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2 20:09:26
关键词： 选修课 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 教学研究 教学实施
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选修教科书《唐诗宋词选读》是在必修基础上，针对对唐诗宋词有较高兴趣的学生开设的。旨在精选唐宋不同时期重要诗词流派和诗人、词人的代表作品，在诵读中感受作品的意境和形象，获得情感的体验，心灵的共鸣和精神的陶冶；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学习从创意和构思，意象和意境，语言技巧等方面对唐诗宋词作品进行赏析，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获得丰富的审美感受；在个性化阅读、多元化鉴赏中努力开拓创新阅读鉴赏的空间。笔者拟针对当前《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现状与思考，分三部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唐诗宋词选读》开设的目的和现状
笔者分为以下三点进行阐述：
1.《唐诗宋词选读》的编写与开设目的。编写：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根据新课标精神和中学审美教育的需要，结合篇幅、时代、作者等诸多因素，精选了31首唐诗、32首宋词（其中39首精读，24首自读），大体以诗歌史发展阶段为线索，突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词大家，分为“风神初震”的初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豪放飘逸的李白诗、沉郁顿挫的杜甫诗、创新求变的中唐诗、诗国余晖中的晚唐诗、展苞初放的唐五代词、“格高韵远”的北宋词、“极其工”、“极其变”的南宋词等12个专题编写。开设目的：通过《唐诗宋词选读》的学习，希望能够使高中学生在积累与整合、感受与鉴赏、思考与领悟、应用与拓展、发现和创新等方面有所收获与发展。
2.《唐诗宋词选读》的设置情况。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唐诗宋词选读》开设面临以下时间问题：设定的选修课时相对学习内容显得有限、相对集中的教学时间使学习效果难以得到保障、选修课学习受到高考专项训练的挤压。二是唐诗宋词选读》开设的教师问题：单就《唐诗宋词选读》一门选修课而言，所涉及的知识面就很广，新内容也很多，而真正能胜任选修课教学的教师相对来说比较少。不同层次学校，师资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良莠不齐，多寡不均，当教师的知识储备和喜好跟选修课的开设发生冲突时，如果不能采取适当的调控措施，选修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三是《唐诗宋词选读》开设存在以下学生问题：选修课程分班难、选修课程开课难、选修班级管理难。如《唐诗宋词选读》就是不少学校在高二下学期的教学内容，整年级地进行统一备课与教学。于是，选修课带来的种种烦恼烟消云散了，选修课在学生的心目中与必修毫无区别了，而选修课开设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也与我们渐行渐远。
3.《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现状。根据选修课的主体性、基础性、自主性、实际性和研究性原则，选修课在各地各校轰轰烈烈地开设了起来。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当中，选修课所期望达到的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与鉴赏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与创新精神等目的是否能毫无疑问的达成呢。在《唐诗宋词选读》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就看到了困惑的存在。（1）教师选修教学中的困惑：选修课成了专题讲座课或活动课、选修课成了必修课的无限复制，如《唐诗宋词选读》成了高考诗歌鉴赏题训练的先行与铺垫，课堂上以练代教。这种以应试为目的、费时费力的教学方式必然带来教学内容与教学时间的冲突，教师为了赶进度、省时间，学生的一切自主、合作、探究，都由教师“包办代替”。（2）学生选修学习中的困惑：首先是学生对选修课的盲目性，一方面，兴趣爱好极为广泛的学生面对众多科目无所适从，不会选。另一方面，选修课所占比例小，门类少，可供选择的余地有限，又使学生无法选。其次是学生对选修课的态度，多数学生认为选修课没有必修课那么重要，只是为学分而选课，缺少积极性，而趋向放任消闲。最后是学生对选修课的审美疲劳，由于教学计划的紧凑，教学时数的限制，教学目标的约束，教学方式的单一，《唐诗宋词选读》天天学，天天读，天天背，每天重复“同样的故事”，学生不再有新奇感，天天呈现“精美的大餐”，学生难免消化不良。一段时间的教学后，学生普遍产生审美疲劳。
二、《唐诗宋词选读》教学策略研究
笔者分为以下三部分进行阐述：
1.重视诗词诵读，让学生真正读出声。诗歌诵读能激发学生学习诗词的兴趣、提高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唤醒学生的生活情感、帮助学生品味语言之美、培养学生诗词审美情趣。因此《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诵读策略要注意由以往的教师讲读中心，逐步往指导学生自读上过渡。《唐诗宋词选读》诵读教学对教师的素养要求：（1）转变观念，以诵读为中心：选修课应该让学生自己“学完”，而不是由教师来“教完”。教师要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在鉴赏诗歌之前，要引导学生反复诵读，让学生读出诗歌的节拍和用韵，读出词语的感彩，读出轻重缓急的语调，读出作者的情绪变化。学生通过诵读，把躺着的书面文字用声音立起来，用自己的声音去复活诗词的声音、作者的声音。这样在复活过程中，学生就迈进了作者心灵的门槛，了解了其中真正的情味。（2）提高素养，为范读打基础：首先，教师要力求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其次，教师要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经验。只有当教师自身在具备了较高诗词素养的前提下，再加以突出的个人能力、独特的个人魅力、丰富的教学技巧，才有可能避免隔靴搔痒，一味照搬教辅资料，才能充分理解诗歌的内涵，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在教学课堂上充满感情地为学生营造一个诗词的王国。（3）加强指导，融情感于诵读。教师首先，应当指导学生读出诗歌的节奏；其次，应当创设情景，指导学生移情地诵读；再次，应当指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4）愿作听众，倾听学生诵读。教师应带着一双耳朵进课堂，多听听学生富有个性的理解；带上一双眼睛上讲台，敏锐观察学生对诗歌的不同反应；带着一个开放的大脑进教室，尊重学生的开拓创新的想法。
《唐诗宋词选读》诵读教学的策略实施：（1）“疯狂”放声读，即不要管诗的内容、情感是什么，一概放声读出来，声音越大越好，越“疯狂”越好。（2）联想会意读，即遵循着读诗——思景——入情三个阶段，在做好全文观照的基础上进行重点赏析。（3）配乐表演读，即学生在“会意读”的基础上，自行寻找适合该诗词意境的音乐伴奏，运用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将作品表演出来，学生兴味大增。如柳永《八声甘州》的凄切、苏轼《定风波》的洒脱，晏几道《临江仙》深情都在他们的揣摩、会意中一一得到很好的展现。此外还有传花接龙读、制造悬念读、博采扩展读等策略，使学生在诵读中渐渐体会到了什么是“诗无达诂”，什么是发散性思维，并满怀激情地用实践去证明着。
2.创设诗词情境，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合理的运用多媒体，把诗词中所描绘的客观事物或现象生动的展现在学生的面前，能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唤起其情感的共鸣，从而提升学生的素质，最大限度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但是，多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工具，被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科教学目标。认清了问题与现状，《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多媒体运用策略的实施可分为两点：《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多媒体运用应端正观念。（1）不能过分夸大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以辅代主，要始终坚持师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人，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2）要立足学科需要，服务课堂教学。（3）应用课件时，必须要掌握使用课件的技能，摆正它在教学中的位置，恰当的应用于课堂。《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多媒体运用的策略实施：（1）音像资料应结合语言品味；（2）在“亚沸点处”创设情境；（3）素材运用应紧扣教学目标。以第三点而言，针对《唐诗宋词选读》教学，可搜集到的音像资料相当多，尤其是电视散文《唐风宋韵》、《唐之韵》、《诗歌唐朝》、《唐宋风骨吟》等，都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极丰富的后备资源。但如果不加选择，学生成了观众，教师变身为放映员，选修课就会被上成了视频欣赏课。教师应当在课前细加甄选，围绕着课堂教学目标，引入有价值的多媒体资料，甚至可以依据资料发起课堂研讨，辨一辨是教材说得对，还是资料有道理，才真正吻合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达到提高课堂效率的目标。
3.正视诗词难度，适当鼓励改写与创作。写作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它由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审美情感、志趣及语言表达、技巧运用等素质构成。诗歌在形成一个人的写作能力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引领学生关注诗词细节，帮助学生唤醒真实情感，辅助学生延展联想想象。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诗歌特点和篇章联系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设计多样的活动形式，因此《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写作策略的实施可分为三点：（1）依据诗词进行改写，有扩展补充式、巧拟标题式、改换文体式、集句成章式等方式。如集聚成章，即选取前代一人或数人之诗句，按照选取者的构思意图组合在一起，成为一首新作之诗。（2）鼓励学生自主创作，可以采取仿写入手提兴趣、妙用诗词入对联、细致大胆作诗词等形式，如“仿写入手提兴趣”，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提供古代诗词作者改写的实例，如林逋的《山园小梅》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咏梅绝唱，其实这一联是化用五代时南唐江为的“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两句，虽只两字变化，但境界蕴藉空灵，远胜原诗。再比如王实甫《西厢记》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就借鉴了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以及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熔铸而成。学生的创作情绪被极大的调动了起来，在平时学习与阅读诗词时更加留心了。（3）借助诗词提升写作。《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中，写作练习既可以是深入品味诗词，开拓学生视野，帮助学生展开联想与想象的途径，也可以借此机会提升学生的作文构思与写作能力，有注重角度巧选择、翻用旧题出新意、积累素材精提炼、善用修辞展文采、锤炼语言不罗嗦等方法。如“翻用旧题出新意”，古诗词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旧题翻新的例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中的首联“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写昭君生长的地理环境，以地灵烘托昭君的人秀，正是钟灵毓秀，窈窕红颜，尾联“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以奏出胡音的琵琶写出其千古遗恨，委婉蕴藉。白居易的《王昭君》则虚拟了昭君与汉朝使者相见的故事，着重描写了昭君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她对故国的深切怀念以及渴望回归的心情。这两首诗都对和亲持不赞成态度。而王安石在《明妃曲》中写道：“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诗人借家人口吻，奉劝昭君安心异域，不要思忆故国和亲人，人生失意到处都一样。欧阳修则在《和明妃曲》中提出“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从批评皇帝的角度入手，比王安石更进一步，针砭时弊，直指问题的根源。
总之，诵读古诗词，认真总结古诗词的写作运用规律，归纳古诗词的写作方法，积累古典诗词的语言，学习古诗文的写作技巧可以很好地指导学生的作文。经常浸润在华章隽语中，既可以培养良好的语感，又可以吸收和积累精美的语言材料。久而久之，谈吐作文，自然文采斐然。
三、关于《唐诗宋词选读》的思考
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在广大教师与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一步步迈向深入，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诵读、多媒体及写作等教学途径外，更多的教师在更深广的领域不断地尝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教师遵照着新课标的要求，“努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之时，也有一些教师为之困惑或仅凭教师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现状摆在我们面前。
1.《唐诗宋词选读》教学的评价制度。建立完善公平、合理的语文选修课评价制度应引起教育界专家及同仁的注意：完善《唐诗宋词选读》对学生的评价制度：（1）加强对语言文化积累的考核评价；（2）评价有利于学生开放中张扬个性。如第二点，传统的对诗歌的考查方法无非是通过让学生分析诗歌意思、探究作者写作意图、品味语言等方式进行，我们是否可以让学生大胆阐发自己不同于参考答案的观点，鼓励其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采取表现性评价的方式，通过学生诵读诗歌、写作等形式，记录学生的努力、进步与成果。完善《唐诗宋词选读》对教师的评价制度：（1）课堂教学评价应灵活；（2）重视教师的教学个性及发展。如第一点，在《唐诗宋词选读》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应当主要看教师的教学是否促成了学生一些重要行为的出现，应当把教师教学的清晰性、多样化、适当的任务定位、学习过程中的激励、提问的艺术、对学生的热情等作为课堂教学的指标，更为灵活地评价教师的课堂教学。
