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8 20:25:30
这里面我觉的着几段说明拉这个习惯的问题拉！那开架书店的老头，曾说到做到，往学校寄过告状信。他把学生证的班级`校名都记得分文不差，唯独把陈应达的名字错记为陈军达，这听起来就像是陈应达的兄弟干的事。据说，祁老师曾询问过陈应达，陈应达沉默良久，小声地答道：“您找错人了！”
没等贾里去训斥妹妹，查老师出动了。他又一次在办公室召见贾里，说：“你喜欢《中学春秋》，我很高兴。我保证，把信转给草人！”
“你认识草人？”贾里欣喜地问。
“有一点交情。”查老师笑得露出了牙齿，“据我了解，他是个大肚量的人，绝不会在意你偶然借用了他的文句。”
“你私拆别人的信是违法的。”查老师很清楚，“我能干这傻事？”
“那你怎么```````一清二楚？”
查老师说道：“我有特意功能。”隔了一秒钟，他又补充道，“贾里，你是个不平凡的学生，希望你以后为班级多出些奇妙的点子。”
——读《男生贾里》有感（一等）
三明八中九（8）陈思宇指导教师：李培芳
我是在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拿起《男生贾里》这本书的，本是想消遣，便随意的翻开书页，我没有什么看书的心绪，只是单纯的扫过表面的字，极尽浅显，但却具有生命的灵动力。我慢慢被吸引，继而沦陷在那个富有鲜活生命力的世界里。
一个青春少年的世界，每一章的开篇都是贾里的一小段日记。“有种偷窥的满足感”，心里竟有这么一种奇怪的念想。第一人称的写法，将我带进贾里的生活。我像一个无形的影子跟随他，用他的眼睛观察那个世界，无声的洞察他的思想，与他一同经历那些异彩纷呈的事件与情节，很奇妙！
我斜倚在沙发上，阳光斑斑点点照在书页上，两个小时。我跟随着贾里走过了他的一年——初一，那段光华初绽的时光。我无法在故事中找到我的影子，我从未经历过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正因如此，他的生活对我来说如此新鲜，他的经历是我那时的梦想，如今的我得以在书中体验，有些缺憾，但依旧满足。他的生活，是艺术，每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在秦文君的笔下，在贾里的眼中都变得如斯美好，当时只道是寻常，虚长贾里两年的我，竟从未在意过那些细节，小小的，不起眼，点点滴滴的积累竟成了那一页页幸福的诗篇。
那么，这本书为什么能够如此真切地触动我心底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的呢？
首先，是因为真诚。个人认为，一本书是否能够打动读者，关键在于它是否足够真诚。诚然，《男生贾里》是一本很真诚的书。本书作者秦文君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创作，所完成的作品自然是字里行间都充盈着作者真诚的态度与心声。“贾里”这一形象也作为一个媒介，很好地传递出这一点。书中有一个情节留给我极深的印象：以贾里为首的“老鹰服务队”去给独居老人佘阿婆送爱心，却导致老人腰部受伤，老人因腰伤被女儿接去养伤后，贾里写了一张小字条“真的好想念你”，贴在空无一人的佘阿婆家的门上。“真的好想念你”，短短六字，却是包含着贾里对佘阿婆真诚的抱歉之意、思念之情。以贾里为缩影的广大少年们重情重义的品质于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作者真诚的叙述以及贾里所展现的真诚的情感，都是打动我的关键所在。
其次，是因为本书所传递出的真善美的精神。《男生贾里》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人心、获得如此多的荣誉，是因为它向读者所表达出的是一些积极向上、蓬勃昂扬的真、善、美的精神、思想和文化。平心而论，《男生贾里》的语音风格实在称不上华丽，它有的是朴实而清新的平和之气。但它依然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而这力量的本质就是真善美的力量。儿童文学的受众面极广，尤其是其中还有很大比例的阅读人群是身心还处于可塑造的发育阶段的少年儿童。他们能否成长为一个心理健康、心智健全的人，取决于他们是否得到了良好的、正确的引导。《男生贾里》就是一位很好的引导者。书中关于父子间的亲情、同学间的友情、师生间的彼此尊重等都能够给予读者一个良好的榜样，使得他们能够领悟真善美的真谛，净化自己的心灵。所有文学的精髓在于心灵的纯真、善良和美好，那些华丽的辞藻、惊艳的佳句，都只是它的外衣。而决定他内涵的，还是它所向读者传递出的精神、思想和文化。
最后，是因为共鸣感。我相信，绝对不止我一人会在读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将书中人物和日常生活中身边的老师、同学、朋友们对号入座，会觉得书中的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自己身边，这便是我所说的共鸣感。读一本书，相当于与此书的作者进行一次交心。没有人会愿意和一个与自己话不投机的人交心，因此也没有人会愿意和一个与自己话不投机的人交心。那么，是什么激发了读者的“共鸣感”呢？答案是作品贴近生活的真切感。《男生贾里》就是一本足够真切，足够有共鸣感的好书。记得其中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贾里的语文老师查老师因事出差了几个月，贾里班上的同学都因查老师的离去而无精打采。当得知查老师回来的消息时，大家都无比兴奋，并给回来的查老师一个大惊喜。贾里一行人心情的转变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的心情也不禁与他们一起跌宕起伏。这便是作者聪明的地方，把作品中的情节染上真切的情谊，共鸣感无需刻意去营造，自然油然而生。
合上书页，家里好像突然变得冷清而空旷，耳边贾里的声音戛然而止，心情在那一刻沉静。有些受不了这样的落差，我重新翻开书，又是崭新的初一。我不禁感叹起秦文君的文笔，写的如此真切。那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爱啊！对贾里的爱，对生活的爱。看着手中的书，如清风吹进心间，飘起满满清扬的飞絮。我扬起唇角对着封面，见封面上的贾里也正对我无邪的笑。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入围世界最大儿童文学奖“林格伦纪念奖”第一人。著有《秦文君文集》(5卷)，儿童文学集《变变变》《十六岁少女》《男生贾里全传》《小鬼鲁智胜》《调皮的日子》《小人精丁宝》《小丫林晓梅》《女生贾梅全传》《会跳舞的向日葵》《云裳》等。
秦文君的小说风靡校园。她的作品被誉为“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心灵之作”。她最大的心愿是以少儿为本位，不断挖掘艺术潜能，把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小读者。
编者的话：
秦老师是本刊首届“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当代作家”评选活动获奖者之一，她几乎每天都收到热情读者们的各种信件，这其中有很多是关于阅读写作的，秦老师把它们归纳为十二个問题。本刊在此特设专栏，请秦老师为大家一一详细解答。
学生問：老师常说，关注身边的生活，就能积累写作材料。老师举例时我也觉得豁然开朗，可是到了写作文的时候往往还是找不到好的材料。我该怎么办?
是呀，很多学生都说，写着写着，可写的东西仿佛就这些了，题材怎么找呢?好的材料在哪里呢?
