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范文

侵权责任法篇1

摘要：我国《侵权责任法》成为正式的法律，成为我国民法典的基本组成部分，发挥其应有的法律调整功能。我国侵权责任法得以单独制定，预示着其将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占据独立的编章，侵权责任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构想将变成现实。

关键词：侵权法 体系 关系 社会意义

侵权责任法是在特定时期即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制定的，是在总结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立法经验、人民法院的裁判实践经验（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权责任的司法解释），以及民法学界30多年来关于侵权责任的研究成果，并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侵权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的基础上制定的。

一、构建现代侵权法体系

杨立新教授是我国最早开始研究侵权法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当代侵权法最为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中国侵权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侵权责任法》的起草立下了汗马功劳。杨立新教授的侵权法思想不但具有本土性和实用性，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侵权法体系化展开和类型化研究的结合。

杨立新教授的侵权法思想主要分为侵权责任构成论、侵权行为类型论、侵权责任形态论和侵权损害赔偿论四个方面。在民法典中侵权法独立成编思想指引下，杨立新教授的侵权法思想具有一定的立法主导性。《侵权责任法》最终吸收了大量杨立新教授的研究成果和立法建议稿内容。杨立新教授的侵权法理论体系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注重对中国侵权法本土资源的发掘。第二，注重理论、立法与司法三者的协调。第三，注重体系化和类型化研究方法。

二、侵权责任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侵权责任法第五条规定了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以处理侵权责任法和其他特别法的关系。我国现有40多部单行法对相关侵权责任有特别规定，诸如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知识产权三法，婚姻法，继承法，公司、海商、票据、保险、证券等商事法，道交法，铁路法，民用航空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环境保护各法，等等。这40多部单行法关于侵权责任的特别规定，应优先于侵权责任法适用；如果其他法律另有规定，法院仍适用侵权责任法，也将构成法律适用错误。

关于国家赔偿法是否属于侵权责任法的特别法，学术界存在分歧，主要是民法学界之外的一些学者不赞成将国家赔偿法视为侵权责任法的特别法。立法机关对此亦未明确表态。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主编的《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一书，在介绍了国外关于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关系的三种立法例之后特别指出：国家赔偿在很多方面与侵权责任具有相似性，如保护法益、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损害赔偿的计算、责任承担方式、免责事由、时效等，试图将国家赔偿法与民法完全分离，是很难做到的。这样的认识足以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应当肯定，侵权责任法第五条所谓“其他法律”当然包括国家赔偿法，人民法院审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案件，凡国家赔偿法有规定的，应优先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国家赔偿法没有规定的，仍然要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三、侵权责任法的社会意义

第一，救济受到损害的民事权利，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民法典是一部权利法，其全部内容都是在规定民事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以及行使民事权利的基本规则。而《侵权责任法》在民法典中的基本性质是民事权利保护法，对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提供保障功能。民事权利受到非法侵害，《侵权责任法》确认在受害人一方取得侵权请求权，在加害人一方构成侵权责任，通过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救济受害人的民事权利损害，使其回复至权利没有受到损害时的状况，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因此，《侵权责任法》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民事主体的民事权利不受侵害，民事权利受到侵害能够得到及时救济。

第二，确定侵权请求权的构成要件，明确侵权责任。《侵权责任法》保护民事权利，救济民事权利损害的基本方法，就是赋予受到侵害的民事权利主体以侵权损害请求权，受害人可以请求侵害其民事权利的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因此，《侵权责任法》的性质更倾向于是责任法，而不仅仅是行为法。因此，其全部内容都是规定法律对侵权责任的要求。它不仅要规定确定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和一般构成要件，规定侵权责任的方式、抗辩事由等侵权责任的一般要求，还要规定侵权责任的具体类型，规定特殊侵权责任的构成要求。因此，《侵权责任法》就是确定侵权责任的民事基本法，是通过确认侵权责任实现保护民事权利目的的法律。

我国侵权责任法得以单独制定，预示着其将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占据独立的编章，侵权责任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构想将变成现实。尤其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在独立成编的基础上，可以说，这是在成文法体系下，构建了一个新型的现代侵权法体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中国侵权责任法一定会成为比较法上新的关注点。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

[2]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309页以下。。

[3]杨立新：《侵权法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5]王利明：《侵权行为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页。

侵权责任法篇2

一、精神损害赔偿得到法律彰显

二战以后，随着各国对公民人格权保护力度的加大，精神损害赔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我国立法上对精神损害赔偿依然长期缺位，曾导致了诸多悲剧性个案中正义的缺失。如陕西的“麻旦旦处女案”，19岁的无辜少女在遭受不白之冤，名誉受到极大毁损后，却在精神上无法得到慰藉。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于精神损害赔偿也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来规范，但总体上法律依然对人的精神权益处于漠视状态。

新《侵权责任法》首次明确了精神赔偿，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保护人权的立法理念。但这一法条我们在理解时要注意其中两个关键点，一是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制在侵害“人身”权益。侵害人身权益是指侵害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但不包含侵害财产权，如果侵害了财产权益，就要根据财产的损失给予赔偿。二是规定了精神损害的程度要达到“严重”，对“严重”怎么理解？具体到什么程度为严重，《侵权责任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我想有待于今后通过实施细则或法律解释等一些细化制度来予以规范，否则，执行起来会大打折扣。

二、“同命同价”展现生命的尊严

长期以来，我们在计算死亡赔偿金都是根据死者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收入高低、地区差异和其他因素的不同而决定的，但赔偿结果而相差数倍。这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实际情况，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就是在同一个案件中，造成了多人死亡，要区分公民不同身份，采用不同赔偿标准。结果就出现不公平，即所谓同命不同价。

《侵权责任法》在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上作了新的界定，第17条“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就是说同一交通事故中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即不考虑城市或农村，应当“同命同价”。这一新增条款，从“同命不同价”到“同命同价”，展现的则是权利的平等、生命的尊严。但是这一条款我们在理解时也要注意：一是有限的同命同价仍难诠释生命的平等。侵权责任法新增的“同命同价”规定仍然带有附加条件，那就是只有在处理重大交通事故、矿山事故时才适用这一法律规定。该规定只是解决了同一重大事故受害人“同命同价”的问题，不同事故、非重大事故的赔偿标准仍未统一；对同一地点发生的类似的侵权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是同一侵权行为造成的，受害人得到的赔偿也有可能不同。我们不可否认，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方面有较大差距，在生活质量方面还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但是人的尊严与生命无价，侵权事件给人带来的伤害与痛苦是一样的。二是该条中“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前用了“可以”两个字，它体现了这种规定还不是太强硬。法律术语用词不同意义也不同，比如“可以”是说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还可以不这样，不那样，而该条文说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那么什么情形下又“不可以”呢？这里并未明确，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真正城乡“同命同价”时代已经到来。

三、出借人无过错则无责

在《侵权责任法》实施之前，出租、出借机动车发生交通肇事的车辆所有人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审判实践中处理结果并不一致，谁是责任主体也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而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后，各种纷争终于有了定论，明确了机动车所有人(出借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第49条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就是说，车辆所有人出借车辆后，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责任方是借用人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原则上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只有在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反之，如果车主没有过错，则无需承担责任。那么出借人在什么情况下有过错呢？一是出借人明知借用人没有驾驶资格，不具备驾驶技能而借用车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果借用人故意隐瞒没有驾驶资格，出借人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的，应当在其过失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二是如果出借人明知出借的机动车存在故障或某些隐患，事先没有向借用人说明情况，故意隐瞒机动车瑕疵真实情况而造成损害的，出借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出借人向借用人告知了车辆存在的故障或隐患的真实情况，借用人执意要求借用而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出借人应对赔偿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四、医患矛盾得到缓解

近年来，医疗纠纷不断升级，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医院越来越多地追求经济利益，公益性弱化，另一方面是人们维权意识不断觉醒，这样使原本在同一战壕与疾病斗争的医患双方越来越走向对立。前两年，福建省曾连续发生四起“医闹”事件，设灵堂、摆花圈、放鞭炮、围堵医院和医生……使医生不得不带钢盔上班。由于现行《民法通则》没有具体规定解决医疗纠纷的条款，全国各级法院一直都按照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审理医疗纠纷案，致使医疗纠纷数量逐年上升。

《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使这一矛盾得到了缓解。如该法第63条：“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第59条：“因为药品、医疗器械的缺陷产生的纠纷，患者可以找生产厂家，也可以找医疗机构……”法律废除了以构成医疗事故作为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成立条件，对解决医患纠纷有积极意义。另外，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随着轰动一时的家属拒绝签字致死孕妇事件等一系列新型侵权案件的出现，侵权责任的内容也在与时俱进，第60条：“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但这种情形规定的只是患者及其近亲属一方有过错，有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可能也有过错，所以在这一条中又增加一款规定：“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那么什么情况下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呢？第58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等有关诊疗规范规定的，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情形之一造成患者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尽管法律规定了相应的责任主体，但毕竟生命是最宝贵的，所以该法第56条规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不能取得患者或其亲属意见的，经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立即实施相应的医疗措施。

侵权责任法篇3

内容提要: 本文对网络侵权的基本问题、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自己侵权的侵权责任以及“通知”情况下的侵权责任和“知道”情况下的侵权责任之构成与承担进行了全面讨论，为正确理解和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6条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与意见

引言

如何调整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新兴的 法律 课题。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互联网领域的侵权行为及其法律规则都是规定在特别法中。我国长期以来也主要是以部门立法的形式规范互联网上的行为。此次《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尤其是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通知规则和知道规则，为实践中存在的很多富有争议的网络侵权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互联网本身是一种新生事物，网络侵权责任又是第一次规定在我国的基本法律当中，对于网络侵权的理解和适用仍会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本文试图结合该条款的规定，运用民法学解释论的方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等问题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立法背景

（一）科技 发展 对法律调整提出新的挑战

联合国新闻委员会1998年会上，互联网被正式称为第四媒体。作为大众传媒，从投入商业应用到拥有5000万用户，互联网只用了4年，而之前广播花了38年，电视花了13年。[1]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也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传播手段的 现代 化，在带给人们极大便捷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法律问题，甚至是社会问题。如何应对各种新型的网络侵权行为，是否将网络侵权作为一类特殊的侵权行为加以规定成为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争论很大的问题。

网络侵权，是指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各种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由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以及实时交互性、超越时空性等特征，使得网络侵权行为具有不同于传统侵权行为的诸多特点。同时，由于网络侵权行为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性，导致人们对于网络侵权案件给予非常多的关注，也希望对网络侵权行为予以特别的规范。概括来讲，网络侵权行为具有如下的特征：

1、网络侵权主要发生在互联网空间

互联网上侵权行为的主要特征是加害行为是发生在互联网空间。随着电脑操作技术的日益普及，任何一个掌握网络基本操作知识的人，只要登录互联网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实施侵权行为，导致网络上侵权行为也日渐普及和多样化。

2、互联网上侵权的责任承担者主要是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非网络环境的侵权，具有相应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自己实施加害行为的，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在网络环境下发生的侵权行为，自己责任原则仍然适用，即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要对自己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

此外，对于网络用户实施的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的注意义务，或者经过被侵权人的通知而未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侵权行为的继续，则可能依侵权法的规定而承担相应的连带侵权责任。

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和分散性，在互联网空间发生的侵权行为往往很难确定实际侵权行为人，或者即使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追踪但维权成本过高。因此，在法律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被侵权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大多会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

3、网络侵权的侵害对象主要是非物质形态的民事权益

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决定了互联网上侵权所侵害的权益的特殊性。互联网上侵权行为所针对的往往都是受害人非物质形态的权益，如对人格权的侵害一般限于对名誉权、隐私权、姓名权、肖像权和人格尊严的侵害，而不会涉及对物质性质的人格权如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的侵害，通常也不会涉及对人身自由权的侵害。互联网上侵权的大量案件涉及对知识产权尤其是著作权的侵害，但是一般不会涉及对所有权或者其他物权的侵害。

4、网络侵权的损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及无限扩展性

由于网络侵权行为所针对的多为受害人的非物质形态的权益，导致的侵权后果往往是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其损害结果难以计量。并且，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殊性，导致的侵害后果也具有不确定性。如对于传播的范围、人数等等均无法通过量化的手段加以确认。

由于网络传播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其侵权后果影响范围也是传统的侵权方式所不可比拟的。网络侵权无需传统的载体，只需借助无形的高速运转的网络进行上传，全世界的网络用户都可以访问载有侵权内容的网站，其他网络也可以轻易地为带有侵权内容的网页设置链接。而且网络的互动性使得他人不仅仅是被动地阅读或使用侵权标的，还可以随意删节、添加、改动，并以 电子 邮件或其他超链接方式广为传播，造成侵权的内容迅速扩展。

5、网络侵权面临实际的诉讼难题

互联网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其可以即时更新，网站上的页面和内容处于不断的更新和维护当中。涉嫌侵权行为的信息有可能因为页面的更新而被其他内容代替。另外，从证据学的角度，网页上的资料由于其具有可更改性，不能够直接下载打印作为证据使用，而是需要由公证机关进行证据保全。

网络传播不受地域限制的特征和网站之间的无限链接以及加害行为实施地和损害后果地的认定之困难，给侵权责任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国际私法都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案件难以确定侵权行为地，导致法院在行使管辖权方面陷入困境。

