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8 10:28:59
从一家事业单位来到北京某区某乡任副乡长的千寻，很快发现自己的格格不入。这里的官员自有一套标准规范，包括审美。
平均年龄52岁的领导班子成员，会对她偶尔时髦一点的衣着评头论足，哪里长了哪里短了。起初她觉得穿戴是私事，听多了才明白这是大事，是能不能融入的问题。她最近一次被乡长批评，是因为戴了粉红小熊发卡。
让她苦恼的还有夏天只能穿平底鞋配肉色丝袜。“在政府你要是不这样穿就是不符合审美的。”她的遭遇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外界的印象中，中国妇女干部除了留着失去性别特征的短发以外，别无扎眼之处。
中国女性官员着装普遍存在衣服过大、不太合体的问题。在颜色方面也太过保守，多会选黑色、深蓝、深红，其实可以选择大红、玫红这些更艳丽的颜色。
政府机关工作的女性朋友选择“女人的第二件衣服”――包包时显得十分谨慎。她们会选择logo不太明显、不容易一眼看出牌子的公文包。
女性官员尚且如此，男性官员的着装更加乏善可陈。以发型为例，头发齐齐向后梳的“大奔头”，似乎是男性官员的最爱。至于发色，则是众所周知的越黑越好――这代表势头好。
在干部提拔年轻化的大背景下，染发已是寻常之举。而“黑皮鞋配白袜子”的搭配组合，时尚人士看来“老土”，在官员群体中却被认为得体。
男性官员体面形象的支招概括起来是三个字――“着正装”。
公开亮相时，必须正装顶级配置：深色西装（深蓝或深灰）、白衬衫、深色领带，遵循“深、浅、深”的节奏。
西装的第一粒纽扣以下，不出现任何亮点，因此胸部以下要避免过于吸引眼球的色彩或配饰――比如正装的皮带扣要选简洁低调的倒“c”字形，切忌爱马仕、GUCCI、阿玛尼这些品牌的又大又显眼的皮带扣。皮带扣要藏在领带下端之后，在西装的第一粒纽扣系上后不得露出。
中国官员热衷的系带皮鞋不够正装级别，一定要穿三接口的皮鞋。还要记得备一条长度到小腿肚的英式深色纯棉长袜。
正装表就是一块很薄的、皮带的、只能用来看时间的手表，而防水表、带指南针的和表盘过厚的表，无论多么昂贵，都不是正装表。
出于种种复杂微妙的考量，中国官员在穿着打扮方面也喜欢上行下效，就像最近几年出行流行穿黑夹克。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协同效应；经营绩效；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
JEL分类号：D2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2－0044－07
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金融控股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所带来的风险分散作用、协同效应以及不同业务之间、的风险隔离作用不断显现，并得到市场和监管层的认同。
而在金融机构通过全球并购或凭借自身实力大举扩张的浪潮中，既有强强联手的成功案例，也有进退维谷的惨痛教训。金融控股公司是否一定能够击败专事单一业务的竞争者，而表现出持续较优的绩效?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文献中作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尝试和努力，通过与兼并和收购相关理论的结合，形成两种主要的衡量金融控股公司绩效的方法。
一种方法是基于并购前后的股价变化来定量地计算并购交易中协同效应(synergy)创造的价值。这种方法假设证券市场是有效的，企业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将被资本市场参与者发现并给予有效的定价，从而反应为合并后公司股价高于合并前公司股价之和的部分。基于公开市场股票价格的计算简单直观，易于理解，相关的实证研究数量很大，亦产生不少方法上的创新。但本文并不采用这种方法，原因有三。其一，协同效应的计算依赖于证券市场的高度有效性，仍处于发展初期的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程度较低，不符合这一关键性的前提假设。其二，协同效应的价值反映在股票增值之中，缺乏微观基础，其来源本身难以被解释。其三，中国目前已形成的几大金融控股公司，均非产生自兼并与收购，而是产生于凭借自身实力的业务扩张，因此无法采用这一基于公开市场兼并与收购的计算方法来评估其绩效。
另一种评估金融控股公司绩效的方法则在财务数据的基础上展开。这一方法由Healy，Palepu and Rubak(1992)首次提出，并经Cornett and Tehranian(1992)完善后应用于金融企业并购后绩效的评估。
Healy，Palepu and Rubak(1992)通过构造“税前经营现金流(pre－tax operating cash flow)”这一指标，缓解了不同的融资结构、所得税率、会计政策的选择和人为操纵等因素造成的公司利润的不可比问题，将税前经营现金流与调整的企业价值之比作为核心变量，又通过行业调整，将包含在不同年份内的由宏观经济因素和行业因素造成的收益波动排除。使用这一指标，作者将1979年到1983年间美国最大的50宗并购交易案例所涉及的公司在并购前后各5年的表现进行比较，发现并购后公司的绩效显著优于并购前分别存在的两公司的加权平均值，而且这种改善的绩效来源于并购发生后资产生产率(asset pro－ductivity)的提高。
由于金融企业高杠杆率的特点以及由此带来的与其他行业财务数据的不可比性，金融企业的并购交易被排除在Healy，Palepu and Rubak(1992)的样本之外。Cornett and Tehranian(1992)则将Healy，Palepuand Rubak(1992)所使用的方法进行调整后应用于商业银行并购后公司绩效的评估。Cornett and Tehra－nian(1992)主要从两方面对Healy等使用的指标进行了调整：首先，在税前经营现金流中增加了投资收益；其次，在分母上的公司价值中增加了交易性证券的市场价值。进行这两项调整的原因是：与其他行业的企业不同，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并获得投资收益恰是金融企业的主营业务之一。基于这样的调整，作者对1982年至1987年发生的15宗跨州经营的银行并购案例和15宗州内经营的银行并购案例所涉及的银行在并购前后的绩效进行了评估，结果证实，与并购之前相比，并购后的银行也呈现统计显著的投资绩效的改善，即Healy等的结论同样适用于银行业。
这种基于财务数据的评估框架与基于股价计算协同效应的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势：首先，由于我国现有的几大金融控股公司均有多只股票上市交易，因此无法进行协同效应的计算，而基于财务数据的绩效评估框架避免了这一问题。其次，这一框架所采用的指标排除了杠杆率、所得税率等对利润指标的扭曲，恰当反映了金融企业资
产的利用效率和盈利能力。第三，这一基于财务数据的绩效评估方法衡量企业总资产的盈利能力，指标本身具有微观基础和经济意义，也利于进一步地分析绩效差异的来源。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这种基于财务数据评估绩效的思想对我国的主要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绩效评估研究。由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形成路径与发达金融市场不同，可资采用的样本也很小，因此本文在指标构建和评估方法的细节之中也对Healy等以及Cornett等所采用的方法进行了修正和调整。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比较优势
根据1999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发起成立的“多元化金融集团联合论坛”(简称联合论坛)的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金融控股公司是相对于全能银行的概念。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监管当局对金融业效率和风险的认识逐步深化，各国金融业的发展模式经历了由混业到分业再到混业综合经营的变迁。目前，在主要的成熟金融市场，金融企业从事混业综合经营采取两种典型的组织形式：全能银行模式和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全能银行模式下，一个金融机构可以同时经营银行、保险、证券业务中的两种以上不同业务：而在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下，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另外成立独立的子公司运营金融业务，不同的子公司只经营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中的一种。与全能银行以及仅经营某项金融业务的金融企业相比，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以下优势：
1、规避监管压力。
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下，各子公司各自经营一项金融业务，独立核算，独立承担风险，从而避免与一些国家的监管规则对于经营业务和地域范围的限制性规定相抵触。历史上，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溯源至1950年展起来的银行控股公司。银行控股公司的形成，其直接原因即是美国自建国之初起形成惯例并在1950年代之前不断
得到法律确认的单一银行制度对跨州设立分支机构的严格限制。而随着197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金融控股公司的组织架构又被用于规避分业
经营的监管要求。
2、收入来源多样化，分散风险。
根据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投资组合的风险取决于组合内各项资产的风险(方差)和资产之间风险的相关关系(协方差)。只要组合中的资产并非完全相关。则构建资产组合就可以达到在预期收益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组合风险的目标。由于具有共同的宏观经济基础，金融业中的各项主要业务(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的总体波动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由于不同业务具有各自的特点，因而不同业务收入波动之间并非完全相关，因此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持有经营不同业务的金融资产，在控股公司层面可以实现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和风险的分散。
3、协同效应。
与仅经营单一金融业务的金融企业相比，金融控股公司在规模经济、交叉销售等方面可以实现一定的协同效应。当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时，即形成了规模经济。金融控股公司通过子公司参与各项金融业务，提供广泛而全面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可能从以下几方面产生成本节约优势：(1)信息经济以及客户管理经济。(2)流通经济。银行建立起来的销售渠道、销售技术同样可以用来经营证券、保单，由此在销售领域产生规模经济。(3)信誉经济。只要信誉存在“溢出效应(Spillover)”，金融控股公司就可利用在某一产品当中建立起来的信誉来为其他产品谋取高附加值。
另一方面，不同金融业务的产品之间存在互补，金融控股公司可以利用产品的互补关系或客户的综合需求实现金融产品的交叉销售。例如，证券业经营过程中即涉及客户证券保证金的管理，从而同一金融控股公司控制的证券公司与银行之间可以形成交叉销售和协同效应。
4、防火墙与风险隔离。
