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6 00:16:12
2010年,是浪漫派钢琴诗人肖邦诞生200周年。全球几十个国家将举办2000多场音乐会等活动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在他的故乡波兰,政府更是将今年列为“肖邦年”。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还把肖邦的一首曲子录音,带往空间站作为纪念。5月22日,上海世博会迎来波兰国家馆日,肖邦音乐成为活动主线。中国演员用二胡、琵琶、筝、笛等中国民族乐器,演奏包括肖邦作品在内的波兰音乐。下午,一场汇集了众多波兰艺术家的创意舞蹈――“与肖邦共舞”在世博中心举行全球首演。
所以,值此大钢琴家肖邦诞辰200周年之际,说说对于肖邦唱片的收藏和聆听经历,与同好分享。
看看对肖邦的描述吧:表现和谐与充满柔情的天才(李斯特语)、夜色中徘徊的幽灵、孤独的夜雨、诗意的歌者、即使枯萎仍有惊人美丽的花朵……有人沉湎于他的多愁善感,有人欣赏他“藏在花丛里的大炮”(舒曼语)般雄浑阳刚,有人钟情他的高贵气质;有人说他优雅,有人说他哀伤……这一切,都来自他的琴艺。肖邦在精神、思想、气质,到和声、织体、节奏、调式、音响、演奏技巧等,多方面地为钢琴艺术作出无可估量的贡献。波兰的民族性、法国的沙龙性、光辉的炫技性、内在的精神性,构成了他作品的内涵。
200年来,因为有了肖邦,出现了钢琴史上的种种神话,成就了大批音乐家、演奏家、教育家;反之,也正是他们,使得肖邦的声音永驻人间。
音乐是心灵的独白,任何乐谱其实都无法完整表达作曲家的思绪,更何况还有弦外之音,要靠演奏者去探索、体验、再创作,才能达到彼岸境界。所以说,演奏肖邦,千人千面。自从有了录音,各路英豪留下的肖邦读本蔚为大观。作为仰慕者,我辈只有兼听则明,漫步在灵动旖旎的精神花园,通过收藏、聆赏,走近肖邦,进入音乐的神殿。■
年谱版《肖邦钢琴全集》(艾尔巴恰演奏, 12CD)。法国Forlane唱片公司数年前出版了按作曲年代录制、编排的《肖邦钢琴全集》。上海文艺音像出版社引进版权制作发行,共12张CD,14个小时的乐曲。是中国肖邦迷的最佳选择之一。演奏者是1958年出生于黎巴嫩的阿卜杜拉・拉赫曼・艾尔巴恰(Abdel Rahman El Bacha)。艾尔巴恰用六天时间,在六个不同的地方按肖邦当年的作曲顺序录制了这套全集,每完成一集,还召集听众畅谈感想。按年谱录音的概念前所未有,听众通过追溯肖邦的一生,好像生活在作者当时的人生和音乐经历中。
艾尔巴恰说:“在我眼中,音乐灵魂的表现就是单纯……”(夏代尔著《音乐与人生――与22位钢琴家对话》中译本)。这话恰恰可以用来注解他演奏肖邦的风格。
气质、相貌上与肖邦最接近的人,是有“20世纪最后一条恐龙”声誉的弗拉基米尔・霍洛维兹(Vladimir Horowitz 1903―1989)。有人认为,可以把他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而不带“之一”两字。他在速度控制、触键、音色变化,特别是八度弹奏等方面,都有惊人的能力。弹肖邦时,有铿锵的金属之声,有雷霆万钧之势,又不乏似水柔情,细若听针落地的层次感,很适合表现肖邦的忧郁悲情和内心的阳刚之气。另外,在乐曲的构思方面,他既秉承原曲旨意,又对弦外之音有独到理解和表现。年轻时的霍洛维兹,宛若肖邦再世。霍洛维兹最受欢迎的,就是他中年复出时的那套13张CD,由台湾购买“新力”公司(Sony)版权而制作。其中收入不少肖邦作品,显示出中年霍洛维兹精湛的琴艺。Sony公司专门有两张《霍洛维兹弹肖邦》的专辑,封面就是老霍与肖邦的并列头像。这可谓“佳凝集”,特别是《革命练习曲》,收了相差10年的两款录音,大气磅礴,如涉激流险滩,确实煽情。但妙就妙在:明知煽情,却无造作之感,原因是大师奉行“弹肖邦要像莫扎特,弹莫扎特要像肖邦”的原则。
以演奏肖邦著称的波兰钢琴大师很多,假如只给一个名额,恐怕非鲁宾斯坦莫属。阿图尔・鲁宾斯坦(Artur Rubinstein 1887―1982),波兰犹太人,真正的音乐家,肖邦演奏权威。小个子,但有一双可以跨12个键的铁沙掌。鲁宾斯坦的演奏曲目很广,录下的唱片有200多张。他以演奏肖邦著名,除了他是波兰人之外,主要是由于他弹出了肖邦的民族魂和特有的尊贵、雅致、清高等气质。技术上,他喜欢弹成块成堆的音符,从曲式上把握好总体结构;他手指从琴键上方触键,弹出的音色浑厚坚实,被誉为“鲁宾斯坦音”;他的琴声从容,被誉为优雅的典范。所以,有人说他演奏的肖邦是“中年肖邦”、“贵族肖邦”。他录制的《肖邦集》,一直被奉若圭臬。据说,1950年代,他在中国钢琴界的声誉如神一般,他的78转胶木唱片要40―50元一张。
俄罗斯钢琴大师吉列尔斯唱片专集。吉列尔斯(Emil Gilels 1916―1985)是俄罗斯钢琴学派的另一面旗帜,比李赫特小一岁,但出道早,李赫特参加全苏钢琴大赛时,他已经是评委。他自谦说:李赫特的琴艺比他强十倍。他演奏的肖邦深沉、内敛而不孤僻,充满平易真诚。
阿什克纳济弹《肖邦奏鸣曲》唱片封面(英国Decca唱片公司出品)。阿什克纳济(Vladimir Ashkenazy 1937― )有“全能钢琴家”声誉,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舒曼、拉赫马尼诺夫等人的全集,都被他一一拿下录了音。他是1956年肖邦比赛亚军、1959年伊丽莎白比赛冠军、1962年老柴比赛并列冠军。他在Decca公司录的肖邦全集共13张,是音色、演奏的佳作,也是收藏聆听的上佳选择。现在是很活跃的大师级钢琴家、指挥家。
意大利钢琴大师波里尼弹肖邦《前奏曲》唱片封面(DG公司1980年出品),属于最早的一批激光唱片,弥足珍贵。
新版波兰国家版《肖邦全集》乐谱(波兰音乐出版公司提供版权,上海音乐出版社2006年出版)最接近原稿,有演奏注释和版本注释,可与录音对照解读。
《阿赫里奇演奏集》唱片封面,收肖邦作品多多。阿根廷女钢琴家阿赫里奇(Martha Argerich 1941― )天生丽质,有着诗人或吉卜赛女郎火样的激情,更有男性的刚毅果敢,假如乔治・桑不是小说家而做了钢琴家,恐怕就该是这样子。她手下的肖邦,狂放时如惊涛骇浪,温柔时犹春风拂面(如演奏第2号《诙谐曲》中著名的“水晶般过渡句”)。
土耳其女钢琴家比瑞特弹的《肖邦全集》,可以作为基础收藏。这是其中《肖邦练习曲》唱片封面(西曼公司1990出品,拿索斯品牌,DDD录音。右为比瑞特,左为法国画家、肖邦朋友德拉克罗瓦画的肖邦肖像)。
195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五大教授之一的吴乐懿,查哈罗夫的学生。中国旗袍与西洋乐曲的韵律交相辉映(《吴乐懿钢琴独奏》唱片,有肖邦作品。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
李赫特(Sviatoslav Richter 1915―1997)祖籍德国,生于乌克兰,父亲是毕业于维也纳音乐学院的钢琴家,但李赫特深得琴艺三昧,真的是靠“天才加勤奋”。22岁上,他才投到莫斯科音乐学院超凡脱俗的名师涅高兹门下,系统梳理、增加音乐学养。他的演奏有激情、深度,也有严谨与细致,广受赞誉。当然,天才与众不同,他也很孤傲固执。他会为第一次来苏联参加柴可夫斯基钢琴比赛的美国选手凡・克莱本打满分,给其他人打零分(后来评委会请示了赫鲁晓夫,真的给了克莱本第一名)。在斯大林葬礼上,上峰要他弹《国际歌》,他竟抗命不从,硬要弹巴赫,结果在两名武装士兵的“保护”下离开现场。晚年的李赫特避开喧嚣大城市,在自己喜欢的小镇乡间开独奏会,演出时关闭灯火,只在琴上燃一支蜡烛,照谱弹奏。他留下的录音很多,飞立浦唱片公司出过几种套装,有肖邦作品,个别演奏至今被认为无人能及。
葡萄牙女钢琴家皮勒斯弹《肖邦夜曲》唱片封面(德国唱片公司1996年出品,4D录音),全部录音由实力雄厚的DG唱片公司出版。她虽然已到了徐娘也算不上的年纪(1944年生),公司还是为此大大包装、宣传一番。这位女士本来搞的是室内乐,与小提琴手杜梅、华裔大提琴家王健合作三重奏(还差点做了王健的岳母),后来脱颖而出搞单干,成效卓著。她的莫扎特极其精彩,走红一时。而这部肖邦的《夜曲》,竟被认为连鲁宾斯坦也要让其三分的佳作,最近入选新版《肖邦全集》。
《基辛弹肖邦》(2CD,1986、1988年东京音乐会实况,莫斯科MK唱片公司1991年出品)。叶夫根尼・基辛(Yevgeny Kissin 1971― )是俄罗斯国宝级后生,公认的霍罗维茨传承人。他最好的肖邦录音,却是十五六岁时的现场演奏,有心灵的自然流露。
德国民法保护姓名的历史悠久，理论完备，最近亦有新的发展，颇值得参考。基于此，笔者通过阐述德国民法保护姓名上的精神利益的法律规定和理论构建以及新近发展状况来对我国研究、解决同一法律问题提供一些参考。
一、德国民法对姓名上精神利益的保护
(―)《德国民法典》第12条对姓名上的精神利益的保护
“姓名是特定人的语言标志，姓名使得该人稳定和持续地区别于他人。”®因此，姓名代表了其背后的人。姓名作为标志，本身是“可以说、听以及可以写的识别性词语。”®德国民法学者还认为,姓名在功能上不仅是识别工具，还是对姓名后面的人格个性的表达具体来说，姓名是“一种媒介，通过该媒介，人格在公众中得以表现和在社会交往中体现自己的贡献，通过该媒介，人格的内在价值得以流传并能够为所有的人所谈论”。®
作为特别人格权，自然人的姓名权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12条该条规定:“他人对权利人使用姓名的权利有争议的，或权利人的利益因他人无权使用同一姓名而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请求他人除去侵害，可能会继续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8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所保护的利益范围是否涵盖因姓名商业利用而发生的经济利益，是首先应当考察的问题。
<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在积极方面意味着，姓名权人有权使用特定姓名，在消极方面则意味着,姓名权人可以禁止他人将姓名用于指称他人而造成混淆。*姓名权人于此享有的利益被称为“同一性利益”。①简言之，姓名必须用于指称姓名权人，而不得用于称呼他人从而引发混淆姓名不仅是单纯的标志工具，也是对姓名权人人格的表达因此，姓名权人希望防止别人和自己的混淆，亦即避免经由姓名的混用使别人的行为归属于他，或者反过来他自己的贡献、立场等却被归厲于他人。*侵害“同一性利益”的行为典型表现为冒用他人姓名，因为该行为会引起“同一性混淆的危险