记得我女儿萦袅最早写作文时是很恐怖的，她的阅读准备是很充足的，但是当时不能把阅读和写作对接起来，看到命题作文就脱不开，又不感兴趣，老师要求写300字，她写不够，就在每一句话后面加一个“呵”，比如“春游很愉快”，她就写：“春游很愉快呵，是不是呵，很愉快呵。”一数，到300字了。我觉得她太痛苦了，就努力让她放松一点，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练笔。用了很多方式，她爱上了写作，后来就一往无前了，2008年还在作家出版社出了长篇小说，这已是她的第二本书了。
当然初学写作者，还需要选择小的视角。先写些想象的故事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这样能够不慌不忙，从从容容地把习作展开，不必一开始就因为要驾驭庞大的结构而手忙脚乱，也不必一开始就受现实生活的拘泥。
另外，找题材，应从感兴趣的地方开始，找到后为我所用，那样会比较顺畅呢。
我的第一个中篇是写男孩子的，照理说写女孩子的东西应该更得心应手一点，天然一点。但我经常采访，有时男孩子突然問一个問题，非常新鲜，我倒是没这么想。写《男生贾里全传》就是这样，是受来信启发写的。那男生的来信我很感兴趣。他来信说，秦老师你应该到我们学校来看一看，现在女孩子太凶了，欺负我们男生。我觉得社会、家庭、学校对男同学的要求和对女同学的要求没有区别，而他们的心理、生理、成长动力很不同，男孩的成长在现行的环境下比女孩更容易碰壁。我通过小说塑造了双胞胎兄妹贾里、贾梅这两个艺术形象，他们有趣的故事体现出了“世上只有男生苦，没当过男生的不知道”。小说里男女同学成长的性别对抗的那种起伏和不平衡，正是我感兴趣的题材。
“从心理学的角度，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人格和个性含义相同，都是指个人比较稳定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认知、能力，情绪、气质、性格、行为及身体结构等方面。人格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变态就是指个体心理状态“偏离规范”［2］、“偏离常态”［3］，贾宝玉心理、人格的偏离规范与常态，最主要表现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这样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贾宝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红的癖好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宝玉的奇异之处时，特意介绍宝玉满周岁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这颇具预示性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的爱红习性。在第十九回里，当袭人以不离开贾府为条件要求宝玉“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爱红的毛病儿”，他虽口头马上答应，但第二天却又“替他们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边腮上都溅上了红;第二十一回，贾宝玉于不觉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从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儿介绍胭脂的调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种种艺术描写，无不昭示着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男性的贾玉玉爱红确已成癖。他不顾父亲和旁人的鄙视指责，硬要分享女儿们的专利，这“不长进的毛病儿”，显然是“偏离常态”的变态行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围及内容也迥然有别。“正位乎内”的女性以闺房庭院为自己的生活范围，以学习女红、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为自己的人生职责。“正位乎外”的男性则以社会为人生舞台，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之责，因此，“士”阶层中的大多数男性自觉地选择了读书—进仕做官这一人生道路。贾宝玉则与众不同，他自幼喜欢在闺帷中厮混，自从住进大观园后，更是“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环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书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闺房生活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斥为一个男儿于家于国应尽的责任，诚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将八股文斥为“后人饵名的钓禄之所”，从不“潜心玩索。”他曾当面顶撞史湘云的规劝(第三十二回)，并以受惊吓为借口，逃避贾政对自己读书情况的检查(第七十三回)。这一切均表明贾宝玉在有意识的拒绝走传统读书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绝进入男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完全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悖离“社会期待”。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艺术描写看来，他已经十分习惯并非常喜欢那种“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内帷中长期厮混下去。毫无疑问，这又是一种“偏离规范”的异常表现。
第三、性格女性化
从总体上看，贾宝玉的性格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更多地呈现出女性的阴柔特征。他“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第九回)，对黛玉是如此，对袭人、秦钟等也是如此;他胆小，怕见父亲，怕见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觉;他遇事无主见，既缺乏基本的应变能力，又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金钏儿被打被撵、晴雯被冤，尽管他心里颇觉不公，但却无胆量挺身而出为她们辩解，当然更无能力去保护她们，除此之外，贾宝玉的多愁善感也相当突出。他常常发呆、掉泪，常常触景生情，感伤不已。听到黛玉的《葬花词》，“不觉恸倒山坡上”，联想不断，以致于“心碎肠断”(第二十八回);看见祝妈创土种竹，打扫竹叶，“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见杏花落听雀儿啼，又伤心感叹，发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贾宝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联想、脆弱的感情，无不反映出女性心态与性格特征，对此，可借心理学术语称之为“性倒错”，因为“性倒错在第三性征上更象异性”［4］，。
第四、奇特的两性观
在对男女两性的总体看法上，贾宝玉是贬男尊女的。他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这种男浊女清、尊女抑男的两性观在封建社会的父系文化系统中确属罕见，尤其出自男儿之口，则更可谓空前，它是贾宝玉“偏离规范”、人格变态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贾宝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为他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用来定义“变态”的词语包括以下这些:越轨—指明显不同于社会公认的行为标准的行为;异常—指与公认的规范很不同的行动;失调—缺乏行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与社会公认规范不相同的行为。“决定是否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是变态的最一致的标准是:①行为偏离、或不同于)那个社会的规范;②失调行为总是继续和/持续存在;③人们内部和/或人们之间活动的最终破坏程度”［5］。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贾宝玉的女性化实属变态，不仅今日的读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心理和行为的异常、越轨和稀奇古怪，就是《红楼梦》本身也多次指出这一点:小说第三回写黛玉初见宝玉，作者引出所谓“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词二首，以正话反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总体评价，其一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作者说此词批得“极确”，它道出了贾宝玉性格行为与众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张(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说中，最疼爱宝玉的贾母也说他就是与众不同，最接近他的袭人说他:“性格异常”、“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除此之外。书中还不时直接以“痴”、“呆”“傻”、“疯”、“怪”、“狂”等字眼来形容他的变态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不仅引起了他人的非议，破坏了他与本阶级多数成员的和谐关系，而且导致了他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贵族阶级的尖锐对立，导致了他与整个男权社会的严重脱节，从而也最终导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机，这实质上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贾宝玉的女性化确为一种偏离规范的人格变态。
