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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雎，字叔，魏国芮城（今山西芮城）人，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秦国宰相，因封地在应城，所以又称为“应侯”。
3、范雎本是魏国中大夫须贾门客，因被怀疑通齐卖魏，差点被魏国相国魏齐鞭笞致死，后在郑安平的帮助下，易名张禄，潜随秦国使者王稽入秦。
4、范雎见秦昭王之后，提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抨击穰侯魏冉越过韩国和魏国而进攻齐国的做法。他主张将韩、魏作为秦国兼并的主要目标，同时应该与齐国等保持良好关系。范雎被拜为客卿，之后，他又提醒昭王，秦国的王权太弱，需要加强王权。秦昭王遂于前266年废太后，并将国内四大贵族赶出函谷关外，拜范雎为相。
5、范雎为人恩怨分明，掌权后先羞辱魏使须贾，之后又迫使魏齐自尽。又举荐郑安平出任秦国大将，王稽出任河东郡守。
周兴得意地说：“那太容易了。拿一个陶瓷的大瓮，四面用火烤热，再让犯人进到瓮里面，看他招不招！” 来俊臣拍手称赞，然后跟老周开了一个著名的玩笑：“真是妙招，我这就预备大瓮，请老兄进去一试。”周兴一听，赶忙下跪叩头，全招了。这就是“请君入瓮”的故事。
西周时，周成王与弟弟叔虞玩耍时，曾拿一片梧桐叶许愿，说：“我以此为凭证，封你为诸侯。”过了一段时间，成王早把这事给忘了。 辅佐他的周公却提醒道，选个吉日，把加封叔虞的事给办了吧。周成王一听就笑了：“我那不过是和小孩子开玩笑罢了。”周公把脸一沉说：“君无戏言，天子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被记录到史书里。”成王一听，只好把像树叶一般的唐国（今山西部分地方，后为晋国）封给了叔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叶封唐”的典故。
战国时，魏国大夫须贾怀疑门客范雎出卖情报，把事捅给了公子魏齐。魏齐大怒，命人用鞭子狠狠地抽了范雎一顿。范雎装死，买通看守，才侥幸留得一条性命。范雎从此化名张禄，出仕秦国，因提出“远交近攻”的统一方略，而官至丞相。
后来魏国听说秦国要出兵征伐他们，急忙派须贾为使臣，前去求和。范雎知道了，就换上一身破衣服，来同“老主人”叙旧。范雎主动为须贾驾车，进到秦国的相府里面。范雎借口说要先去向张丞相禀报一声，让须贾等一会儿。 岂知范雎一去不返，须贾只好询问相府的下人：“范雎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见回来？”下人告诉他：“范雎是谁？那是我们张相爷啊！”可以想见，须贾当时定是惊出一身的冷汗。这时魏国有求于秦，须贾顾不得面子，立马上衣，去给范雎请罪。范雎倒有没有太为难须贾，羞辱一番后，让他回去带话给魏王：“快快献出魏齐的人头，不然等着兵戎相见吧！”魏齐最后只能自杀而死。
李白戏耍了高力士后，写下三首著名的《清平调》，其中有一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依新妆”，夸赞杨玉环的容貌堪比赵飞燕。高力士私下却对杨贵妃说：“李白将您比作汉朝的赵飞燕，分明是在侮辱您。”杨贵妃一想，赵飞燕向来被视为“红颜祸水”的典型人物，下场悲惨，这李白果然是居心叵测。
此后唐玄宗几次想重用李白，都被贵妃娘娘给拦下，使李白终身怀才不遇。这个故事出自李浚《松窗杂录》一书，不一定真实，不过至少说明一个道理――戏耍小人固然能获得一时的畅快，但也许会付出非常惨痛的代价。
赢禝，秦昭襄王，生于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之子，秦武王异母弟，战国时期秦国国君。公元前307年，秦武王去世，秦昭襄王与其弟争位，遂立。公元前306年到前251年在位，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之一。在位时，秦国继续扩张。最著名的是决定秦赵两国命运的长平之战，就是在秦昭王在位晚期发生的。秦昭襄王四十一年，昭王听从魏国人范雎的话，夺了宣太后、魏冉等人的权，拜范雎为宰相，改为施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又在长平大胜赵军。公元前256年又灭亡西周国，奠定了秦统一战争的胜利基础。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1年昭襄王因病去世，终年有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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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变法使秦国强大的商鞅，名鞅，姓公孙，因功封于商，号商君。商鞅最初为魏国宰相公叔座家臣，公叔座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座死后，魏惠王对公叔座嘱托不以为然：“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勃哉！”当然也就不照公叔座的说法作。公孙鞅听说秦孝公全国招贤，便投奔秦国，说服秦孝公，开始变法，商鞅前后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变法使秦国远远强大于其他六国，为统一六国打下坚实基础。其间商鞅俘虏了魏国公子，魏国战败被迫让出了大片土地。魏惠王懊悔地说：“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有这样一句话：“臣闻名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故无能者不敢当职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隐。”这是说：英明的君主执政，有功的一定奖赏，有能力的必定提拔，出力大的应该得到的就多，功劳多的社会地位就高，有组织、领导能力的就担任官职，所以，没能力的不敢担任职务，有能力的也不得隐藏。
