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1 23:25:19
作文本应是学生鲜活思想情感的表现，它需发乎情、精于言；需掌握素材，言之有物；需发挥想象，富于创造力，等等，大凡一个人作文，总是言为心声，需要有新意，最忌凝固不变。同时，每篇文章在立意、主题、风格、语言等方面各有特色，遗词造句，谋局布篇，人的情感、感悟都是非常重要的，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主观性，非常难以量化。同一个题材，可以写成10篇不同的文章，而且10篇都能成为不分伯仲的好文章。
然而，报道说，作文考级级别分得极细，从小学到高中共有12个级别。为了体现公平原则，考级必须得有一套严明、详细的规则。没有这样的规则，就可能因为评委的主观性而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而这样的规则一多，学生要想通过考级，就得按照“条条框框”亦步亦趋，就得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一些“自我”的东西，这实际上是对学生个性、童趣、创造性、独立性等的压抑和扼杀，也必将引导孩子走上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的歧途。
由此看来，我们有理由担心的是，“作文考级”要么是培养一批“应试”本领超强的“八股式”作文高手，要么就会是“野路子”泛滥，最终误导学生的健康写作能力。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如今中小学生作文的通病是公式化、模式化，千人一面，内容空洞，感情苍白。教师从一开始就是教他们怎么样按照考试要求去“做”文章，怎么样迎合改卷老师的口味从技巧上去讨好他们，而不是教他们以手写我心，写出有见地、有个性的性情文章。在此情况下，再以“作文考级”来进一步引诱他们往雕虫小技上钻营，岂不是变本加厉地害了他们！
因此，早些时候教育部坚决反对“中小学作文能力通过考级量化评估”的说法，强调任何学科竞赛成绩，都不得作为中小学升学的参照指标的态度，笔者是持赞同意见的。所谓“文无定法”、“言为心声”，好文章无不是“我手写我心”，如果为了考级，玩弄技巧，无病，甚至胡编乱造，考官喜欢什么，自己就编造什么，规则划定了什么，自己就“专攻”什么，那写出的文章不是“假大空”，不是“八股”才怪呢！这正如林语堂所言，“塾师以笔法谈作文，如匠人以规矩谈美术”，不是误人子弟吗？
【论文摘要】八股文是明代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精程朱理学的主要工具?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为渗透式影响及戏曲、小说等弱势文体向强势文体的主动靠拢与吸收?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明代的官方愈识形态—程朱理学。三者交互作用最终构成了明代文学发展特定的历史背景及文化生态。
八股文作为明代最重要的科举考试文体，对明代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己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只是历史实存呈现出的表象，实质上，在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虽然考试文体对其他文体产生渗透与影响是文学史上常见的现象，如唐代行卷对传奇的影响，宋代经义策论对宋诗的影响等，但是，像八股文这样与官方意识形态结为一体，作用巨大，涉及极广的文体影响却仅明代文学一例。
一、程朱理学与八股文的关系
(一)明代中前期，程朱理学与八股文是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互为表里的一体关系。八股文是作为统治者向天下士人灌输程朱理学的主要载体而登上历史舞台的。
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下诏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翌年书成，“上亲序之”，令颁行全国。此举标志程朱理学被正式确立为朱明王朝的治国思想。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与士人息息相关的重大事件。一是在学校、科目、荐举、锉举四种“选举之法”，中，科举成为官府选拔人才和士子求得仕进的唯一有效之途。《明史·选举志三》记:“永乐以后，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荐举)久且废不用矣。”冈‘彻，《明史·选举志二》记载，明永乐天顺以后，“非进士不人翰林，非翰林不人内阁。·一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
另一件事是官方指定的八股文考试内容，由明初的兼古注疏转为专宗程朱。《明史·选举志斗记日:
《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只用陈潞《集说》。
从此，“二百余年以此取士，一代令甲在焉”(清四库馆臣评)。
理学大儒丘涪在《大学衍义补》中叙述了上述从明太祖到明成祖八股取士内容的变化，并盛赞明成祖这一尊程朱于一统的举措:
至于有宋潦关闽诸儒者出，然后经旨大明于世。而我列圣又表章之，遂为千古不刊之大典，不易之定论。是以道德一而无歧辙之差，风俗同而无疆界之别，斯世斯民，得以见天地之纯全，识圣贤之至理，享帝王之盛治，一何幸欤!
