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4 10:04:02
选择创业
1997年，在繁华的北京西单街头，一家法式洗衣店开业了。其清新悦目的店面设计、透明化的经营方式、先进的干洗设备、完整的洗衣流程、高质量的洗衣效果……像一道亮丽的风景，带给人们无数的惊喜，这就是福奈特全国第一家一小时洗衣、自动磁卡取衣的样板店。
这一年，朱琛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北京，和几个朋友一起在西单做些仿真首饰之类的小买卖。虽然是小买卖，朱琛仍然全情投入其中，附近那家福奈特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1998年西单改造，有一天，朱琛再去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洗衣店已经拆迁了。起先朱琛觉得很不方便，转念一想，不如自己开间洗衣店吧。“没有多想，好像有一种信念，觉得这件事情能够做起来。”朱琛后来将自己的敢想敢做归结于“胆商”，“以前人家谈‘智商’、‘情商’，其实创业还需要‘胆商’。”当时，福奈特在北京的店尽管还只有五六家，但是已经以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率先将早已流行于欧洲洗衣业的特许经营模式引入到国内洗衣市场。于是，朱琛揣着做小买卖的一些积蓄找到了福奈特公司，很顺利地谈好了加盟事宜。
选择店址
成为加盟者之后，朱琛冷静了下来，他考虑最多的便是店址的选择。
洗衣店经营成败的一条关键因素就是店址是否理想，因此开店前最重要的工作是选址。繁华的商业区、客流量较大的商场和超市以及超过一定常住人口数量的中高档居民区才是洗衣店的优选位置。那段时间朱琛似乎并不着急，在北京城里大街小巷不停地跑，不停地看，不停地想。“有张有弛嘛。”他笑着说。创业的冲动此时回归于一种理性――合理的选择。
最后选定的地址在亚运村。当时的亚运村并不如现在这般热闹，但这里有密集并且仍在增加的社区和高档写字楼，蓬勃而有生机，朱琛被这片森林般的图景迷住了。“亚运村肯定会有发展，过不多久商机便会显露出来，气氛一活跃，生意好是绝对的，我早先一步进来，客户也就早先一步培养起来了。”这样悉心论证花去了朱琛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福奈特洗衣店的投资门槛是50万元，其中设备的投资占了很大比重。所有的加盟店都要求统一配备先进的全封闭环保型干洗机，设备型号及配置与欧洲发达国家同步。朱琛开始的想法是先入个门，一步一步做起来，可是一旦投入进去，这个完美主义者发现自己的计划书当真成了一张白纸，自己已经花掉了超过预算3倍的资金。他感觉开始是自己构建信念，现在是信念推着自己走，于是他淡淡地用“年轻”二字将自己这个算不得失误的失误掩饰好，继续全力以赴。
朱琛的洗衣店终于开张了。
选择经营模式
与传统的门店收活、中央工厂集中清洗的传统洗衣店不同，福奈特的经营模式全部采用“前店后厂”透明式的经营，这也正是朱琛想要选择的。
谈到经营，学管理出身的朱琛头头是道：“我想做到的是将成熟公司的管理理念运用到这个小洗衣店中来，从现在的人管人过渡到制度管人，将管理制度化、表格化、程序化……洗衣店也需要文化，一开始我提出以质量求生存，以服务求发展，以创新求领先……”这样的交谈让朱琛找到了一种事业小成的满足感，而创业之初，他也亲自动手做过宣传单，亲自做业务推广，挨家挨户上门服务，亲自站前台。有一次一位顾客来取衣服，朱琛热情招呼，并且叫出了客人的名字，客人十分惊讶，当然，更多的是一种亲切的感觉。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着无数次的选择亦或抉择，有的选择事关重大，有的轻于鸿毛，但不管是哪一样选择，都是我们自己来选，这就显得很庄重了。
人生需要选择。就像英国的作家菲尔丁说的那样:“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戕害”。在于选择。当然，有着选择不一定是成功的，还需要努力去奋斗。因为，在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职业战场上，成功者往往是努力者。我们身边常常会有这样的人:尽管他们洒下了很多汗水，却怎么也打不开成功的门扉。究其原因，就是不会选择。因此，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努力与选择，正确的选择更为重要。想要获得成功，除了努力，更重要还是做出正确的选择。
人生路上，选择无数，但是，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就像走隧道一样，没有方向盲目地摸索是不会见到光明的。只有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并为之努力地去奋斗去追求，才可能获得成功。
所以，我想说: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
关 键 词：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努力程度；博弈
中图分类号：F8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6)06－0054－03
一、博弈行为的背景分析
在实行“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后，随着国家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的变化，多渠道筹措义务教育经费遇到越来越多的政策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冲击。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农村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使农村义务教育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费来源，为此，许多专家和学者都提出建立农村义务教育保障体制，加大中央与省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来弥补税费改革带来的经费缺口，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封北麟，2003）。[1]这一思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实际操作中，加大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反而对义务教育经费造成了“挤出效应”，这说明中央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的执行存在很大问题，上级政府的努力并没有使县级的努力程度呈现机制性快速增长，相反却有所下降。这种“挤出效应”也说明目前的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存在着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激励不相容，造成激励不相容有两种原因：一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策执行的监督不完全，上级政府并不能直接发现地方政府不执行或者不努力执行上级政策的行为；二是上级政府给地方政府下达了多个政策，执行不同的政策给予的奖励不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会集中精力执行奖励更高的政策，忽略执行其他政策。对于农村义务教育，这两种情况同时存在，特别是在实际中激励机制往往是鼓励地方政府忽视义务教育的。所以，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获得更多上级转移支付的县级政府反而会降低对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努力程度（张馨，2004），[2]同时也在各级地方政府间出现新的博弈行为。
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最初目的是要实现教育资源的纵向和横向均衡，转移支付制度的不规范会导致各级政府为争取转移资金而加入博弈的成本，形成转移支付的数额取决于各级政府过去进行博弈的结果而不反映对转移支付资金的真实需求，进而加剧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各级政府间责任划分的不明确使得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省级政府、中央政府之间产生了一个较大的博弈空间。这个空间的存在影响了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及转移支付在具体实施中的稳定性，使得具体的责任划分随着各级政府间的博弈状况而变化，目前的义务教育财政制度呈现出一种过渡的性质，最终的稳固状态还取决于各方博弈的结果。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组织，有着自身的利益，会在各种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难免会导致各级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
二、地方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博弈行为
这里用一个简单的博弈模型来分析地方政府在争取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时的行为。为了理论上的清晰和彻底性，我们假定在政府间的博弈过程中，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局中人；在设计适合我国特点的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模式还要考虑地方教育投资努力程度和政府监督机制，因为这影响到地方政府接受转移支付的数量和规模。
假设两个地方政府为博弈中的两个参与人，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都将按照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作出各自的策略选择。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努力增加收入”和“不努力增加收入”（以下简称“努力”和“不努力”）两种策略，由于中央的转移支付总量是一定的，可设为Q；地方政府在设法努力增加财政收入时是要付出成本的，努力时付出成本设为C1；而地方政府在不努力时付出的成本比努力时付出的成本要小，为简单起见，设为0。若两个地方政府财力条件相等，当一个地方政府努力增加收入而另一方不努力时，不努力的地方政府财政缺口较大，得到的转移支付量较大，而努力方得到的转移支付量却反而小。由于假设两个地方政府财力条件相等，那么可认为努力程度相同时获得的转移支付量也相同，付出的成本也相同。于是，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函数可用下列支付矩阵表示：