在姓名权所保护的各种利益中，“同一性利益”是姓名权保护的核心利益夕这一利益是从姓名在社会交往中作为个性化识别工具的区分功能推导出来的，而区分功能确实是姓名最核心、最重要的功能因此，德国学者Schwerdtner指出：“姓名的唯一任务是它的秩序和区分功能
除“同一性利益”之外，一般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还具有防止“归厲上的混乱”®的功能。这里之所以认为发生了所谓“归属上的混乱”，是因为姓名的使用使公众误认为姓名权人与姓名所用于的产品、企业或机构之间具有某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联系。《姓名权人基于姓名权防止“归厲上的混乱”之功能而发生的利益，有学者称为“个性化利益”。®
德国联邦最髙法院(BGH)曾经认为:“只有在人们将所推销的产品或劳务以某种方式看作是厲于姓名权人时，方可谈得上对姓名权的损害”#也就是说，德国联邦最髙法院采取的是前述较严格的“归厲”标准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德国联邦最髙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并不一致。®
相对于保护程度而言，更重要的应当是保护的理由问题——就姓名被用于指称商品、企业或机构而言，姓名权人到底享有何种精神利益。仅仅指出姓名的使用导致交易中的公众形成关于姓名权人和这些商品、企业或机构之间具有归属或其他某种联系的观念,显然并没有澄清这一问题。
(二)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对与姓名相关的其他精神利益的补充保护
1.姓名权所保护的利益和其他人格权所保护的利益之区别
单纯的提及姓名——用正确的姓名指称姓名权人——并不属于《德国民法典》第12条的保护范围，®因为这里没有侵害姓名的“同一性利益”，一般人格权理论提出后，对于与提及姓名相伴的不正确言论或亊实披露可能造成的姓名权人的名誉贬损、声望下降或隐私暴露等，由保护范围宽广的一般人格权提供了保护，这里实际上将姓名权所保护的利益和其他人格权所保护的利益作了区分。姓名确实和其他人格权所保护的利益关系密切，这和姓名在社会交往中作为识别工具和归属工具的功能有关。对别人进行描述和评论时，通常需要揭示所描述和评价的人,姓名就是这么一种常用的确定和归属工具。尽管如此，姓名权所保护的利益和姓名权人的其他人格利益应当分开，因为在与姓名提及相伴的对名誉、隐私等人格权所保护的利益的侵害中，姓名仅是“侵犯的工具”。®
2.对“姓名隐匿权”的否定
在德国，有学者主张，从一般人格权中可以导出所谓的“姓名隐匿权”。®主张该权利的理由是肖像权提供了类似保护有学者认为，在规定肖像权的《艺术家与摄影家作品著作权法》(KUG)第22条的适用中，每个人都享有一个“对自己肖像的支配权”，肖像权人可以不必考虑背后的动机而自由、自主负责地决定自己的肖像的使用产据此，他们认为，姓名权人应当如同肖像权人可以禁止传播自己的肖像一样，能够禁止公开提及，尤其是在大众传媒中提及自己的姓名，即使这种提及没有同时侵害姓名权人的为其他人格权所保护的利益，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公众的信息利益可以构成对姓名隐匿权的限制。®
如此的一项姓名隐匿权无疑构成了对自由提及他人姓名的极大限制有学者正确地批驳了该项权利的正当性。18其中,Getting从如下几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1)姓名和肖像在功能上有重大不同，把肖像权的规定类推适用于姓名权，欠缺根据。姓名是供公众使用的“识别和交流工具”，提及姓名符合其本来的功能.相反,人们不应当被强制去摄制肖像来作为识别和交流的工具姓名隐匿权的支持者主张，即使在没有发生侵害其他人格权所保护的利益的情形下，凡是违反姓名权人意愿的姓名提及都构成姓名权损害，这种主张无异于赋予姓名权人一项姓名使用上的垄断权，与姓名的功能相悖。(2)对于由“姓名作为公共识别和交流工具的性质”导出的“姓名提及自由”的限制,仅在姓名的使用侵害了其他值得保护的人格利益时才是正当的.在这方面，一般人格权对声望、名誉等方面的人格利益提供了补充保护。(3〉“姓名隐匿的利益”不是姓名权的问题，而是涉及一般性的隐匿权，而该权利等同于尊重私人领域的权利。在这方面，根据一般人格权已经可以获得救济。
提及他人姓名原则上是一种自由，即前述所谓的“姓名提及自由”然而，德国的司法实践表明，在广告中使用姓名构成姓名提及自由原则的例外，因为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赋予了姓名权人一项对在广告中使用姓名的排他性决定权，从而扩充了姓名权的权利范围。
二、德国民法对姓名上经济利益的承认和保护
(一)姓名用作商标
将姓名用作商标是对姓名进行经济利用的常见方式。在德国，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将其姓名用作商标。®由于姓名或肖像通常具有区分功能，而且德国的法律没有禁止将姓名或肖像用作商标，因此包含有姓名或肖像的商标通常可以获得登记。#姓名权人可以用自己的姓名为自己注册商标，这时，其姓名在用作商标方面所包含的经济价值，可以通过商标的使用获得实现以及通过商标权的保护来获得救济。这里的问题是，未经允许而将他人的姓名注册为商标时，姓名权人是否应当获得相应保护?这个问题对于名人尤其具有意义，因为名人的名字更可能被注册为商标。
徳国的司法审判很早就认定撩自将他人的姓名用作商标是违法行为。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帝国法院(RG)1910年对“GrafZeppelin案”的判决》在该案中，原告GrafZeppelin伯爵的姓名被用作香烟产品的商标。结果徳国帝国法院准许了以《徳国民法典》第12条为依据的商标注销请求，理由是，自己的姓名和特定的商品相联系在一起，这违反了一个敏感的人的意愿。”®后来,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Carrera案”判决中淸楚地指出，每个人都有权自主决定使用其姓名的方式和范围，即其姓名如何展现在公众面前。®
在此需指出的是，就时常发生的同名现象而言，如果交易领域内的人基于同名并不认为商品和某个人之间具有某种联系，那么单纯的同名并不构成对姓名权和一般人格权的侵害，随着社会的发展,徳国帝国法院和徳国联邦最髙法院在上述判例中保护姓名权人自主决定权的立场，已经反映到1995年的{徳国标志法XMarkengesetz)第13条之中。该条第1款规定:“在确定被登记商标的期限的决定日之前，他人取得未在第9一12条中列举的其他权利，且根据该权利其有权禁止被登记商标在徳国境内的使用的，商标登记可以被注销。”按照该条第2款的规定，姓名权和肖像权属于第1款所称的“其他权利”，因此，未经允许而将他人的姓名或肖像注册为商标的，该他人可以根据《德国标志法》第13条对登记提出异议或请求宜告商标无效及从登记薄中注销商标。®
(二)姓名用于广吿
在徳国法上，法院对姓名上经济价值的承认和保护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许多较早的德国法院判决注重的是对精神利益的保护，即使有些案件存在明显的经济背景。®前述的“GrafZeppelin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随后，姓名的经济利益逐渐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承认和保护。在“Gra£Zeppelin案”之后，徳国联邦最高法院开始关注越来越多的姓名商业化现象,并将该法院针对未经允许将肖像用于广告而发展出来的原则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姓名。®由此，德国联邦最髙法院实际上承认了姓名权人用于抵制他人在任何形式的广吿中使用其姓名的防卫权以及与之对应的一项专门賦予姓名权人积极使用的权利，其中包含了财产权归属内涵夕而这个“积极使用权”的法律基础是《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以及一般人格权。#根据笔者的理解，如果涉及的是姓名的“个性化利益”意义上的姓名使用一用姓名指称商品、企业或机构，其法律依据就是《徳国民法典》第12条的姓名权》涉及的是纯粹的姓名提及尤其是广告中提及姓名的，其法律依据则是一般人格权的法律规定。
徳国联邦最髙法院在“CaterinaValente案”判决中的立场则表明，司法上对姓名经济利益的保护是不够充分的.在该判决中，法院虽然认可应当保护姓名的经济利益，但是否判给数额相当于相应许可费的赔偿，仍然取决于被侵害人对于其姓名的经济利用是否有客观上的可能和主观上的意愿，在该案中，原告表示,她没有考虑过将自己的姓名投人广告使用，因而相应的许可费补偿被拒绝;原告所受损害尤其是所失利益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无法证明>法院也拒绝了原吿的格神损害赔偿请求，理由是原吿在诉求中没有足够淸楚地提出这项请求结果是，原告一无所获，侵害人并没有得到惩罚。
以一般人格权为法律基础，基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姓名权人可以要求侵害人支付赔偿金，其数额相当于被侵害人许可使用其姓名时本可以获得的许可费。#之所以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因为加害人节省了这笔费用，而这又是以受侵害人的受害为代价的这项请求权不取决于姓名权人的主观状况，即其是否表示不愿意将自己的姓名投入广告使用或者其是否有使用的主观意愿，因为这不影响侵害人得利的客观事实，而如果广吿中对姓名的使用以严重的方式侵害了姓名权人的精神利益，在因侵害发生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外，权利人还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就本文涉及的自然人姓名利益而言,德国联邦最髙法院的这个判决在如下三个方面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
