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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黄不接：指庄稼还没有成熟，陈粮已经吃完，比喻，人力、财力等因一时接续不上而暂时缺乏.现在则特指人才方面后继无人。
3、青云直上：指迅速升到很高的地位，出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4、青出于蓝：青是从蓝草里提炼出来的，但颜色比蓝更深。比喻学生超过老师或后人胜过前人。
5、灰心丧气：形容因失败或不顺利而失去信心，意志消沉。
明嘉靖十二年(1533)五月,琉球长史蔡廷美率三十余人,来到福州,迎请天朝册封使给事中陈侃、副使行人高澄赴中山国。蔡廷美一行此来,事出有因。七年前,琉球王尚真薨,当年年底,王世子尚清便向北京朝廷上表,请求袭封琉球王。自明洪武五年,杨载奉命诏谕琉球之后,每逢琉球王薨,世子都报告朝廷,依朝鲜惯例请求吊祭册立。
一年后,嘉靖十三年五月初五,册封使的大船终于在广石祭海出发。这一天北风大作,昼昏如夕,三天后才出海口,与蔡廷美的小船一前一后向东驶去。两天之后,五月初十,风向变了,有利航行,陈侃后来在《使事纪略》中记载这一天,“十日,南风甚迅,船行如飞,过平嘉山、钓鱼屿、黄花屿、赤屿,目不暇接。兼三日之程,则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后。十一日至夕,始见古米山,问知琉球境内,夷人舞于舟,喜达家乡。”
明朝给事中陈侃由蔡廷美陪同的这次赴琉球册封,在历史上并不重要,仅仅是难以胜数的众多册封中普通的一次。但陈侃事后这一条记录,却在四百多年后,成为归属中国的有力证据,证明古米山才是琉球的边界,同时也证明最晚在477年前,中国人已经为诸岛命名了。因而在今天,陈侃、蔡廷美的这次旅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蔡廷美是什么人?琉球何以有蔡氏?琉球正史《中山世谱》则从另一角度证明,历史上不属于琉球。这部史书的作者是蔡泽、蔡温父子,他们父子与蔡廷美又是什么关系?他们与大陆的蔡氏同宗共祖吗?
回答这些问题,还应从蔡氏源流谈起。以国立姓足迹清晰
蔡氏以国为氏,但蔡国有两次受封,三次迁都。
郑樵所撰《氏族略》云:
“武王平天下封功臣、兄弟,乃封叔鲜于管,叔度于蔡,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商余民。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周公以王命伐之,杀管叔,而放蔡叔,舆车十乘,徒七十人从,而分商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商祀;其二封康叔为卫君。蔡君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改德率行,周公闻之,举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言于成王,复封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
武王死后,周公伐管、蔡是历史上一件著名的大事。蔡侯叔度,是周文王的第十四子,姬姓,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蔡叔之子胡,又一次被封于蔡,继承蔡叔的余脉,就是后世所称的蔡仲。因为蔡叔不贤,而蔡仲有德行,所以蔡氏后裔大多奉蔡仲为先祖。
但是《氏族略》所记载的蔡国,并非最早的蔡国。早在前朝殷商时代(也许更早),便有姑姓的一支部落因从事祭祀,立国为蔡(蔡字,从祭,此二字古同)。这个蔡国,也曾有过迁徙,自今日河南中牟迁至长垣。武王灭商后,姑姓蔡人失国,北迁至今河北邢台的蔡河一带。而另一支姑姓蔡人则南迁至今湖北黄梅蔡山。而叔度受封的蔡国,就是姑姓蔡人当初的家园,今中牟一带。蔡仲第二次受封蔡国,则改在了今河南上蔡。新蔡国屡受南方的楚国压迫,春秋之初迁都至新蔡,春秋之末,迁至下蔡(今安徽凤台)。因蔡国乱政,有一支南下投奔楚国,定居于今枣阳一带的蔡阳。最终蔡国为楚国所灭,徙蔡人于汉阳一带的蔡甸。至此,蔡国灭亡,春秋后相承二十六世,子孙遂以国为姓。
纵观蔡国历史,蔡河、蔡山、上蔡、新蔡、下蔡、蔡甸这些地名,给人印象深刻。两三千年以后,这些地名几乎都还存在,密切地、鲜明地注释着蔡氏的历史。这种情况,在其他姓氏的历史中不曾有过。望族从北转南
由此可以确认,汉人蔡姓基本上由最初的两支组成,一支源于姑姓,一支源于姬姓。
以国为姓的蔡氏,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是晋国的蔡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云,“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其他记载中还有言“蔡史墨”、“史墨”、“史黯”者,杨伯峻先生认为,这是同一个人,“其人姓蔡,官大史,墨其名,黯其字,默则同音假借”。蔡墨与孔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其时下蔡的蔡国还没有灭亡,他也许是姑姓蔡氏。
稍后,《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详细记载了燕人蔡泽的事迹。蔡泽本是燕国人,生活在秦昭王到秦始皇的时代,著名的善土。入秦后,初拜客卿,后拜相,又称纲成君。这个时代,虽然姬姓的蔡国也已经灭亡,但蔡泽出自遥远的北方燕国,可能也是姑姓蔡人后裔。
唐代,又有两次中原移民迁至福建,蔡姓乃其中主要姓氏。至此,长江以南的蔡氏大致完成了延续至今的布局。
迄于宋代,蔡姓人口计约44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57%,排在第36位。此时蔡氏人口中的半数以上居于闽、鲁、豫三地,其中居于福建者最多,占当时福建人口的2%,而赣、浙、冀、鄂、苏五省蔡氏则占三分一。
宋代最著名的蔡氏人物,当首推北宋蔡京。蔡京字元长,兴化仙游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他的反面形象因小说《水浒》而广为人知。蔡京的书法造诣极高,北宋书法四家“苏黄米蔡”,蔡本指蔡京,后世因蔡京人品奸恶,因人废字,遂以同出仙游的蔡襄易之。蔡襄,字君谟,人品高尚,书法造诣也高,《宋史》本传载:“襄工于书,为当时第一”,死后谥忠惠公。因而后世东南一带蔡氏往往以蔡君谟为先祖。
与日本人的纠结
明代,蔡姓人口约有46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0.49%,排在第46位。此时蔡氏人口中的六成以上居于浙、赣、闽、苏四省,其中居于浙江者最多,占蔡姓人口的两成。此外,居于粤、湘两省则占15%。
至此,可以回答前面的几个问题了。
琉球使臣蔡廷美,本系福建蔡氏。洪武三十一年(1398,久米村仪间家《蔡氏家谱》作洪武二十五年,即1392),明太祖赐琉球王“闽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户,以使贡使、行人来往”(见《殊域周咨录》卷四),这就是所谓“赐姓三十六户”,他们主要负责琉球与大陆朝廷的联络、贸易。三十六姓中,蔡姓排在第一位,名为蔡崇。现存日本筑波大学图书馆的《蔡氏家谱抄》中记载:“元祖讳崇,号升亭,行二,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乃宋朝鼎甲端明殿大学士忠惠公讳襄字君谟六世孙也。”
但是,蔡崇东渡琉球中山时,二十七岁,而蔡谟五十六岁时,卒于治平四年(1067),三百多年之间,仅隔五代人,显然绝无可能。这种时间上的荒悖,常见诸各姓家谱中,不必细究。因为小宗记谱法,以六世祖为始祖,所以所谓“六世孙”,大致即略指后裔子孙而已。福建境内的蔡氏家谱,一般记载着蔡襄是南唐司空蔡用元的“六世孙”,而自蔡用元入闽至蔡襄出生之间仅有七十五年,所以此“六世孙”,也仅作“后裔子孙”解。蔡用元、蔡用明兄弟,一般被认为是自浙江迁往福建的蔡氏肇迁始祖,于是这位蔡用元当然就是南渡蔡谟的“六世孙”。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琉球蔡氏与中原济阳蔡氏的血统关系。迎请陈侃的长史蔡廷美,乃琉球蔡氏的肇迁始祖蔡崇的五世孙。而编纂《中山纪历》的蔡温,任琉球的国师兼法司(相当于宰相职),则是蔡崇另一支的第十一世孙。他们最初以天朝侨民的身份居住在琉球,后来一部分落叶归根,回到了大陆,另一部分人长久地成为了琉球人。
近代蔡氏人物
蔡锷(1882～1916),谱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早年师从梁启超、谭嗣同,就读时务学堂、南洋公学、东京大同、横滨商业、成城陆军士官诸校,归国后于云南响应武昌起义,袁士凯称帝后,首倡护国,发动护国战争。
蔡和森(1895～1931),字润寰,湖南湘乡人。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与结为挚友,共同组建新民学会,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
蔡畅(1900～1990)蔡和森胞妹,原名咸熙,卓越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历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等职。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北伐名将,1932年率十九路军进行凇沪抗战,1933年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福建发动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建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蔡永祥(1948～1966),安徽肥东人,与王杰、欧阳海、刘英俊等齐名的烈士。前,他守卫钱塘江大桥时,为排除桥上一根枕木,保护一列南昌开往北京的火车而献出生命。
蔡振华,1961年生于江苏无锡。世界乒乓球运动史上的著名人物,现任中国乒协、羽协主席,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体育总局副局长。
蔡氏与蔡林氏
冠是古代帽子的总称，《楚辞・渔父》中就有“新沐者必弹冠”的记载。冠有冕、幞、巾、帽、帻、弁之分，冕是帝王、诸侯、卿大夫戴的礼帽。冠两边有帽带，叫缨，可在下巴处打结来固定帽子。《左传》载，孔子的弟子子路在与叛乱者搏斗中，被戈击中，帽带也断了，子路在结好冠带后被杀，后以“结缨而死”形容慷慨就义。“葛巾”是葛布作的头巾，东晋陶渊明酿成酒时，正好有朋友拜访，陶渊明就摘下葛巾来滤酒，滤完又戴在头上，后以“葛巾漉酒”比喻人性情率直。晋代孟嘉在龙山宴会上帽落而依然风度翩翩，从容面对他人的嘲讽，后以“龙山落帽”形容人风流倜傥，潇洒儒雅。
冠还与世俗礼仪有密切关系。“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冠为人增添了不少威严；“衣冠楚楚”形容人穿戴整齐漂亮；“沐猴而冠”则指人目光短浅，成不了大事。古代贵族子弟20岁时要举行隆重的冠礼，表示成年，“弱冠之年”指男子二十岁。冠也象征职位，“挂冠而去”就是辞职不干。古人还往往借冠来抒发感情，“怒发冲冠”形容非常愤怒，“弹冠相庆”指一人当官后同伙互相庆贺将有官做，小人得意忘形的神态。
栉是篦箕和梳子的统称。在篦箕的材质上，贵族妇女多用金制、银制，普通妇女多用竹制和木制。“不栉进士”指有文才的女子，“鳞次栉比”形容房屋等依次排列、紧密相连。巾和帼是古代女子戴的头巾和发饰，借指妇女，如“巾帼丈夫”指有男子气概的女子。笄是女子头饰，“女子许嫁，笄而礼之”（《仪礼・士昏礼》），古代女子15岁时，要把头发挽成髻，用笄穿上，后称女子15岁为“及笄之年”。笄后称簪，古代男女都用，男子用簪“所以系冠使不堕也”，女子用簪则直插于髻。古代的簪有骨簪、象牙簪、玉簪、金簪、银簪等，“衣冠簪缨”指达官贵族及其后裔。钗大多是一头分为二股，贵族多用金玉、翡翠、玳瑁、琥珀等制成，贫者多用铜、银、骨、荆类。东汉孟光嫁给梁鸿后，戴着荆枝首饰，穿上布裙，辛勤劳作，后以“荆钗布裙”形容妇女服饰朴素。
衣是衣物总名，包括头衣、上衣、下衣、足衣，衫是衣的通称，后都泛指衣服。“衣衫褴褛”指衣服破烂，“衣不蔽体”形容生活十分贫困。衣服由领、袖、襟、带等部件组成，“提纲挈领”比喻把问题简明扼要地提示出来。袖，也称袂，古代衣服为长袖，垂臂时手不露出，有大袖、广袖之说。“长袖善舞”比喻做事有所凭借就容易成功，也形容有权势、有手腕的人善于钻营取巧；“举袂成幕”形容人多拥挤。襟是上衣前面的部分，也称衽。“襟怀坦白”指心地纯洁、语言直率；“连衽成帷”形容人多拥挤。带用来束腰，“衣不解带”形容日夜辛劳，不能安稳休息。
袍是古代长衣的通称。战国时范雎穿穷人衣服见须贾，须贾哀怜故人，赠送绨袍，后“绨袍之赐”指困难时别人给予的同情。袍也专指里面絮了乱麻等物的长衣，一般为战士和平民所穿，后称武人的友谊为“袍泽之谊”。黄袍是古代天子、皇后所用的服饰，五代后周时，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部下给他披上黄袍，拥为皇帝，后用“黄袍加身”代指成功，夺得政权。
