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爱之物的作文范文

心爱之物的作文篇1

2、这盒玻璃小猪一共有10只，有九只可爱的小猪和一只大猪组成的。小猪们和大猪都是由玻璃做成的，它们的耳朵颜色有所不同，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橙色的……真是太漂亮了！大猪呆在小猪们的中间，小猪们围成一个圈，围在大猪的外面，好像大猪是小猪们的妈妈，它正带着自己的孩子在玩游戏哩！其中有一只小猪最特别了，它全身上下都是透明的，把它放在阳光下，晶莹剔透的，可爱极了！

3、这盒玻璃小猪是在我出生时，我的大姨送给我的出生礼物。那年正好是猪年，大姨希望我永远要像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快乐生活。

4、我还给它们取了一个名字——小猪珠。每天晚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对他们说：“小猪们，你们祝我晚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吧！”他们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仿佛在对我说：“好呀！好呀！”那时，我便会说：“晚安吧！可爱的小猪们！”小猪们还在闪闪发光，似乎也在说：“晚安！小主人！”于是，我便会安心地睡觉了。

5、小猪珠，你们永远是我的心爱之物！

心爱之物的作文篇2

关键词：《长恨歌》；白居易；物哀论；感物说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于元和元年的一首“感伤诗”。“物哀论”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二者时空距离相差甚远，何以敢用“与”字相连？

“物哀”是对物象人情直接率真的感情流露，每一次因外物而触发的感动都包含着对自然人性的纯粹同情和广泛包容，绝无一丝功利目的。

白居易 “物动而激发摇荡性情，随感遇而形于歌咏”，其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尤以“感事写意”为贵。而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隔，其文化自汉唐以来就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其文学也沾染有儒佛道的思想底蕴，故“物哀论”的提出脱离不了以“感物说”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长恨歌》与“物哀论”均与“感物说”有继承与发展关系，前者是作品，后者为理论，皆有“感物”内核。“文学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亲缘关系、价值关系和交叉关系是可比性的客观基础。”

超越时空维度，将《长恨歌》与“物哀论”作比较，以促成不同文学间的互识、互证和互补，在二者的对话中品味其“感物”内涵的异同之处，鉴赏“物哀论”与《长恨歌》的互映之处。

一、 感知“事之心”

王向远在《日本物哀》中提出，物哀论的“事之心”即指人际交往与世态人情。知物哀者通达人情，能以至诚至信之心理解世间人事，对于所遇所闻所见，自然而然地从内心深处生出喜悦、赞美、怜悯、悲戚等丰富情感。《长恨歌》中，白居易细细体味李、杨的内心世界，对其纯洁无暇的爱情故事，既有赞叹歆羡，又有悲哀同情，还寄托了君王恋色破国‘不如不遇倾国色’的讽喻。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里的“重色”若说的是求女色以满淫欲，后宫佳丽三千，何来愁苦？他爱“色”，因为他懂得欣赏且不断地追求“美”，正是他固守自己的审“美”标准，不愿将就，才“多年求不得”。对爱恨感知强烈的唐明皇，对万物有敏感之心，因为“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好色’，因而‘好色’者，最能感人心，也最知‘物哀’” 。

爱情最能动人性情，悖德之恋尤甚，这种爱情实际上早己超出了一般男女关系，更多的是“男女之间高雅的，有情趣的，时而伴随着一种游戏感觉的恋爱，是一种修养、美德，或者说是文明人的资质” 。对于李杨二人来说，这一辈子能相遇相爱已属不易，所以无论代价有多沉重、阻碍有多巨大，成就这段不伦之恋都是值得的。白居易善于体味李、杨之恋的情趣所在，深入人物心灵，设身处地地感受情感之美，从这出爱情悲剧中引出不尽的哀婉叹息。

二、感觉“物之心”

对“物之心”的极力发挥是《长恨歌》“物哀”品格的另一表现。“物之心”是指人心感知客观物外物，尤其是自然景象时产生的真实情感，能否在接触到物的同时，心生触动、感悟。白居易是懂得“物之心”的，凡一景一物，所见所闻，他均能在不同的心境下引出感慨万千。心随物动，情随景迁，《长恨歌》中使用大量的景物意象，使得情与景合而为一，物与心共为一体。

（一）物景显戚哀

进入到了高潮转折点，“渔阳鼙鼓动地来”仅一句就暗示了安禄山起兵反唐，足见白居易观察事物的细致入微。紧接的“无奈何”和“马前死”，虽极简地道出杨贵妃被逼处死的因果，却缺乏撼动人心的力量。直看到这一句“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才意识到他们的爱情已被无情摧毁，此区区一景，创造了一个物心调和、情景合一的境界，导出延绵不绝的凄惨悲愁之美。

接下来“旌旗无光月色薄”，月是伤心色，铃为断肠声，哀痛之情使他的感官感受更加纤细敏感。踌躇马嵬坡，终任随马转去，他见到“空死处”，心也空了，仿佛再]有东西值得留恋。由眼前的一处景诱发出强烈的无奈、伤感、唏嘘之感，直接流露了干净纯粹的人情人性，是最为“知物哀”的体现。

哀痛至极，眼前的旧景、旧物都沾染上故人的身影气味，那芙蓉如娇面，这柳叶似细眉，时时处处惹心伤，如何不泪垂？睹物思人，客体与主体达成了心灵上的观照，客体的出现触发了主体内心的波澜，主体的情绪又牵动了客体主观性质的改变。纯粹地思念美人，没有掺杂对国破逃亡或被迫软禁的任何情绪，不用道德理性来加工调味，完全信任“物”与“情”的自然直觉感应。《长恨歌》里没有哭天抢地的惨痛，也没有力竭声嘶的呼喊，白居易笔下的“悲”是温柔、含蓄、余韵悠长的“悲”。两人的生死别离之悲与美感相互融合，且相互制约，惨淡的悲与真实的美共同营造出悲哀美的抒情世界。悲哀与同情酿制出了独特的美感，诠释了“物哀”之美的精神。

（二）以物表吾心

物心一体，情融于物。白居易拥有朴素而深厚细腻的感情态度，故能发现李、杨深刻的爱情与比翼鸟、连理枝相一致的美的情趣。《长恨歌》中的比兴寄托，表露的内心情绪大多是十分内敛静寂的，如淡墨着宣纸反复地渲染加深，绘出层次丰富、生动真实的画卷。

“比翼鸟”的爱情追求不仅出于李、杨的心，更出于白居易自己的心，那“此恨绵绵无绝期”，也发自白的肺腑之情，指他本人与湘灵青梅竹马、相知相爱却未能结合的“恨意”！白将他自己在爱情上的遗憾、和对社会环境中爱情悲剧的认识完全融于《长恨歌》里，用自己的感情、想像丰富了这个故事，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更普遍的意义，产生了高度的悲婉同情之美。在定情物里寄寓对幸福爱情的理想，烘托出无奈悲哀的感伤气氛，寄托了白居易对自己处境和对天下守旧爱情观的悲怨，他正是将这些哀愁、同情推己及人到了李、杨故事中。

三、总结

《长恨歌》物景皆美，美中有哀，哀中寓情。白居易将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体验、对时事政治的思考和对各家理论哲学的态度，用“物哀”精神相连，熔铸于这篇有讽刺、有怜悯、有赞叹的文章中，表现出他对自然触发的人情美、人事美的独特感知；他是一名知物哀者，懂得如何欣赏和审阅物美情美，笔下的一景一物中寄托了对自然、真实人情的赞美与怀念。

【参考文献】

[1]蒋勋. 美看不见的竞争力[M].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1：129-151

[2] 丁永忠. 《长恨歌》：古今帝妃婚恋与个人情爱自伤的结晶――白居易《长恨歌》创作动因探微[J]. 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7，05：56-62.

[3]王用中. 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2：55-59.