网络侵权不是指侵害某种特定权利或利益的具体侵权行为，也不属于在构成要件方面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侵权行为，而是指一切发生于互联网空间的侵权行为。对互联网上侵权行为的研究，是对互联网空间内发生的各种侵权行为的研究，以此与发生在实在的物理空间的侵权、纸媒体上的侵权以及广播电视媒体上的侵权区别开来。[2]适用于传统侵权领域的各类侵权法规范均适用于网络侵权领域。但由于网络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在互联网产业的发展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二者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仍需要做出利益的平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侵权责任法》将网络侵权行为做出了专门的规定。

（二）立法过程中的主要争议

将网络侵权行为纳入侵权法的调整范围已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在立法过程中来自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学者、法官、律师等不同的层面均有不同的声音，对很多问题仍存在许多的争议。

1、全面规定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还是非全面的规定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组成比较复杂，主要有网络信息传输基础服务提供者、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网络信息搜索服务提供者、网络链接服务提供者以及综合服务提供者等。实践中，最容易发生网络侵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是网络接入服务者和网络内容服务商。

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简称isp），是指为网络用户的上网提供接入服务和其他技术支持的服务提供者。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的接入服务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调制解调器用电话线路连通网络；二是通过电缆专线等固定线路接通网络；三是宽带传输。比如

（三）通知的后果

1、侵权行为的认定

《侵权责任法》36条的通知条款赋予了被侵权人对于侵权行为通知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被侵权人可以不经法院的审理，自行判断侵权行为的成立。通知中所述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以及 网络 服务提供者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仍然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做出最终的判决。

《侵权责任法》赋予被侵权人通知的权利，并不意味着被侵权人可以不经法院的审理，自行判断侵权行为的成立。通知中所述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需要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仍然需要经过法院审判做出最终的判决。也就是说，认定是否构成侵权的权利在于法院。如果经过法院审理认为通知中所述行为不构成侵权，没有侵犯通知发出人的合法权益，而因为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给相关的网络用户造成了损失而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通知发出人应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国务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4条即规定了因权利人的错误通知而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0]

法院对于网络用户是否构成侵权，应当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相关的 法律 规定做出判断。比如，原告主张其名誉权受到侵害，被告的责任构成则应符合以下要件：（1）侵权人（网络用户）传播了不利于被侵权人名誉的信息（且不存在相关的免责事由）；（2）被侵权人有损害（可以是单纯的精神损害，也可以包括相关的财产损失）；（3）传播不利于被侵权人名誉之信息的行为与被侵权人之间的损害存在因果关系；（4）侵权人有过错。

符合这些构成要件，网络用户就应当对通知前已经造成的损害承担单独的侵权责任。在网络用户构成侵权责任的前提下，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被确认“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则与网络用户一起对接到通知之后扩大的损害部分承担连带责任。

2、错误通知的后果

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合同关系，如果仅仅凭借所谓被侵权人的一纸通知就对相关的信息服务采取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有可能被该网络用户主张违约。如果经过法院审理不构成侵权，没有侵犯通知发出人的合法权益，而因为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给相关的网络用户造成了损失而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通知发出人应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国务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4条即规定了因权利人的错误通知而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1]

3、反通知

接到通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避免因为自己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措施而承担违约责任，可以向涉嫌侵权的用户披露自己接到的通知。涉嫌侵权的网络用户如果认为自己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可以反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恢复被阻止访问的信息。

4、担保

对于一些明显的侵害著作权、隐私权等行为，比较容易认定是否构成侵权。但在很多情况下，通知中所属事实是否属实，侵权行为是否成立等都难以准确认定。既然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权在于法院，则在法院判决之前，通知的发出者和网络服务提供者都无法准确判断侵权是否成立。网络服务提供者应通知人的要求而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的措施，是要承担违约风险的。由此，网络服务提供者将陷入侵权赔偿和违约责任的两难境地。因此，本文主张，应当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通知发出者提供担保的权利。当接到通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难以认定通知事项是否构成侵权而担心承担违约责任时，有权要求通知发出人提供相应的担保，以便要求其承担因错误通知而导致的赔偿责任。

（四）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理解

通知规则下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被侵权人的通知后应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的措施，阻止公众访问侵权信息。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权利人的通知置若罔闻，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是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对于这种不作为行为，一旦认定直接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成立，网络服务提供者则要承担侵权法上的责任。

所谓“及时”，是指在接到被侵权人的通知后，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的合理时间。这应当结合技术方面予以具体分析，而不应当是一个标准的时间。至于在具体的案件中，是否达到了“及时”的标准，将有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所谓“必要的措施”，是指足以防止侵权行为继续和侵害后果扩大的措施。《侵权责任法》第36条列举了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三种措施，但并未指明针对何种行为采取何种措施，而且也不限于所列举的三项措施。本文认为，究竟采取哪种措施需要根据在具体的事件中是否能够制止侵权行为而定。能够制止侵权，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的，即为必要的措施。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将根据各自所提供的网络服务的类型不同以及实际情况选择使用各种可行的技术手段。

（五）损害的扩大部分

“损害的扩大部分”，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被侵权人的通知后未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公众继续访问侵权信息而导致侵权后果进一步扩大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接到通知之前已经造成的损害后果，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单独承担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无需对此承担任何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仅对接到通知以后未采取措施而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同时，本文认为，采取必要措施应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客观上及技术上可行的范围为限。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虽然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仍然未能阻止损害结果的进一步扩大，则网络服务提供者不需要对此承担侵权责任。

（六）连带责任

在通知条款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被侵权人通知后未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导致损害扩大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就损害扩大部分与直接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由于互联网用户匿名性和分散性的特点，直接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不易确定，而且其赔偿能力明显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此，实践中便往往出现被侵权人指网络服务提供者，要求其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而实际上，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承担了其最终责任，其追偿权几乎难以实现。从这个角度讲，侵权法似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

四、“知道条款”下对网络用户侵权造成损害的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款被称为网络侵权责任的“知道条款”。也就是说，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主动采取必要的措施，则要对于全部的损害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一） 知道

1、知道的含义

《侵权责任法》第一次审议稿和第二次审议稿都以“明知”作为该款所规定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而在第三次审议稿中，立法者采纳了一些意见将其改为“知道或应当知道”。最终审议时，改为“知道”。

从解释学角度，“知道”包括“明知”和“应知”两种主观状态。对于该款“知道”的含义，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多数学者主张将“知道”解释为“明知”；[12]也有观点认为“知道”包括“明知”和“应知”两种情况，但是需要法官在操作层面区分不同的标准予以判定；[13]还有观点提出将“知道”解释为“推定知道”或者“有理由知道”[14]。

以“应知”作为判断标准，则令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相当的注意义务，显然会加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负担，不利于互联网行业的 发展 ，也必将影响社会整体利益。而且在实务中法官以何种标准来判断“应知”，将成为新的难题。本文认为，此处的“知道”仍应当解释为“明知”。只是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不同的权利保护对象，其“明知”的标准不同而已。

2、知道的判断

如果将“知道”解释为“明知”，则需要被侵权人提供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明知”的主观状态。而如何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法律并未做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明知”将成为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法官可以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类型、具体案件侵害的权利种类以及保护对象的范围等方面综合判断。

（二）注意义务

既然网络服务提供者要对其知道的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就要讨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的问题。

1997年8月1日生效的德国《规定信息和通讯服务的一般条件的联邦立法》（简称《多媒体法》），提出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的原则：服务提供者根据一般法律对自己提供的内容负责；若提供的是他人的内容，服务提供者只有在了解这些内容、在技术上有可能阻止其传播的情况下对内容负责；他人提供的内容，在服务提供者的途径中传播，服务提供者不对其内容负责；根据用户要求自动和短时间地提供他人的内容被认为是传播途径的中介；若服务提供者在不违背电信法有关保守电信秘密规定的情况下了解这些内容、在技术上有可能阻止且进行阻止不超过其承受能力，则有义务按一般法律阻止利用违法的内容。[15]这些原则可以视为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的列举。

综合各国法律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本文认为在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大致如下：

1、一般注意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所传输的第三方制作的信息（包括其他网站或是用户自己编辑的信息），应当承担一种一般性的义务。[16]从比较法的角度，虽然互联网被称为第四媒体，但各国法律大多认为网络服务提供商不承担传统媒体的普遍审查义务。[17]网络服务商并不对其所传输的所有的信息负有审查义务，但其应该采取一些过滤技术防止侵权性信息的传播。另外，对于一些明显的侵权性信息及时进行删除。[18]

2、对网络用户的告知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网络用户应当承担告知义务，如告知网络使用方法、付费方法、隐私权政策、注意事项等。因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有义务向其用户释明和告知其各项权利义务。同时，在对网络用户涉嫌侵权的信息加以删除、屏蔽和断开链接时，也可以成为其与网络用户之间网络服务合同是否违约的抗辩事由。

3、提供加害人资料的义务

当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提供者了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时，如经法定程序，网络服务提供者有义务提供加害人的登录资料，比如个人注册信息等，协助受害人查找实际的侵权行为人。当然，该义务的行使要符合法律规定，并经过法定程序，否则可能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用户的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 计算 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著作权人要求其提供侵权行为人在其网络的注册资料以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追究其相应的侵权责任。”根据该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有义务提供侵权行为人的注册资料。

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网络用户的注册资料还可能产生与该网络用户的隐私权相冲突的问题。

（三）普遍审查义务之否认

如果以“应知”的标准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则其要承担普遍审查义务。而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等同于传统的出版者地位方面几乎达成一致的意见，即由于互联网行业的特点，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对海量的信息无法做到事先审查。从技术上虽然可以采取一些过滤手段，但是难以做到全面的审查。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等同于传统出版社的地位，也不可能承担普遍审查义务。

（四）通知条款与知道条款在适用上的关系

尽管法律没有规定通知条款为一般适用的规则、知道条款为特殊（例外）适用的规则，但是从立法过程中两个款项位置的调整这一情况来看，仍然应当将通知条款理解为一般适用的条款，将知道条款理解为特殊或者例外情况下适用的条款。理由是：（1）如果没有这样的适用规则，声称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任何情况下都会倾向于依据知道条款主张权利，排除通知条款的适用，使得通知条款形同虚设。这显然不是立法者的本意。（2）普遍地让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知道条款下的侵权责任，无疑大大加重了其审查和诉讼负担，有失利益平衡。知道条款作为例外的适用条款，其适用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网络服务提供者确实知道相关的侵权事实；（2）侵权时的情节恶劣，后果严重。

五、结语

《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为网络侵权行为提供了较为规范的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法律规范的原则性，本条在实务中将遇到很多操作性难题，还有待有权的司法解释予以完善。作者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1款更多的理解还是一个宣示性条款，其适用于“自己侵权责任”之认定，必须与第6条第1款、第22条及著作权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相结合；《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作为“通知条款”应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对网络用户造成的损害之责任的一般规则，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权力在法院而非当事人，网络用户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只是声称被侵权的发出过通知的人获得权的基础；《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作为“知道条款” 应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对网络用户造成的损害之责任的特殊（例外）规则，只是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越过第2款的规定，迳行依据“知道条款”主张权利，且“知道”应当理解为“明知”，不包括“应知”。

注释:

侵权责任法篇4

Abstract:In China, the Tort Liability Act's introduction changed the history of the area of tort law, the paper start from the legislative point of view, the overall situation, starting with the legislative level discussion of its inherent complementarity and civil law, the legal meaning of the Act, and to integrate theory with reality, from the value of the level of significance dig this law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rule of law aims to mak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关键词:侵权责任法 评析 价值

Key words:Tort Liability Act analysis value

作者简介:王倩(1990-),女,重庆黔江人,西南大学法学院,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法学。

一、从历史发展的横向和纵向上评析

(一)横向分析

侵权责任法是保护民事法律权利的重要制度。侵权责任法是具体权利实现的法律保障,是宪法基本思想指导下的民法的具体化,丰富了民法规范的内容,填补了相关权利的法律空白,起到了事前和事后调整权利义务分配的作用。在我国,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三驾马车,《合同法》是维护动态交易安全的,《物权法》是固定静态物权归属的,而姗姗来迟的《侵权责任法》是继《物权法》之后,民法典中另一部重要的支架性法律,是保护物权免受侵犯及受侵犯后如何救济的,对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减少民事纠纷,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侵权责任法是侵害民事权益后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大体上来讲是实体法,但是我们在分析时,其中内容更多关注于它在立法时间轴上的变化,在横向与个相关法的关系,使之具有动感,侧重到了一定的程序问题。比如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通过列举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多角度程序化地保护了被侵权者的利益。再而,侵权责任法属于基本法,应有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但是却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有违宪之嫌,应当借助这一实例改革立法权限的横向配置问题,即调整并限制各级国家机关的立法权限,加强人大的实然立法权,完善我国的立法制度。具体说来,在横向上看侵权责任法的地位与作用可以概括为:其一,全面性、多层次的规定有利于弥补民法体系的漏洞。例如,现代民法所谓“使用人责任”,是由“雇用人责任”发展而来,民法通则未规定“使用人责任”。为弥补这一漏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专门规定了雇用人责任,缩小了针对范围,当然更加合理,更加符合公平原则。其二,《侵权责任法(草案)》没有弥补《民法通则》有关漏洞。比如应当将破坏环境的行为与污染环境的为一并规定,具体内容在阐述本法不足之处时再作说明。其三,本法虽与《民法通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本法的规定衍生出了一个特别法优先的原则,然后每一章节以下的法条在这个大框架引子之外,就针对现实中出现的一般特殊情况经行了额外规定。