裘是皮衣，有狐、虎、狼、犬、羊等种类，古代君王及贵族穿狐裘，尤以狐白裘为贵。战国孟尝君有一件天下无双的白狐裘，送给秦王做见面礼。“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慎子・知忠》），后用“集腋成裘”比喻积少成多。古人穿皮衣以毛朝外为正，反穿则毛在里，是怕损坏了皮衣上的毛，“反裘负刍（薪）”形容贫困劳苦，也形容不知事理、本末倒置。
，也作绔或裤。纨绔是古代有钱人穿的，因此把有钱人或不务正业的子弟称为“纨绔子弟”。裳，古指裙子，“裙，下裳也”，古代男女都着裳，隋唐以后裳成为女子的专用服装。唐玄宗在西凉乐曲的基础上，加以润色作《霓裳羽衣》曲，后“霓裳羽衣”多喻指美妙的歌曲。
履、屣、屦都是鞋的古称，一般用草、麻、皮、丝等制成，丝履、丝屦多为贵族所穿，穷人穿草屦。秦朝末年，张良在圯桥上遇到一位老人，老人故意把鞋子掉在桥下，叫张良下桥捡回，并伸出脚让给他穿上，后以“圯桥进履”表示年轻人尊重长者，也表示对有才能有知识者的尊敬。东汉时，王粲拜望蔡邕，蔡邕正席地而坐，因急于出迎，把鞋子穿倒了，后以“倒屣相迎”形容热情待客。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zhouyi from six aspects
abstract: zhouyi, especially yi zhuan (the commentaries on yi） exerted extensive and deep influences o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ritten by si-ma qian): si-ma qian recorded some famous divinatory events in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angle of affirm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divinatory techniques in yi; his accepting bachelors on the standard of their ability to render meritorious deeds originates from the outlook for life of being steadfast and striving constantly embraced in yi zhuan; his method of synthesizing the academic thoughts before is from the thought of “reaching the same goal by different routes” expounded in yi zhuan; stressing timeliness and examining things meticulously upheld by yi zhuan offered theoretical basis for him to examine history; the typicalized describing method used by him originates from the thought of that the appellations and names are but small matters, but the classes of things comprehended under them are large mentioned in yi zhuan.
key words: si-ma qian; the historical records; zhouyi
“正《易传》”是司马谈给司马迁留下的学术遗嘱。《周易》特别是《易传》对《史记》影响极为深刻。刘师培曾经作《司马迁述〈周易〉义》一文，发明《史记》述《周易》义16例，他在文章结尾处深致感慨：“史迁曾以甄明《易》义为己任，惜所传之止于斯也。”［1］实际上《周易》对《史记》的影响不仅是字面上的，更重要的是思想观点的影响。近年来有一些论文讨论了《史记》与《周易》在学术思想方面的联系，所论也只限于通变论几个方面。本文在前贤所论的基础上再发六论，以期拓展这一论题的深度和广度。（这六个方面其实也没有说尽《周易》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还有诸如《易》基乾坤说、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说、原始察终说、尚德说、谦抑说等等，均为《史记》所吸收。）
一、《史记》论《周易》幽明之术
《史记·陈杞世家》论赞说：“盖孔子晚而喜《易》。《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司马迁所说的“幽明”之“术”，指的是作为卜筮术数的《周易》能够显示“无形之幽，有形之明”［2］（第266页），预测政治人事的吉凶趋势。从上古三代至春秋时期，巫史卜祝颇不易分，汉代史官虽然与卜祝分离，但作为天官仍与卜祝有着血缘联系。司马谈受《易》于杨何，司马迁从乃父习《易》，都是因为太史必须掌握《周易》术数。司马迁真诚地相信《易》术，这不单纯是出于史官的职业思维，而是涉及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根本问题，它构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重要内容，表明司马迁相信神学目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一推动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史记》中的《易》占材料不是孤立的，它与书中几百条关于星占、祥瑞、灾异、占梦、预言 、鬼神、善恶报应、五德、三统等天人感应材料一起，共同体现司马迁对天人之际的思考和探讨。
《史记》的一些篇章记载了《易》占事件，《陈杞世家》、《田敬仲完世家》三次记载周太史和齐懿仲卜陈完，卦兆表明田氏八世之后将取代齐侯；《魏世家》、《晋世家》两次记载毕万卜仕晋国之事，卦象显示毕万之后必大。此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和《齐太公世家》等篇章中也有一些占卜记载，《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更是为占卜者所作的传记。这些占筮材料大都在《左传》等先秦古籍中找到原始依据，司马迁以肯定的态度把它们写入《史记》，它们也就成为研究《史记》思想的重要依据。《史记》在记载占卜之后必载应验结果，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司马迁根据古籍作史——《左传》等古籍就记载了不少占卜的应验情形，像《史记》所载的陈完、毕万之卜在《左传》之中都有占验记载。但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相信卜筮能够预测天命神意。《史记·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就是记载占卜者为统治者决策提供神学依据的业绩。《太史公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从这些话可以看出，司马迁对日者、龟卜都是充分肯定的。《史记集解》引张晏注，以为《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已缺，今本为褚少孙所补。但传记的基本思想倾向与《太史公自序》是一致的。司马迁认为只有“通人达才”才能关注这些精深的《易》术，因为《易》术所揭示的是天道性命这一类深微的问题，圣如孔子者也只是到了晚年才喜爱《周易》。司马迁在《田敬仲完世家》论赞中说：“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后，及完奔齐，懿仲之卜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就是说，田氏代齐并不完全是由历史态势的发展而导致的，而不过是应验当初占卜征兆而已。《周易》这种幽明深远的术数揭示了田氏代齐的神明之意，不管齐国公室怎样努力避免覆灭的命运，也不管田氏有无政治野心，事态的发展最终都难以逃脱天地之定数。《田敬仲完世家》就是以“遵厌兆祥”为传记主题。《史记》中的这些《易》占材料虽然对研究司马迁思想有一定价值，但它所体现的是司马迁思想中的时代局限和认识局限，不宜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
二、《易传》与《史记》的人生观
《易传》可能作于战国后期，此时天下统一已经曙光初露，历史正在演奏着雄浑悲壮的进行曲，如火如荼的战国士文化浪潮至此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思想理论、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易传》作者为此而欢欣鼓舞豪情激荡，他们借阐发卦象，提出了一套进德修业、效法天道、与天地相参的刚健奋发的人生观。
《易传》认为进德修业是实现刚健人生的基础。《乾文言》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作者主张通过不懈的努力，培养一种忠信诚实、富于文采、文质彬彬的德行品质，再以此种品质推己及人，以内在的诚实去感化他人，致力于文明教化，创建人人尊信、德教广被的事业。内德充满最终要发挥、外化到事业之中。《坤文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致也。”从内在美到外在美，由道德而外化为事业，这是《易传》所提出的从伦理到事功的人生途径。
《易传》特别强调效法天道。《乾》卦象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六爻全为阳爻，阳刚阴柔，因此《乾》卦最集中地体现了刚健之德。乾又代表着天象，因而《乾》卦刚健之德也就是天德，上天处于永恒的运行之中，从日起月落到四时代序，没有片刻止息，这正是上天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体现。《乾文言》热烈歌颂上天这种刚健品质：“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易传》作者从《乾》卦的刚健之德而联想上天云行雨施美利天下，他将六个阳爻比作六条夭矫的在广阔天空盘旋舒卷的神龙，进而提出人应该效法刚健自强的天德，像神龙一样奋发进取，从而使人的精神与天德相通。《大畜》卦也弘扬了刚健自强的精神，该卦《彖传》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大畜》卦乾下艮上，乾为天为健，艮为山为止，乾象以充沛的刚健之德奋发向上，遇艮山而止，因而《大畜》卦意味着积蓄了巨大的刚健笃实的力量；而天在山中则意味着蓄德于中，英华外发，所以说辉光日新。《易传》作者主张人们通过学《易》来效法上天刚健笃实、辉光日新的精神，按照《易》理去崇德广业，使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趋于无限壮观和博大。《易传》在讲其它卦时也特别强调阳刚的重大价值。在《周易》阴阳刚柔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中，阳刚始终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凡是有阳刚的地方大都能够亨通吉利，阴柔借助于阳刚的力量也能逢凶化吉。《易传》集中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刚健人生的渴望、对阳刚之美的礼赞，揭示了战国秦汉之际人们奋发向上、刚健有力的精神面貌。