2.对《唐诗宋词选读》教学的反思。高中语文选修课的实行，使得高中学生的阅读面在扩大，对于语文知识的积累也在相应地增加。但与此同时，语文教师也应清醒认识到一些客观情形。首先，《唐诗宋词选读》等高中语文选修课在课堂教学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并非是万能的，语文教学尤其是选修课教学不必承担也无法承担所有“素质培养”的重任。其次，《唐诗宋词选读》等高中语文选修课与大学语文课及大学汉语言文学课是有区别的。它更多承担的是引导学生拓展阅读和积累的任务，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逐步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最后，高考仍然是广大高中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调和选修课教与考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必须不断探索的方向。
关键词：常州词派 ;周济; 词学思想; 词统
引言
清词的中兴在某种程度上是词学理论的中兴。云间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词学流派为清词的中兴作出了理论贡献。他们或崇尚晚唐五代，或崇尚南宋北宋。而这些词学理论主张又通过各家选本情况得以体现和深化。《古今词统》、《草堂诗余》、《词综》、《词选》等就是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然而，纵观词学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各家对于词学的阐释又不尽相同。即便是词派内部，依然有着继承和分化。相对于张惠言固守儒家思想的片面化词学理论，周济则是在继承与反思的过程中提高了常州词学的意格。尊词体、崇比兴，明正变在某种程度上也为清词意格的提高奠定了理论基础。谭献、陈廷焯、王国维、陈匪石、胡适等当世和后世之人的评述和学习为周济词学思想的经典化研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稿本依据。
一、 追本溯源趋正统
1. 儒家思想尊词史
周济的词学思想对张惠言的词学理论有着继承与发展。词在产生初始即被人们称为“诗余”、“小道”，它的娱乐功能被无限放大，而道德说教乃至审美功能则被文人所忽略。然而宋代以后，从李清照到苏轼无不以自己的方式来提高词的文学地位。于是“别是一家”、“以诗为词”便成为推尊词体的先声。而后经历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步步巧构，最终实现了清词的中兴。其中，常州词派的张惠言显然是这一中兴不能忽略的关键。“美人伦，厚教化，移风俗，从而当然地把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103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对于儒家伦理教化的重申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追本溯源的独到之处。在《词选序》中，张惠言对此做了明确的表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绯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此句理论中，张惠言将词体的推尊上升到历史的高度，认为它可以诉哀乐，展钟情。而在周济这里，显然是继承了张惠言的伦理教化思想。然而，张惠言过于重视词体如诗体般的教化功能，而周济显然是将儒家思想作为尊体观的精神实质而更多的注重它的审美价值。因此，他通过提出“词史”说来表明词的社会功能和思想内容：“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积，或独清独醒，随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2]4周济强调了词之作用即在于寄托个人感慨的同时不忘家国之患。简单狭隘的个人意志难以媲美家国沦丧之感。周济的词史观点无不有着深深的社会烙印。儒家思想作为周济词学思想的主脑，他的词史意识便得以流传后世。
2. 香草美人寓比兴
“香草美人”是屈原著作中的典型意象，它所体现的是仁人志士的政治理想和热情。“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楚辞章句.离骚序》）可以说以夫妇忠贞寓君臣际遇体现出对政治现实的渴望与无奈。由此“香草美人”便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文人士子也多通过“香草美人”来宣泄自己的一腔心血与无奈的现实感。而这种“香草美人”所折射的也正是比兴寄托之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比兴寄托使感情的宣泄得以委婉出之而不至过于激烈，它所体现的也是一种婉讽。比兴寄托说走到周济这里便别具一番风景，他秉承张惠言的词学理论，却又不为所囿。周济在纠正张惠言论词牵强附会弊端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独到见解。周济的词学思想中有寄托与无寄托理论所体现的正是一种屈兴传统。然而，不同于张惠言的“深文罗织”，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是比兴在词中的另一种审美。“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请，仁者见仁，知者见知。”[2]4由此可见，周济之寄托出在空与实之间找到了立足点。在周济看来，学词之始要有所放空，只有如此才能使词灵气贯穿。由此，“香草美人”的诗学传统在词学的世界中找到一息繁荣的土壤。无论是儒家思想的灌注还是香草美人的传承，周济都以他对宋词学词门径的探讨达到了理论的升华。
二、 四家词选立统序
1. 王吴辛周予门径
词的社会功能与审美功能真正达到共鸣归功于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作为周济晚年词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在多年理论与实践的探讨中明晰了清代词学的利弊得失。“由南追北”与“由北开南”是其词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在由南追北上，周济与是典型代表。周济认为，王沂孙的词作用比兴寄托的手法递传亡国哀思，他将家国之恨融入艳情咏物之中，即所谓的“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言情”。周济将王沂孙作品评为高格正有他的理由：“三花两蕊破蒙茸，依依似有恨。明珠轻委云卧稳，蓝衣正、获春憔悴。罗浮梦半蟾挂晓，么凤冷、山中人乍起。又换取、玉奴归去。余香空翠被。”[4]47周济认为此词既有咏物的佳处所在，又具有身世之感乃至家国之情，从而他的词也最具高境。如果说周济在词之内容上有了拓新，那么显然是在形式上作出了独特的阐释。周济将之推为学词门径的第二位，试看其《倦寻芳》：“暮帆挂雨，冰岸飞梅，春思凌乱。送客将归，偏是故宫离苑。醉酒曾同凉月舞，寻芳远隔红尘面。”词在凄清的景象中诉说了词人内心的凄凉，但我们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词中的思力沉厚。纵然后世词人学梦窗，但只是貌合神离。在的词中我们感受到清词刚与柔的统一。在由北追南上，辛弃疾与周邦彦是典型代表。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表现出“退苏进辛”的选词倾向，对于苏轼在题材内容以及艺术手段的开拓上绝无偏执之论，但在论词的过程中，周济显然是将辛弃疾至于高位。且看辛弃疾的《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我们从中所能感受到的绝非一己之惜山怨水，更多的还是对山河沦落的叹息。“清真浑厚，正于勾勒处见。他人一勾勒便刻削，清真愈勾勒愈浑厚。”[2]6周济认为周邦彦的词浑厚而不露痕迹，巧妙避开了宋词的刻削与拙率。而这种浑厚也与周济的“浑化”理论相得益彰。“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岁去来，应折柔条过千尺。”（周邦彦《兰陵王.柳》）此首词中，以柳代人，以愁表心，情景交融处能够体会到周济的“浑化”理论内涵。
2. 正变源流立词统
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指出了作词的向上一路，对选本和作家的择取式学习正是周济词学统序观的深刻展现。所谓词统也即学词的体系，更为确切的观点即“正变”，正与变正如源与流，追本溯源，探究词统，由此周济通过学词门径的选择为我们展示了他的词统正变观念。词体正变观念是论词者评论词和词体的标准所在，而其在历代的演变则是词学史的缩影。从正变至词史再趋向词统，周济的词学思想在循序渐进的演变中获得了后世词人难以企及的影响力和历史的穿透力。若要探究词统这一观念的形成势必离不开“正变观念”的梳理。而实际上，正变观念源于诗学理想，只不过在词学的世界中得以发扬光大《诗大序》中最早对正变作出解释：“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发展到后代，正变之分便带有文体风格的意识。词学领域的婉约与豪放之分便成为后世词人推尊词体，分门别派的依据所在。明代的张在《诗余图谱》中强分正变成为这一正变理论的先声。时间转向清代，清词的中兴是词体风格，思想境界的中兴。而强分正变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词学流派的彼消此长，而非长久屹立于词林。张惠言在《词选》中表态称温庭筠词“深美闳约”，在他的观念中很显然的是以唐宋词人为词学正宗，而斥柳永乃至黄庭坚的词都颇存异议。周济在《词辨》中抬高辛弃疾的词作而拉低俗世的词作水平。而走到《宋四家词选》，周济的正变理论变得以升华和纠正。“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成为他正变理论的典型代表，正可谓是刚柔兼备。正和变得以在这以循序渐进的学词门径中又进了一步。
三、 词坛名家助清芬
1. 词选价值传千古
《宋四家词选》作为周济词学理论的核心展示，其价值自不待言。在这其中，所不能忽视的莫过于对于文化精神的兼收并蓄。不同风格的交融与相互吸收在诗学的世界当中已经达到浑化无际的境界，而在词学的世界里，它的发展轨迹依然体现为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走向成熟。清代词坛不同于唐宋词坛的地方就在于此人们对于学词宗旨、学词门径存有轩轾。词坛中的婉约与豪放的取舍也因此而成为历代词坛烽火连天的主战场。因为它涉及到正变观，更涉及到词人词学精神的皈依。花间和草堂只是这一场悄无声息的词坛之战所凭借的依据，苏轼辛弃疾乃至后世更多的词人则有了更多的精神指向。立为正统，必为婉约，然而豪放词风又何甘沉沦下聊。前有李清照与苏辛关于尊体的论争，后有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雅正与纯正的论争。论争固不可少，然而能将论争付诸实践并未后世词人提出了具体而微的学词门径则首推周济的《宋四家词选》。作为一部具有指导性的词学理论著作，它不仅展示了宋代词坛的概况，同时也为清词的中兴和兼容并蓄的词学精神的发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又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他将苏轼与李清照的推尊词体发扬光大，进一步揭示了词体特性;其次，不同于张炎以及浙西词派对作品的误读和贬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将作为学词门径之一;再次，《宋四家词选》中对于张惠言乃至整个常州词派理论的探讨没有完全摒弃，而是去其不足，取其优胜之处;最后，最为重要的在于《宋四家词选》为词学统序观的进一步发展做了理论阐释，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必将在词统的建立过程中得以进一步完善。从《词辨》到《介存斋论词杂著》再到《宋四家词选》周济的词学思想在比兴寄托、浑化无际以及词史观的表述中得到完善和统一，他对词坛历代名家的品评能够结合他们所处的时代状况而非一己之偏见。《宋四家词选》为后世词人明正变，趋正统设立法门。因而，在当世乃至晚清引起了中兴词坛词人的共鸣。
2. 词人词作相予益
周济的词学思想之所以能够在清代词坛掀起滔天巨浪还依托于当时乃至后世词人的推崇和发扬。谭献、陈廷焯、王国维、胡适乃、陈匪石、胡适等学者对周济词学思想的再解读使得周济词学思想得以经典化。谭献的“折中柔厚”与周济的“归诸中正”虽有一定的差异，但在实际作品的解读上，却蕴含着相似的词学思想。陈廷焯的“沉郁顿挫”说与周济的“寄托出入”说有着看似朦胧却又确信无疑的继承关系。“他是把运用比兴体作为实现‘缥缈之音’的沉郁风格的主要手段的：‘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3]332沉郁顿挫与寄托出入都涉及到了词作艺术风格和具体表现方法。陈廷焯和周济词学思想的顺向继承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力崇北宋词，他认为五代北宋词之所以“独绝”，原因便在于北宋词家词作有境界并且能够成高格，词摆脱成为羔雁之具的命运，而成为独立抒情的主体，这一切似乎要归功于词的境界的提高。如果说周济对谭献、陈廷焯乃至王国维的影响或是止于思想内容或是止于表现手法，那么对于陈匪石、龙榆生和胡适等人的影响则显然是全方位的。就陈匪石而言，他的《宋词举》便是最好的说明。《宋词举》在深化了周济的词学理路，他通过逆溯之法来阐述自己的学词门径，与周济所推尊的王沂孙、、辛弃疾和周邦彦的学词门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龙榆生作为民国词学大家，对周济词学思想的研究不在少数。胡适作为民国文学的先锋，他的词学观点也代表了那个时期的普遍观点。胡适在《词选》中说道：“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向都是处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才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们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而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天才堕为匠手，创作堕为机械。文学的生命又再次向民间文学寻找新方向。”[5]94在这点上，胡适的词学观点又与王国维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即认为词学本质精神应回归民间，回归真实。周济的词学思想所说的词史意识即包含词学本质精神的回归。由此可见，王国维作为历史的桥梁，连接了周济与胡适的词学共识。
作为清词中兴时代的词学理论家，周济的词学思想已经成为常州词派的理论纲领，无论后人怎样的更改，其本质精神一直没有变化。这是因为，周济的词学思想并非偏离词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儒家思想以及屈骚精神的汲取并非与张惠言同踪，对比兴寄托以及词史的阐释也并非与前辈亦步亦趋，对学词门径的逆溯之法也为模拟前人，而是有所似有所悟，同而不同处有辨。对当代乃至后世的词学家，周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为后世词人指明了学词的具体门径，并将常州词派的词学精神发扬光大。对周济的词学思想做出经典化的解读应当从词史观，艺术审美观、词统观等若干方面进行研究。如此，周济的词学思想方可超越时空，绵亘寰宇。（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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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南宋词科;南宋骈文;格律化倾向
abstract: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 of cike in the southern song not only created a prosperous period of parallel prose, but also played a profound guiding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arallel prose in the south song, which made most of writers to gradually develop their writing styles towards the stricter and more precise poetic rules and skills.
