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翻译范文

马说翻译篇1

【关键词】功能目的论 翻译批评 《哈利・波特》

所谓目的准则，即翻译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的策略和结果。费米尔指出翻译是一种用于达到特别目的的复杂行为。翻译即传意，传意的对象不同，目的也就不同。因此费米尔认为翻译目的的最重要之一即为受众。译文读者分各种年龄段，有其自己的文化背景知识和对译文的理解与期待，因此译文是在目的语情景下为某种目的及受众目标而产生的语篇。同时，目的决定手段，不同的翻译目的所采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结果也不尽相同。因此译者需要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最合适的翻译策略，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文将从功能目的论的角度，对比分析《哈利・波特》系列台北皇冠出版社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两种中译版本的差异。

《哈利・波特》是英国女作家J・K・罗琳著作的魔幻文学小说，该系列总共七部，主要描写了小巫师哈利・波特在魔法学校霍格沃茨七年的学习和历险故事，集魔幻、悬疑、冒险于一身。

《哈利・波特》系列的中文版本有两种，一个是由苏农（第一部）、马爱新和马爱农姐妹俩翻译的简体中文版，一个是由彭倩文翻译的繁体中文版。虽然原文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版本的翻译却大为不同。经考察原作和译作与受众的关系得出其差异：台北皇冠出版社将其视为儿童文学小说来翻译，受众对象为儿童；小说，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视为经典文学小说，受众对象更为宽广。以下选取本系列的书名、人名两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

一、书名的翻译对比

书名是一本书的灵魂浓缩，高度反映了书的内容和主题。因此译名的预期功能首要就是信息功能，译者在翻译书名时应力求使译名忠实于原书名。

从表中列出的两个书名的版本可以看出：彭倩文翻译的书名主要是在概括故事的情节，马爱新等人则主要是提炼小说主题。

概括小说情节是指通过书名对故事内容进行高度凝练的总结，让人一看书名就能了解内容概况。彭倩文的翻译目标受众是儿童，儿童文学小说是按照孩子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心理特点创作的，所以她在翻译书名的时候采取了直译和补译的方法，直白地呈现出明了的故事梗概，信息量大，能让儿童在第一眼大概地了解小说会讲什么故事，感受其趣味，从而吸引儿童们进行阅读。马爱新等译者的翻译目标受众更倾向于成年人。马爱新等译者采取了直译的翻译策略，犹如琵琶半遮面地给予读者线索，同时又吸引读者到书中去探究到底作者围绕这个线索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二、人名的翻译对比

J・K・罗琳是兼具有想象力、创造力以及丰富知识的优秀女作家。她甚至可以被称之为语言学家，因为在《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中，罗琳运用了很多拉丁和法语词根去再造英文人名，简介地反映了任务的性格和品质，所以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成中文人名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罗琳使用的技巧和英文人名的深层含义。例如哈利・波特在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里面的死对头同学“Draco Malfoy”。他出身于古老的贵族家庭，并且厌恶非巫师家庭出生的巫师。“mal”是法语和西班牙语前缀，为邪恶的意思，“foy”则源自于“foi”是相信的意思。这两个词根组成了姓“Malfoy”，说明这个家族是终极黑巫师 “Voldemort”的忠实拥护者和追随者。因为语言上的差异，所以译者翻译这个名字时需要采用能反映人物性格特点的中文字词。台北皇冠出版社主要面向儿童，所以彭倩文在音译的基础上进行改译为“J哥・马份”。“J哥”直接显示了这个人物傲慢的性格，以及蔑视哈利・波特和他的朋友的态度。“马份”谐音“马粪”，笔者认为这是译者基于人物令人讨厌的性格而注入了些许的个人感彩，但是却能引起儿童的共鸣，从名字上就得到认同。但对于成年人来说，这种译名难免有点可笑和幼稚。因此马爱新等人直接将其音译成“德拉科・马尔福”，采用标准的中译英文名的用字，显得更加正式，但是却掩盖了原作者想通过人名就显示出人物性格的意图.

从以上两个版本的中译本中可以得出：不同的翻译目的和受众，直接决定了翻译手段和结果的差异。功能目的论为译者合理地运用翻译策略和技巧提供了理论指导，并且给予了译者一定的发挥空间，使其不局限于单纯的直译，同时也把译者的责任范围扩大，译者必须发挥预期的功能，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参考文献：

[1]J・K・罗琳.苏农，译.哈利波特与魔法石[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1997.

[2]J・K・罗琳.马爱新，译.哈利波特与密室[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1998.

[3]J・K・_琳.马爱新，马爱农，译.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2012.

[4]J・K・罗琳.马爱新，译.哈利波特与火焰杯[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2012.

[5]J・K・罗琳.马爱新，马爱农，译.哈利波特与凤凰社[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2012.

[6]J・K・罗琳.马爱新，马爱农，译.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2012.

[7]J・K・罗琳.马爱新，马爱农，译.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M].北京：人名文学出版社，2012.

[8]J・K・罗琳.彭倩文，译.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M].台北：皇冠出版社，2001.

[9]J・K・罗琳.彭倩文，译.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M].台北：皇冠出版社，2001.

[10]J・K・罗琳.彭倩文，译.哈利波特―阿兹卡班的逃犯[M].台北：皇冠出版社，2001.

[11]J・K・罗琳.彭倩文，译.哈利波特―火的考验[M].台北：皇冠出版社，2001.

[12]J・K・罗琳.彭倩文，译.哈利波特―凤凰会的密令[M].台北：皇冠出版社，2001.

[13]J・K・罗琳.彭倩文，译.哈利波特―混血王子的背叛[M].台北：皇冠出版社，2001.

[14]J・K・罗琳.彭倩文，译.哈利波也―死神的圣物[M].台北：皇冠出版社，2001.

[15]张南峰.中西医学批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0-133.

[16]蒋樟健.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D].广西大学，2012.