(二)纵向分析

近半个世纪以来,侵权责任法在规定内容上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伴随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民法典,早期以维护财产权利为核心,辅之少量的人身权利。第二,责任方式不断增多。早期民法典以保护财产权利为核心,因此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主要是损害赔偿。现在的民法典,重视保护公民、法人的人身权利,责任方式除损害赔偿外,还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等,并逐渐扩大消除危险的适用范围。第三,举证责任逐渐减弱。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并存时期相适应,为了公平解决侵权纠纷,减少侵权行为,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逐渐减弱。第四,责任主体和赔偿主体逐渐分离。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发展,以及专项赔偿基金的设立。

二、从侵权责任法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评析

(一)理论意义

《侵权责任法》关于侵权责任的立法举措,对进一步构建公平合理的侵权责任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法所规定的事项及内容基本实现了立法的内在价值,即公平正义,预估的立法效益较高,能以牺牲小部分侵权者的利益,使得立法效益达到最大化,以实现立法的外在价值。通过立法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主体可以让部分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得以实现,基本实现了利益平衡,也体现了立法的双重目的;同时,立法的精神、原则也贯穿其中,坚持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法条内容的前后呼应体现了法制统一性原则,法对于牺牲的部分利益进行适当的补偿,体现了法的道义,立足“以人为本”,突出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二)现实意义

侵权责任法既保护了被侵权人,又减少了侵权行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等人身权,享有所有权、使用权等物权,有合同等债权,享有著作权、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减少侵权行为也是建立和完善侵权责任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发生侵权行为后,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要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通过损害赔偿等方式,弥补被侵权人损失,消除影响,恢复原状,如使受污染的环境得以治理,受损害的健康得以康复。侵权责任法律法所规定的内容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促使侵权人吸取教训,其他人保持警惕,达到减少侵权行为目的。本法通过保护被侵权人和减少侵权行为,从民事制度上进一步保护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唐义红.论惩罚性赔偿[M]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6)

[2]穆晓睦.校园伤害案件若干焦点问题研究[M].成都大学学报2007,21(12)

侵权责任法篇5

内容提要: 对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进行全面解说十分必要。对该部法律的法律结构和立法模式、一般条款和保护客体、归责事由、多数人的侵权行为、人身损害的赔偿、财产损失的计算、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精神损害赔偿、停止侵害请求权、使用人责任、网络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惩罚性赔偿、建筑物责任等十四个方面进行解读，串引了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几乎全部制度。通过对该法制定前的学说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一系列司法解释发展脉络的总结分析，以及对该法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相同、相关制度的对应性比较考察，既有对各条款基本文义的解释，又有条款设计的妥当性论证，向读者传达了关于中国侵权责任法主要制度的立法理由说明。

引言

中国迄今未制定民法典。由居于基本法地位的现行民法通则（1986年），统率物权法（2007年）、合同法（1999年）、婚姻法（1980年、2001 年修改）、收养法（1991年）、继承法（1985年）和侵权责任法（2009年）等民事单行法，构成现行民事立法体系。现行民法通则，不是民法典的总则，它不仅规定民法总则的内容（第1、2、3、4、7章），还规定民法分则的内容（第5、6章）及国际私法的内容（第8章）。侵权责任法的制定，[1]以《民法通则》第6章民事责任的第1节“一般规定”、第3节“侵权的民事责任”、第4节“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为基础，总结民法通则实施以来的裁判实践经验和民法理论研究成果，并广泛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包括参考借鉴日本的经验。

一、法律结构与立法模式

本法采“总则、分则”结构。“总则”3章：第1章一般规定（第1-5条）；第2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第6-25条）；第3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第26—31条）；“分则”8章：第4章关于责任主体的特殊规定（第32—40条）；第5章产品责任（第41—47条）；第6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第 48—53条）；第7章医疗损害责任（第54—64条）；第8章环境污染责任（第65—68条）；第9章高度危险责任（第69—77条）；第10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第78—84条）；第11章物件损害责任（第85—91条）；第12章附则（第92条）。共12章，92个条文。

须说明的是，第4章实际是监护人责任、使用人责任、网络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及未成年人受损害等内容的“杂烩”，虽以“关于责任主体的特别规定”为章名，但仍属于分则规定。法律草案之执笔人未必不知本章章名之不妥，问题是因本章内容之“杂”而难于确定一个适当的章名。[2]

中国民法学界关于侵权责任法的制定，有两种立法模式：第一种立法模式，强调借鉴英美法的经验，制定“涵盖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损害类型”的所谓“大侵权法”，主张“尽可能穷尽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侵权行为类型”，亦即所谓“类型化”立法模式。[3]第二种立法模式，即“一般条款＋特别列举”模式，主张借鉴欧盟民法典侵权行为编的经验，设立一项一般条款作为统一的侵权责任请求权基础，然后列举规定社会生活中最主要、最常见的侵权行为类型和准侵权行为类型。这些列举性规定，不重复规定侵权责任请求权基础的共性问题，仅着重解决各类侵权行为或准侵权行为在归责原则、免责事由、损害赔偿或者责任承担等方面的特殊问题。 [4]

本法并未涵盖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损害类型，其第5章规定产品责任、第6章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第7章规定医疗损害责任、第8章规定环境污染责任、第9章规定高度危险责任、第10章规定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第11章规定物件损害责任，再加上第4章规定的监护人责任、使用人责任、网络侵权责任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总共是11种侵权行为类型，接近于前述第二种立法模式。

二、一般条款、保护客体

第2条：“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

“本法所称民事权益，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婚姻自、监护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发现权、股权、继承权等人身、财产权益。”

民法理论上所谓侵权法“一般条款”，或称“概括条款”，是指侵权责任法基础性的规定。“一般条款”，应当包含三项要素：保护客体、归责事由、责任形式。例如，日本民法第709条规定：“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人，对因此所发生的损害负赔偿责任。”[5]其中，“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是保护客体，“故意或过失”是归责事由，“赔偿责任”是责任形式。

本条第一款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民事权益”为保护客体，并由本条第二款进一步对“民事权益”予以限定；“依照本法”，指依照本法关于侵权责任之归责事由的规定及依照本法关于应承担侵权责任之责任形式的规定。[6]可见第2条为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相当于《日本民法》第709条的规定。

现行《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规定的“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并未限定于“财产权”、“人身权”。据此，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解释侵权法保护客体不以“民事权利”为限，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及尚不构成权利的“财产利益”、“人身利益”。无论侵害民事权利，或者侵害民事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均可成立侵权责任。

本条第一款在《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规定基础上，根据其实施以来的民法理论和实践经验，用“民事权益”概念代替原文所谓“财产、人身”，作为侵权责任法保护客体，并且设立第二款，以列举方式规定“民事权益”定义。作为侵权法保护客体的“民事权益”，包括“民事权利”和尚不构成民事权利的“合法利益”。从本条第二款所列举的18种民事权利可知，此“民事权利”以“绝对权”为限。[7]民事权利之外的“合法利益”，包括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根据《民法通则》实行以来的裁判实践，受保护的人身利益包括死者名誉、死者肖像、家庭生活安宁等；受保护的财产利益包括财产的占有、可得利益（纯经济损失）、网络虚拟财产等。

按照中国民法理论和实践，关于侵权责任之成立，无所谓“违法性”要件，民法通则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亦仅规定“侵害”，而未规定“不法侵害”或者“违法侵害”，在裁判实践中，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均可成立侵权责任。因此，本法第2条及以下条文均仅言“侵害”，而不论“侵害”之是否属于“不法”。此与德国民法（第823条）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4条）之法律条文明示“不法侵害”，学说判例以加害行为有“违法性”作为侵权责任之成立要件不同。 [8]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法条文（第 709条）并无“违法”一语，但学说判例一直存在“违法性要件之要否”的争论，且“违法性要件肯定说”为多数说，“违法性要件否定说”为少数说。[9]中国侵权责任法及学说判例不承认“违法性”要件，与日本的少数说一致。

三、归责事由

（一）本法采二元归责

中国民法学界关于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一直存在分歧。有所谓“三原则说”、“二原则说”和“一原则说”。所谓“三原则说”，认为中国侵权责任法并存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三项归责原则。所谓“二原则说”，认为只有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两项归责原则。所谓“公平责任”，实质是在极特殊情形，法律规定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属于“特殊救济措施”，并非归责原则。所谓“一原则说”，认为侵权责任法仅有过错责任一项归责原则，法律规定不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要件，亦属于“例外规定”，不得称为归责原则。[10]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法律委员会就《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作了说明，明确指出“我国侵权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相结合的原则”。[11]本法第6条是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第7条是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可见本法采取“二原则说”，应无疑义。

此与日本侵权行为法不同。日本民法侵权行为法（第709—724条），作为规定侵权责任的一般法，是采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规定在特别法中。[12]

（二）过错责任原则

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国民法理论和实践，一般不区分“故意”和“过失”，而统称“过错”，因此也不区分“故意侵权行为”与“过失侵权行为”。[13]本条第一款关于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是以《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的规定为基础[14]加以简化而成，更加简明、准确，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本意。本条第二款关于“过错推定” 的规定，是新增的。从第二款的编排位置可知，起草人并未将“过错推定”作为一项单独的“归责原则”，而是作为本条第一款“过错责任原则”的特别规定。

按照本条规定，凡属于法律规定“推定过错”的案型应适用第二款规定，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后果由被告（加害人）负担；凡属于法律未规定“推定过错”的案型，则应适用第一款规定，举证责任及举证不能的后果一般应由原告（受害人）负担。

本法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的案型主要是：第38条关于无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受人身损害责任的规定、第81条关于动物园的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第85条关于建筑物管理瑕疵损害责任的规定、第87条关于高楼抛物损害补偿的规定、第88条关于堆放物倒塌损害责任的规定、第90条关于林木折断致人损害责任的规定、第91条第二款关于窨井等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的规定。可见，本法关于推定过错的规定，除第38条外，都是“物（包括动物）”造成的损害，即传统民法所谓“准侵权”。

按照日本民法的规定，适用“推定过失责任”的侵权行为类型包括：监护人责任（第714条）、使用人责任（第715条）、土地工作物占有人责任（第717 条）、动物占有人责任（第718条）。其中，监护人责任、使用人责任、动物占有人责任，在中国侵权责任法为无过错责任，值得注意。

须特别说明，本法第7章医疗损害责任，也属于过错责任。[15]但立法机关考虑到，因诊疗活动的特殊性，具体案件审理中往往难于判断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且举证不能的后果，无论归属于患者方面或者医疗机构方面，均有失公正。因此，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关于“客观过失论”的判例学说，[16]专设若干条文明确规定判断过错的标准，以方便法庭正确判断过错。

这些判断标准是：第55条关于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和取得患者书面同意的规定；[17]第57条关于一般注意义务判断标准的规定；[18]第58条关于“推定过错”的规定；[19]第60条关于医疗机构法定免责事由的规定。[20]因此，人民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责任案件，不应适用第6条第一款过错责任原则关于过错举证的一般规则，被告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应由法庭根据上述条文规定标准予以认定。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

按照本法内部逻辑关系，第7条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其法律意义仅在排除第6条过错责任原则之适用。第7条关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规定本身，并不具有作为裁判根据的意义。要对某种侵权案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法律必须明确规定该类案型不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条件。[21]凡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未明确规定为无过错责任的案型，均应属于本法第6条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本法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案型包括：监护人责任（第32条）；使用人责任（第34、35条）；产品生产者责任（第41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第 48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22]环境污染责任（第65条）；高度危险作业损害责任（第69条）；民用核设施损害责任（第70条）；民用航空器损害责任（第71条）；占有、使用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第72条）；从事高空、高压、地下挖掘或高速轨道运输工具损害责任（第73条）；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第74条）；非法占有高度危险物损害责任（第75条）；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责任（第78、79、80、82条）；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责任（第86条）；公共场所等挖坑损害责任（第91条）。

日本侵权行为法作为规范通常生活的民法，坚持过失责任主义。[23]其唯一例外是第717条关于土地工作物所有人责任的规定，此所有人责任属于无过失责任。[24]日本民法起草人即已指出，对于高速运输工具、矿业等高度危险活动，可通过制定特别法导入无过错责任。[25]迄今日本规定无过失侵权责任的特别法，有矿业法（第109条）、原子力损害赔偿法（第3条）、大气污染防止法（第25条）、水污染防止法（第19条）、制造物责任法（第3条）、垄断禁止法（第25条）、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3条）等。

四、多数人的侵权行为

（一）共同侵权行为

第8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第11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现行《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侵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民法理论和实践关于共同侵权行为之成立是否以各行为人间存在 “意思联络”为要件，存在着分歧意见。[2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以《民法通则》第130条为根据，进一步将共同侵权行为区分为两种：一是“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的共同侵权；二是“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共同侵权。