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矩阵1
上述支付矩阵表示，除了两个地方政府都努力增加收入可以使转移支付有一定的剩余以外，其余三种情况中央的转移支付将全部拨给两个地方政府。当地方政府Ⅰ选择努力时，地方政府Ⅱ选择不努力时的转移支付量大于努力时的转移支付量，因此地方政府Ⅱ选择不努力；当地方政府Ⅰ选择不努力时，地方政府Ⅱ不努力时的转移支付量仍然大于努力时获得的转移支付量，因此地方政府Ⅱ 还选择不努力。同样，无论地方政府Ⅱ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地方政府Ⅰ不努力时获得的转移支付量总比努力时获得的要多，所以地方政府Ⅰ也会选择不努力的策略。由于不努力总比努力获得的转移支付量大，因此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选择不努力。因此，此时的纳什均衡为（不努力，不努力），即各地方政府都不努力增加自有收入。但是（不努力，不努力）作为纳什均衡显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应为（努力，努力），出现帕累托最优既节约中央财政资金，又可以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潜力。
我们可以用支付矩阵模型来解释长期以来我国财政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存在依赖现象，为获得较多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量，经常不努力征税，制造更大的财政缺口，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真正需要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的地区却得不到，而有的地区却藏富不露。这样对于某一地方来说可能是利益更大，但负作用于全局财政策略，会混淆真正贫困的地区和不努力增加收入的地区，浪费了中央财政有限的教育财政拨款，同时也损害了努力增加收入地区的积极性。长期下去的结果就是各地区都不努力增加收入，无法发挥各地区的潜力，中央也无法将义务教育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
从支付矩阵1中可以看出，（不努力，不努力）为纳什均衡，如果没有外界条件发生变化，两个地方政府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策略。这时必须有中央政府的参与，使两个地方政府都选择努力增加收入，可以设法改变支付矩阵中的数值，减少不努力的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量，使（努力，努力）成为惟一的纳什均衡。如果将（努力，努力）和（不努力，不努力）的数值交换，得到的支付矩阵如下：
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矩阵2
从支付矩阵2中可以看出，不管地方政府Ⅰ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的策略，地方政府Ⅱ的最优策略总是不努力；不管地方政府Ⅱ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的策略，地方政府Ⅰ的最优策略也总是不努力。此支付矩阵也只有惟一的纳什均衡（不努力，不努力）。只改变（努力，努力）和（不努力，不努力）时支付矩阵的数值无法改变均衡，因此必须改变支付矩阵中一个努力、一个不努力时的数值，才能使（努力，努力）成为纳什均衡。这就需要中央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扩大努力和不努力时获得转移支付量的差距，使努力增加收入的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量很大而不努力增加收入的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量很少（奖勤罚懒），以杜绝不努力增加收入的现象。
三、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博弈行为
我们把地方政府看作一个整体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矩阵3中的地方政府Ⅱ代表中央政府，如果中央政府激励监督有力，奖惩分明，那么当地方政府努力时，将获得全部的转移支付量；当地方政府不努力时，将不给予转移支付。如果中央政府激励监督不力，那么当地方政府努力时，中央只以财政缺口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依据，地方的财政缺口小，中央不会支付全部的转移支付量，设这时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量为2/3Q；如果地方政府不努力，财政缺口较大，中央就要支付全部的转移支付量Q。若此时中央的本级收入为R，该支付矩阵如下：
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矩阵3
从矩阵3中可以看出，如果中央政府的激励监督有力，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努力增加收入，所以中央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使地方政府努力增加收入。当地方政府选择努力增加收入时，中央政府就会选择激励监督不力；当中央政府选择激励监督不力时，地方政府就选择不努力增加收入；当地方政府选择不努力增加收入时，中央政府就会选择激励监督有力；当中央政府选择激励监督有力时，地方政府又会选择努力增加收入，这是一个混合策略博弈，因此不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设中央政府选择激励监督有力的概率为x，选择激励监督不力的概率为(1-x)。设地方政府选择努力的概率为y，选择不努力的概率为(1-y)。
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的数学期望是：
x(Q-c1)+(1-x)(Q-c1)=(1-x)Q
中央政府获得的期望利润函数为：
y(R-Q-C)+(1-y)(R-c)=y(R-Q)+(1-y)(r-Q)
可见，混合策略意义下的纳什均衡为：
x=+，y=(1-)
[(+,-),((1-),+]
即中央以+的概率采取有力的激励监督机制，以-的概率采取不力的激励监督机制；地方以(1-)的概率采取努力的策略，以+的概率采取不努力的策略，相应地，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期望为(Q-c1)，中央政府的期望利润为R-Q-C。中央政府必须以较大的概率选择有力的激励监督机制，使努力的地方政府的期望转移支付量大于不努力的地方政府转移支付量。
四、结论：中央政府必须建立对下级政府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把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投资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
如果中央政府采取有力的激励监督机制，就会改变地方之间争取转移支付量的博弈矩阵的均衡。由于地方政府如果不努力损失会比努力时大，只有当这一条件成立时，地方政府之间支付矩阵如下：
地方政府Ⅰ和地方政府Ⅱ的支付矩阵4
这是一个纯策略博弈，通过分析可以直接得出纳什均衡为（努力，努力）。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为了使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真正达到均等化的目的，中央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把地方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同时应减少努力程度确定办法的人为因素，在确定转移支付量时，应尽量用科学、量化的方法，使用公式化的转移支付办法。
因此，确定义务教育转移支付量可以财政缺口作为依据，但不能单一地让转移支付量与财政缺口成正比，还应使其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而确定努力程度时，中央一定要加大力度，尽量用量化的方法来确定，可以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或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或者用一个地区GDP的增长率和同期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增长率是否同步来衡量。因此，科学地确定收入努力程度，对地方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监督机制，也应是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央的农村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资金既能实现均等化，又能实现有效率的配置。
以上有关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博弈分析模型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下的一种高度简化和抽象的理论分析。为了简化分析，很多影响政府对义务教育融资努力程度的其他因素都因难以量化而未予以考虑，这使得本文的分析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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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所谓“挤出效应”（crowding-outeffect），原本是财政学的一个概念，作为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的对立面被提出来。我们这里用“挤出效应”指由于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挤出了县级财政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
② 所谓“激励不相容”，是指地方政府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政策或命令，反而会获得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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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封北麟. 税费改革后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J]. 当代财经，2003，（4）.
