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志者事竟成的案例范文

有志者事竟成的案例篇1

各位领导、同志们：

大家好!

首先我要感谢各位领导给我提供了参加竟聘，展示自我的机会。我之所以参加这次竟聘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竟聘方式给了我一次新的机遇和挑战。二是通过竟聘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充分施展个人才能，更好的为工商事业服务。所以我这次竟聘无论成功与否，我都愿意做一次推荐自我的尝试。我将把它作为一次和大家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今天，我竞聘的岗位是**工商所副所长和消保科科长。

首先对我个人工作经历做个简要介绍：我于1990年9月进局从事文书工作，1994年9月赴四川大学专修工商行政管理专业，1996年7月毕业，先后在新长征路工商所、市局经检科及**工商所工作。

其次，我此次竞聘有以下优势：

一、年龄优势。我刚过而立之年，正处在干事业的最佳年龄，身体健康，精力旺盛，头脑灵活，思想成熟。

二、事业心强，有进取精神，能出色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工作踏实肯干，力求完美。业务上争先创优，不甘落后，处理问题果断坚决，能当好领导的好帮手。

三、工作能力强，接受新事物快。在**工商所的工作实践中，由于领导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支持，我所分管的办案和法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办案工作中，对所查办的案件做到了快查快结，不推违、不扯皮，体现出速度和力度，做到快速、准确、及时、合法。在99年说案比赛中获得第三名及先进个人;2000年获得案卷评查两次第一名，个案比赛两次第一名，模拟办案比赛第一名;2001年获得个案比赛两次第一名、案卷评查一次第一名、一次第二名、及塔城地区工商系统“打假”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在基层的二年里，共查办各类案件127件，其中重大案件11件，涉案金额400余万元，罚款5.8万元。同时我具体良好的写作能力，我有我的文笔发现和捕捉各种信息，撰写的稿件曾多次在自治区、地区及市级媒体上刊登过。

四、工作经验丰富，具有多种素质和能力。我在工商系统的12年中，先后从事过文秘、宣传、办案、法制核审、收费、登记等工作。尤其是在行政执法中，针对当事人个人素质、法律意识的高低不同，我能较好地加以说服和教育，既不激怒他们，又不软弱妥协，在办案中很好地把握准了说话、讲法、引导等环节中的艺术性，有力地避免了案子办不下去或当事人不配合及执行难，取证难等现象。我在**所的两年半中查办的所有案件，没有出现一起罚没款物无法收缴的现象。

例如：曾受到区、地两级局认可的127团建安公司倒卖合同一案，在查办过程中通过打时间差，让公司领导互相回避，突击谈话，施加压力等一系例方式方法，获取了大量的事实和证据，当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司领导时，当时人态度傲慢，拒不执行，我义正言辞的告诉他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严重后果。后当事人多方说情，但最终在法律面前低下了头。二年来，共查办11起这样的大、要案。在执法工作中始终本着对内强化素质，对外时刻不忘加大处罚力度，广泛树立工商执法权威，提高工商系统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

又比如：去年下半年，128团广大农户反映农七师电力工业总公司128团供电所在农网改造中，强迫用户接受其不合理的附加条件，针对电老虎的这一行为，我并没有被他们公司规模大、人员多的气势吓倒，毅然多方位开展调查取证。该供电所负责人傲慢地说：“你们2个人的小工商所还能管得着我们”时，我立即将国家关于限制公用企业的有关法律法规向他宣传，责令其立即改正，并将这一涉案金额达234万元的特大案件移交市局。至今，该所负责人仍然对我心有余悸。这说明一点,那就是：要真正树立执法权威，就要不畏强手，以强烈的责任心面对各种挑战。在基层所的2年里，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另外，由于人员少、工作量大，对于所分管的收费、办证，发照，受理投诉等日常工作都能较好地把握原则，做到一碗水端平，受到辖区管理对象的一致好评。

如果副所长职务竞聘成功，我将从以下6个方面开展工作。

基本宗旨：积极配合领导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对内虚心向科室所学习请教，凡事互通有无，有问题及时请示汇报;对外同各有关单位紧密团结，积极协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当好所长的左膀右臂。

基本素质：俗话说：“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凡事从严要求自己，自己做好了，大家才会向我看齐。一切从公心出发，一切从全所利益出发。

基本思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始终牢记：形象比金子更宝贵。

基本道德：我愿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树立正派的工作作风。干部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领导的信任和支持，为此，我将毫不犹豫地支持和鼓励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在工商所的大家庭中各抒己见，各展其才。

基本目标：尽全力协助所长，努力实现“市场监管上层次，文明执法上水平，整体工作上档次，考评成绩有名次的总体工作目标”。

基本思路：在基层所2年半的实践中，我对本所内所内部和辖区的基本情况比较了解，如果我分管内勤，我将调动内勤人员，全面加强基础性工作，进一步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便于操作的内勤档案，为领导提供各种参考数据，又为及时记载各阶段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因为我在办公室的四年中，曾从事过文秘档案工作，所以，对此我很有信心;与此同时，我将在内勤窗口实行明白“提示卡”制度将收缴规费，办照须知，投诉程序，停业程序，经营规范等业务规程，以“提示卡”的形式公布于内勤窗口，既能方便群众，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当然，内勤工作所涉及的方面很多，我将以大家一道集思广义，发挥集体智慧和才能，共同探索和改进，最终朝着科学化，合理化，效率化，精简化的方向发展。

如果我分管外勤，我将在办案工作中，实现新的突破。按照“案源人人找，案件人人办，管理人人抓”的原则，制定指标，分解到每个人的头上。形成大家都办案，多办案，会办案，办好案的局面。其次，实现金融机构、公用企业房地产市场、农资市场、合同监管、企业动产抵押物、粮食市场等管理领域的七大突破。根据市局要求，重点查处大要案件和特色类型案件，进一步树立执法权威，提高工商部门的社会影响力。最后，在办案中我会经常性地主持召开案情分析研讨会，使大家共同提高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以上是我几点粗浅的想法，如果大家信任我，给我一次机会，把我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上去，我将不辜负大家的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实现自我价值。不管今天竟聘的结果如何，我都会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来对待。即使竟聘不成功，我也会将竟聘中表现出的勇气，带到今后的工作中去。当然，我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我仍然会发光发热的。

有志者事竟成的案例篇2

关键词：　唐代　律疏　法例

中图分类号：DF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1-0139-07

不时有学友问：看唐代史书中一些案例，并不按《唐律疏义》的规定去处断，唐律在唐代到底用不用？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唐律疏义》在唐代是使用的。而且不但在唐代，在宋代也是使用的。笔者还就与法律“使用”有密切联系的法例与“判例”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唐律的使用问题

（一）史书确切地记载《律疏》被引用断案

《旧唐书·刑法制》上记载，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即《律疏》制定公布后的第169年，在处理某人为防卫父亲受伤害而打死对方的案子时，所引用的法律内容是：

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

这就是今传《唐律疏义》卷第二十三（总第335条）的内容：

“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

至死者，依常律。”