与全能银行模式相比。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从事混业经营能够更好地在不同业务之间进行风险隔离。建立合规的、合法的“防火墙”制度，避免某项业务的风险在不同业务之间的蔓延和扩大。全能银行模式下，银行在同一公司架构内经营两项以上的金融业务，可能产生利益冲突问题，同时风险不能在业务之间有效分割，收益也难以有效度量，一旦某项业务产生巨额损失，在同一公司架构内其损失将由其他金融业务共同分担。而在金融控股公司架构下，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大股东成立多个子公司分别经营不同的金融业务，子公司之间人员独立，财务单独核算，控股公司通过股东权利对子公司施加影响，而非直接进入管理层涉足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这样的架构下，不同金融业务的收益和风险通过子公司形式得到清晰的界定和衡量，风险较少在不同业务之间传递。一旦某项金融业务产生巨额损失，该项损失也仅限于子公司层面，控股公司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损失，而不需以更多资本承担风险暴露。金融控股公司能够更好地实现风险的分割和有效管理。
二、绩效研究与分析
如上文所述，金融控股公司与经营单一业务的金融企业以及全能银行相比，在理论上具备诸多比较优势；在实践中，我国也在近十余年间逐渐形成轮廓清晰的几大金融控股集团；更进一步地，几大金融集团及所属金融企业均在公司战略或财务报表中强调了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所能带来的协同效应、交叉销售等优势。然而，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是否能够呈现持续较优的经营绩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存在长期的争论。针对这一问题，本部分借鉴Healy，Palepu and Rubak(1991)以及Comett and Tehranian(1992)的思想，构建“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指标，并进行行业调整，从而以财务数据为基础定量地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分析产生经营绩效差异的原因。
(一)指标构建
国内外金融控股公司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国内金融控股公司往往拥有多家上市公司，而国外金融控股公司大多整体上市交易。这一区别源自国内外金融控股公司的不同形成路径。发达金融市场中的金融控股公司大多形成于自发的兼并与收购，因而并购过程中必然涉及到收购公司对目标公司的报价，以及交易达成后两公司股票的合并。而国内金融控股公司大多产生自大型企业集团在金融业务的深度和广度方面的逐渐拓展，涉足不同金融业务的时间不同，经营程度不同，因而采取不同主体分步上市的过程。由于国内金融控股公司并未完全上市，而且存在多个上市主体，因此无法简单以金融控股公司为单位进行绩效比较。而国内金融控股公司的上市主体，主要为银行和证券公司两类。其中，证券业的收入和利润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加之证券市场数据量较小，不利于进行比较。而银行业的收入和利润则相对稳定，加之银行往往占据金融控股公司资产、收入和利润的大部分，因此，以金融控股公司中的银行为基础进行绩效评估和分析能够较好地反映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情况。
1、税前经营现金流。
本文将税前经营现金流定义为：
税前经营现金流=营业利润(税前)+利息支出+折旧费用+摊销费用
采用这一定义，可以减轻由于杠杆率、所得税率、投资和折旧政策以及非经常性的利得和损失造成的净利润指标的扭曲，因而能够更好地反映银行利用总资产进行持续性经营的成果。
(1)非经常性利得和损失以及所得税率的影响。营业外收入和支出的差额反映非经常性的利得和损失。由于并非来源于经常性的经营活动，此部分利得和损失不应被包含在反映银行持续性经营成果的指标中。因而等号右边的第一项采用营业利润而非利润总额。不同银行面临不同的边际税率，因而采用税前营业利润，以排除所得税率对经营成果的扭曲。
(2)杠杆率的影响。与其他行业中的企业不同，高负债率是银行的重要特征。银行负债往往超过总资产的80％，甚至达到90％以上。因此，银行的利润对杠杆率非常敏感。为了排除不同负债率对银行经营成果指标的影响。在营业利润的基础上加上利息支出――即银行经营成果中归属债权人的部分，从而可以更好地反映银行利用总资产进行持续经营的成果。
(3)折旧和摊销的影响。由于不同银行处于发展的不同时期，因而其投资政策和折旧、摊销费用往往相差很大。处于市场开拓阶段的银行较多地进行投资，因而表现为之后几年较高的资产折旧费用，而处于稳定期的银行，折旧摊销费用占营业利润的比例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为排除折旧和摊销政策不同对经营成果的扭曲，在以上计算的基础上加上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
2、银行资产总市值。
定义银行资产的总价值为：
银行资产总市值=权益总市值+负债总账面价值
以上定义基于一个关键假设：银行负债的市值等于其账面价值。事实上，这一假设对于企业，尤其是银行来说，是具有经济意义的。银行经营的负债，绝大部分来自存款。存款中的大部分是企业和零售客户活期存款，另外一部分为定期存款。而在目前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定期存款的利率随着央行基准利率的变动而变动，从而使得定期存款的市场价值基本
相当于其账面价值。因此这一关键假设在实践中基本可以得到满足。
Healy，Palepu and Rubak(1991)在对50宗非金融类企业并购案例的研究中，将企业总价值定义为权益总市值与负债的总账面价值之和减去持有的有价证券市值和现金。这一抵减处理的理论基础是非金融类企业持有的有价证券和多余现金并不参与企业经营过程，因而不构成企业价值的一部分。Comett and Tehranian(1992)将这一框架应用于银行绩效评估时，认为持有有价证券并通过相关交易获利是银行的主营业务之一，因此在银行资产总市值中保留了有价证券市值，但仍然减去银行持有的现金。
然而，基于货币理论，商业银行有创设货币的作用。中央银行为控制银行创设货币的能力，要求商业银行按某一规定的比率将银行存款的一部分存入中央银行，形成法定存款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大小决定货币乘数的大小，从而影响商业银行创设货币的能力。另外，银行为应对日常的流动性需求，亦会自愿地保有部分准备金，或持有小部分现金。因此，准备金和现金是银行经营所必需的资产。而不应从银行资产总市值中减去。鉴于以上考虑，本文采取与Healy，Palepu and Rubak(1991)以及Cornett and Tehra－nian(1992)不同的定义。
3、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
根据以上两个定义，分别求得某家银行某年度的税前经营现金流以及年初的银行资产总市值。将当年税前经营现金流除以年初银行资产总市值，得到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这一收益率指标排除了规模造成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指标的不可比性，构成对银行利用总资产进行持续经营的成果进行衡量的综合性指标。
4、行业调整。
从时间序列上来看，每家银行在不同年份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往往不同，有时甚至差别很大。不同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可能来自于银行自身的原因，但也不能排除宏观经济和行业因素施加的影响。因此，为衡量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银行是否能够持续地获得优于单一经营的银行的绩效，将考察目标银行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与同年度单一经营的银行的平均税前经营收益率相减，得到行业调整后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并从横截面和时间序列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和分析。
(二)实证结果
1、样本选取。
截至201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共有16家银行挂牌交易，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其中，农业银行和光大银行自2010年中开始挂牌交易，上市时间不足一年，无法与其他银行进行可比计算，因此自样本中排除。其余14家银行中，根据中国银监会对银行的分类，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属于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区域性经营，其经营绩效与区域经济密切相关，而与全国性银行呈现不同的特点。因此从样本中舍去。
最终样本包含的11家银行，根据是否属于金融控股集团，可以被分为两组。属于金融控股集团的银行包括：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以及兴业银行。根据前述中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应被认为处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控制之下。民生银行与民生证券虽也有属于同一金融控股公司之嫌，但实际上，民生银行并无持股超过5％以上的股东。因此并不能认定民生银行与民生证券同处于某一大股东控制之下。除此3家银行之外，其余8家构成单一经营的银行组。
由于新会计准则自2007年起正式实施，因此考察的时间段从2007年起到2010年止，共4年。
样本中，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和兴业银行均于2007年中上市，因此2007年的样本中不包括这四家银行。
2、税前经营现金流。
样本中11家银行在四年中的税前经营现金流如下：
3、银行资产总价值。
样本中部分银行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交易，因此银行权益总市值等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A，股总市值与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H股总市值之和。其中A股总市值由每年度首个交易日A股总股份数与当日收盘价的乘积得出，H股总市值由同样方法得出的港币市值乘以当日人民币对港币中间价得出。股份数和成交价数据来自Wind资讯，人民币对港币中间价数据来自中国外汇交易所。
将银行权益总市值与前一年年报披露的前一年末债券账面总价值相加得到银行资产总价值。样本银行资产总价值如表2所示。
4、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
表3的A部分显示单一经营银行组在样本期间内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以及每年的平均收益率。B部分显示金融控股公司银行组在样本期间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除一个数据外，每家银行每年的收益率都在2.5％-4.0％的区间内，没有出现剧烈波动和离群值，反映出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指标较好地排除了多种因素对利润指标的干扰，能够较好地衡量银行利用资产进行持续经营的成果。
C部分显示金融控股公司银行组进行行业调整后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可以看出，虽然均为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银行，但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与兴业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鲜明的反差。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近3年的收益率均低于单一经营银行组的平均值，其中中信银行行业调整后的收益率在－0.35％～－0.04％之间，招商银行的这一数值更是达到－0.43％～－0.30％之间；但与此同时，兴业银行的绩效却大幅优于单一经营银行组，近3年内，行业调整后的收益率高达0.40％～0.391％，且逐年大幅增长。