司马迁的人生观是以及时立功名为核心内容，这种人生观接近于《易传》。司马氏用两代人前仆后继作史上继孔子《春秋》，司马迁在受刑后蒙受巨大耻辱也要把史书写完，这就是功名人生观的生动体现。这种功名人生观体现在《史记》中，就是以及时立功名作为史书著述的标准。《太史公自序》说：“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这说明《史记》中的七十列传是直接在司马迁功名人生观指导下写作的。战士的鏖战痛杀，英雄的勇冠三军，壮士的皮面抉眼自屠出肠，女侠的呼天而死，烈丈夫的隐忍就功名，思想家的追求真理，乃至商人趋时若猛隼之发……，这一切功名大业无不可歌可泣，英勇雄壮。司马迁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比较不重视贵贱贫富等外在条件，甚至有意识地淡化传主的伦理道德色彩，而是视历史人物的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程度，即看这个历史人物是否最大程度地实现本质力量对象化。像项羽、吕后之入本纪，孔子、陈涉之入世家，滑稽、日者、龟卜、货殖、刺客、医生、游侠之入列传，都是《史记》中的不同凡响之处。只要历史人物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慷慨立功名，司马迁就为他们立传。司马迁刻意强调人对悲剧命运的抗争，提倡在困境之中发愤而起，用功名大业来洗涮耻辱，实现对人生苦难的补偿。进一步来看，不止是七十列传，《史记》中的一些本纪和世家也与司马迁的功名人生观有紧密的内在联系。从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到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从商汤伐桀到文王施德武王伐纣……，华夏民族的代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奋斗和求索。“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它只有暂时的曲折和苦难，而不会走向灭亡。华夏民族的刚健精神就体现在革故鼎新、承敝通变的伟大变革之中。三十世家体例的刚健奋发精神，主要体现在“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亦即辅佐天子成就统一大业之上。一部《史记》堪称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是华夏儿女的英雄传奇，它像黄钟大吕一样奏响了中华民族最雄浑最高亢的乐章，“它最完整地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在结束动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自强不息刚健奋发的精神”［3］（第340页）。
三、《易传》与《史记》的学术观
《系辞》说：“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几句是解释《咸》卦九四爻辞“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的，它透露出《易传》作者在战国秦汉之际学术整合大趋势的特定背景之下试图弥纶天地之道、包容百家学说的信息。《周易》本身的特点有利于它对各种学说兼收并蓄。《易传》认为《周易》为一切义理之源，所有的学术都应该在它的视野之中。因此《易传》在借阐释卦象宣传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吸收了道、法、墨、兵各家思想。例如，《易传》吸收老庄关于阴阳气化的学说来解释“道”与“神明”。《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传》还吸收老庄关于矛盾双方向对立面转化的思想，提倡谦虚而力戒满盈，以便将变化控制在不发生质变的一定范围之内。《易传》提倡天下无道则隐，如《乾文言》在解释《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时说：“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这与老庄谦退避世主张及其内虚外顺的处世哲学相近。《易传》也吸收了某些法家观点，如《蒙》卦初六象辞说：“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噬嗑》彖辞说：“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该卦象辞也说：“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丰》卦象辞说：“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旅》卦象辞说：“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这些用狱尚刑的思想都与儒家尚德不尚刑的思想明显不同而接近法家。《系辞》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这是申述墨家薄葬之义。《师》卦初六象辞说：“师出以律，失律凶也。”这又是在宣传兵家思想。这些材料表明《易传》广采百家之说，绝非儒者一家之言。
《史记》与《易传》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目标，《太史公自序》载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以《易传》殊途同归百虑一致之说为指导思想：“《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引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他认为诸子百家都是言治之书，虽然各家观点互相矛盾、分歧乃至对立，但这些歧异只是立论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诸子百家都是为现实和未来政治设计方案，他们在为帝王政治服务的宗旨上是彼此一致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只是各家所走的路途不同而已。因此诸子百家是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关系。在司马谈同时或稍前，《淮南子》也有类似的思想表述，但不及司马谈明确。《论六家要指》虽出于司马谈之手，但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被司马迁完全继承下来，并在整合经学、百家学过程中得到最彻底最忠实的实施。
《论六家要指》本来希望百家“同归”到黄老道家去，但是随着司马谈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4］“同归”的目的地就不再是道家，而顺理成章地归向儒家六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开列的《春秋》传记系列，除了《左氏春秋》、《铎氏微》及董仲舒著作之外，还有被人们列为儒家的《虞氏春秋》、《孟子》、《荀子》、《公孙固》、杂家的《吕氏春秋》、阴阳家张苍和法家韩非等人的著作。这就明确地告诉人们：孔子《春秋》是战国诸子百家的源头，经学是百家学的大宗，百家之学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走向经学的归宿。“整齐百家杂语”，就是要将立论殊方的百家杂著整合成一个统摄在经学之下的互相协调的学术体系。以这样宽容、变通、联系、整合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战国诸子百家之学，司马迁对诸子百家不是一概排斥全盘否定，而是采取舍短取长、批判地扬弃的态度，公正客观地分析各家学说的利弊得失。在诸子百家之中，《史记》吸收最多的是道家。《吕太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曹相国世家》、《陈丞相世家》等汉初人物传记，都毫无保留地赞美汉初以黄老为治所取得的政治实绩，肯定道家清静无为、以柔克刚、功成身退的思想。“文景之治”与汉武帝多欲政治的对比，更使司马迁加深了对黄老道家学说价值的认识，《史记》的有些篇章确实含有怀旧的情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记》的主导思想就是黄老道家，黄老学说的价值是在周秦之间“文敝”的情况下才显示出来，并不是说黄老学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好、最高的治国理论。从《史记》记事倾向推测，司马迁主张在六经旗帜之下酌取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将有为政治控制在不过分劳民的一定范围之内。如何评价法家是司马迁无法回避的重要政治学术问题。汉人因秦王朝严刑峻法导致亡国而对法家多持批评态度，司马迁本人也曾亲身领略过酷吏的毒螫。他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李斯列传》、《袁盎晁错列传》、《酷吏列传》等篇章中批评法家的刻薄寡恩、惨无人道，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之情。但他对法家奖励耕战的立国之策、令行禁止的作风、维护统一的立场和治理乱世的作用却没有否定。《商君列传》即如实地记载了商鞅变法给秦国带来的富国强兵的实效，即使对千夫所指、万人唾骂的秦王朝，《史记·六国年表》也敢于说“世异变，成功大”。《酷吏列传》实录了汉武帝任用酷吏狂捕滥杀的弊端，但《史记·太史公自序》又客观地指出“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这说明汉武帝任用酷吏实出于不得已。司马迁还吸收了法家关于法后王、礼因人情而损益等思想观点，这说明以法家适当补充六经并非绝无可能。阴阳五行学说是汉初广为各派吸收的显学，《史记》中的五德终始说、受命改制说、承敝易变说、天降祥瑞说，都来自阴阳学派，阴阳、五行、三统，构成《史记》天人宇宙观的总体框架。但是《史记》抛弃了阴阳家种种使人“拘而多畏”的禁忌和“教令”，像《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所说的按月令行政的模式，尤为《史记》所不取。纵横家是战国多元政治的特定产物，由于纵横家朝秦暮楚、一切以个人利益为指归的价值取向与中国重纲常伦理、讲仁义信用的文化背景背道而驰，因而进入封建社会正常状态的汉人对乱世的纵横家多持否定态度。司马迁在客观地记载纵横家不择手段地猎取卿相富贵的同时，运用经学家的权变概念，突出纵横家的权谋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认为“战国之权变亦有颇可采者”；并从及时立功名的角度，肯定了苏秦、张仪等大纵横家从社会底层走向政治顶峰的非凡才能，欣赏他们运亡为存、纵横捭阖、主宰天下命运的英雄风采。中国早期军事战略家在长期的征战中创造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也为司马迁所继承，《史记》以肯定的态度记述了从商周到秦汉一些大军事家的兵法权谋，保存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名的战例，采纳了兵家的奇正说、兵者诡道说等军事理论，并创造性地将战场与商场、兵战与商战联系起来，从兵家角度论载货殖活动。墨家在汉代以后基本上退出了政治学术舞台，所以《史记》对墨家的记载和评价比较简略，大体上还停留在《论六家要指》的水平。对《管子》，《史记》采用了其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说”、人性好利说等理论。司马迁对贾谊这位汉初最大的思想家也多有吸取，贾谊肯定秦王朝统一天下的功绩而批判秦统一之后“仁义不施”，认为“攻守之势”不同，秦王朝的失误就在于不能做到“逆取而顺守”。《史记》所持的正是这一观点。其它如贾谊所倡导的削藩说、改制说、天运循环说、礼义教化说、砥砺士节说、崇势说、审微说、五百大运说等等，均为《史记》所采纳。司马迁以前和同时代的学者都难免于学派门户争斗，而司马迁则超越了学派之争，他善于协调众说以构成一个和谐的文化学术体系。《史记》是学术的渊薮，思想的宝库，没有哪一典籍像《史记》那样，吸收了那么多的学说观点，而各种学术观点之间没有冲突和矛盾。从这一点说，太史公是《易传》真正的功臣。
四、《易传》与《史记》的重时观念
《易传》认为六爻吉凶因时而变，只有把握有利时机才能趋吉避凶，由此提出因时而行的重时思想。《乾文言》说：“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亢龙有悔，与时偕极。”在《易传》作者看来，九三的自强与戒惧、九四的及时奋发，都是抓住了爻位的时机。而上九爻处于高危之位，却不能与时变通急流勇退，这必然会导致它由盛转衰，从而走向自己的反面。其他卦的彖辞也反复阐明了重时思想。《大有》彖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豫》卦彖曰：“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豫》卦坤下震上，坤顺而震动，所以《豫》卦具有随自然而动的意思。“圣人”从中得到启示，随自然而动，因此能够做到“刑罚清而民服”，故而彖辞作者说《豫》卦顺时而动的意义非常重大。《随》卦彖曰：“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之，《随》之时义大矣哉！”《周易正义》解释说：“特云‘随时’者，谓随其时节之义，谓此时宜行‘元亨利贞’，故云‘随时’也。”［2］（第88页）其他如《大过》、《坎》、《遁》、《损》、《益》、《蹇》、《姤》、《艮》等卦都阐述了因时而行的思想。《易传》还用“时”的观点来讲汤武革命，《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汤武的明智之处就在于把握了一个好的时机——一个“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历史时刻。
