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3 09:33:29
春雨贵如油，夏雨满街流。
跌倒解学士，笑煞一群牛。
据民间演义，明朝的解缙在他科举高中，接获喜报，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慌不择路去通知诸亲好友时，因为天雨路滑，不慎摔倒，吉水县城里满街的乡亲，看到这位小个子，大文人，满身泥水，衣衫滚湿，踉踉跄跄，狼狈不堪的样子，竟轰的一声，像春雷那样惊天动地地大笑起来。
尴尬的解缙，定了定神，他说要即席赋诗，记叙这次跌跤的事，于是，大家静下来洗耳恭听。随后，他当场信口吟出来这首打油诗。谁也没料到，他反过来将看笑话的左邻右舍，调侃了一顿。
解缙(1369―1415)，字大绅，江西吉水人，这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地方。在宋代，此地还出过一个大文人欧阳修。应该说，解缙的势头，在科考、仕途、出身、履历等方面，直追先贤，不相伯仲，一上来，颇不示弱，很有气象的。
欧阳修做到翰林学士，解缙也做到翰林学士；欧阳修在宋仁宗、宋神宗身边做过侍读学士，解缙在永乐登基后也做过侍读学士；不过称谓略有不同，一为龙图阁大学士，一为右春坊大学士，实质相差无几。
他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这位解学士，遭遇过朱元璋，朱允，朱棣，朱高炽，凡祖孙三代，共四位皇帝的文人，固然，一方面可以说，他把这些皇帝给玩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无论你怎么精明，最后的结果还是皇帝把你给玩了，这也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文人遭遇皇帝的必然下场。
《明史》称他“幼颖敏”，当非虚言。他是少见的“学而优则仕”的极为成功的一个例子。对他来说，取得功名，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洪武二十一年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几乎没费什么劲，走完这个过程。
对于这位接获喜报，滑倒街头的新科进士而言，最关键的不是马上授予官衔，也不是马上进入朝廷的要害部门，而是，这位个子小，年龄也小的解缙，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特别垂青，特别关爱，除他以外，有明一代，再无第二个。
现在弄不清这位动不动就要杀人的暴君，出于什么动机，出于什么心理，竟然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朱皇帝嫉恨文人，不知制造了多少文字狱，独对小小的解缙，天威顿霁，和颜悦色，恩渥备至，无限慈爱。试想，一条饿狼，伸出腥红的舌头，不是去攫食眼前的羊羔，而是一副舐犊情深的样子，实在是难以理解的反常行径。
中国有无数的读书人，做过无数鱼跃龙门，一举成名的梦，但梦自己“仕”到如此高度者，很少。他却是唯一的，将这个会被他人斥之为神经病的梦，变为“甚见爱重，常侍帝前”的现实，于是，帝王宠遇，朝野侧目，真让一干人羡慕得不行，嫉妒得不行。因此，可以想像，少年意气，春风拂面，才子风流，如鱼得水，这个政治和文学的双料明星，该是如何的风头了。
君臣父子，此话一出，石头城大惊，那时，他刚二十岁，真叫人眼红得滴血啊!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个子虽矮，胆量却大的解学士，在政治轮盘赌中，确实具有赌运赌命的勇敢。
公元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在诸子中找不到一个继承人，传位于其孙朱允坟，是为惠帝。公元1402年(建文四年)，分封北平的燕王朱棣，朱元璋的第二个儿子，号称靖难，兴兵南下，来夺他侄子的江山。
这年的六月十三同，时值盛暑，朱棣大军势如破竹，逼近南京。正从金川门夺城而入的时候，眼看着就要改朝换代，鼎故革新之际，面临不降即死，不死即降的抉择之时，深受朱元璋恩渥的解缙，站在原则立场上，应该是与其实是叛乱的朱棣，势不两立的。但我们这位极其聪明，极其灵活的才子，一无当烈士的欲望，二无杀身成仁的兴趣，早就选择了与即将来临的新政权合作的方针。
可在大局尚未明朗，胜负犹未决出之前，他大声疾呼，要捍卫正统，要坚持原则，要与反叛分子斗争到最后一刻，城在人在，城亡人亡，号召大家做出殉国牺牲的英勇壮举。
攻城的头一天，六月十二日的晚间。解缙与他的同僚相约，宁死不屈，不做臣，不能降敌为寇，不能辜负主恩。
说实在的，中国文人在作秀演戏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尤其那个解缙，站在桌子上，估计因为身高的缘故，这样好突出自己的形象。只听他慷慨陈词，声泪惧下，信誓旦旦地对大家宣布，诸位，我要是苟活下来，将来怎么有脸去见地下的“情同父子”的太祖，在下主意已定，燕军只要前脚进城，后脚我就头一个在文庙的大梁上，吊死自己，以儆降者。
金戈铁马，荷枪实弹的北军，涌在金川门通往皇宫的石板路上，老百姓对进城的大军，避之惟恐不及。独有一个矮小身材的人影，正往燕军大营走去。解缙出得门来，是朝文庙方向走去的，是要别人看到他实行自缢的诺言，但没走多远，改变路线，决定投奔燕王。军士把他带到司令部，朱棣立刻接见这个请求晋谒的才子，他当然知道这位小个子文人是谁，在重臣方孝孺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情况下，能得到受知于太祖的解缙，也就相当满足。
“好好好，欢迎解学士弃暗投明，共襄义举。”
“愚臣来晚一步，早就应该过江迎接圣驾的!”