可见，处于金融控股公司控制下的银行，其绩效并不必然地优于或劣于单一经营的银行。那么，这种完全不同的表现来源于何处?我们是否能找到指标背后的经济意义呢?这需要我们将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进行分解，并作进一步分析。
(三)进一步分析
杜邦财务分析法将资产收益率(ROA)分解为：
ROA=纯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收入／总资产
杜邦财务体系分析的核心是权益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针对本文所构建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指标，可以借鉴杜邦财务分析法的思想进行类似的分解，即：
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税前经营现金流／营业收入×营业收入／银行资产总市值
分别定义等号右边的两个分数为费用管理效率和资产管理效率，则上式可以表示为：
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费用管理效率×资产管理效率
金融控股公司框架内基于客户共享实现的交叉销售和协同效应，可以从两方面提高银行费用管理效率：首先，客户共享和交叉销售，使得单位营业收入所需广告投入销售费用下降；其次，客户共享和交叉销售，使得单位营业收入所需雇佣的销售人员减少。从而由职工薪酬总额减少带来销售费用下降。因此，如
果金融控股公司内部协同效应有效实现，则应表现为费用管理效率较高，即税前经营现金流与营业收入之比较高。
而等号右边的另一乘数，资产管理效率，与控股金融公司内部的协同效应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资产管理效率的差异可以被认为来源于与是否存在金融控股公司无关的因素。
表4显示样本银行的费用管理效率值，以及金融控股公司银行组行业调整后的值。
而表5显示样本银行的资产管理效率，以及金融控股公司银行组行业调整后的值。
综合以上两表数据，我们可以对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以及兴业银行的绩效反差做出更深入的分析。从资产管理效率――即与是否属于金融控股公司无关的因素来看，三家银行表现大致相当，平均来看与单一银行组基本相同。中信银行在2008年和2009年获得略高于单一经营银行的资产管理效率，但2010年这一指标低于单一银行平均值。招商银行除2007年显著高于单一经营银行组外，近3年与单一经营银行组资产管理效率几乎相同。兴业银行2008年资产管理效率较低，近2年也保持与单一经营银行几乎相同的水平。
然而，从资产管理效率上看表现相似的三家银行中，兴业银行最终可以获得大幅高于单一经营银行的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其原因是大幅优于单一经营银行的费用管理效率。样本期内，兴业银行每年的费用管理效率均大幅高于单一经营的银行组平均值，行业调整后的值达到0.20～0.29之间，说明兴业银行很好地发挥了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的交叉销售协同效应。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在样本年度内，费用管理效率均大幅低于单一经营银行组平均值。尤其是招商银行，落后幅度很大，在－0.10～－0.16之间，因而将税前经营现金流收益率拉低到3家银行的最低水平。可见，对于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而言，金融控股公司的交叉销售和协同效应尚未形成，并未带来优于单一经营银行组的费用管理效率。
三、结论
【关键词】 准分子激光角膜上皮下磨镶术；高度近视；并发症
机械法准分子激光角膜上皮下磨镶术(LASEK)适用于近视屈光度偏高而角膜厚度较薄的患者，其对中低度近视的患者疗效显著，对治疗高度近视的疗效有待进一步临床研究与证实，现对我远30例60眼高度近视患者临床应用准分子激光角膜上皮下磨镶术治疗后，对其临床疗效进行分析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现对我院高度近视患者30例(60眼)进行准分子激光角膜上皮下磨镶术(LASEK)治疗，其中男14例(28眼)，女16例(32眼)，年龄16~39岁，平均约为26.4岁。术前屈光度6.00~12.00D以上之间。术前视力0.03~0.8，平均（0.19±0.12），术前矫正视力0.25~1.2，平均（0.87±0.35）。
1.2 术前检查 所有患者均作系统眼科检查：视力屈光度、眼压、眼前节、眼底、角膜厚度、眼轴长度及OrbscanⅡ。对所有病例均行眼底三面镜检查，如果视网膜出现干性裂孔或变性区，先行相应的治疗。
1.3 手术方法 术前30 min常规表面麻醉(爱尔卡因3~5次)；然后按常规LASEK手术进行前准备；使用德国戈德角膜上皮环锯、酒精罩和Technolas217Z型准分子激光机。术中用上皮环钻以瞳孔为中心切断直径为8 mm的角膜上皮，12时、2时位留有切口做为上皮瓣的蒂，8.5 mm的酒精罩对位角膜上皮切痕处，罩内滴入新鲜配制的20％酒精，上皮浸泡20~30 s，Bss液立即冲洗；上皮分离器沿切痕处向蒂部分离上皮瓣并向蒂部翻转，角膜床擦干后进行激光切削，切削完毕后复位角膜上皮瓣，滴抗生素皮质类固醇眼液戴接触镜4~7 d。
1.4 方法 将我院30例(60眼)高度近视患者进行准分子激光角膜上皮下磨镶术(LASEK)治疗，手术后进行疗效分析及手术并发症的对比分析。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比较方法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及χ2检验。
2 结果
2.1 对LASEK术后30例(60眼)高度近视患者视力纠正情况分析，见表1(P
2.2 矫正屈光度比较 术后实际矫正屈光度与预期矫正屈光度相差在±1.0D以内者1个月时44眼占73.3%，3个月时50眼占83.3%；相差±1.25D~±2.0D内者1个月时16眼占26.7%，3个月时10眼占16.7%。
2.3 术中及术后并发症 术中所有患者均无疼痛，术中上皮瓣制作不完整、破损5眼占8.3%，角膜上皮瓣游离2眼占3.3%。术后一周内所有患者均出现过异物感、流泪、视物模糊等症状，但程度不一样12 h内基本症状消失，角膜均有不同程度的上皮缺损，眼睑红肿、不能睁眼3眼占5.0%，1眼角膜接触镜丢失占1.7%，术后角膜雾状混浊2眼占3.3%。共有13眼出现并发症占21.7%。
3 讨论
LASEK手术是南意大利Rovigo医院眼科中心DrMassimo camellin首创，是介于PRK与LASIK之间的一种手术，以上皮瓣代替角膜瓣，兼有PRK与LASIK两种手术的优点。克服了PRK的疼痛，上皮下混浊和LASIK因角膜瓣带来的并发症，为高度近视患者争取了角膜厚度［1］。LASEK 手术术后，近乎完整的角膜上皮瓣履盖角膜创面，抑制了炎症程序的启动和泪液携带的炎性介质对基质的损伤，可能是LASEK术后虽然糖皮质类固醇的用量少，但角膜雾状混浊不明显的原因［2］：度数高切削角膜组织过深、角膜上皮瓣碎裂失活而致的伪LASEK、角膜上皮愈合延迟、患者个体差异、糖皮质激素用量不足、未按时复诊等原因。角膜上皮瓣不完整，目前使用的上皮环锯酒精罩及制作高活力上皮瓣的理念，可保证带蒂角膜上皮瓣的形成，但在实际操作中，注意到应用上皮环锯时力量不足，以及应用20%的酒精的时间过短过长，酒精的浓度不足或患者长期佩戴接触镜等因素，会造成角膜上皮瓣制作困难角膜瓣碎裂及形成不完整的角膜上皮瓣［3］。术后矫正视力下降与否是衡量屈光手术安全性的指标。
本研究结果显示：术后裸眼视力1.0以上达52眼占86.7%，该手术的主要优点是，手术中制作的上皮瓣是具有活性的上皮瓣，能在术后立即覆盖角膜基质，从而抑制PRK术后伤口愈合反应。不良反应共13眼占21.7%：术中所有患者均无疼痛。术中上皮瓣制作不完整、破损5眼占8.3%，角膜上皮瓣游离2眼占3.3%。术后眼睑红肿、不能睁眼3眼占5.0%，1眼占1.7%角膜接触镜丢失，角膜雾状混浊2眼占3.3%。
LASEK治疗高度近视疗效确切，视力下降的原因可能与部分患者屈光回退及角膜上皮下混浊有关。严格遵守LASEK手术的操作规则及切削深度标准，是保证LASEK术后角膜中央内皮无可见损伤的关键［4］。综上所述，准分子激光角膜上皮下磨镶术(LASEK)痛苦小、视力恢复快，成为当前的主流手术，但存在着角膜瓣有关的并发症，而随着手术技巧的不断改进，术后并发症减少，且受角膜厚度不够的限制,将逐渐被临床眼科医生所信赖。
参 考 文 献
［1］ 邹俊，中低度近视的准分子激光上皮瓣下角膜磨镶术.中国实用眼科杂志，2005，23(6):616619.
［2］ 谷保民，LASEK术后角膜上皮瓣的临床观察.眼外伤职业眼病杂志，2003，25(6)：532533.
［3］ 陆文秀．准分子激光屈光性角膜手术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0:127147.
关键词:地效翼; 下反角; 前掠角; 纵向稳定性; FLUENT
中图分类号:V211.51;TB115 文献标志码:A
3D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reverse forward swept
wing,in,ground effect
YING Chengjiong, YANG Wei, YANG Zhigang
(Shanghai Automotive Wind Tunnel Center, Tongji Univ., Shanghai 201804,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aerodynamic performance of reverse forward swept wing,in,ground effect, the 3D numerical model of flow field of wing,in,ground effect is built under ground effect by solving steady incompressible N,S equations and realizable k,ε turbulence model based on FLUENT,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wing,in,ground effect is performed under different reverse angles and forward swept angles. The comput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e influence law of reverse angle and forward swept angle on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flow field characteristics, longitudinal stability of wing,in,ground effect. The3D numerical simulation on reverse forward swept wing,in,ground effect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wing,in,ground effect craft.
Key words: wing,in,ground effect; reverse angle; forward swept angle; longitudinal stability; FLUENT
0 引 言
地效飞行器是利用地面效应提高气动效率、介机和船舶之间的高速运输工具,正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在设计研究中,地效翼设计对地效飞行器的空气动力特性和纵向稳定性的优劣有重要影响.世界各国先后出现各式各样布局的地效飞行器,既有在传统飞行器中使用的气动布局形式,又有在地效区表现优异的布局,如下反前掠地效翼飞行器图 1 下反前掠地效翼
飞行器
(见图1).由于下反前掠机翼在传统飞行器中的应用较少,在空气动力特性及稳定性控制方面缺乏足够的认识,目前仅采用一小部分中小型地效飞行器,但在地效区仍表现出高效的空气动力特性和充裕的纵向稳定性.
本文立足于地效飞行器的空气动力设计,忽略机身的干扰等因素,研究在地效区下反前掠地效翼的空气动力特性及其对纵向稳定性的贡献.数值模拟已被广泛应用于地效飞行器空气动力学的研究,故利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对地效翼在地效区的流动进行数值模拟,重点考察地效翼下反角和前掠角这2个重要因素以进行地效翼参数化设计.