心爱之物的作文篇3

摘要：读者普遍认为美国著名女作家卡森，卡麦勒斯的中篇小说《伤心咖啡之歌》是一部怪异的爱情故事，然而，故事中的三位人物虽风格迥异，个性却又有着本质的相似。本文尝试从作者本人的视角去探寻作品写作意义的另类诠释。

关键词：卡森、麦卡勒斯 《伤心咖啡馆之歌》

爱情 矛盾 纠结

[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2-0019-01]

一直以来，《伤心咖啡馆之歌》被公认为是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代表作。这部中篇小说延续了作家一贯的孤独主题和怪诞风格，借鉴了十八世纪哥特体小说传统，采用倒叙及插叙的写作方法，以离散的夹叙夹议的写作形式向人们娓娓道来了一个离奇古怪的三角恋爱的悲剧。

主人公爱密利亚小姐是小镇首富。她聪明、能干、生活富裕、有一技之长，但生性孤僻，可以说，除了爱情，她什么都不缺。十九岁时，她冲动地接受了镇上男子马文的求婚。马文是镇上的美男子，但臭名昭著，恶行累累。他没有理由地爱上了外貌没有女人味的爱密利亚。“这位孤僻、瘦长、眼睛古怪的姑娘正是他恩慕的人。他看中了她倒不是因为她广有钱才，而是仅仅由于爱。”为了爱密利亚，他彻底改变了性格，他变得有礼貌、有孝心，帮助周围的人，甚至还成了一名虔诚的教徒。而他艰苦的改变并未换来爱密利亚真正的爱情。在新婚之夜，爱密利亚对他大打出手，把他赶出家门。马文颜面扫地，远走他乡，发誓要报此仇。此后，驼背的李蒙来到小镇认亲，被爱密利亚收留。爱密利亚对他言听计从，痴迷地爱上了李蒙。她把铺面办成咖啡馆，供全镇人消遣娱乐，讨李蒙的欢心，但李蒙却毫不领情，常以当众取笑爱密利亚为乐。爱密利亚单方面地爱着李蒙，不惜为他改变自己，忍受屈辱和嘲笑，在她看来，主动地爱着李蒙比被动地被马文所爱要容易地多。然而，这一切换来的只是背叛与更深的孤独。六年后，马文回镇寻仇，李蒙疯狂地迷恋上了马文，在马文与爱密利亚决斗的关键时刻，突袭爱密利亚，扭转了战局，并与马文一同捣毁了咖啡馆，掠走了爱密利亚的财产，可最终却落得被马文抛弃的下场。遭人背弃的爱密利亚伤心欲绝，把自己幽闭在几近坍塌的咖啡馆之中，不再与外界联系。

卡森，麦卡勒斯在这部小说中着重描述了爱情的孤独性和单一性。她用一个小镇浓缩了整个社会，用小镇上的人寓意整个人类，指出了社会与人类的孤独性以及人类永远都无法冲破孤独的人生态度。故事中的三位人物在爱情方面都无疾而终，他们虽然性格迥异，对爱情的观点和态度却一致：倾囊付出自己的爱恋，却无视他人倾囊付出给予的被爱。他们的爱情都是单方面的，而他们孤独的心灵又都企望通过奉献爱情来求得真爱，从而摆脱孤独。然而被爱的人不仅不能理解这种爱情，反而对它充满怨恨和敌意，结果只会使寻爱的心灵更加孤独和痛苦。正如小说中写道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宁愿爱而不愿被爱。道理非常简单，人们朦朦胧胧地感到，被人爱的这种处境，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被爱者惧怕而且憎恨爱者，这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爱者总是想把他的所爱者剥得连灵魂都裸露出来。爱者疯狂地渴求与被爱者发生任何一种可能的关系，纵使这种经验只能给他自身带来痛苦。”

麦卡勒斯的作品气氛抑郁、怪诞，让人读后感觉心情压抑，有些伤感。人们多惊叹于她的故事的离经叛道，却似乎忽略了作品中字里行间里的无奈与悲苦，那徜徉在笔尖下的对于爱情苦旅的感悟，又怎么是一个普通的人所能表达出来的呢?

没有人不渴望稳定的生活和爱情的温馨，然而，感情生活的纠葛、长期病痛的折磨，对麦卡勒斯的创作主题和创作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伤心咖啡馆之歌》写于1951年，这时她己34岁，除了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她已经结婚、离婚、再结婚、再准备离婚，她渴望正常地生活，却又无奈地被生活折磨着。她把这种渴望与无奈塑造成一个个肉体或心灵上的“畸形人”，让他们纠结在爱与恨的复杂关系中，竭力摆脱孤独，但无一成功，让读者无不感叹――爱无非是一种自欺欺人令人伤心的自我折磨。在作品中，麦卡勒斯与其说是在塑造人物，不如说她在用人物宣泄她内心的矛盾与纠结，那种痛彻心扉的悲苦，在她的笔尖下若隐若现，挥之不去。

心爱之物的作文篇4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可以使医学生正确认识生命的意义，懂得敬畏生命、珍惜生命，提高自我生命的价值，对医学生树立拯救生命的崇高理想有重要的作用。

生产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生命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医学生将要承担为人类生命健康服务的工作，如何加强医学生生命观教育，提高医务工作者的素质是当前医学教育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所谓生命观是人们对生命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对医学生进行生命观教育就是教会医学生接受和认识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的价值，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医学生从小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接受了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品德的养成上和学业的精进上，不自觉的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维度下解读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对医学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贵生”的思想。教育医学生树立敬畏生命，珍惜自我生命的意识

1．1医务工作者拯救生命的事业是建立在对生命敬畏的基础上，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基础是树立敬畏生命的意识。什么是生命?生命“是以人类为核心的一切生命存在物的综合” “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全部生活实践对自我、他人和社会所产生的意义的自觉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生命的本源是“生”，“天地之大德日生”，“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周易·系辞下传》，因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四十二章)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人是万物之灵“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人的生命具有神圣性和尊贵性“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黄帝内经》)，“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长也，而尊且贵”《太平经》。由于生命的尊贵和神圣，对待生命就有一种本然的敬畏。敬畏生命是建立在“戒忌”的基础上，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里克尔在《恶的象征》中指出：“经由害怕而不是经由爱，人类才进入伦理世界。马克斯·韦伯也指出：“以此，即出现了一种伦理制度，而禁忌则为其最终保护。’只有戒忌才会从内心对生命产生敬重，由敬产生畏，形成对生命的崇敬畏惧和终极关怀。医学生将要成为使命得以生的天使而履行拯救生命的责任，只有把生命看做是神圣的，才能对生命怀有一种敬畏之情，只有把生命看做令人敬畏的神，才能在以后的工作者中做到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病人，从内心自觉形成一种拯救生命的神圣感和使命感，从而善待生命，尊重生命和救治生命。

1．2珍惜自我生命是医学生未来从事拯救生命事业的基础和前提。首先，生命的存在是一切思维和社会活动的基础，生命在人的价值体系中有着最高的地位，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生命的最大特点是他的不可逆性“呼吸一过，万古无轮回之时；形神一离，千年无再生之我”(吕坤<语》)，“人居天地之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故凡人一死，不得复生”《太平经》，对生命的渴求是人的本能，生命是最宝贵“名与身孰轻!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若“舍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况且，个体的生命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希望，珍惜自我的生命，才能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热爱自己的生命才希望自己的人生精彩，才会热爱自己未来所从事的事业，才能回报社会承担起拯救生命的责任。作为医学生将来要经常面对死亡和重生，对生命和死亡的感受必然会影响作为拯救生命的医务工作者对待自己生命的态度，医学生生命观教育要捎除医学生对生命的淡漠，学会珍惜自我之生命的存在。

其次，医学生将来要承担的是高强度、高风险的工作，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医学生就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使自己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以应对未来艰苦的工作。最后，做为医学生将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心理脆弱、无助、处于死亡恐惧中，外界任何一点触动都可能激起其生的希望或者受到死的威胁。医务工作者对待自我生命的态度以及心理的健康程度直接影响病人对待生命的态度，医务工作者珍惜自我生命的情感必然能激发病人珍爱生命的欲望，所以，培养医学生珍惜自我的生命就是对病人生命的极大负责，也体现了医学拯救生命的终极意义。

2培养医学生崇尚“仁爱”的思想，学会善待生命

2．1培养医学生仁爱的思想情怀，善待珍重病人的生命

仁爱思想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仁的本义是“心中想着人的身体”，孔子讲“仁者，爱人”，“唯仁人，为能爱人”《大学》。我国古代著名医者扁鹊指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要方·食治》)，“医乃仁术”，医家应为“仁人之士”。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推崇的仁爱思想与医学的最高宗旨仁爱救人，赤诚济世是相通的。

仁爱的思想对于医学生生命观教育具有重要的作用，医学生未来工作的对象是病人，病人的身心处于痛苦甚至危机之中，既不能以自己的形象给医务人员以美的感受，也不能以提供某种利益来唤起医务人员的情感，作为“仁人之士”的医者，能做到“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下)就是大仁。病人把对自身生命与健康的希望都寄托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如果医务工作者无视病人的祈求和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不仁。因此，医学教育中培养医学生大仁大爱的思想情感，“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行》，要用诚善的感情给予病人无限的关爱，把患者看做自己的亲人，把自己对亲人一样的爱给予病人，做到“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以一颗仁爱之“大慈侧隐之心”(孙思邈《大医精诚》)善待病人。医学生有了珍惜和善待病人生命的意识，充分认识到“医乃生死所寄，治病人者首先应该爱人，不仅爱护、救治病人，还必须通过治病，将仁爱之心播散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来在医疗工作中，才能对患者一视同仁，普同一等，极端负责，才能真正做“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龚廷贤《医家十要》)。

