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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习惯了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能为他人着想的少之又少，但宋仁宗却是其中难得的一个。《东轩笔录》记载：有一次，宋仁宗在散步，时不时地回头看，随从们都不知道皇帝要干什么。宋仁宗回宫后，对嫔妃说道：“朕渴坏了，快倒热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宋仁宗：“为什么在外面的时候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忍着口渴呢？”宋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有看见他们准备镣子（水壶），如果朕问的话，肯定有人要被处罚了，所以就忍着口渴回来再喝水了。”如此“贴心”的皇帝，历史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为了钳制思想，不少皇帝热衷于搞文字狱，许多文人莫名其妙遭到冤杀，甚至被灭门灭族，但宋仁宗从来不搞任何文字狱，他治下的大宋王朝非常开明，言论也相当自由。比如当朝理学家程颐曾放话说“要和皇上同治天下”，这在清朝是会灭三族的，而在宋仁宗时却啥事没有。朱弁《曲洧旧闻》记载，成都一个秀才写道：“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有人以“谋反”之罪将这秀才上告到朝廷。可没想到，宋仁宗轻描淡写地说了句：“这个老东西，他不过是想做官，做官做不成写反诗泄愤，想做官就给他吧。”于是，这个秀才竟成了万户参军。
宋仁宗对子民仁慈，对他国之民也常怀仁爱之心。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进奉的贡物越来越少了，提议出兵。宋仁宗说：“这只是高丽国君的罪过。现在出兵，国君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没有发兵。
魏泰《东轩笔录》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一天早晨，宋仁宗对近臣说：“昨夜朕饿了，夜不能寐，想吃烤羊肉。”近臣说：“陛下为何不降旨要烤羊肉？”宋仁宗说：“朕听说皇宫每次有索取，外面就会以为这是一种制度，朕害怕因此导致外面每天夜里杀羊，来给朕准备，这样会杀生很多。”于是左右高呼“万岁”，相信这一声“万岁”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呼喊。
施德操在《北窗炙录》中记载，一夜宋仁宗在宫中听到很热闹的丝竹歌舞之声，觉得奇怪，问宫人：“此何处作乐？”宫人回答：“此民间酒楼作乐处。官家（皇上）您听，外面民间是如此快活，哪似我们宫中如此冷冷落落。”宋仁宗回答说：“你知道吗？正因我宫中如此冷落，外面人民才会如此快乐，如果我宫中像外面如此快乐，那么民间就会冷冷落落。”民间的快乐胜过皇宫，这就是宋仁宗。所谓“以民为本”、“爱民如子”，宋仁宗应该是当之无愧了。
公元1063年，在位41年的宋仁宗去世。这一消息传出后，民间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一个叫周长孺的官员到了四川一带，看见山沟里打水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驾崩。
在中国历史上，能像宋仁宗这样，拥有最高权力还能谨慎行使权力的少之又少。虽然宋仁宗不够铁血，不够强权，但他治下的大宋王朝，人民安乐，经济繁荣，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出现在此时。正如有人说的，“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
北宋王巩的《闻见近录》形象生动地记载了他的父亲王素在作谏官时发生的两件事。
一年夏天，天气奇热，久旱无雨，王素谏议仁宗皇帝为万民求雨。仁宗答应得很爽快：“好！我明天就去醴泉观祈祷。”可是，王素并没有叫好，他批评仁宗说，这醴泉观太近了，就和家门口一样，明显是怕热、怕苦、怕劳累，心不够诚，这样的祈祷效果如何，实不敢说。仁宗的脸顿时就红了，一直红到耳根，就好象小学生做错了事，窘迫地站在老师的面前。仁宗马上坚决地表示：“那就去西太乙宫吧。”可王素仍不罢休，要求仁宗诏告天下。
应该说，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也违反惯例。皇帝出行，事先暴露行踪，那可不是个小事情。可是王素怕仁宗反悔，坚持说现在太平世界，正是彰显皇上爱民的好机会。于是仁宗只得传谕百姓知之。
第二天，仁宗老早就带人上路了。不多久，太阳出来了，这个毒啊！大家一个个热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结果，还没有走到西太乙宫，瓢泼大雨就下来了。久旱逢甘露，仁宗皇帝并不避雨，淋得浑身上下像水鸭子一样。
这是一点皮肉之苦。
还有一次，有位武将给仁宗献上了几位美女，王素知道了，就立马找到仁宗理论。他认为，皇帝应该以天下为重，不应该将兴趣和精力过多放在女人身上。仁宗笑着说：“朕是真宗的儿子，你是王旦的儿子，咱们俩和别人可不一样，那是世交啊。你说的这件事，确实是有的。不过，这几位美女已经在朕的左右了，而且朕非常喜欢。爱卿啊！你看朕能不能留下她们啊?”王素丝毫没有被仁宗的温情所打动：“如果陛下不太喜欢，留下她们倒也无妨；为臣担忧的就是陛下宠爱她们啊!”
仁宗一看没有商量的余地，立刻吩咐身边的太监：“给她们每人三百吊钱，令她们马上离开皇宫。事情办妥了，赶快回来报告。”命令还没下完，仁宗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王素就说：“陛下既然认为微臣批评得对，也不必这么急着办，回宫以后，慢慢打发她们走，也就是了。”仁宗伤感地说：“朕虽然是皇帝，可感情和一般人也没什么两样。如果看到她们伤心流泪不肯走，朕恐怕也不忍心让她们走了。”待得知心爱的美女已出宫门，仁宗才一脸难过的起身回宫。
[关键词]宋仁宗，立储，水灾，狄青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6-0048-06
宋仁宗赵祯于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即位，嘉v八年（1063年）三月去世，在位42年。这期间共生育三子十三女，而三子皆早夭。由于没有子嗣，接班人的问题成为仁宗朝后期政治的焦点话题。然而它如何与水灾、狄青发生关联的？视阈所及，目前并没有相关研究成果Υ私行分析与讨论。本文的视点有二：一是探讨水灾在士大夫建议立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对北宋政治史上狄青罢免这一热点课题提出新的视角。
一、立储问题的由来
宋真宗时皇子早天，皇嗣不能立，就先将商王赵元份之子赵允让养于禁中，后来仁宗出生，即送还商王府。景v元年（1034年）八月，宋仁宗正值盛年，未有子嗣，却生了一场大病，引发朝臣担忧。仿照真宗故事，次年二月，杨太后将汝南王赵允让四岁的十三子选人禁中，以充皇嗣，赐名“宗实”。由此可知，选择赵允让之子养于禁中，是因为仁宗没有子嗣，且身体不佳，为了赵宋江山的延续与政治稳定，只好择宗子作为皇子的备选。虽然选宗子入养禁中，但并未明确皇子的身份，更没有确定皇储的地位，待皇帝有所生育，养子即被送还，实为两全之策。三年后，仁宗长子生，生日即折。宝元二年（1039年）八月，次子出生，将赵宗实送还。不料，次子于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再次夭折。八月，三子出生，不及两岁而夭折。‘哏然三子俱失，宋仁宗仍没有选宗子为养子的打算，而是寄希望于自己生育。随着宋仁宗逐渐步入晚年，储位问题也就成为当时朝论的重心所在。
至和三年（1056年）除夕，大雪将一宫殿的房架压折，天谴意味浓厚。在应对灾异上，宋仁宗向来重视祈禳，如《宋史・仁宗赞》所言：“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嘶谓“跣立殿下”，即是指这次在大雪天中，他“跣足祷于天”。次日，即正月初一，在大成殿行朝会之礼，“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当是受了严重的风寒，以致突然晕倒，无法成礼。不得已，左右“复下帘”，并“以指抉上口出涎”，如此稍好一些，勉强完礼。此后，病情愈来愈重，精神变得不太正常，语无伦次。