1 数值方法
用FLUENT求解定常不可压N,S方程,模拟地效翼的空气动力性能及周围流场.雷诺数Re=2×
107(基于平均弦长c),控制方程为ИИ氮Ui氮xi=0(1)
氮Ui氮t+氮(UiUj)氮xj=-1ρ氮P氮xi+ν氮2Ui氮xj氮xj+氮氮xj(-
u′iu′j)(2)И式中:-
u′iu′j为雷诺应力项.运用可实现的k,ε湍流模型ИИ氮氮t(ρk)+氮氮xj(ρkuj)=氮氮xj(μ+μtσk)氮k氮xj+Gk+Gb-ρε-YM+Sk(3)
氮氮t(ρε)+氮氮xj(ρεuj)=氮氮xj(μ+μtσε)氮ε氮xj+ρC1Sε-ρC2ε2k+νε+C
1εεkC
3εGb+Sε(4)Иа沽和速度耦合采用SIMPLE算法.机翼壁面满足无滑移边界条件,地面采用移动地面边界条件,满足(u, v, w)=(v∞,0,0), 氮p/氮n=0,n为地面法向方向.入口选用速度入口边界条件,距机翼后缘6c;出口选用压力出口边界条件,距机翼后缘10c,翼尖距侧面5c.计算网格采用六面体结构网格,网格数约为160 万个,近壁面网格第1层厚度为1 mm,地效翼与地面的y+约为150,满足计算中采用的非平衡壁面函数方法要求.定义地效翼飞行高度为翼根后缘到地面的距离,翼型选用Clark,y,攻角设为4°,翼尖弦长1 m,翼根弦长5 m,平均弦长3 m,展弦比为3.下反前掠地效翼平面视图及其参数见图2和表1,A,(2)地效翼面网格示意见图3.
图 2 下反前掠地效翼平面视图
表 1 下反前掠地效翼平面参数编号ABC前掠角χ/(°)012.530编号(1)(2)(3)下反角Ψ/(°)03.555.45图 3 A,(2)地效翼面网格示意
2 计算结果及分析
2.1 空气动力特性
当地效翼靠近地面(或水面)飞行时机翼与地面之间形成气垫效应,使升力增大,同时在地面效应下翼尖涡向外移动且强度减弱,导致下洗效应减弱,诱导阻力减小.这样,地效飞行器的地效翼升阻比显著提高,表现出优异的空气动力特性.地效翼的下反角和前掠角影响地效翼的空气动力特性.图4为在相对飞行高度h/c=0.1,攻角α=4°下的空气动力数值模拟结果,其中CL为升力因数,CD为阻力因数,Cm为力矩因数.
(a)下反角变化升力因数、阻力
因数和力矩因数曲线(b)下反角变化升阻比曲线
(c)前掠角变化升力因数、阻力
因数和力矩因数曲线(d)前掠角变化升阻比曲线
图 4 下反前掠地效翼空气动力特性
假设力矩参考点在翼根前缘,地效飞行器抬头方向为正;由图4可知,当下反角增加时,地效翼下方的气垫效应增强,升力增加,阻力随地面效应的增强而减小,导致升阻比增大、气动效率提高、低头力矩增大但幅度不大;当前掠角增加时,地面效应减弱,上翼面气流向翼根流动加剧,地效翼升力、阻力和低头力矩都减小,升阻比变化很小,气动效率变化不大.
设无限翼展前掠地效翼的前缘前掠角和后缘前掠角相同(设为χ),此时,来流速度v∞可分解为垂直于前缘法向分速vN=v∞cosχ和平行于前缘展向分速VT=v∞sinχ.如果不考虑黏性作用,则机翼表面的压强分布仅与法向分速有关,与展向分速无关.因此,机翼的气动力等于来流以法向速度流过该前掠机翼正置后的无限翼展直机翼的气动力.
由几何关系可得正置翼的弦长cn=ccosχ以及正置翼的攻角αn=arcsin (csin α/ccosχ),当α很小时,sin αn≈αn,sin α≈α,可得αn≈α/cosχ.设作用在正置翼单位翼展上的升力为FL,阻力为F
Dn,得升力因数C
Ln=2FL/(ρ∞v2ncn),阻力因数C
Dn=2F
Dn/(ρ∞v2ncn),作用在前掠翼同一段长度的升力仍为FL,阻力FD=F
Dncosχ.
升力因数ИCL=FL12ρ∞v2∞cn=FL12ρ∞v2ncos2χcn=C
Lncos2χ(5)Иё枇σ蚴ИCD=FD12ρ∞v2∞cn=F
Dncosχ12ρ∞V2ncos2χcn=C
Dncos3χ(6)Ив墒(5)和(6)可知,当前掠角增加时,地效翼升力、阻力均减小.
2.2 流场特性
当地效翼在地效区飞行时,由于地面的阻挡其流场特性变得非常复杂.地面效应分为弦向效应和展向效应.弦向效应即冲压效应,使机翼下表面的静压增大,是引起升力增加的主要原因;翼尖涡由于地面的阻挡显著减弱,使诱导阻力减小,称为展向效应.图5为h/c=0.1时地效翼下翼面的静压分布,图5(b)的下翼面的压力明显大于图5(a),即在相同前掠角下,下反角增大,阻塞效应增加,下翼面压力增大.由于上下翼面存在压差,翼尖附近气流不断从下翼面流向上翼面,随着下反角的增大,必然阻碍其流动,使下翼面高压气流“外泄”减小,地面效应作用增强.由图5和6(图中,b为展长)可知,下反角主要增大下翼面压力,对上翼面压力影响很小.图5(a)的下翼面高压区面积明显大于图5(c),而随着前掠角增大,翼尖附近压力损失增加,地面效应减弱,因此,在相同下反角下,前掠角越大,其下翼面总体压力越小.(a) A,(1)
(b) A,(3)
(c) B,(1)
图 5 h/c=0.1时地效翼下表面静压分布
图 6 h/c=0.1时下反角变化机翼截面压力因数图7进一步表明下翼面压力随前掠增大而减小;上翼面压力因数增大,吸力减小,升力降低.设翼面上某点的压力为p,可得截面压力因数ИCP=p-p∞12ρ∞v2∞=p-p∞12ρ∞v2ncos2χ=C
Pncos2χ(7)И式中:C
Pn为正置机翼压力因数.由式(7)可知前掠角增大,下翼面压力因数减小,上翼面压力因数变大.图 7 h/c=0.1时前掠角变化机翼截面压力因数
图8为h/c=0.1时地效翼总压分布,由图
8(a)和8(b)可知,随着下反角的增大,翼尖离地越近,翼尖涡受地面影响变大,更易被地面挤向外侧,同时翼尖涡作用减弱,损耗的能量减小,翼尖附近升力增大(见图9).地效翼气流下洗角大小随前掠角和下反角的变化也发生变化.在流场中各个位置的下洗角大小不同,为方便对比分析,可对地效翼下游距离翼根后缘0.3c且与后缘同一高度的点进行比较.该点的下洗角ε定义为ИИtanε=vyvx(8)И
(a)A,(1)
(b)A,(3)
(c)B,(1)
图 8 h/c=0.1时地效翼总压分布
图 9 h/c=0.1时翼尖附近压力因数
所得下洗角变化见表2,可知当下反角增大时,虽然上下翼面压差增大(见图6),但由于地面的阻挡,下洗作用减弱,下洗角减小;随着前掠角的增大,上下翼面压差减小(见图7),下洗作用减弱,下洗角减小.
表 2 h/c=0.1时下洗角变化截面ε/(°)2z/bA,(1)A,(3)B,(1)0.2222.131.572.060.5560.800.460.610.8890.570.260.27
图10为h/c=0.1的前掠翼上翼面流线,可知随着前掠角的增大,上翼面上自翼根向翼尖的逆压梯度使得由翼尖向翼根的展向流动变得更加明显.展向流动引起翼弦的压力分布发生不利变化,降低机翼的气动效率,与自由空间飞行的机翼结论相同.
(a)A,(1)(b)B,(1)(c)C,(1)
图 10 h/c=0.1时前掠翼上翼面流线
图11为h/c=0.1的下反翼下翼面流线,可知气流从翼根往翼尖方向的展向流动,随着下反角增大,下翼面的压力增加,由翼根到翼尖的压力梯度也随之增大,流动变得强烈.
(a)A,(1)(b)A,(2)(c)A,(3)
图 11 h/c=0.1时下反翼下翼面流线
2.3 对纵向稳定性的影响
在地面效应下,地效飞行器的气动力不仅与攻角有关,还与飞行高度有关,其纵向稳定性较复杂.为保证在纵向上的静稳定性,地效飞行器的气动参数必须满足2个条件:与常规飞机一样,地效飞行器在地效区必须保证攻角静稳定性ИC
mα0И式中:xh为高度中心;xα为攻角中心.坐标系为体轴系,x为正向指向机头.可通过合理选择重心的位置满足攻角稳定性;高度稳定性则只能通过改变气动布局来满足.下反前掠地效翼在地效区能改善地效飞行器的高度稳定性.
为方便分析,可采用风轴系坐标,原点位于翼根前缘,因此,高度静稳定性准则变为Иxα-xh>0ИЭ杉,要改善地效飞行器的高度稳定性,xh应靠近前缘,xα应向后移动.在地效飞行器设计中往往通过采用较大面积的尾翼使xα后移以获得充足的高度稳定性,而使xh前移则非常困难.
下反前掠地效翼在h/c=0.1时的xh计算结果见图12.在下反角不变的情况下,计算所得xh分别为:A,(1) 0.363 5; B,(1) 0.242 6; C,(1)
0.071 7.可见,前掠角增大使xh向前缘移动,由高度静稳定性准则可知,xh的前移有利于高度静稳定性,即前掠角的增大有利于高度静稳定性.在前掠角相同的情况下,计算所得xh分别为:A,(1) 0.363 5;A,(2) 0.372 1; A,(3)
0.373 3.可见,下反角增大使xh向后缘移动,由高度静稳定性准则可知xh的后移不利于高度静稳定性,即下反角的增大不利于高度静稳定性.
图 12 h/c=0.1时的xh计算结果
3 结 论
(1)当前掠角一定时,随下反角的增大地效翼升力增大、阻力减小、升阻比增大、气动效率提高,但高度中心后移,不利于高度静稳定性.