在他的牵线引荐之下，一批原惠文帝方面的二三流文臣，也纷纷表态，竭诚拥戴新主。据《明史》，“成祖大喜。”
永乐是个有心机的皇帝，他知道自己师出无名，因此，必须要将自己扮演成一个兴师而来，是为惠文帝坏了太祖规矩，而替天行道的形象。这个解学士，偏偏是他老爹欣赏的，有其可资号召的作用。连忙给他安排工作，编纂他向太祖建议过的这套类书，也就等于昭示天下，他才具有这一脉相承的嫡传正统身份。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 ，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欧阳修，没准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于是，纵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纵使禀赋优异，天资卓越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后，无不被政治玩，这也是一个规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对这杯苦酒，大致有三种饮法。
一种，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种，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多，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再一种，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文人玩政治，属于票友性质，最好浅尝辄止，当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瘾。但是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熄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
接下来，解学士又将赌注下在第四位即将登基的朱高炽身上。
可是，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三国时期的杨修，怎么被曹操杀头的，不就是掺和到曹丕、曹植的继承争夺战中去吗?封建社会中的皇位更迭，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雨腥风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么?解缙自不量力地介入朱高炽和朱高煦的储位之争，而且卷进如此之深，分明是在找死了。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日：“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明史》)
14l0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
汉王占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1415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明史》)
他是喝足了烧酒，烂醉如泥，狱卒将其埋在雪堆里生生冻死的。这对皇帝来说，是有趣的死，这对文人而言，则是可怕的死，在这个缓慢的生命终结的过程中，解学士恐怕连一句打油诗也诌不出口了。
我想，解缙笑着死，那样子，是相当难看的。
“倒楣”当然不是好事，但更令人尴尬的是，很多人误把“倒楣”作“倒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用，其原因就在于不知道“倒楣”一词的真正来历。
“倒楣”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太长。据考证，该词大约出现在明朝后期。明朝因袭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成为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门路。因此，科场之内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虽然明朝有相对完善的监考制度，但照样无法阻止甚嚣尘上的作弊之风。一般的读书人要想在科考中有所斩获就显得甚为不易。为了求个吉利，在临考之前，有考生的家庭一般都会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以此为考生打气壮行，时人称这根旗杆为“楣”。
依据当时的惯例，揭榜之时，谁家的学子榜上有名，原来自家门前的旗杆可以照竖不误，如果不幸失利，该考生的家人往往就会把自家的旗杆放倒撤去，叫做“倒楣”。后来，这个词被愈来愈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直到现在。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中，人们常把这两个字写作“倒眉”或“倒霉”，这当然是由于不懂得它的来源的缘故。
李白“受骗”
唐朝汪伦是安徽泾川(今泾县)的一位豪士。他听说李白将要来泾川，便写信表示欢迎。信中说：“你不是喜欢游玩吗7我们这里有十里桃花。你不是喜欢饮酒吗?我们这里有万家酒店。”李白见信大喜，就迫不及待地赶到了泾川。
汪伦住在一个很小的桃花潭村，他一见李白就赶忙说：“我信中说的‘桃花’，是潭水名，并不是真有桃花；我信中说的‘万家’，是酒店主人姓万，并不是真有一万家酒店。”
李白听了哈哈大笑，心中很喜欢汪伦同自己一样的豪放性格，就答应留下玩了几日，两人都写了不少诗。临别时，汪伦赠送了李白八匹好马、十匹锦缎，并亲自到岸边“踏歌”送行。李白很受感动，后来就写了那首广为传诵的《赠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神童解缙
明代的解缙，是江西人，他从小就性情刚直，才思敏捷。
一次在宴会上，一个权臣当众讥笑他，出了上联要他对下联：二猿断木深山中，小猴子也敢对锯(句)；
他应口就对：
一马陷足污泥内，老畜牲怎能出蹄(题)。
在座的人哄堂大笑，羞得那个官老爷啼笑皆非。
相传他的家门前有座竹山，属乡绅所有。春节时他贴了一副对联：门对千棵竹，家藏万卷书。
乡绅说他好大口气，叫人把竹都砍掉，他只在联下各加一字：门对千棵竹短，家藏万卷书长。
乡绅更气，叫人把竹子连根挖掉，他又在联下加了一个字：门对千棵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
把乡绅气得一点办法都没有。
又有一次，解缙在路上遇着一个秀才摇头晃脑在吟诗：牛跑驴跑跑不过马；鸡飞鸭飞飞不过鹰。
解缙听罢哈哈大笑说：“先生何其苦也!我送先生一副对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登基那天大发诗兴，面对群臣以“金鸡报晓”为题吟诗一首：“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吟到这里，朱元璋停了停，众臣便在心中窃笑：“皇上，这叫作什么诗呀！”朱元璋又接着吟道：“三声唤出扶桑日，扫退残星与晓月。”众臣听了这两句，惊得瞠目结舌，连声称妙，想不到开头那么平实朴素的两句诗，竟然引出这样气势非凡的结句来。
明朝江南才子唐伯虎有一次游虎丘山，见到几位秀才在山上赋诗，就走上前去凑热闹。他开口吟道：“一上一上又一上，一上上到高山上。”秀才们听后，个个笑得东倒西歪。唐伯虎不动声色，继续吟道：“举头红日白云起，四海五湖皆一望。”秀才们拍手称妙。前两句写举步登山，拾级而上，语意浅俗；后两句转换笔锋，写登高所见，俯仰天地，骤然开阔，气势宏伟，堪称点睛之笔。