二月甲辰，史“御延和殿，帝康复”；三月壬申，又“圣体康复，命宰相谢天地、社稷、宗庙、寺观诸祠”；闰三月癸未“诏罔门，自今前后殿间日视事”。二月、三月仁宗康复，当是病情好转之意。所谓康复的信号，重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毕竟在皇权专制社会，皇帝的健康情况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仁宗在正月初一发病，直到三个月后才能过问政事，这期间只有宰相文彦博等宰执班子在操持朝政。此境况正如《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言，“上始得疾，不能视朝，中外忧恐”。皇帝病重，且无子嗣，不得不说潜藏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因此，在仁宗患病期间，宰相文彦博等劝仁宗早立嗣，仁宗应允。然而，当他们准备将立赵宗实为嗣的建议上报时，仁宗微愈，此事遂止。
待仁宗之病稍愈之后，不再提立嗣之事，群臣亦不敢多言。是年五月，知谏院范镇上疏直谏，他建议仁宗仿照真宗故事，先养一宗室子于禁中，待“诞育皇嗣”，“复遣还邸”。此建议虽然没有得到采纳，却开了立储之议的先声。御史中丞张异亦上书论曰：
近闻知谏院范镇乞上殿奏事，未蒙俞允……自陛下服药调适，仅将半年，至今未得上殿。比闻圣体渐康，况中外机密万务，在臣等职业合奏之事甚多，若只上章疏，难以周悉，须合面陈。伏乞特赐指挥，依自来体例，令台谏官上殿。
此奏的目的是要求仁宗召见台谏等官员，可见仁宗在五月依旧没有痊愈。此时，仁宗尚不能面见台、谏长官，他们只能上书言事。仁宗既然没有痊愈，又不肯早立皇嗣，其内心还是寄希望于自己生育。此奏议被仁宗交付中书门下，然“逾月未蒙施行”，他们又再次上疏要求台谏官员上殿接受仁宗召见。七月初一，“诏三司、开封府、台谏官、审刑院复上殿奏事”，李焘在此强调，“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对k臣”。由此可知，仁宗身体到了是年七月，才算基本康复。
虽然形势严峻，群臣又不能明言立储的主要原因是皇帝身体不好，随时都有可能驾崩，这样会危及赵宋江山的稳定。他们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在言论中利用其他理由来规劝仁宗早日立嗣。在议储的言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灾异天谴说”，即从上天意志的角度为其言论提供立足点，从而将立储这一建议上升到天的要求上来。而其间最主要的灾异，却是与立嗣有密切关系的水灾，其理论机理是“水不润下”。
二、“水不润下”与士大夫的立储建议
“水不润下”源自汉儒对《尚书・洪范》“水日润下”之义的引申。《洪范》中“水日润下”表达的是自然之理，即水往下流以滋润万物。而汉儒在《洪范五行传》中超出这一原始含义，将其抽象化、政治化，赋予五行中的水以人道和王道的政治理论内涵。《汉书・五行志上》引《洪范五行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前四者是“水不润下”之应发生的征兆，即若不及时祈祷、祭祀，执政不能顺应天时，就会有“水不润下”的后果。所谓“水不润下”，即为“水曰润下”之反义。水润下为利，水不润下则为害，所指是与水有关的灾害，如雨涝、江河洪水等。据此理论，发生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祖宗不敬，“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都与之有关。既然“水不润下”说的是不敬祖宗，又是如何与立嗣关联的呢？士大夫自然有其道理，且看下文。
开封的大雪导致仁宗重病，达半年之久。而这只是此年水灾的开始。正月月末，再次降下大雪，并伴随“木冰”现象；五月，“以昼夜大雨，权增京城里外巡检”；六月“雨坏太社、太稷坛”。其中五月的那次雨灾尤其严重：
京师大雨不止，逾月，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筏渡人。诏辅臣分行诸门。而诸路亦奏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
换言之，至和三年上半年的水灾就没有停歇过，先是正月大雪之灾，五月以来又下大雨，导致多地江河洪水成灾。此种情形，不得不说迎合“水不润下”的灾异理论。
是年六月，知谏院范镇上言道：
臣伏见河东、河北、京东西、陕西、湖北、两川州郡俱奏水灾，京师积雨，社稷坛遗辄坏，平原出水，冲折都门，以至宰臣领徒监总堤役，其为灾变，可谓大矣。然而灾变之起，必有所以，消伏灾变，亦宜有术。伏乞陛下问大臣灾变所起之因，及所以消伏之术。仍诏两制、台阁常参官极言得失，陛下躬亲裁择，以塞天变。庶几招徕善祥，以福天下。
范镇此奏，先是强调了水灾范围之广泛，又比较严重，正如他所言“其樵直洌可谓大矣”。他建议宋仁宗查清灾变之缘起，然后实行针对性的弭灾之术。范镇此番言论的目的并不在于强调灾情的严重，也不急于需要弭灾之术，而在于最后一句，即要求仁宗下求言诏，让朝臣们畅所欲言。更为深层的目的当是与立储有关。前述范镇首提立嗣之议，却曲高和寡，除殿中侍御史赵扦、并州通判司马光有所附议外，多数朝臣都不敢去碰仁宗的忌讳。此次水灾当是畅议此事的好机会，这从范镇之后的奏议中可以知晓。仁宗果然下诏罪己求言。求言诏书将水灾定性为天谴，是因为皇帝不德所致，要求官员们畅所欲言，以应天变。这就为朝臣的立储之议提供了绝好又合理的机会。原来建言立储只是台谏官员的职责所系，限于禁止越职言事的政治文化，许多士大夫并没有发言权，此诏书扩大了士大夫立储之议的范围。
范镇应诏上奏，不同的是他利用了“水不润下”的理论来劝谏仁宗。其说在立储之议中具有代表性，故录之如下：
伏见天下以水灾奏者，日有十数，都城大水，天雨不止，此所谓水不润下也。《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陛下恭事天地神祗，肃祗祖宗，山川之祀，罔不秩举，至于号令，必顺天时，非逆天时也，非废祭祀也，非不祷祠也。然而上天出此变者，晓谕陛下以简宗庙也。宗庙以承为重，故古先帝王即位之始，必有副贰，以重宗庙也。陛下即位以来虚副贰之位三十五年矣。臣近奏择宗子贤者优其礼数，试之以政，系天下人心，俟有圣嗣，复遣还邸。及今两月余而不决，政所谓简宗庙也，此天变所以发也。伏惟陛下深念宗庙之重，必有副贰，以臣前一章降付执政大臣速为裁定，以塞天变。
范镇首先将水灾归结为“水不润下”，并引用《洪范五行传》来陈述导致“水不润下”的几种情况。其次，他利用排除法，说仁宗对天地山川之神以及祖宗比较恭敬，都是及时祈祷祭祀，政令亦没有违背天时，那么天变的原因就不在于上述几项，而在于“简宗庙”。接着，他又分析了仁宗如何犯了“简宗庙”的错误。他认为“宗庙以承为重”，即以子孙繁衍为重，仁宗没有子嗣，又不择宗子充皇嗣，是对宗庙的懈怠与不敬。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天变。只有早日择宗子养于禁中，以充皇子之位，才能消弭天变。范镇这种循序渐进的论奏方式为古代奏议所常见，他用“水不润下”的理论来劝谏仁宗也可以说有理有据，又没有触碰对仁宗身体状况的忌讳。
范镇再次发力，同议者不少。翰林学士欧阳修也以“简宗庙则水灾”为由，规劝仁宗早立“储贰”，以应天谴。知制诰吴奎亦认为由于“嗣续未立”，“宗庙无本”，进而导致上天“辄降如此之灾异”。秘阁校理李大临亦引《汉书・五行志》中“简宗祀、不祷祠，则水不润下”的典故，认为水灾是因为慢待宗庙所致，应该顺立天时，早定副储。观文殿学士、知并州庞籍则建议仁宗应该仿照真宗“违豫”而定储的故事，早定储计。殿中侍御史吕景初劝谏仁宗要早择宗子，“天象谪见，妖人讹言”，以免给人以可乘之机。
不仅有水灾之扰，而且有彗星之忧。七月，“彗出紫微，历七星，其色白，长丈余”，直到八月才消失。八月初一，又有日食。按照灾异学理论，彗星与日食皆有阴盛阳之意。日食体现了代表天子的太阳被掩盖，君权受损；彗“历七星”，则为彗星向代表君势的北斗移动，有臣下叛乱之嫌。由此，并结合至和三年的政治情势，则有皇权与赵宋江山受到威胁之喻示，其寓意可以说代表着政治危机，作为天变之异，远比水灾更为严重。这两种比较严重的灾异再次引发了范镇对立储的呼吁。