（二）御史引用《律疏》处置官吏

关于唐律在唐朝的引用，唐代最有名的一部判书《龙筋凤髓判》①中有多个案例可证明。《律疏》于永徽四年制定完成颁布全国，《旧唐书·刑法志》特别记载说，“自是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这句话的确切意思是说，判决刑案的官吏，不但引用律文及其注文，而且还引用新制定的《义疏》部分去作判决的根据。张NFDD9《龙筋凤髓判》的“判书”中就不但有引律与注的案判，也有依“疏”文为据而作的案判。这里以拙著《龙筋凤髓判性质及“引疏分析”考》②一文中所举的一例证明。据判书卷二第71页“少府监二条”之一的案由说，“（少府）监贺敬，盗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断二千五百里，敬不伏”。其“不服”的辩解是“云其物虽部分，未进不得为御物”，即谓其所盗之物，虽由其作过分配处置，但在送给皇帝使用之前，不可列入“御物”的概念之内。如果不进入“御物”的概念，作为普通盗罪，刑罚当然就轻多了。其实，贺敬所盗三十件茵席，正在“御物”的概念之内。疏文说，准备给皇上使用的东西，

“皆须监当官，部分拟进者，乃为御物”。③

即物品经有管理权限的职司，做了准备供皇帝使用的分配处置，就成为“御物”。据案由，贺敬自己也承认已作“部分”（此“分”读作fen的第一声），只是未给皇帝实际使用罢了。依疏文，只要做了“部分”，就成为“拟进”之“御物”。疏文中的关键词语“部分拟进”，完全否定了贺敬“未进”不得为御物的辩词。张NFDD9认定大理寺所判成立的法律依据就来自疏文的律义解释。一词千钧，遂成铁案。

（三）一些案件之判决与《律疏》不符的原因

唐代判案的结果有时不能全凭《律疏》检验，原因是：

其一，《刑部格》修正补充《律疏》。唐代的《刑部格》是修正补充《律疏》的高位阶的刑事法规，按《格》对贪赃钱财等的犯罪普遍是一罪二刑制，徒流刑执行时加处杖刑，官吏还可能加“徙边”之刑罚。这是有些案例与《律疏》不一致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二，议请案件只有处置程序上的规定，法律上无一定免死或一定依法处断的拘束力。能否免死最后由皇帝根据集议情况决定。犯者合乎“议请”的资格，以及是否属“十恶”的性质，并非是决定其死活的铁定条件，实际常常是由犯者与皇帝及当权势力集团的利害关系所决定的。

其三，制敕断案的案件皇帝可以依法，也可以合法地不依法。《断狱律》卷第三十（总第486条）疏文中有授权性的规定说：

“事有时宜，故人断制敕，量情处分。”

这是法律赋予皇帝可以以个人意志越过法律判案的权力。两唐书上记载的案例大多属高官显贵的案例，且系常由皇帝做主的制敕断罪及对议请的裁定，其中有与《律疏》不符的处置就是必然。

其四，史载之案例要依当时在行的法律法典去检验。以刑律来说，在各朝律典颁布前，都承用前朝律典及编修格敕来解决法律的需要。各历史阶段的法律都有内容的变异，案例是否符合法典，作检验的法律超前与滞后，都可能不相符合。如贞观二年李世民下令废除在行的“奴告主谋逆”的法例，认为“此极弊法，特须禁断”，并决定“自今奴告主者，不须受，尽令斩决”。④《贞观政要》的记载没有交代太宗的这个决定，到底是直接修改了法律，还是形成了《格》条。但是从今传的永徽《律疏》看，李世民的此项命令根本未对后来的《律疏》起作用。《斗讼律》（总第349条）特别针对奴告主有罪加上了“非谋反逆叛者”的修饰语，就是不理睬李世民的敕制，坚持奴贱可以告主人反、逆、叛罪的法例。直到贞观二年，还有允许奴婢告主人反、逆、叛罪的法律，那么，如没有相反的记载，可以认为这是武德以来的成法。贞观十一年的《贞观律》中是否有此内容，有待考证。所以唐太宗要取消允许奴告主反、逆、叛法律的命令，不能依《永徽律疏》去检验。

又如发生在贞观元年的长孙无忌误带佩刀入上NFEC8，而监门校尉未觉察之案，廷议时宰相封德彝主张长孙氏处“徒二年”，监门不觉，“罪当死”，这也无法依今传之永徽《律疏》来检验其所言据何条法律。从《贞观政要》及新旧《唐书·戴胄传》看，此案竟然在宰相与中央审判衙门副长官之间反复争论，分歧如此之大，这证明当时包括格敕及承用的《武德律》在内的法律，都没有周密适用的条文。在这一点上，今传永徽《律疏》就周详得多了。其一，依《卫禁律》（总第59条），长孙氏无警卫跟进带佩刀入上NFEC8，性质与真犯阑入上NFEC8一样要处死；应入上NFEC8内而有警卫跟进者，可带“刀子”；有警卫跟进而不应带横刀（佩刀）而入者，则可以从死罪上“减二等”“合徒三年”；长孙氏以吏部尚书正三品资格入“八议”。其二，监门校尉其罪之性质属“不觉”（长孙氏带横刀而入），应该比附《卫禁律》（总第58条）防止阑入之警卫人员“守卫不觉，减二等”之法例，即照长孙氏的死罪“减二等”，处“徒三年”。最关键的是《律疏》明确规定这样作比，该条之疏文说：“余条守卫宫殿及防禁之处，皆有监门及守卫，故纵、不觉，得罪各准此。”这正是永徽《律疏》高于前朝法典的明证之一。（参见附表）经常见欲探求古律中“判例”的学者，多有举此案为证者，他们到今传的永徽《律疏》中去寻找封德彝关于长孙氏判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对监门校尉判死刑的“法律依据”，结果必定是陷进去出不来的。

2.用比附与类举运用法例处置无明文规定者

《律疏》中的比附与类举，是使用于“法无明文”条件下的制度，《贼盗律》（总第260条）说：“岂为在律无条，遂使独为侥悻？”《名例律》（总第50条）下说“断罪而无正条”时，以类举轻重作处置。但这两种制度，都不是依“判例”来处断法无明文的案例。

比附是《律疏》内指定某一成例，作为另一事或一类事处置的法例。如《捕亡律》（总第456条）规定百姓知邻里被强盗、被杀不告，就有“不告官司”的罪名；同时，知道邻里被窃盗不告，要按前罪减二等处罚。但是，如知邻里之奴贱被杀或被强盗不告，律无明文，于是疏文就在《斗讼律》（总第360条）规定，“比‘窃盗不告’，科之”。为什么知奴贱被杀、被强盗不告，能比同于知邻里财物被窃不告之罪？那就是因为《名例律》（总第47条）有“奴婢，律比畜产“的定论。这清楚地表明，实施比附时，求比之事情，被比之事情，甚至可比之原因，都是《律疏》中现成之法例，并非是由某一案例转来的“判例”。人们总不会把法典中固有的法例定性为“判例”。

类举之关键是要求通过对有轻重差距之对照，以反衬出判断的正确。如《斗讼律》（总第347条）规定父祖“诬告”子孙无罪，但是如属“告实”子孙怎么办？法无明文。于是按类举法，以“诬告”子孙不处罚的重情，作为反证轻情“告实”理当也不处罚的正确。这里作为比较的“诬告”重于“告实”，是《斗讼律》（总第342条）的规定。法律要求类比的双方一定要有轻重的差距，这是判断能公平合理的基本保证。这种对所比对象选择上的轻重差距要求，属于制度的范畴，不可能有“判例”的性质。

（二）《律疏》体制外“法例”的运用

唐代《律疏》体制外的法例曾有两种，一是较长时期稳定使用的《刑部格》，二是一度使用过的由法官个人编写的《法例》书。《律疏》与其体制外的“法例”，是典与典之间的联系制约关系。