[2]张馨，等. 福建农村教育投入研究[R]. 课题报告，2004.
责任编校：谭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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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6－03－08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的、组合的、长期的、权益的和专业的投资，对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取得较好回报等方面，已证明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1］．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与英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还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现行的风险投资制度难免仍带有传统计划经济的烙印，突出表现在：风险企业产权结构不合理，控制权分配失衡，风险企业家漫天要价．据报道，有一家风险投资机构想投资我国一所高校发明的高新技术，校方提出技术要占96﹪的股份，那只有傻瓜才投资！有的风险企业家总觉得我有女儿就不愁嫁，拼命地要价，从而造成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不能很好地结合，使得科技成果不能很好地转化．因此，如何设计一套有效地激励契约机制，协调好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二者关系，防止风险企业家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就成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健康发展的关键．目前，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风险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行了研究．Randner（1981）使用重复博弈模型证明，只要委托人和人之间都有足够的耐心，累托一阶最优风险分担和激励就可以实现［2］．Gompers（1997）认为，契约给予创业资本家权力来控制董事会可解决问题［3］．Hellmann（2000）表明双方可通过将现金流的分配与控制权的配置相分离签订合约［4］．刘怀珍、欧阳令南（2004）对风险企业及风险基金中智力资本与风险资本的利润分享比例及智力资本积极性发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将分享比例与贡献联系起来的模型将具有较好激励效果［5］．郑君君等（2005）通过将监控信号引入委托模型，得出了最优股权激励的解区间［6］．张新立等（2008）对股权—债权条件下风险投资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得出风险企业家的投资可以作为信号传递改变风险投资家的投资信念，使之对项目前景更乐观［7］．尽管如此，上述文献主要解决的是风险企业家的道德风险问题，即风险投资家通过设计一套有效的契约，促使企业家努力工作．而对于风险企业家的逆向选择问题，即风险企业家通过设计一套有效地契约机制，促使风险投资家进行投资，则很少文献设计这方面的探讨．基于此，本文通过以风险企业家对企业的控制权比例和投资额为选择变量，通过建立一个信号传递博弈模型，分析对风险投资家努力水平的影响，以期为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与制度完善有所启迪和帮助．
2博弈模型的假设与建立
风险投资家在进行投资时，为了尽可能地规避风险，往往采取多阶段投资形式［8］．本文为了讨论方便，假设有两个阶段和两个参与人（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第一阶段风险企业家首先选择对企业所有权的比例β（0≤β≤1（1－β）为风险投资家所占比例）和所出资金份额w．第二阶段风险投资家根据风险企业家给出的β和w决定自己的努力水平a（包括风险投资家的出资额和管理的努力程度等）．假设努力水平的负效用为c（a），企业利润由风险投资家的努力水平a和风险企业家的投资份额w所决定，即π＝f（a，w），fa＞0，fw＜0，faw＜0，其中f为a和w的严格凹函数．规定faw＜0是因风险企业家所占比例的增大会降低风险企业家的边际生产率［9］．在风险投资蜕资后，风险投资家和风险企业家根据各自所有权的份额决定分配，风险企业家获得利润为βf（a，w），风险投资家获得利润为（1－β）f（a，w）．风险企业有两种类型，项目好的企业（以下简称好企业）和项目差的企业（以下简称差企业）．好企业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而且关心企业的利润π．故其效用函数表示为UHE＝f（a，w）＋w，（1）但对于差企业却只关心自己的收益．除了所有权份额βf（a，w）外，还会通过寻租行为［10］获得收入．假设寻租行为使得风险企业家取得一定比例的企业利润，用v（0≤v＜1）表示．假设v是w的正的凹函数，即v′＞0，v″＜0．因此，差企业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LE＝［β＋v（w）］f（a，w）＋w．（2）风险投资家在提供努力之前不知道企业类型．若企业好，则风险投资家的效用函数为UHC＝（1－β）f（a，w）－c（w），且U″≤0．（3）若企业差，则风险投资家的效用函数为ULC＝［1－v（w）－β］f（a，w）－c（a）．（4）
3博弈模型均衡结果分析
3．1完全信息条件下
完全信息是风险投资家知道风险企业的类型，风险投资家可直接根据不同类型的风险企业确定自己的努力水平．对好企业而言，风险投资家的最优努力水平为Maxa（1－β）f（a，w）－c（a），（5）其一阶最优条件是（1－β）fw（a，w）－c′（a）＝0．（6）由此可以得到风险投资家的反应函数aH（β，w）．好企业根据aH（β，w）得出最优的（β＊H，wH＊），满足（β＊H，wH＊）∈argmaxf［aH（β，w），w］＋w．（7）在均衡条件下，风险投资家的最优努力水平为aH（β＊，w＊）．对差企业，风险投资家的最优努力水平为Maxa［1－v（w）－β］f（a，w）－c（a）．（8）其一阶最优条件是（1－v（w）－β）fa（a，w）－c＇（a）＝0．（9）由此可以得到风险投资家的反应函数aL（s，w）．差企业根据aL（s，w）得出最优的（β＊L，wL＊），满足（β＊L，wL＊）∈argmax［v（w）＋β］f［aL（β，w），w］＋w（10）在均衡条件下，风险投资家的最优努力水平为aL（β＊L，wL＊）．由此可得出下列结论：定理1对于任意的一组值（β，w），都有aH（β，w）＞aL（β，w）成立．证明（反证法）假设aH≤aL，有式（9）可得（1－β）faH－c′（aH）＞［1－β－v（w）］faL－c′（aL）＝0，与式（6）矛盾，所以aH（β，w）＞aL（β，w）．此结论意味着，对于任意的（β，w）一组值，风险投资家对好企业的努力水平比对差企业的努力水平要高．因为对好企业而言，风险企业家没有寻租行为，在相同的（β，w）条件下，风险投资家对好企业会更加努力工作．定理2对于固定的β，不论w取何值，总有下列不等式成立aHw（β，w）＜0，aLw（β，w）＜0，aHw（β，w）＜aLw（β，w）（11）证明对于式（6）两边关于w求导得（1－β）［faa（aH，w）awH＋faw（aH，w）］－c″（aH）awH＝0整理，得aHw＝－（1－β）faw（aH，w）（1－β）faa（aH，w）－c″（aH）．由前面对f（．，．）和U的假设可知，awH＜0．同理得aLw＝vwfa－（1－β－v）faw（aL，w）（1－β－v）faa（aL，w）－c″（aL）＜0．此式意味着，风险投资家面对两种风险企业，其努力水平总是随风险企业家所占份额的增加而减少，当企业利润一定时，任何一种风险企业家所占份额增加都会降低风险投资家的收益，其努力水平自然会降低．但好企业的企业家所占比例的增加比差企业对风险投资家努力水平的影响要小，这是因为，差企业所占份额的增大降低了企业利润本身，同时又通过增加其寻租能力降低风险投资家的份额．