key words: cike in the south song; parallel prose; aesthetics-metrical tendency
科举与文学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中的重点课题。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对历史上曾颇为流行的唐代以诗赋取士故而唐诗盛极一时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这种说法颠倒了两者的先后顺序，而且忽视了科举对唐诗发展的副作用［1］。当然，唐诗的繁荣不能简单归因于科举，但对某些特殊文体来说，科举确实对它们的繁荣起着决定性作用，律赋是如此，南宋骈文也是如此。正如金?香所说：“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2］本文即分析在南宋骈文的发展过程中，词科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一、南宋词科与科举
词科是宋代一种非常重要的科举类别，北宋后期正式开科取士。“熙宁罢诗赋，元佑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3］。“制科词赋既罢……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4］。由于词科的设置，北宋末期涌现出大批骈文名家。
南渡后不久，政事千头万绪，诏书纷繁，朝廷迫切需求骈文写作的专门人才，重开词科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绍兴初朝廷开始酝酿词科重开及改革事宜，并于绍兴五年（1135）开科取士。改革后的博学宏词科与此前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科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三点：第一，它放宽了对应试资格的限制，大量以恩荫资格入仕的士大夫从此有机会参加词科考试。其次，应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的选人可以到礼部报名后直接参加考试。博学宏词科却有更严格的要求，考生在应试前必须先行投献所业三卷二十四篇，学士院对进卷考核后择优异者召试。这样淘汰筛选的工作有利于保证应试考生的较高水准。第三，录取后的待遇更加优厚［5］。南宋时期领土面积减少三分之一，官多阙少的现象日趋严重，进士科人长年候选、多官共守一阙都十分普遍。在这种情况下，参加词科成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选择。
据聂崇岐先生统计，南宋自高宗绍兴五年（1135）首次词科开始取士，直至理宗开庆元年（1259）最后一次取人，125年间二十五科共取40人 ［6］，开科时间和录取总数都超过了北宋宏词科和词学兼茂科。尤其南宋前期经常有三人或二人同时词科中第，甚至出现兄弟二人同中词科的文苑盛事。
词科宗旨在于“收文学博异之士”［7］，与普通进士科的定位原本不同。“试言虽附于春官，拟制实关于睿览。惟大册高文之有体，暨洽闻殚见以无遗，乃能合程度之严，或可备甄收之数”［8］。它的考试门槛和录取标准更高，人数少，故而中第后升迁极为迅速，由此途直至翰苑宰执的比例和速度是其它普通科目无法望其项背的。“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后居卿相显人，祖父子孙相望于要地者，率词科之人也。”［9］叶适的批评基本上道出了词科中人的光明前景。这与《宋史·选举志》“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10］的记载完全相符。
二、词科与南宋骈文的繁荣
词科的巨大诱惑力使得大批士人纷纷从事词科考试文体的写作。不过两宋词科考试文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直至定型的过程。绍圣年间初设词科时不试诏诰敕赦等王言之体，“章表、露布、檄书，以上用骈文，颂、箴、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11］。为了更加适应朝廷现实需要，徽宗大观年间辞学兼茂科以制诰取代檄书，仍试两场四题。绍兴初词科考试内容再做改革，“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12］，此后沿为定格。这十二种文体有古文有骈文，并非全为骈文，然而人们一致公认：“自词科之兴，最贵者四六之文。”［13］原因在于这些文体在考场中出现的频率、轻重缓急以及人们对此的重视程度各自不同：“西山先生曰：‘十二体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14］其中最重要的常规性考试文体是规定必须用骈体的制和表。“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隆兴元年，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绝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制、表须多做”［15］。以高宗和孝宗年间词科试题为例，做一个简单的数量统计：高宗一朝自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至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词科共开科9次，其中制和表的出现频率分别为9次和7次。孝宗一朝自隆兴元年（1163）癸未科至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科，词科也9次开考，这9次考试的命题中都包括制和表。词科中骈文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象。
讨论南宋词科与骈文的关系，我们有个绝妙的参照系，即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尽管唐代科场中真正的诗歌佳作并不多，然而诗赋取士所引导的文化风尚确实是造就唐代诗坛成为诗歌史上黄金时代的重要因素。同样的观点我们基本上可以套用在词科与南宋骈文的关系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影响甚至还超过了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影响。
宋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科举对文学的辐射力超过唐代。“就外部效应论，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6］。对南宋骈文而言，词科的显著作用首先在于激发了士子的学习动力。不少文人纷纷投入学习模拟、创作点评骈文的庞大队伍中来，营造了一个学习骈文、谈论骈文的氛围。为了应试词科，他们进行了积极的知识储备和技巧训练，骈文水平得到了锻炼提高。词科文字还经常被编成文集，如唐士耻《灵岩集》“集中制诰等作绝无除授姓名，即表、檄、箴、铭、赞、颂诸篇亦皆拟作……士耻所作盖即备词科之用也”［17］。此类作品在南宋绝非个案，洪适、王应麟、吕祖谦等人文集中都收录有词科进稿。习之者众，由此产生的自然结果就是骈文名家和名作的层出不穷。“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若孙觌、滕庾、洪遵、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之伦，在博学弘辞，最为杰出，而有文名”［18］。此外如倪思、李刘、洪咨夔等骈文名家也与词科渊源很深。
三、词科与南宋骈文的格律化
除营造出骈文流行的氛围外，词科对南宋骈文最重要的影响还表现在促使南宋骈文朝着格律更加严密、更加注重技巧形式的方向发展。“在隋唐实施科举制度之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明显出现了对于辞章的语言技法艺术法度的追求和讲究，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19］。科举文体的程序化、技巧化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象，诗赋、经义、策论、八股无不如此，骈文也不例外。“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m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序始备”［20］，故而刘克庄云：“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譬锦工之织锦，玉人之攻玉，极天下之组丽瑰美，国家大典册必属笔于其人焉。”［21］陈振孙也有类似观点：“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22］
总体来看，受词科影响下的南宋骈文特别重视对体制的严格遵守，“识体”、“有体”、“得体”等词作为判定文章高下的标准屡屡出现。在可被称为南宋词科考试辅导书的《辞学指南》中，不少条目的主要内容都要求各体文字必须严格符合体式，如：“凡作文之法见行程文可为体式。”［23］“作制只读今时程文则或委靡，专学前辈文字则或不合今之体制，要当用今体制。”［24］“表章工夫最宜用力，先要识体制。”［25］尤以倪思“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文章以体制为先，精工次之。失其体制，虽浮声切响，抽黄对白，极其精工，不可谓之文矣。凡文皆然，而正言尤不可以不知体制。”［26］
“体”或“体制”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领域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也是学习创作过程的关键一步，“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27］。故而《文心雕龙·附会》曰：“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28］随着作品类型的成熟丰富和批评实践的逐渐细化，在宋代文学视野中“体”作为诗词文各文体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逐渐呈现出其内涵多面性和评价的有效性。“破体”和“遵体”分别对应着文体本身的规范性和开放性，在当时得到了不同文人的认同和推崇。具体到南宋骈文领域，有部分文人对以文体为骈文表示支持，不过总体来说，要求遵体的呼声更高，在创作实践中遵循的作者更多。这与词科影响以及骈文的实用范围密不可分。
从资料来看，“体”在南宋骈文批评中有几层含义。南宋骈文以制诰表启为多，制诰作为代王言之高文，象征着朝廷的脸面和尊严，最为时人看重。故而“遵体”的第一层含义是内容表达准确，语言风格典雅深厚，如：“王夕郎信掌制诰。孝宗览之曰：‘近日诰词，全似启事，溢美太甚，卿甚得体。’”［29］其次“遵体”还要求从更加具体的形式层面对文章的格式、套语、结构、章法、句式、用事乃至音律等细节问题做出严格的规范。按照词科衡文标准，南宋骈文应该遵守严格细致的格式规范，不得逾距。以表为例：南宋贺表、谢表、进表等各自不同，每类中又根据创作主体和内容有更细密的区别。开头、转折、结尾套语都明文规定得很详细，体现出尊卑有序的礼仪精神。而且根据上表对象、庆贺内容文字上有固定的要求。以贺表为例：“臣某言（或云臣某等言）。恭睹（守臣表云恭闻）某月日云云者（祥瑞表云伏睹太史局奏云云者，守臣表云伏睹都进奏院报云云者）云云。臣某欢?\欢?\顿首顿首。窃以云云。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臣云云，臣无任，瞻天望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贺以闻。臣某欢?\欢?\，顿首顿首，谨言。年月日具官臣姓某上表。”［30］这种文体意识的细致是前人无法达到的。对于词科应试者来说，一旦没有完全遵照格式，其结果可能都是灾难性的，如“刘三杰文字合中程，忘写年月日臣某上表，遂黜之”［31］。
另外，对于前代文人来说，要想写出符合程序的骈文作品，他们一般只能通过精心研究前贤名作，从中自己揣摩行文布局的精妙之处。而在南宋已经把这些相对含糊抽象的内容落到实处，从编题到作文一步步指点，程式性很强。这种科场应用书此前曾经主要针对诗赋、策论等文体，南宋由于词科的兴盛，针对骈文写作的书开始出现，比如在《辞学指南》中就搜集了真德秀、王应麟、吕祖谦等骈文名家关于骈文创作的切实体会。他们告诉士子作文之前首先应该做好编题的准备功夫，将日常阅读积累的句式搜集整理：“编四六制头可用者作一处，褒辞可用者作一处，于戏可用者作一处，又当细分门类，如文武宗室各从其类。”［32］这样做的好处是考场实战之时便能随心所欲运用自如地将平常作好的对偶句按照格式照搬进来，减少难度。
除准备功夫外，具体创作过程中文章结构布局问题，包括如何开头，如何转承，如何结尾，用什么句式，表达什么内容等等，也都有规矩程序。例如真德秀非常详细地交代制的写作步骤，章法一丝不苟：“制头四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句。具官某一段颂德，先须看题。一段说旧官，一段说新官。‘于戏’用一联或引故事或说大意。后面或四句散语或止用两句散语，结不须更作联，恐冗。”［33］如此说来已经相当细致入微，为进一步示人以门径，王应麟锦上添花对此加注详细解释。例如“一段说旧官”，王注语补充道：“所谓叙旧官者，非止叙前任也。先略说履历，不可指定官名，但随文武官泛说数句，然后说前任。如自资政侍读建节，资政侍读是前任。”这种类似组装式的写作模式，虽然缺乏创新因素，但法度谨严，实用性相当强。
在如此细密的规范约束下，南宋骈文作者大多有自觉意识地在章法结构的严谨性上刻意求工求稳，“遵体”思想非常流行，得体之作也相应地增多。这和当时批评领域风尚相一致：“南宋四六批评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倾向：主张四六创作应遵守法度。”［34］
词科严格程序化要求下的骈文与欧苏散体四六体现出来的是两种相对立的文学精神。前者要求必须将写作置于体制、法度的约束下，后者则提倡以意为文，赋予作者较高的创作自由空间，在文风、语言形式等方面大胆创新，为了表达需要可以突破体制规范。南宋骈文同时面对着的是这由两种文学精神构成的文化语境，与此相关联的是一系列相对相成的概念，如散化和律化、工巧与自然、文与质、法度与自由、道和技等。
由于先天具有制度上的号召力，词科影响下的格律化骈文影响更加直接广泛，从而间接对欧苏散体四六构成某种消解力量，使得南宋骈文逐渐呈现出回归传统骈文体制的趋势。《艇斋诗话》曰：“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35］这里说得很明白，欧苏散体四六虽“自极其妙”，然而以通行观点而言，终非“当行本色”，大多数文人并不如此。
以句式为例，散体四六因打破严谨的四六句式而风貌一变，受词科影响的文人则似乎按照否定之否定规律重新强调四六对句和四言、六言句式运用的精当锤炼。《辞学指南》更是明确规定有些关键之处必须运用四六句式，才能符合要求。如：“四六格，句须衬者相称乃有工，方为造微。盖上六字以唤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36］“制起须用四六联，不可用七字句。”“制头四句四六一联。”［37］同时《四六谈麈》、《四六话》等书中，精工得体的四六句式范例出现频率最高，赢得文人们的一致赞誉。这可为上述论断间接提供证据。
相反，长句式因不便宣读受到不少文人的指责。如楼钥《北海先生文集序》曰：“况本以文从字顺便于宣读，而一联或至数十言，识者不以为善也。”［38］这位南宋著名的词臣公开对破坏“四六之体”、大量使用长句式的现象表示不满。
欧苏散体四六语言上以白描取胜，虽不废用事，但更高境界则是“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39］。而词科创设后，文坛主流风尚则迥然不同，“今时士大夫论四六多喜其用事精当，下字工巧以为脍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40］。翻阅南宋众多四六话和相关笔记，用事的巧妙精工是文人欣羡品评的中心话题。刘祁云：“文章各有体，本不可相犯。故古文不宜蹈袭前人成语，当以奇异自强。四六宜用前人成语，复不宜生涩求异。”［41］他从文体的高度认为骈文用事有着合法依据，其实这种观点在南宋早就深入人心。在《辞学指南》中，我们甚至看到在词科文体规范程序中，用事被视为文章写作时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王应麟所列举表格式大致为：“起联——窃以用事——推原——铺叙形容——用事形容——末联。”其中两部分明确要求必须用事，其它部分虽然没有强行规定，不过从所列举的词科名家范例看，用事的现象也普遍存在。
除句式、用事外，对音律的更加锤炼讲究同样也是词科带给南宋骈文的另一重要影响。六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地逐步深入，对声韵的追求开始精致刻意。《文心雕龙·声律》云：“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42］其中谈到的声、韵以及平仄字的效果和配合问题都在六朝骈文中得到应用。隋唐以后由于诗歌技巧的日益精进以及诗赋取士的影响，声韵理论较诸六朝粗线条的论述细密得多。李商隐、杨亿等骈文作家都相当重视声韵的协和调畅。然而，自欧苏以来，散体四六追求整体阅读的通顺，对具体字句不再精心雕琢，加之句式加长，音韵配合不再特意讲究。楼钥所说的“不便宣读”正指出了散体四六声韵的不足。