本法肯定裁判实践的上述思路，就共同侵权行为分设两个条文，第8条规定“共同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第11条规定“分别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唯须注意，本法将共同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责任法共同制度规定于“总则”，此与日本民法（第719条）将共同侵权行为作为特殊侵权行为之一加以规定，[27]稍有不同。第8条所谓“共同实施”一语，指行为人就侵权行为之实施有“意思联络”。若无“意思联络”，不得称为“共同实施”，而应属于“分别实施”。故第8条所谓 “共同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相当于日本民法所谓“主观共同关系”（或“主观的关联共同性”）的共同侵权行为；第11条所谓“分别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相当于日本民法所谓“客观共同关系”（或“客观的关联共同性”）的共同侵权行为。[28]

（二）教唆和帮助

第9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法在共同侵权行为（第8、11条）之外，将“教唆、帮助”规定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行为类型，并根据教唆、帮助的对象之属于成年人或者未成年人，分设为两款规定，与日本民法有所不同。《日本民法》第719条（2）项规定，“教唆或帮助侵权行为人的人视为共同行为人，适用前项规定。”即将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视为”共同侵权行为。

本条第一款规定“教唆、帮助”成年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将教唆、帮助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作为共同侵权行为对待。此与日本民法第719条(2)项规定，并无区别。

但本条第二款针对教唆、帮助“未成年人”设立特别规则，既不明确规定教唆人、帮助人承担连带责任，亦未采第二次审议稿的办法，明确区别规定为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或“相应的责任”，[29]而是笼统规定为教唆人、帮助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立法理由何在？

从本条第二款修改情形，可推知立法者所作的政策考虑是：如本款明确规定教唆人、帮助人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将难于体现对教唆人、帮助人惩戒之目的，且在被教唆、帮助的未成年人（其家庭或监护人）经济地位较优时，受害人将选择请求该未成年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有使教唆人、帮助人逃脱责任之虞；如按照第二次审议稿区别规定为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相应的责任”，则在教唆人、帮助人无赔偿资力的情形，受害人有难于获得全部赔偿甚至难于获得赔偿之虞。

立法者为摆脱此两难困境，干脆将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之侵权责任承担，委托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裁量决定，故本款仅笼统规定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依据此项委托授权，于裁判教唆、帮助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之个案时，如教唆人、帮助人有赔偿资力，当然可以判决其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或者“相应的责任”；如教唆人、帮助人不具有赔偿资力，则可判决教唆人、帮助人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以保障受害人能够获得完全的赔偿。

（三）共同危险行为

第10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加害人的，由加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中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上有所谓“共同危险行为”，指二人以上实施加害行为，各加害行为均可能造成损害，而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情形。在日本民法，称为 “加害者不明的共同侵权行为”。[30]日本民法第719条(1)项后段规定：“在不能知晓共同行为人中由何人加害时，亦同”，即“准用”关于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定，使各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

现行《民法通则》并未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但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认可“共同危险行为”之存在。[31]起草人在总结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共同危险行为”作为一种单独的侵权行为类型加以规定，而与日本民法稍有不同。

按照第10条的规定，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要件有三：一是行为人为多数，即条文所谓“二人以上”；二是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即条文所谓“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三是“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符合这三项要件，即应成立“共同危险行为”，而由各行为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参与共同危险行为之人，可以主张因果关系抗辩以求免责，自不待言。[32]

（四）原因竞合

第12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

侵权法上所谓“原因竞合”，是指多个原因造成同一损害结果而不能按照共同侵权行为处理的侵权行为类型。日本学说判例，称为“竞合权行为”，并作为“共同侵权行为之一种类型”处理。[33]

现行《民法通则》未规定“原因竞合”，而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在“共同侵权行为”之外认可“原因竞合”的存在。[34]起草人在总结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的基础上，专设本条规定“原因竞合”。[35]

按照本条规定，构成“原因竞合”的要件有三：一是“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以区别于第8条“共同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须特别说明的是，对于“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之“二人”不应拘泥，实际情形可能是“二人以上”分别实施的行为发生“竞合”，也可能是“一人”或者“数人”分别实施的行为与“一物”或者“数物” 的“危险性”发生“竞合”。二是“造成同一损害”。此项要件之着重点在损害之“同一性”，即造成的损害是“一个”，而不是“两个”或者“多个”。三是各个原因“都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此项要件的着重点是，各个原因都不足以造成“损害”或者不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必须各个原因“结合”才造成“全部损害”。反之，如果各个原因“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则应根据本法第11条的规定成立“分别实施”的共同侵权行为，而由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按照本条规定，构成“原因竞合”的法律效果是：“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条文未明示“确定责任大小”的标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第3条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以“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为标准。如果既难于比较“过失大小”，也难于比较“原因力比例”，则应当根据本条末句，使各责任人平均承担赔偿责任。本条规定“原因竞合”的法律效果，为各行为人承担按份责任，与日本判例有所不同，值得注意。[36]

五、人身损害的赔偿

第16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人。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17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本法第16条规定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死亡的赔偿项目，但在同一事故造成多人死亡时，为便于解决纠纷，避免所谓“同命不同价”的不合理结果，实践中往往采用同一死亡赔偿金数额。起草人将此项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规则，规定在第17条。

中国民法所谓“死亡赔偿金”，性质上是对死者遗属的精神损害赔偿，学术界无争议。其根据是现行民法通则第9条关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规定。[37]所谓“残疾赔偿金”，究竟属于对残疾者的精神损害赔偿，抑或属于对残疾者“逸失利益”之赔偿，学术界存在分歧。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2001)，已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损害赔偿。[38]此项解释表明，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损害赔偿，是中国裁判实践的一贯立场。因此，本法第16条、第17条所谓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而不是所谓“逸失利益”的赔偿，值得注意。

须补充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损害赔偿，但在裁判实践中具体计算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数额时，仍然采用与“逸失利益赔偿”大体相同的计算方法。[39]这样计算得出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虽然性质上属于对残疾者本人或对死者遗属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在给予残疾者本人或死者遗属精神抚慰的同时，当然可以作为“被扶养人生活费”之用，因此本条不再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40]

六、财产损失的计算

第19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

损害赔偿责任的目的在于填补受害人所受损害，故应根据受害人实际受到的财产损失，确定侵权人所应支付的损害赔偿金数额。本条明示“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此与日本民法不同。

日本民法并无“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这样的硬性规定。损害认定的原则是，财产灭失情形以其交换价值，财产毁损情形以其交换价值的减少额，作为损害额。[41]但在财产灭失之后市场价格发生变动情形，应以侵权行为发生时至案件口头辩论终结时之间的“最高价格”作为损害赔偿额算定的基准。如果受害人难于举证证明损害额，则依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48条的规定，法庭可根据口头辩论的宗旨及证据调查的结果认定相当的损害额。

本条所谓“其他方式”，指依法不能自由买卖的“财产”，因无“市场价格”，只能采用别的计算方式。依解释，此所谓“其他方式”包括：于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定有计算标准的情形，指采用该规定的计算标准；无规定的计算标准，当然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约定计算标准或者协商确定财产损失金额；在既没有规定的计算标准，也不能通过协商约定计算标准或者确定损失金额的情形，法庭可以根据公平原则确定赔偿金额，自不待言。

七、侵害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赔偿

第20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赔偿；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具体赔偿数额。”

人身权益受侵害，因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名誉、隐私不能计算金钱价值，往往难以计算受害人所遭受的实际财产损失。裁判实践中采取以侵权人所获财产利益作为被侵权人所受财产损失的办法。若干年前某地方人民法院审理的擅自采用某著名田径运动员肖像制作商业广告的案件，即已采用这一办法。本条将此项实践做法上升为法律条文，具有意义。

须注意的是，侵害“人身权益”中的“生命、身体、健康”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及非财产损失）之计算，已在本法第16条规定。因此，本条第2句“被侵权人的损失难以确定，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的，按照其获得的利益赔偿”，应指侵害“生命、身体、健康”之外的“人身权益”，如侵害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的情形。

八、精神损害赔偿

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现行《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人格权受侵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却未规定生命、身体、健康权受侵害，可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为弥补此项漏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解释（2001）第1条明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及其他人格利益受侵害，受害人均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43]

起草人肯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设立本条规定，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大体对应于《日本民法》第710 条关于“财产以外的损害的赔偿”、第711条关于“对近亲属的损害赔偿”的规定。[44]日本民法所谓“财产以外的损害的赔偿”，其具体形式称为“慰谢金”；[45]中国民法所谓“精神损害赔偿”，其具体形式称为“精神损害抚慰金”。[46]

但须注意，本条所谓“人身权益”概念，包含“生命、身体、健康”在内。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致人残疾或者死亡，按照本法第16条规定，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有权请求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如前所述，此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属于精神损害赔偿。因此，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致他人残疾、死亡情形，受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在依据本法第16条获得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之后，不得再依据本条规定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九、停止侵害请求权

第21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

中国民法理论和实践，认可对进行中的加害行为、妨害行为或危险状态，受害人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请求权。现行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亦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故特设本条规定。

须注意的是，停止侵害请求权，其立法目的在于及时制止那些刚发生的、进行中的侵权行为，以避免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显然不能适用一审普通程序，而要求创设一种类似于英美法申请禁止令(injunc-tion)那样的新程序。在立法机关修改民事诉讼法创设类似fp禁止令程序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解释意见第162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的申请先行作出停止侵害的裁定。[47]

本法所谓“停止侵害请求权”，相当于日本法上的“差止请求权”。例如，对于商号的不正当使用、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知识产权等，商法（第20条）、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第3条第一款）、专利法（第100条第一款）、著作权法（第112条第一款）有差止请求权的明文规定。日本民法，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差止请求权，但裁判实践中认可差止请求权。[48]差止请求权，在程序上采用事先保全的方法，值得重视。[49]

十、使用人责任

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自己受到伤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民法通则》未规定“使用人责任”。为弥补这一漏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2003）第9条，创设雇用人责任。[50]起草人在总结裁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将“雇用人责任”改名为“使用人责任”，并区分为“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使用关系和个人之间的使用关系，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工作人员之间的使用关系，第35条规定个人之间的使用关系。又考虑到“劳务派遣”的特殊性，在第34条设第二款，规定被派遣的工作人员致人损害的责任。

关于使用人责任，有两种立法例：一为无过失责任，如法国民法第1384条第5项规定，及英美法上的替代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二为推定过失责任，如德国民法第831条、瑞士债务法第55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88条。[51]就公平正义而言，使用人利用他人扩大其活动范围，依报偿责任理论，理应承担被使用人侵害他人权益所生损害赔偿责任。且被使用人通常不具备赔偿资力，唯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始足以保障受害人获得完全赔偿。故从立法政策考量，此两种立法例，以无过失责任为优。[52]

特别考虑到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人多数是现代化企业，其对雇员之招聘、选任、监督、管理，往往有严格制度。于雇员执行职务中造成他人损害情形，使用人易于举证证明自己对于雇员之选任、监督不存在过失而逃脱责任，最终使遭受损害之他人不能获得赔偿，致使用人责任制度救济受害人的法律目的落空。即使在法院裁判实务上，对于使用人的举证免责作严格限制甚至一概不予认可，但法律既有举证免责之规定，使用人往往不同意和解，难免在诉讼上多方设法证明自己无选任监督过失，造成诉讼资源浪费。[53]有鉴于此，本法关于使用人责任制度之设计，采取法国民法和英美法之无过失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法第715条(1)项规定：“为某事业使用他人的人，对于被使用人在其事业的执行中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负赔偿责任。但使用人对于被用人的选任及其事业执行的监督已尽相当的注意，或者即使尽到相当的注意，损害仍不免发生时，不在此限。”显而易见，采推定过失责任。但在判例上，使用人主张选任、监督上的无过失抗辩统统不被认可，使得第715条(1)项第二句关于使用人免责抗辩的规定，成为一个“空洞条文”。[54]其结果是日本民法第 715条规定的使用人责任在实际上成为无过失责任。[55]

关于使用人责任的另一个问题是，使用人对于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可否对造成损害的被使用人行使“追偿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解释(2003)》第9条末句规定，“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法律委员会考虑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形，被使用人大多数属于工薪劳动者，依赖工薪收入维持自己和家庭生计，其工薪报酬本来就很低，使用人行使追偿权之结果，往往导致被使用人及其家庭生活陷于困境。对一些工薪报酬较高的行业而言，使用人行使追偿权仍然有其合理性，自不待言。但是，哪些使用关系可以认可追偿权，哪些使用关系不宜认可追偿权，情况比较复杂；即使适宜认可追偿权，其追偿条件如何设置，哪些以“故意”为条件，哪些以“重大过失”为条件，哪些有“一般过失”即可追偿，亦难以具体规定。因此，法律委员会决定，本法不就追偿权作一般规定，而将应否认可追偿权、追偿权行使条件及追偿额比例，委托人民法院于裁判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日本民法第715条(3)项规定：“前两项的规定，不妨碍使用人或者监督人对被用人行使求偿权。”对于此项规定如何理解，存在分歧意见。[56]关于追偿权的另一个问题是，于认可使用人行使追偿权情形，是认可“全额追偿”，还是“限额追偿”？近时的学说认为，使用人向受害人支付损害赔偿金后，如果该金额可以全部从被用人追偿，结果是被用人最终承担全部责任，违背使用人责任制度的立法目地，因此必须对使用人追偿权的行使进行限制。[57]最高裁判所昭和51 年7月8日判例，根据诚信原则和权利滥用的法理，对使用人追偿额限制在四分之一限度内。[58]上述关于追偿权的学说判例，值得重视。