将六爻因时而行的思想运用到人事之上，《易传》倡导在不利的情况下要藏器待时，而在时机成熟之际则要果断行动。《系辞》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这是告诫人们“藏”与“动”的智慧，什么时候“藏”，什么时候“动”，这都要看“时”的条件。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就要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发愤创业，在最大的程度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将生平所培养的道德与才能运用到事业之中。
司马迁是熟读《周易》的人，《易传》的重“时”思想使他加深了对“时”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他在为历史人物作传时非常重视“时”的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不令己失时”作为取士标准。《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太史公曰：“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艾，以广儒墨，弘为举首。”公孙弘本是一位海边牧豕的老儒，年近花甲而无所遇，是汉武帝大兴儒学才使公孙弘枯木逢春，以布衣而封侯拜相，为天子三公，可见是“时”的因素才使公孙弘脱颖而出。这个“时”，就是历史给士林所提供的特殊历史机遇。《史记》的其他篇章也多次强调“时”的重要性。《鲁仲连邹阳列传》说：“智者不背时而弃利。”《李斯列传》说：“时乎时乎，间不及谋。赢粮跃马，唯恐后时。”又说：“得时无怠。”又说：“圣人迁徙无常，就变而从时。”《淮阴侯列传》说：“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又说：“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天下大乱人心思治，易姓受命改朝换代，国家兴盛大有作为，这些都是士林阶层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史记》的七十列传的传主多集中在战国秦汉之际，这里面固然有史料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士林阶层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期。《史记》有时虽然不用“时”这一概念，但语意所指仍是“时”的意思。如《史记·萧相国世家》：“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绛侯周勃世家》说：“绛侯周勃始为布衣时，鄙朴人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樊郦滕灌列传》说：“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德流子孙哉！”秦末大起义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刻，是平民百姓斩露头角的最好时机，萧、曹、樊、绛等人正是抓住了特殊的历史机遇，才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史记》有时所讲的“势”，其内涵主要也是“时”的意思。如《范雎蔡泽列传》说：“范雎、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及二人羁旅入秦，继踵取卿相，垂功于天下者，固强弱之势异也。然士亦有偶合，贤者多如此二子，不得尽意，岂可胜道哉！”范雎、蔡泽一生的荣辱沉浮，并非由于他们前愚后智，而是出于他们处于不同的时势之中。淮阴侯韩信未发迹时连一口饭也难吃上，而飞黄腾达以后连百万之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南面称孤。这就是“时”对历史人物的决定作用。读了《史记》这些人物传记，我们对《周易》“时”的思想会有更深的理解。
五、《易传》与《史记》的审微思想
战国秦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学术界有一股审微思潮，思想家们认为，像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这一类的重大政治事件，不会是偶然突发的，而是有一个渐变的由微到著的过程。由此他们主张防微杜渐，将篡弑的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之中。《易传》通过阐释卦象和卦爻辞，参与了这场学术讨论。《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坤》卦初六为阴爻，有如阴寒之气初起，积久乃成坚冰，因此《易传》借阐释爻象来说明慎始防变之理。《系辞》在解释《噬嗑》卦上九爻辞时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噬嗑》是断狱之卦，上九爻处断狱之终，是罪大恶极无可救药之象。而之所以发展到为恶之极的地步，乃是因为逐渐由细恶积累而成。所以《易传》特别强调要从细微处杜绝大恶，《系辞》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君子知微知彰。”《系辞》又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几”是细微的征兆，它“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2］（第308页），处于刚刚萌芽的状态。《易传》要求“君子”在事物尚处于“几”的状态时就要有所觉察，做到见微而知著。《讼》卦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讼》卦坎下乾上，坎为水，乾为天，水性趋下而乾刚向上，天水相背而行，故有争讼之象。怎样才能消除争讼呢？那就只有将争讼消灭在起始阶段。《易传》还提出居安思危的思想，《系辞》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今日的危机来源于从前的安乐，今日的亡国是由于昔日长有天下的美梦，今天的祸乱是出于以前自以为国家已经治理得很好的错误认识。只有居安思危提前预防，才能真正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既济》卦象曰：“君子以思患预防之。”《既济》卦本是成功的卦象，但《易传》作者却提醒人们居安思危，从中可见《易传》的防患意识是何等强烈。
《易传》和战国秦汉之际其它经传诸子关于审微的论述，为司马迁审视中国历史提供了一条有益的思路。司马迁写《史记》是要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而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就是他从中国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司马迁说他审视历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而在从始至终这一段时间之内，他又特别重视事件的起始，勾勒出事件的由小至大的演变过程。《史记·太史公自序》：“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这是征引《易传》之语，以此向统治者敲响警钟。《十二诸侯年表》说：“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身为天子的殷纣王使用一双象牙筷子，这在其他人看来似乎算不了什么大事，但箕子一见就唏嘘不已，因为他已经从象箸上看到了殷纣王荒淫奢侈的苗头。据《鲁诗》的解释，《关雎》是讽刺周康王好色晏朝，周康王正处于西周成康盛世，为什么会有刺诗出现？这就是见盛观衰的审微思想的生动体现，在西周盛世之中已经埋下了衰败的种子。在本纪、世家、列传、表、书这五种体例中，司马迁都贯彻了慎始防微见盛观衰的思想精神，他以具体的历史事实说明，大到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成败，小到一个历史人物命运的沉浮起伏，都会有一个酝酿、积累的渐变过程。这种深观审微思想方式的运用，极大地突出了历史演变的因果联系，给《史记》带来了科学性和深邃感。
六、《易传》与《史记》之名小旨大
《易传》在解释卦爻辞时提出了名小旨大的思想，这一思想堪称中国最早的典型理论。《系辞》说：“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解释说：“‘其称名也小’者，言《易》辞所称物名多细小……‘其取类也大’者，言虽是小物，而比喻大事，是所取义类而广大也。‘其旨远’者，近道此事，远明彼事，是其旨意深远。……‘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其言曲而中’者，变化无恒，不可为体例，其言随物屈曲，而各中其理也。其《易》之所载之事，其辞放肆显露，而所论义理深而幽隐也。”［2］（第312页）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评价屈原代表作《离骚》时点化了《系辞》之语：“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这是说《离骚》言辞简约深微，主人公志行芳洁高廉，诗中所写的虽是人们身边的一些芳草美人之类的小事，但其中所寄寓的却是关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意义深远的重大主题。文约辞微，文小指大，言近旨远，这实际上就是典型化理论。典型的特点就是以一当十，以少总多，小中见大，以个别反映一般，以特殊揭示普遍。《易传》是从占筮卦象中提炼出典型化理论，而司马迁则有意识地创造性地将《易传》典型理论运用到《离骚》评论之上。
司马迁不仅用典型理论评价《离骚》，而且把典型化方法运用到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之上。他最擅长选择那些最能体现历史人物神髓的几个典型事件，以传神之笔写之，往往收到小中见大、言近旨远的艺术效果。例如，《管晏列传》的传主管仲和晏婴是春秋时期齐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主大业，确立了春秋霸主政治格局，影响春秋政治达两百多年。晏婴在历史上则以力谏和节俭闻名于世。对这两位大政治家，司马迁没有从正面记述他们的功业，而是拾取管鲍之交、脱越石父于困厄以及仆御交往的几件轶事，轻描淡写，而鲍叔的慧眼知人虚怀若谷，管仲的不规小节而成荣名，晏子的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乃至于越石父的极高品位、仆御之妻的深明大义，都一一展现在读者眼前。这篇传记的特点不在于记载历史人物的功绩，而在于举重若轻淡笔点染，烘托出传主的精神境界。就像是一个高明的画家，初不经意，淡淡几笔，就勾画出事物的特征与神髓，充满了无比的艺术情味。《管晏列传》简直可以作为一首意味隽永的散文诗来读。又如《魏公子列传》中的魏公子养士三千人，可以说他与每一位士林的交往都有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但是司马迁却只选取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四位来写。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这四位士林人物都隐匿在社会下层且又啸傲王侯，在魏公子所礼遇的士林中最具代表性，写了魏公子与这四位下层士林的交往，那么与其他士林的关系也自在不言之中；另一方面这四位士林人物都与魏公子生平两大功业——窃符救赵和存魏却秦息息相关。因而司马迁重点选择这四位下层士林小人物来写，不仅扣紧了魏公子与士林关系这一主线，而且也突出了魏公子的历史功绩。看似初不经意娓娓道来，实际上却无处不体现出一位大作家的深刻艺术匠心。其它如《项羽本纪》载项羽一生经历七十余战，但司马迁只是集中笔力写了巨鹿之战、彭城之役和垓下之围。这三大战役的特点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写好了这几次战役，项羽勇冠三军、喑恶叱咤的英雄风姿也就跃然纸上了。《史记》中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司马迁是最能体会《易传》“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精神实质的人，把这一典型化方法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史记》巨大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典型化手法的运用。
参考文献：
［1］刘师培．司马迁述周易义［j］.国粹学报，第三十九期.