一个世纪之后的何良俊目睹了这一举措对学风产生的恶劣影响:
太祖时，士子经义皆用注疏，而参以程朱传注。成祖既修《四书)、《五经》《大全》之后，遂悉去汉儒之说，而专以程朱传注为主。夫汉儒去圣人未远，学有专统，其传授岂无所据?况圣人之言广大渊微，岂后世之人单辞片语之所能尽? ，一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衍，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突!以此取士，而欲得天下真才，岂可得乎?
暂且不论功过，与科举考试只重八股文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看，明太祖用八股文推行程朱理学的目的昭然若揭。这样，朝廷用程朱来武装士人，士人靠程朱来赢得科举。用八股文这条与士人休戚相关的“生命线”，最高统治者把理学与士人紧紧捆绑在了一起。于是，程朱理学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意识形态化成了八股文遵经守传等可具体操作的程式规则，并通过士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股修习浸人到他们的生活、思想、文学创作的方方面面。显见，在历史实存中浮出的是铺天盖地的/又股文章，而程朱理学则隐藏于下。在这个意义上，明代中前期，八股文与程朱理学互为表里、结成一体，可谓八股其形、理学其实也。刘熙载《艺概·经义概》记:
明儒冯少墟先生名所集举业为《理学文鸽》。理学者，兼致知力行而言之也。
以《理学文鸽》来命名/以役文集，可见，在明人眼中就是把八股文与理学看作一体的。
八股文所起的这种作用，被同样作为统治者的乾隆一语道破。他在(日讲四书解义序)中说:“道统在斯，治统亦在斯矣。才把八股文上升到承继“道统”维系“治统”的高度来认识。在《钦定四书文序》中，乾隆帝又从选拔人才的角度对八股文所起的这个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国家以经义取士，将使士子沉潜于四子五经之书，阐明义理，发其精蕴，因以规学力之深浅与器识之淳薄。而风会所趋，即有关于气运。诚以人心士习之端倪呈露者甚微，而征应者甚巨也。
国家以经义取士的目的在于，通过它培养出一大批以程朱理学为世界观、价值观的学力深、器识淳的人才。所以，八股虽小，却关乎国之气运，国之根本。
(二)尊程朱理学于一统是促进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决定性因素。八股文体制在明代立国之初并不完备，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到明成化(1465一1487)年间才最终定型。胡鸣玉《订讹杂录》卷七云:
今之八股文，或谓始于王荆公，或谓始于明太祖，皆非也。案宋史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所谓经大义，即今时文之祖。然初未定八股格，即明初百余年，亦未有八股之名。
顾炎武指出: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衍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 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146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问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一浅一深(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句股实不止于八股者)。其两扇立格(谓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之相传谓之八股。
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明永乐(1403-1424)年间无疑是一个关键时期。此期，程朱理学、八股文、士人这三个因素第一次全方位聚集在永乐这个点上，而这三个因素的齐备正是八股文体制最终定型的必要条件。专宗程朱、遵经守传使得作为考试文体的八股文有了简便明确、便于士人修习的内容限定，同时也为考官提供了统甲客观、便于操作的阅卷标准;功名系于科举一途，“非是途也，孔孟无由进”，使天下士予乙无旁鹜，倾毕生精力于举业之中，在内容无可发挥的狭小空间竭尽所能探索八股形式的变化，使其日臻成熟和完美。
在这三个因素零距离地磨合了五十余年后，在成化年间时八股文的体制最终定型。所以，在八股文的定型过程中，尊程朱于一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八股文对明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当八股文以稳定成熟、明确规范的程式出现后，除了承载和传播理学之外，它还作为一种文体而行世，开始发挥其文体学意义上的影响，从而进入夕、股文影响史上一个新的时期。
第一个层面是渗透式影响，以被影响者的不自觉接受为特点。它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靠朝廷的功令来左右士人的读书范围，日常修习，在耳濡目染的长期浸润中，“日渐月化”地完成对其思想观念、思维模式、情致心态的渗透。对接受者来讲，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在不知不觉中，文人群体也开始把这种“渗透”再“渗透”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戴名世说:
以四子之书，幼而读之即学为举业之文，父兄之所劝勉，朋友之所讲习，而又动之以富贵利达，非是途也则无以为进取之资，使其精神意思毕注于此，商鼓舞踊跃以赴之。 而人之学之者，自少而壮而老，终身钻研于其中，吟哦讽诵，揣摩熟习，相与扬眉瞬目，以求得当于场屋。
这样年复日久的修习，必然会产生以下结果:
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裁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筐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麟献，而质固不出此矣。 雅则俱雅，敝则俱敝，己亦不知，人亦不知矣。
这己不知人亦不知、想脱却脱不掉的东西，正是徐渭、王骥德服胃的“时文气”。被推为“明文第一”的归有光尚且“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其他人就更不能幸免了。因为，“惟其始也以八比入，其终也欲摆脱八比气息，卒不易得耳”。
所以，这种影响对文学的作用威力甚大，只要士子一动笔，时文气就会随其笔触渗透到创作的每一个毛孔之中。我们以明代文学最盛行的模拟之风为例，可证此风正是由八股而来。
模拟在少、股文中实属正常:一是指模拟考中之人的文章，如程墨、房稿、社稿等，是zu没修习的主要方法;二是指模拟古人口气而为之，称为人口气，是八股文的写作方法。此只就前者论之。
作为修习八股的基本方法，模拟可细分为“偷格”、“偷意”、“偷调”、“偷文”诸法。(制义丛话》卷十一引郑苏年语云:
时文家有偷格、偷意之法，不以剿袭论。今作墨卷者往往偷调，亦足动人。惟偷词则风下矣。有偷名文之调者，有偷时墨之调者，有好手能偷古文之调者，则鲜不倾动一时。
可见，在时文领域，偷格、偷意、偷调并不算作抄袭，只有偷词方显下作。但是，前三偷的结果必然是偷词。模拟至此必成弊端。《制义丛话》卷一引苏翔凤《甲癸集序》言曰:“文运之坏也，有三大病，三恶习，三毒种焉。”三大病，“一曰徽，二日窃，三曰奴。”“窃”，就是模拟剽窃。
长期专注于揣摩圣人心思，模仿圣人口气，靠仿照名元之文来写作的士子，尝试创作其他文体，往往一上手就会不自觉地落人模拟的“窠臼”。宋佩韦在其《明文学史·引言》中论前后七子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在复古派的诗文的作风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时代的背景。复古派的诗文，有两点最为后人口实:第一、是模拟或剽窃......剽窃是由于模拟而来，凡模拟未有不流于到窃的。然而这模拟习惯的养成也是由于八股文。八股文需“代古人语气为之，”其精神全在模拟古人，不说自己的话。明代士大夫经过了长期的八股文的训练，已不知不觉养成了模拟的根性，复古俊以起衰救弊为己任，俊怎样地高唱“文必秦汉，”却终逃不出这“模仿古人”的圈套。这是时代的桂格，任凭你怎样聪明睿智，都摆脱不了这个桂格! 叶德钧在《读明传奇文七种》中对明中前期小说创作的模拟之风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勾勒:
明代传奇文自瞿佑《剪灯录》、《剪灯新话》、李祯《剪灯余话》以后，拟作者纷起。如赵弼《效纂集》(宣德年间)、夕川老人《花影集》(成化、弘治年间)、邵景詹《觅灯因话》(万历年间)等。拟作的风气以嘉靖前后为最盛，到万历间流风也还没有泯灭。
模拟之风在戏曲领域表现得最为集中，主要围绕被统治者击赏的《琵琶记》进行，侧重于对其“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的伦理教化内容及文雅风格的模仿。在明中前期出现了以《五伦全备动》、《香囊记》为代表的伦理教化剧创作的高潮。由此观之，可以说，八股文渗透式影响遍及了明前中期文学创作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个层面是主动借鉴型影响。它表现为接受者在特定的文学背景下，出于特定目的，主动借助八股文的内容和形式对弱势文体加以改造，是在特定创作观念指导下对强势文体的一种有意识的靠拢与吸收。这主要体现在明代某些戏曲与小说创作中。
南曲用写八股文的方式来写作传奇，是弱势文体戏曲借助强势文体八股文汉寸自己的一种改造，其目的不外乎是提高自身地位，由士大夫不耻为之的小道末技荣登大雅之堂。其代表作是《香囊记》，具体表现为在文体功能上向2又股文论说体的靠拢，内容上对“四书”“五经，，及传注语的大量引用，说理方式的二重代言，说理方法的类书式用典，行文方式的前腔式对偶，等等。小说吸取八股文的写法进行创作，其目的也是提升自身地位，以融人正统文学之流。如张书绅批《绣像新说西游记》日:“一部(西游记》可当作时文读”，《西游记》“似一部乡会制义文字”，“是一部圣经《大学》文字”。
八股，又称八股文，原是中国明、清王朝科举考试所规定的专用文体。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后四部分讲究“体用排偶”，即每部分使用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八股，故称八股文。文章主体部分要求仿照古人的观念和语气写作，即“代古人语气为之”。就此说：“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是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鲁迅在《透底》一文中也谈到：“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代圣贤立言，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二来，连应试的人也觉得又省力，又不费事了。”