明代名士解缙给一位老太太祝寿，吟诗以贺，劈头一句是“这个婆娘不是人”，把老太太差点气死，众宾客个个大惊失色。就在气氛紧张的时候，解缙接上第二句——“九天仙女下凡尘”，老太太转怒为喜，满堂笑逐颜开。可是不等大家笑完，解缙的第三句又蹦了出来——“儿孙个个都是贼”，把刚缓和过来的气氛又弄紧张了。这时，解缙不紧不慢地来了第四句——“偷得蟠桃奉至亲”，众人忍俊不禁，啧啧称赞。
明朝时，有人带一幅《长亭送别图》登门拜请徐渭题诗。不仅擅诗也擅画的徐渭，一看画作，便爱不释手。他沉思片刻，挥毫写道：“东边一带杨柳树，西边一带杨柳树，南边一带杨柳树，北边一带杨柳树。”“这也算诗？”来人心里犯嘀咕。徐渭呷了几口茶，要书童再次研墨。他又写了两句：“愿借碧丝千万条，绾住斯人心不走。”最后两句具有点石成金之功，使全诗有了灵性。来人连连称好：“名诗配名画，真乃珠联璧合！”
清朝李调元在两江主考完毕动身回京时，州里官员在十里长亭设宴为他送行。州官对李调元有想法，想寻机羞辱他一番。这时正好有群麻雀在屋檐间跳跃，州官就请李调元以“麻雀”为题即席赋诗。李调元不慌不忙吟道：“一窝两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众人一听，无不掩口。李调元不予理睬，继续吟道：“食尽君王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后两句一出，众人无不羞愧。明写麻雀，暗骂州官，一箭双雕，妙不可言。
清朝的郑板桥到一陶姓朋友家祝寿，正逢滂沱大雨。席上，主人捧出文房四宝要其题诗留念。他笔走龙蛇：“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雨滂沱。”众人哗然，主人也很尴尬，不知郑板桥今天要搞什么名堂。过了一会儿，他又写了两句：“滂沱雨祝陶公寿，寿比滂沱雨更多。”原来郑板桥是即景赋诗，大家恍然大悟，连赞郑板桥才思敏捷。
5年前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舆论风波后，李一跌入谷底，随后闭关，下山，出行美国，云游。记者日前探访得知，李一偶尔还是会回缙云山。一位当地知情人士介绍，李一虽不参与实际管理，但还是道观的精神领袖。
道长的“成与败” 重庆绍龙观道教管理委员会主办的《缘起绍龙》杂志2002年2月期封面上，李一左手拿着拂尘、右手轻轻搭在铁栏杆上，面露微笑。
他背靠着道观大殿，面对放生池，一脸的踌躇满志。他的身边，是几名重庆的时任领导。
3个月前，他刚刚拜师于上海城隍庙住持、正一派道长陈连笙，走入道教的殿堂。自此，商人李军华丽转身，成为道长李一。此时的他已拥有两间道观。
被标榜为始建于明朝成化年间的正一道场――绍龙观及其支观白云观，实际上是由佛教寺庙改建而成，原名为绍隆寺和白云寺，1960年代被毁。
绍龙观坐落的缙云山，位于重庆市北碚区郊区，海拔仅700多米，与市内其他如仙女山相比，并非重庆人心中的名山。
一名熟悉当地历史的僧人告诉记者，山上曾有的8处寺庙，如今仅余缙云寺和温泉寺。
1998年，断壁残垣的绍隆寺破土重修，转变成绍龙观。
道观建成后，李一开始全力推销绍龙观道家养生文化。曾跟随李一短暂养生修行的一位博士告诉记者，李一的方法是站桩、打坐和长时间禁食，“不禁食的，吃素食”。
这位博士很快便受不住，而后下山。“回到北京照镜子，一脸的菜色。”
在朋友眼中，李一有着异于常人的智商、口才和记忆力。一位曾与他深交的知情人士称，李一在2001年成为道士后，常深夜翻阅道家典籍，“确实下了苦功夫”。
2005年，在接连登陆凤凰卫视、湖南卫视及国内数家知名媒体后，李一开始被人称为“养生大师”“国学大师”。
他的“通电诊病”“龟息/辟谷养生”也开始在国内走红，一时间来往商贾不断。他在两处道观开办的短期养生班，曾以每日1000元的天价受人瞩目。
2007年，李一当选重庆市道教协会副会长。随后仅用了4年，他又当选了中国道教协会的副会长。在两级协会中，他主管的是养生领域。
2010年，随着方舟子在网络公开质疑李一的“养生文化”是伪科学，“逃避债务”“借养生之名敛财”“与多名女子发生关系”……李一的前世今生被集中曝光在新闻报道中。他在不堪重负的舆论压力下，宣布“闭关”，并辞去两级道教协会的职务，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黄昏上山，深夜下山 2015年8月，记者再次走上缙云山时，光景已大不同。
蜿蜒蛇行的主路从山脚直达山顶。此时正是重庆酷暑时节，又恰逢周末，重庆市区的不少市民自驾来山上避暑。但他们的目的地并非是两座道观，而是接近山顶的那一片农家乐。
绍龙观坐落在主路的中端，距离山门还有5分钟车程。此时，斜立在山坡上的道观，被蓝色围挡围得严严实实。
门口的“绍龙观保护修缮工程施工公告”显示，“建于明朝成化年问的绍龙观”于2015年3月开始保护修缮，预计工期将于今年12月结束。施工公告还指引游客前往白云支观进行宗教活动。
“为了不让养生文化在山上断根，官方投资了数千万元。”一位当地宗教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在早上8点至9点之间，虽不断有游客往来于道观前面的小路，但进入观内的不到10人。
白云观的正门内，也竖起了善捐绍龙观的公告牌，公告准备募集包括殿堂彩绘、装饰、神像雕塑、神龛、供桌、香炉和烛台等购买、制作费用。
其中，一片瓦的捐赠费用为i00元；香炉、烛台的费用为8000至9万元；而神龛和供桌的费用，则高达1.5万元至20万元。
道观的公共空间里，记者也未发现道长李一的照片等资料。
“师父已经云游去了，没有再回来。”一名道姑边低头扫地边说，“留在这里的，都是最早跟随师父的弟子。”
但附近村民则声称，他们数月前曾不止一次见过李一道长前往两处道观。
“来的时候基本都是黄昏，离开的时候是深夜，很低调。”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绍龙观的实际管理由李一的一名弟子在负责。“事实上，李一虽不参与实际管理，但还是道观的精神领袖。”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舆论风波虽已过去了5年，但李一仍是当地宗教界的敏感词。
曾经的“朋友们” 和“气功大师”王林类似，道长李一也一度拥有自己的名流朋友圈。
曾有媒体报道，王菲和李亚鹏夫妇也曾亲赴缙云山修炼。
绍龙观的道士们一度对信徒们宣称，王李二人正是在山上清修后才怀上了孩子。
一位曾在此期间接触王菲夫妇的重庆演艺界人士告诉记者，道长李一曾给王菲算命，斩钉截铁地称王菲一定生男孩。
“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性别错了，而且孩子有点问题。所以，王李两人之后便没有与李一再来往。”
不少和李一曾有交集的人，此后则似要与他保持距离。
曾被称为“李一弟子”的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在李一经历舆论风波后，向媒体承认去缙云山休息过几天，但对“弟子”的称呼很不满，“如果我去咖啡厅喝茶，刚好里面贩毒，那我就是毒贩吗？”
商界大亨马云自称是被朋友樊馨蔓“强力劝说”上山“闭关”的。尽管他曾把李一定位为“难得的青年道家研究者”，但他现在对于养生治病等种种技巧“一概不感冒”，他觉得仅仅关注这些表象就是“走歪了”。
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则直接否认了“弟子”的名号，“慧根有限，不敢高攀。”
如今，以石新路为主干的重庆市石桥铺区域，大半已被新造的大厦填充。少部分老宅藏在这些大厦的背后。入道前，李一曾生活在石桥铺。
只有一位在路边摆烟摊的老妪，还记得这个曾名“李二娃”的人。“有些印象，很多年了。听说后来发财了，也不知道在哪里发财。”
多名当地人士声称，2010年，李一在出事后，“便闭门不出”。
一名曾长期跟随他的弟子告诉记者，2010年8月左右，“绍龙观几乎被各种人包围着，有曾经跟随、后来离开的弟子，有记者，也有公安。”
但最终，李一并没有摊上什么事。关于他的一切，在集中曝光后，再无下文。