其一，《刑部格》。制敕能长期有效行用者，被制定成《格》。《刑部格》是唐《格》二十四篇之一，其性质是修改补充《律疏》。所以，比起《律疏》来，在使用上它有优先地位。进入宋代以后，唐《格》的性质与种类也逐渐变化，至迟到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立法，敕成为纯刑法规范时，唐代《刑部格》的职能已完全被宋《格》所排除而入于敕。

其二，法官个人编撰《法例》并行用。《旧唐书·刑法志》说：“先是，详刑少卿赵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断狱，时议亦为折衷。”⑨《新唐书》虽然未记载赵仁本编《法例》，但关于他收集诏敕的记载，倒是对其编《法例》一书知识渊源极好的印证：“自义宁以来，诏敕皆手自纂录，临事皆暗记之，甚为当时所伏”。⑩赵仁本在积累诏敕的基础上于《律疏》外编写的“法例”，现已无一点资料流传于世，据《旧唐书·刑法志》简略的记载看，可能属下列两种情况之一：其一，提升隋末以来的“诏敕”作为《律疏》外补充的“法例”；其二，对《律疏》中分散的“法例”作归纳组编，便于用律者集中查对检索。如是后者，那就为元代王元亮给《律疏》编写《纂例》开了先河。赵仁本的《法例》三卷，虽然“时议亦为折衷”，但未经授权，个人制作，最后高宗以“何为更须作例”为由，禁止继续行用，于是《法例》废而不用。此书“引以断狱”，大概有十五年左右的时间，B11是唐代立法史上特异的一笔。[LM]

（三）《律疏》的法律环境抑制“判例”的产生与推行

在唐代，比较有可能成为“判例”的制敕断罪与“复仇”案，都未形成“判例”。

1.“制敕断罪”在舆论上基本处于遭批判否定的状态。这种制度在执行中常遭到朝堂上一些正直而又敢于进谏的官员的批评。贞观时大理少卿戴胄评论说：

“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B12

开元大理卿李朝隐对玄宗说：“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B13

有些制令口敕确实是皇帝一时兴到的随意行为，完全排除了有形成“判例”的可能。如武德二年，李渊问一名被抓获的强盗为什么为盗，回答说，饥寒交迫活不下去。李渊说百姓因饥寒为盗责任在我皇帝，应予释放。贞观二年，殿中监卢宽拿了自用药物进入御厨房，依《职制律》（总第107条）规定要处绞刑，而唐太宗说“只是错误罢了”，竟赦免了刑罚。这些御判当然不可能成为“判例”。

2.“制敕断罪”的推广依法被堵塞。皇帝的“权判制敕”禁止别的官员或机关引用，否则要对后果负法律责任。《断狱律》卷三十（总第486条）：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即依故意或过失地“出入人罪”处罚。

3.“复仇”案始终未有“判例”。相对而言，“复仇”案产生“判例”的可能性也较大。其一，“复仇”的概念，有儒家的“复仇”理念作为共识。正如《春秋》经所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B14就是说，是否能纳入“复仇“的概念，决定于其父祖是否属于应被诛杀的对象。如是不应被诛杀而杀的，就可以“复仇”；如属于有罪被诛杀，子弟去反杀，那不属“复仇”，只能是非法的永无止境的反复杀戮。以唐代的司法实践来说，“复仇”还包括了父祖被朝廷官员错判冤杀，子弟也可去反杀有罪责的官员。开元时，张琇兄弟就是父亲被御史杨汪错判受诛而实行反杀“复仇”。御史杨汪虽然改名换姓潜逃，还是未躲过反杀。虽然最后张氏兄弟被捕杀，但张氏兄弟的“义举”竟得到宰相张九龄等人的力挺及社会舆论的赞扬。新旧《唐书》都把张琇兄弟收入其“孝友传”中加以褒奖。其二，在“复仇”案的处置上形成基本的程序。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梁悦为复父仇，杀了仇人秦果。这是典型的“复仇”案，结果梁悦被决杖后流放。此案经朝廷集议后，采纳职方员外郎韩愈的建议：凡“复仇”案，都报中央，由朝廷集议，最后由皇帝裁处。即使对“复仇”案的性质有基本统一的认同及统一处置的程序，“复仇”案仍不可能产生可作审断仿效的“判例”。其原因主要是：

其一，在法律思想上原就存在不可兼容的对立方面。依儒家经义的法律思想应对“复仇”予以认可，而同时依一般的法治思想，对“复仇”之擅杀者，要严惩。于是办案的官吏就依自己的偏爱择一而为。《新唐书·孝友传》上的两个案例，情节略同，但结果完全不一样。

其一案曰：

“高宗时，绛州人赵师举父为人杀，师举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师举长，为人庸，

夜读书。久之，手杀仇人，诣官自陈，帝原之。”B15

其另一案曰：

“宪宗时，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为里人谢全所杀。常安八岁，已能谋复仇。十有七年，卒杀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鄘执不可，卒抵死。”B16

以上都是典型的“复仇”案，主要背景情节基本相同，但是处置竟不一样，前一案复仇者得“原之”，后一案复仇者最终以死抵命。原因是什么？前者是皇帝御批，后者是经办官员主张不一，州刺史认可复仇，刑部尚书不认可。在前一案中，皇帝为博取“仁爱”之名顺水推舟是常例。在后一案中，刺史愿意本地区多出“孝子顺孙”　作为政绩。而刑部执掌律法，偏向从法律秩序考虑，也属正常。对待“复仇”要完全统一思想很难，要产生“判例”更难。最典型的“复仇”案在法律思想上的矛盾，暴露在武则天时对徐元庆复仇的处置上。B17徐案属典型的“复仇”，因为要顾全“礼”“法”两端，左拾遗陈子昂竟提出，“臣谓宜正国之典，寘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即依法，处死徐元庆；同时，依礼在其家之里巷及坟墓上立旌表赞颂。这个著名的鼠首两端论，后来遭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斥，以为陈子昂之议“其不可以为典明矣”，并要求把他《驳复仇议序》中的主张附到法令上去，不可依陈子昂之议从事：“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B18

有志者事竟成的案例篇3

一位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对我说：如今一部分记者、编辑，尤其是相对年轻的同志中，存在着“懒”、“皮”、“变”现象。对此我有同感。

所谓“懒”，生活、工作条件的改善和进步，交通、通信的方便、快捷，助长了懒惰心理，比如：电脑广泛使用，写字“懒”了；手机普及了，去现场“懒”了；信息得来太过容易，思想“懒”了；我经历过多次会议场合，发现做笔记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同志，年轻人基本上不做笔记，也不认真听；有一次一位年轻同志“采访”我，竟然连笔和本都不带 ……

所谓“皮”，大体是指“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终于变得“一切都无所谓”这么一种精神状态和工作状态。有些年轻人刚出大学校门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采访多，点子多，作品多而且质量也不低。然而，两三年过后，其中有一些人新鲜感大减，疲劳感大增，进取心衰退，责任感淡化，成了一个平庸而且甘于平庸的人，口头禅是“反正就这样了！”

所谓“变”，就是改变人生轨迹、人格操守、理想追求。记者不是干部，理论上不存在贪污犯罪的主体资格。但是，记者在客观上是有着某种“权力”的，这种权力当然不是行政领导权、决策指挥权等等，但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特别是舆论监督中的批评什么人什么事，起码在采访和写稿中还是有主动权的。我们在新闻工作实践中，常常遇到“被人求”的情况，有的地方、单位、企业的负责人，希望通过媒体的“正面报道”来提高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甚至为了铺平自己升迁的道路，千方百计拉记者做朋友，重要手段是给钱给物。有的记者在这样的考验面前吃了败仗，心软手软笔也软了。