3．2不完全信息条件下
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企业类型是私人信息，风险投资家不知道企业的类型；差企业可以模仿好企业的行为来欺骗风险投资家．但是好企业和差企业对企业规模的偏好程度是不一样的，好企业可以把更多的、比差企业所不能接受的企业所有权和信息让给风险投资家．故选择什么样企业所有权就成了帮助风险投资家辨别企业类型的信号，这就是信号传递模型［11］．在此模型中，谁更关心企业总利润是企业的私人信息，这是无法观察到的；但风险企业家选择什么样的规模w是可以观察到的，因此风险投资家可以把不同的w当作区别不同企业的信号．第一阶段，假设风险投资家认为好企业出现的概率为p，差企业出现的概率为（1－p）．第二阶段，风险投资家根据w修正最初看法，形成好企业的后验概率μ（H｜w）．对后验概率的不同规定导致了不同的均衡．信号传递模型有三种均衡：混同均衡、分离均衡和准分离均衡［12］．混同均衡指不同类型的信号传递者（好企业和差企业）选择同样的行动，或者说，没有任何类型选择与其他类型不同的行动，这时信号接收者（风险投资家）无法修正自己的先验概率（信号传递者的选择没有信息量），它仍然认为企业类型i＝H的概率是p，企业类型i＝L的概率是（1－p），这意味着差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好企业的行动来欺骗风险投资家．分离均衡是指不同类型的信号传递者以1的概率选择不同的行动，同时信号接收者认为这种不同的行动会揭示不同的私人类型．简单地说，如果好企业选择了投资规模额wH，差企业选择了投资规模额wL，风险投资家也正好认为wH是好企业选择的企业投资规模额，wL是差企业选择的企业投资规模额，即μ（H｜w＝wH）＝1，μ（H｜w≠wH）＝0．准分离均衡是指一些类型的信号传递者随机地选择行动，另一些类型的信号传递者选择特定的行动，实际上是混同均衡的一般形式．在此只对分离均衡进行讨论，混同均衡和准分离留待以后进一步研究．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不同类型传递者好企业的目标是解决下列最优问题：maxβ，wf［aH（β，w），w］＋ws．t．［β＋v（w）］f［aH（β，w），w］＋w≤v（wL＊）f［aL（wL＊），wL＊］＋wL＊．（12）这里，wL＊是差企业选择的最优投资规模额．假设wH＊是好企业的最优投资规模额，w0是好企业实际投资额，在分离均衡条件下，上述最优化问题有以下结论成立：定理3存在唯一的精炼完美贝叶斯分离均衡，好企业选择企业投资额w0＜wH＊，差企业仍然选择wL＊；风险投资家若观察到w0，则认为企业是好企业，并提供最优努力水平aH＊（w0），否则，认为企业是差企业，并提供最优努力水平aL＊（wL＊）．证明对式（12）有约束条件的最优问题，利用拉格朗日乘数法可得L（β，w，λ）＝f［aH（β，w），w］＋w＋＋λ［u＊－（v（w）＋β）f（aH（β，w），w）－w］．这里，u＊＝v（wL＊）f［aL（wL＊），wL＊］＋wL＊．对函数L关于β和w分别求导，得一阶最优条件Lβ＝faaHβ－λ［f＋（v＋β）faaHβ］≤0，Lw＝faaHw＋fw＋1－λ［vwf＋（v＋β）（faaHw＋fw）＋1］＝0．由包络定理，得λ＞0．由Lw＝0可得λ＝faaHw＋fw＋1vwf＋（β＋v）（faaHw＋fw）＋1．易知faaHw＋fw＋1＞0，0＜β＋v＜1，所以0＜λ＜1．Lβ＝［1－λ（β＋v）］faaHβ－λf（aH，w）＜0．由此可得β＝0．所以aHw（0，w0）＞－fa［aH（0，wH＊），wH＊］＋1fw［aH（0，wH＊），wH＊］＝aHw（0，wH＊）．由定理2得w0＜wH＊成立．定理3合理解释了为什么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家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原因，关键在于风险企业治理结构不合理，常常出现“柠檬现象”，这样就保留了风险企业未来寻租权力的基础，风险投资家不能有效地区分风险企业的类型．于是，风险投资家就认为他面对的可能是一个会从事寻租行为的差企业，当然不愿意提高自己的努力水平．若把风险企业的控制权重新分配，结构合理，企业产权清晰，给风险投资家以更多地控制权和支配权（1－β），使得风险投资家具有区分不同类型企业的信号w，则可视为企业家对风险企业不会从事寻租行为的一个可信承诺，从而可以调动风险投资家的积极性，风险企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取得成功．
4结语
关键词：博弈分析 人力资源 纳什均衡
引言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聚焦于人，人力资本已经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如何有效地管理员工已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也成为现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然而，目前很多企业的员工普遍存在忠诚度偏低、离职意愿偏高的状况，主要表现在员工流失率高，消极怠工以致工作效率低，人为泄漏商业机密等。这无疑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增加了很大的成本和风险，降低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实行人力资源管理，大致分为两种类型：建立在雇主和员工交换关系基础上的人力资源战略和建立在雇主监督、控制员工绩效基础上的人力资源战略。在第一种情况下，雇主和员工需要彼此给与对方所需的东西才能成立。而第二种战略把重点集中在监督机制上面。
其实，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以及生产过程中，企业和其雇员犹如一场游戏（即博弈）中的对局者，在理性前提的假设下，对局双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一定的规则选择自己的策略，以使自身收益最大化。但是每位对局者的最终收益或效用的实现却依赖于对方所选择的策略。
一、模型的建立
（一）博弈要素
1、参与人（player）：企业和员工（参与人A和B）是博弈决策的主体，其目的是通过选择行动或战略使自己的支付（效用）水平最大化。
2、行动（actions）：参与人企业和员工在博弈中某时点的决策变量，用表示第个参与人的一个特定行动。行动集={}表示参与人所有行动集合。则={监督，不监督}是可供企业选择的战略空间，={努力，不努力}是可供员工选择的战略空间。
3、信息（information）：在博弈中，行动顺序和行动空间皆为参与人企业和员工的共同知识。
4、支付（payoff）：支付指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参与人企业和员工在行动中取得的效用，可以是确定效用或期望效用。
5、均衡（equilibrium）：指所有参与人企业和员工最优战略的组合，其中第个参与人的最优战略，是使的效用或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战略。
（二）模型假设
假设1：博弈中只存在2个参与人：企业和员工，且二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
假设2：企业和员工2个参与人在选择战略时，把对方的战略当作给定，不考虑决策对他人决策的影响。
假设3：企业和员工在做出决策之前都不知对方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即该模型是一个静态博弈模型。
假设4：信息是完全的，即企业与员工对相互的战略空间和支付函数等有准确的知识。
假设是企业对员工进行监督的成本，是企业对不努力的员工的罚款，是企业对努力员工进行的奖励，是员工不努力工作获得的效用即是员工努力工作需要的成本。双方的得益矩阵如下图所示：