2．2培养医学生博爱的思想情感，善待珍爱实验动物的生命

仁爱思想更高的要求是博爱，医学生不仅要善待病人的生命，而且要珍爱所有的生命特别是实验动物的生命。“我的生命对于我来说充满了意义，我身边的这些生命一定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想要其他生命尊重我的生命，那么我也必须尊重其他的生命……把其他动物也包括敬畏生命是智慧的开端在内。”医学生在学校学习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医学实验。在医学实验中，有些学生对动物表现出冷漠甚至冷酷如：麻药还没打，兔子已经被辅助按压的助手按死，上课不听讲，做起实验全凭感觉，做完实验不管动物的死活随便抛弃的等。这就给我们医学教育提出了一个问题：珍爱动物的生命对于医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为了科学，我们不得不牺牲他们，所以，在医学院生理及药理实验教材的开始都写着：我们必须感谢那些为了人类文明，作出牺牲的动物。实验结束后，我们要以最快的方式，结束它们的生命，结束它们的痛苦。对于实验动物，人类最朴实仁爱之情远比那些深奥复杂的理论更加有力，医学生要用德性的光芒庇护生命，以尊敬之心对待动物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珍爱动物生命的论述，《孔子家语·论政》中有“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孟子讲“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苟子也指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苟子·强国》)。古代名医孙思邈日“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朱熹亦日“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自家知得万物均气同体。见生不忍见死，闻声不忍食肉，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不杀胎，不天，不覆巢，”(《朱子语类》卷十五)；明代高攀龙曾告诫家人：“少杀生命，最可养心。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但不能言耳。不知其刀俎之间，何等苦恼我却以日用口腹”(《药言》)等等这些思想告诫我们，医学教育要培养的医学生要对生命、痛苦和死亡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切的同情。尊重和善待动物生命，关系到医学生的内心情感，触及人性深处的悲悯之心。培养学生对生命的关爱之情，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可以保存和涵养医学生的仁人善心，面对动物的不忍之心，正是他们将来做医生最可宝贵的道德情操。

另外，尊重遗体，尊重器官捐献的家属的意见，以严谨的学习态度对待每一个遗体，认真做好尸体的保护和善后处理，做到情理兼顾，使死者家属感到关爱和慰藉，也是医学生生命观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3教育医学生“君子学道以爱人”。博学多识，提高生命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不仅要珍惜生命，还要让生命绽放异彩，让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在孔子看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是对生命的最大亵渎，“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必仁且智>，仁而且智“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才能提高医学生生命的价值，实现“赤诚救世”，“仁爱救人”的抱负。《素问·著至教论>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以教众庶，亦不疑殆。医道论篇，可传后世，可以为宝。”唐代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告诫：“学者必须博及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明代徐春甫在<古今医统>说：“医本活人，学之不精，反为夭折”，他要求医生应该博览群书，刻苦好学，做到即之在心，慧之于目，否则便会贻误病人，明确指出医术高超的重要性。为了施行仁术，医生不但要刻苦学习，而且要有虚心好学，不耻下问的态度。<回春录·序》说：“为医无才，无学，无识不可也，必平心以察之，虚心以应之，庶乎其可也夫”。明末清初喻昌著《医门法律>中说：“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是故前人立教，必使之先读儒书，病有六大失：失于不审，失于不信，失于过时，失于不择医，失于不知病，失于不知药”等，这些论述都说明从医者掌握丰富知识的重要性，所以，医学生应该努力学习，精勤不倦，博学多识为将来从医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提高自己生命的价值。

4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高境界。教育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

医学生生命观教育的最终目的使医学生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崇高理想。作为医学生，除了具有敬畏生命的意识，珍惜生命的理念，博学的知识外还必须有崇高的理想。首先，要教育医学生认识到人的生命价值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命固然重要，但是人的生命的价值更为重要，“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于祸难之事……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颜氏家训·养生>)，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的价值比万物有突出的优势，人之生命在世界万物中具有最高价值，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苟子·王制>)，人与其他生命相比人有人伦道德“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汉书·董仲舒传>。人的生命价值的高贵之处就是能够追求崇高的理想，“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至难得者人，人而至难得者，道德有于身而已矣。”(<通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如果没有理想的追求“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其次，医学生树立济命扶危、保卫人类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理想是崇高的。中国传统文化佛教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礼记·中庸>日“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拯救生命的事业因其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伟业，才彰显出其崇高的价值。最后，“志不坚者，智不达”(《墨子>)，医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充满艰辛，具有很大风险性，疾病的侵袭，灾难的发生都要求医务工作者冲在最前面，只有树立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的理想，才会在生存、利欲与理想信念发生冲突以生死来做抉择时“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做到舍生取义，为医学事业奉献终生。

5结语

心爱之物的作文篇5

关键词：简・爱；圆形人物；扁平人物

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和文艺评论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1926秋至1927年春，受聘于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时主持了一个英国文学讲座，并作了题为“小说面面观”的讲演。在这个被评为“二十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的讲演中，他关于小说人物提出了扁平和圆形两种概念，提供了一种人物分析的绝佳视角。

1《简・爱》中的扁平人物

按照福斯特的理论，扁平人物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二是静态的，始终不变的。这种人物类型，在《简・爱》中随处可见，除了简・爱和罗切斯特两个男女主人公之外，其他人物类型都固定为扁平人物。

简・爱的舅妈里德太太，因为丈夫临终的托付，收养了简・爱。但是，她并不喜欢简・爱，甚至是厌恶。“刻毒”、“没有同情心”，这些关键词始终定义着里德太太。里德太太偏爱自己的子女，对简・爱非常刻薄，把年幼的简关进了丈夫死去的大房间里面。里德太太会当着陌生人的面，指控简“身上最大的毛病，一种爱说谎的习性”。这种扁平人物的性格特征，不光表现在言行举止上，还影响了她的外貌。毋庸置疑，年幼的简・爱是害怕而且讨厌里德太太的。在简・爱长大后，她的表兄约翰・里德挥霍光了家产，而且自杀死亡。里德太太受到严重打击后中风。成年的简・爱清楚地记得里德太太的容貌，但是，时光销蚀了她年幼时的复仇念头，愤怒与厌恶也消散了。她对病榻上的里德太太十分同情，想握手言和。

随着女主简・爱的成长和内心情感的变化，按照一般的猜测，里德太太的扁平人物形象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她有一个可利用的自我转变的扩大为圆形人物的环境。但是，人物本身陷在了她从文本开始的性格设定中，“顽固的本性不是立刻就能感化的，天生的反感也并非轻易就能消除”，因为一句简单却有哲理的话，转变为圆形人物的可能性被抹灭了。里德太太没有改变一直以来对简・爱根深蒂固的厌恶，哪怕情节发展过程中，有过可以转变为圆形人物的萌芽，但是，因为人物自身的选择而放弃了。

与简・爱有着最直接对比的人物是贵族小姐布兰奇・英格拉姆小姐。外貌上，英格拉姆小姐“活脱脱像个月亮女神”，端庄而且多才多艺，充满活力。但是，在简・爱敏锐地观察之后，英格拉姆完全激不起她的嫉妒。因为不值得，英格拉姆小姐的人物形象定义为几个关键词：好卖弄、头脑浮浅、缺乏教养、没有同情。关于英格拉姆小姐的形象描绘，都是作为冷眼旁观者简・爱直接的反面的典型对照。

文本中出现的第二个与简・爱有交集的男性，是沼泽地的牧师约翰・里弗斯。长相俊美内心冷酷和急切的约翰先生，他愿意竭尽全力帮助没有落脚地的简，但是，在冷酷而又焦躁的心境之下，约翰・里弗斯克制自己的感情，放下对奥利弗小姐的热爱，也拒绝了奥利弗小姐对他的好感。

约翰・里弗斯“是个好人”但是“冷酷无情”。他或者纯粹是为了向往优秀伟大的东西，永远不会休息，也不赞成周围的人休息。所以，他要求简・爱以妻子的身份跟他一起去印度传教。在简・爱拒绝做他妻子后，他甚至冷淡对待。这与简・爱的生活态度也是有冲突的，简爱追求人的美德和人生的欢乐，而这与里弗斯格格不入。

文本当中，大多数人物都如同上面列举的几个人物形象一样，都是典型的扁平人物。形形的扁平人物围绕在简・爱的周围，伴随着她的成长。一个个扁平人物自始至终都是单一性格，但是，在简・爱的成长历程和爱情故事发展过程中，他们隐含在故事内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时代背景。通过他们的行为和言谈，一个时代的风气和价值评判标准不言而喻。一个女人在社会上要有地位要让人喜爱，首先是钱。没有钱，那么也要拥有“美貌”和“贵族身份”。这些，都是简・爱缺乏的，而她唯一的身份――家庭女教师，恰恰是贵族们不尊重嘲弄的对象。

同时，扁平人物的设计，不光光是为了交代一个角色或者是简・爱的一个社会关系，他们同时对简・爱这一个圆形人物的形成和性格的改变、丰满与逐渐成熟，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各类扁平人物对比突出丰满了简・爱的形象。简・爱之所以是简・爱，因为她不同于表兄妹乔治亚娜等人，也不同于贵族英格拉姆小姐。更主要的是，简・爱在面对不同的扁平人物时，她的性格有着阶段性的转变和成长。