对症下药，实事求是，我们要自觉地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是：忌“懒”，戒“皮”，防“变”。

忌“懒”。我们要明白一个基本道理：一个人如果懒惰成性，那就一方面什么好事都不可能做成，另一方面什么坏事都有可能发生。一个合格的传媒人，理所当然必须有相当丰富的劳动的产物――作品，那就必须勤奋――脑勤、腿勤、手勤，勤于想问题出点子，勤于走到生活中去，勤于写作。

戒“皮”。“皮”的精神状态，有客观外界因素――社会改革变动带来的某些不稳定和混乱，日常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习惯成自然，没有了新鲜的刺激和动力。但主要还在于内因，在自己的“定力”不够。因此解决“皮”的问题，要从主观上下工夫，解决“搞传媒究竟是为谋生还是为成就一番人生事业”的问题，从而保持和不断增强事业生命的动力，由一个接一个的作品来产生新鲜感、成就感。

防“变”。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理论上我们有“变”的可能性，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沉痛的教训。比如：涉及改革开放之后“第一非法集资”的沈太福案中，科技日报社长因获刑20年，记者孙树兴因受贿行贿罪获刑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蔡原江因获刑6年。又比如：经济日报某公司经理、中国开发报副社长焦锋，坑骗4省18家客户1000多万元，使经济日报社蒙受500万元损失，使上万人下岗失业，他花天酒地，肆意挥霍，腐化堕落，因诈骗罪被判无期徒刑。被捕当天，其父立时气绝身亡，其母一病不起，不久也撒手人寰，22岁的儿子服毒自杀――真可谓“家破人亡”！再比如：南阳日报总编辑葛宏被检察机关指控涉嫌三项罪名，其中之一是“受贿”：县区宣传口负责人向他“行贿买头条”，2011年9月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6年。还比如：近些年出现的假新闻、假图片、假论文、骗奖等等事件也使得我们新闻界蒙羞 ……

教训深重！殷鉴不远！

这些触目惊心的“变”的例子，广大传媒人无疑应当从中得到深刻的人生观、世界观启示，从而坚定地走好我们人生和事业的光明之路。

有志者事竟成的案例篇4

直言直说：一时冲动，矛盾升级

小刘入职三年多了，成为部门的业务骨干。前不久，上司交给小刘一份沉甸甸的任务。经过加班加点，小刘设计出了理想的方案。在项目中期汇报会上，他踌躇满志，本想“露一手”，但方案中的小细节遭到了某些同事的批评。在这个节骨眼上，小刘一拍桌子，声称“挑刺儿”的同事“站着说话不腰疼”。一时，会场气氛十分尴尬。会后，上司安排了另外的员工负责该项目。更令人惋惜的是，最终方案只是在小刘的设计上做了稍许改动。

过来人说：语言交际，忌讳在公众场合“扬自身之长，揭他人之短”。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自我防护的堡垒，它一旦被犀利的语言打破，人的情绪会顺风逆转。在上例中，小刘毫无顾忌的“直言”触发了多位同事的情绪，乃至突破了上司的心理防线。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小李应让舌头打个“弯”，磨圆“语棱”，不妨这样说：“看来大家对我的方案很感兴趣，这证明它有一定的价值。我们相互探讨，一定会让方案更加尽善尽美。”或许这样一番话能令事情“柳暗花明又一村”，会使小刘赢得更多同事的支持。

直言硬说：针锋相对，两败俱伤

小牛是公司的“金牌导购”，销售业绩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在一次大型促销活动中，有一名顾客对产品产生了质疑。小牛一时十分激动，明确反对顾客的意见，两者各不相让。小牛一怒之下竟然说：“好产品应该配上好顾客，你这样的顾客也配不上我们的产品。”这句话彻底惹恼了顾客，向公司投诉了小牛，最终导致小牛失去了这份得心应手的工作。

过来人说：小牛从“金牌导购”到“饭碗不保”的巨大落差，竟是一句话惹的祸。行走职场，免不了有这样或那样的冲突，尤其是与顾客发生冲突时，当事人更要学会克制情绪，以适当的方式加以交流，谨防“祸从口出”。上例中的小牛以强硬的方式回击顾客，竟然直说“顾客配不上产品”，冷冰而刻薄的话语让不良影响迅速扩大，无论对顾客，还是对自己、对公司，都是不易弥补的伤害。他应该心平气和地与顾客交流，避免发生正面的冲突。

直言曲说：智慧应对，春风化雨

小张和小王在同一部门从事着同样的软件设计工作。小张勤勤恳恳，善于摸索，而小王惰性强，总是业绩平平。没想到，小王竟然使起了“阴招”，盗取了小张的电脑密码后并“剽窃”了他的作品，稍加修改后作为自己的“杰作”。没过多长时间，小张识破了小王的“诡计”，如果当面揭穿，会发生冲突。在一次成果展示会上，小张委婉地对小王说：“如今王兄的技能突飞猛进啊，我们共同提高，共同进步，有些时候创意还不谋而合呢！”小张的话儿看似云淡风轻，但大家都听出了其中的端倪，小王惭愧无比。

有志者事竟成的案例篇5

关键词 明朝 监狱制度 《明史・刑法志》

中图分类号：D924.1 文献标识码：A

监狱制度往往是和整个社会背景、政治、司法制度、文化、经济等紧密联系，明朝的监狱制度有其继承历史的一方面，也是随着历史变迁而发生着改变。监狱通常是指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也就是已经被判处徒刑的罪犯的刑罚执行机关。而《明史・刑法志》中所指的监狱则不仅包括刑罚的执行机关，还包括一切关押犯人的场所，如现代意义上的看守所、拘留所。因此，对于监狱制度的分析往往和当时的审判制度，诉讼程序，司法制度交织而不可分割。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中《刑法志》为史志之一，共三卷，由清代浙江慈溪人姜宸英撰写，主要介绍了明代法律。本文主要研究《明史・刑法志》中所记述的监狱制度。

一、明代设立监狱制度的指导思想

明朝统治者认为建造监狱，是按照“天道”行事，是专制统治者进行统治，在统治理论中合理性来源的构建，视监狱为代天行罚的一个场所，为监狱这种专制制度下的暴力工具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明史・刑法志二》 中讲道明太祖曾下诏说到：‘贯穿七星如同串联珍珠，环绕成像名为天牢。天牢中不空虚则表明刑罚平正，官吏没有徇私枉法，所以狱中没有囚犯；贯内空间有星甚或有几颗，则表明刑罚繁苛，刑官不再称职；有星明亮，就是由无辜的贵人深陷大牢。现在模仿天道设置法司，你等诸法司要各甚其职，按天道行事，让中牢中空，希望不辜负朕的造作之意。’（贯城：“十七年，建三法司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命之曰贯城。”） 在当时，人们对于天象还是有着宗教般的崇拜，因此，监狱制度是否科学，是否存在冤屈，并不从制度上来进行考量，而是依据七星空间内有没有星星，有几颗，甚至是星星是否明亮为依据，这种模糊的具有神判的宗教色彩的标准，这与宋明理学，凡事遵从天理相适应，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法系理论构建的儒法结合为特色的新的封建统治理论，它的基本内容为：“君权神授、德主刑辅、三纲五常”三个方面。

当时统治者设立监狱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各法司的管理，按天道统治，最终能够实现中牢中空，监狱里面没有任何罪犯，从而实现统治的完美。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完美体现，即孔子所描绘的理想国，即“必也，使无讼乎”，完美的国家是没有诉讼，实现尧舜之治，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是在文明开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的近代社会中，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一种状态。