1.通过区分一般人格权的精神成分和财产成分，德国联邦最髙法院明确主张一种同时保护精神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人格权而结合上文关于姓名权和一般人格权分工协作保护姓名上精神利益的论述，可以作如下推论:姓名上的经济利益亦应当由姓名权和一般人格权分工合作来保护。具体而言，涉及将姓名用于指称商品、企业和机构时，姓名上的相关经济利益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条规定的姓名权的财产成分获得保护，因为姓名的此种使用同时涉及第12条所保护的精神上的“个性化利益、涉及在广告中提及姓名的情形时，姓名上的相关经济利益根据一般人格权的财产成分获得保护，因为姓名的此种使用同时涉及一般人格权所保护的姓名权人对在广吿中提及其姓名的自主决定权。
2该判决明确认定，对姓名和肖像等人格标志进行商业利用的权利属于人格权人。在消极的一面，人格标志未经允许被他人商业利用的，权利人可以就经济利益的损失主张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在积极的一面，人格权权利人可以有偿地允许他人对其人格标志进行商业利用。
3.该判决的特殊性还在于，德国联邦最髙法院明确承认了人格权财产成分的可继承性。死者的继承人成为人格权财产成分的所有者，其不但可以针对未经许可的商业利用主张损害赔偿，还享有主动许可他人商业利用死者的姓名、肖像等人格标志的权利夕三、对德国民法的姓名上利益保护的简评与借鉴
(―)总结与评价
《德国民法典》对姓名的保护之所以采用了人格权保护方式,主要是基于姓名上精神利益的保护。而20世纪以来，德国民法通过司法判决，对姓名商业利用上的经济利益经历了一个从忽略到逐渐承认与保护、从不充分保护到较充分保护的发展过程。到了1999年，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的“MarleneDietrich”判决则明确承认姓名、肖像等人格标志具有应受法律保护的专属于人格权权利人的经济价值，并构建出人格权的财产成分来调整和保护此种经济利益，还承认该财产成分的可继承性,堪称德国法在保护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方面的重大突破，亦为徳国法人格权理论的重大创新。
上文关于徳国法对姓名上稍神利益保护的分析表明，对姓名的商业利用实际上不可避免地同时涉及姓名上受法律保护的精神利益.在商业利用姓名的情形中，不仅涉及姓名上的经济利益，还同时涉及姓名上受人格权保护的精神利益(人格利益).这两种利益之间的关系为何，亦即德国联邦最髙法院所创立的人格权的精神成分与财产成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实为另一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借鉴意义之一:保护姓名上的精神利益
如上所述，徳国民法保护姓名上的三种精神利益:一是姓名上的“同一性利益、二是姓名上的“个性化利益”》三是在广告中使用本人姓名的自主决定利益。以下试分析我国在同一问题上的规定和理论主张，同时说明徳国法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1.“同一性利益”这一提法不妨为我国民法理论所借鉴。我国立法和学理均主张姓名上的“同一性利益”受到姓名权的保护，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99条明确规定，公民事有姓名权,禁止他人假冒，即为保护“同一性利益”的法律规定。
2.为了更周全地保护姓名权人的精神利益，在法律解释上不妨认为，《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的侵害姓名权的样态之姓名“盗用”——涵盖了对姓名上“个性化利益”的侵害。之所以作此解释，主要基于以下因素：(1)立法规定尚不明确，I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了侵害姓名权的三种样态:干涉、盗用和假冒其中“假冒”姓名指的是对姓名的“同一性利益”的侵害，对此几乎没有异议而“盗用”姓名具体指什么，是否涵盖了对德国民法所称的姓名上的“个性化利益”的侵害，不无疑问相关司法解释同样未作明确规定从国内学者的一些论述来看，笔者尚未发现有学者明确主张，对“个性化利益”的侵害(未经允许使用他人的姓名指称企业、机构或产品)即属于所谓的姓名“盗用”相反，学者们似乎倾向于将“盗用”笼统地解释为，未经授权，搲自使用他人的姓名实施有害于他人和社会的行为。
(2)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国内民法学说尚未明确论及姓名上的“个性化利益”考虑到对姓名的商业利用，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主张姓名权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而且还有学者主张此种财产价值正是姓名权精神利益的派生。®尽管如此，这些学者并没有明确主张姓名上的“个性化利益”应受保护，更没有阐明“个性化利益”应受保护的原理。
(3)我国民法应当承认和保护此种精神利益——姓名上的“个性化利益”，而将《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的姓名“盗用”解释为主要指对“个性化利益”的侵害，这或许正是对“盗用”之内涵的一个适切界定，尽管立法者当初规定“盗用”的本意可能并非如此。
3.为实现对姓名上利益的保护,应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5条作如下解释:该法承认和保护在广告中使用本人姓名的自主决定利益。
(三)借鉴意义之二:承认和保护姓名上的经济利益
我国现行法是否已经承认和保护姓名上的经济利益是不淸楚的《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款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关于该款中的“赔偿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1条规定:“侵害他人的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而获利的，侵权人除依法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外，其非法所得应当予以收缴。”《民法通则》第120条第1款中的“损失”是涵盖了姓名和肖像的经济利益——使用许可费——上的损失，还是仅指侵害行为给受害人带来的其他经济损失,®这在上述条文中是不明确的。因此，仅由这些条文出发，还不能认为，我国的实证法规定承认姓名权和肖像权等人格权具有经济利益。
尽管实证法的立场不清楚，我国司法审判和民法学说中已经出现了关于承认和保护姓名上经济利益的主张。例如,某地区法院的判决不但主张应当保护姓名上的经济利益，甚至明确主张姓名上的经济利益可以被继承。《国内不少学者则主张某些人格权，如姓名权，具有应受法律保护的经济利益产
授予活动在波兰大使馆举办，李云迪的状态十分放松，像是回到另外一个家。在采访中，他很感激地说，“肖邦见证了我十五年的成长”。
拍摄约在活动之后的第三天，一个空旷的房间，摄影师准备在钢琴前拍摄李云迪。他的团队很认真，在李云迪来之前，经纪人反复确认了拍摄位置才放心。李云迪穿着永远的黑西服，走进房间打过招呼，立马投入工作。
虽然在《王者幻想》中有皮裤造型，但不得不说，黑色西服还是最衬他，不论是不是面对镜头，李云迪永远腰板挺直、气质淡然。
坐在钢琴前，李云迪本能的开始弹奏，现场十几名工作人员和媒体刹时静悄悄，那一刻，记者恍惚觉得：到来，只是为听这一曲。
2010年，是肖邦诞辰200周年，也是李云迪获奖的第十个年头，他举办了“肖邦年”全球巡演。
现在的李云迪，不止是一名属性为肖邦的孤独演奏者。他在《王者幻想》中弹奏了贝多芬难度最高的《皇帝协奏曲》；在四川开设大师班，为琴童上课；在张杰的演唱会上助阵，与谢安琪合作改编邓丽君的名曲《忘记他》；还抽空在《麦兜：我和我妈妈》中，给充满人生哲理的大表伯配音……李云迪说“时代不一样了，古典音乐需要继承与创新。如果因为我，年轻人喜欢上古典乐，那流言也可忽略不计”。这个回答倒让记者想起近来走红的一句话：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肖邦与贝多芬，李云迪的两个面
在《麦兜：我和我妈妈》选择配音角色时，导演谢立文说“影片中大表伯是‘最具文艺气息的角色’，我希望找一个超脱的人，剧情又和肖邦有关系，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云迪。”看，李云迪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是肖邦的中国代言人。
李云迪与肖邦的缘分无需赘言，第一次弹奏肖邦的《练习曲》，是在9岁，开始做大师梦的同时，也结下了肖邦缘。自此之后，他在肖邦比赛上获奖，由波兰政府颁发了波兰“荣耀艺术”文化勋章，成为了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并拥有了波兰政府颁发的全球第一本“肖邦护照”，现在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肖邦比赛评委……
回归环球唱片之后，李云迪开始弹奏贝多芬。在新专辑中，他收录了一首超高难度的《皇帝协奏曲》。演奏了那么久的肖邦，李云迪觉得“自己是时候演奏贝多芬了”，在说到贝多芬和肖邦时，他用了硬币的两面来形容，“贝多芬性格非常坚毅刚强，包括贝多芬晚年失聪，还创作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品，也证明了他能够战胜自己，战胜命运，贝多芬的精神就是战胜命运，面对所有的困难。这也是他的音乐留给我们传到现在的一种意义”。