在曾与李一交往长达十几年的重庆相声演员仇小豹看来，媒体便是李一的“萧何”。“从那以后，李一便躲着媒体。当然，他也不能永远闭关。”
仇小豹称，2013年前后，李一受到国外一家机构的邀请，前往美国讲学。他也是后来从李一弟子口中得知的。“李一走的时候，没有和我们告别。”
外公，一个多么亲切而又熟悉的称呼。他伴随我走过了35个春秋，在与外公朝夕相处的12年中，我多多少少了解到外公那不平凡的经历。
外公爱喝酒，酒后吐真言，唠叨起过去那段难忘的岁月，如嚼甘蔗般的津津有味。少年时，他在缙云县城小学读书；青年时，他加入军人行列。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庐山抗日大战，作为一名战地军需官。他冒着qiang林弹雨、出生入死地活跃在前线，与日军展开了生死搏斗。解放后，他回乡务农，默默无闻地种田一辈子。由于他有文化，乡亲们纷纷请他状子，有了一技之长，一家人日子还算过得去。
1963年中秋佳节后的第二天，“哇哇”啼哭声打破了乡村宁静的夜空，我来到了外公家，给这个苦难的家庭增添了一份欢乐。在十二年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受到外公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怜。他不让我干农活。我的读书兴趣来自于外公的谆谆教诲。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学好文化，无知意味着愚昧，有文化的人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我铭记在心，并身体力行，手不释卷，学习不止。外公家是书香门弟，藏书丰富。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学习。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打下的语文基础，使我获益非浅。外公还给我讲了西班牙探险家哥伦布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发现新大陆的传奇故事，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里。我长大后走上医学之路，与外公的影响不无关系。
外公善于结交朋友，是因为他嗜烟酒，天天不辍。因为酒是社交润滑剂嘛！有一年，大病痊愈后，听从医生的忠告，扔掉了烟筒，戒烟。惟嗜酒痴心不改，什么酒都喝，如老酒、白酒、药酒等等。可惜我酒精过敏，不胜酒力，与酒无缘，失去了结交良朋的机会。
关键词：宰相;佛教;认知;戒律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至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在唐代，佛教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其中也包括了许多位高权重的宰相。唐代宰相或者体悟佛教的大义、或者刻意遵循佛教的戒律、或者关注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或者与佛教高僧谈禅说理，对佛教都有各自的认知。
对佛教大义的体悟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它是教人通过各种修习，破除世俗的认识，摒弃一切妄念，求取精神上的解脱，从而摆脱人生的痛苦。就目的而言，佛教和我国固有的儒家是相通的。他们都是力图通过对宇宙自然的探析，对人与社会的理性反省，谋求人类自身的自由、幸福。因此，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虽然思想内容、文化内蕴以及思维方式都与儒家有一定的差异，但在探求个人的自觉，呼吁对他人的尊重与关爱方面，是与儒家相同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仁”的学说。孔子对“仁”的重要解释是：“仁者，爱人。”[1] 但孔子并没有说明人何以会如此。孟子进一步解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2] 认为人天生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并认为这是人与禽兽的差别。而佛教宣扬人应该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每个人都有佛性等观点都与儒家“仁”的思想是相通的。佛教与儒家在教人止恶向善、发明本心等方面是一致的。这也正是佛教大义之所在。唐代一些宰相对佛教的这一大义有深刻地体悟。
武则天在位期间，大力提倡佛教。她在全国广建佛寺，大造佛像，并组织大规模的翻译佛经活动。神龙年间，武则天让僧人薛怀义负责修建明堂。薛怀义建造了一尊巨大的佛像，“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3] 。对武则天消耗大量财富，加重百姓负担的事佛行为，狄仁杰、李峤等宰相都提出严厉批评。狄仁杰对武则天说：“臣今思惟，兼采众议，咸以为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4] 李峤则说：“臣以法王慈敏，菩萨护持，唯拟饶益众生，非要营修土木。”[4] 狄仁杰、李峤都以佛教主张的“慈悲”、“饶益众生”，反对武则天劳民伤财的事佛行为。由此可见，狄仁杰、李峤对佛教大义是有深刻地体悟。
在佛教发展史上，许多宗派都主张通过念佛诵经、建寺度僧、恪守戒律等行为修行成佛，无数的佛教信徒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到了唐代，禅宗兴起，这种向外求佛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禅宗六祖慧能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5] 他认为佛在每个人的心内，而不是在人的身外，求佛要依靠自身内心的修炼。同时，他还宣扬“顿悟成佛说”，否定了传统的念佛、坐禅、守戒等求佛方式，主张在各种实践活动中寻求成佛之路。唐代著名宰相姚崇对佛教的认知就体现出明显的禅宗印记。姚崇说：“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图澄最贤，无益于后赵;罗什多艺，不救于姚秦。何充、苻融，皆遭败灭;齐襄、梁武，未免灾殃。但志发慈悲，心行利益，若苍生安乐，即是佛身。”[4]
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不是体现在他们对佛教哲理的理解，而是体现在他们对佛教大义的体悟，即对佛教主张的人应该止恶向善、发明本心等慈悲心怀的认知上。狄仁杰、李峤、姚崇等人虽然都不是佛教信徒，他们对佛教抽象、深奥的哲理缺乏全面、透彻地理解，也没有恪守佛教繁琐的仪式和众多的戒律，但是他们都能深刻领悟佛教的大义，并把这种义理运用于治国的实践中。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具有佛教精神的。
刻意遵循佛教的戒律
随着佛教理论的不断发展，戒律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现存佛教三藏的“律”部中就包含有大量有关佛教戒律的内容。在佛教发展史上，许多宗派都重视修习、恪守佛教的各种戒律。其中，建立于唐代的律宗尤其重视研究和传持佛教的各种戒律，认为只有修习、恪守戒律才能最终成佛。律宗的创始人道宣把各种戒律分为止戒、作持两类，要求信徒严格遵循这些戒律，切实做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道宣通过这些戒律对信徒的行为做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唐代一些宰相也以遵循佛教戒律闻名。
