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缙的故事范文

解缙的故事篇1

昨天刚刚看完了《大明奇才》，真是感慨万千啊！

解缙——一个传世奇才，人称“文曲星”下凡！可却屡屡遭到奸臣的陷害，难到好人真的那么难做吗？十年带职归读，连皇上都这样对待他，说什么还要练达人情，这是什么话啊！当时我就愤慨极了！难到好人要随世界的黑暗而改变自己那伸张正义的性格吗？为什么世界不能因个人而改变呢？也许这是无稽之谈吧！要是这样，天下岂不乱套了？可要是这样，人人都能够像解缙那样，世界该变得都美好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简直是世外桃源啊！可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罢了，光阴消逝，世界亦如此，看看现在，又有几个人能克已奉公，公正廉洁呢？哎，现在虽不比当年解缙“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局面，但还是应该要有更多这样的人才行！

反观解缙，虽然博才多学，可就是不知道世间险恶啊，一点防范之心都没有，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怎么都不明白这些道理。世界啊，远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要是明白这个，就不会被吴光等小人屡屡陷害了。说实话，这个吴光也真是可恶啊！与解缙结为亲家，又多次受惠于缙，可还这么对待解缙，简直禽兽不如啊！妄读这么多圣贤书，还妄称君子，这或许就是当代的“君子”吧！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解缙身边还有些忠义之士，如吴莽，王国用等，不过这些人也是无奈啊，无职无权的，爱莫能助啊，但起码能令解缙能感到温暖吧！

自我感觉这个故事的结局不是很完美，不如《大宋提刑官》来得精彩，更令人深思，令人有所感悟！后来我去查了解缙的资料，发现这部电视剧大多依据史书拍的，其中很多情节都有史可查。然而后来解缙的结局令我痛惜：被锦衣卫活埋在雪中致死！哎！这就是大明奇才的真正归宿吗？

解缙的故事篇2

皇宫大内，皇上痛失宠姬董鄂妃，悲痛欲绝，演出了一幕出家当和尚的闹剧。出家不成，身染天花，溘然长逝，留下了“顺治出家之谜”的千古谜团。康熙八岁登基，主少国疑，政局不稳。

江南地区，因征税而引发的一场政治风潮，竟然导致四府一县的官绅全被革除功名，轰动全国。史上称之为“江南奏销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朝廷奏销规矩多

“奏销”是古代概念，跟今天的“报销”类似，又有外延上的差异。一般说来，奏销的概念更广泛，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日常经费报销，也包括普通人不太关注的田赋钱粮的征收。而后者，恰恰既是奏销的大头，又是地方官的主要责任。

根据清廷的规定，地方衙门每年都要向朝廷逐级奏报征收情况，而它们填报的“奏销清册”，也被规范为“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等“四柱”格式，分别记录仓库既有、新近征收、花销折损和实际收入等四个方面的数据。

在奏报的过程中，各省的布政使司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布政使司，简称“藩司”，“掌一省之政，司钱谷之出纳”，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省财政厅。省里的府州县必须先把当地钱粮出纳册报送到布政使司，接受审核。一切无误后，这些分散的出纳册由布政使司合编为统一格式的全省年度钱粮奏销册。

奏销册编好了，送到哪儿呢？

国家最高财政主管部门，在当时是户部。直接送到户部吗？全国的奏销册如果一股脑砸过来，任何一个经办人和经办部门都吃不消。

户部想了个办法：分片包干。全国18个省的财政工作，分别归口到户部下设的14个清吏司管理。这些清吏司负责收取对口省的奏销册，经过汇总整理和分析审核，确保账目无误后，由户部草拟专题报告，以题本或奏折形式呈报皇帝。

地方官遇到天灾人祸总是难免。不过，一旦造成粮食减产，经济衰退，或是资金挪用，营私舞弊，导致税源枯竭，无法完成朝廷规定的征税任务，那可就惹大麻烦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江苏巡抚朱国治，就不得不面对这个棘手的难题。他该怎么办呢？

积欠税银问题多

清朝初期，战事不断，耗费钱粮众多。江南地区素有“苏湖熟，天下足”和“财赋半天下”的美誉，历来是朝廷税收重地。官府为了支撑战争，弥补军费不足，在这里实行了比明朝更严苛的税收政策，征税力度之大，搜刮程度之狠，史上罕见。朝廷对地方官实行严格的政绩考核办法，征税不足额就要受罚。

清廷的做法，其实是改变了清兵入关以来，靠减免赋税争取汉族士大夫人心的最初政策，转而实施“杀鸡取卵”式的劣政。缙绅们被剥夺了免税资格，当然不满。但面对官府，他们不敢来硬的去对抗，只好来软的，发动聪明才智，“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有人靠昔日的权势交结官府，拉拢书吏，隐瞒亩产，拖欠钱粮。有人资金周转失灵，或是遭遇困难，没钱交税。有人干脆装糊涂，充耳不闻征税通知，故意到期不交。大家都放下身段，用软磨硬泡的方式抗粮抗税，跟朝廷对着干。

这样一来，有权有势的富人交的少，无权无势的老实人交的多。几年下来，江南多个州县的拖欠钱粮折合白银数十万两。积欠这么多，根本还不上，各州县到布政使司衙门奏销肯定过不了关。这样一来，问题严重了。

顺治十五年（1658年），奏销案率先在嘉定县曝出，后来逐渐蔓延到江南各州县。按照朝廷规定，欠税40%以下，就要剥夺功名，责打20大板。欠税越多，责罚越重。朝廷还了一道谕旨，要求地方督抚，撕破脸皮，不讲情面，彻底清查，如果继续包庇欠税缙绅，就要以渎职罪论处。可这道谕旨和朝廷的规定，并没有引起欠税缙绅们的警觉。

顺治十八年（1661年），八岁的玄烨刚刚登基，懵懂无知。索尼、鳌拜等辅政大臣，深知钱粮收缴不齐，威胁国家财政安全，便以康熙皇帝的名义谕旨，要求各地官员加紧督办，按期完成征税任务的才能在绩效考核中被认定为称职。如有推诿拖欠，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冻结其升职调转，待限期内将钱粮补齐再解冻。如果在限期内仍无法补齐积欠钱粮，要么革职拿问，要么降级处分。从速补齐拖欠钱粮的官员，即便因故降级留任，也可以立即官复原级。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撑腰，地方官纷纷跳了出来，向江南缙绅们发起了催粮催税的猛攻。这些地方官里的急先锋，就是江苏巡抚朱国治。他会采取什么手段催缴欠税呢？那些手眼通天的江南缙绅会束手就擒吗？

巡抚大人手腕毒

在落实朝廷谕旨的执行力上，朱国治在康熙初年的封疆大吏里能排进前五名。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出任江苏巡抚，恰好赶上郑成功举兵北伐，包围江宁（今南京）。于是，郑成功的进攻就成了他征税的借口，到处敛财，搜刮无度，人称“朱白地”。

有了朝廷的谕旨，朱国治马上下令查账。只要有欠税，哪怕只欠一丁点，也要抓起来问罪。苏州、松江、常州、镇江等四府和溧阳县，加在一起抓了13517名缙绅，包括2171名乡绅，以及11346名生员（秀才）。朱国治要求他们两个月内必须将欠税赔补完毕，否则从重治罪。至少要剥夺功名和打板子，严重的话还会革职、充军、抄家。