在诗意、浪漫的肖邦背后，是挑战与坚持的贝多芬，新专辑《王者幻想》的名字，让李云迪的音乐野心一望即知。小时候他练琴，也有偷懒的时候，但只要一坐在钢琴前面，他就如同上了马达，停也停不下来。
这么多年，李云迪也有迷茫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时代，人们希望古典乐不再守旧，又觉得钢琴家应该自然超脱，如何在平衡中推广古典音乐，前面没有例子可供参考。
“任何流言对我来说是一种习惯，我只要以舒服的心态去面对这个世界。如果我没有办法去协调这种状态的话，我也没有这种毅力、信念去坚持梦想。我相信贝多芬、卡拉扬的时代，他们都会面对困难。每个人在生活中面对的不可能都是你喜欢面对的东西。这也是我希望传递给年轻人的信念，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就像我一开始就立志要成为一个钢琴家，希望表演给很多人欣赏，到现在也还是在坚持。”
台下的李云迪非常谦逊，这是他多年好友、波兰驻华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给出的评价。他给记者讲起一件印象深刻的小事：“有成就的音乐家很少去听别人的演出。记得去年，我和李云迪一起吃晚饭，然后去清华的音乐厅听了来自波兰的莫扎特演绎四重奏。我当时跟李云迪说这个四重奏很特别，不是光有音乐，他们是在现场舞台有表演性质的，他们会玩，会让观众笑，会拉着小提琴大提琴，一边玩一边展示音乐，听到这些李云迪非常痛快地一起开车去了。”
李云迪的朋友大部分都身处音乐圈，古典音乐与流行音乐并存。他说朋友碰到好听的歌，也会发给他，“像是有朋友给我发电音，可我听不懂呀”，李云迪说到这哈哈大笑，“但是我认为任何音乐都是一种形态的展现。只是形式不一样，但都可以触类旁通，不管是电音，爵士，摇滚，R&B，我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情感”。谈到和流行歌手合作时，他说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也是当下时代的人呀”，李云迪就此一言以蔽之。
肖邦更像一盘中国菜
听说李云迪非常爱吃，记者向波兰大使求证。大使重重点头，现场一片笑声，潜台词是“我们就知道”。“我曾经去李云迪家做客，他亲自下厨。估计是为了照顾我的口味，做了不辣的中国菜”，大使又“愤慨”地说，“我俩都是爱弹钢琴的美食家，不过刚才一对比，我胖了五斤，他怎么还瘦了五斤”。
采访中，李云迪在回答两个问题时话特别多：音乐与美食。“我觉得，重庆人其实对美食都很敏感。重庆的条件太得天独厚了。这也让我很自然地对美食很挑剔。”李云迪说，一直以来，各种美食在味觉、色彩等方面，都能直接触动到自己的演奏、想象力感知等直觉。“所以说美食也好， 作曲也罢，每个人的状态多多少少会受到生活的影响。我在无时无刻地感受生活，反映在音乐上，我感受音符，演奏的时候把我感受的东西弹奏出来。所以生活的任何瞬间都会给我灵感”。
李云迪每年一半时间都在巡演或者出差，今年连生日都是在演奏会上度过。对他而言，一碗重庆小面，也是片刻的放松，“不管是演奏会、舞台还是准备，练习。古典音乐的准备是非常严谨，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耗费精力，需要演奏者有非常精密和精确的精神状态。吃东西时，我就能脱离出严肃的精神状态，把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和周围去融合”。让工作人员头疼的是，只要不是必须参加的饭局，李云迪都会偷偷溜走，搜索自己脑中的地图，享受一顿美食。如此神出鬼没又好口腹之欲，怪不得他能成为BBC《寻访天下美食》的特约主持人。
光是爱吃，还不能成为称职的吃货，李云迪自有一套“音乐美食论”。“比如法国印象派作曲家拉威尔，德彪西，他们很多音乐的状态或者音乐的结尾，如果你没有喝过香槟，是很难理解他们音乐当中带着的那种小气泡”，说到这里，李云迪闭起眼睛，把食指和大拇指合在一起，开始模仿小气泡的韵律感。“我喜欢吃川菜、意大利菜、法国菜，好多好多……像川菜是味觉最丰富的菜系，粤菜是讲究食材，讲究细致和烹饪的手法，而且粤菜用音乐的角度来讲是非常含蓄，非常内敛，是相对诗意的。川菜就比较激情和热烈，而且比较直接。”
“那你觉得肖邦像什么菜”，记者问他。
“肖邦的音乐比较像中国菜，他是非常丰富的。中餐和西餐是有区别的，西餐可能分的很清楚，肉类，菜类各占据盘子的不同位置。肖邦音乐的包容性，像中餐一样，变化很多，很丰富。而且你看中餐的名字，也是非常诗意。”
“他总是能将身边的事情转移到音乐这个主题上来，我不知道他是打哪儿获得这本领的”，李云迪的传记撰写人这么评价他。记者对此深有体会：为麦兜配音时，李云迪会说这是另类的声音训练课，“在演奏当中，我主要是处理听和弹奏的一个状态，配音也是一个跟声音有关的状态，只不过需要处理的是讲话、语气、语调”；说到在家做饭，李云迪又用音乐举例，“我觉得和演奏音乐一样，做饭是把各种调料、原料配合好，然后用烹调的过程呈现出来。演奏钢琴也相当于一个厨师，你所要做的准备，要做的训练，包括要控制的节奏速度，和厨师要控制的火候，这些道理都是雷同的”，在李云迪的世界，好像只有两种分类：钢琴，和钢琴类似。记者真是服了。
BQ=《北京青年》周刊L=李云迪
BQ：除了成为肖邦最年轻的评委，我们看到今年你依然会在工体举办跨年演出，今年的标题是“王者幻想”为什么连续三年在体育馆举办古典音乐会？
L：这不是刻意安排的，我的时间都挺巧的，所以今年就继续在工体。一般古典音乐都是在音乐厅进行，这个时代的有些传统要保留，也一定要开创一些新的方式。不管在哪个时代，音乐都有不同的传播、继承的方式。
比如卡拉扬，他对当时古典音乐的贡献就是把古典音乐搬到了唱片里，在那个年代是一件比我在体育馆演奏古典音乐还要标新立异的事情，因为在那个年代的音乐家是反对把音乐记录下来的，他们认为这个举动不可能体现演奏者现场的状况，但是卡拉扬开启了古典音乐留声机的时代，我们才有机会从80年代后开始进入了唱片时代，包括进入了DVD、录像。所以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东西需要人去完成，都是一种责任，我也把它当做一种挑战，所谓挑战就是没有参考，只能自己去尝试，当然有好的结果，也可能有坏的结果，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梦想，或者是好的东西，我都想去尝试。
BQ：这次的演奏会是你一个人，还是会有其他嘉宾？
L：今年会和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新专辑《王者幻想》里面贝多芬的皇帝协奏曲，其他也包含很多不同种类的古典作曲家的节目，同时在考虑嘉宾的环节。但我最想呈现的是古典音乐的视听盛宴，也会有非常漂亮的舞台和灯光设计，我相信不亚于现在流行乐演唱会的视觉。我们的视觉是根据古典音乐而设计的，对普通听众增加了视觉，和现场气氛的感受，我希望能让第一次接受古典音乐的人或者不了解的人，给他们一种与古典乐亲近的状态和氛围，这也是在音乐厅里不可能去做的事情。
BQ： 在体育馆开办音乐会，与在音乐厅相比，是不是需要重视互动性？
L：古典音乐会在音乐厅这种传统的表演场所是没有互动的，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只是音乐家演奏，只有旋律的声音直到结束。但我在体育馆开的目的，就是希望有互动，大家是来一起enjoy，一起玩的，当然钢琴不可能大家一起弹（大笑），这不太现实，当然我希望有一天有这么一个环节。
BQ：你会事先准备一些小纸条，比如说怎么和观众去打招呼啊之类的？
L：现在还没有。作为演奏家来讲，我希望大家听到的是最好的演绎，除此之外，我也会考虑多些互动，因为是不同的场馆，在体育馆我可以尝试音乐厅不能尝试的东西，这让我很开心。80%我的演奏都是在音乐厅，我不会把音乐厅的感受搬到体育馆去，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体育馆也不会是我的主要场地。
BQ：演出完之后打算如何过跨年？
L：每年演完出都非常累，估计没有什么庆祝活动，直接回家睡觉了。之后我要准备明年2月份很多新的演出，比如在伦敦、巴黎，就像今年上半年一样。基本每年的上半年都会在欧洲进行巡演，大部分的时间就是休息，然后演奏，做准备。
BQ：作为文化偶像会不会有这种困惑：我希望别人更加了解我的音乐，但他们似乎更关心我这个人？
L：人是非常感性的，不管哪个时代，哪个行业的人，不管是肖邦也好，贝多芬也好，他们在那个时代都是作为人的个体出现的，当然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就像我是一个演奏家，我也是一个普通人，生活在这个时代也要接受其他的信息，我所接受的信息就是大家接受的信息，在这个层面是一致的，所以音乐，我所从事的行业，这是一个渠道，可能我们每个人都能在这时代诉说我们的感情。
BQ：看到你今年的成绩，还有一项是在川音开办大师班，这也是你推广古典音乐很重要的行动吧？
一、当前高中语文课堂提问存在的问题
课堂问题的设置不是无章可循，随意提出的，课堂提问是教师根据一定的教学目的要求，针对相关教学内容，设置的一系列问题，向学生提出，以此促使学生积极思考，对所提出的问题得出结论，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获得知识、发展智力的一种教学方法。而由于语文学科本质的特殊性，在语文课堂上更应该注意提出具有思维价值的问题，如果提出的问题过于简单，没有思考价值，学生也得不到相应的思维训练；如果提出的问题没有新意，每堂课都是相同的模式，学生也会慢慢生厌；如果提出的问题过于深奥，学生则找不到回答问题的突破口，这样的问题也是无效的。