唐王朝立国后，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儒、道、佛三教并立的政策。但由于儒家在治理国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而李唐王室又自称是老子后裔等原因，佛教的地位在通常情况下都低于儒道两家。武则天时期，一些僧人利用佛教为武则天登基造势，武则天也想通过佛教证明其称帝的合法性，并巩固其帝位。为此，她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佛教，佛教在武则天时期获得迅猛发展。唐玄宗登基后，尊崇道教，佛教的势力和影响受到很大削弱。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加之肃宗、代宗、德宗等最高统治者都有意保护佛教，佛教又获得一次发展良机，崇佛之风在社会上再度盛行，信徒人数与日俱增。在形形的佛教信徒中，唐代宗时期的两位宰相杜鸿渐、王缙堪称是遵循佛教戒律的“楷模”。
在唐代，宰相身系天下安危、百姓存亡，在朝廷中责任重大。杜鸿渐身为宰相，碌碌无为，乏善可陈，而唯以嗜好佛教著称。杜鸿渐经常口诵“常愿追禅理，安能挹化源”[4]，以此表达他的向佛之意。他经常和同任宰相的王缙为寺院捐献财物。在病危之际，杜鸿渐让僧人剃掉自己的头发，并且留下遗言，要求家人在他死后按照僧徒的埋葬方式安葬自己。杜鸿渐这种遵循佛教戒律的行为当时就遭到人们的讥笑。王缙对佛教戒律的遵循与杜鸿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缙终生吃素食，他不仅经常和杜鸿渐捐钱修建寺院，并且还劝导朝廷其他官员也为寺院捐献财物。在妻子死后，王缙把自己的一处住宅捐出作为寺院，并剃度了30多位僧人。王缙虽以崇佛、遵循戒律闻名，但又十分迷恋钱财，善于聚敛。《新唐书》中说他“性贪冒，纵亲戚尼招纳财贿，猥屑相稽，若市贾然。”[6] 正因为如此，虽然杜鸿渐、王缙事佛非常慷慨，遵循佛教戒律甚严，但他们的行为却不为世人认可。
如果说杜鸿渐、王缙崇佛，不只把遵循佛教戒律当作个人喜好，而且和另一位宰相元载把佛教禳凶祈福、因果报应的观念灌输给唐代宗，并极力诱导唐代宗事佛。唐代宗曾问元载等人，佛教的禳凶祈福、因果报应是否可信。元载说：“国家运祚灵长，非宿植福业，何以致之！福业已定，虽时有小灾，终不能为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炽而皆有子祸;仆固怀恩称兵内侮，出门病死;回纥、吐蕃大举深入，不战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岂得言无报应也！”[3]杜鸿渐和王缙都极力附和元载的说法。在元载等人反复诱导下，唐代宗在皇宫内建佛像，设道场，念经礼佛，大搞佛事活动，导致庄严肃穆的皇宫就像是一个寺院。由于崇信佛教，唐代宗对一些僧人横行不法的行为采取了置若罔闻，甚至姑息纵容的态度。当吐蕃人大举入侵时，唐代宗竟然让僧人诵读佛经以御敌。唐代宗时期朝政日非，与元载等人极力诱导唐代宗事佛有密切的关系。
狄仁杰、姚崇等宰相虽然都不是佛教信徒，也没有恪守佛教的各种戒律，但是他们所作所为却与佛教大义相符。杜鸿渐、王缙等人虽然刻意遵循佛教戒律，但他们只是注重佛教外在的形式，而违背佛教的大义。刘d评价杜鸿渐时说：“事佛徼福，朋势取容，非君子之道焉。”[4] 刘d指出了杜鸿渐、王缙等伪佛教信徒事佛，刻意遵循佛教戒律的本质。
对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
唐王朝建立之初，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儒、道、佛三教并重的政策。随着国内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变化，唐代宰相关于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又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三种观点，其中夸大佛教在治国中作用和认为佛教危害天下这两种观点影响较大，而持折中调和观点的声音则微乎其微。
在唐代，首先肯定并夸大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宰相是张说。张说是一位非常重视对民众进行教化的宰相，主张实行开明的佛教政策。他在《进佛像表》中说：“皇帝事业，远存荒塞，拯溺救焚，身勤虑苦，归诚佛宝，何神不据？信知功遍区域，泽周生人，心凭神灵，躬履危险，故皇天眷命，奄有邦家。后嗣圣人，钦承大宝，所当思由积德而兴帝系，本艰难而成王业。先圣一心奉佛者，盖为百姓求福也。”[7]显而易见，张说夸大了佛教在治国中的正面作用。唐代另外一位著名宰相裴休则将事佛和崇儒相提并论。裴休在其撰写的《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中说：“为丈夫者，在家则张仁义礼乐，辅天子以扶世导俗;出家则运慈悲定慧，佐如来以阐教利生。舍此无以为丈夫也，背此无以为达道也。”[8]认为士人在家应践行儒家思想，出家则应躬行佛教主张。
与此同时，唐代也有不少宰相向皇帝力陈事佛对朝廷的危害。他们反对事佛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事佛消耗社会财富，加重百姓的负担。武则天在全国广建佛寺，大造佛像。狄仁杰上书说：“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环材竭于轮奂。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来，终须地出，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生之有时，用之无度，编户所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肤，不辞楚。”[4]狄仁杰从事佛役使民力，耗费钱财，加重百姓负担的角度出发，激烈反对武则天事佛。其次，佛教势力的膨胀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和兵源，危及国家安全。在唐代，佛教信徒既不缴纳赋税，也不服兵役。同时，寺院所占有的大量地产也不给朝廷缴纳赋税。这样，随着佛教的迅猛发展，朝廷的财政收入和兵源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一些宰相就极力反对佛教。宰相李峤就曾上书说：“国计军防，并仰丁口，今丁口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税，何以补之。”[4]李峤较早观察到佛教过度发展对朝廷的危害。出于同样的认识，宰相李德裕曾做《梁武论》一文抨击佛教。他在文中说：“梁武建刹三百余所，而国破家亡，其祸甚酷。”[9]李德裕后来才大力协助唐武宗灭佛，帮助唐武宗克服用兵经费匮乏和兵员不足的问题。第三，佛教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发生冲突。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伦理就成为中国人的最核心的伦理观念。而外来的佛教与儒家的伦理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唐代一些宰相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立场上，猛烈抨击佛教，其代表人物是李德裕。李德裕认为：“夫释氏之教，出于西夷，弃五常之典，绝三钢之常，殚尽财力，耗蠹生灵。罢黜其异端，以正王度，庶可复古。”[9]