不光抓人，朱国治还把钱粮积欠分为“宦欠”、“衿欠”、“役欠”，奏销时分别造册，注明欠税数目、欠税人名单，相当于编写了一本江苏缙绅欠税情况汇编。

朱国治的严厉催逼，确实把一部分缙绅们吓坏了。第一轮清查完毕，就有1924名绅户和10548名生员（秀才）主动清理积欠，追回白银总计4.9万两。可是，这点银子相对于江苏省的征税缺额差得很远。朱国治相信，一定还有数量更多的缙绅在观望，甚至坚持抗欠。光靠吓唬是不够的，得动真格，放大招，下狠手。于是，江苏省巡抚衙门启动了更猛烈的第二轮清查。

第二轮清查的对象不光是欠缴税银，而是直接抓人。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因欠税而被官府逮捕的缙绅多达13517人，衙役254人。不久，朝廷对这1万多人做出了处理决定：不管欠税多少，不管职务高低，所有缙绅的功名全部革除，考虑到举人以上皆有豁免部分赋税和受审免于体罚的特权，这一举措不光令书生们的十年寒窗完全白费，而且将他们从社会的中产阶级直接打回贫民。其中3000多人被带上枷锁，送交刑部治罪关押，遭受牢狱之灾，直至次年五月才陆续释放。这些缙绅里的现任官员均降二级，调离要缺，仕途遭遇重大挫折。衙役则要照价赔补，还清欠税，经济上损失惨重。

最糟糕的，不光是人身自由受到摧残，政治前途遭遇不幸，还有他们的家产。人前脚被抓走，家产随后就被官府打着冲抵拖欠税银的名义一扫而光。等他们走出监狱，回到家里，发现家已不家，一塌糊涂。

倒霉的缙绅和官员里，不乏当时名士，包括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翁叔元。己亥科殿试勇夺探花（进士及第第三名）的叶方霭，就因欠了一厘银子，也被削掉了功名。虽说他曾上书陈情，强调自己欠的一厘银子，折合铜钱一文而已，相当于今天的两毛钱，但还是被朝廷驳回。留下了一段“探花不值一厘钱”的民间典故。

经济问题政治化

短期来看，江南奏销案只有一个赢家，那就是朝廷。

表面看来，它似乎达到了“一石二鸟”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大规模抄家补上了长期积欠的税银，地方官府可以向朝廷足额奏销，完活交差了。财政拮据的困局得以缓解，至少军饷是不愁了。另一方面，经历了牢狱之灾的江南缙绅们，财力崩溃，斯文扫地。那么，清廷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打压这些缙绅富户呢？

清兵入关后，朝廷一度奉行入乡随俗政策，拉拢汉族士大夫支持新政权。然而，随着清军节节胜利，迅速席卷中原，摄政王多尔衮似乎被冲昏了头脑，竟然一改先前承诺，强行推广满族发式和生活习惯，甚至编出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谣广为传播。

明末以来，江南地区向为人文渊薮，程朱理学影响很深，“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强烈。本来就对清王朝这个少数民族政权非常抵触。面对清军的虎狼之师，扬州、江阴、嘉定军民进行了英勇抵抗，也因此在城破后遭遇屠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给江南汉族缙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坏印象，加深了对清朝统治的不满。

就在嘉定县奏销案案发之际，郑成功的大军已经打到了长江口，江南多个府县望风披靡。那些忍了十几年的江南缙绅似乎看到了出头之日，纷纷箪食壶浆，迎接郑军到来。依当时情势，如果江宁失守，清廷在江南的统治很可能土崩瓦解。

郑成功在江宁城下过于轻敌，招致惨败。对于清廷来说，这是一件幸事。惊魂甫定，清朝最高决策层就在琢磨：为什么郑成功大军在江南势如破竹。他们的一致结论，就是江南缙绅的反清情绪犹存，怀柔政策已经失灵，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精神上予以打压，彻底摧毁江南缙绅反清复明的基础。于是，江苏巡抚朱国治就成了这件事的操刀手。整顿赋税、清理积欠、完成奏销，本是经济工作，却被他异化为整治江南缙绅的政治手段。

清廷赢了。剪除异己、维护江南政局稳定的目的达到了。然而，赢得并不光彩。采取普遍打击、杀鸡取卵的做法清理积欠，完成奏销，只能缓解一时的财政紧张，却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税源，只能强压住缙绅们的反抗情绪，让他们看起来服服帖帖，拜倒在强势的朝廷之下，却无法弭平他们心中的创伤和不满。

十几年后，三藩之乱爆发，战火烧遍南中国。为了笼络人心，争取江南士大夫支持，已经亲政的康熙帝这才放松禁令，允许在奏销案里被革除功名、降职使用的官绅缴纳银两，恢复功名，官复原职。江南奏销案的闹剧才算落下帷幕。此后，这一风波逐渐淡出了清朝官修史书，没人再敢提及此事。以致到了20世纪，许多学者想研究这段故事，却找不到连贯详实的文献史料。

又过了半个世纪，清廷再次面临地方赋税积欠严重，财政亏空难以维系的大麻烦。雍正帝并没有效法多尔衮杀鸡取卵、掀起政潮，而是通过推进制度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打击贪官污吏和加强政绩考核，将斗争范围局限在官场，最终解决了这一顽疾，为康乾盛世的延续奠定了承前启后的基础。

解缙的故事篇3

这是一桩添堵的经历。孩子和大人在这一幕面前的反应截然不同：孩子第一时间被戳中笑点；母亲则没有，不但没有，她显然觉得发笑是不礼貌的。

刘宝瑞先生的长篇单口《解学士》说的是明人解缙小时聪颖的故事，其中有段情节，说明了古人和今人所受的风俗道德约束的不同。

解家寒微，有一天放学回来，绵绵春雨，解缙在家门口摔了一跤，旁边的邻舍大人看了纷纷笑了起来。解缙爬起来之后，对众人说：学生不才，愿为各位作一首诗。众人稀奇，便说快快作来——其实这不是找倒霉吗？——解缙张口道：

春雨贵如油，落地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坏一群牛。

这几个观众当时就不干了，去找解缙的父亲论理。老解出门来，问明原委，让儿子把那两句诗再重复一遍。解缙改了最后一句：

春雨贵如油，落地满街流。摔倒我学生，笑坏众朋友。

这一番口头交锋实在是太文绉绉了，本身没有多大好笑的地方。大人们自找没趣，得无聊到什么程度才会以嘲笑小孩取乐呢？随后，他们的告状又属于反应过激。如果说听这段相声的人会感到喜悦，那无非是听到孩子动动嘴捉弄了大人而感到一点爽快而已，而且那些大人还小题大做地把祸殃往自己身上揽——当解缙说完“笑坏众朋友”时，大人们责备他说瞎话：“你刚才分明说我们是一群牛！”解缙作无辜状：“爸，他们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非得到这时，这群大人的小题大做、狭隘自贱才能引起足够的憎恶，让听故事人认同解缙对他们的折磨。