与散体四六不同，词科影响下的文人在考量骈文优劣时，音韵协和与否被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凡作四六须声律协和，若语工而不妥，不若少工而浏亮”［43］。王应麟在评点孙觌《镇洮军节度使除大尉制》“令闻令望，屡达余听”一联时以为其瑕疵在于音韵不够严谨，“望字不当用侧声”［44］。不但制诰文要便宣读，表等其他文体也同样要求讲究音韵精准，甚至严格到有些挑剔的地步。“其后徐（徐凤）又试，六篇俱精诣。《代嗣王谢赐玉带表》用《礼记》‘孚尹’二字，以‘尹’为平声。凡用经释音，当以首释为证；用史释音，当以末释为正。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侧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联上一句四字内，亦何伤于音律？主司过矣，公论屈之”［45］。如此吹毛求疵自然不可取，不过在这样的制度导向下，文坛风气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作者对骈文的音乐美更加精心留意。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南宋骈文的技巧水平和审美价值，纠正了宋四六过分散体化带来的音韵不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所述，可知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发展影响很大，它不仅造就了欧苏之后宋代骈文发展的又一个繁荣时期，而且对南宋骈文风格技法、发展趋势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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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本之盛是清代词学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上的词选大致有三种：宋人所选唐宋词选、新编历代词选、当代词选。清人对各种词选之于词坛创作风气的作用高度重视，将词选作为词学批评的工具和词学理论的载体。在清代词史上，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相应的词选有关。词选是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形态，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词选/清代/词学史
词选在清代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史称“中兴”，兴盛的原因很多，词选的作用颇为值得重视。就编词选的目的而言，有为歌妓选编唱本者，如龙榆生所言：“宋人编纂词集或选集歌词，皆以便于歌唱为主，乐章流播歌者之口”[1]，有以存人或存词为目的的文献式词选，其特点为：“主调备者，则不计其工拙；取人多者，则不论其雅俗”[2]；亦有以体现某种思想主旨或审美倾向的词选，将词选作为“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主张的手段”[3]。后者对于词学理论、词学批评更有意义。选本与理论批评之间的关系，历来颇受重视。① 选本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往往通过对前代或当代作品的选录，而提出见解，引领风气。尤其是清代词史，几乎每一个流派的出现，每一种思潮的兴盛，都与一定的词选有关。比如浙西词派之《词综》，常州词派之《词选》，更是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清代词坛选词之风甚盛，各类词选大量刊行。既有历代词选，又有当代词选；既有唐宋词选重刊，又有对唐宋词的新编；既有断代之选，又有历代总集。清人赋予词选以更多使命，词选也就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清人将词选本作为体现自己词学思想的工具，对词坛风气走向产生了重要作用。
一
唐宋词是清人学习的典范，对唐宋词选本的批评是清代词学最热衷的话题之一。清代词学史上，不同的流派为了阐扬本派的理论主张，往往采用借古鉴今的方法，对唐宋词选本展开讨论，或贬抑抨击，或推举张扬，将本派理论主张托付于对某种唐宋词选的褒贬之中，于是该词选遂成为清代词学流派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宋词选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推《草堂诗余》。《草堂诗余》是一部南宋人编辑的词选。在明代，在适宜的时代条件下大为盛行。对明代《草堂》独盛的局面，连当时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明末的毛晋说：“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4]
《草堂诗余》不仅在明代繁盛，清初词坛亦深受其影响。张其锦曾指出：“(清初词人)不脱《草堂》前明习染。”[5]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为革除词坛积弊，开创新的词风，就对《草堂诗余》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词综·发凡》云：“《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乐府雅词跋》云：“《草堂诗余》可废矣。”在黜斥《草堂诗余》的同时，还推举南宋词选《绝妙好词》，朱彝尊《书绝妙好词后》云：“词人之作，自《草堂诗余》盛行，屏去《激楚》、《阳阿》，而《巴人》之唱齐进矣，周公谨《绝妙好词》选本虽未全醇，然中多俊语，方诸《草堂》所录，雅俗殊分。”《激楚》、《阳阿》和《巴人》的差异正是高雅和低俗的区别。《草堂诗余》是坊间商人为了迎合宴集征歌之需而编选的，欣赏者自然多为“巴人”，朱彝尊将《绝妙好词》作为《草堂诗余》的对立物，崇雅斥俗，褒贬分明。浙派中期领袖厉鹗步其后尘，对《绝妙好词》更是推崇有加。乾隆十三年(1748)，厉鹗赴京谒选县令，途经天津，寓查为仁水西庄，于查家见到《绝妙好词》，爱不释手，遂改变行程，留下与查氏合笺《绝妙好词》，刊行后传播更广。厉鹗指出：明代“徒奉沈氏《草堂》选为金科玉律，无怪乎雅道之不振也。”厉鹗力推《绝妙好词》亦着眼于以之取代《草堂诗余》，在词坛提倡“雅道”[6]。此后，经厉鹗笺注的《绝妙好词》取代《草堂诗余》而影响于词坛，正如陈匪石所云：“清中叶前，以南宋为依归。樊榭作笺，以后翻印者不止一家，几于家弦户诵，为治宋词者入手之书。风会所趋，直至清末而未已。”[7] 4958
朱、厉偏爱《绝妙好词》是因为该选本体现了浙西派所追求的词学理想。《绝妙好词》七卷，为南宋末周密所选，共选词人一百三十二家，收词三百八十五首。《绝妙好词》的编选内容和形式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绝妙好词》“纯乎南宋之总集”[7]，选词范围限于南宋，始自张孝祥，终于仇远，是一部断代词选，就周密的选编意图来说，是为了整理和保存一代故国文献，但对于以提倡南宋为旗帜的浙西派来说，《绝妙好词》则是一部现成的范本。第二，《绝妙好词》又是一部体现了流派意识的词选。陈匪石说“周氏在宋末，与梦窗、碧山、玉田诸人皆以凄婉绵丽为主，成一大派别。此书即宗风所在，不合者不录。”[7]《绝妙好词》汇集了风格相近、旨趣相类的词作，因而使此选具有流派之选的性质。而此一特点恰与朱彝尊、厉鹗树帜立派的意图相合，自然得到朱、厉的推崇。第三，《绝妙好词》还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审美主旨的词选，其审美主旨概括起来讲即求雅。箫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曾指出《绝妙好词》与张炎的《词源》的审美倾向有着一致性②，《词源》中提出的重要词学主张在《绝妙好词》中都得到了体现，如推尊姜夔，提倡格调雅正，强调协律合谱等，这些皆与朱彝尊、厉鹗的词学主张相一致。《绝妙好词》的审美特性乃浙派选中其为推崇对象的因素。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绝妙好词》方得到了浙西词派的大力提倡。
在清代词坛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宋代词选还有《乐府补题》。康熙初年的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均十分推崇，而嘉道时期的常州词派亦极为推重。当然各派对《乐府补题》欣赏的内涵侧重各有不同。同一部词选被具有不同词学倾向的词派所欣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乐府补题》是南宋末年王沂孙、周密等十四家遗民词人的唱和之作，共咏五题：龙涎香、白莲、莼、蝉、蟹，借咏物以抒写宋末遗民的身世之感。朱彝尊对《乐府补题》颇为称赏，《乐府补题序》云：“大率皆宋末隐君子也。诵其词可以观志意所存，虽有山林友朋之娱，而身世之感，别有凄然言外者，其骚人《橘颂》之遗音乎？”除了《乐府补题》亦是南宋选本的因素之外，此书的文人雅士气质、含蓄蕴藉的风格、咏物而不粘滞于物的手法皆是朱彝尊心仪的原因。阳羡词派的领袖陈维崧对《乐府补题》的感受与朱彝尊又有不同，在《乐府补题序》中陈维崧还强调了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对词的影响：“嗟乎！此皆赵宋遗民作也。”[8] 陈维崧强调《乐府补题》乃“遗民”之作，认为故国之哀，身世之痛，不能自已之情“援微词而通志，倚小令而成声”，才使这部词集具有感动人心的力量，历数百年而不泯。经过朱、陈二人的推扬，《乐府补题》迅速影响词坛，蒋景祁指出了当时词风的变化：“得《乐府补题》而辇下诸公之词体又一变，继此复拟作‘后补题’，益见洞筋擢髓之力。”[9]
清代中期之后，词学思想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常州词派突出了词体“意内言外”、比兴寄托的作用，对《乐府补题》的认识亦随之变化。张惠言《词选》指出《乐府补题》中“碧山咏物诸篇，并有君国之忧。”周济对《乐府补题》的解读亦重在寄托寓意，王树荣《乐府补题跋》记：“周止庵《宋词选》于唐玉潜《赋白莲》曰：‘冰魂犹在，翠舆难驻。’曰：‘珠房泪湿，明铛恨远。’以为当为元僧杨琏真伽发宋诸陵而作。”③ 可知周济认为《乐府补题》中唐珏词〔水龙吟〕、〔齐天乐〕皆为宋陵被盗毁之事而作。可见周济对《乐府补题》的重视乃在于其中的比兴寄托之意。常州词派后期的代表人物谭献对《乐府补题》亦十分推重，他认为浙西词派虽然欣赏《乐府补题》但未能窥见其精髓所在：“《乐府补题》，别有怀抱。后来巧构形似之言，渐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辞其过。”[10] 4008以上种种评议皆可看出常州派词论家以比兴寄托认识《乐府补题》的特点。
《乐府补题》在清代一直受到重视，但认识的角度各有不同：浙西派欣赏其高雅的气质和咏物技巧；阳羡派从故国之痛中找到心灵、情绪的沟通；常州派推重其比兴寄托。《乐府补题》与其他几部唐宋词选一样，由清人不断阐发其意蕴，并对清代词学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二
龙榆生先生曾指出：“浙常二派出，而词学遂号中兴。风气转移，乃在一二选本之力。”[1] 此言对词选在清代词学史上作用的概括十分精当。清代的词学流派还把编纂词选本作为重要的武器，用以表现本派的审美倾向和理论主张，这些词选也就成为流派的重要标志。
开风气之先的是康熙初年朱彝尊、汪森选编的《词综》。《词综》是针对明代以来词坛最为流行的词选本《草堂诗余》而编的。为了彻底改变明代以来的词坛风气，浙西词派朱彝尊不仅提出了鲜明的词学主张，而且还选编了《词综》，意欲清除《草堂诗余》的影响并取而代之。《词综》是以明确的词学思想为指导的词选本，朱彝尊提出学习姜、张，倡导南宋，崇尚雅正等一系列词学主张，《词综》即体现了这种思想。陈廷焯云：“竹垞所选《词综》，……一以雅正为宗。”[11] 陈匪石亦说：“(《词综》)所录之词，自唐迄元，一以雅正为鹄。”[7]《词综》以较大的篇幅收录南宋词人词作，如姜夔的词当时仅存二十余阕，《词综》全部收入。另如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的词收入数量也居于前列，此种特点与《草堂诗余》中南宋词较少、姜夔派词人词作遗缺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词综》以选本的形式表现了与《草堂诗余》截然相反的审美倾向。《词综》的编成刊行，给习词者重新提供了范本，《草堂诗余》失去了市场。词人们跳出北宋偏重婉丽之藩篱，尤为南宋姜、张一派所吸引，词坛风气开始发生变化。对此朱彝尊曾写下“从今不按、旧日《草堂》句”[12] 的词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汪森《词综序》言及词坛所尚由《草堂诗余》到《词综》的变化说：“世之论词者，惟《草堂》是规，白石、梅溪诸家，或未窥其集，辄高自矜诩。予尝病焉，顾未有以夺之也。友人朱子锡鬯，辑有唐以来迄于元人所为词，凡一十八卷。目曰《词综》……庶几一洗《草堂》之陋，而倚声者知所宗矣。”《词综》刊行之后，赢得了学词者的广泛欢迎，正如丁绍仪所说：“自竹垞太史《词综》出而各选皆废，各家选词亦未有善于《词综》者。”[13] 2734丁绍仪还把《词综》比作词家的“金科玉律”[13] 2759。吴衡照也说：“词选本以竹垞《词综》为最善，……洵词坛广劫灯也。”[14]“金科玉律”、“广劫灯”之称足见《词综》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崇高。事实上，《词综》成为浙西词派理论的载体，对浙西派取得词坛盟主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词综》之后，浙西派词学家继承朱彝尊的传统，亦十分注意用词选本来推扬词学主张。如王昶曾先后编成《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等，其“选词大旨，一如竹垞太史所云。”[15] 王昶之后又有黄燮清的《国朝词综续编》，选词宗旨一如朱彝尊和王昶。潘曾莹为其作序云：“其规式悉依竹垞、兰泉两先生选本。”[16] 由此可见《词综》的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浙派的迅速崛起和持久兴盛由以上几种词选得力甚多。
另一部对清代词学产生重大影响的词选是张惠言的《词选》。《词选》是张氏兄弟嘉庆初年在歙县馆于金家授课时所编的词学教材。《词选》共选录了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张惠言《词选》之后，郑善长又编了《词选附录》，所选皆当代词人词作。道光十年(1830)，张惠言的外孙董毅又编《续词选》，形成了《词选》系列。为阐明自己的词学思想，张惠言写下了著名的《词选序》，《序》中论及许多词学理论的问题，被后世遵为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词选》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词选》是第一部以思想内容为标准的词选，正如施蛰存先生所指出的：“自《花间集》以来，词之选本多矣，然未有以思想内容为选取标准，更未有以比兴之有无为取舍者，此张氏《词选》之所以为独异也。其书既出，词家耳目为之一新。”[17] 与以往的词选本相比，《词选》最大的特色是选词标准的思想性要求，即以“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为选词标准。在此之前朱彝尊的《词综》影响最大，但《词综》本身并未刻意突出某种风格特色，在词的选取上并没有明显的特定审美指向。张惠言的《词选》则词学思想明确、具有现实针对性。张惠言针对“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的词坛现实，改变人们对待词体“不敢与诗赋之流同类而风诵之”的认识，提高了词体的地位。这种编选思想在其弟张琦的《重刻词选原序》亦有明示：“先兄以为词虽小道，失其传且数百年。自宋之亡而正声绝，元之末而规矩隳。窔宦不辟，门户卒迷。”《词选》中选取的都是张氏认为有“比兴寄托”的词作，他对所选词作的评语亦皆从“比兴寄托”立论。谢章铤说：“(张惠言)用意可谓卓绝，故多录有寄托之作，而一切夸靡淫猥者不与，学者知此，自不敢轻言词矣。”[18] 潘曾玮也说：“读张氏词选，喜其于源流正变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窃尝观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惩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于风雅之归。”[19] 与以往以存人、存词，或以选家之偏好为标准的词选本不同，《词选》以“比兴寄托”为选编标准，给词坛带来强烈的震撼，追随影从者日众，对改变词风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词选》出，常州词格为之一变，故嘉庆以后，与雍乾间判若两途也。”[20] 3523