本法所谓“因执行工作任务”，即日本民法（第715条）所谓的“执行职务”。因此，人民法院于判断被使用人是否属于“因执行工作任务”时，可以参考日本判例认定是否属于“执行职务”之“行为外观”理论。[59]凡被使用人之“行为外观”，具有执行工作任务之形式，客观上足以使他人认定其为执行工作任务，即使属于滥用职务行为、怠于执行工作任务行为，或者利用执行工作任务之机会及与执行工作任务之时间和场所有密切关系的行为，均应认定为“执行工作任务”。

最后须说明的是，第34条第一款所谓“用人单位”，应包含公、私企业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在内，因此本法未专条规定所谓“公务员之侵权行为”。第34条第一款将取代《民法通则》第121条[60]成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行为之一般法，而《行政诉讼法》（第67、68条）关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权责任的规定[61]及《国家赔偿法》（1994年制定、2010年修改），均应属于第34条第一款的特别法。

十一、网络侵权行为

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近年来利用网络侵害他人名誉、隐私等人格权的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要求通过立法规制网络侵权。本法适应这一要求，设立本条。本条设3款：第一款规定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依据本款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该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第二款规定受害人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及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情形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依据本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受害人通知后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即可免于承担侵权责任；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判断采取措施之是否“及时”及计算“损害的扩大部分”，应当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之时点为准。第三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依据本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的要件：一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二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必要措施”。判断被告是否“知道”，应采客观标准即网络服务行业的其他经营者处于同一情形是否“知道”，而不是主观标准即被告自己当时是否知道，自不待言。但考虑到现代互联网信息爆炸的实际情形，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高、过严的注意义务并不现实，从本条3款规定的内容及安排顺序解释，无论是判断被告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判断其是否“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均可以“接到通知”为基准。“接到通知”，即构成“知道”，“接到通知”后仍“未采取必要措施”，即应判决该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十二、安全保障义务

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中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引进德国法院判例形成的“交易安全义务”理论，以解决某些公共场所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但德国判例上的“交易安全义务”的适用领域很宽，[62]几乎涵盖了本法全部分则（第5—11章）规定的侵权类型，而中国民法理论和裁判实践创设的“安全保障义务”，只是用来弥补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其适用范围很窄，仅限于提供公用服务的营业服务场所和群众性活动。[63]本法在总结有关理论研究和裁判实践基础上，设立本条规定“安全保障义务”。

按照本条的规定，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被限定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条文列举规定的所谓“公共场所”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从条文列举规定可见，本条所谓“公共场所”，是指向公众提供各种公用服务的“营业服务场所”。考虑到许多大型群众性活动在公共场所举行，例如在体育场馆举行演唱会，可能发生“管理人”责任与“组织者”责任的竞合，如果损害的原因属于公共场所及其设施本身的缺陷，则应由场所管理人承担责任；如果损害的原因不属于场所本身，而属于组织管理瑕疵或者因组织群众性活动临时增设设施的缺陷，则应由组织者承担责任。

按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损害是由第三人造成的，则应当由该第三人对于受害人所受全部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或者组织者，仅在该当事人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不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时，承担与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相应的补充责任。换言之，如果造成损害的该第三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赔偿责任，则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或者组织者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即使该第三人逃逸或者因无赔偿能力根本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管理人或者组织者亦仅承担与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程度相应的赔偿责任，而不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64]

十三、惩罚性赔偿

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中国民法理论和立法．沿袭德国民法理论．坚持民法责任与公法责任的严格区分，因而现行民法通则未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生 “假冒伪劣、缺斤短两”等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严重社会问题，民法学者和消费者协会建议借鉴美国法上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1993年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设第49条规定惩罚性赔偿。[65]但该法第49条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额仅为合同价金的两倍。2008年，中国发生“三鹿奶粉致婴幼儿受害事件”，当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66]

按照本条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被限定于“产品责任”范围内，产品责任之外的侵权行为，不得适用惩罚性损害赔偿，其立法目的值得重视。但本条未规定惩罚性赔偿的“倍数”，而是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将惩罚性赔偿金数额（倍数）之决定，委托给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结合具体案情予以裁量。当造成损害的产品属于“食品”时，《食品安全法》第96条关于可以判处“价款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规定，将作为本条规定之特别法而优先适用，自不待言。

日本民法迄今未规定惩罚性损害赔偿，且判例、通说亦不认可一般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但裁判实践中，法官于计算慰谢金时，基于自由裁量，往往考虑“加害的动机、态样等情事”，增加或减少慰谢金的金额，使慰谢金具有惩罚性，称为惩罚的慰谢金。[67]

十四、建筑物责任

中国民法所谓“建筑物责任”，日本民法称为“土地工作物责任”。日本民法第717条规定土地工作物责任，采推定过失责任。[68]现行《民法通则》第 126条规定建筑物责任，亦采推定过错责任。[69]在裁判实践中，对于“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案型，亦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70]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发生多起房屋、桥梁倒塌事故，造成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巨大损失，建筑物等的安全、质量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考虑到建筑物因不符合安全标准造成倒塌的严重危害性，决定在《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基础上，将建筑物责任区分为建筑物管理瑕疵损害责任（第85条）和建筑物倒塌损害责任（第86条），对于建筑物管理瑕疵损害仍维持推定过错责任，对于建筑物倒塌损害采无过错责任。此外，总结《民法通则》实施以来的裁判实践经验，创设关于从建筑物向外抛掷物品致人损害的责任（第87条）。

（一）建筑物管理瑕疵责任

第85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本条规定情形，既然发生损害的原因，是对于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管理存在“管理、维护瑕疵”，当然应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受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于所有人自己管理情形，由所有人承担责任；所有人委托他人管理情形，由管理人承担责任。条文“造成他人损害”中的“他人”，是指所有人、管理人之外的人，自不待言。

本条第一款还规定，建筑物管理瑕疵损害责任，属于过错推定责任。人民法院裁判建筑物管理瑕疵损害案件，原告（受害人）只须证明自己遭受损害的事实，及证明被告所有或者管理的建筑物等造成自己损害即可，无须证明被告有过错。被告（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按照本条第二款规定，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如有其他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所谓“其他责任人”，是指造成建筑物存在“管理、维护瑕疵”的人。例如，委托装修公司对建筑物等进行装修、修缮、维护，存在装修、修缮、维护的质量瑕疵情形，是指“装修公司”；或者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自己进行装修、修缮、维护，所使用的材料存在质量瑕疵情形，是指瑕疵材料的生产者或者供应商。

本条关于建筑物管理瑕疵损害责任的规定，相当于日本民法第717条关于土地工作物占有人侵权责任之规定，二者均采推定过错（过失）责任。须注意的是，本条（及第86 、87条）所谓“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不分民用、公用，而日本民法第717条所谓“土地工作物”，限于民用。日本“公有公用土地工作物”即“公共设施”，因设置管理瑕疵致人损害，不适用日本民法第717条，而应适用日本国家赔偿法关于无过失责任的规定。[71]

（二）建筑物倒塌损害责任

第86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赔偿后，有其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因其他责任人的原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的，由其他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

本条第一款规定建筑物因缺陷倒塌损害的责任。责任的根据是“因建筑物缺陷”造成建筑物倒塌。所谓“建筑物缺陷”，是指建筑物未达到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安全标准，致建筑物存在对于他人人身、财产的“不合理危险”。

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建筑物因缺陷倒塌损害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此与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缺陷损害责任的规定相同。但本条规定建筑物缺陷倒塌致损的无过错责任，并无任何免责事由。凡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因缺陷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即应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连带承担赔偿责任。“造成他人损害”一语中的 “他人”，泛指因建筑物倒塌遭受损害的一切人，包括建筑物所有人、管理人在内，而与第85条建筑物管理瑕疵损害责任所谓“他人”（不包括所有人、管理人）不同。

本条第一款还规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如有其他责任人，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此所谓“其他责任人”，在建筑物因“设计缺陷”导致倒塌的情形，为“设计人”；在因监理人“未尽监理职责”导致建筑物存在缺陷的情形，为“监理人”；在因“不合格建筑材料”造成建筑物缺陷的情形，为该不合格建筑材料的“生产者”或者“供应商”。

本条第二款规定其他责任人的原因致建筑物倒塌致损的责任。此所谓其他责任人的“原因”，是指建筑物缺陷之外的“原因”。例如：因建筑物所有人、使用人拆除 “承重墙”导致建筑物倒塌；因相邻地挖坑施工、地铁施工动摇地基致建筑物倒塌；因犯罪分子进行爆破导致建筑物倒塌。因此，本款所谓“其他责任人”，是指拆除“承重墙”的建筑物所有人或者使用人，或者挖坑施工和地铁施工的相邻地使用人，或者实施爆破的犯罪分子。

（三）从建筑物抛掷物品损害的补偿

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加害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本条规定“高楼抛物”致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加害人时，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分担损害。本条的法律渊源是罗马法落下物或投掷物致害的“准私犯”规则。按照罗马法，如果从建筑物中落下或投出的任何物品在公共场所造成损害，住户无论是否具有过错，均可受到“落下物或投掷物致害之诉”(actio de effuses et deiectis)的追究，被要求双倍地赔偿损失。同一房间的数名房客将负连带责任。[72]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就高楼抛物致损设立规定，但20世纪80年代某地方法院裁判高楼坠物伤人案件，判决由该单元二层以上业主分担赔偿责任，此后为多数法院仿效，形成判例规则。本条总结人民法院裁判经验，使之上升为法律条文。

本条所谓“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指坠落物品的那个单元二层以上的建筑物使用人（或者所有人），而不包括别的单元的建筑物使用人。本条在确定“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范围后，准用关于“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则，许可属于“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主张因果关系抗辩。最后判决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加害人的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对坠落物品所造成他人的损害“给予补偿”。此所谓“给予补偿”，应当是“平均分担”而不是“连带责任”，自不待言。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09年12月26日通过，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2]这在中国古代立法亦不乏其例，如魏国《法经》第5篇“杂法”，汉《九章律》第5篇“杂律”，唐《永徽律》第10篇“杂律”，唐《开元令》第27篇“杂令”。可见，本章采用“关于责任主体的特别规定”这一章名，出于不得已。

[3]杨立新教授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案》（第二稿），规定了66种侵权行为类型，共182个条文；王利明教授起草的“侵权行为编草案”共235个条文，规定的侵权行为类型更多。参见王利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行为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中国社科院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侵权行为编（共99个条文），即采所谓“一般条款＋特别列举”立法模式。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侵权行为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5]这里引用的是经平成16年《民法现代语化法案》修改后的条文，称为新709条，在原来条文（旧709条）的基础上，增加了“受法律保护的利益”一语。凡本文所引用日本民法条文，均引自渠涛编译：《最新日本民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6]本法第5条规定特别法优先适用原则。迄今“对侵权责任另有特别规定”的法律有：《产品质量法》（第41—46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环境保护法》（第41条）；《水污染防治法》（第85条）；《大气污染防治法》（第62、63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86条）；《民用航空法》（第124、157条）；《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59条）；《电力法》（第60条）；《铁路法》（第58条）、《食品安全法））（第55、96条）等。此外，《行政诉讼法》（第67、68条）和《国家赔偿法》，亦与本法构成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7]本法未采纳学者关于规定“第三人侵害债权”的建议，坚持保护客体中的“民事权利”以绝对权为限，但本法保护客体尚包括不构成权利的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在第三人以引诱、胁迫、欺诈等方式致使合同一方违约使对方遭受经济损失的情形，则合同对方仍有依据本法追究该第三人侵权责任之可能。

[8]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7页。

[9]参见[日]园谷峻：《判例形成的日本新侵权行为法》，赵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2—73页；于敏：《日本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150页。

[10]参见黄芬：《侵权责任法制定中的重大疑难问题》，载《河北法学》2009年第2期。

[11]参见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文件(1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主要问题的汇报》（2008年12月22日），第3页。

[12]参见[日]加藤雅信：《事务管理、不当利得、不法行为》，有斐阁平成14年版，第139—141页。

[13]《日本民法》中关于故意侵权行为与过失侵权行为之“区别否定说”为通说；“区别必要说”为少数说。参见前引[9]园谷峻书，第49—50页。

[14]《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15]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16]日本民法传统上采“主观过失论”，现今多采“客观过失论”（行为义务违反论）参见前引[12]，第154页。

[17]第55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8]第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9]第58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疗机构有过错：(1)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2)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3)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唯须注意，本条所谓“推定过错”属于“不可的推定”，而与本法第6条第二款所谓“推定过错”不同。

[20]第60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1)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2)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3)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1]加藤雅信教授曾谈及“过失责任”与“无过失责任”在条文上的区别：凡条文明示“故意、过失”要件者，即属于“过失责任”；反之，条文未言及“故意、过失”要件者，即属于“无过失责任”。中国侵权责任法亦是如此，凡条文明示“过错”要件者，为“过错责任”；条文未言及“过错”要件者，为“无过错责任”。参见前引[12]，第140—141页。