2《简・爱》中的圆形人物

在《简・爱》中，最主要的两个圆形人物是简・爱和爱德华・罗切斯特。相对的，福斯特的理论中，圆形人物最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动态的，变化的；而是发展的，演变的。

简・爱的每次出场，性格上都出现了点新意，与之前她带给人的感觉是有差异的。情节的发展促使她的性格发生变化，同时，简・爱的每次转变也在推动情节的前进。

童年时期的简・爱生活在盖茨黑德，对于欺辱她的表兄妹逆来顺受，但是，一次的爆发和反抗，便被关到了里德先生去世的房子里面。她看到了镜子中自己的影像，像一个幽灵，瘦小苍白。但是，她“依然热血沸腾，反叛的奴隶那种苦涩情绪依然激励着我”，所以，她的理智告诉她，她经历的一切都是不公的。

这种叛逆的力量一直伴随着简・爱。简・爱同时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要跟药剂师辩解自己是被人打倒才生病，而不是因为不能和小姐们一起坐马车出去闹别扭。

对自己舅妈里德太太的感情，简・爱曾经说过一段话：我很庆幸你不是我亲戚，今生今世我再也不会叫你舅妈了。长大了我也永远不会来看你，要是有人问起我喜欢不喜欢你，你怎样待我，我会说，一想起你就使我讨厌，我会说，你对我冷酷得到了可耻的地步。[1]

年少时对里德太太的憎恨没有伴随简・爱的一生。这种感情第一次受到影响是在罗沃德碰到好友海伦・彭斯，“耐心忍受只有自己感到痛苦，远比草率行动，产生连累亲朋的恶果要好，更何况《圣经》上嘱咐我们要以德报怨”，“要是你无法避免，那你的职责就是忍受”。这个时候，简・爱的信条是“别人待你好，你待别人也好”。

简・爱没有做到对里德太太以德报怨，但是，在里德太太病倒后，她还是立即动身前往盖茨黑德府。简看着病榻上的里德太太，一度想要握手言和，但是，里德太太对她始终是冷冰冰的而且反感，简先是“感到痛苦，随后感到恼火，最后便感到决心要制服她――不管她的本性和意志如何顽强，我要压倒她”。简・爱从最初的憎恨到后来的宽容以及自尊，都是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转变。

盖茨黑德府中，两个表姐妹乔治亚娜和伊丽莎，一个刻薄得叫人难以容忍，而另一种鼓噪乏味得可鄙，都因为宽厚的感情不被她们所重视。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在里德太太临终之前，简・爱说出这样子的话便十分合理：“爱我也好，恨我也好，随你便吧，反正你已经彻底得到了我的宽恕。现在请你去请求上帝的宽恕，安息吧。”随着年龄的增大，保守磨难的简・爱由憎恨变得宽容。

简・爱在罗沃德受到校长坦普尔小姐的教诲，并博得她的友谊。坦普尔小姐结了婚离开了罗沃德。她感觉自己与罗沃德有几分像假的感情和联系都消失了。在别人眼中，她似乎是一个懂规矩受本分的人，但是，天性热爱冒险和追求人生真谛，使得简・爱再也不能保持平静，她渴望走出罗沃德，渴望到广阔的世界去。于是，她想到了在报纸上刊登家教广告。这一决定便彻底改变了原本的生活轨迹，简・爱的命运也在这里发生了转折。

新的工作环境，桑菲尔德府里面最先和她联系的是管家费尔法克斯太太。在没有见到费尔法克斯太太时，她以为费尔法克斯太太是桑菲尔德府的女主人，并且决心好好相处。见面之后，简・爱发现她是个可敬的好相处的老妇人。但是，费尔法克斯太太在观察和描绘人的特点方面并不知道如何刻画。所以，在与她的交流当中，简・爱无法进一步不了解罗切斯特先生的个性。这就为两人的见面布下了伏笔，也为罗切斯特先生的出场加强了戏剧性。

文本中有直接的一句话概括费尔法克斯太太，“性格温和，心地善良，受过足够的教育，具有中等智力”，这个在以后简・爱与罗切斯特先生交谈中，费尔法克斯太太理解费力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费尔法克斯太太心目中，罗切斯特先生是一个绅士，一个土地所有者，别无其他。并因为罗切斯特对身为家教的简・爱特别关注而焦虑不安，对简・爱旁敲侧击，表明两个人的身份是不相匹配的。与罗切斯特匹配的是贵族小姐英格拉姆小姐。在这样的人物衬托之下，简・爱个性中的骚动不安的东西，便显得尤为难得可贵。

没有人知道除了政治反抗之外，有多少反抗在人世间芸芸众生中酝酿着。一般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她们对严厉的束缚，绝对的停滞，都跟男人一样感到痛苦。比她们更享有特权的同类们，只有心胸狭隘者才会说，女人们应当只做做布丁，织织长袜，弹弹钢琴，绣绣布包。[1]

这种性格和思想，决定了简・爱在处理以后发生的种种磨难的态度，也决定了简・爱在面对罗切斯特先生时不卑不亢的态度。简・爱对自己的定位是这样子的，她对待自己的雇主更愿意从深层次上去理解，而不是像费尔法克斯太太理解的那样，只是绅士和土地所有者。

这种个性，在简・爱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也不曾丧失。她流浪到了沼泽地，因为貌似乞丐，而受到仆人汉娜的冷待。所以，她身体恢复后，在厨房的炉火旁，强硬地回复汉娜没有房子或铜子儿并不成了汉娜所说的乞丐，而恰恰是读过很多书的人。

虽然，汉娜没有礼貌地把她当成了乞丐，她还是会称赞汉娜是个忠厚的仆人。但是，她相当严厉地指责汉娜“在一个连条狗都不该撵走的夜晚，把我赶出门外。”这段关于金钱和贫穷的对话，让汉娜尊重简・爱，并知道自己错了。而幼年在盖茨黑德府的简・爱因为周围成年人的影响，对于贫困和金钱却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对我来说，贫困就是堕落的别名。”

而后来的转变，可能是离开了盖茨黑德府，看不到茅屋门口奶孩子错衣服的女人，也可能是在罗沃德学习的经历，她开始学习绘画和法文，代替了对食物的渴望，使得她“决不会拿贫困的罗沃德去换取终日奢华的盖茨黑德”。

简・爱在面对不同的扁平人物，在不同的环境中，性格和形象是发展和变化的。扁平人物们构成了一个社会背景，简・爱与扁平人物的冲突，其实是与当时一个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冲突。

《简・爱》中另一个较为明显的圆形人物是罗切斯特先生。与简・爱不同的是，罗切斯特圆形人物的成长不是面对一个个扁平人物形成的，而是在与另一个圆形人物简爱的接触中逐渐形成的。他也有一个性格改变过程。

罗切斯特先生大体中等身材，胸膛很宽。脸庞黝黑，面容严厉，眉毛浓密。青春已逝，但未届中年。两人的初次见面并不愉快，而且，罗切斯特先生是个容易发怒的人。罗切斯特初次见面就对简・爱的画作评价为“思想有些妖气”。他的一出场，便是“变幻无常，粗暴无礼”的。但是，罗切斯特情绪的反复并没有使简・爱生气，因为他的情绪起伏都是与她不相干的原因。

罗切斯特再次召见简・爱是，不那么严厉，更不那么阴沉。而且，他甚至问简・爱自己长得漂亮与否。简・爱直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也促使罗切斯特重新认识简・爱。人物情感思想的交流，更多的是通过对话来展现。而罗切斯特的性格特征是在简・爱的审视中得到展现的。罗切斯特对自己的外表毫不在乎，高傲地依赖其他内在或外来的特质的力量，来弥补自身魅力的缺陷。简・爱在默默观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被这种自信所吸引。

所以，虽然说，罗切斯特有着不自觉的优越感，但是，两个人相互吸引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有着共同的性格特征“不拘礼节”，并且二人在思想上可以交流。罗切斯特有暗示过“今后我所交往的人和追求的东西与以往的不同了”。并且，和简・爱相同的是，罗切斯特对“轻浮浅薄、唯利是图、冷酷无情、毫无意义”的出轨的情人不再是愤怒，而是厌烦。

在罗切斯特慢慢对简・爱敞开心怀和对简・爱态度逐渐改变的过程中，简对罗切斯特也多了一份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罗切斯特在其他人身上看不到的。同时，简・爱身上的“品质新鲜健康，没有污渍，没有斑点，这种交往使人复活，催人新生”。

让罗切斯特真正重视简・爱是两次意外。一次是罗切斯特晚上睡觉差点被火烧死，简・爱冷静机智地救下了他；另一次是梅森先生在疯女人的屋里手上，简・爱协助罗切斯特将他在天亮之前，宾客们醒来之前，安全送出。过程中，简・爱显示出的冷静、机智、配合和不多好奇的种种品质让罗切斯特对她全然信任。简・爱身上有种超越美的力量。

