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7 09:57:40
1、美学范畴中的“颓废”
新感觉派对于颓废主义的接受主要是从??作上的美学特征的角度上来体现的，因此本文使用的“颓废主义”的概念是创作上的美学特征的指称。颓废主义与现代主义存在着复杂关系，本文对“颓废主义”的界定主要参考其“现代性”的定义。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认为事实上存在有两种矛盾统一的现代性：资产阶级文明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并将“颓废”归于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通常联系着没落、黄昏、秋天、衰老和耗尽这类概念，在更深的阶段还联系着有机腐烂和腐败的概念―同时也联系着这些概念惯有的反义词上升，黎明，青春，萌芽，等等”[]、精神性颓废主义通过物质性颓废主义世俗化的路径，通向形而上的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境界，颓废主义的实质就是通过表面化描述来体现精神内核从而实现完整的颓废主义。新感觉派的创作体现出颓废主义的双重内涵，其通过对物质文明都市景观的详尽描摹以触及精神性颓废主义。
2、新感觉派与颓废主义的接受
上海这个城市具有两面性，既是“魔都”、“东方巴黎”，又是“罪恶的渊薮”，繁华与落后、天堂与地狱并存。同时，上海是快速发展的，时时在变化，因而具有不确定性，一夜暴富和瞬间破产都可能存在。这种贫富的悬殊以及不确定性容易造成人们的心理落差和对金钱、享受、消费的强烈欲望，得意时挥霍无度，失意时颓废厌世。上海的这种两面性与颓废主义的双重性相契合，颓废主义既欣赏都市物质文明繁华的一面，又感伤繁荣背后的不平等性以及物质文明对人类的奴役。因此，上海的两面性为新感觉派提供了颓废主义的文化视野。新感觉派作家具有颓废心理气质。他们以一种都市的而非乡土的眼光审视上海，肯定上海代表的都市文化，为了要表现的“新世界”去寻求新的表现方式，最终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颓废主义。
二、新感觉派创作中的颓废主义
1、颓废精神与美的形式的结合
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文本所表现的都市都是繁华的声光电化的世界，他们选择的是最能体现“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用舞厅、电影院、跑马场、百货商店等都市场所来表现眼花缭乱的都市生活，把握都市的繁华和动感，进而表现都市人的精神气质和社会文化心理。《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的大街笼罩着强烈的“光”与“色”：“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妆着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耀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烟，有了高跟鞋，也有了钟…… ”[]
他们的小说注重主观感觉，以此来表达客体和客观现象，使得一切具体的都市风景都浸染着主观的感觉色彩，现实中的都市变成感觉化的都市。在结构上，新感觉派小说摒弃了传统小说以情节安排为主整体结构方式，而是采用更加活泼独特的形式，用感觉、心理等内在逻辑推动情节的发展。小说虽有现代意识流小说的样式，但其意识情绪的发展顺序仍有迹可循。在语言层面上，新感觉派通过语言游戏来表现都市人追求刺激的心理。新感觉派本身都热衷于电影艺术，他们在小说中的电影技术体现在两个方面，对女性的描述和蒙太奇的结构方式。
2、颓废主义的本土化变异
新感觉派中受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表现最明显的是施蛰存，其第一本小说集《上元灯》承袭古典传统，注重营造意境和氛围。虽然之后施蛰存不走写实的道路，但一直试图将民族特色融入到文本中，为其文本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新感觉派的都市经验是新鲜的，陌生的，而在当时强大的田园传统和广泛的乡土文学创作的包围下，乡土文学传统以一种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的形态表现在新感觉派创作的文本中。虽然其所表现出来的乡土文学的面影并不清晰，但它贯穿在文本中，增添了颓废主义审美气质。
新感觉派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繁华都市的摩登人物，追逐物质和爱情，但是故事常常发生在家以外的娱乐场所，小说并没有提及到他们的家或者家人。都市并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没有归属感，常常感到孤独、失意、寂寞和疲倦，这些人在都市中颓废地活着，却又仿佛是快乐地迷恋着，流连于灯红酒绿的生活。这里文本中浸透着深深的作为都市漂泊着的无家可归的荒凉之感，对于都市声光电化的沉醉又凸显出被异化的都市人的颓废气质。
三、反抗与媚俗对立统一的美学价值
1、反抗：内在激情的爆发
按照卡琳内斯库的观点，和古代消极的态度相比，现代颓废更有一种积极地反抗精神。颓废者在对时间流逝和文明堕落有清醒的认识之后并不会沉溺于沮丧之中，反而变得勇敢起来，既然没有什么能阻止人类的最后死亡，那么就抛开一切道德规则的束缚，发现生活中让人兴奋的东西，让生命在有限的时间爆发最美丽的火花。新感觉派小说中浪荡子是颓废者的典型，他们放任自己的感官享受，追求刺激和生命冒险，这些颓废派身上的挑衅和高傲态度具有典型的审美现代性的反叛特征，他们用颓废的否定姿态远离束缚个体自由的日常生活，突出代表了一种边缘对中心的愤怒。在颓废者颓废的外表和放纵的生活方式背后潜藏着的是一种对现实境遇的不满，却又无法以自身绵薄之力来抗衡和改变不合理的东西，因此其要以自己的颓废姿态来反抗世俗，反抗平庸和功利。
2、媚俗：感性体验的回归
首先，颓废的本质是空虚和无力的，虽然其表现出主人公对灰色现实的积极反抗，但是并没有最终拯救主人公，在它华丽的背后必将是生命力的衰落和枯竭。其次，颓废者的独特身份和所处的消费社会往往使其立场暧昧。颓废者往往以不顾一切去追求艺术的享乐和感性放纵来反抗厌倦了的理性、平庸和谨慎的日常生活，但这种对官能快感的追求一旦超出一定限度必然滑向另一种极端。而且在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消费社会中，建立在金钱和物质基础上的颓废主义必将与消费社会产生共谋。
（遵义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刻画了浪荡子的形象。以亨利勋爵和道连为代表的浪荡子不仅有着浪荡的一面，他们身上也表现出了一些颓废因素。浪荡子们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他们颓废因素形成的背景。本文试图从浪荡子们在享乐、道德沦丧、自恋以及对女人的看法这些方面找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颓废因素。
关键词 ：颓废；享乐；道德沦丧；自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151-02
一、颓废主义与浪荡子
纳尔班蒂安在他的Seeds of Decadence in the Late Nineteenth-centry novel一书中指出：“颓废主义的种子植根于1870到1900年的西方文学的转型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王尔德的文学创作显然也受到了颓废主义的影响。因此，他小说中那些过着唯美主义生活的浪荡子们自然也和颓废主义脱不了干系。在他的描述中，最有意义最合适浪荡子的就是“我们是颓废者”，因为这种颓废不过是人性向某种理想的攀进，这些理想被认为是不可企及的。浪荡子身上的颓废因子可以从他们的对话和思想方面表现出来，但不是负面、堕落的。他们颓废但并不代表他们的生活是堕落的，相反，他们的思想很活跃。他们颓废是因为他们的梦想被看作是无法企及的。正如波德莱尔在The Painter of Modem Life所说：“浪荡子们具有抗争和反抗的的特点，他们代表了人类最优秀的那部分和也代表了对于反对和摒弃平庸的需要，这是我们今天的人们所不具备的。”我们从王尔德和他小说里的浪荡子身上找到这种颓废的风格。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被看作是一部具有颓废风格的小说。而小说里的浪荡子们也毫无疑问地被看作是颓废的。因此，我们很容易的从这部小说中浪荡子身上找到颓废的元素，这些颓废的因素显示出浪荡子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不满与反叛。
二、颓废的享乐主义
浪荡子所表现出来的颓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看做为享乐主义。广义的来说，享乐主义代表着一种精致的、精明的自私，它不追名逐利但是追求感官的享受，不喜欢孤独，需要陪伴。王尔德自己就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他小说中的浪荡子们也曾发表享乐主义的长篇大论。亨利勋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享乐主义演讲中说：“格雷先生，诸神厚爱你，可是诸神赐予你的，会很快被取走。你只有几年时间，能够实实在在，完完美美，充充实实地生活。青春一逝，美也随之而去……活着!把你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别错过。不断寻找新的感受……一种新的享乐主义——那正是我们的世纪所缺乏的。”
亨利勋爵第一次见到道连时就被他深深吸引了。作为美丽事物的追求者，他找到了他想要的美。他会想方设法让这种美能够尽可能的持续下去。他劝道连充分的享受自己的青春年华，而不要去做一些枯燥的事情，要把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这是充满反叛精神的劝说。他认为虚假的理想在那个时代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浪荡子生活的束缚。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这些所谓的目标和理想却束缚了很多人，因为他们不像浪荡子一样具有颓废的思想，他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对人们的道德控制已经放松，但是普通人还是不敢打破这些传统的目标和理想去享受生活，只有浪荡子们才会勇敢地挑战这些道德束缚。为了表达他对所处时代病态目标和虚假理想的不满，他竭力劝说这个年轻人不要去在乎它们。我们可以看出浪荡子们在试图逃离这个真实的世界，那就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伦敦。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就是过一种享乐生活。