(2)当下反角一定时,随前掠角的增大地效翼升力和阻力均减小、升阻比变化不大,而高度中心前移,有利于高度静稳定性.
对三维下反前掠地效翼的数值模拟可深入揭示地效翼的气动力特性、流场特性和纵向稳定性的影响规律,为地效飞行器的设计和优化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飞行力学, 2001, 19(1): 13,17.
. 计算机辅助工程, 2008, 17(3): 13,17.
关键词:商业银行;效率;市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
一、商业银行效率的基本概念
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业务活动中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从本质上讲,银行效率是银行对其资源的有效配置,是银行的市场竞争能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反映。
银行效率与银行效益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银行效益是指银行的资产和服务所带来的收益率;而银行效率是指银行在追求效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还要追求安全性和流动性,这就要求银行讲究运作效率。而且,有效益的金融交易未必有效率。可见,银行效益包含在银行效率的内涵之中,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核心是效率,而基础是效益。
二、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运用了DEA(数据包络法)评价模型,采用中介法选择投入、产出变量。其中投入变量为营业费用、利息支出和员工人数;产出变量为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和不良贷款率。由于不良贷款率不能直接用来作为产出指标,本文对不良贷款率指标进行调整后作为产出项之一。
以下选择2000—2004年4家国有银行和10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作为研究的样本虽然建行与中行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已上市融资,但为分析方便,本文仍将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称为国有商业银行。。选择营业费用、利息支出、正式员工作为投入指标;非利息收入、利息收入、不良的相对绩效值作为产出指标数据来源于2001—2005《金融统计年鉴》。。运用DEAP2.1为分析软件,对上述样本进行效率评价。
从总体情况看,我国商业银行的综合效率在逐年改善,效率平均值由0.908上升到0.954(见上图)。随着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竞争的日益加剧,商业银行效率处于不断提升过程中。
从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比较看,股份制银行5年的平均效率值为0.936,高于四家国有银行的0.901,而且除2002年外,股份制银行的年平均效率也要高于国有银行。不过随着国有银行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差异在逐步缩小。2000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效率值差异为0.11,到2004年缩小为0.076,其中2002年随着工行、中行、建行改革成效的不断显现,国有银行平均效率值超过了股份制银行。
三、中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因素
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影响因素,即银行业的市场结构。二是内部影响因素,即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结构。
(一)市场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影响的分析
1.“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框架。产业组织理论的奠基人贝恩1959年在其《产业组织》一书中提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其中市场结构是最重要的因素。同时SCP理论认为,市场的垄断程度与竞争效率是负相关的。
2.中国银行业垄断与效率实证分析。对银行业市场垄断程度的研究主要测定CR4指数值,即测定中国银行业前4家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在相应测定项目中所占的市场份额。
2000-2004年中国商业银行集中度CR4指标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2000-2004年中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资本(所有者权益)、存款资产、贷款、员工数目等五项指标CR4的平均值都在0.8左右,因此可以初步判定中国银行业市场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而从净利润集中度与其他五项指标的集中度CR4变动看,2004年总资产等五项指标集中度均比2000年有所下降,而净利润集中度则得到极大的提升,并且2004年以前的利润集中度明显弱于市场集中度,因此可以认为四大国有银行存在高度垄断但绩效差的现实;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集中度下降而利润集中度开始提高。
3.垄断市场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根据SCP理论,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国有商业银行,正是其行为特征促成了自身效率的相对低下。Hick(1935)的“安定生活”假说(quiet-lifehypothesis)认为: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由于竞争程度较小,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厂商没有动力去实现成本最小化,从而造成效率下降及成本上升。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四大国有银行在市场中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市场竞争压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在央行对存贷款利率管制的情况下,银行提高服务质量实际上是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顾客享受更好的服务,这部分提高服务质量所花费的成本要从银行利润中支出,显然银行缺乏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积极性,结果导致银行低效率的产生。
(二)企业组织结构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
在既定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下,商业银行自身的组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对银行效率的改善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存在着最优规模边界。同时该理论认为,企业规模不能无限扩张。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管理幅度逐渐加大,员工监督的成本也越来越大,当规模经济产生的边际收益等于扩大规模产生的边际成本时,企业规模达到最优。
2.商业银行组织规模与效率的实证分析。下面,以商业银行综合效率(EE)作为银行效率指标,以组织机构数目(ORG)、银行人员数(PERSON)作为解释变量,增加总资产的自然对数(LNASSET)作为控制变量,考察商业银行效率和组织规模的相关性。
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EE=a+bORG+cPERSON+dLNASSET+ε
利用2000—2004年15家商业银行数据,通过SPSS.11得到回归结果如下表。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总资产规模后,商业银行效率与银行人员数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人员对银行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过多的人员降低了银行的效率。
商业银行综合效率与组织规模回归结果
注:***表示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另外,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银行规模效率(SE)与银行规模存在显著负相关性,这说明中国商业银行确实存在规模不经济和低效率现象,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张,银行效率并没有得到提高。
3.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导致低效率的原因。四大国有银行建立伊始即按行政区划进行分支机构设置,形成“三级管理,一级经营”组织结构,使委托链条过长。同时,改革初期的国有银行主要通过机构和人员的迅速扩张来实现自身发展,但由于缺乏成本约束,机构、员工数都大大超过了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边界。
四、中国商业银行效率提升的战略路径
(一)优化产权结构,推进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改革
1.建立完善法人资产制度。使股份公司的法人所有权不依赖于股东而独立存在,并由法人独立占有、支配、处分和收益,法人成为公司自负盈亏的主体。确保法人产权的独立性,商业银行才能真正成为市场中的独立经营主体。
关键词：行政效率；古典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政府创新；行政文化
一、古典行政学关于行政效率理论的发展
19世纪下半叶，在企业管理运动的鼓励与影响下，学者们试图借助于科学管理来增进政府的行政效率。“这个运动的主要倡导人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早在1885年，以后又在许多场合，发出了争取提高政府效率的口号。”[1]1887年，威尔逊在其著名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将提高行政效率作为行政学的根本任务。他说：“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显然更需要得到启示，只有认真进行研究才能提供这种启示。”[2]1自此以后，行政学便围绕着“行政效率问题”展开了不懈的研究。
几乎同时，在西方管理学史上兴起了以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不仅开辟了关于效率研究的新领域，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促成了西方行政管理学对行政效率问题研究的深入。因此，“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兴起，才促成西方行政学的形成和兴盛，而对于这场科学管理运动的形成起着决定性影响的，乃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3]泰勒认为，高效率取决于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因此，科学管理的本质在于设计合理的职能组织。正是在科学管理运动兴起之后，一些行政学家便开始重视通过科学管理来寻求政府行政的有效性。曾经担任美国全国办公室管理协会会长的威廉·享·莱芬韦尔是第一个把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运用于机关办公室管理工作中并取得成功的人；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纳德·D·怀特则进一步用科学管理理论研究政府行政管理，促进了政府工作的改进，提高了行政效率。他认为，“科学管理运动在促进改良处理公共事务方法上，已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从弗雷德里克·泰勒倡导这一开创性工作开始，这一运动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兴趣，并终于建立了完整的社会改良哲学的原则。”“由科学管理在一些工业企业中所造成的巨大进步，已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中是否可以同样实行这种改进方法?对这个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解答，无疑的是：科学管理的成就，已引起了对许多公共机关所习惯的旧法的大量不满。”[2]53随着公共行政管理实践的发展与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在行政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家对行政管理的理解主要视为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因此，管理效率的获得主要取决于对行政组织内部各要素的高度利用。而行政组织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究竟应该发挥哪个要素以及如何发挥这个要素的管理效率，各个理论学派持有不同的观点。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则把提高行政效率的着眼点放在行政组织内各部门、各成员的协力与合作上，而要处理好组织内的合作问题，其关键在于明确各机构与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以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则认为，行政管理是由一系列相互衔接和相互联系的活动环节组成的，只有当每个环节都承担了特定的职责，实现了相应的功能时，效率才能得到保证。可以说，西方古典行政学理论在思考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时，着眼点是放在行政组织中非人要素的管理效率上，明显忽略了行政活动中人的要素，而稍后的行为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全面的纠正。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梅奥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发现了人员的心理对于工作效率提高的重要意义，由此拉开了行为主义革命的新序幕。
总之，西方行政学家在思考行政管理实践时，尽管其理论思路大相径庭，但最终的宗旨却都落在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上，特别是在借鉴管理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上，行政学虽然异彩纷呈，但最终的旨趣却是同一的。比如：以法约尔和孔茨为代表的过程学派；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学派；以梅奥为代表的人际关系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卡斯特罗和森茨韦克为代表的系统管理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伍德沃德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等等。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尽管各学派所强调的重点与方法不尽相同，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管理效率，思想家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组织效率”和“高度的生产率”。因此，管理理论中的许多原理包括计划原理、组织原理、领导原理、系统原理、优选原理、控制原理、激励原理、弹性原理、反馈原理等，贯穿其中的一个根本原理乃是效率原理；管理思想中提出的许多观念包括如全局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服务观念、创新观念、战略观念、效益观念等，联结这些不同观念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效率观念。
二、新公共行政学研究政府效率的动向
到了20世纪70年代左右，随着新公共行政学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行政学家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出现了以下三个趋势。
1.研究视界由行政系统内部转向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
行政学发展的前期，思想家们提高政府效率的着眼点在行政系统内部各因素的利用上，他们认为行政管理就是对政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的管理，如果组织系统内各要素获得了充分利用，那么，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提高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浪潮的带动下，政界与学界对“政府到底应当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的疑惑进行了重新思考，即威尔逊所言的“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公共行政效率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意义与功能，它总是指向符合社会价值目标，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前提下的行政管理活动的效率。如果政府的管理是不“适当”的，尽管政府的效率很高，但对于社会而言却无疑是一种浪费与无效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行政效率就是着眼于行政子系统与社会母系统的关系，给政府的职能进行合理的定位。
