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的方法，对FDI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基本研究结论如下：

一是认为FDI的流入增加了东道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一方面FDI的大量流入所引发的规模效应会阻碍东道国实现低碳经济的转型；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会将碳排放量大的生产活动部署在环境标准低的国家，形成“碳泄露”。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高度分工虽然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但也增加了交通活动的需求，进而显著提高化石燃料需求，由此增加了碳排放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跨国公司严格控制高新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碳技术的外溢效应不明显，而且转移的技术多是处于成熟期或衰退期的技术，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先进的技术（赵晓莉等，2010）。王道臻等（2011） 通过对1980~2008年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规模以及经济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外国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规模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规模是二氧化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即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可以通过经济规模导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程思婧等（2011） 认为，FDI的流入与我国碳排放量的增长存在着极大的正相关关系，同时FDI也是引起碳排放量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从FDI流向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流入中国的FDI大多投入到了高碳产业中，比例高达80%以上。从总量上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起到了显著的带动作用，并且在长期内这种趋势仍然存在（朱彦梅，2011）。

二是认为FDI的流入会减少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我国利用FDI也更加趋于理性。在此背景下分析研究FDI的碳排放效应时，可能会有与不同的观点和结论。其主要依据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弥补东道国发展低碳产业的资金短缺，而且FDI的流入有助于通过低碳技术、低碳产品和服务的转移来促进东道国的生产向低碳经济转型，同时在消费过程中提供更加低碳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影响消费模式，引导东道国市场偏好（赵晓莉等，2010）。李小平等（2010） 认为，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的产业并不仅仅是污染产业，同时也向中国转移了低排放系数的“干净” 产业， 中国并不是发达国家的“ 污染天堂”。陈红蕾等（2011） 分析了1987～2009年FDI对广东省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期动态影响，认为FDI 每增加1%，会使碳排放量减少0.293%，即FDI 起到了减少碳排放量的作用。姬世东等（2012） 也认为FDI的流入对于区域碳排放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FDI的“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碳排放问题的改善。姚奕等（2013） 通过分析得出我国FDI与碳强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FDI 技术溢出可以有效地降低我国的碳强度，对我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是提高我国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

但也有观点认为，FDI 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不是单一的，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发展战略下FDI对碳排放产生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产生的影响具有复合性。邹麒（2012） 认为，FDI 对碳排放既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也产生消极影响。FDI通过技术扩散、收入变化和行业结构调整产生积极的正效应，而FDI带来的高碳产业转移、争议性技术扩散和生产规模变化则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从短期看FDI对发展低碳经济产生消极影响，但从长期看FDI 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刘辉煌（2011） 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而言，当期的FDI对生态环境影响呈恶化作用，而滞后项的碳排放效应呈现清洁作用，而且我国碳排放的区域性差异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的正动态性最大，而中部的正动态性最小。

关于FDI对碳排放影响的路径，几乎一致认同FDI 通过技术扩散有利于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从最近8 年二氧化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SS技术） 在我国的发展和扩散情况可以看出，我国取得了明显的技术进步，这根源于先进技术国家的FDI对我国的CCS技术研发产生了正的技术扩散效应（殷砚等，2010；宋德勇等，2011；李子豪等，2011）。而FDI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显著增加了各省二氧化碳排放（李子豪等，2011），而FDI的管制效应对二氧化碳的排放暂时不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实际上，FDI对各个行业的影响不同，我国FDI主要投向了制造业，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入的FDI 对于碳排放影响较小。同时， FDI对我国东、西、中部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别，其影响与FDI在我国的分布情况一致，呈现出“ 东高西低” 的梯度特征。蒋庚华等（2013） 对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地区碳排放差距的影响为负的结论。

由此可见，FDI 与碳排放的关系会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而越来越受到关注，所以，如何协调FDI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引进和利用FDI与提高我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相适应，使利用FDI的规模和结构都以解决生态环境要素的稀缺性为中心。特别是在节能减碳背景下，以发挥FDI节能减碳正效应为宗旨，搭建FDI “碳光环”效应发挥的平台，在利用外资政策和产业目录调整上引导FDI的碳效应能够“降负升正”，避免和减少FDI“碳泄露”的负效应产生，以优化实现共同减碳的路径，是不断进行跟踪研究的目的所在。

参考文献

[1]Grossman,G.M.,Krueger,A.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J].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Research Working Paper, 1991,(3).

[2]WalterI.,JUgelow.EnvironmentalPolicesinDevelopingCountries[J].Ambio,1989,(12).

[3] 赵细康.论贸易、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关系[J].广东社会科学,2002,(1).

[4] 潘申彪,余妙志.江浙沪三省市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污染的因果关系检验[J].国际贸易问题,2005,(12).

[5] 应瑞瑶,周力.外商直接投资、工业污染与环境规制——基于中国数据的计量经济学分析[J].财贸经济,2006,(1).

[6]程思婧,闫登丰.FDI 与中国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1,(1).

[7] 宋德勇,易艳春.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碳排放[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

[8] 代迪尔,李子豪.外商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1,(5).

[9] 李子豪,代迪尔.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基于省际经验的实证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9).

[10] 李子豪,刘辉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和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1,(10).

[11] 王道臻,任荣明.外国直接投资、经济规模与二氧化碳排放关系研究[J].经济问题,2011,(10).

[12] 陈红蕾,刘静.FDI 对广东发展低碳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J].特区经济,2011,(11).

[13]罗良文,李珊珊.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J].技术经济,2012,(6).

[14]李小平,卢现祥.国际贸易、污染产业转移和中国工业二氧化碳排放[J].经济研究,2010,(1).

[15]赵晓莉,熊立奇.FDI 对东道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10,(8).

[16]殷砚,廖翠萍等.对中国新型低碳技术扩散的实证研究与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23).

[17]朱彦梅.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及国际比较[D].济南:山东大学,2011.

[18]姬世东,吴昊.贸易增长、FDI 流入和地区碳排放关联性的PVAR模型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2,(11).

[19]姚奕,倪勤.外商直接投资对碳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数理统计与管理,2013,(1).

[20]蒋庚华,郭沛.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差距对碳排放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3).

[21]邹麒.外商直接投资的碳排放动态效应分析[D].长沙:湖南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