王尔德小说中的浪荡子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转型时期，这个时期充满了各种不稳定。他们处在旧的传统的束缚下，内心充满了矛盾，渴望着新的事物。这个时期的显著特征就是人们对生活的厌倦，对道德和宗教限制的厌恶。这些也深深影响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所谓的道德和宗教的限制就是亨利所说的他们那个时代的病态的目标和虚假的理想。王尔德小说里的浪荡子们通过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满足了打破桎梏的精神需求。他们对于享乐的追求不仅有享乐主义的一面，也有对痛苦的逃避、对现实世界反叛的一面。
三、道德的沦丧
在Arthur Symons的The Decadent Movement in Literature一文中，就曾提到道德沦丧是颓废主义的特点之一，因此，可以说颓废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在《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王尔德详细的描述了道连的道德沦丧过程。当道连得知西碧儿自杀之后，他一开始觉得很内疚，觉得是自己杀死了她。但是很快他就开始为自己辩护，甚至认为“她一定是为了我才这样做的。她没有权利自杀。她太自私了”。亨利的劝说更让他摆脱了内疚感，他甚至忘了正是他对西碧儿拙劣表演、狠心的批评才导致她自杀。道连的自我辩护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于道德观的无视，他将西碧儿的自杀看作“就像是一出精彩喜剧的精彩的结局”。在那一刻，他的灵魂已经深陷在不道德的状态下了。当他还很天真的时候，他是遵守那些道德教条的。然而在亨利的引导下，他也开始反叛那些道德教条了。道连的道德沦丧一步步走向顶峰。当巴兹尔在离开伦敦去巴黎之前，他找到了道连，他不想看着自己所崇拜的人一步步堕落下去。他劝说道连：“我知道英国是够糟糕的，英国社会全乱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你洁身自好，可是你没有。”然而巴兹尔的苦口婆心并没有感动道连。此时的道连是不会允许别人对他的生活和道德做出这样批判的。在巴兹尔说想看看他的灵魂是怎么样的时候，道连领着他去看了那副他亲手画的画像。道连说这副面孔就是他灵魂的面容。画像中那副可憎的面孔仿佛让巴兹尔看到了现实中的道连。在巴兹尔让他一起祈祷的时候，道连却不以为然，他甚至憎恨巴兹尔了。他把自己的堕落都归咎到了他的身上：“道连·格雷朝画像瞥了一眼，突然冲着霍尔华德泛起了一种难以控制的仇恨，似乎画布上的形象向他提醒了这种仇恨，并通过狞笑着的嘴，轻声地注进了他的耳朵里。”他用一把刀结束了那个崇拜他喜欢他的艺术家的生命。此刻，道连的道德沦丧达到了最高峰。
四、自恋
浪荡子们的颓废还表现在他们的自恋方面。他们很在乎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他们是个人主义者，他们的个人主义倾向最好的展现就是他们的自恋。王尔德小说里的浪荡子们经常沉醉于对自己身体的赞美之中。在道连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美貌之前，他并不在乎它。但是在亨利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美的演说和对道连的赞扬之后，道连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美。特别是在看到霍华德给他画的画像之后，他意识到自己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但是当他意识到画里面他的美不会消逝，而他自己的美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的时候，他害怕了。他害怕失去美，甚至开始妒忌自己画像的那种不会随着时间改变的美，甚至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来保住自己的美。可以看出，道连对自己的美十分自恋，这也是他思想颓废的一种表现。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浪荡子们不在乎他们的道德价值，在乎的是感官刺激。在浪荡子们的自恋中，镜子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折射的是浪荡子们欣赏自己的心理和精神过程。当道连在镜子里看自己那张年轻、英俊的脸，他越发迷恋自己的美了。在这部小说里，还有另外一面镜子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反映着道连的自恋，那就是道连的画像。当道连第一次站在画像前忙的时候，他开始妒忌画像里的那个自己。在这一刻，画像扮演了镜子的角色，因为这面镜子让读者看到了道连灵魂的颓废。
五、对女人的看法
浪荡子们的颓废还表现在他们对于女人的看法上。在浪荡子们生活中，女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浪荡子们却对于女人持有一种讽刺的观点。在亨利勋爵看来，没有女人是天才。他讽刺她们：“我的好家伙，没有一个女人是天才。女性是善于装饰的，她们从来没有话要说，却可以说得非常动人。女人代表物质对思想的胜利，正如男人代表思想对道德的胜利。”在亨利的眼里，女人是物质的、无知的，只有以他为代表的男人们代表着思想对道德的胜利，这一观点再一次证明了道德的约束对于浪荡子的思想是不起作用的。他们会按着自己对社会的判断过着他们享乐的生活。“眼下我正在分析女人……这个问题并非像我想象的那么深奥。我发现，说到底只有两种女人：一种是单纯的；一种富有色彩。单纯的女人很有用，要是你想捞个名声，让人知道你很体面，你只要带她们去吃晚饭就行了。另一类女人很迷人，但她们犯了一个错误。她们化妆是要使自己显得年轻。而我们的祖母们化妆是要使自己口若悬河。……整个伦敦只有五个女人值得你跟她说话，而其中的两个，还不够资格进入体面的上流社会。”在亨利看来，女人们就是追求外在的美的生物，女人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使男人失去对生活的希望，女人就是一件男人用来显示所谓他们高贵品质的物品。在他们眼里，女人就是庸俗的，而他们则是高贵的。对于女性的这一看法使我们看到浪荡子对女性的态度就像他们对于所处社会的态度一样——充满了讽刺确又与之共存。
浪荡子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颓废因素，不管是享乐、道德沦丧还是自恋，以及对于女人的看法也好，都是有一定的原因的。首先，作者本人就生活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作家通过塑造浪荡子的形象，借浪荡子之口和行为来表达对整个社会的不满，因此，时代的因素深深的烙印在浪荡子身上。
参考文献：
〔1〕Nalbantian Suzanne， Seeds of Decadence in the Late Nineteenth-centry novel， London: The Macmzllan Press，1984.
〔2〕Schoolfield， George.C， A Baedeker of Decadence Charting a Literary Fashion 1884-1927， New Haver＆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
〔3〕Wilde Oscar，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New York: Three Sirens Press，1931.
〔4〕卡林内斯库.马泰.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2.
〔5〕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陈文.“唯美”与“颓废”——对王尔德的文艺美学思想的重新考量[J].甘肃社会科学，2014，(3).
关键词：西安作家；文化心态；小说创作；安派
当今时代，文化愈来愈成为民族凝聚力与创造力的重要资源，要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整个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则需要把握时代脉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进行传承与吸纳，从而建构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文化价值体系。众所周知，历史上的西安文学曾是那样辉煌，如汉如唐，诗文并茂，简直就是国家文学的象征、世界文学的翘楚和骄傲。即使是宫廷乐府与民间传奇，也令人刮目相看，赞美不绝。时至近现代，西安文坛却大抵像古城一样废弛颓败、荒凉一片，渐渐疏离于文化中心。偶有小花野草，却终不见文学的灿烂春天来临。倒是在陕北延安，文学艺术高举工农旗帜，成派成风，蔚为大观。于是并非单纯因为政治或党派的原因，人们对现代延安文学的关注与对古都西安文学的忽视居然构成了历史上最为鲜明的一种对比(情形有些类似于“延安学”与“西安学”或“长安学”)。
进入当代，西安文学开始发出较为响亮的声音。所谓“白杨树派”隐约现身，一些知名作家会聚西安或附近，就仿佛当年“京派”作家聚集于北京和天津一带，积极开展文学活动从事创作，并取得了显著成就。而中国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借西部大开发的时代机遇，西安增势甚显。作为全世界无可争议的文化名城之一，西安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无可争议的典型性、代表性。其突出的历史文化性格既重传统亦讲发展，既容纳万有又自具特色。时至世纪之交尤其近几年，在大力提倡“人本·发展·和谐”的社会语境中，西安人对此传统有了更深的体认和更好的发扬，正在致力于创造更具传统特色、时代气息、人文内涵的现代西安，努力彰显西安气度和西安魅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与现实背景，西安作家大显身手，跻身中国当代文学重镇，成为“陕军”中的主力，使陕西省成为令人心仪的“文学大省”。由此我们也注意到，中国社会的经济与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与发展折射到文学天地中，同时也必然渗透到作家的心灵世界中。这样对于作家文化心态的研究就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学术取向，它不只可使我们通过文学创作与作家心态的嬗变更好地把握时代风云的变迁，而且使我们窥探到变革时代人们灵魂的真实搏动；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自身的发展，发现当代文学及作家精神生态层面的变异。
