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勇猛到颓废

一

腐朽、腐败、丧权辱国，“嘉定三屠”、“鸦片战争”，在我们的记忆里，有太多关于清朝的负面记忆，再经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启蒙渲染，以至于丧权辱国、水深火热这样的词语成为满清的原罪。

在中华正统论的格局中，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功绩完全被低估了。当中国被拖入现代体系的时候，恰好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而国家的命运恰好压在满人不犯错误之上，一旦犯了错误，清朝之下无完卵。平心而论，清朝的历史承载了太多的屈辱与黑暗，但若将其置于整个中国历史中观照，其疆域之大、政治之稳定、人口之繁多可谓空前绝后，它凭借精巧的统治术登上了传统中国的顶峰。

满人入主中原，在其布局天下之时，并没有将中原作为统治的终点。清代的几位皇帝的视野早已超过了只能做井底之蛙的汉皇帝们，“以天下观天下”，他们对其他少数民族充满了好奇。在汉家王朝中，汉人对汉文化的自信、自傲和自负变成了对异族文化的无知，他们对帝国边陲毫无兴趣，对于边地的挑战与威胁，他们从来是消极的，要么筑长城画地为牢，要么纳贡收买，委曲求全。汉文明的傲慢扼杀了汉王朝对边疆治理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们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边地在何种条件下会犯事，何种情况下会归顺，部落之间各有什么关系，只知道以羁縻的方式维系着边地的关系。

作为在明帝国边缘地带兴起的少数民族，满人对其他少数民族充满了好奇，对他们的心理有深入研究，对其历史、传统、文化、政治都能了如指掌，进而布局天下。清王朝的半壁江山都属于少数民族区域，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在驭边术上充分体现了创造力与想象力，在西方势力踏海东来之前，清朝基本上无大的边患，这在蒙古、、新疆问题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400多年前，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曾在草原上刮起了一阵飓风，这股骇人的风暴席卷了亚欧大陆，东至日本，南到爪洼，西到多瑙河畔，北至西伯利亚，让世界为之闻风丧胆，让整个亚欧大陆山河顿改，气吞万里如虎的蒙古铁骑让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然而，骁勇善战的蒙古人到了清代变得温顺，一个曾经耀武扬威的民族的辉煌历史被大清的统治者们画上了一道休止符。

二

自秦汉以来，汉人自以为居于世界的中央，而游牧民族则是居于文明的边缘，饥馑之年彪悍的草原民族如同龙卷风进入内地，汉王朝以此与曾居于草原上的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汉唐宋辽不胜其扰，尤其是彪悍的蒙古人，屡屡踏过长城，弯弓射大雕，差一点将整个中原变成蒙古人的牧场。羁縻、和亲、互市都不能消弭边患，金钱、美女、美食都不能笼络一流的野心勃勃的草原精英。然而，到了清朝，躁动的草原民族为何变得消停，其野心与扩张为何偃旗息鼓？

作为擅骑射以勇武得天下的满人，深谙蒙古崛起之道，即以随时能机动，平时虽然分散在草原中，但一遇威胁便能以星星之火之势迅速形成战斗力。对蒙古血性的最佳策略莫过于“分而治之”，把蒙古各部落打成一片散沙，并让其牢牢地附着在土地上。于是，蒙古各部按照地域分为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二十八旗，共计一百九十九旗，各旗大者数万人，小者不过数千人，如此分散，蒙古人就难以聚成合力。各盟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各类亲王、贝勒等寄生贵族阶层一应俱全，庞大的非生产性阶层随着人口繁衍势必加重了普通牧民的负担，牧民们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糊口经济，饥肠辘辘的牧民们整日为生计奔波，在草原上刨食早已筋疲力尽，反抗的本能与血性一点点被消磨。

清还画地为牢，严禁越境游牧，“内外札萨克之游牧，各限以界”。在游牧时代，牧民的生存完全是靠天吃饭，西伯利亚凛冽的寒风和漫长冬季的大雪都会让牛羊丧命。幸亏有茫茫草原能让牧民在青黄不接时在中国北方辗转流动，寻找新的牧场以维系生存。一旦画地为牢，蒙古各部族只能坐等救济，当国家体制退化，救济能力不济，蒙古人也只能与草原上的野草一样听天由命。即使在好的年景中，草原反复放牧造成地力退化，草场衰退，牧民生计维艰。每当战事吃紧，曾能征善战的蒙古人总是充当帝国的炮灰，被征发的兵丁超过了其他民族，蒙古族人口就这样一天天地萎缩下去，再也无当年的热血沸腾、激情四射地以征服为乐的本能了，那个“立于马上”的民族留下的只有那达慕大会上的的质朴与豪迈。经过百余年苦心孤诣的经营，到了清末，蒙古地区已经积贫积弱，牧民生活赤贫，即使王公贵族也负债累累；曾让半个世界闻风丧胆的蒙古铁骑也已成为千古绝唱，内战和外战都很外行，即便是捻军、回民也一败涂地，蒙古人的血性被抽干了。

三

用制度的锁链圈禁蒙古人还远远不够，清统治者以“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策略为蒙古人套上了精神紧箍咒。曾任《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在游历中国西北之后发表了《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以其极强的历史感洞察到了清代无满蒙边患的原因。

范长江认为，清代除了沿袭前朝封爵和收买贵族的策略之外，还用（黄教）摧毁这个民族的人口，其民族精神，可谓是老谋深算的一步策略。清在蒙藏地区大兴黄教，拨大量银子修建寺庙，尊喇嘛为贵族阶层。人的天性中有好逸恶劳的一面，大量人口从俗界进入僧界，一个庞大的僧侣集团就成为压榨性的特权阶层。清运用黄教引诱蒙藏青年进入不劳而获、坐享高等的僧侣阶层。同时规定，一家中只能留一男子为俗，余下的男子必须为僧，这样一来俗界女子过剩，男子供不应求，势必多妻，男子势必掏空了精气神；而另一方面，喇嘛势必与过剩女子发生越轨行为，花柳病必然蔓延。长此以往，蒙藏两族经济日贫，健康每况愈下，精神萎靡，才智低下，用“行黄教”的办法耗费两个不安分民族的心智与体力，即使有反心，也无人才与智力，可谓深谋远虑。蒙藏两族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青灯黄卷的生活中，昔日金戈铁马的血性民族被佛教宣扬的不杀生、善性所感化，曾一度以征战为乐的民族变成了善男信女，宗教彼岸救赎的召唤软化了他们的骨骼，两个勇猛的民族从此深度沦陷。清人魏源认为“兴黄教而安众蒙古”：“蒙古敬信黄教，不但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二百年之太平。”除了用黄教这种精神武器高屋建瓴地控制蒙藏两族后，清统治者又牢牢地将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对蒙藏社会严格地控制。

四

伟大的康熙大帝在打败鳌拜集团、剿灭三藩后，骑着骏马，来到北方的山河间徘徊，作为一个伟大帝国的开创者和继承者，他在此寻找着一丝灵感。在每次经过长城的时候，康熙帝总会神情严肃，这里凝聚着汉人应对边患的策略，也有清从关外入主中原的“惊现一跃”。长城已经年久失修了，几个月前，古北口总兵提出，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完全不同意，下了这样一道谕旨：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康熙简直是对汉人消弭边患采取消极“鸵鸟政策”的否定。他坚定地认为，靠修筑长城消除边患的方法简直是缘木求鱼，康熙想的是建一座无形的长城，要把边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才是根本。蒙藏地区一座座香火缭绕的寺庙、条块分割的盟旗制度与秦始皇的长城相比，哪个更高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