范雎在秦国任宰相，他任用了郑安平带兵攻打赵国，结果却被赵国包围，在危急情况下，郑安平带领两万人投降了赵国，范雎感到非常恐慌，这是因为：“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也就是说郑安平犯的是“夷三族”的罪，按秦国的法律，范雎也要被“夷三族”，范雎怎么能不恐慌？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张释之跟随文帝，来到禁苑中养虎的虎圈，文帝向上林尉询问禁苑中所饲养的各种禽兽的登记数目，先后问了十多种，上林尉仓惶失措，左右观望，全都答不上来。站立于一旁的虎圈啬夫代上林尉回答了文帝的提问。文帝十分详细地询问禽兽登记的情况，想考察虎圈啬夫的才能；虎圈啬夫随问随答，没有一个问题被难倒。文帝说：“官吏难道不应像这样吗！上林尉不可信赖。”于是，文帝诏令张释之去任命啬夫为管理禁苑的上林令，但张释之却劝汉文帝说，当朝的绛侯和东阳侯都是功劳大、德高望重的人，但他们都有时连事情都说不明白。秦王朝重用刀笔之吏，官场之上争着用敏捷苛察比较高低，它的害处是空有其表而无实际的内容，皇帝听不到对朝政过失的批评，却使国家走上土崩瓦解的末路。现在陛下因啬夫善于辞令而破格升官，我只怕天下人争相效仿，都去练习口辩之术而无真才实能，这种影响的传播比风还快，我们不得不谨慎啊。文帝一听：“您说得好啊”就放弃提拔啬夫。
张释之的说法是否适合现代看法姑且不论，但在“四人帮”横行时，确实提拔了一批不学无术，只会动嘴，只能“造反”的无赖，他们提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老百姓是要吃饭的，不要“苗”只要“草”，老百姓可怎么活！这种人怎能不使国家衰败和混乱。当时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好在及时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三十年，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商鞅的变法有一条“连做法”：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以便征收税项。什伍内各家互相纠察，一家犯法，别家必须告发，如不告发同受重罚（连坐法）。人人自危，特务横行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两千多年前的法了，我们没必要去评论是是非非，那是史学家的事，但我觉得有点像现在的“问责”。试想，开发商建设的“豆腐渣”工程，在建设过程是瞒不过设计单位的，更瞒不过监理单位，投资方也不可能对质量不闻不问，但为什么还不断出现“豆腐渣”？是不是应该让他们“连做”？
当今社会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现象，这是因为这些当权者缺乏监督。他的下级管不了他，群众根本不掌握情况，舆论监督也奈何不了他。这样难免权力膨胀，自我意识膨胀，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其实，他的上级是能约束他的，上级不能只管提拔和任用，不说也和像秦国一样“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至少也得问责。假如你提拔的人，出现重大贪污腐败，你这官也就当不成了，你这“伯乐”的职称也免掉，这叫“引咎辞职”。人必须有所约束、有所顾忌，如果能做到这点，贪污腐败的现象至少可以去掉十之七八，这是对干部最大爱护，让他们犯了大错误去杀他的头，不如让他们有所约束，有所顾忌，全心全意干好本职工作，岂不善哉！这样的道理，其实都懂得，老百姓懂得，当权者懂得，只是没人去认真执行，人其实最怕“较真”，屈原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爱国者，就是因为“较真”，假如屈原像渔夫说的一样了：“举世混浊而我也混浊，众人皆醉而我更醉，”那样，就不会有今天的端午节了，屈原也不会受到人们的纪念与爱戴。
古人很多法律、制度，都有很好的范例，这都是无价之宝。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也够我们借鉴一二。
但愿有更多的“伯乐”去“较真”。
武帝天汉二年，正当司马迁草创《史记》未就之时，因李凌之祸而遭受极其残酷的宫刑，在古代圣贤的感召下以非常人之坚韧著成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绝唱。司马迁47岁后的生平不可考证，后人或多揣测推断，王国维等人推断其大约死于武帝末年，李博勋等认为他可能在征和三年被武帝处死。从司马迁一生的遭遇和他对统治阶级的态度来看，不论他死于哪一年，都可想见其晚年的孤寂和悲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更洞悉“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儒家赞颂“士可杀不可辱”，但司马迁的忍辱求生更能显死亡之思的智慧。
孔子曰：“无羞恶之心，非人也。”然也。难怪司马迁在《伍子胥列传》的结尾处说：“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但是以死雪耻之前还要理清自己所受的耻辱是不是正当的。孙膑受到了“断其两足而黥之”（《孙子吴起列传》）的人体迫害和人格侮辱，没有死，因为他知道是庞涓妒贤嫉能陷害自己，所受耻辱是不正当的。范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魏齐毒打，打得“折胁摺齿”，又丢进了厕所，“宾客饮者醉，更溺雎”（《范雎蔡泽列传》），也没有死，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被冤枉的。再者，忍得小耻方能成大事。“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节也，以为杀身亡躯，绝世灭后，功名不立，非智也。”