[22]《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事故造成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人身伤亡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受害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有过错的，根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百分之十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损害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是否属于无过错责任，存有疑问。

[23]参见前引[12]，第139页。

[24]参见前引[12]，第354页。

[25]参见前引[12]，第140页。

[26]主要有所谓“意思联络说”、“共同过错说”、“关联共同说”和“折中说”。参见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55—56页。

[27]《日本民法》第719条规定：“(1)数人因共同侵权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各自对其损害的赔偿负连带责任。在不能知晓共同行为人中由何人加害时，亦同。(2)教唆或帮助侵权行为人的人视为共同行为人，适用前项规定。”

[28]参见前引[12]，第384—386页。

[29]第二次审议稿本条第二款原文是：“教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承担全部责任。教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承担主要责任。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30]参见前引[12]，第395页。

[3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津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第4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危及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并造成损害后果，不能确定实际侵害行为人的，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3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第4条末句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人能够证明损害后果不是由其行为造成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33]日本“判例对于严格意义上不能认定主观关联共同性，又难以认定客观关联共同性的场合也作为共同侵权行为来处理”。参见前引[9]园谷峻书，第343页。

[3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第3条第二款规定：“二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35]“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多数民法中没有类似本条的规定，只有魁北克民法典第1478条规定：数人引起的损害，依他们各自过错的严重程度的比例分担责任。”参见前引[26]王胜明主编书，第69页。

[36]川井教授指出：“尽管说明方法不同，数人的行为竞合致损害发生场合的责任是全部连带责任，或者部分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中的一个，裁判例根据案件的不同按照其中一个处理。作为导出该结论的说明方法是作为共同侵权行为，还是作为独立侵权行为的竞合，或者将按份责任作为独立的侵权行为的竞合来看待，不过是存在上述差异而已。”转引自前引[9]园谷峻书，第345页。

[37]《民法通则》第9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3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第9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1)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2)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3)其他损害情形为精神抚慰金。”

[3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第25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40]值得注意的是，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在规定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之后，仍然保留了“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与《侵权责任法》第16条的规定不一致。《国家赔偿法》第34条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2)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按照国家规定的伤残等级确定，最高不超过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3)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41]参见前引[12]，第283页。

[42]参见前引[12]，第284—285页。

[4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44]《日本民法》第710条规定：“侵害他人的身体权、自由权或名誉权，以及侵害他人的财产权等自不待言，依前条规定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人，对于财产以外的损害也必须予以赔偿。”第711条规定：“侵害了他人生命的人，对于受害人的父母、配偶及子女，即使其财产权没有受到侵害也必须做出损害赔偿。”

[45]日本民法未有“慰谢金”计算标准的规定，而由法庭斟酌案件具体情事，依自由心证决定慰谢金额。参见前引[12]，第283页。

[4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第9条的规定，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有具体计算标准；精神抚慰金，没有计算标准，而由法庭根据具体案情自由裁量。

[4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第162条规定：“在诉讼中遇有需要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的情况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先行作出裁定。”

[48]参见前引[12]，第320—321页。

[49]参见前引[9]园谷峻书，第272页。

[5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第9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51]我国台湾地区所谓“民法”第188条规定：“1．受雇人因执行职务，不法侵害他人之权利者，由雇用人与行为人连带负赔偿责任。但选任受雇人及监督其职务之执行，已尽相当之注意或纵加以相当之注意仍不免发生损害者，雇用人不负赔偿责任。2．如被害人依前项但书之规定，不能受损害赔偿时，法院因其申请，得斜酌雇用人与被害人之经济状况，令雇用人为全部或一部之损害赔偿。3.雇用人赔偿损害时，对于为侵权行为之受雇人，有求偿权。”

[52]参见前引[8]，第421页。

[53]参见前引[8]，第422页。

[54]“最高裁判所认定使用者免责的判例从来没有，下级裁判也未曾见。使用者免责的规定基本是一个空洞的条文。”参见前引[9]园谷峻书，第303页。

[55]参见前引[12]，第371页。

[56]一种意见认为，第715条(3)项规定，并非设定追偿权的根据，而应解释为“注意性的规定”（参见前引[9]园谷峻书，第300页）。一种意见肯定，第715条(3)项规定了使用人或监督者对被用人行使追偿权的根据，并进一步尝试采类型化方法，对于非营利性使用人责任类型，一般认可使用人的追偿权；对于营利性使用人责任类型，仅在被用人有故意、过失情形认可使用人行使追偿权；对于危险业务的使用人责任类型，仅在被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情形认可使用人行使追偿权。无论上述何种类型的使用人责任，如果被用人无资力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得认可使用人的追偿权（参见前引[12]，第373页）。

[57]参见前引[9]园谷峻书，第300页。

[58]最高裁判所昭和51年7月8日判例，使用人承担被用人驾驶油罐车发生机动车事故的损害赔偿之后，向被用人追偿，原审仅在赔偿金额的4分之1的限度内认可追偿，并认为使用人请求中超过4分之1的部分违反诚信原则，构成权利滥用，故不予认可。使用人上告，被最高裁判所驳回。参见前引[9]园谷峻书，第302—303页。

[59]所谓“外观理论”，最高裁判所昭和39年2月4日判决指出，“民法第715条规定的执行职务并非仅仅指被使用者正当地执行其担任的职务，从被使用者的行为的外观客观的考察，由使用者的业务形态、规模等认定属于被使用者的职务行为的范围的情形即足矣。”参见前引[9]园谷峻书，第291页。

[60]《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61]《行政诉讼法》第6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第68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者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

[62]根据德国原最高司法法院第六庭庭长steffen介绍，交易安全义务常见类型有11类，分别发生在以下领域：街道和广场；水路；建筑基地；设施；庆典、市场和类似集会；职业上的危险领域；商品制造者；对道路交通的参与；铁路；有轨电车；航运和体育活动等。参见李昊：《交易安全义务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4页。

[6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第6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64]例如，20世纪90年代某地一家银行营业部发生一位储户被抢劫银行的凶犯杀害的案件，法院审理认定该银行营业部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最后判决该银行营业部赔偿死者家属30万元（约相当于全额的3分之1），即是管理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之适例。

[65]《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66]《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67]参见前引[12]，第311—313页。

[68]《日本民法》第717条规定：“(1)因土地工作物的设置或保存有瑕疵而致使他人发生损害时，其工作物的占有人对受害人负赔偿损害的责任。但占有人对于防止损害发生已尽必要的注意时，须由所有人赔偿其埙害。(2)前项规定，准用于树木的栽植及其支撑物有瑕疵的情形。(3)于前两项，如果在损害的原因上有其他责任人时，占有人或使用人可以对该责任人行使求偿权。”其中，(1)项第二句规定的“所有人责任”属于无过失责任。

[69]《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7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第16条规定：“下列情形，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1)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的；……”“前款第（一）项情形，因设计、施工缺陷造成损害的，由所有人、管理人与设计、施工者承担连带责任。”

[71]《日本国家赔偿法》第2条(1)项规定：“公路、河流或者其他公共设施因设置或管理上的瑕疵，致他人遭受损害时，由国家或公共组织负赔偿责任。”

侵权责任法篇6

只要存在合同关系,就有可能产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现象,具体情形如下:

第一,合同当事人的违约同时侵犯法律规定的强行性义务。如保护、照顾、通知、忠诚等附随义务或其他不作为义务。而在某些情况下,一方当事人违反法定义务的同时又违反了合同担保义务,如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因故意或过失出卖存有瑕疵的标的物于买受人并致其受到损害的,出卖人依合同法规定应负违约责任,依侵权法应负致买受人的人身、其他财产损害的侵权赔偿责任,从而发生责任竞合现象。又如,在租赁合同中,因出租人提供的租赁物瑕疵侵害承租人的身体健康或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因承租人的过失行为致租赁物毁损、灭失时,均可产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第二,在某些情况下,侵权行为直接构成违约的原因,即所谓侵权性违约行为。如保管人以保管合同占有对方财产并非法使用,造成财产毁灭损失,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违约行为也可能造成侵权后果,即所谓的违约权行为。如客运合同或货运合同中,经常出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问题。我国《合同法》第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第311条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上述承运人违反运输合同义务的行为,如因其过失而发生,也同时构成侵权行为。

第三,不法行为人实施故意或重大过失侵犯他人权利并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时,如果加害人和受害人之间事先存在合同关系的,那么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行为,不仅可以作为侵权行为,还可以作为违反了事先约定的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对待。如对医疗事故,依医疗合同规定,医院或医务人员应负违约责任,因提供医疗服务的一方有义务注意不因其过错发生医疗事故,否则即违反合同义务;而依侵权法规定,应负医疗事故的侵权责任,因过错发生的医疗事故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

第四,一种违法行为虽然只符合一种责任要件,但是法律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要求合同当事人根据侵权行为制度提出请求和提讼,或将侵权行为责任纳入合同责任的适用范围。如保管合同中,保管人因过错行为致保管物损害,依保管合同应负违约责任,因为保管人违反了妥善保管的义务;依侵权法规定,保管人因过错毁损他人财产,应负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二、责任竞合的产生原因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两种责任的对立与同一。责任竞合现象是伴随合同法与侵权法的独立而产生的,它的存在体现了违法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又反映了合同法和侵权法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状况。作为两种基本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最初是不区分的,违反契约和侵犯他人权利同为不法行为,应受到处罚。

两种责任的同一性主要表现在:侵权责任为违反权利不可侵害义务所生责任,违约责任则是违反合同义务所生责任,两者均为损害赔偿责任,原则上均以故意或过失为发生责任之要件;违约行为究其本质属侵害债权,与侵权行为无实质差别。正是由于两种责任的同一性,在现实生活中一种违法行为常具有两种性质,同时符合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虽然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具有同一性,但这种同一性具有很大的相对性,这也正是两种责任相互对立的基础。如果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同一性导致了一种违法行为并存两种责任的可能性,那么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的对立和差异则进一步造成两种责任的冲突。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方式

目前,从世界各国的立法和判例来看,在处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方面,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禁止竞合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合同当事人不得将对方的违约行为视为侵权行为,只有在没有合同关系存在时才产生侵权责任,因此不存在竞合问题;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允许竞合和选择请求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合同法与侵权法不仅适用于典型的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而且共同适用于双重违法行为。受害人基于双重违法行为而产生两个请求权,受害人可以提起合同之诉,也可以提起侵权之诉。如果一项请求权因时效届满而被驳回还可以行使另一项请求权。但是,受害人的双重请求权因其中一项请求权的实现而消灭,无论如何不能使两项请求权均实现;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有限制的选择诉讼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受害人可以选择提出一个请求,如果败诉后不得以另一个请求再诉。

(一)当事人可以随意选择一般处理方式。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确认了责任竞合制度,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因受害人会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方式提讼,从而能够使损失得到充分的补救。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在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时,若受损害方选择了违约责任,就必须放弃侵权责任,反之亦然。那么,这就有可能导致当受损害方选择违约责任后,人身损害得不到充分的赔偿,比如被抚养人生活费、残疾赔偿金、死亡补偿金、精神损害赔偿等,在违约诉讼中无法得到支持,因为违约只赔偿经济损失;相反,若受害方选择了侵权责任后,违约责任可能得不到充分的支持,比如违约金、继续履行等请求在侵权之诉中无法得到支持。这就说明,合同法虽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但有时无论如何选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二)当事人不能随意选择特殊处理方式

1、因不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的,当事人之间即使存在着合同关系,也应按侵权责任处理。因为合同责任并不能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人身伤亡、精神损害提供补救。

2、如果双方当事人事先存在着合同关系,但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恶意通谋,侵害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则由于恶意串通的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第三人与受害人间又无合同关系存在,应按侵权责任处理,使恶意串通的行为人向受害人负侵权责任。

3、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事先通过合同特别约定,双方仅承担合同责任而不承担侵权责任,则原则上应依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一方不得行使侵权之诉的请求权。但若合同关系成立后,一方基于故意和重大过失,使另一方遭受人身伤害或死亡,则仍应承担侵权责任。

4、如果法律特别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应减轻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和责任时,则应依法律规定合理地确定责任。如在无偿保管合同中,如因保管物丢失的,则不宜让保管人承担侵权责任。

5、如果合同中存在免责条款且这些免责条款依法有效,则不能因当事人免除了违约责任而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四、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法律完善

我国合同法规定的责任竞合制度只允许受害人就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择一提出请求,而不能就两种责任同时提出请求,一旦发生了并用的情况,就否定了竞合的存在。为弥补责任竞合制度的缺陷,应将产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情形进行具体化,并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

一是应当严格依据责任的性质而决定处理方式。如因不法行为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的,尽管当事人之间存着合同关系,也应按侵权责任而不能按合同责任处理。因为合同责任并不能对受害人所造成的人身伤亡、精神损害提供补救,而只能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对受害人提供补救。

二是依据有无合同关系而决定处理方式。如果当事人之间事先并不存在合同关系,虽然不法行为人并未给受害人造成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也不能按违约责任而只能按侵权责任处理。如果双方当事人事先存在合同关系,但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恶意通谋,损害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则由于恶意串通的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第三人与受害人之间又无合同关系存在,因此应按侵权责任处理,使恶意串通的行为人向受害人负侵权责任。

三是要本着充分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定处理方式。如原告提起侵权之诉,就不能提出违约之诉,为补救受害人的损失,人民法院可以在受害人提起的基于某种责任(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作出赔偿时,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适当增加赔偿的数额,使受害人的损失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偿。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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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嵇景岩.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处理.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04.1.