这种僵化形式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中也有表现，被称为“党八股”最早在党内批评党八股的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2年，他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指出：“我们同志的特点就是‘党八股’（又名‘十八套’）。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我们不管群众是否接受我们的主张，我们却必须把所有的‘十八套’完全吐露出来，方才痛快。”他要求“必须提出群众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迫切要求，抓住这些具体要求来动员群众参加斗争”“活泼地利用每一具体的事变，利用公开的可能去开展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942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议，同意关于报刊文字须坚决废除党八股的意见。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原题《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明确提出了“运动”的任务，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就反对党八股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列数了党八股的“罪状”：第一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第二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第三条，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第四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第五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第六条，不负责任，到处害人。第七条，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前五条是直接针对党八股的实质性的批判，后三条主要讲党八股对党的建设和对革命事业的危害。
认为，“党八股”不只是语言文字表达上的问题，更主要是思想路线上的偏差，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化、旧教条，主张科学与民主，但是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有形式主义的毛病。中国共产党内的党八股，是这种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因而它是积极因素的反动。他强调：“党八股是藏污纳垢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于革命的，我们必须肃清它。”“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所以，主张在抛弃党八股不仅是形式主义的问题，与纠正路线偏差，坚持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密切相关。就此推荐了四篇文章供全党学习，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关于列宁怎样做宣传的一段文字、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在国际七大报告中关于宣传问题的一部分文字、鲁迅的《答北斗杂志社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宣传民族化的文字。
关于反对党八股的一系列论述，是的一部分，也是1942年的《解放日报》改版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文风上，报纸受到党八股的束缚，空发议论，新闻写作陷入公式化，晦涩难懂，甚至“以八股反八股”。所以，1942年3月16日《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提出：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1942年2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宣布党八股死刑》指出：“正确的宣传，必须要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决不能无的放矢。而要把党的路线和政策当成矢，真正射在群众今天的需要上。”“必须和对象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还要用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语言来和他们说话。”《解放日报》改版中对党八股文风的肃清，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重要的一次文风改革。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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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7、19页.
[4]《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5]《选集》第3卷，人民出社1991年，第827、832页.