唐代宰相对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一方面与宰相个人的思想认识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朝廷面临的内外形势有密切联系。张说担任宰相时，唐王朝政治开明，国力强盛，而张说本人又非常重视文化的教化作用，他必然会肯定或夸大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到李德裕担任宰相时，唐王朝内外形势都异常严峻，李德裕和唐武宗都想通过打击佛教摆脱朝廷的困境。李德裕抨击佛教的危害就无足为奇了。
实际上，对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认知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一方面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它有消极影响，就全面抹杀它。
与佛教僧人的交往
佛教在唐展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佛教宗派众多，寺院林立，大师辈出，社会各阶层崇佛蔚然成风。佛教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唐代不少宰相也与佛教中的高僧有了密切交往，并留下许多宰相与高僧交往的佳话。
神秀是禅宗的大师，他的思想在武则天时期非常流行。神秀被武则天请到长安后，许多达官贵人都去拜谒他，听他讲解佛法。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张说也去向神秀请教佛法。事后，张说对人说：“禅师身长八尺，庞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10]张说对神秀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神秀圆寂后，张说为神秀撰写了碑文，即著名的《神秀碑铭》。在铭文中，张说对神秀及其禅宗思想大加赞扬。由于张说是文坛“大手笔”，又三次出任宰相，他对佛教及神秀的态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另外，张说还与唐代著名僧人一行有间接的关系。一行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大唐新语》的作者刘肃说：“得僧一行，赞明阴阳律历，以敬授人时。”[11]一行主持制定的新历法《大衍历》是经过张说等人整理编定，并颁行天下的。这也是唐代宰相与高僧的一段缘分。
怀晖是唐代中期的著名高僧。元和三年（808），怀晖曾受唐宪宗诏命，入住长安章敬寺毗卢遮那院。怀晖在长安期间，“都城名公，义学览集，击难者如云。师乃大震雷音，群英首伏，投针契意者，得意忘言” [8]。宰相权德舆曾前往章敬寺聆听怀晖讲解佛法。怀晖去世后，权德舆为他撰写了碑铭。在铭文中，权德舆指出怀晖的禅学比较平实而且易于接受，并认为其内容可以和《中庸》、《易经》等儒家经典相互印证。同时，权德舆还回忆了他30年前听道一讲解佛法，后来又聆听怀晖讲解佛法的过程。权德舆以文学见长，“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将相洎当时名人薨殁，以铭纪为请者什八九，时人以为宗匠” [4]。文学巨匠权德舆为怀晖撰写碑铭扩大了怀晖及佛教的影响。
裴休是唐代尊崇佛教的著名宰相。史载他“家世奉佛，休尤深于释典。太原、凤翔近名山，多僧寺。视事之隙，游践山林，与义学僧讲求佛理。中年后，不食荤血，常斋戒，屏嗜欲。香炉贝典，不离斋中;咏歌赞呗，以为法乐” [4]。裴休由于喜欢研读佛教经典，而且经常在处理政事之余与五台山等地的高僧谈论禅理。因此，他颇能领会佛教的精髓。裴休关于佛教的若干论述都因论证严谨，见解高明得到僧俗两界的普遍认可。裴休不仅研读佛典，恪守佛教戒律，而且还支持唐宣宗实行开明的佛教政策，为佛教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裴休被人称为佛教的“护法使者”。
除了张说、权德舆、裴休等人外，唐代还有许多宰相，如张延赏、崔群、裴度、李吉甫等人都曾与当时的高僧有交往。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后，唐太宗曾经命令房玄龄召集50余名高僧，协助玄奘翻译经书。唐高宗即位后，也曾命令于志宁、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共同润色玄奘翻译的经典。可惜的是，他们与玄奘的具体交往，都未见诸现存文字。
总而言之，佛教宣扬的慈悲为怀与儒家提倡的“仁”有共性，佛教的四大皆空和道家的清心寡欲相契合，佛教的“空”和玄学的“无”有相似之处，再加上佛教具有高深的哲学思辨色彩，寺院环境又多景色优美、寂静深幽，得道高僧也常常为世人指点迷津等原因，唐代许多深谙传统文化，而又饱经宦海风波的宰相都乐于和佛教高僧交往，并与他们谈禅说理，体悟人生真谛。从许多唐代宰相为高僧们所撰写碑铭中，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与这些高僧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思想上也受到这些高僧的影响。
对佛教认知的特点
早期的佛教高僧往往是借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阐释佛教的思想，当时的中国人也是在儒道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认知佛教的。因此，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国人在对佛教的认知上才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正好体现了这一特色。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中国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古代的高僧和士人把佛教和中国固有的儒家、道家以及玄学的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它们共同构成中国的思想体系。在唐代，许多宰相既精通传统思想，又深谙佛教理论，他们把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共同构筑了他们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佛家和儒家、道家思想的融合。
首先，佛教与儒家思想的融合。儒家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政治家都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然而，唐代许多优秀的政治家虽然身体力行儒家的主张，但并没有因此就简单地否定、排斥佛教，而是看到了佛教与儒家思想相吻合的地方，并以佛教的思想补充、完善自己的儒家思想。宰相狄仁杰、李峤、姚崇等人都把佛教主张的慈悲和儒家提倡的“仁”及“仁政”思想结合起来，作为他们治国的指导思想。宰相韦处厚“居家循易，如不克任。至于廷诤敷启，及驭辖待胥吏，劲确嶷然不可夺” [4]。韦处厚在朝堂之上表现出儒家的刚正人格。然而他“雅信释氏因果，晚年尤甚” [4]，朝堂之外又经常表现出佛教的宽容、随和气象。
其次，佛教和道家思想的融合。佛教认为现实世界虚妄不实，宣扬“诸法性空”，道家则认为万物生于有，而有又生于无;佛教主张消除妄念，道家强调“无为”。因为佛教和道家有许多相似之处，唐代一些宰相既喜爱道家，又乐于接受佛教。宰相房绾经常与友人一起“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 [4]。而另外一位宰相杨绾，“清识过人，至如往哲微言，《五经》奥义，先儒未悟者，绾一览究其精理。雅尚玄言，宗释道二教，尝著《王开先生传》以见意，文多不载。凡所知友，皆一时名流。或造之者，清谈终日，未尝及名利”[4] 。房绾融佛、道于一身，而杨绾更是将儒、道、玄学以及佛教融为一体。