当年曾名噪一时的“废都文学”所发生的变异或转型，就是这方面突出的案例。作为“废土废都文学”(笔者曾给出的一种命名)整体中的重要部分，“废都文学”显示的废都心态也有一个生成与发展或转型的过程，并与西安的社会及文化环境变迁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要将废都文学即西安文学与陕西文学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古都西安文学的命脉及意蕴。我们既要关注描写西安的作品，也要关注定居西安甚至是客居西安者题材广泛的创作。当然，陕西(包括西安)作为中国文学大省，作家队伍庞大，文化心态相当复杂，要想无一遗漏地概括是极为困难的。本文所涉及的部分西安及附近的当代作家，主要是指长期居住于西安及附近的作家，既包括西安市作协、文联系统的作家，也包括省作协中“农裔城籍”的“驻会”作家(即陕西省作家协会聘的专业作家，会址在西安市建国路)，他们是西安文学的主力军；同时本文还将论题的时间主要限定在20世纪70年代末延续至今。这大体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新时期文学整体上呈现出复苏、繁荣的局面，作家文化心态主要呈现出务实求变的复兴青春心态；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至今，即90年代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社会进入全新的发展变革时期，人们的思想经受了价值观念的错位与信仰虚位的煎熬，作家文化心态呈现出斑驳复杂的中年心态，有较多废土废都的颓废的一面，却也不乏摆脱落后、渴求进步、振奋进取的另一面。这两个时期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但更有着深切的嬗变。
总体上来讲，第一个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是积极进取、振作的复兴心态。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陕西(西安)文坛告别十年“文化大革命”，整体风貌呈现繁荣复苏的局面，作家队伍壮大、优秀作品脱颖而出。陕籍作家如30年代出生的峭石、蒋金彦，40年代出生的赵熙、陈忠实、京夫、文兰、邹志安、路遥，稍晚出生于50年代的莫伸、贾平凹、李康美、高建群、杨争光等等，其中1978年莫伸的短篇小说《窗口》、贾平凹的《满月儿》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陈忠实的短篇小说《信任》获得本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京夫的短篇小说《手杖》获得本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得1979－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3年路遥的《人生》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4年邹志安的短篇小说《哦，小公马》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贾平凹的《腊月·正月》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5年之后，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高建群等作家大量心血致力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陕军”长篇小说取得突破性进展，迎来长篇小说丰收的季节。而这些“陕军”的大将大都驻扎于“文化中心”西安及附近地区。
陕西(西安)文坛繁荣局面的铸就与作家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密切相关。路遥在介绍《平凡的世界》时曾说：“要用历史和艺术的眼光观察在这种社会大背景(或者说条件)下人们的生存与生活状态，作品中将要表露的对某些特定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态度；作家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地上，真正体现巴尔扎克所说的‘书记官’的职能。但是，作家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须做出哲学判断(即使不准确)，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贾平凹在借鉴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时，也认为“文学应该为社会做记录”。陕西(西安)作家似乎与生俱来具备这种脚踏实地、务实苦干的精神，在长期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中，这种精神与崇高的使命感和岗位责任意识融为一体，他们为了“脚下踩的这方厚土”，不惜“下油锅”甘愿“流尽最后一滴血”。正是这种类似殉道式的精神驱使陕西(西安)作家紧紧地贴近时代，心甘情愿地作时代忠实的“书记官”。其实，这种精神不仅仅局限于以上提到的陕西(西安)作家，活跃于50年代文坛上的老作家柳青身上早就具备，当代陕籍作家亦多能继往开来秉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特点。
西安作家这种务实求变的心态与三秦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渊源的关系。历史上的三秦大地曾拥有突出的区位优势，谱写出辉煌的历史篇章，尤其是关中及古都西安(长安)，从西周到唐代演绎出13个朝代，建都时间总共1100多年。秦地曾有三次大的崛起，这就是周族的崛起于西周文化的显赫，秦人的崛起于秦汉文化的显赫，拓跋鲜卑的崛起于隋唐文化的显赫。伴随着这些朝代的崛起和文化的显赫，曾经发生数不胜数的动人故事，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奋斗不息。显然，上个世纪末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既是源于对古老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积极继承，又是对上个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民族渴求独立、发展的社会思潮遥远的历史回应。纵观整个20世纪，务实求变思潮贯穿世纪始末，不断升华、提炼凝聚为时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铸就经受着传统向现代艰难曲折的蜕变过程，这样的精神无疑深深影响着陕西(西安)作家，并在其作品中留下相应的精神漫游轨迹。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议论孙少平这一人物就不由自主地把自我的精神投射到主人公身上：“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报酬和宠爱，理智而又清醒地面对现实。这也许是所有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阶层所共有的一种心态。”
务实求变的心态除了受到三秦大地独特的历史地缘文化因素制约外，社会政治权力话语的介入也为务实求变心态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恰是新时期以来的政治进步，才使文学在经受多年的压抑和束缚后，逐步恢复敏感的功能，摒弃“高大全”完美形象、突破了“假大空”虚假模式，书写出一大批真实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当然，陕西(西安)作家对此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70年代末莫伸的《窗口》通过售票员韩玉楠热心于背诵逐个车站站名、路程及票额的故事，热情讴歌普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事业热心服务的美好心灵。80年代贾平凹的《满月儿》以传神笔法勾画出两个农村姑娘月儿和满儿的甜美动人的形象。这一时期作家以单纯明亮的心态，沿着柳青、赵树理开创的现实主义道路歌颂时代的伟大变迁。
路遥《人生》中的农村青年高加林处在城乡交叉的文化汇合点上，一心想出人头地，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穷困命运，这种姿态与行为反映了变革时代人们普遍存在的求新求变异的文化心态。值得注意的是路遥对高加林的态度是混杂的，他感情上理解主人公执著的奋斗精神，理智上却谴责高加林抛弃农村姑娘刘巧珍的不道德行为，情感与理智处于极度的分裂状态。其实，路遥整体思维价值体系依然坚守于传统的伦理观念，笔下人物一旦触及复杂的新问题时，路遥经常依照固有的传统价值尺度否定新人的突变行为，这种简单道德价值观念评判固然能满足普通读者的审美需求，而沉潜在问题背后的矛盾性就被遮蔽了。然而我们还是能够从这首青春颂歌中，间或隐约地听见一种与嘹亮的旋律不相谐调的、异样的声音。随着80年代中后期社会改革浪潮对思想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全面冲击，这种变调更加凸显。很显然，悄然滋生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层面的迷茫纷乱的矛盾情绪使得这一时期青春颂歌不再那么单纯透亮。当然，这种矛盾情绪掺杂着几许迷茫、几许犹疑、几许困惑，却又不舍不弃奋发进取、务实求变的厚重品质。这发生在务实求变的心态文化层面的纷乱情绪，与务实求变的文化心态割不断、理还乱，它既是对务实求变心态的不断延续，又是对传统价值观单纯性的决然背离。
1987年贾平凹《浮躁》对这类情绪给予细腻的剖析，金狗和雷大空是作家笔下时代浮躁情绪的载体，贾平凹一方面对改革者金狗冲出州河奋进的精神大加肯定，同时敏锐地挖掘出金狗、雷大空精神世界固存的浅薄、狭隘、愚昧、刁钻等不良习性，深刻地指出封闭保守的农耕文明是滋生小农经济不良陋习的土壤。在社会体系新旧更替之际，金狗等人物性格中躁动不安的情绪亦是作家文化心态的投影，作家沉思着、渴望着从浮躁中平静下来。写完《浮躁》后的贾平凹大病一场：“我希望世界在热闹，在浮躁，在急躁地变幻时髦，而我希望给我一间独自喘息的孤亭。”
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过渡进入第二个时期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多元时期，作家文化心态日趋呈现斑驳复杂的状态，既有废都废土的文化心态，又有缅怀、眷恋、竭力超越的文化心态，颓废无奈与怀旧复兴、消极解构与积极建构等矛盾心态交错叠加，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90年代贾平凹的“古都三部曲”(笔者对《废都》、《白夜》和《土门》三部长篇的命名)堪称是“废都文学”的代表之作。’《废都》(有人认为1993年是《废都》年)概括出弥漫于世纪末华丽而颓废的情绪，西京著名作家庄之蝶“活得泼烦”，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无所适从，挣扎、游戏于事业、政治、商业、家庭等多座“废都”城池。当一座座“废都”沦陷后，性就成了他执著挣扎的最后一个领域，与唐婉儿的交往使得庄之蝶的性功能得到奇迹般的恢复，他把这当作疗救自我精神的救命稻草，在与诸多女性的性游戏中展开其生命启悟式的深思，保姆柳月对庄之蝶“毁灭我们”、“毁灭了你”的一番质问，彻底打破庄之蝶拯救精神的美梦。庄之蝶再次沉沦了，轰然倒在废都车站。这些颓废的人和事与颓败的城墙、失修的古庙、哀哀的埙音、拾破烂老头的歌谣交汇组合，呈现出具有极大象征意味的颓废意象。自然，这是远远胜于“僵死乐观”的“活人的颓唐”。