在这些事件之后，罗切斯特已经不再是最开始的易怒冷漠的上司，而是简・爱惹怒后可以抚慰的情人。更大的转变是，罗切斯特对简・爱的改变，还在于，他甚至让众人误会自己要去英格拉姆小姐，逼得简・爱对他倾诉自己真正的情感。

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姿色和充足的财富，我会使你同我现在一样难分难舍，我不是根据习俗、常规，甚至也不是血肉之躯同你说话，而是我的灵魂同你的灵魂在对话，就仿我们两人穿坟墓，站在上帝脚下，彼此平等――本来就如此！[1]

简・爱想从罗切斯特那里寻求尊重，同时，她教会罗切斯特学会如何尊重人。人格的独立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之上。在这个基础之上的爱情，又恰恰是罗切斯特所期望寻得的感情。

如果说简・爱对罗切斯特形象地推进与转变，是从内部出发的话，那么，这个强势的圆形人物形象，最剧烈的一次转变，自然是桑菲尔德府发生了火灾，罗切斯特先生变得残疾了之后。这个是一个故事情节上的外部推动。意外发生之后，罗切斯特瞎了眼睛，瘸了一条腿。与简・爱在一起的优越感早已不复存在，而是担心简・爱随时会离他而去。但是，二人最终达到了和谐幸福的状态，“他同我推心置腹，我同他无话不谈。我们的性格完全投投合，结果彼此心心相印”。

在罗切斯特这一圆形人物的发展过程中，故事情节得到了推进。故事的主题，也包含在了简爱的性格形成和人物发展饱满的过程当中。

3结语

在《简・爱》中，众多扁平人物的塑造，把隐藏在文本之中的社会时代背景交代地很清楚。通过他们的行为和言谈，一个时代的风气和价值评判标准不言而喻。同时，扁平人物对简・爱这一个圆形人物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一个促进的作用。简・爱的圆形人物形象是在与一个个扁平人物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圆形人物罗切斯特的成长是在与简・爱这一圆形人物的互动与接触中发生。扁平人物可以发展成为圆形，圆形人物也可以通过扁平和圆形形成。《简・爱》的情节，在人物形象发展中得到推进，故事的主题也得到了彰显。

参考文献：

[1] 夏洛蒂・勃朗特（英）.简・爱[M].黄源深，译.江苏：译林出版社，1994： 30，99，325.

心爱之物的作文篇6

[关键词]朱熹；生态哲学；“仁”；实践

[作者简介]朱惠莉，武夷学院政教部讲师，哲学硕士，福建武夷山354300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1-0058-03

中国传统哲学是“生”的哲学，“仁”是整个儒学的核心。《易传》日：“天地之大德日生。”又日：“生生之谓易。”生，就是草木生长，就是创造生命。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天地以“生”为道，“生”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此，“生”就是“仁”，“生”就是善。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综合前人的学说，在《仁说》中从“天人之际”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立场讨论仁的问题，将“仁”解释成“天地生物之心”和“心之德”、“爱之理”，将这一“生”之哲学发挥到成熟形态。

朱熹在《仁说》中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者，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故语心之德，虽其意摄贯通无所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日仁而已矣。请试论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日元亨利贞，而无所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日仁义礼智，而仁无所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侧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日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日“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万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由上可知朱熹论“仁”有以下的两层含义。

(一)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

天地万物生生不息，既是生的体现，也是仁的体现。朱熹认为“生底意思是仁”、“天地生这物时，便有个仁”、仁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以“仁”说“生”，说明万物的生气、生理本身就是天地仁爱和善意的体现，实际上也就蕴涵着一个天地生物的目的。故朱熹说：“仁者，生之理，惟其运转不息，故谓之心。”可见，“生理”不仅是气流行化生的“条理”，而且还蕴涵着天地之仁心，蕴涵着天地生生不已之善的目的。“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万事万物都源自于天地之仁心。朱熹说：“熹所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为心。此虽出于一时之臆见，然窃自谓正发明得天人无间断处稍似精密。”他一再强调：“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人得之遂为人之心，物得之遂为物之心，草木禽兽得之遂为草木禽兽之心，只是一个天地之心尔。”在此，仁即生，生即仁，自然主义的“生”与伦理意义的“仁”在本质上达到了有机统一。钱穆曾评论说：“朱子专就心之生处心之仁处着眼，至是而宇宙万物乃得能为一体。当知从来儒家发挥仁字到此境界者，正惟朱子一人。

(二)　仁是“心之德”、“爱之理”

朱子在论人心之仁时，提出仁包“四端”、“四德”的命题。所谓“心之德”，是从心之“全德”而言的。心德有仁、义、礼、智四者。仁“偏言之”则指四德中之一德，“专言之”则统体只是一个全，其中包含了其他各德。人，只是一个仁心，此心可分为“四端”。其中，侧隐是“四端”的根本，它是一个警觉心，统摄其他三者。“本只是这恻隐，遇当辞逊则为辞逊，不安处便为羞恶，分别处便为是非；若无一个动底醒底在里面，便也不知羞恶，不知辞逊，不知是非。这恻隐之心就是仁爱之心。仁是四德的根本，义礼智是仁之用。用“心之德”来诠释“仁”，说明“仁”是心“未发时”已“自具”，“已发时”“其用不穷”。同时，朱熹又道：“仁只是个爱底道理。”“理是根，爱是苗。仁之爱，如糖之甜，醋之酸，爱是那滋味。”“不可便唤苗作根。然而这个功，却是从根上来。”“仁是体，爱是用，又日爱之理，爱自仁出也。然亦不可离了爱去说仁。”“仁者爱之理”，只是爱之道理，犹言生之性，爱则是理之见于用者也。盖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爱是情，情发于用。性者指其未发，故日“仁者爱之理”。情即已发，故日“爱者仁之用”

朱熹将“仁”理解为爱的原理、根据以及主体的道德本质，仁与爱或侧隐等道德情感的关系由此而成了体与用的关系。他说：“仁是体，爱是用。又日爱之理，爱自仁出也。”仁与爱的体用关系也就是“未发”与“已发”的关系，“未发”是“已发”的根据，“已发”出自“未发”，故朱熹说：“所谓爱之理者，则正所谓仁是未发之爱，爱是已发之仁尔。”朱熹又形象地将仁与爱的体用关系比喻为根与苗的关系：“仁只是个爱底道理。……理是根，爱是苗。……不可便唤苗做根，然而这个苗却定是从那根上来。”仁是理是性，是未发之时，是根本，然而仁与爱又是不可分离的，仁因爱而存在，仁的根本表现是爱。

经过朱熹的发挥论证，仁不再仅仅是人所具有的恻隐之心，亦是天地之心；仁的境界不再仅仅是自我与他人境界，亦是主体与客体、小我与大我、人类与万物相融的境界。朱熹将“仁”理解为“天地生物之心”，体现了仁的宇宙精神，将仁理解为“心之德”、“爱之理”则体现了仁的主体精神。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蔽之，则日仁而已矣。……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仁原本乃是人心之妙，众善之源，但此源为一，其分则殊，此源一发，其用不穷，可及于人，可及于物，可及于天地宇宙，总之是“即物而在”。仁学经过朱熹的发挥，将仁由原本为静态视角的仁(一种道德境界和修养准则)推向静态视角的仁与动态视角的仁(一种生机活力即生命力)合一的更高的层次，从而也达到了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朱熹那里，仁的“生生之德”超越了个体，超越了人类，充塞于宇宙，它代表了宇宙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生意”、“生机”、“生气”，它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德性就是“生”。

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如宋明理学的开山者周敦颐说：“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太极图说》)对于“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一句，朱熹解释为：“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极之道焉，然阴阳五行，气质交运，而人之所禀，独得其秀，故其心为最灵，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谓天地之心，而人之极也。”这就是说，人与万物都含具“太极之道”(即“理”)，此为人与万物的本原之“性”，而人与万物的区别在于，人所禀赋的是阴阳五行之秀气，故其心最灵，其性也表现得最全。朱熹说：“性同气异，只此四字，包含无限道理。”

人与万物的本性是相同的，其区别只在于“气异”，而从根本上说又是“一气流通”的，故人的道德修养不仅要孝亲、爱人，而且要爱物。另外如《中庸》强调的“赞天地之化育”，朱子认为：“赞，犹助也”，即“与时偕行而无所执”。“赞天地之化育”即顺应天理，调谐人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关系，适当帮助自然物适时地生长。