先是，司马光再次上书建议仁宗立储，他以为当今之急务并不在于严重的水灾，而在于“根本未建”，应当“早择宗室之贤，使摄居储贰之位”，“万一有出于意外之事，可不过为之防哉”。司马光所言已经很直白，建议立储就是防止万一仁宗驾崩却未立储而会引发的局势混乱。范镇再上第六书建议立储，他指出，大水既为天变，近日又有“彗出东方，孛于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这是因为自仁宗不豫以来，天下人心惶惶，因此才导致“上天之变”。进而他批评仁宗向来“以纳谏为德，以畏天为心，至于小小论议，未尝不虚怀开纳。今及宗庙社稷之计，反拒谏而不用，违天而不戒乎”？之后，范镇又致书宰辅，再言天变严重，朝廷应该早定储计。范镇所上六书，其中有两书被仁宗交付中书门下，然未施行。故他又上疏，说仁宗“欲为宗庙社稷计”，而归罪宰辅大臣“不欲为宗庙社稷计”，并威胁说，“星变主急兵，万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领顾不保”。言不见用，范镇又上言，说真宗天禧二年（1018年）六月彗星见，很快即册封仁宗为太子，而今灾异连发，仁宗却无动于衷，这不是应对天谴之道。暗示仁宗应该效仿真宗，早日立储，以应灾变。
三、狄青对舆论焦点的转移
在至和三年的五月到八月，范镇所上建议立储的奏章不下八封，且多次以死罪相谏。之所以如此奋力进谏，正如他所反问，“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又是他身为谏官“为宗庙社稷计”的职责所在。司马光、欧阳修、赵扦等均有同议，且灾异向来为仁宗所重视，立储的压力不可谓不大。宋仁宗却没有为之所动，他只是将范镇由知谏院升职到侍御史知杂事，即从谏官转为台官，却依旧是言官。其后，宋仁宗将枢密使狄青免职，以杜群臣之口。
狄青，字汉臣，出身行伍，因战功卓著被仁宗委任为枢密使。作为全国最高军政长官，鉴于重文抑武的宋朝国策，枢密使多为文官担任。狄青因此遭到文彦博、欧阳修等高级文臣的猜忌，必欲除之而后快。群臣建议立储的浪潮中，部分官员利用仁宗重病和灾异，将矛头指向了因军功而擢升枢密使的狄青。换言之，群臣立储之议与倒狄浪潮在此有所交汇，欧阳修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如前所述，欧阳修曾建言仁宗立储，不仅如此，他也建议将狄青外放，就是对狄青的武臣身份有所忌讳。而且，欧阳修将狄青与水灾联系在一起，其言：
至于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此类推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惟陛下深思而早决，庶几可以消弭灾患，而转为福应也。
欧阳修此奏，不仅认为仁宗不立储引发天谴，用武将狄青为枢密使亦是天谴的重要原因。欧阳修此后又有几封奏疏，数次建议仁宗罢免狄青，可以说在倒狄浪潮中发挥了主将作用。
另外，前言彗星、日食皆有兵变、臣下犯上之兆。当然，如欧阳修所表达的，行伍出身的狄青因军功当上枢密使，导致文官的忌讳才是根本所在，况且狄青颇具人望，为天下人所瞩目。若将狄青的人望、仁宗的病重与频繁的灾异统和在一起，狄青又成了众人议论的对象。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载：
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闻青骤贵，相与推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数有光怪。知制诰刘敞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又极言：“今外说纷纷，虽不足信，要当使无后忧，宁负青，无使负国家。”并谓宰相曰：“向者天下有可大忧者，又有可大疑者。今上体平复，大忧去矣，而大疑者尚在。”……及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国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执政闻之始惧，以熟状出青判陈州。
“西府”即枢密院的代称。《宋史・狄青传》所载与之稍异，其曰：
青在枢密四年，每出，士卒辄指目以相矜夸。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数有光怪，请出青于外以保全之，不报。嘉祜中，京师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乃罢青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判陈州。
这两段史料所记为同一件事，前者比后者略详。《宋史》所谓“嘉v中，京师大水”有误，是年为至和三年，尚不及嘉v。狄青“骤贵”，一时间成了京城百姓崇拜瞩目的对象，等仁宗发病，又有传言说狄家犬有异象，谣言四起。刘敞因此要求朝廷将狄青出外，以促进社会稳定。水灾中，狄青竟然行坐在皇家相国寺的大殿上，如同僭越，故京城舆论哗然，朝廷只好将狄青出判陈州。这段记载背后的政治寓意不言自明，即狄青可能有天命之象，甚至有僭越之举。《宋史》所载大意相似，不同之处在于，《长编》中所述的“京城小民”成为了“士卒”，且“指目以相矜夸”。二者的意涵有所不同，京城小民瞩目狄青，多是崇拜之意，而士卒则不同，他们不仅仅是崇拜，而且对狄青有向心力。这就犯了“兵不知将”的禁忌，狄青怎么可以赢得广大士卒的人心呢？这是文臣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然两者孰是？《东都事略・王尧臣传》中虽没有完整记录狄青被免枢密使的过程，但对狄青的人望有所记载：“狄青以军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瞩目，而青颇有自得色。”此说与《宋史》较合。然南宋徐自明在编撰《宋宰辅编年录》时，将《东都事略・王尧臣传》中此句与《长编》中所载混二为一，录在“狄青罢枢密使”条目之下。徐自明当是认为，狄青既得士卒之心，又颇得民望。两宋之际的王在《默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青每语人曰：“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其后彗星出，言者皆指青跋扈可虑，出青知陈州。同日，以魏公代之。是夕，彗灭。
“韩枢密”“韩公”均指韩琦。狄青自以为与颇具名望的韩琦不相上下，只是比后者少一进士功名而已。这句转述是为了说明狄青较为自得或者跋扈。与前几则史料不同，这段记述将狄青的免职与彗星附会在一起，当属传言。然就在狄青被免职的夜晚，彗星确实消失了。其将狄青的跋扈、免职与彗星的出没进行附会，亦可见当时针对狄青的传言是多么的玄之又玄。
当仁宗和狄青都遭到朝臣攻击时，仁宗将狄青免职，此举可能满足了欧阳修等倒狄派官员的愿望；彗星的消失，灾异不见，这才使得范镇抿口不言立储之事。故范镇不得不说：“彗星尚在，朝廷不知警惧，彗星既灭，则不复有所告戒。后虽欲言，亦无以为辞，此臣所以恐惧而必以死请也。”范镇此句是无奈之语，即失去了要求仁宗立储的理论基础。
四、结语
对于至和三年的立储之议，李焘总结道：
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富弼、刘沆与王尧臣劝上早立嗣，上许之。会疾愈，寝其奏。既而言者相继，范镇、司马光所言尤激切，其余不为外知者不可胜数也。包拯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许。
如前所言，宋仁宗向来有畏天的好名声，又有纳谏之好。那么，为何就是不愿意早择宗子以充皇嗣呢？无它，只是因为仁宗的身w康复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生育的期许。到嘉v六年，待群臣再次请求仁宗立嗣时，仁宗却说：“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然“皆生皇女”。这句话就完全暴露了仁宗一再拖延立嗣的考虑。
这个情节确有所本，但首先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其实是苏辙（而不是苏轼）在策对中抨击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生活奢侈糜烂。苏辙中进士时才十八岁，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纪。大概他又在坊间听到了一些人对宋仁宗的议论，“闻之道路”，觉得应该告诫一下皇帝。