二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诸如生理、社会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贾宝玉也不例外，《红楼梦》对其变态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响贾宝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现代心理学家们所学的“遗传基因”，也并非美学家们所谓“历史积淀”，而是贾宝玉的前身—被女娲遗弃在青埂峰的石头。秉自然灵秀之气的仙石决定了贾宝玉的聪明灵秀，无补天之才的顽石则决定了他的“于国于家无望”，石头的前身赋予了宝玉正邪两极之性，使“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赋，必然铸就贾宝玉具有偏离、异常因素的人格形态。 2、后天因素这里主要指宝玉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由于贾母的溺爱，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闺帷内厮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环们呆在一起，极易染上较多的女儿脂粉气。住进大观园，更是进入了女儿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护、偏爱、温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环璄中长大的贾宝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难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一个人后天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教育条件在其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红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了后天的因素，认为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内，生活风气比较干净，封建礼教的统治相对薄弱，贾宝玉较少地受到外界污浊风气的影响，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大胆阅读一些具有市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的杂学野史，有较多的机会了解青年女奴们的美好心灵和不幸遭遇以及贵族少女们的内心苦闷，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认识本是相当正确、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叛逆并不意味着要以女性化变态形式表现出来，何况《红楼梦》所提供的生活环境既不能完全说明贾宝玉异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学者所论，贾宝玉那种“已经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的先进思想，当然不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少年所能具备的”［6］，更不能充分解释他人格变态这一异常现象。
笔者认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更为强调的乃是贾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质——与生俱有的顽性劣根，这一点可以从全书石头下凡的基本构思中看出，可以从宝玉一出生就与众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从贾府上下之人难以理解宝玉的痴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第十九回又借袭人的心理活动强调了宝玉变态人格的先天属性，“袭人自幼儿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驰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十分明显，贾宝玉性格和行为的异常与生俱有，祖母的溺爱、他人的影响以及父母拘管的不严等后天因素仅仅起着“放纵”作用，而非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过大量的艺术描写所要突出的，正是贾宝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顽愚劣根、痴狂本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宝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终也是由先天决定的。
当然，石头前身决定贾宝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态，这种构思无疑是非科学的，曹雪芹作如此艺术处理，目的并非要给世人讲一个优美的神话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众审美心理对神话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认同与欣赏来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幼年、少年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显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与人生观，曹雪芹强调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开篇便集中笔力塑造一位崭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从其奇异之处来突出强调这位叛臣逆子的无可救药及其与本阶级的势不两立，从而更为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现实人生感受。
三
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主人公，贾宝玉是曹雪芹呕心沥血十数载而创造出的不朽艺术典范，透过这一人物的变态人格，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曹雪芹的的创作情感基因和内在心理动因，更为准确地把握其人生观的复杂内涵。
首先，它表现了曹雪芹心灵深处或潜意识中对于女性的依赖和眷恋。
我们并不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也未曾将贾宝玉等同于曹雪芹，但是不容否认，在贾宝玉这一形象身上明显带有作者个人身世和经历的许多痕迹。因此，研究贾宝玉就必须了解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必须探索曹雪芹的心路历程，只有深入到曹雪芹的心灵世界之中，才可能洞悉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全部艺术内涵。
曹雪芹的外貌并非女儿相，“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7］，其性格狂放，风姿傲岸，从未以女儿态为美，那么他将贾宝玉女性化的现实依据究竟何在呢?这里。我们不能忽略其少年时代生活经历对他一生的重要影响，因为“个体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受童年的‘基本选择’的影响”［8］。从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初曹家被抄，曹雪芹在江南地区度过了十三年的富贵温柔生活，其间，身边除了有宠爱他的母亲之外，还有几位“好姊妹”以及一大群气质不俗聪明美丽的女仆。朝夕相处之间，她们使曹雪芹既充分感受到女性的温情爱意，也清楚地看到女儿的聪明才智，这一切均汇入了他的童年经验之中。尽管随着家道的中落衰败，被女性之爱所包围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然而昔日所体验过的女性温情却沉潜为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忆。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女性在他心目中成为纯洁美好的象征，而抄家时所看到的残酷凶恶，成年后于困顿中所感受的世态炎凉，又作为一种心理酵素，极大地扩张了童年经验所形成的心理宿因，强化了记忆中的女性美。虽然现实中的曹雪芹在亲友面前或狂歌豪饮，或纵情放言，可其心灵深处或潜意识中却保留着对女性深深的眷恋和依赖之情，这一点已在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贾宝玉从小到大不仅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完全离不开女性的照料，而且在感情上有着一种强烈的依附女性的趋向，女性之情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为此，他希望与姐妹丫环们长相厮守，永不分离，生愿有她们的身影相伴，死盼有她们的眼泪相随，这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一般男性对女性应有的依恋程度。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贾宝玉不仅放弃男子应负的家庭与社会责任，钻进女儿国之中充当一位特殊臣民，而且尽可能地去掉身上的男性气度，与女儿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拥有共同的喜怒哀乐，不但情感上亲密无间，即便在心理感受上也最大限度的消除了两性的差别。 经过如此的艺术处理，曹雪芹让身为男儿身的贾宝玉达到了与女性的高度融合，让自己所留恋与向往的美好人生境界在贾宝玉的女性化表现过程展示出来，并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理补偿。从这一意义上讲，贾宝玉的女性化既是曹雪芹的心理情感上眷恋女性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传达这种依恋之情的必要手段。
不唯如此，曹雪芹还将自己对女性的钟情依恋，转化为笔下贾宝玉对女性的关怀体贴以作为回报。小说第十九回写东府里演戏放花灯，宝玉想到这里素日有一小书房，内曾挂着一幅美人图，于是“想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对此，脂砚斋评道:“极不通极胡说中，写出绝代情痴，宜乎众人谓之疯傻。”斯言极是!望慰图上一美人，确为“疯傻”之变态行为，但人们却由此看到了贾宝玉对女性的关心体贴，感受到了作者对女性的一往情深，贾宝玉的变态的确传达出曹雪芹独特的人生体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让贾宝玉对女孩子的出嫁尤其在意:一想到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便感伤“又少了一个好女儿”(第五十八回);一听说迎春将带着四个丫头出嫁，便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净人了”(第七十九回)。贾宝玉的这种异常心态，或者说作者的如此描写，当与曹雪芹童年时代所接触的女性多属未婚有着直接联系。