今年6月7日，就中国股市的新股发行制度而言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一天，八菱科技因为初步询价对象只有19家没有达到20家的最低标准而成为A股市场首家中止发行公司。消息传来，舆论方面一片赞美之词。有的认为，八菱科技中止发行彰显市场化约束力，让大家看到了“市场的力量”，还有的认为这是市场成熟的表现，说明了发行制度改革的成功。有人因此而断言，会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出现中止发行现象。
应该说，八菱科技中止发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当前新股发行困境的一种体现，也体现出了一种市场的约束力。随着4月份以来的股指持续下跌，新股破发现象进一步加剧。据统计，截至6月3日，今年上市的145只新股中，有117只陷入破发的窘境，新股破发的比例高达8成。甚至有大量新股上市首日即破发。如4月28日上市的庞大集团，上市首日开盘就破发20％，当天下跌23.16％，一举成为“新破发王”。正是这种新股破发潮的涌现，导致投资者新股中签如“中刀”。投资者因此而远离新股申购，甚至就连部分投资基金也停止参与“打新股”。新股中签率急剧提高。其中庞大集团的中签率高达21.57％，而双星新材的中签率更是达到了65.5％。新股发行越来越遭到投资者的抛弃。
与此相对应的是，询价机构参与网下询价的热情也大幅降低，如在八菱科技询价之前，参与万安科技初步询价的机构也只有24家，而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32条规定，初步询价结束后，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4亿股以下，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20家的，应当中止发行。因此，万安科技只是刚刚通过及格线而已。而八菱科技甚至没有通过及格线，跌倒在了初步询价的台阶前。可以说，八菱科技中止发行是当前新股发行低迷的最直观反映。
但即便如此，舆论方面仍然没有必要高估八菱科技中止发行的意义。一方面中止发行并不是终止发行。虽然中止发行现象的出现在A股市场非常难得，本轮新股发行自2009年6月重启以来累计发行新股达到了600家左右，这才有了第一家中止发行公司的出现。但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八菱科技的重新发行。根据现行发行政策，八菱科技还可以在6个月的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启发行。因此，八菱科技中止发行的意义最多也就是推迟发行而已，它并没有取消八菱科技的发行资格。而且一旦行情好转，不排除八菱科技甚至还有可能以更高的发行价发行，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另一方面，即便八菱科技中止发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市场的约束力，但这种约束力难言市场成熟的表现，也并非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成功。回顾新股发行的历史，历史上共有7次新股暂停发行现象。因为股市低迷的原因，新股发行价格也逐步走低，管理层因此叫停新股发行以救市，随后行情好转，新股发行又重启，发行价格也随之走高。因此，八菱科技中止发行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市场约束力，与历史上行情低迷时对新股发行的影响并没有什么不同。可以肯定，一旦行情好转，新股发行价格又会大幅走高，投资者又会争相认购。因此，八菱科技中止发行所体现出的市场约束力不过只是一次历史的重复罢了。
由于各行各业都要评职称，评职称就要有论文，就要考外语，于是，催生了好些相关产业。别的不说，单就论文，网上产、销、发表一条龙服务，生意兴旺极了。据说，如果需要专著，也一样有人。是什么价，不，只代为找发表刊物是什么价，一清二楚。同时，什么等级的刊物什么价，增刊什么价，非增刊什么价，也一清二楚。而且这些年由于需求增加，刊物索要的版面费也与日俱增，前两年几百元可以搞定的刊物，现在非几千元不办。
国人做什么都喜欢运动式，全民一起上。连收藏都搞运动，街头大爷大妈，看了若干期的鉴宝电视节目，摇身一变，就成收藏家了。全民收藏，古董有限，于是也催生了两个行业，一个是造假，一个是盗墓。从收藏，变成盗墓。多少年都没挖到的竹简，也成批地出土，倒腾到香港，然后由清华北大买回来，你说神不神。职称跟收藏一样，全民都评，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科研论文”，于是，只好造假，只好盗掘（抄袭）。弄的真正该做学术的地方，也造假和抄袭成风。
不过，有人告诉我，古代也好不了哪儿去。清朝太医院考医士，也考八股，而且录用主要看字写的好不好。考生只要文字大体通顺，一手馆阁体的好字，懂不懂医术都可能被录取。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清代考试，八股当家，学校里自不必说，进学回家，有了秀才功名，必须要应付的是每年两次的考试，一考就考八股。总是考不好，功名就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再往上爬，举人，进士，或者优贡、拔贡，都要考八股。就是进士及第，点了翰林，也得经过大考，考过了，翰林才能转正。到处都在考八股，太医院取医士，考考八股，也没有什么稀罕。不看内容看字体，其实是考八股的惯例，八股文章，代圣贤立言，原本不要什么创意，把文字写顺了，别出错，别犯禁，字体优美一点，当然就是科门高第。太医院的医士，按这个路子取，也没错。