苏辙的言论，在朝中引发了一场小小风波，有大臣提出，“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建议仁宗罢了苏辙的功名。
大臣说宋仁宗“恭俭”，倒不是溢美，因为仁宗对自己的私生活确实是比较克制的，曾有一年秋天，京师的市场刚刚出现海鲜蛤蜊，内廷尚食局也买了二十八枚给皇上尝尝鲜，仁宗问：“其价几何？”答：“每枚千钱”。仁宗很不高兴，说道：“我常诫尔辈不可侈靡，今一下箸便花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蛤蜊。
又有一次，正是深夜，仁宗“在宫中闻丝竹歌笑之声”，便问：“此何处作乐？”宫人说：“此民间酒楼作乐。”宫人又说：“官家（指皇帝）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仁宗说道：“汝知否？因我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显然明白，为君主者，最大的美德乃是克制、节制。
苏辙称宋仁宗“近岁以来，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应该是失实的。仁宗在位期间，至少有六次放遣宫女出宫，每次放遣从五十几人至数百人不等。
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某日仁宗退朝，回到寝殿，让宫女替他梳头。那宫女梳头时发现仁宋怀中有文书，便问：“官家，是何文字？”仁宗说，“乃台谏章疏也。”梳头宫女又问：“言何事？”仁宗说：“淫霖久，恐阴盛之罚。嫔御太多，宜少裁减。”宫女听了便发了一句牢骚：“宰相大臣家中都有歌妓，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官家稍多几个宫女，他们却言阴盛须减去，只教渠辈快活。”仁宗不答话。久之，宫女又问：“台谏所言，一定要实行吗？”仁宗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那梳头宫女自恃受皇上宠爱，便说：“若果实行，请以奴家为首。”仁宗便起身，唤来掌宫籍的内侍，传旨：放遣三十名人出宫，其中就包括那名得宠的梳头宫女。皇后问他：“掌梳头者，是官家所爱，奈何作第一名遣之？”仁宗说：“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
苏辙承认他的策论乃是“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并无实据。用今日的话来说，虽不算造谣，却是信谣、传谣无疑，而且传的又是皇帝的谣，那宋仁宗是不是因此震怒呢？没有。电视剧《坡》说仁宗龙颜大怒，还拍了案子。这是编剧的无中生有，并不是史实。
史实是，当大臣建议罢黜苏辙的功名时，仁宗却极力维护少年轻狂的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事，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史官编录”之职。皇帝也没有要求苏辙交待谣言来自何人，也未叫人深究坊间何以有谣言传布。一桩小事，就此翻过，风轻云淡。宋仁宗是自信的：“辙虽妄言，果能诳天下之人哉？”所以他能够包容小苏的妄言。仁宋又是谦抑的：“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所以，他又不敢不包容小苏的妄言。
一千年前的君主，当然不可能具备自觉的现代政治伦理认识。不过宋仁宗的作为，倒也符合现代政治伦理：政治领袖应当接受更加严格的伦理约束，放弃一部分常人的权利，比如，他应坦然面对公众对其行为的未必确凿的指责，包容民间“八卦”其私生活的各种谣言。这是政治领袖拥有巨大权力与尊贵地位而需要支付的代价。
李宗仁一生前后有三任太太。元配夫人李秀文早年在广西临桂老家持家教子,没有随李宗仁走南闯北。第二任夫人郭德洁,1906年生于广西桂平县一个手工业者家庭。20世纪20年代初,还在桂平女子学校念书的郭德洁被时任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旅长李宗仁将军看中,遂结为伉俪。1964年,与李宗仁居住在美国纽约的郭德洁被查出患了乳腺癌。1965年7月20日,郭德洁随同丈夫李宗仁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于1966年3月在北京医院病逝。
沉浸在丧妻之痛中的李宗仁,亲属都远在海外,生活乏人照顾,情绪非常低落。为日常生活方便,他想找一个生活秘书或贴身保健护士。他的秘书陈思远,按照他所要求的条件,着手为他物色这方面的人选。通过朋友介绍,联系上有护理知识的27岁的单身女护士胡友松。
这胡友松是何许人也?当时她虽还名不见经传,但是她的母亲却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谁不知道电影明星胡蝶呢?当时,在上海、北平、南京等各大城市的照像馆和影剧院里都悬挂着笑靥如花的胡蝶的大幅照片。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时事新报》曾刊载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写的后来被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
赵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首打油诗,说的是发生“九一八”事变的那个晚上,身为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在北京一家豪华的舞厅,忘情地跟赵四、朱五、胡蝶这些风流美女狂舞。当急如星火的军情接二连三传进舞厅时,张学良竟置诸脑后,还要搂着这些美女舞一舞。
丢开赵四、朱五不谈,诗中的那个“翩翩胡蝶”,便是胡友松的生母。胡友松小时候名叫若梅,就在小若梅六七岁的时候,突然患了湿疹,而且百治无效。医生对胡蝶说:“南方气候潮湿,如能在北方干旱地区生活几年,孩子的病不治自愈”。这时正好一位高级军官的姨太太,也是胡蝶的好友,无儿无女,在北京居住,她又很喜欢若梅,胡蝶便将女儿托付给她,让若梅认她为义母。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胡蝶只身奔赴香港。从此,胡蝶与若梅母女便天各一方。1960年,胡蝶在亚洲影展上,凭借影片《后门》封后之后而移居加拿大。1989年,81岁高龄的胡蝶在加拿大病逝。
建国后,胡友松的养母生活无着落,常用打她骂她来泄气。她凭自己的努力考入一所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当护士,后又调入北京复兴医院当护士。因为她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不易寻找到满意的对象,直到27岁还未婚配。
二
当程思远把胡友松的照片给李宗仁过目时,李宗仁表示满意。于是,胡友松马上被请进李公馆。李宗仁对长相漂亮,天生丽质,落落大方的胡友松一见倾心。
消息传到那儿。对此事很慎重,考虑得也很周到,对有关方面负责人说,中国和美国不一样,没有私人秘书;护理工作有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护理人员要回家休息。李先生要是喜欢,只要女方同意,可以明媒正聚。于是年逾古稀的76岁的李宗仁,突发忘年恋,向27岁的风华正茂的胡友松发起火热的爱情攻势。
1965年7月20日,胡友松正随医疗队在通县农村给贫下中农巡回医疗。这在当时很是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晚上,从收音机里传来政府在大陆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在北京机场受到、彭真等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隆重欢迎的特大新闻。