其次，常州词派的后继者出于宗派和现实的需要，对《词选》又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意义。如认为张惠言的《词选》出于创立常州派、取浙派而代之的明确意识，并认为张氏之论皆与浙西词派相对立。如认为张氏有意标举北宋乃是对浙派推崇南宋的反动：“翰风(张琦)与哲兄(张惠言)同撰《宛邻词选》(按：即《词选》)，虽町畦未辟，而奥窔始开。其所自为，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绪。”[10] 4009又如认为浙派尊崇南宋姜夔、张炎，张氏则反其道而行之：“《茗柯词选》，张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张。”[21] 金应珪《词选跋》把张惠言批评为“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进而发挥成为“三蔽”：“淫词”、“鄙词”、“游词”，谢章铤进一步分析“三蔽”所指：“一蔽是学周、柳之末派也，二蔽是学苏、辛之末派也，三蔽是学姜、史之末派也。皋文《词选》，诚足救此三蔽。其大旨在于有寄托，能蕴藉，是固倚声家金针也。”[20] 3485后来又有学者认定“‘跌荡靡丽’，谓竹垞；‘昌狂俳优’，谓其年。此常州派之所以别于朱、陈而起也。”[22] 由以上诸说可见，张氏《词选序》的论述被不断引申发挥，《词选》的作用也日益扩大。
继张惠言之后的常州派主将周济更将词选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他前后曾选编了二部词选：《词辨》和《宋四家词选》。通过词选系统地阐发了他的词学思想。《词辨》旨在分辨词的正变源流，继张惠言《词选》之后，选词标准亦以“意内言外，变风骚人”为准，正如谢章铤所评：“其选录大意则本于皋文。”[23] 潘曾玮《词辨序》亦说：“要其大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张氏之意也。”
作于道光十二年(1832)的《宋四家词选》④ 以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标志着周济词学思想的深化，建立起了包括入门、途径以及最高境界在内的完整的词学理论系统。这一时期周济对浙西词派末流的弊端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宋四家词筏序》指出：“近世之为词者，莫不低首姜、张，以温、韦为缁撮，巾帼秦、贺，筝琶柳、周，伧楚苏、辛。一若文人学士清雅闲放之制作，惟南宋为正宗，南宋诸公又惟姜、张为山斗。呜乎，何其陋也！词本近矣，又域其至近者可乎？宜其千躯同面，千面同声，若鸡之喌喌，雀之足足，一耳无余也。”[24] 这里周济对浙西词派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词坛之“陋”的原因在于独尊南宋姜、张，而造成“千躯同面，千面同声”。在此基础之上，周济提出了具有常州派特征的词统主张：“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主张学词由深寓寄托的王沂孙词入门，最后达到无寄托的周邦彦词的浑化。周济将唐宋词人分为四派，又将四派由入到出、由近至远、由浅而深结构为系统，示人以途径，建立了常州派入门和师法系统。《宋四家词选》表明周济具有更为明确的立派意识，以常州派与浙派相对立，周济说：“词之为技，小矣，然考之于昔，南北分宗；征之于今，江浙别派，是亦有故焉，吾郡自皋文、子居两先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竟出。”[25] 周济这里明确提出以“江(江苏)浙(浙江)”分派，与浙派相对立的“江”(即常州的泛称)派的领袖为张惠言、恽敬，论词宗旨乃风骚之旨，由此树起常州派的旗帜。在常州词派崛起、壮大、嬗变的过程中，词选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三
清人重视唐宋词选的作用，目的是为了指导当代的创作，因而当代词人词选同样受到重视。以康熙初年为例，各种当代词选本纷纷问世，影响较大的有：王士禛、邹祗谟的《倚声初集》，顾贞观、纳兰性德的《今词初集》，陈维崧、吴本嵩的《今词苑》，蒋景祁的《瑶华集》等。选编者或为词坛繁荣所感奋，心存记录一代词史的宏愿；或为创作走向而忧心，针砭时弊。当代词选的编纂刊行对词坛风向的引导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倚声初集》在当时就起到了“转移风气”、“词格之变”[26] 的作用。清代的词学流派亦十分重视当代词选的作用，清代词派多以本邑本乡词人为基本阵容，各派都选编有体现本派成员的词选本，如云间派有《幽兰草词》(收陈子龙、李雯、宋徵舆三人词)，西泠词人有《西陵词选》，松陵词人有《松陵绝妙词选》，梁溪词人有《梁溪词选》，柳州词人有《柳州词选》，阳羡派有《荆溪词初集》，浙西派有《浙西六家词》，“后吴中七子”词派有《吴中七家词》，常州派有《词选附录》、《国朝常州词录》等等。收录同邑当代词人作品的流派词选编成刊行，既宣告本派的正式登场，也为本邑本乡词坛的成就、声势和特色起到了宣传造势的作用。
《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标志着浙西词派的兴起。康熙十八年(1679)，朱彝尊的好友龚翔麟将朱彝尊《江湖载酒集》三卷、李良年《秋锦山房词》一卷、沈皞日《柘西精舍词》一卷、李符《耒边词》二卷、沈岸登《黑蝶斋词》一卷、龚翔麟《红藕庄词》三卷合刻为《浙西六家词》，打出浙西派的旗帜。并将当时已失传数百年的张炎《山中白云词》八卷附刻于书后，以明浙派词学渊源。由此浙西词派广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居于词坛主流。陈对鸥指出：“自《浙西六家词》出，瓣香南宋，另开生面，于是四方承学之士，从风附响，知所指归。”[27] 再如张惠言《词选》面世之后，认同其词学主张，追随其后者日众，尤其以常州词人为多，常州词派由此形成并日益壮大。继《词选》之后，二张弟子歙县人郑善长又编了同邑当代词人词作选本的《词选附录》一卷，郑氏《叙》云：“《词选》刻既成，余谓张子：词学衰且数百年，今世作者，宁有其人耶？张子为言其友七人者，曰恽子居、丁若士、钱黄山、左仲甫、李申耆、陆祁生、黄仲则。各诵其词数章，曰此几于古矣。……益以张子之词为九家。金子彦郎甫者，学于张子，为词有师法，又次录焉。”以上十家加上郑善长本人之作，共得十一家，所谓“几于古”，即能得到古人之精神，实指认同张惠言词学宗旨者。《词选附录》所选皆当代词人词作，谢章铤云：“二张及七家，皆常州人。二金及郑，则歙产也。合十家。或一二阕，或十数阕，其题多咏物，其言率有寄托。相其微意，殆为朱、厉末派饾饤涂泽者别开真面，将欲为词中之铮铮佼佼者乎。”[20] 3483《附录》配合《词选》，形成了古代与当代的结合，构成了以“比兴寄托”为主线的词学传承，二张等十一人形成了常州词派初期的大体轮廓。《词选》的再三翻刻，董毅《续词选》的增补，扩大了《词选》的影响。张琦、金应珪、张百禥的序跋继张惠言《词选序》之后，不仅起到了推扬《词选》的作用，也使常州词派的“比兴寄托”理论更加丰富。
清代词学史上的论辩往往由词选引发，甚至直接将词选作为靶的。前文曾述及，朱彝尊的《词综》刊行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昶(述庵)追摹朱氏又选编有《明词综》、《国朝词综》和《国朝词综二集》，选择宗旨和标准亦规步朱氏。对此谢章铤论云：“述庵一生专师竹垞，其所著之书，皆若曹参之与萧何。然竹垞选《词综》，当时苏辛派未盛，故所登寥寥。至国朝，则‘铁板铜琶’与‘晓风残月’齐驱并驾，亦复异曲同工。划而一之，无怪有遗珠之叹。”[28] 对王昶以宗派宗旨为选词标准的做法予以批评。晚清的文廷式则将批评的矛头直指《词综》：“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29] 文氏之言不免过于激切，然而倒是深刻地指出了后期浙派颓靡衰微与其早期作为流派经典的《词综》之间的内在关系。
再如对张惠言《词选》的批评。随着《词选》传播愈广，影响愈大，开始有人对《词选》提出批评。或批评《词选》选词太少，标准太严，如陈廷焯云：“唐五代两宋词，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30] 3777；或批评其选目失当，如樊增祥云：“今张氏不薄苏、辛，而系梦窗于黄、柳之次，论其甄藻，岂可谓平。又醇雅如清真，清峭如白石，其所甄录，不过数阕，梅溪、玉田，仅尝一脔。顾于希真《樵歌》亟登五首，论其去取，岂可谓公。”[31] 在对《词选》的批评之中，潘德舆的《与叶生名沣书》名气最大。潘氏对《词选》的批评主要针对“宏音雅调多被排摒，纤猥之作时一采之”，即选词不当而发。潘氏认为当选而未选者，如李白的〔忆秦娥〕及其他五代、北宋佳词，“张氏亦多恝然置之”；不当选而选者，如苏轼的〔洞仙歌〕。潘氏尤其对被视为“雕琢曼词”的温庭筠词在《词选》中的显著地位表示不满。整体来看，潘德舆对张惠言《词选》的批评虽然严厉，但对《词选》的主旨并无异议，只是认为所选未合其旨而已。所以谭献《复堂词话》说潘德舆：“针砭张氏，亦是诤友。”凡此种种，并非根本意义上的否定，而是对《词选》未能尽善尽美以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批评，因而这种批评反而使《词选》的名气更大，影响更为远播。
“作词难，选词尤难”[30] 3970是清人的共识。正因为词选的重要作用，清代词学家十分重视对词选本特性的分析。清初的《梅墩词话》将词选分为“文人选词”和“诗人选词”两种[32]，并指出二者的不同特点。金应珪《词选后序》指出对词学史上词选的优劣要有区别，如果“雅正无别，朱紫同贯”则会产生不良影响。陈廷焯指出选词要“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30] 3970。清初王晫曾写有《与友论选词书》，对当时词选中存在的以偏好为取舍的现象进行了批评，反对“习周、柳者，尽黜苏、辛；好苏、辛者，尽黜周、柳。”[33] 诸迟菊《词综续编序》曾指出词选的“五弊”：一弊为淫艳，二弊为豪莽，三弊为寒乞，四弊为不守律，五弊为惑于虚名。清人对词选中的诸种弊端认识清晰，可以见出清人对词选要求之高。词选体现了清人的词学审美理想，成为清代词学理论的重要载体，对词风的嬗变和词学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注释：
①比如说起《文选》，自然联想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论及“江西诗派”的诗学观，总是绕不开方回的《瀛奎律髓》。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年版)“外篇”专辟一章《选本论》来讨论选本与批评的关系。专题论文则有张智华《宋人所编诗文选本与诗文理论研究》(《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樊宝英《选本批评与古人的文学史观念》(《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等。专门就某种词选来探讨选本与清代词学理论关系的，则有张宏生《〈词选〉和〈蓼园词选〉的性质、显晦及其相关诸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巨传友《常州词派的内部嬗变与选本——从张惠言、周济对梦窗词的不同态度谈起》(《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第2期)等。
②参阅箫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第五章(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③《彊村丛书》。此跋文所引周济《宋词选》及对唐珏的词作的评论，不见今本《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或为《词辨》原十卷本。
④其中包括《宋四家词筏序》。《蕙风词话》卷二：“《宋四家词筏》未见，疑即止庵手录之《宋四家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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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来研究《文选》并对后世产生影响的著作表明，《文选》中的诗赋是最引入注目的部分，多为后世文人效仿和借鉴。本文拟通过分析“选诗”在南宋得到重视的原因以及南宋诗词创作多宗“选诗”的特点，探讨《文选》诗与南宋诗词创作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 ：《文选》“选诗”南宋诗词 创作特点
《文选》诗指《昭明文选》中收录的诗，又称“《文选》体诗”，简称“选诗”。现通行的《文选》共六十卷，收录了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等三十八类作品七百余篇，其中卷十九“诗甲”至卷三十一为诗，是《昭明文选》中比重最多的部分。历来研究《文选》并对后世产生影响的著作表明，《文选》中的诗赋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多为后世文人效仿和借鉴。
一、南宋诗词多宗《文选》诗的原因
考查此一原因，离不开对《文选》在整个有宋一代盛行的背景分析。宋代士人间流传着一句俗语：“《文选》烂，秀才半”，意指如果读透《文选》，烂熟于心，就能考中秀才。何溪汶《竹庄诗话》卷一引《雪浪斋日记》云：“昔人有言：‘《文选》烂，秀才半。’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余谓欲知文章之要，当熟看《文选》，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写道：“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晖’。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日：‘《文选》烂，秀才半。’”由此可见，《文选》在当时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人重《文选》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的。首先，统治者的喜好引导了士人读《文选》的潮流。北宋建国后，宋太宗修明政治，崇尚文治，钟爱《文选》，《宋史》卷二九六《吕文仲传》记载：“（太宗）尝令文仲读《文选》，继又令读《江》《海赋》，皆有赐赉。以本官充翰林侍读，寓直御书院，与侍书王著更宿。”宋真宗秉承太宗之政，同样崇文，并首次官修《文选》。延至南宋，孝宗皇帝仍然以《文选》为学习教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普安郡王府学教授赵卫等言：王已诵《文选》，稍通经书意义，可学为文。诏令读《左氏传》、对句及评议故事。”普安郡王就是后来的南宋孝宗皇帝。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可见统治者的重视直接导致朝野内外都崇尚读《文选》。其次，两宋以诗赋取士致使《文选》成为宋代文人考科举的首要教科书、参考书。宋初承袭唐朝制度，科举取士重在诗赋上的考核。在这一制度之下，《文选》自然成为教习的课本。不论贫富贵贱，文人熟读《文选》是进学的重要路径。正如何溪汶所引《雪浪斋日记》中所说的“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文选》收录的都是经典名篇，语言与文法精妙，多用事用典，士子们熟读《文选》就能掌握作诗为文的技巧，即草称王孙、梅称驿使、月称望舒、山水称清晖之类，这是科场里吟诗作赋的取胜利器，运用自如后，便可以荣登恩科，一展抱负。楼钥《攻媿集》中有记载云：“（吴津）幼嗜学强记，博通群书，尤熟《文选》册，或覆诵终帙。年十有五，以词赋魁乡校。”呵见，《文选》在教育科考方面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文人。北宋后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改革，一度罢诗赋取士，导致《文选》丧失了其原有地位，《文选》赋渐趋被冷落，但《文选》诗仍然保持着受重视的地位。
二、南宋诗词宗《文选》诗的特点
前文说过，“《文选》烂，秀才半”的真正文化含义，在于“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即《文选》典故丰富，辞藻华丽，是广大士子们进行诗文创作的最好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因此，我们不难总结出南宋诗词效仿和借鉴《文选》诗的特点。