，
图1 企业与员工行为博弈模型
二、模型的求解及分析
（一）当时，存在纯策略纳什均衡
当时，员工不努力工作是占优策略，因为无论企业选择监督或者不监督，员工都选择不努力工作。同时当员工努力工作的时候企业选择不监督，员工不努力工作的时候企业选择监督。故得到纯策略纳什均衡为（不监督，不努力）。这种均衡结果反应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不管奖励还是惩罚均没有得到良好的效果，员工始终都采取不努力工作的战略，但是这不是社会所期望的结果。
（二）当时，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根据上述假设，若给定企业监督则员工的最优策略是努力；给定企业不监督，员工最优策略是不努力；如果给定员工努力，企业的最优策略是不监督；如果给定员工不努力，企业的最有策略是监督；故不存在纯战略纳什均衡，企业和员工双方都采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令企业进行监督的概率为，不监督的概率为；员工努力工作的概率为，不努力工作的概率为。
求解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企业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员工的期望效用函数为：
企业和员工预期收益最大化的条件是：
故该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解为：
这样，当时，企业与员工行为存在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企业以的概率选择监督，以的概率选择不监督；员工以的概率选择努力工作，以的概率选择不努力工作。该结果也可以理解为，在所有员工中，有比例的员工选择努力工作，企业对其中比例的员工实施监督行动。
三、结论
从上述分析得出的该博弈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中，我们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一）企业监督员工的概率与员工不努力工作得到的效用正相关，与企业对工作不努力的员工罚款、企业对努力工作的员工进行的奖励负相关。
当员工不努力工作得到的效用越大，即员工努力工作所需要的成本越小，其选择不努力工作的可能性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选择监督的概率势必增大。是企业对工作不努力的员工罚款，而是企业对努力工作的员工进行的奖励，这两项是企业对员工实施的人力资源管理措施。若企业加大罚款和奖励的力度，那么对于员工来说其不努力工作所受到惩罚的损失将会增加，而努力工作得到的奖励也将增大从而弥补其努力工作所需要的成本，因此理性的员工会选择努力工作，故企业会选择不对员工进行监督。
（二）员工不努力工作的概率与企业监督的成本正相关，与企业对工作不努力的员工罚款负相关，而企业对员工努力工作的奖励在的情况下对其概率无相关性。
当企业监督员工的总成本越大，则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不监督，因为员工完全了解企业的情况，此时就可能偷懒或者搭便车。而当企业对员工的惩罚力度减小时，因为努力工作的奖励要小于不努力工作的罚款，所以员工出于偷懒投机心理会选择不努力工作的可能性较大。在的条件下，如果出现企业加大奖励额度的情况，一方面员工因为其努力工作的奖励无法弥补其成本，选择偷懒，而另一方面员工了解企业因为增加了奖励成本会加强监督，会选择努力工作，所以结合两方面情况，员工对待工作会任意自然，以保持自己效用最大。
四、建议与对策
用博弈模型分析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企业与雇员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主雇双方在博弈中各自的地位，同时也可以看出对局任何一方的最终利益都由对方选择的策略所决定。要使双方都能够实现各自效用最大化，达到双赢(Win-Win)的效果，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企业行为
在现实中，企业经常对自己的雇员进行各种培训并且向其传授企业文化或企业理念，这样的做法一方面可以提高原有雇员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进而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则可以提高雇员的道德素质和敬业精神，以使其在工作中更多地采取努力工作的策略。
（二）雇员素质
这里讲的雇员素质主要指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两个方面。具有较高道德素质的雇员即使在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制度下一般也不愿偷懒，因为他们会认为偷懒不仅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同时对自己也相当于浪费时间，因此他们从偷懒中所得到的效用就会非常小或者为0，这样，选择努力工作就会有一种充实感，选择偷懒则会有一种空虚感和负罪感。而从文化素质方面来看，雇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其思考和行为就会更趋于理性，从而博弈中损害双方利益的短视现象的发生就会减少，这样的雇员在和企业进行的长期重复博弈中选择努力工作的策略倾向就越强。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企业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可以运用以下对策：
第一，实行人性化的管理。对企业来说，除了给员工以物质奖励，更重要的是要针对员工的劳动特点和需求分析，对他们要进行感情投资。企业应尽可能根据每一位员工自身的特殊需求来调整工作的部门，根据其特点调整工作关系，这会使每一位员工对所做的事有发言权。另外，企业应尽可能解决困扰员工的后顾之忧，关心员工生活，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并对企业产生感激之情，从而提高他们对企业的忠诚程度，自觉地内化自己的行为选择。
第二，形成优势的企业文化。企业作为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实体，有责任为员工的发展创造机会，提供一个舞台，让他们在企业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自身价值，实现事业追求。同时，良好的企业文化对知识型员工具有正激励作用，可以变低层次的约束控制为企业员工高度的自觉意识，在企业与员工之间达成一种“默契”，彼此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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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业企业；利益相关者；企业社会责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3
一、引言