对李宗仁这个名字,胡友松并不感到陌生,当时全民学“毛选”,她在《选集》里读到过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历史教科书里不再有“台儿庄大捷”,但她时常从大人们的闲谈中听到过,李宗仁打日本很坚决,1938年,他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歼灭侵华日军万余人。李宗仁的英雄壮举和崇高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打动了胡友松的心。面对自己崇拜的抗日名将李宗仁先生热烈的求婚,她同意了这桩婚事。1966年7月26日,李宗仁和胡友松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李宗仁公馆”举行婚礼,成了李宗仁第三任太太。
当时,李宗仁和胡友松的婚事,只是在极小的范围为极少数人所知晓,绝非如当今网上所言的什么“轰动一时”。
三
胡友松后来披露,当初李宗仁向她求婚,她也曾犹豫过,毕竟相差49岁,但她仰慕这位大将军,而且又知道了这件事,胡友松觉得她的婚姻能被批示,在那个年代是很幸运的。
无庸讳言,凡在那个历史时代生活过的人都会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在1966年7月那个阶级斗争已到疯狂的日子里,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正在大张旗鼓地在全社会“扫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在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分子成为极可憎极可怕的社会成员的时候,社会关系那是决定人的命运甚至生死存亡的。尽管李宗仁曾贵为“天子”,归国后受到党和国家的最高礼遇,但他毕竟是跟齐名的“反动头子”。如果胡友松不是一个无嫡系亲属的单身女孩,放在有父母、兄弟、姐妹、伯伯、叔叔、姑姑……历史清白的家庭,这门亲事是很难成功的。试问,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社会底层的百姓谁敢跟李宗仁攀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旦亲成,将后患无穷,刨起根底来要株连多少无辜善良的亲友?那么,阶级成份不好、历史又不清白的人家,怕被扣上政治大帽子而雪上加霜,更是不敢将女孩嫁给李宗仁。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胡友松也曾坦言,和李先生结婚,一方面是出于我本身的政治压力,都说我是大军官的女儿,这使我在单位很压抑。李先生毕竟是属受保护的社会上层人士,只要跟李先生结婚,我的一切都会改变。医院不用去了,生活条件变了,个人处境也变了。但在举行婚礼的时候,胡友松的思想忽然波动起来,有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想到自己的生世和辛酸的往事,心却突然揪了起来,“我突然想,自己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她借口醉酒,独自走进卧室,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将怎么办?”
但李宗仁很为这桩成功的婚姻高兴,他把他和胡友松合影照片冲洗了好多张,分别寄给国内外的朋友,在每张照片后面,他都激动地写上:“这是我的夫人胡友松!”
婚后,这对老夫少妻分床而栖。李宗仁每天夜里总要去胡友松的卧室看一看,给她盖个被子,聊上几句。但胡友松很快就烦了,让李宗仁以后不要再在深更半夜来吵醒她。但李宗仁还是去。在胡友松熟睡时,他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怕惊扰妻子的酣梦。“一次,”胡友松回忆道,“我肚子着凉,医生开的方子是吃4两南瓜籽,李宗仁就亲自为我嗑,一直为我嗑到深夜。”胡友松开始为李宗仁的真情打动,渐渐地从感情深处接纳了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双方总算有了共同的语言,开始了融洽的家庭生活。胡友松亦从人称,尊称自己的夫君为德公。非常钟情自己新婚妻子的李宗仁,十分喜欢“若梅”这个民国色彩很浓的名字,他希望自己的爱妻能像梅花一样,经得起人生的风霜雪雨,故都以“若梅”称之;而李宗仁的旧友和部属则多称呼胡友松为“少夫人”。这样的称呼,大家都很开怀。平日,两人就呆在“公馆”里画画、看报、下棋消磨时光。
天有不测风云,这种平静而恬淡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有半。李宗仁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李宗仁住院后,胡友松精心护理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使李宗仁感到了莫大的慰藉和满足。然而,胡友松有心爱人,却无力回天,李宗仁于1969年1月30日撒手人寰,永远地离开了年青貌美的爱妻。留给胡友松最后一句话是:每年清明别忘了给我扫墓,让人知道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妻子。
四
短暂的婚姻结束了,对于刚刚30岁的胡友松来说,无异于天崩地裂,顿觉孤独无依,陷于无限悲凄之中。更有甚者,她被赶出“李公馆”。随着阶级斗争愈深入,胡友松被扣上了“港台特嫌”的帽子,被公安部门拘押审查。1970年,胡友松被送到“五・七干校”――湖北沙洋农场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和思想改造。有关领导不想让人知道胡友松的真实身份,便建议她改个名字。于是,胡友松不得不更名叫王曦。
听说李宗仁遗孀胡友松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时非常生气,拍着桌子大光其火:这么大个北京城,难道还放不下一个胡友松?赶快叫她回来!在的干预之下,胡友松回到北京,被安排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有关部门又很快给她安排了住房,胡友松终于有了一个新家。
胡友松是在的亲自过问下才得以“”,被摘掉“特嫌”的帽子,并且恢复正常的平静生活。
后来,胡友松又被突然调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笔者注)工作。原来,这还是给予她的深切关怀所致。在病重期间,还常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听胡友松的情况,问胡友松年过得好不好?一再交待有关负责人,要对胡友松作妥善安置。
后来,在朋友撮合下,胡友松又结了一次婚。但是,这次的婚姻并不幸福,很快便离了婚。
五
胡友松尽管学历不高,但是她的心里十分清楚,李宗仁是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即便是他的日常生活用品,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成为珍贵的文物,有的还可能是无价之宝,自己有责任好好保护它们。在她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她也没有想过变卖这些旧物。
李宗仁生前常把台儿庄比作他的“第二故乡”。台儿庄的领导和各界民众也在四处打探李宗仁将军夫人胡友松的下落。1996年8月的一个日子,在台儿庄籍人贺茂之将军的帮助下,台儿庄的人民终于找到了胡友松。
胡友松被接到台儿庄参观考察,受到台儿庄领导和群众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回到北京,她打开了尘封30多年的一个又一个箱子,把李宗仁60多件遗物和200多帧照片以及书信一一取出,悉心整理后,全部捐献给台儿庄李宗仁史料馆。为了感谢李将军夫人,台儿庄把胡友松列为台儿庄荣誉市民。
早在此之前,胡友松先后两次将国家发给她的特别补助费13.7万元,李宗仁的私款20余万元,以及大宗名人字画上交国库;与此同时,她还把李宗仁的160帧照片捐赠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向政府表示,她不要国家任何照顾,完全能够自食其力。胡友松永远忘不掉李宗仁,在李宗仁逝世后的每一个清明节,她都到八宝山公墓,将一束鲜花奉献在李宗仁的墓前。
1990年3月,作为李宗仁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到广西临桂县两江镇头村瞻仰和凭吊夫君李宗仁的故居。在瞻仰了桂林文明路的李宗仁官邸后,胡友松在有关工作人员陪同下,去叠彩路一号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女士的住宅拜望。