第一，借用事典。刘辰翁《忆秦娥（梅花节）》“伤心最是河梁别，无人共拜天边月”，赵彦端《瑞鹤仙·为寿》“记河梁折柳”，高观国《摊破浣溪沙·七夕》“生怕河梁分袂处，晓光寒”等，都借用了“河梁”典故，语出《文选》中李陵《与苏武三首》“携手上河梁”，指的是李陵送别苏武之事，后人皆用“河梁别”来写伤别。朱敦颐《沁园春》“焚香宴坐，闲调绿绮，默诵黄庭”，向子諲《减字木兰花》“绿绮朱弦心未了”，张元千《青玉案》“绿绮声中谁暗许”，贺铸《花幕暗》“绿绮新声隔坐闻”，范成大《浣溪沙》“白玉堂前绿绮疏”等，用的是“绿绮”典故，指的是司马相如得“绿绮”琴，如获珍宝，司马相如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文选》诗中有张载《拟四愁诗》，其中有“佳人遗我绿绮琴，何以赠之双南金”。
第二，活用语典。南宋文人善于活用“选诗”语言，并略作变化融人自己的诗词，使之浑然一体。
借用语词的情况。宋人在这一点上颇为突出，南宋诗词中经常出现的著名语典有“双鲤”“望舒”“玉壶冰”“清晖”等。其中“双鲤”可谓经典之典，出自《文选》古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陆游的许多诗词都借用此典，有《成都行》“易求合浦千斛珠，难觅锦江双鲤”；《得赵若川书因寄》“泽居路绝人不到，晨起忽传双鲤鱼”；《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西和州健步持子布书报已取安康襄阳路将至九江矣悲喜交怀作长句》“万里东来双鲤鱼，衰翁悲喜得儿书”；《得子氄临安舟中书因寄》“江水悠悠双鲤鱼，眼明初坼人关书”。此外，陆游还将此典化用为“双鱼”，意指“书信”，如《闻王嘉叟讣报有作》：“只鸡絮酒纵有时，双鱼素书长已矣。”此外，其词作如《月照梨花·闺思》中有“拟觅双鱼，倩传书”，可见陆游似乎酷喜这一语典。不仅放翁，其余文人也多爱“双鱼”。刘克庄《沁园春·寄竹溪》有“我今有双鱼烦寄将”，范成大《南柯子》有“缄素双鱼远，题红片叶秋”，贺铸《望扬州》有“殷勤裁尺素，奈双鱼、难渡瓜洲”，袁去华《东城引》有“归期望断，双鱼尺素”，邓肃《南歌子》有“比翼曾同梦，双鱼隔异乡”，刘一止《西河》有“双鱼尺素难委”等。南宋诗词创作对“选诗”语典的借用之多，此处不一一列举。
改易语词的情况。《文选》中郭璞《游仙诗七首》其三有“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一句，南宋诗词中多有对“右拍洪崖肩”的改动，如辛弃疾《满江红·游南岩和范廓之韵》“笑拍洪崖，问千丈、翠岩谁削”，刘辰翁《水调歌头·谢和溪园来寿》“洪崖何自过我，便作授经图”，吕谓老《鼓笛慢》“拍肩笑别洪崖，共看紫海还清浅”，朱敦儒《聒龙谣》“肩拍洪崖，手携子晋，梦里暂辞尘宇”，张辑《满江红》“把洪崖肩拍，挹浮丘袂”，袁去华《水调歌头》“回首洪崖西畔，随分生涯可老，卒岁不知愁”。
减损语词的情况。辛弃疾《临江仙·和信守王道夫韵》：“莫教弦管便生衣。引壶觞自酌，须富贵何时。”其中袭用了陶渊明《归去来》的“引壶觞以自酌”，为合乎词格而省去了“以”字。另有《忆王孙·秋江送别集古句》：“登山临水送将归，悲莫悲兮生别离。不用登临怨落晖。”袭用了《楚辞·九辩》中的“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同样为合乎词格省去了语气词“兮”字，又成句袭用了《楚辞·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另《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长恨复长恨）有“秋菊更餐英”一句，化用《离骚》之“夕餐秋菊之落英”，减少语词，以合乎词格，但意境犹在。
第三，化用“选诗”句意。刘须溪《宝鼎现·春月》（红妆春骑）用“帘影冻，散红光成绮”描述所见，而此是袭用《文选》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是正用“选诗”句意。陆游《涧松》：“涧松郁郁何劳叹，却是人间奈兴废”，则是反用左思《咏史诗·郁郁涧底松》“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诗意。左思所表达的是借涧底的松树隐喻德才高而官位卑的人，为当时社会的人才鸣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形象鲜明，表现含蓄。而陆放翁是以“涧松”自赞，不沉溺物欲，以保持自身的高贵。
南宋文人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十分乐意去学习前人的创作方法，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因此，在科考制度和江西诗派、四灵诗派创作理论和经验的双重影响之下，南宋文人颇为重视《文选》，对“选诗”保留着极大的热情，其程度比之北宋更甚。《文选》诗深刻影响着南宋文人的诗词创作。
作 者：周翡，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1.苏教版选修教材《唐诗宋词》选读
江苏语文教材的改革，特别是选修教材，让高中的语文课堂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打开《唐诗宋词》，就会发现这是一座流光溢彩的殿堂。在这里，我们能够体会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不羁精神;感受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仁者光辉;倾听“大江东去”的豪迈高歌;聆听“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浅斟低唱……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折射出传统文化中唐诗丰盛热烈的光彩;小桥流水，杏花春雨，透露出历史长河中宋词沁人心脾的韵味。因此在高中语文课堂中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中唐诗宋词的选读教学，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充实，让我们的修养更加完美。
2.苏教版选修教材《唐宋家》选读
学生已经在初中学过一些文言文，但是数量毕竟有限，而唐宋家的散文以32篇经典代表作带给学生一场传统文化的饕餮大餐。唐宋家散文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产物，开辟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新传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通过高中语文选修课程的开设，系统对高中学生进行文学修养的提升，能够让学生在文言文的阅读能力方面受益匪。而唐宋家散文的作者他们不仅是文学家，而且还是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是文学、思想、文化的综合体，承载着中国文化的传统。通过系统学习，为高中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且对高中生传统文化渗透方面能起到一种终生受益的作用。
3.苏教版选修教材《史记》选读
在我国灿烂的传统文化长河中，“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是由一位两千一百多年前出生于黄河龙门的“倜傥非常之人”写的，是父子两代人用生命和热血铸成的诗篇;她记述了华夏传统文化五千年历史的五分之三;她使一个古老的民族从此有了自己的“家谱”;她用传神的笔墨写活了一个个历史人物;她以取之不尽的历史文化源泉，滋养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沃野旷畴。作为高中学生，通过语文课堂的系统学习，我们在这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视野广阔、见识超群的百科全书中，体会到了蕴涵着深邃的哲理、民族的精神。学习中，学生可以感受到一个博大心灵跳动的节律，瞻仰到一位中国古代良史的楷模。通过《史记》的选修高中语文课堂的学习，无疑给高中学生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给他们终身的人生观，世界观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从而起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作用。
4.苏教版选修教材《论孟》选读
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加深，特别是1840年以后，古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在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文明的同时，传统文化面临着时代的扬弃和科学的剖析。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学术，受到了最为剧烈的冲击，但是作为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的孔子、孟子却是永恒的。圣贤的思想遗产已不仅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整个人类。高三开设的这门选修课程，让即将走上社会的学生，在修身养性提高品德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我们在高中课堂上和学生一起研读时，我们以科学的精神，带着时代的思考不断地重温孔子与孟子的思想，在一节节课堂中去发现孔子在修身、养性、治学、治国及对自然的态度等方面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和充满魅力的人格，依旧是那么隽永、优美;论孟中传统文化犹如甘泉一般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给予我们智慧和启迪，发人深省，甚至历久弥新。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髓，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我们的文化之根，作为华夏儿女，理应继承和发展，而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课堂教学。因此我们作为高中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该担负起历史的使命和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在我们的选修课堂教学渗透传统文化的教育，让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经久不衰，让这盏智慧之灯为学生指明方向，磨练学生的心智，培养高尚的情操。高中语文课堂对学生传统文化的渗透，让即将走上社会的高中学生既学到文化，又学会做人，又能让我们的高中语文课堂的教学之舟在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海洋吮吸鲜活的时代气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扬帆远航！
天津财经大学中文系崔际银教授新著《文化构建与宋代文士及文学》，正是着眼于宋代文士与文学的特殊历史际遇，深入探讨了文士、文学与文化精神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以笔者之见，本书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视角新颖。该著的基本思路是：以宋代社会文人士子为主要对象，以文学作品为文本载体，以相关社会文化表征为重点标识，充分展示宋代文士在“重文”的时代氛围中，参与建构文化体制、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状况。这种将文士、文学与文化密切关联、超越文学达至文化的定位，为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二是颇具新见。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是学术研究的要义所在，本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例如：一般论者对宋朝采用的对外妥协政策，大多持否定态度。本书认为，就宋朝综合国力（政治、军事、经济等）而言，采用妥协退让不失为明智的选择，比之一味使用强硬手段（战争），其整体效果为优。又如：在论述宋代文体创新时，作者在“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基础上，又提出“以赋为文”的见解。再如：“重文抑武”是宋朝的基本国策，作者认为，宋朝统治者既“抑武”又“抑文”。“抑武”的方式是“以文制武”（文人抑制武人），“抑文”的方式是“以文制文”（通过区分君子与小人、“党争”实施），从而达到了“安内”之目的。此外，将宋代学术特征概括为“轻章句而重义理”、“主儒学而融百家”、“遵规矩而倡活法”、“师传统而求创新”，也是极具新意的观点。书中诸如此类的见解还有不少，这对相关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三是征引信实。当今论述文化的著述，数量不在少数，其中多有玄虚空泛、华而不实之作。以至在很多人心目中，“文化”就是“虚化”的代名词。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本书一方面明确区分精神、制度、物质等文化类别，具体列举了宋代文士做出的相应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引用文史哲等学科领域的原始材料，强化事件的真实性与结论的可靠性与说服力。这些，通过书中分别论述宋代儒学（道学）建设、社会改革（变法）、文学运动，以及征引《宋史》、《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文献资料的丰富多样，便可得知。通过这些工作，本著在很大程度上使文化得到了“落实”，其效果是良好的。
四是逻辑严密。本书关涉学科门类较多，其中既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等文化门类的横向联系，又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作者将宋代社会文化状况、文士思想及其人生定位、文学创作三者有机地排序、整合在一起，使宋代文士的文化贡献得到较为全面的展现。除了在内容方面尽力做到融会贯通之外，本书的标题设置也颇具匠心。全书自“章”以下，列出了总数达二百余个、分为四个层级（章、节）标题，并且每一个标题都有名称。细密的标题设置，表现出作者对论题的理解程度与掌控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全书的逻辑关系，同时也为读者的阅读理解提供了便利。
【关键词】柳永；柳词；传播；歌唱；别集；选本
柳永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他善于填词而且精通音乐，工于音律，走歌妓乐工合作的道路，在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他不仅留下了213首词作，并在两宋近1500位词人中创作数量排名第15位〔1〕。他的词在当时和后代都广泛流传：从教坊妓院到市井巷陌，从井水之处到宫廷禁中，从中原地域到边疆境外，都能听到柳词不绝于耳的传唱，影响极为深远。柳永词的词史地位虽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实际上其词在后代人那里又被不断的学习和模仿。本文拟从歌妓的歌唱传播和柳永词集的编刻及历代选本选录柳词情况的考察，试分析探讨柳永词的艺术成就和词史地位。
一、宋代歌妓的演唱传播
从晚唐五代以来，词的主要功能是在宴乐场合供给伶工歌女歌唱。五代词的两个创作中心，分别在西蜀和南唐的宫廷，就是由于这种文体最适合于追求享乐的小朝廷君臣的缘故。〔2〕入宋以后，城市经济的繁荣更加有利于词的发展。宋开国后逐渐在都市中取消了“坊”和“市”的界限，不禁夜市，为商业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便利，《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都对当时的汴京、临安城中商旅云集，百业兴盛及朝歌暮舞，弦管填溢的繁华情景有过生动详细的记载。由于经济的繁荣，各种娱乐场所和设施更加完备，歌楼妓院也随处可见，散落于青楼妓馆的市井歌妓更是数不胜数。宋初政府采取崇文抑武，优渥文士的政策，优待政府官员，鼓励王孙、官员多置歌儿，尽情享乐，许多士大夫官员蓄家妓，朝廷及地方州府也有官妓。宋代重要的商业都市中，凡歌楼、酒馆、平康巷陌和瓦肆都是私妓聚集和活动的地方。其中的东京（开封）和南宋的临安（汴京）更是如此。东京城内的妓馆遍地都是。《东京梦华录》卷二的“酒楼”条对此有过这样的记载：