课堂上，有些教师总是很喜欢有激情的在讲台上滔滔不绝的讲解，有时学生似乎很有学习的积极性，师生之间提问、回答频率很高，可是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并不大，原因是提出来的问题太过于形式，比如说口头禅的“对不对？”“是不是？”“好不好？”学生只是机械式的回答，得不到思维的训练；有时候课堂又显得特别沉闷，关键是问题提出来学生听着是一头雾水，不知道问题该从哪方面回答，最终在老师的自问自答中呈现出答案。比如在讲到波兰作家雅—伊瓦什凯维奇的《肖邦故园》的中邦故园对现实的影响时，直接抛出一个问题“经过时间的洗涤，肖邦故园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今天的肖邦故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学生不理解肖邦故园在那个“简陋、朴素、清寒的小屋”中已发生着很多很多让人们精神得到享受，思想得到陶冶的故事，所以并不能从课文中找到关键的句子，在提示了课文中的重要段落后才能够发现答案，而也没有在根据现实中一些古迹的作用中得到引申。语文课堂上一个很明显的模式就是给课文划分段落，可是要是每节课都按着从头到尾的分析课文，会让学生在单调和呆板的文本解读中渐渐失去创新的活力。
二、高中语文课堂有效提问的策略
教学课堂是一个提疑、解疑的过程，语文也不例外，完整的课堂上，学生能够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不仅获得知识，更能在释疑的过程中体会思考的意义，思维得到开发和提升，课堂问题富有启发性、可思性、连贯性的提问能促进教与学、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反馈，使教学活动变得快乐、轻松，使课堂变得有效。
1．问题的设置要达到师生互动，应该以较高起点和悬念激励学生思维作为切入点。这种切入点可以是课堂教学的重点、难点，也可以是能引出重点、难点的问题。总之，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又紧张的气氛，并且很快进入课堂状态。比如在讲解《合欢树》的课堂教学中，导语部分引用的是合欢花的传说，在传说中，合欢树是苦情、痴情的象征，在引出课文时就提出来“在这片文章中，史铁生要用合欢树表达怎样的感情呢？”的问题，学生能够在刚接触课文的时候就明白本文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阅读课文会更有针对性。
2．化难为易、化大为小，因人而异，随时调整，有层次感，步步为营，让学生有成功的体验。比如在刘白羽先生的《长江三峡》中，问到“这篇课文有什么样的写作特色？”稍微弱一些的同学马上反问道什么是“写作特色”，而这时候如果能够把写作特色角度具体拿出来问，效果可能会更具有指向性，比如用了什么修辞，抒情方面有什么特色，在对比与《祖国山川颂》中开头的直接喊出来“我爱祖国”不同的是，这篇文章是借写游三峡的风光表达自己的爱国感情，属于借景抒情。比如在听另一位老师在上《肖邦故园》时，问为什么再写肖邦故园时，还提到了那座宫殿。学生很快答出来是与肖邦那个故园作对比，起到突出作用。但是老师追问道突出什么的时候，学生有的回答突出肖邦故园受到光辉的照耀或者某位神明的庇护。老师马上换一个问法，现在肖邦故园还存在，还成为了什么？学生立刻就能从后文中找到正确答案。
3．让学生主动参与提问，增强学生主人翁意识。问题的提出有时候是连环式的，当提出一个问题并得到顺利解决时，如果这个问题能够马上引出下一个问题，可以尝试性由学生自己提出。在上《我与地坛》时，分析地坛有什么特点，与“我”的相似点是什么，大家很快得出两者都是被社会遗弃或者被社会遗忘的，但是地坛荒芜但不衰败，而“我”残疾但不颓废。联系课文标题，很自然的，学生们会引申出“地坛对我用什么作用？”的问题，而这，也是这篇课文第一部分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学生参与了问题的提出，在解答时就更主动从文章中体会这种关系，感受地坛在帮“我”走出困境时所起到的作用，甚至再想到第二部分母亲对“我”成长的作用。
4．问题的设置还应该上升到普遍性指导，让学生学会在问题中总结相似问题的共同点，形成一定的规律，对今后学生答题能够提供一定的指示性作用。还是在《长江三峡》中，运用了许多的诗歌、传说、故事和谚语，在散文中出现这样的引用现象，作用是什么？在分析的时候出了具体讲解在本文中这些引用的作用外，更可以引申到一般文章中，故事和诗句的普遍性作用都有丰富文章内容，提高文学色彩，吸引读者，使文章富于神奇或神秘情调。而学生在掌握了这样的普遍后，在今后遇到相近的题目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更全面和更具有针对性的回答。
乔治・桑原名奥罗尔・杜邦，她的童年和成年后的婚姻都非常不幸。父亲出身名门望族，是拿破仑帝国时期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她4岁时堕马而亡。母亲出身微贱，是一个。祖母是一个很有见识、但很专横的贵族。母亲一直为祖母所鄙视和不容。婆媳之间长期不和，难以相处，母亲只得撇下幼小的女儿，离开诺昂，只身前往巴黎独自谋生。奥罗尔从此便由祖母抚养。她在祖母的教育和指导下，学习拉丁文、音乐、绘画和各种自然科学，表现出了惊人的禀赋。奥罗尔13岁那年，由于对母亲的同情而遭到祖母的惩罚，把她送进了巴黎的修道院，在那里过了两年多孤寂凄苦的生活。1820年2月，祖母由于年迈体虚，自觉不久人世，便把她接回昂诺。在修道院里，奥罗尔养成了勤学好思的习惯，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一回到诺昂，便如饥似渴地读书，从亚里斯多德、维吉尔、但丁到莎士比亚、拜伦、夏多布里昂，她都广泛涉猎，尤其是卢梭的作品使她着迷。“卢梭对于自然的理解和崇拜，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平等的信念和热爱，对于所谓文明社会的藐视――这一切都和她的天性产生了共鸣，而且仿佛预先占有了沉睡在她灵魂里的各种感情”（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158。）。她成了卢梭的忠实信徒，从此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奥罗尔16岁时，祖母去世。她继承了丰厚的遗产，但她对财富却十分淡然，而是把精力投入到阅读大量书籍之中。1822年9月，也就是奥罗尔侣岁那年，她同卡西米尔・杜德望男爵结婚。杜德望是一个生活放荡、荒淫无度、粗俗平庸，终日在外吃喝玩乐、事业上毫无进取之心、既不能理解妻子而又丈夫气派十足的乡村绅士，不久便把家产挥霍殆尽。这个俗不可耐的男人，正如海涅在《吕特莉亚》中所描绘的那样，他“会使心灵深邃的女子不寒而栗，使她产生恐惧和逃走的愿望”。两人由于志趣的不同，气质的殊异，感情上渐渐有了隔阂，摩擦和争吵不断发生，终于使共同生活的基础破坏无遗。奥罗尔决心从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1825年，她开始与杜德望分居（1835年正式离婚）。为了生计，她搞过翻译，做过缝纫，画过装饰画。她为此耗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而且损伤了眼睛。然而，奥罗尔的志趣还是在写作。她对自己的创作才能充满信心，她说：“我善于分析人类的感情，刻画某些人物的性格特点，热爱大自然……我对于乡野的风土人情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情。就凭着这些，我完全可以动手去创作。”1831年初，奥罗尔怀着这种强烈的愿望来到巴黎，开始了她的创作生涯。
1831年的巴黎，刚经历了七月革命的风暴，摧毁了查理十世的专制统治，自由空气十分活跃，乔装改扮风靡一时。奥罗尔为了显示自己的放任无羁，与众不同，她身穿灰色粗呢哨卡式礼服，系着一条毛料大领带，脚蹬一双长筒靴，嘴上叼着烟斗，从巴黎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她的“脚下踩着冰块，肩上落满雪花，双手插在衣袋里，有时候肚子里还空空如也，但脑子里却充满了梦想、乐曲、色彩、人形、光明和幽灵”。
在巴黎，奥罗尔住在一间小阁楼里，生活十分清苦，经常饥肠辘辘。眼前的处境，对她来说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挣钱。恰恰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她认识了青年小说家于勒・桑多（1811-1883年），并与之产生了恋情，两人合作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罗丝与布朗什》，作者署名为“于勒・桑”，于1831年12月在巴黎出版。当时凡是署有这个名字的书都相当畅销，于是另一个出版商要求他们也用“于勒・桑”的署名再创作一部小说。奥罗尔拿出了早在诺昂写好的《印典娜》。因这部小说纯属出自她一人的手笔，于勒・桑多拒绝分享这个劳动成果，不同意再署“于勒・桑”的名字。为了既照顾出版商的利益，也尊重于勒・桑多的意见，经过反复考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桑多”的“桑”字保留下来，以表示纪念此前两人的合作；再起一个只属于奥罗尔的名字。“乔治”好似“贝利人”（“贝利”是奥罗尔的家乡）的同义词。从此，“乔治・桑”的笔名便出现在法国的文坛上。
1833年8月，乔治・桑在一次宴会上结识了浪漫派诗人缪塞（1810-1857年）。缪塞的才华赢得大他6岁的乔治・桑的青睐。两人的关系日渐亲密，同年12月到意大利旅游。缪塞出身贵族之家，是父母的宠儿，娇生惯养，生活放荡，意志薄弱，尤其是他的怀疑和嫉妒使乔治・桑难以忍受，两人的感情逐渐破裂，相处两年多后终于分道扬镳。1836年秋，在李斯特的音乐沙龙里，乔治・桑与波兰作曲家肖邦（1810-1849年）相识。那时的乔治・桑已30多岁，是一个有两个孩子、饱经沧桑的中年妇女。起初，肖邦对乔治・桑并无好感，认为她缺少女性诱人的姿色。但是，经过多次接触之后，肖邦终于为乔治・桑的才情所征服。据安德烈・莫鲁瓦的《乔治・桑传》记载，肖邦曾多次写信给乔治・桑，信中说：“奥罗尔，我愿拜倒在你的裙下，我爱你的一切，也愿把我的一切献给你。”从此，彼此倾慕。从1837年开始同居，经常往返于巴黎和诺昂之间，形影不离，共同生活了10年之久。最后，因生活情趣、思想见解和政治原则的不同而于1848年3月彻底分手了。翌年5月，肖邦病逝。