1949年,李宗仁去美国时,李秀文也离开了中国大陆。1959年,李秀文辗转到美国,同长子李幼邻、儿媳珍妮一起生活。1973年,在总理关怀下,李秀文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家乡居住。她和长子李幼邻深为胡友松的高尚品德所感动。李幼邻曾向中国有关部门表示:“我父亲最后的日子是她照顾的。我感谢她,她是李家的人。”
当胡友松到李秀文住宅时,方知李夫人已住进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当时叫市工人医院――笔者注),她便又赶往医院。只见李秀文床头病员卡上写着:1988年8月28日入院,脑血管硬化。老夫人因年事已高,处于长期的“醒状昏迷”状态,已无意识。胡友松没有讲话,她在近前仔细地观察了好一会才依依惜别。这是李宗仁的第三位夫人和第一位夫人之间唯一的一次会面。
两年之后,1992年,102岁的李秀文在广西仙逝。
六
进入人生黄昏的胡友松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不写回忆录,也不写传记,只在心里留个记忆!她听说,在电视连续剧《霍元甲》中主演“霍元甲”的著名香港影星黄元申先生看破红尘,于1989年舍弃父母、妻儿到香港大屿山宝林禅寺削发为僧。这件事对她触动很大,她也步黄元申的后尘,于1993年到北京广济寺皈依佛门,法名妙惠居士。
她习惯了一个人独处的清静生活。她的生活颇为简单――读书,练字,画画。上午时光,她在自己的屋子里虔诚地潜修佛学,客厅里摆着莲花灯,灯轴上是一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下午,胡友松一般是画画、练字。她擅长画牡丹,她画的牡丹花经常参加海峡两岸的名人画展。她描摹齐白石大师的画已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她将卖画所得款项全部捐献给灾区人民。她打算在适当的时候举办个人画展,但不幸这却成了她的遗愿。
2008年2月5日那天,胡友松兴致很高,买了很多年货回到台儿庄,说要在台儿庄过一个丰盛的春节。谁知,傍晚突然感到腹部疼痛,到医院检查确诊是直肠癌。她很乐观地对身边的人说,“我是直肠癌,和李先生一样的病,到死的时候我们也是同病相怜。”她已看淡了生死,正月十六在枣庄市市立医院上手术台的时候,医生要亲属签字,她笑笑说,“我自己签吧,我孤家寡人一个!”
2008年11月18日,胡友松感到时日无多,便前往德州庆云县名刹金山寺小住。一周后,在几十位僧侣与佛友们的虔诚祈祷中,她以妙惠居士的法身,安然圆寂。
台儿庄战役胜利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许多年来，这个故事一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当时为国人不齿的中国籍日军翻译官。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身带污点的人，成为台儿庄大捷至关重要的节点。这是一位身怀民族大义的英雄志士，他的名字叫夏文运。
留日高材生才华横溢，却因生计误入歧途
夏文运，字承尧，化名“何益之”，1905年出生于大连金州新区七顶山满族乡大朱家村。其父夏日明，在兄弟中排行最末，人称“夏老九”，是当地有名的“车把式”。幼年时期，夏文运聪慧腼腆，唇红齿白，经常被戏称为“夏大姑娘”。八岁那年，夏文运作为家里的“读书苗子”背上书包，进入当地的第一普通学堂学习。
1919年，夏文运考入日本人开办的旅顺师范学堂。毕业时，他各科全优，成绩突出。日本校长津田十分欣赏夏文运的才华，特别说服“满铁”的老总，每月资助夏文运50日元，并以广岛高等师范交换生的名义资助他赴日留学，攻读历史和法学。每月50日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1929年，夏文运考入了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硕士研究生。
进入大学学习后，夏文运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他以“绿蕉”为笔名，先后翻译、出版了厨川白村《小泉八云及其他》、《欧美文学评论》等多部日文著作，在日本文学界初露头角。他的成就也渐渐引起中国新文学界的关注。1931年春，夏文运回到国内，并应聘为奉天冯庸大学教授兼校长秘书。同年暑假，他返日进行论文答辩，拿到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正式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业。
1932年3月，夏文运回到大连。此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冯庸大学被迫迁往北京，夏文运因此失业。在生活无着、报国无门的窘境下，经人介绍，夏文运无奈进入了政府机关工作。因其“学历过人、日语甚好”，他受关东军司令部情报课长和知鹰二中佐的聘请，担任其贴身翻译。
因“夏”字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夏文运对外自称“何益之”。在做翻译官期间，夏文运深得和知鹰二的器重，并与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日军高层接触频繁，这使得他日后从事谍报工作成为可能。
李宗仁亲自策反，乱世浪子幡然醒悟
1931年至1936年，侵华日军利用中国当时的分裂局面，煽动地方势力派李宗仁同中央政府对抗，派出日军高层人物去广州游说李宗仁。
1935年6月，夏文运陪同和知鹰二长驻广州，做李宗仁及其两广军队的策反工作。此后，李宗仁与和知鹰二的历次会谈，都由夏文运做翻译。在与日军军官周旋中，李宗仁得知日本军方分成两派：一派是以东条英机、土肥原等人为代表的“南进”派，主张迅速占领中国及东南亚，攫取资源，以战养战；另一派是以荒木贞夫大将为代表的“北进”派，主张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而和知鹰二属于“北进”派，他不支持扩大侵华战争，并与土肥原有很深的芥蒂。
在会谈中，李宗仁认识了夏文运，对这个身在日军高层的大连籍中国翻译官印象深刻。据 《李宗仁回忆录》记载：他与夏文运多次见面，觉得其为人正派，年轻热情，才华横溢，便想唤醒他的良知。
这天，在广州东山马棚岗，李宗仁秘密约夏文运到自己的住处见面。李宗仁诚恳地问他：“我看你是位有德有才的青年，现在我们的祖国如此残破，你的故乡大连也被敌人占据，祖国的命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你能甘心为敌服务无动于衷吗？”面对中国高级将领的倾心询问，夏文运沉默不语，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在李宗仁的开导下，夏文运的心弦被拔得轰然作响，犹如流浪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伤心的眼泪倾泻而下。他回忆自己小时候如何受日本人的欺凌，即使无意中多看了日本人一眼，也会被打得遍体鳞伤，现在虽然深得日本人的器重，但也时常受日本同僚的奚落。日本人嘴上高喊“大东亚共荣”，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中华民族是，从没有真正看得起他。夏文运擦干眼泪，郑重地对李宗仁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李宗仁见他语出诚挚，便与他私下约定，让夏文运做其秘密情报员，刺探日方机密，并通过地下电台和专用密码与自己单线联系。夏当即允诺，并谢绝了李宗仁提出给予一定报酬的好意。
身在狼窟心系中华，尖刀暗藏直插敌营
夏文运被李宗仁成功策反后，利用和知鹰二的庇护和其特殊身份，长期为李宗仁提供日军高层核心绝密情报。1936年上半年，夏文运提供了日本派遣大批特务到印度支那活动的战略情报，李宗仁分析出日军将施行南下战略。同年秋，他果断地将广西省会从毗邻印度的南宁迁往内地桂林，实施战略转移。时隔半年，日本就发动了“七七”事变，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帷幕，并出兵印度。之后，关于日军进攻徐州，突入皖西、豫南，以及围攻武汉的战略及兵力分布，李宗仁无不了如指掌……这些情报实际都是夏文运提供的。