“恶魔”的放风

在网络上看图，最简单的，比如一个人站在一头海象旁边，两者都有一副横着长的胡子，图下便会有人留言说“我很邪恶地笑了”，这意思就是我心里的“恶魔”苏醒了，我发现了某种对图中人不利的东西。

人人心里住着个“恶魔”，但是在社交中它被看守着，压抑着，偶尔能被释放出来，重的形成暴力，轻的可能是个恶作剧，多数时候它是放不出来的。为了释放，有文字的民族都生产出了自己的笑话，相声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这一心理需要。听相声时，我们认同台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折磨，我们内心的“恶魔”在观看别人的互相折磨时探出脑袋：它放风的时间到了。

对比一下现在的剧场相声和当年的广播、电视、晚会上的相声，就会发现剧场里的表演之所以“口味重”，是因为它要把观众心里的那个“恶魔”彻底赶出窝来，这不但有赖于甲——进攻方的充分使坏，还得靠着乙——防守方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一个周瑜、一个黄盖的组合。

最近看郭德纲、于谦的一个视频，郭德纲说于谦遛狗，出门二十分钟又回来了，于问：“遛完了？”郭答：“忘带狗了。”这时于谦有几种接话方式：表示重度不满的“去你的！”表示轻度不满的“没听说过！”表示委屈无奈的“像话吗？”而于谦的回答却是：

这不就是遛我吗？

句话甚妙，它至少有两重功效：

其一，于谦主动增强了加到自己身上的折磨的力度。现实中很少有人会这么主动去联想作自嘲的，但是，若是有这么一个朋友在身边，时常对你的攻击报以一种积极而无可奈何的反馈（“好，我服了你了”，“真拿你没办法”，“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你早晚要引他为心有灵犀的密友；

其二，也是更微妙的一点，于谦暗示观众，我本人都没拿这种折磨当回事，你又何必对我感到同情呢？

捧逗之间

要是任相声自由施展，必然有无数这种愿打愿挨的桥段出来。所以，1950年成立“相声改革小组”后，老艺人们找到老舍先生共谋相声出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捧逗之间这种强弱关系，如果甲乙二人的口舌都干干净净用在内耗里了，那还能有何正面贡献？

因此，《白事会》、《拴娃娃》、《卖五器》这些通篇甲拿乙开涮的传统节目就不太好演，《相面》、《夸住宅》等则需要清除一些“过分”的东西。这个变化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多少年后，常演《白事会》的津派演员还是对京派横竖看不顺眼，嫌他们太端着，太“和谐”，不敢去撩动观众讥刺他人的本能。

我经常举姜昆、李文华的《谈美》为例，这是他俩最早的作品之一。姜昆上来就拿李文华说事：“您在后台，往镜子前头一站，弄点红抹脸上……一站站了二十多分钟，谁也挤不到前边去”，李文华腼腆笑答：“我觉得我自己，越看越有看头。”

按现在的演法，说到这一步，下面逗哏的就该“折磨”捧哏的了，比如这样：

李：我觉得我自己，越看越有看头。

姜：这就叫人要脸树要皮。

李：你这话我听着别扭。

或者这样：

李：我觉得我自己，越看越有看头。

姜：您的自恋让人肃然起敬。

李：你这叫什么话？

但《谈美》并没有二人的互相嘲讽，姜昆接下去谈到李文华虽然上了年纪，却有一身合体的衣服，最后落实到主题：“这就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这一番开场对白，用李文华的年岁和他煞是天真的表达（“我瞧着自己那么短小精悍的”）搔搔观众的笑纹。演员跟观众维持着这样一个共识，即，观众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他们不会对演员期待得不到的快乐——放出“恶魔”后的快乐。

安全地看人出丑

那些年与相声有关的出版物，也在向读者解释为什么捧逗是平等的。1988年出版的陈连升、孙立生所著《相声群星》一书里，说到为王谦祥捧哏的李增瑞的情况：

李增瑞被固定捧哏以后，有一段时间产生了悲观情绪，自卑感相当严重。由于多种原因，捧哏演员历来被某些人所轻视，他是从小要强惯了的，在学校里总是一帆风顺，想起将来的“命运”，总有许多不安，而又无法解脱……

王李的长期搭档后来被美称为“祥瑞档”，很难判断，李离开王能否有更好的发展。上面这段引文把李增瑞当成一个思想“出了状况”的积极分子，经过批评教育、自我学习后，才认识到应以大局为重。文章要说服读者，捧逗之间是社会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孩子的快乐很多时候得于他们内心的恶魔无人看管，他们甚至不知道嘲笑一个跌倒的人，可能会在第一时间遭致报复。相声演员利用周瑜黄盖式的折磨表演，设法在成人心中复苏儿童的这种简单情感，还得告诉观众，请你放心，我们是心甘情愿的。

当着观众，郭德纲经常说些安抚语言：“玩笑归玩笑，日常生活中我很尊重于老师，于老师出道比我早，艺术和人品都比我高，我们是好兄弟……”云云，仿佛一团和气，然而话内一旦冒出机锋，观众立刻切换入幸灾乐祸的状态。说穿了，相声本质上就是演员付出牺牲，给观众一个安全地看人出丑的机会。

解缙的故事篇4

对于农村小学生来讲，他们生活中接触最多的就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资源包括自然地理资源、人文历史资源和社会发展资源。具体说来，有自然景观和民俗文化两大类。乡土文化资源经过千百年的积淀，有着丰富的内涵。教师发掘和利用乡土文化资源，应用于地方课程教学，必将极大地丰富地方课程的内容，不仅能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而且能让课堂教学更接近学生的生活，使学生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从中获得直接经验，促进全面发展。

一、挖掘风景名胜资源，传承地方文化

小学课堂教学应注重让学生走出课堂，在生活中体验。因此，在课程教学中应让学生回归生活，回归自然。“回归生活、体验生活、学会生活”是地方课程教学的基本理念，地方课程教学应该形成学生对社会生活的新体验、新发现、新认识。

笔者结合地方课程教学实际，收集了大量的地方乡土资源素材，以缙云仙都风景和千年古镇为背景，让师生在寻找和品味缙云乡土资源的过程中发掘题材，让学生经过寻访和实地考察，激发兴趣，丰富知识，启迪心智。

仙都是部级风景名胜区，古往今来，诸多名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境内九曲练溪、十里画廊，风景优美，更是众多影视剧的取景之地，将这些引入教学中，无疑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千年古镇的文化资源挖掘中，我们介绍了缙云的“赵州桥”——贤母桥等文化资源，同时组织参观和考察的实践活动。在参观、考察活动中，笔者引导学生深入细致地观察名胜古迹的特征，使学生获得第一手材料，小中见大，平中见奇，鲜活充盈，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发散型思维，而且使他们走进自然，学习了书本外的知识，有利于传承地方文化。

二、挖掘民俗风情资源，陶冶艺术情操

民俗风情乡土文化不仅对本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有一定影响，更因其独特魅力而陶冶了一方劳动者的情操，使广大劳动者在劳作之余能获得美的体验，从而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农村小学应关注乡土艺术活动，着力挖掘乡土艺术资源。通过鼓励和指导学生参与乡土艺术活动，既能培养学生对乡土艺术的兴趣，充实学生的生活，又能增强爱家乡、爱祖国的民族情操。