二、注重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对佛教的认知主要是从佛教是否有利于治国出发的。
佛教主张通过戒、定、慧等“三学”的修行，破除世俗的认知，从而摆脱一切妄念，并最终成佛。它强调个人的修行，关注人自身的觉悟，主张通过现世的修行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与中国儒家重视建功立业，关注现世的文化传统截然相反。唐代宰相“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 [6]，他们在论及佛教时，首先考虑的是佛教的治世功能，而不是佛教对个人的价值。狄仁杰说：“往在江表，像法盛兴;梁武、简文，施舍无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列刹盈衢，无救危亡之祸;缁衣蔽路，岂益勤王之师？”[4] 张镐对唐肃宗说：“臣闻天子修福，要在安养含生，靖一风化，未闻区区僧教，以致太平。伏愿陛下以无为为心，不以小乘而挠圣虑。”[4] 狄仁杰、张镐与前文夸大佛教在治国中作用的张说、裴休相比较，虽然他们的认知相反，但认知的出发点却是相同的，他们所关注的都是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
由此可见，唐代宰相对佛教的认知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即一方面把佛教和中国传统的思想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关注佛教在治国中的作用，而不仅着眼于它对个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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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蔬菜发展 现状 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 S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6）04-0026-01
1 我县蔬菜产业发展现状
1.1 技术推广困难
2015年度，我县蔬菜种植面积11.892万亩，年产量21.72万吨，产值4.1738亿元。其中，各类主要蔬菜种植面积为根菜类0.52万亩、白菜类1.45万亩、甘蓝类0.19万亩、绿叶蔬菜类0.23万亩、豆类0.63万亩、茄果类0.41万亩、水生菜类5.7万亩、薯芋类1.11万亩等。蔬菜产销主体共有690个，其中蔬菜企业6个，合作社39个，家庭农场55个，种植大户590个。蔬菜冷库只有12个。我县虽一直在推广新型农业生产技术，但由于多年的农业发展，生产者更加信赖具有多年经验的生产技术，而不是所谓的高新技术
1.2 资金投入少，回报差
蔬菜产业属于农业产业中的一种，具备劳动密集型的特征，要想使其不断发展，就需增加资金的投人，才能获得长期的回报。而我县本身并没有处于较为发达的地区，蔬菜收入总体较低，且并不稳定，同时，各级财政资金每年投入我县蔬菜产业发展资金50万左右，资金量少、散。政府更愿意将资金投入回报较为明显的工业产业之中，而不是回报时间长且风险较大的农业上。对于蔬菜产业资金的利用，经调查，总体效率低下，没有充分将其利用起来，缺乏附加值，也是制约蔬菜产业发展的难题所在[1]。
1.3 蔬菜产业落后
我县蔬菜产业总体较为落后，虽具有较为广阔的种植面积，但是缺乏后续程序，包括对应的蔬菜加工企业，市场流向较为单一，难以扩展更为广阔的市场，产业链整体并不完整且不具备抗风险能力。除上述问题外，加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效率低下，不具备品牌效应，无法提升产品本身的价值。
1.4 缺乏技术推广人员
现阶段，整个我县的技术推广人员200余人，其中从事蔬菜专业技术人员17人，正规蔬菜专业技术人员2人，乡、镇地区严重缺少相应人才，这也是技术推广困难的原因之一。同时，虽然配有专门的农业研究设施，但是技术人员总体知识较为落后，近年来很少进行有组织的全新农业技术学习。
1.5 环境恶劣
恶劣的环境主要来源2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多年的蔬菜种植[2]，为了提高产量，不受限制的使用化肥，使土地遭到严重的破坏，污染、土壤养分降低等问题日益突显。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问题，经常出现干旱问题，并没有与蔬菜种植相对应的沟、渠等设施，都是影响蔬菜种植的问题所在。
2 我县蔬菜行业发展策略
2.1 推广人员的培训
针对推广人员需要进行全新知识的培训与增加激励政策。推广人员的培训需具备下面两方面：一方面将其派往我国专门设立的培训机构进行最新知识的学习与培训；另一方面聘请农业研究专家进驻或定期进行讲座，这样不仅可以随时学习到专家的知识，专家也可实地考察当地实情，制定符合当下实情的农业生产技术。针对推广人员需要增加激励政策，同时，对无所作为之人也需予以惩罚，根据青蛙效应，生活在平稳的环境中，只会慢慢退变乃至灭亡，只有在具有危险的环境下，才会努力奋斗。推广人员需要根据实际成果决定奖励还是惩罚，以调动起积极性。
2.2 农业技术推广
农业技术推广方面，我县部分生产者由于地理与经济的问题，并不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缺乏保护生态环境的概念。针对上述问题，农业技术推广首先应进行科学与文化上的讲座，普及农业知识，以科学讲解全面提升生产者的个人素质，也可增加其接受全新的农业相关技术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讲座内容以种植技术、种植环境构建、全新的蔬菜品种、保护环境、保障生态平衡为主，不仅要做好农业的种植，也要保护种植环境不受到破坏，保证生态与经济和谐互助的关系。
2.3 构建全新的蔬菜行业产业链
针对蔬菜行业产业链的种种弊端，首先以提升基础设施为主，这是保障蔬菜拥有更好的质量与产量基础所在。我县具有大量的山区，根据山区实情，构建蔬菜基地，以提升其抗灾害能力为主。扩建整合蔬菜加工基地与企业，并提升蔬菜本身的附加值，以干净而优美的自然环境为宣传核心，打造独属于缙云蔬菜行业的品牌，提升总体市场竞争力。扩展蔬菜供应途径与销售源，不仅要在整个浙江地区，更要覆盖到国内每一座城市，以巨大的销售网络为发展基础。
2.4 培养蔬菜种植典型村
针对我县内部的蔬菜产业实情，培植一批具有带头作用的蔬菜种植典型村镇与企业，利用羊群效应，一旦出现具有丰厚成果的村镇与企业，其余村镇与企业也会随着效仿，减少推广难度与工作量。村镇与企业的培训以相关技术为主，包括蔬菜产品的加工技术、保鲜技术、储运技术和新型农业设备的引进与学习，还需针对种植技术、优良品种进行选择与种植，并提升蔬菜产品的高品质加工，扩展整套蔬菜产业链。
总结
针对我县蔬菜行业的种种弊端，本文提出包括推广人员的培训与农业技术的推广、构建全新的蔬菜行业产业链、培养蔬菜种植典型村等对策，系统通过上述方案，完善的解决我县蔬菜行业的各种弊端，使蔬菜行业发展越发正规且高速，使生产者与当地政府都能从中获得有益之处，实现共同发展与富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胡少敏，朱建瑞，王苏丽.缙云县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2（9）：388-389.