但是，按道理，医院取的是能看病的人，能不能做八股文章，字写的好与丑，其实没大要紧。跟我们现在评职称一样，各行各业，要的是能做事的人，跟会不会写科研论文，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职称，不仅脸上无光，而且工资低人一头，而且某些重要岗位，还不能上。所以，没办法，就得生造，就得去买。买了论文，再糊弄一个外语，跟评委勾兑勾兑，怎么的，也弄一个职称。职业技术职称有了，但职业技术却没了。就像太医院凭一手好字和八股文章上来的医士一样，看病肯定是不灵光的。因此，各行各业，都集聚了一堆堆的拥有各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俗称人才。一般惯例是，哪个行业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越多，哪个行业的专业技术水平就越差。好在，这样的地方，大多是官方机构，或者是官办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充斥着各种有高级职称的人才。大学里，居然变成倒金字塔，教授最多，副教授次之，讲师最少。
所以，我明白了，为何晚清四大官样文章里，居然有太医院的药方。这样的医士开出来的药方，是医不了病的。也明白了，为何那时候太后和皇帝有了病，都得让地方督抚推荐民间医生，一直延续到光绪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
这是宝钢迈出的跨区重组的第一步――在完成八钢收购的同时，宝钢已将下一个目标转向包钢。“双方还在谈判阶段。国内的并购没有结束，仍然会继续，国际并购也是如此。”1月31日，刚卸任宝钢集团副总经理的戴元永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计划＋市场”
“这是一次多赢的重组。”
中银国际一位钢铁分析师指出，“双方合作有政府的推动，也有市场的需求。宝钢有八钢需要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而八钢拥有独特的市场和资源优势。这种市场的需求使得双方重组非常顺利。然而，也正因为此，此次跨区重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只是个案。”
八钢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为宝钢看好。戴元永在谈及此次重组时表示，外地要将钢铁运到新疆，运输成本很高，很难打入这个市场。同时，八钢邻近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并购后，宝钢可输入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同时降低采购和运营成本，开拓周边国家市场，将集团迅速做大。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甚至认为，宝钢将从此开辟“新的丝绸之路”，“从此，八钢可以成为宝钢开发中亚国家钢材消费市场的跳板。”
八钢地处新疆，是中国西部钢铁市场的重要门户，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拥有大量铁矿石资源的钢铁企业。
不过，八钢的经营不尽理想。从2005年以来，当地政府便希望通过并购，实现产业的升级。八钢的战略地位早已为人所识，早在2005年前，国际钢铁巨头印度米塔尔公司在成功收购华菱后，就频频接触八钢。
也几乎与此同时，宝钢开始了与八钢的谈判。这一计划获得中国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最终，双方在2006年3月11日达成战略联盟框架协议。
其时，宝钢总经理艾宝俊正在北京参加“两会”。不过，艾当时对于双方重组事宜仍显得相当谨慎，多次纠正《财经》记者关于“兼并重组”的提法。他告诉记者，宝钢和八钢正在进行“一些项目的战略合作”；但同时又指出，跨区兼并是钢铁整合的大方向，也是宝钢今后几年发展的重要战略。
从那时开始，双方并购意向已逐渐明朗。2006年4月后，宝钢陆续派出工作组和中介机构，对八钢集团的资产、经营等状况进行摸底调查。还派出专家组，对八钢发展规划进行了优化和调整。同时，双方高层互访不断。
2006年10月初，宝钢与八钢共同制订出八钢新区发展规划方案。
据此，预计2007年，八钢产钢能力可以达到400万吨，2008年将达到600万吨；“十一五”末，生产规模将达到800万吨。2006年年底，八钢17500mm热轧带钢和1×120吨转炉项目获国家发改委批准。
2007年1月17日，八钢与宝钢签订资产重组协议，宝钢将注入30亿元资本金对八钢进行重组。
重组后的八钢由宝钢集团控股，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仍将保留15％的股权，由当地国资委持有。八钢的主辅分离改制也随之提上日程。
戴元永认为，并购之后，最大的难题是人员安排和企业文化的融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宝钢1998年与上钢和梅山钢铁合并，到现在文化融合还没走完，都八个年头了。”
跨区重组路漫漫
对宝钢来说，收购八钢是一个顺利的开始，但并不意味着以后的路会同样一帆风顺。
中国钢铁行业的跨区重组往往并不顺利。鞍钢与本钢合并，历经多年，一直“貌合神离”。宝钢也曾先后向多家企业伸出橄榄枝，包括马钢、邯钢、包钢、济钢等大中型钢铁集团。 其中，资产最为优良的莱钢集团，已在山东省政府的“撮合”下，与济钢合并，两家企业共同组建的山东钢铁控股公司有望在今年春节前挂牌。
根据上报方案，济钢集团、莱钢集团将成为山东钢铁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保留独立法人地位，山东钢铁控股公司将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但不设股东大会，而由省国资委行使股东大会的职权。今后，控股公司将设多个职能部门，统一进行济钢、莱钢的采购和未来产品规划。