监狱治理指导思想模糊而神秘化，使得一方面符合君主统治的需要，可以让其随自己的意志随意改造，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强制的，持续的规范可以遵循，造成监狱这种强制性极强的暴力统治工具日趋混乱，腐败和黑暗。

二、明代监狱的设置

与其他朝代不同，明朝建立了特殊的厂卫制度。《刑法志三》中记载，有的刑法是明代新创的，不和古制，廷杖、东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就是。这几种刑法杀人极惨，而不依据法律。几位君主都跟着实行，到明末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朝野政令，完全操纵在武夫或宦官的手中，确实可叹。 卫是指锦衣卫，是由皇帝的保卫亲军发展而来的特务机构。厂指东厂，西厂和内行厂，是太监特务机构。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产物，几乎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干预正常的司法权利，所拥有的司法特权包括：一是侦查缉捕权。二是监督审判权。那么在《明史・刑法志三》中有”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锦衣卫狱者，世所称诏狱也。 ”“下镇抚司狱。”锦衣卫和镇抚司都有自己的监狱。这些非常规监狱无常法，无定制，是明朝司法权和治狱权不统一狱政紊乱腐败的症结所在。

明代中央监狱有刑部监，直属刑部。在《刑法志二》中谈到，刑部受理天下大案，都察院纠察犯法官吏，大理寺驳斥改正。 后来锦衣卫的刑具全部被焚烧，锦衣卫关押的囚徒被送到刑部审理。刑部设置了监狱。 地方司法机关基本上分省、府、州县三级，每一个级别都有自己的监狱。

三、《明史・刑法志》中关于监狱管理的各项制度

对罪犯人数的统计和管理。凡是刑部审讯发配的罪犯，办案官员不问罪名轻重，把所有审讯的罪人按南北机关分类，送到山东司，呈报部堂转奏皇帝，叫做岁报。每月把监狱里的现囚禁人数上奏，叫做月报。罚做工、运炭等牢役的罪犯，每隔五天一批开局名单押送到工科，填写精微册，月终时分成六类一一上报。

提审犯人也必须履行严格的程序。所有法官审讯囚犯，都有成法可依，提人出来调查实施，必定要持精细批文。 南北两京畿判决罪犯，也必须验明精细批文。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吴元璧、吕等人因为出行太急，忘记将信符与内号相互验证，到了监狱，新符与原来的给地方官符号不合，被巡按御史所纠举，缴纳赎罪金才返还任原职。

严格限制审讯时限和规定了判决的执行时限。宪宗说：“审理罪案是大事，《周书》记载：‘要犯，对其判罪要反复考虑五六天到十天’，只是就案子详情不明者而言的。一旦查明实情，就应马上判决。无罪而拘禁，往往刑导致囚犯死在狱中的，经审查清楚是故意还是过失，不分军民在职官员，一律按酷刑事例论处，削职为民。 所有已经审讯记录在案的囚犯，应判决者限三日以内判决，应遣送发配者十日以内发遣，超过限数按天数计算笞责。罪犯因为滞留监狱而死，则判罚苦役，这是旧例。

严禁刑讯逼供。对滥用刑罚者有制度规定：即凡是京城内外一切审判官，只能对死罪和盗窃抢劫重罪上刑拷问，其余罪犯只用鞭扑常刑。酷吏常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直径一寸粗的棒子、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一律上奏请旨，罪行严重的充军。

监狱管理中人性化的体现。首先，给与监狱罪犯物质上的帮助。即贫穷不能自给的狱中囚犯，洪武十五年规定，每人每天给米一升。二十四年废除此规定。正统二年，因侍郎何文渊进言，皇帝下诏按旧章办，并下令由收缴的赃物、破衣服可以分配给这种罪犯。成化十二年，皇帝命令有关官员买药物送到刑部，又广设惠民药局，治疗囚犯。至正德十四年，囚犯所需的煤炭、食油和药材，都规定了额银数量。嘉靖六年，将有劳力的罪犯运炭，折合银两买米，每年输米约五百石运入刑部粮仓，就停止接收。冬天发放棉衣棉裤各一件的事，有提牢主事验明后分发。 其次，虽然在明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商业有所发展，但是农业仍然是其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即犯罪要没收其家财的，洪武元年规定，除了反叛罪以外，其他罪犯只没收田产和牲畜。二十一年下诏，凡谋反、大逆、奸党及伪造钱钞罪的人，没收资产、人口，而把农具和耕牛还给他们。 这是对于监狱囚犯生产资料的保护，意义重大，类似于我们现代执行刑罚过程中对于罪犯家庭的必要生活的一种保障。那么这种规定即保障了罪犯家庭的未来生活的可持续性，也是对社会生产能力的一种看重和体现，同时也是其人性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

将是否严格相关监狱制度作为官员的一项重要考核标准，这对于监狱制度的遵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嘉靖六年，给事中周说：“凡是被捕已有些时日的囚犯，无论结案、未结案，还是患病、死亡的，各自登录在文册中，申报给长吏，按照其解案的快慢，患病死亡的多少，计算功罪而决定升降。”皇帝认为周说的很对。并下令京城内外凡是有用刑罚严峻苛刻而伤人性命的官吏，即贬斥为民，即使才能和操守可观，也不得推荐使用。

在《刑法志》其他的监狱制度。至于罪囚判刑发配，有固定日期，刑具有制定种类，停刑期有固定月日，检验尸体和伤残有定法，体恤审录囚犯有定规，罪囚家财应没收充公的也有定物，只有复仇犯罪的没有明文规定。

综上所述，明朝的监狱制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体现了儒家“仁恕”思想，另一方面，因为其统治长达两百余年，人治社会在这种长期封闭的专制统治中，制度无常也无长，作为掌握国家强制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其权力的行使也最终必然会体现出其腐化堕落甚至残酷性的一面，而且因为明朝末年的一个黑暗统治的特色，即宦官和长卫制度的存在，使得其残酷性较以往朝代更加突出。

（作者：中央民族大学2009级 民族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大学政法学院教师）

注释：

《明史・刑法志二》："下敕言：「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中虚则刑平，官无邪私，故狱无囚人；贯内空中有星或数枚者即刑繁，刑官非其人；有星而明，为贵人无罪而狱。今法天道置法司，尔诸司其各慎乃事，法天道行之，令贯索中虚，庶不负朕肇建之意。"

《明史・刑法志三》："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

"三法司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明史・刑法志二》，

"后悉焚卫刑具，以囚送刑部审理。"

刑法志中规定，凡刑部问发罪囚，所司通将所问囚数，不问罪名轻重，分南北人各若干，送山东司，呈堂奏闻，谓之岁报。每月以见监罪囚奏闻，谓之月报。其做工、运炭等项，每五日开送工科，填写精微册，月终分六科轮报之。

凡法官治囚，皆有成法，提人勘事，必赍精微批文。

"两畿决囚，亦必验精微批。嘉靖二十一年，恤刑主事戴、吴元璧、吕等行急失与内号相验，比至，与原给外号不合，为巡按御史所纠，纳赎还职。"

帝曰：「刑狱重事，《周书》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特为未得其情者言耳。苟得其情，即宜决断。无罪拘幽，往往瘐死，是刑官杀之也。故律特著淹禁罪囚之条。又定制，凡盗贼赃仗未真、人命死伤未经勘验、辄加重刑致死狱中者，审勘有无故失明白，不分军民职官，俱视酷刑事例为民