现当代颓废的艺术往往体现出作家有意识的美学追求。20世纪90年代商品浪潮席卷而来，拜物的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思想在社会上沉渣泛起、蔓延腐蚀着人心，中国固有的传统的道德信仰、价值观念遭到挑战，这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必然出现的文化现象。贾平凹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感应时代的脉动，沉潜在生活底层思考着，在文学创作上提出更高的诉求，对自己固有的创作路子逐渐厌倦，开始90年代“独语”式的个性化写作。有人认为《废都》是“一部缺乏道德严肃性和文化责任感的小说”，“趣味格调上，它是低下、庸俗的”；“思想理念上，它是肤浅、混乱的”；“情感态度上，它是畸形、病态的”。“它本质上是一部颓废陈腐的旧小说”。批评者持有的伦理教化尺度散溢着古典的崇高之美，然则过于偏激的言辞无疑抹煞掉了作品蕴含的深层意味，显然这样的批评有失公允。我认为王富仁对贾平凹的概括很是恰当，“他抓破了自己，也抓破了废都的面皮”。的确，废都文化意象的蕴积得益于作家这种不惜“抓破”“面皮”、“作践自我”真诚坦率的写作心态。其实作家在超越自我的创作过程中，心灵深处也经历着凤凰更生于熊熊烈火的焚烧与熬煎。
贾平凹执著于自我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废都》是精神的颓废、沉沦，到《白夜》简直是荒芜、萧条，进人《土门》是绝望的反抗与虚无的呐喊。《白夜》中夜郎“感觉到了头发、眉毛、胡须、身上的汗茸都变成了荒草，‘叭叭’地拔着节往上长，而且那四肢也开始竹鞭一样伸延，一直到了尽梢就分开五个叉，犹如须根。荒芜了，一切都荒芜了”。生命的孤寂、荒芜是《白夜》的基本情绪，这与《废都》颓废的文化心态同出一辙，城市文化以及现代文明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有关幸福生活乐观的廉价的承诺，文明背后掩藏着茫茫的危机和深深的陷阱。《土门》仁厚村村民展开保卫村庄的绝望战斗，带领村民战斗的村长成义的尸首被肢解为七零八落的碎片，而梅梅一直梦想回归母亲的子宫去寻求安慰，严酷的现实使作家感到希望渺茫，那安置村民的“神禾村”仅仅成为贾平凹幻想世界的乌托邦。涉及“废都”文化景观描写的还有小说《黄色》、《倾斜的黄土地》、《月亮的环形山》、《冻日》、《痉挛》、《困窘的小号》、《白天鹅》、《幸存者》、《命运峡谷》、《古城岁月》、《热爱生命》、《人格破碎》等小说，这些小说尽情展示灵魂在苦难重压下扭曲的无奈。麦甲的《黄色》从忧世伤时的文化角度对古都(西安)知识分子的懦弱性格给予解剖，主人公于庆甫意欲摆脱浸染浓重传统文化的旧我以迎接现代社会，却堕入乱伦的尴尬境况，精神分裂近于崩溃，整部作品的颓废况味相当浓厚。颓废不单单是一种颓唐、没落、残废的情绪，作为一种文化景观、文学意象、文化选择及文化策略耐人寻味。马泰·卡林内斯库认为颓废总是与进步、新生联系在一起，是动态的哲学概念，颓废是“一种方向或趋势”，“进步即是颓废，颓废即进步。就其生物学含义而言，颓废的真正对立面也许是再生”。马泰·卡林内斯库对于颓废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对于废都心态、废都文学、废都文化的把握。穿越颓废，就会跨向进步，不在颓废中沉默，就在颓废中醒觉。贾平凹废都意象的营造，意在收拾灵魂碎片，不妨理解为一种写作的策略，不乏对颓废现象的厌倦、抵抗。庄之蝶游走于女性之间的行为动机，期盼借助原始的性行为达到自救解脱，然而此路不通，倒在了废都车站。车站是人生驿站的象征，他可能醒来踏上人生新的征途。其实，他算不上什么有力量的人物，但这种不甘被城市吞没的挣扎劲头，显示出逆流而上对现实的叛逆精神。《白夜》中再生人的自焚、留下的那把钥匙、夜郎的梦游，寄托着作家对生命存在神秘意义的执著探寻。
事实上从《浮躁》开始，贾平凹就渴望“一间独自喘息的孤亭”，渐渐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相疏离，放弃那种大我的“社会化写作”，走人发掘自我的个人式书写，以富有策略的手法表达着对人类终极意义的形而上哲理思考。如果说，80年代的《浮躁》是作家对于70年代作品的否定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的作品是对80年代作品以及自我精神更为深切的超越。当然由于知识结构、个人才力以及时代的限制，《废都》并没有最终成为贾平凹“在生命的苦难中又惟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的一本书，他那“生于忧患”之心态一直在深化、延宕，心灵河流的幽暗处流泻着困惑、迷茫、颓败、荒芜和犹疑的“意识流”，他寻求着对于自我、世界、宇宙的精神超越或解脱，这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秦腔》等小说中均有昭示。这一系列颓废文学意象犹如沉沉暗夜里隐约可见的一线星光，这一线星光渺茫不及、似有似无，然则由于执著和期待，缕缕曙光必将呈现于黎明的天际。令人欣慰的是贾平凹近作《高兴》(发表于《当代》2007年第5期；同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关注底层劳动者的眼光、直面现实的勇气书写商州乡民刘高兴打拼西安的奋斗经历，作家赋予拾破烂的刘高兴达观平和、从容忍耐的文化内涵，这样的文化内涵与传统道家文化暗中契合。《高兴》的面世，表明作家文化心态发生了突转：由上个世纪末的浮躁、迷茫、颓废跨跳到新的层面，淘洗掉凌厉浮躁之气，少了颓废低迷的晦气，多了历练风霜的平和与宽容。然而这种突转似乎缺乏必要的过渡以及合理的现实依据，略有突兀之嫌。尽管忍耐苦难、达观生活是普通人民长期信奉的生存信念和准则，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也正是源于这种对苦难的坚守与忍耐。对此我们做出这样的理解，作家借助文学的想象传达一种审美意识与审美追求，这种审美意识与追求穿越颓废迷茫，以颇有策略、张弛有度的平和心态适应现实社会。也就是说，作家力求走和心态，而现实并没有提供给刘高兴等底层人民真正平和心态的社会基础，这种心态的最终完成需要物态层面、制度层面乃至于思想意识诸多层面的有机综合作用的保障，当然这有待于整个时代的全面进步和人的主体意识的高度觉悟，作家在思想艺术上需要更为自觉、更为深切的不懈追求。
与上边提到的贾平凹逼近现实不同，激情四射的红柯从遥远的草原、茫茫的戈壁滩，从太阳升起、雄鹰飞过的苍天，骑着骏马奔驰而来，带着关于英雄的传说《西去的骑手》闯向陕西(西安)文坛。作品一扫文坛“颓废”之风，流露出强烈的英雄崇拜心态。红柯从新疆异域文化中汲取必要的营养元素，塑造出英雄马仲英，给虚脱疲软的现代生活注入了热血沸腾的力量之美。《西去的骑手》着意渲染英雄身上独特的剽悍、野性，并将这种彪悍、野性提炼升华为小说的一种文化精神，借助诗意化的渲染表明作家对衰弱文明决然的否定，寄托出对健全本真生命的追求。红柯眼中，马仲英生命中激荡的英雄气质恰是摆脱当下虚脱、疲软生活的回春之药。崇尚硬汉精神近乎英雄崇拜的心态在《丝路摇滚》(文兰著)、《丝路之父》(权海帆、孟长勇合著)、《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著)、《正气歌》(炳煌著)等小说中均有流露。的确，当颓废成为“一种方向或趋势”时，那么颓废就会演绎出更生和复兴。西北汉子狼娃(《丝路摇滚》)、张骞(《丝路之父》)、文天祥(《正气歌》)或以强悍蓬勃的生命活力，或以“虽九死而未悔”的人格力量谱写各自英雄的篇章。无论是历史小说还是现实叙事，无论是长篇巨制，还是中短篇小说，都在历史沧桑与人生曲折中表达着不懈的生命追求，那确是一种贯通古今的坚韧和顽强的精神力量!
从这里可以看出，英雄崇拜心态是对废都废土心态的一种突破和超越，同时增加了更多的怀旧情绪，一些作品明显就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又如韦昕的《大唐纪事》、《吹落黄尘》等)。多年居住陕西，创作有《采桑子》、《青木川》等长篇小说的著名女作家叶广芩，带着对北京满族贵族文化的深切记忆和对西安古都历史文化的深切体认，力图进行文化融会，坚守文化转型中的道德立场。她的信念是：“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自然，腐朽可化神奇，堕落意味反叛的情形或可与追求超越的心灵相通。由此也可看出，这种力求有所超越的积极心态与上述的颓废文化心态共同构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杂万端的文化心态。
20世纪末以来，全球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恐惧，诸如地震、海啸、瘟疫、战争、沙尘暴等接踵而至，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气候反常，乱象丛生，不安与恐惧吞噬着人类的心灵，人类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个真正的‘世纪末’的危机”。这种危机感深深地刺激着作家，加之今日“废都”的荒凉与昔日古都的辉煌形成的巨大落差，更加牢牢地纠缠着陕西(西安)作家，这样危机感愈强，幻灭感愈深，艺术创造力似乎愈是华丽，这是奇特的吊诡。无可奈何的颓废心态与竭力振作的超越心态是世纪末情绪的映照，颓废心态是世纪末情绪的具体化，超越心态是颓废心态翻转后的别样形态，是颓废心态嬗变后必然的升华，两者相依相生而又互为补充。
总的看来，西安作家的文化心态目前仍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混沌及迷乱，精神危机仍未解除。笔者看来，他们要冲出精神的危机必经的路径主要有三：
其一，立足地域文化，弘扬“汉唐气魄”。积极继承陕西(西安)审美文化的优良的传统，立足于西安文化，以西安文化中优秀文化因子为根本元素，以此增强西安人的自信心和“汉唐气魄”。从文化心态层面看，西安是中国人的尤其是西安人的“内心城市”，在心灵体验和历史记忆中西安(长安)是伟大、神圣的，它在环太平洋区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样伟大的城市也当有伟大的文学与它相称!西安作家也当充满信心，像2006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穆克那样，尽心尽力书写自己的“内心城市”。这位获奖者获奖的理由主要是：“在他土生土长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中挖掘出忧郁的精神气质，发现了文化冲突和交融的新象征。”帕穆克的一部代表作就叫做《伊斯坦布尔：城市的记忆》。我们自然也热切期待着古都西安能产生类似的世界著名作家，甚至是更伟大的大师级的西安作家!因为西安的历史、文化在任何意义上都堪与世界任何城市或古都相比，至少不比伊斯坦布尔更少历史文化积淀和悲壮意味。