［2］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
[关键词] 嘉州 乡关 苏轼
提起诗人坡，鲜有人不知道他的豪放旷达。所谓“一蓑烟雨任平生。亦无风雨亦无晴”。但即便旷达洒脱如斯，其人生也仍有那么多的情结，挥之不去，念念难忘，成为他的心病。如果说早年“奋厉有当世志”旧的愿望终难实现让他总感到愧对苍生社稷，妻子的王弗早逝让他无论多久都“不思量，自难忘”的话，那么，打从离开家乡后，其对故园乡关的逼真描绘和深切眷恋，则最是让人感喟。
苏轼是十六岁那年离开僻远的家乡眉山的。自那以后，他便很难回到那块令他终生惦念的土地。虽然在宋英宗治平三年(即公元1066年)，因为丁父忧和弟弟苏辙匆匆地回过家乡一趟，但从此就很难再有机会回去了。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在经历过官场的争斗倾轧、人生险遭灭顶之灾等事件后。苏轼便更加思念家乡风土人情。少年时在嘉州度过的美好时光，一直让他铭心刻骨。甚至在遭受人生的种种折难之前，苏轼已在自己创作的诗歌里，描绘出自己故乡风景的美好，远非其他地方可以相比。如他中进士后的第四年所写的《东湖》一诗，便流露出对故乡山水的深切想念之情：
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
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
况当歧山下，风物尤可惭。
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
不谓郡城东，数步见湖潭。
入门便清奥，犹如梦西南。
该诗写于北宋嘉佑六年(即公元1061年)十二月。当时苏轼出任陕西凤翔府签判。一天，当他和随行几位朋友来到到凤翔府的东湖之滨时，便创作了《东湖》一诗。在诗歌的一、二句，直接交代眼前的东湖景让他联想到了故乡眉州的情形：傍依蜀江(即岷江)江畔而居的人家，四季清澈如蓝的江水。读该两句，让人不由然而想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忆江南》中“春来江水绿如蓝”的名句。“蜀江水碧蜀山清”。坡诗歌中对故乡山水的这般描写，也许多少受了白居易这些描写的影响。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蜀中的江水之蓝是远比不上江南的。但“月是故乡明”，在苏轼的笔下，却写出了蜀中的江水可以勘比江南江水的碧绿。接下来两句，诗人则用对比的手法，又反衬出故乡风物的美丽。“尔来”一语，即提醒人们，在自己任职的陕西凤翔府，便四处尘土飞扬，颇有些让人不能忍受。那些歧山下风物草木的情形，则更让人觉得可怜。因为不光山上草木稀疏，红色岩石随处；而且这里的河水浑浊难辨，犹如刚淘洗过蔬菜和锅碗瓢盆的潲水那样浑浊不清!在如实描绘眼睛见到的情形后，诗人最后稍作安慰语，告诉你惟有郡城东边数步便可到达的湖潭，才稍微令人安慰。那里潭中积水清澈透明，使人顿生清新之感，恍然间，让人做梦般地回到了故土西南。
与《东湖》流露的对家乡山水的思念相似，苏轼的另一首《寄黎眉州》，也表达出自己对故土的向往之情，但在情感的倾注上，《寄黎眉州》却显得更浓烈一些：
胶西高处望西川，应在孤云落照边。
瓦屋寒堆春后雪，峨眉翠扫雨余天。
治经方笑《春秋》学，好士今无六一贤。
且待渊明赋归去，共将诗酒趁流年。
诗中的黎眉州原名黎\，为宋熙宁六年进士，是苏轼的好朋友。胶西即山东省的胶河以西，详址主要在今山东高密县以北。此诗大意写自己站在胶西地势较高之处，回望故乡时所产生的复杂感情。文中西川即川西，是诗人故乡眉州所在地。瓦屋亦即今之瓦屋山，因是山翠峦叠嶂，连绵像瓦，故得名。诗歌描绘，在即将西下的落日照耀下，渺远的故乡西川所呈现出来的情形：春后的瓦屋山，在落日的余晖和成堆白雪的映照之下，一定显得更加绚丽多姿。雨后初霁的峨眉，也一定洗净往日的尘垢，显得满眼苍翠!在前四句交代缘由、描绘景致的基础上，诗人于是抒发自己的感慨：如今朝廷用人荒唐可笑，象黎\这样满腹经论的难得之才却被指派去管理眉山这样的小县。作者心中的失望和不满，很是显见。据《东坡志林》载，黎\家世代治《春秋》之学，黎\本人也因致力于《春秋》而成为当时很有名气的饱学之士。可是，如此有才学之人，在有官员向宰相王安石推举黎\时，王安石只因自己不喜欢《春秋》，认为《春秋》是“断烂朝报”，便把黎\弃置不用。下一句诗承接这种不满，更发感慨，认为现在当朝，很难再找得到象六一居士欧阳修公那样具有雅量力推后生的人。自然，诗人在此处是结合自身经历，嘲讽时事。因为当年苏轼自己，就因欧阳修的大力荐举而得以成名。如今面对这种情形，诗人劝慰黎\，也借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认为象当今朝中这样的方式，自己和黎眉州还不如象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而去!期待人生在不问时政后的吟诗作赋，在诗、酒的唱酬中慢度流年，消遣时日。不过读整首诗，还有让人不能忽略的是“孤云”一词的深意。深意之一，是诗人感慨朝中的失政和对贤明人士的弃置不用，象自己一样的有治国方略之人却因缺乏志同道合的友伴而精神上显得“孤独”：深意之二。是他长期离开故乡，缺少可以交往、亲近的朋友，而又四处游历贬谪，感到个人独处的孤独。“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苏轼虽然素引李白为同调，推崇李白，但他屡遭贬谪，居无定所又较李白更甚，故而诗中流露出来的身如漂泊的浮云，情生孤云之感更在情理之中。故乡邈远，亲朋难见，这一切便让苏轼运用想象，把家乡景物的情形生动地表现得如在目前。
我们知道，在古代士人那里，不少人家国天下的愿望非常强烈。许多士人无不时刻期盼在报效好国家后，再衣锦还乡地回报自己的故土桑梓。但现实的很难遂愿，则让他们时时怀揣不能为父母尽孝道的自责、遗憾，以及未能回报桑梓养育之情的歉疚。因为起初离开故乡时所许下宏愿的似水飘零，未来人生的黯淡。无不使得这些天涯闯荡者们在触景伤情的日子里，借对故园的思念来安慰自己。细细地舔舐内心深处情感的创伤。而在这，才华横溢的苏轼便是其一。譬如在与友人的谈论、诗赋酬答之际，苏轼常常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亲旧的牵挂。如下面一首《寄蔡子华》诗：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辈。
莫从唐举问封候，但遣麻姑更爬背。
作为寄给父辈好友的诗，苏轼此诗中流露的感情无不让有此人生体验者泪眼滂沱。蔡子华是苏轼父亲苏洵在眉山感情非常深的一位好友。嘉佑四年，在苏洵携苏轼、苏洵两兄弟沿水路东出三峡奔赴京师之际，蔡子华曾热情地对他们父子三人加以相送，并手 栽一树，说一定要等着好友苏轼父子回来。时光飞逝，作者说如今当年蔡子华所栽的荔枝已经果满枝头，红得诱人，而自己也头生白发，却仍未实现回去的愿望，依然在“犹作江南未归客”!诗歌于平淡的语言，却表达出来一种岁月荏苒，旧交零落的难言况味。据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载，当东晋大将桓温追敌至前为琅琊时种柳处，见柳已十围，慨然而曰“树尤如此，人何以堪”，泫然流泪而还。假如将《世说新语》上的这则记载与苏轼的《寄蔡子华》目比，后者给人的感受同样良深。看似平易的语句中所传达出来的“物是人非”、想念故旧之感，无不让稍有此经历者眼涔涔而泪潸潸!
古代交通不便，人们音讯难通。一般人要得知故乡亲友的消息，真是难上加难。所以深念故土之人，即使在偶尔回望故园，也会“双袖龙钟泪不干”。而在苏轼，当他面对江南如花春景，想到故乡，也别是一番浓烈的思乡滋味，所谓“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作为水乡泽国的江南，在春尽之后进入水天茫茫的丰水期，作者云它“水如天”，可谓抓住了其最显著的特征。而西湖的风景宜人，堤柳堆烟，画舫林立，早已为世人周知。但在这里，诗人却借这番描绘传达给我们的，是如此美好的景致，只能让人更加向往乡关，更加心伤肠断情思。何以如此，因为“一切景语皆情语”，诗人远适异地，希望回到家乡的愿望又难实现，所以见他乡之美景而反生伤感之情。因为在苏轼，睹异乡之景而反思己乡，想到这个时节的家乡，在“青衣江畔”和大路之旁。可能满眼都是“不论钱”的“白鱼”、“紫笋”。由家乡白鱼、紫笋的“不论钱”，作者更进一层，由故乡的物产联想到自己旧交的七零八落，推想他们中不少人可能都已须发皆白了，犹如冬霜中的桧树。诗末一句“莫从唐举问封候，但遣麻姑更爬背”，是戏谑，更是心酸。“唐举问封候”，语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作者用蔡泽找唐举看相，终遭戏弄却最终有成的故事，反衬诗人自己的颠沛流寓和失意潦倒。意即老朋友你不要问我有关功业的事情，自己只待女仙麻姑之爪捎捎背而已，以留命俟年。全首诗歌表露的思归，想念亲旧之情，既深切感人，又跃然纸上。
除《寄蔡子华》一诗，作于该诗次年的《送张嘉州》，巧妙地化用李白之诗，表达出他对故乡非同寻常的眷念：
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
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虚名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泓口。
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
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看月时登楼。
笑谈万事真何有，一时付与东岩酒。
归来还受一大钱，好意莫违黄发叟，
而这种眷念，又直接体现在诗歌中不断出现的嘉州地名中，如“汉嘉”，“凌云”，“平羌江”，“峨眉山”等等。汉嘉，即嘉州古名，因其州境近汉代之汉嘉旧县，故名。凌云即今乐山大佛所在山上的凌云寺，平羌江即今之青衣江。而在全诗大意上，诗歌也一反李白“生当不为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慷慨豪迈，写出自己非常情愿作嘉州的太守，以便实现留侍故土的愿望。而在作者看来，“载酒时作凌云游”，更是难得的惬意!我们说，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那里，人生的许多烦恼忧愁，是需要酒来加以消解的。但苏轼“载酒时”游凌云山，却是非常的称意畅快，可见他对故乡、嘉州的思念之深。“身虽不至，心向往之”，一方面是苏轼对家乡的极度向往，另一方面，却屡遭贬谪，有家难回，这一切便造成他内心极端的消沉和痛苦。面对这一切都难以解脱的困境，诗人一句“笑万事真何有”，则直言人生在将世事看透以后，一切都统统付与东岩酒中!因为不仅“虚名无用”，华盖轩冕遥不可及，更何况“富贵于我如浮云”。试想诗人自己少年科第，春风得意，可到如今一事无成，只落得自首空度，他何尝不“归来”之情，十分迫切。于此，作者再一次成功地把内心无比强烈的归乡之情推向了极致!