其次，贾宝玉的女性观艺术地折射出曹雪芹对女性的崇拜和赞美，反映了他崭新的女性观。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谈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闺阁中历历有人，乃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虽不学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闺阁昭传。”由此不难看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动机之一乃是使闺阁昭传，为女性唱赞歌，而这种动机的产生则是建立在男女比较，男不如女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曹雪芹必须在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将男女两性加以比较，并以具体的结果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以贾宝玉与大观园中的女性相比，并通过贾宝玉的亲身感受来体现男女之差异，这是曹雪芹进行男女总体比较中的重要一环，而将宝玉女性化实质上更便于比较的进行。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男尊女卑不是自然性别差异的体现，它所内涵的乃是一种社会性的伦理差别，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在一般的女性无法走出家门而一般的男性又不屑于留在家内的历史条件下，女性化的贾宝玉“独为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第五回)，自动放弃男权社会赋予自己的特权，不愿走出家门离开闺阁，长期厮混于女儿之中，这就具备了男女比较的条件。《红楼梦》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生活在大观园内的贾宝玉的确在诸多方面不如身边的女性:论作诗赋词之才气他不及黛玉、宝钗，论治家理财之能力他不及凤姐、探春，论坚决反抗不妥协之精神他又不及黛玉、晴雯，至于其生活自理能力更是等于零，时时事事离不开袭人等女仆的侍候照料。如此比来，贾宝玉即使生活上仍然可以养尊处优，但是心理上却无法“自尊自大”起来，性别的尊和少爷身份的贵均难以消除心灵深处的“卑”，相形见拙的闷随时困挠和折磨着他。比较的结果只能导致贾宝玉对女性的进一步依恋和崇拜，并因他的心理、人格永远难以“阳刚”起来而进一步加速女性化的进程。
一位男性如果拒绝承担社会所分派的角色，放弃社会赋于的性别尊严，其结果不仅仅是“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而且行为，性格诸方而表现出向女性认同的趋势。不容否认，此种艺术处理内涵着曹雪芹对女性的崇拜与赞美，在这一问题上，曹雪芹不仅仅单纯具有感性体验，而且已经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并以贾宝玉“男浊女清”两性观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
本来，清初不少小说家都接受了中国传统的“人秉气而生”［9］的哲学观点，即所谓“丈夫禀阴阳之气而有身，赋万物之灵而成性”，并有人借此来表达自己进步的男女观。例如震泽九容楼主人松云氏撰写的《英云梦》第一回写道:“盖闻天、地，人称为三才，轻清上浮者为天。则为风、云、雷、日、月、星辰;重浊者下凝为地，则载山川、社稷。惟人生于中央，且种种不一。若得山川之秀，社稷之灵，或生天才或生神童，此非凡人可比。若非文星下降，岂能有锦心绣口，下笔千言立就，可称为才子。又有香闺女子，无师无文，亦能韵古传今，才华竟胜过男子者，此乃得天地之气，钟山川之秀而成，此则淑美，可为佳人。”这里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女性才华的高度肯定和热情赞美，但此处的女性仅指“佳人”，而且对男性中的“才子”也同样作了充分肯定。曹雪芹不但接受了前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且走得更远。第一、他让笔下的贾宝玉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崇拜、赞扬:“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贾宝玉“见了姐姐便忘了妹妹”，对不少女孩子都流露出爱慕之情，这固然可视为贵族公子轻浮品性的表现而加以指责，但如果作更深入全面的发掘，便不难发现宝玉绝非贾琏之类的好色之徒，应当承认其“意淫”实质上正是他对女性“泛爱”的具体体现。第二、尊女贬男。他“料定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这种异于常人悖于传统的两性观正是曹雪芹塑造红楼男女两大形象系列的根本出发点，贾府中那“一代不如一代”的男性形象与一大群美丽聪明的女性形象正分别成为“男浊女清”的艺术写照，贾宝玉的女性化则更是对“男浊”最直接最有力的否定和批判。对“女清”极大的张扬和赞美，它向上千年来男性至尊的社会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显示出对整个男权社会、父系文化的大胆反叛。
复次，贾宝玉的女性化实为反社会化之结果，他对由自身性别所决定的社会责任的彻底放弃，表现了作者对所属阶级的彻底失望及其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彻底否定。
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要想适应社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角色，都必须经过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人的童年时期就已开始，家庭则成为对孩子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儿童一方面通过模仿成人的言行，一方面通过父母等人的赞许和责备，逐渐学会识别社会行为，学会适应和掌握社会标准，学会与他人的合作与竞争，从而逐渐被培养成为一个社会所期望的人。贾宝玉身上则明显地具有一种反社会化倾向，他既具有“无才”之天性，后天又拒绝封建家长的正统教育，与父亲贾政的对抗实质就是与整个社会的对抗，因为在父系文化社会中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支住，代表思想的世界，人化自然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原则的世界，游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并指引他步入世界之路的人”。［10］抓周时的表现已使贾政对他“不喜欢”、“不甚爱惜”，成长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更让贾政产生“将来之患”(第三十三回)的忧虑。贾宝玉的女性化使他从根本上不可能成为父亲、家族乃至社会所需要的人。由此便注定他将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封建贵族阶级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完全成为本阶级的叛逆者。
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正值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然而所谓的康乾盛世却使行将就木的腐朽社会表面上呈现着繁荣升平景象，曹雪芹由于自身特殊的遭际和处境，敏锐地感受到遍布生活中的悲剧予盾和悲剧氛围，正如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所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剧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态使曹雪芹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封建末世社会中的种种卑劣、腐朽和糜烂，并预感到自己所属的阶级运终数尽，衰颓没落之势已不可挽回。对此，他既缺“补天”之才，无力改变社会发成的总趋势，成为本阶级的擎天柱，又不愿与黑暗同流合污，不甘成为本阶级的殉葬品，内心充满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矛盾与悲伤。从这一角度看来，贾宝玉的女性化及其由自身性别所一生的自卑感、罪恶感，已不仅仅出于曹雪芹对女性的依恋与崇拜，更是他对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父系社会、男权政治彻底绝望之后的彻底否定。通过贾宝玉的女性化，曹雪芹向所属阶级和全社会表明了自己不予合作且不愿合作的政治态度，公开了自己“于家于国无望”的逆子叛臣身分，而正是这一点，使贾宝玉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画廓中前所未有的最具反叛精神的艺术形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固然体现了曹雪芹大胆的叛逆精神，但同时也内涵着他“世人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万般皆空的悲剧性人生感受和认识，因此，贾宝玉式的反抗最终只能是消极的。贾宝玉躲进女儿世界中去寻求那有限的真善美，这是反叛，也是逃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成了男性世界里的多余人，既不愿充当旧世界所需要的“补天”派，也不可能扮演新世纪所需要的“拆天”人，诚如贾雨村所言“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第二回)。女性化的贾宝玉在拒绝承担传统的人生职责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旧社会的改造，放弃了对新生活的主动追求，因此他尽管的确不会成为封建贵族阶级所希望的接班人，同样，也根本不会充当本阶级的掘墓人，这一点反映了曹雪芹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女性化的贾宝玉正是一个寓辛酸于荒唐之中的不朽形象，透过其变态的心理、人格，我们完全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作者痴情之中的真味与深意。
注释
［1］邓明显、郭翕峰主编《咨询心理学》第203页 中国科技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2］［5］[美〕罗伯特、保罗·萨门《变态心理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3］刘力、谭力海主编《剖析人生—心理类型学》第369页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4］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曲》第797页 北师大出版社1989年出版
关 键 词:贾平凹 小说 境界