马说翻译篇2

面对日俄战争出乎意料的战局，清政府进一步坚定了“以日为师”的决心。自1882年驻日使馆东文学堂创设之日起，止于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之始，中国实施日语译才培养之计已历经二十余载。在此期间，教育机构的创设、留日制度的建立及相关政策的扶持促使晚清日语翻译人才培养机制快速形成[I51。在1906年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达到峰值的同时，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也呈现出不断攀升的强劲态势，此后中国翻译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期，正如欧阳健在《晚清小说简史》中称:“小说创作的自由局面，小说观念的彻底更新，小说题材的广为开拓，都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没有的。笔者之所以把1907年作为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的发端，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文学译作数量的骤增;二是文学译作题材与体裁的扩充。是时，中国译入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再创新高。据日本学者蹲本照雄统计，1907年中国出版的翻译小说，仅单行本的数量就多达172部左右，远远超出了1906年出版的数量,要而言之，如此繁盛局面的开创，与该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广智书局等出版社的竞相逐利不无关系。截至1906年，仅上海成立的新式出版机构就已达22家，它们以新颖的选题与精审的翻译抢夺阅读市场，成为该阶段翻译文学出版的主力军。此外，继发展期创办《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杂志之后，该阶段又增创了《小说林》《中外小说林》《小说时报》等小说杂志，它们不但为日后翻译小说的兴盛奠定了坚实基础，更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小说翻译方面，该阶段俄罗斯文学翻译蔚为风尚，不少外语译才通过转译的形式译入大量俄罗斯名著，例如，吴祷通过日文转译了莱蒙托夫的《银钮碑》、契诃夫的《黑衣教士》、高尔基的《忧患余生》，马君武通过日文转译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包天笑通过日文转译了契诃夫的中篇小说《六号室》，陈家麟、陈大橙通过英文转译了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陈瑕通过英文转译了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春潮》与《初恋》等。此外，英法文学翻译方兴未艾，如林纤与魏易合作翻译了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块肉余生述》等五部长篇小说、伍光建翻译了法国作家大仲马的长篇小说《侠隐记》和《法宫秘史》、包天笑转译法国作家雨果的中篇小说《铁窗红泪记》等。在诗歌翻译方面，苏曼殊翻译了《拜伦诗选》《潮音》，胡适翻译了英国诗人艾弗莱德·丁尼生的《六百男儿行》、托马斯·胡德的《缝衣歌》、美国诗人亨利·朗费罗的《晨风篇》，刘半农翻译了泰戈尔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陆志韦翻译了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和丁尼生的诗歌，马君武、高君平翻译了法国雨果的诗歌，鲁迅翻译了德国诗人海涅的诗歌，周作人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等，这些都是19世纪世界著名诗人的名篇。    

除愈渐丰实的翻译小说与翻译诗歌外，中国第一部翻译戏剧也于1907年登场，即以曾孝谷、李叔同等为代表的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6-1915 )在东京上演了改编自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代表作《茶花女》的话剧，它不仅成为中国话剧发端的标志，也成为中国近代戏剧翻译滥筋的基石。在林纤译入这部作品之初，就受到了中国学界的极大关注，不少文人墨客对此赞许有加，辅仁大学创始人英敛之阅后直抒:“灯下阅《茶花女》事，有催魂撼魄之情，不意西籍有如此细腻者。”继春柳社之后，王钟声在上海创办国内第一个话剧团体—春阳社(1907-1911)，并上演改编自林纤、魏易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1910年新剧活动家任天知发起了中国第一个职业剧团—进化团(1910-1912)，上演了由日本新派剧《血之泪》改译的《血蓑衣》。另外，该时期的翻译戏剧作品还有留法学生李石曾翻译的波兰话剧《夜未央》与法国话剧《鸣不平》、包天笑编译的《女律师》与合译的《牺牲》、陈景韩翻译的历史悲剧《祖国》、陈瑕翻译的《弗罗连斯》与《傀儡家庭》，以及陆镜若改译的《社会钟》和《猛回头》等。    

纵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繁盛期，大批日语译才的疾步登场，促使中国译坛出现欣欣向荣的盛况。他们通过日文翻译或转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不仅题材涉猎广泛，而且体裁趋于完备。他们在翻译方法与翻译文体上大胆创新，使该阶段翻译文学取得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突破。加之西语译才队伍的不断壮大，该阶段翻译文学的发展势如千帆竞发、阪上走丸。相比于发韧期与发展期，活跃于繁盛期的外语人才翻译水平日渐精进，译本质量大有改善。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意识普遍提高，愈发重视莎士比亚、雨果、大仲马、托尔斯泰等名家作品的翻译，这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养分。

马说翻译篇3

关键字：马丁·路德；翻译思想；神学思想；伊拉斯谟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Martin Luther’s translation thought， it is found that the formation of Luther’s translation thinking is not only shaped by his historical background， but also by his theological thought and Erasmus’ linguistic method. The essence of Luther’s translation thought is profound and significant， thus fost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ndard version of the German language， and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Key words： Martin Luther； translation thought； theological thought； Erasmus

1 路德的翻译思想

马丁·路德是德国伟大的《圣经》翻译家，他用通俗、明了大众化的德语翻译了《新约》（1522）和《旧约》（1534），他的《圣经》德译本被誉为第一部大众的《圣经》。然而在当时，路德的翻译行为也招致了激烈的批评，有人指责路德在翻译中变更了《圣经》经文，为此，他写下了著名的《翻译信简》（Sendbrief von Dolmetshen）（1530），书中他不仅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而且阐明了他对翻译的理解。根据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2004），路德的翻译思想归纳为四点：

1.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路德主张用大众的语言进行翻译，因为他的目标读者就是人民大众，他们既不懂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又不懂拉丁语，而且文化水平较低，因此路德译经时不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百姓所熟知的平常用语。他强调说“翻译中必须使用地道的德语，而不是拉丁化的德语。”“只有傻瓜才会去搜寻拉丁字母以便弄清楚怎么讲德语…要弄清楚怎么讲德语，就必须去问家中母亲、街头孩童及街市之平民百姓，观察他们怎么说话，然后照此翻译。这样他们才会懂你的意思，知道你在向他讲地地道道的德语。”（转引自Robinson.1997：87）例如，基督说 ：Ex abundatia cordis os loquitor如果逐词对译，则译成： “Aus dem ?berfiu des Herzens redet der Mund（丰富的心嘴巴说出）。这就不是流畅的德语，当然德国人也不会这样说。如果按照德语的表达习惯就可以译为： “Wes das Herz voll ist， des gehet der Mund über”（心理充满的会从嘴上说出来）。

2.翻译必须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路德认为翻译应该使用意译的方法，只有意译才能正确表达原文的涵义。路德强调语法对于文本的理解至关重要，认为翻译中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与语法背道而驰”（转引自Schwarz，1963：18），另外，路德还强调比语法更重要的是词语的意思。因为他认为文字是上帝向人类传授“福音”的载体，只有认真细致地剖析文字的意思，才能正确领悟上帝的“启示”。值得注意的是，路德所说的“意思”指的是其神学含义，译者不能死抠文字表面含义，应该要把神学含义表达清楚。

3.翻译必须遵循七原则。路德在对翻译进行一般性阐述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七项原则：⑴可以改变原文的次序；⑵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⑶可以增补必要的连词；⑷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⑸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⑹可以把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⑺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

4.翻译必须集思广益。路德还主张合作翻译，认为好的词语并不总是被一个人想到。他经常组织几个人开会，共同研究词语的选择和使用。路德说：“圣哲罗姆尽了一个人所能尽到的最大力量，比任何人都译的好。但要是他在翻译时有一两个助手，圣灵就会像《马太福音》中所说的那样体现在他身上。翻译之事不能独来独往，因为正确、恰当的译词并不总是被一个人想到。”（转引自Schwarz，1963：17）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路德就和一些翻译家、语言学家合作，翻译了《圣经》。在当时，路德的《圣经》译本被认为是表达最清楚、用词最准确的《圣经》译本。