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林业与经济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在绿色转型和、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各地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林业这一行业；与此同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谋求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年均10%的持续高速增长，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重新下行，2012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已经下滑到8%以下。面对这次经济下滑，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我国经济要重新回归并保持高增速的可能性不大，这一次经济下行可能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折，经济增长速度“下台阶”将对我国各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严峻的挑战，当然，对林业行业的影响也不例外，因此，现阶段林业行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要转型升级。
在林业行业发展过程中，其所涉及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政府、林业企业以及林农，他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各利益相关者又必然会引起不同博弈策略的变化，且常常采用各种策略和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在林业行业发展过程中，研究各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博弈关系，进一步探究隐藏在各利益主体之后的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对创新林业企业的管理模式，提高林业经营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利益相关者与社会责任概述
1.利益相关者
关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1932年哈佛法学院的杜德，后来该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才在英美等国家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并被广泛应用于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等过程中。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我国林业企业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是政府、林业企业与林农，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不同的利益主体突出了各自参与决策的重要性。
（1）政府。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是理性的“经济人”，即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化利益，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林逆向归纳法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由于各林业部门为了谋求本地区林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向各级政府争取更多的优惠政策，享有尽可多的地方林业管理权限。由此体现了政府和林业部门的利益博弈关系。此外，由于中央政府的资金或政策优惠是有限的，而各职能部门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与各中央职能部门形成了利益博弈关系。
（2）林业企业。林业企业是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以森林资源为生产资料，从事造林、育林、木材及森林经营利用的经济活动，具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属性。按照生产经营过程中生产产品的类型和业务流程，林业企业可分为营林企业和森林加工企业。前者主要经营与森林资源有关的公益性和资源性产品，包括经济林和公益林培育、育苗（木）种子生产等；后者主要包括木材采运和林产品加工企业。
（3）林农。林农是林业发展的主体之一，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他们的利益是随着政策的变化而受影响的那部分群体，是一个弱势的利益集团。为了保证该利益集团在林业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就必须加强林农利益群体的力量，积极鼓励林地使用权的适度集中和林地经营的适度规模化，从而产生一批林农大户，催生林农群体的利益代表。
2.林业企业的社会责任
由于林业这一行业的特殊性，其经营的对象主要是对森林资源，而森林资源又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因此，要求林业企业在科学经营的同时，应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注重满足人类各种需要的同时，强调其社会利益目标应高于林业企业赢利目标，从而促进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由前面所述，由于经营对象的差异，不同类型的林业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各异。一般来讲，营林企业的社会责任较为显著，主要是对森林的合理培育和科学采伐；林产品加工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在于生产绿色、环保、健康的林产品，满足消费者对林产品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双重追求；林产品流通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通过市场准入机制、森林认证标识等方式，为社会提供可持续经营的木材及其他林产品，保证市场上的林产品合理畅通，并且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三、政府、林业企业和农户相互之间的博弈分析
1.各地林业部门之间的博弈
林业部门之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讨价还价，形成了横向的林业部门间的利益博弈关系。为研究地方林业部门的博弈行为，进行如下假设：
（1）设有两个林业部门，分别为甲和乙，上级拨下来的一笔资金a由双方共同使用，为使本部门获得最大收益，二者从而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
（2）假定有两天的协商的时间，首先，第一天由甲提出一个分配方案，乙若同意就按此分配，若拒绝，他可在第二天提出自己的一个方案，如果两天内不能达成协议，则上级就会收回这笔款。
再做如下假设：若各自不能从拒绝对方的提案获得更多的收益的话，他们都会接受对方的提案。若考虑贴现因子，双方分别按天贴现因子x和z贴现各自未来的收益，0
图1 甲和乙对资金分配的博弈收益树
为了求解该博弈的子博弈均衡，本文运用逆向归纳法，首先，先行动的理性博弈者，他在第一阶段选择策略时，一定会考虑后行动者在后一阶段将会做出怎样的策略选择。因此，只有在博弈的最后一个阶段，且不再有后续阶段牵制的情况下，博弈人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而在后一阶段博弈者选择的策略确定后，前一阶段的博弈者在选择策略时也就变得相对容易。若考虑该博弈的第二天甲所面临的情况，无论乙的提议是什么，若甲选择了拒绝，则甲的收益只能为0，因此，只有当乙的提案a1>=0时，甲就会接受乙的提议。当然，乙也是“理性人”，他也会考虑自身的最大化收益，那么在资金既定的情况下，它会想办法增加自己的收益从而减少对方的收益，因此，乙提出的方案是（a1，b1）=（a，0）。