纵观贾平凹三十多年的小说创作,基本上都围绕一个总的思想原则:那就是融传统于现代,这其实正是文化寻根的基本精神。有人总结,从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文化追寻上看,大体经历了文化和谐——文化错位——文化崩溃——文化建构几个大的段落,并且其间相互交叉、渗透。[2] 按照这样一个思路,贾平凹早期的创作,比如《商州初录》、《天狗》等表现了美好人情的文化和谐,而《古堡》、《浮躁》等则表现了文化错位的危机,到《废都》、《白夜》则达到了文化崩溃的边沿,到《高老庄》则逐渐出现文化建构的希望,而《秦腔》则应该是文化追寻的集大成之作,既表现了文化错位、文化崩溃的危机,又给人以必须文化重建的警示。
这里,不再对贾平凹的创作作全面的论述,而是借用中国禅宗思想的三种境界来概括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三个代表性阶段,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禅宗的这三种境界一般是形容人认识大千世界的过程。“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一般看做求实阶段,即对眼前的所见,基本凭着经验直觉去判断。“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可看作求智阶段,是用空灵智慧的心态去观察事物,也可谓透过现象看本质。“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可以说是求自由阶段,类似于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看似回到了起点,但又不只是起点的重复。是对大千世界的大彻大悟,是达到一种高度或深度的“自由”状态。现把这三种境界用在概括贾平凹小说创作上,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纵观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轨迹,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技巧逐渐从稚嫩走向圆熟,基本呈螺旋上升的态势。虽然在这个上升趋势中,不免有起起落落的回复现象,但大体上和禅宗思想的这三种境界是吻合的。比如,80年代的《浮躁》及其以前的创作主要是对现实生活的实录;从80年代末的《太白山记》到《废都》、《白夜》主要体现了作者的写意式想象;而新世纪的《秦腔》则融会贯通,虚实结合,大有“红楼笔法”的风采。另一方面,具体到贾平凹的每一部重要作品之中,都可能或多或少地同时体现了这三种境界。也就是既有尊重现实的实录精神,又有隐晦的曲笔、隐喻、象征等手法的运用,还可能有在写实、写意基础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如《秦腔》融写实、写意于一炉,既有实录精神,又有曲笔隐喻,展现了复杂丰富的人生境界,体现了作者积累多年创作经验而获得的自由圆熟状态。
一、“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对现实生活的实录
以《浮躁》为界,贾平凹早期的作品无论怎么虚构,都基本上沿着现实生活的轨迹,或者说是本着对现实生活实录的精神去虚构。《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基本上是反映改革意识的小说,比较写实。中篇《天狗》表现了民间伦理道德对人性的约束,也展示了商州民间美好的人性人情。小说结构严谨,人物心理刻画得细腻传神,文笔典雅凝练,曾受到台湾作家三毛的高度评价,堪称贾平凹中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中篇《古堡》主要反映了民间普遍的嫉妒心理,村里人不能看到别人碗里的粥比自己的稠,而是希望别人碗里的粥和自己的一样稀。于是,一幕因嫉妒引发的悲剧上演。小说中略显突兀的是,作者借道士之口大段引用了古奥的《道德经》及《史记·商鞅列传》,使通俗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明显的传统文化气息,这大概源于作者强烈的文人趣味。
《浮躁》是贾平凹80年代具有恢弘气势和总结意味的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金狗是一个新式农民,他正直善良、勇于开拓、头脑灵活,有参军经历,也有一定的知识积累与文学才华。他身上有一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正直勇敢气质。他嫉恶如仇,为了搬倒官僚腐败势力,不顾个人得失与安危,与小水、石华、雷大空等人联合演绎了一场民告官的“当代传奇”。金狗经历的遭遇和生活的环境,几乎是80年代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金狗身上闪烁的理想主义光芒或许只有80年代的小说中才常见,到九十年代以后,类似的“当代英雄”就大大减少了。而雷大空的形象则为后来很多小说塑造类似形象(如《高老庄》中的蔡老黑、《四十一炮》中的兰老大、《兄弟》中的李光头等)开了先河。《浮躁》集当代社会的风云变化、商州民间的丰富文化及金狗与小水、英英、石华等人的感情纠葛于一体,还不时穿插测字看相、阴阳八卦、祭文民谣及佛道思想等,是一部内涵丰富、充满民间精神与文人趣味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严谨的现实主义代表作。但在写完这部作品之后,贾平凹在心灵深处产生了对现实主义表现“真实”可能性的怀疑:“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3] 于是,80年代末《太白山记》的发表就实践了这种怀疑。
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写意式的民间想像
八十年代末,贾平凹发表的《太白山记》又是一部“新笔记小说”,但这一部小说与早期“新笔记小说”“商州三录”的纪实精神不同,是一部具有“聊斋”意味的文人小说。如果说《浮躁》是贾平凹早期写实精神的总结,那么《太白山记》似乎可以看作贾平凹写意精神的开端。随后,《白朗》、《五魁》、《美穴地》等一系列远离现实、纯属虚构的小说问世。这一类写虚或者说写意式小说的成功,为《废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就是作者把对历史的虚构推演到对现实的虚构。
笔者认为,《废都》基本上是一部写意式小说,也就是它不是现实的写实,而是本质的写实,是在表面写实的包装下写人的欲望,既包括形而下的性欲,也包括名利欲及形而上的精神追求等。尽管小说大量涉及了性事,但作者以“此处删去多少字”的写法避免了直接的性描写,并没有造成小说淫秽不堪的感觉。《废都》的性描写到底该怎么定性,我们且抛开,这里主要谈谈《废都》的虚妄性和写意性,也就是《废都》浓厚的狂欢式的民间想像色彩。《废都》中出现的“四大名人”、“四大恶少”及那个唱着民谣的拾垃圾老汉,还有那些对庄之蝶极端崇拜的女性(唐婉儿、柳月、阿灿等),都透着一种虚幻性和主观想象色彩。试以唐婉儿为例,她抛夫弃子与周敏私奔,可谓少见的不受传统观念约束的现代新派女性,或者说唐婉儿有着强烈的自我主体意识。但等见了庄之蝶,唐婉儿竟崇拜得五体投地,自我主体意识尽失,把周敏抛到九霄云外,很快与庄之蝶进入热恋状态。等柳月发现了她与庄之蝶的奸情,她竟然暗示庄之蝶用性占有去堵柳月的嘴,还与柳月称姐道妹,组成一个战壕里的“盟友”,真成了只知肉欲的“稀有动物”!但小说中又把她对庄之蝶的爱描写得似乎很纯洁高尚,不免有牵强之感。恐怕只有发挥“女性妄想症”的男作家才会写出这么符合男性口味的女性!贾平凹一贯的特长是写理想女性。早期写的女性美丽善良传统,多为男性的依附品,如小月、师娘、小水等,这些女性固然美好,但缺少尖锐的个性。到《废都》,贾平凹突转笔锋,一下子写出唐婉儿、柳月等那么多虚荣放浪的现代女性,真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如果说柳月身上还有那么一些真实生活的参照,那么唐婉儿身上赋予了太多的男性想像和人为的虚幻色彩。如果说唐婉儿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她怎么能舍得不管不问自己的骨肉,又怎么那么快把周敏置之不理?如果说唐婉儿是一个水性杨花、不负责任的荡妇,作为知名作家、有着深厚学养的庄之蝶又怎么能把她深爱而没有丝毫忏悔?如果说好色贪欲是男人的本性,唐婉儿其实就是满足男人本性的尤物。另外,阿灿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男性作家的虚妄想象。当然,这里所说的虚妄想象并不包含太多的贬义,主要是指一种狂欢式虚构。
《废都》的民间想像不光体现在对庄之蝶极端崇拜的那些女性身上,还体现在对庄之蝶本人的虚幻性塑造上。庄之蝶不是贾平凹,也不是现实中的任何一个作家。庄之蝶的名字本身就源于一个充满虚幻色彩的哲理典故,也许作者的寓意就是要制造一个进入幻境的人物。也许,庄之蝶只是无数男人的一个欲望之梦,一个关于名利女色的美梦。但美梦醒来是噩梦,庄之蝶的结局是死亡,也暗示了这种“美梦”的悲剧性和虚妄性。作家暂时放弃现实生活的逻辑,大胆进行想像和虚构,只要本质真实,细节失真或经不住推敲也在所不惜。试想,作为知名作家的庄之蝶,在女色面前一次次失去起码的理性自控能力,真不知道这样毅力薄弱的男人怎么能成为知名作家?也许,作者只是想通过塑造这样一个放纵自我、胆大妄为的庄之蝶,来表现失落文人的颓废,来喻指人心的欲望膨胀。王富仁教授曾说过,贾平凹“是一个会以心灵感受人生的人,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人们尚感受不清或根本感受不到的东西。在前些年,我在小书摊上看到他的长篇小说《浮躁》,就曾使我心里一愣。在那时,我刚刚感到中国社会空气中似乎有一种不太对劲的东西,一种埋伏着悲剧的东西,而他却把一部几十万字的小说写成并出版了,小说的题名一下便照亮了我内心的那点模模糊糊的感受。这一次(指《废都》——笔者注),我也不敢太小觑了贾平凹。我觉得贾平凹并非随随便便地为他的小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4] 贾平凹为他的小说起这个名字确实有深意存焉。文中多次出现的拾垃圾老头唱的那些讽刺社会现实的民谣,就是“废都”的形象标注。在这样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废都”里,只要人性的野马脱缰,出现庄之蝶这样颓废的文人也是顺理成章。陈晓明教授在评《废都》时说,“这真是一个阅读的盛会,一个关于阅读的狂欢节。当然,它首先是书写的狂欢节,一种狂欢式的写作。”[5] 《废都》其实也是写人在形而上的追求失意时的形而下的放纵。
《废都》的叙事模式既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模式,也是“一男多女”模式,是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套路,其中受《金瓶梅》、《红楼梦》的影响也很明显。小说中穿插出现的一些字画古董、测字算命、讲禅布道等也充满传统文化气息。
三、“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虚实结合的“红楼笔法”
早先，威尔的家庭生活非常和睦，一家人其乐融融，让人羡慕。他和妻子相处十分融洽，彼此都深爱着对方。记得在07年《人物》评选的好莱坞十大性感男星时，威尔荣幸入选了，评语是这样的：“有人说，如果世界上只能有一个男人存在，我会选择他。”但威尔却“谢绝”了这个好意：“我宁愿选择和妻子一起面对死亡。”
其实他们在很早前就认识了，只是彼此年轻时都不成熟。在与前妻分手后不久，威尔开始倾心于女演员贾达·萍克特（Jada Pinkett那时她还没有冠夫姓）。他们相识于1990年，当时贾达参加了《贝莱尔的新鲜王子》（The Fresh Prince of Bel-Air）的选角测试却没能够出演威尔在片中的女友。1996年7月，刚与男友分手的贾达在接受《人物》采访时表示，“我让威尔明白了他的上一次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他也帮助我看清了我自己与男友的关系，他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无话不谈，分享一切。”