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淡数百，聚于主廊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伴随都市的繁华，娱乐场所的兴盛而衍生的私妓多居于酒店、歌楼、瓦肆，她们散落在民间，不像家妓和官妓那样有较优厚的待遇，她们主要靠自己的声色技艺挣钱维持生活，因而逐利营生是她们的主要目的。活跃于市井民间寄身于歌楼舞榭的歌妓们为了更好地生存，除了要有美丽的容貌和高超的技艺外，还要有好的歌词来供她们歌唱，这就需要有一个既懂音乐又擅作词的词作家为她们作词，柳永常混迹于其中又写得一手好词，自然是她们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柳永的作品中也提到过创作新词和歌妓索要新词的事，如《玉蝴蝶》（误入平康小巷）“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尾犯》“甚时向，幽闺深处，按新词，流霞更酌。”《西江月》“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私妓的行动要比那些家妓和官妓自由的多，她们能歌善舞，技艺不凡，经常出入一些公共场合，她们的活动也使“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弄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东京梦华录序》）因而也就成了宋代大众艺术活动的一部分，尤其是当一些文人士大夫流连这些酒店茶坊的时候，这些歌妓的活动也就具有了一层文化意义，她们既为文人士大夫的词曲创作提供素材，也为词曲的传播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宋代文人与歌妓的交往比较密切，歌妓是宋词繁荣和传播的一个重要媒介。今人杨海明在《唐宋词美学》中说：“词在小舞台（酒宴歌席）上的伴着歌妓的‘出场''''，实即枕奠着一个更大范围的社会舞台，且又挟带着前所未见的歌围舞阵的浩大声势。”〔3〕歌妓唱词沟通着下层社会与上层贵族的生活。柳永善自创新调，这有赖于他的音乐天分，在他之前的词人们没有哪一个像他那样精于音乐。根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记载，柳永212首词用调135种，张先165首词95调，宴殊139首词38调，欧阳修212首词52调，苏轼351首词76调，〔4〕在用调方面，唐宋词人无出其右。柳词往往呈现出一调多体的特点，为歌妓的演唱提供了宽松的艺术空间，拓展了柳词的传播范围。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载：柳永“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可见柳永是以他的音乐才能和歌词艺术赢得歌妓们的喜爱的。柳永词又多以艳歌柔曲为主，适于歌妓的演唱。他一生矢志不平，沉沦下僚，他与歌妓的密切交往，除了音乐与文学上的关联外，更多了一层生世遭遇与情感孤独的相互沟通。柳永的词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产生，歌妓往往是其第一读者，其词的传播也首先开始于歌妓们的演唱。
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耆卿与孙何为布衣交。孙知杭州，门禁甚严，耆卿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谒名妓楚楚曰：‘欲见孙相，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借朱唇歌于孙相之前。若谁为此词，但说柳七。''''中秋府会，楚楚婉转歌之，孙即日迎耆卿欲坐。”关于此事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有这样的记载：“孙何帅钱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词赠之曰……此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虽有些夸张，但确说明柳词传播之广。罗烨《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载：“耆卿一日经丰乐楼前……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日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资君所需。妾之卧房，困君磬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一填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置酒，具花笺，供笔毕。……”“柳陌花衢，歌姬舞妓，凡吟咏歌唱，莫不以柳七官人为美谈”，此著所记虽多属传闻，但确实反映了书会才人与民间私妓的交往。
史书和词话中有柳永与歌妓交往的记载，他的词作中也多涉及“画堂歌馆”、“笑筵歌席”、“尊前月下”一类环境的描写以及“瑶卿”、“秀香”、“英英”一类的人物形象，表明柳永有过很多流连歌楼妓馆的生活体验，以及她与歌妓的密切交往。宋杨湜《古今词话》载：“柳永尝在江淮倦一官妓，临别，以杜门为期。既来京师日久未还，妓有异图，耆卿闻之怏怏。会朱儒林往江淮，柳因作《击梧桐》以寄之曰：香靥深深，孜孜媚媚……。”“妓得此词”后，“遂终身从耆卿焉”。他的作品多次提及之事，如《木兰花慢》（古繁华茂院）“赢得兰堂酝酒，画船携妓欢游。”《玉蝴蝶》“雅俗熙熙，下车成宴尽春台。好雍容、东山，堪笑傲、北海尊垒。”《笛家弄》（花发西园）“是处王孙，几多游妓，往往携纤手。”《小镇西犯》（水乡初禁烟火）“野桥新市里，花浓妓好。引游人、竞来喧笑。”把柳永与歌妓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则是柳永在创制新声和填写新词方面的杰出才能。柳永有着文学与音乐的双重才能，因而其词作品的流行不仅有文学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它插上了音乐的翅膀，配以市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词乐舞结合的形式，使市民大众在鲜活的歌舞表演中愉快地接受。
在柳永的“约212首词作品中情词有149首，占全部词作的70%”〔5〕，大部分是他与歌妓们来往、恋爱的记录，有些还写了歌妓的名字，如秀香、英英、瑶卿、心娘、虫娘、酥娘、佳娘等才艺貌俱佳的美妓。这些歌妓多有“莺舌珠喉”、“杏脸花貌”、“明眸娇波”、“柳腰莲步”、“巧笑媚靥”、“歌扇舞群”的色貌，为柳永词歌舞乐结合的传播形式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宋元以来的笔记、话本、杂剧、小说也多记载柳永与歌妓的交往情事。如话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众名姬春风吊柳七》、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风流冢》、《变柳七》等。《众名姬春风吊柳七》记载：“宰相吕夷简六十诞辰，差堂吏传命正在徐东东家积翠楼戏耍的柳永填写新歌上寿，柳即写下了《千秋岁》……”此虽系小说家言，但原诸史实，或不为妄谈，在这些本事或故事的背后，应该有着柳永与歌妓交往的某些事实存在。这些杂史笔记的记载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歌妓对柳永词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柳永词的传播呈现出这样一种范式：歌词歌妓听众。这是一个动态的传播范式，词走向广大的听众，歌妓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媒介作用。歌妓的演唱使柳永词达到了与诗、歌、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境界。燕南芝庵在《唱论》“凡唱所忌”一条中说：“男不唱艳词，女不唱雄曲”，柳永词多是柔艳之曲，正适合于“十七八的女孩儿”演唱。其词倚靠着声色俱佳的歌妓的歌唱而鲜活生动地流行于当时，歌妓对柳永词的演唱，使得柳永词以一种文学、音乐与歌舞的艺术整合方式，即歌词＋音乐＋美女＋舞蹈的鲜活形式进行着动态的传播，在歌楼舞榭、勾栏瓦肆、街区小巷、尊前月下等休闲娱乐的场所和环境中，极大地扩大和丰富了柳永词的传播范围。歌妓集欣赏者与传播者于一体，以缓歌慢舞的方式活化了柳永词的存在形式，使观赏者能以一种立体的艺术方式进行审美接受。
柳词因歌妓的传唱而流行久远，许多歌妓因能唱得柳永词而身价倍增。《醉翁谈录》丙集卷二中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洪迈《夷坚乙志》卷十九载：“唐州倡马望儿者，以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柳永词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一样充溢于各个角落，甚至传至异邦。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载：“范文正公谪睦州，过严陵祠下。会吴俗岁祀，里巫祀神，但歌（柳永）《满江红》，有‘桐江好，烟漠漠，波似染，山如削，绕严陵滩畔，鹭飞鱼跃。''''”柳词不但流行于歌筵舞榭，勾栏瓦肆，还流行于民间社祀。清黄氏《蓼园词评·评过涧歇》载：“耆卿好为词曲，未第时，已传播四方，西夏归朝官且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其重于时如此。”
歌妓的演唱还出现在富户宴席、官府公筵、或朝廷御宴，柳永词便借歌妓之口自然地传入了宫廷禁中，上层社会如皇帝、文臣也喜读柳词。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后山诗话》云“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张耒《明道杂志》载：“韩少师持国，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
柳永死后，歌妓对其词依然传唱不衰。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载：“王彦昭‘好令人歌柳三变乐府新声''''又尝作乐语……皆柳词中语。”黄裳晚年，身逢北宋灭亡前后的衰世、乱世，约作于此时的《书<乐章集>后》说：“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佑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无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柳永词通过歌妓的歌唱传入市井民间，使柳永词拥有了更广泛的接受群体，如王灼《碧鸡漫志》虽讥评柳词“浅近卑俗”“声态可憎”，但所言“世多爱赏该洽”“不知书者尤喜道之”。徐度《却扫编》卷下云：“流俗之人尤喜道之”。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好词选》中云：“多近俚俗，故市井之人悦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言柳永词：“虽颇以俗为病，然好之者终不绝也”。刘克庄说：“相君未识陈三面，儿女多知柳三变。”可见柳词传播的几乎家喻户晓。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十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每春月上冢，谓之‘吊柳七''''。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四载：耆卿风流俊迈，闻于一时。既死，葬于枣阳县花山。远近之人，每遇清明日，多载酒肴于耆顷墓侧，谓之‘吊柳会''''。两说中关于柳永的葬地问题虽不一致，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人们对柳永及其词作依然念念不忘。
二、《乐章集》的编刻传播
词是音乐文学，它既具有文学的特征，又有音乐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词的传播不仅可以通过歌妓们“传之歌喉，播之管弦”进行动态的传播，也同样可以像诗文那样以刻本和抄本为媒介进行静态传播。到了宋代，由于印刷业发达，各地官府、书院都刻印书籍，民间刊刻的坊本尤多。因而出现了许多词籍版本。北宋已有总集、别集之刻，如《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等，但多数词集刻于南宋。它们之中，无论是总集还是别集，都为词的流传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柳词是当行本色的音乐文学，歌唱传播是它流行久远的重要途径，因此柳词借助于歌妓的歌唱传播风行于一时，《乐章集》在不同朝代的大量编刻是柳词以文本的形式广泛传播的另一种方式。
别集的编辑既是衡量一个作家创作成就的指标之一，也是在传媒手段不够发达的的时代作家作品得以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柳永不仅有自己词专集的编辑刻印，而且在历代有多种版本流行和传世。王兆鹏在《唐宋词史论》一书的《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一章中统计，柳永以现存14种词集版本的数量而名列两宋词集版本排行榜的第14位。
《乐章集》的编刻始于宋代，但宋代是一个尚雅的时代，尤其南宋，所以《乐章集》在宋代刊刻不多，宋史不为柳永其人立传，也不收录其《乐章集》，可能是因为其词不符合编撰者雅的审美要求。据笔者考查，宋代柳永词集大约有以下几种：
表1宋代柳永词集版本一览表
名称所据文献备注
《乐章集》九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四库全书本
丛书集成初编
《柳公乐章》五本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注曰：今世行本俱不全，此宋版特全，故可宝也。
《柳三变乐章集》一卷《百家词》本嘉定长沙刘氏书坊刊行〔6〕
表1共列三种宋代编刻的柳永词集版本，虽有的已经散失不传，但大部分还能见诸宋代文献著录，应该是可信的。这几个版本都没有记录具体的柳词内容，因而，还不能确定存词数量。需要说明的是，《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载《乐章集》九卷，而《四库全书总目·乐章集提要》却有这样一段阐述：“载《乐章集》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宋柳永撰，永初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人……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乐章集》三卷，今止一卷，盖毛晋刊本所合并，宋人之始于今者唯此集最为残缺……”两者矛盾，笔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有误，因为《四库全书》本身和《丛书集成初编》所载的《直斋书录解题》，俱载《乐章集》九卷。
柳永作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词作家，其词在宋代的编刻，远远不止表中所列三种。宋代民间刻书尤多，柳永词集在民间书坊编刻应该也很多，可能因为宋人尚雅，柳永本人又被鄙之“有才无行”，又加上南宋民族危机深重，所以，柳永词集被完整保存下来的很少。
柳永词集在元、明、清各代皆有多种版本在继续传播。据笔者的统计，元、明、清各代及近代编刻流行的可确考的柳永词集较多。现列表如下：
表2所列元、明、清至近代今代各种柳永词集版本共9种，从录词数量上看有190余首和200余首两个系统，从词集名称上看都是以“乐章”命名，显示了柳词的音乐特色。200余首的版本皆是在190余首的基础上逐渐增添的。表2所列版本大致以毛晋本最为可靠，因“柳词宋本今已不经见，此本为较早”。所以明清以来的柳永词集大多是在毛晋本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或增删，或校跋，或补遗，或考订，尤其是在辑佚、考证、校勘等方面成果最为突出，不仅使柳永的词作数量逐渐增多、作品的真实性大大加强，而且这些经过整理的柳永词集的编刻和出版，为柳永词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使柳词的创作成就得到了更为整体而完备的呈现。
清代至今的版本也有着后先的承继关系。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本，收《乐章集》一卷，重刻时附缪荃孙校记一卷，曹远忠校记一卷，逸词一卷（收词十首），该本以毛本为底本，校记依宋本分上中下三卷，并于校记前列宋本目录，缪、曹二人参校诸书，今已不经见，所以，此书校记非常珍贵，为后来的彊村丛书本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彊村丛书》本，以毛斧季含经堂宋本及周氏、孙氏两钞本校《乐章集》三卷，以劳巽师卿传钞本为底本，以清常道人赵元度校焦弱侯本，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本及缪、曹二校参校，收词206首，后附朱氏校记及跋，为较为完善之版本。晚出的《全宋词》本《乐章集》依朱祖谋本，收词213首。《乐章集校注》也以朱本为底本，收词216首，可见它们之间一脉相承的承继关系，这种后先继承，使柳词的数量和真实性都大大增强。柳词宋本今已不经见，今易经见者主要有毛本、吴本、朱本和《全宋词》本四种。吴本列宋本目录于前，今人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在凡例中列宋本目录于书之尾，宋本分上中下三卷，并有钞本续添曲子一卷。收词201首。《续修四库全书》本和彊村丛书本俱作《乐章集》三卷，续添曲子一卷，，《乐章集》宋本无传，现今存世的还是以此本校为完善。