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和现实性，在朱熹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其关于“仁民”、“爱物”力图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的具体实践。诸如在农业生产发展的方面，朱熹不仅对农田耕作及护理方面有独到见解，而且对牲畜及动物的保护都有具体的建议。另外朱熹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措施及其与大自然合一的自身经历，无不深深渗透了“仁”的生态哲学思想。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十二月，朱熹在所撰写的《劝农文》中指出地方出现“地瘠税重”，民间怠于耕种、农业萧条的景象。针对这种情况，朱熹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官史职责不清。州县官史不在于直接参加生产，而应以“劝农为职”，以组织和管理生产为己任。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有效组织生产，朱熹还针对农业生产提出一些具体建议。首先，朱熹特别注意农业季节，不误农时地进行生产。他说：“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其次，对于田地耕作，他从选地、整地、撒种、施肥、护理等方面提出建议；对于“农事之本”――水利工程，要群策群力，协力兴修。最后，他指出农业发展要符合各地的具体情况，要因地制宜，多处经营。不但重视稻谷的生产，对于其他五谷杂粮的耕作，及至养蚕种桑也要有足够的重视，也要“务尽地力”。另外，州县官史在劝民务农时，也要自修品德，成为“四德”兼具之仁人。可以说，朱熹的《劝农文》是强调应该在天时、地利、人和的佳境中进行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得到良好的开发，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在《劝农文》中，朱熹还强调对于耕牛的保护。朱熹指出：“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须照管，及时喂饲，不得辄行宰杀，致妨农务。如有违戾，准敕科决，脊杖二十。每头追赏(按《正论》改作尝)五十贯文，锢身监纳，的无轻恕。今仰人户，递相告戒，毋致违犯。”朱熹肯定牛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精心饲养，不得滥杀以妨害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如有违令，重责重罚，严加惩处。，不但对耕牛要严加爱护，甚至连践踏粮食的象兽地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捕杀，严禁滥捕滥杀。朱熹指出：“本州管内荒田颇多，盖缘官司有寄之扰，象兽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户不敢开垦。今来朝廷推行经界，向去产钱官米各有归著，自无儇寄之扰。本州又已出榜劝谕人户陷杀象兽，约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齿蹄角。今更别立赏钱三十贯，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庶几去除灾害，民乐耕耘。”为了顺利开展农业生产，要善待耕牛，不得滥杀滥宰，即便是危害农田粮食的象兽等，只要预期效果达到，便不能再任意虐杀。这种适当保持生态平衡的做法和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在今天依然是值得我们去仿效的。

朱熹还大力提倡保护生态环境。针对南岳衡山林木摧残、水土流失情况严重的情况，任职湖南的朱熹提出了一整套种植、养护、管理林木、绿化南岳的方法，并公告全境。他指出：“照应本州管内南岳衡山系国家火德兴隆之地，崇奉之礼，极于严肃，合行封植，以壮形势。”而“近来官司失于守护，致得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残，土石破碎，无以保国威灵，停云气，慰一方瞻仰归依之望，事属不便”。朱熹明确指出，导致目前的状况主要原因是政府监督力度不强，导致滥砍滥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鉴于此，朱熹提出由官府勘定，寺院统一负责、合理规划、悉心护理，开垦森林绿地，有度地伐木。并出榜文示众，不能滥砍滥伐，违者以犯罪处罚，严惩不贷。“并帖巡尉仰详前项事理，须管同合同李修职前去体究相度，逐一半此施行。及出榜岳山寺张挂，约束诸色等人不得依前于山内瞻望所及之处斫伐林木，穿毁土石。如有前项违犯之人，许诸色人于所属陈告根究，从条断罪施行。”由上可知，朱熹榜文的目的在于恢复南岳地区原有的良好生态环境，力求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理想境界一“山势崇深，-永为福地”。

悠游于山水之中，追求雅逸恬淡、率性自然的读书、讲学生活，朱子通过亲身与天地合一的实践，达到了与自然合一的最佳状态。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朱熹在奏劾唐仲友受挫后，便开始动工构筑精舍，“于基溪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草茅，仅得数亩，面势清幽，奇木佳石，揖映带，若阴相而遗伐者。使弟子具畚锸，集瓦竹，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肆业，琴歌洒赋，莫不在是”。武夷山隐屏峰上流淌的不凡“云气”，峰下令人耳目一新的葱郁“平林”无不使朱熹神往，因此他决心“自辟精舍”，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对此，《福建通志》亦有记载：“自号紫阳，箪瓢屡空。然天机活泼，常寄情山水文字。南康之庐山、潭州之衡岳、建州之武夷、云谷，福州之石鼓、乌石，莫不流连题咏，相传每经行处，闻有佳邱壑，虽迂数i--m_，必往游。携尊酒时饮一杯，竞日不倦。非徒效塑人以为居敬者。”

在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中，人与自然是一种相即相融并互相渗透的关系。“自然”是“人”的创生者，“人”也是“自然”的参与者。“人”与“自然”的此种关系之所以可能，其基础正是在于人与宇宙万物都以生生不已的仁德为其核心价值。“仁”既内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又超越于每一个个别的个体，而成为宇宙万物之共同质素。朱熹哲学中的此种观点，希望在个人与宇宙之间，建立和谐的连续性；希望在个人与宇宙超越本体之间，建立互动关系；也希望个人与社会政治群体之间，建立共生共荣共感的关系。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新实践中，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易于为广大人民接受的生态与环境理念，就要重新探索和借鉴朱熹的生态哲学思想。

[参考文献]

[1]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上海：四部丛刊初蝙本，1934.

[2]朱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钱穆.朱子学提纲[M].北京：三联书店，2002.

[4]邱汉生.四书集注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董天工.武夷山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

心爱之物的作文篇7

关键词：女性视角；简・爱；伯莎；罗切斯特；形象赏析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89-03

《简・爱》是一部备受读者喜爱的小说作品。在小说传播过程中，有不同的研究者对其小说中人物形象进行着不同角度的赏析。然而，在女性视角下，对其小说人物形象的赏析还是第一次。由于审视角度的不同，即使面对同一人物形象也有会不同的收获。而且，这种多角度的赏析，不仅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小说人物形象的社会意义，而且更能使读者明确小说的艺术价值。

一、女性视角

女性视角一般是指研究者以西方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审视文学形象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在女性的视角下，研究者不仅要分析文中的女性形象，而且还要运用女权主义的核心理念观照文中的男性形象及其对于女性人物形象的影响。因此，形象的分析的重点就往往被局限在两个层面上：即文中女性形象对男权文化的抗争和男权文化给予女性生活状态的影响。从另一个层面讲，在女性视角下审视小说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其探讨的内容集中于两点，即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给予人物形象的相互影响。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研究结果，首先，是由于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的对立。在人物形象赏析的过程中，女权主义是作为与男权主义的对立而存在的。即，面对男权主义这单一的理论束缚，女权主义表现出自己的抗争。因此，它的分析集中于小f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但是，从哲学的层面上讲，没有传统男权主义理论的诞生，那么后边女权主义的一切也就无谈起。因此，女权主义与男权主义之间表现出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其次，作为一部小说，人物形象是自成体系的。人物形象体系是指小说中人物形象彼此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作为小说而言，在其人物形象体系中，没有体现男权主义的人物形象，也就无所谓体现女权思想的人物形象了。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分析视角，人物形象的赏析都会涉及男、女人物形象的问题。

虽然说女性视角侧重于对女权主义觉醒的分析，侧重于对其反抗男权主义表现的总结与归纳，但与此同时，它也侧重于对男权给予女权主义发展影响的分析。否则，女性视角的人物形象审视就是传统男权人物形象研究的全盘否定。而且，这样的全盘否定又会成为影响读者感悟人物形象的理论。

二、女性视角下的人物赏析

（一）女性视角下的简・爱

叙事类文学作品的研究，首先集中在人物形象的研究上，而对人物形象的关注，又聚焦在主人公的身上。简・爱作为小说同名的主人公，就享有了研究的优先权[1]。

在女性的视角下，简・爱已作为独立女性的经典，在希望阳光下，鲜花里有更多的简爱走出来，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美貌，还是相貌平庸，都有美好的心灵和充实的心胸，都能以独立的人格和坚强的个性生活[2]。

简・爱形象是一个抗争的形象，而且她的抗争是与生活的历程融合为一体的。因此，她抗争意识的觉醒过程就形象化地诠释了女权主义的发展历程。首先，她的抗争表现在日常生活中。例如，在小说的伊始，作者就对其艰难的生活环境进行了客观地描写。从下列简短的对话中就可见一斑：

“贝茵说了什么啦？”我问。

“简，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者刨根究底的人，更何况小孩子家这么跟大人顶嘴实在让人讨厌。找个地方去坐着，不会和气说话就别张嘴。”

这是描写简・爱在里德太太家悲惨遭遇的一段话。当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了解别人说自己什么的时候，她的质疑却受到这样的回复。仅仅对自己不明白这处的一个询问却被用“我不喜欢吹毛求疵或者刨根究底的人”来回绝。更可怕还是后边那一句“小孩子家这么跟大人顶嘴”以及对其“顶嘴”的处理结果“不会和气说话就别张嘴”。