司马迁忍辱求生的死亡观不仅强调忍辱负重，更强调忍辱发愤以成就功名。司马迁俯首流涕聆听父亲临死前的谆谆教诲：“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他作七十列传的目的就是歌颂“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历史人物，也在《报任安书》中直言，“立名者，士之极也。”司马迁终是受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影响的。以下三种或是司马迁本人的作为，或是在《史记》中记述评价他人之所为，皆是表现他对“立名”的观点。
一、以文章立名
与孔子周游列国后选择修诗书一样，司马迁为完成《史记》而忍辱含垢也是为立言于后世。不是贪生怕死，也不是不知死节的义理，乃是真正的勇者——不能既明且哲，便以一己之身忍辱明志，激为文章雄视千古。清代文艺理论家包世臣说太史公：“实缘自被刑后所为不死者，以《史记》未成之故。是史公之身乃《史记》之身，非史公所得自私。史公可为少卿死，而《史记》必不能为少卿废也。”（《艺周双辑·复石赣州书》）
二、以功业立名
古之先贤，或以道德传世，或以功业立名，或以一死报国。以功业立名居于其中，从中可见古人对建功立业以求功名的认同。苏秦是战国纵横家的代表，也是朝秦暮楚、“竞进无厌”的典型人物，在战国和汉初是声名狼藉的。但司马迁称赞苏秦在乱世中“立终身之名，定累世之功”。《苏秦列传》可谓是给苏秦加进了“忍辱发愤”、“穷而后工”的慷慨之音。其实愿以毕生精力求得功名者又何止古代先贤呢？
三、以复仇立名
在《范雎蔡泽列传》里司马迁记述了范雎蒙垢受辱最终大仇得报，成就霸业的故事。范雎被须贾诬告私通秦国，“魏齐大怒，使舍人笞击雎，折胁摺齿。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范雎忍辱不死，到秦国后帮助昭王建立功业，报仇雪恨：“须贾辞於范雎，范雎大供具，尽请诸侯使，与坐堂上，食饮甚设。而坐须贾於堂下，置豆其前，令两黥徒夹而马食之。数曰：“为我告魏王，急持魏齐头来！不然者，我且屠大梁。”终于逼杀了魏齐，昔日冤仇，一朝洗雪。伍子胥的故事和范雎不仅相同，但同是忍辱而雪耻。司马迁充分肯定了范雎和伍子胥的复仇行为，赞其为烈丈夫。
我认为《史记》中流动着一股浓重的复仇情绪，司马迁歌颂忍辱发愤最终雪耻的复仇者，既是受到原始社会复仇文化传统的影响，也是自己复仇情绪的郁积。两个例子的复仇对象都是君王，前者是逼死冤枉他的国君，后者是鞭国君先祖之尸三百，司马迁对此持肯定态度历来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那么，司马迁在记录这两个最终大快人心的复仇“成功案例”之中心中是否怀着同样的情绪呢？古之勇者杀羞辱残害己身的国君，太史公是否以史为刃痛刺武帝呢？虽不触及肉身，虽不能在当世雪耻，但在千百年历史上留下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不正是最漂亮的还击吗？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司马迁毫不客气地揭露武帝当政之弊，但始终坚持良史的“实录”精神，不曾因为一己之私而磨灭了武帝壮年的丰功伟绩，令人钦佩。
人生价值是由生存价值和死亡价值构成的。生存价值是生命主体在人生过程中所表现的意义和价值。生存价值具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生命的价值；其二，生存价值中更深刻的内容：以有限之生命，成不朽之大业。死亡价值是生命主体在走向死亡的短暂过程中所表现的意义和价值。死亡是人生的终点，死亡价值是对人生价值的最后改写。生死抉择当然是最庄严、最残酷，也最本真的考验，生命价值或定格于无限，或沉寂于无声。有些人的人生价值表现在生存价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对于有些人，人生价值尽现于死亡价值之中，一如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在“易水送别”和“秦廷喋血”中敲击出人生急促猛烈的鼓点。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一个人死后，才能对他的生存价值和死亡价值作出全面评价，这缘于他们追求的不同。因为追求不同，目标各异，因此他们面对生死也对作出不同选择，实现不同的人生价值。司马迁忍辱求生的死亡观的依据正是生存价值大于死亡价值，从而最大化的实现人生价值。他把立功、立言、立德看成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事业，更重视生存价值。同时，司马迁是怀疑和批判统治者提倡的“死仁”、“死义”、“死节”的死亡价值观的。身集百家之长的司马迁看清了“死节”仁义道德外表下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没有盲目为仁义的空壳而放弃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宝贵生命。司马迁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曾说过， “身与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纵观历史长河中各色英雄人物，身与名也往往难以两全，何况常人乎？但我们面对生与死时，如果过分强调生存价值时，死亡价值就会被忽视；同样，当死亡价值被过分夸大时，生存价值也会受到不应有的轻视。汉代士大夫崇尚“士可杀不可辱”的死亡观，司马迁对此的理解更为理性和超脱。他在《史记》中记述的死仁、死节人物很少，相比于以一死换一时虚名，忍辱求生实现生存价值进而升华人生价值才是明智之选。
关键词：金融外交；国际关系；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61-02
一、早期金融外交活动