柳词版本，还远远不止表中所列这些。明清两代《乐章集》的编刻非常盛行。如明代《文渊阁书目》、《秘阁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绿竹堂书目》俱载《柳公乐章》，与《赵定宇书目》、《四明天一阁书目》著录的《柳屯田乐章》均作一本，但无卷数，故未祥何本。明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明紫芝漫抄《宋元名家词》本，清《也是园书目》，作《乐章集》三卷。明抄《宋二十家词》本，明东壁楼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清宣统元年（1909）吴氏双照楼抄本（藏国家图书馆），作《柳屯田乐章集》三卷。知圣道斋原藏明抄《南词》本，作《屯田乐章词》三卷（今存日本），艺风堂藏罗榘校梅禺金藏本作《柳屯田乐府》三卷，《孝慈堂书目》，明赵琦美校跋明抄本（藏国家图书馆），清筠轩女史过录赵琦美校跋清抄本（藏上海图书馆），作《乐章集》三卷，鉴止水斋藏抄本明抄本《宋六十家词》作《乐章词》二卷（藏南京图书馆）。清同治十一年（1872）唐仁寿校抄张文虎校订本（藏国家图书馆），《佳趣堂书目》等俱作《乐章集》一卷。《带经堂书目》著录本为赵清常手校《柳耆卿词》一卷。〔8〕从这些私人所藏书目和不同朝代的柳词版本来看，柳词的传播非常广泛，尤其是明清两代。柳词版本系统在明代较为复杂，明代是词学中衰的时期，翻刻、增补与评点唐宋词的总集、选集，却愈益风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经济发展迅速，笙歌享乐思想又重新抬头，柳永词的绮艳香泽之态得到了世人的重视，因此柳词在明代较为盛行。
三、历代选本的编选传播
萧鹏在《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的“绪论”中说：“词选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南宋以前，它主要作为唱本为社会所消费。南宋以后，逐渐转为读本被社会消费。……词选是一种特殊的舆论形式，在保存历史的同时，它还执行淘汰的任务。词选适应某种时代审美潮流和社会需要而产生，操选政者事实上扮演了社会舆论化身的角色。……词选还是一种创作。任何词选都或多或少带有编选者的主观成分，具有自己的个性。”〔9〕这段关于词选的论说，说明了词集选本对于反映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和作家作品传播情况有一定的作用和意义。柳永其人及其词尽管在历代遭到不同程度的非议，但历代的词集选本选录其词依然较多，这些词集选本其实都默默地承认柳词在词史上有着不可抹杀的地位。
今存的宋词版本中，除《绝妙好词》主要选录南宋中后期词作，其他几种词选都选录了柳永的词作。现列表如下：
《梅苑》专收唐宋以来咏梅词凡400余首，其中收柳永词共2首，即《江梅引》（年年江上见寒梅）、《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这两首词只有《瑞鹧鸪》（天将奇艳与寒梅）可确考为柳永的词，《江梅引》（年年江上见寒梅）在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和《全宋词·柳永词》所列的存目词均为《江城引》（年年江上探寒梅），出处均来自《梅苑》卷一或全芳备祖卷一“梅花门”。在《唐宋诸贤绝妙好词》中署名为王观的词，可能因为柳永词散失较多，古人也无法确考。《梅苑序》称：“诗人之意，托物取兴，屈原制骚盛列芳草，今之所记，盖同一揆。”将咏梅词同屈原咏芳草并举，表明了词选家的高雅倾向，这与北宋后期尚雅的社会审美风气有关。不管《梅苑》中所载几首署名为柳永的词是否完全确实，但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作者对柳永的选择和重视。《阳春白雪》和《乐府雅词》等明确表明“雅”的倾向的词集一样，从名称上和“下里巴人”划清了界线，《阳春白雪》共收录柳永词2首，即《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和《望海潮》（东南形胜）。宋赵令畴《侯鯖录》载：东坡云：“世言柳耆卿词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高度赞赏柳词雅之处。《望海潮》一词，曲尽形容地描写了杭州的繁华美景，曾引起金主完颜亮的投鞭渡江之志。尽管与其他词作家相比《阳春白雪》收录柳词较少，但也说明赵闻礼在选词的时候并未完全否定柳词雅的一面。《花庵词选》共录唐宋词人223家凡1285首之多，人均入选5.7首，其中选录柳永词11首，达人均入选篇数的近两倍。通过考察以上这些以“雅词”相标榜的宋代文人词选选录柳永词的情况，可以看出，柳永的词虽被许多人讥讽为“卑俗”，但也有很多词写的很雅，符合“雅正”之旨而受到尚雅的宋人的青睐，同时这几部宋代词选对推动柳永词在宋代社会尤其是文人阶层中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明洪武遵正堂刻本，题“何士信”编选的《草堂诗余》，原本是出自南宋坊间的一部通选唐宋词而以宋词为主的选本，大致是一部以应歌为主而带有普及性的选本，因而在南宋以来极为流行，后经文人多次修订或改编，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草堂”版本系列。该集选录柳永词18首。
元、明以来，词一直处于衰落阶段，但对唐宋词的词集的编刻、增补、笺注却很兴盛。尤其是明代，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迅速，市民阶层的壮大，市民读者群的膨胀，也不可避免地使文学创作商品化，一些书肆为牟利而大量刊行文艺作品，甚至一些商人也参与创作。这自然使得文学传播的速度和幅度大大加快和扩大，使词在不以歌唱为主的时代能以书面的形式继续传播。明代书坊商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大量编辑和刻印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词集选本，而成书于宋代坊间以通俗普及而著称的《草堂诗余》也就格外流行。明末著名的藏书家兼“出版商”毛晋在《草堂诗余跋》中曾这样感叹：“宋元词间林选几屈百指，唯《草堂》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身鱼睨，不知何以动人一至此也！”在明代各种《草堂诗余》选本迅速兴起，对《草堂诗余》的刊刻、类编、增修、续选、笺注等活动也异常活跃。柳永的词在这股“草堂热”中得以广泛传播。现选取明代《草堂诗余》几种主要版本及其他词选加以考察，列表如下：
明代初年，朱元璋采取压抑俗文学发展的政策，但最高统治阶级也有享乐的思想，朱元璋本人就喜欢听平话，也鼓励藩王子孙们寄情于歌舞享乐之中，柳词之俗自然得到明人的喜好。以上表中所列共有6个版本的《草堂诗余》，除《类选笺注续选草堂诗余》选柳永词2首外，其余5种版本选柳永词均在15首以上，所选大多是一些表现相思、哀愁、离别等内容的词作。如《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尾犯》（夜雨滴空街）、《雨霖铃》（寒蝉凄切）等，或是一些描绘都市繁华美景的词作，如《望海潮》（东南形胜）、《醉蓬莱》（渐亭槔叶下）等。《花草粹编》搜采繁复，大致以《花间》、《草堂》为主，体例亦仿《草堂诗余》，以小令、中调、长调分卷，共选词多达三千二百首，八百多调，是明人选唐宋词数量最多的一部词总集，它选录柳永词多达155首，是现存柳词的三分之二。如果说《草堂诗余》等选集没有太多重视选录柳词的话，那么，《花草粹编》则进一步扩大了选录柳词的范围，推选出一大批音律谐婉又通俗易懂的柳永词，为柳词在市井民间和一般文人阶层中普及和流行做出极大的贡献。所以柳永词在明代词体中衰的时代依然能以文本的形式得以继续传播。
经过元明两代的沉寂，词在明清易代之际摆脱柔靡，出现了中兴的气象。词人云集，高才辈出，仅顺、康两朝就逾二千家，词作五万余首，绽开了色彩各异的奇葩。词学研究也极为兴盛，词集的编刻与校勘，词谱的整理与研究，词学理论的探讨都很热闹。词家众多，词派纷呈，柳永作为宋代词坛上的大家，在清代自然得到词选家们的重视。但是由于清代词派众多复杂，理论纷呈，柳永词在清代通过选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也较复杂。下面试取清代主要词选，列表如下：
以上所列8种清代重要词选，涉及不同规模和类型，代表不同的选家和词派的词学思想，对柳永词的选录也不尽相同。词在明清鼎革之际，发生了转机，走出俚俗，归于雅正，成为彷徨苦闷中文人委婉曲折地表达心迹、抒写心曲的方式。柳永词在清代的传播虽有起伏，但大体稳定。除《历代诗余》选录柳词多达140首之外，其余几种词选大都选录较少。朱彝尊是清代浙西词派的开拓者，他推尊词体，崇尚雅正，宗法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圭臬。虽然这样，他在步入清朝盛世的时候，又提出词的功能“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所以在他编选的《词综》里，在大量选录姜夔词23首、张炎词49首、周邦彦词37首的同时，也选录柳永词21首，所选的21首词如《斗百花》（煦色韶光明媚）、《女冠子》（断烟残雨）、《雨霖林》（寒蝉凄切）等词作虽不完全符合正统雅正的思想，但文辞华美、内容朗丽、情真意浓，符合词选家“尊词”的主张。清代另一有影响的词派常州词派张惠言也尊词体，但选择精严，要词“与诗赋之流同类而讽诵”，提高词的地位，倡导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和“深美宏约”之致。因而柳永的词自然不符合张惠言选词的宗旨，《词选》中不选柳词。但是他的外孙董毅在《续词选》中关注了柳永，选录其词2首。即《雨霖铃》（寒蝉凄切）和《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近人陈匪石《声执》中说《续词选》“一守张惠言家法”，选录柳永，数首，“而仍非两家特色所在，则仍不能知。”批判了选词者未能真正了解柳永。周济《宋四家词选》推崇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和，在词选中除此四家外，也选录了柳永词10首，秦观词8首，贺铸词7首，并在序中说：“耆卿镕景入情，故淡远……”，评判确当。
从宋代到清代的选本情况看，历来词选家都注重选雅词。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审美要求的多样化，对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词选越多，对词作家的选词数量也就越多，尤其是对柳永这样以俗著称于世的作家的关注也就越多、越频繁，就是审美逐渐通俗化的过程。实际上，中国文学自中唐以来就由雅文学逐渐向俗文学转化，如由唐传奇到宋话本和被称为“恻艳小曲”的词的兴起，到元代的杂剧和散曲，明清时期的戏曲、白话小说的兴盛使传统的雅文学相形见绌。在整个由雅转俗的过程中，词正是以诗、文为主体的雅文学向以戏曲、小说为主体的俗文学过渡的桥梁，但词体的真正通俗化则是由柳永开启的。
如果说清代的词选还没有太正视柳永的话，那么，清代的词谱、词律则把柳永很多作品作为典范收录了。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柳永词对词的研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兹选取清代编著的几种主要词谱加以考察，列表如下：
表6中，除《白香词谱》和《碎金续谱》选录柳永词只有数首外，其他几种选录柳词各为18首、71首、114首和119首，选词之多让人惊叹。在清代词谱中，以万树编著的《词律》和王奕清编著的《御定词谱》最为流行和典范，两者选录柳词分别达114首和119首之多，不仅将明代以来的整理柳永词律词谱的工作推上最高峰，也为广大文人提供创作范本的同时传播着柳永的词。早在宋代就已经有朱雍的《塞孤》、《西平乐》、《笛家弄》诸调就注明“用耆卿韵”，是依照柳词为谱填写的。在明代，产生了专门的“词谱”供人依谱作词。词之歌谱在明代已经失传，文人作词只好依前代词人较为经典的范本，标定平仄四声、韵声韵脚等。词谱不仅为文人作词提供了方便，也对词文学的传播有一定的意义。明代大量著录柳永词的词谱，较为著名的有以下几种：《四库全书》载张綖《诗余图谱》6卷，谢天瑞又据之补遗6卷、《续修四库全书》载程明善《啸余谱》11卷。张綖《诗余图谱》，以白圈表平、黑圈表仄，半白半黑表可平可仄，图谱分列词调，是明清以来最早的一部词谱。该图谱收柳永词33首。表中所列词谱和《诗余图谱》、《啸余谱》等一样，它们的共同特点，即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钦定词谱》条所说：“皆取唐宋旧词，以调名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句法、字数；句法、字数相同者互校，以求其平仄；其句法、字数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又一体；其平仄有异同者，则据而注为可平可仄。自《啸余谱》以下，皆以此法推究得其崖略，定为科律而已。”明清人作词，就都依这种词谱填写了。今人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中说：“前夕填得《木兰花慢》一解，即守柳体短协下四字句法。因细绎《乐章集》中，多存北宋故谱，故繁音促拍，视他家作者有别。南渡后乐部放失，古典坠佚，太半虚谱无辞。白石补之，仅数阕尔。赖柳集传旧京遗音，亦倚声家所宜研讨者也。”
其中的《碎金词谱》编撰的非常精细，在柳永的每一首词下都注明《乐章集》所使用的宫调以及多少字始于柳永、哪些调始于柳永、哪些调以柳永词为正体等。如《荔枝香》（甚处寻芳赏翠）注：“正曲小工调，76字者始于柳耆卿”、《满江红》（暮雨初收长川静）注：“以柳耆卿词为正体”。《碎金词谱》中还注明了哪些词“从《乐章集》注”，一共有16首。可见柳永词对后世人们以谱填词的典范作用。据统计，《碎金词谱》中所据辑带有工尺谱字的唐、五代、宋以来的名家词87家180阕中，柳永一家所占比例1：87（人）/25：180（阕）。唐圭璋《词话丛编》收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载：“张光州《南湖诗余图谱》，于词学失传之日，创为谱系有筚路蓝缕之功。”虞山《诗选》云：“南湖少从王西楼游，刻意填词，必求合某宫某调，某调第几声，其声出入第几犯，抗坠圆美，必求合作，则此言似属溢论。大约南湖所载，俱系习见诸体，一按字数多寡韵脚平仄，而于音律之学，尚隔一尘。试观柳永《乐章集》中，有同一体而分大石歇指诸调，按之平仄，亦复无别。……”这些著名词谱在树立典范作用的同时，也在积极地传播柳词，使柳词在早已不能歌唱的时代继续传播着。
柳永词的创作成果较为丰硕，他对词体的发展和丰富做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的词史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其词的传播源远流长，传播方式也多种多样。本文通过对柳词歌唱传播和文本传播的考察，从一个新的角度试考察了柳永的词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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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兆鹏《唐宋词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引自莫砺锋、黄天骥《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见刘尊明《唐五代词的文化观照》第六章《唐五代词与宫廷文化》，第七章《唐五代词与城市文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排印本，第289-443页。
〔3〕杨海明《唐宋词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4〕曹志平《论柳永词的传播及其文化价值》，《华中师范大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4。
〔5〕参看赵谦《柳永歌妓词三题》，《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6〕吴熊和《唐宋词史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13-318页。
〔7〕部分参看王兆鹏、刘尊明《宋词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第609页。
〔8〕王兆鹏刘尊明《宋词大辞典》，凤凰出版社，2003年版，第6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