其二，坚持“文化习语”，实行“拿来主义”。努力放眼世界，开拓视野，突破保守、封闭观念，在与多元文化“对话”中汲取异质文化的有机营养，以现代的、开放的文化因素为重构的必要因素，借助异质文化的力量重构西安文化。要产生伟大的西安文学，作家必然要在西安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转化、包容进现代开放的元素，综合创新，和而不同，建构更具魅力与活力的西安文化。由此也决定了我们对古都西安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一定要有非常强的理性态度和批判精神，切不可醉人其中，搞盲目的顶礼膜拜。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整体超越而非简单顺应，才勉强建立了属于现代的精神文明与人文品格，培植了能够走出颓废衰落之境的超越、奋进的积极心态。当今的西安作家要目光如炬，大气磅礴，海纳百川，方能在文学创作、文化创造上真正大有作为。
不知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非主流”。所谓“非主流”，顾名思义，就是少数人所崇拜的，有自己的一套风格。这些热衷于“非主流”的人们大多都在90后，他们穿着另类，个性张扬，并且喜欢奇怪的图片。这些崇拜“非主流”的男男女女，他们称自己为“非主流潮人”。
如今，打开各种网页，几乎都有“非主流”的图片和文字。“非主流”的图片大多都是自拍。女生全是瞪大眼睛，嘟着嘴巴，摆出这样痴呆的表情，装可爱。而男生全是拍摄自己的侧面、上面、下面、左面、右面、背面……总而言之，就是不拍自己的正面。他们认为，这样可以给人一种空虚，寂寞的美。所有拍摄出来的图片，他们都要用电脑处理一番。例如，在照片中的人物的脸上画两个腮红。给头发或指甲加上一些颜色。再把光线调得暗一些，看起来更诡异些。这些
“非主流潮人”还有属于自己的文字，他们称之为“非主流繁体字”或“火星文”。这些所谓的“非主流繁体字”其实就是在繁体字上加一些偏旁，使好好的文字变得错综复杂，匪夷所思。例如，“非主流”这个词语，在他们的手中，就变成了“悱炷?”。
“非主流”的风格就是颓废，痴呆。他们的打扮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男生穿着女生的蕾丝蛋糕裙。女生则穿着男式衬衫。全身穿得破破烂烂，并且还喜欢把头发染成蓝色、银色……或者做夸张的造型。他们的品位都是不同于常人的。
“非主流”现在也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主流”。所有的人全部都开始崇拜“非主流”。这还叫“非主流”吗？“非主流”是张扬自己的个性，而非盲目跟风。以及那些“非主流潮人”所谓的“火星文”简直就是在玷污汉语，腐蚀中国文化。颓废？诡异？痴呆？这就叫“非主流”？难道这些“非主流潮人”都那么没有品位吗？如今，满世界都是“非主流”了，谁还是“非主流”？现在的“非主流潮人”已经没有任何个性了，他们是在盲目跟风。心理学家说：“这些“非主流潮人”的思想其实很简单，起初他们只想引人注目，夺人眼球。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非主流“的行列中，现在他们只是在追逐潮流。他们之所以会热衷于“非主流”，其实是寄托了对自己极度的迷恋。”
我有一个朋友。她极度迷恋“非主流”，虽说没有我之前说的那些人那么大胆，但她也绝对是“非主流”的热衷者。她的QQ空间极其花哨，个性签名和网名也都是“火星文”。你经常能够听到她说的许多网络用语。她喜欢把“喜欢”说成“稀饭”。把“是”说成“素”。把“我”，说成“瓦”。圣诞节前夕，她送给别人一些贺卡。我一看，上面全都是“火星文”和网络用语。我研究了半天，也看不懂，便去问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哎呀！就是‘朋友，祝你圣诞节快乐！’啊！”她解释道。我看着这些奇怪的文字，苦笑着。
“你说，‘非主流’是什么？”我的好朋友问我。
“你就是‘非主流’呀！因为世间是不会出现和你一模一样的人的。”
除了我们熟知的NVIDIA Tegra 3、三星Exynos 4412和高通APQ8064之外，现在四核处理器阵营中还新添了华为海思K3V2、德州仪器的OMAP5系列、飞思卡尔i.MX6 Quad和全志四核（后两个主要被国内的平板厂商所用）。于是，更多的用户开始纠结了，我应该选择基于哪种处理器设计的手机？哪款手机才是真正的跑分王？
本文的特别嘉宾是颓废是美（机锋网三星i9300和HTC One X S720e版块版主，颓废系列ROM开发者）。颓废的微博地址：/u/2478789940
谁在影响测试成绩
首先，不同的处理器的确存在强弱之分。就理论性能而言，高通APQ8064>三星Exynos 4412>NVIDIA Tegra 3是不争的事实，也就是越晚上市的处理器往往会具备更多的性能优势。但在实际的测试环节和应用体验上其实并不会相差太多，特别是在跑分上的水分还是很大的。
颓废是美：理论性能不代表体验性能，至少我就没感觉i9300比One X快多少。
其次，评测软件自身会影响设备的跑分成绩。谷歌Nexus 7平板电脑的硬件和HTC ONE X一样都是NVIDIA Tegra 3，但在V2.83或更老版本的安兔兔测试软件中的分数却不到9000分，但当我们换成V2.91版本的安兔兔后成绩就可轻松破万。
颓废是美：想获得最准确的跑分数据，尽量选择当前最新版本的评测软件，因为老版本的评测软件还未加入对最新产品和操作系统的优化从而会影响成绩。
最后，内核是决定某款手机跑分成绩的核心。打开Android手机设置中的“关于设备”菜单后你会看到关于内核版本的参数（图1），不同的内核对手机跑分的影响极大。举个例子，有些HTC One X手机的安兔兔测试成绩只有9000出头，而这部手机的平均分数则在11000左右，但有些手机却能跑出接近13000的成绩（图2），这就是不同内核版本所带来的性能差异。
颓废是美：内核就相当于ROM的指挥中心，也是Android系统中最基本的一部分。说通俗一点，内核好比电脑的BIOS或Windows系统的注册表，是协调各个硬件正常工作的关键。比如有些超频内核会提高默认的最高主频，从而实现更高的跑分；有些内核会设定更合理的最低主频和电压，从而实现更省电的目的。
由此可见，一款手机的测试成绩并不代表这款机器的实际性能，更不能代表某款处理器的性能大小。如果给影响跑分成绩的几个因素排序，应该是“硬件>内核>ROM>系统版本”，不同版本的因素组合往往会带来不同的跑分成绩。因此，如果你太过执着于具体的数据，迟早会被不断刷新的跑分弄迷糊，从而陷入死循环之中。
系统优化才是王道
网上有很多手机横评的文章，对比几款手机的开关机时间、测试游戏或软件的读取时间，从而给出孰强孰弱的结论，实际上这种对比的方式还是有失公允的（图3）。看过前文大家应该明白了，即便是相同的一款手机，在使用不同内核和不同ROM时的性能表现都不一样，就甭提多款手机之间的对比了。
举个例子，很多行货手机（特别是运营商定制机）随机会预装无数软件，其中不乏极为消耗流量且会开机后就自动运行的应用程序。这就好比我们的电脑，如果装了太多的软件并存在太多的开机启动项，势必会影响开机时间和整体的运行流畅感。
颓废是美：我们在制作ROM时都会在不影响手机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删除使用率很低的随机软件（如有需要可以自行再安装）。如果你发现四核新品的开机时间还不如双核手机，可以利用第三方软件卸掉那些无用的程序，并优化开机启动项。
“Android系统不如iOS稳定”是很多安卓手机用户的心声。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所遇到的各种Bug和不稳定的问题都是系统没有优化好，通过刷机的方式就能得到有效解决。CFan编辑部的齐主编最近就给“家里的领导”添置了一台三星i9300（好奢侈…），在公司可以连上无线网，但回家后却发现手机搜不到家里的Wi-Fi网络（其他手机和笔记本就没有问题），于是开始担心手机是否存在硬件缺陷的问题。结果更换了lidroid论坛的第三方ROM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手机整体的运行流畅度也大幅提升。
颓废是美：现在很多用户买的都是水货手机，默认系统都是商家负责安装的。负责的商家会给你安装口碑最好的ROM，而一些JS甚至会装上存在大量恶意扣费软件的ROM。如果你新买的手机（特别是水货）出现了某些问题，请不要一上来就大骂手机硬件缺陷，可以优先从刷机的方式尝试解决，很多功能上的Bug都是ROM引起的。当然，如果你的手机是行货而且尚在保修期内，还是应该先求助于官方客服，让他们帮你刷入最新的ROM看看。
健圣有话说
小米称APQ8064是跑分王，华为则称自家的海思四核K3V2也是跑分王，等德州仪器OMAP5系列出来后，应该又会有厂商将其称为跑分王。通过这篇文章，希望让大家了解所谓的“跑分王”不一定靠谱，因为理论测试的成绩是可以通过对内核和ROM的优化而大幅提升的，而且通过刷入不同ROM也能获得更流畅的操作体验，只要刷对了ROM，第一款上市的HTC One X也能成为跑分王。
因此，我们在挑选四核Android新机时没必要纠结在谁家的处理器更好，还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手机的细节设计和使用体验上。比如屏幕大小适合你的手掌吗？系统操作时的流畅度如何？摄像头拍照是否出色等等。在手机CPU性能相对过剩的今天，实际的使用体验，也就是系统层面的优化才是重中之重。
尽管李金发效法波德莱尔，大力营造“颓废”的诗歌意境，但是，文学上任何程度的影响所造成的相似都不能达至如出一辙，差异总是必然的。李金发与波德莱尔之间也如此，由于两人所处的境遇不同，两种不同的存在条件造就了两人诗歌之间巨大的差异，即使是两人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看似相同的颓废色彩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下面我们就从两位诗人的创作立场和创作心境来具体分析这种差异。
一、创作立场
波德莱尔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土生土长的，他接受的是本土的文化和学识，接触的是他一生所熟悉的事物和环境，他是在本土文化环境和底蕴上进行创作的本土诗人。李金发则是远离故土留学欧洲，在西方文化氛围中写出他的主要诗作的。作为一个来自落后、动荡的国家的异乡客，李金发是以一个外来者的身份对自己国家和西方的对比感受，对异国他乡的生存体验进行表达的异域诗人。两人之间存在本土和非本土、被认可身份和不被认可身份的差异，对同一文化语境和生存环境的不同感受及认识必然会导致这两位中西诗人在创作立场上产生差异。
虽然波德莱尔与李金发都曾被自己的民族视为最颓废的诗人，吸毒、饮酒、追求、梦幻死亡等等都是两人诗作中不容否认的细节，但表面看似相同的“颓废”却丝毫掩盖不了两位诗人迥异的诗旨。透过诗句中“颓废”的镜像，我们可以感到波德莱尔凛然不可犯的决心：“拒绝把生活空虚的理想化，拒绝浮面的欢娱与自足。他要返回到存在的本质层次，以艺术家的身份去面对真正的命运。如果生命是包孕了那样多大伤痛、大恐惧、大欲望，那么，以强力挖掘进去，看个底细，尝个透彻。所以诗到了他手里，不再是浪漫式的幻想和怨叹、战栗、悔恨、共鸣，用凝聚的形式再造出来。……他穿过继父的封闭自满，看出整个社会的虚伪与丑恶；穿过社会，他更质问生命存在本身。”对波德莱尔来说，“巴黎的生活的不是表面的五光十色的豪华场面，而是底层的充斥着罪犯和的阴暗的迷宫，那里盛开着‘恶之花’”。目睹破碎的现实，波德莱尔忧郁，但由于时代的制约，他不可能救治社会的疾病，也就无法摆脱自身的忧郁，于是他便借“颓废”的诗作来进行揭露和批判。他追求始终“从恶中发掘出美”的理想：尽管身处黑夜之中，但他拒斥黑暗的诱惑；尽管被恶所羁绊，但他顽强地走向善。可以说，波德莱尔是站在高昂的主体立场上去处理自己本土的表现对象的。因而，在创作诗歌时，“颓废”并不是他的最终目的，“颓废”只是他探求历程的一个中点站，是他对抗丑陋现实的有力武器。