不过很多人说贾达是一个醋坛子，早在04年威尔宣传《机械公敌》（I， Robot）时，曾对一位女记者非常热情，贾达知道后醋意大发。威尔于是急忙向老婆赔罪。后来在05年宣传《全民情敌》（Hitch）时，有位女影迷要求威尔在她胸部签名，威尔以妻子为由拒绝了。2011年，在经历了14年的婚姻后，43岁的威尔和40岁的贾达似乎要直奔离婚主题。无休止的争吵，威尔的夜夜笙歌以及两人的分房睡。都使得这对夫妇过着“分居”的生活。夫妻二人要离婚的传言愈演愈烈。
在与时装设计系学生雪莉·赞彼诺（Sheree Zampino他们相识于1991年）结婚六个月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维纳德·C·史密斯三世（Willard Christopher Smith） ，小名特里（Trey）。然而，威尔和雪莉却在1995年分手了。威尔将他在1998年发表的歌曲《我们的小秘密》（Just the Two of Us）献给了小特里——这支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就由父子俩共同出演，并以此告诉特里：父母的离异不会给他带来伤害，他要相信一直有爱陪伴着他。
另一次，在威尔和贾达盛装出席他们的第一次奥斯卡典礼时，突然发现1岁的维罗（Willow他们最小的女儿）正在发高烧，他们马上离开了颁奖典礼现场，而当时威尔还获得了最佳男演员提名。后来在接受一本母婴杂志的采访中威尔说：“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情，那我成了什么？一个坐在奥斯卡典礼上的混蛋？ 我愿意为了我的女儿离开任何颁奖典礼的现场，而且之后我们还能给她讲个新故事，关于她的奥斯卡之夜——我们为了她告别了颁奖礼。”
2006年在和爸爸一起出演《当幸福来敲门》时，威尔的二儿子贾登（Jaden）一举成了出色的童星。其实早在开始，剧组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年幼的贾登在听闻爸爸谈论关于电影的事时，自告奋勇说"让我来吧"。这个机灵的小家伙甚至在父母平常的谈论中就记住了台词。于是在排练了一场后威尔便知道，贾登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通常人们会认为，作为威尔的儿子，贾登获得这个机会要比别人容易一些，但事实恰恰相反。威尔说：“正因为他是我儿子，所以他要付出比常人多一倍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室觉得很难让他加入演员阵容，因为那看起来是在迎合我”。聪明的小贾登做到了，并且的确做得比别的孩子更好，也许是因为从父母身上遗传的演艺基因，贾登从此踏上了做演员的路程，2010年，他和成龙合作了《功夫梦》（The Karate Kid）。
红楼梦》写了一个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即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这一悲剧是《红楼梦》全书悲剧的中心事件，而这三个人物，也就成了全书的中心人物，整个《红楼梦》都是以这三个人物为中心，贾宝玉在这三个中心人物中又居于主要地位，并且全书所有各类人物的故事，都是围绕着他而展开的。作者在创作中，用了现实主义的笔法，塑造了具有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巨大艺术感染力量的贾宝玉形象。现在，试着讨论一下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及其典型性格形成的原因。 一、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性：贾宝玉这一典型的艺术形象犹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一样，他的思想性格，是在他的遭遇和经历里，在那种特定的生活环境中的多方面复杂的条件和因素给予他影响，发生作用，而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这也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人，他在自己特定的生活环境里，有了自己的遭遇和经历，才会逐渐形成他自己的性格特征。 1、在封建统治阶级眼里，贾宝玉是一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的一个形象。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男人居于统治地位，男尊女卑的思想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封建贵族们往往要求自己的子孙接受最正统的封建教育，努力地加官进爵，功名出仕。在这一要求下，不少纨绔子弟都曾为之而奋斗。象贾宝玉这样的贵族公子，也就必须接受正统的封建教育，努力地去维续贾家的荣耀，但是贾宝玉生性“顽劣异常，不喜读书，最喜在内帷厮混”[第三回]，所以，他虽然生长在贵族统治阶级家庭里，但自幼并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统治势力正常的熏陶教育，他的思想同当时的世俗社会相抵触，跟封建秩序相违背。当然，贾宝玉之所以会在其隶属着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眼里形成这样的印象，是和他自幼的表现分不开的。贾宝玉自“衔玉”而生开始，就被视作“奇异”，周岁时抓取“脂粉钗环”的举动，更是惹得政老爷“不喜欢”，十来岁时是“异常淘气”，说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的“混话”。这在当时那种“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简直是一种叛逆，一种大逆不道。这种叛逆，也必然引起“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象他这种“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的纨绔子弟，在当时那种“成则公侯败则贼”的价值取向里，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当然是得不到正统思想的认可的。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的“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毫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的书，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爱和那些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孩子们的世界是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这片净土，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许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第五回 ]尽管家里人逼着他去做这些事，他仍然坚持着不去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贾宝玉确实是背叛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所以他在其父母为代表的封建贵族统治阶级眼里是一个“混世魔王”、“孽根祸胎”。 2、贾宝玉是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形象： 贾宝玉有与封建主义格格不入的性格，站在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贾宝玉其实是那个年代——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萌芽的历史时期，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在封建主义母体里萌动着的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胎儿。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民主主义精神的完整轮廓和雏形：这在当时我国历史现实中，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中，无疑是“新人的典型”。贾宝玉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爱人”上，即对于有些寒素和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尤其是他对于女孩子的特殊的亲爱和尊重。这就积极方面意义看，实即反映了人性解放、个性自由和人权平等的要求，实质上也就是人道观念和人权思想，就是进步的民主主义精神。热爱女性、尊重女性、崇拜女性，是贾宝玉这个典型的最突出的特征。《红楼梦》反复写了这个特征，有时还用神话（如神瑛侍者与绛珠仙草的故事，“太虚幻境”的描写）和夸张的笔墨（如“抓周”试志，对刘姥姥信口开河信以为真）渲染强调这一特征。他还没有出场，作者就借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介绍了他七八岁时说的孩子话：“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第二回］后来又写了他这样的想法：“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第二十回］他对许多少女都多情。不但对于活人，连画上的美人也怕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对许多少女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苦恼。有一次，当林黛玉和史湘云都对他不满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越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第二十二回］又一次，当晴雯要和袭人吵闹的时候，他就伤心地说：“叫我怎么样才好呢？把这个心使碎了，也没有人知道。”［第三十一回］虽然通过“龄官画蔷”一事，“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第三十六回］，不可能死时得到所有女孩子的眼泪，但他喜欢在女孩子身上用心的痴性并没有改变。如警幻仙子所说的“意淫”。这样概括和形容贾宝玉的性格特性，不单因为贾宝玉生长在少女群中，多所眷爱，而且他的爱并非只是男女之爱，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对周围不幸者的爱。所谓“爱博”或云“博大的爱”似应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这种爱是广义的，包括亲近、爱恋、体贴、尊重、同情等；因此其二：这爱所及的对像也就是比较广泛的。