济钢和莱钢对于这一重组并不积极。在重组之前，两家公司都分别在接触其它买家。莱钢集团选择了境外的钢铁巨头安赛乐，济钢集团则一直在与宝钢接洽。一位接近宝钢集团的分析师告诉《财经》记者，由于济钢在中厚板品种上有技术优势，宝钢一直对济钢集团有着浓厚兴趣。但双方全面合作的谈判进展不顺。
济钢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财经》记者，宝钢收购济钢的谈判进行了“相当长时间”，但由于涉及到未来济钢的定位和在哪里注册的问题，双方最终没有达成一致。济钢一位高层在谈到重组时直言，企业并购应该是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应该以企业为主体，根据自身扩张的需要来决定。“如果政府强行捏合，会把企业整垮。”
宝钢集团一位内部人士指出，目前跨区重组的主要阻力是地方保护。宝钢这次并购八钢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政府态度明朗，“不计较企业是地方的还是宝钢的，只希望企业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他总结说，目前中国钢铁行业的并购有两个难点：一是要让被并购的企业看到并购后的发展前景；二是要处理好主辅分离，“辅体剥离得不好，养一大帮人，主体就没有效率。”他透露，鞍钢与本钢的合并之所以拖延日久，关键就是“辅业”无人承担。而宝刚对辅业的处理方法是一部分进行改制，一部分通过消化，做主体产业的延伸。
中国政府自2004年以来，一直在大力推动钢铁行业的重组。但各地方政府态度并不热烈。2006年年中，原宝钢集团董事长、钢铁协会会长谢企华对《财经》记者评论称，“目前，地方政府已成为钢铁行业跨区域重组的最大障碍。”
业内资深分析人士指出，中国的大型钢铁企业大部分还是国企。所以，有政府的意志参与重组无可厚非。但关键问题是应当理顺地方政府和国家在钢铁重组中的利益，以促进钢铁行业的兼并重组。首先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财税机制，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其次是在重组中重分中央和地方利益，例如央企让渡一部分股权给地方国资委。
“宝钢在与八钢重组中，就由地方政府保留了一部分八钢股份。如果能够让地方持有宝钢的股份，再加上分红制度，重组会完成得更彻底。”这位分析人士指出。
相形之下，地方政府对于外资的态度要开放得多，但外资在钢铁行业的并购却受到政策影响放慢了节奏。“外资从来没有失去进入中国市场的兴趣，只是现在政策的阻隔，暂时处于观望状态。”中银国际一位分析师指出。
虎杰咨询首席分析师张寅告诉记者，在中国收紧外资并购政策的大环境下，加之中国钢铁行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外资钢铁巨头将并购目标逐渐由中型钢铁企业转变为小型特殊钢铁企业，比如以生产不锈钢为主的太原钢铁。现在一些外资的巨头正派出工作人员，走访江浙一带的特钢企业。
从此以后，她一方面要乃夫用心举业，一方面把博取封诰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 上，儿子刚满四岁，便每日拘在房 里讲 《四书》，读文章，每晚课子到三四更鼓。
鲁小姐浙江归安县人，鲁 编修之女，蘧来旬之妻。其父是八 股迷，她在其父管教影响下，五、 六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十一二岁，就做八股文，长成后晓妆 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八 股文章，每天用红、黄笔在八股文 章上密密麻麻地批下蝇头小字。新 婚燕尔就 “制义难新郎”，蘧公 孙于此事偏不甚在行，气得她愁眉 泪眼埋怨丈夫“误我终身”。
（来源：文章屋网 ）
【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县学宫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
【乡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一次考试,因在秋季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闱,考场)。主考官由皇帝委派。考后发“工榜”,又称“桂榜”,所录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jiè)元。
【会试】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的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考试由礼部主持,皇帝任命正、副总裁,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皆可应考,录取三百名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是科举制度最高级别的考试,皇帝在殿廷上,对会试录取的贡士亲自策问,以定甲第。实际上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殿试,并不亲自策问。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的称号,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的称号;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的称号。二甲、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