而李金发作为一个外来者，与所处社会的微妙关系，与异国他乡不同文化氛围的冲突碰撞让他敏感和痛苦；“无根的异乡人”的尴尬境地，总是令他美好的理想和追求屡屡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一个年轻人正常的生活要求，诸如爱情的欢愉、青春的激情和事业的成就等，都无法在现实中获取。举步维艰的异域生活境遇使诗人的灵魂发生了扭曲，自我生命价值受到了质疑，个体丰富的情感世界不得不一再幽闭。在异国的土地上，诗人总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坚实的立足之地，他感到生命存在的根基是如此虚浮，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只能是“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间”（《弃妇》）。“流浪汉”、“旅居者”的身份认同，加剧了他与周围人的紧张关系，诗人处处遭逢的是无法融入人群的落寞：“夜色笼罩全城，/惟不能笼罩我的心。”（《心》）法、德的留学生活，让李金发染上了“恐衰老之世纪亦不能答”的忧郁。于是，他效法波德莱尔，借“颓废”的诗歌排解忧郁：从《琴的哀》、《寒夜之幻觉》、《悲》到《沉寂》、《幽怨》、《哀吟》等等，李金发把思维的触角伸向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领域，搜寻许多肃杀惨淡的生命信息。他的诗里回荡着哀鸣的声音，氤氲着死亡的气息，更充满着人生与爱情的怅惘之情。但是，透过李金发的“颓废”诗句的幕帘，我们寻不到波氏那种对“恶”强烈憎恨，对“美”不懈追求的精神！我们看不见波氏那种不失希望的丑恶和绝望！我们感受到的是异乡生活给李金发带来的苦涩和溃伤，体会到他对于“生命欲揶揄”的情感倾向。
显然，在李金发这里，“颓废”不再是波德莱尔对抗丑恶现实的利剑，而成了逃避丑陋现实的盾牌。因为，异域的生存感受让李金发产生了不同于波德莱尔的创作立场：他不能如波氏那样以高昂的主体去处理自己本土的表现对象，而只能从客体的心境出发，直写异域的生存体验。
下面是波德莱尔和李金发同样以“生活”为题材创作的两首诗，读者很容易就能接受到两位诗人于诗歌中折射出不同心情不同感受的信息：
我曾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柱廊下久久伫立，
太阳从大海上向柱廊射来无数道光辉，
那高大的支柱，笔直而雄武，
在苍茫暮色中使柱廊与玄武岩的山洞十分相似。
大海的波涛，使天空的倒影摇曳，
又郑重而神秘地使一片波澜
那华丽的乐章具有无限魅力的和弦
与映入我眼帘的夕阳的色彩融为一体。
这时，我就体验到终于获得安宁的精神上的满足，
就陶醉在满目斜晖、茫茫大海、浩浩长空
与赤身露体而香气袭人的奴隶的怀抱中，
他们清凉的棕榈叶遮住我的头颅，
他们操心的偏偏只是追根究底，
只是探索那害得我受尽折磨的痛苦的奥秘。
――波德莱尔《往昔的生活》
在波德莱尔的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以往生活的观点：“往昔的”生活尽管有阴霾，有“害得我受尽折磨的痛苦”，但被眼前的美好景色――“令人心旷神怡的柱廊”、光芒万丈的“太阳”、波涛汹涌的“大海”等所整合，“我”从而“体验到终于获得安宁的精神上的满足”。尽管作者描写的是灰色的生活，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作者的希望洋溢在字里行间。作者用他“从恶中挖掘出的美”为“那害得我受尽折磨的痛苦”的生活增添了无限亮色。
再看李金发的《生活》一诗：
抱头爱去，她原是先代之女神，
残弃盲目？我们唯一之崇拜者，
锐敏之眼睛，环视一切
沉寂，奔腾与荒榛之藏所。
君不见高邱之坟冢的安排？
无数蝼蚁之宫室，
在你耳朵之左右，
沙石亦遂销磨了。
皮肤上老母所爱之油腻，
日落时秋虫之鸣声，
如摇篮里襁褓之母的安慰，
吁，这你仅能记忆之可爱。
我见惯了无牙之颚，无色之颧，
一切生命流里之威严，
有时为草虫掩蔽，捣碎，
终于眼球不能如意流转了。
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风华正茂的李金发当时本应是意气风发的，他笔下的生活本该是色彩明亮情调高昂的。然而，我们在他的诗中却读不到鲜活的生命信息，相反，“荒榛、坟冢、蝼蚁、无牙之颚、无色之颧”等阴冷恐怖之物在诗句中俯拾皆是。诗句传达的关于生命的死寂与窒闷之气，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诗人心中积压的浓郁的凄苦、悲凉和哀怨，体会到丑恶事物未能被美的理想成功整合的恐怖与狰狞。
二、创作心境
尽管波德莱尔和李金发的诗歌都充满颓废、忧郁的色彩，但两人从本质上对所要表现的忧郁和颓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表现方式。相对李金发的颓废绝望而言，波德莱尔认为忧郁是“动人的”，绝望是“高贵的”。他说：“诗的本质不过是，也仅仅是人类对一种最高的美的向往。这种本质表现在热情之中，这种热情是完全独立于激情的，是一种心灵的迷醉，也是完全独立于真实的，是理性的材料。因为激情是一种自然之物，甚至过于自然，不能不给纯粹美的领域带来一种刺人的，不和谐的色调，它太亲切、太猛烈、不能不败坏居住在诗的超自然领域中的纯粹的愿望，动人的忧郁和高贵的绝望。”本雅明指出：波德莱尔的诗歌中时时显露出“英雄”的气息，因为他“是按着英雄的形象来塑造艺术家形象的”。就是说，在波德莱尔的诗里，抒情主人公常常是高昂的、不卑不亢的形象，即便许多“丑”的事物进入他的诗歌，也能够幻化为“美”的艺术表达，给人以健康向上的感召，指引人们更从容地面对生活。而李金发即使写一些普通平常的题材，也特意渲染其狰狞的一面，如《故乡》：“狼儿跑进内堂，/与野狗争宿所了；/瘦虎狠狠地向着他们！”《故事》：“我的哀戚向四处逃窜了。”《黄昏》：“你不见有点东西，/正在哀死吗？”《使命》：“生命/叩了门儿，/要我们去齐演/这悲剧。”字里行间吐露的都是他对人生的悲观理解，他的抒情主人公，都显露出一种病态的哀弱和卑微的征象。
其实，这样的差异正是源于波德莱尔与李金发的创作心境的不同：前者的创作大多是处于庄严的理性的宏大的思考，而后者的诗歌则是出于个人的冷冽的感性的宣泄。
波德莱尔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语境下进行创作的，所以具有西方文化传统中一贯的反叛意识。他的文学创作虽然带有颓废色彩，但是自始至终体现出社会批判的价值定位，他喜欢发掘恶中之美对现实进行揭露，“他的美不表现为欢乐和愉快，而表现为忧郁、不幸和反抗，这正说明他的诗根植于闲事的生活之中，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的烙印，这种忧郁、不幸和反抗正是他从现实的丑恶中发掘出来的美。可以说，波德莱尔强调‘特殊美’和‘发掘恶之美’，这一思想和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德莱尔写“恶”写“颓废”，多半是出于匡正时弊的心境。他病态的眼光中满怀的是高远的理想和善良的心愿，旨在对社会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和道德重建。我们很容易从他的诗歌中感受到他力求匡正时弊的心境：
给读者
罪孽、吝啬、谬误以及愚蠢
纷纷占据我们的灵魂，折磨我们的身体，
我们饲养我们可爱的悔恨，
犹如乞丐养活它们身上的虱子。
我们的罪孽顽固不化，而懊悔却可耻；
我们为自己大方的交出供词，
且快活地返回泥泞道路，
深信可以用廉价的眼泪洗涤污点。
在恶的枕头上，正是三倍大撒旦
长期地摇睡我们中魔的精神，
而我们意志的珍贵的金属
全被这个高明的化学家汽化了。
是恶魔握住牵动我们的丝线！
从讨厌的物品中，我们寻找诱惑力；
每天，我们朝地狱迈下一步，
无所畏惧的穿过发出恶臭底阍暗
就像赤贫的浪荡子，亲咬着
老娼妓受尽凌迟的，
我们一路窃取秘密的欢乐，
还用力压榨如一只干瘪的橘子。
拥挤蠕动如同千万条蛔虫，
一群恶魔在我们脑袋大吃大喝，
我们――呼吸、死亡――隐形的河流――
就以低沉的滑进我们的肺内。
如果强歼，毒药、匕首，纵火，
还不能以有趣的图案来装饰，
我们可悲的命运的平凡画布，
那只怪，唉！我们的心灵不够豪放。
但是在豺狼、虎豹、猎犬、猿猴蛇蝎兀鹰，
以及
吼叫、咆哮、狂吠、爬行的怪物中，
我们的恶德的龌龊的动物园里。
有一头兽，更丑、更凶、、更卑劣！
虽然它不会 神气活现的大声嚷叫，
它却极愿将地球揉成碎片
且在一次哈欠中咽下世界；
那是“厌烦”！――满眼是无意的泪珠，
它边抽水烟筒，边梦想断头台。
读者，你认得它，那头棘手怪物，
――假惺惺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弟兄！
在这篇《给读者》里，“波德莱尔仿佛拿着一柄锐利的手术刀，直剖现代的人心，或者说自认文明人的内心。愚蠢、谬误、罪孽、吝啬均为都会生活的产物人性的劣根，会造成如此情况，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都不够豁达、开阔、豪放”。从诗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诗人对时局咬牙切齿的痛恨以及声色俱厉的批判。
李金发却不同，当他远渡重洋来到陌生的国度里，不被人理解和尊重的残酷现实，爱情和生活的诸多不如意，都使得他的创作成为了个体情感记录、心灵悲鸣的有效手段。他本人也毫不掩饰这样的创作心境，他曾说：“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可以说，李金发的诗是个人的感情宣泄，在他的笔下，人生的命运像一个被遗弃的妇女，满贮着哀伤与悲苦。
弃 妇
长发披遍我两眼之间，
遂隔断了一切羞恶之疾视，
与鲜血之激流，枯骨之沉睡。
黑夜与蚊虫联步徐来，
越此短墙之角，
狂呼在我清白之耳后，
如荒野狂风怒号；
战栗了无数游牧。
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
我的哀戚惟游蜂之脑能深印着；
或与山泉长泻在悬崖，
然后随红叶而俱去。
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
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
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
长染在游鸦之羽，
将同栖止于海啸之石上，
静听舟子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
徜徉在丘墓之侧，
永无热泪，
点滴在草地
为世界之装饰。
诗句写了一个弃妇的痛苦与悲哀，诗人代她向社会的歧视与压力倾吐了自己的痛苦与幽怨之情。“作者在自己创作的最初动因里，已经将弃妇的意象赋予了自身命运不幸与悲苦的感慨的内涵。作者是在个人的人生存在意义上思考着不公平的世界带给自身生命的痛苦悲哀和孤独的。诗歌以‘弃妇’作喻，写出抒情主人公内心的羞恶痛楚和生存的举步维艰。”李金发实际上是通过对弃妇孤寂、哀吟、悲凉的心灵世界的形象写照，来象征自己充满了悲苦、孤寂的人生命运，表达自己失意落泊甚至有些绝望的情怀，从而体现着诗歌境界与诗人心境的高度统一。
也许，正是举步维艰的异域生活让李金发陷入了过分的自我观照，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波德莱尔笔下的憎恶城市物质生活的激愤批判，到李金发的手里就变成了感受生活的孤寂沉思，本土文化的反思转化为异国情调的诅咒了”。