不限于黛、钗、湘，也包括晴、袭、紫鹃、鸳鸯、平儿、香菱和其他一些小丫头等等。惟其“博爱”，所以“心劳”。设想贾宝玉心目中仅有一黛玉，他哪里至于如此劳碌！为人担忧，代人受过，替丫头充役，这类事在贾宝玉的“行状”中简直多不胜举，俯拾即是。即如“平儿理妆”一节，事情原本与宝玉毫不相干，然而他十分同情平儿的不幸，不仅“劳形”、为其理妆，而且“劳心”、叹其身世。他想到“贾琏惟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淫，凤姐之威，他竞能周全妥帖，今日还遭荼毒，想来此人命薄，比黛玉尤甚。”但因他能为平儿理妆，补偿了他平日不能“尽心”的“恨事”，竟感到是“今生意中不想之乐”。香菱因斗草弄脏了石榴红绫裙之后，他让袭人将同样一条裙子送给她换，也是很高兴得到这样一次“意外之意外”的体贴和尽心的机会。后来他又把香菱斗草时采来的夫妻蕙和并蒂莲用落花铺垫着埋在土里，以至香菱说他“使人肉麻”。可见宝玉并不因为钟情林妹妹而一叶障目，无视其他众多女儿的不幸和痛苦。他的心怀，可算得较为博大的。即以其对林黛玉的爱而言，如果仅属单纯的性爱，也不至于“劳心”到那种地步。他对黛玉的爱，正是以同情、关切、尊重、相知为基础的。同情和爱情自然是两回事，但同情可以是爱情的起点和支柱。这边，一曲《葬花辞》尚未吟罢；那边，早已恸倒在山坡之上了。足见宝玉对黛玉的身世、处境、病体、心性体察最深，感受最切，这些绝不是单纯的性爱所能包容的。贾宝玉的“多所爱”的确包含了对弱者的不幸和痛苦的同情和关切。这种性质的爱，就叫人道主义！还有他和“年近七十”、“宦囊羞涩”的“营缮司郎中”秦邦业的幼子秦钟见面时的谈话［第八回］，和“一贫如洗”、“父母早丧”的破落世家子弟柳湘莲缔结浓厚的友谊［第四十七回］，对为当时社会所轻贱的“唱小旦的”蒋玉菡的衷心倾慕［第二十八回］，也完全是这种对于寒素和微贱人物的爱慕和亲近。当然，秦钟、柳湘莲、蒋玉菡等人的“人品”，是贾宝玉同他们亲厚的主要原因。假如没有具备这种使他引为知己的“人品”，贾宝玉对他们的交情是建立不起来的。比如对贾芸，最初宝玉是怀有好感的，但是接谈了几次之后，看到贾芸人品的庸俗，他就不愿和他交往了。贾宝玉非常讲究尊重个性，尊重意志。第二十回他对贾环说：“大正月里，哭什么？这里不好，到别处玩去……譬如这件东西不好，横竖那一件好，就舍了这件取那件……你原是要取乐儿，倒招的自己烦恼。”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金一笑”写晴雯生气说到怕砸了盘子，宝玉笑道：“你爱砸就砸。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比如那扇子，原是扇的，你要撕着玩儿也可以使得，只是别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欢喜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是使得的，只别在气头儿上拿他出气。──这就是爱物了。”这番议论，我们今天看来自然觉得太过分，很不妥帖，其中流露了浓厚的贵家公子气味。但主要的意思，却是尊重意志，尊重个性；用当时思想家戴震的话说，就是“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转引自吴组缃《论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性》］。第三十六回写“情悟梨香院”的一段，贾宝玉兴冲冲去找龄官，因素日和女孩子玩惯了，只当龄官也一样，央她唱一套《牡丹亭》曲子。不想龄官见他坐下，忙起身躲避，正色道：“嗓子哑了。前儿娘娘传进我们去，我还没有唱呢。”宝玉见此景况，从来未经过这样被人弃厌，自己便讪讪的，红了脸，只得出来了。后来看见贾蔷那样体爱龄官，龄官又那样自爱并爱着贾蔷，他就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他是完全尊重龄官的个性、意志和她与贾蔷的关系的。他平日和姊妹、丫环们一处，也总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很少拿自己的主张；更不想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贾宝玉也一贯流露这一思想。第四十回贾母、王夫人和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贾宝玉因说：“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必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儿，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十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这意见立刻为贾母所接受。他做诗也不主张限韵，要求自由发挥个性。贾宝玉这种思想是和封建主义原则正面抵触的，它直接破坏着封建秩序。贾宝玉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总是否定封建社会的礼法观念，主张听任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心愿去自由活动。他对弟弟贾环：“宝钗素知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宝玉是不要人怕的”。“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是以贾环等都不甚怕他，只因怕贾母不依，才只得让他三分。”［第二十回］他对茗烟，也是亲密无间，没有什么主奴的界限。像第十九回写他对茗烟和万儿的喜剧，第二十三回写的茗烟替他买来各种小说，第二十六回写的茗烟受薛蟠之嘱竟诳说老爷叫他，第四十三回写他和茗烟偷偷到水仙庵去祭奠，茗烟祝告的时候说：“跟二爷这几年，二爷的心事，我没有不知道的”。在丫环们跟前，反倒经常服待她们；并且受她们的排揎，不以为忤。正如袭人说的：“你这个人，一天不捱两句硬话村你，你再过不去。[第六十三回] ”麝月甚至这样“村”他：“你偏要比杨树，你也太下流了！”［第五十一回］傅家婆子议论他：“一点刚性也没有，连那些毛丫头的气都受得了！”［第三十五回］。在贾宝玉这种思想影响下，怡红院关起门来，除了袭人作些梗，可说是个没多少封建礼法观念的民主自由的世界。第六十三回描写“寿怡红”，林之孝家的走后，丫头们要为宝玉安席，贾宝玉笑道，“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了。知道我最怕这些熟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这会子还怄我，就不好了。”众人听了，都说：“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妆宽衣。出现了“吃酒从未如此者”的场面。尤其姊妹们散后，简直弄得“无法无天”。但他觉得称心如愿，无比的快乐。袭人也说：“昨日夜里热闹非常，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玩，也不及昨儿这一玩。”这话从袭人这样思想的人说出来，可见她们这些处在被压迫地位的女子们都是喜爱这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方式的。所以平儿说：“还说给我听，气我！”从这些颇具规模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看，当时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儿子所安排的道路，贾宝玉当然不能遵循。除了家庭中晨昏定省而外，一切应该参加的交游和礼节，他都不愿参加，尽力逃避。这是明显的事，他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孩子们的纯真自由的世界，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庸俗腐朽的男子们或利欲薰心的士大夫们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贾宝玉的具体生活环境里是尖锐地矛盾对立着的。对这两相矛盾对立的生活道路加以抉择的问题，早就提到贾宝玉的面前。自幼虽经家长训诫逼迫、袭人和宝钗等规劝，他却利用衰朽制度和腐败社会的空隙，极力抗拒逼来的压力。他批评“读书上进的人”是“禄蠹”，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把所有士大夫都骂为“国贼禄鬼”。 二、贾宝玉性格形成的原因浅析：贾宝玉的性格特征是复杂多端的，但民主主义却无疑是最为主要的内容。我们知道，人的性格是生活中的诸多复杂的条件和因素，对他影响，发生作用，于不知不觉中形成起来的。贾宝玉的这些典型性格也和他的生活环境是分不开的。 1、他家庭里代表着统治阶级的人的影响：他生活的典型环境是一个腐朽衰败的“侯门公府”的封建贵族大家庭，但这个大家庭的“荣华富贵”已经面临着无法长久持续下去的境况了。富贵家庭趋于衰败的具体现象，使贾宝玉看到了自己所隶属着的阶级的末路的即将来临。在全书中有这样的具体描写：以男性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封建统治权力，到儿孙们时已是腐朽无能了。我们看贾家两宅的老爷少爷们，实在没有一个不是腐朽无能的。他们虽然各有不同的面目，但共同的特点是不管事，不负责，没脑筋，没识见，荒淫无耻，作恶多端，精神堕落，道德败坏。贾政算是他们之中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毫无办法和极端庸陋，从他管教子侄、结交门客和言谈治事等等方面可以看出来。贾母这个利己享乐主义者对于孙儿的庇护和骄纵也是贾宝玉性格形成的一个原因。贾宝玉自幼受祖母溺爱，在祖母这边屋里居住，“和姐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无人敢管”［第三回］。贾政来叫，贾宝玉吓得“死也不敢去”。贾母就说：“好宝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第二十三回］又当着贾政的面骂赵姨娘等人。甚至男孩子受一切封建社会生活教育的机会也给挡开。贾宝玉挨打后，贾母因怕将来贾政又叫他，就把贾政的亲随小厮头儿唤来吩咐：“以后倘有会人待客诸样的事，你老爷要叫宝玉，你不用上来传话。就回他说，我说的，一则打重了，得着实将养几个月才走得；二则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见外人，过了八月才许出门。”［第三十六回］并把这话告诉宝玉，叫他放心。从此宝玉“不但亲戚朋友一概杜绝，连家中晨昏定省，都随他便了”。兴儿曾对尤三姐等谈到贾宝玉：“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学里的师老爷严严的管着念书？偏他不爱念书，是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第六十六回］这番话，可以说是很好地概括了贾宝玉在受封建主义教育方面的特点。由于以上原因，贾宝玉虽然生长在贵族统治阶级家庭里，但自幼并没有受到封建主义统治势力正常的熏陶教育。 2、贾宝玉生活中的其他因素对他的影响：在贾宝玉的现实环境里，却有一个和罪恶腐败的统治势力鲜明地对照着的女孩子们的世界。这些女孩子们，除了为数不多的姑娘们，绝大多数都是丫鬟们。贾家的丫鬟有两种：一种是如鸳鸯和小红一类的所谓“家生子儿”；一种是如袭人和晴雯一类买来的。另外还有唱戏的女孩儿，是从苏州采买来的贫家女孩子，如芳官、龄官等。