1938年年初，台儿庄战役拉开序幕。台儿庄位于苏鲁交界，为山东南大门、江苏北屏障，在徐州东北方，相距61公里。台儿庄若失，则徐州不保。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从青岛向鲁南进犯，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沿津浦线南攻，2万多名日军以饿狼扑食之势直逼徐州门户台儿庄。
大战在即，1938年1月底，夏文运送出了一份极为重要的秘密情报给李宗仁，情报内容大概是：日军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所部，从胶济路南进蒙阴、沂水等地。李宗仁据此料定板垣将进攻临沂，因此命令庞炳勋军团驰往临沂，堵截敌人。庞炳勋军团实际上只有5个步兵团的兵力，虽浴血奋战，但到3月中旬，渐渐抵挡不住号称日本“陆军之花”的坂垣师团的进攻，于是向李宗仁求援。而此时南北战线都很吃紧，李宗仁根本无兵增援。
正在李宗仁急得团团转时，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绝密电报：日军南动北不动。李宗仁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于是立即调整军事部署。他命令驻防在津浦线南段滁州、明光的桂系第31军迅速西撤，诱敌深入；命令于学忠的51军在淮河北岸布防；迅速抽调张自忠的59军北上。庞炳勋部和张自忠部合力，一举在临沂歼敌3000 多人。日军受到重创，无法在临沂地区立足，撤退了90余里。这一战彻底粉碎了坂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企图，从而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4月7日，台儿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军队毙伤日军11984人，俘虏719人，缴获大炮31门、装甲汽车11辆、大小战车8辆、轻重机枪1000余挺、步枪10000余支，矶谷师团的主力被彻底歼灭。台儿庄战役是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台儿庄也被誉为“中华民族扬威不屈之地”。
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不无惊讶地对李宗仁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大多是蓄意淘汰的杂牌军，虽然兵力数倍于日军，但新兵多、武器装备低劣，每人平均还不到一支枪，不少人使用的是大刀、长矛，部队的训练和士气也较差；而日军装备则有火炮、坦克、飞机等先进武器。李宗仁后来回忆说：“和上海作战之部队相比，实在是三、四等的货色”。“我军在京沪线上有百万貔貅，尚且一败涂地，今敌人挟新胜之威，自南北两路倾巢而来，我胆敢以七八万疲惫之师，与之周旋，也未免有螳臂挡车之感了。”
李宗仁对夏文运提供的情报在价值和及时、准确方面都十分满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何君（即夏文运）冒生命危险，为我方搜集情报，全系出乎爱国的热忱。渠始终其事，未受政府任何名义，也未受政府分毫的接济。”“其情报的迅速正确，抗战初期可说是独一无二。”
1939年4月，夏文运从上海发来密电，详细报告日军扫荡五战区的战略及情况。据此，李宗仁下定决心，巧妙布阵，率部苦战月余，终于击溃进犯之敌，毙敌5000余人。
身份暴露险遭杀害，思念故土客死他乡
1939年7月，担任国民政府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长的张群，在接受UP（合众社）、AP（美联社）、AFP（法新社）等外国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得意忘形，将松冈外相对的最后通牒、日本对华工作要项等情报悉数向媒体披露。外国记者听后都十分吃惊地问：“这么多绝密的日本情报，是怎么搞到手的？日本可是一个保密体制严格的国家啊！”为了让记者们相信，张群顺口回答：“这……这些情报，是我们从Shia某手里获得的。”于是，中外媒体纷纷以重庆方面曾从“谢某”或“夏某’之手获得日本情报为标题，进行大肆的报道。张群的话犹如一颗震撼弹，迅速向外扩散。日本军方闻讯后紧急追查。很快，和知鹰二受到怀疑，被撤掉“兰机关”机关长职务，不久被调往台湾，担任台湾军参谋长。考虑到夏文运的人身安全，和知鹰二特意从台湾给他拍来电报，暗示说：“上海天气不好，宜暂留香港。”夏文运领会其意，偷偷逃往香港。夏文运刚刚离开，日本宪兵队就到了。他们包围了夏文运在上海的住宅，此时夏文运早已登上了去香港的客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已经回到上海的夏文运因间谍嫌疑，险遭日方特务逮捕，只能被迫逃往山西太原。自此夏文运与李宗仁的情报联系中断。夏文运在太原先后任伪《新民报》社社长，1943年至1945年4月任伪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1946年3月，军统局局长戴笠飞抵北平。他偶然听说夏文运在北平，于是亲自部署，秘密逮捕并审讯了他。为此，他的行期延误了一天。在返回南京途中遭遇雷雨，命丧戴山。
夏文运被关在东城区警察署内，随时都可能因为叛国罪被处决。妻子陈桂珍得知消息后，立即去见李宗仁，请求救援。李宗仁亲自出面证明“夏文运非汉奸，他在日伪政权所做的一切，都是受其派遣的”。1947年，夏文运经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保释出狱，1948年回上海定居。
新中国成立后，夏文运被误认为在逃的“大汉奸”，捉拿的布告贴满了他家乡的大街小巷，夏文运的子女、亲友都受到牵连，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1950年年初，夏文运被上海卢湾区警察局逮捕，经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书记吴克坚的证明，最后被无罪释放。
重获自由的夏文运经香港，辗转踏上日本国土，并在日本定居下来。在日本政要岸信介的担保下，夏文运获得了日本的居住权，并担任了日本国铁特别顾问。退休后，夏文运以经营料理店为生。晚年的夏文运十分思念祖国，很想回到家乡去看看。可是由于当时中日尚未建交，他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1967 年，夏文运以日文出版《黄麈万丈》一书。
和知鹰二，二战后曾任日本国铁总裁，被誉为日本“新干线之父”。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访问期间，他拜会了寓居新泽西的李宗仁。交谈中，李宗仁仔细询问了夏文运在日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不无感慨地说：“不知什么时候再能见到老夏啊！”后来，李宗仁又在《回忆录》中多处提及夏文运，称他是“无名英雄”、“对抗战之功实不可没”。1965年7月，李宗仁冲破重重阻力，返回祖国大陆。他向有关部门打听夏文运子女的情况，并希望能见他们一面。
1978年，戴着在逃“大汉奸”帽子的夏文运客死日本东京，终年72岁。始终怀有一颗中国心的他，至死也没有加入日本国籍。
虽然，夏文运最终离开祖国，到日本定居，并客死他乡。但是他的历史贡献不能因为他的远走而被抹杀。今天，当我们纪念台儿庄大捷，高度评价它的历史地位时，请不要忘记还有这样一位不为人知的中华儿女，他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做出的选择和贡献。
历史上宋仁宗不是一个好色皇帝，不过宋仁宗既然是一个正常男人，自然对女人也就有许多渴望。他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的女人首先都是他皇帝老子的女人。何况自古以来，无数人就把自家的女人被皇帝宠幸当作是一件风光无限的事情。可是千百年来，君王好色就被认为是误国取祸之道，于是，宋仁宗因为美女和大臣之间就引发了不少趣事。
某天开封府尹范讽老爷升堂，有个大款前来告状，说自己给儿子娶老婆，结婚都已经三天了，可是忽然来了一个男人，把儿媳妇带走了。经过打听，竟然发现那个男人是大内禁军的一个指挥使。那个男人带走儿媳妇已经半个多月了，至今没有半点消息。