利用民俗风情文化，充分挖掘其中蕴含的教育资源，从而激发学生的荣誉感和使命感。以引入张山寨“七七庙会”民俗风情为例：首先要求学生深入实际，走访知情人，了解献山庙会的民间传说、习俗及历史沿革；然后收集相关资料，挖掘庙会的文化内涵；最后扩大“七七庙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学校组织学生把收集到的资料整理装订成册，作为向外宣传的材料或学校传授乡土文化的教材。学生受到了浓厚的家乡文化的熏陶，感到非常自豪。也可发动学生为挖掘地方特色文化献计献策，为以后发扬光大地方特色文化培养人才。

学生积极参与到庙会当中，经历一系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感受传统庙会的文化内涵，极大地丰富和满足了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每逢庙会，人们便会穿上节日的盛装，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相互交流，欢聚畅叙，其乐融融，一派祥和气氛。在此期间，学生也能从中学会交往的礼仪，受到教育，陶冶情操。

在上述地方课程教学案例中，我们清楚地发现，通过学生实践活动，课堂变得生动有趣。教师是地方课程的引导者和组织者，学生成为真正的实践者。教师重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在体验民俗风情中，感受民俗风情的魅力和内涵。

三、挖掘家乡特产资源，激发爱乡之情

在地方课程教学中，要求教师和学生围绕具有地方特色的家乡特产，感受家乡丰富多彩的特产经济，提升学生关注家乡、热爱家乡的感情。

如教学六年级《浙江绿谷》中《香菇之源》。在这一课中，学生了解了菇神传说，就会对家乡的特产产生好奇。教师顺着思路插入了家乡特产的介绍，缙云以粮食生产、生态水果、蚕桑、茶叶和席草为农业的主导产业。尤其蚕桑是大多数学生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学生听得到、看得到，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结合学生生活经验来开展教学活动，把蚕桑资源作为地方课程的最佳资源和活教材，以“蚕桑知识小调查”开展教学活动，调查农户桑树种植和养蚕的情况、家庭收入情况，了解桑树的种植、蚕的养殖方法，写观察日记。培养学生从小了解家乡、关心家乡、热爱家乡的感情。

将家乡特色美食融入到地方课程教学活动中，必将创出一份新天地。例如缙云米炮糖、缙云上王土爽面等特色美食，组织学生观察烤烧饼的制作过程，通过采访切糖师傅了解缙云米炮糖的制作工艺。同时，在开展“缙云烤烧饼”这一教学活动中，如何突破传统，让学生在活动中寻找具有古镇特色的素材，成了笔者的思考点。经过思索，笔者以调查民间故事为切入点，经过学生的调查，找到不少如“烧饼的起源”等具有古镇特色的故事，还有学生写下了关于烧饼的习作。

为了加强学生在教学活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增强教学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我们还开展“寻找名人足迹”的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寻访、调查中悟家乡名人爱家乡之情感，求做人之品质，让学生在体验中产生心灵的震撼，进一步激发学生对家乡的热爱。

地方课程教学要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积极参与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践，创造性地挖掘现有资源的潜力及深层次价值，引导和帮助学生走出书本、走出课堂，在社会大环境里学习与探索，真正达到对地方文化的内在认同，在多样的文化传统中追寻独特的价值，找寻有助于提高课堂效率的“共识”，让学生徜徉在地方文化的圣殿里，品尝文化大餐。只要我们高度重视乡土文化，积极合理地开发和利用乡土资源，地方课程定能在乡土这块肥沃的土壤上焕发出勃勃生机。

解缙的故事篇5

才气放逸的解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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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缙（1369～1415年）为明初著名学者、文学家、书法家。字大绅，又字缙绅，号春雨，又号喜易，今江西吉安吉水县人，解纶之弟。明朝第一位内阁首辅。解缙生而秀异，颖敏绝伦。他6岁就作打油诗《春雨贵如油》，被誉为神童。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进士第，授中书庶吉士。初甚受朱元璋爱重，后因“抗直敢言”触怒朱元璋而罢官，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始再出仕。明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复杂，而解缙秉性耿直，自难为明成祖朱棣所容。永乐五年（1407年），便以“泄禁中语”“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永乐八年，他入京（今南京）奏事，适值成祖外出，乃谒见太子而还，竟以“无人臣礼”罪下狱，受尽折磨。永乐十三年，解缙被锦衣卫帅纪纲活埋雪中而死，年仅47岁。

解缙为明初书法名家，既精于小楷，又擅长行草，用笔精妙，出人意表。喜狂草，运笔迅疾，放纵洒脱，其草书开晚明狂草先河。

解缙一生只活了47个年头，存世作品不多。20世纪90年代，国内兴起艺术拍卖后，其书法偶有亮相，但价格平平，一般每幅书法只有数万元，超过10万元的几乎没有。步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书画价格的大幅攀升，解缙的书作价格也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扬，2003年其《草书诗》在朵云轩以31万元拍出；2005年其《书法》手卷在广东保利获价187万元；2007年其《狂草七言诗》及《书法》手卷在香港佳士得和中拍国际分别以66.75万元和55万元成交；2008年其《草书》在香港佳士得获价32.7万元。解缙的书法价格偏低，单幅超过百万元的凤毛麟角，后市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旷世奇才徐渭

徐渭（1521～1593年）是明代中期的旷世奇才，在书法、绘画、文学、诗词等方面都有杰出贡献。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山人，又有田丹水、天池生、天池渔隐、青藤老人、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等别号，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所居绍兴城内，有“一枝堂”“柿叶堂”“青藤书屋”等书斋。徐渭生性狂放，不阿权贵，一生命运坎坷，遭遇似乎有点像西方的凡·高。幸运的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的文坛领袖袁宏道（1568～1610年）在朋友家发现了徐渭的诗稿，读了数首，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慨叹徐渭的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此后袁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作品，研究徐渭，宣传徐渭，使得徐滑身后名声大噪，并赢得人们广泛的赞誉和追捧。

徐渭是一位通才、奇才，除前面提到的书画、诗文外，他在戏曲、经学、道释经解、医书、书画理论以及灯谜、酒牌谱等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他的著名杂剧《四声猿》（4个剧目）、《歌代啸》与汤显祖相称伯仲。他的诗文被袁宏道推崇为“有明一人”。而徐渭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徐渭的草书有两种类型，一种较疏散，这类作品字距较密而行距较阔；另一类较为密集，字距行距很密，几无空隙，童法极其罕见。袁宏道评其书法曰：“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稚宜（宠）、文徵仲（徵明）之上……诚八法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可以说，徐渭的草书独树一帜。

与书法相比，徐渭的绘画影响更大，后人评价他是400年来领袖群伦，是水墨大写意画派承先启后的巨匠，文人绘画的一座高峰。齐白石甚至发出了“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的感叹。徐渭擅长花鸟，兼山水、人物，尤精于水墨大写意花卉，常常“借物抒情”“托物言志”，一泄自己内心的情感。与陈白阳并称“青藤白阳”。徐滑的诗写得很好，并特别喜欢在画上题诗，往往以诗来加强绘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至于有专家认为，徐渭作画不是通过题材、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自己的美学思想，而是通过画上的题款来传达的。