她们所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当然各有深浅，思想品格也各有不同，但在客观上都是处于被奴役和被蹂躏的地位，都各有一番辛酸悲苦、混和着血与泪的身世经历，还各有一个惨淡的未来命运等在前面：这方面她们是完全共同的。贾宝玉实际就是在这些以丫鬟们为主的女孩子群里长大的。其中许多女孩子服侍他，看护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围绕着他，倾注着他。贾宝玉自幼不止在生活上跟她们亲密，精神上也是亲爱着她们的。作者特意为我们描写了跟贾宝玉生活上最密切的袭人的家庭和她的身世。同时写了和袭人思想品格相对立的是被称为贾宝玉的“第一等人”的晴雯，还有贾母的丫鬟鸳鸯…… 所有这些女孩子一般都有她们真挚纯洁、自由不羁的一面。像那些唱戏的女孩子们，都是些豪爽坦率、慷慨好义的小英雄。比如派给怡红院和贾宝玉发生了亲密友谊的芳官，那种勇敢无畏，豪迈开朗的性格，好像从来就没有受过封建礼教的拘检一样。她受了干妈的不平待遇，立刻抗争；她横遭赵姨娘的欺侮，别的小英雄就义愤填胸，一窝蜂跑去找赵姨娘对打。另外，为贾宝玉所亲近，引为知心朋友的，还有外边的秦钟、柳湘莲和蒋玉菡。他们有的身居贫贱，有的是没落了的旧家少年。贾宝玉在和他们的友情关系中自然要受到影响的。这里所说的影响，不只是指她们或他们的思想品格的本身，重要的还应该是她们或他们的社会存在。另一方面，自古以来中国封建社会里面传统的人民性或民主性的文化思想，自然也给贾宝玉的性格以重大的影响。贾宝玉喜读诗词，喜读《庄子》，喜读《西厢记》和《牡丹亭》，就是具体的例子。第二回里，贾雨村对贾宝玉的性格有一番评论，提了一大串古人的名字，其中有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卓文君等等，认为他们和贾宝玉都是易地皆同之人；称为清明灵秀之气，仁者之所秉；说他们往往成为情痴情种，逸士高人，断不为庸俗所制。这正是说的贾宝玉性格的传统因素。这些方面的因素，对贾宝玉性格的形成，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因为离开了上述种种社会现实的条件，就形不成贾宝玉所特有的性格。 三、作者对贾宝玉这一形象的态度浅析：我们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他的一生正好经历了曹家由盛而衰的过程。由“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贵族公子，降为落魄的“寒士”，当他著书时已是过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和“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生活。这种天壤之别的生活变化，促使他对过去的生活经历作了一番深刻而痛苦的回顾。这就为定下了《红楼梦》的基调，那就是抱着对社会上种种黑暗不满和批判的态度，对贾宝玉以热烈的赞扬的肯定态度来创作的。开头安排了一系列的神话，突出地渲染主人公为世俗所不容的新的性格和他跟林黛玉的悲剧关系。关于他的前身，一面说它是“顽石”、是“蠢物”，一面说它是“通灵”、是“宝玉”；一面说它“无才补天”，一面说它“灵性已通”。整个的神话以及这种正反两面的口吻，都表露着作者反对世俗之见，寄予主人公特殊的揄扬和赞美。第二回用冷子兴和贾雨村的谈话来介绍还未出场的主人公，也是先说世俗之见的评论，而后又用较为高明的见解予以驳斥，再从而极力加以赞扬。书中特意安排主人公和林黛玉见面的场合出场，以最重的着色之笔来反复描绘。仍然先介绍出于世俗成见的贬词，再用站在面前的主人公光彩耀人的具体形象把那些贬词批判掉；两首《西江月》，也还是取嘲弄世俗的反语，以贬为褒，以抑为扬，对主人公作了笼括全书的赞美。作者所采取的这种从批判反面来歌颂正面，或从否定世俗来肯定反世俗的态度和描法，在全书里面是一贯的。我们前面的阐论正是从这两相对立、彼此映照的具体描写来说明作品的思想倾向性的；这里面自然也正体现了作者的这种态度和手法。作者在书中猛烈地攻击了腐朽罪恶的封建主义统治势力，对贾宝玉反封建、反世俗，一心倾向于被压迫、被糟践者的正义感情，以及他的全部以初步民主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性格和行为活动作了极高的评价，并且以一种不胜悲慨之情，给予全心的同情和歌颂。
要说的危害，最典型的当数贾瑞了。《红楼梦》第十一回“见熙凤贾瑞起淫心”中说，情窦初开的贾瑞不好好读书，一见到靓丽无比的王熙凤就性情骤起，拿眼睛不住的觑着凤姐儿。还不时到凤姐儿那儿套近乎、想好事儿。凤姐儿是个聪明人，见他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但也许是念及系本家兄弟便想叫贾瑞止步。于是便有了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丧命）”的故事。
平心而论，尽管贾瑞对凤姐言语不规有些冒犯，但凤姐对贾瑞却不乏慈悲之心。有道是“不用霹雳手段，难显菩萨心肠”。以凤姐的精明，自然明了，要治贾瑞这样的顽症，必须下猛药才可望见效。
第一剂药，是让贾瑞大冬天在两头堵死的穿堂里冻了一夜。但贾瑞犹是未改，凤姐少不得另寻别计让他知改。于是又下第二剂药，且加重了药量。这一次，是让贾瑞半夜里在夹道中小屋里干等，让贾蓉贾蔷并讹他钱财，末了还被粪尿浇头。如此教训，只可惜凤姐儿白费心思，只可叹，贾瑞还执迷不悟，终为性情所困，为丧命。
贾瑞明知凤姐在教训他，在耍玩他，他却不思悔改，不考虑好好读书求取功名报答相依为命的爷爷奶奶。贾瑞还是整天满心想凤姐儿，只是不敢再往荣府去了。
《红楼梦》第十二回写到：“贾蓉两
个又常常的来索银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尚且难禁，更又添了债务，日间工课又紧，他二十来岁人，尚未娶亲，迩来想着凤姐，未免有那“指头告了消乏”等事（）；更兼两回冻恼奔波，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觉就得了一病：心内发膨胀，口中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醉，黑夜作烧，白昼常倦，下溺连精，嗽痰带血。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头睡倒，合上眼还只梦魂颠倒，满口乱说胡话，惊怖异常。百般请医疗治，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也不见个动静。”
俗话说：天作孽犹可怜，自作孽不可活。贾瑞直到梦魂颠倒，命悬一线的关头，仍不思回心转意。最后，即便是得到跛足道人的那面专治邪思妄动之症的风月宝镜，也终究救不了他的命。病因还是一个，不愿看镜子反面的骷髅，单照正面的美人，还是一门心思想着与凤姐儿的好事儿，不断。每看之下，荡悠悠进了镜子，懵懂中与凤姐儿便纵情淫欲，乐不思蜀。只是因为长期，精神恍惚，导致习惯性滑精，体虚连连，弱不禁风了。可贾瑞真的是死不改悔啊！连断命前的一句话，还是“让我拿了镜子再走！”如此贪色好淫，真真是无药可救了。
果然，旁边服侍贾瑞的众人，只见他先还拿着镜子照，落下来，仍睁开眼拾在手内，最后镜子落下来便不动了。众人上来看看，已没了气。只可怜，父母早亡的贾瑞唯一的亲人、年事已高且穷困潦倒的爷爷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苦情难表！
专家解读
偶尔也无妨，恶习要戒除。《红楼梦》中贾瑞因相思和成习导致丧命，毕竟是文学描写。传统医学认为，积习难改，便会导致滑精，即在清醒或睡梦状态之下，幻想与美女艳妇苟合交欢而不断地，有时候大白天也不断地滑精。时间一长，身体元气大伤，便出现头昏眼花、腰膝酸软、命门失调，终至精竭而亏，如同“油干灯尽”，一命呜呼，呜呼哀哉！
其实，贾瑞因相思过度而昼夜“”艳妇凤姐，相思伴，终于导致命丧黄泉，如此丢人败性的典型在其它文学作品也偶有发现。但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而丧命者几乎罕见，倒是有调查表明青年男子比例高达60%以上。
那么，到底什么是？有什么危害呢？
的最初发生一般是在情窦初开的时候，产生，，梦遗泄精，由于好奇而玩弄性器官产生了，以得到满足，久之可形成习惯。恋爱时期，也有由于性兴奋时常易激惹，而以发泄。调查表明，婚后的男子仅在3%以下，且系偶尔为之。
传统的说法和现今的某些宣传，似乎把的危害渲染得过甚。这一方面是不符合科学的，另一方面也会造成者的过重的心理压力而难以自拔。
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教授认为：“的危害在于它常常造成的精神负担。”这个说法是颇为准确而深刻的。这种精神负担远远胜过本身的危害。我们知道，由和精囊、前列腺、尿道球腺所分泌的液体混合而成。从量而言，只占的百分之十，从质而论，它和血液亦毫不相干。所谓“一滴十滴血”，把一次排精看成流了好多血而惶恐不已，实在是没有必要的。的后果，并不在于损失一点而引起身体虚弱；的恶果，倒是由此而引起的不安、恐惧、焦虑、忧郁、罪恶感，以及因不能克服这种习惯而日益增重的悔恨、自责和自卑心理。
因此，可以说，偶尔几次是不足为怪、不足过虑的，也不应认为是什么“荒唐”、“”之事。应当说，情窦初开的青少年时代，未婚的热血男儿，暗恋美女的相思男子，梦遗、滑精之类的性情体验都不为过，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而已。但是，如果沉缅其中，梦遗、滑精成为日常习惯，或者过于频繁的是会影响休息、睡眠和学习的。时间久了，者会感觉腰膝酸软、精神恍惚、记忆力下降，同时还会使人性格孤僻、兴趣索然、意志薄弱；严重者，可能就像贾瑞那样“心内发膨胀，口中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醉，黑夜作烧，白昼常倦，下溺连精”――这些后果仍然是精神和心理上的“自我挫伤”，而绝非是单单排泄一些所造成的。
容易形成习惯，但的习惯是能够克服和戒除的。青少年朋友要把自己的注意力和兴趣集中到学习和工作上。生活像海洋一样宽广，到处散发着芳香，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要为事业而奋斗，要参加集体活动和各种有益的文体活动，培养广泛的健康的情趣，有意识地克制随意泛起的“性的欲念”。经验证明，乐观豁达、朝气蓬勃的人，不易沾染的毛病；而孤僻沉静、兴趣狭窄的人倒容易产生的习惯。
为了克服，注意性器官卫生也很重要。外要经常洗涤，除去积垢的刺激；男子包皮过长，特别是常有炎者应施行包皮切除术。不论男女都不要随意抚弄生殖器，内裤不宜过紧。生活上要讲究起居安排，要有规律，做到劳逸结合，按时睡眠，按时起床。睡前不宜服用刺激性食品与饮料，不宜看具有性刺激的文艺作品及影视色情节目。要注意排净小便（在大脑皮层里，尿的兴奋区和性的兴奋区是“近邻”，彼此时有“干扰”）。黎明时分要小心，黎明习惯性称为“晨勃”，要注意起床小便后再睡（膀胱充盈时自行），天明即起床锻炼或工作，莫要贪恋床榻。
男女相恋，难免性的兴奋，过分亲昵并不可取。过早谈恋爱，势必使恋爱期“拉长”，加上年轻，容易犯之习。因此，力戒早恋是有理由的。同时，建议热恋中的男女在条件成熟时及早完婚，步入人生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轨道，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以避免相思之苦，克服的无奈之举，两情相悦，愉悦身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如今国家规定在校大学生可以结婚成家，应该说是有道理的。
所以，有了的习惯，不必过分紧张，但又要有决心、有理智地去克服这个习惯。记住：的危害只在当时，只要戒除，事情已经过去，它的危害也就不再存在了。事实上，许多婚前有习惯的青年婚后自然而然地戒除了，一切正常；但是，如果婚后仍然保持恶习就很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