2.研究内容由重效率向效率与效益并重转化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古德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理论为基础，行政学把效率摆在突出的地位，认为效率是行政管理尺度的头号公理。效率标准在被过分推崇的同时却忽略了公平与效益等社会价值的因素，政府计划很少关注所服务的人的实际效果。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以新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一反过去注重效率的取向，将社会公平等价值的因素重新注入经济目标与效率目标中。尽管公平与效益的价值取向有所突显，但仍未动摇效率取向在行政学中的主导地位。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公共管理学为理论基础，行政学由重视工作过程与投入转向注重结果与产出，强调“顾客”至上，倾听“顾客”意见，建立明确的服务标准，向“顾客”作出承诺，为之提供优质服务，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受到空前关注，呈现出效率与效益并驾齐驱的势头[4]。
3.研究模式由一般性的原则研究向具体特定的问题研究转化
一般来说，科学研究与科学理论的形成有两个基本的研究模式，即原则研究和问题研究。结合行政效率的研究来看，行政学发展的早期对行政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原则出发，关注的焦点是提高行政效率的一般原则与途径，由于这些原则和途径涉及到组织、领导、决策、人事等管理的各个方面，效率研究实际上成为管理的综合研究。像西方行政学家对效率原则的概括就属于这种原则研究方法。但是随着社会政治实践的发展和行政学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渐渐显得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实践来看，这种原则研究模式所提供的一般原则和途径有变成“常识”的可能，特别是在公共行政职能多样化和目标多样化的趋势下，这些原则与途径往往由于缺乏较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而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往往成为“绝对正确的废话”。另一方面，行政学理论的深化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原则研究，必须面对现实中的各种问题展开，这样行政效率的研究就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和特定的内容，比如：针对不同行政部门具有个性特点的效率研究以及效率测定与提高措施等。因此，原则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共性，而问题研究关注的是行政效率的个性，而个性研究恰恰是共性研究的深化[5]。
三、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与困境
对于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不管是从理论文章的内容来看，还是从各种对行政效率的社会评价来看，都一致地认定“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低下的”，尽管这种认定到目前为止尚没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是由行政效率认定和研究的困难决定的。不论是学者的结论，还是一般人的结论都还只限于直觉与感性认识的层次上，但是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人们所形成的这种信念。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行政效率的认定，实际上是依据一定的判断标准而得出来的结论，尽管这个判断是直觉和感性的，这个判断标准有两个：
1.以西方公共行政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在改革开放之前，这个判断标准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比较的机会。改革开放之后，处在同一时间维度中的中国行政效率与西方政府的行政效率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学者甚至是一般老百姓(一开始是投资商人)的视野中。由于西方近性精神的影响，西方的行政组织体系设置也呈现出高度理性化的特征，加之西方一直未断的行政改革都把高效率作为政府的基本追求目标之一，因此，效率精神与效率原则是西方政府行政管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相比较，中国行政效率的低下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追求高效率也一直是我国政府历次行政改革的核心目标之一。2.以我国其他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实际效率作为判据
同样，这个标准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是不存在的，那时，我国整个社会都处在低效运转中。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口号作为标志，“效率”成为社会组织尤其是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现在，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没有效率的企业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政府组织由于缺少外在竞争环境的压力、由于没有竞争对手和危机感，再加之“帕金森定律”所揭示的行政管理负效应的存在，即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最终导致行政机关机构臃肿、人员膨胀、与效率低下等。因此，政府管理效率与企业管理效率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在世界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由于政府效率的低下不仅会影响政府的竞争力，而且还会影响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因此，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对此，行政学界应深入对行政效率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效率的问题一直受到我国行政学界的关注，到目前为止，此类研究公开发表的文章数目不下百篇，一般都涉及到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成因及其解决对策这三个方面。但仔细研究会发现从理论上很难将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成因”分割开来。因为效率低下的“表现”实际上也是效率低下的“原因”，比如有很多学者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之一概括为“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这种概括是没错的。但是又有一些学者会将“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概括为行政效率低下的成因，这同样也是正确的。从严格的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这种概念和命题的不确定性，以免引起混乱。因此，从理论上把这一问题说清楚，笔者认为这是行政效率研究的基础。
在本文中，笔者就试图对“表现”与“原因”这对概念作出界定以示区别。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旨在探讨与效率低下具有某种直接联系、甚至可以为一般人所感觉到的影响行政效率的诸因素，它们往往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与政府行为本身具有密切的联系。第二，行政效率低下的“深层原因”，这实际上是在更进一步寻求“具体表现”后面的原因，这些因素往往不是政府行为本身所能解决的，解决它们常常需要寻求政治与社会力量的支持。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具体表现”可以是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而形成“政府机关庞大，职能交叉，机构重叠”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理论上对政府职能研究的不足与制度上对政府职能供给的不足。这样，既可以把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与“原因”区别开来，又可以拓展解决行政效率问题的思路。
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在我国政府行为中的表现错综复杂，恐怕政府行为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有联系。对此，不同学者概括的思路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可以将政府过程或政府行为进行适当的分解，然后再选择合适的角度加以概括。首先，任何政府的存在是社会管理的客观需要，即政府职能的问题；其次，政府的职能必须由一定的组织机构来承担，这就牵涉到政府机构的设置；再次，行政机构是由人来运作的，政府官员是行政机构的主体，这就涉及行政人员；最后，行政主体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手段和方式来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这样，政府过程就被分解为：政府职能、政府机构、行政人员与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从理想的状态看，一个高效的政府，应该是科学的职能定位、合适的机构设置、精干的人员配备和合理的行政手段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环节的不适都会影响其整体效率的提高。而我国政府效率的低下，恐怕在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理论研究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深化下去。另外，就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原因来看，应该是多方面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详述。
四、提高我国政府行政效率的宏观思路
1.制度保障：政府体制与机制
在行政学史上，行政学专家发现了三条破坏行政效率的定律，知名度首屈一指的当是帕金森定律。中国人民大学齐明山教授则从“熵定律”的角度探讨了行政管理效率递减的规律[6]。不管是帕金森定律还是熵值效应都共同反映了行政效率提高的负效应，体现了行政管理效率增长的消极与对抗力量的存在，这种负效应会最终导致行政行为的低效。因此，要想跨越帕金森定律，避免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只有“通过改革与创新，不断减少组织内产生的正熵，增加负熵，使组织高效运转。只有这样，才不会产生面对公共行政的熵值效应无能为力的情况，才会认识到行政改革和各种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6]。
因此，提高我国政府效率，必须从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这一层面着手，以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保障。①从我国行政改革的实践来看，政府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包括调整行政体系内部纵横向的权力机制以及理顺与建立行政体系与外部环境之间的权力机制。笔者认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政府职能的市场化取向，即用市场的力量来改造政府的行政管理模式以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二是政府组织的扁平化取向，即借鉴企业的组织再造理论来改造行政组织的结构以提高政府效率。②自1988年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已基本确定，行政改革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进入到通过政府机制创新来确保行政体制改革成效的阶段，也就是说，我国政府改革将由宏观体制性改革转变为宏观体制改革与微观机制创新并重的新阶段，在继续加大宏观体制改革的同时，微观层面的运行机制创新正日益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担当主体：政府人力资源开发
当今，我国公共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已成为困扰政府竞争力与政府效率的症结之一。这种低效率从行政个体来看，表现为行政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责任心不强，缺乏自律性；从政府组织来看，表现为组织创新意识不强，缺乏活力，信息流通渠道不畅，反馈机制弱化，行政人员不能很好地贯彻落实上级的决策和计划等。
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组织的管理者从强调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是管理领域中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告别传统的人事管理，大力发展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为适应这一管理潮流，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人力资源管理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在我国，首要的是在政府人事管理中树立“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的意识与观念，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把人看作“第一资源”，他们有理想、有情绪、有需要、有性格，期望得到他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价值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它不但可以提高行政人员的素质、改变行政人员的能力与引导行政人员的期望，而且还能满足行政个体适应社会发展、获取职业技能以及自我发展、自身修养等方面的需求。事实上，我国行政管理人力资源总量是世界第一，因此，公共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也是最大的。一旦通过开发，提高了行政管理人才的整体素质与职业技能，发挥其潜力与创造力，对于提升我国政府的竞争力及行政效率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
3.软件支持：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
当代美国公共管理学的著名学者威尔逊在其著作《美国官僚政治》中列举并分析了大量的有意识培养组织文化且将其用于加强管理美国政府的情况，他认为，组织文化将使组织在内部管理方面变得更加容易和富有成效[7]。鉴此，德鲁克就说：“企业文化：利用它，不要失去它”[8]。可以说，利用组织文化以提升组织的竞争力与效率是现代组织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思路，政府组织也应如此。
行政文化是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为背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决定或影响行政主体行为的一整套成形或不成形的内外规则的综合体，它作为一种深层次的因素，对行政效率有着特殊的作用。从其性质来看，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只有积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才具有支持、维护与激励的功能，才有利于政府组织效率的提高；而消极的行政文化对政府组织的发展具有阻碍、延缓与离心的作用，是提高行政效率的负面因素。
目前，我国行政文化正处在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的交替与融合时期，行政人员的现代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由于文化所具有的历史惯性，传统的行政文化仍然显现出很大的惰性与张力，它所表现出来的行政原则、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仍然是制约行政效率提高不可忽视的一种力量。因此，从提高行政效率着眼，需要在建构行政文化上有所创新，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文化的创新与整合来改变在传统行政范式下所形成的不利于效率提高的行政习惯与行政传统。笔者认为，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可以考虑三条基本路径：①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②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③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以这样积极的行政文化建设就可以有效地规避与形式主义等消极的行政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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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詹姆斯·Q·威尔逊.美国官僚政治[M].张海涛，魏红伟，陈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10-125.