用黄金作为外交工具实现战略目的也被当时的秦国所使用。据史料记载：当时各国有很多人是聚集于赵国首都邯郸谋划进攻秦国的方案，使秦王十分忧虑。一天秦国宰相范雎献计道：“王勿忧也！请令废止。秦于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忌欲富贵耳。王见大王之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勿相与斗者；投之一骨，轻起相牙者，何则？有争议也。”[1]紧接着，范雎向秦王说出破坏国外人士攻秦联盟的计策，被采纳。于是，秦王命令使臣唐雎载着乐队和5 000两黄金，前往邯郸西部的武安城。范雎在武安城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邯郸的反秦人士。酒席间，范雎让他们来取黄金，由于人多金少，士人不能都拿到黄金。得到黄金的对秦国态度都很好。因此，范雎又命令使臣再运5 000两黄金到赵国。并交代使臣：“公与秦记功者，不问金之所之，金尽者功多矣。”这次，唐雎在武安发放黄金还不过3 000时，各国人士就因分配不均发生内讧，相互激烈争斗。秦国用金钱分化六国人士攻秦联盟的目的最终实现。
虽然先秦时期的国家形态与当今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严格来说，这些国家都处于“由不完整的国家功能及结构转变为完整的国家，由摆脱古代血缘关系的残遗转变为领土国家”的过程[2]，另一方面，古时候的“邦交”也不同于现代的“外交”，但是古代国家以黄金等为外交工具的原始金融外交活动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
同样，金融外交活动也可以在欧美等国家的对外关系史上得以追溯。19世纪末，美国的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美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和稳定的工业资源供给。和美国地缘相近的拉美地区就成为美国对外进行经济扩张的理想场所，但与此同时，欧洲强国也想染指该地区。金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就是美国为了在列强的争夺中，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扩张本国利益而提出和实施的典型金融外交政策。1912年12月3日，美国总统塔夫脱在国情咨文中概括地提出他的对外政策，其中论述道：“这是以金元代替枪弹的政策，……这是扩展美国商务的直率愿望，……现政府的外交是以金元代替枪弹为其特征的”[3]这就是金元外交的提出。金元外交不仅保护了美国在海外的商业利益，推动了美国在海外的经济扩张，而且还为日后美国争夺全球金融霸权奠定了基础[4]。
二、现代金融外交活动
二战结束前夕，以战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构建成为各大国金融外交的主要内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外交也发端于此。二战结束前夕，以美英两国为主的西方大国就展开了为争夺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主导权的一系列金融外交活动。对英国来说是为了防御美元的进攻，维护其在英镑区的金融霸权；对美国来说则是为了谋求美元的霸权地位。由此而生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则代表了两国对于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安排及设想。英美双方的计划是在本国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提出的对战后货币金融秩序的畅想，但没有对方国家的合作与任何，任何一个计划都难以实现。因此英美两国展开了一系列的会谈和协调活动，最终双方都有所妥协。1944年7月，共45个国家齐聚美国布雷顿森林参加这次国际金融盛会，与会各国通过了《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议》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议》。上述文件统称“布雷顿森林协议”，依据该协议建立起来的货币金融体系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至此，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正式形成。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没有彻底解决国际货币金融秩序问题。该体系从一诞生就带有先天的缺陷，即“特里芬两难”。为了便于发展，美国不顾自身黄金储备的兑换能力，大量印发美元，以满足各国的急需并从各国换回廉价的生产和生活资料，造成了世界其他国家所持的美元数量大大地超过了美国黄金储备的情况。50年中期以后，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黄金供应量的增加，美元在世界上逐渐由“美元短缺”向“美元过剩”过渡[5]。这种情况在20世纪60年代进一步加剧，并引起了多次“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保持自身正常运转有三个基本条件：美国保持国际收支顺差，美元价值稳定；美国拥有充足的黄金储备，以保持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黄金价格维持在官价水平。在60年代这三个基本条件都已不复存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摇摇欲坠，以法国为首的其他国家开始要求对该体系进行改革，进而争夺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主导权。美国为此和其他国家展开了一场维护美元地位的金融外交。