新中国成立后，各大博物馆十分注意收藏徐渭的作品，如故宫博物院有其《墨葡萄园》《山水人物花卉》《牡丹蕉石图》等；南京博物馆藏有其《杂花图》等；上海博物馆藏有他的行书、草书、花鸟等20多幅。在台湾也有不少他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徐渭的作品主要在纽约和香港市场上露面，真假难定的作品价格不高。1989年纽约佳士得推出过一幅《鸡冠花》，结果只卖了5.5万美元。到90年代，随着国内艺术品拍卖的兴起，其作品在海内外亮相较多。1995年北京翰海拍卖会推出一幅徐渭的《草书鉴湖诗》，被拍至35.2万元。此后，徐滑的作品只要在市场上被认定为真迹，藏家往往不惜巨资收购。1997年翰海推出了徐渭的力作《青藤老人墨戏》手卷，受到众多买家追捧，最后以高达264万元的价格成交。步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书画价格大幅攀升，徐渭书画价格扶摇直上。2007年，《墨花卷》在长风拍卖会上获价2072万元，其绘画作品首次突破了2000万元大关；2010年，其《草书李太白诗卷》在北京保利获价1680万元，这是徐渭书作首破千万元大关；2011年，徐渭书画作品的价格涨幅更是势不可当，如《为仰南书六首诗卷》在上海道明获价3450万元，《墨葡萄图》在北京翰海获价3795万元。目前，市场上只要有可靠的徐渭书画，成交价格动辄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元，已非一般藏家所能承受。

徐渭作为一位才气超群、个性强烈的文人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能够拥有徐渭的作品，无疑是现代大收藏家和文博机构梦寐以求的。著述宏富的杨慎

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安）。是明代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有人将他列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杨春是湖广提学佥事，父亲杨廷和累官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为正德、嘉靖两朝首相。作为长子，杨慎从小就受到很好的家庭教育。他自幼聪慧过人，又非常好学，7岁从母学习诗文，11岁即能作诗。进京后，写《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李遂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正德六年（1511年）中辛未科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杨慎多犯上颜，遭到谪戍。遂放浪形骸，纵酒自娱，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卒于戍地。后追赠光禄寺少卿，追谥文宪。

杨慎对书画、诗词、文赋、散曲杂剧以及金石等都有涉猎，所著《丹铅总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升庵诗话》《词品》《书品》《画品》《大书索引》《金石古文》等往往有独到之见，或可补史阙，或提供线索，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然而，因其久居云南边陲，寻书核对不易，有时只凭记忆，著述中有一些误引、错舛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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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杨慎居滇30余年，所以其“思乡”“怀归”诗词所占比重很大。其中最让人难忘的当推《临江仙》。这是杨慎所作《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后毛宗岗父子评刻《三国演义》时将其放在卷首。词曰：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表现出杨慎一种大彻大悟的历史观和人生观，被后人反复咏唱。

杨慎的传世著作非常多，其存诗约2300首，杂著多至百余种。四川省图书馆所编《杨升庵著述目录》统计其著作更达298种之多，是历史上罕见的多产学者。《明史杨慎传》亦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与杨慎同时代而稍后的李贽，对杨慎的道德文童更是推崇备至：“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于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宋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李贽将杨慎与李白、苏轼相提并论，认为同是四川“不出则已，一出惊人”的泰斗级人物。

杨慎精楷、行、草，书法宗二王，功力深厚，隽逸潇洒。绘画擅长兰花。杨慎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没有什么行情，上拍数量少，不能形成固定价位。21世纪后，杨慎的书法作品价格有了一点起色，2001年，《题桃源图记》在北京翰海获价35.2万元；2003年，《行书禹碑考证卷》在中贸圣佳获价85.8万元；2008年，《行书五言诗》在中国嘉德获价12.32万元；2011年，《批点檀弓二卷》在上海嘉泰获价44.8万元。总体看，杨慎的作品价格还较低。

从明代三大才子的作品行情看，无论是作品市场价格还是影响力，徐渭都是遥遥领先，解缙其次，杨慎最后。若从绘画成就看，徐渭无疑属于开宗立派的大师。在书法上三人各具风格。若论诗词文赋，杨慎成就最大。由于杨慎现在的作品价格较低，未来在市场上当有较大的升值空间。

解缙的故事篇6

关键词：文人缙绅；明清传奇；影响

引 言

纵览中国戏曲作家史，我们发现，高位官僚在剧作家中很不常见，在元朝这个废除科举制度、极力打压知识分子的时代，剧作家中，即使进士及第者也不多见。但是，情况在明清却不一样，剧作家几乎都是及第者，而且不乏达官显宦。例如《五伦记》的作者邱濬很早就中进士，后来居然还官至礼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写下《宝剑记》的李开先曾历任户部主事、吏部考功主事、员外郎、郎中，后升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至情派”的领军人物汤显祖在万历十一年中进士，任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孔尚任历任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广东司外郎。

大多数高位剧作家集中在明清，几乎所有的高位知识分子都愿意使用戏曲（传奇）这一艺术形式抒情发臆，这不仅在中国戏曲史上，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社会史上也是一种奇怪现象。其实，只要深入到这些明清剧作家们中间，就不觉奇怪。唐代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韩愈所说的这种情况似乎在达官显宦中不易出现，但是在明清时期，即使像阮大铖那样的官场败类也写出了很好的作品。

如此看来，这种官位文化必然与传奇的形成与发展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合理的关系。明清知识分子的官文化生态切实影响着传奇，这主要表现在编写传奇剧本、蓄养家班、理论总结等几个方面，以下分述之。

一、编写传奇剧本

元朝以前，剧作家名见经传者不多，剧本写作不成系统，这时的戏曲以艺人的表演为主，戏曲的传播也以艺人们的口传身授为主，剧本文学性很低。至元朝，科举废除，文人失意，像关汉卿这样的还对儒家文化和科举举士心存幻想的剧作家多混迹于勾栏瓦舍，剧本的文学性和思想性都得到提升，也获得了和表演的结合，但是，这样的戏曲繁荣也只是维持在了元朝前期。元中后期，虽然也偶尔有好的作品出现，但是，编剧系统已经南移，北杂剧已经成不了什么气候，再也找不到元初的风骨，杂剧也在这个时候因北艺南迁、戏剧家社会观念和精神素质的改变、艺术格局由成熟趋于老化等原因而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明初也有杂剧创作，但是已经大大不同，一方面趋于粉饰太平或神仙道化，另一方面突破原杂剧的体制而趋于灵活多样。这些都是明清高居官位的文人知识分子创造出传奇这一戏曲样式的背景。

很自然的，明代知识分子接手戏曲创作，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经历了元朝的压抑，进入明朝突然放松了，虽然明朝律法中有对戏曲创作题材的规定和限制，但是，文人毕竟获得了一个宽松的入仕环境。