就上述意义而言，或许我们可以说：由于李金发与波德莱尔两人所处的境遇不同，两种不同的存在条件造就了两人不同的创作立场和创作心境，而二者诗歌中共有的“颓废”也因此呈现出了不一样的色彩。波德莱尔“生活在恶中，爱的却是善”。他自始至终没有放弃过他的希望，他借“颓废”来“从恶中发掘美”，“颓废”是他对抗现实的武器，他的“颓废”是亮色的；李金发是恶的逃遁者，他在异域的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苦苦挣扎，欲借“颓废”来逃离“恶”，“颓废”是他庇护自我的围栏，因而他的“颓废”是灰色的。
某句成为了名言的青春是明媚的忧伤，我想要的只是青春有着快乐和填满幸福的回忆，淡淡忧伤仅能添助一点气氛就足够了。不需要的太多。谁不有过从小孩到成人的过程，我们仅是停留于童真的年代，对于过去有点眷恋，我们被80后感染的忧伤，为着他们所谓的忧伤而落泪，何不说我们都是富有感性的一员。我们玩不起忧伤，但玩得起快乐，沉醉着网络游戏有什么好的，倒不如醉迷于文字间的诗情画意，起码在你下次作文考试也能得个高分。在别人的眼里，仅是一个不知道懂得社会变化，分不懂什么是时尚，辨不清什么是潮流，随便多出几种颜色就说我们没品调，世界多姿多化，七彩纷呈。
成功人士跻身于上流社会，古人墨客骚人扬名于风流才子之称，纵使水流汹涌或澎湃，90后的我们都无法鱼跃龙门，成为主流。简单地套上了非主流的名号，真不知道该骄傲还是该感到羞愧。风靡一世的非主流，受到80后的强大厌恶或摒弃，我也曾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惋惜，什么割腕，或是自残，一大堆蜚语谴责。或者你们可以认为我真的只是什么不懂的小破孩，有的颓废，有的堕落，有的低沉，有的桀骜不训，有点莫名其妙地走向了忧伤的圈子。[公文大全收集整理]
这些其实不应该是我们的专利，忧伤是他们80后的，颓废也不是我们的，堕落，只是一时不想努力的借口。低沉或许该问问自己到底怎么了，我们唯一需要仅是那快乐。但愿我们90后如新空气般，积极向上，每天散播着清香的芳味，清新的空气弥漫四际，驱逐心中的最后一处阴霾，让寂冬的曦光给你一丝温存，暖和你的冷寂孤单。快乐如果是寄生虫，愿意我们永远被寄身。幸福倘若是那诅咒，宁愿我们永远被诅咒。忧伤如果是择取者，但愿我们永远不会被选中。
颓废倘若是催眠曲。但愿我们永远不会被催眠。
一、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背景
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太宰治，于1909年出生于日本青森县一个地主家庭，父亲曾担当国家贵族院议员，母亲长期多病静养，因此太宰治从小由保姆和姑母抚养长大，缺乏母爱。由于这种经历使其对他人有戒备感，对现实生活有着憎恶反感的思想倾向。1923年其父亲因病去世，对其影响颇深。1930年太宰治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科学习，后中途退学。在东京，曾拜井伏鳟二为师，并参与左翼运动;1930年的11月，太宰治与东京银座一个酒吧的女招待员相约殉情自杀，后其获救，而女招待员被水淹死;1931年与艺妓小山初代同居，并没有专心致力于创作;1932年发表了其处女作《回忆》，同年还发表了《鱼服记》;1935年因参加报社记者考试落第郁闷而上吊自杀未遂，同年其小说《逆行》被选为首届芥川文学奖候选人候选作品，开始引起日本文坛的注意，以此同时《丑角之花》也相继问世;1936年太宰治的第一部作品集《晚年》出现，同年发表了《虚构的春天》和《狂言之神》;1937年他与艺妓小山初代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没有成功，两人不久后便分手;1939年经老师井伏鳟二的介绍，太宰治与山梨县的教师石原美知子结婚。此后，太宰治便更加专心致力于文学的创作，不断有新作问世:1939年《富士山百景》、《女学生》、《皮肤与心》、《八十八夜》、《黄金风景》;1940年《快跑吧，梅罗斯!》和《女人的决斗》;1941年《新哈姆雷特》;1942年《正义和微笑》;1945年《潘多拉的盒子》;1946年《苦恼的年鉴》;1947年《维扬的妻子》、《斜阳》、《叮咚叮咚》;1948年《樱桃》和《人的失格》陆续发表出版。1948年6月，太宰治和一个名为山崎富荣的女人一起投河自杀。从日本文学史的习惯划分来看，将太宰治的文学创作生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32年至1938年期间，为其文学骚动，苦恼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在沮丧，生厌的现实生活中，伴随着少许滑稽和欢快之事。第二时期:1939年至1944年期间，为其文学创作安定时期。该时期的特点是描述对艰辛困境中的颓废经历，对新生的重新认识和追求，该时期是其文学艺术上的飞跃时期。第三时期:1945年至1948年期间。该时期是太宰治文学思想创作得到充分发挥的时期。其三大无赖派文学代表巨著《斜阳》、《维扬的妻子》、《人的失格》均在该时期创作并发表问世。从太宰治的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文学创作过程均体现了颓废堕落的生活状态，都充满着悲观厌世的情绪，其现实的生活阅历是其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和潜在背景。此外，太宰治不仅在文学创作上其文学理念和文学手法具有“无赖派”特征，而且对于无赖派这一文学流派的树立，在日本文学史上也是有一定贡献的。关于“无赖派”一词，最早就是由太宰治提出的。1946年1月15日，太宰治在给当时的作家井伏鳟二的书信中提到:“因为我是无赖派，所以我要反抗战后的风气。”而且，太宰治又在《东西》杂志上论文强调其“无赖派”文学思想:“我是自由人，我是无赖派。我要反抗束缚。我要嘲笑挂着一副得势面孔的人。”因此，日本文坛把太宰治的这些关于“无赖”的言论称为“无赖派宣言”，这一流派也就这样被称呼得名而来。简而言之，太宰治的生活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紧密相关，其早年丧父的深刻影响，以及堕落颓废的生活状态均构成了其无赖派文学思想意识形成的背景和基础。
二、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内涵
作为日本战后出现的无赖派文学作家，太宰治是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派别中的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其文学作品具有一定鲜明的特点。第一，反叛天皇制度的精神内涵是其文学作品的内在特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发动了非正义的战争，给日本国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大多数日本国民意识到战争是由日本天皇为核心的日本军国主义造成的，在心理意识上极大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权威和日本天皇制度的神化。而日本战后在谈及政治的价值，伦理，权力等，均要涉及到日本天皇制度问题。当时日本文学界就战争责任问题的论争，其核心也在于继续维持或者完全否定绝对的天皇制度。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其文学作品均体现着反抗天皇制度和集权主义的思想和意识。第二，以颓废堕落的国民生活描写来对抗当时社会思想以追求思想的解放是太宰治文学的又一特点。在无赖派文学研究会编著的《无赖派文学》的第36页中就提到了太宰治的《自由人问答》一文，其中论述到:“自由思想的本来姿态，就是反抗精神，是破坏一切的思想，是作为压迫，束缚的一种反应，与此同时发生斗争性质的思想”［1］。但是旧有的天皇制和战后美军占领的社会体制下，作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太宰治的反抗和呼吁却显得虚弱无力和无助，于是其就以颓废堕落的国民生活描写为创作主题，通过国民生活的颓废和堕落来衬托社会体制的堕落和颓废，以期进行抗争，以期求得自由和解放。第三，文学创作的手法以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的方式进行，这也是太宰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在太宰治文学作品中充满着颓废的人生哲学和虚无主义理念，通过抛弃道义和人情的虚伪面具，以期揭示人性在情感和肉体的阴暗面，在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中追求自我的“人性解放”。通过自我解嘲和自我戏谑的创作手法，来对战争时期的封建伦理，陈旧道德的反叛。太宰治的文学作品无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也无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是非标准，而以自我解嘲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其作品中均留下了作家自身颓废堕落的痕迹和映射。第四，对日本近代传统的反叛也是太宰治文学作品的一大重要特征。太宰治在文学创作理念上反对传统文学观念，以一种自我意识，随意性强的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上，反对现实主义及自然主义，反对日本的私小说，对原有的惯例和规则全然不顾，摒弃传统的文学理论和观念的约束，以自我的随意性为创作方式进行文学创作。在创作理念上，将现实生活与文学艺术创作割裂，塑造无赖派文学的“虚构世界”，极力反对日本传统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的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一致性的文学观念，采取反客观的描写方式和反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手法。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无赖派文学特点，“创作题材大多是和无业流浪汉，穷人，酒鬼，联系在一起的。在写作手法上，他们反对传统的自我小说模式，问题简洁明快”［2］。其文学作品除了有上述具有的独特的文学特点，还具有其内在的各种文学思想意识，如“颓废堕落”意识，“自杀”意识，“罪”意识，“孤独”意识，“基督”意识等各种文学思想意识。