从上面我们对苏轼吟咏故乡风景、人物组诗的粗略分析，不难看出随着苏轼在外颠沛流寓时间的增长，他对故乡的思念情感在怎样地逐步地加深。尤其是当被贬到海南但佴的时候，他对故乡、亲人的想念。几乎到了以泪洗面的程度。“仲秋与谁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黄山仲秋》)我们知道，与海南的地理位置相比，四川当然在北，所以诗人北望。北望什么，北望故乡的遥远缥缈，北望友人们曾经熟悉的身影!但“凄然”二字，则让我们依稀看到了诗人举着酒杯眼泪朦胧的样子，看到他孓然一人向着故园长叹的身影。“梦萦魂绕处，最恋是乡关”，但故园遥远，乡愁难断!于是他只好在向北魂归的路上，去继续实现回归家乡的残梦。
第一回汉朝末年，张角兄弟发动叛乱，刘备、关羽、张飞三人桃园结义，踏上了保国安邦的道路。第二回督邮故意刁难刘备，张飞怒不可遏，痛打了督邮一顿。朝廷上宦官专权，大将军何进立外甥刘辩为帝，掌握兵权后决定剿除宦官。第三回何进被宦官所杀，而与此同时他所召来的凉州刺史董卓已经率兵来到洛阳。董卓欲行废立之事，遭到丁原的反对，董卓用离间之计使丁原义子吕布背叛丁原，投奔了董卓。第四回董卓废掉少帝，立陈留王为帝，引起朝臣不满。曹操自告奋勇前去刺杀董卓，但却失败了。第五回曹操在陈留起兵，发矫诏声讨董卓。前来讨伐董卓的十八路诸侯立袁绍为盟主，关羽在阵前斩了董卓大将华雄，自此威震三军。吕布出关挑战，刘备兄弟三人奋勇击败吕布。第六回董卓用李儒之计，将汉献帝劫往长安。长沙太守孙坚得到传国玉玺后离开了洛阳，准备回江东发展大业。第七回十八路诸侯联军开始瓦解，袁绍占据冀州后与公孙瓒开战，但公孙瓒得到了猛将赵云，袁绍与战不利。孙坚为报刘表拦路之仇，率部攻打江夏，却被乱箭射杀。第八回董卓暴虐无度，司徒王允利用美女貂蝉离间董卓、吕布，董卓在凤仪亭用画戟掷打吕布，自此二人结仇。第九回吕布在王允的挑拨下亲手杀了董卓，董卓余党李?唷⒐?崞鸨?ゴ虺ぐ玻?焙α送踉省5谑?乩?唷⒐?嵴莆沾笕ê螅?俳柘椎勖?迨共懿俟ゴ蚯嘀莼平砭?2懿俑盖妆惶涨?拷?抨]杀害，曹操迁怒陶谦，率兵前往徐州，望风劫掠。第十一回孔融被黄巾余党攻击，派同乡太史慈前往平原请刘备前来解围。刘备来到徐州，曹操又因为后方被吕布袭击，因而撤兵。陶谦有意把徐州让给刘备，被刘备婉言谢绝。第十二回陶谦病死，刘备自领徐州牧。曹操用计击破吕布，攻陷濮阳城，吕布被迫弃城而逃。第十三回杨彪用反间计使李?唷⒐?岱茨砍沙穑?涣隙?司乖诔ぐ渤侵凶髀遥?畋氩牙⑽薜亍＠?嗖拷?罘疃岳?嗟谋┡安宦??鸨?ゴ蚶?啵??禄?苈叮?罘畎茏摺5谑?幕夭懿倨鸨?靼芾?唷⒐?幔??合椎塾?列矶迹?源苏莆粘?⒅厝āQ罘睢⒑?卟坏胁懿伲?巴?侗荚?酢A醣甘樟袈啦迹?懿偌俳韬旱凼众?沽醣腹ピ?酰?欧煞蠲?爻牵??欧扇匆蛞?贫?淼梗?啦汲嘶?ト×诵熘莩恰5谑?寤厮锛嶂?铀锊呦蛟?踅璞??馔技坛懈盖滓胖荆?⒄勾笠怠K锊吖ト★髁辏?靼苎镏荽淌妨豸恚?战堤?反取N饪ぱ习谆⑵笸荚旆矗?峄?趵势鸨?嘀??凰锊呋靼堋5谑??亓醣肝??跛?疲?坏靡亚笾?诼啦迹?啦荚?派潢?媪醣附馕АU欧傻谅啦悸砥ィ?啦冀?醣钢鸪鲂熘荩?醣竿侗疾懿佟U判逶谕鸪且瓜?懿儆???懿俅蠼?湮ふ剿馈5谑?呋卦?踉诨茨铣频郏??逼鸨?セ髀啦迹?碌乔巴?岛?摺⒀罘睿??吮撑言?酰??跻虼苏桨堋2懿俜⑾?沽醣浮⒙啦肌⑺锊呷?矫婧瞎ピ?酰??醪坏靡讯苫炊?樱?懿俟ハ萘耸俅骸5谑?嘶夭懿儆胝判濉⒘醣碜髡剑??交ビ惺溆?A醣肝?啦妓?疲?懿倥上暮疃厍叭ハ嘀???暮疃乇宦啦疾拷?苄陨渖俗笱邸5谑?呕夭懿俳崃?碌俏?谟Γ?贾侣啦冀诮诎芡耍?菔叵纶?恰2懿儆密??⒐?沃?扑?拖纶??侵形蘖浮B啦疾拷?蜗堋⑽盒?⒑畛煞磁眩?壮峭督担?啦急蝗?怂?埽?懿傧铝罱?啦即λ馈5诙??夭懿俳?醣复?匦矶迹?椎廴狭醣肝?适濉2懿僭谛硖锖拖椎畚Я裕?庠诠鄄斐?季俣?O椎垡蛭?懿僮ㄈǘ?械讲话玻???众?樾丛谟翊??校?队牍?硕?小5诙??换囟?薪?麓???醣腹劭矗?醣冈谝遄瓷锨┳帧2懿偾肓醣盖叭ヒ?疲?赋隽醣肝?煜掠⑿郏?醣妇?檬种兄窨曷涞亍A醣肝?映霾懿倏刂疲?栽盖叭スセ髟?酰??跛烙诨茨稀P熘荽淌烦惦杏?α醣福??颇北怀碌鞘镀啤5诙???亓醣父炊嵝熘莺螅?P牟懿偾袄垂セ鳎?葱畔蛟?芮缶龋??苊?铝招聪?奶址ゲ懿佟2懿偈沽踽贰⑼踔仪巴?バ熘荩????直鸨徽欧伞⒐赜鹚?堋5诙???卣判逋督挡懿俸螅?兹谙虿懿偻萍鲮蚝猓??蚝獾敝谖耆璨懿伲?共懿俅笪?宦?2懿偈轨蚝庹薪盗醣恚??蚝獗换谱嫠?薄6?邢蛱?郊?酵侣缎氖拢??皆诓懿俚囊┲邢露荆?幢徊懿俜⑾郑?佣?沟靡麓??皇滦孤丁5诙??幕夭懿俳??腥?掖φ叮?鸨?叭スゴ蛄醣福?醣钙?嵌?撸?巴?侗荚?堋2懿俟ゴ蛳纶??剃畔虿懿傧准普薪倒赜稹5诙??寤卣帕汕叭ト敖倒赜穑?赜鸩坏靡淹督挡懿佟T?芴?醣钢?裕?惭樟记叭スゴ虬茁恚?赜鸪雎碚读搜樟肌5诙???卦?苡峙晌某笕ケㄑ樟贾?穑??某笥直还赜鹚?薄A醣感词橛?牍赜鹆?纾?赜鸬玫搅醣咐葱藕螅?闳痪龆ɡ肟?懿伲?叭ズ颖毖罢伊醣浮5诙??呋夭懿俾什肯轮诮?叭ノ?赜鹚托小9赜鹪谇巴?颖钡穆吠局校???甯龉乜冢?毓亟?幸饫棺韫赜穑??还赜鹚?薄5诙??嘶毓赜鹄吹焦懦牵?谡欧擅媲罢读瞬芙?萄簦?蛳?苏欧啥孕殖さ囊杉伞9赜鹪谇巴?颖钡耐局惺樟袅酥懿帧⒐仄降热耍??醣敢仓沼谔映龊颖保?凸赜稹⒄栽频热艘煌?吹焦懦羌?秸欧桑?值苤沼谙嗷帷5诙??呕厮锊弑恍砉奔铱拖?鳎?硎苤厣恕＠喷鸸?朗坑诩??傩丈⑹┓???锊呷衔?诩??曰笾冢?徒??渡薄K锊咭虼思被鸸バ模??诒帕眩?恢紊硗觥K锊咧?芩锶?塘旄感只?担?诮??邢湍墒俊5谌??卦?芷鹌呤?虼缶?ゴ虿懿伲?懿倬?形蘖福?碡?蛟?芟准乒ト⌒矶迹???苋衔?碡?又蹲骷榉缚疲?挥璨赡桑?碡?黄??峦侗疾懿伲?八挡懿傧?≡?芰覆荻诨?氐?mdash;—乌巢。第三十一回袁绍粮草被烧之后，军力很快瓦解，曹操在仓亭背水一战，大破袁军，袁绍逃回邺城。刘备在汝南结连刘辟、龚都，欲乘虚攻击曹操，但被曹操用计袭取汝南，刘备败走，在孙乾等人的劝说下投奔了荆州刺史刘表。第三十二回袁绍病死，幼子袁尚继立，引来袁尚之兄袁谭不满。曹操趁袁氏兄弟自相残杀之时，从中取事，最终袁氏兄弟两败俱伤，被曹操从中渔利。曹操攻破邺城，审配身死，陈琳归降曹操。第三十三回曹操之子曹丕在邺城中发现袁绍儿媳甄氏，曹操为二人主婚。曹操在平原攻杀袁谭，又遣吕旷等人在壶关大破袁绍外甥高干。袁熙、袁尚投奔乌桓，郭嘉劝曹操攻打乌桓，二袁不得已又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却反被公孙康斩杀。第三十四回刘备攻打江夏张武、陈孙，缴获的卢马。蔡瑁屡次设计陷害刘备，但均未成功。刘表在襄阳摆下筵席，请刘备前来主持，蔡瑁想借此机会除掉刘备，但计谋被伊籍识破，刘备从西门逃脱，的卢马一跃三丈，跳过了檀溪。第三十五回刘备在筵席上逃脱后，不觉来到司马徽的草堂，司马徽向刘备介绍了伏龙、凤雏。刘备回到新野，一个自称单福的人前来投奔，为刘备出谋划策，击败了曹仁部队。第三十六回单福向刘备献计，袭取了樊城，曹仁、李典败走。程昱告诉曹操，单福只是一个假名，此人真名为徐庶。曹操假借徐庶母亲书信赚徐庶往许都，徐庶临走之前劝刘备前往隆中寻找卧龙先生诸葛亮。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前来拜访刘备，对刘备叙述了诸葛亮的才能。刘备带领关羽、张飞前往隆中，适逢诸葛亮出游，只得返回新野。几日后，刘备又前往隆中拜访，遇到诸葛亮之弟诸葛均，诸葛均告诉刘备说诸葛亮行踪不定。第三十八回刘备第三次来到隆中草庐，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诸葛亮向刘备阐述了“天下三分”的形势。刘备请诸葛亮出山，拜诸葛亮为军师。孙权为报父仇，率兵袭取夏口，用降将甘宁为先锋，攻杀黄祖。第三十九回刘表之子刘琦因为后母蔡氏的迫害，向诸葛亮询问脱身之计，在刘琦的再三追问下，诸葛亮终于告诉刘琦如何脱身。曹操派夏侯敦率兵攻打新野，诸葛亮用计在博望坡火烧曹军，大获全胜。第四十回刘表病死，蔡瑁立幼子刘琮为荆州之主。蒯越等人劝刘琮投降曹操，曹操因此得到了荆州。刘备用诸葛亮之谋，弃城而走，火烧新野，击退曹仁部队。第四十一回刘备带领新野、樊城两地百姓来到襄阳城下，但蔡瑁不准刘备入城。刘备带领百姓前往江陵，在长坂坡遭到曹操夜袭，刘备与部将、家眷失散。赵云在长坂坡舍命救出刘备家眷，斩杀曹营名将五十余员。第四十二回张飞在长坂桥一声大喝，惊退曹操百万大军。事后，曹操率兵追袭刘备败军，路遇关羽率领的江夏士兵，击退曹军。刘备率残兵来到江夏，诸葛亮自告奋勇前去东吴联合孙权抗曹。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跟随鲁肃来到江东，面见江东众谋士，诸葛亮和众人展开舌辩，驳得众人无话可答。诸葛亮用激将法使孙权坚定抗曹的决心，但孙权最终还是犹豫不决，只得将周瑜从柴桑取回商议对策。第四十四回诸葛亮巧妙地改动了《铜雀台赋》中“二乔”二字的含义，使得周瑜决定迎战曹操。周瑜向孙权陈说利害，使得孙权决定破曹。周瑜认为诸葛亮的才能对东吴构成了威胁，派诸葛瑾前去劝降诸葛亮，却无功而返。第四十五回周瑜夜探曹操水寨，决定用计除掉曹营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曹操派蒋干前来说降周瑜，周瑜邀蒋干共榻而寝，故意让蒋干看见伪造的蔡瑁、张允与东吴结连的书信。蒋干回到江北，将书信献给曹操，曹操下令处斩蔡瑁、张允。第四十六回周瑜欲害诸葛亮，故意让诸葛亮在三日内造出十万支箭。诸葛亮算定三日后有大雾，乘草船带鲁肃前去曹营水寨，曹操下令放箭，十万支箭全部射在了草船上。黄盖为了周瑜火攻之计成功，决定用苦肉计骗过曹营细作，然后前去诈降。第四十七回阚泽受黄盖之命前去曹营献诈降书，曹操派蒋干前去探听虚实。周瑜把蒋干安置在西山，蒋干夜访庞统，庞统向曹操献了“连环计”，使得曹操将全部战船钉在一起，为周瑜火攻成功创造了条件。第四十八回曹操面对长江，横槊赋诗，刘馥指出曹操诗中不吉之处，曹操大怒，杀了刘馥。曹操开连环战船与东吴交战，部将焦触、张南自告奋勇前去挑战，却被吴将韩当、周泰所杀。第四十九回诸葛亮为了治愈周瑜的心病，称自己能够借来东南风，在七星坛上祭拜整日，终于刮起了东南风。周瑜派黄盖开火船前去烧曹操战船，曹操八十三万大军损伤大半。第五十回曹操从赤壁逃脱，诸葛亮在路上布下数路伏兵，使得曹操部下士兵又折伤大半。曹操中了诸葛亮“虚虚实实”之计，率兵走华容道，却遭遇关羽的伏兵，曹操向关羽求情，关羽念在曹操往日的恩情上放走了曹操。第五十一回周瑜率大军攻打荆州南郡，与守将曹仁对垒。曹仁故意弃城而走，引周瑜入城，却在敌楼上埋伏弓弩手，周瑜中箭坠马，被众人救回。周瑜用计赚曹仁前来劫营，正欲乘虚前去攻城，不料南郡、荆襄都已落入刘备手中，周瑜气得箭疮发作，倒下马来。第五十二回周瑜派鲁肃前去向刘备索要荆州，诸葛亮说要等到公子刘琦百年以后才能交换荆州。刘备用马良之计，攻打荆南四郡，诸葛亮设计先占了零陵，又派赵云前去攻打桂阳郡，太守赵范出降。第五十三回关羽攻打长沙郡，与大将黄忠展开大战。因为二人对敌方留情，使得长沙太守韩玄认为黄忠结连刘备，正要斩杀黄忠，却被一直对韩玄不满的魏延所杀。孙权攻打合淝，守将张辽识破了孙权的里应外合之计，导致孙权大败，太史慈战死。第五十四回周瑜将刘备赚至东吴，欲用美人计困住刘备，但赵云用诸葛亮之计使得周瑜弄假成真，刘备得到孙权继母吴国太后的认可，吴国太后将女儿许配给了刘备。第五十五回周瑜设计将刘备软禁在东吴，赵云用诸葛亮之计假称荆州告急，刘备带孙夫人一同回荆州。孙权、周瑜分别派兵拦截，但都被孙夫人喝退。诸葛亮在江边接应刘备上船，令军士高声羞辱周瑜，周瑜气得箭疮复发，昏倒在船上。第五十六回邺城的铜雀工，曹操与众文武官员在铜雀台宴饮。刘备、诸葛亮对前来索要荆州的鲁肃说必须取得益州之后才能归还荆州。周瑜欲以劳军为名袭取荆州，但计谋被诸葛亮识破，安排四路大军等待周瑜部队到来。第五十七回周瑜病逝，诸葛亮前去柴桑吊丧，回程中遇到庞统，诸葛亮告诉庞统如果不如意可去投奔刘备。刘备因为庞统容貌丑陋，将他派往耒阳县处理事务。张飞前去耒阳县视察，发现庞统非凡的才能，终于使庞统受到刘备的重用。第五十八回马腾被曹操杀害后，马超为报父仇，联合韩遂攻打长安、潼关，曹操与战不利，被马超杀得割须弃袍，几乎丧命。第五十九回马超与曹操手下猛将许褚交锋，不分胜负。曹操用贾诩之谋，设计离间马超、韩遂，终于使得二人反目成仇，最终韩遂被马超砍断手臂，但马超也受到曹操大军的攻击，逃往羌中。韩遂率众投降曹操，被封为西凉侯。
实小六年级:张菀珂
摘要：《史记》中的成语历来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但多是讨论《史记》中成语的形成方式以及句法构成，在讨论《史记》中成语的来源时缺少具体而明确的语料支撑，也忽视了成语的使用对《史记》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本文即从《史记》中的成语入手，先考证其成语的具体来源，再论述其作用。
关键词：成语；《史记》；来源；特点；作用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文学作品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史记》相比前代的史书作品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其最大的文学成就在于司马迁对人物的刻画，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开端，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的语言神态、行为动作、思想品质、生平遭遇等几个方面入手，展开历史的画卷，将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统一起来。而在对人物的刻画过程中，成语的运用不得不说是其中的一大亮点。司马迁以高超的语言技巧，用简洁而凝练的文字，或承袭前人引据史料，或自成体系善于创造，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一、《史记》成语的来源
《史记》中的成语来源于前人著作典籍据统计有五十二个，绝大多数来自于《史记》之前的史书如《尚书》、《左传》、《战国策》等，也有少部分取自于前人优秀的散文奏疏如贾谊《过秦论》、李斯《谏逐客书》等。下面就笔者的统计逐一作以说明：
（一）《战国策》
1.百发百中（《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出自《战国策・西周策》：“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2.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出自《战国策・赵策一》：“前世之不忘，后事之师。”
3.以一当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战国策・齐策一》：“必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
4.废私立公（《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出自《战国策・燕策一》：“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
5.犹豫不决（《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出自《战国策・赵策三》：“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
6.披坚执锐（《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二》）
出自《战国策・楚策一》：“吾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
7.天府之国（《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出自《战国策・秦策一》：“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8.痛入骨髓（《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出自《战国策・燕策三》：“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
9.前倨后恭（《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