2 路德翻译思想的形成

上文概览了路德的翻译思想，要完全理解路德翻译思想的内涵，就必须了解其翻译思想的形成与由来。

首先，路德翻译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相关。15-16世纪的德国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之间的斗争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德国政治上的分裂为教皇控制和掠夺德国提供了条件。教皇对德国各阶级的剥削与掠夺都非常严重，据统计，16世纪初，罗马教廷每年从德国榨取的钱财多达30万金币，相当于德国1497年全年帝国税的21倍（王宗华，2008：49），至使德国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1517年，教皇向德国百姓兜售“赎罪券”，目的是进一步掠夺百姓的钱财，路德对此非常气愤。为此，路德发表了《关于赎罪券功效的辩论》，即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影响非常广泛。害怕影响自己利益的教皇为了制止路德，威胁他要开除其教籍。路德不畏教皇的威胁，又连续发表了《告德意志贵族书》、《教会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三篇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后来被开除教籍的路德在瓦特堡隐居，也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了《圣经》的翻译工作。他先从希腊语译出《新约》，于1522年出版；后从希伯来语译出《旧约》，于1534年出版。在《圣经》翻译中，路德遵循通俗、明了、能为大众接受的原则，旨在翻译出一本德国百姓能看懂的《圣经》，目的是使德国农民和平民能够直接援引《圣经》中的章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路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

其次，路德的翻译思想来源于其神学思想。路德神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唯信称义”，即只有依靠信仰才能成为高尚的人。路德说“灵魂称义不因任何行为，仅由于信仰”。路德还认为通往信仰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圣经》，其权威高于教皇和教会。路德认为圣经知识是神学家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因为《圣经》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充分的见证和传播材料。路德认为《圣经》是上帝向其子民宣示的话语，任何人不可以断章取义，任意曲解，应该从《圣经》的本质去了解某一段经文的真正意思。因此，他在理解《圣经》内容时，都是从神学角度出发，深刻理解经文背后的涵义，而非字句意思。例如，路德在翻译《罗马人书》第3章第28节时采用了dass de Mensch gerecht werde ohne des Gesetzes Werke， allein durch den Glauben（人得以跟上帝只借着信，而不借遵守法律）的译文。（谭载喜，2004：66）路德在译文中增加了allein一词，他认为只有增加此词才能完全译出原文的神学含义。由此可见，路德的神学思想对其翻译思想的形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路德的翻译思想还受伊拉斯谟语言学方法的启发。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是16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大师，他翻译的《圣经·新约》轰动了整个西欧学术界，并且对翻译理论有深刻的见解，提出了四条翻译原则：⑴必须尊重原作。⑵译者必须具有丰富的语言知识。⑶风格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⑷风格的性质还取决于读者的要求。（谭载喜，2004：61-63）。路德的翻译思想有很多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伊拉斯谟的翻译理论。首先，路德注重翻译必须参照原文就直接来源于伊拉斯谟必须尊重原作的翻译原则。1516年，伊拉斯谟编辑的希腊语《新约》出版，使路德第一次读到希腊原文，深受启发的路德，同意把注重原文看作《圣经》翻译的先决条件的根本原则。因此，他在翻译别注意希伯来语和希腊语文本，认真研究原文的语言现象（谭载喜，2004：65）；其次，路德强调注重语法和意思的联系以及强调集体的力量都是在充分理解伊拉斯谟“译者必须具有丰富的语言知识”的基础上提出的。最后，路德主张用地道的德语进行翻译，这与伊拉斯谟的“风格取决于读者”的原则是一致的。

3 路德翻译思想的影响

路德的翻译思想展示了全新的理念和崭新的内容，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当时的德国乃至现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促使德国语言的统一和文学的发展。路德在翻译《圣经》的过程中，规范了当时十分杂乱的德语。当时的德国方言土语不尽相同，没有统一的官方语言。路德之前的文学家在翻译作品时也只是采用其中一种方言进行创作，这样就导致作品没有广泛地流行起来。而路德没有延续这种传统，他采用图林根一带比较统一的官方语言为主，同时融入其它方言中较好词汇的方式译经，力图追求一种普通人都能接受的、朴实无华的大众化语言。与此同时，路德还创造性地丰富了德语词汇。他在《圣经》译文中使用了大量的民间谚语和生动形象的新词汇，这些语言后来都广泛流传于民间，成为德国民族语言统一的根源。路德版《圣经》是第一部德语经典之作，它开辟了德国文学的金色年代。德国作家和诗人如克洛普施托克、莱辛、赫尔德、歌德等在创作时都从路德版《圣经》中汲取了养分。（杨平，2006：121）因此，路德的《圣经》译本极大地推动并促成了德国语言的统一，对德语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侯素琴，2006：55）为此，恩格斯评价说“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古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语这个奥古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成为16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词和曲。”（马克思，恩格斯，1871：446）。

2.奠定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基础。路德的翻译理论丰富且有内涵，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后来的翻译家们继承了这笔财富。在被称作“翻译世纪”的20世纪，各个学派都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其中有大部分都源于路德的翻译理论。比如，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奠基人之一维莱姆·马西修斯（Vilem Mathesius）在1913年从等效翻译的角度指出：“…哪怕运用不同于原作中的艺术手段，也要让诗歌翻译对读者产生原作同样的作用…”（李，2004：34）这种观点与路德以读者为中心的观点是一致的。此外，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来源与路德的翻译理论也有密切的关系。奈达曾经说过“翻译的精髓在于原文读者看到原文的反应与目标语读者看到目标语的反应是一致的”（Nida，2004：202）奈达的这一论述与路德的让大街小巷中的妇女、儿童都无障碍的读懂《圣经》的表述是一致的。这说明路德的翻译理论在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是不容否定的，它奠定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基础，为翻译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4 结语

路德的翻译思想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自身神学思想和他精通多种语言，对文学风格富有鉴赏力的产物。路德对翻译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的译文准确，风格优美，主要还在于他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对待翻译问题，从多方面对翻译理论作出了深刻的阐发，其思想为西方翻译理论奠定了基础。被誉为德语典范的路德版《圣经》更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不仅对德国人的生活和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创造了为民众所接受的文学语言形式，对德国语言的统一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Nida. E.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 Douglas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M〕.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

[3]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4] 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德〕亨利希·海涅著.论德国宗教与哲学的历史〔M〕.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6] 杨平.马丁·路德的《圣经》翻译及其影响〔J〕.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四期。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 陈钦庄.基督教简史〔M〕.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 王宗华. 欧洲中世纪晚期《圣经》翻译与基督教传播〔D〕. 2008.