凡狱囚已审录，应决断者限三日，应起发者限十日，逾银计日以笞。囚淹滞至死者罪徒，此旧例也。

"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窃盗重犯，始用拷讯，余止鞭扑常刑。酷吏辄用挺棍、夹棍、脑箍、烙铁及一封书、鼠弹筝、拦马棍、燕儿飞，或灌鼻、钉指，用径寸懒杆、不去棱节竹片，或鞭脊背、两踝致伤以上者，俱奏请，罪至充军。"

"狱囚贫不自给者，洪武十五年定制，人给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统二年，以侍郎何文渊言，诏如旧，且令有赃罚敝衣得分给。成化十二年，令有司买药饵送部，又广设惠民药局，疗治囚人。至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药料，皆设额银定数。嘉靖六年，以运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籴米，上本部仓，每年约五百石，乃停收。岁冬给绵衣裤各一事，提牢主事验给之。"

"犯罪籍没者，洪武元年定制，自反叛外，其余罪犯止没田产孳畜。二十一年，诏谋逆奸党及造伪钞者，没赀产丁口，以农器耕牛给还之。"

嘉靖六年，给事中周郎言："凡逮系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载文册，申报长吏，较其结竟之迟速，病故之多寡，以为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为民，虽才守可观，不得推荐。

有志者事竟成的案例篇6

名人论道“力量”

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巴尔扎克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量。――雷锋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杨绛《将饮茶》

【素材点拨】“力量”具有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内涵，可以是思想的价值，可以是集体的能量，可以是专心致志的定力，还可以是对心灵的震撼等。思考“力量”，可拓展我们的思维。

时代呼唤“力量”

无论在校园还是社会，能否有一个“在而不属于”的境界，是大难之事，但却是一件根本的大事。在闹中取静，以清洁的精神面对存在，方有自身的价值。

――孙郁教授2014年6月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寄语

主席鼓励我们要全面创新、创新再创新，我想如果能够尽一些力量的话，我非常高兴。

――93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沈家祥和妻子将100万元积蓄捐给天津大学，希望用这笔钱支持年轻人去从事创新的工作

这个世界有两件事我们不能不做：一是赶路；二是停下来看看自己是否拥有一份好心态。好心态是人们一生中的好伴侣，让人愉悦和健康。

――任志强

【素材点拨】 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力量”，找到展示自我“力量”的方式，彰显自我的“力量”，传播自我的“力量”，这更需要我们积极思考，智慧行动。

生存凸显“力量”

放下现代性的傲慢，去回望我们的家园。人生是一种习惯，甚至只是一种阅读习惯，因为天堂大致就是图书馆的模样。阅读是一种力量，让我们安静地存在。尼采说，上帝死了，然后，福柯说，人死了。所以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必须好好活着。

――钟伟《阅读是一种安静的力量》

这便是黄州赤壁。……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余秋雨《东坡突围》

人的一生总会面临很多机遇，但机遇是有代价的。有没有勇气迈出第一步，往往是人生的分水岭。

――丁磊

【素材点拨】“力量”，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存境遇中，“力量”，也是生存的姿态和品位。个人、时代、社会，既需要“力量”维系，也需要维系“力量”，只有寻求到二者的和谐与平衡，才是“力量”的价值。

（二）时鲜素材

父母残疾

她成了父亲的嘴母亲的腿

马健羽，父亲聋哑，母亲腿残，一家人仅靠父母打零工生存。异于同龄人的富裕生活，她自卑过，抱怨过。但从小她就较着一股劲，去努力实现父母不能实现的愿望。一点点成熟起来的她，逐渐成为了父亲的嘴母亲的腿……高二时，家中遭逢变故，她原本不想上学，想找个活挣钱贴补家用、照顾父母，但因为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背井离乡来到重庆，寄宿远亲家，借读求学，克服重重困难，以583分的成绩考入大连理工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任校团委组织部副部长、校广播台节目总监。在学校各项活动中崭露头角的她，正在通过努力与坚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她说，是坚强的父母给了她坚持的力量，“他们为了我，付出了太多，我告诉我自己，我的人生不能就此止步”。

【素材点拨】成功属于坚韧者，苦难磨砺成栋梁。马健羽的事迹彰显了坚毅、自强的品性带给个人成长、成才的强大力量。她身处逆境，自强不息，战胜自我，执着坚忍，守卫亲情，成就学业，奏响了自我生命交响的最强音，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亮色。

【运用示例】顺境不一定是成才的双保险，逆境可成为砥砺意志的试金石。作曲家贝多芬因贫穷没能上大学，17岁又罹患伤寒和天花，26岁失去听觉，爱情也屡受挫折。但在这种情形下，他发誓“要扼住生命的咽喉”，与命运顽强搏斗，专注乐曲创作。逆境不但没有吓倒他，反而成了他获得强大生命力的磁场！马健羽面对命运的安排，没有屈服和放弃，而是较着一股劲，坚毅顽强，执着努力，实现了父母不能实现的愿望，踏出了属于自己的青春人生大道！

【适用话题】意志的力量、执着、顽强、内因与外因、命运与人生……

22岁哥哥去年被耶鲁录取

17岁弟弟今年被牛津录取

“90后”哥哥王浩斌22岁被耶鲁大学录取，攻读经济学博士。弟弟王嘉乐17岁被牛津大学录取，攻读材料科学博士。兄弟俩的留学故事，在深圳快速传扬。

王浩斌14岁的时候，作为深圳中学超常班的学生，获得了新加坡莱佛士奖学金，奔赴新加坡开始国外求学路。弟弟王嘉乐，多次跳级，13岁就被南方科技大学录取，并在学习过程中以优异成绩提前半年完成了学业，被牛津大学录取。

这对优秀的兄弟，在学习上有什么秘诀呢？他们自己总结了两个关键词：感恩和乐观。

【素材点拨】自古英雄出少年，乐观勇毅肯登攀。这对于当下视读书为苦差的青少年，无疑是最震撼的力量。两兄弟求学的秘诀――感恩和乐观，貌似简单却又极富动力，它可以为个人的成长和奋进源源不断地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运用示例】力量与信念，无形，存于我心。当二者结盟，便会成为支持自我进取的不竭力量。深圳两兄弟，秉持一颗感恩的心，怀揣一份乐观的情，在求学路上高歌猛进，潇洒前行，带给我们思索的力量，足以感动我们的心灵。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人生，去拼搏奋进，困难就不会永远是困难，成功就不会永远是梦想。让我们执信念之火把，揣感恩之真心，怀乐观之心态，奋力前行，书写自我的华彩人生！

【适用话题】乐学与成才、热爱的力量、感恩与乐观的力量、成功与执着……

汤普森：人性花朵在枪口下绽放

侵越战争期间，美国士兵汤普森在一次伏击战中，为使包围圈中9名越南平民免遭屠杀，竟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你们开枪，我也开枪！”

其举动令战友目瞪口呆。事后，他受到美国军方调查。

几十年过去，大概连他自己也未想到，当初此事竟使他成为美国人心中的英雄。

前不久，美国一公司与媒体联手，以“谁是你心中的英雄”为题对民众进行调查，选举公众心目中的20位英雄。被选出的人中，不仅有林肯、华盛顿等风云人物，竟也有这位汤普森，而且得票很高，在“生活中的英雄”中位列第二。