其次，简・爱的抗争是一种理性的抗争。面对这样的责难，简・爱放弃了力争弄清事实真相的权利。但这并不代表她不理性。尽管心中有疑问，但她却放弃了进一步的询问，一个人远远地走开去寻一个僻静的场所阅读一些书籍。

再次，简・爱的抗争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小说的文本中，简・爱的抗争表现为她与自己的命运的抗争。在小说时，简・爱是一个生活贫穷的人，而且她也不具备令人羡慕的美貌，长相一般并且身材矮小。可是通过抗争她却表现出来了与其他人一样的品质：我的心胸一样充实。在小说的文本里，简・爱抗争的普遍性意义还源自于当时生活。简爱的经历几乎与作者自身的经历完全相同。虽然她没有父母的怜爱，连那唯一关爱她的舅母也过早地去世了。但她却在自己喜欢的自然与书箱中得到了慰藉。因此，她在柔弱的外表下表现出了内心的刚强。如果说上述所选择的案例不足以例证这个观点，那么在小说故事的发展过程中，简・爱与罗切斯特的恋爱经历足以证明这一切。一个出身名门，不仅有显赫的身世，而且还拥有令人羡慕的物质财富；一个出身贫穷，既没有令人倾倒的容颜，也没有令其满意的社会地位，只是一个可怜的家庭教师。但是，这种悬殊的对比并没有使简・爱妥协，而是更加坚定了她对婚姻幸福的追求。尤其当简・爱最终与心爱的人――罗切斯特站在婚礼的舞台上听说罗切斯特前妻还在人间的消息后，她绝然地像自己当初对罗切斯特的追求一样，表现出了自己那令人敬仰的坚守信念，毫无眷恋地放弃了这已到手的幸福，独自一人再次回归到无依无靠的世界。因此，如果说她当初对罗切斯特的追求是一种稍有感性的理性抗争，那么这一次婚礼上的出走则是更加理性的抗争。因为，在这样的抗争里，不仅有简・爱对自己尊严的维护，也有对罗切斯特原配妻子的尊重。从而使传统的男权主义出现了向女权主义的妥协的征兆。因为，经过这样的事情，罗切斯特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简・爱的伟大之处。

最后，简・爱的抗争再现了男权与女权主义的斗争焦点。简・爱形象的抗争焦点主要集中于两点，即与自己命运的抗争和与传统男权主义的抗争。对于前者而言，她与命运的斗争开始于她生活的舅舅家里；对于后者而言，既表现在她与罗切斯特的婚姻追求中，也表现在她在婚礼上与罗切斯特的分手里。细想这两个层面的抗争都是传统男权主义与女权主义斗争的焦点。特别是后者，使简・爱具有男权抗争本质的女性形象更具个性化。而在其个性化的抗争实质就是对男女平等、自由的一种追求。

（二）女性视角下的伯莎

在小说《简・爱》中，另一位女性形象伯莎・梅森（Bertha Mason）也是一位值得研究者特别关注的形象，特别是在女性的视角下对其形象的审视更具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对于前者而言，由于简・爱的光芒太过耀眼，读者和学者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只将目光集中在她的身上，而伯莎・梅森这样一个被囚禁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却为人们所忽视，即便得到关注也无怪乎是一些指责与批评[3]，影响了读者对小说价值的挖掘和对其人物形象的赏析。

首先，在小说的文本中，伯莎・梅森是一位受男权影响而发疯的女人。伯莎・梅森没有简・爱那样的抗争方式，但她却以自己与众不同的“疯”表达着传统男权思想给予女性的影响。在当时男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伯莎・梅森的婚姻就是通过金钱交易完成的。罗切斯特作为她的丈夫，他不喜欢这位富有的女人。虽然罗切斯特的家里富有，但他却因为不是长子而不能获得财产的继承权。于是，此时此刻的罗切斯特只能说是富人家的一个穷人。但他却不甘心这样贫穷下去，因此，他选择了伯莎・梅森。尽管在这场婚姻中，他有些被动，但他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因为，他与伯莎・梅森的结合可以让他获得大约3万英镑的嫁妆，从而使其摆脱经济上的尴尬，获得一个相对自由的生活。从另一个层面分析，伯莎・梅森之所以能够获得来自罗切斯特所谓的爱情，那是因为她的父亲与罗切斯特具有一样的想法：伯莎・梅森的父亲要通过这样的婚姻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基于这样的事实，有研究者认为伯莎・梅森是一位遭受集体无意识迫害的“替罪羊”。从另一个层面讲，从伯莎・梅森与罗切斯特婚姻里，可以看到男权对她的影响。无论是作为自己亲人的父亲，还是作为自己丈夫的罗切斯特，他们都通过自己的男权思想使伯莎・梅森一步步地走向了生活的深渊。

其次，伯莎・梅森的反抗是对传统男权思想的报复。在小说文本中，作者精心描绘了她多次的疯狂行为。例如，当她被囚禁在阁楼上后，她终于找准机会，趁看守不备逃了出来。可是，在逃出来后，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烧死罗切斯特。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位作为自己丈夫的人，又是囚禁自己的人。再如，当伯莎・梅森得知罗切斯特即将与简・爱结婚的时候，她以更加暴力的方式撕毁了简・爱婚纱。因为，这件婚纱也是男权思想的象征，尽管它会被简・爱穿上。

（三）女性视角下的罗切斯特

罗切斯特是小说文本中另一位重要的人物形象。尽管在传统研究中，对于这个形象的分析很少涉及到女权主义的问题。但是运用女性视角分析小说的人物形象却不能忽视他对传统男权的体现。

首先，罗切斯特是一个彻底的男权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事例中得到确证。第一个事例是他与伯莎・梅森的婚姻关系。他们两人之间的婚姻不是基于爱情的基础，而是基于罗切斯特本人的金钱需求。如果他能蚣坛屑彝ゲ撇，他也不可能会与伯莎・梅森结婚。第二个事例是伯莎・梅森的反抗。无论是她第一次试图烧死罗切斯特，还是最后她葬身于烧毁庄园的火海之中，每一件事情的起因都与其密切相关。如果罗切斯特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男权思想的表现，伯莎・梅森也不会有如此的心中的怨恨；如果果罗切斯特不是为了对自己心中那份男权思想的追求，他不会再次被简・爱抛弃于婚礼之上。

其次，虽然罗切斯特不是女权思想的典型，但他通过自己言行表现出来的男权思想却是映衬以简・爱为代表的女权思想的重要媒介。无论是简・爱还是伯莎・梅森，都是在与他的相互联系中表达了女权主义者的思想诉求。在女性的视角下审视小说的人物形象，不仅不能把目光局限于特定的女性人物，而且还要分析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从而在对比中分析女权主义思想的特殊之处。

总之，小说《简・爱》是一部颇受各国读者喜爱的作品。尽管对其人物形象有不同的解读，但在女性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其小说人物形象及各自的丰富意蕴，无疑能够帮助读者准确地理解小说的主题内涵，从而为深入地挖掘小说的文学价值夯实鉴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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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邓楠，郭静.国内《简・爱》人物形象研究述评[J].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01）：39.

〔2〕张黎娜，王凤琴.简爱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J].神州，2012，（32）：2.

心爱之物的作文篇8

[论文摘 要] 电影音乐可以展现人物的文化传统、性格特征与行动发展的脉络，突出一个民族集体的、一个人物个体的心理与情感变化的轨迹。以邓丽君的音乐和她的形象作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背景来塑造人物形象正是影片《甜蜜蜜》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一、电影音乐与电影之密切关系

电影音乐是专门为影片创作、编配的音乐，是电影综合艺术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新的艺术体裁。通常，音乐与画面的结合关系分为音画同步和音画对位两种方式。其中最常用的是音画同步，即用音乐来复述、强调画面的视觉内容，音乐与画面的情绪、节奏一致，视听统一。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人们逐渐不满足于用音乐直接表现画面的情绪、气氛，由此产生了音画对位的结合方式，即音乐所表现的情绪、节奏、主题等与画面中所呈现的情绪、节奏、主题等截然相反，通过对比，反衬，烘托出画面的内容。这种结合方式有利于音乐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影片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从电影音乐与电影的关系来看，它们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管什么样的电影音乐，对其进行评价，并不是以音乐的音响效果为标准的，而是以是否体现了影片的总体构思为准绳。电影音乐首先应该是属于电影的，它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符合电影的观念和需要，无论是主题创作音乐，还是资料性音乐，都必须与影片风格统一，与叙事节奏相辅相成，与电影其他的元素相匹配。电影音乐的结构形态语言以及长度，都必须由电影的要求来决定，而不能离开影片孤立地强调音乐的表现性和完整性。总之，电影音乐必须是为电影的整体要求服务，并自然地发展和分寸适当地存在。只有设计自然，在审美主体不知不觉中起作用的电影音乐才是电影音乐的上乘之作。