作者简介

马说翻译篇4

关键词： 功能学派 目的论 译者 主动性

很多人都认为鲁迅的翻译佶屈聱牙，在大家追求“传神”、“化境”之时，他仍然坚持“宁信而不顺”的翻译理论，因为他有感于“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所以苦心主张“输入新的表现法”，推崇异化的翻译方法。他认为，“中国的文或化，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实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词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严辰松，2005）。其苦心让人感动，也不由地让人反思我们一味地以读者为中心的判断标准是否狭隘了些，古有“道不同不相为谋”，是否可以借鉴来说我们的翻译，目的不同，翻译方法不同，而且是否也该关注一下译者的想法，重视其主观能动性呢？

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是少不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的。但是，与一般的艺术创作不同的是，翻译提供给译者发挥个性的创作空间是有一定局限的。恰恰是因为这种创作上的局限性，一方面成就了文学翻译自身的魅力，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人们对其主观能动作用的忽视（严辰松，2006）。翻译一直把目光锁定原文，纠结于直译还是意译，然而，功能学派的目的论跳出两分法的束缚，提出翻译行为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以译语为倾向，目的论从翻译研究的另一极入手，了原文本的“中心”地位，树起了译文和译者的“中心”地位。其中，译者主动性的发挥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功能理论的三大法则：目的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目的法则是目的论的首要法则，该法则认为，整个翻译过程，包括翻译方法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由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的（李，2004）。而译者是整个翻译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和翻译活动最终的实施者，同时他还是翻译要求的接受者、原文文本的诠释者及译文文本的创作者。这无疑强调了译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分析特定的翻译环境、译文的交际功能、读者层以传达出具有预期功能的译本的重要性。

首先，译者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分析特定的翻译环境。例如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罗马人开始大规模翻译希腊文化的活动，翻译分两个阶段，两个阶段的翻译方法与策略截然不同。前期，当时罗马势力刚刚兴起，希腊文化依然高出一筹，罗马的译者把希腊的作品奉为至宝，决定了此时翻译的唯一目的在于传递原文内容，照搬原文风格，也就决定了在翻译中译者必须亦步亦趋，紧随原文；而后期，在罗马帝国强大后，罗马人以胜利者自居，翻译家一改以往的常态，开始把希腊文学作品当作一种可以任由他们“宰割”的文学战利品，对原作任意删改。罗马帝国著名翻译家贺拉斯就鼓励罗马人通过翻译，改编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无论何种策略，它们都符合特定历史环境的要求，这两种翻译方法对丰富和繁荣罗马文化都功不可没。

其次，不同的交际功能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需要译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标准不同，如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原文原有的功能，那么就要用目的语的文化标准对功能标识进行改写。例如汉语中一句简单的“吃了吗?”进行英译的时候就需根据原文的寒暄功能进行对等功能的翻译。

以《红楼梦》的两个译本为例，霍克斯翻译《红楼梦》是自己的选择，他的翻译动因比较单纯，正如他自己所说“这部中国小说带给他的乐趣，只要能让我的读者分享一点，我就不枉此生了”。所以他着重译文的艺术性、戏剧性、娱乐性，甚至不惜“添油加醋”。而杨宪益和戴乃迭受政府的委托从事翻译，一方面是官方译本，所译作品要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译者不能有太多个人发挥的余地，另一方面，他们承载着弘扬中国文化的任务，读者以华人居多，翻译的实际效果重在提升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所以其所译文本保留了大量的中国文化。

例如，原文：凤丫头就是楚霸王，也得这两只膀子举千斤鼎。他不是这丫头，就得这么周到了?（第三十九回）

杨译：As for Xifeng，why，even if she had the strength of the Conqueror of Chu who would lift a tripod a thousand catties，how could she handle everything without Pinger here ？

霍译：Even though she is a regular Tyrant King，she still needs her Patience in order to be so efficient ；just as much as the real Tyrant King needed his two strong arms in order to be able to lift up those hundred weight tripods.

看到上面的比喻，中国读者立刻会把“楚霸王”和“项羽”联系在一起，因为“楚霸王”不仅是一个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还是一个历史人物。通过“楚霸王”这个比喻，中国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熙凤和平儿的关系，看出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就像“楚霸王”的左膀右臂。杨文翻译时保留了“楚霸王”这一文化意象，因而将平儿的重要性和才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然而，没有中国文学和历史知识的读者很难领会到这个历史文化意象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因而最妥善的方法就是添加注释，简略介绍“楚霸王”这个历史人物及与之相关的故事。霍克斯为了使读者能够不费力地理解原文，不惜放弃“楚霸王”这一历史文化意象，舍弃了其所蕴涵的深厚文化，简单地使用了其比喻意义，体现了其取悦读者，传播原作故事情节为主的翻译目的。

再次，面对的读者不同，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就会不同。假如读者层是纯学术工作者，他们一般看重直译，译文即使佶屈聱牙都无所谓，他们看重的是译文的信息；而一般业务性需要读者层，极重视应用价值，他们对译作本身缺乏真正的审美兴趣，只重视与其工作相关的信息；对一般娱乐性读者来说，其关注点在于娱乐，把翻译的审美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对他们来说，哪个译本能满足他们的娱乐要求，他们就赞扬哪个译本；对于获取新知的读者层，他们虽也有娱乐性，但重在摄取知识，丰富自己，因而看重译文的准确性。所以读者层是译者要认真考虑仔细分析的。

由此可见，不能再以直译和意译，来确定翻译策略或者评价一个翻译作品。不同的目的决定不同的翻译文本，从翻译的目的看译作不失为更科学的做法。翻译离不开译者主动性的发挥，需要译者分析不同读者层、翻译环境、交际目的来确定翻译目的，从而决定翻译策略和方法技巧，同时应注意目的论指导下的翻译不是随心所欲的翻译，目的论也不是译者毫无原则翻译的借口，在一定原则指导下的忠实和连贯是必须遵循的。

参考文献：

［1］严辰松.中国翻译研究论文精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李.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

［3］许渊冲.译笔生花［M］.郑州：文心出版，2005.

马说翻译篇5

一、意识形态及其对翻译的操纵

意识形态(ideology)源于法国哲学家DestuttdeTracy1796年所创造的新词“idéologie”(TerryEagle-ton,1991:1).Tracy用“idéologie”表达这样的观点：我们只能通过认识对事物的感知所形成的观念来认识事物，因此，如果能系统分析这些感知和观念，就能为科学认识事物打下坚实的基础。显然，从最初的含义来看，“意识形态”是个褒义词，等同于“观念学”,但拿破仑上台后，意识形态学说受到批评与打压，其语义和感彩都发生了变化，带有“错误的、幻想的、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这一贬义色彩(单继刚，2007:210-211).

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和发展了意识形态学说。

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三种(单继刚，2007:211-212):其一，最广义的意识形态，它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观念、思想的总称。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词，无所谓对错，既包括Tracy所谓的“观念学”,也包括拿破仑所批判的“虚幻观念”;其二，以认识论为标准加以辨析的狭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具有拿破仑所批判的“虚幻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4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两部着作中，对当时的青年黑格尔学派所提出的“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等观点进行批判，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具有虚幻性和虚假性(陈锡喜，2014:6);其三，以历史观为标准加以辨析的狭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某个阶级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向大众灌输的具有引导性的思想、观点等，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一种，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服务性”等特点;它是某个阶级“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及“思想的上层建筑”,任何阶级总想“赋予自己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100).弗洛姆(ErichFromm)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以及弗洛伊德的观点，提出了“社会过滤器”(socialfilter)理论。弗洛姆把意识分为意识(consciousness)和无意识(unconsciousness),而意识和无意识又可分为个人意识、社会意识、个人无意识、社会无意识。弗洛姆既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个人意识”的研究成果，也吸收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观点。弗洛姆发现，社会生活中，有些东西能够被人意识到，而有些东西却不能被人意识到，这取决于社会过滤器的过滤和筛选，“正是这个过滤器使社会成员的某些思想不能成为意识，而被压抑于无意识之内”(弗洛姆，1986:120),“社会过滤器决定哪些思想和感情能达到意识的水平，哪些则只能继续存在于无意识的层次”(弗洛姆，1986:93).社会过滤器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语言(language)、逻辑(log-ic)、禁忌(taboo),任何东西要成为意识，必须经过这三者的过滤(弗洛姆，1986:121-126).显然，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起着思想灌输和阻止的双重功效，而这个社会过滤器其实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过滤器中的语言、逻辑、禁忌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因为“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是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33),只不过，弗洛姆的社会过滤器更趋向于等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种。