范讽一听，急忙就跑到皇宫去责问皇帝。范讽说：“陛下不迩声色，朝野共知，岂宜此；况民妇已成礼而强取之，何以示天下？”范讽的语气很生硬，但是却也是硬中有柔。先给宋仁宗一顶大大的高帽子，天下人都知道您不近女色，是个有德行有口碑的好皇帝呢？今天怎么了，竟然做出这么有失体面的事情？并且，人家那个女人，已经是正式拜堂成亲，符合礼法的已婚女子，您怎么能够强行抢夺呢？这样天下人会怎么说？宋仁宗一听，尴尬了。虽然他是皇帝，可是哪个皇帝是真正一个人说了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呢？皇帝也要守规矩，有时候守的规矩比老百姓还要多，还要更痛苦。宋仁宗说：“皇后曾言，近有进一女姿色颇佳，朕犹未见也。”最近几天，皇后告诉我，说最近发现了一个女子，长得比较漂亮。可是朕都还没有见过呢。不知道卿家说的是不是这个女子。宋仁宗明白，既然范讽敢到皇宫来找茬，那就是手上有了切实的证据，要想完全抵赖，已经不可能了。那怎么办呢？找个替罪羊吧，总不能说自己好色胡乱强夺人妻吧。找谁好呢？自然是皇后，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临你顶缸。并且皇后是后宫之主，有权力也有义务给皇帝进献女子。有皇后来负责，就算是出了问题，那也是为大宋江山社稷，为延续子嗣后代考虑，不怕大臣们上纲上线，深挖批斗。范讽一听，懂了，说：“果如此，愿即付臣，无为近习所欺，而谤怨归陛下。臣乞于榻前交割此女，归府面授诉者。不然，陛下之谤，难户晓也。”范讽当官当到京城一把手，那绝对是人精，“果如此”，就说明范讽才没那么好骗呢。就算按照您说的，是皇后找的那美女，和您无关，但是问题还是存在。不把女人叫出来，那美女的父亲、丈夫就会在开封府继续告状，搞得天下人都误会皇帝好色无道呢。范讽依然一副为宋仁宗考虑，为大宋江山着急的模样。
为了避免宋仁宗扯皮，打着研究研究的旗帜拖拉不办理，范讽提出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希望宋仁宗当着范讽的面在御座之前，把那个美女人妻交给他范讽带走。这样的话，才可以还宋仁宗一个清白。宋仁宗无奈了，只能下令把那个女人放出宫去。
关键词 价值论 “道” 仁 空 无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90-03
引言
价值体现了事物服从于人的目的、意愿或需要的“有用性”，这种“有用性”是可以相互递属的。而一切相互递属的“有用性”总要有一个最高目的，亦即一个不以其他目的为目的或自身即是目的的“内在的目的”。这一最高的目的或内在目的，就是人类“终极关怀”的对象。人不是活着就足够了的，他总要思考生存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这便是价值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重要的内容。
相较于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知识的特点来说，中国传统哲学更侧重关注人的情感、生存意义和状态，以及与人紧密相关的社会伦理和政治问题，从而形成了发达而富有特色的价值论体系。这一价值论体系以“道”为最高范畴，作为人生意义、社会伦理和政治的最高理想和有效的致达途径。作为中国传统哲学主干的儒释道三家，皆在“道”的范畴下展开，以修道、证道或成道为人生和社会的最终依归。这正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云：“儒道释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李贽：《三教归儒说》，《焚书·续焚书》，中华书局，2009年，第75页。然而，儒释道三家在“道”的具体理想和达致途径上又有所区别，不可不说明清楚。
一、仁：现实社会的人格修养
儒家侧重关心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活处境和生活理想，关心社会人伦关系和现实政治如何才能达致和谐的中庸状态。因而，“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对神鬼思想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儒家注重现实社会的价值论倾向，被南宋理学家陈淳说得较为简洁明确，他在解释“道”的时候说：“道之大纲，只是日用间人伦事物所当行之理。”陈淳：《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第38页。
从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的生存意义立场出发，孔子提出了“仁”的思想，作为儒家学说体系的核心。他说：“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孔子本人对“仁”这一核心概念的重视，“朝闻道，夕死可矣”，即是说的理解“仁”的内涵、达致“仁”的境界。孔子由“仁”这一核心概念出发，提出了“正名”、礼乐等政治主张。
孟子继承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人性善”的观点和“仁政”的主张。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孔子所谓“仁”的具体体现。由此出发，孟子在个人修养上，倡导“存心养性”、“求其放心”，以培养“大丈夫”的正直伟岸的人格。在国家政治上，孟子则倡导“保民之产”、“推恩”的“仁政”，以实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与民同乐”而“王天下”的政治理想。
儒家将个人修养和社会治理看做是两者相即的，所以《大学》谓：“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4页。
宋明道学继承了儒家的这一理论特质。朱熹将“理”作为他自己的学说的核心概念，认为正是“理”的存在与发用流行体现了“道”。而朱熹的所谓“理”正是忠孝仁义等道德科目的来源与归依，也正是孔子“仁”的思想的形上化。朱熹正是通过“仁”的形上化，强调了“天命之性”（道心）与“气质之性”的差别，从而提出“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修养主张，这与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的观点遥相呼应。心学的大成者王阳明更是在朱熹理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重要思想，并将“致良知”作为其一生学术思想和修道实践的根本宗旨。他说：“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答欧阳崇一》，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0页。又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答顾东桥书》，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1页。可见，王阳明的“良知”以朱熹的“理”为基础，也是对孔子“仁”的思想的阐发。
二、空：超越境界的心灵澄净
儒家重视现实社会中的人伦和政治，佛家则更为关注对超越境界的追求。它将“空”作为自己价值论学说的终极追求，是“道”在佛家理论中的具体表现。佛家认为“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因为“诸漏皆苦”，人的生老病死都是痛苦的，所以佛家追求超越，致力于通过证道来了生脱死。因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万物皆是因缘而生、皆无自性，所以性空，所以佛家便致力于通过证道来明心见性，证得智慧佛果。
虽说佛家都是主张“缘起性空”的，但内部却又分说有和说空两派：说有是说“假有”，说空是说“真空”，两派佛家的最终追求依然是“空”。属于说“假有”一派的佛宗有唯识宗、天台宗和华严宗，属于说“真空”一派的佛宗则是三论宗和禅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