[5]黄红萍.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8.

摘要：在现实社会活动中,由于民事关系的复杂性、民事违法行为性质的多重性,使得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经常发生竞合。合理分析和处理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不同情形,对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准确区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对于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民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违约责任侵权责任责任竞合

侵权责任法篇7

安全保障义务

补充责任

内容提要: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了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以及校园事故中第三人侵权时学校等 教育 机构的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中适用补充责任这一新的类型，无疑是我国侵权法领域的一大创新。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不仅能够解决第三人侵权情况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所面临的法理困境，而且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同时也发挥了 法律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的社会功能。

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中确立了补充责任制度。具体规定在第37条第2款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第40条也有关于补充责任的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文将结合《侵权责任法》上述两个条款的规定，对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的基本理论进行讨论，并对这两条法律规定的含义进行解读。

一、我国侵权法中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过程

我国侵权法领域关于补充责任的确立及演变经历了一个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推动相关立法的过程。

（一）理论探讨

关于补充责任的理论探讨，始自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中第三人的介入行为与经营者责任的研究。对于如何解决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学者提出补充责任的构想。[1] 其后，学界开始接受并研究补充责任。但是，对于补充责任的性质、适用范围等理论问题仍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补充责任是一种与连带责任、按份责任相对应的新型责任，适用于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及校园事故两种情形。杨立新教授认为补充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形，除适用于上述两种情形外，还适用于被帮工人的补充责任和见义勇为受益人的补充责任。[2]

（二）立法演变

尽管学术界对于补充责任的探讨见仁见智，并无完全统一的观点，甚至也有学者反对补充责任的适用。[3]但正是理论界对于补充责任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实务界对于补充责任的尝试性应用，逐步推动了补充责任制度在侵权法领域的确立。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第7条第2款“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这是我国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补充责任引入侵权法领域。在此之前，我国法律对于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并无补充责任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8条关于展销、租赁柜台经营的损害赔偿和《产品质量法》第42条销售者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生产者也不能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时德责任虽有补充责任的萌芽，但仍适用连带责任解决了相关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基本上沿用了上述司法解释的立法思想，在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校园事故中继续适用补充责任，将补充责任这一独立的责任形态予以确认。

二、补充责任的含义及其合理性

补充的侵权责任，是多个责任主体对同一损害后果承担共同责任时的一种侵权赔偿责任，简称为补充责任或补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主要发生在一个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事实产生了两个相重合的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法律规定权利人必须按照先后顺序行使赔偿请求权。只有排在前位的赔偿义务人的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害时，才能请求排在后位的赔偿义务人赔偿。在这样的案件中，后位赔偿义务人承担的侵权责任为补充的侵权责任。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一般保证的责任也可以认为是补充责任。[4]

在侵权责任法中，补充责任制度的确立，解决了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的责任承担问题。即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补充责任的含义是：在能够确定加害人时，由加害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如加害人的雇主、监护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人对此承担的是推定的过错责任：如果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5]

在传统的侵权法领域，多个责任主体对于同一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的责任承担方式，主要有数人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和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两种。随着 现代 社会的 发展 ，危害事故的剧增，各种新型侵权行为的涌现，侵权责任理论显然应当不断发展。作为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在法典之外发展起来的理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理论中对于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以及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责任的性质尚无统一的答案。我国侵权责任法中适用补充责任解决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其合理性在于：

（一）解决了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的适用困境

1、非共同侵权情况下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数人承担连带的侵权责任，是指数个责任主体作为一个整体对损害共同承担责任；其中的任何一个责任主体对全部损害有义务承担侵权责任；在责任主体之一人（或者部分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侵权责任之后，他有权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其他责任主体追偿，请求偿付其承担应当的赔偿数额。而从受害人一方的请求权角度看，他既可以向全部责任主体主张权利，请求他们承担对全部损害的赔偿责任；他也可以向部分责任主体主张权利，请求他（或他们）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旦责任主体中的一人（或者部分人）赔偿了全部损害，也就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受害人一方不得再对其他责任主体提出请求；反之，如果受害人一方的请求没有得到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他则可以向其他责任主体请求赔偿全部损害或者赔偿剩余的部分损害。[6]

适用连带责任的责任的前提是数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受害人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也就是说，各侵权责任主体构成共同侵权。而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直接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并未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在大多数的第三人介入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只是消极地不作为，为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于第三人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义务。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直接并无共同的故意或者过失的内容，而且一个积极的加害行为与一个消极的不作为行为也无法构成一个具有关联性的共同行为。因此，从民法理论上，由于第三人介入情况下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中，安全保障义务人和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因不构成共同侵权而不适用连带责任。从实践的角度，如果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与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则容易因侵权第三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而使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了全部或者最终的赔偿责任。这无疑对安全保障义务人施以过于严苛的义务，与其管理人或者组织者的身份与义务不相符，也不符合民法公平的原则。

2、难以分析原因力导致无法适用按份责任。

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各侵权行为人应承当按份责任。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是指在数个责任主体在无过错联系的情况下各自实施的行为结合在一起，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过错和原因力，承担自己的责任份额的侵权责任形态。适用按份责任的情形下，每一个责任主体人只对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负清偿义务，不与其他责任主体发生连带关系的侵权责任，即不存在追偿问题。任何一个责任主体在承担了自己份额的赔偿责任后，即从损害赔偿等侵权责任关系中解脱出来。从受害人一方来看，于数人承担按份的侵权责任之情形，他只能分别向各责任主体主张不同份额的损害赔偿，这些主张的总合等于其全部损害。

适用按份责任的前提是数人共同侵权以及能够确定各侵权行为人的原因力。而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情况下，有些案件可以分析原因力，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无法分析原因力。尤其是在该类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主要是因其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对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从“如果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减轻损害后果”的角度予以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分析出第三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行为哪一个是导致损害后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没有第三人的直接加害行为，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损害后果也可以避免。在此情况下，利用分析原因力的大小来确定侵权各方责任是否承担侵权责任以及承担多大责任的方法显然难以适用。也就是说，在第三人介入情况下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无法适用按份责任来确定各自的责任份额，因此在实践中不具有操作性。

3、不真正连带责任无法彻底解决侵权责任人的顺位问题。

有学者主张补充责任在性质上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特殊情况。[7]本文认为：补充责任与不真正连带责任有相似之处，但补充责任不同于不真正连带责任，而是与其相对应的一种新型责任形态。

不真正连带责任也称为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指多数债务人就基于不同发生原因而偶然发生的同一内容的给付，各付全部履行之债务，并因债务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人的债务归于消灭的债务。[8]具体到侵权法领域，不真正连带责任就是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因违反了法定义务而对一个受害人实施了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因各自不同的行为而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各负全部的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的一种侵权责任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一直没有被我国法律所采用。相反，对于上述这种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分别侵权行为且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情形，我国侵权法则规定为连带责任。[9]

不真正连带责任制度下，受害人无需确定最终的责任人，即可要求任一责任人行使其赔偿请求权。而补充责任制度下，存在直接责任人和补充责任人两个不同的责任主体。直接责任人应当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而补充责任人不承担最终的赔偿责任。对受害人而言，其赔偿请求权具有一定的顺位问题。也就是说，受害人只能先请求直接责任人承担侵权责任，只有直接责任人不明确或者不能够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时，才能要求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补充责任制度的设计兼顾了受害人的利益要求与补充责任人最终份额的承担问题，既避免了受害人的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同时利用追偿权的设计避免加重补充责任人的最终负担。

（二）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民法贯彻始终的一个重要原则。传统的侵权法，对于不作为行为是不得要求赔偿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危险度的增加，源自德国的“交往安全义务”得到各国民法的认可，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安全保障义务人因其消极不作为而承担侵权责任的做法也普遍应用。但是对于侵权责任的扩张与受害人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成为一个是否体现民法公平原则的难题。补充责任制度的创设既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了填补，又通过求偿顺位的设置合理限制了受害人的求偿选择权，同时赋予补充责任人对直接责任人的追偿权。较之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补充责任制度较好地平衡了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和侵权责任的最终承担问题，体现了民法的公平原则。

（三）有利于发挥法律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

司法实践中，适用补充责任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法确定直接加害人，或者虽然能够确定直接加害人但其无力赔偿或者赔偿能力有限。而补充责任人往往是具有一定赔偿能力的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补充责任人先行承担侵权责任，使受害人的损害得到填补，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三、适用范围：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补充责任

（一）立法变迁

法释[2003]20号首次使用“安全保障义务”和“补充责任”的规定，第6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该条规定了第三人介入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要承担补充责任，并且将其补充责任的范围限定在过错范围内；同时也赋予安全保障义务人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对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享有追偿权。

《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该规定继续采用了补充责任的形态解决第三人介入时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但未规定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的承担方式及限额。

（二）法条解读

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在“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第三人的积极加害行为”的情况下，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

1、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原则上是法定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将安全保障义务规定为一项法定义务，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主要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上述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承担侵权责任。

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包括硬件方面的义务和软件方面的义务。硬件方面的义务包括物的方面之安全保障和人的方面之安全保障。软件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消除内部的不安全因素，创造安全的活动环境；对于外部不安全因素的防范，制止来自第三方的侵害；不安全因素的提示、说明、劝告和协助义务。[10]

2、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法理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即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主要是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上述主体在其在管理和组织活动中应到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在第三人实施加害行为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如果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则不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其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往往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如提供的硬件设施不符合有关的安全规范、经营和活动的场所存在安全隐患、没有及时制止来自第三人的侵害等。

3、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的赔偿范围是补充性的

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的大小取决于直接责任人承担的责任的大小。由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或其他负有责任的人（如加害人的雇主、监护人）承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不承担责任；只有在直接加害人无法确定时，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能够确认加害人，但是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的资力不足以承担全部责任时，则先由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责任的人尽力承担责任，剩余部分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

4、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责任的求偿顺序是第二位的

在第三人介入情况下，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作为直接责任人承担的是第一顺位的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作为补充责任人承担的是第二顺位的赔偿责任。只有当第一顺位的直接责任人无力赔偿时，第二顺位的安全保障义务人才作为补充责任人承担赔偿责任。

四、适用范围：校园事故中的补充责任

（一）立法变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 治疗 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这是我国 法律 关于校园事故的最早规定，确立了校园事故中幼儿园、学校等单位在过错范围内赔偿的立法思想。但是，该条规定当幼儿园、学校内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幼儿园、学校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令幼儿园、学校承担了临时的监护责任。

法释[2003]20号第7条第1款规定 “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 教育 、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2款规定“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该规定在上述民法通则意见的基础上将第三人侵权的情形予以细化，并且采用补充责任形态解决第三人侵权时教育机构的责任承担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二）法条解读

对于校园事故中，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所承担的责任性质问题，有监护责任说、契约责任说、安全保障义务说等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所承担的管理职责是基于其与学生之间的法定的教育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安全保障义务。正是基于这种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在第三人侵权情形下对自身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补充责任。

1、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的前提是第三人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仅仅承担了部分赔偿责任。

在第三人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的情况下，依据自己责任的原则，由第三人对损害结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第三人有能力赔偿时，由他自己承担赔偿责任，则不存在补充赔偿的问题。只有当实际侵权的第三人下落不明或者没有赔偿能力，或者仅能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的情况下，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才承担补充性赔偿责任。

2、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并且是一般过错。

在第三人侵权的情况下，如果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尽到了法定的教育、管理职责，即使第三人未能承担全部或者部分的赔偿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也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之所以对第三人侵权行为承担补充责任，是由于其对于学生受到第三人的侵害存在教育、管理方面的失职。该过错是一般过错，不适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在第三人造成学生人身伤害的情况下，由受害学生一方证明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存在过错。[11]

3、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赔偿的范围是补充性的。

要求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是为了补充第三人赔偿不足的份额，其赔偿范围是补充性的。如果能够确定实施侵害的第三人，该第三人能够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则由该第三人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不需要承担责任。只有在第三人无法确定或者不能够全额赔偿的情况下，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才承担其赔偿不足的部分。

五、我国侵权法中“相应的补充责任”的探讨

《侵权责任法》第37条关于第三人侵权时安全保障义务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补充责任以及第40条第三人侵权时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管理职责的补充责任，均使用了“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表述。对于此处“相应的补充责任”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并未做出明确规定。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相应的补充责任”的含义：

1、在第一责任人有能力承担的情况下，补充责任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所谓补充责任，即补充直接责任人所承担责任之不足。从责任承担的顺位上讲，直接责任人承担第一顺位的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人处于责任承担的第二顺位。当直接责任人有能力承担其自己责任时，补充责任人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当直接责任人无力承担的情况下，处于第二顺位的补充责任人方承担补充的赔偿责任。

2、补充责任是全部补充还是部分补充的问题

补充责任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究竟是与其过错范围相应的部分补充还是直接责任人无力承担部分的全部补充，《侵权责任法》没有明确规定。这将是受害人利益和补充责任人利益平衡的另一博弈，需要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情况和司法现状作出综合的考量。

3、补充责任人的责任承担是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还是与原因力大小相适应的问题。