【素材点拨】战场上调转枪口对准战友，的确有违战场法则，令人匪夷所思。然而几十年过去，他竟被美国民众推选为与林肯、华盛顿等风云人物齐名的英雄！这彰显的是他当年抉择的正义和力量――他面对战场法则和人性良知的选择，毅然选择后者捍卫人性良知。写作中，可着力挖掘他战场行为中蕴含的价值，结合高票当选为英雄这一事实，辩证地思考其抉择以及这一抉择背后蕴含的价值。

【运用示例】说起英雄，我们往往会将他们与宏大、壮烈、崇高、伟大等形象联系。然而，汤普森，这位为了保护无辜的越南平民――尽管那些平民属于敌对的阵营――竟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照惯常思维来看，其行为的确不可思议，其举动无异于公然背叛和临阵投敌。当时，他的形象的确不够英雄。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几十年过后，他却因此事赫然与林肯、华盛顿等风云人物一道荣登英雄榜，高票当选为“生活中的英雄”。

发人深省的是，他当选英雄，不是靠战场上英勇杀戮的显赫战功，而是他心底最本真的人性，尽管当时不为世人称道，但，时间、正义、人性和良知，给予了他最公正的评判。

他，面对生死、杀戮、荣誉、光环，进行了人生的抉择，选择了捍卫人性、捍卫良知。他调转枪口，输掉了一次战斗杀戮的战功，却赢得了世人赞誉的口碑。因为，战功只属于某个人、某个国家，只能征服弱小的民族、国家；而人性的良知，却属于整个世界，这份力量，足以征服世界！

【适用话题】纪律与道德、对手、坚守、捍卫、正义与良知、人性、抉择、名与利、英雄……

手写教案走红 为世人称道

四川大学锦江学院严廷德教授的手写教案近日在校内走红，他的学生几乎人手一本教案副本。30多年来，严教授的手写教案已达数百万字，已成为广大学子珍藏的人生财富。面对世人的称道，严教授说：“读书人离不开写字，在多媒体时代，我希望保留一些我们中国文化原有的东西。”

【素材点拨】多媒体时代，严教授的手写教案为人称道，被学子珍藏，这其中折射出的价值，值得我们细品深思：教授的执着和坚守，折射出学者良知，彰显出学者风范，弘扬了治学精神；学子珍藏，既体现了榜样价值，也体现出学子自我的价值选择。

【运用示例】“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不是重力，也不是浮力，而是精神的力量、情感的力量，这是一种可以直抵人灵魂深处的力量。”严教授手写教案的事迹足以直抵广大学子的灵魂深处。他手写教案30多年，这既是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也是在用实际的行动诠释“身正为范”的内涵。数百万字的手写教案，留下了工整的文字、博大精深的学问；这一笔一画的工整书写，捍卫了知识分子的良知，传承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彰显了文化的魅力和教授潜心治学的定力！

有志者事竟成的案例篇7

纳闷

屠宰监察大队收到传票

上周四下午，郫县贸粮局突然接到郫县法院的一纸传票，传票上写明：郫县合作镇顺乡村六组的陈志兵因不服郫县贸粮局的行政处罚，将执法者郫县贸粮局告上法庭，传票要求郫县贸粮局10日内举证，提出答辩状，说明具体处罚依据。郫县法院决定于近期开庭审理此案。作为执法者会被注水者告上法庭，“难道我们按《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执法也错了？”在生猪执法部门干了近10年、郫县生猪屠宰监察大队队长薛万成很是纳闷。

回放

现场挡获十数头注水猪

据薛万成介绍，今年7月29日，郫县贸粮局生猪屠宰监察大队接到线报，在郫县德园镇平城村有人给猪肉注水。在经过十多天的调查取证后，8月5日晚11点，郫县贸粮局生猪屠宰监察大队联合成都市生猪屠宰监察大队、郫县公安局对德园镇平城村周边地区进行突查，当场挡获陈志兵正在给生猪注水。其中十几头猪已经注水完毕，另外尚有大量生猪等待注水，联合执法大队当即按照国务院颁发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行政处罚法》第8条第23款，没收了现场的94头生猪，并处以2倍罚款，并当场开出了《处罚书》。按照当时陈志兵提供的报价单，94头生猪的总价为67000元，因此联合执法大队开出的罚单金额为134000元。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定点屠宰厂（场）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市、县人民政府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屠宰活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生猪产品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经营额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取消定点屠宰厂（场）资格。市场销售的生猪产品是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卫生行政、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对负有责任的生产者、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给予处罚。

交锋：合法执法？越权执法？

执法者：

郫县生猪屠宰监察大队队长薛万成：“在整个执法过程中，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程序进行的执法，对没收的生猪也按规定填写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我们的执法是合法的。”

成都市生猪屠宰监察大队队长肖正良：执法程序和执法手段都是经得起调查的。

注水者：

陈志兵：“我只是注水，并未交易，他们无权将我的猪没收！”

他承认当时他是给十几头猪注了水。但他认为，按照《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18条规定，屠宰监察大队只能对屠宰场内的以交易为目的注水猪进行处罚。他并不是在定点的屠宰场给生猪注水，而且也没有把注水猪卖给屠宰场，贸粮局没有道理把94头猪全部没收。

原告律师：

陈志兵的人、成都守民律师事务所律师倪元新：“法律和道德是两回事，虽然屠宰大队执法初衷是正确的，但从司法的角度来说，他的处理程序是违法的。”

一，郫县贸粮局生猪屠宰监察大队在执法程序上涉嫌违法。因为根据屠宰监察大队的执法依据《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的规定屠宰监察大队只能对屠宰场内的注水猪进行罚没，陈志兵虽然对猪注水但并不是在定点的屠宰场内进行注水，而且他是贩卖者而不是屠宰者，所以屠宰大队对陈志兵的处罚是不成立的。

二，在处罚程序上是不合法的。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应该提前三天进行听证，而生猪屠宰监察大队对陈志兵的处罚，是当天检查，当天处罚，根本没有提前进行听证，“执法人员挡获的注水猪只有十几头，却把94头猪全部罚没，这样的处理也缺乏法律依据。”

评说：违法行为难逃处罚

四川刘范杨张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何驯龙律师：《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给生猪屠宰监察大队授权的执法区域的确只在屠宰场内，对于场外注水该怎么处罚的确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这说明《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在条例的制定上存在漏洞。

何律师认为，生猪屠宰监察大队的执法是保护人民利益的，是正确的，虽然陈志兵未在屠宰场内对猪注水，但他的行为有延伸性，因为最终他注了水的猪肉是要拿到市场去卖的，他的行为依然是违法的。

对于如何管理场外注水，何律师建议，生猪屠宰监察大队可以移交给工商部门来执法，因为工商部门同样有管理市场的权力和义务。对金额超过5万元的注水猪，公安机关也能介入处理，严格地说在执法程序上，并不能因为《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没有规定而放弃执法，而是应找到更合理的执法手段。

有志者事竟成的案例篇8

【关键词】孙志刚事件 舆论流变 网络媒体

2003年3月发生的孙志刚事件到今年已过去了十多年，然而它不仅推动我国法制建设迈向了新的一步，还体现了我国媒体的环境监测功能愈加完善。它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值得我们再次回顾与反思。

一、事件发展过程

2003年3月17日晚，忘带暂住证与身份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街头行走被警察带到派出所，之后又被送至收容站，不久竟转送到收容人员救助站。三天后，孙志刚的家属被告知其在救助站“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这样的结果让孙志刚的家属如五雷轰顶，万万不能接受。他们质疑：孙志刚身份证、工作单位和固定住所一应俱全，凭什么“收容遣送”？曾经家属朋友、老板向派出所和收容站出示了所需证明，又凭什么不被允许；最重要的是，家族未曾有心脏病史，孙志刚的身体一贯很好，完全不符合救助站的说法。