Research on Efficiency of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Business Models
ZHANG Linga， ZHANG Shengb， WANG Qingb， LI Xiangb
（a. School of Management；b.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and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model， determine input and output index based on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nd business models， analysis efficiency of China 16 listed commercial bank from 2004 to 2011.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promote the change of bank business models，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the growth of bank efficiency mainly from the scale efficiency change； the contribution from technology progress for promote efficiency increased year after year； stateowned bank’s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urban commercial bank as a whole， as good as the jointstock bank； stateowned banks are lie in decreasing or no change return to scale； urban commercial banks are lie in increasing return to scale.
Key words： regulatory requirement； business models； banks efficiency； Malmquist index
从2004年开始，中国银行业开始建立相对完整的审慎资本监管制度，新监管要求促使银行业改变经营模式，监管达标和实现盈利成为银行经营的两个重要目标。监管要求导致银行商业模式发生变化，促使银行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来提高银行效率。
中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国家，中国的银行体系在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新资本协议实施在带给中国银行业一系列挑战的同时，也促进了银行业不断提高风险管理和资本管理能力。随着银行业高利润讨论再度升级，银行效率研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成为了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一是银行高利润来自行业垄断还是银行效率提升？二是实施新资本协议之后，中国银行业经营效率是否提升？基于上述背景，研究监管要求和商业模式下银行业经营效率变动对于我国制定适度的监管标准，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银行效率评价DEA方法对于投入和产出指标选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都不是基于监管要求下银行商业模式的基础上选取指标。因此，本文通过考察银行业在实施新资本协议监管要求，基于银行业真实商业模式确定投入产出指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银行业作为资金运营和风险管理行业的经营效率。
1文献综述
1.1国内外银行效率研究成果
Sherman等首次运用DEA方法评价银行分支机构效率问题[2]。Alam对美国大银行的研究显示技术进步是银行效率提升的原因[3]。Casu等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是欧洲银行生产率增长的原因[4]。Mohamed等对中国银行业效率的研究表明股份制银行效率高于国有银行[5]。Matthews等研究得出同样的结论[6]。Chang等人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是中国银行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推动力[7]。
张健华利用Malmquist效率指数测算中国银行业效率，结果显示股份制银行效率最高[8]。蔡跃洲和郭梅军基于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上市银行效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银行效率总体略有下降[9]。张健华和王鹏对中国银行业广义Malmquist生产率指数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效率改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贡献最大[10]。陈玉罡等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国内28家银行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引入战略投资者提高了中国银行业效率[11]。芦锋等对中国银行业效率测算结果表明国有银行技术效率不及股份制银行[12]。
1.2银行效率研究方法
Berger和Humphrey根据是否需要估计前沿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将有效前沿法分为参数估计法和非参数估计法：参数法包括随机前沿法、厚前沿法、自由分布法等，其中以随机前沿法应用最为广泛；非参数法则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自由处置壳等方法，其中又以DEA方法应用更为广泛[13]。
Fare等在规模报酬不变CCR模型和规模报酬变动BCC模型基础上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效率，并把Malmquist指数分解为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14]。此后，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成为分析多投入-多产出效率评价的有效方法。
1.3银行效率研究投入产出指标选取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是银行效率评价的关键。本文对有关银行效率文献进行梳理后，发现学者们对投入产出指标选取各有侧重，见表1。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拓展。一是分析监管要求驱动下银行业真实商业模式；二是基于银行真实商业模式选定效率评价指标。因此，本文创新点就是分析监管要求实施以来银行商业模式的改变，以及新商业模式下银行经营效率的变化。表1银行效率DEA方法投入产出指标
研究者投入指标产出指标蔡跃洲，郭梅军[9]利息支出，营业支出，存款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贷款总额张健华，王鹏[10]模型1：利息支出，非利息支出；
模型2：利息支出，非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模型1：净利息收入，非利息收入；
模型2：总贷款，总存款，其他收益资产，非利息收入芦锋，刘维奇，史金凤[12]固定资产净值，职工总数，存款总额贷款总额，其他营利性资产总额，存款总额Ariff，Can[5]总可贷资金，从业人数，实物资本总贷款，投资Matthews，Zhang[6]模型1：存款，管理费用，固定资产；
模型2：存款，管理费用，固定资产；
模型3：管理费用，固定资产；
模型4：管理费用，固定资产；
模型5：管理费用，固定资产模型1：贷款，其他生息资产，手续费净收入；
模型2：贷款，其他生息资产，手续费净收入，真实不良贷款；
模型3：贷款，其他生息资产，手续费净收入，存款；
模型4：贷款，其他生息资产，手续费净收入，真实不良贷款，存款；
模型5：净利息收入，手续费净收入Chang，Hu，Chou[7]资本，劳动（员工人数）贷款总额，其他生息资产，资金2模型与数据
2.1模型说明
本文采用Fare等提出的以产出为基础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分解技术进步（TC）和技术效率（EC）进行测算[14]。具体表达式如下：
从t时期技术Tt为参照，基于产出的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Mti（xti，yti，xt+1i，yt+1i）=Dti（xt+1i，yt+1i）Dti（xti，yti） （1）
Dti（xti，yti）和Dti（xt+1i，yt+1i）分别表示以t时期的技术Tt为参照的时期t和时期t+1生产点的距离函数。类似地，以t+1时期技术Tt+1为参照，基于产出的Malmquist指数可表示为：
Mt+1i（xti，yti，xt+1i，yt+1i）=Dt+1i（xt+1i，yt+1i）Dt+1i（xti，yti） （2）
从t时期到t+1时期，TFP增长率测度的Malmquist指数可以表示为：
Mi，t+1（xti，yti，xt+1i，yt+1i）=Dti（xt+1i，yt+1i）Dti（xti，yti）Dt+1i（xt+1i，yt+1i）Dt+1i（xti，yti） （3）
将式（3）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的乘积，变换成如下形式：
Mi，t+1（xti，yti，xt+1i，yt+1i）
=Dti（xt+1i，yt+1i）Dti（xti，yti）×Dti（xt+1i，yt+1i）Dti（xti，yti）Dti（xti，yti）Dt+1i（xti，yti）1/2
=ECt+1i×TCt+1i（4）
第一部分EC，就是从t到t+1时期效率变化；而第二部分TC，就是从t到t+1时期技术进步变化。报酬可变时，技术效率（EC）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PEC）的变化和规模报酬（SEC）的变化[16]。因此，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表示为TFP=TC×EC=TC×PEC×SEC。M>1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在t到t+1时期是增长的；M
2.2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加速了银行经营转型，银行效率表现为风险管理能力和经营管理水平的比拼。
2.2.1最低资本要求
资本充足率反映了银行对资本利用的效率和银行总体风险水平，是衡量银行综合经营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因此，本文选取资本净额作为投入，对应产出为风险加权资产，反映银行承担风险后的盈利能力。
2.2.2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新资本协议第二支柱的重要监管指标。银行首先吸收公众存款，然后通过放贷将存款转成贷款，存贷利息差成为了银行运用资金实现盈利的基础。存款作为银行的主要负债，也关系到流动性风险。贷款不作为产出指标，主要是风险加权资产可以同时衡量贷款的数量和贷款的质量，采用风险加权资产更合适。因此，本文选取员工人数作为投入，对应的产出为存款。
2.2.3追求利润最大化
目前中国银行业主要盈利来源包括利息净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因此选取营业总收入作为产出指标更为全面。业务及管理费是营业支出的重要构成，可以更准确地反映银行的人员投入、网点投入和运营管理投入。因此，本文选取业务及管理费作为投入，对应的产出为营业总收入。
根据上述监管要求实施后的银行业商业模式，本文确定资本净额、员工人数和业务及管理费作为投入指标，风险加权资产、存款和营业总收入作为产出指标。
2.3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4～2011年16家上市银行为研究对象，包括5家国有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8家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光大银行、深发银行、华夏银行）和3家城市商业银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所有银行数据主要来自国泰安数据库，缺失数据根据银行年报进行补充。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以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采用DEAP21软件对银行逐年的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进行计算。
3.1银行2004～2011年效率变化
由于农业银行资本净额2007年以前数据缺失，光大银行2005、2006年资本净额数据为负，因此这两个样本予以剔除。
（1）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
从计算结果（见表2）可以发现：①银行效率最高的是建设银行，国有银行效率大都高于平均值。②股份制银行效率最高的是招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中南京银行效率最高；③各行平均Malmquist效率指数小于1，表明银行效率整体上是下降的；④纯效率变化大于1为正贡献，技术进步变化小于1为负贡献，表明银行业效率增长更多是来自规模效率而非技术进步；⑤从结果上看没有足够证据表明国有银行效率比股份制银行差。
（2）14家银行整体效率
从计算结果（见表3）发现：①14家银行各年平均的Malmquist指数小于1，只是在2007～2008年大于1，表明银行效率在时间上呈下降趋势；②从各年平均效率上看，效率变化为1015，技术进步变化为0966，表明银行效率更多是依靠效率变化，且效率变化的增长更多来自规模效率变化而不是纯效率变化；③从时间变化上看，效率在2008年之前逐年上升，此后开始下降。其中，规模效率变化在2006年达到最大值之后开始回落，表明规模效率变化对促进银行效率提升的贡献程度逐年下降；④技术进步变化整体呈上升趋势，表明技术进步对促进银行效率提升的贡献程度逐年上升。
中国银监会在2007年了《新资本协议指导意见》，因此2008年之后能够更好地界定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后的效率变化。