此外，乔治・桑结识的男性朋友还有文学批评家圣・勃夫（1804-1869年）、布朗舍（1808-1857年）、思想家拉莫耐（1782-1854年）、空想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1797-1871年）、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1811-1886年）等。乔治・桑同异性朋友频繁无羁的交往如同走马灯一样，风流韵事时有传闻。而且，在爱情观念上，她敢于讲真话，坦率地表白自己对灵与肉的需求。她说：“谁失去了心灵，谁就失去了一切，失身于人而保存了灵魂，这样倒还好一些。”对于激情和本能的抑制或轻蔑，在她看来也是做作和虚伪的。她尖锐地指出，“如果只执着于精神爱，硬要把精神和肉体分离，其结果必然是建立修道院和妓院”。她甚至讴歌男女之欢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值得尊敬的事”，“是宇宙生活中最严肃、最崇高的行为”（郭珊宝《法国近代小说概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6.）。对于乔治・桑的上述种种言行，时人多有訾议和微词，也遭到社会上千奇百怪的评说。一些西方评论家在谈及乔治・桑的时候，避而不谈这些男性朋友对她的思想和创作所产生的有益影响，以及她对他们的影响，而是过分夸大、渲染她的私生活的小节这一面，因而对乔治・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见。更有甚者，把乔治・桑贬损为“不规矩的女人”，辱骂她是“卖弄风情的坏女人”，等等。最为恶毒的是把肖邦的英年早逝归咎于乔治・桑的所造成的。这些非议和中伤，严重毁损了乔治・桑的形象。为此，我国著名法国文学专家罗大冈教授在其《天生的小说家》中为乔治・桑鸣不平，他说，人们偏偏看不到乔治・桑“毕生最早的一个恋人是小说，最后一个恋人仍是小说。她的一生无数的恋人和情夫中，感情最纯洁的恋人是小说”。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乔治・桑和她的朋友们是怎样看待他们之间的交往的。乔治・桑说：“我结识了知识渊博的朋友，也聆听了明智通达的劝戒”，“是我的朋友们把我带进了一个感情的和精神的世界，这里才是我真正的生活史中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也即是我的思想与智慧的发展过程。我深深地相信，我的心灵里之所以具有并保持着一点点好的东西，全是由于同其他人交往的结果。”事实也的确如此。于勒・桑多是她文学生涯中的第一个指导者，她从他那儿学到了一些写作技巧。她爱过、也帮助过于勒・桑多。世人公论，“桑多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乔治・桑”。
在同缪塞的关系中，“这两个天才在一场热恋的升华过程中你影响了我，我也影响了你”，他们“是艺术天国里的亚当和夏娃。他们相遇了，共享了知识之树的果实”。最后，虽然“他走他的路，她也走她的路。但他们已不再是从前的老样子。他们现在产生的作品比起他们相遇以前产生的作品却迥然不同了”（勃兰兑斯《法国的浪漫派》，142）。事情正是这样：乔治・桑的胸怀坦荡、仁慈善良，以及对理想的热烈追求，使缪塞变得诚实和成熟，摒弃了年轻时的浮华和幼稚的傲慢，成了一个热情的青春的诗人。他在同乔治・桑分手后怀着感激的心情说道：“我愿为你修建一个祭坛，即使用我的骨头……自豪吧！我伟大的、正直的乔治・桑，你把一个孩子变成为一个堂堂的男子汉。”这正是比他大6岁的乔治・桑的成熟气质对他所产生的影响的结果。同时，乔治・桑也从缪塞的身上感染了男子汉的气概，从此脱掉了她的男式服饰，还原了一个真正的女人。
在同肖邦相处的10年中，乔治・桑从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身上汲取了许多美好的东西：
“他的高尚的性情，他的o私的胸怀，他的自豪感，当然还有他的傲慢，他厌恶一切低级趣味的虚荣心和所有的狂妄吹嘘，他待人接物真诚可靠，为人处世精细周到。”所有这一切使他成为她“一个既严肃正经，又可亲可爱的朋友”。肖邦的许多传世之作，如《F小调狂想曲》、《波兰狂想曲》、《F小调奏鸣曲》等，正是两个天才所播下的爱情种子所结出的硕果。对此，肖邦也承认，是乔治・桑的才情引发了他的音乐创作的灵感，使他攀上了音乐创作的顶峰。肖邦体弱多病，乔治・桑总是“怀着深沉的母爱忠实地陪伴着他”，把他当做自己的“大孩子”一样精心护理；在性生活上，她强制他节欲，甚至要他彻底禁欲，以利于他恢复健康，能够集中精力从事创作。对于肖邦来说，乔治・桑可算得是“一位伟大的奉献者”。肖邦逝世后，人们告诉她，“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呼唤她，怀念她，而且像儿子对母亲那样对她充满深情”。可见那种把肖邦的英年早逝归咎于乔治・桑的所致完全是无稽之谈和蓄意中伤。
毋庸讳言，乔治・桑并不是一个完人。作为一位热烈追求自由的女性，她的某些言行，尤其是与众多异性朋友不拘小节、过于频繁的交往，在当时看起来确实有些惊世骇俗，背离世俗的传统轨道，但她决不是传说中的那种的女人，而是一个怀有坚定信念的理想主义者。她的浪漫激情是从长期被压抑的性格中进发出来的火花。正如她自己所说：“为了生活，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坚定的信念，即为某个人、某种东西而生存，或为某些人、某种思想而生存。我从童年时代起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这种对于信念的需要，这是环境使然，也是感情不断受到压抑的结果。”而且，在乔治・桑的性格中，主要方面还是真诚坦率、明断果敢、善良博爱，对弱小者的苦难和命运的深切关注和同情，以及对美好理想的孜孜不倦地追求。
耀邦推辞不过，铺开宣纸认真地写起来。
挎着相机的老杜马上把相机挪到胸前，“咔嚓、咔嚓”连拍了两张，余兴未尽，又在院子里的枣树下给耀邦照了几张。兴致很高的耀邦灵机一动，说“想穿西装照一张”。老杜喜出望外，连声说好。
老杜记得，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向科技进军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的时候，总理出访欧洲时穿过西服，展示了新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和风貌。但从那以后西服几乎成了禁品，很少有人穿了。
改革开放以后，新的时尚、新的观念进入中国，新潮服饰在青年人中迅速流行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是，1983年一场“清污”运动席卷全国，一些地方把留长发、穿短裙、穿高跟鞋、穿西服的人都划为“清污”对象。时任总书记的经常有意地身穿西服出席公众场合，因为领导干部的着装穿戴常常被群众认为是拥护或反对新事物、新时尚的风向标。
杜山以新闻记者的敏感马上想到离任总书记西服照的意义，表明他坚定地拥护改革开放，鼓励青年走向新生活。当耀邦身着质地优良、色彩协调的西服潇洒地出现在眼前时，杜山兴奋地“咔嚓”一按快门，拍下了耀邦深沉、庄重的形象。
1989年4月15日，不幸逝世，
当治丧办公室的同志把耀邦生前的几张标准照放在李昭面前、请她选一张在追悼会上用的时候，李昭突然想起了杜山最近给耀邦照的那张穿西服的照片。李昭说，那是耀邦的近照，就用那张。
李昭的选择让人有些意外，更让人意外的是当有关部门征求李昭的意见将耀邦的骨灰安放何处时，她作出的选择是：不留北京，不进八宝山，去江西共青城。
耀邦是突发心脏病去世的，没有留下遗嘱，李昭的意见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个决定并不是她一时感情冲动作出的，而是认真考虑的结果。
耀邦去世后，李昭想起总理临终前不留骨灰的遗言，也想起叶帅遗骨南归广州、不留北京的嘱托。和叶帅都是耀邦最敬重的领导和良师，循师而行，有何不好?耀邦的远祖是从江西迁到浏阳的，江西是他的原籍：江西还是革命根据地，耀邦在那片热土上奋斗、成长。江西有共产主义大学，有共青城。
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100名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怀揣创建新生活的理想，从繁华的大上海落户江西德安县鄱阳湖畔。对他们寄予了热切的希望，先后两次来到他们中间，问寒问暖，帮他们出谋划策，拟定发展宏图，题写了“共青城”这个响亮而有特殊意义的名字。“共青城”是中国青年团结、奋斗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李昭想让耀邦离开喧闹的都市，永远安息在他寄托希望的地方，到青年中间去，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的骨灰将安放在共青城的消息一经新华社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许多人陌生的江西德安县共青城和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夜之间蜚声海内外。
1990年12月5日，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办副主任杨德忠，耀邦生前身边工作人员和李昭及子女亲属等护送耀邦同志的骨灰去鄱阳湖畔的共青城安葬。李昭还特别请了杜山一同前往。
当到机场来送行的政治局常委乔石的告别手势一挥，飞机便箭一般地离开跑道飞上了蓝天，在棉絮般的白云里穿行……李昭不禁忆起了一生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的耀邦，无论是在长征途中、抗日战场，还是在没有硝烟的党内路线斗争中。他总是勇敢地站在维护真理、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无私无畏、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战斗中，赢得了群众的理解、信任、支持和拥护。想到这些，她在内心发出感慨：耀邦的一生是无私无愧的啊!