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签署《牙买加协定》，浮动汇率制度被合法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进入“牙买加时代”。理论上，多元本位制是对美元霸权地位的削弱，世界似乎又回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货币无序时代，但是，凭借世界最大经济体以及掌握国际金融规则制定权的这两个事实并没有改变美元地位的实质，美国和美元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新的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金融外交的终结。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式最高层次的国际关系，它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运行效率，也从根本上塑造经济权力和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模式与路径。关键货币国因为其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通常在这一体系中获得最大的权力和利益，并长期致力于维持其货币主导地位的金融外交[6]。美国在此后的金融外交不仅运用更为频繁，也愈加娴熟。在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期，美国就对日本和中国展开了维护美元本位为目的的金融外交活动。
三、金融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金融外交对于国家乃至国际经济体系的发展非常重要，它主要从五个方面发挥作用：
（一）能弥补总体外交的不足和缺失
货币和金融抑制一直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国际金融关系的重要地位使国际金融关系能够成为各国获得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并实现国际政治的功能。以二战后金融外交为例，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建立与维护是这一时期西方各大国之间外交的核心内容，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外交因为明显的刚烈性和零和博弈的特性使得其在国际金融领域出现“失灵”状况，在各国利益融合和相交的货币金融领域就必须通过特殊的外交手段来进行协调，美国正是凭借其在战后雄厚的经济基础，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了控制西欧、侵略亚洲、遏制苏联的国际政治目标，可以说，美国霸权的基础正是得益于金融外交为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贡献[7]。
（二）保障国家经济利益的实现
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列举了西方控制世界的14个战略要点，其中3条与货币金融有关：第1条“控制国际银行系统”；第2条“控制全球硬通货”；第5条“掌握国际资本市场”[8]。金融不仅与贸易、投资、民生等密切相关，它关系国民经济的稳定，金融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中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利益的核心内容。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为例，在危机爆发后，美国由于该地区与美国利益关联较小为由，迟迟不肯启动救援机制，直到1997年6月底日本受此次危机的牵连，而日本经济稳定与否直接关系着美国经济能否健康发展，至此美国才展开救援活动。纵览美国历次金融外交活动，无论其借口与理由是什么，但其背后都隐藏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目的，而其中金融利益则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9]，可以说金融外交不仅保障了美国国家金融利益的实现，同时也支撑着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济霸权。
（三）促进区域金融合作与发展
金融外交的一个显著效果就是其有助于区域国家间金融合作的开展。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欧元区国家的金融合作。1999年1月1日，欧盟国家开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和统一的货币政策。欧元成立至今虽然过程起起伏伏，但是它仍然是目前在国际货币体系唯一可以与美元相对抗的国际性货币。金融合作虽然属于经济合作范畴，但是，它同时也具有比较浓厚的政治和外交色彩[10]。从欧洲货币合作的历程来看，欧洲联动汇率体系的建立和维持、欧元货币单位的创立和使用、欧洲货币基金的管理、统一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欧元区债务的共同应对处处体现着欧盟成员国为推动地区金融合作的金融外交活动。它离不开各国之间的外交努力和协调。
（四）有助于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稳定、协调与发展
现存的国际金融体系是60多年前形成的，不能够反映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格局。随着各国经济的不断增强，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现存体系的许多问题再次被扩大，对金融体系的改革也被推到了各国外交的议事日程上来。总的来看，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要求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要求推进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二是推进以IMF和世界银行为主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三是促进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的监管。虽然全球金融问题的负面问题层出不穷，但是全球金融的治理和改革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各国之间的外交协调和合作。