再运用逆向归纳法往前推的话，第一天当甲进行选择时，发现乙的选择是（a，0），则到时甲只能被动接受乙的方案，这意味着甲的提案分配给乙的金额不能小于随后乙可分配得到的金额a；当然，甲会仔细关注在第二天，乙得到的这笔资金仅为今天的y。因此，甲会提出一个确保能被对方接受但又对自己有利的方案，即满足（a2，b2）=（a-z，z）。
下面分析甲起初的提议：甲明白自己在第一天的提案被否决后，乙在第二天的提案将会是（a，0），对于此提议自己只能被动的接受，否则那笔钱将会被收回，这样的话将什么也得不到。因此，为了自己获得最大收益，甲只能提出一个相对好的方案，就是确保乙在第二天的收益不能低于甲第一天分配给他的所得。此时，甲最优方案就是（a2，b2）=（a-z，z）。若是两天的博弈的话，那么子博弈完美均衡就是：甲首先提议（a-z，z），乙选择接受该方案，博弈于第一天就会结束。同理，若乙先提议，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就是（x，a-x）。
2.林业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博弈
假设：有两个参与主体，即林业企业和农户。二者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进行了一次博弈，若林业企业具有信息优势，则该林业企业具有两种类型，若农户不具有信息优势，且设仅有一种类型。农户不知道企业是那一种类型，但农户知道企业的类型I的概率为30%，类型II的概率为70%。则双方的收益矩阵见下图2。
图2 农户和企业的收益矩阵
在该博弈中，无论农户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企业在类型I中都会选择努力，即在类型I的情况下，企业有一个占优策略“努力”，同样，企业处于类型II的情况下，也有一个占优战略“努力”。若二者均处于信息不对称的话，农户只能根据所了解的概率来判断自己的收益：农户选择努力的话，若企业属于类型I，企业就会选择“努力”，则农户获得的支付是4；若企业属于类型II，则农户获得的支付是2，所以农户选择战略“努力”，其获得的期望收益为（4*30%+2*70%）=2.6；当农户选择“不努力”，那么企业属于类型I，企业在选择“努力”，农户获得的收益为2，而企业属于类型II，农户获得的收益为1。所以，农户的期望收益是（2*30%+1*70%）=1.3。因此，农户的最优策略是“努力”。
3.政府与林业企业的博弈行为
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其发展林业的目标主要是实现生态效益，而林业企业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最大化。在这一前提下，本文假设：
林业企业的收益函数为：
政府的收益函数为：
其中：为政府的投资收益，为林业企业投资收益，，分别为林业企业投资林业及非林业收入，政府投资非林业产业的收益。再设林业企业对林业的投资为，政府对林业的投资为，二者对林业的投资均会增加林业的产出，而由于非林业产业报酬率大于林业产业报酬率，故：林业企业有，而；对政府有而，政府与林业企业的博弈行为见表1。
表1 政府与林业企业之间的博弈
由上表可知，若政府在林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能考虑林业企业的经济利益，则他会努力增加 ，这样的话，林业企业会获益，也会更主动积极地参与林业建设，则帕累托最优均衡点应在第一象限；若政府只重视林业生态效益的发挥，却没有顾及林业企业的利益，则林业企业就会被迫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满足了社会其他主体利益，即帕累托最优均衡点会处于第二、三象限；若林业企业具有信息优势， 即可以选择其他比较优势行业进行投资，这时林业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均衡点处于第四象限，这主要由于各主体间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
4.政府，林业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博弈
现在考虑有三个参与方，即政府，企业和农户，而他们都是“经济人”，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三者之间进行一次动态博弈。
一般来讲，政府和企业对信息的收集比较容易，他们具有信息优势，相比之下，农户处于信息劣势。而就政府和企业来看，政府对信息的收集更容易，若政府先行动，企业次之，农户最后。
为计算方便，假设甲代表政府，乙代表企业，丙代表农户。当甲不努力实施林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的时候，同样，乙和丙也选择不努力，则乙和丙将什么也得不到，而甲无论努力与否，它会采取税收等手段来获得额外的收益，假定甲获得的收益1，则此时的收益（1，0，0），三者之间的博弈即将结束；当政府努力地实施林业经济政策，企业可以有两种选择：努力或不努力，若企业选择努力，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农户则不知道企业是选择努力还是不努力，由前面的假设可知，农户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他会对各种可能的情况进行估计，而这种估计就是所谓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对企业选择努力的信念是P，而对企业不努力的信念是1-P。如果政府选择努力，而当乙选择努力时，而丙选择努力的时候，则此时获得的收益较高，即（6，5，4）。当甲努力时候，而乙选择努力时，若丙不努力地去支持当地的林业经济发展，则三者获得的收益较少，为（5，3，1）；当甲选择努力时，而乙却选择不努力，此时，丙也不积极支持发展当地的林业经济时候，则他们获得的收益为（3，1，0），而甲努力发展当地经济，而乙不积极支持当地的林业经济发展，而丙却比较积极支持发展当地的林业经济，则三者获得的收益是（3，1，2）。甲乙丙之间的博弈如下图所示：
图3 政府、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博弈收益树
考虑到甲有先行动的权利，若甲选择不努力的话，获得的支付是1，如果选择努力的话，它获得的支付将会是6，当然甲会选择努力发展林业经济，在甲选择努力时，乙选择努力获得的支付大于乙选择不努力所获得的支付，当然它也会选择努力。在甲和乙二者均选择努力的情况下，若丙选择不努力获得的收益是1，而选择努力获得的收益是4，自然丙也会选择。其实努力都是甲乙丙的占优战略。所以当甲乙丙都选择（努力，努力，努力；P=1）。局中人丙选择的信念P=1，在这一信念下，丙选择努力符合序贯理性条件。
接着分析丙选择的信念P=0是否正确，在甲选择努力比选择不努力所获得的收益高的情况下，则甲的选择属于序贯理性。若信念P=0的话，则丙的信息集就会处于非均衡路径上，这样的话，乙是选择努力的，因为乙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由此可知，丙的信念P=0是错误的。所以，在该博弈的情况下，甲乙丙三者最好选择相互合作，相互支持，这样的话，各自才能获得收益最大化。
四、结论