意识形态与语言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任何阶级社会里，语言是阶级表达和灌输其意识形态的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阶级都想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说成是唯一合理的思想，而语言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可以毫不费力地根据自己的语言证明重商主义的和个人的或者甚至全人类的关系是平等的，因为这种语言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因此像在现实生活中一样，在语言中买卖关系也成了所有其他关系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995:532)而在弗洛姆看来，作为社会过滤器的主要成分之一的语言，毫无疑问也是维护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语言通过特定的词汇、语法、句法等规则和系统决定哪些东西能进入人的意识，哪些东西则被压制在无意识状态(弗洛姆，1986:213).

语言是承载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而作为语言转换的翻译，理所当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制约、操纵。鉴于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Fawcett率先直接地提出了翻译意识形态(transla-tionalideology),Fawcett以翻译影视作品为例，强调译者除了受到技术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孙志祥，2009:151).翻译意识形态“是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批判性的视角，借以说明意识形态存在于翻译的层面，对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结果的接受有一定的影响。”(方仪力，2013:203)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以TheoHermans、SusanBassnett和AndréLefevere等为代表的英美学者就意识形态对文学文化翻译的影响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这些学者除了研究翻译文本内容之外，更加关注源语言文本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权力关系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译者翻译结果的影响，进而提出了“翻译操纵理论”(SchoolofManipulation),即“所有的翻译都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原文进行的某种操纵。”(TheoHermans,1985:11)而到底是什么操纵了翻译呢?对此，王东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意识形态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着对翻译的操纵(王东风，2003:23).如今，翻译意识形态已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进行翻译理论和实践研究必须加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操纵

美国着名学者Emi

lyApter曾论述道，“谈论不可译性，并非意味着一些术语、表达、句法或者语法特征不要翻译或者不能翻译：它绝不仅仅关乎”译或者不译?“,不可译性意指，翻译在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这一过程中所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有时创造新的词(义)(neologism)或者把新的含义强加到原有词身上。”(BarbaraCassin,2014:

xvii)EmilyApter的观点表明，不可译性涉及语际转换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和差异，包括语义的增减、语形的变异等。然而，自巴别塔(Babel)建造之日起，语言之间就存在着变化和差异，语言转换不可能实现完全对等(perfectequivalence),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东西都是可译的，但是，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译的。”(BarbaraCassin,2014:xi)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不仅决定着译者该译什么不该译什么，而且决定着译者该怎么译，这无疑会带来原文本与译本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正反映了语际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可译性。

1.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内容的操纵翻译操纵理论的代表人物Lefevere(2004:14-16)认为，操纵文学创作和翻译有内外因两大要素，内因指包括文学评论家、教师、译者等组成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外因指拥有权力促进或阻止文学创作和翻译的个人或机构，也就是所谓的赞助人(patronage),“专业人士”关注诗学(poetics,指文学艺术的美学观念体系),而“赞助人”则关注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是操纵翻译过程的两大因素之一。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首先表现在翻译文本内容的取舍上。在翻译过程中，“赞助人”所持有的意识形态就像一个过滤器，决定着哪些文本内容可以进行翻译，哪些文本内容不能翻译。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往往是翻译过程中最大的“赞助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往往左右着翻译题材的取舍，那些不能通过意识形态这个过滤器过滤的文本，自然就被贴上了不可以(不允许)翻译的标签。比如，从清末民初直至以前，《共产党宣言》所宣扬的进步思想与当时旧中国几千年来就已经形成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从而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禁锢，因此，虽然那段时期，《共产党宣言》有只言片语和段落篇章的翻译，但不可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陈家新，2012:118-119).

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内容的取舍作用在“非常”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与“非常”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符甚至相悖的文本通常也会被贴上“不可译”的标签。比如，查明建在研究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翻译文学作品发现，这时期的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以满足时代政治诉求为翻译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制约、操纵在这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些符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苏联文学、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占据这时期翻译文学作品数量的九成以上，而欧美大多数现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诸如艾略特、叶芝、乔伊斯、卡夫卡、D.H.劳伦斯、萨特、加缪、黑塞、菲茨杰拉德、奥尼尔、海明威、福克纳等，或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冲突，或不符合现实主义规范，因而遭到了冷落和拒绝。”(查明建，2004:91)而谢天振(2009:31)在研究中国大陆时期的文学翻译，也认为在那段非常时期，“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作品，则被认为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基本不能翻译。”

时至今日，即使全球化日益加快，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也日益频繁，但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斗争却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对文本(尤其是政治文本)内容的过滤作用依然显而易见。翻译过程中，被意识形态贴上“不可译”标签的并不一定是整个文本，有时甚至是文本中的某个单词。这里暂举一例，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这样说道，“Recallthatearliergenerationsfaceddownfascismandcommunismnotjustwithmissilesandtanks,butwithsturdyalliancesandenduringconvic-tions.”中国人民网版本把这句话译为“回想起先辈们从容地面对法西斯主义的时候，并不仅靠导弹和坦克，还靠强健的联盟和持久的信念。”(林晓琴，2012:140)比较原文和译文，不难发现在译文中，人民网把原文中的“communism”过滤掉，因为如果把这一词翻译出来，就有可能导致误解，毕竟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提并论，这对信奉并努力践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及中国人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communism在此处不译为好。

2.不可译性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纵由于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服务性等特点，所以，任何译者将异域语言文化所蕴含的观念转化为本土观念时，都不能违背“赞助人”的意志以及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此，译者必须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SusanBassnett(1990:1-13)和AndréLefe-vere(2004)提出基于意识形态和诗学对文本进行操纵性的改写(rewriting)策略。后来，Lefevere在其着作Translation,Rewriting,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的引言中强调，翻译是对源语文本的改写，改写包括对源语文本进行改动、删减、编辑、省略等各种翻译加工和调整过程，而改写的目的就是为了符合“赞助人”意志或者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要求。

翻译历来都是受意识形态操纵的有目的的行为，当翻译与意识形态---阶级价值理论体系和思想上层建筑---发生关系之后，“语言也难免不落入意识形态的陷阱之中，落得被驱使、被奴役的下场。”(孙艺风，2003:6)由于意识形态使然，“改写”有时变成了无意甚至有意的改译、创译、甚至伪译。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着作经美国译者翻译后，马克思的原意和形象都被明显歪曲了，一个显着的例子是，马克思一本题为《论犹太人问题》的小册子，居然被翻译成了《没有犹太人的世界》(TheWorldWithoutJews),弗洛姆认为这样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把马克思描绘成纳粹和反犹太主义的创立者(单继刚，2007:238).