四、结论
史实是最好的佐证。纵览国际关系史中金融外交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国家间经济关系的不断融合，国家间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彼此相互依存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国家之间的利益相互交织，难以彻底区别。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外交因其刚性很难发挥作用，而金融外交因为其灵活多变和柔和性越来越被国家所认可。总之，金融外交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向，它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充分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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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雎》；美学观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2-0044-02
一、《关雎》文本美学观
《关雎》乃《诗经》的开篇之作，从思想内容、艺术特征来看，可谓是中国古代爱情诗篇的一个国粹典范，是孔子儒家推崇的诗教主张。先秦时期的情歌《关雎》，处在高扬主体理性的人治历史时期，构建了以宗法血源观念为核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因此美学观念也相应地被侵染了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如儒家学说以“和”为美，把主体的道德作为终极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了人的自然性。这种观念体现在爱情审美价值上，就是《关雎》闪耀的那种“和”美与人性美的特点，在肯定了人的自然性的同时，又以社会伦理作为自觉要求，强调了伦理道德观念，体现了作为社会人的理想爱情观的审美价值取向，即“不偏不倚，勿过不及”的审美观。
和谐的美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人与自我内心的和谐。和谐的爱情，是幸福、美好的最高境界，当然这种和谐既是两情相悦、互相爱慕的双向自由选择，又要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伦理道德要求。《关雎》所反映的爱情之美正是自我克制、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是和谐爱情的典范。
诗中的“君子”谦和有礼，文质彬彬，才思敏捷，温润如玉。据王国维讲：“金奏之乐，天子诸侯用钟鼓；士大夫鼓而已”。“君子”追求“淑女”的方式比较特别，没有海誓山盟，没有粗俗的行为，举止高雅，以“琴瑟、钟鼓”来陶醉对方的心灵、以音乐的形式来倾诉高尚的爱情。由此看来，“君子”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才子，温文尔雅、知书达理、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可谓“乐而不淫”，而“淑女”也算得上佳人，“君子”和“淑女”的爱情可以说是中国爱情文学史上“才子佳人”的模式源头，代表了传统中国式的爱情理想。
其次，“君子”充满激情而又理智，爱得深入而又有节制。诗中没有泼墨重彩地描述“君子”对“淑女”的热烈追求过程，而是把笔墨重点放在“君子”追求不到“淑女”后的两个典型行为上：一是想念，想念的程度很深“寤寐思服”，即日思夜想；想念的时间长，“悠哉悠哉”；二是痛苦，“君子”因饱受思念痛苦的折磨，“辗转反侧”，即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无法入睡。通过描述“君子”“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的诗句，可以看出“君子追求的辛苦、执着，又可以看出他爱得深入、理智、规矩，可谓“衰而不伤”。当“淑女”拒绝了“君子”追求，“君子”不但没有丝毫的抱怨，反而继续“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表现出他自我克制、重视道德修养的人生态度和善解人意的宽广胸襟，可谓“发乎情，知乎礼仪”。这是典型的东方式的、中国传统而含蓄的爱情表白方式，就如现在一位男子手捧一束玫瑰献给他所爱的女子，“君子”不仅把“淑女”当作他热切追求的恋人，还渴望和“淑女”结为秦晋之好。
总之，《关雎》能够称得上经典的文学作品，在于内涵的深邃和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它隐晦曲折的写作手法迎合了中国传统的爱情标准与接受美学的审美趋向，因此是不朽的、精粹的。
二、《关雎》演唱审美观
《关雎》整首诗歌充满了极强的浪漫主义色彩，是浪漫主义者通过满足个人内心情感表达的需要而创作的抒情诗。赵季平先生根据诗词的艺术气质，通过精妙的写作手法，在音乐中塑造了一幅幅唯美、幽静、细致、浪漫、热情的场面，这些画面的用声，需要不断调整歌声音色与音乐表情才能表现音乐内在的浪漫主义气氛与人物的内心情感变化。
（一）古曲《关雎》的声音观