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其存在过错。在数人侵权行为中，过错的程度不同，承担的责任也不同。但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对于侵权结果所产生的作用显然更适合用原因力进行分析。如果法律将补充责任人承担的补充责任限定为部分补充，则其承担赔偿责任时是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还是与原因力大小相适应？本文认为，单纯地采用过错程度或者原因力理论都无法圆满地解决上述问题，而应将二者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4、“相应”是否考虑各方的 经济 状况问题

通常情况下，实施直接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作为一个 自然 人，其经济实力和赔偿能力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和学校等教育机构。在制度设计层面，如果安全保障义务人和承担教育、管理职责的幼儿园、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仅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则受害人之损害填补必将大打折扣；如果考虑受害人求偿权实现的最大化，以期实现社会稳定等目标，则需要将各方的经济状况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令经济实力较强的主体适当多承担一些责任。

注释:

[1] 详见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2] 详见杨立新：《侵权行为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230页。

[3] 详见张民安：《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理论研究》，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6期。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5]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

侵权责任法篇8

［关健词］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竞合

在现实生活中，因民事关系的复杂性，同一违法行为经常具有多重性质，符合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中不同构成要件。在合同定立过程中，有时会因一方的过错而致使对方的人身、财产权等绝对权利受到侵害，使当事人的固有利益受到损失；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同样会发生因当事人的违约行为而侵害对方的人身权、财产权而违约，这时会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问题，先来看一个案例：

1999年某日下午，某市一辆公交客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当时公交车刚出站，一辆小货车从后面急驶而来，眼看两车就要相撞，公交司机紧急刹车。结果公交车的反光镜被撞坏，司售人员疏散了车上20多名乘客，未发现有人受伤。交警认定了事故双方的责任：小货车司机负主要责任，公交车司机负次要责任。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作出处理：小货车司机赔偿公交公司人民币50元。

一个月后，一名妇女手持一张一元钱车票和人民币一千元医药费单据，找到公交公司索赔。她称：客车的那次事故，造成她腹中胎儿流产。原来，已怀孕两个月的这名妇女在某日下午，一人乘车回娘家。随着紧急刹车，她的身体也猛向前一倾。当她在转车后，情况却严重起来。当天她在妹妹陪伴下到医院检查。据医生反映：“她来医院时，腹痛剧烈，左侧阴道有少量出血，次日晚上流产。”流产后仍然腹痛的她，先后去了市妇幼保健院、第一人民医院等处，花去了人民币一千多元医疗费。

公交公司承认她拿来的车票确是某日出事的那辆车出售的，由此可推断她乘坐了出事的那辆车。不过，公交公司认为即便她的流产是刹车所致，但该公司公交司机属紧急避险而刹车，主观上无过错；她应向小货车索赔。交涉未果之下成讼。经一审法院判决，被告公交公司赔偿原告人民币7千余元；二审时双方达成协议，公交公司一次性赔偿她人民币5千元。

本案涉及到选择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进行诉讼的问题。（1）如果选择侵权责任进行诉讼，举证责任依法应由原告承担，原告还须证明侵权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这对乘客来说很困难：乘客之间素不相识，恐怕无法找到证人作证，且司售人员主观上不存在故意。（2）相比之下，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打违约诉讼更有把握：那张车票证明乘客和公交公司之间存在旅客运输合同关系，公交车是服务方，负有保护消费者人身和财产权益的责任和义务，现在乘客受到了伤害，那么这时的举证责任就移给对方，被告必须证明自己没有故意和过失。公交司机虽然尽了最大注意，但还是造成了对乘客的伤害。简而言之，本案打违约之诉比侵权之诉更易胜诉。由此引出了如何理解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以及两者怎样取舍的问题。

一、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

所谓责任竞合，是指由于法律事实的出现而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责任的产生，这些责任在彼此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在民法中，责任竞合主要表现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这一竞合在法律条文上体现为《合同法》第122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违约责任是违反合同的责任，侵权责任为侵犯人身权、财产权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当某一违约行为与上述所举案例相仿，违约方对对方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损害负有部分或全部责任，即该行为既符合违约要件，又符合侵权要件时，则形成民事责任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之竞合。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类似案例：交付的啤酒瓶爆炸致使买受人受伤；受托人未尽到保密义务对外披露委托人的隐私；出售有毒饲料添加剂造成牲畜死亡等等。

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主要特征

1、必须是同一不法行为。如果行为人实施两个以上的不法行为引起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发生的，应该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承担不同的责任。

2、该不法行为既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又要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使两个民事责任在同一不法行为上并存。

3、须是同一民事主体。引起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发生的同一不法行为，是由一个民事主体实施的。这一不法行为同时符合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其可能承担双重责任的主体是同一人，其可能享有双重请求权的主体也是同一人。

4、只能发生同一给付内容。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并存，相互冲突，但当事人只能获得一次给付的满足，如果同时并存获得多次满足，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发生的原因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不法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着合同关系，不法行为人违反的是约定义务还是法定义务，侵害的是相对权（债权）还是绝对权（物权、人身权），以及是否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害等。然而现实生活中，上述的区别可能只是相对的，同一违法行为可能符合不同的责任构成要件，即这两种责任产生竞合的原因。具体而言有如下四种：

第一，行为人的违约行为同时侵害了法律规定的强行性义务，包括保护、照顾、保密、忠实等附随义务和其他法定的不作为义务。

第二，某些情况下，侵权行为直接构成违约的原因，这一行为就是所谓的侵权性的违约行为。

第三，不法行为人实施故意侵害他人权利并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时，如果加害人与受害之间事先存在一种合同关系，那么加害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行为，不仅可以作为侵权行为对待，也可以作为违反了当事人事先约定的义务的违约行为对待。

第四，一种违约行为虽然只符合一种责任构成要件，但是法律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出发，要求合同当事人根据侵权行为制度提出请求和提讼，或者将侵权行为责任纳入到合同责任的范围内（如产品责任）。

四、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的区别及处理。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的规定，在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允许受害人选择一种责任提讼。法律允许受害人选择责任，是因为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已经符合两种责任的构成要件，受害人选择任何一种责任，都是加害人所应当承担的。同时，允许受害人选择责任，也是因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而选择不同的责任对受害人的保护也不同。在理论与实践中，解决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矛盾，必须分析两者的本质区别。只有从根本上认识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分清楚两者之间在归责责任、举证责任、构成要件、免责条件等方面的不同，才能根据案情选择责任形式。但无论两者的区别如何，《合同法》都赋予了受害人以自由选择权，体现了合同法作为一种契约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具体说来，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有如下区别：

第一，归责责任不同。根据我国侵权法，对侵权责任采取了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及公平责任原则，实际上是采用了多种归责原则。在侵权之诉中，只有在受害人具有重大过失时，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才可以减轻。而在合同之诉中，只要受害人具有轻微过失，违约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就可以减轻。

第二，举证责任不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一般侵权责任中，受害人有义务就加害人的过错问题举证；而在特殊侵权责任中，应由加害人的反证证明自己有过错，即举证责任倒置，在环境侵权之诉中的责任倒置以及危险方式作业造成损害之诉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而在合同责任中，受害人只需证明违约方已经构成违约，而不必证明其是否有过错。

第三，责任构成要件不同。在违约中，行为人只需实施了违约行为且不具有有效的抗辩事由，就应承担违约责任。但是在侵权责任中，损害事实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成立的前提条件，无损害事实便无侵权责任。

第四，免责条件不同。在违约责任中，法定的免责条件仅限于不可抗力，但当事人可以事先约定免责条款和不可杭力的具体范围，但法定的免责条件不限于不可抗力，还包括意外事故，第三人的行为，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等。

第五，责任形式不同。违约责任包括了损害赔偿、违约金、定金、实际履行等责任形式，损害赔偿也可以由当事人事先约定。

第六，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同。违约损害赔偿主要是财产损失的赔偿，不包括对人身伤害的赔偿和精神伤害的赔偿，且法律采取了“可预见性”的标准来限定赔偿范围。对于侵权责任来说，损害赔偿不仅包括财产损失的赔偿，而且包括人身伤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

第七，对第三人的责任不同。在合同法中，如果第三人的过错导致了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债务人首先应对债权人负责，然后才能向第三人追偿。而在侵权责任中，贯彻了为自己行为免责的原则，行为人仅对因为自己的过失导致他人的损害的后果负责。

正是因为上述区别的存在，所以受害人选择不同的责任，将严重影响到对其利益的保护和对不法行为人的制裁。受害方当事人究竟怎样正确选择呢？笔者认为，责任的选择上，应该坚持三个原则：

第一，充分尊重受害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的原则。合同法没有明文限制当事人的选择权，说明法律允许受害人能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自由选择对其更有利而对加害人不利的方式提讼和请求。当然，允许受害人选择请求权，并非法律完全放任当事人任意选择，对于法律规范或合法的约定业已明确限定成立责任竞合的违约行为，则限制当事人选择。如因不法行为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失，当事人虽存有合同关系，仍应按侵权责任而不能选择按合同责任处理。

第二，选择权的相对性原则。当事人选择有利于己的方式提讼，并不是指受害人对一种违法行为在责任竞合时一律只能选择一种请求权作为诉由而提讼。诚然各国法律均排斥了请求权竞合说，即“关于受害人可以实现二次请求权的主张，认为受害人只能实现一项请求权，加害人不能负双重民事责任”。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仅限某一违约行为致某一个权利损害的情形，是相时于某一个权利损害而言的，而非指违约行为造成的多个权利损害情况下，当事人也只能选择一个请求而提讼。试想假如某一违约行为导致另一方当事人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其中对于物质而言，当事人适用违约责任更有利,如果当事人只能选择一项请求权提讼，那么当事人一旦选择违约责任，其精神损害就得不到赔偿，这就达不到保护受害制裁违法的目的，显然违背了允许责任竞合和选择请求权制度设立的宗旨，所以这种观点和做法是不可取的。如果在一个诉讼中允许同时选择两个请求权，即对于物质损害选择违约责任，对于精神损害选择侵权责任，则能实现对物质损失的补救和对精神损害得到安慰。因此，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导致另一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受害方可以根据损害的权利种类多少，在提讼时，分类选择适用不同的责任。但对某一权利的损害，只允许选择一种请求权来实施权利的救济。

第三，选择权司法确认一次的原则。受害人基于双重违法行为而产生的两个请求权，在其中任何一个请求权未能实现时，多数人认为当事人仍可基于另一请求权提讼。这种观点有诸多不妥：一则造成同一案件重复审理，人为的加大了诉讼成本，损害了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则法院就查清的事实先后做出不同的评断，不仅失去了法津的严肃性,损害了法院的声誉，也易产生案件重复审理不合法之嫌，并易使对方当事人产生司法不公的心理；三则不利于增强方的诉讼责任心。因该种观点实质上给了当事人两次诉请机会，使当事人产生诉讼成败无所谓的思想，极易助长当事人认讼责任心不强而胡乱选择，这无益于当事人恰当地认真选择请求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从某种意义上看，还说明该种观点极易使法律规定责任竞合制度实际上落空。基于此，从法律上肯定当事人选择权确认一次制度，不管当事人某一被侵害的权利所实施的任何一种请求权满意是否，另一请求权归于消灭。

五、我国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立法现状之思考

一般说来，民事立法并不直接规定是否主张、限制或禁止民事责任之竞合，而是通过具体的司法实践来表明其倾向或原则。现代各国法律为了实现对民事关系的全方位调整，均采取了抽象规定的方法，这在大陆法系的成文法中表现的十分清楚，各种判例法的历史发展同样显示了现代法律的这一特点。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在我国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研究较少，甚至被长期忽视。我国《民法通则》专章设立民事责任，对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做出了分节规定，而且有比较统一的诉讼时效制度。鉴于这一立法体例，在实践中出现责任竞合的情形并不多见。而合同法对这两种责任的竞合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充实了我国民事责任立法体系，意义重大。我国近年的司法实践也承认这种竞合。

我国学术界人士多不主张禁止竞合，而是主张承认责任竞合或者有限制地适用责任竞合。考察责任竞合的法律对策，综观我国民事立法司法现状，以及学术界的观点，笔者认为我国立法对此的基本对策应当是承认有限的责任竞合：（1）承认责任竞合为一种客观现象，不可能或不必要一概否认；（2）在立法技术允许的前提下，避免竞合过多出现；(3)受害人享有双重请求权，但一旦行使其一，另一请求权则当然消灭；这样可以防止可能出现的损失重复计算并因此加重被告的责任的现象。

司法实践中一般可以考虑从以下四方面对竞合加以限制：（1）因不法行为造成受害人人身伤亡或精神损害的，当事人之间虽然存在合同关系，也应按侵权责任处理；（2）当事人之间事先存在合同，一方的不法行为仅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则一般按合同纠纷处理；（3）不法行为人基于合同占有对方财产，造成该财产毁损灭失，一般应按合同关系处理。但如果不法行为人占有财产的目的旨在侵权，则应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行为人的侵权责任；（4）在责任竞合前提下，如当事人事先通过合同特别约定，双方仅承担合同责任而不负侵权责任，那么原则上应按其约定处理，一方不得行使侵权之诉的请求。不过，如果在合同关系形成以后，一方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使另一方遭受人身伤害或死亡，则仍应承担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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