然而过去了整整近一个月，到4月18日，由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的一纸检验鉴定书才让事件真相大白。该鉴定书中明确指出：“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且“未见致死性病理改变”。换句话说，孙志刚是被打死的，而不是死于心脏病。

此事经媒体报道出来后，引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也直接导致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也就是在2003年，孙志刚案让传统媒体突然意识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网络舆论正成为新的舆论形式登上历史舞台。

二、舆论流变四阶段

本文立足于主流媒体的报道，将舆论流变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4 月25 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27岁大学生广州街头被抓三天后猝死，尸检表明死前曾遭暴打》为题的新闻报道与《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的评论第一次出现在《南方都市报》头版上。同时A06――07版深度报道这个事件的具体真相。该报道一出，引起社会巨大反响。

1、背景及特点

当时的南方都市报刚刚成立深度报道组，而孙志刚事件是3月底记者陈峰一个北京的朋友为《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报道提供的线索，这个朋友与孙志刚的高中同学是大学同学。

第一，线索来源。之前有说法是记者从网上论坛等挖出的线索，而根据记者本人的叙述，线索并非是来自网络，而是通过身边的朋友。这反映了消息源获取上仍是传统媒体主导。

第二，舆论导火索。这一阶段依旧是传统媒体发挥主导作用，由《南方都市报》这一以深度报道著称的纸媒来设置议程。孙志刚案件报道后的第二天，该报接到了数十个传真，几千个热线电话。

第三，本地媒体主动传播。该则新闻由当地媒体南方都市报主动传播，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与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是分不开的。

2、舆论热议原因

这篇调查性报道经过了近一个月的采访，全文共5157字并配有880字的实时评论。由于该事件本身对时效性并没有太高的要求，所报道的内容属于公共事件，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新闻一被报道出来便引起了广泛影响。

这篇调查性新闻报道，注重呈现事实而非得出结论的特点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例如报道的分标题分别是“孙志刚死了”、“孙志刚是被打死的”、“孙志刚该被收容吗？”、“孙志刚是被谁打死的？”这样的标题重在陈述事实与反问、疑问受众，没有主观的大胆臆测而是通过比较各方事实做出判断。这种以退为进、自我节制式的陈述笔调，提供信息、推动受众思考，反映的是对受众的尊重与平等态度。

在第一阶段中，网络媒体承担的是转载扩大传播的作用，是传统媒体声音的“放大器”。主要起到扩展信息源、整合各类信息的作用。集中表现在新浪网对传统媒体有关孙志刚事件各类报道的转载，但这个时候网络媒体的地位一直受到忽视。

第二阶段：4月26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北京青年报》发稿《孙志刚之死・舆论・收容的法律问题》。网络舆论愈加热烈。

1、背景及特点

媒体方面，各大媒体转载的同时，还出现了由本地延伸至外地的深入报道，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外地媒体的舆论监督与本地媒体的主动报道形成良好互动。良好主动的公开传播为解决事件清除了障碍，加速了事件处理的进程。

2、网络媒体作用凸显

在我国，传统媒体，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信息，了解社会民情、把握舆论倾向，进而影响决策。而网络媒体的互动性、匿名性、时效性在舆论监督方面开始展现出越来越大的优势。它的互动、匿名让受众自由表达意见、更畅快地说出心里的真实想法，一定程度上使受众直接参与到新闻事件中。而时效性这个传统媒体难以望其项背的先天优势，突出表现在舆论监督方面。

随着孙志刚事件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增大，网络不仅转载各类传统媒体报道，同时开始新闻与反映舆论，例如新浪网就出现了部分原创新闻报道。网友的持续关注网上的各种声音转到现实社会中，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也为政府决策工作带来压力。

第三阶段：4月30日，《中国青年报》“法制社会版”大版面报道孙志刚事件。5月13日，新华社以《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 13 名疑犯被缉捕》为题报道该案疑犯已被缉捕的消息。5月14日，三位法学博士集体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题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5月15日，人民网《从孙志刚案看有关收容的法规违反〈立法法〉》一文。5月23日，5位知名法学家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调查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5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孙志刚案还能走多远？》，强调为顺利圆满地解决解决孙志刚案件，必须遵循“详尽的真相、公开的程序、必要的质询”。

1、背景及特点

如果说第二阶段是从地区层面来说形成了本地媒体和外地媒体的良好互动，那么在中央与地方层次方面，中央媒体为地方媒体的报道发挥了强劲的助推器作用。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的加入使得传播上升至新的层次，进一步壮大媒体舆论监督气势和力度，得到中央和广东领导批示，也使得舆论监督的建议落实成为可能。

2、网络媒体的时效性

网络舆论的持续升温进而表现在由线上转向线下，例如一个浙江网友建立了网上纪念馆；有网友发起地面聚会纪念活动；三博士提交建议书、五法学家上书人大常委等一系列举动在全国掀起对收容制度的热烈讨论。

第四阶段：6月5日，广州中院开庭审理此案；9日一审判决12名罪犯；10日，涉案的其他23名违纪、政纪的有关责任人员也受到严肃处分；6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孙志刚死亡真相谁该为此负责》；6月1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并原则通过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22日新法规颁布，同时废除1982年5月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遣送办法》。这促使施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最终被废止，多家媒体关注了从“收容遣送”到“救助管理”的变化。

1、背景及特点

舆论的强大威力与媒体的紧密跟进，让事件终于取得质的进展。可以说网络舆论在法律决策的修正过程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它推动了中国民主法制的进程。而在网络媒体发展史上，通过这次事件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被充分发挥出来。在新媒体的发展史上，孙志刚事件可谓是一个里程碑式事件。

2、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为了不再刺激舆论，案件审理没有完全公开，这遗留下来很多未解决的疑问，例如，废除收容制度是高层决定后公布的，期间是否经过了论证、哪些人参加了论证、论证的结论如何等都没有披露。进而也就导致了绝大多数媒体集中关注审理的结果与收容制度的废除，而停止了后续跟进，也带来了舆论的渐渐平息。但也有例外，如《中国新闻周刊》的《孙志刚死亡真相》一文中对审理过程结果持续追问，包括对每个犯案人员的了解与采访、孙志刚事件带来的启发以及处理事件中存在的不足。

结语

对于新闻媒介来说，它在舆论领域同时扮演了公众论坛和公众代言人的双重角色。而相比传统媒体，网络无疑是更好的平台，不仅监督成本低，而且相对安全，受到打击报复的可能性较小，故而公众更愿意选择网络曝光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因而传统媒体负责爆料和引出话题，网络新媒体则负责扩大传播面和传播效果。

孙志刚事件体现了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互动，二者形成合力推进社会民主进程建设，但也应看到，网络媒体尚未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信息生产力量。它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了舆论的力量，但始终还是由传统媒体发起，也是官方媒体的深度报道促成了案件的解决。故而本文舆论流变四阶段的划分以传统媒体为分水岭，从《南都》到中央媒体，它们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但是广大受众的诉求则是通过网络发出的，是他们的持续关注带动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深入传播，最终推动了政策的修正。

由孙志刚这个个体用生命写下的这段历史不仅仅是网络新媒体发展史中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我国民主法制进程史中重重的一笔，他终止了一部屡被诟病的法规，也开启了公民与媒体对社会重大事件参与意见的时代。

（作者：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