当然，“改写”这种翻译策略本身无关真伪，但我们一定要认清操纵“改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和意图，认识本土意识形态与异域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冲突。比如，西方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网站或者书上都把“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行为”中的“”译为“Taiwaninde-pendence”,这明显有悖于我们政府的意愿，因为台湾自古一直是中国的领土，而“independence”指“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地统治之后获得的政治独立”.

把“”改写为“Taiwanindependence”暴露出西方部分国家意图承认“”合法，进而分裂中国(胡芳毅，2014:42).

三、结语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必然和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翻译过程都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操纵与制约，因此，翻译研究必须重视意识形态因素。不可译性作为翻译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不能仅仅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视角来研究，必须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作用联系起来。意识形态在翻译文本内容取舍以及翻译策略选择的操纵，都会造成源语文本所承载的信息与翻译结果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翻译过程所带来的，反映了语言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可译性，也体现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

不过，意识形态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阶级的价值理

论体系，这种价值理论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因此，加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沟通，摈弃意识形态的成见，能够减少翻译带来的一些问题，也有利于解决不可译性这一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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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单继刚.翻译的哲学方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马说翻译篇6

关键词：

引言

中国在两千多年来的翻译史中不仅推出了许多翻译巨著，而且关于翻译的理论和观点也层出不穷。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标准一直是翻译大师们讨论的焦点。因为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符号之间的转换，而且是文化观念的传递与重塑，所以文学翻译是翻译之难点，而诗歌翻译又是难中之难。许多中外文学家和翻译大家甚至至今还在讨论诗歌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诗歌不可译性是指，很多翻译家认为中国的诗词曲不仅在词句上有许多文字游戏的应用，而且具有严格的韵律。因此，如果外国人想要领略中华诗歌瑰宝的全部光彩，就只有亲自拜读原文了。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诗歌不是不可译，而是当今社会缺少可以翻译诗歌的大家，确实如此，读者在现有的诗歌译作中仍然可以不断看到非常绝妙的译本。这些译作无论从诗的形式还是内容方面都译得很美，可谓达到 “形与神共似”的果效。那么一部诗歌译作如何才能做到“神形共似”、真正忠实原文呢？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将借助一首中德诗互译的例文——歌德的《米丽容歌》的两篇译作比较，来说明什么才叫做忠实原文，以及如何才能做到忠实原文。

一、翻译标准之多元等价论

自从翻译这一行为存在的那一刻开始，有关翻译标准的争辩也未曾停止。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各个翻译名家分别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翻译标准学说，三国时的支谦提到的“循本旨，不加文饰”①，东晋道安所倡的“案本”②， 唐人的“信”③，以及近代严复所提的“信，达，雅”的“信”④， 朱生豪的“神韵”说⑤，傅雷的“神似”说⑥，钱钟书的“化镜”说⑦等，以及国外译论家的类似提法，如英国泰特勒的“三原则”⑧，巴阿尔胡达罗夫的“语义等值论”⑨，美国奈达的“等效”论等，所有这些提法文字上虽然有别，但它们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都一样，即，翻译要忠实原文。国内外翻译家们将这些理论又称为多元等价标准论，即把翻译的各类标准集中起来，建立成多元互补标准。我国当代著名诗歌翻译家辜正坤先生将此标准总结为：译者应从语言、文体、文风、翻译场合四个方面做到原文与译文全面等价。具体来说，语言等价又包括五点：1.语音标准，2.字法标准，3.句法标准，4.语形标准（指字、词、句的书写及排列形式，如诗行排列形式等），5.语义标准。从文体形式的角度来看，译者也应从一下两方面厘定标准：1.艺术性文体翻译标准（如诗歌、抒情散文、小说、戏剧等）；2.普通叙述文体翻译标准（如历史文献、普通叙述文之类）；3.科学技术著作翻译标准；4.抽象理论著作翻译标准（如哲学、美学文献等）；5.应用类文体翻译标准（如契约类法律文献、申请、报告等）。文风等价包括译文与原文应保留一致的文风，即朴实的文风；华丽的文风；雄辩的文风；晦涩的文风；明快的文风。此外，译者还需从特定的场合因素角度厘定标准：1.学术标准，2.娱乐标准，3.政治功利标准，4.临时性应用标准， 5.其他标准。

二、借助译作分析多元等价论互补在诗歌翻译中的必要性。

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对德国诗人歌德《米丽容歌》（Mrignou）⑩的两个中译本的比较来说明多元等价标准互补的必要性。首先，从纯语言的角度来比较两篇译作：

诗歌翻译其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音节的押韵。从歌德的《米丽容歌》原作中可以看出伟大诗人的这首诗有严格的韵脚。其每两句的句尾都以同样的韵尾结尾，即：如一二行中的“blühen”与“glühn”中的ühn，以及三四行中的eht，二节中的ach，an 等。然后我们看两篇译文，马君武先生的译本是一首七言杂体诗，他的译文每节也有严格的韵尾：第一节整节都用的是iang这个音节，如，“xiang” （乡，香），“huang”（黄），“liang”（凉）。第二节基本上以an 为韵脚。 而钱春绮先生的译文中虽然也有押韵，如一节一二行尾的“fang”（放）与“guang”（光）， “feng”（风）与“song”（耸）， 但是没有马先生的译文韵味更加鲜明。钱译本与原文的相似是两行两行进行押韵， 而马译本则是每一节的每一行都押同一个韵。相比之下，虽然钱先生形式上与原文更加接近，但马先生的译本读起来则更符合中国读者的习惯。

从语法，即，词法和句法的角度来看， 由于德语与汉语是两种拥有不同语法体系的语言，所以无论从词法还是从句法都很难做到等价。如此诗的第一段，每一行都以动词结尾，而两篇译文：马先生的“黄”、“凉”、“香”虽然是形容词，但也是很形象的体现了原文所表达的动作。而钱春绮先生则运用了“闪”“吹”“耸”等词，从词性上来看很符合原文，而且都用的动词，但是被放在了句子的中间， 运用了汉语简单句句型：如，“香橙在绿荫处闪着金光”。从原文来看，作者把地点说明语放在句首则有作者的用意——强调。这样看来，如果在语法上不仔细、反复推敲作者的写作意图，译文就会失去原味。

语形标准是指诗行的排列形式。马译本是七言为主的中国式古体诗。译者运用了中国古诗和民歌中连章半重体的形式，如诗歌开头的“君识此，是何…”以及每节结尾的“归欤！归欤！愿与君，归此…”。这种表现形式与原诗每章首句尾句的反复吟咏基本符合。钱先生的译文则是白话文的现代诗。句子结构及字数都没有严格的规律。但他的节首与节尾也都与原文对应，也有重复出现的句子，如，“你可知道那地方”、“前去，前去”。