1．“颓废堕落”意识“颓废堕落”意识是无赖派文学的重要特征。作为无赖派文学泰斗的太宰治的文学作品中也充满着无赖派文学思想的“颓废堕落”意识。例如在其小说《斜阳》中，描述了贵族家族的没落和主人公直治、和子的颓废堕落心态。主人公之一的直治从军队复员回来与入伍前认识的文学老师上原整天酗酒，并贪念于女色，极度放纵自己，吸毒，到处借债，无所事事，极端虚无，全面否定了日本的一切传统精神文明，对生活产生了虚无感。在小说《维扬的妻子》中，阐述了贵族出生的穷诗人大谷的落魄生活。大谷整天酗酒，并抢了酒馆子的钱，后被人追迫到家里。其妻子因此去酒馆当女招待替大谷还债，被客人奸污后还自甘堕落地说:“这算什么。现在我们只要活着就足够了”。显然，在该小说中深刻刻画了大谷和其妻子的颓废堕落的心理世界。中篇小说《人的失格》是带有作者青少年自传体色彩的重要之作，文中的主人公叶藏从小对周围的世界，对他人带有不信任感。其长大后，对自己身边和周围的一切更加不信任和不理解。生活的放荡不羁，参加左翼运动后的沮丧心理，妻子被奸污的无奈心态，沉溺于酒色的堕落心境等等都在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自杀”意识“自杀”意识是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重要内容，而太宰治的生活经历也明显带有“自杀”意识的色彩。1930年，太宰治与东京银座一个酒吧的女招待员相约殉情自杀，后其获救，女招待员被水淹死;1935年因参加报社记者考试落第郁闷而上吊自杀未遂;1937年与艺妓小山初代一起服用安眠药自杀没有成功，两人不久后便分手。最后的生命结束方式是给其妻子留下遗书后，于1948年6月16日和一个名为山崎富荣的女人一起在玉川投河自杀。1930年到1948年这一期间，是太宰治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而该时期也是太宰治自杀行为和意识最为频繁的时期。“文如其人”，其小说《斜阳》中的主人公之一直治由于二战结束后从军队复员回来，就一直无所事事，整天陶醉于酗酒和娼妓的生活，作风堕落，最后以自杀身亡来结束自己的一生。其中篇小说《人的失格》的主人公叶藏由于对周围的世界，对他人带有不信任感，以堕落的方式来解脱痛苦和恐惧难以奏效，最后想以自我毁灭的自杀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叶藏便与一女人一起跳海寻求自尽，而一起跳海的女人死了，叶藏活了下来。两篇小说的主人公均于自杀的方式来逃避和反抗现实，一个死亡，一个侥幸存活，都充满着一种自杀的凄惨悲观格调。
3．“罪”意识“罪”意识是太宰治文学的又一重要特点。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大多通过对主人公的放荡不羁，反世俗反传统的描述，以颠倒的方式来阐释其文学价值观，也就是以堕落来代表上进，以颓废来代表健康向上等方式，摈弃陈旧的价值体系的虚伪性，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来重新论述，因此在对颓废堕落的主人公的描述的时候均带有强烈的“罪”意识。日本著名评论家平野谦在其《太宰治论》一文中论述到:“本来太宰治就是一个天生背负着种种负罪感的人。无论是出生于他的那种家庭，还是生来不是长子而是第四个儿子，也无论是被赋予了那种充满自恃与矫饰的纤柔感受性，还是被负罪感所折磨以致于三番五次企图自杀并将女人卷入其中，这对于太宰治来说，作为原罪式的自卑感都是刻苦铭心终生难忘的。或许正是这种罪恶意识变成了解决太宰治文学的钥匙”［3］。在太宰治的小说《斜阳》中，其主人公和子为了实现与其情人上原的爱情，在其母亲死后只身一人来到东京，并违背当时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与上原生下了私生子，凸显了主人公和子深深的“罪”意识。在小说《维扬的妻子》中，大谷的妻子为了归还大谷欠的债而去酒馆当女招待替大谷还债，被客人奸污后还自我解嘲似的认为:什么样都可以，只要活着就好，显示了其内心的“罪”意识。在其小说《人的失格》的结尾部分论述到:“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显然，“罪”意识是太宰治文学作品中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基调之一。
4．“孤独”意识“孤独”意识的深入刻画是太宰治文学的重要印记。通过对小说中主人公的孤独心理状态来阐释整个社会的孤独和虚无。小说《斜阳》中的主人公之一和子的母亲是孤独的，这位母亲是一位从战前的富有生活急剧转变为战后的无地位无追求，只能靠变卖财产来维系战后颓废生活的孤独贵妇人。其生活的急剧没落，其身体的逐渐衰亡都充满着孤独的格调。而主人公姐姐和子也是孤独的，对母亲的病故，对弟弟的自杀，对情人上原的失望，对生活的叛逆，使其内心感到十分无助和孤独。主人公弟弟直治也是孤独的，其整天酗酒，并贪念于女色，极度放纵自己，吸毒，到处借债，生活毫无目的和追求，以至于最后的自杀方式也是孤独的。小说《维扬的妻子》中贵族出生的穷诗人大谷是孤独的，整日昏昏沉沉，酗酒无度，毫无人生追求和目的。其妻子更为孤独，替丈夫还债而自愿作女招待，被客人奸污后还满不在乎地认为只要活着就足够了，显然其内心的孤独超越其对道德伦理的基本认识和判断。中篇小说《人的失格》中的叶藏也是孤独的，其孤独得对自己身边和周围的人、事物都极度不信任，其孤独得自能用自我沉沦和自我毁灭来发泄自身的痛苦。太宰治的小说不仅体现了太宰治作为作家的内心孤独和文学意识的孤独，也体现了当时日本国民的孤独心态，更体现了当时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孤独和虚无。
5．“基督”意识太宰治的文学作品除了上述的文学思想意识以外，在其作品中还融入了基督教的思想意识。在其小说《斜阳》中在阐释日本战后国民颓废的生活状态的同时，也隐含了太宰治对基督教的无限憧憬，在该小说中直接引用的《圣经》的经典句子也颇为多见。在阐释主人公和子时候，大量引用了基督教的内容，如《旧约圣经》的箴言第25章第11节第516页的“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马太福音》第10章第19节第11页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等等。可以看出，太宰治将主人公和子的恋爱和基督教耶稣所提倡的爱相结合在一起，将基督教耶稣宣传爱的思想内涵融入到小说主人公和子的恋爱过程。此外，在其回忆随笔《讲述我的半生》中引用《马太福音》的第19章第19节的“爱人如爱己”的基督教精神。在其小说《人的失格》描述到:“我不可能相信神的宠爱，而只相信神的惩罚……。信仰，我觉得它只是为了接受神的鞭挞而低着头走向审判台而已”。显然，太宰治对基督教中的神持有独特的信仰方式，借助其特有的基督教信仰方式使得自己的文学意境得到提升。而对于太宰治的自杀，同为无赖派文学作家的坂口安吾在其《不良少年与基督教》一文中论述到:“不良少年不想负罪。即使死了也要让人觉得他很伟大……。太宰治是根据基督的权威来进行自我主张”［4］。显然，太宰治的自杀与其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看法有着很大的关系和影响。从整体上来看，基督意识对于太宰治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
三、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的评价
1．西方的评价西方的文学界对于太宰治的评价不是很多，这与在西方文学界中介绍日本太宰治小说的状况比较少紧密相关，但是总的评价和反映还是比较好。大多西方文学评论家将太宰治小说看成是战后日本社会集中反映的重要文学作品，认为太宰治的文学作品将作为日本现代历史时期的重要文学遗产而流传后世。西方的评论家一般将太宰治与加缪，卡夫卡放在一起评论，对太宰治文学有着很高的评价。美国日本文学研究DonaldLawrenceKeene是这样评价太宰治文学的:“太宰治一般被认为是日本现代作家代表之一。但是，其在短暂的生涯和经历中做出了巨大的功绩。其展示给我们的是魔术式的笔法，变化多端的小说场景，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物和氛围。对于西欧的读者来说，可以通过太宰治的作品理解到现代日本生活真正的内涵”［5］。另一位美国作家JamesT．Farrell谈及太宰治文学时，是这样评价到:“太宰治给我们留下了带有受伤人类的灵魂的魅力作品，他是一位有着敏锐透彻洞察力和写作手法的作家”［6］。西方的文学界对太宰治文学评价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比较高的。
2．日本的评价在日本，对太宰治文学的评价褒贬不一，各种评价都有。宫本显治在其《“人的失格”以及其他———关于太宰治的感想》一文中把太宰治的文学评论为“违背道德者和生活落寞破产者”的作品，对太宰治文学进行了一定的否定和贬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学理念的变迁，对于太宰治文学的肯定评价越来越多。日本评论家鸟居邦郎在其论著《太宰治文学精神的形成》中论述到:“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稳固。在此11年间始终有新的崇拜者不断涌现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7］。另外一位日本评论家奥野健男在其论著《文艺读本•太宰治》中指出:“喜欢或厌恶姑且不论，太宰文学无疑给予了战后文学以非常大的影响”［8］。日本的作家田中英光，开高健，武田泰淳，安冈章太郎等均曾认为自己是太宰治文学的忠实读者，多多少少接受过太宰治文学的影响。近年来，在日本学界否定太宰治文学的声音日益衰微，肯定太宰治文学的呼声越来越大。
3．中国的评价在中国，对于太宰治文学的研究并不多，这可能是由于中国对于太宰治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并不多的缘故。而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对于太宰治文学持有肯定态度有之，持否定态度也有之。在1998年第1期的《外国文学》中的《太宰治思想发展试论》一文中这样评价太宰治文学的:“太宰治文学已不仅是属于日本文学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了国际文坛的注目”［9］。此外，黑龙江大学教授曹志明在其论著《日本战后文学史》中，是这样评价太宰治的:“作者太宰治虽然对现实世界感到失望，但是他憧憬着无政府主义式的自由王国和现实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他对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对异性)充满着许多幻想。太宰治是‘无赖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但在日本文坛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他那独特的‘自我毁灭’式的文学，反映了日本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绝望及厌世情绪”［10］。叶渭渠教授在其论著《日本文学思潮史》的第392页中对太宰治及无赖派文学是这样评价的:“他们反叛精神的出发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又深深地打上了虚无主义的烙印，往往从个人反抗的角度，采取‘堕落’的办法来改变现状，乃至追求与卑俗，来作为对旧的道德价值观的挑战。这是从恶俗中沦落的反叛精神，是畸形的病态的反抗。这种思想和行为，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所以这种反抗的办法是不足取的。因为这种办法既无助于批判战后的社会现实，也拯救不了个人所面临的命运”［11］，认为太宰治及无赖派文学有着反叛精神的积极一面也有着其固有的消极一面。可以看出，中国学界对于太宰治文学的评价也是不能一概而论。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