[关键词]反讽凯特•肖邦 《一小时故事》 自我意识
凯特•肖邦(1851—1904)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 《一小时故事》是她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在这篇小说中,肖邦成功地运用反讽手法来突现了主题。《一小时故事》记录了路易斯一生最后一小时的生命历程,情节极其简单,主人公由楼下走到楼上,再由楼上回到楼下。而作者着力渲染的是路易斯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情感世界:由初闻丈夫死讯时真诚的悲伤到向喜微妙的变化,直至喜不自禁。最后,当丈夫出乎意料地站在她面前时,她因狂喜或因失望而突然死亡,故事至此戛然而止。
小说自始至终充满着张力,而反讽是它的主要支撑点。反讽就是说的话与真实意图间存在反差, 或预期的事情与真实发生的事实之间存在反差。反讽可以分为很多种,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和戏剧反讽等等。通过反讽的绝妙运用来反映主题是《一小时故事》艺术上的一大亮点。作者言此意彼,采用暗含嘲讽性质的创作手法,以对照性的描写和叙述,及逻辑和常理的故意违反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使读者需要从反向上理解文本的主题意义。
本文主要探讨情景反讽和戏剧反讽。情景反讽就是一个动作或情况的结果与人们预料的极其不同。首先,反讽出现在马拉德夫人对待她丈夫死讯的态度上。丈夫的死亡对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妻子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大家都知道马拉德夫人心脏有毛病, 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非常注意方式方法的”。而她的反应并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妇女那样“精神崩溃, 无法接受现实”。 在“她猛地扑在姐姐怀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之后, 她平静下来, 坚持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这里存在这大家的期待与马拉德夫人的实际情况的对比, 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也为后来马拉德夫人女性意识的觉醒埋下成功的伏笔。
随后在马拉德的房间里, 作者对马拉德通过窗户看到的自然景象的描写具有很强的反讽性。“树梢在新春的活力中颤抖”, “空气中充满春雨芬芳的气息”, 隐隐约约的“歌声”和无数麻雀的“鸣叫”。这一切都预示着“新的春天”来了, 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作者在这里通过反讽及象征的运用, 向读者揭示了女主人公此时的内心世界, 对丈夫的死亡她不是悲痛欲绝的, 相反, 丈夫的死给她带来自由的希望。自然界中新生命的复苏暗示着她女性意识的觉醒, 对自由的渴望和憧憬。紧接着就是对马拉德夫人走向追求自由过程的描写: “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 她等待着, 又有点害怕。那是什么呢? 她不知道, 太微妙难解了, 说不清、道不明…”,“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一个人能主动地感受到春天的活力和美丽应该是在心情愉悦的时候。这里马拉德夫人的身体和心情又是一种对立。马拉德夫人在她本该最悲痛之时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这无疑是强烈的讽刺。在这一段里, 作者对马拉德夫人对自己丈夫的死的反应作了充分的解释, 同时也揭示出19 世纪社会中婚姻家庭, 传统习俗和社会制度对女性的束缚, 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压迫。
在小说中构成反讽或张力的因素还不止于此。路易斯丈夫的朋友理查兹最早将“死讯”传给了路易斯。他自以为比其他朋友更“小心”、更“体贴”,因此他抢在别人之前“赶忙捎来这一不幸的消息。”在小说结尾处,当马拉德突然出现在妻子面前时,理查兹试图挡住路易斯的视线,然而这位行动在别人之前的朋友这时的动作却“太晚了”,致使路易斯不治身亡。这位“小心”、“体贴”的朋友其实是个爱管闲事的人(busybody),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是这出悲剧的“肇事者”,因为没有他悲剧就不会发生,路易斯就不会死,至少暂时不会。这一“早”一“晚”、“体贴”与“多事”构成了小说的另两对反讽。
戏剧性反讽指读者意识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不知道的事情。故事的结局才是这篇小说的最大反讽。丈夫竟平安归来,玛拉德夫人意外死亡, 医生的诊断极具讽刺性,“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说她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我们知道其实她的死是因为脆弱的心脏承受不了从幸福的巅峰回到痛苦的深渊的巨大改变, 是因为自己刚刚获得的自由又突然消失了, 还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因此她的死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在这里“高兴”一词具有很大的反讽意味。这说明除了女主人公, 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认为她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本已使她无法自拔, 而突然的死而复生使她受到强烈的刺激, 悲喜交加的情感变化变成了她脆弱生命的杀手。这里作者运用反讽绝妙地讽刺了社会现实的无情。可以想见,她对丈夫的重现会感到多么失望、多么痛苦。在无法面对这一突变的情况下,她宁愿选择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是她唯一的选择。这一点可以在肖帮于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觉醒》中找到注脚。该小说中的女主角艾德娜(edna pontellier) 在19 世纪末期是个离经叛道的女子。她信奉爱情自由,坚持男女两性关系上的单一标准,追求自由、独立的价值取向,当她发现无法实现自我、无法摆脱社会约束的时候,她选择自杀了其一生,宁死不愿放弃自我,以死来维护对自由的向往。路易斯的死虽没有艾德娜的死那么悲壮,但我们已可以从她身上看到艾德娜的影子。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路易斯的死是由于过度悲伤而绝非兴奋而死。通过故事中的这些矛盾和反讽,作者似乎告诉我们自由胜于爱情,甚至高于生命。
肖邦的这篇短篇小说正是通过这些巧妙的反讽,构成了一个反映马拉德夫人渴求自由却又无力冲出婚姻樊笼的内心世界。无疑,故事的结局是对传统社会的婚姻观念的无情批判,对新生命的渴望。而作者的这种创作手法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小说的主题。
参考文献:
[1]孙胜忠. 独到的表现手法,超前的女性意识——解读凯特•肖帮的短篇小说《暴风》[j ] . 名作欣赏, 2002, (4) :35–38.
[2]孙胜忠. 反讽、象征与女性意识——评凯特•肖帮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和《暴风雨》[j ] . 山东外语教学,2003,(5):95-98.
[3]金莉,张剑. 文学原理教程[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99-101.
论文摘要：奥克肖特认为，政治是对政府的反思，每一种政府体制和政府职能的理论都有自己的道德信仰，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政府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权政府分别是对个体道德和集体主义的回应，但集体主义的政府和自由是对立的。
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 ， 1901一1990)是20世纪英国一位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相对于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其思想是较独特的，但是，从其立场、观点、思维来看，他隶属保守主义阵营。作为一种思潮，乃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强调经验的、具体特定的事情，不喜欢一般的、抽象的、先验的原则与范围”。[1] (P3)奥克肖特的思想中就有着深刻的烙印。奥克肖特一生著述不多，但思想深刻独特，其中之一是从道德层面上展开对政府的研究，形成自己的道德诉求观。
一、奥竞肖特对政治的理解
在西方，在不同历史时代，人们对于政治这一概念的基本特性的认识有所不同。在古希腊，政治与城邦完全是同一个概念。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时期，政治尚未从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中明确地区分出来，政治活动常被人们理解并被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世俗的政治权力采取了一种疏远乃至对立的态度，由此一来，一方面关于人的精神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的统治之下独立出来，古希腊的政治概念由此而明显萎缩;另一方面，教会事实上作为一种世俗权力的存在以及它与国家权力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又为政治生活增添了许多原来没有的内容。[2] (P2)
进人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西方政治的观念与实践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并成为一系列学说的根本出发点。这一点，对于即使是像霍布斯那样的被视为专制主义者的思想家也是认同的。这种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政治观念首先是通过洛克得到了系统的表述。由于个人在追求自己的财富和利益的时候，被认为是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国家需要做的只是对个人的所得和基本的社会秩序加以保护，即承担一种“守夜人”的角色。不仅如此，由于像洛克那样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自然地具有一种侵害个人利益的倾向，所以人们普遍相信必须以种种方面对国家的行动能力加以限制，换言之，国家不过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诺齐克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最小限度的国家”，从而也就引出了一种“最小限度的政治”的观念。[2] (P3)
洛克奠定的对政治的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迄今为止西方政治思想中主流的观念，奥克肖特也不例外。他认为，政治不是一种统治活动，而是决定政府方式和事务的活动;政治活动，即思考、讨论、批评及修正权力的管理和组成。当我们思考和谈论政府，有两种主要问题必须密切注意:(1)关于统治权力的体制、组成和授权认可的思考与期待: (2)关于统治权力的约定、诉求目标、或者各种行为的思考与期待。完全脱离开上述两点或一点来探讨政治话题，那是很难想象，或者说是无法讨论的。[31(P8)
上述两个主题，前一主题是政府体制问题，后一主题是政府职能间题。这两个主题的地位如何?奥克肖特认为，最近四百年左右，可支配的政府权力逐步增加了。对应于这些增加了的行政范围，行政职能也不再受到严格而相对狭窄的限制，并且渐渐地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这就在两个问题上产生了相应的思想变革:政府应当做什么以及其正当的职能是什么。统治者所期待的权力在增强，而对于政治思想界，持续增长的政治权力渐渐成为他们关注的重心:关于统治职能的理论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相反，有关统治体制和授权的理论则退居二线。所以，“大部分表面上似乎考虑的是政府体制和授权正当的政治反思及其理论，实际上思考的政府职能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是否正当”。[3] (Pl2)简言之，奥克肖特眼中的政治是关于政府的反思。
大部分近代西方政治学家对政府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其起源上，他们把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作为重要理论工具来解释国家(政府)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国家起源于人们之间的某种契约。如格老秀斯，他相信合法的政府只能产生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格老秀斯认为虽然自然法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具有强制力的社会组织的出现，这便是国家。它使一位主权者能够通过确立法律的力量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不受侵害，同时，也使每一个人以正当的方式迫求其应得的利益。格老秀斯表示，在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政府的过程中，他们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政府的形式，以及政府权力的范围。[2] (P217)