从语义等价原则来看，选词是诗歌创作的一个精挑细选的过程，在诗歌互译中，不免会碰到译入语中压根找不到与原文相对应的名词或表达方式。这就给诗歌翻译带来了更大的困难。例如，原诗中的Mytre本来是一种桃金娘科，而且它是象征爱情的维纳斯的神树，Lotbeer是指月桂树，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神树。 马先生分别把它们译成了中国人可以理解的没药和桂花，钱先生则进行了直译。二者相比后者的译文与原文在意思上等价值比较大。 但其整体效果却不及前者。试把“桃金娘悄然无语，月桂高耸。”与“没药沉静丛桂香”比较，总觉得后者更像歌德的诗一些。

由于笔者在此比较的是诗歌翻译，所以其比较的范围就局限在特定的方面，除了从纯语言方面，笔者还将从文体和文风两个方面简单的对其进行比较。总的来看，其文体形式都是艺术性文体，而且两篇译文也都是诗体。但马先生的译本更符合歌德原文的文体，因为歌德所用的是格律比较鲜明的文体，马译本则贴切地运用了中国的古诗行。而钱春绮先生译成了比较自由的现代诗，与原文的诗体不大一致。从文体风格来看，两个译本都是比较晦涩的文风，从译文中读者也能感受出迷娘当时复杂的心情B11。

结语

诗人、作家、翻译大师郭沫若曾说过：“好的译文等于创作”，通过上面对两篇译文的比较，笔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钱先生的译文在语义方面比较等价与原文，而马先生的译本虽然在词字的具体意思上没有等价与原文，但他从语音，语法，即字词的位置的安排，词性的选择，整首诗的语形、语体、文体风格则与原文的等价度更大一些。虽然两个译本都是诗体，但是中文读者读后感觉马译本更像一首“歌德诗”。因此，通过两种译本的对比使读者与译者产生如下启发：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必须多个等价标准同时共同作用，不能只从单个等价标准入手，而应将纯语言标准与文体文风标准多元结合，互相配合达到形与神共似的最高境界。为了达到这点，译者首先应把原文的诗体形式保留下来，即，古诗就应被译为古诗，并且进行严格的押韵；因为如果把古诗译成现代诗，或是把现代诗译成古诗，都会造成诗体形式上的不等价，比如说把歌德的诗译成现代诗，那么就会使读者造成以下误解：读者以为德国中世纪的人不会做韵文诗；德国从那个时代开始就说的是当代所用的“白话文”，或者诗体的不等价使原文的意味就有几分失色。所以译者当以原文本为出发点，使读者、译者和作者三者之间的心理等价值增大。诗歌译作要是没有了意境，就等于把诗给毁了，要是单纯为了让读者能看明白，那么译者在译古体诗时应该加上解释的语句，如：“某某诗的白话文版、古体诗版、儿童版…” 或可以加个注释，如，“此文是某某诗的释文”等。好比有人把《论语》译成白话文德语一样，应当注明原文的文体。

参考文献：

[1]孟昭毅 李载道 主编 中国翻译文学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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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金铃 文学翻译新论[M]作家出版社199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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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新乐著 文学翻译的艺术哲学[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8]歌德著 钱春绮译 歌德诗集上[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9月

注解

①支谦：《法句经序》，《三藏记集经序》卷七。

②道安：《錃婆沙序》，《三藏记集经序》。

③鲁迅：“唐人以‘信’为主，粗略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见鲁迅《二心集》

④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译事三难：信达雅”

⑤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译者自序》：“朱译此诗的宗旨，第一在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

⑥傅雷：《重译本序》（1951）：“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再形似，而在神似”。

⑦钱钟书《林纾德翻译》：“文学的翻译最高标准是‘化’”。

⑧三原则即：第一，译文应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第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第三，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

⑨巴尔胡达罗夫：《语言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第五页。

⑩《米丽容歌》作于1783年11月，是歌德“迷娘”曲中最著名的一首，由舒伯特，贝多芬等世界著名音乐家谱过曲，流传甚广。本文中所引用的诗歌原文及译文均出自：郭廷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324-326页。

马说翻译篇7

一、引言

20世纪文学翻译研究进行了第二次历史性的转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我们意识到文学翻译不应该局限于从语言学的层面去研究，而是从更深层次的文化研究着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文学翻译从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提升到跨文化交际的活动。

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介学不断地发展，理论不断丰富。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艾斯卡皮提出了“创造性叛逆”理论，之后这一理论被借鉴到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并且成为译介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学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二次创作，赋予了文本新的生命，而且可以使文本的生命在新的语言、国家、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得以延续。翻译就是创作，创作的结果就是对原文本的叛逆，不管这种叛逆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被认为是文学艺苑的一朵奇葩。自《水浒传》第一次被译为英语，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视角对它进行研究和评析，学者的态度是褒贬不一。

本文依据译介学中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理论，分析和阐释了两个英译版本绰号的翻译，希望对隐藏在翻译背后的文化信息做更深的探究，最终达到研究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同时，对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作更进一步的研究，也希望学者从文化的视角，对绰号的英译研究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二、 “创造性叛逆”

有人把文学翻译比做“带着镣铐跳舞”，这意味着文学翻译不仅要着眼于原文本还要做出创造性的革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基本特征就是把原作引入到无法预料的接受语境中，改变作者赋予原文本的文本内容和形式。

艾斯卡皮提出了“创造性叛逆”。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 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是根本无法分割开来的，他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创造和叛逆的主体是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很多具体的体现，如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有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和无意识型的“创造性叛逆”。

三、译者“创造性叛逆”的体现

作为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不但对中国文学而且对世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等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发行和传播。赛珍珠和沙博理的英译本在国内外都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赛珍珠是第一个把《水浒传》译为英语的人，由于赛珍珠把她的一生都奉献在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的事业上，所以她被称为沟通中西文化的“人桥”。赛珍珠由于她不同的人生经历，使她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促使她具有把中西文化融合的双重文化意识，所以赛珍珠具有双重文化身份。

每一个译者在从事翻译的实践中都有自己所要坚持的原则和自己所信奉的翻译理念。赛珍珠在她的英译《水浒传》的引言中提到了她翻译此书的初衷：“我觉得中文的语言风格与该书的题材极为相称，因此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己所能使译本逼似原著，因为我希望不懂中文的读者至少能产生一种幻觉，即他们感到自己是在读原本。”谈到翻译策略时，她说：“我尽可能做到直译……保留原作的内容及写作风格。”

在翻译人物绰号时，赛珍珠发挥了“创造性叛逆”，试图给英语读者在读原著人物的错觉，让他们在阅读的时候感觉人物就在他们面前一样，所以赛珍珠采用了个性化翻译、有意误译、删减、增加、替代和释译等方法，把人物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赛珍珠把卢俊义的绰号“玉麒麟”译为“The Jade Ch’i Lin”。我们知道 “麒麟”是一种在中国历史中并不存在的吉祥物，它只存在于中国神话和传说中，更别说在西方社会存在，所以要想用对等的英语把它翻译过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处于对自己的翻译目的的考虑，让读者在读到这个绰号时感觉在读中国的历史英雄人物，所以赛珍珠发挥了自身的创造性，将其译为“Ch’i Lin”，接近于音译的“Qi Lin”。