【进士】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贡士参加殿试录为三甲都叫进士。据统计,在我国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考中进士的总数至少是九万八千七百四十九人。古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是进士出身,如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王维、岑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考中进士,一甲即授官职,其余二甲参加翰林院考试,学习三年再授官职。
【状元】科举制度殿试第一名,又称殿元、鼎元,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历史上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但真正参加殿试被录取的大约七百五十名左右。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王维,宋代文天祥都是经殿试而被赐状元称号的。
【会元】举人参加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其余考中的称贡士。
【解元】生员(秀才)参加乡试,第一名称解元,其余考中的称举人。
【连中三元】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凡在乡、会、殿三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被称为“连中三元”。据统计,历史上连中三元的至少有十六人。
【鼎甲】指殿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如一鼎之三足,故称鼎甲。状元居鼎甲之首,因而别称鼎元。
【贡士】参加会试而被录取的称贡士。
【举人】参加乡试而被录取的称举人。举人可授知县官职。
【生员】即秀才,通过院试(童试)的可称为生员或秀才。
【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也叫时文、制义、制艺、时艺、四书文、八比文。这种文体有一套固定的格式,规定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每一部分的句数、句型也都有严格的限定。“破题”规定两句,说破题目意义;“承题”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题”加以说明;“起讲”概括全文,是议论的开始;“入手”引入文章主体;从“起股”到“束股”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尤以“中股”为重心。在正式议论的这四个段落中,每段都有两股相互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八股文由此得名。八股文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内容,不许超出“四书”“五经”的范围,要模拟圣贤的口气,传达圣贤的思想,考生不得自由发挥。
【金榜】古代科举制度殿试后录取进士,揭晓名次的布告,因用黄纸书写,故而称黄甲、金榜。因多由皇帝点定,俗称皇榜。考中进士就称金榜题名。
【同年】科举时代同榜录取的人互称同年。
【太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也有变化。
【国子监】汉魏设太学,西晋改称国子学,隋又称国子监,从此国子监与太学互称,是最高学府兼有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
【书院】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
【学官】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
【祭酒】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曾任过国子监祭酒。
【博士】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
【司业】学官名,为国子监或太学副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副校长,协助祭酒主管教务训导之职。
【学政】学官名,是“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
【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助教】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祭酒。
【监生】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后来成为虚名,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
【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县学宫学习的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