汉民族所受的民族压迫在明朝建立的背景下被解除，元杂剧的沉郁愤慨基调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南戏却在元杂剧衰落的时候更加显现出它的世俗性，而且，南戏一直就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最重要的是，南戏表现出一种入世精神，这些都表现出与明初杂剧不同的气质，而这种气质，入仕文人最需要。

昆山腔、弋阳腔、海盐腔、余姚腔的流行和“正声”水磨调昆山腔的形成都依赖于积极入世文人们的推崇。

不能避开高明，他是第一个具有上层的社会身份而又来从事传奇创作的文人。高明虽然生活在元朝末期，但他开启了明清的那些达官显宦传奇剧作家们的基本文化生态。高明及其创作都具有一种典型意义，对于表现明清文人官员的生存状态有概括意义。大剧作家沈璟、汤显祖、洪升、孔尚任等几乎和高明殊途同归，他们都是经历官场风雨的人，这一点使他们在“处江湖之远”的时候走向了传奇这一戏曲样式的编写。

明清文人高官由于受到长期集中的文化训练，加之传奇这一戏曲形式也呈现出极强的文学性，很快就成为文人雅士们青睐的对象，他们自然也要把自己的闲情逸致其间，这造成了明清两代较好的传奇剧本几乎都出自于文人雅士之手，而且其中多是高官。

二、蓄养家班

明清达官显贵、高门大户往往蓄养不止一个家班。晚明绍兴的张氏家族就曾先后办过六个家班：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茂苑班，每个班都会有一个撑起门面的伶人，体制完备。明清时期，蓄养家班成为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不同家班的表演也成为上流文人之间文化水平的大比拼，这种竞争渐渐融进社会风俗，最终成为一股潮流。而且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家班的主人出身世家巨族，长年接受文学、艺术的熏陶和教育，曾考中状元、进士和举人。他们因为经历了长期的文艺积累，尤其钟情于戏曲，不仅吹拉弹唱，样样精通，还擅长表演、编改和作曲。家班主人有的还积极总结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例如沈璟就有很多理论著作传世。

除了这些，家班间交流也很常见。杨慧玲在《晚明绍兴张氏世家戏曲活动考述》中说：“由于张氏家班经常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演出，接触到不同特点、不同风格的表演，有利于取长补短，精益求精。”明清两朝，尤其是传奇成熟的晚明，高官们蓄养的家班除了自行演出，还经常与其他的家班合班演出，更有甚者，府院内的家班居然也和那些专业的艺人同台演出，有时候，官员们自己也上台过一把瘾。这样的同台结合看似草率，但是对于提高加班的演技水平却功不可没。其实具有这种娱乐功能的组织远在先秦时代就已存在，只是，在明清时期，达官文人大量加入，使明清家班表现出对传统家班的超越，这主要表现在：一改传统家班构成松散、表演临时拼凑的情况，明清家班表现出组织严密、体制完备、分工明确的形态；明清家班的主体，或者班主直接就是文人缙绅们，他们以高水平的文化知识，集编剧、作曲、排演、理论总结于一体，为家班的表演提供最坚强的后盾；在文人缙绅们的影响下，家班艺人的文化水平也得到提升，对于剧本和感情的表现更符合文人缙绅们的要求；文人缙绅们之间经常交游，这给不同的家班带来交流的途径，获得了同台献艺、合班演出的机会。总而言之，文人缙绅们大量蓄养家班，而且投入颇多，这些都直接提高了传奇剧本的演出技艺。

蓄养家班不仅需要大量的文化艺术投入，还会对家班主人的经济实力提出种种要求。而两者兼备的，只有那些高居官位的文人缙绅们，这也就造成了官位文化和家班蓄养的两相对应：家班的置办要依托于官位带来的经济来源和社会交游关系，文人缙绅们也将自己的剧本交给家班再自行排演，既顺应家班蓄养的潮流，也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这样两相帮衬既检验了家班的演出水平和技艺能力，文人缙绅也找到了抒情发臆的好途径。

三、理论总结

文人缙绅的那些热心戏曲的人，大都是戏曲行家，作为班主，在经历了大量的创作实践后，他们自觉地对逐渐形成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提纯，最终形成了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例如曲论家沈璟，他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等职。因科场舞弊案受人攻击，辞官回乡，引退后，沈璟专心进行戏曲研究，不仅蓄养家班、组织家班演出，在音律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针对传奇创作中出现的卖弄学问、搬用典故、不谙格律等现象，沈璟提出“合律依腔”和“僻好本色”的主张，并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为规范。这样的理论和著作绝不是凭空出世，其实沈璟经常与当时著名曲家王骥德、吕天成、顾大典等探究、切磋曲学，高层文人未免会惺惺相惜，又找到了这么一个相同的趣味，自然而然一再地摩擦碰撞，这是戏曲理论得以提纯的另一个原因。对于沈璟的研究，对研究明清两代同类戏曲家的创作心理和文化生态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很多戏曲追随者也在理论继承方面做出很多成就，明清时期的戏曲剧作家们往往因为思想表达、形式追求、表演风格、题材内容等方面的不同而分派分流，每一派都有一种代表理论，例如“至情派”的至情论，“玉茗堂派”的本色论等。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够完备，后继者就会予以批评并补充完善。有的思想理论虽已成熟，但还没有做到很好的总结，这些都需要后继者们一面创作，一面总结。

除了这样的的理论总结和理论继承，明清时期不同戏曲派别的戏曲理论辩论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最著名的莫过于那场“至情派”和“吴江派”的戏曲理论对弈，“至情派”把“情”摆在传奇的最高度，“吴江派”却固守传统，一味主理，这主要是在思想方面的对决。再者，“吴江派”的戏曲理论以沈璟的格律论和本色论为基本，在戏曲的演出形式方面提出了有价值的理论。这场两座高峰之间的对决，使中国传奇理论在“情”的思想和艺术形式发展两方面都获得了双赢。

总之，文人缙绅们的理论总结、理论继承与理论对弈都有利于明清传奇“案头”到“场上”的强烈扭合，这都为传奇的艺人表演实践和剧作家创作实践提供越来越完备的理论基础。

结 语

实际上，除了在编写剧本、蓄养家班、理论总结等几个方面，文人缙绅们在组织演出、文人交游、拜师学艺、训练演员上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明清就是这样一反历朝历代好的文学作品多出自落魄文人之手的情况，处于高位正好给了文人们进行戏曲活动的条件。

明清的官位文化蓄养了明清传奇的繁荣，如果说明朝以前的剧作家们还处于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创作和交流创作状态，那么在明清两朝，文人缙绅们正是因为一种官位文化的强烈扭和力量而休戚与共，达到一种社会性觉醒。明清的传奇创作和戏曲表演也进入这样一种集体狂潮，进入一种创作、排演、演出、观看的巨大文化狂潮。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解缙的故事篇7