（1）对16家上市商业银行2008～2011年平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①北京银行效率最高，其次是交通银行，深发展银行效率最低；②从银行性质上看，5大国有银行除交通银行之外效率都小于各行平均值，而3个城市商业银行的效率都高于平均值且排名靠前，股份制银行中信银行效率最高，光大银行最低；③从各行均值上看，16家银行整体效率稍低于1，原因是由于技术进步变化为0991小于1造成的，说明银行效率未来提升的关键是提高技术进步变化效率；④平均效率变化为1006，其中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均为1003，说明银行效率的提升主要来自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⑤国有银行效率明显低于城市商业银行。
家银行2008～2011年整体效率进行计算，从计算结果（见表5）可以发现：①16家银行各年平均效率为0998小于1，只是在2009～2010年大于1，表明银行效率在时间上呈下降趋势；②从各年平均效率上看，效率变化为1006，技术进步变化为0991，表明银行效率更多是依靠效率变化，且效率变化的增长来自规模效率变化和纯效率变化的共同贡献；③从时间变化上看，效率在2009～2010年产生明显跳跃，且2010～2011年开始加速回落，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都小于1，表明2011年银行整体效率下降明显。
3银行规模效率变化分析
对16家银行2011年的规模效率变化进行计算（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列出计算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结果表明：①总体上看，大多数银行处在规模效率不变的水平，华夏银行、宁波银行和南京银行规模效率递增，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浦发银行规模效率递减；②从各行平均来看，16家银行整体上规模效率递减，表明银行效率提升已经无法依靠规模扩张来完成；③从银行性质看，3家城市商业银行有两家规模效率递增，表明中小银行规模效率提升还存在一定空间。
4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法，基于中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背景，依据银行业真实的商业模式确定投入产出指标，对中国16家上市银行效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监管要求推动银行商业模式的改变，促进了中国银行业效率提升；②中国银行业效率增长主要是依靠规模效率变化；③规模效率变化对促进银行效率提升的贡献程度逐年下降，而技术进步对促进银行效率提升的贡献程度在逐年上升；④国有银行效率整体上低于城市商业银行，但不比股份制银行差，国有银行处在规模效率不变或规模效率递减阶段，而城市商业银行还处在规模效率递增阶段。
论文摘要:本文从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两方面,对行政管理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并提出了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的评价标准、考核办法,以及定量的评价方法。
一、行政管理经济效果
一般认为,经济效果是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投入的劳动消耗同所得到的劳动成果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说行政管理经济效果实际上就是行政管理的投入与劳动成果(或产出)之间的一种特殊数量比例关系。如果用f表示行政管理的劳动成果,用c表示对行政管理的投入,用v表示行政管理的经济效果,那么就有下式:
v=f/c (1—1)
行政管理的作用具有“国家目的的行政作用”和“社会目的的行政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政管理的效果也就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效果;另一类是经济效果。而行政管理的耗费则是指产出这两类效果所消耗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所以分析行政管理经济效果主要是结合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分析行政管理的产出和消耗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提高产出、降低消耗,并对产出和消耗作出一套评价的标准和考核的办法。本文将主要从经济效果并辅助社会效果两方面来重点分析行政管理的经济性。
二、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的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
行政管理的劳动成果是一种与投入或消耗不同质的东西,一般来说,具有直接不可比的性质。从现行的评价方法来看,往往是采取定性评价,这种评价属于语言阐述,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不准确性。但是任何相关事物,总是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现代应用数学和其它分析方法为我们把具有一定同质性的事物通过某种特殊的方法转换为定量的表述提供了可能性,这为我们建立定量评价行政管理的经济效果创造了前提条件。
如果我们舍去行政管理产出的其它一些效果,直接用财政收入来作为行政管理的间接产出并以其来作出评价其经济性的依据,在理论上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它可以提供一种评价的思路。从财政支出的各项目来看,它不仅对经济效果有直接的作用,而且也是取得的社会效果好坏的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因此,对行政管理产出的评价和考核,用财政收入来作为评判依据是比较合理的。因此,对行政管理经济性的评价标准和考核办法就可以利用其与财政的相关性转化为定量的评价方法。具体的评价指标也完全可以借用现行我国财政分项目收入情况和国家财政分费用类别支出情况的指标。(见表2—1、2—2。②资料来源于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
1.财政指标的评价标准:从表2—1、2—1可见,我国财政收入和来源指标为各项税收、能源交通重点基金、预算调节基金收入、教育费和其它收入。作为分费用类别支出的各项指标为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其它支出等。由于他们都是数字指标,其评价标准就可以从其绝对数量的大小或一些相对指标进行评价。
2.财政指标的考核:在上述财政收入的实现中,起直接作用或是较大作用的是来自社会的各项税收,它占了整个税收的96.73%,其余部分仅为3.27%。而创造这些税收的起最根本作用的是各类企业及其它经济组织,这类因素在我们的评价方法中被称之为直接作用因素;而起着控制、监督、协调、服务的行政管理,称之为间接作用因素。其考核也可以通过以下指标进行:①财政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②财政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③财政在对社会文教事业方面的作用;④财政在国防、其它领域的作用。鉴于篇幅关系,这里不一一赘述。
三、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的评价方法
以上分析为我们建立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经济效果评价方法打下了基础。下面我们从编制定量的方法来对行政经济效果进行分析评价,建立这种方法的步骤如下:
(一)建立表格
1.按现行的部门分类标志将行政管理的产出的类别分为1、2.……n种,每一种产出的类别所对应的细分类数目为d1、d2……dn,而为了解决各种性质的产出不均等的情况,我们用k1、k2……kn来表示行政管理产出的均衡系数。最后,每一种产出的效果我们都以社会效果(用t表示)和经济效果(用v来表示)这两个指标来衡量。
2.将行政管理这类间接作用系统分为若干小的组成单元,并用s1、s2……sm来表示其细分类,用p1、p2……pm来表示对间接作用系统的人数,再用a1、a2……am来表示投入在对最终产出起直接作用上的资金,用b1、b2……bm来表示分配到对产出起间接作用因素上的投入情况。最后就得到一张表格(见表3—1)。
(二)评价各间接作用子系统的产出效果
根据间接作用因素对产出的作用再考虑到实际情况予以评价出各组成间接作用系统的子系统的效果(包括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对社会效果的评价可以通过间接作用系统的各子系统对产出所起的作用大小来评判。一般可以从社会效果的主要指标来进行(在下例中我们用财政收入来代替作为评判标准)。对经济效果的评价则可以根据间接作用系统各子系统对经济效果所起的作用即财政收入指标来进行相关性评价。
我们在表3—1中用xijyij来分别表示行政管理这类间接作用系统各子系统对所产出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定量评价值,它们可以用下列矩阵来表示:
从每一个横行中,我们可以得到对组成某一行政管理系统的子系统的间接作用的因素的评价值,令它为ei,那么ei可以用下式表示:
全部行政管理子系统的评价值为:mmn
在每一纵行中,可以得到行政管理子系统的每一个子系统所产出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的评价值。用rj来表示:
行政管理的系统的产出所得到的总评价值为
(三)求产出系数和消耗系数
1.产出系数。产出系数是指每一种间接作用子系统的评价值在全部间接作用系统的总评值中所占的比重,如果用fi表示产出系数,按1—1式所设,则:
2.消耗系数全部投入所起作用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间接作用系统的各子系统因素上分别投入的资金bi,另一部分是投入到直接作用系统各子系统因素上的资金ai。所以全部作用因素的总投入为hi=ai+bi,总投入则为:
按1—1式所设,消耗系数应为ci,则:
i = 1
(四)求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系数
根据1—1式,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系数可以用下式来表示:
从上式可以看出,行政管理效果系数有如下几个特点:
1.当0≤vi<1:在一般情况下的行政管理中,产出总是大于零,极限情况是等于零,即有fi≥0,而消耗系数总是为ci>0,所以一般情况下,总有vi≥0。这种情况可以说明不管在任何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总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效果的大小程度如何,就有极大的区别。
一般来说, 0≤vi<1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反映行政管理经济效果如下几个问题:
(1)行政管理的效率特别低下。在理论上可以说明该地区或部门的投入与产出大大背离,直接反映出了行政管理工作的低效性;
(2)该地区或部门的行政管理组织机构配置极不合理,出现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甚至官僚主义特别严重;
(3)该地区或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大大超过了按效率配置的原则;
(4)某种程序上也可以说明行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未得到充分发挥或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极其低下。
2.vi=1:即fi=ci,这是现实中的产出与投入在“价值”上相等的情况。从经济效果的情况来看,这相当于生产企业的盈亏平衡点,即在此点出现了行政管理这种投入与产出不同质的两类事物间接出现了平衡,但并未取得良好的经济效果。
在行政管理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
(1)众所周知,在行政管理系统中,考核其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高效率,但是究竟如何才算是高效率,却无定量的标准。而这种评价方法间接地给高效率提供了一个定量的在投入与产出相对平衡时的标准。
(2)这种评价方法不但可以指出工作效率的数量程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指出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的定量分析问题。
(3)它有较合适的可比性。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任何一个系统中,只有在一定相似或相同的条件下,进行比较才是有价值的。3.当vi>1时。这种情况说明该地区或部门的行政管理效果与其它地区或部门相比取得了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并且可以反映出其工作效率或社会、经济效果从量的方面高于其它部门的程度。一般来说,当vi>2时,就可以说明其工作效率、人员配置、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等趋于合理和有效,同时也可以说明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得到了较好的发挥。
四、几点启示
1.我们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系数的大小标准,按照市场配置行政管理资源和履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计划配置资源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调整或改革行政管理的组织结构,按照保证能够使市场经济有秩序的正常合理运行及行政管理的高效率来促使行政管理这种特殊资源实现优化配置,从而保证行政管理机构结构合理化;
2.在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中,应摈弃那种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形成的专业式的行政管理机构设置原则,将现存的“产品控制型”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按vi系数应等于或大于2的原则进行重组,形成综合管理型的行政管理部门机构,使我国行政管理尽快走出条块分割、互相排挤的格局;
3.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适当扩大地方行政管理的权限。根据行政管理经济效果系数调整地方政府与中央各部、委下属机构的权力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央应主要根据制订相应的法律和从宏观调控来履行政府的各项管理职能,缩小乃至撤消在地方上设置的不必要的条条机构,只要地方政府能够决策、组织、监督、控制和服务的事务,就应由地方政府来办;