政府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之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负有重要的责任。现实生活中，我国政府发展林业的主要目标仍是以生态效益为主，而林业企业和林农则主要追求经济效益，这将导致各利益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各参与会利用各种战略和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建立政府、企业、农户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履行社会责任机制的基本框架。在政府、企业和农户相互博弈的情况下，明确林业产权是很重要的。在明确林业产权权属的基础上，各利益相关者要积极遵循自愿、有偿、公平的原则，鼓励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提高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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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关海玲（1972-），山西隰县人，博士，太原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管理、产业经济。
从2009年重点大学毕业，凭着大学期间几家知名媒体实习的经历，确定了自己想进入媒体做一名记者的理想。执念深重的我，没有听从社会的“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自觉“屏蔽”了一切非媒体类的工作。然而，在一家小杂志社做了一年编辑后，却选择放弃了自己所喜欢的城市，回到二线城市的家乡，做一名普通的地方都市报记者。
实现理想、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确实让人心怀感恩，并激情满满。刚开始看到自己的文字刊发，通过努力为读者解决的难题，那份成就感确实让人感念，并化为巨大的动力促使进步。但，随着日复一日高强度的体力、脑力比拼和劳动的重复，见惯了太多别的行业无法接触的社会与人性不良问题，使得无力感与日俱增，让我对之前的坚持第一次产生了惶惑。
2014年，在传统媒体人才流失出现高潮的年份，我也辞去了曾无比热爱并坚守了四年的职业。来到了上海，从事广告公关行业的文案。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与体验。我开始调整心态，放弃之前“一定要做热爱工作”的想法，开始试着热爱上新工作，重新学习并享受新工作带来的乐趣。如今，我已开始体会到，只要拥有开放接纳的心态，与不懈的努力，是完全可以做好原被你排除在外的工作，甚至喜欢上它。
与我不同，我大学的很多同学都遵从“先就业再择业”的社会法则，有的刚毕业就迅速进入私企选择了一份轻松的工作，业余时间复习备考公务员，努力多年后终于得偿所愿进入“体制内”;有的当年顺利进入国企工作，后来，却因为无法适应其僵化的体制、自感晋升空间狭窄而重新跳到“体制外”;也有人在工作几年后认为不适合当上班族，而选择创业。但大多数人仍没有放弃对文学与文字的热爱，读书、写文章是大家最普遍的业余生活。不同的是选择，相同的是都一样热烈而努力地活着，都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心态和心理日趋成熟，没辜负大好年华。情怀仍在心中，现实就在脚下。
是的，作为日渐成为推动国家建设与社会进步主力军的“80后”，伴随这一代人成长的改革与转型机遇，造就了他们必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多元与丰富，也为他们的职场生涯提供了更多可能。而随着社会阅历与人生经验的增多，越来越多的“80后”从“工作选择我”开始向“我选择工作”过渡，这种转变，于个体与家庭而言，是谋求更好的发展机遇与生活品质。于国家和社会而言，则是优势资源的自行合理调配，促使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生活中总是很多疑惑，总是不停的为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更不知道自己选择路前方是否柳暗花明，还是万丈深渊？走得是否正确，以前好多时候明明知道自己选择路不是正确的，可自己偏要毫无选择余地的走下去，因为这是生活，命运不是童年里的美好，不是哲人所言，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现实的残酷强奸了我们的独立，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为了生存。当自己在用异样的眼神看待他人错误时候，我们自己是否审视了自己。当我们站在天真无暇的儿童面前，告诉他因为不知道犯了错误，苦口婆心的给讲道理，孩子却一脸的无辜，我们是什么心理？以前自己总是告诉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事，一些人，是不能接触的，更不能深处，否则一去将是不归路，受伤的最终是自己。可我们当面对现实时，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心中滴着血踏上了那条不归路，这就是残酷的生活。
有时我们想要什么，连自己都不清楚。也需生活所迫，我们面对爱情的幸福和金钱只能选择其一，我们自己都分不清了。但是现实的残酷，往往迫使我们放弃幸福，去选择金钱。我们那时迷茫，也需时间很多时候往往金钱和爱情的幸福两者不能重逢，得到金钱的失去了自己幸福的爱情，得到爱情却失去了生活得保障，整日为生活而奔波，担心生活中的琐碎小事。生活中两全其美的毕竟是少数，可我们没有放弃自己的贪恋，依旧在追求二者，可残酷的生活容不得我们选择，这就是生活。
甜美的爱情是所有人都向往的，可往往爱情的力量很多时候不如金钱的力量可靠，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花花世界，总是不可靠的。在爱情世界中受伤的人很多，为爱付出生命的梁祝，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的悲剧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然而很多人时候由于一元钱难倒英雄汉的残酷现实充斥世界的每个角落，为了生存，不得放弃自己的尊严去某取金钱。一些人为了金钱走上违法犯罪之路的更是数不胜数，金钱的魔力大呢，还是爱情的魔力大呢？
人在两者面前拥有一颗清醒地头脑是最重要的，可残酷的现实会剥夺你那点残存的清醒的自由，迫使你走上自己想选择的路。最后我想说的是生活面前只有成功者的笑容，失败者的血泪早已淹没在强者的笑声下，因而我们作为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不要贪恋生活中暂时的安逸，我们只有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奋斗，让您脚下踩着狂傲者的笑声，成就自己的未来。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权利，要成为权利的制定者，而不是由他人制定权利，我们去参加他人制定的游戏规定，那样我们只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悲剧诞生的那一刻离我们也许就不远了。有的人会说，我不需要自己多么强大，我不侵犯别人，这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罢了。
生活中的流氓会不择手段，利用他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吮吸你的骨髓。按照别人的游戏规则来玩游戏，最终你是最后的受害者。所以作为人，要想站起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努力，去占有财富，去追求我们拥有的，属于我们的，在生活面前，我们以残酷的方式来残酷的对待生活，以生活得和蔼去回报社会的和蔼，这一切的基础就是取决于你的努力，自己成就大小，生活面前弱者的生存空间总是狭小的，因为强者总是打压你的生存空间。面对生活，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勇敢地战士，努力，在努力，争取属于我们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