人们如何选择自己的政府，如何界定政府权力的范围，其依据是什么，奥克肖特以其独特的视角作出了回答，他认为，“每一种关于政府体制和政府职能的理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信仰”。[3](P28)
二、个体道德及其政治诉求
奥克肖特不仅认为政治是决定政府方式和事务的活动，同时指出，在没有选择或变动的地方，认为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地方，是不存在“政治”的。依这样的理解，在更早的社会联合体，统治活动不容许有变更，统治行为由威权人员来执行，而这些人的地位则来源于一些无法解释的沿袭惯例，他们所执行的规则和安排被认为不可改变，不容置疑，那么这样的联合体中发生的统治行为，谈不上是一种“政治”。所以，奥克肖特赞同黑格尔的观点，认为“政治只能是近代政治的产物”，近代国家中的政府和公共机构设置，是人类选择的结果。[3] (P8)这种选择，是在中纪道德瓦解，分化出个体道德和集体主义道德的背景下才具备的。
中世纪道德是一种共同体道德，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人从他们特有的对于城邦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出发，不仅强调公民只有通过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才能实现其完美的生活，而且强调公民个人对于城邦利益的服从以及个人对城邦的义务，因为他们相信，是城邦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人，他们对于城邦只应该回报，而非索取。古代希腊关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的观念被后世称为一种政抬“共同体”的观念。[2} (P22)一直到11， 12世纪，欧洲大部分地方的道德环境仍然是一种共同体道德。这样的共同体好比是一个大家庭，共同体中的财产也就是这个大家庭的财产，每个人的地位、权利和义务取决于共同体惯例，成员必须效忠的不是既定的道德规范，而是某人。每个人都自觉认同为共同体一员:并非部分或完全是出于道德或谨慎考虑之后，他才选择把自己的决断权交由其他权威人士来行使的;他从事也没享受过奢侈的个人决断权，也没承担过相应的责任。[3] (P20)
12世纪左右，一种新道德观在意大利和西欧萌芽。这首先要追根于当时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当时有些地方已经摆脱了中世纪常见的社团和公共组织，这些地方为自己发展个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独立的“个人”主体逐渐诞生，也就有了“个体性经验”的实践。在这种状况下，一种关于人类行为和特性的新的道德话语渐渐浮出水面:从道德上讲，个体应当是其自身的主人，有权按照他自己的选择生活。
“任何一种类型的道德，是某种人类生存环境状态的伴随物”，[3] (P21)所以，一与因环境变化而诞生出的个人及个体性经验相契合的道德被奥克肖特称为个体道德。个体道德指的是在最大程度上有自主选择的可能，选举内容包括行为、职业、信仰、意见、义务和责任;赞同自主行为，并把这种行为视为人类正当行为，还应该致力于追求适宜于这种自主行为生长的环境。·这种赞同一—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应该成为推动个体性观念形成的新的道德标准。这一新的道德标准将指导人们如何生活，而剥夺人们行使这样的个性权利不但会被视为一种极大的不幸，而且，充分行使个性也是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底线。[3] (P19)
奥克肖特认为，每一种关于政府体制和政府职
能的理论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信仰，所以，在个体道德观的基础上，他发展出一套个人主义政治理论，亦即个体道德的政治诉求。这就是指出现了那样一些人:他们已经体验到了个性、自主的经验，并热衷于追求这一切;这一切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是发生在政治活动中一个寻求变化的动机，它还为政治变化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生环境;渴望，享受个性经验的渴望，渐渐影响了政府机构，于是变革就悄悄开始了。”[3] (P50)
从消极意义上说，这些人是想把政府作为一种工具用以清除封建特权的残余，并能够以此来终止任何遗留下来的封建联系和特权。但是，取消封建特权并不仅仅是废除面临的权力和限制;而是必须废除这样一种状况，即特权阶层享受了他们极大多数同胞所无法享受到的权利。这些人所要求的，而且事实上正在填补的一项空白，并不是说出现了一个新的相似的可以重新享受某种特权的特殊阶层，他们所要求的是，同样的国民必须享受同样的权利，承担同样的义务。换一句话说，这些已体验过个性经验的人所要求的，是一种确保继续享受这样的体验而必须确立的适当的权利和义务体系，他们不是仅仅为了自己，而是希望所有国民都可以无一例外地享受这样的个性经验。
从积极意义上说，个人对政府的一般要求是政府应有能力把个人利益转化为一种适用于全体国民的权力体系。这种诉求渐渐明朗起来，即政府必须是决断的、中央集权的、独立至上的。决断，是为了使政府免于封建特权的余毒;中央集权，可将其国民从那种由无数的、半隐蔽、完全失控的群体所形成的压力中解脱出来;独立至上，即政府行为不能受制于某种指示，它只能是一种把个体发生的利益转化为权利的方式。
为了回应这样的诉求，这样的政府出现了。个人主义政治对这样的政府的职能的理解是:政府职能不是把他人的意志和行为强加给国民，不是教导，不是强使他们过得更好或更幸福，不是指导，不是引领或管制他们，政府的职能仅仅是裁决。裁决者的形象不同于经理，而是一个裁判的形象，这个裁判所要做的事，就是制定游戏规则，而这一游戏恰恰是他不可能参加的。【3 (P48)同时，个人主义政治观对极其强大的政府持怀疑的态度，并认为政府权力应当受制于法制，而法律部门则应当是一个独立运行的司法体系。所谓“法治”不应，也不可被视为是个人利益的特殊安全装置;法治应当是一种确保个性自由的必备条件的象征。[3] (P51)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是有力的，能维护秩序，但其力量不能强大到本身构成对个体性的一个新的威胁。
三、粼体主义及其政治诉求
在奥克肖特看来，近代社会并没有以个体道德取代共同体道德而终结道德历史的发展。当持个体道德观念的人认为自己能有自我选择的机会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有些人，由于境遇或性情的原因，并没有对自主选择作好充分的准备，面对众多的选择，他们没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作出选择，自然就会把选择视为一种负担。老的信仰、职业和地位的确定性瓦解了，不仅对于那些自信有能力在个人的联合中为他们自己谋得一个新的地位的人是这样，而且对于那些没有这样的自信的人来说也是这样。熟悉的公共压力的温暖对所有人都同样消散了—一种使一些人激动，使其他人沮丧的解放。熟悉的公共生活匿名性为个人身份所取代，它对于那些不能将它变成一种个体性的人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一些人认为是幸福的东西，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不舒服，人类处境的同一条件被认为是进步，又被认为是衰败。简言之，近代欧洲的环境，孕育出两种相反的国民特性:具有个人的特性和具有“不成功的个人”的特征。[4] (P93)有个人特性的人，追求个性自由，有“不成功的个人”特性的人不愿成为自主个体的人。
在时间过程中，从个体性的经验产生了一种适于它的道德—一种不仅要探究个体性，而且要赞成追求个体性的倾向。这构成了一场重要的道德革命;它的力量和气势不仅把适于不再存在的公共秩序的孑遗扫到一边，而且几乎没有给它自己留下任何选择的余地。这个道德胜利对“不成功的个人”有重大的影响。他已经在战场上(在行为上)被挫败，现在又在家里，在他自己的性格上被挫败。以前仅仅是对他在生存斗争中不被打败的能力的怀疑，现在成了一种极端的自我不信任;以前仅仅是一个不好友的前景现在透璐自己是一个深渊;以前不成功的不安现在变成了有罪的痛苦。C47 (P9a)
这种情况，对有些人而言，缺乏自主选择能力会使他们变顺从，或者说放弃选择，但是，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状况会引发他们的妒忌、厌恶和仇恨。这样的心态会发育出一种新的道德观念:通过强迫所有人都不作选择，以使自己摆脱不能作选择的困境。一个人会因自己不能实践个性而产生挫败感，他宁愿世界上没有要求个性自由的人，也不存在个体道德，他希望社会认同他的价值标准。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一个好斗的“反个体主义者”，或称“反个人”。[3] (P25)他所具有道德诉求就被称为集体主义。
集体主义道德观的核心概念是:有一种真实存在着的人类生存状态，这种状态体现了一种“公共物品”或“共同财产”，而这种公共物品并不是指不同个体所选择的不同利益的综合，而是以这样的公共物品来取代所有不同的个体利益。个体道德其实是始终顾及公共安排的。个体道德观承认，每一个体在追求本身目标时，必须认识到公共安排的价值，因此，这种公共安排可以被称为“共同利益”。但是，对于“反个体主义者”而言，这一个体主义者认同的“共同利益”还远远不够:共同利益必须被视为是代表共同体自身的利益，他是一种全方位的人类生存境域，全体成员都必须专注于这一共同体利益。所以，当个体主义道德观认为，“利己主义”源于人类活动的合理性，并致力于调适彼此之间的关系，以便个体都能享受联合体利益的时候，集体主义道德则声称，“利己主义”是罪恶，并致力于寻求替代品，不是以“利他主义”、慈善或仁爱作为替代品，而是以对集体的爱来替代利己主义。[3] (P27)
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出现了一连申从属性的道德理念和情感。从一开始，反个体主义道德观(集体主义)的设计者们把私人财产与个体性等同起来，视私人财产为罪恶，在任何方向上的隐私都被认为是个体主义道德观对反个体主义道德观的侵蚀，必须连根拔除。与“反个体主义”相对应的是一种毫不含糊的“公共”生活和平均主义观念。
如前所述，每一种政府体制和政府职能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信仰。那些缺乏自主选择能力的“反个体主义者”，希望社会认同他的价值标准，到处寻求支持，发现可以在两个方向上找到支持。第一个方向是期望由政府来保护，使他免遭必须自主选择之苦，让政府来代替他作选择。第二个方向是通过政府培育一种合乎他口味的道德标准，而且还要强人、明确，方能使他摆脱自怨自艾和无力感。[3] (P26)这样，在集体主义道德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集体主义政治理论。集体主义政治理论认为政府之职责，是向国民灌输一种单一的行为模式，以迫使他们服从这一模式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活动。这种理论把统治视为这样一种行为，确立一种“共同利益”并强迫国民服从这一“共同利益”来创建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利益”与组成这个社会的个体是否容忍以及有否选择无关，它是一种普遍一致地强加给全体国民的行为模式。进一步分析，“共同利益”，这种有益于强制接受联合体的人类生存境域并不是天生的:它需要挑选，需要建设才能出现;它包含着对正在形成中的多样化活动以及多样化信仰的批判与纠正。[ 25〕因此，政府被分配了建筑师和保护者的角色，不是从事他们自己活动的个人的联合的“公共秩序”的建筑师和保护者，而是一个共同体的“公善”的建筑师和保护者。这个统治者不是被认做是中立的裁判，而是共同体的道德领袖和管理总监。[4] (P98)
四、奥克肖特的立场
从奥克肖特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认为近代欧洲道德历史存在两种明显对立的道德观或者说价值观—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相应地，近代欧洲的政治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说:个人主义政治理论和集体主义政治理论。前者如斯宾诺莎、霍布斯、洛克，后者如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列宁。这两种学说后来甚至都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一些人根据个人主义政治学说建立了“主权政府”(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另一些人根据集体主义政治学说建立了“全权政府”(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那么，哪一种好?奥克肖特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保守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守旧的心态，保守主义的关键不在于保守与否，而在于保守什么”。自伯克( Burke )创立保守主义以来，保守主义要保守的就是自由—自由亲和的制度和自由友善的传统。[1] (P21)所以，奥克肖特自然站在个人主义政治立场，反对集体主义政治。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反个人”和集体主义的评价上。
首先，关于“反个人”。他认为，“反个人”有感情而无思想，有冲动而无观点，无能而无热情，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的力量。因此，他需要“领袖”，而个人的联合需要一个统治者，但役有“领袖”的地位。“反个人”需要被告诉去想什么;他的冲动得变为欲望，这些欲望得变为计划;他得让人意识到他的力量;这些是他的领袖的任务。这个领袖是一个既能作为他的追随者的形象，又能作为他们的主人出现的人;一个能容易为他人作选择，而不是为他自己作选择的人;一个想要管别人的事的人，因为他缺乏在管自己的事中找到满足的技巧。这些恰恰是“不成功的人”的特征。他(领袖)厌烦在操作个体性中寻求个人满足的个人，他只在指挥他人，而不是任何别的地方寻求个人满足。他的追随者认为是真正关心拯救他们的东西，实际上是几乎无私者的虚夸。“反个人”及其领袖对应于一个单一的道德状况，他们减轻相互的挫折，提供相互的需要，然而，这是一个不稳定的伙伴关系，因为“反个人”顺从但不忠于他的领袖，领袖细微的个体性很容易引起他的怀疑。f4J (P9s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