出自《战国策・秦策一》：“苏秦曰：‘嫂何前俾而后卑也。’”
10.势不两立（《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
12.不遗余力（《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出自《战国策・赵策三》：“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
13.图穷匕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出自《战国策・燕策三》：“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14.无可奈何（《史记卷一百二十・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出自《战国策・燕策三》：“太子闻之，弛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二）《左传》
1.退避三舍（《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
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2.唯唯否否（《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
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
（三）《礼记》
1.亡国之音（《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出自《礼记・乐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2.发扬蹈厉（《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出自《礼记・乐记》：“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
3.喜怒哀乐（《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5患难与共（《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出自《礼记・儒行》：“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礼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
6.流言蜚语（《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出自《礼记・儒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
（四）《国语》
1.山崩川竭（《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出自《国语・周语上》：“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
2.众口铄金（《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出自《国语・周语下》：“众心成城，众口铄金。”
（五）《韩非子》
1.一鸣惊人（《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出自《韩非子・喻老》：“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
2.论功行赏（《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出自《韩非子・八说》：“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
3.良药苦口（《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
4.道不拾遗（《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国无盗贼，道不拾遗。”
6.危如累卵（《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出自《韩非子・十过》：“其君之危，犹累卵也。”
7.兔死狗烹（《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下》：“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
（六）《老子》
1.天道无亲（《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
出自《老子》第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2.无为自化（《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出自《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尤物将自化。”
（七）《庄子》
1.一日千里（《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出自《庄子・秋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
2.白驹过隙（《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出自《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s，忽然而已。”
3.善始善终（《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出自《庄子・大宗师》：“善妖善老，善始善终。”
（八）《荀子》
1.后发制人（《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荀子・议兵》：“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2.变心易虑（《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出自《荀子・儒效》：“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
3.博闻强志（《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出自《荀子・解蔽》：“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
4.顺风而呼（《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出自《荀子・劝学》：“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九）《淮南子》
1土崩瓦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出自《淮南子・泰族训》：“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蒲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2.攻城略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出自《淮南子・兵略训》：“攻城略地，莫不降下。”
（十）《墨子》
1.不可胜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墨子・非攻中》：“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
（十一）《论语》
1.社稷之臣（《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论语・季氏》：“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2.季孟之间（《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出自《论语・微子》：“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
3.言信行果（《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出自《论语・子路》：“言必信，行必果，nn然小人哉。”
4.无所不至（《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出自《论语・阳货》：“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十二）《楚辞》
1.短兵相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楚辞・九歌・国殇》：“车错毂兮短兵接。”
2.延年益寿（《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出自《楚辞・高唐赋》：“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
3.怀瑾握瑜（《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出自《楚辞・九章・怀沙》：“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
4.弹冠振衣（《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出自《楚辞・渔父》：“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十三）《谏逐客书》
1.随俗雅化（《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出自李斯《谏逐客书》：“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地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2.土壤细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出自李斯《谏逐客书》：“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十四）《过秦论》
1、同心并力（《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出自汉贾谊《过秦论・下》：“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
2.瓮牖绳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出自汉贾谊《过秦论・上》：“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m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
3.揭竿而起（《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
出自汉贾谊《过秦论・上》：“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通过以上对于《史记》中成语来源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史记》中有些词语首见于《史记》以前的古代典籍，这些词语在当时不一定是成语，由于以后不断地使用，就成了汉代成语宝库中稳定的一员。从《史记》如何继承和使用它们的情况来看，又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史记》从古代著作中，以一个固定词组的形式作为一个意义完整的单位，完全继承下来；其次是古代著作中的一个句子或一个词组，经司马迁在实际运用中加以修改提炼，后来在语言发展中约定俗成，逐渐发展为成语；还有就是古代著作中的一句话或一段话，《史记》继承其原意，文字上有较多的加工，后在长期运用中逐渐凝炼为四字格的成语。
二、《史记》中成语的特点及作用
（一）《史记》成语的特点
可以说，《史记》文学成就上的闪光点主要在于对人物的描写，作为代表着古代历史散文最高成就的文学著作，它所撰写出的一系列人物传记，以历史和当时的人物为中心，在宏观描绘历史画卷的同时，也微观地表现出个别人物的具体情态。这其中，对于成语的使用则是一大亮点。
首先，《史记》中的成语有一部分是根据故事传说而来的，这些丰富的文学素材通过书面文字的记叙或者是人民群众的口耳相承，而变得为大家所熟知，从而有了广泛的受众群体。《史记》在运用这些故事的时候，往往会对其进行文学性的加工，使得《史记》出于表意的需要，在用这些历史故事时，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它们概括成后世常用的成语典故。这一类成语使《史记》的叙述更加形象传神，因为读者一看到它们，自然而然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生动完整的故事。而成语背后的故事又是那么耳熟能详，无须多费笔墨，仅靠简单的几个字，就可令人对作者所要传递的信息和言外之意能够心领神会，《史记》的语言也因此而更为简洁精炼。
其次，《史记》中的成语数量颇多，内容涵盖面广。《史记》有五十余万言，形成了成百条成语，数量颇多，内容涵盖天文、星象、地理、动物、植物等。《史记》中的内容包罗万象，使得书中各式各样的成语层出不穷。《史记》成语从内容来看，以表现人物特点为主。它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成为它的一大特色。“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从王侯到将相，从权贵到平民，从君子到小人，从政治大家到文人学士等都能在《史记》中找到相应位置，表明了司马迁对那些人物的态度。对人物细致生动的刻画，呈现出丰富的人物特点，是《史记》成语的另一大特点。
（二）《史记》成语的作用
1.《史记》中成语使用的意义
1.对前代文学的继承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道：“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于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由此可见，司马迁的著史抱负是宏伟的，他要著述的是一部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直到当时社会的长篇巨制，时间跨度长达三千年。《史记》的思想内容和编撰体制也反映了司马迁的著史抱负：从记述的人物看，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从反映的社会面看，既有反映政治、社会生活的纪传，也有反映文化、科技、军事、经济的八书；从涵括的疆域看，既有汉朝的统治区，也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异族生活区。而司马迁要建造这样一部囊括中外、贯通古今的历史“大厦”，就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为“砖瓦”。在当时“诗书往往间出矣”、“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身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可以“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查阅大量的文献。但是在早期发展的各民族中，它们最初的历史总是以‘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史记》通过运用成语记述等方式最大程度的保存了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