古典诗词歌曲《关雎》对演唱者唱技术有极高的要求。这首歌曲从整体作曲风格来看，现代旋律意识较强，所以不能用通常的古曲吟唱方式去表演。演唱者不仅需要甜美通透的音色，同时还要具备歌唱的戏剧张力。按歌曲整体来看可分为三个不同的音乐情绪和三种不同的音乐思想，为此就需要有三种不同的声音表情在歌唱中穿行。歌曲开始第一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音乐以滩头水畔的一对雎鸠鸟的叫声起兴，然后道出自己的一片情思，这一句对整首歌曲来说，起着媒介、比喻、联想，以至象征的作用。演唱时声音要平直连贯，歌声庄重典雅，引出谦谦君子的形象，具有缓缓诉说的感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表达主人公想起美好有修养的女子，这句演唱时声音要有所控制，音色中要尽显柔情甜美之意。“君子好逑”的“好”字有一个八度的跳跃，在演唱时注意胸腔声音向头声的自然转换。诗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d之”。这两句诗词是整个音乐作品的高潮之处，演唱时寻找气息支持，声音要有戏剧性地夸张，以表达主人公强烈的爱情向往。总之：古曲演唱者要有驾驭声音、气息控制的能力。
（二）古曲《关雎》演唱接受美学观
《关雎》作为《诗经》的开篇之作，以极其含蓄、雅致的方式，抒发了一个青年男子对美丽善良姑娘的思慕、追求之苦。纯真的爱，爱的纯真，毫无淫邪之思，“发乎情，止乎礼义”。体现出“和谐为美”的审美原则。孔子曾评价《关雎》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1]诗歌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而且要受到理智的节制，讲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关雎》表达的正是中和之美，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一切情感的外现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乐记》中讲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2]（《乐本篇》）用这段简洁凝炼的语言及“物-心-声音-乐”这样一种结构关系来说明“乐”的产生和实现过程。演唱《关雎》这首歌，首先要把唱者思想置身于一个特定环境中，用理性去感知、分析，要做到“感于物而动”，歌声演唱一定要由人的内心情感而发，由作品的需要而唱，“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乐的表现对象――人的内心情感的产生这一基点上”。[3]这首作品从音乐审美来说，演唱时声音的使用一定要有音乐中的情感体验、中和之美，不可使用过度音量，声音和情感需要加以节制不能放纵。
（三）古曲《关雎》韵腔观
在古曲唱法中，“润腔”是一种特别重要的演唱技巧，如明代王骥德在《曲律》中讲到“乐之筐格在曲，而色泽在唱”，[4]从此语言中可以看出：歌曲的风格特色之精华在于唱腔的修饰。尤其此曲，润腔是演绎此曲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
1.以字寻腔
中国古诗词歌曲演唱首要审美标准就是准确清晰的歌唱语言，也就是说“以字行腔，字正腔圆”。“声乐艺术自始至终贯穿着语言的咬字发音；要解决技术问题、表现问题、音乐形象的雕琢等等，都必须立足语言、咬字、发音的重要环节上，语言无疑是歌唱艺术的灵魂。”[5]《关雎》这首歌是作曲家严格按照中国民族音乐写作方法以字寻腔来进行创作的，因此，需要在咬字、吐字上精心设计，寻准行腔规律，做到字与腔的统一、语感与乐感的统一。这首诗还采用了一些双声叠韵的连绵字，以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和描写人物的生动性，如“关关”叠字；“窈窕”叠韵；“参差”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这些字在歌曲演唱时尽量用吟唱的方式去处理，做到声音连贯，在吐字中行腔。《关睢》第二章第二句“左右流之”的“流”和第四句“寤寐求之”的“求”，按音律来说两个字皆属平声，演唱时吐字应给以重读、声音向外送得多一些，形成渐强减慢歌唱表演形式，烘托出青年的缠绵悱恻之情，直率地表现出自己的追慕之心和相思之苦。
2.以情带声
中国古诗词歌曲的唱法是以独特的行腔韵味为精髓，而这些皆源于“情感的抒发”。歌曲《关雎》的情感层次展开如下：抒景青年见到一位漂亮的姑娘，从而引起的爱慕的感情和求婚的愿望青年求婚，苦于无法，求之不得，因而朝思暮想，寝食不安的苦恋情形青年结婚成梦，梦想成婚的欢乐场景。唱腔的情感线上下起伏，层层推进，深刻表达了青年人强烈的爱慕之情。
“润腔”也就是音乐表情，是这首歌曲表达韵味的关键所在。如元・燕南芝C著《唱论》讲到：“凡歌一句，声韵有一声平，一声背，一声圆。声要圆熟，腔要彻满。”这段话主要是讲演唱中需用不同歌声的迂回来解释所演唱的作品。这首歌曲演唱时：“关关雎鸠”歌声的进入需要有一个小倚音带上滑音的装饰，主音站稳后声音需要平直缓慢地诉说，歌声展现一个高雅、谦谦君子的形象。“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句唱时把“窈窕淑女”这四个字用朗诵的方式声音连贯渐弱唱出，“君子好逑”的“好”旋律有一个八度跳跃，声音保持平直推渐强，表达青年热烈的爱慕之情，如此就使得整个歌曲的旋律既符合语感又符合歌曲的情感。在此曲演唱中要做到声与情的相互统一，以情为中心，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对曲调进行润腔修饰，促进词与曲、声与调之间的和谐。
总之，中国古诗词歌曲文辞考究、音乐精美，是音乐与文学的统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是中国声乐艺术中的瑰宝。赵季平先生创作的诗经《关雎》，更可称为上乘之作，要想把歌曲《关雎》演唱到位，就需要过硬的声乐演唱技术，更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修养等，还要有音乐、诗词、演唱细致入微的分析，才能把歌曲演绎得尽善尽美。
参考文献：
[1][2][3]修海林，罗小平.音乐美学通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5）：59+101+102.
[4]傅惜华.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44）.
[5]许讲真.歌唱语言艺术・引言[M].大连：大连出版社，1991.