在传统的概念中，对面子的分析一般是在面子的涵义以及维度方面，基本忽略了面子意识给商业和消费者带来的影响。从社会身份理论出发，并且从社会身份的角度讲，并且从前辈的一些研究结果看，面子意识也可以进行分类，分为道德型面子、能力型面子以及关系型和地位型面子。本文对前人的结论进行了实证，并且有针对性的对奢侈品品牌市场的反应进行阐述。
【关键词】
面子意识；奢侈品；情境反应；实证探析
一、研究假设
（一）面子的含义。在中国人的眼中，面子及其重要，几乎涉及到工作以及生活的反方面面，从吃穿到住行，从实物商品的消费到人际交往的过程，面子在国民群众的眼中无时不在，但是对面子含义的表达却没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界定，因此一些学生对面子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二是从社会语言学角度，三是从关系互动的角度。中国人的面子意识在全球的影响都十分广泛，但是对面子意识进行的首次研究是美国的传教士，亚瑟哼史密斯，他在《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阐释了面子意识，并且指出了面子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但是也没有给出面子一个准确的定义。在后来，中国的文学大家，鲁迅和林语堂对中国人的面子意识进行了论述，在他们的思想中，面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可以列举的例子非常多，但是具体含义不清楚。后来，学生胡先缙对面子从脸和面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脸”主要是社会对个人品格的信心，注重道德感，而“面”则是一个人因为成就而拥有的威望，并且是社会对人能看得见的那种成就的承认，在面子中主要强调的是成就因素，还有人认为，面子就是个体在社会上因为地位和贡献得到了他人的尊重和顺从。
（二）对面子维度的解释。关于面子的维度，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学生胡先缙认为面子只有两个维度，一种是脸，一种是面；金耀吉对面子维度的划分也是两个维度，分别是社会维度和道德维度，他认为，社会性的面就是个体在社会中通过成就和努力，社会给予个人的承认，这样来讲，没有社会地位的个体就谈不上此维度上的面子；而道德性的面则是社会对已经拥有道德声誉个体方面的承认和尊重，道德性的面是每一个人可以具备的，这个与社会的贡献和地位没有太大的关系。戈夫曼认为，面子有两种分类，一个是自我面子一个是他人面子，这两种面子还能够衍生出其他面子，例如，防御性面子以及保护性面子。从这些学生对面子的分析和研究中可以发现，首先，传统上对面子的研究基本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社会语言以及关系和互动的层面分析的，但是对面子不同维度给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研究都不是很多，在对不同面子对消费者解读奢侈品广告差异的过程中需要结合能力型面子、地位型面子以及关系型面子三个方面的理论。
二、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对于不同的面子的研究和测量需要征询多个人的意见，并且被试对象也不同，因此本文使用18个题项对四种不同的面子意识进行测量，数字1表示没有面子的程度为最低，5表示没有面子的程度为最高。道德型面子意识中具有5个题项，例如，在公共场合中具有不雅的举止行为等等，其中能力型面子有4个题项，例如人们常见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人成就没有同龄人突出，在地位型面子中也包含了5个题项，例如，经济收入比较低。在关系型面子中有4个题项，例如，在寻求帮助时遭到了拒绝。本文对不同的面子意识做了相应的奢侈品选择，并且设置了具体情境，例如，情境设置为（强调奢侈品品牌企业授信道德信息，以此对应道德性面子意识的人群）：，某品牌的包包是世界有名的奢侈品，并且在上个世纪中旬就开始关注环保工艺事业，并且在箱包的生产上加强了工艺流程的革新。
（二）实验方法。提取样本，使用滚雪球的方式，以电子邮件等方式扩散，其中男性为115人，女性为150人。在上网护具信息完成收集以后，可以在信度、效度等方面进行检验，在面子意识中涉及到四个维度，需要检验这几个空间的区分效度。
三、结论和启示
本文对面子意识的人群因子以及面子意识对奢侈品市场的信息敏感性进行了分析，经过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首先，面子有四种不同的维度，分别是道德型面子意识、地位型面子意识、能力型面子意识以及关系型面子意识，证实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其次，道德型面子意识下，消费者面对奢侈品市场具有比较强烈的购买意向，在关系型面子意识中，消费者对奢侈品市场的定位也更加倾向购买，但是能力型面子意识指导下的消费者对奢侈品购买的意向没有前两者强烈。这就说明了，能理型、地位型、以及关系型的人群中，面子意识对奢侈品的影响力度不同。结束语综上所述，本文对面子意识对奢侈品营销情境反应差异的实证进行了探析，分别指出了我国的奢侈品购买情况、面子的含义以及在实证中所采用的方法，并且对实证步骤进行了阐述，综合上述信息，可以得知，中国人的面子意识非常强烈，对于奢侈品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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