赛珍珠的翻译原则是“依其义不用饰”，就是为了让读者源语文化的精髓而坚持忠实的翻译原则。如郭胜的绰号是“赛仁贵”，赛珍珠为了让英语读者感受到郭胜是一位善使方天戟的英雄， 把其绰号译为“He arsh） 于1980 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共3 卷。沙博理的英译本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百回全译本。沙博理的生活经历和他的文化杂合背景使他同样具备了双重文化身份。他架起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 为《水浒传》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于翻译，沙博理认为好的翻译应该再现原文的内容与风格，他信奉“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在翻译实践中，沙博理对于一些难以达到的对等翻译和等效翻译，采用了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方法，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该英雄的特点。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在归化和异化两方面。此外，误译、节译、编译和转译也可以归属于创造性叛逆。节译、编译和改译通常是为了特殊需求而相应产生的翻译手法，如迎合读者、方便传播或鉴于政治、道德等因素的考虑，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不得不承认，它们在传播外国文学作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沙博理把吴用的绰号“智多星”误译为“The ale agician 男巫（尤指童话中的）；魔术师。二是“person with extraordinary abilities； genius 有非凡才能的人；天才”。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解释都无法涵盖“智多星”所蕴含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误译的可能性，让读者更多地把吴用误认为西方魔幻世界的男巫师。这种误译并不是有意造成的，而是译者对这一方面的文化了解不深而造成的。

沙博理在翻译绰号时另一处明显的误译，就是把宣藏的绰号“丑郡马”译为“the Ugly Son-in-Law”。 宣赞生的面如锅底，鼻孔朝天，卷发赤须，彪形八尺，使口钢刀，武功出众。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郡王爱他武艺，招为郡马，因其丑陋，人呼为“丑郡马”。所以此处的“郡马”一词被译为“Son-in-Law”，完全属于误译。郡马乃是郡主的丈夫。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宗室女封郡主者，谓其夫为郡马。”《水浒传》第九十九回：“郡主郡马，屡次斩获，兵威大振，兵马直抵昭德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九十回：“这苏州抚台姓叶，号叫伯芬，本是赫赫侯门的一位郡马。”在西方是没有这样对等的称呼的，而只把宣赞身为人婿的这一点传达给了西方读者，没有让读者感受到当时朝代朝政的不济，使得皇亲国戚都上了梁山落草为寇的社会现实。

马说翻译篇8

关键词：《卡拉马佐夫兄弟》；翻译方法；翻译风格

一、概述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小说之一，在国内已有多种译本。考虑到译本的影响和比较研究的需要，笔者选取了两个不同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其中，耿济之译本（以下称耿译）是最早在中国面市的，而荣如德译本（以下称荣译）则是目前国内是最受读者欢迎的。

二、翻译方法的对比分析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过程中最常用的两种方法。直译是指在忠于原文内容的基础上，力求使译文与原文在选词用字、句法结构、形象比喻及风格特征等方面无限接近的翻译方法。意译也可称为自由翻译，它是指在保持原文内容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原文结构形式与修辞手法的翻译方法，尽可能符合译出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心理。[1]但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采用单一方法进行翻译是不可取的。下面笔者选取第一卷第四章举例分析。

首先看第四章标题“ТРЕТИЙ СЫН АЛЕША”，耿译“幼子阿辽沙”，荣译“老三阿辽沙”，原文有11段，耿译11段，荣译17段。

例（1）：

原文：был он просто ранний человеколюбец.

耿译：他只是一个早熟的博爱者。

荣译；他只不过早早地有了一颗仁爱之心。

例（2）：

原文：Впрочем я не спорю， что был он и тогда уже очень странен， начав даже с колыбели.

耿译：其实，要说他在当时就已经十分奇特，甚至从摇篮时代起就不同于常人，我也并不反对。

荣译：我不想争辩，他这人当时就已经怪异的很，这甚至从襁褓中边开始有所表现了。

例（3）：

原文：Да и все этого юношу любили， где бы он ни появился， и это с самых детских даже лет его.

耿译：大家全都喜爱这个青年人，无论他出现在什么地方，甚至从他的儿童时代起就是这样。

荣译：其实，凡是阿辽沙所到之处，人人都喜欢他，从他很小的时候起一直是这样。

通过以上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两个译文均能准确的表达原文内容，耿译以直译为主，如例（1）中将“ранний человеколюбец”译为“早熟的博爱者”，无论在章节段落设置还是句子结构排列，力求忠实于原文，译文简洁、庄重。而荣译则更多采用意译，像“早早地有了一颗博爱之心”，他更注重译文内容的连贯性，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习惯。两种译文各有千秋，不分伯仲，但仅从《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风格和结构来看，前者的译文似乎更胜一筹。

正如钱歌川先生所说，翻译没有固定的规则和方法。[2]耿译在译标题时也采用了意译，“ТРЕТИЙ”是俄语中的序数词，意为“第三”，阿辽沙是老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耿济之将其译为“幼子”，荣如德将其称为“老三”，均遵循了中国人的称呼习惯，耿译庄重一些，荣译则更口语化。因此，在翻译实践过程中，也要仔细揣摩直译和意译之间的关系，正确领会到什么时候该用直译，什么时候该用意译，才能翻译出高水准的作品。

三、翻译风格的对比分析

译者翻译风格主要体现在目标语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在词汇、章法、语法以及修辞等方面的具有个性区分作用的系统性特征，同时又受制于意识形态、诗学、民族心理、时代风尚等语境因素。[3]

通过对比分析两种译文，耿济之的翻译选词充分表现了五四时期惯用的直译法，如例（2）中提到的“摇篮时代”，也并没有运用“这”“此”类似的指示词，在句子结构方面，机械的从长句译长句，对现代人来说确实有些晦涩难懂。荣如德的译文注重句子切分，语言富有时代感，更符合现代汉语的阅读习惯和用词习惯。从译作整体风格来看，耿译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译文不刻意雕琢，朴实简洁，使得译文整体明快练达，与原著一致，却略显粗糙生硬。但在缺乏工具书帮助的年代里，偶有瑕疵也是在所难免的。荣译则带有明显的个性，译文中不乏活灵活现的成语运用，生动活泼的口语使用，读起来妙趣横生，将人物之间针锋相对的对话情景展现的淋漓尽致，字里行间颇有原作者的大家风范。

四、结论

通过对《卡拉马佐夫兄弟》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在评价译作价值时要将译作放入当时社会大环境之内，结合历史背景、语言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切勿主观臆断。耿济之先生的作品在今天读来或有晦涩难懂之处，但却传神再现了原作的精髓。荣如德先生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人的缺失，整体风格也与原作较为接近，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分析对比前人的译作，有助于后来者学习、借鉴前人得失，从而更好地提高翻译水平。而现代新人在占有大量工具书和网络新媒体资源的情况下，在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的同时，本着为读者负责的态度，发挥前人精神，加强文学素养，定能译出超越前人的作品。

参考文献：

[1]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2]钱歌川.翻译的技巧[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