作者简介：
直爱妩，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民族声乐演唱与表演教学研究。
关键词：战国策 拟作 小说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12-
《战国策》是刘向杂采“中书余卷”汇编而成的一部书，其在记录一定史实的同时，经后世学者考证，亦混入了许多“非信史”的内容，这些“非信史”的拟作多为纵横后学之士模拟创作的游说教材或脚本。《战国策》在编订后，由于内容的博杂，致使后人对此书的认识，特别是对其部类归属的争论聚讼纷纭。《汉书·艺文志》把《战国策》列为“春秋”类以 “正史”来看待。而《隋书·经籍志》认为此书：“属词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将其归入“杂史”类。宋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一九五引郑樵注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说，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者，足相紊乱。’”可见，这里已把“杂史”看成近似“小说笔记”类的文体了。而使《战国策》由堂堂“正史”归入不入流的“杂史”的原因究竟何在呢？笔者认为，《战国策》中拟作的存在，是使其性质出现争论进而转变的“罪魁祸首”。这一转变在降低其史料价值的同时却抬升了它的文学性，特别是拟作中蕴含着丰富的小说因素，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小说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
《战国策》“拟作”通过形形色色的人物智慧，在表现他们深刻理智的基础上，进而对其人物形象加以刻画。如《秦策一·苏秦始以连横说秦王章》中自称“东周之鄙人”的苏秦，怀着追求“势位富贵”的梦想，以进取而自励，“乃夜发书”，当读书欲睡，甚至“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而且他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始终有着坚信乐观的态度，他孜孜不倦的从事政治、外交活动，有着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苏秦的形象称得上是战国时期“坚韧的、自信的、叱咤风云的”典型人物代表。此外，在其它拟作中也塑造了许多丰富的人物形象，比如《楚策四·魏王遗楚王美人》章中郑袖“面如桃花心如蛇蝎”的阴险小人形象；《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中唐且“不畏强暴，面折廷争，能辩善对”而不辱使命的外交英雄形象。拟作中的这一小说因素对后世小说的发展特别是对以虚构与想象标榜的传奇小说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那些被塑造的人物形象至今仍给人们留下历久弥新的印象。
二、生动而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
《战国策》一书，所记载的主要是纵横家言论，其语言的特点也大致为纵横恣肆、不可拘羁。但在一些拟作中，除此语言特点之外，还体现出更加生动且富含感情的特点。如《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章》中的语言特点就显得较生动形象，我们可以拿它与《吕览》文中语言的比较来论证。《吕览》文云：
列精子高听行乎齐湣王，善衣东布衣，白缟冠，颡推之履，特会朝雨，祛步堂下，谓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丽。”列精子高因步而窥于井，粲然恶丈夫之状也，喟然叹曰：“待者为吾听行于齐王也，夫何阿哉！又况于所听乎！万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
由此文看，当列精子高问其侍者关于自己的容貌时，其侍者曰：“公姣且丽”，只是简单的回答，感情色彩不甚明显；而在《邹忌修八尺有余章》中出现了邹忌对于其妻妾客的三问，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妾之回答：“徐公何能及君也！”，而客之回答亦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可见，三则回答都是在把邹忌与徐公对比之后得出的，而对比手法的运用，使原本平淡的语言突显出强烈的感情色彩。对后世小说语言在生动且蕴含强烈感情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外，在《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与《乐羊为魏将而攻中山》等章中亦有精彩记述。
三、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
故事情节作为小说的要素之一，其巧妙安排是吸引读者兴趣的所在。《战国策》中的一些拟作为依托史实而创作，在充分发挥想象的前提下，合理而巧妙的故事情节安排更具文学性，亦体现着丰富的小说因素。如《魏策·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中记述了“唐雎不辱使命”的传奇故事，此文一开头即摆出秦王以强凌弱的态势，用明为“易”实为“夺”的伎俩欲霸占安陵而安陵君不许的尖锐矛盾，点明唐雎使秦的缘由。接着写唐雎入秦与秦王面折廷争的场面，其间还插入“秦王怫然怒”，唐雎“挺剑而起”等细节描写，从而在严谨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勾画出一幅短兵相接的斗争画面，渲染出一派充满刀光剑影的紧张氛围，富于传奇色彩的情节亦使人们充分享受了审美的愉悦。此外，《苏秦始将连横说秦王》与《秦王欲见顿弱》等章的故事情节亦跌宕起伏。
此外，在人物塑造与情节安排中还穿插着丰富的细节描写，使得人物刻画更加细腻、情节安排亦更加生动，因篇幅有限，在此简列，兹不赘述。
总之，《战国策》是刘向杂采“中书余卷”汇编而成的书，由于其来源博杂，其中混入了许多“非信史”的内容，大部分是纵横后学之士模拟创作的游说教材或脚本。这些出于非自觉的文学目的而进行的创作，在发挥想象与运用虚构手法的过程中却造就了小说的雏形，亦极大地推动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清）阮元．衢本郡斋读书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陈其遒．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4]（唐）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