人们在过生日时，为了表示庆贺，有的要吃长寿面，有的则喜欢吃蛋糕。那么生日吃长寿面和吃蛋糕之习俗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长寿面。原来在西汉时，一次汉武帝与文武百官闲聊，他说：“《相书》上讲，人中长一寸，能活一百岁。”这时，东方朔一听这话，便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大臣们都责怪他嘲笑皇上，太无礼了。东方朔连忙辩解说：“我哪里敢嘲笑皇上，我是笑彭祖（传说是夏朝时的长寿人物）脸长呀！人中长一寸，能活一百岁。彭祖活了八百岁，人中得长八寸长。大伙想想，那他的脸该有多长呀！”结果汉武帝和文武百官都被逗乐了。古时候人们称脸为“面”，脸长就叫“面长”，现在还用“面孔”、“脸面”等称谓。人们都想长寿，于是都想让自己的“人中”长一些，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用“面”来代替，流传下来，就有了过生日吃长寿面的习俗。

关于蛋糕。这一习俗源于北欧的一个神话故事。相传很久以前，丹麦人有个贵族生了一个儿子，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热闹非凡，有三位命运女神也前来祝福。由于宾客满座，挤得其中一位女神没有了座位。那位女神十分生气，就指着正在熊熊燃烧的蜡烛说：“让那刚出生的孩子的寿命和蜡烛一样吧，蜡烛燃完，生命结束。”女神的话是非常灵验的，这还了得！这时，另一位女神急中生智，连忙吹灭蜡烛，叫主人赶快把蜡烛藏好，孩子就可以长命了。这样过生日吹蜡烛的风俗就沿袭下来了，并从丹麦传遍整个欧洲，随后便传向世界。之所以用蛋糕，主要是为了便于插蜡烛。后来这一习俗又不断完善。在庆祝生日时，主人有多少岁就点多少支蜡烛，同时大伙高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歌毕，主人一口气将亮闪闪的蜡烛全部吹灭，然后用刀切开蛋糕，让众人分而食之，共同分享“寿星”的生日快乐。

加吉鱼

每当贵客临门，要以加吉鱼待客，这是胶东半岛沿海各地的民风食俗。此事说来，还有一段故事呢！

相传这一民风食俗，是从乾隆年间开始形成的。一年春日，乾隆皇帝从蓬莱仙阁的水城出海巡游。龙舟刚出水，一条500 g左右的鱼儿跳上船头，乾隆皇帝大喜，封这鱼为加吉鱼。何为加吉鱼呢？天高气爽，风平浪静，此为一吉，刚到海面，又有鱼儿跳上船头，此二吉也，吉上加吉，所以封此鱼为加吉鱼。这时，龙舟头目上前秉道：“陛下，这鱼生于深海，以海参为食，故颇多养分，味道鲜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即令御厨烹食。御厨将鱼清蒸后肉肥味美，乾隆吃光了鱼肉，仍不肯放下筷子，御厨将鱼头、骨、鱼尾再煮汤喝，就成了胶东半岛沿海各地待客的最高礼仪了。

熏肉大饼

相传清道光年间，河北滦县的李家五兄弟逃荒至吉林省梨树县。为维持生计，李老爹在梨树县开了个杂货铺，人称“李草房”。几年后，李老爹去世，年方15岁的老大李连贵便开始顶立门户支撑家业。李连贵关闭了“李草房”，开办了一家“兴盛厚”酱肉铺。为了争取更多的顾客，李连贵自己养猪，当猪长到78 kg时就被宰杀，然后精选前槽、腰排和硬肋等部位的肉制成酱肉。由于李连贵酱肉味道鲜美、干净便宜，所以顾客一天天增多，生意也就越来越兴隆。有一天，人称王中医的老主顾一大早就到李连贵的酱肉铺，他既没有打酒，也没有买肉，而是到后堂，把自家祖传的配制芳香肉料的秘方传给了李连贵。李连贵按照老中医的秘方煮肉时，把经过粉碎了的23味中草药投入锅中，肉熟出锅后，又加以熏制，色泽就变得金黄，浓重扑鼻，色味俱全。

熏肉一炮打响后，李连贵又发明一种柔嫩酥脆、色泽金黄的大饼。他用浮在老汤上的各种调料和面，卷上油酥，作出各种形状的大饼。接着又把清汤改作配饼喝的老汤，并添置了解油腻的葱酱、提气增食的枣水和祛火清胃的大米绿豆粥等。这样从酱肉、大饼到汤成了一条龙服务，李连贵的大饼也和他的酱肉一样闻名遐迩。

全副銮驾

江西有道驰名远近的名菜，叫做“全副銮驾”。说起来，这里还有明朝宰相解缙为母做寿的一段故事。

解缙是江西有名的神童，自幼机智过人，任宰相后深得皇上的赏识。这年到了解缙母亲的六十寿辰，他要回乡为母亲做寿。皇上十分高兴，亲赐他全副銮驾，并选派了一名御厨一同前往，为解母操办寿宴。

全副銮驾的排场浩大，要一路吹吹打打，鸣锣开道，那种威风并不是随便哪一位京官所能得到的。解缙为官之前，他的母亲曾一再教诲他，将来一定要为官清正。这时，他春风得意衣锦还乡之际，并没有忘了母亲的嘱咐。为此，他收起了全副銮驾，改扮成商人模样，一路体察民情，悄悄地回到了家中。解母的寿诞之日，乡里众邻纷纷前来祝贺。当时的礼仪认为，皇上赐了全副銮驾而不用，就是有负圣恩。解缙把心事与御厨说了。御厨便安排要做一道叫做“全副銮驾”的菜。一来为寿宴增色，二来也不负圣望。他把红焖全鸡抹汁过油，加作料、糖醋再焖，然后拆开，用鸡肉和内脏拼成銮驾的形状呈了上来。当大家见到色、香、味、形俱佳的这第一道菜，并知成菜的原委时，都齐声称赞解缙尽忠尽孝、为国为民的良苦用心。从此，这道菜也和这个故事一起流传了下来。

拔丝菜

传说拔丝菜起源于秦朝，在古代秦朝的市场上最初还没有糖卖，商人们为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便派人找“糖坊”。当时河北省有个糖坊长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派伙计到处寻找含有糖分的植物根、茎作原料，放入大锅内煮烂熬干水分来制糖。坊长为了多熬糖获取更多的收入就不分昼夜地生产，锅灶里的火也昼夜不停。有一天晚上，坊长多喝了几盅酒不知不觉睡着了，而专门负责烧火的小青年也因连续熬糖太累睡着了，当他一觉醒来时才发现熬糖的大锅里正冒着黄色稠液的泡泡，他怕遭坊长的打骂，就瞒着坊长把一锅的甜菜根倒进了锅里并拿起大勺在锅里使劲地搅和，奇怪了，此时只见甜菜根上都呈现出透明的金丝，他吓得惊叫起来。被惊醒了的坊长问明了原因也感到好奇，马上令小青年撤掉灶火，把菜根捞出来再仔细观察，发现这时菜根上那一条条金丝要多长就有多长，且待凉了就像冰一样“冻”在一起。为了弄清原理他把“冰冻”的菜根放在嘴里品尝，感到又甜又脆。在此启发下后他又试着用“锅里”蘸糖拔丝，并分给邻居们品尝，想不到大家都说好吃。后来有人又试着用熟白薯、红薯和馍拔丝，同样香甜适口，于是，拔丝菜从此便流传于世了。