二、电影音乐具有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功能

在电影艺术中，音乐和视觉影像时时刻刻都在描绘着特定民族的风俗、信念与习惯，传达着知识、艺术、道德与法律的信息，暗示着一种历史的与人文的气息。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都会有形或无形地受到自身民族文化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一个民族的文化具体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生活方式，一个群体的心灵状态、习惯与性格特征，是一种物质上、知识上、精神上的生活状态的整体显现。作为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整体，文化包括观念形态和行为方式，提供道德的和理智的规范，它是信息、知识和工具的载体，是一种从学习中得到的行为方式，也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共有的。因此，一部影片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实际上是对一个民族集体性格和生活方式的表述。

电影音乐对人物文化传统的表述往往是以音乐主题的方式实现的。音乐主题是影片音乐的“核心”部分，是描绘人物形象最突出、最富于乐思的旋律与节奏。美国电影理论家迈克尔拉毕格在《影视导演技术与美学》中说:“一种特殊的管弦乐法或特殊的音乐节拍贯穿整部电影是由角色、场合或情绪所设定的。”电影音乐对人物形象的描绘不是理性的诠释，而是感性的刻画，是通过感性的节拍、旋律、节奏以及不同器乐音色的特点来描写人物文化传统与性格特征的。在电影音乐中，不同的乐思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与立意，不同的乐器拥有不同的地域色彩与特性，这种旋律的立意与特性不仅能够突出人物情感和性格的特质，也能为某些场面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与民族的氛围。例如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自导自演的影片《廊桥遗梦》中，导演在两个主要的场景里通过收音机传递出来的、有声源的意大利歌剧音乐交代了女主人公弗兰西斯卡的出生地域、文化背景和人物的兴趣、品味，并通过歌剧音乐刻画出主人公内心那种多情浪漫的性格特点以及她美好的个人理想与沉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使影片中这对男女之间真挚动人的爱情故事的发生具有人物性格上的依据和可信性。

总之，一个完美的电影音乐主题的灵感应该首先来自于电影故事文化内涵的启发，来自于电影人物所处的文化环境和性格的影响，应该展现人物的文化传统、性格特征与行动发展的脉络，突出一个民族集体的、一个人物个体的心理与情感变化的轨迹。

三、电影《甜蜜蜜》的个案分析

由陈可辛执导，被《时代》周刊评选为1997年度十大佳片之一的《甜蜜蜜》是一部典型的运用音乐来表现一个时代文化、一个民族文化与历史特征的优秀影片。这部影片将现代钢琴音乐、双簧管音乐和流行歌曲融为一体，并着重运用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于内地的邓丽君的歌曲来贯穿影片的故事情节，生动地描绘了李翘与黎小军之间动人心弦的爱情旅程，刻画出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的独特言行与性格特征，并富有韵味地传达出两个人物之间的感情变化与矛盾冲突。

在影片《甜蜜蜜》中用钢琴演奏的舒缓优美、恬静动人的乐句，主要是用来表现影片中人物内心美好的憧憬、纯真的思念以及愉快的心灵感受;用双簧管演奏的、具有孤独悲凉、忧郁伤感色彩的旋律，主要是用来表现人物离乡背井的迷茫、生活失意的痛楚、无奈分手的伤感和客死异乡的悲哀;而邓丽君演唱的流行歌曲则在影片情节发展的过程之中贯串始终，用来表达男女主人公喜怒哀乐的心境与悲欢离合的情感历程。如果说钢琴主题和双簧管主题注重表现的是人物内心的情绪变化，那么，邓丽君的歌曲所表现的重点却是人物的趣味、爱好与人物的历史文化背景。

影片《甜蜜蜜》一共选用了邓丽君四首经典的爱情歌曲《甜蜜蜜》《泪的小雨》《再见，我的爱人》和《月亮代表我的心》来传达人物复杂的情感流程。其中，歌曲《甜蜜蜜》的三次重复运用不仅使这首歌曲成为揭示影片主题立意的音乐，还表达出一种令人回味深长的情感效果。第一次出现是在黎小军与李翘骑自行车的段落中由李翘情不自禁地哼唱出来的，歌曲传递出人物之间一种烂漫的初恋感觉，那连贯运动的摄影机镜头、慢速叠化的诗意画面以及由轻松的人声演唱到抒情的器乐演奏的转化，传达出一种甜美温馨、悠远情长的美妙情意。歌曲第二次出现是在李翘与黎小军经常幽会的527客房中，当时，李翘的情绪非常低落，显得心事重重，黎小军感觉到了李翘的那种疲惫与冷淡，在一种百无聊赖的状态中，他用干涩的声音哼唱出了《甜蜜蜜》的曲调。歌声完全失去了歌曲本身具有的欢乐甜蜜的韵味，而展现出人物尴尬矛盾的内心活动。此时，他们已经走到了甜蜜爱情生活的尽头，面临着情感上的艰难抉择。歌曲《甜蜜蜜》的第三次出现是在影片的结尾处，那是歌后邓丽君与世长辞的日子——1995年5月8日，经历了种种的磨难与艰辛，李翘终于移民美国成为一名导游小姐，黎小军也在纽约的一家餐馆当了厨师，就在他们再次偶然相聚的时刻，《甜蜜蜜》的歌声又一次响起，强烈地表达出人物甜蜜快乐、情意如初的内心感受，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影片导演为了突出表达主题歌曲唱词中的那种涵义与意境，在音乐结构的编织与安排上的匠心独运。

与主题歌曲《甜蜜蜜》相比，歌曲《泪的小雨》没有被重复地强化使用，而只是作为一种背景音乐运用在1987年除夕的那个雨夜，李翘与黎小军贩卖邓丽君录音带的场景之中的。歌曲里的绵绵细雨与大年夜的倾盆大雨遥相呼应搅乱了他们卖录音带挣钱的如意盘算;歌曲中失去爱情的泪水与现实中生意清冷失败的泪水使他们明白了现实生活的严酷无情。歌曲中的情与现实中的景的密切交融表现出人物在一种艰辛凄凉的困境中回天无术、欲哭无泪的酸楚心境。歌曲《再见，我的爱人》是一首略带忧伤、感情炽热、缅怀旧情的流行歌曲，被用在影片中男女主人公旧情重燃的段落中，一方面表现出黎小军与李翘对已逝情爱的珍视与向往;另一方面也更加突出了他们那种真情难耐、爱心依旧的内心感受。另外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影片之中是作为表意性非常强的无声源音乐出现的。男女主人公是歌后邓丽君的崇拜者，当突然听到邓丽君英年早逝的消息，无疑在他们的心底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时，《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歌声四起，歌曲亲切委婉、韵味动人，唱出了他们对歌星邓丽君的真情真爱以及李翘和黎小军之间爱心不变、思念如初的感情。歌声配合着人物在纽约街头情绪低迷的漫步，表现出人物心中的一丝酸楚与一片诗意，从偶像生命的陨落到人物分分合合、失之交臂的情爱周折，让人们得到一种人生如梦、生命无常的感叹，体味到一种充满着酸甜苦辣的未了情缘。

以邓丽君的音乐和她的形象作为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背景来塑造人物形象是影片《甜蜜蜜》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在影片中，邓丽君的歌声不只是贯穿在影片的听觉表意系统之中的一段一段音乐，而是作为一种表现人物历史、文化、趣味、爱好特征的元素来刻画人物形象，并将这些独具时代与文化特点的歌曲融入了男女主人公的相遇、相知、相爱的行动之中和故事事件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港台的流行音乐文化随着经贸交流的增加而逐渐流入内地，邓丽君的歌曲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特点的大众音乐在80年代广泛地流行于内地。她的歌声表达着生命的真实情感和时代的节奏氛围，深受普通老百姓的欢迎，是内地社会中普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通俗音乐形式。而黎小军和李翘正是这些普通人中的一员，他们对新生事物感受最快，反应最敏锐，成为这些通俗音乐文化的主体听众。并且，他们在多年的生活中培养出了对歌星邓丽君崇拜仰慕的感情和对她歌曲的由衷喜爱，他们两人这种相同的兴趣与爱好、共同的背景与感受是在一种复杂的历史环境与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成为他们性格发展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共同点既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活动，也影响着他们对爱情的看法，成为男女主人公之间心灵碰撞的缘由和情感共鸣的基石。在影片中，邓丽君的歌声一方面表达出了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印象，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另一方面成为表现这对质朴平凡的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化的音乐语言，透过这些委婉动听的爱情歌曲，能够体现出人物的兴趣与爱好、品味与修养，凸显出人物社会背景、历史文化和生活经历对人物内心的深刻影响，从而生动鲜明地创造出人物的形象特征。

[参考文献]

[1]姚国强，孙欣.电影声音艺术理论[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2][美]迈克尔拉毕格.影视导演技术与美学[M].卢蓉，等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3]郑洞天，谢小晶.艺术风格的个性化追求——电影导演大师创作研究[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