另外，先秦文献资料先天不足，后来又大量散失。如《尚书》所的各种文告，不载日月，算不上合格的历史著作。《春秋》是以鲁国十二国君为编年线索的大事纲要，它记事非常简单，类似于今天报纸的新闻标题，且还残缺不全，严格地说来，也难以称为一部合格的史书。到战国时期，史官制度渐趋完备，史料也渐趋丰富，但“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保存下来的史料极为有限。楚汉之争的战火又进一步破坏了先秦的文化典籍。司马迁的《史记》某种程度上是对于这些文献典籍的筛选和总结，其中成语的使用也可以说是对于前代文学的继承。
2.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成语，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
《史记》中的成语扩大了汉语语言的词汇量，出自于史记的成语故事也成为后代文学的源泉和养料，《史记》的许多成语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据博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杨树增，《史记》语言的艺术特征[J].东北师大学报，1988（05）
[2]王朝忠，《史记》的语言特色小议[J].德州师专学报，1996（01）
一、理论基础依据
“激励”一般指一个有机体在追求某些既定目标时的意愿程度。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有“欲以激励应倏”的说法[1],其中“激励”的含义为激发使其振作。美国学者贝雷尔森和斯坦尼尔认为:“激励是指一个有机体在追求某些既定目标时的愿望程度。它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内心状态,一切内心要争取的条件、希望、愿望、动力等构成人的激励。”[2]笔者认为激励就是激发和鼓励,即通过某种刺激因素激发人的动机从而产生某种行为,使其发挥内在的潜力去努力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心理过程。
1.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
马克思认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需要,并认为:“需要是人类心理结构中最根本的东西,是人类个体和整个人类发展的原动力。”“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恩格斯认为社会需求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不但要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也要重视人们的物质需要。以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把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只顾发展,而忽视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实际利益,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把人的需要作为出发点。这一理论侧重于从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统一方面进行论述,强调社会需要的满足对人的发展的意义。
2.马斯洛的需要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依据对人的直接生命存在的重要程度和人的需要在发展中是由低级到高级,将人类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第一,生理的需要。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的需要,人只有满足了衣食住行才能从事其他活动。第二,安全的需要。它包括从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到个人安全,几乎能控制调动机体的一切力量来为其服务。第三,归属和爱的需要。它是指个人对爱、情感和归属的需要。第四,自尊的需要。它是指人们都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牢固的地位,渴望得到他人较高的评价。马斯洛指出:“自尊需要的满足导致一种自信的情感,使人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有位置、有用处和必不可少。”第五,自我实现的需要。它是指人对于自我发挥和自我完成的欲望,也就是使人的潜能得以实现的倾向。这一理论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动态型。马斯洛从个体需要的角度进行论述,把重点放在了对个体需要的研究上,对当前的需要理论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能只是紧紧抓住学生个体的需要来考察其思想和行为,也要对学校、学院及班级整体情况进行全面了解,以更好地解决学生的思想问题。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激励的主要方法
1.目标激励法
目标是人心里之外与人的某种心理需求相对应的客观现实,简言之,就是人们的行为目的。恩格斯指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3]目标激励就是发现和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理想目标,最大限度地使他们在自我价值的追求中不断实现自我满足,从而激发和强化他们的正确主体意识,调动他们潜在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因素,使他们在大学阶段充分得到自我开放、自我塑造的锻炼,为其步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目标对个体行为和组织行为具有极强的激励作用,是一种牵引,也是一种刺激,人为了实现目标就会主动采取某种行动。我们要引导大学生为自己设立明确而适当的目标,通过实现这些目标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在进行引导时,要考虑到学生的个性需要,尊重学生的特长和爱好,使大学生个人成才目标与高校所要完成的培养目标相互衔接,增强其实效性。
2.奖惩激励法
奖惩是指通过一定的物质或精神方式,对符合管理意图、达到管理要求目标的人或事进行表扬,给予肯定和鼓励;对于不符合管理意图、违背管理要求的人或事进行批评,给予否定和惩罚的一种方法。奖惩激励就是运用奖励和惩罚的手段来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或限制其错误行为,发挥激励作用的一种激励方法。“奖励是从正面来肯定学生思想、行为中的积极因素,给予精神或物质上的正面刺激,以达到鼓励先进、发扬正气之目的。惩罚则是从反面否定学生思想行为中的消极因素,给予教育或处理,以达到明辨是非、纠正错误、促进转化之目的。”[4]奖励激励和惩罚激励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但无论是对先进行为的肯定赞扬,还是对违纪行为的否定、处罚,其目的都是为了激励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意识,从而达到全面育人的效果。通过奖惩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是以学生需要的满足为基础的,每个学生都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要。物质奖励是通过满足学生一定的生理需要和物质需要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精神奖励是通过将奖励用一定的荣誉形式表现出来来激发学生的进取精神,满足其思想上的需要。应把物质奖励、精神奖励有机结合,从而使奖励产生实际的、持久的激励作用。
3.榜样激励法
榜样是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主体完美形象的统一,是社会先进道德观和行为准则在典型人物身上的集中表现,代表着人的价值追求。大学生的榜样激励是指在高校教育者的引导下,通过对榜样的感知、崇敬,进而模仿其思想行为、言行举止,在大学生群体中形成符合一定要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榜样激励法是培养大学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大学生风范的重要途径,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活力和凝聚力,提高其综合素质。
三、构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激励机制的重要举措
1.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激励理论、需要层次理论、期望理论、目标设置论都是值得借鉴的激励模式,但是激励理论的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个性论和个人主义,它以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理论基础,揭示人的需要、动机、目的和行为的关系,过分强调通过满足个人的需要来调动充分的积极性,往往把人的需要归纳为遗传和本能,看不到人的需要的社会本质。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激励机制应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以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理论依据,认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激励大学生不断完善自我,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2.逐步完善激励方法,使激励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1)坚持物质和精神相结合,以精神激励为主。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同样也有着物质需要。在开展学生工作时要有针对性地给予学生一定的奖励,对满足学生的基本需要和改善学生学习条件,进而激发学习的积极性具有重大作用。应改变从前在学生管理工作中谈“物”色变,推行精神鼓励万能的做法。
(2)坚持以人为本与教育客体能动性发挥相统一。激励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以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最大限度地发挥、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开发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潜能,有效配合教育主体实施教育方案,最终实现教育目的。在激励中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学生为核心,把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建立在尊重学生的基础上,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和学生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达到学生管理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与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与适应社会需求相统一,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力培养相统一。
(3)坚持平等公正。公平作为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每个人内心对公正、平等都有渴求,对于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因而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应尽可能营造公正的环境:一是要平等地对待每一名学生;二是对待学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产生相互平等感、亲切感、尊重感和理解感,激发学生对教育者的尊重和爱戴,从而收到良好的工作实效;三是要建立健全管理规章制度。要做到公正,重要是制度公正、程序公正。在学生管理中不但要制定公正合理的规章制度,而且在执行中也要保证程序规范,一视同仁。
3.加强校园环境建设,强化激励教育的环境保障
环境因素对教育具有很大的影响,良好的校园环境可以给学生以宽松和谐的氛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是大学生激励教育的最佳载体。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要突出“以人为本”服务学生的理念,以教育为基础、以管理为手段、以服务为保障,三者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形成合力。高校教育者应把为学生提供周到的人性化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同时,要注意营造健康的校园文化。健康的校园文化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大学生身处健康的校园文化中会自觉不自觉地吸取学校的人文精神,从更高的境界、更宽广的领域去理解和领悟生命的意义,理解人生的价值真谛,从而对大学生的精神世界产生一种持久而深刻的激励力量。校园文化中的班级文化、寝室文化、网络文化、橱窗文化等,多数是由学生自己组织的,学生在活动中能够充分表现和展示自我,看到自身的价值,建立起自信心和荣誉感,成为充满激情的生活中的强者。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第986页.
[2]冬青.揭开行为的奥秘:行为科学概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第5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28页.
[4]范中杰.论青少年榜样教育的时代特征[J].教育科学,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