千百年来，经历代厨师们的继承创新，已制作出了多种拔丝菜，如拔丝西瓜、拔丝密橘、拔丝苹果、拔丝香蕉、拔丝葡萄、拔丝菠萝、拔丝蜜瓜、拔丝栗子、拔丝山药、拔丝土豆、拔丝芋球、拔丝金枣等，成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

油炸麻雀

公元1355年，朱元璋率兵攻打太平府，路过和州（今和县城内），屯兵驻扎于此，当时正值开春之际，麻雀成群登枝齐鸣，扰乱诸将谈论军事。马秀英（朱元璋之妻）一气之下，命令常遇春率领士兵放箭射杀，并将麻雀剥尽皮毛，除去五脏放在油锅里炸焦叫士兵们把它吃掉，以解心头之恨。哪知士兵吃后都说味道鲜美。马秀英尝试了一下口味，觉得其味香酥，就加进佐料放入锅里熏制，端上桌时香味扑鼻。朱元璋好奇地问这是什么菜，马秀英回答：“这是‘油炸麻雀’。”朱元璋随即吃一点儿试试，拍案叫道：“好个‘油炸麻雀’！”直吃了个盘底朝天。

后来，朱元璋当上皇帝，马秀英当了娘娘。朱元璋吃腻了山珍海味，又想到昔日吃过的油炸麻雀，便要马娘娘再给他做些来吃。朱元璋吃后，夸奖说：“真乃‘天下第一香’。”于是，和州炸麻雀由此得名，并一直流传至今。

贵妃醉鸡

“贵妃醉酒”描写的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一段爱情故事。唐天宝初年，长安兴庆宫沉香亭前，百花盛开。一天，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园中游览赏花，众梨园弟子奏乐助兴，乐工李龟年领唱，那优美的旋律令唐玄宗乐不可支。几阕歌后，玄宗笑谓之曰：“今日赏名花，对妃子，岂可用旧词乎？，快去召李学士来。”李龟年持御赐花笺，召李白学士进《清平调》三章：“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指槛露花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认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杆。”玄宗对此妙诗赞不绝口，遂命龟年歌此三诗，自己吹起玉笛，贵妃手抚琵琶，每歌一曲，劝贵妃饮西凉葡萄酒一杯，连饮三杯。歌罢，玄宗设宴待李学士，贵妃亲自为李学士斟酒三杯。李白接过酒一饮而尽，两杯下肚已略带醉意，说：“我醉，愿姬同醉。”无意间将酒倾入鸡肴盘中，顿时那菜肴酒香四溢，更加馥郁。李白又接过第三杯酒，看着醉意朦胧的贵妃，低声吟道：“雄鸡屈卧银玉盘，一声鸣啼独相欢。满园花朵含泪笑，醉酒夜半看斜轩。”贵妃触景生情，联想起玉真观那段情缘，禁不住落下泪来。玄宗惊慌万分，问道：“贵妃，为何伤感？”贵妃掩饰道：“李学士诗作得好，这菜味道更好。”玄宗说：“难得爱妃高兴。”遂赐这道菜为“贵妃鸡”，并以玉花聪马酬谢李学士。后来，人们就把以肥嫩母鸡为主料，辅以葡萄酒，经炸、炖成的菜冠以“贵妃鸡”的美名。成菜酒香飘溢，味美醉人，肉酥汤醇，为宴请宾客的首推大菜,流传至今。

解缙的故事篇8

在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中，每逢朝廷举行上朝仪时，臣僚手中所持的“笏”，就具有记录和备忘录的功能。

“笏”的历史十分悠久，它源于西周时期的“圭”。圭亦称玉圭、圭璧，这是一种玉制的长条形板，上端呈圆状，下端呈方形。按照西周礼仪制度的规定，圭是帝王、诸侯在祭祀时或诸侯觐见帝王时，手中所持的“礼器”(图1右)，也是帝王分封诸侯的信物。“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圭以封诸侯，故从重土。”(许慎《说文解字》)可见“圭”为两个“土”字相叠，就在于分封诸侯的形式是“分土封疆”。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下，因身份、地位的不同，帝王赐封诸侯的圭也有区别。“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命圭。”“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周礼・考工记・玉人》及郑玄注)这些圭的名称和大小各异，就是为了区分受封者的身份和地位。在举行祭祀、朝聘等礼仪活动时，圭实际就成为持有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自秦朝以后，“朝礼”仪式不再仅仅是臣僚觐见天子，而是君臣共商军国大事。原来“朝礼”中所持的圭，随之失去作为礼器的功能，而被象牙或竹、木制的“笏”所替代。笏，亦称朝笏，俗称手板(图2)。笏的用途，除作为上朝时显示臣僚身份外，还用于指划或记事。“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刘熙《释名・释书契》)“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礼记・玉藻》)若帝王有圣谕，则可以随时在笏上记录。如臣僚入朝有事上奏，还可以用于备忘录。即事先在笏上书写需上奏的事宜，届时以各提示之用。可见笏作为臣僚上朝时携带的物品，其功能和作用是记录或提示。

笏也因官品的高下，有形制的差别。“笏，衣绯紫者以象，上诎下直；服绿者以槐木，上诎下方。其制无度，象初短而厚，俄易长阔。皇佑间，极大而差薄，其势向身微曲，谓之抱身，后复用直而中者。其木笏始亦甚厚，今则薄，又非槐。”(王得臣《麈史》)“衣绯紫”、“服绿”都是指唐朝官服的颜色。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袍，四品、五品官员穿绯色袍，六品、七品官员穿绿色袍。八品、九品官员穿青色袍。五品以上官员手持的笏为象牙制作，笏上部稍有弯曲，下部平直；六品以下官员手持的笏为槐木制作，笏的上部亦弯曲，下部呈方形。这一尽管不同品级的官员手持的笏在大小和形状上存在差异，但作为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却是每位官员必备的。在以后的历史中，笏的形制又有变化，但其功能和作用始终没有改变。(图3)

除用于记事和备忘外，笏也因其比较厚重，曾被用来打人。唐德宗时，原风翔陇右节度使朱洮叛唐。“太尉段秀实以笏击逆臣朱、讹不忠，反遭其祸。”(马缟《中华古今注》)

在古代社会生活中，作为人们服饰的“绅”，有时也可以被临时用作记事。

古时，人们穿着交领服装时，须将左右衣襟在胸前相交，再于腰际间系带，以固定衣襟，防止散开。因材料不同，带有革带、大带之分。其中大带，是丝织的腰带。系戴时，从后向前围于腰际间，然后于腹前系扣。(图4)系扣后，垂于结下的丝带就称为“绅”。“绅，大带也。”“古有革带以系配，而后加之大带，绅则大带之垂者也。”(许慎《说文解字》及段玉裁注)“绅”在中国古代不仅作为一种装饰，由于它是丝织物，亦可作为书写的材料。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子张就是在绅上记录下老师孔子的教诲。

不过，绅因是古人日常的服饰，只能偶尔为应急而作为纪录之用。

在中国古代社会，“绅”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人士的服饰和装束。因此，“绅”也与地位和权势有不解之缘。“绅士”或“士绅”，于是便成为为官者的代称。有绅和笏，而束绅者又多为文人，故“绅士”或“士绅”亦指文人学者。(图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